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逝去的大学全文阅读 作者：陈远,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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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老大学余韵，重温大学精神：逝去的大学 作者：陈远,谢泳


《逝去的大学》回眸老大学余韵
文/陈远
在一次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聊天中，我们谈及过去的教育和当下的教育。黄先生感慨地说：“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黄先生此语是有感而发：1949年以还，在大学结构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调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称“院系调整”，另一次大规模变动是上个世纪末的所谓“院校合并”。前者学习苏联，后者看似学习欧美，实则好大喜功。我想黄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何必总是去学习外国呢。”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大学”的书。
过去的大学，大抵如一个人，时间久了，变形成种种个性，在校则成为校格。过去的大学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因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过去的大学校长都有一种较高的自觉，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时期发凡起例创建制度之后，将自己置于制度之下而非凌越于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光华的张寿镛。曾经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又对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开沅先生对此体会颇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校长责任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产生某些影响。”校格之养成，此之谓乎？
1949年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过去大学的环境也随之改变，一些大学消失了，如燕京大学、光华大学；一些大学改变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钟叔河与朱纯二位先生所编的《过去的大学》，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义”的“大学往事”，钟先生乃当代出版大家，编出书来自然有大匠之风，编书这种事，大学者不屑为，小学者不能为，以先生之学识、之地位而编《过去的大学》，其人文关怀，令后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陈平原先生编出一本《北大旧事》引起一时纸贵，谢泳先生有感于此，倡议编一本《清华旧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专深，只好把过去存在过的大学笼而统之，编成这本《逝去的大学》。但是在私意中，也确认为中国除了北大与清华两所至今仍受世人瞩目的国立大学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有值得感念之处，他们在北大与清华之外，也算是开辟了中国大学的“第三条道路”。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记得萧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之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工作之余，我编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也没有想过把它献给谁，如果非要把它献给谁的话，我首先要献给的是我自己。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总想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学比较，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我在书上读到大师们的风流遗韵，不由得对养成他们的环境产生兴趣，这也算这本书的由来。如果还要献给谁的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正在大学里读书的莘莘学子以及跟我一样曾经在校园里读过书并且迷惑过的人们，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 （此文为《逝去的大学》一书序）
《逝去的大学》; 陈远 编; 谢泳等著;; 同心出版社出版 2005年3月第一版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1)
文/陈远　　司徒雷登，1919年担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互为代名词。然而，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为燕京大学寻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　　哈佛燕京学社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深以为然。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2)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出任大使晚景凄凉　　我们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所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让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他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的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作者简介：　　陈远，1978年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近年来关注于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化生态。现供职于某报社。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1)
文/《陆志韦传》编写小组　　陆志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心理学开创者之一。1894年2月6日，陆志韦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旧称乌程县）南浔小镇，1937年“七七事变”后，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受到限制，他转而从事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1952年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　　陆志韦先生为人正派、学识渊博，为教育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身心受到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1926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正担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路过南京时看望陆志韦先生。在陆家，他们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而且特别谈到了燕京大学的发展鸿图。那时，燕京大学刚从北京城里的盔甲厂迁到西郊的海淀，学校的局面亟待展开。司徒雷登发现陆志韦先生正是他办学事业中所需要的人才，于是流露出拟邀请陆先生北上燕京大学执教的想法。　　1927年4月5日，陆志韦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时年33岁。　　那时燕京大学校园还在大兴土木。建筑师们在未名湖西南岸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校园主体建筑群的模型，供有关人士参观提意见。贝公楼、穆楼和睿楼已建成，而适楼、姊妹楼（也就是甘德阁和麦风阁）还在施工中，燕园已经有了初步轮廓。水塔已建成（那时叫博雅塔），它采用了中国密檐式佛塔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一座供水用的高位储水塔。塔影倒映在未名湖宁静的水面上，堪称京西一景。钟亭也修成了，一口明代的大铜钟悬挂在亭中央，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总是那么深沉而浑厚。校工周大爷每到该打钟前的5分钟，就拎着个马蹄表从贝公楼东门出来走到钟亭，看着表，差几秒钟就举起锤来，准时敲下去。燕园的生活就像这钟声那么稳重、准时，似乎人们所称道的燕大效率，就是由这位和蔼认真的老校工掌握着的。　　陆先生来到燕园时，燕园的建设方兴未艾，燕京的教育事业前景开阔。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燕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尚在初创阶段，基础较为薄弱。陆志韦先生到校之后，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这个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系里拥有一个有上千册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图书室、两间心理实验室、一个实验动物饲养间、一间暗房和一间隔音室。这些都是讲授科学心理学所必须的，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先进科学水平装备的系科了。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它脱离哲学的母体只有几十年短暂的时光。人们常常误认为现代心理学是神秘的、唯心的或不科学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如此。陆志韦先生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西方的现代心理科学引进到我国的教学中来的。　　陆志韦先生到了燕京大学之后，除了为创建心理学系而努力工作之外，还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其他社会活动，深受燕京大学教职员同事们的爱戴。1928年他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的主席，曾多次为谋求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而仗义执言，与校方力争。　　陆志韦先生是一位涉猎面极广的学者。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知识面甚广。到燕京大学执教之际，他已经是一位在心理学方面有不少著述、在学术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学者了，故在当时心理学界，有“南潘①北陆”之誉。30年代他所讲授的“系统心理学”课程，被认为是在国内仅有的。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地位。　　陆志韦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庄重严肃，其实，他也常常十分幽默。在心理学系的实验室里，饲养着几十只小白鼠。这是供研究实验用的，饲养费用由哈佛燕京学社供给。白鼠是舶来品，它们的饲料也是舶来品，其中就有美国的克宁奶粉。沈道璋先生曾在做实验时说：“这小东西比人还贵族！”说着用小匙舀了点奶粉放进自己嘴里。陆先生笑着说：“你也是小耗子了！”还有一次，心理系的师生在用迷路箱（Maze）测试小白鼠的学习曲线。从下午2点开始，一般的情况只需6小时左右小白鼠就能到达终点。可是这次到了晚上7点钟，它还没走完一半路程。陆先生来看时，笑着对参加实验的几个人说：“可能这小耗子不够饿，没兴趣找东西吃！”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家里拿来几张葱油饼给没有吃饭、坚持做实验的人吃，说这是对他们忍饥的诱奖（Incentive）。　　陆先生对打桥牌十分感兴趣，从500分、拍卖桥牌到定约桥牌都能玩，而且能耐心地教给初学者，经常约一些教师和同学到他家去玩。　　1933年，陆志韦先生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又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心理学（主要内容是神经学技术），时年39岁。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那里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他整天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研究工作。经过一年紧张的研究与学习，1934年完成进修归国。　　主持校务　　陆志韦先生从美国途经上海抵达北平，才到家就听朋友说，司徒雷登已准备推举他当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推举陆先生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是因为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那年春天，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与司徒雷登在办学方面有不同意见，已经辞去了校长职务。这就需要物色一位合适的继承人选，于是乎就遴选到陆志韦头上了。其原因，笔者估计大概有几点：第一，陆志韦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二，他是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的人，因此受政治上的动荡的影响会小些。第三，当时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常有派系之争，而陆志韦没有介入任何派系，一直处于超然地位。此外，他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是美国托事部或基金组织易于同意的人选；同时，他在洋人面前能替中国教职员工说话，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也能够被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所接受。就这样，1934年夏，陆志韦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时年40岁。　　燕京大学当时由校长与校务长双重领导。校长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当校长的规定。而校务长的职务，则是为了向美国托事部和基金组织负责。校务长的英文名称叫President，校长的英文名称叫Chanellor。这两个字在美国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大学的一校之长。不过在当时的燕大，学校实权主要掌握在校长手里。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2)
陆志韦先生答应只代理1年，可是事实上一代理就是3年整。直到“七七事变”日寇占领了北平后，他才中止了代理校长的职务，而由司徒雷登担任校务长和校长两个职务，以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干扰。但是陆先生仍然要协助司徒雷登处理学校很多行政事务。　　1934年陆志韦先生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本来打算继续深入生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时局动荡，学校经费短缺，无法创造条件来进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工作，他就只好转而研究语言学方面有关心理学的问题了。正如他在所著《古音说略》一书的自序中说的：“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由语言而旁涉音理，初亦无志于古音……”他对于儿童语言的研究、拼音文字的探索，以及对古诗音韵的研究等，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认为“两只耳朵一支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不必跟着仪器走”。　　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名望，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尽量使爱国学生不吃亏或少吃亏。　　那几年中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使陆先生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了一定的认识。1937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陆先生托故没有参加。　　1936年底鲁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学里很难找到能开大型追悼会的地方，燕京大学却得到陆校长的支持，在燕园举行了北平追悼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冲破了当局阻止各校追悼鲁迅先生的禁令。那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或传讯，陆校长不断为他们具结保释，王汝梅（现名黄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应当说，只有当时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陆志韦先生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也有所接触，邓颖超同志就曾在斯诺掩护之下，暂居燕京大学。　　在“孤岛”继续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撤退到内地。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曾讨论过是否撤退的问题。后来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日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园，于是总算保留了燕京大学这么一块处于敌人刺刀丛中的自由学习园地。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私下称这个敌伪包围下的孤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平津一带沦陷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撤退到后方去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抗日爱国青年，因此，学生人数猛增。　　陆志韦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但仍参与校政。当时，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虽说尚未占领学校，但是刁难与磨擦则无时不有。例如，他们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的游行，学校没有同意。又如，他们借口说燕京大学既然是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就不能没有日本籍教授，于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三个监视爱国师生抗日活动的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这块自由学习园地，使之不被敌伪的奴化教育污损，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应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这才搪塞过去。燕京大学就是这样不断应付日寇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由，维持课业，勉为其难地苦撑了四年。　　这期间，在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先生或司徒雷登，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不但替他们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大都向他们资助一些路费。　　陆志韦先生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西南联大曾约陆志韦先生去执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抛下无依无靠的家庭，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在燕京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继续出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偏安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对于国民党后来的假抗战真###的政策，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于国际上的政治动态等，陆志韦先生经常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论是相当激烈的。那时，虽然燕园是在美国人庇护下，但敢于直言不讳谈论抗日问题的并不多见，因而他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赞誉。　　这个时期的学子们很难埋首于课堂学习。不关心政治的超然态度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陆志韦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心灵。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无数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身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虽然不便正面参加进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青年学生。　　“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国民党同意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陆先生也异常兴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在校内组织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由陆志韦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主席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礼堂内一片肃穆，足足有两分多钟的静寂。这难忍的沉默使全体与会者们透不过气来！突然，他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3)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保持民族气节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早晨，阴霾笼罩北平，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横冲直撞地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美丽的燕园遭受到屈辱，自由的学习园地受到敌寇铁蹄的践踏；坚持真理的师生，处于日伪监视下。　　那天凌晨，还在日寇采取行动之前，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和班维廉夫妇四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当机立断，驾汽车直奔西山，投向了平西解放区。他们走后，燕大的全部外籍教职员，除了一位瑞士籍的王克私教授（因属中立国侨民）和日籍的鸟居龙藏教授外，全部被日军逮捕，旋即遣送到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关押起来。　　日寇占领燕园后，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在四川成都华西坝成立了成都燕京大学。　　陆志韦先生等被捕之后，日寇妄图利用他们在学术上和教育方面的造诣和威望，让他们出山事敌，为伪政权涂脂抹粉。在监狱中，敌人用尽了威逼利诱的种种伎俩，结果却大失所望。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弓虽.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日寇无可奈何，就改变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对他们施以摧残与蹂躏。但陆志韦、洪煨莲、邓之诚、赵紫宸、赵承信、侯仁之先生等，彼此勉励，强自支撑，相濡以沫，在生死关头，在极端严酷的境遇下，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重见光明，未名湖畔必将重新回荡起那洪亮的钟声。　　在敌人的监牢中，敌人的淫威尽管未能摧残先生们的坚强意志，却极大地戕害了先生们的身体健康，大家的体力大为下降，疾病丛生。陆志韦先生更是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孱弱之至，瘦得皮包骨头。日本侵略者曾哄骗陆先生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不为所动，拿着敌人给他的纸笔，严肃而认真地写了四个大字：“无过可悔”，充分体现了他的浩然正气！在敌寇的监狱中，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频施酷刑，相对来说对他却没那么残暴。对此他仔细琢磨，得出了一条道理，就是：“共产党对他们威胁大，而我对他们没有威胁力；日本人怕的是共产党，而我不是日本军阀所害怕的人！”这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狱中放风或倒恭桶时，陆先生和其他几位燕京人相遇，偶尔还能匆匆说上一两句话。这对陆先生来说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看到这些燕京人是那么坚强，敌人也奈何不了他们。　　陆先生入狱之后，家中只有陆夫人带着孩子们度日如年地苦撑着。尽管环境极端恶劣，但还是有不少燕京人来家关照、安慰。陆家被赶出燕园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搬家。物理系的学生张象乾帮着搬家时，再三叮嘱陆家的孩子们讲话要小心，他认为很可能有特务在监视着。以后的情况应验了他的预见。　　探监每月只有一次。所谓“探监”，只是送些洗换的衣服和少量食品，根本见不到被探望的“犯人”。头两次探监是陆夫人和赵承信夫人及陈其田夫人搭伴去的。尽管每次探监时看守都说“好好的，快出去了”，可是亲人们还是能够从取回的衣服上仔细地觉察到狱中人的情况在恶化。到了5月，陆夫人发现陆先生衣服上那不同于臭虫血的血迹，知道陆先生正在患着重病。她立即进城到从前在燕大校医处工作，当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德隆大夫处求援。郭大夫判断陆先生病情恶化，他给陆夫人出主意，由德国医院接收“取保监外就医”。5月中旬，日本占领军当局通知陆家，允准取保接陆先生外出就医。两天后，由李荣芳夫人陪同陆夫人，带着陆卓明去日军监狱接人。此时，陆先生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面色蜡黄，不能走路。日寇让雇来的一辆人力车进狱中把陆先生拉出来。陆先生一见大家就说：“想不到还能看见你们……”人虽孱弱，但目光炯炯，满腔仇恨尽在不言之中。　　在德国医院就医期间，除家属外，一律不得探望。经过医生们（大多是旧友或学生）的悉心医护，奄奄一息的陆先生居然转危为安，并奇迹般地逐步康复起来。　　在敌人监视下生活　　陆志韦先生出院回到家中疗养时，槐树街上来往的小贩多了起来。那时陆家不时变卖衣物，于是就有收破烂的强行进门收购。　　不久，日本侵略者又陆陆续续逮捕了一些燕京人，审问两三天后又放出来。陆卓明、田丽丽（燕大教员田洪教之女）等都在被捕之列。卓明等被放回来的次日，日寇又通知陆先生去受审，实际上仍是逼他出山，替日伪政权服务。陆先生断然拒绝后，日寇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二年。陆先生回到槐树街家中后，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下被软禁起来。　　这期间，陆家几次受到敌伪军警的搜查与骚扰，不少珍贵的稿件散失了。　　除了敌特监视之外，日本侵略者还专门指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宪兵官儿来陆先生处做工作。烨田队长和杨翻译官不时来家“访问”，有时坐下聊上几句，有时硬要和陆先生下棋。谈话间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劝陆先生“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陆先生则以病体未愈婉拒，并整天埋首在线装书堆中，以此表明自己的志趣。经过几次三番软磨硬逼都未奏效之后，日本人只好放弃了劝降拉陆下水的企图。但还是有一些已经失节之徒不断到陆家劝说。对此，陆先生则一概斥退，并晓之以大义，告诫他们来日方长，不要太短视了。　　铁蹄下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陆先生蛰居海淀成府村期间，经济相当困难，一家老小靠当卖度日，间或也有亲友送些钱物周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友人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凡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借用的钱物，陆先生都折合成美元（因为当时伪币不断贬值，难以计数，老百姓私下里有美元黑市交易）写成借据，在抗战胜利后都陆续清还了。从这点也可见陆先生一丝不苟的耿介性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4)
陆先生尽管自己生活困难，仍不忘接济和帮助其他受苦人。一次，陆家变卖了些衣物从西苑换来两小袋玉米，陆先生和卓明背着玉米到海淀去加工磨成棒子面。回来的路上，看见原来在燕大当临时工的老张的老母亲饿死在路边，身上盖了半张破席，头露在外面。过路的人说：死了人露脚别露头呀！陆先生便叫卓明用破席把死者头盖上，可脚又露了出来。后来，一些燕园故旧凑钱把她掩埋了。还有一次，有一位书商送给陆先生一点面粉和一小包白糖。那一点点白糖陆先生硬是分成了许多份，分送给附近的病人当药引子吃了！一位妇女来说，她的公爹和男人都病得爬不起来了（其实主要是饿的），求乞两小包白糖当药引子。这是最后的一点白糖了，陆夫人给了她，并难过地劝说道：“明知老的没救了，两小包都给年轻的或许还有用！”老人第二天就去世了，而年轻的也只多挺了一个星期！　　陆先生在受着监视、生活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除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外，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也就是关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深度是前所未见的。他把11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集成为《古官话音史》（他去世后出版）。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独到之处。　　在成府村舍中，陆先生每每跷足遥望那久已蒙尘的燕园，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时陆先生的心中即已期望着不久的未来，大地重光之日燕京大学复校之时的重大任务了。　　1943年下半年，日寇的监视开始渐渐松懈了些。尽管陆先生是从敌人监狱中被判刑而缓刑放出来的受监视的人，燕京大学的同仁和学生们仍不断来家探望。有时几个人坐下来吃点茶，谈谈心，分析分析时局，交换一些有关战局的看法，甚至偷偷地收听短波广播新闻。这样，大家对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深知不要多久，侵略者就会失败，从而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外，大家也数次谈论研究过燕园重光之日要做的工作。　　经常到陆家作客的人中，有些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地下工作者，像费璐璐、刘仁树同志等。陆先生对他们的为人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清楚的，他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例如费璐璐同志常为解放区采购药品，而药品又很难一下子直接运到解放区去，于是她就利用陆家做中转站。白天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药品运出城，储藏到陆先生家厢房里，等方便的时候再转运到平西解放区去。敌人怎么也想不到陆家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还敢做这种事，而费璐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陆先生也并没有因自己是敌人注意的人而不敢支持这项工作。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在陆先生蒙难之时变得更加深了。　　在成府村闲居的几年中，和陆志韦先生最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蓝公武先生。蓝公武要去解放区的前夕，与陆先生促膝长谈，打算约他同行。陆先生这时心里非常矛盾。谁不想逃出敌寇的桎梏，奔向自由的天地，投身抗日的大业呢？他已认识到共产党以谋求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己任，人民信赖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有可能实现自己从小就幻想过的平等社会。但是，他同时也想到了家，在敌人监视期间，陆夫人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和教养子女，吃尽了苦头，现在他怎能忍心抛下她和孩子们出走，而且他们又不可能与自己同行。还有一桩，就是他出狱时是由张子高先生做保的，自己一走，保人可就吃苦了。经过反复思忖，最后只得放弃跟着蓝公武一起走的想法，含着羡慕的眼泪送别了他。　　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亿民同庆，万众欢腾。　　8月16日，陆志韦先生等燕京大学同仁到城内去欢迎被日本侵略军关押了四年、刚刚恢复自由的司徒雷登。次日，陆先生约同洪煨莲、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与司徒雷登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管燕园、清查校产、召集旧日教职员、筹划复校事项。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先生主持复校的一切筹备工作。　　这时，日本侵略军尚未彻底放下武器，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也未飞来，北平城内还处于混乱状态。一些原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学校被侵占的四年中，或以做苦力、干零活为生，或靠当卖度日，宁肯饿死，不肯降敌。如今终于盼来了胜利，并听说陆志韦先生在组织筹备复校工作，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赶来报到。当时，有的沦陷时期为日伪做过事的原燕大教职员也想回来。陆志韦对他们的态度是：沦陷时期低薪被迫挣口饭吃而又无大罪的，可以回来；高层人员任伪职的，不得回来。足见陆先生既宽宏大量，又坚持原则。　　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投入工作。委员会以陆志韦先生为首，工作班子里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也有教务、总务等处室的骨干人员，还有一大批中年讲师、助教以及当年被迫辍学的高年级学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不计报酬，不分职位高低，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余，专心致志投身于复校和筹备工作。　　8月23日，日寇投降后的第八天，一支燕京人的队伍，在陆志韦先生的带领下，迈步重新走进了蒙耻忍辱近四年的燕园。　　燕园的大门半闭着，校内的草坪上，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破碎的文件纸张随风飘荡。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正准备撤离。未名湖水十分混浊，水面上漂浮着杂物与泛起的沉渣。房舍门窗支离斑驳，室内家具、书籍狼藉满地。真是满目疮痍，不堪入目，好端端的校园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已经投降了的侵略军军部仍欲拖延交还燕园的时间，经过交涉，他们答应先交还校园的一部分。8月26日，复校工作委员会即派人接管了燕园的南部，也就是当时的女部区域。　　陆志韦先生认为，当时已是8月末了，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为了多为国家培养中兴人才，早日复课是必要的。但时间已十分紧迫，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困难。怎么办呢？于是他发动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时间再紧也要争取，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取早日复课！四年的时间已经让敌人给抢夺走了，胜利后的时间不能再稍有耽误。最后，陆先生与大家议定：先招收一个年级的新生，力争在10月份开学。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5)
9月1日，教务处的复校工作班子开始在灯市口公理会内借地办公，投入大批人力准备招生报名、入学考试以及复课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紧接着在平津等地报纸刊登招生广告，预告9月12日开始报名，22日至23日在平津两地举行入学考试。　　新生报名、考试的一切工作都严格按照燕京大学原来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一切表格与考卷也和以前的格式相同。就连“智力测验”这门燕京特有的考试科目，也完整地赶拟出试题来。整个工作完全体现了燕京大学战前的特色。　　燕京大学复校并开始招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青年学生赶来报名应试，其中有辍学数年坚持等着胜利的青年，也有已经在其他学校就读着的学生，报名人数之多超出了预料。原来只打算招一个年级的新生先复起课来，但为了照顾广大青年学生的愿望，陆志韦先生与复校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多招一个年级的预备班，给入学考试中在某一科目上稍差一点点的学生以就读的机会。　　考试、判卷、计分等一系列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在仅仅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陆志韦先生带领全体教授、讲师、教员亲自动手，出色地完成了新生录取工作。　　10月3日新生发榜。同时，由招生委员会向被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一些赶来报到的老同学还按照燕京老传统组成了迎新工作委员会，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同时附上了迎新工作委员会给新同学的祝贺信和入学须知等。这一切都一仍旧制，是许多教职员和老同学千方百计搜集整理、赶印出来的。　　10月上旬，燕园南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复校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力，几天里就把学生宿舍四个“院”和适楼的一些教室布置停当，为新生来校上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0月8日新生报到。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前一片欢腾气象。一张张刚刚洗去沦陷时期饱受屈辱的泪痕的脸，幸福地微笑着，兴高采烈地拥向新生报到处。老同学和中年教师们忙着接待。那时，燕京大学原有的校车已不知去向，复校工作委员会就从投降了的敌人那里接管了四辆军用大卡车，把新同学一车又一车地接送到了燕园。　　10月10日上午9时，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贝公楼举行，礼堂里济济一堂。老师们都找出了封存多年的各色各样的学位礼服，戴上了四方博士帽。陆志韦先生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阔步走上主席台，主持了开学典礼。这一年，燕京大学分别在北平与成都两地开学。　　“当……当……”未名湖畔土山上钟亭里的古钟，在沉寂了1036天之后又敲响了。声音洪亮、余韵隽永的钟声，伴着燕园人的欢声笑语在天空中回荡。它仍旧按照燕园人的习惯，恢复了每半小时一次的报时。　　陆志韦先生在领导复校工作期间，以超人的精力、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奇迹般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那时司徒雷登正忙于飞渝会见国共两党领袖，随后又莅蓉视察战时燕大，校政主要由陆先生主持。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里，陆先生和洪煨莲、侯仁之、林嘉通、蔡一谔先生等共同组织起学校的教务、总务、财务、学生生活辅导等方面的工作班子。在教务方面，组织起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师队伍以及预备班的教师队伍。图书馆也加紧进行了整顿，并准备先开放一个大阅览室。复校开学一开始，就开出了文、理、法等三个学院的必修课和几十门选修课。　　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有人主张先开些大一年级的必修课，用上大课的办法，先开起学来再说。可是陆志韦先生及几位复校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办学就要认真办，燕京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必须保持和发扬它的传统和特色，再困难也要按燕京的优良传统保质保量地办好。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陆先生等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在陆先生等人的号召下，各学科的知名教授热忱地响应，例如邓之诚、聂崇歧、前独健、赵紫宸、李荣芳、高名凯、侯仁之、胡经甫、褚圣麟、蔡镏生、林昌善、徐献瑜、沈道璋、赵承信等，都担负起大一各科概论课的教学任务。　　这些知名学者，在沦陷期间没有屈膝事敌，而是坚持真理，大义凛然，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抗战胜利后，他们也没有居功邀赏或稍事休息，而是空前热情地、忘我地奋斗在复校工作第一线。先生们大都沉疴未愈，身体孱弱，但却精神抖擞，努力工作。没有教科书就自编讲义，没有教具就土法制造，理科实验开不出来，就先画图讲解，来年暑假再补作实验。大家的共同心愿是：一定要让“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精神重新发扬；让美丽而恬静的燕园再焕发青春；让久居铁蹄下的苦难同胞们从这“野火烧不尽”的民心中看到希望；让还盘踞在校园北半部的敌寇们看看我们中国知识界的力量；也要让那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争名利争地盘而迟迟不能办好受降接管工作的国民党当局的大员们看看和比比。　　从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月10日燕京大学复校举行开学典礼，这期间仅仅56天！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要把一所被敌人武力侵占近四年的综合大学恢复起来，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接管并维修校园校舍；要召集并组织起教职员工的队伍；要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及评卷录取工作；要准备开学开课，准备教材教具，还要安排好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生活……此外，一方面还要与已经投降但仍极为傲慢、狡猾的敌人交涉追索校产，逼促他们及早全部交还校舍校产，追录已经散失了的学校档案资料；另一方面还要与美国教会学校托事部取得联系，以获取办学的经费。更令人气愤的是，还要与那些从后方飞来或就地摇身一变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周旋。陆志韦先生带领复校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们就是这样呕心沥血、事必躬亲、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终于把这项按常情在短短五十多天的时间里难以办到的事办成了！　　燕京大学复校了，几百名青年人欢欣鼓舞地涌进了燕园，未名湖畔又出现了莘莘学子的身影；朗朗读书声又伴随着校钟的洪亮响声在湖光塔影中回荡。那些还赖在校园北半部的日本侵略军的残兵败将坐卧不宁，再也赖不下去了。10月19日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最后一群日本侵略者丢盔弃甲，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出了燕园。　　重主校务　　复校后，陆志韦先生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司徒雷登仍为校务长。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创建人之一，从1920年起一直是燕京大学的校长或校务长，1945年秋季燕京大学复校以后司徒雷登即不多过问校政。正当以陆志韦先生为首的复校工作委员会忙于招生、筹备复校之际，司徒雷登启程赴重庆、成都等地。同年11月，美国托事部召司徒雷登返美述职，翌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所以燕京大学当时的学校行政工作实际是在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校务委员会除陆志韦先生任主席外，洪煨莲先生、林嘉通先生、蔡一谔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都是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复校初期，学校由于被侵占四年而元气大伤，校舍破损，校园荒芜。加上因国民党接收大员横征暴敛，社会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因此学生生活日益困难，学校经费也因美国托事部一再削减拨款而十分拮据。作为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主持全校行政工作，日理万机，教务处、总务处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许多具体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而且还要不断和美国的托事部打交道，确实耗费了他许多心血。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物价飞涨，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我要对付美国托事部，要做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向洛氏基金会争取拨款。为此，要接待应付在华或来华的美国人，还要对付国民党各派系的人物干预学校。由此可以想象他当时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6)
陆志韦受的是美国教育，到燕京大学来也是在帮美国人办学，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对美国人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并无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洋奴相。他曾说过：“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常常以“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句话，表明他的办学态度。燕京大学的同仁们常说：“只有陆先生敢和美国人反驳。”美国托事部的做法是要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办学，而陆志韦先生却一贯主张要按中国的需要来办学。为此，在与美国托事部打交道中经常发生争执。1941年初，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13所大学的托事部要成立联合托事部，组成一个系统，按一个模式办学。陆志韦先生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按中国的需要各自办好学校。他的意见虽为大多数中国教职员所拥护，但却没有被美国方面所接受。例如燕京大学要办工科的问题，从30年代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燕京有些人士就议论过。战争之后大家更加认为，中国必将兴起建设的高潮，因此中国需要大批工科人才。特别是陆志韦先生，他一贯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大力培育科技人才，使我国以科学技术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国家、民族之林。燕京大学过去曾办过制革、化工等应用学科，培养了不少实业人才。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扩大，办起机械、电机等工科是很切合实际的。1945年复校之后，在陆志韦先生的倡议下，开办工科的意见又一再被提了出来，但托事部却不肯答应。最后，陆先生不顾托事部的干扰，向国内一些民族资本家募集捐款兴办了工科课程。对此，托事部声称不承担责任，并且一直耿耿于怀。　　1946年夏初，成都燕京大学决定复员回平，师生们分批陆续北上。陆志韦先生主持了迎接复员来平师生的组织接待工作和蓉平两校间的各项协调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拟邀请陆志韦先生出席庐山会议，陆先生闻讯后即向校内同仁们明确表示不去！会后，蒋介石派人送来一枚“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时期所表现的民族气节。陆先生从楼上把勋章抛到楼下，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什么勋章！”并写了一篇四六文，劝他们放下屠刀，讽刺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又发动内战。　　陆志韦先生不仅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其他派系人物也持这种态度。李宗仁为了通过陆志韦与司徒雷登拉关系，于胜利后的一天，携夫人到陆家。尚未进门就大嚷：“陆校长，我来过田园生活。”落座后谈话中，已流露出意图。于是，陆志韦马上对次子卓明说：“你去带他们游燕园，过田园生活吧。”游园回来，陆家已煮好自种的老玉米，陆说：“每个人吃两个。”这样，始终未容李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大约在1947年末或1948年初，胡适先生来访，谈话间谈到了国内形势。胡适先生劝陆先生把燕京大学迁到南京去。这时候在燕京人内部也有人在议论着是否南迁的问题。陆先生说：“我不走。……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这样，胡适与陆志韦先生从20年代开始的友谊就此结束了。　　1947年至1948年间，学生运动处于高潮中。有一个国民党人对陆先生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先生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　　学校经费在联合托事部不断削减拨款的情况下日感拮据。托事部想从经济上使陆志韦先生就范，陆先生与托事部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947年暑期矛盾激化。陆志韦先生一怒之下，借故休假一年，不理校政。但他仍留在校内，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读书。那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转入反攻阶段。陆先生对时局十分关心，虽然休假在家，但总是为校内行政权逐步落入外国人之手而担心。因此，他时常还要以在野身份出面干涉。学生们对陆先生是十分敬仰的，他们说陆先生好像一位慈祥的父亲。由于陆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对同学的爱护，使同学对他不但有崇高的“敬”，而且对他还有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爱”。　　1947年除夕，学生会邀请陆志韦先生在全体师生新年同乐会上讲话。陆先生一上台，台下便掌声雷动，达四五分钟之久。下面摘录当年《燕大双周刊》第52期上的一段记载：　　……陆先生讲演大意说：在目前这个年头，完全不感觉苦恼的人当然是麻木、堕落，然而快乐的人不一定都是堕落。从心理学观点看，一个人的苦闷、悲哀、烦恼，都是没有接近生活的表现。一个人如果真正面对生活，则不论环境怎样困难，心情怎样痛苦，他都是快乐地、振作地奋斗下去。因此，他觉得今晚举办的新年同乐会并非没有意义。他又举北平人过旧年的对联：“人过新年，二上八下；我辞旧岁，九外一中。”他说：二上八下者包饺子，九外一中者捏窝窝头。今年物价这样涨，教职员或者还可以凑合吃顿饺子，大多数学生可只有吃窝窝头了。由此证明人的欲望非常简单，过新年只不过要求吃顿饺子而已。……凡是生活在燕京的，不论嘴里怎样说与民同乐、民主，但实际生活并未与民众连在一起。环境越困难，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越会感到这一点。1948年中国的情形将更坏，可能演变到人吃人的地步！但大家不要以为中国无希望。如果有饭吃的人都肯对无饭吃的人发一点慈悲，也许有点希望！反正明年吃苦是定了。但无论怎样今晚也该乐一乐，这样才有点人的乐趣。……（《苦中作乐之新年同乐会》）　　陆志韦先生在讲话中还展望了1948年的形势，他明确地指出，局势快要变了，但是天快亮前更黑暗，1948年的环境会更加困难，大家要有思想上的准备。为了迎接光明的到来，大家还要度过一段更加艰难的日子。陆先生的讲话，引起了与会同学和教职员工的共鸣。　　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948年夏天，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环境，在各方面人士苦苦相劝之下，陆志韦先生断然挺身而出，力撑危局，复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是因为形势逐渐恶化，只有陆志韦先生才能应付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在陆先生休假期间，原代理校务长的美国教授窦维廉已调去协和医学院任教，燕京大学便没有再请校务长，只是找了个美国人作校务委员会的执行干事，以便于同托事部打交道。因此，陆先生在燕大师生的心目中，实际上就是校长了。这时，国内的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在军事上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对各大学进步师生的迫害日甚一日。同时，学生运动也就一浪高于一浪。在历次的反迫害、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中，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陆志韦先生领导下，总是千方百计地支持学生，保护学生。除了发表支持的宣言外，每当学生们进城去游行示威，总会发现有中外教师紧跟着。有人误以为是在监视，其实这都是受陆志韦先生的委托来保护学生的。每次游行胜利归来后，总会有学校派来的汽车把体弱的同学接回去。遇到有国民党特务或警宪捣乱，外籍教师就会出面把他们吓回去。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7)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的北平特别刑事法庭对燕京大学31位同学发出拘捕传票。当天的各地报纸上也都刊登了国民党对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学生的拘捕传讯名单，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黑名单”。19日晨燕京大学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并要进入学校搜捕。当时正是暑假，黑名单上的31人中，有些同学已经毕业离校，有的是暑期回家了，但也有些同学留校未走。作为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先生挺身而出，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以赢得时间，一方面采取措施，劝说名单上的同学紧急撤离。到当日下午2时名单上的同学都已安全撤离学校之后，陆先生才与国民党派来的军官开始了谈判，讲好约法三章：（一）军队不入校，徒手警宪进来三四十人。（二）只查人，不查物件；只查学生，不查学校。（三）只查名单上的学生，不查不在名单上的学生，他们无论有无嫌疑皆不得逮捕。并提出学校不予合作，只派校警领路，其余一切由警宪负责。陆先生把这一切通知了学生自治会，并表示：“如果警宪临时交出第二批名单，校方绝对不予理睬，并立即向当局提抗议，就说学校没法办了，请他们接管好了！”　　下午4时左右，来了60多名警宪，准备进校搜查，陆先生按约法三章议定的条件，只让40名警宪徒手进校，并召集全校师生到贝公楼大礼堂讲话。　　会场内挤满了师生员工，讲台下国民党警宪虎视眈眈。当陆先生步入会场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心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陆先生态度极其严肃，内心的悲愤凝集在他的目光中。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样的聚集，在燕大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那是三十年（1941年）12月8日早晨10点钟。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却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还多着呐！”听到这里，不少师生饮泣起来，而会场上的国民党团长和警宪们却都脸色苍白，局促不安。陆先生接着说：“军警搜查学校，在民主国家是非常事件。但是，学校说的话已不能见信于人，我们没有力量拒绝搜查。而且我站在学校行政的立场上，对于‘非常’时期的‘特殊’法令，连意见都不能表示。”他深知师生们对此无比愤慨，他再三地解释说：“我并不是怕事。我出生入死，是曾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对于同事们负责，特别中外籍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是不属于本案（指“八·一九黑名单”）的人，不论有无嫌疑，今天绝不许逮捕。关于这一点，我用性命来担保！”说到这里，陆先生悲愤之情凝于眉梢，眼含热泪，注视台下，神态严肃至极。台下师生静聆陆先生讲话，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空气好像都冻结了。陆先生的话像一支利箭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在场的军警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学生自治会本来要求派代表监视警宪的行动，被陆先生劝阻住了。陆先生还表示说：“中西教职员，要有不放心的，你们可以跟在后面观察观察，将来有个见证也好。可是我不指派你们去，你们自己负责。”于是40名徒手军警宪，后面跟随了一大帮中外观察者，由校警领路去校内各处搜捕黑名单上的30名学生（原为31名，其中吴其进已毕业留校两年，曾经被拘捕并由校方保释）。当然，陆先生心中有数，结果是一无所获。　　陆先生的讲话，鼓舞了同学们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学生自治会在被搜捕后发表的《抗议全面大迫害暨本校被非法搜查告社会人士书》中，引用了他开头的几句话，并对陆先生的爱国行动予以肯定。　　迎接解放　　1948年秋天，局势急转直下。东北即将全部解放，四野大军准备进关，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麇集平津。这时，平津各大学纷纷议论是否向南撤退的问题。胡适曾向陆志韦先生发出向南迁移的邀请，燕京大学也有些人动摇了，也来游说陆先生，劝他作出燕大南迁的决定。几年来，陆志韦先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本质，对它已不存在任何幻想。而通过与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对共产党已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和叶帅的交往，对他影响很大（军调部在北平时，叶剑英同志去访问过他，赠给他毛主席著作和从延安带来的毛毯）。因此，他拒绝了胡适南迁的邀请，胡适走的第二天，他和卓明谈起此事时说：“谁要走，自己走。要校长下令南迁不可能。”他并与燕大主张南迁的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指出燕大绝不南迁，原因是：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一定会过得更好些；第二，要撤退，退到哪里去？无处可去，因为全国都会解放；第三，学生必须留下来，他们的前途在此地，我也要跟他们一同留下来。在陆先生和大多数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燕京大学决定留了下来。这也给南方的各教会大学作了榜样。当然，陆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决定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与“八·一九黑名单”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是金圆券。那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学生生活之苦可想而知。1948年春季开学，报到学生845人，其中425人获得了助学金。到秋季开学时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申请各种救济。那时，学校经费也十分短缺，美国托事部经常以各种借口延宕拨款，而物价飞涨，朝夕有别，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受到威胁。陆先生一方面向托事部力争，一方面在国内向民族企业家求援，千方百计把燕大维持下去。　　解放战争的炮声自远而近，辽沈战役之后，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华北人民解放军也尽拔京畿附近各城，战争已逼近北平了。1948年12月11、12日，国民党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沿着公路从西北方向往城里撤退，有骑兵，有步兵，也有机械化部队，白天挤满了道路，夜里在灯光火把的照明下也在撤。看来人们企望已久的日子快到了。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护校活动，外籍教员也参加了日夜值班。西校门正在交通要道上，为了避免乱军闯入，就关闭起来，并由几位外籍教员值守，以应付那些见了同胞像凶神、见了美国人像孙子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陆志韦先生以及学校其他负责人，通夜在临湖轩值班应变。　　12月13日，天色阴沉，冷风阵阵。隆隆炮声从西北方向传来，随后又是不断的机枪声、步枪声。过不多久，打开校门一看，已见不到国民党溃逃的军队了，路上静悄悄的。枪炮声自清晨至黄昏断断续续，并且延续了一夜到天明。全校师生几乎全部通宵未眠，紧张的气氛中夹杂着欢乐的情绪，因为不言而喻，天快亮了！夜里，在校园北侧的圆明园旧址里发生了前哨战，密集的枪声就在咫尺之外，照明弹的白光划破了燕园的夜空，流弹已飞进朗润园，打到了小山坡。15日黎明前，有人轻轻拍着西校门，说：“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员半信半疑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缝，他发现在门外站的不是国民党的军人，而是一位十分年轻的解放军干部和两个士兵。这位干部没有佩带武器，而那两个士兵是全副武装。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和善：“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害？”又问：“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看来，这个日子终于到来了，燕园解放了。

陆志韦与燕京大学(8)
陆志韦先生在12月16日召集教职员开会，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　　他提醒大家说，这个变革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　　就在北平围城、燕园解放、城内外电话尚通的日子里，国民党人隔着火线，在电话里向陆志韦发出最后“召唤”。正巧陆志韦不在家，卓明根据父亲的意愿回答说：“我们不走。”陆志韦回家后，同意儿子的答复。他轻松地说：“不要管它，我们看解放军去。”他不但决心留下来，而且对在燕京大学工作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愿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他愿和他们一道把燕京大学维持下来，把这座国际上有声望的大学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转交给自己的祖国。他怀着美好愿望，领导燕京大学，走向新的时期。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1991年出版）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1)
文/王慧章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500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30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省三，1858-1933年）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淞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1895-1909年），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民国七年至十四年（1918-1925年），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淞沪督办。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旧中国涉外人员，畏帝国主义如虎，以荏弱屈服、丧权辱国闻名。可是这位官职并不太高的王省三，却不畏弓虽.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内，曾经驱逐擅自在杭州城内开设洋行的日商，还收回被强占的宝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六十亩，表示愿意捐献，建筑校舍，创办大学，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他表示：这些地产，本来是打算遗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的赞助。其时，王省三、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550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了。　　创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5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可以说也是托钵题缘来的，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先生为化缘的老和尚。　　为了急于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开始时在上海霞飞路（即今淮海路）、杜美路（即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序》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他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继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陆士宴），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张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说的百年树人。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反帝爱国师生“六三”离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圣约翰离校师生之义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志人士，他们的爱国感情常常表现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前者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民族经济的压迫和掠夺，后者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曾说：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后来六三堂建成，又说：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净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张校长认为，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2)
张寿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为了进一步说明张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他对光华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场生涯和政治态度。　　张校长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张寿镛（1875-1945年）先生，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的后裔。父亲张嘉禄（1850-1900年），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先后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史、转兵科掌印给事中。甲午战败之后，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自日本人耀兵于疆起，始终主和议，因而屡误军机，让叶志超孤军海外，不增援兵，不派巨舰，而只派了一些小艇，甚至在天津设了粮台却不运送军饷，前线三军弹尽粮绝，致使黄海一战，定远等五舰被击沉，丧失了海权，威海、旅顺陷落，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斥以李鸿章为首的丁汝昌、盛宣怀、张士珩辈为庸儒贪墨，朋欺朝廷。从那时起，到辛亥革命，张校长在江苏八年，历任许多差使，包括，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按清制的提调，是在机关内部处理事务的职员，不是长官）。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海运会办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长。他的官职虽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任藩署总文案期间，每晨5点钟起床，至12点始入寝。办公室分排了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各类文件，而每个文件都要他这个总文案阅读盖章，否则藩司不阅。他说：我的经验，根源于此，特别是后三个事务，直接与财政有关，为他以后在财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里附带讲一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发生在宣统三年（1911年），粤、湘、鄂、川人民反对所谓铁路国有（实际上是清政府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铁路风潮。风潮初起时，当年与袁世凯齐名的岑春煊奏调张寿镛入川处理，他道经武昌，那是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当时在湖北的湖广总督是残酷镇压苏浙农民起义发家的瑞澉，张寿镛向瑞澉进言：革命党在湖北颇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办，突然结毒于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听了笑着说：你中了张四①先生的毒了！张寿镛听了又直言进谏说，我不是为革命党人说情，而是为政府爱护青年着想。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据他的《会议》中所说，他当时向瑞澉说这番话是大胆的，希望瑞澉会良心发现。然而这个爱新觉罗氏的末代皇裔，嗜杀成性，对人民哪里会有什么良心。据《清史稿》载，瑞澉照告密的名册，按名捕之，捕获了32人，严刑拷打，把其中3人处死，并命令追缉逃亡。于是湖北新军骚动了（新军有不少是革命党人），3人被处死刑后第二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当时，革命青年中有位带头人叫萧湘，张寿镛向瑞澉大胆进言时，萧湘已被监视，也许碍于张謇和张寿镛的情面，瑞澉没有被逮捕，而是驱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后，张寿镛见到了萧湘，他说我说过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那被杀的几个，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杀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1911-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3)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偶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须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国泰民安，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龙潭　　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阀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中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汉廷疏，长揖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可能与他的“退休”有关。1929—1930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途，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惟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5)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据的：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事实确是如此。《四明丛书》一至七集陆续刊印于1933—1940年间。这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步步进逼到大举入侵的年代，张校长不仅在选择乡邦文献中重节义之士，而且所写序跋随着抗战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为山内正博所说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张校长的爱国思想不仅跃然纸上，而且付诸实践。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他应邀任委员，同时参加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与地方人士一起积极支援抗战将士。1938年6月，他不辞辛劳，从上海到香港、飞重庆、至成都，亲自与川中教师多方擘划光华分校的创建。1941年8月1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　　张校长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他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和藏书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部左右。这是祖国的文化瑰宝，经他们抢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或流失海外。现在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抢救出来的。待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后，这笔民族遗产将更放其光辉!　　张校长私人藏书达一二十万卷，积聚时间主要是从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其中除几部元刊本之外，绝大部分是明刊本，达735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254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1000卷。　　1952年，张校长的藏书4万余册，以张师母蔡瑛的名义，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扬。现在，有一部分书籍存于北京图书馆（现改名为国家图书馆），有一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杭州浙江图书馆。　　张校长有六子十女，孙辈众多，而当他垂暮之年，身边子女却很少。他以著书、讲学、课读孙辈自娱。他除编纂《四明丛书》外，其他著述尚有：《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史诗初稿》上、下两册，《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各一册，以及经他校定的《乡谚证古》等。他尤喜吟咏，淳朴自然，发自性情。1938年入川，归来辑成《游蜀草》一卷，记其所游，歌颂祖国壮丽山河！　　张校长60岁时，他的后人为他刊行《约园杂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他教育子女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实践的出发点的。因而在抗战时期，环境虽然险恶，他却能处之泰然，对抗战必胜，始终抱乐观态度，对国家的未来，一贯充满信心。　　1945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寿诞，光华师生、校友趋前祝贺，他在病榻上以两句话来勉励大家——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那天，他还赋《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年届古稀的张校长一生的自我总结，也显示了他对未来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话：　　长于归来知国况，百般策刘在氓宽。　　他在病危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祖国的复兴，并向从重庆归来的长子详询抗战胜利后的振兴计划，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　　1945年7月15日，祝寿之后仅仅7天，张校长即与世长辞，惜未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直至今天，还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师生深深地怀念着的！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南开教父严修(1)
文/梁吉生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1860-1929年）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20世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即发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60年后，即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成为北方教育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所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000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无不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可容纳读者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开教父严修(2)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逝世后，南开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发起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范孙楼”，敬塑严修铜像。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像，以为永远纪念。每逢他的诞辰或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来这里凭吊。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1)
文/司徒允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校长（1876-1951年）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因而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美国度过，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据说当时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和民众超过了三千人。这个时期，无论对南开还是对张伯苓个人，似乎都进入了发展的“巅峰”状态：返津复校的南开大学尽管困难重重，但占地面积较先前有了成倍的扩展，为将来发展预留了广大的空间；张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设想，南开中学除已有的天津、重庆两所外，还要在上海和东北某地再建两所。看来，“大南开”的蓝图，化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张伯苓早年矢志办学，为筹款“化缘”，与各时期军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但在北洋时期无论是黎元洪请他出任教育总长，还是奉系主政时让他担任天津市长，他均极力辞却，不为所动。以他的学生们的观察：“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伯苓刻意回避政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1930年张伯苓南下拜访蒋介石。此前，蒋派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后任###常务次长）考察平津地区高等教育情况。据钱回忆：“在天津，我看了南开大学，和张伯苓详谈。他对蒋称颂备至，说中国富强要靠蒋。南开大学办得比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后，写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报告。我还对蒋说，南开大学办得不差，但经济比较困难，蒋立即打电报给张学良，叫张学良每月补助南开大学几万元。张学良照办了，张伯苓颇为感激。”张伯苓的南下谒见蒋介石，有着上述具体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较早关注东三省命运的张伯苓更是感触颇深，进而把挽救民族危难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鉴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张伯苓于1936年在重庆购地筹建南渝中学（后称重庆南开中学），蒋介石率先捐助大额开办费用，使该校顺利建成并开学，嗣后成为陪都时期的教育重镇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张伯苓应邀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会上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未几，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的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是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的经典话语。本来对蒋氏即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第二年，他在蒋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　　这样，抗战胜利后“凯旋”天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段时期天津新闻媒体在报道地方头面人物的活动时常常有这样的排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市长杜建时……”，恐怕这并非只是因为杜乃南开毕业，与张有师生关系所致，而是凸显了此时张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处在复校阶段的南开大学就地区环境而言，就显得比较有利甚至优越。张伯苓早期艰难办学，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政治与教育相互关系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钟情于“教育独立”理念的言行，在张看来是不现实的。他鼓励当年南开毕业后赴美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归国到南京政府监察院从政，而辞去国内大学的聘约，即是出于依靠政治强势扶助教育（学校）的现实考虑。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龙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样想法。当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开同仁和校友表示，要摆脱政治，专心教育，但事实上已难以做到。　　二　　不过，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之后，不仅办学经费仰仗于国库，办学规划和决策也须得到###认可，其自主权较之私立时期大大削弱。虽说有得也有失，但对于张伯苓来说，还是显得不很适应。1946年夏，张伯苓呈报《南开大学复员计划》，拟将复员后的南开大学建成由五个学院、二十多个系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大学。但是###的批复却只同意设立文、理、工、商四个学院、十六个学系，原计划中预备筹建的医学院和法律、新闻等系未获批准。###显然虑及现有师资、图书馆设备等办学条件不足，从而压缩了原计划。可是以张伯苓一向自主办学的风格，对###批复的感受无异于使南开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遭遇了挫折。此后，###长朱家骅亲临南开大学视察，张伯苓现场说法，提出了包括图书馆、教员和学生宿舍建筑费等在内的九十多亿元（当时币值）的特拨经费要求，然而###随后实际下拨的经费却尚不及所请数额的一半。张伯苓不免大失所望，对朱家骅颇有意见。　　曾经一度接替张伯苓代理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教授在晚年所述回忆录中认为：###对南开不肯特别行以方便，是由于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在“北大集团”垄断高等教育主导权的情况下，南开很难得到应有的照顾，因为“在1948年，和那些最好的国立大学相比，南开可能是惟一的行政管理上仍然自主的高等院校”。何廉教授进一步指出：“南开作为一个大学和张伯苓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从未得到北大领导人的重视”，无论蔡元培还是胡适，都认为南开主要是技术性和职业性的学校，张伯苓“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其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何廉先生作为 “现场当事人”之一，披露了民国高教界的某些内幕，涉及张伯苓与朱家骅“不睦”的深层背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的确，张伯苓属于从底层涌现出来的实干型人才，其自身并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在民族危机的现实急需和仿效美国实用教育模式的双重作用下，他更倾力于相对功利化的教育，加之私立办学经费有限，就愈加远离“虚文”。事实上张伯苓轻视人文学科的取向也曾受到来自南开内部的批评，据邢公畹教授载述：“张伯苓校长早年办大学，重理工而轻文史的情况很严重，有见地的又极受校长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张子田教授，为此深感遗憾，乃至当面批评张校长，认为从一个办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学术界‘生态平衡’的短见。”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2)
其实，何廉的说法还只是就一般背景而言，可聊作参考。考虑到1947年内战方酣，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实际情形，###自身究竟有多少经费可用来满足各高校嗷嗷待哺的迫切需求，实在也是个疑问。何况原本并不充裕的经费被脱缰野马般暴涨的物价抵消之后的实际所得也就愈加少得可怜，而这又是教育主管当局所无可奈何的。张伯苓对朱家骅的抱怨即便确实也事出有因，而后者的操作难处也不应全然视而不见。问题在于，面对以北大为领头羊的近代中国高教体系，张伯苓领导的南开选择哪怕是部分地融入其中而换得相当的认同，还是依旧像私立时期那样自外于这一体系，追求特色而“独往独来”？无论如何，张伯苓是眷恋自己独打天下的往昔岁月的，这可以从他反复强调南开发展史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南开经验”的成功已使他建立起牢固的信念。所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以后，他仍然梦想“十年之后恢复私立”。然而，现实里国立南开应如何度过“磨合期”而与现行教育行政体制实现良性互动，张伯苓却显得思想准备不足。而在###看来，南开大学要真正纳入国家管理系统，就必须放弃行之多年的“家长式管理”，而这一触及人事的敏感问题恰恰又与所谓“北大集团”对南开和张本人的认知及评价互为因果。随着不久后张伯苓出任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终于等来了更迭南开人事的机会。　　三　　1948年由国民党导演的“行宪国大”之后，蒋介石出任总统，他提名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一生办教育的“清誉”和他近十年来与蒋的相互信任关系，应是他获得此项提名的两个关键因素。考试院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院并称“五院”，乃国民党实行“宪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试院院长一职长期由国民党###戴季陶担任，戴死后蒋介石曾有意请胡适继任，被胡婉辞，几经考虑最终决定请张伯苓出山。张伯苓最初亦曾犹豫，以致推辞，但天津市长杜建时衔蒋之命极力敦促，陈布雷也专电恳请：“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性格中具有诚笃仗义的特点，他素来持“你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做人处世准则，终于允其所请，复电称：“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不过，他提出一个重要的附加条件，即兼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张伯苓的意思很明显，南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据说，蒋介石默许了这一附加条件，然###方面则存在异议。　　张伯苓急电当时在美国的何廉，要他速归代理南开大学校长一职。何廉深得张校长器重，自他加盟南开，该校的学术研究局面为之一变，南开经济学科令世人刮目相看。何几次放弃他处高薪聘约，效力于南开，对张伯苓尊重有加，感情深厚。抗战期间，何廉一度从政，担任经济技术部门的管理工作，但仍兼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应召而回，他同意由张伯苓居校长之名，由他实际主持校务。对此，###长朱家骅颇有保留，认为在张的影响下，何很难放手管理校政，他援引有关大学法的规定，现任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国立大学校长，指张伯苓的“恋栈”与法规不合。此前，北大资深校长蒋梦麟即因兼任行政院秘书长最终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促成此事者，主要是朱家骅和傅斯年等人。朱氏曾约张长谈，力求说服对方，却未能如愿。何廉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变通方案：张伯苓赴南京履职期间，向南开请长假，张请假期内，何廉代理校长，这样既顾及到有关法规，又照顾了张本人对南开的眷恋之情。对此，张伯苓自然欣喜，而朱家骅却不置可否。就在张伯苓与何廉交接校长职务的次日，行政院的人事变动决定见诸报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张伯苓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职务的辞呈；任命何廉为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对此，张伯苓大感惊诧，而何廉则认为“很明显，这是###搞的对张伯苓的一次突然袭击，将他从南开大学校长职位上拉下来。张伯苓感情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所以，不久即离津到南京”。　　张伯苓真正到南京考试院视事的时间甚短，他曾表示，“对考试院的业务，向来不熟悉，我可以学”，多少有些既来之则安之的意味。颇有意思的是，南京方面为张伯苓配备的考试院下属多为有南开背景的人员，如沈鸿烈任铨叙部长、田炯锦任考选部长、雷法章任考试院秘书长等。不知事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不久，时局逆转，南京百官纷纷作鸟兽散，张伯苓年迈体衰，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那里是八年抗战时期他的避难栖息之地。　　考试院院长的这段经历，是张伯苓从政的“顶巅”，也是日后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使他“身价大跌”的原由，即所谓“一脚踏在臭水沟里”。本来一位办教育卓有功绩的社会贤达，转瞬间竟成了“前朝遗老”，当年为之扼腕叹息者不乏其人。他的学生周恩来在1945年冬为军调处执行部成立来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的丁履进谈道：“（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反映了中共方面对张从政不以为然的态度。　　被后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张伯苓的从政表示了“惋惜”。且看1947年3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黼、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黼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此时胡适任北大校长，刚刚推却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好意”，又在为蒋介石请他兼任国府委员一事而苦心说服对方。在胡适看来，社会上应有好人站在政党之外，“独往独来”，必要时替政府说话，更有收效，而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了独立发言（包括批评）的资格。基于此，他认定张伯苓等人的置身政府之内，得不偿失。因此，胡适在国府委员，乃至其后的行政院院长、总统等“官位诱惑”面前，还是把持住了自己，保有一个“独立之身”。虽然胡适与国民党人的渊源瓜葛较之张伯苓更为深厚复杂，但在拒绝官职方面，胡适毕竟表现出更多的个人选择，这里确有某种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起作用，而这恰是偏重务实的张伯苓所欠缺的。　　四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十分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3)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得意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致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30年后才公开发表的悼词，洋洋万余言，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道：　　……张伯苓40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所在多有，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作者简介：　　司徒允，原名张晓唯，笔名司徒允，1957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生平与思想研究。著有《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近代教育的吉光片羽——民国文教名人史事考述》等。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1)
文/凌鸿勋　　在上海交通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蔚芝先生。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学府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十三年多，在这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计长校的十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先生长校的时期。　　笔者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初受业于先生之门，中学文凭、大学文凭都系先生所授与，派遣赴美也是先生的保送与敦促。曾在先生长校时，一度在校任教，先生辞任校长，曾短期代理其事。自后在上海，在无锡，以及抗战时在内地就教于先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上海南阳路谒见，曾承先生赠以《茹经堂全集》一部为最后一次之谒见。离开上海时，先生年事已高（时已85），且已失明多年，隐居上海，不问外事，从此音尘不接，消息渺然。今兹交通大学举行建校六十周年纪念，自不能不对此经师人师表其最崇敬之意。笔者自惭不学，不克对先生述其万一，然在台同门中稍知先生者亦无多人，为就所知先生之事记其概略，至关于国家之大节，治学之源流，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作者不敢妄拟也。　　先生名文治，生长于一个书香之家。前清光绪初年，即从几位有名老师肄业，知道文章应先从立品始。16岁入太仓州学，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分发在户部补了主事之职。依先生的早年经历，这完全是科举时代仕进途程的一个典型。而先生的功业乃在32岁时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一个新的转变。时在光绪甲午我国对日战败之后，国势脆弱暴露于世，外交问题渐为当时朝野所注意。先生在总理衙门曾有如下一段的自述：“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及曾惠敏黎纯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济之学粗得门径。”其时先生专办机要文电，因此常值夜班，每至天明。在值班之暇，常在条约柜内取阅与各国所订条约，加以研究。又以暇时学习俄文，每于晚间油灯之下，对中俄各条约的文字细加校对。先生目力之受伤实开始于此时。未几戊戌政变，继以拳民起事，京中发生戕杀德国公使及日使馆书记官之事。拳民在京市起义，先生仍赴总署办事。某日拳民数百人首裹红布拥入总署办公室，时总署已散值，仅剩先生一人，拳民谓署中妖气极盛，且听说署内洋文书极多，都要烧毁，如有通洋语之人即系奸细，应即杀却。先生力予驳斥，谓与洋人交涉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须依法办理，不能乱杀。拳民无奈，转向先生说，要给先生焚香升表，如表能上升，便是好人，否则先要杀却。后来将表焚烧，果能上升，未将先生杀害，先生付之一笑，其临难不苟免如此。拳事既平，翌年辛丑，清政府与各国议和，先生参与其事。和约既成，清政府派大臣那桐赴日为道歉专使，以先生为随员。先生因得出国赴日，于递国书后在日参观各项事业，憬然于日本维新之效。明年英国新王爱德华加冕，先生又随专使大臣载振赴英致贺，并顺道访问法、比等国，转程赴美游历，经日本返国，周行八万里，自是更注意于欧美诸国所以致富强之道，使先生于治学治事之余，对于国际情势，与新政设施，增加不少观感。先生有代载振所编英轺日记叙述至详，其时先生年38岁。　　先生归国后，适清政府设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以载振为尚书，广揽人材，以伍廷芳陈壁分任侍郎，徐世昌与先生分任左右丞。虽先生对于外交学研究已有数年，雅不愿舍此就彼，然自是先生乃得大用。商部设有通艺司，专管铁路、轮船、电信，以及工业、矿务之事，先生致力于交通事业乃自此始。曾请准颁布铁路简明章程，为后来铁路法规的张本。又令各铁路督办大臣按期填送表谱图册，自后始有初步的铁路统计。又如厘定全国铁路轨制，明定以四英尺八英寸半为标准轨距，以及颁布路务议员章程等，皆由先生主其事。此类初期交通建设擘划的功绩，乃为先生文名所掩，恐世之知者或不多。先生在部并创立北平祖家街之工业学校，又为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学仪器馆立案成立。先生41岁升任商部侍郎，其明年署理农工商部尚书。正在先生年富力强励精图治之时，其太夫人在京逝世。按照清制，凡正缺官员有父母丧即须开缺，先生于是开缺居丧，而农工商部自后即一蹶不振。　　其时邮传部已成立，任尚书者为先生在商部时之同官陈壁。所有路电邮航之事，已由商部移归邮传部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即高等实业学堂，亦由商部移归邮传部管辖。于是陈氏奏请以先生任此校监督。先生到校以后，将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工程科，后改为土木科，创设电机工程科、商船科与铁路管理科，自是学校教育始以交通事业为对象，实行建教合作。先生添聘英美教授，提高课程水准，增加试验设备，建筑图书馆，每年派遣毕业生赴国外深造及实习。先生在校则提倡国学，自编大学国文讲义，星期日自己授课，每年举行国文大赛，并提倡体育、拳术、音乐、演讲，倡导军事国民教育，使学生实行实弹操练，大开教育界风气之先。先生设教以勤俭敬信为训，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以出处进退辞受取与为人生大节，俭以养廉为立品之始基。当先生在商部时，有某巨商请办铁路，又有某巨商请办银行，曾向先生致送巨金，皆为先生所峻拒斥责。故先生以前清一品大员，而寒素逾常人，其淡于荣利与安贫乐道的风格，即此一点已给予后进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先生少受业于王紫翔先生之门。初攻性理文学，常书毋不敬、毋自欺六字于座右。18岁开始作读孟札记，理学亦日进。20岁始从事经学，受业南菁书院先后院长黄元同王先谦两先生之门。尤喜治易经，作周易大义，额其斋曰茹经堂，著述之盛自此始。自游京师，获交当世贤俊，始稍周旋于世故。25岁始授徒。馆于顾氏家。自通籍从政后，更注意经世之学，为文亦以奏折或公牍一类为较多。戊戌年清室酝酿政变，先生“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一折为人传诵，有声于时。自长沪校后，编成曾子大义二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古人论文大义二卷，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大学大义一卷，中庸大义一卷，为学生习文治学之范本。离校以后之十余年间，著有十三经提纲十三卷，周子大义、程子大义、朱子大义、张子大义各若干卷，洪范大义三卷，性理学大义十四卷，政治学大义四卷，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尚书大义二卷，诗经大义九卷，礼记大义五卷，阳明学发微七卷，紫阳学发微十二卷，周易消息大义五卷，此皆先生70岁以前著述之大者。自后以完全失明，犹以口授著述无一日或息。先生生于叔季，虽抱匡朝政抒国忧之盛德宏愿，而不获多见于功业，退而讲学，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闻风感发，立德立言，可谓不朽矣。

记校长唐蔚芝先生(2)
作者简介：　　凌鸿勋（1894-1981年），字竹铭，广东番禺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民国十三至十六年），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恢复了每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创办了工业研究所、确定了校徽、规模宏大的体育馆也竣工落成。于1981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著有《铁路大意》、《台湾工业概况》、《抗战8年交通大记事》、《桥梁学》、《工厂设计》等书，被誉为一代工程巨子。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忆吴有训校长二三事
文/陈蜀尧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学校实行军训，小学叫童子军，大学和中学早上要出操，每周要穿军装上军事课讲步兵操典。军事课不上了，学生思想放纵不羁，生活自由散漫。不少学生头戴洋毡帽（称博士帽），上身穿灰军装，下面是笔挺的毛呢西装裤，尖头皮鞋闪亮光，手拿Stick（又叫文明棍）；有的鼻上还架着金丝眼镜，在沙坪坝、松林坡游来逛去，一副滑稽相。中大柏溪分校全是一年级新生，相对的奇怪装束少些，但穿一半军装一半西装的人很多，成天泡在柏溪小镇的茶馆里打扑克聊天，学习风气很不浓。新到任的校长吴有训特地到分校在大操场集合全体学生讲了一次话。他说：“大学，不单是学校大、院系多、同学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学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负，大志向。八年抗战，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胜利了，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同学们赶上时候了！你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事业有成才能很好报效祖国，不要空度时光。古有名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还举例说：“普法战争（1870-1871年）法国战败，德国（当时叫普鲁士联邦）向法国索取赔款，以当时法国的财力，需要50年才能偿还清。科学家巴斯德发明了微生物发酵技术用于葡萄酒酿造，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法国很快还清了战争赔款。英国科学家61阅读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藉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夹带而入，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教育思想家胡适(2)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负有对社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它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就是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他。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 “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三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决的便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而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教育思想家胡适(3)
四　　语文在学校教育中各学科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甚至有学科中心之领衔作用。由于语文作为其他学科工具的基础地位，因此解决语文教育的革新问题，必然为其他学科的改革奠定了前提，同时也显示了语文教育革新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文化教育界兴起了两个热潮：一是白话刊物纷纷创刊，二是平民教育的勃兴。前者，不用说，胡适是其中支持创办白话刊物的干将，后者胡适亦不落人后。平民教育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劳工神圣”有相通之处，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工读互助团”，旨在提倡半工半读，以利平民之识字及文化提高。这些都是西方教育机会平等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在中国的反映，更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直接体现。虽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过往的“精英教育”的一种反动。　　为了更好地普及基础教育，胡适参与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订。学制作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极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上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尤其是决定着考试制度的性质，而考试制度又会影响教学，乃至反映出该种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观等等。这次学制尚未改革之前，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学制会议的希望》的短评，他主张教育的精神，而非为学制而学制，并认为新学制里中学部分最为切要。这反映他对普及基础教育的热望。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取消预科，师范学校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这样，以前的日本学制就转向改为英美学制。虽然中国考试制度的金字塔型结构并没有因此学制转而改为欧洲的梯型结构和日本、美国的谷仓型结构，这与我们人口众多、以淘汰性而非资格性考试方式有关，此种弊端实承科举考试制度而来，非三朝两夕所能断改。但胡适参与制订的7项学制标准中有4项与杜威的思想有关：加强职业教育，实行选课制和弹性制，下放大学预科至高级中学等。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此种学制延续到1949年，解放后废弃已久，但改革开放后又承此制，可见此学制的生命力和相应的科学性。　　解放后，学制之变化极为频繁，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命令正式颁布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稍后受“苏式”学制的影响，尤其是“文革”初期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影响深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可以从此看出，以胡适为主制定的壬戌学制的一些影响，比如学制要缩短，比如既要学这样又要学那样，这既有平民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职业教育的影响，也多少有民粹主义教育的影响。胡适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1918年8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赞《湘江评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毛泽东后来找胡适谈湖南教育界驱逐张敬尧的事，并说：“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载有毛泽东的回忆，说喜欢《新青年》，爱好陈独秀、胡适的文章。众所周知，后来双方越走越远，而到了50年代，胡适作为战犯和资产阶级学者，遭大批士人承官方旨意的猛烈批判。据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研究（《论胡适的诗》），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受胡适早年词《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周先生说毛泽东未必有意摹仿胡氏，但在下意识里尚未摆脱少年时代受胡的影响，两词结尾分别为：　　胡词是：“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词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学者罗志田的分析是，毛泽东写此词时，心中有胡词在，而且是对胡词的回答。胡适咏俄国二月革命，但亦可一般地理解为新俄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写此词时颇感自豪，回答胡氏，我们的革命将要赶超俄苏革命。“就像胡适一生都有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一样，集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的毛泽东又何尝没有一个赶超英美最后并赶超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呢？”毛泽东晚年大改学制，是否心中有个胡适，不敢遽下断言。但老年时的一些举动与少年时代的某些影响有种隐秘的通道，是得到心理学家的认可的。　　五　　胡适对教育之重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在各个时期对教育的奔走呼吁，既存教育救国之心，也是他对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认同的结果。他认为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受政府三天两头更替的影响，加之他常看到学生闹###（并不是所有的风潮都没有道理，###之讨论是另题，不在此列），给教育的负面作用，以及对学生的直接影响。他认为，东汉已经有很发达的大学（像胡先生这样的高人也不免好古，于古代去找现代的印迹，我是不赞成此说的），但因为大学是作为国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专制主义，学校作为传载文化的工具，必然随王朝的灭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损伤，也就不利于搞持续的创造性研究，而不像西方的大学，政府的上台与下野，并不影响大学之存亡。因此他呼唤大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胡先生似乎搞忘了，西方绝没有我们这样漫长的专制传统，而且教会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不少大学都得教会之助，得以建立和发展，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么能独立的漏网之鱼，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学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上独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无羁，实在比登天还难。但教育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这个梦确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这三点自然都是中国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空谷之音，但在专制国家实难实现，且不说别的，单说要中央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一项，即不可能实施。首先你必须不证自明地相信中央是开明而不昏庸的，他们享受着不被怀疑的豁免权，其实，这豁免权首先就应该被怀疑；退一步说，他们开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证明他们不勾结，因为利益之网是千丝万缕的，你要他禁止无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干笑两声。事实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就像胡适这样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极难实现与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独立”。弄到后来，胡适自己执掌了北大，也主张“党政军团与学校合作”来“疏导教育”学生。诚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教育思想家胡适(4)
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②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也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又受着意识形态的可笑愚弄，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暗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男，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等各类专著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书包网 www.61k.com

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雷颐　　浙江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而这13年是国难当头、内战不止的13年，竺先生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将浙大办成全国著名大学？新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1-4）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竺可桢先生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的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他婉拒。然而他却能“出污泥而不染”，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并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寄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竺先生对学生这种无私、无畏的爱应成为所有教育者的楷模；所有教育者都应扪心自问：能像竺先生那样爱学生吗？　　作者简介：　　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后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1985年 毕业，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梅贻琦的选择
文/陈远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个大学校长(1)
文/傅国涌　　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先进文明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不过短短一百多年，但它产生不久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后人几乎只能仰望，这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大学校长分不开的。我之所以同时想起这三位大学校长，首先是因为这三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物都出生在宁绍平原，他们的家乡相去不过方圆百十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竺可桢是绍兴东关人（现属上虞），蒋梦麟虽是宁波余姚人，也靠近绍兴，少时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两年。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20世纪前半叶，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人物真可谓群星璀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其次，蔡元培和蒋梦麟、竺可桢这两个同乡后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求学时，蔡元培是学校的监督，还是他的老师。“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南下，推荐年轻的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那时他留美归来不久，尽管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毕竟没有实际经验，蔡元培却一眼看中了这位早年的学生。而他果然也不辱使命，在动荡的乱世中，始终稳稳地把着北大的舵。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在他在职而不在校期间，就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即使蔡元培在校，蒋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密切的关系，从蒋梦麟的《蔡先生不朽》、《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等充满深情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从他近似回忆录性质的《西潮》中也可以看出。　　我不知道蔡元培和竺可桢最初在什么时候相识，但20世纪20年代后期，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时，就邀请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后来竺可桢出长浙大也得到蔡的赞同和支持，竺在浙大的许多做法就是以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为榜样的。　　三个人中以蔡元培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他出生于1868年，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办过学校，又长期在欧洲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蒋梦麟生于1886年，从小基本上受的是西化的教育，少时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留美近十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博士，还是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他们两位都是以教育为志业的，都做过北大校长、###长。生于1890年的竺可桢从小接受的基本上也是新式教育，先后在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留美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有所不同的是，他主要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从1936年出任浙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还兼任了十年的气象所所长。所以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办大学不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把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大学，培养了无数不世出的英才，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我以为竺可桢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人士，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知识分子，一位“求是”人曾说：“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它使我们体悟了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是‘社会之灯塔’之谓。”　　正是这些深受近代文明熏陶，热情追求真理，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全面提升了中国大学的品质，使这些大学迅速和世界接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蔡元培、蒋梦麟身上所体现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竺可桢身上体现的浙大“求是”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些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位教育家范源濂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为时很短，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赴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把他看作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他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个大学校长(2)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他的北大是真正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主任教员、各科本预科教授各2人，由教授互选，任期1年，期满得再被选。组织各学科（系）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各教授会设主任1人，由教授互选，任期2年，并由各科教授主任组成全校统一的教务处，负责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各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1年。　　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不仅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也促进了思想界、知识界的转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胡适等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人说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和陈独秀办《新青年》对“五四运动”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傅斯年1943年说过一番话：“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它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露出一种新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由蔡元培创造的思想自由、民主精神已经成为北大绵延不绝的火种、传统。　　蒋梦麟：“谨守蔡校长余绪”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6个月发行量就达到1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30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7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惟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三个大学校长(3)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竺可桢：浙大的“求是”精神　　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其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罢课持续了一个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是要将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三个大学校长(4)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所确立的“求是”校训不仅是治学准则，也是做人的准则。他自己就是“求是”精神的身体力行者。他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竺可桢当了13年浙大校长，他一贯支持校园民主，1940年，他大胆起用无党无派、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在费巩支持下创办的《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推动了校园民主的蓬勃发展（1948年改名为《费巩壁报》）。每当危急关头，竺可桢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他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42年1月“倒孔”运动时，他亲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保护学生；他一再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下令开除学生的威胁，斩钉截铁地说：“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整个于子三运动中，他的言行感人肺腑，正是他不畏弓虽.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当得知于子三死讯赶到监狱探视尸体时，竺可桢即严词拒绝在“于子三自杀身死”的证明上签字，并在南京对《申报》记者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正是他仗义执言，率先冲破新闻封锁，击破了“于子三自杀身亡”的谎言，消息见报后震惊全国。蒋介石下令他“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并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他还对浙大全体师生郑重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不灭的史册中。他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让我们肃然起敬、激动不已！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所起的作用是后人很难想象的。浙大在1949年前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绝不是偶然的，是和这位好校长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傅国涌，生于1967年，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主要著作有《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2001年）、《金庸传》（2003年） 、《百年寻梦》（2004年）、《叶公超传》（2004年）、 《追寻失去的传统》（2004年）、《笔底波澜》（2004年）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圣约翰大学(1)
文/林语堂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1)
文/李杨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会大学：中国资格最老的圣约翰大学、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沪江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大学，集体“消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1952年秋，上海。落叶缤纷的季节。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著名学府走到了尽头。　　这三所学府都是教会创办的。圣约翰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　　伴随着院系调整的鼓点，它们集体“消失”。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第二医科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大学，则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强大起来。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感到：苏联模式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学唤醒了这个城市的记忆。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初现中国　　和北京的燕京、辅仁等名校一样，上海这几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说起来并不难理解。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在梵王渡（今万航渡路）创办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改组成为沪上惟一高等学府。　　1903年，震旦大学由“毁家兴学”的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在卢家湾创建，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会教士的办学思想产生冲突，马相伯转而创办复旦，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现第二医科大学。　　震旦大学是天主教背景，圣约翰由圣公会创办。相比之下，沪江大学的传教士则来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浸会。　　1906年，沪江大学校董会选择了杨树浦西北岸一块面积165亩的荒滩地，开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沪江大学正式开学。和圣约翰一样，沪江大学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授课。　　“这所学校以它‘什么都缺’惹人注目：学生、教师、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都缺。”当时，一位沪江大学的传教士（教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的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　　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黄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认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沪江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是时年3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刘湛恩。1929年3月18日，沪江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　　华人校长是“本地化”的应有之义。真正麻烦的是大学“校产”的归属。1929年7月，沪江校产的租赁协议签订：作为校产拥有人的“美国董事会”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征性租金把校产租给“沪江校董会”（管理者）。　　立案程序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圣约翰、震旦、沪江的毕业生一批批进入上海社会，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仅圣约翰就培养了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经叔平……他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王立诚如是说。　　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专著《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会大学的学生世俗化程度颇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学费。圣约翰曾让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大学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到了30年代，沪江大学则连神学院都不办了，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　　王立诚如此描述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这段时间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学校领社会风气之先：圣约翰校训“光和真理”，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沪江注重中国化、学以致用，其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夜校也为时人称道。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沦陷—解放：沪江两任校长的命运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上海，沪江的校园被日军侵占，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得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　　刘湛恩坚持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不为日伪当局所动。1938年4月7日，刘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被日伪买通暴徒暗杀。殉国殉教，求仁得仁。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所著名教会大学集体“消失”(2)
抗战胜利之后，沪江大学迁回军工路原址，迎来了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41岁的凌192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1929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　　在教学上，兼工商管理学系主任的凌力主扩充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提高淘汰率，以实现其“学术复员”。　　除了教学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讨钱养活学校。他向美国援华联合会、联合国救济总署及国民政府伸手“拉赞助”。1947年中，凌宪扬访美120天走了59个城市，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　　面对通货膨胀，凌甚至做些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万美元修教工宿舍。经校董会批准，他用这笔还没有到位的钱从政府那里囤积了一批平价纸张并高价售出，用售得的钱来造房子。　　1948年初，米价一日三跳。10月蒋经国改革失败之后，这位挣扎着办学的货币银行学专家终于“不知道为了让教师养家糊口，到底该给他们多少钱”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解放。面对新政权，凌宪扬分析：“共产党人可能对我们的课程设置会施加一些控制，但我们想他们不会接管学校。……我们将留在这里，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儿都在这里。在这个时刻他们选择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我对大学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　　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沪江大学从此没有校长，只有校务委员会。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大道无行：高等教育“一边倒”　　新中国的教育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十七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接办“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中断。　　在著名教育学者###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由55所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圣约翰、震旦、沪江的负责人都对解散各自的大学表示了热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举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宾馆，圣约翰、沪江的校友会仍在活动，每年校庆都有大小不等的聚会。沪江校友会还和机械学院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文/陈远　　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他的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虑，但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地“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这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最为频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国是，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可以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屡次帮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来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一个外国校长在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的处理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17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筹划经费，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90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和教育。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解散、取缔、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同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　　听说最近有一个关于促进民办教育的法律要实施，不过我在想：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私学的传统？面对现在众多如企业一般运作的民办大学，我看不到一丝大学的影子。

清华风物今安在？(1)
文/陈远　　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清华大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诡诞，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个中原由，恰可用本文的开端作为解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梁诚有一次往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话中这位美国的国务卿无意说出了“赔款原属过多”，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当然不会错过良机。于是，梁诚一方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方面又急报中国政府，建议向美交涉要求美方退还多余的款项。如何使美方把落入口袋中的银子再掏出来返还中国，梁公使想必大费心思。及至1907年12月3日，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美国总统在国会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今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翌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种植事赔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这一段曲折，便是被老一代清华人称之为“国耻纪念碑”的“游美学务处”的由来。　　今年3月份，我曾到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家中与先生进行过一番关于梅贻琦校长的对话，那篇对话最初经我整理，殊不尽人意，后来硬着头皮令黄老审阅，黄老不辞劳苦，又经一番加工，几近重新写过，遂使文章文采斐然，此亦见黄老治学行文的严谨。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我供职的《中国产经新闻》，随后我即因报社操作的不规范而离开报社，赋闲在家。其时，黄老以其多年研究清华校史的大著见赠。《图说老清华》即为其中之一。　　赋闲在家，除了抓紧时间另觅饭辙，更免不了读书自遣。黄老的几本大著伴我度过大半无聊的时光。《图说老清华》以清华的校史为纲，借图片描绘老清华的轮廓，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爱读书不求甚解”的人来说，在读图的过程中遥想清华的故事，自然是最惬意的事。　　清华前期人物，周诒春自然不可不提。周是清华学堂改称学校之后的第一任副校长，在首任校长唐国安卸任之后顺利接任，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均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之事。而尤为不可不提者，则是1916年他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在清华校史上可谓浓墨重彩。周的呈文以行楷书之，洋洋数页，涂抹修改之处颇为不少，可见周校长擘画清华蓝图之心血。据黄老统计，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这一时期的学生达28人之多，其中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以及哲学家金岳霖，等等。早年的甲所与乙所为校长住宅，简陋而古朴，与我现在所居住的小房子几近相同。所不同者，当然是前者宽敞许多。这一时期梅贻琦已学成回国，在清华出任教务长（1926-1928年），不过其时周诒春已离任，当时的校长为曹云祥。　　这一时期的教师合影看上去也颇具意味，譬如1921年的教师群体：国文部的梁启超诸人一律长衫马褂，而其他各部则均为西服革履。遥想这一群风流人物行走于清华园的情况，令人忍俊不禁。服饰的不同，其实代表了文化取向上的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多元性。　　国学研究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4位各具姿态，可谓天作之合。而吴宓则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朱自清这时任教于中文系并兼系主任，刘崇则是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后来当了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先生，当时则是算学系的教授并兼系主任，其他的名师如叶企孙、陈岱孙也都身居要职，他们当时的照片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好像都在30岁左右的样子。于是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早生那么百八十年？就算不能在清华当个教授，去清华当个学生还是可以的吧？后来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渊源有自。　　转眼到了1928年，清华学校鸟枪换炮，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光听名字就气派了很多。不过，国立清华大学可不光是名字听起来气派，虽然在此之前的清华学校几经曲折，甚至有几位校长竟然为学生所驱赶，连首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不过平心而论，罗校长气魄极大，于清华之奉献在清华校史上亦有举足轻重之位置。罗校长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后继者梅贻琦“大师论”的滥斛。其在职期间，开放女禁、淘汰冗员、调整学系、兴建土木均有雷厉风行之势。惜乎这位党国新贵作风比较专断，最终为清华师生所不容。罗校长离校之后，大家都认识到清华的校长不太好当，无人再敢轻易接管清华这块烫手的“热山芋”。而梅贻琦“生斯长斯”，虽知前途艰难，但依然临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却受众望所归，于是清华上下对此均无异议。梅先生为清华校史最为出活的校长，清华教授治校之传统可谓自梅先生始。此传统常为时贤追怀与击赞，非有大气魄大胸襟者不能为。此期间清华不惟大师林立，且英才辈出，如1929级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级的###吾、萧涤非，1931级的余冠英、夏鼐、钱思亮，1933级的吴祖湘、林庚、乔冠华、万家宝、钱锺书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会在此时期空前活跃，诸如中国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哲学会、物理学会等等，少者十余人，多者则达六七十人，譬如化学会。若非此后战乱频仍，清华于学术上的建树实在不可估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始迁长沙，后辗转而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视当时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时的女生宿舍，竟还不如笔者中学时代所住的集体宿舍，想来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无怪乎费正清访华时要惊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学术热情的了。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曾经是梅的业师，蒋梦麟的资格也要比梅贻琦老，当时张蒋二位却有意让梅多担其事，毫无间隙之心。梅处事则事事体现至诚至公，使得三校均无意见，殊为难得。当时的联合大学并非别无分号，但是持续时间较久且成绩卓越者则只此一家。刚才说到教授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时教授著述的数量却为数不少，文理科的教员均有硕果累累，这可以从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来。师生们的民主活动亦是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有张奚若和吴晗的演讲，从照片上来看，听者甚众，几达数千人，令人艳羡不已。如今就演讲条件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大为改观，且不必有生命危险，但此情此景则不复见矣。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清华风物今安在？(2)
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依然掌管清华。远在抗战前夕，以梅为首的清华校当局曾制定过一个“大清华”发展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复员之后的清华有了很大的扩充。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频仍的内战和无休无止的###。及至1948年梅先生选择去台，清华的历史便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华的后人中，据我所知，梅贻琦的公子现已80高龄，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访，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老人：清华风物今安在？想来老人不会笑我迂腐。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熊庆来　　随着毕业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对这所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这是一所缺乏个性和没有记忆的大学。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两天，希望找到有关云大的一些较为系统的书籍，这种期望的结果与若干年前一样，无功而返。已经翻乱了的《东陆春秋》，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乱、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前我一直相信，会有人写出一本有自己历史与个性书，哪怕是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云南大学志》那样流于枯燥资料的堆积。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玉溪校区、“软件学院”的纷纷建立，一个新的云大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达内心喜悦的问题上，这所学校显得过于无动于衷和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教学楼与更庞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随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会泽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一个站在面前的人都会产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继尧先生就是在此给青年学生致训词的。他说云南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并说“……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乱世极矣……欲因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运动中，在“反美扶日”的运动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献出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为云南乃至中国的自由与发展付出了一切。稍后到来的熊庆来，也住进了会泽院，这位肩负着“为桑梓服务”和延续“学术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样地满怀忧虑：“欲成为有一健全学术生命之大学，距离尚远，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现，吾人亦未认为满足。”要办出另一个清华，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诚然，如果没有极端困难的环境，也就无法窥到熊公的天才之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学，于此意均深为重视，而有卓然之态，故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或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校内工作每能不受影响。……因时局之剧变，财才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人物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断，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余故深感庆幸。”　　那些口口声声唠叨云大辉煌的人听到了吗？那些大肆口诛笔伐云大的人听到了吗？什么才是云大的传统，什么是云大的精神？今天的云大，比起二三十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尽管如此，学校仍然在扩大建设，毕竟“硬件”是办学的先决条件。可是，这也恰恰能说明问题，当年的经济困难打了如今的云大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遏制教育水平的下滑，许多老师忙于创收而无暇顾及教学，大学越来越像街门和工厂，成了晋升与腰包鼓胀的又一个亮点。　　我们有必要追问云大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加入“211工程”的云大并不意味着什么，新的契机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1949年以来，熊庆来留给云大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历史的叹息声如今显得异常沉重。我总是希望在云大的某个地方与熊公相遇，当这样廉价的愿望都成为乌托邦时，我对四合院那对身份不明的男女雕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恶。　　1983年，《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按照《财富》为大企业排名的方式，即以学术声誉、生源质量、资金捐助、师资力量等诸多项目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后来这种标准被中国的大学引用，成为高中生报考志愿的重要指南，许多大学将排名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云南大学1998年排名在54位，到1999年，下滑到72位，2000年又有所下降，其中生源质量在综合大学中最差且一年不如一年。在痛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大学教育是否可以标准化？　　实际上，大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加工厂”，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另一个尴尬的事实也出现了，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们竟然无法选择其他的产品，即使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教育过早转型改变了教育本身的目的与方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的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告诉学生信息社会需要什么，尤其是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惟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令人谅异的是，许多大学生的抱怨只是对“大学工厂”的不满，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缴了钱，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于是许多培训学校在高校周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学生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只是为了把自己铸造成好的螺丝钉，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社会需要？如果有人读了一本教师没有指定的书，马上有人不解，那会有用吗？对于这些人来说，背英语单词远比看托尔斯泰有价值得多。读书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带来什么外部奖赏。　　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它导致学生过于重视社会角色，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丝毫不触及内在价值选择。近来媒体披露的“26岁腐败”现象，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为什么会过早腐败，原因很简单，教育培训了他们很好的技能，却没有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一面提醒学生不要沦陷为“空心人”和“边缘人”的金子强教授，一面却将课堂讲学模式化和僵硬化，并不时周旋在各种企业的花环之中，灵魂教育变成一场可耻的谎言。　　吴松校长所要面对的，除了把新的云大推向世界以外，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还原出教育本来的目的与功用，如何延续云大固有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既然有“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云大的复兴之日就有日可待。在大学已并非个人英雄时代的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云大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建设云大的任务，也要有献身终极价值的勇气，并主动改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2)
当乔传藻先生在课堂上痛快淋漓地斥责北学楼二楼的两个厕所臭不可闻时，我依稀看到了另一幅景观：更多的阅览室，更丰富的书刊和更好的阅读环境。把充满大量动漫图书和时尚杂志的租书室理解为“厕所”，是我所听过最为过瘾的见解。没有谁会相信，画着胸脯比头还大的漫画书会给人什么创见。大学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种内心丰富的途径，为自己庆幸之余，也为那些终日奋战在英语单词中的人担心，更为那些兜售廉价和伪劣知识的老师感到悲哀。也或许，内心丰富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作者简介：　　周重林，出生于1980年。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后为大番茄传媒媒介经理。与友人策划出版“快乐阅读·时光书系”之《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大理的游侠时光》等。独立主编有《天下普洱》。现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策划。

复旦与南开 李登辉与张伯苓
文/王昊　　对于多少南开和复旦人来讲，2004年与2005年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开和复旦将分别迎来她们建校的百周年纪念。除了与时下许多大学各式各样的百年纪念有着相似之处外，南开和复旦的百年则更具特殊意味。这是因为，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南开与复旦，不独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虽然不可能被改写，但是少了复旦和南开，一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一定不会有那样好看，不会那么异彩纷呈。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很久以来却不愿意“走近”复旦，更不愿将她与南开两相比较，这种情感多半是基于一种妒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旦的发展十分骄人，此评价若是复旦人的夫子自道，则未免有自夸之嫌。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从贩夫走卒到墨客骚人，一旦话题关涉到中国大学，则言必称“北有北大、清华，南有复旦、南大（南京大学）”。此种议论，俨然已经成为时下评价中国大学的一种思维和话语定式。相形之下，南开的发展则略显沉闷，甚至南开人自己看来，南开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缺少激情。因之，每当论起复旦与南开，不免让人有些气短，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复旦的陈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格局。这是复旦人的自识，不过，陈先生后来讲的更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国家意识成为教育主导的岁月中，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被新老复旦人自觉地承传。可见，复旦厚积薄发的关键还是在于复旦几辈学人的精神传承，在于复旦优良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本来，对于复旦的成绩，作为外人总要有些阿Q精神，“我们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义气之争，于己并不能获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徒增自大与无知，最终不免为人耻笑。　　话说回来，一个学校的发展总会因时代际遇、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每个学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办学者办学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数和模式，也不必对他人亦步亦趋。但提起复旦和南开，特别是解放前的复旦和南开，两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引人兴味的相似之处。上海、天津；马相伯、严修；李登辉、张伯苓；复旦公学、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样骄人的话剧与体育……复旦与南开本身有着不尽的可相比较的话题，有心人自会细细体味。　　在追怀两校百年的光荣和梦想之余，更令人不能忘怀的自然是两位校长，复旦之李登辉，南开之张伯苓。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民间办学北有张伯苓，南有李登辉。很多复旦和南开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复旦校友梁大鹏先生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曾讲：“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张、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汉，铮铮然，讲话掷地有声，极富亲和力；一位儒雅之士，亲切平和，不事张扬。两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我们对伯苓校长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对于李登辉校长，因为毕竟是复旦门外之人，不能对李校长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过，从复旦校友的回忆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长当年谦谦君子的风度与气质。唐振常先生曾回忆，许多老北大校友在怀念蔡元培先生时，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老复旦与老南开校友的身上，李登辉、张伯苓两位校长，同蔡先生一样感动后人。张、李两位校长毕生服务于中国教育，尽管他们的教育生命和实践已经终结，但是他们留下的教育事业依然枝繁叶茂，他们的教育思想依然会给人以无尽的启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翻开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多少私立大学都已经灰飞烟灭，虽然如今的复旦与南开亦非当日的复旦与南开，但至少复旦精神、南开精神依然被传承了下来，被融入了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血脉之中。　　说到人格魅力，梁先生的“同一作风”，真是一语破的，对此，复旦和南开的校友们自然会心有戚戚焉！尽管李校长之后，钱、吴、章数位校长出长复旦，但是在复旦人眼中，李校长对于复旦却有着更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李登辉致力复旦大学的建设40年，一句“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于心。张伯苓校长亦毕生奉献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对南开人的要求和希冀，至今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时人每论教育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必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大师、大楼之论，其实，当年张、李两位校长亦有相似之论。大凡有为之教育家必会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岂非私见！　　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之于复旦，从文化的角度应该有极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钓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胃口”。比较复旦和南开两校，自然也有着更大的可发挥空间，同为私立学校，在办学体制、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诸方面均有可资挖掘的内容。研究这两所在中国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从当日中国教育资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中国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办学思路和观察视角，为中国教育发展寻找一个观念的突破口，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昊，197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工作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研究。

老清华教授面面观
文/唐少杰　　老清华（1911-1949年）的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　　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积、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的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能够领悟出的远不止是一幅幅教授众生相。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为我们的刘叔雅先生而设的。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文典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的学生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的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是这些教授本身为作者提供了鲜明的范本，更是同学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些“教授印象”。当年的清华园有这群卓越不凡的教授固然是大幸，同样的，有了这些妙笔生花的学生给后来的人们留下这些形象，不也是大幸？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1)
文/谢泳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他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①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20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30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他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惟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法国教育权集中于中央，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大体源于这三种模式的综合影响。一般说来，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权力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特别以国立清华大学最具代表性。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校长是政府任命，国立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已完全确立了现代大学校长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为天经地义，而政府不能以大学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就对大学事务随意干涉。这一认识已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共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于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傅斯年曾多次讲过，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　　中国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他还说：“迄至目前，一般资助大学者，尚无以赠与金钱为取得控制权之手段者。在国家方面今日对于大学所付与之拨款，多于战前十倍，然始终完全承认允许大学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认为此中伏有危机，并以为大学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时，皆当警戒并竭力反抗云。”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几位国立大学校长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虽然从此以后中国国立大学的学风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没有变坏。周鲠生在同一信里还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以后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门化的倾向。　　由于比较强烈意识到国立大学校长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　　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次长时就说过：“教育应当是立在政潮外边的。”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2)
1948年，北大50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国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珩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时任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北大首任校长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1949年前的中国###，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这是蔡元培对###的基本态度，大体代表了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对###的一般认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对待###的态度上也非常有独立性。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地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当时国立大学校长在对待学生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些大学校长在政治上不完全一致，但在对学生上，无论是一般的罢课还是大规模的###，无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什么背景，国立大学校长总是以保护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学生比政府重要。　　国立大学校长知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国立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这是国立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这三位是著名的红色教授。但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最后使三位教授获得释放。在教授和学生受到威胁时，国立大学校长是受害者和政府之间非常重要的调节因素，他们的选择非常重要。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49年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3)
三、国立大学校长的时代环境　　从国立北京大学最重要的几位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代理）的思想观察，其自由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中国知识分子较看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晚清历史处境中的国立大学校长，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余地很大。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当时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如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从法理上保障了民间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选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所愚。”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61阅读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教育的几点随想
——读《教育：必要的乌托邦》
文/陈远
早就知道萧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的随笔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见到，于是给萧先生打电话索书，萧先生告诉我她手头的样书已经被朋友们索要得所剩无几，但是她会尽快给我寄来。几天后，我收到了萧先生寄来的书。
我承认阅读这本书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书中的叙述和现实的境况刺痛灵魂的深处，尤其是像我这样对于当下的教育有些了解的人。
在本书选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着笔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萧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教育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一是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正，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了她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当下的教育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它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下变得极其狭隘。在摩罗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摩罗写道：“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得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的，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种不公平的、狭隘的教育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岌岌可忧。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中，萧先生对近年来盛行的“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从理念上来讲，我并不反对“教育产业化”这种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开、光华、燕京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以及萧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教育产业化上有过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产业化，教育的目标、其基本的理念却不可以产业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减少对教育的投资或者不对教育进行投资，因为从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上来看，个人诚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会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复杂的计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计量计算，而对教育收益进行精密的计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计算方法尽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这里，我们采用如下计算方法：
每名毕业生的社会直接成本=（学制期各年各项费用支出总和-无关费用）×（学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数总和÷学期制）
个人直接成本=学杂费+书籍文具费+生活差距费-助学金（奖学金）
教育收益通过教育收益率来计算：∑nt=1Et（1+i）t=∑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①《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研究》王善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nt=1Et（1＋i）t÷∑nt=1Gt（1+i）t
教育收益现值：
Epdr=∑nt=1Et（1+i）t-∑nt=1Gt（1+i）t
贴现后的个人教育成本：
G=∑nt=1Cet+Cit1+i=∑nt=1Gt（1+i）t
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
V=∑nt=1Et（1+i）t
式中，V=n年收入的总贴现值
Et=第t年的教育收入
R=利率，即教育的机会成本
Cet=t年的直接成本
Cit=t年的间接成本
G=n年的总成本贴现值
i=内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
然而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通过已有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但是有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发展却是历百年而不衰经千年而不竭的，从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多效性和扩展性等特性考虑，教育的个人收益在社会收益的面前几近于零。
因此我认为，“教育产业化”只可以作为在多元化办学格局下的一种思路，而不能成为政府逃避教育投资的借口。
在《大学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大学中的“不服从”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与萧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学的职能和功用决定了她应当是一个保存、发展、传播价值和文化遗产以及诞生新思想的机构之所在，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大学的超现实性和超功利性，也决定了大学的精神在于对学术的探求。贾谊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觉得这倒颇为符合大学的精神。对于这一点，陈平原先生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陈先生在搜集了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适（《北京大学》，1922年）、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蒋梦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鲁迅（《我观北大》，1925年）、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刘半农（《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贤的文章一一加以注解阐释，最后意在指出大学的精神重在对学术的探寻与建构。诚然，学术的探求精神与“不服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高压致使学术的独立性无法保存的时候，“不服从”便成了学术独立的前提，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寅恪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但是说到底，陈先生的“不服从”还是着眼于学术而非对当局的干涉。而对学术的探求精神，如果从严格的规范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外延。（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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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的新电影手册全文阅读 作者：孙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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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电影手册 作者：孙昌建


我的新电影手册
作者基于对电影艺术的多年关注与研究，从多个视角阐发了对异彩纷呈的当今电影之见解，笔锋触及中外、艺术及商业、经典与烂片等不同层面以及动漫、晴色、贺岁等不同分支，近年来引人关注的电影作品及其相关的电影现象在文中得以多面呈现，其语言酒脱酣畅，文辞形散神聚，平中见奇。

开往电影的地铁(1)
人群里这些幻灭的脸　　阴暗黑潮树枝上的几片花瓣　　　　　　　　 ——庞德　　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　　轻轻靠着我的背　　这些年早就习惯送你的挥别　　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　　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游鸿明　　《苦月亮》的故事最初起因于一辆公共汽车上，当然那是一辆比较空的公交车，如果是在那种拥挤不堪的车上，估计作家对一个逃票的美女也会无能为力。　　更多的故事，有关邂逅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列车上的，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走动的又有时间进行语言交流的场所，而窗外的风景以及站台和传统的汽笛又为这样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还有扑克牌、书、水果和必要时的算命及段子，这都为相互了解提供了必要的铺垫。　　但是人类发明了地铁，它比火车更快更具现代感，特别是地铁站台，庞德的诗歌为地铁作了形象的概括，而游鸿明的《地下铁》专辑中的主打歌，更是现代人一种情感漂泊无助无依的写照。几米的绘本及后不定期改编的电影《地下铁》让我想到了“温暖”两个字。不知怎的，我总把几米跟霍金联系在一起，虽然霍金的书我是一点也看不懂，但是对几米，我自以为能懂。而作为音乐和绘画的交遘，唱片《几米·地下铁的二十个音乐场景》又为我们建构了另一个世界，那是属于地铁的世界，而电影的地铁则呼啸着开进我们的视野。　　我们试想一下，中国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只要闻到那厕所的气味，你就可以知道，如果能发生故事，那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而在地铁车站，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在你不知道一下子那么多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有人说这就是现代性。所以有那么多的警匪枪战片，把打斗和追杀场面放在了地铁车站和车厢里面，就像武打片会把打斗场面放在寺庙里一样。　　地铁有一个特质，那是火车所不能比拟的，即逃遁时候的方便性。如果一个人质和嫌犯在火车上，那么人们动用飞机也能追赶列车，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但是如果他坐地铁逃跑，那除非在每个站台都布下天罗地网，否则要在途中截获他，还是有困难的。至于说在地铁车厢里的打斗追逐，中外的“地铁情”有所不同，即中国的地铁车厢里面人是很挤的，而外国则是大多有位子坐的，因为比较空，所以故事有了上演的机会。“9·11”事件发生后的那些天，上海地铁站里的报纸卖得很俏，我就见到有的卖报小贩穿行于各节车厢之间，他们的吆喝很有噱头——“一颗导弹打过来了，美国人勿晓得导弹是啥地方打过来的，《环球时报》晓得格……”　　坐地铁去和情人约会，比开车去约会更简单方便而且不露痕迹，日剧中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你只要想想《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坐地铁的镜头，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要去一个地方是多么方便，他们要爱上一个人也是多么容易，但是爱情本身却仍然有那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那种整洁干净的地铁，跟主人公的外套及整个装束打扮是多么相称啊，但是爱情，或者叫婚外情，它仍然不被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看好，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们从马车一下子跨越到了飞机和地铁，但规则却没有多少修改，这是金属的理性的地铁和现代人柔软精神的一种相抵触的悖论，就像地铁车站里满眼的胸罩广告在灯光下给人的一种想入非非，那样一种妩媚和诱惑，似乎要超越于地下，她要往地面上冲，像是要飞翔。　　还是让我们来回味一下电影中有关“地铁”的经典镜头吧。　　《我的野蛮女友》中牵61阅读

女人是水做的，水是爱做的(2)
此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佐惠子的“水”流过土地，能让过期的花儿重新开出花朵，能把大海里的鱼召回到河里。赤桥，就是河与海交汇之处，于是常出现这样一幕镜头——佐惠子用灯向在码头的阳介发出信号，阳介便以马拉松运动员的速度和耐力迅速跑向佐惠子，于是那“水”便喷发便流向了大海，海里的鱼便纷纷游到河里……这便是赤桥下的暖流。　　不要以为这是一部探讨xing爱的电影，不是的。它的含义似乎要广得多，自然界和人世间有很多神秘的东西，男女间为情所困的事也有很多，但是情可以跟“水”有关，也可以在“水”枯了之后仍有一种坚贞的等待，比如片中的婆婆。老导演今村昌平说，他关心社会和女人的下半身，所以有人说这仍是一部探索女性问题的电影。　　女性肯定也是出问题了，《女人那话儿》是女人扎堆说男人也说自己的欲望，《性女传奇》推出了一个极致的样板，而《赤桥下的暖流》呢，它似乎更符合男人对性的一种需求——有点夸张有点变态。　　于是我们相信：女人是水做的，水是爱做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偷窥，所以我存在(1)
现实的情况是，生活越来越像电影，而电影又越来越像生活。有着无数性元素的偷窥影片加起来，也不及璩美凤的xing爱光碟来得真实而动人。　　我窥故我在　　几乎所有有关偷窥的情节，都多少跟性有关，而性的一半又总是指向暴力和谋杀。这样的电影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如《后窗》、《偷窥》（又译《银色碎片》）、《性、谎言、录像带》、《偷窥杀手》，当然大部分都是极为粗糙的，如《偷窥网络》等，无非加进了网络的元素。还有，偷窥总是涩情和A片的一个最为简单的手段。然而在法国影片《我偷窥，所以我存在》中，性和谋杀已经被减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虽然影片的后半部分，性的元素还是注入了银幕，但就是连性也不能让影片的主人公艾力从一种与人疏离的生活状态中回来。　　在陈凯歌的新片《和你在一起》中，一开始也有偷窥的情节，那是一个被包的女人（陈红饰）用望远镜在望着她的情人及她用百无聊赖的目光扫过屋顶，还有少年小提琴手在车站死盯着陈红与程前亲热，还有盯着陈红大腿的镜头。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就死盯过宁静的大腿。不过《和你在一起》显然没有沿着偷窥的小径往青春的萌动和性觉醒的大道上走，而是走向了煽情，所以陈红的望远镜与《我偷窥，所以我存在》一片中主人公艾力手中的望远镜不可相提并论。有意思的是，艾力手中的望远镜却是来自于他的继父，这对父子始终冰火不相容，最后以继父的自杀而告终。如果你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十诫》之《爱情短片》中的主人公汤米克使用的望远镜是他的好友留下的，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偷窥并非自觉，而仅仅是好奇和无聊。比如艾力的偷窥并不起因于性，虽然他对对面楼上陌生女人的身体很是感兴趣，所以才会有一连串的跟踪及写信给她；而汤米克的偷窥同样是对陌生女人玛格达的一种迷恋，跟性仍然无关，后来玛格达用一个女人惯常的方式处理这个男生的“欲望”时，汤米克羞愧得只能去死。其实少年偷窥的情节，在电影中比比皆是，因为它代表了少年的成长的一个部分，因为真实的世界往往被遮盖着，只有偷窥或不经意地撞见中，你才能发现生活的真相。《青青校树》《不伦之恋》中，都有少男少女窥见大人性事秘密的戏。　　汤米克不死不可以吗？艾力没有性不可以吗？因为要性要死那太简单了，难的是不死而且跟性没有什么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我偷窥，所以我存在》倒是一部严肃的片子，虽然还是有性，而且还有一男两女和同性恋的镜头，但是就整个片子压抑的风格来看，这里的性不是火花而只是一种毒素。深入一个十七岁高中男生的生活，深入艾力偷窥后面的真正原因，父亲的早逝，母亲与继父的关系，姐姐与离婚男人的关系，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生活圈。隔壁母亲与继父莋爱时传来的声音，让艾力更是睡不着觉，所以他只好抱着望远镜睡觉，这比抱着女人更让他心安理得。他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能窥视并跟踪别人的秘密，包括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也就是说他只能活在别人的秘密之中。而当这样的秘密被继父知道之后，并且他们之间的沟通最终失败，继父摔了他的望远镜——艾力生活的支点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偷窥，所以我存在》，在那么多偷窥类的商业片中，它显示出了道德的考问和对现代家庭的思索。这也真是——我窥故我在。而艾力因为专心于偷窥和跟踪，竟让女孩觉得他很酷，因为他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乎，对女孩提出的一百元两百元接个吻也不动心。　　窥电影不如窥真人　　现实的情况是，生活越来越像电影，而电影又越来越像生活。有着无数性元素的偷窥影片加起来，也不及璩美凤的xing爱光碟来得真实而动人。我在电脑上看这光碟时，实实在在是被震撼了一下，虽然这之前，我对璩的身份和政见一无所知，但是此种“真人秀”的作用，比起影像艺术来，无论是多么美轮美奂的晴色艺术，也还是要生动得多，因为我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条标准，一个是艺术一个是真人，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呀。璩美凤xing爱光碟中至少还能让人感受到人家莋爱的美感，任何一个演员，哪怕是A片演员或三级片演员，都无法做到像璩美凤和她情人那样的投入，因为一个是生活本身，一个是演戏。生活中我们不知道有一个探头在，所以能够进入忘我的境界，能进入性本身。多少理论家多少导演追求的让演员忘掉镜头的存在，其实都只是一种努力而已。镜头或探头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观众的眼睛以及我们内心的那种欲望。　　窥电影不如窥真人，艺术在真实面前总要败下阵来的，所以艺术只能仿效生活。影射璩美凤事件的香港影片《偷窥无罪》拍成了一部准三级片，虽然麦家琪吴彦祖颇为投入也有牺牲精神，但是在璩美凤的“表演”面前，我总觉得要逊色不少。何况看此片时璩美凤的影子不仅挥之不去，反倒让人加倍地想起，所以你反而觉得《偷窥无罪》的恶俗和璩片的美妙，虽然在前部片中男女演员的床上戏也颇为晴色，而且有两处细节能让人记住：一是在洗手间里，吴彦祖的新旧女朋友互相比谁的波大；二是女议员说的一句话——男人喜欢世界上最脏的两样东西，一是政治，二是女人的荫.道。但是整部影片的主题却是非常苍白的，我看完之后也不明白为什么叫“偷窥无罪”而不叫“偷窥陷阱”。因为在那里，所有情节的设置都是出自女议员的阴谋，最后只不过是机关算尽反让自己丢了丑。当然此种丑可以转化为美，当女主人公把衣服脱了，精神就让位给了物质……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我偷窥，所以我存在(2)
窥电影不如窥真人，如果说电影是来自于生活的话，那么生活本身应该是比璩美凤们可爱得多了。而生活中的偷窥现象真的比比皆是。2001年的圣诞节，我就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重庆江北区曾有一青年在晚上用望远镜偷窥对面住户的隐私，后来被人知道后当场“抓获”，这个青年如此做的动机，就是为了打发无聊的夜晚。试想，你买个“哈勃”用来望星空，会被人说成是探索宇宙的奥秘，说不准会成为哥白尼或伽利略，但是你对着人家的窗户，那就只能说是无聊了。但无聊不正是人类情感或生存的一种状态吗？笔者在童年虽然没有望远镜，但也曾有偷窥他人的欲望，只是这种欲望一直得不到满足，继而只能把这种欲望化为看电影的欲望，在电影中偷窥，在艺术中偷窥，以满足人类丰富的好奇心和探秘心理。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知道好多家长都有看自己子女日记的做法，我们不排除家长关心子女的动机，但是你能排除家长就没有那种偷窥欲吗？不能偷窥别人，看看自己孩子的日记总没有错吧。而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和报纸还要把属于人类的那一点点隐私都制作成卖点变成收视率给读者给观众们看，好像不这样，就不能与时俱进似的。　　窥电影不如窥真人的一个前提是，我们知道电影是假的，不过这又带动了另一个产业，即拍摄基地的兴旺，特别是一些古装戏武打戏的拍摄基地，有不少成了著名的景点并成了当地拉动经济的一个杠杆。化虚构为真实，使偷窥成为一种全民性大众化的娱乐节目，这就真的成了独窥窥不如众窥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独窥窥不如众窥窥　　把偷窥来的最新成果变成发行量变成收视率变成钱，这只是一种方法。然而偷窥的事多少有点可遇而不可求的味道，要有操作性又要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人家老外也走在了前面。早有《冒险的代价》《智力问答》等影片涉及电视节目中的偷窥及作弊问题。1998年的《楚门的世界》（又译《真人秀》）让楚门一生下来就成为被观赏的对象，因为他就生活在一个拍摄基地里。　　最新的用电影抨击电视真人秀的是由美国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15分钟》。它讲述一个警官在执行追捕任务时，总有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跟随进行现场报道，这节目使警官成了纽约城里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然而犯罪嫌疑人却也巧妙地利用现场直播的《15分钟》节目，这就使一切看起来都成了一个大众参与的危险的犯罪游戏……　　是啊，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出名的时代里，偷窥和隐私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调动起了人们的欲望，就像伟哥似的，然而无止境的欲望，又希望我们的探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么这就意味着失望也是无所不在的。不是有一句很牛B的话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然而观众和读者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探头就在现场，而不是通过你通过导播所告诉我的……　　我们知道，能做演员的毕竟是少数，在我们这里还要经过北影中戏等的考试，难上加难；然而真人秀却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人人都有机会出名的节目，何况还有大奖，这就跟人人都“DV”了一样。真人秀出现的历史还不长，这种节目最早出自荷兰，后来在德国和美国也纷纷登场，并不断创下收视率之新高。比较有名的是CBS电视台制作的《幸存者》。它把一批成年男女送到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向电视观众展示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和求生故事。这个节目被《时代》周刊评为2000年最佳电视节目之首。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的《诱惑岛》，是将四对亲密恋人送往一个偏僻小岛上生活两周。这期间，另外二十六位单身且渴求爱情的俊男靓女上岛并生活在恋人中间，目的就是诱惑并破坏四对情侣的恋人关系。而法国推出的《阁楼故事》，也是男女派对相处的套路。据说有人策划出了中国的真人秀《走入香格里拉》，据说这是有别于西方那些庸俗的偷窥节目的，而是提倡团结互助、健康向上的团队精神，关注人的情感与思想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好啊好啊，变坏事为好事，变庸俗为高尚，变腐朽文化为先进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本事。　　想起曾轰轰烈烈的高枫事件，我们就知道，一只探头就变成了无数只探头。无数只探头都盯在病房里，他们都恨不得现场直播病房的情境（美国就有一档《霍普金斯》的节目，就是转播霍普金斯医疗中心里的一切），或者直播刘晓庆狱中一日的生活，那真是会超过所有大片精品的收视率的。现在电视的发展，真是代表着探头的发展方向，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表现和满足观众的情趣。所以现在凡事都要直播，一个地宫的开掘要直播，进入金字塔也要直播，为了什么？还是为了一种窥探的欲望。当然现在连寺庙里都装上了探头，为什么，为的是防火防偷防假导游。而宾馆里的探头和银行里的探头那更是行业的需要了。网上有段子称，妓女做生意时都用上了探头，为的就是敲诈或防护。是啊是啊，我们的欲望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我们靠什么来穿透钢筋水泥的丛林来穿透重重的窗帘布呢？那就要靠探头靠媒体了，这也与今天璩美凤的光盘能比A片更有市场更能流通是一样的道理。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偷窥，所以我存在(3)
高枫事件被称作是一场集体性偷窥事件，我想是不无道理的。当然不能排斥也有关心也有爱，有对事情真相的探究——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媒体所不能给的。现在商场卖电视机的柜台前，就已经有一种屏幕，能让你上镜头，我看凡是走过的路过的都会去那上面看一眼自己的尊容，但是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那又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疯掉的。　　打开生活中的后窗，打开隐私的天窗。我偷窥，所以我存在；我偷窥，所以我快乐。让偷窥成为一种集体的狂欢，这样的日子还会远吗？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的新电影手册全文阅读 作者：孙昌建 《我的新电影手册》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我的新电影手册全文阅读页面。

三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逆商：幸福者的必备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 逆商：幸福者的必备 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又流行一个新概念AQ，它是Adversicy Quo-tient的缩写，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IQ、EQ和AQ并称3Q，成为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不二法宝。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等于20%的IQ加80%的EQ和AQ。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商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人生事业成功中的特殊地位，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了“逆商”这一概念。他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控制感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控制感强的人会尽力改变环境，控制感弱的人则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起因和责任归属指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尽快爬起来。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有多大。高逆商者通常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持续时间指我们主观上认为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逆商高者往往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逆商低者则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他们甚至会因此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 例如，被领导批评恐怕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挫折。但是，同样的打击，逆商高的人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逆商高的人会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逆商低的人则会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况下，三者的重要性不同。有人认为，20岁前，智商显得最重要，情商和逆商作用一般；20—3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30—4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最重要，逆商很重要；40岁以上，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逆商最重要。可见，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情商让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智商和情商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逆商让我们在摔倒时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三者，少了谁恐怕都很难幸福。 有言道：成功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没有尽头。当你完全懂得了“成功永远没有尽头”这句话的含义时，幸福的生活也就向你绽开了她迷人的笑容。 （选自《中华活页文选》2012年第8期） 小题1:下列对逆商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逆商即AQ（Adversicy Quo-tient），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方式，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 B．逆商是人们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情商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获取成功既要有IQ，又要有EQ和AQ。 C．逆商的概念是由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的，他将逆商分为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等四部分。 D．逆商主要表现在对被领导批评的反应上，逆商高的人被批评时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被批评时产生的挫折感强烈。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控制感强弱不同的人在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有的会尽力改变环境，而有的只会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B．逆商低的人往往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他们在承担责任以及采取有效行动上往往不积极。 C．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的大小，高逆商者通常能够消除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 D．对待困境，逆商低的人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由此甚至会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而逆商高的人往往相信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保罗·斯托茨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在这几个方面，逆商高的人面对逆境都会从积极方面思考和行动。 B．从逆商的规律来看，挫折感低的人需要提高挫折感才能应对逆境，挫折感强的人则要降低挫折感，以利于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 C．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 D．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只有提高逆商，才会提高我们面对困难、挫折的承受力，这样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就没有尽头。

题型：阅读理解与欣赏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小题1:D 小题2:C 小题3:A

小题1:试题分析：“主要表现”错，从原文看，作者只是列举一个事例，意在说明逆智商高低不同的人的“抗挫折能力”。 点评：本题不难，对于概念的理解，要注意联系原文相关内容，将选项与原文进行认真对照，特别注意其中是否 混淆范围，将相对表达成绝对。 小题2:试题分析：“ 能够消除”错，应是“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 点评：审题时注意设题陷阱，如表达是否过于绝对，是否随意扩大范围等。解这类题的关键是对题干所在段落进行重点阅读，依据文中句子进行分析，与原文不符的排除。 小题3:试题分析：B“挫折感低的人需要提高挫折感才能应对逆境”错，挫折感低的人应是逆商高的人，无需提高挫折感。C“而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错，应为“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D“只有\才”太绝对。 点评：答题前要审题干，此类题在于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筛选信息，与原文对照时要注意其关键词，是赞同还是反对，是否定还是肯定的，说法是否全面等。

考点：

考点名称：现代文阅读现代文阅读掌握内容：

各种文体有不同的命题规律和答题技巧，不能一概而论。
相对来说说明文和议论文命题方向更集中，答题的格式也相对固定，规律性更强些。解题注重技巧。
记叙文题型更丰富些，答案也更灵活。重在感悟和语言的表达。

一、首先：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常见写作方法、表现手法、描写方法、说明方法、说明顺序、论证方法这些重要要素一定要把握住。　　
二、其次：
（1）语句在文章篇章结构上的作用：总起全文、引起下文、打下伏笔、作铺垫、承上启下（过渡）、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总结全文、点题、推动情节发展。　　
（2）语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感情）、点明中心（揭示主旨）、突出主题（深化中心）。　　
（3）语句特色评价用词：准确、严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简练、简洁明了、言简意赅、富有感染力、节奏感强、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寓意深刻、引发阅读兴趣、说理透彻、有说服力。　　
（4）文段中关键词语、短句的分析：在题目的题干中出现了加引号的词语或句子，往往表明分析的对象源出于原文，在分析时应贯彻这样的原则：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也就是说一定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考虑。　　
（5）理解词语在选文中的意思和在语境中的含义：解答这类题目，要注意两点：一是这个词可能不再具有词典中的含义，而是特定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二是要理解词语的语境含义首先必须正确理解词语所在的语境。如《藤野先生》一文中“实在是标致极了”一句中的“标致”。　　
（6）语句作用、含义分析题：
①评价、赏析一句话：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先评写作特色、语言特色，如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现手法，语言或生动或优美或讲求对称或准确　严密……再评思想内涵，即阐明这一句表达了什么观点，给你什么感受、启迪、教育……
②分析一句话的含义也可从分析关键词入手，着重体会关键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③说明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说明内容、说明对象的特征和说明文语言的特色（准确、生动）。记叙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文章所渲染的特定气氛、表达的感情、人物形象的特点等。议论文语段中分析一句话要紧扣住论点（或是全文的中心论点，或是所在段的分论点）以及议论文语言的特色。
④关键句子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点明题旨的句子；描写、议论、抒情的句子；总结全文的句子；起承转合的句子（如相互照应的句子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过渡句）；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的句子（如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反语、设问、反问，特别是引用的句子）。理解关键句子主要是指能体味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如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褒贬态度及思想倾向等。同时要理解句子在文中的功能、作用、特点。　
（7）指明语句所用的写作方法：一定要注意文体特征和名词使用的准确性。　　
①社会环境描写的主要作用：交代作品的时代背景。在回答时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时代背景，指出文段中环境描写的相关语句揭示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②自然环境描写（景物描写）句的主要作用：表现地域风光，提示时间、季节和环境特点；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或人物心情、感情）；突出、深化主题。　　
（8）用自己的话回答问题：
①这种题目往往就是限定不能直接原文中的语句来回答，从另个层面上来说，也就是暗示你原文中有相关语句，所以首先应该找出原文中的相关语句；
②其次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原文中的语句变成自己的话，可以采用下列方法：概括大意法，适用于原文相关句子较长的情况；解释重点词法，适用于原文语句中有生僻词；变换句式法，适用于原文使用的是疑问、设问、反问的语意未能完全明确的句子，而题目又要求作出明确表达的情况。　
（9）根据阅读短文的感受谈自己的看法或体会：
用第一人称；采用1+2或1+3的形式，先用一句话概括出自己的看法或体会，再用两三句话谈谈理由，可以摆事实、也可以讲道理，如题目有相关要求，还要注意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①说明方法：常见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分类别、列数字、作比较、画图表、下定义、作诠释、打比方、摹状貌。
②说明顺序：所谓合理的说明顺序，是指能充分表现事物或事理本身特征的顺序，也是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事物规律的顺序。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等。
③论证方法：指的是运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是论点、论据之间逻辑关系的纽带。常用的论证方法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引证法）、喻证法（打比方）、对比法。
④论点：论点，又叫论断，是作者所持的观点。在较长的文章中，论点有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之分。　　
中心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的最基本看法。是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最主要的思想观点，是全部分论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　　
分论点是从属于中心论点并为阐述中心论点服务的若干思想观点。各分论点也需要加以论证。中心论点和分论点的关系是被证明与证明关系。凡经证明而立得住的分论点，也就成为论证中心的有力论据。　　
⑤论据：提出论点必须有根据，即必须举出足够的事实或正确的道理，证明论点的正确性。用来证明论点的事实和道理叫做论据。　　
论据，依据其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可分为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也称事理论据）两类。
事实论据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描述和概括，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此是证明论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论据包括具体事例、概括事实、统计数字、亲身经历等等。
理论论据是指那些来源于实践，并且已被长期实践证明和检验过，断定为正确的观点。
⑤记叙顺序：
顺叙：按照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先后次序进行叙述，从开端、发展、高潮写到结局。倒叙：把事情的结局或后面发生的事情先写出来，然后再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插叙：在顺叙的过程中，由于某种需要，暂时把叙述线索中断一下，插进有关的另一件事情的叙述。插叙的作用是补充交代或说明，使叙述更加充分，弥补单凭顺叙难以交代清楚的必要内容，使文章更充实、更周密，在结构上更紧凑。
⑥描写方法：
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事件、景物具体描绘出来的一种手法，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描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手法之一。
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描写可以有不同的分法：从描写对象的自然属性来分，可以分为人物描写、环境描写和带综合性的场面描写（兼写人物和场景）。
环境描写又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人物描写还可细分为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外貌描写和神态描写）、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
从描写的角度来分，可以分为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
⑦表达方式：
表述特定内容所使用的特定的语言方法、手段，是表达方式。它是文章构成的一种形式要素。记叙（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⑧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从广义上来讲也就是作者在行文措辞和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使用的特殊的语句组织方式。分析一篇作品，具体地可以由点到面地来抓它的特殊表现方式。
注：又因为现代的语文已不太注重表现手法与表达技巧的区分，可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但如果要严格区分表现手法从属于表达技巧。托物言志、写景抒情、叙事抒情、直抒胸臆、对比、衬托、烘托、卒章显志、象征、想象、联想、照应、寓情于景、反衬、托物起兴、美景衬哀情、渲染、渲染环境、虚实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以动衬静、伏笔照应、设置悬念、侧面描写、正面描写、直接抒情、间接抒情、修辞格、字词锤炼、以小见大、句式选择等。

现代文阅读实用解题技巧：

一、解答现代文阅读题应分三步走：

第一步，纵观全文，把握主旨一是理清文章的思路。

文章的每一段、每句话归根到底都是为阐明中心服务的，都归向文章的主旨。平时要学会为文章标段，归纳每段意思，归纳中心思想。往往行之有效。二要找寻、读懂文章中关键的词句。特别是那些体现作者立场观点、反映文章深层次内容、内涵较丰富、形象生动的词句。尤其是文章的开头句、结尾句、独立成段的句子、比喻句、连问句、过渡句、抒情议论句，文章的主旨常常隐含其中。
①不要急着去做题，在进入题目之前，必须读两遍文章。第一遍速读，作快速浏览，摄取各段大概意思，建立起对文章的整体认识，集中解决一个问题——选文写的是什么？第二遍精读，仔细阅读每句话，揣摩、参悟一些重要的句子、段落，对文章的主旨产生一定的认识。
②画出在文章的结构上起过渡、连接作用的词语、句子、段落，画出各段落中的中心句，尤其注意段首、段尾，这些词句往往就是回答问题时需要重点研读的，通过找重要的词句进一步理解文章的思路，结构层次。
③心中要有文体意识，找出画龙点晴的句子。作为托物言志类的哲理性散文，在叙述和描写中总有一些议论和抒情的语句，阅读时一定要善于抓住议论抒情的句子去把握文意，尤其注意文章结尾的议论抒情，它们往往就是全文的主旨所在。牢记：欲速则不达。一定要读懂文章再做题，坚决杜绝走马观花式的阅读。

第二步，认真审题，定向扫描做现代文阅读主观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地审题，抓住了审题这个关键，就找到了答题的诀窍。

现代文阅读的审题，就是要仔细分析题干，把握题目要求，即把握题干中包含的与答案相关的各种信息。这是答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题干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文章作者的话，一是命题者的话。设置题干的目的，主要是限定答题内容；同时，命题者为了使考生不至于茫然无绪，往往又会在题干中提示答题内容在文中的位置，甚至限定了在哪一段或哪个句子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题干的提示，找出每一道题的出题点，锁定答题区间，具体到段、句、词。只要找准了原文中的相关区域，认真揣摩上下文的文意，准确抓住关键词句，准确地把握住答案的有关信息，大多数题目的答案是能够在原文中找到的。
牢记：题干提示了答题范围，题干规定了答题角度，题干提供了答题思路，题干隐含了答题信息，题干体现了答题规律。

第三步，筛选组合，定向表述文学作品阅读多为主观题，其题干不仅能显示答题的区域，还能显示答题的方式。

要站在命题人所“问”的角度回答问题，问什么答什么，使所答充分、到位、准确、有条理。整合时一定要确保文通句顺。
牢记：
1、弄清题干中所具有的态度或倾向遇到的题干如果是否定形式，就采用先反后正的答题方式，避免遗漏要点；遇到的题干如果是肯定形式，就采用正面的答题方式。
2、弄清题干语言的构成形式，确定答题语言形式。题干的结构，是表意的外在形式，暗示着语句含义由哪些方面构成，分析结构可以提示考生答题时如何组织好语言。
3、弄清题干中作者的话和命题者的话题目中出现作者的语句，一般是学生要理解和分析的对象，而命题者的话一般起到引导学生明确解答重点或者提供限制条件的作用。
4、变含蓄为直接，变分说为概括。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材料多为散文，语言不仅有丰富的内涵，还很讲究艺术技巧。有的含蓄委婉，有的生动细腻，有的形象具体。具有这些特点的语句在高考中历来成为考查的重点。组织答案的时候首先要整合文中的相关信息，在原文中找出相关段落所传达的信息的共同点，然后利用文中附着信息共同点的那些具体的、形象化的语句，把这些具体形象化的语言转换为抽象，概括性的语言，即为所需答案。
5、多从原文中筛选、提炼、整合语句作答。现代文阅读的考查目的在于把握并理解作者在文中所要传达的信息，因此，要依照作者的思路来理解作品，多从原文中寻找答案。但并不是直接摘抄，有时以文章中的词或句为基础略作改写来作答，有时要求综观全文，从各段中提取相关信息加以整合。这类题在高考中出现最多。

二、另外，要弄清试题中常用的名词术语。

1、表达方式，常用的表达方式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等。写作手法，考生要清楚，狭义的写作手法即“表达方式”，广义的是指写文章的一切手法，诸如表达方式、修辞手法，先抑后扬、象征、开门见山、托物言志等。
2、修辞手法，常用的有比喻、拟人、反复、夸张、排比、对偶、对比、设问、反问等。
3、语言特点，一般指口语的通俗易懂，书面语的严谨典雅，文学语言的鲜明、生动、富于形象性和充满感情色彩的特点。分析时，一般从修辞上进行分析。感悟，多指发自内心的感受、理解、领悟等。
4、说明文的类型，事物、事理说明文(内容角度)；平实、生动说明文(语言表达角度)。
5、说明方法，一般有举例子、分类别、列数据、作比较、下定义、作诠释、打比方、画图表、摹状貌等(一般是三个字)。
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程序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在答题时，可答得具体些，如：空间顺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等)，逻辑顺序(先结果后原因，层层递进等)。
说明对象，指文章说明的主要人或事物(一般不必答人或事物的特点)。
6、论证方法，中学要求掌握的有道理论证、事实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归谬法。
论证方式，立论和驳论。
理论论据，包括名人名言、俗语谚语、公式定律等。
事实论据，一切事实、史实、数据等。简明，语句简洁、明了，一般有字数上的限制。得体，文明礼貌，人性化。
7、有何作用，回答文章中某一内容的作用或好处可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内容方面，如深化主题、强调感情等；
二是结构方面的，如过渡、呼应等；
三是语言方面，如引人入胜、生动活泼等。
8、思想内容，基本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主旨。
9、思想感情，作者或作品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如善恶、好恶、褒贬等。
以上各“常用术语”，暗中考查语文基础，同时也是题目赋分点所在，考生理解清楚，可很好地根治“答非所问”的弊病。

解题方法：

1.纵观全篇把握主旨

一篇文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读一篇文章如果没有着眼于全篇的目光，没有整体把握的意识，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因此，阅读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对文章内容的主旨是否能正确把握。那么，如何把握文章的主旨呢？首先要着眼于文章的整体，注意理清内部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居高临下地驾驭文章，领会文章的主旨内涵。其次还要看文章的作者、写作时间和文后的注释等，特别要浏览一下后面问了哪些问题，从题目的选项中揣测文章的主旨，明确作者的主要写作意图，这样解题就心中有数了。

2.理清脉络划分层次

《报秋》全文共九个自然段，一至六段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感情脉络是：
由玉簪花“探出头来”“报秋”引得作者“一惊”写起，随即“怅然”，又想到玉簪花的顽强、谦让、洁净和特有的芳香，归结到“秋是收获的季节，我却是两手空空”的失落、不安和焦虑。七至九段为第二部分：从兄长寄来的词中有所领悟，悟出“只在心中领取，便得逍遥”的人生哲理，从而坚定“领取生活”的人生态度。

3.检索范围准确

摘取良好的阅读素质不仅体现在对文章的整体把握上，还体现在对局部的确认。
阅读时，先看题目涉及到文中哪些段落或区域，确定对应的语句，再仔细分析这一段里每一句话的意思，理清段落之间的关系，了解行文思路。阅读题一般是从选文里有可能被学生忽略且又不一定真懂的地方抽出来编成各种形式的问题，用来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因此，答案要从选文里找，只要认真揣摩上下文意，准确抓住关键语句，大多数题目的答案在原文中是能够“抠”出来的。

4.综合分析全面考察

有些阅读题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话把答案意思说出来，且往往有字数限制。这种题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比较高，题目难度也大。解答此类试题，要吃透答案的内容要点，吃准表述的范围、角度和方式，用规范的语言表达。

5.认清手法明确作用

现代文阅读，命题者常常从文章的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方面出题对考生进行考查。
因此，掌握常用的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明确它们的修辞作用，对理解和鉴赏文章很有帮助。近几年高考现代文阅读大致考查了
如下几种修辞手法：
(1).比喻比喻要贴切，必须有相似点。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越明显，越突出，比喻就越贴切。
(2).拟人搜索
(3).反衬
(4).对比
(5).反复
(6).排比
(7).象征象征是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或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的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

四 : 智慧果全文阅读 作者：幸福洋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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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果1
饱满的稻穗,松软的泥巴，蝴蝶在田地里翩翩起舞，蚂蚱则欢快的跳来跳去。笨笨猪和邵迎手里拿着网赤脚在田提上奔跑去捕捉蜻蜓，笨笨猪不注意脚一滑身体与泥土来个深深的接吻，而旁边戴着草帽插秧的大婶偷偷笑拉，邵迎则在旁边“奸笑”道：“笨笨猪你不走寻常路啊想洗澡也不用这样急啊，”笨笨猪吐吐舌头哈哈道：“我这是节约用水，在下的良苦用心你小迎子是不会懂得。”滚吧你这小猪子呵呵，哇哇一只绿皮白肚的青蛙跳到笨笨猪的头上眼睛鼓的像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智慧果4
邵迎道：“凶手不到案发现场也可以致被害人于死地。”杏子不解道：“难道凶手有分身之术吗？”邵迎道：“凶手在和我们一起吃饭时，发短信把李子约到房间去，事先已用绳子把弓固定在栏杆上，另一根绳子紧紧拉住玄，把毒箭放在上面，屋顶上的烟头架在瓦的两边到某个固定的时间会落下来烧断绳子。”大家见栏杆上果然有烧焦的痕迹，屋顶上方也有一处口子，黑泽道：“烟头的火焰在下落时只是轻轻的接触绳子是不可能烧断的。”邵迎脸部的肌肉绷紧道：“如果在绳子上涂上汽油就可以。”杏子道：“杏子刚到门口就被毒箭射死是不是太巧合。”邵迎道：“凶手事先已计算好李子到房间所需的时间和烟头会在什么时候落下，因为要达到很精确的地步，只能让烟头在李子来之后才落下，所以在她的门孔里塞上口香糖，让她在箭的射程之内花时间除掉门内的口香糖。”只见门孔里还有残留的证据。杨丽迫不及待道：“谁是凶手啊。”邵迎此时的眼神像狼般锐利道：“凶手就是黑泽先生。”慧子惊讶道：“真是是黑泽先生吗？”黑泽微微笑道：“你有什么证据吗？”邵迎淡淡笑道：“死人是会说话的你难道不知，多条先生是数学老师临死之前画下圆周率的图案，圆周率是缩写成而你的房间就是314号，你威胁李子到自己的房间去不然的话就公布她的秘密，推测他她死之后迅速赶到现场藏起作案工具，然后把我们引来，后来又杀死多条先生，晓樱道：“可是屋子是密封的啊。”邵迎道：“凶手用线系住钥匙放到死者的口袋里，线的另一头穿过窗户上的小洞然后站在楼低下拉当钥匙被手腕的珠子挡住时用钥匙会落到死者的口袋里，你看他的手腕有被勒住的痕迹因为凶手事先已给他换过珠子，黑泽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仇恨的火焰随着他嘶哑的笑声到处荡漾如恶魔在舞蹈。邵迎语气沉重道：“杏子被多条弓虽.暴之后怀上他的孩子。”这时黑泽回忆起某天无意之中听到李子和杏子的谈话情景：李子对慧子说：“杏子真是蠢啊，竟然去自杀，你知道吗？我看到他去买验孕棒。她遗书上所说的颜色，我想是指验孕帮的事，只要怀孕试纸会变颜色。”杏子嘻嘻道：“怀孕是喜事但是如果被弓虽.暴而怀孕就是可耻的事，这也是她自杀的原因。”黑泽的眼球布满血丝，牙齿嘎嘎作响道：“他们是恶魔。”向慧子狂奔过去要杀她，只见杏子的母亲眼里含着泪愤怒道：“混蛋，真正的恶魔是你才对，这世上没有谁该死，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之后语气慢慢趋于缓和“杏子自杀之后，多条知道是自己害死她的，跪在地上流着泪向我忏悔，每天去清理杏子的坟墓，我见他真心悔过原谅他，我想杏子在地下也不愿见你如此疯狂的复仇行为......黑泽握住身上最后一支箭深深的刺进自己的咽喉，溅出的血液在阳光的照射下得到净化，人不应为复仇而活着，世上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

土城这时鼓声震天，全城进入警戒状态，原来是不死族重兵进攻人族的领域，晓樱决定到宫中去向人王大魔法师出谋划策。

来到宫中叶晓樱道：“魔兽四国与冷冰器战争是以间接路线战略的著名战例。”

间接路线战略的理论，是由人族的大师级战略家川流水特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川流水（80～220）在与不死族和兽族前期的战斗中担任过人族陆军部长的顾问，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魔兽四国战略论》是少数几个战略家之一。他有战争的理论对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其实他的理论和如今的战术有不少相通之处。

在此特借用他的理论，对死亡森林之战、战例进行分析和印证。

一、死亡森林之战

近来看到人族流传一些说法，认为战争最后胜利取决于正兵之间的决战，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说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把战争的目的归为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看到敌军的主力就像看到红布的斗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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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族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兽族四零四部队”，这是根据兽王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它盘踞在死亡墓穴东南五公里当时叫恶魔古的洞里。

兽族统治者在侵略人族的过程中野心越发###。他们要实现这种野心，但人力、武力、财力都不够；特别是工业资源、工业原料都先天不足，工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离满足疯狂的要求还远得很。为解决这种矛盾，他们竟不择手段，使用细菌作为侵略屠杀的手段。因为细菌既不同于钢铁、稀有金属，是种廉价的武器。

兽族军队开始侵略人族的领域，转眼之间，部分领土沦陷。兽族便利用部队逮捕人族的居民当作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兽族的恶行。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恶魔谷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的肥沃的土地上，人族居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

兽族制造了细菌武器最重要的工具，大量生产培养罐，更以夺取松风滤水机制造公司的特许专卖权为基础，造出了细菌战必不可少的“卫生滤水机”。不久又设计了放毒工作中的必需器材——“毒性测量机”。

兽族侵入人族的关内。认为感到侵略人族与暗夜精灵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兽族就强占以恶魔谷迤北约四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三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把正黄旗村的人族居民撵到西方去祝在兽族的指导下，奴役几千名居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以活人作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一百二十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只留下部队的“第三部”和“诊疗部”的基干，即检查病源、测验毒性、检查水质的各班和细菌制造班，滤过管制造班以及诊疗传染病的部分。

这个部队，是拥有月产霍乱、伤寒等肠内细菌各四百公斤、鼠疫菌四百公斤、炭疽菌一百公斤能力的皮带传送式生产设备和包含监狱的杀人实验所和研究初步细菌战争的机关以及研究细菌的使用方法的机关等等的综合组织体。

能供细菌战争用的细菌主要应具备的条件，是能够大量生产，毒性强大，对外界影响抵抗力大和能秘密使用难找罪证。为满足这些条件，经研究，首先设计出能供大量生产的“细菌培养罐”。设立了皮带传送式的生产细菌的工厂，细菌产量越发增加了。生产工厂中的三栋厂房，是在哈桑湖事件前夕完成的。。三栋的细菌最高产量，一天约三十公斤。为使细菌的毒性增大，还把细菌液注射到人和动物的身体中。

兽族部队的杀人研究家，曾把人叫做“木材”又叫做“猴子”，把人当作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动物加以杀害。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中的八十间水泥独身房间里，四个个解剖室里，十三个实验室里，六个特种试验室里，四个标本室里，

在那里以活人实验各种细菌和使用各种细菌作战的方法。把人倒背双手，绑在十公尺距离的木桩上，从低空中将炭疽弹投向目标，使吸入微沫而感染肺炭疽，使感染皮肤炭疽，然后在部队的实验室里，诊查得病情况，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还动员士兵去捕捉老鼠。


智慧果全文阅读 作者：幸福洋果子 《智慧果》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智慧果全文阅读页面。 本文标题：幸福的拾荒者全文阅读-逝去的大学全文阅读 作者：陈远,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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