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历史的刀锋全文阅读 作者：曾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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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历史的刀锋 作者：曾纪鑫


前言(1)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人类并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而是从远古一步步地发展进化而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转折，无论多么久远，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历史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历史“活”在我们置身的现实之中，现实便是历史的浓缩与延伸。历史积淀的成果是文化，文化赋予人类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无可更移，尽管历史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历史的阴影与宿命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潜力，以史为鉴，创造超越往昔的新的历史。于是，正确地认识历史，对今天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谈论历史时，常免不了提出多种假设：要是没有某某人物出现，要是没有某某事件发生，要是历史朝另一个方向稍微一拐，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其实，这种种假设，便是历史的偶然性。历史偶然往往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历史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透过纷繁驳杂的偶然表面，在历史的内里，又分明贯穿着一条清晰可现的脉络，一种颇富意味的规律——这便是历史的必然！
偶然与必然相互结合，历史才显出它的汪洋恣肆与斑斓多彩。
基于以上认识，我开始了《历史的刀锋》一书的构思与创作。
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史经过一番爬梳剔抉，我从“改变历史”这一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一些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那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上帝正是通过他们拨动了历史的转盘，不仅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改变着历史的昨天与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前途与未来。
我将选取的十一位历史人物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舞台，置放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历史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他们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历史影响等进行观照比较、透视研究。
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代言人大多都是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行止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好些都能耳熟其详，我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才是。
我选取十一位古代历史人物，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叙述这些显赫的历史个体，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方方面面的描写与反思。
我以周文王及其推演的《周易》为本，探讨中国文化之源，正是一册薄薄的《周易》，改变了古代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以秦始皇为线索，侧重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奠定与作用；以刘邦的胜利说开，状写其流氓行径及怀柔政策上升为民族的主流话语后对国民性的改造；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入手，论述文化专制如何与政治专制合谋，对民族激情、活力、智慧、创造的残酷扼杀；以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为契机，论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及中华民族那令人肃然生畏的内在同化力与凝聚力，即使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也能使他们如落入沙漠的雨滴般与汉族农耕文化融为一体；通过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巅的描述，探讨中国的土壤能否自发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外来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长成参天大树；从宋太祖赵匡胤由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胜重负展开笔触，追寻北宋军事何以一误再误，并导致中原从此积贫积弱，成为少数民族逐鹿的广阔战场；以农民皇帝朱元璋的狭隘变态为由，写他如何用管理农业的方法治理国家，遏制商品经济之苗，将整个中国农业化，使得古代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与同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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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偶然在历史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历史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其优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间的纵横比较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历史与历史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历史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历史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文化历史散文，适合于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文化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历史的刀锋，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历史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历史、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历史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历史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社会，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
一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4)
华阳夫人闻言大喜，二话没说，当即拍板纳异人为嗣，并赐名子楚。
然后，华阳夫人使出女人天生的看家本事，在安国君耳边吹了几个晚上的“枕头风”，这立嗣大事也就成了。为了安全稳妥起见，她又要求安国君刻了一块玉符作为凭信。
就在吕不韦离开秦国返赵的前一天，安国君特地召见了他，亲口说道：“只等赵国臣服请和，就派人迎接子楚归返秦国。”并预拜吕不韦为子楚太傅。
于是，异人也就摇身一变，更名子楚。
为了庆贺，吕不韦在自家馆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邀子楚赴宴。
两人席地而坐，频频对饮，喝至酣畅之际，吕不韦又叫出能歌善舞的爱妾赵姬以助酒兴。
身着舞服、略施粉黛、娇美动人的赵姬一上场，对女色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子楚一见，顿时神魂颠倒，不知所持，竟嗫嗫嚅嚅地向吕不韦提出迎娶的要求。对此，《史记·吕不韦列传》写道：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从上可知，赵姬献舞时已怀有身孕，对此。吕不韦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原为饮酒助兴，没想到子楚一见钟情。因此，吕不韦心里十分恼怒，这个子楚，也太不像话了嘛，怎能对未来太傅的爱妾产生非分之想呢？从子楚方面而言，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赵姬是吕不韦新娶的爱妾，而是把她当成了吕府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舞女；要不就是喝多了酒，一时晕头转脑言语失控，内心的真实念头一不小心就从口腔喷涌而出。不然的话，只要稍有头脑之人，是不会如此莽撞失态的。
吕不韦恼怒归恼怒，可一想到自己扶持异人立为太子已散尽千金，就不愿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为了达到目的，吕不韦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得献出赵姬。当然，他与赵姬肯定有过一番秘密而紧张的磋商，其焦点恐怕就是赵姬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他们可不想将这个刚刚怀上的孩子打掉，那么，就只有死守秘密瞒着子楚一途了。
在历代的史书及有关记载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吕不韦的又一条名为“嫁接术”的奇谋，是他主动献出了赵姬，其目的就是要使嬴姓之秦国变成吕姓之秦国。由司马迁所记，仅凭“吕不韦怒”这一“怒”字，我们就知此。
事并非先有预谋。吕不韦一心所念，是怎样扶立子楚登上秦王宝座，自己当上相国。至于要想改变秦国的“颜色”，恐怕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深远，即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也一时无法顾及，是许许多多碰巧凑在一起的“偶然”造成了以后的事实。
当子楚酒醒或是得知赵姬乃吕不韦新娶之爱妾后，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轻佻放肆后悔得不行。然而，吕不韦不仅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还忍疼割爱将赵姬拱手奉献给他。这回，子楚真的感动了，他双腿一软，当即匍匐在地，三拜九叩，将吕不韦视为再生父母。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子楚就名正言顺地将赵姬匆匆娶为夫人。婚后一个月，赵姬才敢将怀孕之事告知子楚。而这时，肚里的孩子已有三个来月了。他们婚后七个月，就生了一个儿子。幸而孩子长得又瘦又小，赵姬就欺骗子楚说正因为不足月，所以孩子才又瘦又小；要是长得胖墩墩的啊，那才不正常呢。一席话，硬是哄得子楚半点疑心都不曾有过。
小孩取名为政，因生在赵国，也就跟了母亲姓赵。赵政不仅瘦小，还长得尖嘴猴腮，丑陋难看。这恐怕也与子楚的日夜折腾有关，一个长期缺少女性的三十岁男人，一旦拥有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个欲火呀，不将他烧成炭块才怪呢。从医学、生理学、卫生学等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身怀六甲的女人在前三个月内夫妻应严禁同房（此后也是越少越好）。子楚不知赵姬有孕，就是知道，要他忍住欲火，恐怕也是一件难事；从赵姬而言，越能瞒着子楚越好，对他的同房不仅不好拒绝，还得违心地配合着才是。而受害最深的当数赵姬肚里的胎儿，在他娘肚子里就罩上了折磨、受虐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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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5)
这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日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这枚坚涩的苦果将以变态与报复、血腥与残酷的形式作为一种补偿，注定要让天下之人吃足苦头。此为后话，笔者将在《铁血之王嬴政》一文中予以详尽描述。
秦始皇出生时，吕不韦、子楚都在赵国。一个是实际上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的父亲，不管实际还是名义，两人对赵政的出生，肯定都非常高兴，很有可能又在一起喝酒庆贺了一番。
就在赵政还只两岁时，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长平之战后，赵国军力顿衰，昭襄王决意乘机一举吞并赵国。他先后派出数十万秦军，将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此时，赵国才如梦初醒，对秦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与幻想，于是，赵王决意杀掉人质子楚。
一旦子楚被杀，吕不韦的计谋将成泡影。因此，当他通过赵宫内线获得这一信息后，比当事人子楚更加着急。经过一番谋划，吕不韦又一次运用了他那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拿出黄金六百贿赂守城将军偷偷放行。一出城门，就是将邯郸围得铁桶般的秦军阵营，子楚这才得以脱离虎口，返回离开了二十年的故土秦国。
就在子楚逃出赵国之际， 吕不韦又在邯郸城内为赵姬母子找了一个偏僻的藏身所在。子楚一走，他的位置自然而然地就由吕不韦来填补了，他们在一起生活、莋爱，半点顾忌都没有。随着赵政的一天天长大，朦胧的男女意识在脑海里日渐凸显，出于对母亲的本能卫护，他的心中，慢慢就生出了一种对吕不韦的恨意。当然，这恨意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可能变成什么行动，而是长期地在内心积聚着。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继承王位，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安国君继位后，秦赵两国重修和好。 身为太子的子楚没有忘记吕不韦的恩德，也没有忘记曾经立下的誓言，更没有忘记夫人赵姬与儿子赵政。于是，在太子的督催之下，秦国马上派出使节，专赴邯郸迎接赵姬母子归秦。而这时，赵政已年满八岁，一到秦国，也就不再姓赵，马上改为秦国王室的姓氏——嬴。至于吕不韦是什么时候离开赵国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也许是与赵姬母子一同归秦，也可能在这之前早就到了秦国。
安国君守丧一年后，才正式举行登位大典，是为孝文王。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王位上仅只坐了三天的孝文王猝然而崩！
孝文王此前并未大病，没有半点死亡的迹象。即位仅只三天，就不明不白地死去，这实在是太蹊跷了，不由得不令人疑窦丛生。
于秦国频繁而仓促的王位更替，史书显得相当客观而平静，所记一切正常，并无什么了不得的特殊与疑窦。然而，这却为小说家们提供了展开想象翅膀的巨大空间，对此，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做了如下描述：
孝文王除丧之三日，大宴群臣，席散回宫而死。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乃重贿左右，置毒药于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惮不韦，无敢言者。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刚到秦国不久，对秦国及秦宫的有关情况恐怕都还来不及熟悉，他就具有这样神通广大的本事吗？再则，吕不韦立足未稳，还只能算是一个“外来户”，那使人“心惮”惧怕的威严所从何来？当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为他开脱与洗清，吕不韦的家庭背景、个人出身及被人视为不择手段的行径使得他的形象几千来一直不是那么光彩，将一些不实之词、难解之谜或怀疑猜测栽在他的头上、塞在他的怀里原本就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更何况，孝文王即位时虽已五十三岁，一直有病在身，但活个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子楚得何时才能即位啊？不论再等多久，子楚已立为天子，进了王位的“保险箱”。可他吕不韦就很难说了，他还得在秦宫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地待上多久啊？他与子楚所立的“君子协定”不过是两人的私下协议，日子一长，到时候子楚变卦翻脸不认人怎么办？还有，秦人对子楚、吕不韦及赵姬母女的态度与议论肯定也十分不利，子楚不过是一个落魄逃归的空空人质；赵姬不过是一个流落邯郸街头、与婊子没有多大区别的舞女，并且还做过吕不韦的小妾；而他们的儿子嬴政则很有可能是一个杂种，那尖嘴猴腮的样子哪一点像有着嬴家高贵血统的后代？还有那位子楚器重不已的吕不韦则是一个低贱的商人。就是这样的一群“邯郸党”，却极有可能要主宰秦国的未来，这，秦人接受得了吗？夜长梦多，吕不韦不得不思考“速成”之法。以他超常的智慧想出毒死孝文王的计谋，又凭超常的财富大肆贿赂一干人等，然后施行一次超常的冒险，这在吕不韦来说并非没有可能。他真的这样做了吗？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历史，有时候清晰得纤毫毕现，有时候又是一团纠结缠绕、无法解开、模糊不清的谜团！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6)
不管怎样，子楚一旦登上王位，吕不韦一直苦心经营着的“异人之赢”终于达到了目的。公元前250年，秦国太子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封养母华阳夫人为太后，赵姬为王后，嬴政为太子，吕不韦为丞相。
三
吕不韦做了丞相，如果仅此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权欲熏心、不择手段之人，也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他的伟大就在于官居丞相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立功与立言之举措。
自从第一次见到异人——也就是后来的子楚、当今的秦国国君庄襄王时，吕不韦的心里似乎就起了一种预感，这辈子，他注定要与秦国捆在一起绑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了。
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加之心怀壮志 也就时时留意着纷争的局势，并不断地进行着一些深刻的分析与梳理。当他与异人第一次见面达成“私下协议”的那一时刻起，肯定就在为日后的官居丞相进行着一定的积累与准备了。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等他熬到这一天时，已是五十一岁的衰迈之年了。长久的积蓄、准备与期待，一旦喷薄而出，该将释放多大的能量啊！因此，吕不韦刚一登上相位，就要放手大干一番了。他的弃商从政，并不仅为图得一个虚名尸位素餐，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很大程度上是为地位低下的商人争得一口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要向世人宣示，一个出身低贱的普通商人，有着高出常人的智慧才能，也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秦国起于西陲之地，由一个蛮荒小国历经五百多年的刻苦经营，国力渐盛。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竟像变魔术般地由弱而强。战国七雄相争也有两百多年了，虽然至今谁也没有吃掉谁，但局势已渐趋明朗，能够扫平其他六国的，唯有秦国而已。吕不韦面临着的，就是要担当起这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吕不韦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东周开刀，率兵消灭了它。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发兵灭掉周王赧，挂名的周天子已不存在，只遗留下一个位于巩（今河南巩义市）的东周君。东周君又称周公，虽不称天子，但总还是周王室的血脉与残余。此时的东周，只剩下屁股大那么一块地盘，实力微弱得不值一提，但自我感觉却相当良好，几百年的统治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七国再强大，也不过是周王室的一些属国呢。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时代，这些所谓的属国早就不把东周放在眼里，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儿了。然而，东周总还有某些方面可以利用、发挥的“余热”，于是，他们不想将事情做绝，也就在表面上尊奉着东周，有时还故意做出一些姿态哗众取宠，以博取所谓“道义”上的得分。这就使得周公的自我意识更加膨胀，一如既往地以大周王朝之正统代表自居，并做出一些不自量力的举动。
秦国一年之内连丧二主，政权也就在一年之中两次更迭两次转移，内部之无序与混乱可想而知。于是，东周君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心中顿时生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使命感，立即亲自出马联络六国，筹划重组“合纵”、联合讨秦事宜。
秦国探得这一消息，这对踌躇满志的相国吕不韦来说，无异于为他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站稳根基的绝妙良机。此时伐周，借口都不用，只管发兵打过去就是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竭力提倡“乐战轻生”之风，以获取军功作为门第的最大荣耀。在一个最讲究以军功晋爵的王国里，像吕不韦这样一个出身商贾的外籍客卿，如果没有显赫的军功，就不可能获得秦民的尊敬，也很难坐稳相国之位。于是，吕不韦决定领兵亲征东周。
庄襄王一听吕不韦要率军征伐东周，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吕不韦虽然经商有术、谋略过人，可从来就没有上过战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布阵、冲击、战术之类的军事行动，他能担当得了领军的重任吗？兵者，天下之凶器也，弄不好可要惹出杀身之祸来的呀！可是，吕不韦却胸有成竹地说道：“冲锋陷阵有士兵，布阵攻略有武将，我只须胸中一盘棋，正确决策就行了。以我大秦威武之师，对付区区弱小东周，不过小菜一碟而已，大王请勿担忧！”庄襄王又问：“要是东方六国派出精兵勇将，联手护周，奈之若何？”吕不韦道：“还没等到他们有所行动，我早就拿下那块弹丸之地了；再说，想那六国强盛之时，全力合纵也奈何我大秦不得，何况今日他们已然羸弱，各国自顾不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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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7)
于是，庄襄王也就释然了，他拜吕不韦为大将，率精兵十万伐周。
吕不韦毕竟不同于一般武将，他最懂得攻心战术与舆论先导的力量。在东渡黄河时，发布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谈西周之显赫，数东周之不义，言国运之轮转，警告六国不要轻举妄动，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檄文一下，六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哪怕是口头声援也不曾有过。大军踏上东周国土，竟没有遇到半点抵抗，一直开到国都巩城，也没有进行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周公就打开城门自缚而降。这胜利也来得太容易了，直让做有充分准备的吕不韦觉得太不过瘾了。于是，他又颁布军令：“继续前进，占领东周所有城池。”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缑氏等东周的所有城池很快就全部囊括在秦国的版图之中。
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酷烈的战争相比，吕不韦征伐东周的胜利算不得多么辉煌，然而它却具有非凡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吕不韦的致命一击，东周才算正儿八经地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秦国占据东周地盘，也就取得了东进的战略通道；秦国囚禁周公于国都咸阳，尽管人们早就不以东周“唯余马首之是瞻”，但秦国还是在观念上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此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肯定在吕不韦身上获得过一定的灵感与启示。
因此，当吕不韦班师回朝，当威武雄壮的秦军凯旋归来铁蹄踏踏作响，当俘虏中押着的竟是立国八百多年的周王朝最后一代末君周公时，庄襄王亲到咸阳郊外隆重迎接，秦人也很是高兴热闹了一番，而吕不韦的威望与权力一下子就飙升到了大众认可的高度。很快地，他的身边就团结了一批文武大臣，聚集了不少狂热的追随者与崇拜者。
为了表彰吕不韦灭周有功，也算对他十多年耿耿忠心的回报，庄襄王首开秦史、诸侯史之最，将刚刚占领的东周之地河南、洛阳十万户赐予相国，并封他为文信侯。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最懂得怎样笼络人心、团结部众了，封侯赐地后，他对忠于他的下人及有功部众全都论功行赏，并予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少者数百石，多者一二千石。与此同时，他又开设馆舍广招宾客，网罗天下英才。一时间，宾客多至三千，僮仆亦近万人，达到了秦国及六国个人势力之最。
此后，吕不韦虽未亲自带兵打仗，但在他的主持下又采取过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平定晋阳叛乱，击退五国联军，镇压长安君反叛，对赵、魏、韩三国攻城掠地……在吕不韦为相的十三年间，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之多，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更主要的是，六国在吕不韦主持的一连串沉重的军事打击下迅速衰落，再也无力联合在一起，一个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除了被动挨打等待秦军逐个消灭外已别无他法。
吕不韦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参照历代有关兵书，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它们虽然比不上《孙子兵法》、《尉缭子》等著名兵书，但也别具一格，有着独特的思想价值，《吕氏春秋·十二纪》就收录了其中较有影响的八篇。
当然，吕不韦也曾吃过败仗。就在庄襄王继位三年之时，魏国公子信陵君联合赵、韩、楚、燕，组成一支五国联军反攻秦军，联军巧妙地切断后路，将秦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是秦国多年来少有的一次败仗，也是吕不韦平生遭遇的第一次失败。不久，吕不韦尽管从这次败仗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用离间战术破坏魏国内部团结，继续重用败军之将蒙骜，趁机帅兵伐魏，一下子就夺取了二十座城邑，大获全胜，然而，庄襄王却在那次败仗之后一命呜呼，撒手归西。
很有可能，子楚是因为这次秦国少有的惨败而急火攻心，染上恶疾，一病而薨的。然而，庄襄王正值壮年，登位只有三年就突然死去，这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的目标自然又是指向吕不韦。仅只四年时间，秦国便连丧三君，这在秦国可是从未有过的奇事怪事啊！为什么自从秦国来了一个吕不韦之后，国王就一个个暴卒，死得那么干脆利落呢？会不会全是他从中做了手脚导演了这一出出的活剧？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8)
各种怀疑猜测、风言风语或捕风捉影一直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流到今天，就连《资治通鉴》一书也引扬子《法言》写道：“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欤！以国易宗。吕不韦之盗，穿窬（墙）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未见雒阳也。’”文中虽无明示，但显然也将“连丧三主”视为一桩疑案。
如果说孝文王之死吕不韦有可能脱不开干系的话，那么庄襄王不仅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反而还是一顶遮风避雨的保护伞。
庄襄王早年质赵，落魄邯郸，从未想过还有机会登上秦王宝座，因此自小就无什么远大志向，也就不会刻苦磨砺自己习文学武。在二十多年的漫漫时光里，他除了意志消沉地泡泡茶馆、常常发呆想想心事外，不会做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等到他登上王位，也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取，也无经天纬地之才华。秦国的发展方向、重大举措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纵一人拍板。庄襄王好不容易达到了九五之尊的荣耀与美若霓虹的富贵，除了补偿与享受外，他可不愿为其他事情绞尽脑汁费心尽力。他的一切，包括夫人赵姬都是吕不韦给的，他与吕不韦早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半点都不担心吕不韦会篡权夺利背叛使坏，所以也就放心大胆、放手乐意地让吕不韦独自担当那些令人伤透脑筋的国家大事。而吕不韦对他自然也是忠心耿耿地执掌着秦国的国运，当然，事情干好了是他吕不韦的功劳，干坏了可有庄襄王担当，谁也不会、也不敢拿他吕不韦问罪。吕不韦的手中，握着一柄无形的尚方宝剑，他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谁敢说上半个不字？此等风光自由，他还有必要谋杀子楚吗？
其实，体质本来就比较虚弱的庄襄王在饱食珍馐美味、怀拥百宫佳丽的极端享乐中，早就被掏空了身子。因此遇到变故，偶染疾病，就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要说动机的话，吕不韦只有一种可能谋杀子楚，那就是让自己的亲儿子早日继承王位，以改变秦国嬴氏之血统。
他会为了这一抽象的理念不顾旧情匆匆忙忙地杀害庄襄王吗？对此，我们仍是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由此看来，这又是吕不韦、秦国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难解之谜。
四
公元前246年，年仅十三岁的嬴政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史称始皇帝元年。赵姬封为太后，吕不韦仍为相，除已封为文信侯外，还被尊为仲父。仲父，意即叔父，因齐桓公曾称管仲为仲父，此后，仲父也就成了君王对最亲近之重臣最为尊崇的称呼。
吕不韦虽然在当上丞相的第一天就架空了庄襄王的实权，但毕竟还有一个王者的象征高高耸立头顶，他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现在，子楚一死，嬴政即位，秦国的政权、军权全部落入他的手中，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无拘无束，成了一个典型的无冕之王。秦国军民，唯有俯首伏地，唯唯诺诺而已。
至此，吕不韦才算真正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与滋味，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会有那么多芸芸众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为了捞个一官半职而不惜一切代价乃至奋不顾身的。据史书所载，吕不韦虽然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但他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未忘乎所以做出什么丧失理智的狂悖之举。
正当他自我陶醉之时，赵姬却主动找上门来了。自从来到秦国，以赵姬的身份、吕不韦的地位及壁垒森严的王宫而言，他们必然小心翼翼，即使有过眉目传情之举，但脱衣上床的私通行为，恐怕还不曾有过。然而，子楚一死，赵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庄襄王今日一个美人，明日一个宫女，对犹如一本翻烂了的旧书般的赵姬，自然用心“耕耘”的功夫就少了。也就是说，自来秦宫的三四年间，赵姬名为王后，实际上却在守活寡。这对一个还不到三十岁正值性欲旺盛之年的女人来说，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难熬。子楚一死，赵姬就有了一种挣脱囚笼重获自由的快感，吕不韦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摒弃左右，寻了一个秘密所在，让赵姬痛痛快快地满足了几番。赵姬却像久盼甘霖的枯禾，雨水一洒，禾苗就返青了、旺盛了。她并不满足于几粒可怜的雨露，她要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与吕不韦重行结为夫妻。这在吕不韦看来肯定嗤为典型的妇人之见，作为商人出身的他所看重的并非虚名，而是一种可触可摸可见的实利，与赵姬私通跟实际上的夫妻又有什么两样？王宫森森，规矩严明，他们做得到吗？两人私通，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怎能继续不顾死活直往前冲呢？可是，赵姬却泪眼婆娑地苦苦相求，并提出要他废掉嬴政自立为王的主意。她说：“只要当了秦王，我还是王后，咱们俩就可堂堂正正地待在一起了。”吕不韦听了，当即愣住：“我怎能杀掉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抢夺他的王位呢？儿子为王，不就跟自己当王一回事吗？再说，嬴政不也是你的儿子吗？你怎就这么狠心呢？”赵姬说：“一边是我的儿子，一边是我的情人，如果要我选择其中一个的话，不韦，靠得住的还是你。毕竟，亲生儿子并不等于咱们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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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9)
这时，吕不韦才真正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具有超常智慧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脱身法子——他找到了一个名叫嫪毐的高大英俊的青年男子做替身，让他以宦官的身份进入太后王宫服务。在处腐刑时，吕不韦特地派人做了手脚，并没有除掉嫪毐裤裆里的两粒睾丸。也就是说，派给赵姬的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样一来，赵姬的欲火得到满足，就不会来找吕不韦“扯皮拉筋”了。
在此期间，吕不韦又做了一件大利于秦国的事情。
近邻韩国面对强秦的猛烈进攻，于无奈之际想出了一条拖住秦国的“疲兵之计”。他们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优秀水利专家，劝说秦人修筑一条大渠。秦国一旦动工修渠，将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无暇东征，韩国也就获得了安全。韩国之所以想出这一计谋，就在于十年前，秦国蜀郡在郡守李冰的主持下治理岷江水害，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使得蜀地千里沃野成为秦国的大粮仓。这回，只要稍稍游说，获益多多、尝过甜头的秦国肯定会再次动工修渠的。
韩国的推测一点不错，吕不韦见郑国精通水利，而他提出的在关中地区修一大渠，然后取泾河之水灌溉关中平原的建议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可以预见到的是，其获利将不亚于都江堰。
于是，秦国又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正式动工，奠基仪式由相国吕不韦亲往主持，其庄严隆重可想而知。
然而，最惯使用间谍、情报战术的秦国很快就探明郑国原来不过是韩国的一个奸细，而他劝说的秦国修渠之策，也是一条恶毒的疲秦之计。
疲秦之计虽然拖住了秦国，韩国可以再行苟延残喘数年，但渠成之后，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不朽大业，秦国也会因此而更加富强。一个高明的拳击手自然懂得，先将拳头稍稍收回，然后再打出去会更加有力。
发现中计之后，吕不韦并没有杀掉郑国，而是继续重用他将渠修下去。
这充分显示了吕不韦心胸之豁达大度与用人的不拘一格，由此我们也窥见到了吕不韦身上的确具有一般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与大家风范。
郑国为了回报吕不韦的不杀之恩，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也就更加认真精心了。十年后，工程终于顺利完工，吕不韦下令以水工郑国的名字命名该渠，叫它郑国渠，首开中国历史上以人名命名某项工程之先河。
郑国渠位于渭河以北，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采用了原始的简易渡槽，解决了横跨诸多河流的问题，并利用有利地形，全部实行自流灌溉，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郑国渠建成之后，灌溉面积高达四万多顷（约合现今二百八十万亩），秦国的大本营——关中平原于一夜之间仿佛就变成了一座米粮仓。
随着嬴政的一天天长大，他对吕不韦的怨恨也在加深，摩擦与矛盾渐渐变成或隐或显的冲突。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童年时的嬴政就因吕不韦与母亲赵姬的暧昧关系而对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恨意。童年的生活与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童年时期的本能感觉与好恶印象很有可能会凝成一种无法化解的心理定势。嬴政在孩提时代萌生的恨意非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吕不韦对他的关怀与挚爱慢慢消释，反而还在一天天莫名地增长着。对待嬴政，除了关爱外，吕不韦更多的则是督责，督促他练文习武，刻苦用功，成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而这，只会加深嬴政心头的反感：你是谁？有什么资格管我？仲父又算得了什么？毕竟不是我的父亲呢！别看我仲父仲父地叫得亲热，心里头可烦着你恨着你呢！
吕不韦对他的心理活动自然不曾知道，也不会对一个不甚懂事的孩子去进行一番深深的探究，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心里头一声声地呼唤着儿子，我的亲亲儿子，然后在行为上尽着一个父亲应尽的职责。
公元前244年，秦国为了雪耻报仇，吕不韦重用败军之将蒙骜反攻魏国，一下子掠取了二十座城池，大获全胜而归。对此，身为相国的吕不韦免不了会露出几分骄矜之色，没想到秦王嬴政却不屑一顾地说道：“这算得了什么呢？只能算个半胜，若是我呀，就要一鼓作气，率军打到魏国首都大梁。”吕不韦听了，觉得嬴政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气势，真是孺子可教也，不禁拈拈胡须，颔首而笑。嬴政又继续说道：“我要占领大梁，屠城三日，然后乘胜消灭魏国，杀他个尸首遍地、血流成河，人人害怕，个个臣服，然后班师回宫！”吕不韦听得惊惊咋咋，就想这孩子哪来这些凶恶可怕的念头？得赶紧让他转弯，学点爱民抚民的治国之道才是。就找来几个功底深厚的导师，给他灌述一些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与内容。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0)
然而适得其反，那些先生们一天到晚喋喋不休的吟咏与讲解弄得嬴政晕头转脑乏味极了，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要我学儒通墨懂道，我偏不理会这些破玩意儿！我要研习专与儒墨道唱对台戏的法家学说，把它当作法宝，看你仲父又能把我怎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吕不韦与赵姬的私通嬴政自然也会心知肚明。极有可能，他还有意无意间地见到过他们两人缱绻相依的镜头。除了咬牙切齿地独自愤怒外，对此他也无可奈何。于是，不禁又唤起了童年的恨意，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发誓一有机会就要报复。而这次的仇恨对象，除了相国吕不韦，还有母亲赵姬，他觉得母亲霪乿宫闱，实在有失身份太不像话了！
少年嬴政的心头，灌满了一股难以言说、无从发泄的仇恨与羞辱。联想到童年时所见，就追溯到了母亲赵姬以前曾是吕不韦爱妾这一事实，联想起秦国曾经流传过他是一个小杂种的风言风语，一时间，聪颖的嬴政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他就认真地观察相国那慈父般的眼神，回想仲父这些年对他的恩爱，一言一行，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顿时，他的心头涌过一股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亲切，呵，极有可能，仲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明白了这一点，嬴政的心头就变得复杂起来。
然而，吕不韦不仅我行我素，执掌着秦国的实际大权，就是对他这个名正言顺的秦王，也根本不放在眼里。秦国一应大事，不让嬴政过问，不与他磋商，做了就做了，气也不给他通一声。这倒罢了，他还反过来要求秦王学这学那、做这做那，大事小事请示汇报，动不动还有可能挨训受斥。
你吕不韦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也不能这个样子嘛！毕竟，你只不过是一个臣子；而我，却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主，并有着嬴姓氏族的高贵血统，尽管很有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可你仲父也不能太不把我当回事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嬴政不得不心里泣血、脸上赔笑地一忍再忍，他是一个狂暴之人，同时也是一个工于心计之人。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按秦国习俗，等到二十二岁那年就可举行冠礼执掌实权了。于是，他就眼巴巴地盼望那冠礼之日快快到来……
而此时的吕不韦，在一步步获得巨大成功与走向权力峰巅的同时，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
为了秦国的大业，吕不韦真可谓竭尽驽钝日夜驰驱。他做商人时就走南闻北地四处奔波，后来为扶立异人做王又殚思竭虑耗心尽力，而坐稳丞相位极人臣乃至成了无冕之王后，他还是像个螺陀般一天到晚转个不休。当然，他的努力、奋斗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还没有哪个商人像他这样获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功。是的，他吕不韦已经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高度。这辈子，他似乎什么都得到了，金钱、美女、权力……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此乐何极？然而，静下心来细细一想，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一切都是空虚，都是幻觉。得抓住点什么真实的东西，做一件传之后世永垂不朽的大事才行。
那么，又该做点什么才好呢？
一眨眼，都六十花甲的人了。这一辈子，吕不韦似乎从来就没有空闲、休息与安逸过。他真想就此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享享清福，过几天安逸日子，也就是达到人们常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境界。可是，他不能够啊！这辈子，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嬴政，他所能做的，就是拼将一把残躯燃烧殆尽，把秦国整治得更加繁荣富庶，为统一六国扫清最后的障碍，为未来的天下奠立雄厚的基础……一句话，他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留下更多有益而可观的东西。可嬴政又是一个怎样的儿子怎样的君王呢？吕不韦想按自己心中的理想改变他塑造他，就表面而言，他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可是，今后的一些实际发展又将会怎样呢？他不能把握，也无法控制，更缺少自信。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1)
看来，要想建立千秋万代永不衰败之伟业，除了立功恐怕还远远不够，得考虑立言才是。
经过一番思考，吕不韦传来李斯相商。这个李斯，就是日后鼎鼎有名的秦国丞相。而现在，他还不过是投奔到吕不韦门下的三千客人中的其中一位，当然，也是他最为器重的一位。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吕不韦问：“我想问你，立功与立言，孰轻孰重？”
李斯回答：“立功重于眼前，立言在于未来。功绩有目共睹，立言深入人心。两相比较，窃以为立言重于立功。”
吕不韦再问：“要想传之千古呢？”
李斯道：“功绩易逝，唯有立言，方能成为一块永不磨灭、永垂不朽的丰碑！”
吕不韦闻言，不觉高声叫道：“好，既如此，我意已决！”
李斯问道：“不知相国如何立言？”
吕不韦站起身来， 激动地在室内走来走去道：“我要编著一部大书，书的名字就叫《吕氏春秋》。我要吸取诸子所长，扬弃百家所短；既要保存远古的重要史实，又要反映当今战国七雄之争；既要立足于秦国，还要让它成为一部未来天下一统后的建设蓝图与施政大纲。”
吕不韦决心根据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实践经验，从哲学、思想、政治、谋略、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将它们上升到一种抽象与理性的高度。他先列出《吕氏春秋》的编纂宗旨，拟出一个编著框架，然后挑选门客中有才有识之士分头撰写。写法不定，长短不拘，但要求篇篇非凡，字字珠玑，决不可滥竽充数。
吕不韦从经商赚钱到掌权立功而又著书立言，通过这一脉络清晰的追求转变，我们多少可以窥见那一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今日改革开放之中国，其价值观念的变化曲线也可清晰地描述为：由当官掌权而经商赚钱，又慢慢地向崇尚知识转移。如果我们将现时代的权力转移与战国时代做一比较，将会从中发现许多富有深意的“转机”。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吕不韦一声令下要编书，那些早就跃跃欲试的门客一个个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前来投奔吕不韦的目的就是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当然也不乏受了恩惠倾心报答之意，如今机会来了，谁不竭尽才智踊跃效力？
群策群力，《吕氏春秋》很快就完稿了。为了使之达到字字珠玑、篇篇非凡，可以流传千古的高度，又数易其稿，经过几番修改重订，直到吕不韦感到满意为止。书稿编定后，吕不韦大概从商鞅的“移木赏金”中受到启发，又演绎了一出著名的“一字千金”之史事。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命人将业已完成的《吕氏春秋》书稿近二十万字悬于国都咸阳城门，延请各国学者、宾客、使节前来观看，并向世人宣布，若有高人能够修改一字，即赏千金。
千两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那黄灿灿的光亮肯定吸引、诱惑了不少前来围观的饱学之士。然而，直到挂在城门的《吕氏春秋》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吕不韦觉得兴意索然将它摘下为止，都没有一人上前指点或增删一字。其中不乏人们畏慑于吕不韦那炙手可烫的权威之故，但你不得不承认，《吕氏春秋》确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大书、奇书！该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组成，分为二十六卷，共计一百六十篇。每卷都有一个总的主题，卷下各篇既在这一总题的统辖之下，又游刃有余地发挥着自己的篇旨；而每篇之间，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个体，而是互相联系，有的还具有层次关系。就全书结构形式而言，如此系统划一并具总体规制，这在先秦诸子中堪称独一无二，也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若以内容而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氏春秋》称得上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从浩瀚宇宙中的天体运行到农业耕作的沟垄尺寸，从远古时代的先民生活到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举凡哲学、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天文、地理、农业等先秦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学派理论兼采儒、法、墨、道、阴阳五行诸子家……几乎全被《吕氏春秋》网罗其中，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更为难得的是，它虽博采众家之杂，但本着“以中义为品式，以无为为纲纪，以公方为检格”的取舍标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2)
《吕氏春秋》虽然不是篇篇出自吕不韦个人之手，但它反映的观点，却是吕不韦思想的阐释。
吕不韦雄心勃勃，并不满足于秦国的霸业，他要将这种霸业推向王道。也就是说，他希望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国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王者之国。吕不韦虽然煞费苦心地向嬴政灌注儒道墨的思想体系，但他内心也相当清楚，嬴政推崇、信奉的却是法家的霸道之说，且为人张狂、乖逆、变态、残忍、极端……因此，《吕氏春秋》就花了不少篇幅与笔墨在自然原理方面贯穿道家之言，在社会秩序层面体现儒家学说，以此来清除秦国唯法主义影响，转变嬴政唯法是崇的观念。比如说，《吕氏春秋》反对君权专断，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主张民为先、为重、为本，大书“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否定严刑重罚，“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不韦还坚持无神论，提倡节制崇俭，讴歌禅让，实行仁义礼治，赞成递级分封……而这，与秦始皇日渐形成的主张专制统治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实施严刑峻法，建立郡县制，沿守秦人多神世界的原始信仰以及挥霍享乐等观念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关于秦始皇与吕不韦思想政见之对立，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从世界观、政治主张、一般倾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比较，并列有一张对照表，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一阅。
《吕氏春秋》抛出之时，正是嬴政举行冠礼、执掌实权的前夕。
然而，吕不韦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他与嬴政之间的矛盾。
嬴政躲在深宫一字一句地捧读刻有《吕氏春秋》的简册，读着读着，他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斥骂，愤怒地将简册摔得七零八落。一番发泄过后，嬴政犹不解恨，又将这些竹片码在一起，焚之一矩。
他与仲父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旦时机成熟，吕不韦就不得不吞咽自己种下的这枚苦果。
五
现在我们该看看太后赵姬怎样了。
赵姬是一个极端注重感官与享受的女人，自从嫪毐进宫，每日与他淫乐，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也就慢慢地将吕不韦忘了。而这，正是吕不韦希望的结果。可是，吕不韦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难以控制的事情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赵姬与嫪毐的媾和不可避免地有了“结晶”。
赵姬发现怀孕的事实后，非常害怕，为了避开耳目，就说宫中闹邪，只有躲到两百里外的秦国故都雍城方可免祟。嬴政知道母亲与仲父有染，自然希望她离得远远地，而吕不韦更希望赵姬躲开免得宫闱丑闻爆发。于是，赵姬与情人嫪毐很顺利地就搬到了雍城大郑宫里住了起来。
大儿子出生了，就筑了个密室偷偷地养着。很快地，他们又弄出了第二个。如果没有发生变故的话，他们俩说不定还会接二连三地弄出一长串。
作为那一时代的女人，赵姬不可能有什么追求与理想，她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也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性情中人。嫪毐对她好，给了她难得的人生乐趣，她也就将心中对吕不韦的深爱转移到嫪毐身上，并恳求儿子秦王嬴政及过去的情人吕不韦给他封了个长信侯。
封侯令一下，嫪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富。慢慢地，就开始蓄养僮仆、招纳舍人，达数千名之多。嫪毐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他的得宠与得势，主要在于外表英俊，阳巨突出。说到底，他只能算是一个近似于无赖的小人。而小人一得志，就会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他忘了自己受恩于吕不韦的推荐才得以发迹的事实，开始与他争权比富；野心一天天地日益膨胀着，竟发展到觊觎王位的地步：他动用太后赵姬的玉玺颁发命令，趁嬴政举行冠礼之时突然发难，企图杀掉他，然后扶植他与太后的儿子登上宝座。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3)
智慧超常的吕不韦虽然老了，但他绝对还不至于昏迈到对赵姬与嫪毐一连串反常的行为视而不见、见而不动的地步。大郑宫内那两个秘藏的孩子，他早就知道了；赵姬是什么样的女人，她会对嫪毐狂热到什么程度，他心里自然清楚；他们将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对付嬴政，他也心明肚亮。吕不韦之所以潜隐未发，一是在寻找机会，二是对赵姬多少抱有一定的幻想。不管怎样，嬴政也是她的亲生儿子啊！尽管她曾劝说过要他夺位，但他心里一直自信着，他在赵姬心中的地位一定重于嫪毐；嬴政的分量也会重于那两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孽子。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发兵动武。直到他长期布在太后身边的密探将这一消息告知于他后，他还是将信将疑，没有先发制人。当然，老谋深算的他也多了一个心眼，做了一手准备，那就是赶紧组织军事力量，调兵遣将，以确保儿子嬴政冠礼的如期、顺利举行。
没想到赵姬与嫪毐真的动手了！短暂的惊异过后，吕不韦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反击。若论带兵打仗，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嫪毐与他可就相差太远了。没有几个回合，嫪毐所率领的那群乌合之众就溃不成军了。吕不韦肯定会感到一阵遗憾，觉得这一仗打得太不过瘾了。
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昌平君与昌文君指挥了这场平叛战争，并没有提到吕不韦。然而，我们从实情推断，幕后的军事指挥者肯定会是相国吕不韦。当时，军权仍在他手中执掌，没有他的参与谋划，谁也调不动一支像样的军队。不论是谁，只要觊觎、染指儿子嬴政的王位，吕不韦定会毫不犹豫地挥舞铁拳坚决镇压。
于是，叛军被一网打尽。嬴政简直气昏了头，他跑进大郑宫密室，将那两个分别只有五岁、三岁的异父同母弟弟装入皮囊，恶狠狠而又轻飘飘地吐出了两个字——扑杀！一瞬间，两条活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两块肉饼。然后，又将嫪毐捉拿，处车裂之刑，暴尸示众，诛灭九族，对其门客一一严惩。他还不解恨，又将母亲赵姬流放幽禁。
在狂热中做完这一切，嬴政就开始冷静地审视、对付仲父吕不韦了。冠礼一行，王权就全部交归嬴政了，这时的吕不韦，再也不是无冕之王，而是王位下的一名丞相。尽管位居人臣也罢，但总是国王手下的一名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形势倒过来了，嬴政再也不必畏畏缩缩俯首帖耳曲意逢迎了。他要发泄，要报复，时候终于到了。然而，总得找上那么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给秦国官民人等一个说法才是。于是，就在嫪毐事件上做文章，三查两挖，发现嫪毐是经了吕不韦的举荐才入宫侍候太后的。将一名正常男子冒充宦官，这不是欺君之罪又是什么？
这时的秦王嬴政，心里肯定冒出过杀死吕不韦的念头。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可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啊！再则，吕不韦这些年对秦国确曾有过大功，对他也还有着一层说不清楚的特殊而复杂的感情。思来想去，人性暂时占了上风，举起的屠刀又放下了。嬴政决定留下仲父，但得踢开这块恼人的绊脚石才是。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谪贬封邑河南洛阳。
吕不韦贬居洛阳后，其威犹在，“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纷纷赶来看望、问候、请示。人们都知道他跟秦王政之间的特殊关系，并预测他早晚都会复出的，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罢了。若谓不信，嬴政一怒之下贬逐母亲赵姬，不很快又将她召回了吗？当然，这些人中，也不排除或是出于对吕不韦的崇拜，或是受其大恩后前来报答者。纷至沓来的人众却引来了儿子嬴政的猜忌，他“恐其为变”，要将吕不韦踢得更远，让他远离中原，远离权力中心，最好是能够远离这个世界。于是，一年后，秦王嬴政又下达了一道旨令，原文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如下：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接令，心中存有的最后一丝幻想不禁像个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了：巴蜀崇山峻岭，天远地塞，毒瘴弥漫，一个六十多岁的衰迈老人将何以自处？这不是活活要他的命吗？与下令处死又有什么两样？几十年来，他奋斗，拼搏，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可是，没想到就在他走向顶峰的同时也正一步步地滑入失败的深渊。这些年，无形中他总觉得有一张网在等着他，他挣扎、躲避、反抗，到头来，没想到这撒网之人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的血管里流着的就是他的血液，他无法对付自己的血脉，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怪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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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4)
人生至此，除了体面而高贵地死去之外，吕不韦已是别无他路可走了。
于是，他找出一个精致的酒爵，将毒性强烈的鸩酒注入其中，倒得满满的。
此刻，吕不韦对自己的一辈子人生、对秦国、对嬴政，是否有过什么后悔之念？他是否后悔不该放弃珠宝之赢而转向异人之赢，是否后悔没有听从赵姬劝说而夺下嬴政王位，是否后悔不该编著一部《吕氏春秋》，是否后悔自己亲手平叛又拱手交权？……一瞬间，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但我以为他绝对没有后悔。他的一生，完全可以算得上的有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生，除了遗憾外，应该说不存在任何后悔！就是嬴政要他的命，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照说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儿子的事业与人生，不就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与特殊表现吗？当然，他肯定会斥骂嬴政具有虎狠之心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肯放过，会为秦国的未来发展走向担忧；同时，也会为自己的赫赫功绩自豪，为《吕氏春秋》的万古长存而欣慰……
吕不韦慢慢地举起了酒爵，凝视良久，突然仰脖一饮而尽。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吕不韦的一生就这样在悲壮的瞬间落下了帷幕。众门客感念吕不韦的恩德，冒死避开秦王眼线盗出尸体，这才葬在了芒山脚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曾经何等风光的吕不韦结果只留下个一堆荒冢，连块墓碑也没有。衰草丛丛，长风习习，斜晖脉脉，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几千年来，吕不韦在正经史书及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与口碑都不甚佳，认为他耍阴谋不地道不正派不光明不磊落。这，恐怕与吕不韦低贱的商人出身，与他的钻营谋略、不择手段，与上述我们所列的那些难解之谜密切相关。可是，如果吕不韦在他那作为无冕之王的漫长十年间，干脆一脚蹬开嬴政，冠冕堂皇、正儿八经地坐上王位，情况又会怎样呢？胜者王侯败者寇，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只崇拜那些成功的英雄与帝王。如此一来，后人对吕不韦的评价当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也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有关吕不韦的史实与传说就会罩上一层炫目的光环，那些所谓不地道的谋略也会重新改写，变得堂堂正正、光明耀眼，受人称道。那么，不仅秦国的历史将要重写，整部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也将大大改观：秦国照样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只是绝对不会出现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与专制集权。于是，中国的今天，也该是另一番光景吧？
应该说，历史对吕不韦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其实，他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彻底。而这，正是那不可更改的商人本性害了他。商人最看重的就是实利，却不知道中国的传统与社会最讲究的却是名义。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儒家有着独到研究的吕不韦似乎对这句话的认识不深，颇有点视而不见、见而不行的意味。他搞了阴谋，又装出没搞的样子；他成了无冕之王，却没有将国王的王冠戴上一天；他改变了秦国的嬴姓血统，却又装成原封未动似的没有更改……他太重实利，又太讲究人格、人性、尊严之类的东西了。而中国封建政治的支撑与基础就是虚伪，吕不韦直到临死的前一刻恐怕也没有领悟过来。
然而，吕不韦对历史的改变却是巨大的。 这种改变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么表面与直接，而是一股深深的潜流。吕不韦在世时，他的改变是假他人之手一步一步地施行；他死后，是其儿子嬴政在霸道地改写江山挥霍皇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是以其不甚光彩的形象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及审美观念……
我们不得不承认，吕不韦曾极大限度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如果没有他的主动放弃，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多，改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彻底。然而，中国历史发展到吕不韦的战国末期，一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演成了一种模式；不少事物受中华本土的地理气候、生存环境、传统积淀等方方面面的束缚与制约，却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5)
比如重农轻商的观念。吕不韦以商人身份登上权力的峰巅，按说应该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为经商提供自由，除掉商人卑贱的标志，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鼓励人们经商……可是，就史书所载，这些他似乎从未做过。相反的，他的一些立功都是在以农为本，像修建郑国渠就是。而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他所提倡的也是将农业放在首位，将商业视为末节支流。这是中国的传统与国情、事实与惯性，对此我们已在前面有所论述，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左右、改变的。
比如哲学思想的凝固。诸子百家争鸣至吕不韦时已近尾声，春秋战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期。一个激烈竞争、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了社会的内在机制，诞生于中华本土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潮犹如一朵朵争奇斗妍的鲜花，百花盛开，似云霞翻卷，蔚为壮观。然而，自此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就日渐萎缩了，没有进化与超越，只有变化与修补。直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思潮引来外国“火种”，移植嫁接，才多少有了些本质的突破与改观，惜乎这一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潮却因为救亡压倒一切的革命运动而阻碍、延宕，未能彻底完成。吕不韦时，诸子百家已然定型，一定型就有了凝滞的倾向，即以他超常的智慧及众门客的超常报效、超常运转、超常发挥，也只能弃百家之短融百家之长，而不能创立新的具有原生性质的哲学思想了。
……
悠悠千古事，任由后人说。
两千多年来，有关吕不韦的评说——正面的反面的、褒扬的贬斥的、恶毒的善意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与唠叨。在本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只想说，吕不韦身上最为难得的，就是他那不时闪光的人性。在言利逐利的商场奔走，他的人性未被铜臭湮没；在争权夺利的漩涡中心，他时刻保有着清醒而独立的人格；在权力的顶峰，他不滥杀生以民为本；即使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方式——自杀，其实也是对人生尊严的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捍卫……不论其人生的哪一阶段，自始至终，我们都可在吕不韦身上见到人性的可贵。哪怕你误解他否定他诋毁他诅咒他，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至少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在扭曲变态、封闭异化的几千年漫漫中国封建社会里，能够真正配得上人这一高贵称号的又有几何！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1)
一
嬴政生在赵国都城邯郸，那呱呱坠地的第一声长啼似乎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与赵国凝成一股纠结不清、层层缠绕的不解之缘。嬴政的生命在赵国萌芽，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西进秦国为王；然后又以俯视天下的雄姿狂飙般回身东向横扫六国，并以一统天下后的秦始皇身份多次踏上漫漫的巡行之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地游遍了版图辽阔的秦国大地，结果在第五次巡行途中身染重病，死于赵国。嬴政以赵国为始，经过一番漫长的奋斗与挣扎，最后又回到生命的起点，悄然无声却又颇有意味地地画上了一个怪圈似的句号。
在《千古奇商吕不韦》一文中，读者对嬴政的奇特身世童年生活、成长历程等情况已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将循着前文有关勾勒而展开笔墨，就嬴政个人性格的形成及对秦国乃至中华民族的深刻影响进行一番描述与探讨。
嬴政最初姓赵，到秦国后才改姓嬴。还没出生时，在娘肚子里就遭到了子楚对他一番无法言说的折磨与虐待，先天性地打上了残缺与压抑的阴影。
当妊娠的剧烈疼痛过后，赵姬第一眼打量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儿子时，竟发现他长得尖嘴猴腮，其丑无比，兴奋与喜悦不觉暗暗消失，那注视他的眼神于一瞬间就变得相当地复杂起来。
直到二十二岁行冠礼之时，这位名副其实的秦王，中国未来的第一个皇帝的长相也没有发育到令人值得半点恭维的程度。据《史记·本纪》所述，尉缭子对嬴政的形象及性格描绘如下：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蜜蜂形状的马鞍鼻子，眼睛细长像马眼露出怪异的目光，胸部平坦瘦瘠如挚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鸡胸，说话气喘不匀嗓音嘶哑似豺声。这便是嬴政的青春肖像，那么，其孩提时代又会强到哪儿去呢？
丑陋的形象，是导致嬴政“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等怪戾性格及心理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
赵姬后来在秦国劝吕不韦踢开嬴政为王，又动用太后玉玺调兵帮助嫪毐夺其王位，说明她对嬴政一直就不怎么喜欢。儿子不明不白的身世让她无所适从无以自处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嬴政之丑。赵姬怎么也不明白，她长得如花似玉，吕不韦也生得高大英俊，弄个儿子出来怎就变成了一个丑八怪呢？其实，只要想想子楚在她身怀有孕时，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趴在她的肚子上翻来覆去地“耕耘”不止，她就应该一清二楚了。可是，只知感官享乐、只图平面生活的赵姬绝对不会去想那么深。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弄出一个歪鼻斜眼的儿子，母子俩肯定会遭到周围人们善意的议论或恶意的嘲笑。于是，赵姬的心头就会时不时地涌起一种本能的反感，当然，导致这种反感的缘由还有嬴政性格从小古怪的因素在内。
长相丑陋，嬴政肯定相当自卑。加之父亲子楚逃归秦国，将他与母亲抛在了赵国邯郸城内一个偏僻的所在，他的童年不仅缺少母爱，也缺少父爱。那么，就跟周围的小伙伴一同去玩耍吧。可是，嬴政跟他们在一起不仅没有获得乐趣与快感，带来的反而是一次次的痛苦与羞辱。他们不仅笑他是个丑猴子，还骂他是个没有父亲的杂种，并编排了一首儿歌唱得有滋有味：
娘偷汉，生杂种；
爹不要，弃河东。
弃儿弃儿，
有娘无爹……
嬴政肯定气愤极了，于是就发展到对骂甚至动手的地步。嬴政体弱瘦小，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常常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见状，知是别人欺负了他，孤儿寡母的，也只有忍气吞声作罢，加之赵姬并不怎么爱他，不痛不痒地过问几句后就不理不睬了。很有可能，他受人欺负的事情吕不韦也知道了。可是，一个商人，即使再富有，仍位于社会底层地位低贱无权无势，并不好上那些孩子家门“兴师问罪”卫护嬴政；再说，以他的身份与赵姬来往，还得尽量避着他人的耳目才是，怎好随意张扬、轻举妄动而 “惹火烧身”呢？于是，只得拿这一再告诫嬴政，要他学好本领，长大了才不至于受人欺负，才能够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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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2)
报仇雪恨？!是的，在嬴政心中，从小就积蓄着一股报仇雪恨的强大势能。他对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着一种不可化解的仇恨。他恨小伙伴，再也不跟他们一起玩耍了；他恨父亲只顾自己把他丢在赵国不管不问；他恨吕不韦经常跑到他们家中管这管那，还时不时地压在母亲身上把她弄得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叫声；赵姬不爱他，他对母亲也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亲情……于是，在一个缺少亲情与关爱的世界里，嬴政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孤独了，那打量世界的目光，也充满了一种恨不得毁灭一切的深深仇恨。好几次，赵姬见到儿子这种凶恶的目光，不禁吓得毛骨悚然。
丑陋导致他的自卑，人们的轻视与欺侮导致他的仇恨。自卑与仇恨长久地积聚、压抑在他的心中，必然导致性格的乖戾与粗暴。他不甘于久居这种环境这种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他该如何超越这一切呢？只有使自己变得高高在上获得无可比拟的尊严才能克服自卑，只有通过报复的方式才能克服心头无可遏制的仇恨！他不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只是在心中一个劲地发誓我要超过你们我要报仇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们全部跪拜在我的脚下。日子一长，这不断的磨砺就成了小嬴政的日常功课，也是他能够顽强挺住不断成长的生命动力。
嬴政渐渐长大，一次从母亲口中（也有可能是从吕不韦口中）得知了他与秦国的特殊关系。呵，真没想到，自己的曾祖父原来是赫赫有名令其他六国特别是赵国胆战心惊的秦昭襄王，祖父安国君是昭襄王的太子，父亲子楚是安国君的太子，而他，则又是太子的太子。也就是说，他长大后，将是秦国的一名国王。啊，国王，那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于是，嬴政的心里就有了盼头，过去那抽象而朦胧的志向也变得具体而清晰，似乎可摸可触了。哼，瞧着吧，到时候，我要踏平赵国，要你们一个个趴在我的脚下，我要你们的脑袋要你们的性命，我想怎样就要怎样，看你们还敢不敢轻视我讥骂我、侮辱我欺负我！
正是在这种环境与心态中，嬴政度过了那决定着他日后生命发展走向的童年时光。
二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嬴政父亲子楚立为太子，作为秦国储君的地位已明确法定。而这时，秦赵关系有所改善，于是，子楚派出专门使节迎接嬴政母子归秦。
这一年，嬴政九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邯郸，离开赵国土地。
嬴政一到秦国，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绸缎绫罗，住的是巍峨宫殿，受的是系统教育，整日陶醉在一片恭维声中……与赵国的偏僻、寒酸、屈辱相比，真有如天壤之别。这对嬴政来说，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他的自尊得到了初步满足。然而，内心那一点一滴积聚着的仇恨却无从报复，只有在对那些侍候他的下人身上才可稍稍发泄；丑陋的外形也没有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高而变得美丽起来，就通过发愤努力的途径以求补偿：他鸡鸣即起，一天到晚舞刀弄剑，想以此锻炼自己强健的体魄与超凡的技能，既克服儿时的丑陋，也为日后的武力征服、报仇雪恨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这时经常前来稍稍过问、关心他的，只有吕不韦一人。 赵姬本来就对他不甚“感冒”，进了秦宫，管得就更其少了；子楚当了太子，又很快即了王位，他所关心的就是六宫粉黛与尽情享乐，连国事也懒得过问，就更不会管到嬴政头上；嬴政尽管丑陋，但他聪颖过人，又是吕不韦实际上的亲生儿子，即使在名义上他也身兼二职——相国与仲父，因此，吕不韦就经常跑到太子宫过问，了解嬴政的有关情况。关注得多了，赞赏鼓励之余，免不了有所劝导、指教甚至训斥与责骂。而这，是嬴政怎么也接受不了的，我是谁？秦国未来的国王，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你还敢管我骂我？儿时的隐隐恨意在日渐加深。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3)
吕不韦的劝导与教育，无非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求他身在秦国，胸怀远大，“放眼世界”，从小就该具有雄才大略。这是嬴政所乐于接受的，他就是要通过消灭赵国、拥有整个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从小立下的誓言。
二、他希望嬴政刻苦用功。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只注重习武，只崇拜武力，只相信剑与血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吕不韦却要求他多多习文，武力可以平定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又告诫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应以天下百姓为本才能稳固统治。嬴政拗不过仲父，只得听从他的安排。
三、嬴政心中的思想与念头越来越可怕，简直就是残酷、粗暴、凶狠的翻版，吕不韦想让他远离法家，专门请来道学、儒学、墨学等功夫浓厚的诸子大家传人，为他讲解教他吟诵，以按吕不韦心中的模式来改变塑造他。可是，嬴政对道、儒、墨却半点也提不起兴趣，他根据自己儿时的生活经验，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治、墨家的非攻兼爱不是天真的胡言，就是虚伪的谎言；而道家则讲究无欲无念，做小国寡民的自我安慰，完全在作逃避现实的“逍遥游”，嬴政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好感。表面上，他不得不温习诵读儒家、墨家、道家的经典之作，但内心却拒斥、厌恶得不行。而当他刚一接触到法家的学说时，大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那些严刑峻法、专制集权等主张简直就是他的心声。乃至当他继任秦王后第一次读到韩非的《孤愤》与《说难》时，不禁拍案叫绝，并大声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一旦得知韩非就在韩国时，竟不惜动用武力损兵折将地猛攻韩国，必欲得到韩非而后还。韩国势弱，无以抵拒，得知秦军真实意图后，不得不将韩非送往秦国，嬴政这才命令秦军退兵。由此可见他对法家学说信奉到了何种程度，也可窥见他与吕不韦在对待诸子百家方面的态度与分岐、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细小的龃龉与摩擦双方还能克服解决的话，那么，这涉及思想与世界观、立国与治国大纲的原则性问题，吕不韦与嬴政都不会让步，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妥协，势必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子楚一死，嬴政即位秦王，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傀儡而已。甚至连个傀儡都算不上，傀儡还可在台上活动，而吕不韦有时则干脆直接出面，不仅执掌秦国一应大权实权，还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本当是秦王干的事情，却让仲父替代了，这当然是嬴政所无法忍受的。而他又不得不忍。在赵国，他早就学会了潜忍的韬略，再忍一忍，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不久，吕不韦与赵姬的私通又将本来就没有多少血肉之亲的母亲推到了他的对立面——身为太后誉为国母竟霪乿宫闱，也太不像话了。
嬴政亲政前夕，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抛出《吕氏春秋》，父子两人的矛盾也就达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
平息嫪毐的反叛事件，并予以严刑处罚，不过是嬴政点燃整治吕不韦烈焰的一根导火索，一个难得的名正言顺的借口而已。
他亲政了，收回了仲父、相国手中的所有军政大权，他的翅膀硬了，再也不用看着吕不韦的脸色过日子讨生活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祭起了手中的利剑。这时，尉缭子所形容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他开始疯狂地报复了，手上沾满了刺目的鲜血：他扑杀了两个年幼的同母异父弟弟，他车裂了谬毒灭其九族，那虎视眈眈的目光又转向一再银荡的母亲赵姬身上——你不是喜欢雍都在那儿躲藏了好几年吗？那么，就让你从都城咸阳正式迁往雍都故宫去吧，并发誓永不与她见面。然后，才仿佛于不经意间将吕不韦轻轻一踢，就罢免了他的相位，将他赶到了河南洛阳。
谁也没有想到，举行冠礼、执掌实权后的秦王嬴政竟会拿母亲赵姬、仲父吕不韦开刀，将儿时积聚的仇恨一股脑儿地倾斜在自己最亲的亲人身上。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4)
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般睁开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打量着年轻的秦王嬴政，哦，就是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性格孤僻、相貌丑陋的小家伙，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竟有这么一副铁石心肠、凶残用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连自己最亲的亲人都敢如此，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做不出来呢？于是，谁也不敢对他侧目而视了，秦国上下，唯有俯首帖耳、诚惶诚恐而已。血腹与残暴、专制与血腥就这样仿佛于一夜间突然弥漫在秦国的上空，人们不得不屈服在强权与屠刀下瑟瑟颤抖。
而这，也是秦王嬴政在向六国、向天下表明着他的态度与决心。
然而，他还不仅于此。
赵姬被逐，在一个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此举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有损国王尊严，也使得秦国在天下人眼里显得无法无天、不忠不孝，从而丧失立国之本。对嬴政这一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举止，大臣们不禁纷纷起而劝谏。嬴政怒不可遏，将敢于上前的劝谏者一连杀掉了二十七个。二十七颗脑袋在地下血淋淋地滚动着也没能阻止那些后继的劝谏忠臣，眼看第二十八位大臣茅焦的脑袋又要落地滴溜溜打转，这时，年高德劭的华阳太后——就是那位一言九鼎使得异人立为太子的华阳夫人——出面了，将嬴政一番斥责并晓以大义，他这才不得不将心中狂暴的情绪稍稍收敛，放了茅焦，“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而对吕不韦，虽是嬴政的亲生父亲，但在名义上只是他的仲父、昔日的老臣，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礼义束缚，就不会存在大臣上殿劝谏的问题，至多不过弄出一些宫廷的议论与民间的舆论而已，他就可以没有顾忌、毫不客气地发泄整治了。于是，在放逐一年之后，吕不韦似乎不安于本分，还有“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骆驼死了架子比马大”，余威犹在。这时的嬴政，也不管什么亲生父亲不亲生父亲了，将对母亲无可奈何的情绪统统一股脑儿地倾斜在这位倒霉而可怜的仲父头上——再滚远一点吧，滚到荒凉的蜀地，滚到遥远的天国去吧！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吕不韦念诵着自己在《吕氏春秋·节丧》中写下的这一有关生死大事的哲理名句，不禁颤巍巍地举起了注满鸩酒的酒爵，凝视良久，然后一饮而尽。
人们以为吕不韦是嬴政的生身父亲，也会像迎回母亲赵姬那样将他迎回咸阳继续为相的。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秦王竟如此刻薄寡恩。至此，尚对嬴政抱着一丝仁慈幻想的人们算是彻底绝望了。
如此残忍地对待生父吕不韦，嬴政是否有过后悔的念头闪现？
我们从他将“窃葬”吕不韦的门客或流放或迁徙或撤职的处理，从吕不韦死后只有一堆荒冢连块像模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的凄凉境况可以得知，他从来就不曾后悔过！也许，他还为踢开了一直横在他脚前的一块绊脚石而感到沾沾自喜，为驱逐了一直蒙在他心头的阴影而欢呼雀跃，为毫不留情的果断决策、为翻云覆雨的计谋手段而自我欣赏不已呢。
三
我们可以将嬴政不念旧情一再放逐吕不韦，迫使他不得不饮鸩自杀视为嬴政人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尽管他亲政后就流放了吕不韦，尽管吕不韦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不会夺取他的王位，但吕不韦的威严与管束从小就在他心头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只要一想起他，全身就会下意识地涌过一阵战栗与惧怕。吕不韦一死，这个世界上，他可是半点束缚都没有了。
至此，经历过一番艰难困苦的历程，有过灵与肉的搏斗与厮杀，趟过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之河的秦王嬴政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成熟之路，具备了成就帝王大业的素质及修养。
他亲政后所的秦国，也在历代先君、特别是在无冕之王吕不韦的刻苦经营之下，已拥有关中、巴蜀两大农户基地，财富总数占全中国“十居其六”；拥有车、骑、步等兵种齐全的精兵百万以上；全国上下，治理井然，民心一体。也就是说，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了六国远远不及的峰巅。谋臣如林，将士如潮，上下一心、国库充实，消灭六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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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5)
嬴政可要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跨上战车，挥舞太阿剑，剑锋直指韩国。一场扫平六合的血腥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如果不是嬴政即位，没有嬴政的远大志向，秦国也会统一六国。就当时的局面而言，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强秦之势早已形成，不可阻遏在所必然，横扫天下不过是早晚之事，就看这一历史重任到底落在谁的头上，由哪一任、哪一位秦王来完成。
嬴政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这一宏伟任务。
他的肩膀虽然稚嫩，身躯虽然柔弱，但他意志坚定，心胸远大，颇有一股气吞山河之势。独特的身世、压抑的童年、特殊的遭遇造就了他的雄才大略，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军从那高耸的西北大地——黄土高原俯冲而下，有如猛虎下山、狂飙席卷，大地在秦军铁蹄的践踏下隆隆作响，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颤抖。
嬴政的复仇之剑在他亲人身上“小试61阅读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7)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地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做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文化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文化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平高声欢呼。率直的项羽也就天真地以为一纸和约可以换来天下的永久太平，遂引军东归。
刘邦与项羽达成的楚河汉界，直到今天还赫然明确地标示在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之上。可是，还没等到项羽返回彭城，刘邦又耍起了无赖手段，单方面撕毁和约，引兵尾随楚军日夜追袭。
他封王拜将，信口许诺，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垓下摆开强大的阵势，与项羽的楚军主力展开了最后一场正面生死大决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这场垓下之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项羽突破刘邦的包围之时，只剩下了二十八名追随者。逃到乌江渡口，项羽本可以过江摆脱追兵，像刘邦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图东山再起。可项羽不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他谢绝了乌江亭长摆渡送他过江的好意，大声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然后回身自投罗网，与追兵死战，奋起神威独自一人“杀汉军数百人”。杀着杀着，他突然在追兵中见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项王不禁大声叫道：“你不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吗？听说汉王刘邦以千两黄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颅，我把这发达的机会让给你吧！”话音刚落，锋利的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一颗脑袋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下，而那巨大伟岸的身躯，却石柱般地立于原地，久久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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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8)
每每捧读《史记》描写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亡的场景，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壮之情，唏嘘长叹不已。
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每战皆胜，只败了这最后一次，一败就不可收拾地遭致覆亡的命运，至死也找不到失败的根由，只能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刘邦自从与项羽相争，就似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可他在楚汉决战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直处于边缘的流氓行径从此进入历史的喧嚣中心，经过一番打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于是成为主宰民族命运的主流话语。
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
在一个笼罩了几千年阴柔诈巧之气已然异化的社会里，项羽之死必为某些人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他死得太不值了；同时，项羽那正直的人格魅力、强劲的阳刚之气与磊落的贵族遗风却一天天地在另外一些人们心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四
刘邦一生的参照系有两人，一位是死去不久的秦始皇，另一位便是曾经共同战斗尔后又反目为仇互相争战的项羽。
项羽虽然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并打败了他，但心头总是对他怀着一股无可言说的崇敬之情。项王死后，因他最初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刘邦便以鲁公之礼隆重地将他葬于谷城，并亲往祭奠，大哭了一场。刘邦此次痛哭，并非做做姿态而已，他没有必要以哭的形式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他之痛哭，一是出于怀念与尊崇，同时也是失去对手后的一种“虚空”表现。刘邦害怕虚空，他年轻时就常因心怀朦胧之志而茫然四顾，那无所依凭的虚空弄得他不知所措。楚汉战端一起，双方虽然打了四年，都弄得疲累不堪，可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与攻击的目标，也就活得相当地充实。而自己的价值，常常在对手身上才得以体现，只有打败对手才有自己胜利的辉煌，对敌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对手，有时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战友”。对手一旦消失，自己的存在也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自然而然的，下一个消失的对象便是自己了。这样一想，刘邦心中还会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的祭奠痛哭，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
对待项羽的家属，刘邦也宽大为怀，不仅未加治罪，反而一一封侯，还要他们将过去的项姓去掉，赐给自己的刘姓。
好在项羽一死， 他所留下的“虚空”很快就被新的目标与新的对手填补了。
刘邦的另一参照系便是秦始皇。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刻意推翻秦朝的统治，秦朝的残暴、压迫与束缚对他这个地道的流氓而言，感受并不怎么深刻，是一连串的偶然迫使他走上了反秦抗暴的起义之路，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的峰巅走向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在咸阳见到秦始皇时，只是出于羡慕才情不自持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语。他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从未想到真正去当一个皇帝。出于好奇、好玩的游戏心态，在进军关中占据咸阳后他也美美地享受过几天皇帝的滋味。此后，他虽然经常回味不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皇帝。四年楚汉之争，其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可战事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短暂，胜利似乎还来得太快了一点儿。项羽一亡，各地降服，诸侯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商量着推举刘邦当皇帝。你要刘邦耍点流氓，来点不正经的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而一旦真的要他当天下之主的皇帝，他可有点诚惶诚恐了，赶紧推辞不已： “听说圣贤才能成为一国之主，空有虚言虚名是保不住皇位的，我可不敢随便造次啊。”众臣自然又是一番劝进，刘邦又是一番推让，实在推脱不了，就说：“既然大家诚心推举，只要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我就做吧。”公元前203年阴历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面正式即位当了皇帝，朝代就以他的封号——汉王之“汉”命名，是为汉朝，刘邦被他的后继者尊为高祖。今日的汉族、汉人之称，即始于刘邦的汉朝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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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9)
刘邦当了皇帝，自然面临着确立国体、制定国策的大事。秦始皇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之中。他对秦始皇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
汉朝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集权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官仪礼制“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员，少有变故”，并采纳了秦朝的宗教仪式，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等措施，尊重并接受各级爵位阶层的特权并授予尊贵的社会标志……
秦汉政府制度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楚汉之争中，刘邦的一批盟友已经取得了列国的某些领土并自称为王，刘邦只得尊重现实承认他们，正式封他们为王，并赐给一块早就属于他们的领土。
刘邦建立的政体，是一个集权与分封结合的独特产物。皇帝直接控制位于中央的十四个行政区域，而北面与东面的大片土地上是他封给功臣们的十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政体“皆袭秦故”，而在政策方面，刘邦就基本上是在与秦始皇“对着干”了：秦始皇将专制集权推到极点，从上到下管理得犹如铁板一块，刘邦就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让长期绷紧了弓弦的民众吁一口长气；秦始皇横征暴敛，他豁免人民的某些赋税；秦始皇动不动就强迫人民服兵役劳役，刘邦实行部队总复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团聚，守着几亩田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秦朝强调严刑厉法治民，刘邦主张“德刑相济”，提倡“刑不厌轻”、 “罚不患薄”，不仅颁布大赦令，还废除前秦苛法及肉刑；秦始皇箝民之口，限制思想言论，刘邦在意识形态方面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
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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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0)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次嘻嘻哈哈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弄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就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想得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才行。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马上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刘邦听了，自然回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繁琐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定起来。方案形成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一次次地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就开始喝酒，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当皇帝是多么的尊贵啊！”刘邦一高兴，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也就天天享受皇帝的尊贵。
五
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事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文化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历史文化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将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了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1)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后，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 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2)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 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 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 “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3)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4)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化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 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文化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文化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盗来西方“火种”， 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文化的命运？ 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化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二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历史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历史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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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2)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 “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历史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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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3)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历史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社会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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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4)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文化浩劫， 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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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5)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三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文化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社会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文化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书》、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论语》，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 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6)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社会，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文化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文化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书》、《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文化浩劫——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虽也处于低潮，却依凭凝聚了儒学之精华的《周易》一书得以继续传承，学术源流从未有过停止与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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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7)
汉初统治者虽重黄老的新道家学说，但并不排斥儒学。有着广阔民间市场的儒学很快就在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复苏了，发展到堪与黄老学说分庭抗礼的地步。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所记，汉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绝大多数就是儒生。
儒学虽无开拓、创业的探索精神，但它积极用世的内容却极适宜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就连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儒者可以守成”。儒学愚民思想可让底层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它的等级秩序将民众划分为森严壁垒的级别各自相安，它的仁义礼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敢越轨，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回避矛盾的处世原则，它的怀念远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安慰，它残留下来的宗教痕迹使得人们将它视为社会人生的一种准宗教信奉不渝……于是，当西汉中期之时，社会生产发展到较为繁荣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学，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粉墨登场，进入了喧嚣的历史中心。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便一脉相承、始终不渝衷心信奉，并将它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
汉武帝刘彻那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必然。
四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董仲舒身上。他在完成策对之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对其中的思想观点及建议措施都非常的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不仅激赏，而且及时、严厉地采纳施行。然而，汉武帝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连在中央的位置也没给安排一个，而是将他派往诸侯国江都为相。
汉武帝征召贤良之士的目的，就在于量材录用，以佐其政。董仲舒排名第一，策论又好，却为何得不到皇上的重用呢？这真让董仲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辈子盼望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权力的中心位置一展宏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发挥、施展的机会，可皇上只对他欣赏，却不愿委以大任。于是，他的心中涌过了一股难抑的失落与惆怅。
他想不通，也许，是因为江都王的缘故吧？汉时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封到那儿的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喜好武力，崇尚冒险，为人骄横，颇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很有可能，汉武帝派他去当江都相，是想依靠他以儒家礼仪去束缚、纠正易王的过错，从而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如此说来，也可以认为这是汉武帝对他另一种形式的重用。也只有这样解释，他的内心才能够得到一点安慰与平衡。
君命一声如山倒，皇上圣旨一下，董仲舒无法违拗，只得满腹心事地离开长安，赶往江都赴任。
他一上任，就用自己熟知的那一套儒家礼仪来约束易王刘非，劝谏他遵循儒家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董仲舒自“天人三策”一出，已是天下闻名，易王也不敢对他非礼，只得表示敬重，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一时间，王相之间也能相安无事。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公羊学之精义，于儒家典籍之外，还涉猎了法、墨、道、名、阴阳等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以融会贯通，特别是对阴阳五行学说，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因此，他除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治理百官外，还常常用阴阳五行学说处理政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江都求雨、止雨。
董仲舒在江都为相的第二年，境内突然下起了连阴大雨，一时间，江河灌满，农田受渍，可大雨仍下个不停，没有半点止息的迹象。如果大雨继续不止，不仅农作物受损减产欠收，弄不好还会发大水闹洪灾。老百姓急了，大臣们也急了，董仲舒更是焦灼不安。无奈之际，他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研究不辍的阴阳学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何不将其运用一番呢？于是，一番推演过后，董仲舒想出了一个法子，以阴阳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止雨。他认为雨水连绵属阴气过盛，阳气衰弱。若要止雨，就得张扬阳气、收敛阴气，使得阴阳二气势力均衡。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天人本为一体，只要人间有所行动，上天就会感应，反之亦然。女为阴，男为阳，开阳而闭阴，“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此一来，阴阳就能得以平衡，雨水就会自然而止。于是，董仲舒要求官吏们将妻子藏匿家中，女子不能随便出来走动，所有水井也要统统盖住以防阴气泄漏；而男子们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腰系红带，大力张扬阳刚之气；还打扫社祠，摆上牺牲，由巫祝在一旁祈求上苍止雨。按照董仲舒的预先安排，这一活动要进行三天。可是，还只第二天，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似乎真的有所感应，突然间云收雨霁，一片晴和。百姓自然欢呼雀跃，而董仲舒的声名更是传遍江都王国的角角落落。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8)
董仲舒运气真好，他这一套巫术般的装神弄鬼正巧赶上了雨将止息的时刻，结果博个得满堂彩。更为幸运的是，此后，他继续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原理求雨，“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仍是止雨那一套“把戏”，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又获成功。他的止雨、求雨分别选在久雨必晴、久晴必雨的时刻，因此颇为灵验。这种灵验与他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纯属风马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1)
其实，曹操一生节俭，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更反对厚葬。墓中既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就不怕他人盗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故设疑冢大摆“迷魂阵”与后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游戏呢？
六
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三国演义》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
元代戏剧勃兴，曹操逐渐由评话艺人的口头言说变成了舞台上那可触可摸的实在形象。艺人们通过戏剧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败，鞭挞他的残暴，揭露他的奸诈，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曹操推向极端，变成了单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诈使坏外，不再有别的思想，没有别的行动，简直成了古往今来集奸诈残暴、劣迹败行于一身的最为丑恶的天下第一坏蛋。有关曹操的戏剧，如《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逼宫》、《战宛城》等，没有一出颂扬他的好处，都是攻诘抨击，那舞台之上摇晃着的曹操总是挤眉弄眼，做出无限丑态，令人可笑而生厌。即使当今大获成功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也难从根本上挣脱前人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响。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与杨修》一剧却将杨修之死归于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举”装点门面，而骨子里却半点也容不得任何超过自己的真正人才。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2)
戏剧流传广泛，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民间市场。特别在古代的农村，戏剧几乎成了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直至今日，传统戏剧仍然拥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戏剧几百年来的程式化表演与封建道德说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诈残暴的丑恶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移。
若拿曹操与备受推崇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相比，其实 也有许多超乎其上的杰出之处。论才、学、识，刘备远不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庸才；论居心不良，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刘备在曹操并未篡汉、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况下，早就做着帝王的美梦了；论道德品行，即以维护正统的《三国演义》而言，就讥讽过刘备怒摔阿斗的虚伪及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然而，他在历史上却总是扮演着正人君子的伟大形象，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会攀龙附凤，弄了一顶“皇叔”的帽子戴在头上。若拿曹操与诸葛亮相比，两人也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军、军事家，以个人道德品质来看，诸葛亮高于曹操；就个人功业及对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言，诸葛亮则不如曹操。而关羽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败将，做过他的俘虏，除了个人勇武及一则“坐怀不乱”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夸耀之处了。
然而，他们身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双方被推到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正义、高尚、伟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恶、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应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战争、分裂、灾异等，那么一定是坏人从中捣乱。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难逃其咎的最大坏人就是曹操。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越传越坏，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奸邪丑恶的典型。由此看来，曹操实在有点冤哉枉哉，也就难怪近代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注定了总要背上沉沉的“黑锅”：自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辈子的赘阉遗丑“黑锅”；死后满以为可以得到解脱，却又被人丑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锅”。
若论曹操对历史的贡献，当分生前死后两个不同的层面。生前我们已有所述，而身后的“功绩”就在于充当了封建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起着警戒世风、匡正道义的作用。在一个以礼代法、以德治国的社会里，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白脸曹操的出现，老百姓也认可接受了他，这似乎与我们民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土壤有关。
封建帝王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出发，自然贬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统文人不过是一批御用的“帮腔”与“帮闲”，他们唯有顺着主子的意图引经据典大加抨击；而民间艺人就以正统文人的思想为主题，创作出一批不同体裁的贬曹作品。“文以载道”是中国的历来传统，文艺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本体化的文学艺术，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知识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历史，而后来的历史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历史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随意褒贬历史人物， 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历史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历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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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3)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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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
一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 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历史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2)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的祖母是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 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戒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孝文帝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四十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精，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
当然，孝文帝拓跋宏并未完全放弃鲜卑习俗。文治武功，是中原传统文化的理想楷模。况且，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带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习文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功。他从小善射，“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臂力也好，十多岁时即能以手指弹碎羊的肩骨。
是鲜卑血统、游牧遗风与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孝文帝既具骑射武功，又富汉文化修养这一文武兼备之才。
二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禅位时只有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还是掩人耳目地发表了一份诏书，说他逊让皇位是想过过清静生活。退位后的献文帝被尊为太上皇，但他根本清静不了，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灵总是跃动着想干点什么，就以太上皇的身份亲自率兵出击柔然，并不断地巡视各地，“国之大事咸以闻”，还将冯太后罢黜的一名旧臣重新起用。所有这些，自然又引发并加深了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宫廷斗争最为赤裸、血腥而残酷，争斗双方往往不择手段，置血缘亲情而不顾，让对方倒毙在一片惨淡的血光之中而后快。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迫他逊让退位、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头衔就已经是手下留情很不错的了。可献文帝毕竟年轻，未能领悟到冯太后的深远用意，还是一个劲地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献文帝便成了冯太后眼里的一根“肉刺”、脚下的一块石头，公元476年，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气地将他杀害了。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3)
这一年，拓跋宏九岁。他两岁丧母，长大后一直不知生母是谁；九岁又失去了父亲的关怀至爱。如果不是特殊的出身，他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可是，封建王朝那无可更移的专制残忍决定了他一辈子只能在畸形的环境与氛围中打发人生。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很有可能就在冯太后身上吸取过不少“灵感”。然而，冯太后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北魏治理得有条不紊，为慈禧太后所远远不及。若以女人的治国能力及成就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武则天可与冯太后差强比拟。
冯太后临朝听政，不仅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所为，而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4)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是一个系列与整体，它们相互配套施行，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实现，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三百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但其开始却是北魏孝文帝时代。
其实，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都是由冯太后拍板，然后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拓跋宏虽然也参与了决策并积极推行，但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而复杂起来。冯太后虽然不是拓跋宏的亲祖母，但他一直受着冯太后的抚养、教育及恩惠，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情与依赖。冯太后按照自己心中的模式培养、塑造他，拓跋宏从小就接受着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这矛盾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一个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他穿着的也仅是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遭到不少###大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他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性情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是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也许，他正是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早就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连诏册也亲自动笔起草。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她那极盛的权欲而言，肯定还要时不时地过问一下朝政，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岁登基到二十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二十岁亲政到二十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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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5)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三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 高祖记》记载道：
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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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6)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南方的潮湿气候更使得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养尊处优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紧接着免不了要上演一出进谏、发怒、再进谏的活剧。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排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为数极少的孤零零几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要迁都洛阳了。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有关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7)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措施大功告成。
四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 “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8)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银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五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文化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文化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9)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剽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文化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文化。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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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0)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 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 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文化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文化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1)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那块重要的地方。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六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共有过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从夏朝开始，历经商周秦汉共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与周围各民族的一个高融合期。在这一时期内，华夏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将东夷、胡、鬼方、西戎、三苗、越、狄、巴、乌孙等多个民族融于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次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的迁徙与演变呈对流状态，即一部分汉人迁往周边，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或是由于汉人的强迫与邀请、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入侵，总之是一批批地涌入内地。而导致的结果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的同化与消失。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大致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其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又有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融于汉族之中。
第四次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及中华民族的基础。
据有关气象资料表明，中国五千年来共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左右。气候寒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南下劫掠入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正好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的北方狄人大举南侵，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清廷入关。
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文化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族。他们所能采取的，就是以柔克刚，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以一种柔韧的特性、广阔的胸怀、世俗的哲学、温馨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将那些蛮悍的少数民族同化。除开蒙古族在明初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自动退出中原外，其他异族，只要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盘上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汉人的一个分子。自汉唐以降，或整体或部分融入汉民族之中的主要民族就有鲜卑、契丹、女真、室韦、鞑靼、匈奴、突厥、回纥、党项、白蛮、六诏等。而每次融合，都给汉民族的血液中添加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2)
中原地带不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汉族更是一个似乎能融化一切异质民族的神奇民族。不管这些民族多强大、多勇猛、多野蛮、多富特性，只要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长期与汉人交流交往，就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质，而与汉人融为了一个整体。看似一盘散沙的汉民族那内在的同化力与凝聚力实在是强大得不可思议，令人肃然生畏。即以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两个民族——吉普赛人与犹太人而言，也不例外。
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文化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文化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文化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文化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文化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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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13)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1)
一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历史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子在《读通鉴论· 唐高祖》中写道：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 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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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2)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历史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太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继承人，其安全也受到格外的照顾与保护，行迹一般限于都城之内；于是，领兵打仗、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世民身上。
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历史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资治通鉴》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二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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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3)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壮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兄弟俩的矛盾。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4)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长时间的犹豫与彷徨过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李世民只要抛弃封建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毋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鸟兽散，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但是，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君王之父，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交代呢？
“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伏击李建成、李元吉的战斗刚告一段落，李世民就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名为“宿卫”，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而对李建成的诬陷与加害时时为他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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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5)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及“大加并省”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两千五百八十一人减少到六百四十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贞观政要》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3)
历史，总是不断地眷顾那些幸运儿；机遇，又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面前。如果说此前他的心中仅只有过一些朦胧的远大志向，那么现在，可就水落石出逐渐清晰明朗了——他不仅要做威震一方的大臣，更要成为执掌天下的皇帝！天下一统，乾坤朗朗，人们各归其位，倒也能够安分守己；而一旦天下混乱，稍有本事的就会不安分起来，那些实权派更是如此，正所谓“将士强了就想驱除主帅，主帅强了就想背叛皇帝”。五代十国更是一个军人称雄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占领一块地盘尝尝皇帝的滋味。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只要羽翼丰满，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翻旧主改朝换代。弱肉强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谁也不会怀疑皇位的正统、抨击道德的堕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怀疑、抨击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赵匡胤虽然早年胸怀大志，一心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干成一番大业，但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何敢奢望？距离太大了只要想想恐怕就会脑袋发晕呢。而现在则不同了，握有后周军政大权的他离君王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在臣民眼里，他比那刚刚继位，年仅七岁的恭帝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呢！
世间不是流行过“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么？现在的点检是谁？赵匡胤！那么，就让这一传言尽快变为现实吧！
赵匡胤选择周恭帝元年（公元960年）大年初一这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出夺权活剧。
新年伊始，人们正陶醉在浓酽的节日氛围之中，没想到突然间接到紧急军情报告：契丹辽在后汉的配合下正大举入侵后周！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而最有资格领兵御敌就是赵匡胤。于是，赵匡胤先派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先锋于初二开拔，然后亲率大军于正月初三浩浩荡荡出征御敌。大军走了一整天，仅只行了四十来里路程，在一个当时既不热闹又无名气的小镇陈桥驿安营扎寨。赵匡胤晚餐时喝了几杯酒，就安心安逸地睡觉去了。具体事情，自有手下人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艺术与政治传统。
天快亮时，一群手执兵仗的军士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及赵匡胤亲信、书记官赵普的指挥下，高声叫嚷着突然闯入驿站：“众兵无主，奉太尉称帝。”赵匡胤睡意地披衣起床，似乎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立时就有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便是一干人众齐崭崭地跪拜在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赵匡胤当然是推辞不受，众人自然是不肯依允。如此再三，赵匡胤只得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你们贪恋富贵，拥我为天子，唉，真是没有办法。罢罢罢，我就只好依从你们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须得听从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是万万不当这天子的。”众人自然表示无条件听从命令。天子一言九鼎，谁敢不从？赵匡胤不过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罢了。
拥立活剧刚一结束，那入侵后周的契丹与后汉军队就“不战自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出征大军开始班师返京、打道回府。回师的速度远比出征要快，刚过正午大军就已返回汴京。京城早在赵匡胤亲信、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内宫卫队将领、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反抗被杀外，一切都显得波澜不兴。
进入皇宫，赵匡胤先是对宝座上的小皇帝象征性地磕了一个头以示尊重，然后，站在一旁的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一份禅位诏书，朗朗有声地宣读起来。诏书读毕，赵匡胤面北拜受，他与小皇帝仅在短暂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位移——赵匡胤俨乎其然地坐上皇位，小皇帝柴宗训跪在他的脚下被封为郑王。然后是百官跪拜，山呼万岁。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所镇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春秋时为宋国封地，所以立国号为宋。从天亮时黄袍加身，到黄昏时禅让结束，周、宋易代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它们之间的“交接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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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4)
本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仅杀韩通一人、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大获成功，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大手笔”，比他的老师周太祖郭威发动的澶州兵变做得可要周密严谨、娴熟自如多了。因此，后人每每提及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个人“专利”。
二
陈桥兵变的成功，仅只意味着赵匡胤的皇业成功了一半。他还有两件既重要又棘手的事情要做：一是巩固政权，二是统一天下。
自从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建梁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这些名称以前都曾用过，按习惯便在这些朝代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与此同时，南方也曾先后建立过南唐等九个王朝，加上西北部的北汉，共是十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五代十国”。若以平均值计算，每三年多就有一次政权的更迭在中华大地发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特殊时期。于五代十国政权的兴衰变化，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像在铁炉上面烤烧饼，总是翻来覆去地烤个不停没完没了。
宋代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后周统治，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自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赵匡胤这么容易的。在那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 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须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历史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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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5)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三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61阅读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2)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社会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社会，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3)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即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
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社会，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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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
一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文化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历史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2)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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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3)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二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 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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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4)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历史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而就有点犹疑不决了。降，还是不降？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舅妈的行为坚定了他的决心。舅父祖大寿降清后，不久便派人前来吴三桂镇守的宁远转移家眷。然而，舅妈却以一妇人之身，表现出难得的忠义，她宁可孤身待在宁远，也不肯前往被她视为“夷狄”的清营与家人团聚。舅妈的行为震撼了他，吴三桂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留在了明朝。
而这时的明朝局势，已到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松锦大战后， 崇祯皇帝可倚重的兵力仅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与清军在宁远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虽兵多将广，实跋扈难用；再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也是崇祯皇帝唯一能够对付农民起义的部队。然而，正是这支长期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朝廷劲旅，却在郏县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全部歼灭。然后又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向京城奔袭而来。
为了保卫京城，明廷除了抽调吴三桂军队外，已别无他法。吴军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宁远，那么，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上自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万世骂名。于是，吴三桂入关之议也就一议再议、一拖再拖，搁了两个月之久，还在议而不决。
就在明廷举棋不定的日子里，大顺农民军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快速逼近京畿。这时，崇祯皇帝才不得不匆匆下诏“征天下兵勤王”，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命运，又一次将吴三桂推到了历史的漩涡中心。
其时，宁远已成为一座孤城，吴三桂早就上言督抚，请撤宁远。接到命令后，吴三桂并未“火速入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放弃宁远意味着什么，一旦被清军据有，今后也许就难以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辽东大地了。于是，吴三桂不慌不忙地将有关事务料理一番后，才率领一支五十多万的兵民混杂队伍踏上了西进之路。这哪里是入关勤王？完全是在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
就在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之时，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正式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两天后，分兵驻扎在昌黎、滦州等地的吴三桂才得知明朝覆亡的准确消息。凭着一个优秀军人的本能与直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兵，赶紧回军山海关，将自己横亘在清廷与大顺之间。
三
如果说此前是命运在光顾吴三桂，历史在选择吴三桂，那么，此次的退守山海关却是吴三桂抓住了命运，将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天平上，变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
山海关是进入关里关外的一把神奇钥匙，它坐落在层峦迭嶂的群山怀抱，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万里长城的东端就肇始于此。它东临大海，北有覆舟山和兔耳山，山海相依，地势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5)
拥有山海关的吴三桂心里非常清楚，以他手中现有的三万“关宁铁骑”，还不足以构成一支独立于清廷与大顺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他只能依附于其中的一支而存在。过去，大顺农民军与清廷政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配合默契，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明廷的南北夹击。明朝覆亡，剧变的形势必然导致两大新生而强大的军事集团水火不容、兵戎相见。而山海关，当是双方拼死争夺的首选之地与焦点所在。因此，吴三桂顿时变得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历史仿佛一架天平，一端是清廷政权，一端是大顺农民军，而他，则成了一颗砝码，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天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关，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从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历史使命；降清则清军长驱直入，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直取北京问鼎中原。
长得英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踌躇满志地望着关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颇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
很快地，李自成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派遣降将唐通前来招抚，许诺将有“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然心有所动，但他没有一口答应。
此时，清廷仍在争取他，封赏也非常优厚诱人。但吴三桂不会轻易倒向清廷，长期的边衅已使他与清人积怨甚深，多次的拒降更使得他顾虑重重。
吴三桂还在权衡、比较、选择、等待。
形势急迫，时不我待，他还在等待什么？
具体而言，他还在等待父亲吴襄的回信。
崇祯皇帝在初拟抽调吴三桂的宁远守兵时，就向朝野大臣做了一个暗示——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调至京城。京城失陷时，吴三桂曾给父亲去过一信，大意是说他将退驻关外，如果全家陷入农民军之手，为亲情计，那么他也只有归降大顺了。也就是说，吴三桂能否倾向农民军，父亲及家人的依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几日，吴三桂接到了吴襄回音。从而得知父亲已投降大顺政权，父母家小及其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父亲在信中一再规劝他早日投降大顺，成为新朝元勋，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
几乎在接到父亲书信的同时，李自成又派人送来四万两犒师银饷及一份封侯檄书。既能保全家人，又可高官厚禄，还有金钱银两，吴三桂不再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向李自成投降！
第二天，他就将山海关交到农民军代表唐通手中， 再次亲领大军踏上了西进之路。此次并非勤王，而是进京归降。一路上，吴三桂想象着李自成隆重迎接的盛况及封王拜侯的荣耀，想象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特别是想象着在烛光摇曳之下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后的融融泄泄，不由得心花怒放，陶醉神往。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稍展开笔墨，叙写一下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火热爱情。
陈圆圆从小天生丽质，只因家境贫困，被人贩到苏州当了一名歌妓。她美艳动人，擅长南戏，能吟诗作赋。很快地，其内慧外秀就赢得了众星捧月之宠，成为秦淮河畔鼎鼎有名的尤物，文人名士争相与她交往唱和。每当歌舞赔笑之后，面对孤寂的身影，想着悲苦的命运，陈圆圆总是免不了要黯然神伤一番。她内心唯一的憧憬与企盼，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寻得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如意郎君，摆脱这为人所不齿的卖笑生涯与低贱的社会地位。
第一位让她怦然心动的男子，便是当时号称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两人一见倾心，双双陶醉在浪漫的爱河之中。冒襄临别时，还许下了迎娶圆圆的吉日佳期。
然而，望眼欲穿的陈圆圆等来的不是冒襄，而是国丈田遇弘。这一年，田遇弘奉旨上南海普陀山进香，顺便前来苏州采买色艺双全的女子，被陈圆圆的艳名深深吸引，更被她的曼妙优雅弄得神魂颠倒，结果以重金强聘而去。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6)
田家富有，有权有势，对一名普通妓女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归宿。然而，陈圆圆是一个性情中人，她所看重的，乃是心灵的交流与感情的契合。田遇弘年老衰迈，俗不可耐；加之他姬妾众多，喜新厌旧，虽然占有了陈圆圆的肉体，却怎么也不能赢得她的芳心。
就在陈圆圆对冒襄的日夜思念中，那高高在上、俯视人寰的命运之神于不经意间向她瞥了一眼。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奉命率军奔赴京畿完成狙击清军任务的吴三桂正要北归，突然接到皇帝召见的圣旨。明朝的衰微使得不少趋炎附势之人都在寻找出路，手握兵权的吴三桂突然受到皇帝的宠幸，田遇弘不禁把他视为一把“保护伞”，希望关键时刻得到他的庇护。因此，圣上召见之后，吴三桂又受到了国丈的盛情邀请。
为讨得吴三桂欢心，酒过三巡之后，田遇弘便将他的“宠物”——一代佳人陈圆圆唤出歌舞助兴。
武士生性喜欢刺激，美女与烈酒，常是他们的第二战场与第二生命，吴三桂也不例外。他一见圆圆，就被她那天仙般的美貌深深吸引，而那翕动着的樱桃小嘴吐出的一串串美妙音符更是弄得他情不自持，飘飘然仿佛进入了人间天堂，竟“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乖乖地做了圆圆的俘虏。
陈圆圆一见吴三桂，也被他那年轻英俊、威武潇洒的形象所沉醉。这种具有力度的阳刚之美，不仅使得坐在一旁的田遇弘黯然失色，恐怕就是陈圆圆心中的日夜思念的江南才子冒襄，也无可比拟。
两人按照千百年来流传的英雄爱美人，美人恋英雄的故事模式开始“盗版?**从　薄Ｏ仁敲寄看椋罄闯蛄艘桓龌幔谝徽蟮陀镏卸┫轮丈Ｕ庵稚恋绨愕纳袼倏峙卤冉袢帐⑿械暮笙执翱觳突被挂翱觳突薄?br/>酒宴结束，吴三桂将要告辞时，田遇弘才道出了自己的心事：“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也就开门见山地说：“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没想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后来竟真的置国家与民族大业于不顾。田遇弘闻言，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忍痛割爱。
吴三桂担心田遇弘反悔，当即留下千金聘礼。
不久，吴襄奉调进京，便按儿子的托付将陈圆圆接到了自家府中……
吴三桂马不停蹄地奔驰在进京途中，想到就要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心头情不自禁地涌过一股热流，还时不时地激动得浑身战栗不已。
然而，就在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逃难的家人，事情就此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原来，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采取了一项非常严厉的追赃助饷措施：所有前明官员都得依照官职大小，分等级交纳相应的银两，不从者则处以严刑竣罚。吴襄虽有招降儿子之功，但也没有躲过追比的惩罚：自身被关押，家财遭查抄。
吴三桂得知后，先是惊愕不已，回信上不是还说一切平安的么，怎就突生变故呢？继之是困惑不解，李自成对他封官许愿，赏赐银两，如此看重优待，怎会拷打拘禁他的父亲，还将吴氏满门家财洗劫一空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不是家人走昏了头胡言乱语？因此，他不由得反问道：“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不是弄错了？等我到了京城，父亲自然就会释放，家产也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的。”说着就要启程继续西行。然而，家人又继续告诉他说： “不仅老爷被抓、财产被抢，就连你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走了！”
吴三桂听了，顿时待在原地。刚才还在想象的爱河中陶醉，而事实上陈圆圆早已不属自己，他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场典型的白日梦而已。父亲、财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归还，可抢走的女人还能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手中吗？
何况这追赃助饷根本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大顺政权的一项重大策略，他吴三桂以一员降将之身能够改变农民军的政策吗？想于此，吴三桂不禁深深地失望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继续向前行进了，一旦到了京城，就会受制于人，半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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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7)
慢慢地，吴三桂就由失望而愤怒了。
时年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正值血气方刚之年，陈圆圆在他眼前不断晃动的娇美容颜像是不断泼洒在火焰之上的汽油，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未受过如此难堪的羞辱，不禁咬牙切齿地叫道：“大丈夫连一女子也无以保护，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我吴三桂不灭李贼，不杀刘宗敏，誓不为人！”
这就是流传至今“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的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则风流韵事的广为传播有关。
为了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个人利益，吴三桂那曾经暴露过的人格弱点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浮出水面”。此时的他，完全忘了民族大业与国家利益，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任自己的本能决断行动。
如果大顺农民军严厉监守他的家人不让离京，如果吴三桂没有遇到他的家人，或者不是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这一足可回旋的地方碰上，那后来的历史发展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历史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历史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历史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历史的航向。
四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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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8)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 “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清军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拼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历史的改写已成定局，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历史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正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9)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想。不论外在名分，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像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像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清廷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文化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熏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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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0)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 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拼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历史的罪人。
五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降清行为，潜意识层面保留着的，仍是“借兵复仇”四个大字。作为一介武夫，他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民族、国家、伟业之类的身外大事。一段时间，他那致命的人格弱点只容得下个人利益、一己私仇，“复仇”二字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脑海，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当他抢回陈圆圆、剿灭大顺农民政权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是的，美人重归，仇人覆灭，恨意已消，他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考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他举目四顾，除了一些弱小的反叛力量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外，整个天下，已非清廷莫属，由他这颗“砝码”所造成的历史大局业已注定。事实上，他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控制在清廷手下，容不得他有半点非分之想。他想抗拒，已无法抗拒。他这颗砝码，除了继续倾斜，凭着一种惯性与余力以助清廷扫平天下外，已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了。
聪明、机诈的吴三桂一旦明了天下发展大势，就顺着沛然莫能之御的滚滚历史潮流向前推进了。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他抛弃了忠孝仁义、道德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做出了一个叛臣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达到新的目的，他甚至一再身冒箭矢，亲临险境，置个人安危与生死于不顾。
一次，吴三桂在进剿四川时，被大西农民军团团围困在保宁。起义将领刘文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置吴三桂于死地，围层连营十五里，重重防范，还设以象阵相辅。就当时那壁垒森严的围网而言，吴三桂似乎插翅难逃。然而，农民军志在必得，不免骄傲轻敌；围攻时间一长，防守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松懈，终于被负隅顽抗的吴三桂寻到一个薄弱环节，抓住有利战机，拼死突围，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一次，吴三桂在追赶南明永历帝的过程中，中了李定国的埋伏之计，前锋已经进入二伏圈内。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卢桂生的降官突然出现在吴三桂面前，道出了眼前的险情。吴三桂大吃一惊，急令撤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覆亡，还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命运，似乎总是垂顾于他，让他担负、完成历史砝码的最后使命。
由于死心塌地地为清廷效劳，主子似乎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天下平定后，吴三桂被封为云南王。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1)
清初，汉人封王者共四人，其他三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 都是早年降清的有功之臣。吴三桂降清虽晚，但功勋显著，首冠亲王之爵。那炙手可热的权威，就是满族“天潢贵胄”也难比拟。
吴三桂博得清人宠信、获得显赫权势的目的达到后，新的欲望又开始膨胀。在连年不断的征战岁月里，吴三桂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一旦封藩云南之后，他生命中固有的人格弱点又开始不加掩饰地暴露无遗了——他大修宫殿，四处“选美”，聚敛钱财，独断自专；不仅控制本省，还干预朝廷，篡取了吏部铨选官员的部分权力。
尽管他那决定历史命运的砝码作用早已消失， 但吴三桂还是一直将自己视为一颗砝码，不时冒出左右天下的意念，并相应地做出一些不自量力之举。直到坐镇云南之后，他的内心深处仍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员降将、一员清朝重臣。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清廷的天下是乘人之危、通过他吴三桂而夺取的。照此推理，则天下本是他吴三桂的。那么，有朝一日他从清人手中夺回天下，当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举，就如拱手让出山海关后又从农民军手中夺回一样。
正是这种心态驱使之下，吴三桂在暗中不断地积蓄力量， 权势渐渐扩大、增强，使得天下为之侧目。昆明仿佛成了陪都，吴府与清廷俨然南北两个政权。
继任的康熙皇帝年幼，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一忍再忍。
双方都在酝酿、积聚、等待。
随着康熙皇帝的长大成人，他再也无法容忍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决心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为始，开始削藩，施行统治者历来惯用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策略。
一方是权欲无限膨胀，一方是有意识地翦灭重镇羽翼，两相碰撞，冲突势不可免。
广东平南王一削，下面的撤藩对象迟早会轮到他吴三桂这位云南平西王头上。就在这时，靖南王耿精忠见势不妙，主动上疏清廷请求撤藩。吴三桂思来想去，决定紧跟而上，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愿意撤藩的“表决书”。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吴三桂并非真心撤藩，他不过以此为计，探明朝廷动向及虚实罢了。
吴三桂的心计自然瞒不过清朝文武大臣，他们对吴三桂的实力、军威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时年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一语中的地说道：“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清廷果断地下达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不得不反。其实，他一辈子苦苦等待着的似乎就是这一天。他只是借兵，从来就没降清；他要寻到一个借口，找准一个时机，起兵反清；他不甘于仅仅做一块砝码，他要成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了。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清臣，他不愿受任何人辖制左右，他要成为一支主宰历史命运的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于是，就自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吴三桂起兵反清了，他亲率大军北上，势如破竹地占领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双方实力而言，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战的开国将领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开始腐败，“八旗铁骑”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吴三桂由于收编了大顺、大西农民军，由于他长期积蓄、准备，军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锐。
然而，就在他饮马长江之后，却按兵不动，没有渡江北上直捣京城，为康熙皇帝组织平叛力量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吴三桂毕竟只是一介军人，不仅缺少总揽全局的政治谋略，就连一个优秀军事家也够不上。砝码只是天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也不会成为天平本身。
吴三桂重兵驻扎江南一待就是数月，也不知他还在等待一些什么。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画江而国。”此时，吴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轻时的锐气与胆识似乎被岁月的沧桑磨洗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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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2)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紧接着，康熙就开始反攻了。两军遭遇，一阵抗衡过后，吴三桂在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不得不一退再退，将先前占据的领土逐一丧失。
吴三桂在作为一块天平砝码时，不论倾向何方，都会大获全胜。于是，时间一长，他的这种砝码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以为自己的武功、军力及指挥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实指望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也可划江而治，成为一国之王，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盘却越打越小，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他已从辉煌的峰巅开始往下滑落，他不仅没能成为一座天平，就连那颗砝码的地位也会化为一缕消失的烟云。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穷途末路之际，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历史上不少人玩过的“把戏”——当一回皇帝过过瘾，满足那内心深处的膨胀欲望，即使立马死去，也曾达到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也就活得无怨无悔了。
我们脚下这块封建土壤自古以来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缭绕、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帝王意识。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布登基，改元昭武。正当他封赏文武百官之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狂风、下起一阵瓢泼大雨，吴三桂的登基游戏也只得在一片晦气中草草收场。
吴三桂终于在自己的虚幻与想象中成了一座历史的“天平”。
正是登基游戏中突如其来的风吹雨淋，使得吴三桂那本就虚弱的年迈之躯染上了一场赤痢。加之时势日蹙，心情郁闷，竟至一病不起。五个多月后，就将一盘不堪收拾的叛乱之局丢给后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吴三桂一死，叛军失去统帅，军心动摇，元气大丧，也就更难抵抗清军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
叛乱平定，吴氏家族全部被杀。吴三桂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一族血脉也随着他的浮沉接二连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断言：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鼻梁上的刀疤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
难道吴三桂真的无法逃脱这神秘的断言与历史的宿命吗？
也许，这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有意编排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吴三桂后来没有叛清，落了个善终，或是他成功地夺取了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定论又会怎样呢？
他仕明叛明，却绞死南明永历帝，而反清时又祭起复明大旗收买人心；他投降大顺，又疯狂反扑，恨不得将农民起义军赶尽杀绝；他招引清军入关，为清廷一统天下效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又起兵叛清，还上演了一出登基游戏；他拼命于万人敌中救出父亲，此后却多次推开难得的挽救之机，将可怜的老父推向“断头台”；他为陈圆圆“冲冠一怒”，却又始宠后弃……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与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的反复无常、无信无义之人，怎么可能成为天下之主呢？
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其实包含着无可更移的历史必然，它们相互并存，辩证统一。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历史如何发展，吴三桂那内在的人格缺陷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归宿。
吴三桂的才能、胆识、个性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颗砝码。
并且，一旦砝码选择了倾斜的方向，历史已成定局，即使翻悔，也无回天之力。因此，尽管吴三桂后来并不甘心，企图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却总是徒然地做着一些可笑复可怜的挣扎姿态，难以逃脱历史的“宿命”。
个人毕竟是渺小的，他无法与历史抗衡。就其本质而言，历史是一群庞大的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合力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但是，历史却在某一关键时刻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砝码以决定历史的前进航向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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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3)
一旦某一幸运的个体被命运推到历史的中心，他将如何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后来的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既没拥兵自重，也未在众多“高人”的怂恿下起兵反清，可能就在吴三桂身上吸取过反面教训、受过某种启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吴三桂，就是借助他这颗砝码而一统天下的清朝也早已成为过去。新的历史自然要靠我们去创造，但毕竟脱胎于过去。吴三桂第二次站在山海关上于短暂的一瞬做出的降清决定，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此后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总是可以依稀见到他那不肯消失的模糊身影。
清人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汉人那拖了几百年的长辫、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近代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慈禧太后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满人进关入主中原密不可分。
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廷及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一同退出历史舞台后，吴三桂的身影才逐渐淡出。
然而，其影响今天似乎仍依稀存在。
这就是历史，生生不息的绵长历史之河。
它从过去流来，又向未来流去，从不间断。只要我们向后回溯，向前瞻望，总会发现一条昭示后人的清晰脉络不断地在我们面前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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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 作者：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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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 作者：冼波


烟毒的种类(1)(图)
近代以来，泛滥于中国的烟毒，包括鸦片烟、毒品两大类，其中尤以鸦片烟流布最广，吸食者最多，为害最烈，为害时间也最长。
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鸦片中含有罂粟碱、野罂粟碱、原鸦片碱、吗啡、可待因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对人类、动物的中枢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是一种天然毒品。人们吸食鸦片以后，会暂时忘却痛苦，产生快感，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连续服用鸦片，会产生身体的依赖性，需要不停地服用鸦片才能维持身体上的生理需要；还会产生药物的耐受性，当一个人长期服用鸦片后，再服用同样的剂量就不会有多大快感，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同时，长期服用鸦片，还会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形成了习惯，难以戒除。
鸦片何以成为毒品的呢?推本究源，鸦片是以“贡品”进入中国的。鸦片原产于西亚，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用途十分广泛，疗效十分显著。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朝时，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即遣使贡献以鸦片为主要药物成份的“底也伽”。可以说，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清朝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的数量空前增加，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朝野为之震惊。清廷采纳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建议，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严禁外商走私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默许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从而鸦片更加泛滥。鸦片战争以后泛滥于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班土，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鸦片中的上品，质量高，售价高。
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亦产于印度，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较次，价钱也稍便宜。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
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质量比印度土差，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次不受吸食者欢迎，故输入的数量并不多。
红土，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国产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著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
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
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
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
宁土，产自宁夏。
北口土，产自热河，又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
西口土，产自绥远。
西货，又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
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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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种类(2)(图)
亳州浆，产自安徽。
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
湘土，产自湖南。
施南土，产自湖北。
建浆，产自福建。
鲁土，产自山东。
苏土，产自江苏。
粤土，产自广东。
赣土，产自江西。
在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洋土，又有众多品牌的国产土，使嗜大烟的瘾君子们能各取所需，有钱的人吸食上品，没钱的人吸食劣品，从而沉溺于鸦片烟中，忘却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意义。
同时，如此众多的鸦片也为加工其他毒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晚清至民国的百余年中，除了鸦片泛滥于全国各地之外，还有以下毒品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
吗啡，是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是从生鸦片中提取、制成的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主要成份就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占鸦片的10%左右。19世纪初，医学家研制、发明了吗啡，广泛用于镇痛，效果十分明显。但令人吃惊的是吗啡对人体的循环、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副作用，还具有比鸦片更强的成瘾性，很快就作为毒品流布人间了。吗啡一般用于皮下注射，使用后立即会感到瞬间的冲动，畅快无比。清末民初，吗啡这一毒品就输入了中国。
海洛因，又叫“白面”、“料子”等，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再加工提炼制成的，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的。海洛因起初被当成对付吗啡瘾的灵丹妙药，且具有极强的止痛性。但海洛因的副作用更大，其成瘾性更强，相当于吗啡的2倍。20世纪20年代以后，毒品海洛因盛行，也开始传入中国。海洛因的吸食方法较多，可放在香烟中，也可用鼻子嗅吸，还可用火柴烘热放在锡箔上，用吸管吸其烟雾(俗称“吞白粉”)，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鸦片、吗啡。
红珠子、白珠子，也是海洛因的制成品，因颜色的不同而命名，多由英国和日本制造输入，是放在烟枪筒上抽吸的毒品。
红丸，是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的毒品，最先由日本人生产，输入中国。后来，中国有的奸商也用鸦片、吗啡加葡萄糖等制成红丸、白丸出售。
以上都是鸦片类毒品。此外，当时古柯类毒品如高根等，大麻类毒品，也在中国社会中流布害人，但数量较少，影响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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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1)(图)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王磟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61阅读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鸦片船只很早以前即做过尝试，而广东、福建的鸦片商人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些商人，往往将大量鸦片夹藏在商船中，蒙混入港；再通过口岸城市的奸商、地痞、同乡会馆等设法将鸦片运进城中的仓库里，分销出去。用这种方式，每次可以携带偷运很多鸦片，时人记载当时走私情况说：“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并非夸大不实之词。从偶尔被查出的海船夹带数量，即可证实走私情况的严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山东省荣城县之俚岛海面，缉私船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共查出夹带的鸦片一万三千四百余两；同年九月，天津海面又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其夹带的鸦片更多，共查出了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查获的鸦片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闽广鸦片商船如果在海面上未被缉私船只查获，便可以顺利入港靠岸。这时港口城市的鸦片商人、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等就会主动与之联络，签订买卖合同，鸦片就卖给口岸的鸦片商人。当时，北方各口岸城市，都有鸦片商人，如天津城就有广东、福建商人开办的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从广东、福建来的鸦片船入口后，这些鸦片商人即设法将鸦片运至会馆或店铺，再慢慢销售出去。对于这种走私情况，清廷知之甚悉。道光皇帝为此曾晓谕军机大臣等说：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2)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东登州府所属各海口。从海上运入的鸦片，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输河南、陕西等地。河南烟土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鸦片贩运中心地区的天津输入，一是由江西、湖北等省陆路转运而来。安徽省的鸦片，主要是从长江上下往来船只夹带而来，对此，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指出：“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销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
(四)湘鄂赣地区。这一地区紧临东南沿海的广东省，鸦片大都由广东输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奏称：“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93页)这些省份位于中国腹地，与四周省份交通便利，因而成为鸦片转运的枢纽地区。从广东输入的鸦片，除了湘鄂赣三省消费掉一部分外，绝大部分则转运他处，如经武汉三镇转运至陕西、甘肃等，经南昌转运至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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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3)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了利用清廷吏治腐败，以巨款贿赂有关人员，买通路途以外，还想方设法，夹带隐藏，使查缉人员搜查不出。关于走私的诸多机巧，有时颇能凑效，且持续流传下去，一直与官方的查缉相周旋，下节我们再评述。


烟土行的经营(1)(图)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了。中国早期的烟土商贩们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走私贩运了，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堂而皇之地来到通商口岸，繁华的大都市，开设烟土行、烟土店，公开销售烟土了。
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得风气之先，亦最早接触到西方的鸦片，接触洋商、学会了英语，具备了作买办的资格。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为了牟取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一批潮州籍鸦片贩子北上上海，开办土行。据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潮州人郭某，因擅长说英语，受到洋人信任，专门代洋商出卖鸦片。不久，他开设了土行——鸿泰土栈(今宁波路)，生意兴隆，财力滚滚而来。他的亲戚也紧随而至，也开土行。怡和洋行到上海推销鸦片时，擅长英语的潮州籍人士郑四太爷便抛家离室，来到上海，在上海后马路(今宁波路)开设郑洽记土行，推销怡和洋行的烟土。
郑四太爷经营有方，很快在烟土业中站住了脚，取得了巨大利益。不仅如此，郑氏为人豪爽，善于纳交三教九流人士，逐渐成为粤籍人士的领袖。他的家族成员，见其大发烟财，纷纷前来上海开烟土行，先后创立了郑永康、郑宝成、郑宝康等土行。其他潮州籍人士也在上海经营土行，如陈源大、陈有利、郭鸿泰、蔡益源等。这样，在烟都上海，形成了潮州帮土行。在潮州帮土行中，以郑姓、郭姓、陈姓为主，他们都是家族式经营，具有亲戚关系，互相帮助；在经营上，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烟土贸易，垄断经营；为了避免自我竞争，他们也搞分工，如鸦片从上海外销，李裕康专走安徽，郑永康专走镇江。在与外地烟商的竞争中，潮州商帮以乡情关系，互相协助。因此，他们在上海稳稳地控制着烟土行。到了民国年间，潮州帮又与地方军阀、黑社会势力合作，继续经营烟土生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垄断烟土业长达60余年。
在上海的烟土行业中，行帮众多。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
从烟土行业的上述情况看，烟土行业之经营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性：家族化、地域化的色彩过于浓厚。烟土行的内部经营状况则与普通商店相似，有经理、司账、会计、学徒等职员，大的土行职员多达三四十人。土行内的柜台上有栅栏，顾客通过栅栏上的门洞和伙计交易。栅栏后的门板上，贴上了价格布告。在土行大门踏进的地方，常常设有一个小长方桌子，上面摆着烟灯一盏，烟枪一枝，买烟土的人可以事先品尝，按质购买。在土行的玻璃窗上，贴着各式广告，如“专收干黄烟灰”一类的广告语；在厅堂上，无论是新开张还是老开张的土行，都挂着“新张志喜”、“大展鸿图”之类的大红绸幛。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如1927年以后，上海法租界开始禁烟，烟土行在上海九亩地(即今上海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一带)一带营业，但几乎没有叫什么土行的，全改为某某汇票庄、金号、米号、公司了。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多达八十余家，其经营资本多者达二三万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少者三四千元。土膏行出售的烟土，无论生土还是熟土，都贴上了官方发给的“验讫”字样的花戳印花，表示经过官方许可，否则则是私烟，被逮着要受处罚。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不仅晚清时期存在着，即使在民国的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下面再举几例：
在四川重庆，贩卖烟土的以“黄帮”最为著名。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四川重庆卖，又把四川的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润特别大，就着重贩烟。在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120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称)。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取一部分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安购买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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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土行的经营(2)(图)
在汉口，则有川帮、申帮、汉帮、穗帮和黔帮烟土商，共同竞争逐利。自鸦片国产化以后，“汉口是川土的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市场之一。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买方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黔帮发生竞争……”
湖北宜宾也是一个较大的鸦片集散地，而且不同的烟帮经销不同的货色。如云南帮商家如福春恒、永昌祥、天德昌等，资本雄厚，主要经营品质上好的云南“迤西货”。镇雄商帮主要经销“横路货”，即质地较差、价格便宜的烟土。此外，来自昭通、绥江以及大小凉山的烟商，也多经营此等货色。
贵州的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很早就有烟商经营烟土业。在清朝光绪年间，当时两广商人来黔贸易，除带来了其家乡所产的檀香、薄荷、肉桂油等成药外，也带来一些烟土来贵阳推销。这就是所谓的“广土”，其价格很高，获利甚丰，两广烟商发了大财。鸦片国产化后，由于贵州所产烟土品质优良，价钱便宜，广商不但不再以“广土”输入竞争，反而要将贵州所产烟土运往两广销售，以牟取暴利，贵阳市广东街、普定街一带，广商云集，颇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湖南小本经营的“兄弟帮”也前来贵州采购烟土，贵州的一些小本商人随之收购烟土伴同这些“兄弟帮”前往湖南销售。光绪十年(1884)前后，贵州经营烟土的小本商人由于历年获利甚丰，营业范围日益扩大，贵阳出现了锦盛隆、彭钰鑫、德厚荣、万盛兴，安顺出现了肖洪源、义兴福等运商。这些运商资金雄厚，不仅在省内生意兴隆，还在湖南洪江设有分号，建有“贵州会馆”，成为在当地影响较大的商帮。
贵州烟土名闻天下以后，各地烟商纷纷前去收购外运，在贵阳有外帮与省帮之分，共计九帮：
广帮：两广商人在贵阳设号收购烟土，然后运回销售。初来时在贵阳广东街设号收购，后普定街松柏行成立，又由广东街全部移到普定街。
湘宝帮：湘宝商人多半是湖南湘乡、宝庆的商人，他们以洪江为根据地，开设号口，运一些纱布入黔推销，换回烟土回去销售。在民国八年(1919)贵州开禁鸦片后，杨天成、佘康裕等号生意兴降，闻名一时。
江西帮：此帮以稳健著名，在商场中很有信用。他们以经营油业及纱布为主，有的兼营烟土。
兄弟帮：这种商人都是小本经营，其中多数是湘乡、宝庆人，也有其他省的人。他们以家族弟兄为纽带，组织起数十人乃至百余人的队伍，在产烟的乡村购买烟土。他们以偷运为主，禁运森严时以各种巧妙方式偷运，解禁后就瞒关漏税偷运。
以上属于外省帮，他们以地域关系结成小团体，互相帮助，共同作生意，共同发财。在贵州，本省人也以地域关系，即小同乡关系而结成商业团体。
贵阳帮：由贵阳烟商组成，号口设在贵阳，以怡兴昌、周恒泰、傅义顺、万又新、许悦来等号较有名。他们中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纱布，有的以纱布为主兼营烟土。
安顺帮：安顺是烟土聚散的著名区域，运商势力最为雄厚，能够左右贵州省的烟土市场。其恒兴益、公和长、恒丰裕、王福公等四大商号，显赫一时。
毕节帮：毕节烟土产量也很大，商人财力巨大，其中刘万金、刘熙乙等后来均成为巨富。
黔西帮：本帮商人势力不大，大都是三担、五担买进卖出，小本经营。
遵义帮：黔北的烟土大都集中在遵义，因此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很多，资金也相当雄厚。一些外省烟帮，还在贵州本地人中寻找代理，协助收购烟土。伍效高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指出：“我(伍效高)离开恒兴益(一个贩卖鸦片的商行)，就以所经营的隆大和大东在安顺设庄续办特货(指鸦片)。同时还代理潮帮、广州帮、###等十二家特商在黔的鸦片购销业务，并与贵阳的赖永初、赖贵山弟兄开设的赖兴隆、宏大等号互相勾结，追求暴利。”
总之，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家族性、地域性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业组织——即各地商帮。在商帮之中，每个烟商各自独立经营，调济有无，互相帮助，并习惯于遵守当地的商业经营之道；在对外方面，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可以为群体的利益团结协作，共同对付外力的压迫、外地同行的竞争。如：“1931年春，在湖南洪江突然增加了‘善后捐’十万元，这是湖南民政厅所派的款(厅长曹伯闻)。此项派捐着重是加在贵州烟帮的身上，其分摊的办法是：做木排和桐油生意的占10%(系江西帮经营)；当地铺号占10%；其余80%完全派给贵州烟帮。为此还特派一个委员来征收，而且还要催收现款。因为数目过大。烟帮不愿负担；同时认为，既名‘善后捐’，为何只派洪江一地，诸如湖南的大城市长沙、衡阳、宝庆、常德等，均未摊派。大家(系指烟商)认为这种作法太不公允，何况还不是‘中央’派的。因此，贵州烟帮提出了意见，经再三交涉，仍得不到减免。贵州同乡会(即鸦片烟商的地域组织)在洪江贵州会馆内召###议商量对策，请寿彭(字民乐，系一烟商)拟稿上告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及湖南省政府。当时黔军王家烈正驻扎洪江，寿彭建议由他向王申请，把所拟电稿请由二十五军军部电台拍发。后经王允许即将电报发出。这表明我们(指烟商)的上告是得到驻湘黔军的支持的，因而引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视，方予解决，准予取消。”通过烟商们的联合斗争，并利用了国民党地方派系的矛盾，烟商们免去了八万元的“善后捐”，其利益得到了保证。


烟土行的经营(3)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如果按烟商的经营方向、可将其分为六类：
(一)滚子商：这是一些以城乡物资交流为其活动范围的小本商人。每逢赶场天，农民把他们收获的烟土拿到市场上售卖，滚子商就到场上零星收集，所收集的烟土都是原装货，有些是用钵装的，有些是用碗装的，有些摊放在笋叶上，形式不一，品质各殊。滚子商收购后，又转售给批发商、零售商或运商。经过辗转不断地经营，资金一次比一次大，收购或转卖的烟土一次比一次多，越滚越发财，所以又叫他们为滚子商。
滚子商其实就是四处收购烟土的烟贩子。在一些种烟区，往往存在着“烟会”——收获时节的热闹市集，这是他们收购鸦片的大好时机。他们往往利用烟农急于卖烟还债或其他急用之时，低价收购。之后，转手卖给大批发商，从中渔利。
(二)零售商：即开土行的商人，他们从事零售业务，有时也兼营少量批发业务。鸦片烟的吸食者吸食的是熟膏，需要将买来的“生土”煮熬。每次购买量不大，一般都向零售商购买。零售商在售卖时，一般从大块烟土上用剪子剪下一小块，故有“零剪商”之名。
(三)批发商：这是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大商人。他们从滚子商手中把原装货购买回来，分别成色高低放置盘内，搅拌之后做成饼子，每个重约十两左右，这就叫原装货，或饼子货。等到饼子货水气干后，再装入定制的木箱里(每箱约重五百两左右)，成批地卖给运商。
(四)囤卖商：这是些资金特别雄厚的商人，他们专门作投机生意，当烟土跌价时趁机大量购进，囤积居奇；当烟土产量降低时，大量抛售，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坐在家中指挥，囤迟卖快，故有“囤卖商”之名。
(五)熟膏商：这些商人具有供瘾客吸食的烟具，开设有烟馆。他们将“生土”煮成熟膏，供人吸食，或者将熟膏零星分售。这些熟膏商多半是烟馆的经理人。
(六)运商：烟土经过完纳通关税后，便可以公开运往外地销售，牟取不同地区间的差价。这些外销商的资金相当雄厚，合股经营者比较多，独立经营者比较少。他们一般设有自己的店铺字号，并在外地鸦片烟土聚散地区设有分号，负责收购和销售。这些店铺一般规模都很大，资金相当多，在商界中名声显赫，势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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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山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这种局面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变化较少。
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年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除了红军根据地不准贩卖烟毒以外，蒋介石国统区则烟馆林立。“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乎、可键等大批贩毒，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包围全国的巨大钳形攻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其实质是官卖官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蒋介石武汉军事行营所辖禁烟督察处的上述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征税。虽然如此，其公运路线的规定，还是根据鸦片运输路线的实际情形，因势而定，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鸦片运输的真实情形的。
以上着重于全国大范围的鸦片运输与销售，从中可知潼关、武汉为当时两大集散地，南北两地鸦片由此而分销华北、华东、中南、华南各省区。但是，幅员广阔的中国，凡是大都会都有瘾君子，都需要鸦片。因此，不同省区又有不同的运输路线，具体举例说明如下：
贵州省烟土运往外省，除西路入川外，其东路、南路、北路及西南路，共有运输线十一条：
第一，旧贵洪线。由贵阳到镇远下船，经水直达洪江。这是一条老路线。
第二，新贵洪线。由贵阳到麻江下司，用苗船由清水江、剑河、锦屏直达洪江。洪江是湘黔两省商业贸易的枢纽。烟土集中于洪江以后，分由水、陆两路运往销区：水路由辰、沅运至常德，再由常德分水、陆两路运往长江流域分销。这一条由洪江到常德的运路最长，销区最广，是各条线路中的一条主要线路；陆路从洪江经过黔阳、武冈直到宝庆，再由宝庆分运至长沙及湘南汝城(集中长沙的烟土，分由萍乡运往江西的九江、南昌，或经茶陵运入江西吉安一带销售；集中汝城的烟土，经过粤桂边区，深入粤桂内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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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烟土的运输和销售(2)
第三，贵铜线。由贵阳经镇远运至铜仁，再由铜仁运入湘西麻阳等地销售。
第四，贵榕线。由贵州到丹江(今丹寨)下船，达榕江，再由榕江经广西长安、融县到柳州等地销售。
第五，贵南线。由贵阳经独山到麻尾的南寨，再由南寨经南丹等地直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六，贞百线。由贞丰经白层河直达百色等地销售。
第七，兴箐线。由兴义经箐口出广西南戛，绕行达柳州等地销售。
第八，安坡线。由安龙经坡脚到南戛、庆远、德胜等地销售。
第九，贵渝线。由贵阳经綦江直达重庆销区，或由川江转运至宜昌、汉口等地销售。
第十，毕泸线。由毕节至泸州，推销至川南各县。
第十一，遵涪线。由遵义经凤冈、德江、婺川到四川涪陵，再转长江各地销售。
以上十一条线，以贵洪线销路最广，估计约占贵州全省销售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各线仅占全部销售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参见谢根梅、孟慰苍：《贵州烟毒流行情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时南方山高沟深，林高草密，虫蛇出没，疫疾流行，通过上述路线，都有一定的艰险。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土匪出没，也给鸦片运送带来很大困难。如伍效高在1922年8月，从贵州安顺到广西百色贩卖烟土，一路上的风险，时隔多年，他仍心有余悸，念念不忘。他在《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中写道：“当时听到百色价高，我除自办10多担货外，又向廖凤歧(普定人)赊货4担，并联合聂羽逵(普定人)、伍凯堂(广东新会人，在安顺有家)组织开帮。虽然听说去百色路途险峻，气候不好。普定三棵树曾有18个人去过百色，回来死了16个，未死的两个还在打‘闷头摆子’(恶性疟疾)一直未愈。但因利之所在，仍决心前往。进入广西后，路上确不好走，且遍地土匪，随时有被抢劫的危险。贞丰县板城(今属望谟县)还有个自称司令的王海平，独霸一方，船过板城，要经他检查、过秤，收‘保护费’。如无现金，就以烟土折缴。货到广西百乐或百色以后，还得等他所收的现货先卖高价。从板城船行下水到北香，再转上水，经红水河到北乐，再走7天陆路，才到百色。最难走的是百乐到路城的一段，内有两天要在一丈多高的巴茅丛里通过，上不见天，下不见地，遍地霉叶烂草，全不通风，臭气扑鼻，十分难受。其间还得自带锅台、帐蓬，夜宿荒山，蚊叮虫咬，还要防野兽袭击，毒蛇伤人。无怪那时俗话说：‘过了八渡河，带信回家嫁老婆；走了三道沟，阎王把命勾。’说明鸦片商人，为图暴利，真是连命都可以拚上。”
在北方，多为广阔无垠的平原，相对南方而言，行路相对容易些。但在甘肃、宁夏等沙漠地区，运输鸦片也很困难。在北方的运输路线，多沿袭以前的商业路线。如“(上世纪)40年代的宁夏，交通极不便。来往于吴忠和包头之间，除夏秋间的黄河水运外，陆路主要靠骆驼和毛驴结帮驮运货物。其路途中间主要是内蒙伊克昭盟西部的茫茫沙漠，只有骆驼才能胜任此行。过去宁夏的羊毛、皮革、枸杞、发菜、甘草等土特产，主要是骆驼从陆路运往包头，然后再由火车转运京津地区，骆驼商队在包购回百货日用品，在吴忠销售。这样多年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条商业渠道：吴忠——湃土——神龙庙——碱湖——蔡灯——大水湾(即黄河南岸)——包头。这长达千里的商路，比较平坦，亦少有土匪出没， 即便有官府立哨设卡，但只要照章纳税，还是比较安全。
“1941年底，吴忠、灵或地区的‘土客’马帮兴起后，商人大体沿原上述商路往返。出发和返回时，一般由灵武县东山折北出进，至包头南岸时多留住大水湾昭君坟后再进出包头。当时马鸿逵为了###和‘缉私’烟土’在内蒙的新召及以南纵向地区布防了骑兵保安团，沿哨卡缉查过往客货。‘土客’为了安全起见，避免正面接触哨卡，多沿原商路左右，乘隙穿插，沿荒暗行，即按‘土客’帮的行话是‘走路不舍路，舍路不离路’。”宁夏的烟土运至包头后，就可以分销于华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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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贩假(1)
鸦片烟土的价格昂贵，如清末上海“洋场烟膏，推广帮为第一，各帮均不能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民国十一至十九年(1922～1930)成都鸦片土的价格变化不大，大致是：每两川土银元一元，黔土一元二角，滇土一元四角，云南上等货二元二角。烟土商贩卖烟土，无非是贪图厚利。为了牟取厚利，一代代烟土商想方设法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手法制假贩假。关于烟土掺假，民国年间的报刊多有报道，当时的《上海滩黑幕》一书也多有披露，现根据有关资料对烟土掺假缕述如下:
充袋。烟土以陈年旧货为上品，新产烟土火气太重，不宜吸食。对此，吸食者都有体会，一些书籍中也有记载，如清末人施鸿保在其笔记《闽小记》卷十指出：“内地所产鸦片，皆只莺粟花汁熬成膏耳，向惟广东有之。嘉庆末年，浙江温、台等处亦有之，所谓温浆、台浆也。近来闽中福宁府属亦有之，其成膏者，谓之福膏；其未成膏者，谓之福浆。其浆以罐盛埋土中，久则味胜夷产；若未久埋，则暴躁不堪吸食。”正因为陈年老土味道好，价钱高于新土，一些不法奸商贪图厚利，便用新装烟土掺入陈年老土之中，用新装烟土充陈货卖，欺骗瘾君子和烟商。
下窑。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作假手法。其用真烟土若干作底料，再按比例(多的高达一比一)掺入假料(如红枣膏等)，放到准备好的干净土窑中，充分搅抖、调合好后，关上窑门。等到发酵后起出，用火收潮，除去湿气。然后做成重量相等的鸦片烟丸、烟饼，修饰好外观，再贴上“印花税证”、“洋药证”等，掺假过程就完成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销售，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刮碑。用一定数量的掺假料子，用蒸汽化开，使之变软；再取一定数量的烟土，也用蒸汽化开，使之变软。之后，将料子和烟土一起放在一丈多长的光滑石碑上，让四位力士手持五寸宽的长刀，轮流在石碑上刮来刮去，反复调和，使真烟土和假料子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假相混，真假莫辨，才算完成。用这种方法作假，虽然费工(据说至少要刮六千下才能调好)，但应急时较快，不需发酵，不需等太多的时间。
挖瓤。这种作法，就是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将真烟土丸上挖开一小孔，再用匙形刀伸入丸内，循序旋刮，将球丸形状的烟土内瓤淘空，直到不能再刮为止。然后以“下窑货”、“刮碑货”等掺假烟土充填进去，再用真烟土将孔口密封，不留任何痕迹，方可出售。这是一种极细致，技艺要求极高的作假手法，所有作假过程完后，还要请有经验的师傅一一检查，以确保毫无破绽，天衣无缝。
十字架。将真烟丸用线切割成四片，再在线之交合处留其外壳，从切割面下刀，将每片烟土的内瓤挖去，所留下的空洞，以“下窑货”或“刮碑货”填塞其中。通过加热，将四片烟土合成一块烟丸，然后弥合缝隙，装饰外观。这种作假方法，容易被发现；因此要求作假者手段“高明”，一般由“老手师傅”负责做。
小土，又叫滚汤团。用产于西南云贵川等地的劣质烟土(用红土也可)下窑，然后加入味似烟土的中药汁、药膏，搅拌均匀，炒干后，做成八两左右的烟丸。然后用事先调好的原装烟土(即品质好的烟土)一层层地往上糊抹，就像滚汤团一样。这样，一次次地往劣质烟丸上糊抹高品质烟土，使之被完完整整地包围起来，直到九两多，接近十两为止。
四杂凑。这种作假法，比较复杂。其方法是将真假烟毒共四种调合在一起，制成各色烟土。四种调料，一是“烟种”，即原装烟土所熬之膏；二是“真货”，即以劣质烟土所熬之膏；三是“行货”，即掺料(如红枣膏、桂皮膏等)所熬之膏；四是“力量”，是剩余烟渣煎水澄清后加入一定比例的吗啡配成。以上真真假假四种东西，按照不同的比例，如“烟种”多些、“行货”少些等，可配制成质量较好的烟土；而“烟种”少，“行货”多，则配成质次的烟土。当时的高手，可以按各种配方，调制出“顶旧”、“云膏”等各式各样的样土。


制假贩假(2)
嵌角。用角状刀模在原装烟丸上用力压入，取出刀模之后，即从刀口处用汤匙挖取中间的烟土。中间所留下的空洞，再用“下窑”或“刮碑”的假货填满。弥盖好表面的刀缝之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大土。这种作假方法与小土不同。其方法是在原装大烟丸上，顺其表皮叶状不规则纹络，以锋利尖刀割破其壳，取出内瓤，偷下一半留下一半，再装上“下窑”或“刮碑”的假货，合上外壳，弥缝外壳的刀痕，即做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烟土商为了厚利制假贩假，发明了五花八门的制假技艺，有些已经公开了，其方法知之者较多，有些至今人们也搞不清楚。如制假手法之一的“红土”，人们就搞不清楚。红土是产于波斯的烟土，味道比大小土差些。烟土店里以它们的烟膏，略掺一些大小土，冒充流行的烟膏，如一些罐头膏、陈公膏，就有这种伪劣的假货。
不仅烟商们以假充真，连官府在禁毒销烟时，也玩掉包，以假货充烟土，销毁假货，留下烟土，牟取不义之财。如民国年间，表面上是禁止私贩烟土的。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当众销毁。销毁烟土时，观者如睹。地方官绅，也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烧毕，人群散去后，一批瘾君子聚拢而来，在余烬中搜录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然而，抓起一把烟灰一嗅再嗅，也闻不出一点烟土的气息。这是为什么呢?瘾君子们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曾有记者就此事跟踪采访，做了令世人震惊的报道：“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十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十分之二。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十分之二，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十分之二，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十分之四的烟土。十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都都成了赝品。”这冒充烟土的赝品，就是益母膏。益母膏是中药铺常用药，价钱十分便宜。“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参见吴雨、梁立诚、王道智：《旧中国烟毒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土掺假，虽然讲究手艺，要弄假成真，但也要考虑假料须酷似烟土，以使吸食者莫辨真假。经过世代积累，烟土商们发现了五种料膏，可以放心大胆地掺入烟土之中。这五种料子膏分别是：
红枣膏。将红枣用水浸泡，去皮剔核，留下枣泥。再将枣泥加水煎熬，除去渣滓。剩下的细枣泥，收汤后即可熬成红枣膏。
猪皮料。将鲜猪皮，用水浸泡，去掉猪腥气，再取出晾干。再到火上烤炙，使猪皮呈现黄焦色。然后放入罐中，加水熬化，去滓后收为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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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6)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的记述，缕述了各地烟馆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边吸烟边聊天，或谈生意；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迭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妓院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或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显丑，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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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1)
对于有钱的烟民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他们吸烟时，讲究烧工、烟具、服务，极力追求舒适、豪华、享乐。
首先，讲究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吸食时还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烟斗吸食。就是这个烧烟泡，也是名堂众多，极为讲究的。如四川宜宾军阀刘文辉部下的旅长覃筱楼，是个瘾君子，他依仗财势，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等货。他嫌当地煮烟匠手艺太潮(不好)，每次都从自贡请来“技师”，细煮细滤，每搞一次，都长达十天半月。覃为“玩格”，喜欢烧“名堂烟”，什么“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之类，花样极多。有次，一个“打烟匠”自称手艺无敌，给覃吃了“蛤蟆跳井”、“官上加官”，获得覃的夸奖，打烟匠在得意忘形之下，脱口而出地说：“请旅长再吃一颗‘连珠炮’。”覃旅长对此颇忌讳，勃然大怒，抓起烟枪劈头打去，并骂道：“你在咒老子，给我滚。”从此例来看，烟匠能烧成美女脱衣、虾蟆晒肚、金蝉脱壳、虾蟆跳井、官上加官、连珠炮，名堂、花样是够繁多的了，够吉利的了。
广东潮州人很早就接触鸦片，对烟土的熬制、烟泡的烧工都极讲究。上海开埠后，一大批潮州人在上海开烟馆，形成了潮州帮。潮帮之烟馆，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有“六出角”、“七出角”、“狮子头”等美名。
正因烧烟名堂多，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往往聘请著名的“烧工”为其烧烟泡，让美妾玉女在旁服侍，过着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的醉生梦死的日子。
其次，烟具的考究。吸食大烟，离不开专用烟具，如烟灯、烟枪、烟扦子、烟盘等。但烟具的好坏、价值的高下，却有天壤之别，豪华者镶金嵌玉、饰以珠宝，价值愈万。一些达官贵人、大地主、大商人为了显示富丽堂皇、豪华富裕，往往很注意烟具。他们在自己的家中专辟烟室，使用价值连城的烟具，“享受着”烟毒的“美景佳味”。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崇尚的烟具，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内蒙古地区。临河有钱的人吸烟，非常讲究：枕的是红缎靠枕，摆的是“景泰蓝”烟灯。民谚有云：“恰图出的烟盘明又明，潞安府的烟扦尖棱棱。”常见的烟枪，有的是用粗甘蔗制成，有的用木杆子加工而成，多用金、银、铜质镂镀镶焊，工艺精美好看。烟枪上安的烟斗，一般以宜兴陶器“允鸣氏”牌的最好。当地大官僚潘秀仁过瘾时头枕檀香枕，嘴含红玛瑙嘴的烟枪，用金扦子挑烟，用盘龙灯烧烟泡，很讲究排场。大地主李三毛旦过生日，有人送他一副豪华的烟具：紫檀木大烟盘，银丝编织的盘龙灯，琥珀嘴的烟枪，老鸹眼的大烟杆，宜兴的陶瓷烟斗。
安徽。安庆的官僚、地主、士绅等往往自己在家开烟灯应酬客人，烟室幽雅，床铺清洁，冬裘夏席，暖凉宜人。全套的烟具很精制，点的是“风灯”，抽的是“三把半”的烟枪，烟斗、烟盘也都是珍品，喝着细茶、参汤、房中另有姨太太及丫头侍候，他们吸的是“雅品烟”。
山东。济宁的官僚豪绅，阔商大贾，朱门广厦中别辟烟室，罗汉榻上枕衾锦绣，烟具罗列，件件考究。主要有紫檀木大盘，内放白铜刻花点翠小盘，正中放置烟灯。烟灯主要有两种，一是太谷灯，用紫铜制成承座、灯身，全高约14～15公分，灯座直径10公分，精雕细刻着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呈宝塔型。二是胶州灯，高约10公分，以白铜制成，形制与太谷灯相似，但八角玻璃短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其花纹有字等。烟枪则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等五部分组成，全长约66公分，粗3公分。枪身为紫竹、湘妃竹、象牙制成，嵌以翠、玉、玛瑙、犀角、象牙质料的噙口(即烟枪嘴)。在枪身的五分之四外开口，覆以白铜钻花长条，名曰花子。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烟斗以安徽寿州陶斗最为知名，有八角、六角、四方和圆形，上面嵌有银线。枪的末端则有象牙、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烟毒风景线(3)
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吸毒也很严重。如在四川靖华县，县长刘绍诸是个大烟鬼。在他的带领下，县政府职员15人中，有11个烟鬼。当时人称县政府有12支枪。这个县政府，与其说是个政府办事机关，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烟馆。的确，在政府办公的地方，16个人有12个吸大烟，怎么能不是一副大烟馆的情景呢?
机关里国民党官员吸烟，当然不同于升斗小民了。他们是治人者，有一大套理论。如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了烟灯。一次，他摆好烟盘，点着烟灯，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多么得意!这时，有人去找他。他得意忘形之际，大谈自己对吸烟的见解。他很全面地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祛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涩，吸上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这个禁烟官员，吸大烟是为了研究问题，大概是为了研究禁烟问题吧。其厚颜无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我们联系到靖化县全县政府16名职员，12支烟枪的事实，是不是可以说，该县政府也是为了公务，为了研究问题而吸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县的政治可以说是鸦片政治了。
在鸦片泛滥成灾的湖北西部，有的整座县城都沉浸在大烟的迷雾之中。徐铸成在《报海忆旧》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湖北省西部一座最大的县城去视学。上午九点已经过去，这个县城还是一片寂静，沉睡未醒。只听见一名更夫有气无力地敲着锣，一边穿街过巷，提醒人们起床，他敲一声锣，“喊”一声：“九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视学出去一看，更夫也不断打着哈欠，鼻涕眼泪直流，明显是一个睡意浓重的烟鬼。而更夫敲过了，县城仍是死一般的沉静，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姓向的视学决心解剖麻雀，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顺路走访了这个县城最大的一所中学。这个中学也是一片沉寂，直到九点半了，学生、教师才懒洋洋地踱进了教室。因为省城来了视学，他们才强打精神，按时上课，但是，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呢!台上教师瘦骨嶙峋，肩耸背弯，呵欠连天，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台下学生一脸青灰，无精打彩，也是哈欠连天。如果不是站在教室外面，人们还以为是哈欠大合奏呢。
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上课的情况，又来到了学生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洁白的新床单，显然校方为了应付检查，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走近细看，几乎每张床单上都有一些焦洞；掀起床单一角，一副烟盘赫然映入眼帘。视学见此，脸色阴沉下来，连续查看几个床铺，差不多都有大烟具。负责学生宿舍的舍监很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设法劝诫!”
是的，这恶习是多么沉重啊!整座县城在鸦片烟的“香风毒雾”熏陶下沉睡未醒，一所中学的课堂上哈欠连天，此呼彼应。又是多么可怕的风景啊!然而，这是多么常见的景观。在北京，在上海等大都市，每年夏天的晚上，空气中都散发着大烟的气息。
最令人吃惊的鸦片风景，莫过于上海大亨杜月笙为庆贺杜家祠堂落成大摆鸦片宴，一天竟消费了5000两鸦片烟膏。杜月笙出身贫寒，本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瘪三”，参加帮会后逐步发迹，成为海上三大亨之一，也赢得了不少社会职务，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以及几十个银行的董事长、理事长等。有了钱，有了势，也有了社会地位，杜月笙也要光宗耀祖，为杜家祖宗争光。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了50万银元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为此，杜月笙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典礼，向社会各界要人发出了请柬。届时，蒋介石、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前往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角唱了三天堂会。临时搭起的席棚内，摆上了两千余桌酒席，1万余客西餐。更为惹人注目的是，一字排开了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临时调来28名扦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杜家的大烟当然是陈年宿膏，扦子手也烧工考究，技艺超群。参加祠堂落成典礼的烟鬼们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不一饱口福呢!于是，客人们轮流前往烟榻，一排排躺下，由扦子手服侍吸烟；这一批过足了瘾起来走了，另一批马不停蹄地走了过来……就这样，典礼的第一天就吸掉了5000余两大烟膏。一连三天，共吸掉了8000余两烟膏。


烟毒风景线(4)
试想一下，八千两烟土能化成多少烟雾!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是在鸦片烟的“香气”和“毒雾”中进行的。祠堂的落成，既显示了杜月笙的势力，也显示了其招待客人吸食烟土的排场、奢华，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前绝后的鸦片烟土大宴。这是一道独特的鸦片风景线，是青帮头子与烟毒构成的风景，也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的腐败社会风气。
以上，我们介绍了吸食大烟的一些场景：既有烟馆吸食的众生相，也有家庭吸食的纸醉金迷，悲惨的下场；既有机关、学校吸食烟毒的详情，也有一座城市沉浸在烟雾中的奇闻，还有千古难得一见的盛大鸦片宴席……所有这一切，都在演绎着一道独特的鸦片风景线。在这里，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帮会大亨演绎着奢华、纸醉金迷；穷人在演绎着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展示着苦难；机关、学校在演示着腐败和堕落；乡村、城市在演示着中华民族正在走向深渊，却沉睡不醒，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悬崖勒马，彻底禁止烟毒。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1)(图)
自清末鸦片泛滥以来，鸦片之害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国人对鸦片之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认识。一些吸烟成瘾的人，也对鸦片心存忌惮，不敢肆意妄为。如上海大亨杜月笙，虽然喜欢抽大烟，但他心中害怕鸦片危害身心健康，吸大烟时很有节制。一般的鸦片鬼，抽烟时饱吸一口烟，再喝一口浓茶，以水推之，使烟茶深入胃中。杜月笙吸烟时却绝不喝茶，而且一个烟泡抽二三口即扔掉，浅尝辄止。因此，虽然他有数十年的吸大烟史，但一点烟鬼的面容也没有，中毒较少。但是，这种吸毒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吸毒者则为烟瘾所俘虏，为满足烟瘾，为所欲为，连生命也不珍惜。这些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心态如何呢?
鸦片烟的吸食者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他们中有的人是为了好奇；有的人是为了治病；有的人是为了显示阔气，追求时髦；有的人是听了父母之命，朋友的劝请，而吸上了大烟。大烟是一种具有较强成瘾性的毒品，一旦吸上一口，吸上一次，就容易上瘾；一旦上瘾，就难以戒除了。这时，烟瘾是一切的一切，其他都在所不惜了。
在内蒙古临河地区，有这样一个烟鬼。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老大不小的年纪。他到大烟馆吸烟，吸几口，就在床上翻几个跟斗；翻完了再吸，吸完了再翻。这在烟雾弥漫、喜欢静养的大烟馆里当然是怪里怪气的稀罕事。烟友们不解地询问原因，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从小惯下的。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亲溺爱他，让他吸鸦片，吸一会儿鸦片就让他翻跟斗，以此开心取乐。经常如此，日久而形成了习惯。等到长大了以后，一吸鸦片就不由自主地要翻跟斗，否则就过不了瘾，身子挺难受。因此，虽然偌大年纪，还要边吸烟边翻跟斗，让人白眼，遭人议论。为了过瘾，防止过不了瘾浑身难受，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依旧边吸食大烟，边翻跟斗。白眼就白眼，议论就议论，由他们去吧；过瘾要紧——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一个烟鬼，烟瘾很大，家产卖了个净光，随鸦片烟飘出去了，以至于养活不了老婆。于是，让老婆和别人姘居，赚点小钱。老婆与姘夫在前炕一个被窝里睡觉，他自己在后炕上点上洋烟灯，心安理得地吸鸦片，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各有所好，你们爱那个(姘居通奸)，我就爱这个(吸大烟)。”为了吸大烟，他连起码的伦理道德、人格也不顾了；带上了绿帽，还振振有词，真是不知人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有些鸦片瘾者，肩削骨立，手无缚鸡之力，几成废人。他们看透了此生休矣，便无所顾忌地吸食。在抚顺烟馆“同乐楼”中，流行着这样的打油诗：
同乐楼，同乐楼，同乐楼上会烟友，喷云吐雾真“隐士”，不是隐士也风流；广成发，广成发，抽上几口瘾就成，怀抱烟枪入迷阵，人生如梦一场空。
在这首诗中，“同乐楼”、“广成发”都是大烟馆的字号。上半部，诗中写了烟鬼吸烟时的欢乐心情；下半部，则写了烟鬼们过足了瘾后，良心发现，回顾自己的处境，一切全完了，改也改不掉了，其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也是令人心酸的。
然而，大烟瘾君子们也只是偶尔良心发现，当烟瘾来时，他们连抵挡也不想，还是赶快找钱去烟馆，“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这样的人生，是很可悲的。
河南修武县焦庄有一烟鬼叫薛海勋，本是小康人家，但好逸恶劳，染上了烟瘾。最后，卖田卖地，一贫如洗。他的父亲为了使他戒烟，将他的衣服剥光，关在屋中，强迫他断瘾。但是，他烟迷心窍，顺口编了几句词儿气他老父，这几句词是：“吸大烟，真正好，家产全都挑光了，不种地，不运草，消闲自在多轻巧。”大烟已经使他丧失了理智，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收获，没有了生活来源，他还以为省力了，太好了。
四川自贡大烟王刘圣瞻，性嗜大烟，挥霍无度。后来，他父亲死了，母亲年纪大了，兄弟分家，一人得了一份很大的家业。他有的是钱抽大烟，也没有严父的管束，为所欲为。他受过教育，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好吃、好穿、好用，死了才值得。人寿几何!!”于是，大吃烟土，在自己家中仿成都著名烟馆“太平洋”的设施开办了供自己享用的烟室。“人生几何”，光阴短暂，自古以来就为只争朝夕的人们所认识，它激励人们抓紧时光，建功立业，名垂后世。孔子站在河边，慨叹时光飞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曹操则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都抒发着珍惜时光，有所作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大烟王”刘圣瞻也知道人生短暂，时光飞逝，人生应当抓紧时光作点事。然而，他丑恶的灵魂、自私的心态，使他只能抓紧时光大抽烟膏，大吸鸦片。抓紧时光享乐，也是其他有烟瘾的人的共同心态。当时，有人作词形容瘾君子的生活和心态，词中写道：“终日无事只烧烟，坐也安然，睡也安然。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2)
以上我们列举了几个大烟鬼的心态。这些大烟鬼大致可分作两类：
(一)对于富商大贾、地主豪绅、政府显要来说，他们吸烟是一种享乐。这种人生活腐化，三妻四妾、锦衣玉食还嫌不够，还要把吸鸦片作为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享受。所以，他们对于烟土、烟具十分讲究，要吸陈年宿土，要用装饰精美的烟灯、烟枪。他们多数辟有专用烟室，一榻横陈，醉生梦死。不仅如此，这些人在自己沉湎于烟毒之时，还劝说家属、亲友一同吸食，备有多套烟具……
(二)对于贫困穷苦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吸上大烟，是由于生活所迫，是一种痛苦和不幸。其吸食大致由于劳动强度太大，身体嬴弱；罂粟遍地，自种自吸，便宜方便；缺医少药，以吸食烟土治病去灾。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吸上了大烟，成了瘾君子，就换上了一种心态，一心一意满足烟瘾，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以至于小偷小摸，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了。鸦片烟使人丧失了理智，使人非人化了。
关于吸食大烟之害，我们在各章节中多有提及，这里为强调烟土之害，再集中论述一下，以警醒世人，珍爱生命。大致说来，鸦片之害有二：一是伤生伐性，使吸食者身体瘦弱，满面烟容，过早死亡；二是耗尽钱财，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破坏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在1949年以前，对于鸦片上述危害，世人耳熟能详，全国各地都有不少歌谣，加以形容描述；而且这种歌谣广泛传布，影响很大。
在辽宁抚顺的矿区千金寨，白面、吗啡泛滥，劳动艰辛的工人染上烟毒，一步步走向破产、死亡，有歌谣说：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
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一条破麻袋，能铺不能盖；
盖上前胸脯，露出两膝盖。
北风冒烟雪，无米又无柴；
天冷肚子饿，小鬼来逼债。
没钱鬼不饶，去把儿女卖；
卖掉儿和女，还不清阎王债。
冻死路边倒，阎王脚下踩；
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千金寨。
在抚顺城中，还有别有天、赛神仙、新桃园等名称古雅的大烟馆。名称虽雅，依旧是个害人坑。有人写诗讽刺之，诗中写道：
别有天，别有天，别有天地非人间。
喷云吐雾迷魂药，无忧无虑赛神仙。
赛神仙，赛神仙，神仙齐聚雅聚轩。
吸进一口精神爽，如入仙境新桃园。
新桃园，新桃园，新桃园里会群仙。
如柴瘦骨窈窕甚，神态悠然赴九泉。
在抚顺，还有些摆地摊说书的艺人，唱说《吸毒叹》，规劝世人：
一棵烟枪怀里抱，喷云吐雾乐逍遥。没钱买烟泡，吗啡扎上了；只要能过瘾，怎好就怎好。没钱去扎抽，想法去偷盗，失主紧紧追，小偷嗷嗷叫。偷点破烂换吗啡，“银针秀士”当上了，“白面书生”吸两口，眼睛发亮伸懒腰。扎够抽足了，冻死当路倒，脚镣哐响，“十五号”车装白条(裸尸)。触目惊心，吸毒没个好，悬崖早勒马，戒毒方为高。
在吉林辑要，也有忌烟歌流传，歌中唱道：
大烟坑人又费钱，
犯瘾实在难：
腰疼腿又酸，
打呵嚏、泪涟涟，
美味不香甜。
晴天还好过，
就怕阴雨天。
妻子良言劝，
他还不耐烦，
亲友不靠前，
吸得缺吃又少穿……
在山东济宁，有人模仿《试帖诗》的形式，描写瘾君子的生活，劝人戒烟：
英雄豪杰志，消磨尽在烟。
身依孤竹卧，人伴一灯眠。
毒气青入脸，火光红映颜。
缠绵氤氲地，陶醉朦胧天；
酣战辄经夜，逍遥不计年。
一枪常在手，万事且息肩。
妻子愁何顾，亲朋欢更难。
饥寒交迫日，始觉坠深渊。
在江苏南通，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吸大烟的人来了瘾，时而热，时而冷，鼻涕流，泪纷纷，浑身骨头疼。父母恨，兄弟分，卖女儿；青年亡，脚头妻子跟别人。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3)
在福建漳州，对鸦片的危害，民间曾流传以下绝句，予以揭示：“此(烟枪)与杀人凶器等，不名烟袋故名枪。”另有一副对联，也以形象化的语言，揭露了鸦片烟毒的祸害：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在河南修武，有文人雅士将吸毒过程概括为五个字，即引、隐、瘾、阴、尹。“引”，即开始有人引诱其吸食；“隐”，即初有瘾时，隐蔽偷吸，怕人发现；“瘾”，即久吸成瘾，不能自禁，倾家荡产也要吸；“阴”，即直至去阳入阴，被烟毒毒死；“尹”，即一根杠子将尸体抬出，万事休矣。这五个字，的确简洁、生动地揭示了吸烟毒的经过、可怕下场。
在解放前，宜宾有文人仿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作长联一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鸦片之害以及吸食者的丑态、悲惨的下场。长联是这样的：
五百两烟泥，购来手里。价廉货净，喜洋洋，兴趣无穷。看粤夸“黑土”，楚重“红瓤”，黔尚“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何妨请客闲评。趁火旺炉燃，煮就了鱼泡蟹眼；正更长夜永，安排些香藕冰桃。莫辜负、四棱响斗，万字烟盘，九节老枪，三包玉嘴。
数千金家产，忘却心头。瘾发神疲，叹滚滚、钱财何用?想品类“芭菰”，膏珍“福寿”，种传“罂粟”，名号“芙蓉”。横枕开灯，足尽平生乐事。尽朝吹暮吸，那管它日烈风寒；纵妻怨儿啼，都装做天聋地哑。只剩下几寸囚毛，半抽肩膀，两行清涕，一副枯骸。
在贵州东南，大烟之害更是触目惊心。三穗县中河村有一地方吸食大烟十年，卖掉了八十亩地和住房，最后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当时民间流传几首歌谣，专门形容大烟之害：
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
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
在陕西紫阳，有一首“三句半”形式的禁烟歌谣，广泛传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首歌谣词句如下：
上了洋烟瘾，
六亲都冷淡；
啥子不想干，
—— 胡整。
大瘾把家败，
小瘾一身债；
房廊并屋宇，
—— 都卖。
人说烟不好，
我也知道了；
一心把瘾戒，
—— 迟了。
孔氏门中人，
谈了好聪明；
一日看皇榜，
—— 无名。
一根好烟枪，
英雄被它伤，
要得精神好，
—— 高桩。
已在门前站，
形容不好看；
腰驼背又弓，
—— 头窜。
化解他不听，
一心把烟熏；
死在葫芦里，
—— 甘心。
三伏天气热，
当风睡不得；
浑身都是汗，
—— 遭孽。
千思百条计，
每日打主意；
烟馆不赊账，
—— 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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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5)
绍兴的陈姓瘾客。据钱可生在《上海黑幕汇编》一书的记载，浙江绍兴有个陈姓地主，是个瘾君子，家境颇富，但因家乡禁烟严厉，使他不能安心吞云吐雾，逍遥吸食。于是，他携带大量钱财，来到了烟都上海，只想悠闲地抽大烟，别无所求了。
陈姓地主到了上海，住在三马路某客栈45号房间，“终日无事只抽烟，坐也安然，躺也安然；日高三丈犹未起，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这种日子过得很快，时间一长，旅栈中人人都知道他是乡下来的土地主老财、专门来上海吸大烟的。
一天，一个客人住进了隔壁的44号房间。此人看来也是个烟民。住下不久，即掏出10元钞票几张，让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此人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制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在隔壁，陈姓地主听到飕飕的吸烟声，闻到一阵阵清香，就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三四天以后，因为都是瘾君子，爱好相同，两人便结识了，并交上了朋友。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姓蒋，已40岁了。父亲曾任四川视察，饶有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便来到上海过瘾。
无巧不成书。陈姓地主一听到蒋氏的介绍更觉两个境遇相同，完全相信了蒋氏，没有丝毫怀疑。蒋氏为人慷慨大方，有时邀请陈姓地主同榻共吸，闲话聊天。蒋氏烟瘾很大，一天要吸一两左右烟膏，而且其烟膏烟味浓厚，是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的上等货。他想，自己每天吸食四五钱，就要花费5元，蒋氏烟瘾这么大，烟又这么好，每天起码要花10元了。他好奇地询问每天消费烟价几何，不料，蒋氏回答说：“每天3元足矣。”陈姓地主笑了起来，根本不相信。蒋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么好的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另有秘密购烟地点。”
陈姓地主听到另有秘密地点可以买到便宜上等烟膏，便想占便宜，自己也买些，于是赶紧询问秘密地点所在，蒋氏却不愿告诉，笑而不答。陈姓地主一再询问，蒋氏才说：“本来不便泄露，但你我同好至交，就破例吧。但你可不能再告诉别人了。因为这种烟膏一旦卖完，我们就无法找到好的便宜货、只能吸食市面上流行的普通烟。”陈姓地主一再保证，不再转告第三人，蒋氏才告诉说：“白克路有一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中丞烟量极大，家中存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中丞患膨胀病死去。现在，别墅中仅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姨太太，与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由女佣掌管，并成批地卖出。妇道人家，不了解市面行情，不知道烟价昂贵到这种地步，仍然每两卖3元。只是此妇人胆小，非有可靠的人介绍，不敢轻易卖给他人。而且，有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600元以上。否则，她也不愿动手卖。别墅的大厅后，另有两间烟室，备有全套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可以品尝、痛吸。”
陈姓地主听后，心中盘算起来：这么好的便宜货，别说花600元买200两，就是花6000元买2000两也不嫌多。而且，在上海的绍兴人很多，有不少人愿意购买，自己一倒手，也可获厚利若干了。因而，催促蒋氏带他前去购买。蒋氏答应两天以后的晚上，带他前往。
第三天晚饭后，两个人过足了瘾，雇了一辆马车，准备起身前往。临行，蒋氏询问是否带够了钞票，陈姓地主如实地告诉说，自己带的钞票、庄票已经足够了。于是，便上车前往。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陈姓地主坐在车内不辨东西南北，只觉得转了无数弯，才来到一片密林旁的白色别墅前。两人下车，已有一个仆人引他们进到烟室。别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两间小烟室，也别有洞天。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白皮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蹄和合膏、公班清膏等名品，且定价均为3元。蒋氏说，这些都可品尝，不费分文。于是两人上榻躺下对吸起来。吸完一筒后，陈姓地主顿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竟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陈姓地主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的崇明沙滩上，一身体面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自己分明变成了乞丐。身上带的钞票、庄票、金表，则不用说了，早被别人骗走了。他恳求过往渔船，将他带回了上海。回到旅栈，才知道自己外出已经三天了，他那个朋友蒋氏，两天前即拿着皮箱走了。


烟民心态与悲惨下场(6)
这时，陈姓地主才知道自己被蒋氏合伙骗了，后悔也晚了。他悔不该嗜好大烟，躲着家人，只身一人来上海，破了财，又差点送了命。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
总之，在当时，无论是民间歌谣等文艺作品，还是人们身边发生的烟毒瘾患者的悲惨结局，都在向人们警示着烟毒之害，敲响着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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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 作者：冼波 《烟毒的历史》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烟毒的历史全文阅读页面。

三 : 阅读经历

从小我就热爱阅读，只要有字的纸张都能引起我的注意，但记性极差，这头看那头忘，记住的没多少，如果我有一流的记性，现在一定是个大学者。

无论如何，总有些是忘不掉的。就像感情，大多会忘却，但总有一朵永在心底。

留有印象最早阅读的一本书是厚厚的《格林童话》，那时我大概是二年级吧，没认多少字，天天捧着这本大书坐在门槛上啃。有一篇故事《大林和小林》我最喜欢，读到能背。最有趣的是读到大林被富人培养成 寄生虫的生活，吃饭有三个人服侍，一人将食物搅成糊状，一人扒开大林的嘴，由另一人拿着长勺舀起糊糊直接送到他的胃，连吃都不用自己动。小时候的我觉得特别好玩，每次都要笑的。接着大林要去看宠物，是什么呢？一大池的屎虫。也是很好笑的。

我大姐是个爱读书的人，理科烂的很，文科很好 ，经常借各式各样的书回家看，四五年级我就跟着大姐，她看啥我看啥，大多看不懂，所以没啥印象，留下是许多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其中《杜丽娘怒沉百宝箱》印象深刻。特别是杜丽娘把珠宝一样样展示，然后扔掉的情节很痛快。

初中疯狂迷恋琼瑶的言情小说，看完了她所有的作品，其中最爱《聚散两依依》，看了不知多少遍，有一天突然不爱琼瑶了，是因为看了不知那部作品的一个情节：说一个美男深爱一个美女，这女的极端没头脑，睡觉一定要裸睡，还得抱着个大公仔才睡得着。有一天这两人不知为何独处一屋，只有一小床，没有公仔。此女硬是不能睡，男的心疼的不行，于是充当公仔，但此女说，男穿衣不像公仔，于是男的也裸了，俩裸抱一块，女的安然入睡，男的煎熬无比。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琼瑶好无聊哦，都是骗人的玩意儿 。从此没再看琼瑶的书。后来又迷了一阵岑海伦的，亦舒的言情。很快也觉得索然。接着疯狂阅读充斥暴力色情的小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好多这样的报纸,我表哥那时在广州中专，每次见到我就说：“你怎么看这些。”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看多了都一样的就不看了，安然进入青春期。

高中一年级，反叛到极点，凡老师讲的都不听，上课讲话喧哗，带头捣乱，和老师顶嘴作对，考试作弊，无所不为，但因为敬畏父亲，不敢不做作业，成绩才勉强跟得上。这阶段超爱三毛，她叛逆自我，没有世俗的条条框框，《万水千山走遍》我多爱啊！到处游走就是这时建立的梦想。------但归父亲管时，父亲说：“你长大再说。”长大了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只有大学毕业后三年，我去了丹霞山，衡山，海南岛，云南等地。现在想来，真是艰苦和大胆啊！后来的日子归陈生管：“傻了没有好，不许去。”------后来三毛自杀。真是世事难料。(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高二专攻武侠。梁羽生，金庸，古龙，有什么看什么，快意江湖。特别喜欢《天龙八部》，《白发魔女》后来看到《神雕》系列就很不耐烦了，报仇，本来可以报了又要心软，放掉仇人，又被害的鸡毛鸭血，然后又报仇，周而复始，令人厌倦。

高三什么都不看，认真读课本，语数英政史地当小说看。可惜时间不够，没到烂熟就高考了。不然一定会更好。

大学一年级，开始好积极，一早爬起跑步顺便到课室霸头位，吃完早餐准时到课室上课，没两个月就散漫的不得了，不爱上课，以混日子为主，好在爱上图书馆，在大学我算是把自己之前读的乱七八糟的书理出个头绪，并开始主动阅读解决自己的一些疑问。这阶段有两本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百年孤独》印象最深刻。可惜在大学的时间太短了。什么都没做成就毕业了。

工作后订阅《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散文》等杂志。对当代作家的作品有些腹诽，一度喜爱苏童，迟子建，王安忆等作家。喜爱《一地鸡毛》的生活气息。最不喜欢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

近年看网络小说，彻底败坏了对小说的胃口。好久不看小说了，看什么好呢？看历史和哲学，宗教，管理。这两天看《瓦尔登湖》真是一本好书。它说：生活真美好。



四 : 阅读历史

　　

　　温暖的阳光抚摸着我的脸庞，我捧着一本历史书。享受着冬日里稀有的温暖。我沉溺于这冬日的温暖，似又沉醉于这历史的醇香。梦回千年的盛世华章，驻足于那辉煌的帝国，再次感受历史的沧桑与永恒。

　　阅读那段历史，阅读太宗贞观之治。他是李世民，他是唐太宗。他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深知，百姓之苦。他知道，他是踏着兄弟的鲜血走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无奈，可不得不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本不想，兄弟残杀。但他爱民、为民、爱国、为国。他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做到安民抚农；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他广任良贤，使人如器，具有知人之明，用人不疑，使国家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他善于纳谏，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有着“以人为镜，以明的失”的故事流传千古。这是一段安定祥和的历史。

　　阅读那段历史，阅读千古一女皇。她是武则天，她是女皇帝。她生于唐初的新贵显宦之家，但在周围奢华的生活与显赫的权势下，庶出的武则天却又饱受轻视与欺辱。她在幼时就深知权利的重要性。她对离开这种困境，获得权利有着强烈的愿望，她不断地寻找着接近权利中枢，终于她应诏入宫，再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登上那权利的象征，成为大周朝开国皇帝。她任用酷吏，只为实现政治目的，却让社会百姓日日恐慌。但她本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和腐败。她不是不爱民爱国，她开始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维护了武周政权，也为唐朝的中兴打下坚定的基础。她的一生有功有错，只留下乾陵墓前的无字碑任后人评说。这是一段无法评价的历史。

　　阅读那段历史，阅读千古洞帝。他是李煜，他是唐后主，他不应生于帝王之家，他应是一位才华纵横的文人，有着相当高的造诣。他在囚虏生活中，创作愁词，抒发故国之思，追惜年华，感概人事变迁，哀叹命运，为艺术生涯中最高成就，这是一段哀怨忧伤的历史。

　　阅读历史，看过帝国天下，再次感受历史的沧桑与永恒。

 

    初三:沐楚然

本文标题：历史文化类阅读-历史的刀锋全文阅读 作者：曾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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