一 :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我曾经的工作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原称学术情报研究所，简称情报研究所，于1978年10月成立。所址设在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三楼。1992年10月5日，根据国家科委关于采用“科技信息”的称呼取代原来“科技情报”的决定精神，情报研究所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并由院部向上海市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将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信息研究所。当年12月2日，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发文同意更名为信息研究所。1998年12月迁址中山西路1610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13楼。 情报所的建所可以溯源到1959年建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研究室。虽然学术情报研究室不是情报研究所的前身，但是在人员、架构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由于国内外政治思想理论形势的需要，为了解、研究国内外学术理论动向，向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社会科学院从各研究所抽调了部分青年科研人员成立了学术情报研究室。名义上是1个研究室，实际上是1个研究所的编制。全室共30余人，下设办公室、国外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综合组、翻译组、图书资料组，杨国璋任室主任。学术情报研究室与同时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室，均由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直接分管。“文化大革命”中学术情报研究室随同社会科学院建制被整体撤销，人员解散，资料也散失殆尽。 1978年5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备小组后，建立情报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也随之展开，并组成了由金哲、丁珊为负责人的筹建小组，主要任务是调集人才、搭建机构。经过两、3个月的筹备，情报研究所已具有二十多人的规模。最初的人员大致来自3个方面：一是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研究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二是上海各高校外语专业新毕业的大学生；三是部队转业的总参情报系统和总政联络系统的外语干部。当时调进情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均具有较强的外语读写能力。最先建立的是翻译、编辑和资料3个组。 1978年8月25日，所筹备小组向院筹备组上报的《关于学术情报研究所筹建工作的初步打算》（讨论稿）中提出：“学术情报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应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市委和院部的具体要求，尽快组织培养一支既懂外文又懂专业的学术情报队伍，以研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情报为主，兼顾研究国内学术情报，力争迅速翻译国外报刊和杂志有关的学术文章和专著，积极反映国内外学术活动的情况，为深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提供原始资料，为领导提供学术情报。”同时，决定由情报研究所恢复出版《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月刊）、《学术界动态》（不定期、内刊），创办《外国文学报道》（双月刊），并提出“以刊物带所、以所办刊物”的办所方针。 根据上述研究方向和工作任务，情报研究所在筹建期间基本上沿袭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研究室的机构设置：办公室负责所内行政管理工作；哲学组负责研究国内外哲学情报，提供有关哲学领域的学术资料；经济组负责研究国内外经济情报，提供有关经济方面的学术资料；历史组负责研究国内外史学情报，提供有关史学方面的学术资料；编辑组负责编辑、出版《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学术界动态》和《外国文学报道》；翻译组负责翻译国外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论文、专著和资料。此外，办公室还下属图书资料室，直接为所内各业务组服务。最初的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也基本是原学术情报研究室的人员，包括杨国璋、许本怡、金哲、李良美、陈蜀琼、李燮英、张德璆等。 1979年3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蓝瑛任情报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江波任党委副书记，杨国璋和许本怡任副所长。情报研究所为正局级单位，实行所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由所长主持日常行政和业务工作。1980年1月24日，院部批复同意所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由许本怡、杨国璋、金哲、周铭德、张祥年、陈鸿寿、董进泉等七人组成，副所长许本怡任主任，周铭德任副主任。情报研究所下设哲学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政治历史研究室、编辑室、资料室和办公室。经院党委批准，1980年4月4日正式任命各研究室正、副主任：哲学室主任金哲、副主任郑开琪；经济室主任许本怡、副主任高立育；政治历史室主任江波（兼），下设2个组：政治组组长丁珊、副组长陈鸿寿，历史组组长董进泉；编辑室主任周铭德，副主任李良美、詹述仕；资料室主任于志（兼）、副主任崔宝鼎；办公室主任于志。 至1983年3月底，全所在编人员87名，特约研究人员1名，为本所在编人数最多的时期。其中科研、科辅人员80名，约占92％；行政干部6名，职工1名。在上述人员中，属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归队的有15人，由大专院校和中学调进的有11人，机关调配、部队转业和其他实际工作部门的有43人，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有18人。在科研、科辅人员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72人，其他学历的8人。 掌握外语是进入情报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必备条件之一。当时在80名科研、科辅人员中，掌握三门或三门以上外语的有6人，其中尤以蔡振扬、许步曾、郑开琪等较为突出。蔡振扬懂得英、俄、法、德、日等八门外语；许步曾除精通英、俄、德、法语外，还通晓希伯来语和拉丁语；郑开琪对俄、英两门外语有丰富的翻译经验，特别是对德语有精湛的研究。全所科研、科辅人员所掌握的外语语种包括英、俄、法、德、日、西、越、印尼等8种。但由于科研人员大多所学专业为外语语言和文学，缺乏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只能在工作中重新学习。 据1979年3月底统计，全所在编人员平均年龄为44岁，其中六十岁及以上者10人，46－59岁28人，30－45岁33人，29岁以下16人。与院内其他研究所比较，当时情报研究所中青年人员的比例较大，具有朝气和活力。 在全所科研、科辅人员中，原先有职称者为7人，其中教授2人、讲师3人、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各1人。1979年底恢复科研职称评定时，全所经职称评定并复核的有47人，其中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20人、研究实习员25人。1982年8月全院进行第二次职称评定，晋升、新评副研究员、副译审、副编审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0人。 鉴于当时情报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保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学术界动态》和《外国文学报道》等三份刊物的编辑与发行，所以全所对基础资料的建设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并将原先的资料室改为基础资料研究室。青年科研人员基本上都先在本所的资料室熟悉有关的专业知识。通过几年的挖掘、定购、搜集、交换，至1982年底，资料室已有藏书5000余册，其中外文字典、词典及各种工具书达300本左右。资料室订阅中文期刊15七种，其他单位赠阅期刊8六种，共达24三种。此外，为加强科学研究，原来的编辑室也更名为综合研究室。该室藏有内部资料达5二十二种，其中属本所订阅的有二十四种，其他单位赠阅的有近500种之多。至于办好三份刊物，特别是《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和《外国文学报道》所需的外文资料，主要靠本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外文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本院图书馆的外文报刊的到刊周期相当长，而上海图书馆的外文报刊借阅手续又比较严格，所以就由资料室牵头，组织了1个由20名外语能力较强包括不同专业的选题班子，定期去上海图书馆查阅并复印，以保证刊物的编辑、出版。 为加强学术管理，情报研究所于建所之初就设立专职学术秘书，先后由李燮英、黄德兴等负责。1985年设学术秘书室，承厚浩任副主任。1988～1993年施显生任主任。自1996年1月始，学术管理工作归属办公室，设学术秘书1人，先后担任学术秘书的有赵向薇、贺龙宝、殷皓洁。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为加强对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认识和对情报学的研究，自1985年2月始，新建情报学研究室，由朱锦任主任。1987年7月所内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保留情报学研究室，副主任张新华；国际政治室，主任陈鸿寿、朱坚劲（1994年起）、徐觉哉（1996年起）；《文摘》编辑室，主任黄德兴；综合研究室兼《学术界动态》编辑室，主任储有德，副主任沈智、荣颂安；资料室，副主任蔡文之。撤销哲学室、经济室，改设国内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主任李良美；国外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主任谈谷铮（1989年2月起）、张学群（1992年1月起），副主任乔桂云；新学科研究室，主任金哲，副主任刘峰、陈金桂。1992年5月，新学科研究室改称新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李良美（1992.5～1994.11）、鲁方根（1994.11～2001.3），副主任承厚浩（1992.5～1993.11）。 1995年12月8日，上海市政府任命沈国明为信息研究所所长。经过调研和全所范围的多次讨论，达成了对信息研究所的功能定位及自身发展的共识：以信息研究为基础，以图书馆为依托，以信息产业化为方向，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转变机制，面向市场，联系现实，自我发展。根据这一办所方向和工作任务，1997年10月，对部分研究室予以更名，除保留办公室、信息学研究室、综合研究室、《文摘》编辑室外，原国外社会科学信息研究室更名为信息文化研究室，原国内社会科学信息研究室更名为知识经济研究室，原国际政治研究室更名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室，原新学科研究中心更名为新学科研究室。与此同时，根据院部统一部署，信息、图书逐步一体化的操作也开始实施。 2000年8月，因副院长兼信息研究所所长沈国明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经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由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贻志主持信息研究所工作。2001年1月，梁新来任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兼所党总支书记。 2001年1月，为加强社会科学信息研究、信息传播与信息服务，院部决定信息研究所、新闻研究所、院图书馆实行一体化运作，党组织、工会、妇委、办公室合一，对外仍是三块牌子。与此相应，原信息研究所下属研究室建制有所调整。自2001年3月起，信息研究所下设：信息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新华；国外社会科学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沈永林；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徐觉哉；区域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楼培敏；企业信息化研究中心（2005年起更名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伟民、徐漪（2005年起）；信息化政策法规研究中心（2005年起更名政务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江岚；上海市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分中心，常务副主任黄晖；现代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赵腓罗、武志勇（2004年起）；《文摘》编辑部，主编王贻志（兼），常务副主编张绍光（2006年起），副主编夏伯铭、李兆雄；联合国公共行政全球网络亚太区域中心编辑部，主任王建华。 2005年起，院图书馆重新分离，不再隶属信息研究所管理。 多年来，信息研究所（情报研究所）有众多组室和个人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表彰：哲学研究室获1981年度院先进集体，陈燮君、李良美、黄蕙馨获1981年度院先进工作者，学术秘书室获1983年度院先进集体，乔桂云、荣颂安获1983年度院先进工作者，情报研究所、院科研处“社会科学情报信息交流会”工作组获1985年度院先进集体，李良美获1985年度院先进工作者，徐觉哉、楼培敏获1987年度院先进工作者，王国荣、徐信林获1990年度院先进工作者等。 在建所30年的时间内，先后担任所长的有：郑开琪（1986.5～1989.4）、沈国明（1995.12～），2000年8月起由王贻志主持工作。先后担任副所长的有：杨国璋（1979.3～1984.12）、许本怡（1979.3～1983.9）、郑开琪（1984.12～1986.5）、金哲（1984.12～1994.12）、沈耀庚（1988.12～1992.5）、宓殿群（1989.4～1993.1）、陈燮君（1992.3～1996.1）、王德华（1993.9～2001.1）、梁新来（2001.1～）。 担任所顾问的有：周煦良（1979.10～1984.1）、杨国璋（1984.12～1985.12）。 担任所长助理的有：金哲（1981.10～1984.12）、周铭德（1981.10～1984.9）、乔桂云（1993.3～1993.9）、徐觉哉（1999.5～）。 所办公室主任于志于1983年1月调离后，金哲任代主任（1983.1～1985.2），此后担任主任的有张学群（1986.11～1990.11）、陈望观（2001.3～2006.1）、程伦华（2006.3～）；先后担任副主任的有陈望观（1985.2～2001.3）、高乃义（1985.3～1987.6）、杨丽华（2001.3～2002.8）、程伦华（2002.11～2006.3）。 自1980年起，建立所学术委员会。现届学术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王贻志，委员张新华、郁鸿胜、楼培敏、徐觉哉。聘任委员会由六人组成，主任王贻志，委员梁新来、徐觉哉、程伦华、武志勇、殷皓洁。预算管理委员会由八人组成，主任王贻志，委员梁新来、程伦华、张新华、徐觉哉、武志勇、李兆雄、陈江岚。 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信息研究所（情报研究所）的领导机构1990年前为党委，后改为党总支。领导人的更迭：党委书记蓝瑛（兼）（1979.3～1984）、钱镜寰（1984.12～1985.12）；党委副书记江波（1979.3～1983.12）、张潄芳（1980.12～1984.6）、沈耀庚（1984.12～1990.8）。1990年所党委改为所党总支，下设党支部。先后担任总支书记的有：沈耀庚（1990.8～1992.5）、陈燮君（1993.6～1996.1）、王德华（1996.4～2000.12）、梁新来（2001.1～）。期间，党总支曾设专职副书记，由施显生担任（1990.8～1996.1）。 至2007年末，全所共有党员28名，下设三个党支部。自建所以来，共发展党员18名。 由于党组织努力为所的发展提供思想和组织保证，团结、带领全所人员锐意创新、不断进取，2004-2006年，信息研究所党总支连续三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有多名党员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先后获院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有：蒋荣钧（1993.7）、程伦华（1996.7）、梁新来（2004.7）田作高（2005.7）。2006年7月徐觉哉获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所人员参加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九三学社、民进等。目前有九三学社成员1名。 1984年9月，乔桂云被选为出席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的代表。 1998年，沈国明由上海市第十届人大代表连选为十一届人大代表。2001年上海市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又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被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经组织推荐，张新华连任第七、八、九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1988－2003年，邓伟志被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我所自1985年始成立所工会。新一届工会于2006年6月改选，现任主席殷皓洁。所工会于2005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先进工会称号。李兆雄、殷皓洁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会积极分子称号。2007年12月，所工会被上海市总工会评为2007年度上海市模范职工小家。 我所共青团的工作在党委领导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1982年，情报研究所团支部获上海市青年突击队称号。1987年5月，张珠圣被评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团员。 我所自1985年始成立妇委会。新一届妇委会于2006年6月改选，现任主任蔡文之。所妇委会于2007年获2005～2006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历年来我所被表彰的院“三八”红旗手有：张启新（1983年）、谈春兰、韩美娟（1985年）、蔡文之（1987年）、周梅芳（1989年）、赵向薇（1991年）、楼培敏（1992年）。1990年3月，蔡文之被评为兼职优秀妇女工作者。 截至2007年末，信息研究所共46人，具有专业技术职称44人，其中正高9人、副高20人、中级10人、初级5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在全所46人中，博士和博士后11人，占23.91％；硕士13人，占28.26％；本科10人，占21.74％；大专11人，占23.91％；高中及以下1人，占2.18％。 截至2007年末，信息研究所离休5人、退休51人，总计56人。 信息研究所在发展历程中，先后有多名科研和行政管理人员调至院外或院内其他部门工作。如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院人事处处长杨鲁民，院工会主席谈春兰，院统战部部长黄定奎，院图书馆馆长周铭德，院妇委会副主任（专职）周梅芳，院图书馆副馆长庄建明等。 (以上摘自2008年所庆材料）

二 :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经济走势跟踪

Macroeconomictrendmonitor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决策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与政策跟踪》课题组

2014年第14期（总第1431期）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本期要点]：央行重启正回购压力荷尔蒙会延长金融危机安倍“女性经济学”有待充实OECD：各国需加码全面改革互联网让中资银行四面受敌人民币汇率连跌

经济热点

央行重启正回购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各银行进入2014年后高速起跑，月度新增贷款达到四年高位，似乎没有理会政府遏制信贷增长的努力。中国各银行在年初集中放贷是符合惯例的，但即使计入季节性因素后，今年1月的放贷数字仍异常强劲。上月人民币新增贷款达到1.32万亿元人民币（合2180亿美元），几乎达到12月总数的三倍，比市场预期高出2000亿元人民币，而且是自2010年1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总数。中国最广义的新信贷发放指标（包括有“影子银行”之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放贷）也出现飙升。1月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量达到2.58万亿元人民币，比预测高出约25%。

放贷繁荣预示着中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内前景向好，缓解了较高的市场利率会使企业得不到融资、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但它加剧了另一方面的担忧，即中国已变得越来越依赖债务，而政府难以推动银行和企业摆脱这种依赖。“我得到的印象是，天哪，两个指标（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又这么强劲了，”瑞银（UBS）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当局收紧政策的力度根本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么大。”

中国央行在过去一年里逐步引导市场利率上升，导致去年6月和12月先后发生两场“钱荒”（后一次程度较轻），期间银行相互拆借的利率向两位数水平飙升。

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此前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的新领导层愿意承受经济较低增长的短痛，以换取杠杆率较低、经济更健康的长远收获。中国的总体债务水平已从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30%飙升至去年的大约210%，这种增长已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中国的金融稳定发出警告。

然而，1月放贷的强劲程度让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现在你知道中国央行并非真的在收紧，”美银美林分析师陆挺在一份简报中写道。“央行的政策立场仍是中性的。”

每当货币市场利率大幅飙升时，中国央行就会迅速向银行体系紧急注入资金，以防财务问题蔓延。这种操作帮助稳定了市场利率——尽管利率水平比过去高了一些。

仔细看看1月的信贷数字，能看出一个潜在的转变，即从影子银行放贷转向在更大程度上由银行进行表内放贷。虽然高于预期，但上月社会融资总量与2013年1月的2.54万亿元人民币基本相当。

分析师表示，这种转变如果持续下去，将意味着北京方面试图控制住不断增长的影子金融业，同时不对整体经济造成过大损害。信托公司（中国最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近期接二连三闹出违约恐慌）的放贷降至1040亿元人民币，为去年同期的一半。“央行对影子银行放贷的收紧，起到了迫使银行恢复资产负债表内放贷的效果，”瑞穗证券（MizuhoSecurities）分析师沈建光表示。中国央行在近几个月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影子贷款，使银行更难将资金转向表外产品。

1月份放贷激增已成了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由于央行通过一种粗略的配额制度控制全年放贷，各商业银行在年初急于发放贷款，以争夺尽可能大的配额。据官方媒体报道，要不是央行在1月最后一周对各大银行施压，要求收敛放贷，该月的放贷数字本来会更加火爆。

中国央行2月18日从货币市场回收了480亿元人民币（合79亿美元）资金，这一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举措表明央行对年初出现的信贷飙升感到担忧。中国央行通过14天期债券正回购操作回笼了资金。这是中国央行8个月来首次使用正回购操作来回收流动性。交易员们表示，中国央行通常会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前一天评估银行需求，但这次它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就实施了正回购操作。中国主要股指——上证综指继上周上涨之后，2月18日下跌0.8%。

中国央行回收流动性之前，今年1月份正规银行和影子银行放贷出现飙升。上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32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去年12月份的3倍，超出市场预期2000亿元人民币，并创下自201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的银行通常会在年初大举放贷，但今年1月份的新增贷款异常强劲。中国货币条件在过去6个月里剧烈波动，引发人们怀疑中国政府是更关注抑制信贷还是更支持增长。去年6月中国出现“钱荒”，12月又出现程度较轻的流动性紧张，似乎表明中国政府打算收缩流动性，但在一系列短期资金注入之后今年1月的贷款飙升显示出不同的方向。分析师们表示，昨日的正回购操作表明，央行实际上的确倾向于紧缩，尽管力度比较温和。澳新银行（ANZ）分析师周皓表示：“它表明中国央行认为当前市场流动性状况过于宽松。央行倾向于保持整体紧缩的流动性状况。”在去年6月和12月出现“钱荒”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短期流动性指标——7天期债券回购利率飙升至近10%的水平。但在周一，该利率降至4%以下——这是中国央行似乎已觉得过低的水平。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压力荷尔蒙会延长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剑桥大学（Cambridge）神经学家、前华尔街交易员约翰?科茨（JohnCoates）领导的一项独创研究显示，金融交易员在市场强烈波动期间所感受到的压力，会降低他们对风险的兴趣。这种现象可能会延长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

这项研究成果为“Cortisolshiftsfinancialriskpreferences”2014年2月18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网络版上，全文见：

（http://www.61k.comontent/early/2014/02/13/1317908111.full.pdf+html?sid=2281e863-9f42-407e-9b11-04af43a4bf29）。该成果综合了实地和实验室研究。科茨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市场波动性上升的8天内，伦敦金融城（CityofLondon）一组交易员分泌的压力荷尔蒙可的松（stresshormonecortisol）水平平均增加了68%。

这些科学家将这一发现带到剑桥大学的阿登布鲁克医院（Addenbrooke’sHospital），他们利用药理作用——氢化可的松片剂——来提高实验志愿者体内的可的松水平，同样是8天内增加68%。接着实验参与者玩了一场激励式冒险游戏。结果显示，可的松水平提高的试验者风险兴趣大幅下滑，其中一项衡量指标显示下滑幅度达到44%。

科茨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对金融界影响重大。亚临床压力会影响人们的冒险行为，而这是常规风险衡量指标所检测不到的。他表示：“无论是交易员、风险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者，没有人意识到，一种强大的生理机制在影响市场。”这项研究还对风险偏好稳定的假设提出质疑。他表示：“这种假设……是几乎所有经济模型的基础，并且事实上也是所有市场情绪指标的基础。”

在市场提供最具吸引力的机会时，个人和企业事实上却往往会变得无动于衷。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最需要冒险者，但压力荷尔蒙的不断升高会助长普遍的避险情绪，这种情绪有时被称为非理性悲观。科茨教授总结称：“这种对压力的反应，可能会因此加剧市场的不稳定并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

（FT，2013.2.18）

安倍“女性经济学”有待充实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3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未能重拾动能，经济增速仅达到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三分之一，这令外界对“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式复苏的持久性产生疑问。日本内阁府2月17日公布的初步估值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计算，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对外贸易是一个弱项：日元疲软几乎没有带来更多出口，同时却大幅提高了进口能源价格，这使得日本一度炫耀的贸易顺差转变成日益扩大的巨额逆差。随着贸易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增长的引擎，作为经济支柱的国内消费也将很快遭遇障碍，今年4月日本国内消费税上调可能会损及消费。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TakujiAida表示：“去年10-12月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内需。”经济学家原本预计，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将摆脱去年年中的放缓趋势，增长3%，接近去年上半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时承诺刺激经济增长后实现的较快增长水平。而2月17日的数据显示，更为不确定的经济增长趋势较去年7-9月当季毫无变化。在消费税上调3个百分点的政策实施之前，预计消费者将继续为当前季度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持。消费税即将上调（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首次）正鼓励一些消费者购买大宗商品，给经济活动带来暂时的额外刺激，但预计在4月消费税上调后，购买活动将放缓。经济学家表示，消费的放缓幅度以及经济复苏速度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未来将至关重要。

在日本安倍经济学遇挫的情况下，安倍晋三上个月又提出，“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日本必须成为一个能让女性发光发热的地方，”。他在演讲中还说，如果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像男性那样高的话，日本的产出可能会提高16%。去年在伦敦，他也曾摆足推销安倍经济学的架势，发表类似的言论称：“我决心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我将为此准备好架构，使之成为可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认为，安倍“女性经济学”有待充实。他指出，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萎缩，管理日本的老一代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女性的需要超出他们原本的想象。从现在开始，日本女性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全干了。她们必须生育更多的孩子，因为眼下日本出生率仅为1.4，远远低于补充人口所需的2.1。她们必须照顾孩子，因为保姆供应短缺，而且尽管聘用外国保姆的做法在香港等地相当普遍，日本的法律并不鼓励聘用外国保姆。她们还必须照顾老人，因为日本有11%的人口超过75岁，并且日本人认为住养老院是一种羞耻。哦对了，在她们做这些的同时，她们还必须有正式的工作，以便为提振日本的GDP做出贡献。可想而知，女性无法同时做到这一切。安倍晋三提到的玻璃天花板更像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他希望建立的有利于女性的“架构”却像纸糊的一般脆弱。因此，很多女性实际上在“罢工”——她们更晚结婚、少生孩子。

从某些方面来说，她们肯定没在罢工。眼下有更多的女性在保有工作的同时继续履行其家庭“责任”。女性就业率一直稳步上升。去年，日本在职女性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大多由富国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15岁至65岁的日本女性中，有63%在职，略高于经合组织62%的平均水平，不过与美国（68%）和英国（70%）等国仍有一定差距。

消除这一差距（比如通过将日本女性就业率提高4至5个百分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然而，这种做法不会创造奇迹。预测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日本社会对大规模引入移民感到厌恶，日本劳动力将以每年约0.5%的速度持续缩减。

之所以不看好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能产生很大经济效应，一个理由是女性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约55%的在职女性从事的是非正规工作，平均收入为全职工作的男性同事的一半。很多女性之所以从事这些工作，不是因为她们在践行女权主义，而是因为她们需要补充丈夫的收入（可能在日益减少）。还有一些是单身妈妈，需要独自抚养子女，这类人群的数量近年来也有所增加。

要衡量增加这类就业的经济效应，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场思维实验。假设所有家庭妇女都去邻居家工作，照看邻居家的孩子或老人，这只不过会为政府创造一个应纳税收入来源，她们实际提供的照顾仍将与原来一样多。

只要家庭经济状况允许，女性在孩子出生后往往会离开工作岗位很长时间。大多数妈妈最终会重新出去工作，但通常从事的是薪资较低或者职责较轻的工作。在很多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而日本的情况则不同，日本女性就业率在她们养育子女的那些年里会下滑，不过由此形成的所谓M型曲线如今已开始变平坦。

如果日本真的想要让“女性的能力”发挥作用，该国需要来一场更具革命性的变革。企业文化和社会态度必须转变。幸运的是，文化习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变。政策能够改变文化习惯。如果要让女性“把所有的事情全干了”，就得让她们“拥有一切”：薪水丰厚的职业和生孩子的机会。这意味着，弹性工作、更多女性走上“职业轨道”以及管理岗位对职场妈妈更加包容。从这些方面衡量，日本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的得分格外低。另外，如果日本想要从一个制造业主导型的“模拟”经济转变为一个适应时代的“数字化”经济，从而在这个开放的、由信息推动的数字化时代拥有竞争力，那么女性所具备的技能将变得前所未有地关键。让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

安倍晋三是否会促成这场革命？看上去不太可能。他个人的社会观点往好了说也只能算是传统的。他任命的一些官员（有女性也有男性）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别提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放在19世纪50年代都不会显得过时。如果他要充实自己的观点的话，就必须把部分政治资本投入到真正的立法改革和由领导层拉动的改革当中去。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他那些激动人心的“女权主义”言论就仍将只是些空话。

（综合消息）

OECD：各国需加码全面改革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2月20日出炉的报告中警告，若欲避免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重演，各国需进行全面改革，以激励提高生产率，降低贸易壁垒。OECD早前的一份报告亦指出，全球化加大了经济体受外部冲击的风险，这种不稳定性令经济预测的难度大增。而本月的高盛全球经济先行指数（GLI）也已下滑到一年多以来最低水平，稳稳地守在「放缓」区域中。

1后危机阶段改革动能放缓。OECD在题为《向增长迈进》的报告中表示，在后金融危机阶段，改革动能有所放缓，现多是零散而渐进的举措。澳洲在今日主持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将致力于推动促成长议程，OECD的报告与其意图相符。澳洲财长霍基一直要求采取正式的全球增长目标，该目标将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期，当前IMF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到3.7%。

OECD首席经济学家暨副秘书长帕多安说︰“自危机以来生产率普遍减速，这预示了一个低增长新时代的开始，这些忧虑已经在OECD发达国家盛行一段时间了，现在也涵盖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也受到许多国家失业率高企和就业参与率低下的助燃。”帕多安指出的问题包括，全球贸易放缓、企业投资乏力与许多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建议的补救措施有，降低竞争监管壁垒、进一步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将税收从劳动力向消费、房地产和遗产转移等。

报告分析认为，不同国家则面临□不同的挑战。面临人口老化问题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需要扩大就业参与率，部分要靠吸引更多女性进入职场。OECD指出，由于新兴市场对于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最终正常化的冲击抵御力极差，这些任务是刻不容缓的。而联储局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举措已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出现极端压力，因外资都进入发达市场寻求更好的回报。联储局主席耶伦今日参加G20峰会时，可能会听到很多这样的忧虑。

据OECD官网发布2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其对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近几年经济复苏速度的估计过高。而报告分析了出现误差的关键原因和经验教训，为提高类似预测的准确度提供参考。OECD总结称，对经济预测进行分析，为探索全球经济危机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新思路。对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所作的预测误差幅度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全球化加大经济体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对银行体系薄弱的国家所作的预测出现较大的负误差则表明，在经济预测模型中，金融要素应被赋予更大的权重。

而本月高盛的GLI显示出，经济活动增长进一步减速，经济状况仍停留在“放缓”区域，虽然放缓的程度并没有加深太多，但整体经济动能水平在过去6个月中还是出现了显著的下滑。不过，由于考虑到恶劣天气因素对国家经济数据的影响，期待最终的数据能够显示出更强劲的复苏信息，令形势逆转。GLI数据中有7个分项数据，2月份这7项数据均没有改善，但是恶化的程度有的加深有的减弱。其中费城联储局指数和新增订单指数都急速下降。高盛还表示，当前「放缓」这一状态对于风险资产的支持程度不及“扩张”状态。从去年8月以来持续减弱的经济增长水平是令人担忧的。

2新兴市场危机源于过度信贷。德意志银行指出，对于新兴市场危机的持续性问题，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它仅仅与经常帐户赤字国家有关，或者说局限在所谓的“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德银在报告中指出，新兴市场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信贷，经常帐户赤字只是征状，过度信贷则接近于病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香港地区、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和匈牙利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的升幅均大大超过20%。德银认为，当信贷周期急速掉头，那些经常帐户赤字、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相比经常帐户盈余国更加脆弱，但这绝不意味□盈余国对信贷和资产周期逆转具有免疫力。“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1990年经济滑坡之前以及之后20年，一直都保持很高的经常帐户盈余。但这并未让日本免于遭受剧烈的资产崩溃。”德银警告称，大量因素都预示□新兴市场资产可能进入多年的、漫长的表现落后周期，而不是加速崩溃，但也存在形势恶化的风险。如果把危机比喻成一场金融爆炸，那么找到导火线比预测点燃导火线的事件相对更容易一些。毫无疑问，在当前已经存在的导火线中，足以引发远比“脆弱五国”经常帐户调整更大的危机。

3削减千亿开支巴西恐难践诺。为了提升投资者对巴西市场的信心、实现财政盈余目标与避免主权评级下调，巴西政府昨日宣布将削减185亿美元（约1443亿港元）财政开支。受此消息影响，巴西货币雷亚尔升值0.6%。巴西财长曼特加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次削减开支是为了“财政整顿”、降低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削减的支出大部分来自于可自由支配支出，一小部分出自法定支出。而卫生、教育、社会发展和科技等领域的支出将不会减少。曼特加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财政盈余目标是巴西GDP的1.9%；实现这个财政盈余目标，巴西政府必须削减185亿美元财政支出。分析认为，削减开支有利于遏制通胀。巴西央行在过去几个月中把利率从7.25%调高到了10.5%，以实现4.5%的通胀目标。此外，巴西主权债务评级下调的压力很大，巴西政府不得不以削减开支提高巴西政府的信用，并藉此向投资者示好。去年6月，巴西的评级就曾遭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展望为负面。然而，巴西兑现这样的承诺仍然具有挑战。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所罗门表示，在一个经济增长越来越低的环境中，兑现这个承诺非常困难。

（香港商报，2013.2.22）

国内与港台经济

互联网让中资银行四面受敌

顾蔚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撰文指出，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公司已经重塑了中国零售业的格局。现在它们又在挤压国有银行。中资银行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不良债务增加，外界对其销售的投资产品的担忧以及定期发生的钱荒推高其融资成本。不过，这些都还不是中资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管理着20亿美元资产的重阳投资创始人裘国根此前告诉其阳光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中资银行最应该担心的莫过于来自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等互联网公司的挑战。

中资银行目前四面受敌。首先，蓬勃发展的在线货币市场基金正在吸引银行的存款客户，迫使银行支付更高利息来留住资金和客户。截至目前，这部分资金的占比仍然很少，相当于活期存款的2%左右，但瑞士信贷预计今年该比例将达到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银行系统发生钱荒，导致银行间贷款利率飙升，这些在线货币市场基金才能如此迅速蹿红。举例来说，阿里巴巴集团推出回报率高于6%的基金产品吸引投资者，而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通常在4%，剩下2%的回报则是银行的利润。

银行不会因为这些新竞争者的出现就垮台。新竞争者目前处理的只是投资者账上的一些余钱，以及小微公司的小额借款而已，这些领域往往是资金充裕的银行不屑一顾的。但他们为了留住客户，不得不和那些资金充裕的创新公司硬拼，给客户更好的回报，银行的利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将会影响到它们未来筹措新资金，以便填补预期贷款亏损的能力。这些互联网基金实际上加快了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为了与互联网公司竞争，中国工商银行、平安银行和其他银行在温州等竞争激烈的市场提供的货币市场产品收益率均超过了6%。如果这些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推出，银行的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长期来看，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存款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应该会收窄，但在线融资仍然有方便快捷的优势。资金大转移才刚刚开始。在美国，首家能够开支票的货币市场基金诞生七年之后，其资产已增至家庭银行存款规模的近一半左右。

其次，网上特别是手机在线支付日渐流行，消费者使用银行提供的支付服务越来越少。中国消费者已经开始用手机支付出租车费，通过微信等应用程序和亲朋好友交换红包。尽管很多人仍然担心手机支付的安全性，但这种担忧情绪应该会逐渐消退。

随着在线支付的兴起，消费者更愿意将钱留在支付账户内，这就更有利于在线投资的发展。除了淘宝集市和天猫商城，支付宝目前为超过50万个商家处理支付交易，其中也包括水电账单等。银行提供的在线支付服务大多要求与开户行是同城，而支付宝用户可以在更多的城市，处理范围更大的业务。

第三，在分销投资产品方面，在线渠道更加高效。中国太平洋保险和其他保险公司现在也在天猫商城销售保单和理财产品，这样就可以不用向银行支付巨额手续费。1月底的中诚信托兑付风波暴露出来的是，工商银行代销理财产品要收取高达本金4%的手续费。

第四，互联网公司才刚刚开始放贷，这很可能会对银行利润的最大源头构成冲击。截至目前，它们仅向小客户放贷，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改变。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掌握着其买家和卖家财务状况的大量信息，与银行相比，它们能够更好地进行信贷分析。电子商务公司可以根据商户的在线销售趋势来决定是否向他们发放贷款。

此外，互联网公司还有其他优势，比如它们承担的监管负担较轻等。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中国网络巨头站在制高点，对客户消费、投资和借款的信息尽在掌握，它们对中国银行业的破坏性影响不可小觑。

（WSJ，2013.2.21）

人民币汇率连跌

人民币2月21日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同时2月17-21日的一周或将创下三年多来兑美元的最大单周跌幅。市场人士猜测中国央行正在寻求为人民币降温，并抑制海外资金的大规模流入。

本地市场，美元报人民币6.0890元。人民币兑美元本周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0.5%，这一幅度对于其他多数货币来讲不算大，但在汇率被牢牢掌控、鲜有较大波澜的中国，已算是相当剧烈的下挫。上一次出现类似幅度的下降要追溯至2010年11月份。

交易员和分析师们表示，中国央行近来转而放慢人民币的涨势，这令他们感到意外，同时许多投资者不得不解除人民币多头头寸。自2005年进行币值重估以来，人民币已累计上涨了33%，但也吸引了所谓的“热钱”涌入中国市场，寻求从这种涨势中谋利，从而造成现金过剩的状况。眼下，出于对影子银行及坏账增多的担忧，中国央行开始出手抑制信贷增速，在此之际热钱的流入使局面更加复杂。

不过，多数人认为未来数月乃至数年，人民币仍将进一步走高，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年增速依然超过7%，且贸易顺差巨大、资本流入强劲。

在人民币过去数月快速走高后，本周中国央行设定的中间价较上周末低了0.2%。人民币汇率在离岸市场（主要是香港）自由浮动。投机客大多会在离岸市场上买进、卖出人民币。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本周下跌了0.8%，周五人民币汇率报1美元兑人民币6.08元，略高于在岸市场的人民币6.0890元。人民币兑美元无本金交割远期本周下跌0.4%。

交易员们称，预计中国央行下周将继续引导人民币走软，因为在岸市场流动性充裕，另外，中国银行业1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远高于预期。中国当局正密切关注信贷增长情况，可能会继续收紧货币政策，以帮助遏制影子银行和坏账带来的日趋加剧的风险。

一些分析师称，人民币近期的下跌也表明中国央行正在为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更自由地浮动铺平道路。中国央行2月19日称，今年将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CIBCWorldMarkets宏观策略师本内特说，一种合理的暗示是，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剧是央行在为扩大所允许的人民币交易区间做准备。类似情况曾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出现，当时市场上充斥着有关人民币双向波动的预期，之后，中国央行于2012年4月份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日交易区间将从在当日中间价上下0.5%范围内浮动扩大至上下1.0%的范围。不过，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常健不认同这一观点。她说：“考虑到日益加剧的国内增长和金融风险，我们不确定中国央行是否仍愿意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冒更大风险，无论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还是人民币更快升值/贬值的风险。”

路透社认为，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进程及新兴市场所受两轮冲击，可能有助于提供一种观察本次人民币意外贬值的新视角。对此，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联储去年5月宣布量化宽松政策未来退出日程表以来，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遭受两轮较大汇市和股市冲击。第一轮冲击发生在去年7月底至8月，以东亚等新兴市场受冲击最大；第二轮冲击发生在今年1月，起因是联储继续缩减100亿美元购债规模预期和中国经济放缓，引发美洲、东欧等全球新兴市场汇市股市动荡。首当其冲的是阿根廷。在这两轮冲击中，人民币中间价都表现出了与全球新兴市场货币颓势不同的强势升值态势。这似乎暗含了中国央行人民币中间价有意稳定汇率，以避免人民币汇市遭受和全球其他新兴市场一样的冲击。

对全球人民币交易员来说，遵循中国央行中间价指引成为金科玉律。这源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制于由中间价上下1%的波幅限制，还在于中国央行在现行结售汇机制和惯常汇率稳定机制下，实际上扮演着最大的人民币汇市交易对手方。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即期汇价与中间价保持一致走势，即使即期汇价走势短期出现偏离，最终也会向中间价靠拢。本周亦是如此，中间价自2月18日起以来走贬逾120点，至6.1176元，即期收盘价同步贬逾270点或0.45%，自今年1月高点来累计贬逾0.80%。

而第一轮冲击发酵和爆发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总体稳定，金融债务杠杆扩张步伐却相当快。当时，中国央行对此也持相对强硬立场，助推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在“6.20”创下30%的历史高位。这种总体相对强势的政策立场一直延续到去年底。

与第一轮冲击时相比，第二冲击发生时的中国经济表现更为疲弱，汇丰中国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继续下挫；虽然1月进出口数据较好，但与OECD经济体经济放缓不相匹配，而国际套利资本流入却有增无减。如今，在第二轮冲击已基本结束的本周，具有中国货币政策指向含义的人民币中间价却主动大幅贬值，汇价受此牵引出现大幅贬值，似有顺应经济放缓及应对全球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主动操作特征。毕竟，目前经济成长以及潜在增长水平存在放缓可能的中国，债务水平不断高涨，同样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美联储等全球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进程可能并不会因为人民币中间价的强势而不受影响。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表示，如果未来就业市场和通胀持续改善，美联储将继续目前进行的缩减购债计划。最近联储货币政策例会将在3月进行。

美联储为应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逾三倍至约3.6万亿美元，以此来推动经济复苏。至今，联储每月新增购债规模为650亿美元。

而全球量化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中外资金利率的利差高企，经济状况相对稳健和对外贸易持续盈余，以及外汇管制逐步放松和人民币国际化迅速推进，这都为人民币继续升值提供了理由，也为交易商通过各种途径套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资产泡沫也在膨胀。

如今，支撑新兴市场过去十余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也出现了贬值现象。2月20日，韩元、坡元、印度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披索等货币纷纷跟随出现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处于全球贸易分工链条的中间环节，也就是中国从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进口，基本对它们维持逆差；而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出口，并对它们维持盈余。

因此，在这一全球贸易运行格局中，中国经济冷暖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经济体状况，尤其是对中国顺差的东亚及新兴市场状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应货币走势也有相似之处。

2013年6月以来，韩元和人民币离岸一年远期波动趋近；本周两者几乎同步波动。这种特征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表现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和美联储QE退出进程，这种特征还可能延续，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做好准备。

（综合消息）

×××××××××××××××××××数据速报××××××××××××××××××

全球主要股市2014年2月21日收盘点（括号内为2014年2月14日收盘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16103.30（16154.39）↓；纳斯达克：4263.41（4244.02）↑；标普五百：1836.25（1838.63）↓；英国FTSE100：6838.06（6663.62）↑；法国CAC40：4381.06（4340.14）↑；德国DAX：9656.95（9662.40）↓；日经225：14865.67（14313.03）↑；上证综合2113.69（2115.85）↓；香港恒生：22568.24（22298.41）↑；台湾加权：8601.86（8513.68）↑；新加坡海指：3099.93（3038.71）↑；越南指数：570.57（572.22）↓；印度BSE30指数：20700.75（20366.82）↑；巴西BVSP：47380.24（48201.11）↓；南非金融时报40指数：42952.99（42093.15）↑

全球汇价及主要商品期货价2014年2月21日收盘价（括号内为2014年2月14日收盘价）：

欧元/美元：1.3738（1.3693）↑；英镑/美元：1.6623（1.6747）↓；美元/日圆：102.5100（101.8000）↑；美元/人民币：6.0912（6.0662）↑；CRB指数：301.58（293.24）↑；纽约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2014年3月）：1323.70（1318.60）美元/盎司↑；WTI轻原油（2014年3月）：102.92（100.35）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3月期）：7150（7139）美元/吨↑；CBOT小麦期货（2014年5月）6.0550（5.9625）美元/蒲式耳↑；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1175.00（1106.00）↑

（注：绿色下箭头表示收盘价低于上周五收盘价，红色上箭头表示收盘价高于上周五收盘价）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2014年第14期（总第1431期）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E-mail：tsg-jjs@cass.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kingwyf@263.net

邮编：100836

电话：（010）68034160传真：（010）68032473

三 :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投入的总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经济走势跟踪

ThePursuitofEconomicTrends

2009年第32期（总第954期）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内外经济动态》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破解

关系到我国亿万公众切身利益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简称《实施方案》）近日相继公开发布，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医改工作的高度重视，贯穿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的主线，始终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文件包含的理念和体制方面的重大创新引人关注。理论界和业内人士对此多思路多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建议，我们将所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分两期提供给读者参阅。

本次医改体现出的亮点和创新

1.医改覆盖面较以往更加全面。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计，卫生部原部长高强在接受CCTV《新闻会客厅》栏目的专访中强调，这次医改和过去的医改相比，涉及的范围更加全面，不仅包括医疗服务，还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包括药品供应等等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公立医院的改革，还包括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的建设，包括利用社会资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它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公平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次改革的政策措施也更加切实可行，不仅有政府增加投入，还有政府加强监管，不仅有体制改革，还有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不仅有基本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卫生人员队伍建设这些方面。

2.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在2009年4月6日《人民网》刊登的访谈中，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最终目标是要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医改方案明确提出，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实施的重大转变。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所提供的，是最低收入阶层也能获得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惠及全民、人人受益的公共产品。对于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财政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公共财政最基本的定位，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其公益性、公平性。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财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为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解决包括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内的民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医改方案，标志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整合，也标志着公共财政建设进入了一个具有新高度的新阶段。

3.转变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机制。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在2009年4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专访中认为，转变政府投入机制也是新医改方案一大亮点。在投入方式上，新医改方案一方面推行购买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有效促进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推行绩效考评，将考核结果与医务人员的收入挂钩，与政府投入相结合，以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率。此外，还推行核定收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助，要在核定收支的基础上确定。新医改方案还对加强资金监管提出明确要求。高培勇指出，政府卫生投入将被置于行政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多种方式监管之下。为确保资金投入到位，要自觉接受人大的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群众的社会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此外，还要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和代理记账制度，使其财务收支透明化。

4.转变医疗卫生管理机制。叶檀教授在2009年4月8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此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亮点就在于首次明确政府对于公共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已经意识到，不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所谓经济的转型、拉动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改革至此，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浑然一体，很难单兵突进取得成功。房改方案与医改方案预示了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对中国未来关切者绝不会忽略如此重要的信号。

另据4月8日新华社电讯稿，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胡大洋说，与以往部门自定的目标不同，这是第一次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医保的覆盖目标。对我们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90%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更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

2009年4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本次医改方案中，对政府职能的改革相当到位，具体体现在：一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是“主要承担卫生发展规划、资格准入、规范标准、服务监管等行业管理职能”；二是卫生行政部门将对医院实施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三统一”的实施可以更有效地对所有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监管，保护患者利益；三是公立医院将脱离卫生行政部门作为上级领导的体制，建立起三权制衡的运行机制，公立医院转变治理和管理模式，这将极大地推动医疗行业出现更为公平的竞争秩序。

据2009年4月7日《新华网》消息，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说，这次医改大规模增加政府医疗卫生投入是和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紧密相连的。在转变政府卫生投入机制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卫生投入机制。要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变“养人办事”为“办事养人”。二是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治理结构、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收支管理制度等都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改革。

5.公立医院改革全新突破。据2009年4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消息，公立医院改革一直被视为医改的最大难题。《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新模式，专家表示，这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一次全新突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立医院改革的困难之一在于政府如何制定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政策。社会希望公立医疗机构合理地为患者提供诊疗和用药服务，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收入最大化。公立医疗机构则希望政府全额补偿其人力成本，也就是全额支付其职工工资，以此作为其放弃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条件。

针对这一难题，《意见》明确提出，政府要增加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而且政府投入兼顾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对此，顾昕指出，新医改方案在解决政府如何“补供方”方面提出一个全新思路，即政府购买服务，根据服务契约向服务承担者支付合同款，是新医改方案之新的一大亮点。

2009年4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的意见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百姓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而“以药养医”、医药不分的体制性顽疾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之一，新医改的目标直指医药分开，就是彻底切断了医院、医生开方与药品销售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多元化办医将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之一。迄今为止，这次描述是最详细和最明确的一次。《实施方案》中对“多元化办医”进行了清晰的表述，终于厘清了政府“规划”和“规范”医疗资源的争议，即哪些医疗资源由政府“规划”，即明确规模、数量等，哪些医疗资源政府只负责“规范”，相应规模由市场自己决定。《实施方案》提出，“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明确辖区内公立医院的设置数量、布局、床位规模、大型医疗设备配置和主要功能。”“政府规划限定在公立医院范畴，社会资本进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投入的总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1.改革开放30年来各项指标增长迅速。据《瞭望》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投入的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

首先，卫生费用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支撑下，我国卫生总费用(含政府卫生投入、社会资金投入和个人卫生投入)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143.23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9843.34亿元，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0多倍。2003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达到5.6%，接近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2000年达到5%的目标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世界卫生报告》，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超过10%的国家有11个，超过8%的国家共有40个，低于4%的国家有34个。我国在192个国家中排名第105位。总的来看，我国卫生总费用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

其次，政府卫生投入增长较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不断增长，2006年政府卫生投入达1778.86亿元，比1980年增长了34倍，政府卫生投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特别是2003年“非典”以后，政府卫生投入增长更为明显。从政府卫生投入的构成来看，财政直接安排的卫生投入是政府卫生投入的主体，占政府卫生投入的比重一般在80%以上。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努力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卫生投入，积极支持各项卫生事业加快发展。2006年，全国财政卫生支出为1027亿元（不含基本建设支出），比2002年增长了61.73%，三年年均增长17.38%，不仅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速度，而且高于财政用于教育、科学、农业、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的增长幅度。

其三，卫生资源总量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卫生资源总量大幅度增长，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9.9万家，是1980年的1.66倍；床位336.8万张，是1980年的1.54倍；卫生人员542.7万人，是1980年的1.54倍。按人口计，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48人、床位2.45张。在大型医用设备上，据2004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CT4752台，核磁共振1110台，PET98台；每百万人口拥有CT3.65台，核磁共振0.85台。从数字上看，我国卫生资源的相关指标略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体表现为：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与新加坡、韩国和墨西哥相当，高于泰国和印度；千人口床位数与新加坡、巴西、埃及相当，高于印度和墨西哥；每百万人口配置大型仪器设备数高于泰国、墨西哥等国家。

2.增长背后难以掩盖的窘迫现实。2009年4月7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文章披露了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困难局面，并引用专家的观点说，学界的共识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政府长期投入不足。

从全国卫生总费用来看，1980-1995的16年间，政府用于公共卫生的经费虽有增长，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从12.41%跌至10.56%。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拨款占公共卫生机构总收入的比例也逐渐下降。据全国卫生部门的决算统计，1990年以来，政府预算拨款占防治防疫机构的收入比例从59%下滑至2002年的42%。妇幼保健机构中的这一比例从56%下降到27%，幅度更为明显。

1980年以前，乡镇卫生院提供预防保健服务的所有经费均有政府经费补偿，但到了1993年，政府经费只能补偿人员工资支出的60%。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出现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更严重的是，公共卫生机构不得不谋求“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创收，比如对必须提供的服务从免费改为收费，如计划免疫等；“节流”就是缩减原来免费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伦对此评论说，20多年来中国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特别是农村的疾病预防体系逐渐崩溃。没有人乐意和专心做卫生和疾病监督；很少对保健、卫生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流行病发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报、如何应对，这些机制已经完全缺失了。

在改革开放启程的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000多亿元。在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之时，中国的GDP已突破10万亿人民币。收入增加了，维护健康却难了、贵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看来，这是因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似乎患上了“美国病”：医疗费大幅攀升、医疗服务非常不公平，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

“四梁八柱”新概念统领医改系统工程

来自2009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医改之难，还在于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等诸多领域，而每个领域又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很多问题相互牵连，“剪不断，理还乱”。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统筹全局，循序渐进。同时，医改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医改的每一项决策都要慎之又慎。

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医改方案起草人之一王虎峰教授在2009年4月7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观点中提出了他的“四梁八柱”新概念，据介绍，作为新医改方案的主体框架，“四梁”指的是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八柱”指的是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

王虎峰说，这个框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首先，我国历次医改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公共卫生属于纯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承担所有责任，而医疗并不是，它应该由不同的利益主体去分担，除了国有资产投入还应该有非国有资产的投入。在理论上没分清楚，在政策上没分清楚，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过去我国医疗体制里，很多妇幼医院、防疫站，居然转为自收自支的了，财政居然没拨款，很多应该免费的东西我们在收费，这对我们整个公共卫生体系是个极大的削弱。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医改的攻坚点：公立医院的改革思路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3月26日《半月谈》杂志回答记者专访时指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有五个着力点。

第一，要坚持公益性。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将会有较大改革，“以药养医”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要进行改革。现在公立医院的收入来自几个方面：公共财政的投入、社会对于诊疗活动的补偿、个人支付的部分。除此之外，就是以药养医。要改变以药养医，就意味着要增加公共财政投入。这几年公共财政投入一直在增加。

第二，在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实行管办分开。对于管办分开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把公立医院从整个卫生活动当中剥离出去，公立医院是整个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当中的核心部分，它和其他系统的关联不能随意隔断。

第三，医院的管理机构要改革。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比较合适的。决策不是院长一个人决策，有专家，有政府的出资方，有社保的代表，有民意代表，几方共同参与管理。

第四，医院的内部管理要改革。要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一定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客观讲，目前医疗卫生服务当中，技术服务费用，特别是一些高难度手术的价格是不合理的。技术服务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要在适当时候考虑适当的调整。操作上不应该搞多收多得，而是工作绩效优良者优劳优得。

第五，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指南体系，提高诊疗质量和效率。要引入卫生经济学理念，建立标准化的诊疗方案，要花比较少的钱，做比较好的事。

2009年4月8日《文汇报》刊登了两位政府官员的观点。参与多次医改政策制订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说，公立医院改革是最大的难题，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处理好“维护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之间的关系。这次《意见》明确提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但如何平衡公益性和积极性，仍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难点。能否调动医务人员“维护公益性”而非创收的积极性，是公立医院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公立医院如果全部由政府投入，这虽能最大程度体现公益性，但是目前国家财力不允许，同时还有可能“养懒人”，影响医院和医务人员积极性。因此改革中一方面要增加政府投入，扭转医院逐利势头，同时通过合理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等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知识和技术价值，改善内部分配机制，调动其积极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在完善补偿机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完善医院内部管理。必须探索新的制度激励医务人员积极性，如建立竞争性的人事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等，用管理手段来解决医疗服务的效率问题。

2009年4月12日《新华网》报道，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指出，解决“以药补医”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二是进行付费方式的改变和价格构成的调整、提高医疗技术劳务的收费价格，三是在试点地区增设药事服务费。

另据2009年4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北大版医改报告的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指出，医药的分开是把医生的利益、医院的利益和药品的利益分开。只有在这一点上斩断利益链才能解决医疗费用高的问题。

2009年4月8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文章指出，不论保留多少公立医院，它们都应当脱离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除军队医院外，公立医院全部改为医学院之附属医院或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之附属医院。这些医院的管理应当采取社会化模式，即每个医院建立理事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贤达、本院医师、护士代表共同组成，决策医院重大事务，聘任、监督院长进行日常行政管理。不过，一个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必须是多元互补的混合体系。公立大医院只是医疗服务体系的塔尖，真正的基础应当是私人诊所。

王虎峰的文章认为，目前公立医院的分类方法是两分法，一类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一类叫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他认为应该分为三类，一类叫营利医疗机构，一类叫非营利医疗机构，一类叫国有医疗机构。国有医疗机构不是天然的非营利医疗机构，非营利医疗机构不但包括国有的，还包括非国有的。只有按照非营利医疗机构的模式去运作，确实经过一定程序改制的才能算作真正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才有资格享受国家相应的税费优惠政策。而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随便贴一标签，所有的国有医疗机构都变成了非营利医疗机构，未经任何改革，没有任何条件约束。这样对我们的深入改革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明明没改革，还是给贴上标签说改革已到位了，这样下去以后怎么改？

20094年月8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公立医院体制改革试点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二是推进补偿机制改革，逐步取消药品加成，积极探索医药分开的多种有效形式；三是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积极稳妥推进部分公立医院转制，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刘尚希在2009年4月13日《中国经济网》发表观点认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就是在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上要重新建立，现在公立医院有的可能要转成民营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是强制性的。没有转的这部分公立医院要真正承担起基本医疗的服务，就要建立起整套的机制。（待续）

（摘编：叶红；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9年第32期（总第954期）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本文标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我曾经的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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