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许倬云：许倬云-人物经历，许倬云-个人作品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就读于台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进入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许倬云_许倬云 -人物经历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着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56-1962）

副研究员（1962-1967）

研究员（1967-1971）

通信研究员（1981-1997）

研究员（1997-）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989, 1999-2000, 2003, 2004, 2006)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62-1964）

教授兼主任（1964-1970）

讲座教授（1984-1985）

特聘讲座教授（2006）

美国匹兹堡大学

历史系及社会系教授（1970-1982）

校聘讲座教授 (1982-1999)

荣休校聘讲座教授(1999-）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1991-1998）

中国研究荣誉教授（1998-2001）

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1996）

SeniorVisiting Fellow, East-West Center,（1996，Spring）

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8-2000）

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2000）

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2005-）

东南大学荣誉教授（2005-）

随父迁台

许倬云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

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称。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爸爸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爸爸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之际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许倬云

我在台大之际，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1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

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1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转学历史归功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即可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许倬云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

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1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之际，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之际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追忆王世杰

许倬云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

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1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1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即可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1个导师带1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1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1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许倬云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都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

昏，但是也有1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1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30岁上下之际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斥责李敖

王力宏和舅公在家族聚会上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

前后李敖曾经着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之际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之际，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许倬云_许倬云 -个人作品

一、专书

⒈ 《心路历程》，台北：文星书店，1964；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⒉ 《历史学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⒊ 《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⒋ 《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⒌ 《传统与更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0年。

⒍ 《关心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⒎ 《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

⒏ 《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北京：三联书店，1994；修订三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增补本（海外学人丛书）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

⒐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⒑ 《挑战与更新：许倬云文集（政论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⒒ 《刹那与永恒：许倬云文集（文化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⒓ 《风雨江山：许倬云的天下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1年。

⒔ 《推动历史的因素》，台北：社会大学文教基金会，1990。

⒕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⒖ 《从历史看领导：松下幸之助的管理手札》，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年。

⒗ 《从历史看领导》，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⒘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⒙ 《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⒚ 《现代社会的职业伦理》，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⒛ 《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台北：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21 《寻路集》，River Edge,New Jersey：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

22 《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2011年5月第2版。

23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4 《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25 《九六文录：中国人文探索》，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

26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0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7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

28 《倚杖听江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9 《江渚候潮汐》，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0 《江心现明月》，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1 《从历史看人物》，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32 《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王勇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34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水杰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5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台北：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36 《史海巡航：历史问学周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7 许倬云主讲，《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

38 《江口望海潮》，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39 《许倬云问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40 《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41 《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42 《许倬云自选集》（汉学名家书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43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44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 口述，李怀宇 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45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8月。

46 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全四册）：《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47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 许倬云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48 《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

49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

50 《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4月。

合着

⒈ 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1967年。

⒉ 《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年。

⒊ 颜元叔等着：《人文学概论》，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⒋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1982年。

⒌ 许倬云等着：《知识与民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

⒍ 许倬云等着：《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⒎ 许倬云等着：《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⒏ 钱穆、余英时、许倬云等着：《中国何处去？》，台北：《联合月刊》杂志社，1986年。

⒐ 严文郁等着：《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⒑ 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1988年。

⒒ 徐佳士等着：《中华民国文化发展之评估与展望》，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0年。

⒓ 许倬云等着：《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李登辉先生政策理念之探析》，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

⒔ 宋文熏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

⒕ 许倬云等着：《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世界宏观（第一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⒖ 许倬云等着：《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人文（第五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⒗ 余英时等着：《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

⒘ 许倬云等着：《寻找九十年代的人生价值：智慧生活》，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4年。

⒙ 《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

⒚ 《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

⒛ 王永庆等着：《叫太阳起床的人》，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

21 许倬云等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编着或合编着

⒈ 许倬云主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台北：国风出版社，1965年；再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6-1967年；三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5年。

⒉ 台静农、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16期至第26期，1965-1968年。

⒊ 屈万里、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27期至第38期，1969-1972年。

⒋ 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主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

⒌ 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社，1986年。

⒍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⒎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⒏ 许倬云、陈天机、关子尹主编：《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⒐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4月。

论文

〈周礼中的兵制〉，《大陆杂志》9 3 (1954）。

〈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大陆杂志》10 3 (1955）。

〈中国古代民族的溶合〉，《主义与国策》44 (1955）。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上）（下）〉，《大陆杂志》15 2 (1957）；15 3 (1957）。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思与言》1 2 (1963）。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 下（1963）。

〈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一位廿世纪的史学家──比兰〉，《思与言》3 1 (1965）。

〈战国的统治机构与治术〉，《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4 (1965）。

〈对于「商王庙号新考」一文的补充意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 (1965）。

〈汉代家庭的大小〉，收入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

〈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 1 (1967）。

〈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8 (1968）。

〈两周农作技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 4 (1971）。

〈十九世纪的宜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3 (1972）。

〈两周的物理天文与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4 4 (1973）。

〈汉代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思与言》12 4 (1974）。

〈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7 3 (1976）。

〈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8 2 (1977）。

〈社会史的研究〉，《史化》9 (1978）。

〈周东迁始末〉，《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

〈政权与政治的关系〉，《东海大学史学会刊》7 (1978）。

〈中华农业史──论集导言〉，《思与言》16 1 (1978）。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若干特性〉，《食货月刊》11 5 (1981）。

〈步入文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故宫季刊》16 1 (1981）。

〈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变动〉，《幼狮杂志》16 3 (1981）。

〈汉代农业史导论〉，《思与言》20 6 (1983）。

〈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序言〉，《汉学研究通讯》2 4 (1983 10）。

〈论雅斯培枢轴时代的背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 1 (1984）。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 8 (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 9 (1986)。

〈李宗侗教授遗着目录〉，《汉学研究通讯》5 3 (1986）。

〈战前与战时的社会比较〉，收入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地方文献学会年刊》75 (1987）。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收入严文郁等着，《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九州岛学刊》2 3 (1988）。

〈社会学与史学〉，《自由青年》79 4 (1988）。

〈推动历史的因素〉，《自由青年》80 3 (1988）。

〈南朝奴役劳力的商品化〉，收入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

〈文化的历劫〉，《中原文献》21 2 (1989）。

〈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2 10 (1989）。

〈中国考古遗址文化层的分布──人口与区位的初步考察〉，收入宋文熏等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10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

〈试论网络〉，《新史学》2 1 (1991 5）。

〈中古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收入余英时等着，《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中国文化演变周期概说〉，《哲学杂志》1 (1992）。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国科会人文社会学刊》3 1 (1993）。

〈文化与社会崩解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 1 (1993）。

〈古公亶父时代的先周──谨答饶选堂教授〉，《二十一世纪》16 (1993 4）。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宜兰〉，《宜兰文献杂志》5 (1993 1）。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西周篇与两河篇〉，《历史月刊》69 (1993 10）。

〈关于未来全球文化冲击的讨论⑵：走向整合的世界〉，《二十一世纪》20 (1993 12）。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埃及篇〉，《历史月刊》74 (1994）。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历史月刊》77 (1994）。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古中国与古希腊〉，《历史月刊》84 (1994）。

〈1个整合过程的假设〉，《二十一世纪》25 (1994 10）。

〈体系网络与中国分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中原文献》27 3 (1995 7）。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结合〉，《二十一世纪》31 (1995 10）。

〈钱存训先生及其大作──造纸及印刷〉，《汉学研究》14 1 (1996）。

〈人生智慧分享──研究与教学者职业规范〉，《教改通讯》24 (1996 9）。

〈义、瑞、西三国汉学研究近况〉，《汉学研究通讯》16 1 (1997 2）。

〈受过教育的人该学什么〉，《宏观》31 (1997 5）。

〈香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体性〉，《二十一世纪》41 (1997 6)。

〈怎样看江泽民访美〉，《关爱与服务》86 11 (1997 11）。

〈介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汉学研究通讯》16 3 (1997 8）。

〈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新史学》8 1 (1997）。

〈试论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简牍学报》16 (1997 11）。

〈不卑不亢与世融合〉，《天下杂志》200 (1998 1）。

〈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存方式──也谈两岸关系〉，《关爱与服务》87 1 (1998 1）。

〈法律的无力感〉，《司法改革杂志》14 (1998 4）。

〈法律的无力感〉，《关爱与服务》87 4 (1998 4）。

〈漫谈说唱〉，《关爱与服务》87 10 (1998 10）。

〈傅先生的史学观点及其渊源〉，《大陆杂志》97 5 (1998）。

〈社会科学观点的转变与科际整合〉，《历史月刊》131 (1998）。

〈「中美书缘」序言〉，《国家图书馆馆刊》87 2 (1998）。

〈台湾文化发展轨迹──写在台大「跨世纪台湾文化发展研讨会」之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94 (1999 4）。

〈昆艺瓖宝──《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介绍〉，《汉学研究通讯》18 4 (1999 11）：538-539。

〈谈枢轴时代〉，《二十一世纪》57 (2000 2）：30-32。

〈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发展轨迹（座谈会）〉，许倬云、李国祁主讲，李惠华整理，《历史月刊》145 (2000 2）：74-85。

〈由地缘意义谈一中原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103 (2000 10）：10-12。

〈两岸对话的发展过程〉，《交流》56 (2001 4）：27-30。

〈汉学中心二十年庆──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通讯》20 3 (2001 8）：1-2。

〈杨庆？先生的治学生涯 (1911-1999）〉，《汉学研究通讯》20 3 (2001 8）：88-90。

〈试论伊斯兰文化体系与东西方2大文化的互动〉，《历史月刊》169 (2002 2）：68-73。

〈也是一番反省──「台湾史学五十年」序言〉，《历史月刊》175 (2002 8）：85-90。

〈农民自主与农业振兴〉，《农训杂志》20 1 (2003 1）：6-9。

〈对王德权先生「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的响应──许倬云先生的对话〉，《新史学》14 1 (2003 3）：203-208。

〈从历史角度论述几个违反永续发展的案例〉，《全球变迁通讯杂志》38 (2003 6）：17-20。

〈自古霸业终成空〉，《历史月刊》185 (2003 6）：60-64。

〈锦瑟无端五十弦──忆台湾半世纪的史学概况〉，《当代》200 (2004 4）：70-75。

〈人、空间、时间（一～三）〉，《人生杂志》255 (2004 11）：112-117；256 (2004 12）：112-116；257 (2005 1）：112-116。

〈历史散论：历史的多种定义〉，《历史月刊》206 (2005 3)：36-38。

〈学史散论──古代的中原是怎样形成的？〉，《历史月刊》207 (2005 4）：34-37。

〈中国概念与其经济接口〉，《历史月刊》208 (2005 5）：38-40。

〈学史散论──古代中原的多种文化〉，《历史月刊》209 (2005 6）：30-32。

〈第二次世界战争──战后六十年的回顾〉，《历史月刊》211 (2005 8）：48-5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史料意义举隅〉，《历史月刊》212 (2005 9）：34-38。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展与转折》自序〉，《历史月刊》213 (2005 10）：34-36。

〈二十世纪中叶前台湾百年的变化〉，《历史月刊》214 (2005 11）：38-40。

〈君权与相权〉，《历史月刊》218 (2006 3）：35-37。

〈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2 (2006 6）：1-8。

〈刘邦与朱元璋：两位开国董事长〉，《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HBR中文版》1 (2006 9）：68-72。

〈温良正直、博厚高明──钱存训先生《留美杂忆》序言〉，《传记文学》91 4 (2007 10）：123-125。

〈对于 Peter Zarrow 教授书评的响应〉，《汉学研究》25 2 (2007 12）：479-484。

讲授课程

《许倬云访谈录》、《文化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集》、《百年的努力与迷茫》

许倬云_许倬云 -人物荣誉

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

Phi BetaKappa荣誉会士（1986-）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2000-）

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04-）

NEH Grant ForResearch on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1982-1984）

ACLS Grant toGermany（1982）

Exxon Grantfor Curriculum on Comparison of Civilizations（1986-1987）

钱穆讲座新亚书院（1991）

DistinguishedAlumni Speaker,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1995）

Inauguratingthe H G Creel Memorial Lecture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5）

DistinguishedSpeaker, Governor John Burns Memorial Foundation（1996）

傅斯年讲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2）

李国鼎讲座中央大学 (2001)

包玉刚讲座香港科技大学 （2000）

HonoraryDoctorate in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1）

光华讲座北京大学 （2004）

特聘讲座 长江管理学院（2005）

余英时讲座香港中文大学 （2007）

许倬云_许倬云 -自由思考

内容概要

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要点

一、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1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

二、共享资源，是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分散给特定的利益团体

三、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四、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

正文

2009年12月16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南京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了凤凰网与正义网的联合访谈。

中国面临的危机

凤凰网资讯：先请许老师回顾一下前30年。在您看来，中国前3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中大概处于1个什么样的位置？

许倬云：中国从19世纪以来的命运，就是一直在寻找自己重新建立中国的地位，不仅是在外面寻找中国的地位，在内部也要重整1个新秩序，建立新的共和国。这一也可称为“长征”的长程努力包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投入和种种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也是在尝试，前面30年可以说偏得向左边一点，偏得过激了一点，不免就造成混乱，这30年又比较靠中间一点了。所以说这是“长征”百年努力的1个阶段，方向基本上是对的，可还是有些困难产生，下面要继续努力。

凤凰网资讯：您刚才说，现在和前30年是处于1个完整连续的阶段，对吗？

许倬云：对，也一直在尝试。

凤凰网资讯：目前中国处于1个上升的趋势，也有人用“盛世”来形容，但也发现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或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这是1个必经阶段吗？

许倬云：任何发展过程都一定会有大毛病和小毛病，有些小毛病是没拿捏得准发生的，有些大毛病是结构性问题。在国内来说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很多百姓虽然基本上吃穿没问题，但一辈子买不起房。另外在事业的道路上，少数人占尽便宜，许多人却得不到任何机会---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

在我看来，还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大家都拼命赚钱，精神生活上相当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于是许多秩序就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是个普遍现象。这不能说是必经阶段，但我们需要警惕。过去100年里，中国不断地丢失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在吸收外面传进来不同价值观念时却又往往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是个真空。

对外来说，有些不是中国自己单单面临的，比如说生态问题、气候变暖、粮食危机，这些都是大问题。尤其在中国，我们最好的产粮区土地现在变成了水泥复盖的市区、道路和建筑物，江南一带本来是粮产丰富的粮仓，现在几乎不产什么粮食，要靠别处，甚至外国，运粮供应了。

这么多的问题都存在着，并不是说我们过了1个阶段，就会天下太平，没有这事。克服困难是要智慧的，困难不克服，就越来越麻烦，越来越深。就等于1个人生病，小病也许能挺过去，稍微严重的病或者结构性的病，你不治疗是不行的，就只有越来越坏。不能说1个转型期，痛苦过了，阵痛过了，然后就好了，没有这个事。

凤凰网资讯：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当下不解决，以后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对。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很快就要变成不能过日子的地方了，大多数河流都被污染，土地因为使用不当出现沙土化或者水土流失，我们很快就要面临生态的困难。可能到了某个时候，我们无可住之处，无可喝之水，甚至无干净空气，这个危机是极为严重的，政府必须要面对和处理它，我们老百姓也不能以歌颂盛世来麻醉自己。这是就外在环境来说。

内在来说，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人们缺乏方向、缺乏目标、缺乏价值。其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不能由人民自己去处理，不能由每个人自己去思考。我们有一些禁忌、有一些框框条条。既然大众不能去做任何思考也不能接受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就要交给政府做，假如政府不作为的话，那就没有人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大麻烦，也是我认为社会问题最严重的一条。

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

凤凰网资讯：在今后10年，它可能的1个演变趋势会是什么样呢？有没有可能避免？

许倬云：不容易。虽然我看见中国政府相当努力地在经济问题上做种种调整，而且也显示出来有相当的成绩。但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似乎是已存在的现象。不然像《百家讲坛》这些节目，不会那么红，那么多人要去看。一本薄薄《论语》的解说，也不会有几百万人去买它。所以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1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自己做阐释，自己做互相的讨论和对话。因此，意识形态思想空间必须开放，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当下与未来

凤凰网资讯：关于中国的社会信仰问题，传统的儒释道、外来的基督教等这种信仰，您觉得在当下中国呈现1种怎么样的格局呢？

许倬云：我先从后面2种说起，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被多数人接受的信仰。

回到儒道佛的问题，中国从儒家开始，接受佛家，然后道家又起来，在最后面的五六百年，这3个信仰基本上已经融合成一团，变成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不用读太多的书，也不用上太多课，它基本上就已经是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逐渐在流失，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不知道这一套观念的内涵是什么，中青年以上对这些观念的内涵也是模模糊糊。除了学术界以外，其他人对这3个合一体系的内涵是不清楚的。这一思想，必须要有专业人用心投入，去做更多的整理。因为时间在变，我们面临的环境也在变，大环境、小环境都在改变。任何1种思想的方式和价值观念要传承下去，都必须随时调整，就需要有人去做阐释和推广的工作。

目前学术界由于专业化的现象，对每个人把自己专业当成工作来做，对这一思想的反思、阐释和推广，人数上不能算多，触及的面也不能算广。电视台上许多像《百家论坛》、《文化论坛》都在尝试做这些事情。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老百姓有饥渴感，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想要找东西，所以许多这样的节目应运而生，用平易近人的、深入浅出的语言告诉大家。但这背后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除了要在台面上站出来讲话叫人喜欢听的名嘴以外，许多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人也应当共同投入，这个方面我们有相当的缺陷。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在未来10年，或者说更长1个时间内，这几种信仰在中国会以1种怎样的力量此消彼涨？

许倬云：如果只靠民间自己做，那就不会是很精确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扭曲。比如说儒道佛的信仰，现在我们理解已经有相当多的地下信仰。地下信仰，他们的内容其实常常是很肤浅的，离那些精深的宗教信仰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信仰解决不了人的基本问题，可能反而是搅乱了一些正常发展。

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这样子，儒道佛三家，实际上都是以“人”，一撇一捺的人字，作为根本的。因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基本的假定就是以人为本。从这个上面，儒家要发展仁、忠，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慢慢和佛家的慈悲混合起来。慢慢又和道家的宽大和自然混合起来。中国对天和自然环境的观点，一向是强调天人之间的互相协调，道家一向秉承这种精神，所以道家和儒家向来的传统不是取利于天和滥用环境，而是天人互相协调的运作。

国人的信仰

凤凰网资讯：刚才您也说，中国人的信仰还是需要有学者的引导，而不是任其自然的发展？

许倬云：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里面要有许多学科的帮忙。在初创时，犹太教先知在山洞里面凭自己的直觉和智慧，就能建构出一些观念来，孔子可以跟弟子讨论想出许多观念。但孔子之后又加进去许多内容，比孔子所说的更广泛。同样，各种思想体系都是许多人全心投入自己的努力，使这一套体系更为完备、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更不受偏差，是开放的。

凤凰网资讯：您怎么看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下社会扮演的角色？

许倬云：我感觉最严重的情况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同仁，就应是做这个工作最主要的队伍，由于现在的规定，在学校执教的教授始终要面临工作产品数量问题，相当于要求1个木匠要出几张椅子，1个铁匠出几把剪刀一样。这种以数量来要求，而不以质量来要求的办法是不太合适的，只能将大家搞得忙忙碌碌，像个小白老鼠整天踩车轮一样，没有时间做深入思考。

这个现象不仅是大陆存在，美国、日本、包括台湾也都如此，因为现在是功利社会，要取得最好的成果才给它钱。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无处不是处于功利的社会，都以衡量产品的数量来付报酬，这个不是好事情。所以20世纪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真正重要的哲学家，全世界没有看见重要的哲学思想出现。

而世界变化如此快，我们知识的范畴扩展得那么迅速，这么庞大，这么复杂，但是提纲挈领方面、给我们带来观念带来指导方面、可以引领我们思想的一些思想体系上，反而是萎缩，这是可悲的现象。不是中国一家如此，只是中国这个现象比别的地方更加严重，尤其学科彼此隔离的现象，是比别的国家更为严重。

凤凰网资讯：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在可预期的10年之内，有没有可能改变呢？中国知识分子，在您看来，它应该是在中国进程中扮演1个什么样的角色？

许倬云：知识分子应当担起3个任务：一批人做知识累积的工作，又一批人做将知识提升到智慧的工作，第三批人要做把智慧普及给大家的工作。这3个梯队的工作是一系列的，也是互相呼应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研究的方向，都只在做第1个梯队的任务，没有管到第二、第三梯队。第三梯队是在民间文化上出现，比如说媒体，中间那环显然是脱节的。

允许自由思考反而不会造成灾难

凤凰网资讯：那今后10年，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

许倬云：下面10年么，事在人为。我觉得政府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放开许多尺度，甚至完全放开大家自由思考、自由交换。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当局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假如我们从邓小平30年前开放到现在来看，开放的速度是相当不错的，假如以这个速度继续往同样开放的方向走，而不走回头路，或停止在原地踏步，我想10年之内是有可能的。但是政权必须要相当程度地开放，要配合在一起。

知识界本身，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应当多做各种努力，我看得出来你们媒体相当努力地在做，但也面临许多困难。

可是我也同样盼望，学术界的同仁要踏出自己划地为牢的圈圈，投入相当多的心力，做第二步的工作，将知识提升到人的智慧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要到了一定地步后才能做得比较顺畅。我盼望在学术上已经有地位，在学校里边也已经是资深的教授，可以不必太在乎去写太过专业的文章，可以匀下一部分时间做这些虽不见得有经济上的报酬，但是有心灵上愉快的工作，是将自己已经积累的知识提炼成智慧。

如何看待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

凤凰网资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一些重要行业领域仍存在垄断现象。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这种情况在今后10年，有没有可能打破？

许倬云：我希望它能打破，因为我想共产党选择领导人之际，是七选八选，种种渠道、种种阶段的选，大概通常可以选出相当能干的人。以过去经验来看，大致也是最突出的人。然而，枪打出头鸟，有些优秀人才，可能被埋没掉了。但是选上来的，这一套选拔制度本身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我希望政府想到2个事情：其一，压力不管多强，压久了一定会反弹，假如说要压的话，压的时间越久，反弹时的力量与暴力越难控制。其二，我们治国是财聚者人散，财散者人聚。共享资源，我们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说分散给特定的一些利益团体，而是分散给普罗大众。

比如说，目前农村享受到社会福利的程度非常之少，城市里中下层的人也在边缘上。就医药而论，我想一般穷困的人，在生死关头得不到治疗的机会。刚才我也讲了房子的事情，同样我们有高楼大厦，华屋豪宅，但是许多人是五尺宽十尺深的小房间，白天开店，晚上窝在里头。对不对？

凤凰网资讯：对。

许倬云：这种现象不是很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福利是应有的事情。

凤凰网资讯：这种情况在您看来有可能改变吗？

许倬云：我刚才说过了，我盼望他们有智慧，我盼望他们自动、自发地了解大家的情形、心理，了解目前的情况；而不要等到揭竿而起，等到抗议之际再抓人，现阶段抗议毕竟不是造反，只是上访、上告而已。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不让人们有宣泄的机会，一直压在那，这是不好的。任何人在路上走，最好旁边常有1个人告诉你：小心，前面有坑！小心，有1个树枝在你头上，不太远了。但目前我看不见在结构上有这种提醒人的机制。

我觉得舆论是这种机制，所以中国历来帝王，都设谏官、言官，但亡国的帝国将言官谏官杀掉。开国兴盛的帝王，像唐太宗等等，听谏官言官的话；糊涂的皇帝就会说，天下都是错的，就我是对的，崇祯皇帝到了死还说是群臣误我。

理想中的未来中国

凤凰网资讯：您梦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许倬云：对外，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欺负人、压迫人的大国。是大哥哥对待弟、妹那样的，与人共处，有机会帮人忙，大家和平相处的，没有侵占心，也没有压人的大国。

对内，我希望社会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虑，生活充裕。但是也要有舒畅的精神，舒畅的精神可以使他们发挥自己天赋和才能，个人寻求自己的一片天。而在大社会里面，每个人知道大社会为他做什么事情，在他成长之际照顾他，在老年时候有所依靠，幼年发展之际有所教育，在他穷困困难之际，他可以晓得这个大社会给他帮忙。同时这个人也想到，他是大社会里面一分子，他要竭尽自己能力，回报社会，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敛钱为己。这种社会，我们知道有权利参与，有机会发展，但我们也知道，有投入的义务。这种国家、这种社会的统治者是老百姓选择出来的。

凤凰网资讯：那您对中国未来十年，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

许倬云：目前国际上的活动，我觉得很好，可是我看见我们都在收买各处的资源，当然我们可以预先储备一些资源，免得将来不够用。可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上科技正在迅速的进展，在下面10年我可以预期，会有新的能源出现，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材料。今天储备的原料，竟可能过时没用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处在做世界工厂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我们生产的东西是赶不上发展的，因为我们生产的是旧东西，而人家正在开拓新东西。这个落差，今天会是我们经济上保8、保9的1个优势，以后会逐渐逐渐流失，反而我们背上1大堆负债。

比如说以今天的价钱买了许多油、煤的矿藏，将来忽然发现这2个资源对我们没有用处了，这是经济上我觉得要担心的事情。我们自己必须有创新、开拓的能力，使我们能在经济上，站在未来科技产业的最前哨。就是说，不是抄袭人家的成果。我们必须要开发许多观念和技术，要自己寻找方向。

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做的不错，在各处都交朋友，基本上还没有令人受不了的地方，---只是印度和日本常有不安的感觉。

关于国内的很多问题，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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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许倬云:中国文化让我伤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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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

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

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

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

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

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

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

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08年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

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

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

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

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

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饱了饭，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救济汶川的灾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

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

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三 : 许倬云谈话录全文阅读 作者：许倬云、李怀宇

许倬云谈话录全文阅读 作者：许倬云、李怀宇 《许倬云谈话录》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许倬云谈话录全文阅读页面。
20世纪的中国人“闯关东”：许倬云谈话录 作者：许倬云、李怀宇


序
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同时，国共内战与抵抗外侮的战争，纠缠在一起。1949年国家分裂，至今两岸仍在对峙之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这几十年来，也曾数度回乡，然而不但人事全非，故居也已荡为平地，改建为象征权威的庞然巨物。即使经常回台湾，同样也是人事全非，风景亦改变，而且统独内外之争，我辈竟是“外”人！庾信诗赋，哀动江关，今日谈之，感同身受，展卷之后，每每中途掩卷！有时午夜梦回，常常不知身在何地！乡关何在！
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一生，又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在新颖事而言，我这一生中，出现了抗生素、雷达、喷射机、飞弹、宇宙飞船、原子弹、核能、电视、计算机、基因研究、复制生命……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同时，我们见证了国族强权的摧残个人及侵略他人，资本主义的起伏与调节，社会主义的挫折与转型，工业化与都市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也加速破坏了我们最后托身的大地故乡。
在如此不断的巨变之下，一己的离散丧乱之苦，竟似洪流奔腾中的水面泡沫。是以，我们这一代的经历从长程历史的观点，毋宁充满了惊诧和兴奋。八十年间，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与幅度，超过了数千年累积的总和！如果不计较过去，而瞻望未来，则这一辈子的际遇，还是难得的机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的岁月，人类将发现与缔造更多的新事物。在我的稚孙长大时，他的生活方式，将与我这一代最后一段的生活，又有极大的改变。本书叙述的一切，在他们那一代，可能归入古代历史之列。也好！因为在十年前，我曾在山西的东南角，看到农耕的工具，与我在幼年所见内地农具，完全一样，也与我所知的汉代农具，基本相同。我还曾见过中国士大夫家族的族规和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也可与汉代以来的传统相连接。因此，我有幸身跨两代与今天，甚至可说由过去，一步跨进未来。这一本小书，是一个身处巨大变化的小人物，将他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
承蒙张充和女士为本书题署书名，她是我的长辈，九十多岁高龄，笔力依然如此劲秀！可佩！对她老人家赏赐墨宝，光宠篇幅，我谨致谢忱！
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200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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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战岁月（1）
我的父亲
我们许家是士大夫世家，在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一代代都有读书人。太平天国之时，许氏大宅被太平军据为王府，家境一落千丈。我祖父艰难困苦地挣扎，出去做“幕”，就是师爷，维持生活。
我父亲伯翔公（讳凤藻，1891—1953）出生时，家庭贫穷，十四岁时考上南洋海军学堂，这是曾国藩在南京按英国制度办的学校。我父亲读书时，每次暑假就把用剩的蜡烛头带回家里用，每个月的膏火资，都省下来贴补家用。
我父亲受到英式的海军教育，十八岁一毕业就做炮艇副长。船在武昌城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几个年轻的军官，对清朝政府不满，武昌枪声一响，就归属革命了。那时海军奉清政府之命，萨镇冰带船往长江上开，准备到武昌去*。武昌附近的江防舰队通知萨镇冰：“我们都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部下，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如果放鱼雷顺流而下的话，情况不妙，请你们不要上来。”萨镇冰就不上来了。
我父亲二十岁时就在民国的海军工作，一直工作到1928年左右。我父亲一生有两桩很得意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带一条小军舰，缴了德国人在青岛的两条军舰。因为德国人回不了家，再这么耗着也没辙，他就缴获德国军舰，不让海盗抢走。另外，一条海参崴俄国军舰带了若干财富逃亡，他在海上拦截住了。所以，他用一条小船替*海军挣了三条船，这算有胆有识了。
我父亲虽做武官，却有文人修养。一方面受到家里的传统教育，一方面受到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所以他的人文学术素养很高，历史、地理、文学功底都不错。
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了，他说要巡视江防，就是坐我父亲的大船。船名为“联圻”，我父亲是副长，因为舰长请假，所以我父亲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指点江山！我父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海军的基地不能像北洋军队那样布置，要设在浙江的海外，就是象山港，那里港阔水深，岛屿很多，扼守长江口，南下可以制约南洋，北上可以制约北洋。后来孙中山先生写《建国大纲》，就将海军基地选在象山港。
孪生兄弟
北伐胜利之后，*海军等于半独立的形式，司令部放在上海，也不南，也不北，不给军饷，得自己想办法筹饷。以前有一个筹饷的办法，把将官分配到海军掌握的第二等的海关，第一等的海关由英国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我父亲就被派到厦门任海关监督，厦门收到的“关余”，就是缴付对外赔款数额后的余款，用来维持海军的费用。我在厦门出生就是这个道理。
1930年，我在鼓浪屿出生，出生的房子就是现在厦门大学的宿舍。我三岁就离开厦门了，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我回去看过，房子比原来差远了，住太多人，糟蹋掉了。我出生的医院也找到了，是传教士的医院，就在渡口旁。
我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双胞胎这种例子太少，现在有一种假定：胎儿在发育过程之中，如果母亲的营养不够或者健康不佳，某一个阶段该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我就是在一个阶段肌肉没有得到发展。因为两个人拿一份营养，胜者拿大部，弱者拿剩下，所以我不够，我弟弟够。上帝的安排很好，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得到健全。我和弟弟出生时，我父亲三十九岁，我母亲章舜英三十八岁，双胞胎这样也是高龄产妇的缘故。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一章　抗战岁月（2）
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十五岁死了，二哥许庆云比我大九岁，现在住在无锡。
我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后来在台湾大学读化工，留学美国，曾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管台湾核能的事情，现在住在马里兰，他本来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我们小时候很像，后来环境改变了，就不太像了。人的像与不像，不是体形和面貌，是神情。为什么有夫妻脸？因为夫妻生活环境一样，所以夫妻越来越像，不是面貌像，而是神情像。我和翼云声音很像，人家听起来常常以为是一个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退休以后自己学写旧诗。他完全按照规律做诗，我跟他讲：要讲意境，不要规律。我本来可能是学数学，因为我在中学喜欢数学，但是后来我不能做实验，所以就投靠文学。如果我们易地而处，他会学文，我会学理。
旁观者
1935年，我父亲调到湖北荆沙关，这是一个内关。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长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负责，荆江大堤就是他帮忙修缮的。
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岁时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抗战时，经常要逃离日本人的侵犯，因为我父亲做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就是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所经各处都有许多故事。因为我不能离开父母旁边，所以我父亲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故事。后来在重庆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在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的关系搞坏了，被调回重庆，赋闲在家。他老人家念书，我在旁边跟着念，有时他也讲一些事情给我听，有时他跟母亲谈话，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难所经各处，和后来我看的《三国演义》就连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国战场，荆州本来就是战场，鄂北一带就是新野，我们走的路就是三国时期的路，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念历史就反刍，比如从荆州往北，就是上千年青石板的官马大道，旁边有亭子，里面有行人可以喝茶的地方，挂有草鞋，行人可以取一双草鞋走，但是当自己有钱的时候，要贡献一些，这是全国通例。茶都是当地老百姓奉的药茶，一个茶桶，一个竹勺，两个土碗，在夏天放了药，又能解暑，又能防疫。官马大道边两排高高的枣树，青石板上千百年来大车轧的痕迹都是清清楚楚，这些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后来回想就明白了。

第一章　抗战岁月（3）
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61阅读络
少年时代，我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期间，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都住过，旱路、水路都走过，看见很多地方。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无锡。
我母亲章舜英也是出身无锡世家，也是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最惨的情形是太平军要将江南的财富搜刮而去，将江南的男丁通通抓去做搬运夫，在他们耳朵上打一个洞，穿根绳子，一串十几二十人，背着东西走。我有一个祖辈，他眼看自己的亲人被串走，自己心狠，扯断了耳朵，逃到水里，那一批出去五个叔伯兄弟，只剩他一个。那时候男丁损失极大，女子上吊投井。东南处处有啼痕，此话不假。
无锡从宋朝开始富足，不是靠农田，是靠外贸，丝绸瓷器都是从这一带出口，跟东南亚以及西方贸易。宋朝以后，丝绸之路从海上运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上岸后就到欧洲或*。江南致富的一个原因是靠生产丝绸。
中国的士绅通常是农村起家，住在城里，从明朝起就是如此。乡下一个老家，城里一个家，所以他们是城居与乡居双重性的，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也是官员的候补人，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
在现代西方，中产阶层上升，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1930年以后，从美国开始，接着欧洲，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上面的财富分散，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经济愈发达，中产阶层愈大，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不算稳定，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下面是劳苦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力量，要靠中间的领导，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支持上面，领导下面，也依靠下面，抗衡上面。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洪秀全就是边缘人。曾国藩就不会造反，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
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也不完全是地主，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或者是城里有工厂，有商店，有资产，收入不是薪水。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
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江南的士大夫，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我们迁到无锡，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那时淮北水灾，他七十二岁了，日夜辛劳救灾，累死在任上。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但财产不多。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在地方上算不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前两三代有官职，或是家室结婚谊，门当户对，耕读传家。有些人在乡下种田，但一定都读书，族里一定有学校，家里一定有私塾。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亲戚的子弟，邻居的子弟，都可以招收，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
在无锡，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谈谈说说，喝喝酒。太湖边的鼋头渚、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随便谈说，讨论时事，会写诗的比比诗，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有诗人、画家、文人朋友，带去和大家见个面。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二章 辅仁中学（2）
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外间是一般的士绅，人不定，有的来，有的不来，三五十人。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银行的一般人，要有所请托，到这儿来。这里是权力机构，消息在这里传播，决策在这里决定。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三五十人传来民间想法，告诉县长，该怎么办，这是不正式的议会。每人吃碗面，洗热水脸，喝茶，到上午11点回家。
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是救济院，有托婴堂，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洞里边有摇篮。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把娃娃摆进去，里面垫着草，铺好被单，一拉铃，从里面掀开盖子，抱走娃娃。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不能问父母，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也有一些是私生子。孩子大了，在堂里上学，之后看性情能力，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或培养他们上学校，女孩子做女工，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
红卍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全国都有。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副会长，她们要捐钱、捐衣服、捐粮食、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冬天给寒衣，新年给粮食，夏天施药。我祖母带红卍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我都看见过。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母住在上海、厦门，我住在无锡，就要遵照惯例，按时送礼。我们家有老佣人，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谁家亲戚婚丧喜庆，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老佣人不记得的话，城里有个人会记得，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他是专业的，有个本子，负责联系菜馆、乐手、搭棚子的、租家具的、煮茶的。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哪家人做婚丧喜庆，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什么关系，会负责帮你通知，人家会送礼。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不只是考科名、任官职而已。
无锡的士绅，在明清以后，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便做生意，宦与商分不开。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三个大小孩。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就不能靠读书，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地主农夫收了粮，卖给仓厅，钱存在仓厅，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像银行一样，等于存粮取钱。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收利息，这是商业行为。我祖父做了幕府，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我二叔在银行工作。但是我父亲薪水较高，跟我二叔联合起来投资，创办了一家绸缎店，在无锡由我祖母的内侄经营。我二叔自己又和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电影院，官商并不分开，不止我们一家，无锡家家如此。
钱锺书的伯伯和爸爸是双胞胎，他的爸爸是文学家、学者，他的伯伯是商会会长。钱锺书是他伯伯教大的，不由他爸爸教。他伯伯没做过官，但学问底子很好，一辈子在各种行业里投资，股份也不大。他这个无锡商会会长等于士绅的领袖，他也是江南总商会的会长。这对弟兄，两个职业，在别处想象不到一起，但在无锡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很简单，就是资源的控制，控制人的资源，控制财产的资源，婚丧喜庆，亲戚世家，构成网络。婚姻是一个长期的网络，婚丧喜庆的交往，是时时刻刻提醒网络的存在。到了1940年代末，无锡的社会网络变化不大，因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而且枝丫拉得非常宽。

第二章 辅仁中学（3）
东林遗风
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看不起中央政府，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
东林书院的旧址里有一块不太大的地方，两幢房子，一边是高中，一边是初中，今天都归到东林书院里面去了。无锡政府按照东林书院的原图修复，恢复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吧，花了点心思，考查各处明清的建筑材料，门、石头、牌坊都是各处拆了房子搬过去的。我们家的宅子被征收，拆了，一对抱鼓石就放在东林书院门口。
抗战胜利之后，江南一带的教育很现代化，都是好的学校，好的学生。从宋朝起，东南就富庶，教育程度就高，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江南的教育很特别，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都做实学，尤其是无锡、常州，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实学派”。苏州是文艺中心，写诗、小品文、散文，文人很多。无锡的风气却是经世致用为主。西潮东来，上海有了江南制造局，讲求新学，打开许多新的窗口。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刊物，也传播到周围。无锡首当其冲，风气大开。
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江南的士大夫跟别处不一样，我祖父会演算代数，即中国的天元术。从南宋起，无锡数学就好，华家、秦家、孙家，世世代代互相教数学，传统数学和西洋数学混在一起。辅仁中学的老先生也教我们实学，譬如教国文的老师，要花很长时间考证一个词给你听。我们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
我们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上海印刷局提供教科书，英文教科书是从印度运到上海来的。留洋外国，广东人多于江苏人；回来服务，在本乡传授西方教育，江苏人多于别处。无锡人读了英文以后，到上海出洋留学，做贸易，做银行。
我们家族里一直有几十亩田的收成属于家族的公款，用来供祭祀、济寡妇、供学费。我们每个孩子上学都有学费拿，我上辅仁中学时，还拿了学费，等于是奖学金，叫“膏火资”。
以前不敢想象我能到学校读书，因为我的手脚情形那么坏，上海一般的中学都是楼上楼下，而且我的知识程度乱七八糟。回到无锡以后，父母亲说去试试看，我两个哥哥都在辅仁中学读过，学校离家只有五分钟路。我父母从来不为自己孩子上学去交涉，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孩子找学校：“我们的儿子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剥夺小孩子读书的权利。”小学校就很容易商量，让我去试试看，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学期就要及格。
我们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我是用英文读数学的，这是很奇怪的做法。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1950年以后，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从扬州的扬中，上海的上中，到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江阴，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十二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二章 辅仁中学（4）
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但是这个小班不是因我而设，本来就有了。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因为我底子一直不好，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很容易学，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最怕的就是有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在学校里，班上办壁报，有补白的地方，就让我去写。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写，我会写并不稀奇。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有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以前看到翼云能去读书，我当然很羡慕，进入辅仁中学，我也如愿得偿，心里好过多了。
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
杂读群书
我小时候读书甚杂。我父亲读什么书，我就跟着读什么书，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开头莫名其妙，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对我很有帮助。
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因为我舅舅在看，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父亲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史记》写得很好，有感情，司马迁是“一家之言”。《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左传》更是如此，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
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
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辅仁中学（5）
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辅仁中学（6）
人心思变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
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 “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
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部长，*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
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
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第三章 台湾大学（1）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台湾大学（2）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族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书包网 www.61k.com

第三章 台湾大学（3）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第三章 台湾大学（4）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三章 台湾大学（5）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
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
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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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1）
顾立雅
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2）
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
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3）
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4）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多面，不愿意居在一个角落里。
家书抵万金
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而劝我去学比较研究，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
我在宿舍里自己不能剪指甲，就到医院里找护士剪。伤风咳嗽了，到医院：“我病了。”护士带我到房间，让我在那儿治病，治好了病再走。我是“研究病人”，钱都由基金会出。
当然，在宿舍里也想家，每个礼拜给母亲写封信，我晓得她老人家盼我的信，所以礼拜五我一定把信寄出去，下个礼拜六可以收到。我姐姐前几年还跟我讲：“你可知道娘等你的信？礼拜六，老人家10点钟就在门口等邮差。”我说：“我知道。”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
我的弟弟许翼云在伊利诺伊大学，相距有一百多里，他也很忙，也没有车。我第一次到芝加哥大学，他来看我。我圣诞夜进医院开刀，第二天早晨，他到病床边看我。每个学期他也会来看我一两趟。
刘鎏夫妇、钱存训先生对我照顾很多。刘鎏是台大同学，是因为李氏基金来留学读物理的。钱存训先生在国内的金陵大学做过图书馆代理馆长，在交通大学做过副馆长，后来做过北平图书馆馆员，他到美国去，是押运一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从北平押到上海，从上海运到美国，怕日本人拿走，放在国会图书馆。恰好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要找一个懂中文图书的人，所以他做了馆员。芝加哥大学的东亚馆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今天芝大东亚馆是美国的大馆。他一面做馆员，一面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读图书馆学是时髦，后来我同时代的女生，很多读图书馆学，因为容易找工作。女生到美国，首先考虑将来要有谋生之地。那时候到美国去读书，都是准备不回头的，我回台湾是异数。
韦伯理论
我在留学时，韦伯的影响已很显著。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基督教伦理，以为是讲诚实、勤奋，他们弄错了。韦伯是讲新教对上帝的责任，可说是一种使命感。一个人能成功，即是证明上帝对你的恩宠，所以赚了钱要捐出去，回馈社会。有些资本家老早就这样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这样。
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与*是两大宗师，*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两个人走了反向路线。平心而论，*作为社会学家，其实贡献很大。*的想法被列宁曲变一次，被斯大林曲变一次，被毛泽东曲变一次，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如果兼用两家的看法，内外比较，我们会看得比较全面。

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5）
我在东方研究所，研究的是两河和埃及，使我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两个传统的源头有所了解。我在社会学里的功课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欧洲城市，让我理解到中古转变到现在的过程，以及欧洲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教会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学习帮助我理解到，转换现代最主要的关口——启蒙运动，究竟意义何在。反过来，对我治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来龙去脉，对年代、家世、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我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帮助我理解中国，而且奠定了我对农村、内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辅仁中学的教育，补足了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打了起码的基础。在台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因为有几个老师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有所调和。老师们对我的教导，对我的爱护，给了我方向，我终身感激。
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住在医院里，参加民权运动，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一般人的信仰、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有了一些观察。这种观察是一般书上看不见的。这是我一生中的机缘巧合，看见一般留学生涯纯粹在课堂、图书馆没有的东西。
门外的世界
我想，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给你开了门户，让你理解外面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也让你接触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国中心论。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学，学的学科是什么。如果纯粹是去跟他们学汉学，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观察中国者当助理，替他们找中国材料，这样的学习，看不见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见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东西。如果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学位，纯粹写老师交代的文章，也没意思。我们看国内很多人到英国去，一年就读了学位，观察中国者只要取得你的资料，不在乎给你学位。学完，除了名片上多个名号，实际上没有得到东西。
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因为考古是和人类学系一块，要读若干理论，比如凌纯声先生、李济之先生写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我读一些已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国古典的民族学著作。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图书馆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报告，共四五十本。写学科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也挑了题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对关系。为了写几篇读书报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况，不能说摸得很彻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这跟一般历史系纯粹读中文古书又不一样。
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点去发掘。我们东方研究博物馆等于是一个考古博物馆，有许多重要的文物。有一头石刻的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 思言时代（3）
我们完全自己掏腰包，*、办刊物，第一期《思与言》的费用是我预支《文星》出版社的两千块稿费。我们当时定下的规矩是，每一期轮流主编，不许延期。一年四期，后来变成两期，每一年两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完全不问外面要钱，自己掏腰包。
《思与言》的发刊词、思言社的主张大纲都是我草拟初稿，提请大会决定。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这个杂志今天还在，还是一年两期，还在继续出，变成了介绍新知的刊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的组织。1960年代晚期，特务找我的罪名，蒋经国不相信我有问题，就让宋时选查明。宋时选两次要求跟我谈话，我不能不让他来。宋先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李敖不可怕，文章骂人；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他们打报告的人说上去的话。所以，他们要挡住许倬云。
宋时选问我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祖先，费边社和工会运动有关系，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也有渊源，宗旨是以*的过程，和缓地推行社会福利。*在英国待过，可是*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就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蒋经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思言时代（4）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 *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第五章 思言时代（5）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第五章 思言时代（6）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曼丽是我的救星
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在台湾很辛苦，经历惊涛骇浪。我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我在外面会一下失踪掉。那个时候特务不得了，无所不在，拆我的信，跟踪我，我到殷海光家，我跟曼丽交往，他们都盯着。
在台大，人家都看得出钱思亮校长是在培养我。钱校长是聪明能干的人，用心教导我，让我在不同的委员会历练。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事情我都摸出来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你是不错，我们都欣赏你，喜欢你。但开会时，你要记住一点，你别一开口就把结论讲出来了，三个钟头绕完了绕回来还是一个结论，没有人喜欢你。等人家讲完一半，众说纷纭，然后你把结论理清头绪，每人都佩服你。”这一教诲，我谨记在心。
当然，有些同事的心里不服。王世杰、李济之、沈刚伯几位长辈也明白，枪打出头鸟，乃是人之常情。嫉妒不但是因为位置，我平常做事太直率，被人家说成是异类了。
由于我常被上司派遣，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事务，外国朋友不免视我为同等的工作伙伴。这些人物，大多年辈较高。在国际场合，他们也会与我平等起坐。在别人眼里，尤其在同辈的中外学者眼里，不免以为我是过分僭越。有些年岁较长的学人，更是心有不平。这一类的事，今天都已过去，但在当年，却可以引发风波。总之，我的师长们好意栽培，我却必须承受“揠苗助长”的后果。往事如烟，今天不必再提。只是，我当时的日子，其实不好过。
我是酒肉不来，麻将不来，闲谈不来，别人以为高傲，其实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不会喝酒，不喜欢应酬吃饭，我的手怎么搓麻将？我办院里、系里的事，两边够忙了，白天办那些事情，晚上要看书。时间根本不够用，哪来时间应酬？
我的薪水在史语所拿，台大是兼任，这叫合聘制，当时合聘制者只有李济之等人，年纪轻的就只有我一个。在史语所里，李济之先生非常器重我，但是得罪了屈万里，他本来是李先生的副手，那时候没有副所长，李先生托他办事，我一回去，李先生就让我办事了，他一直心有不爽。后来我出国，屈万里接任所长以后，名里暗里，常有令李济之先生不舒服的动作。总之，那几年内，我的情形，外面风光，内里有苦说不出。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思言时代（7）
1968年，我才跟孙曼丽交朋友。曼丽比我小十二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我的学生，当时我们还没有交往。和曼丽谈恋爱以后，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来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但是我认识曼丽以后，有伴儿，我母亲放了心。1968年以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守护天使。
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
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


小 引（1）
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4）
许先生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江水系列”丛书，书名都带一个“江”字：《倚杖听江声》、《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江口望海潮》。许先生说：“我写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可以分成几类：政论、社论、时论、文论。书名都是‘江’字，和《万古江河》呼应，中国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后走到江口来了。”
我说：“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读后感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记录了您当时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想法。”许先生说：“对，是时代的反映。书里有些时论，今天看来没意思，但摆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台湾近代发展的线索来。如果你将那些时论按照年代排下来，看得更清楚。单从序文里，就看得出思想改变的路程。这工作，参加过的人很多，我没有全时间地留在这个圈子里面。余外，我还是照写我的专业文章，不会把自己溶淡掉。”
我说：“您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种文类，这在纯然学者里面并不多见。”许先生说：“我兴趣广泛。到了后来，我不甘于只是做学术性的工作，我愿意让多种兴趣自由发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工作上。可是在为台湾的*开放的工作上，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
我颇感兴趣：“在美国，大学者为《纽约时报》等报刊写文章的例子多吗？”许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鲁格曼是经济学家，他为《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余外，大学者当然没有怎么在报纸上写东西。在美国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非常淡薄了。”我问：“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许先生说：“工作专业化的缘故。中国也老早这样子了。台湾非常可怜，等到蓝绿对决以后，两极化，没有人有中间立场。任何人只要有中间立场，总有一边的人会骂他。”
我不无伤感地说：“很多学者并不耐烦做学术普及工作，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业，不愿意写对大众有启发性的小文章。我特别期望学者有兴趣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以浅白易懂的文字写出来。这种小文章对普及学术思想与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许先生说：“这就是中国儒家基本的使命感。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还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应中学老师要求而写的。阳春白雪也应当能教育年轻学者，或者让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现在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轻学者上。”
许先生说：“对历史，我不仅拿它当史料看，也将古人当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他的“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的妙句则常在我脑海里飘过。细读他数十年来的时论文章，我偶发奇想：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机缘巧合之下，也许他会是一个难得的报人。
在写报人余纪忠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许先生说：“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前辈的文章，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也不让二公专美于前。在余先生的熏陶下，《中国时报》环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闻从业人员，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写文章的能力，也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今日台湾新闻界中，出身《中国时报》的人才特多，其中不少卓越之士，已是独当一面的领袖人。”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 引（5）
许先生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最重要的缘故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余纪忠先生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先生任董事。余纪忠先生去世后，许先生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2009年6月8日，王汎森先生邀我共赴台湾“中央大学”的“余纪忠讲座”，聆听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演讲《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拜访了余纪忠先生的女儿余范英。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探讨台湾报界现状，颇似诸葛亮《后出师表》所提的人才凋零与资源损耗，又感慨一代报业巨子余纪忠开创的《中国时报》易主旺旺集团，可谓世事无常。
乡关何处
背井离乡，难忘乡愁。一首《乡愁》几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峡相望，其情眷眷如是，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华人情怀，就更能理解了。我读钱存训先生的*《留美杂忆》，觉得这一段颇堪回味：“我们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过去承认‘双重国籍’，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一直到最近在国内某些刊物发表论文，发现在我的姓名前加注‘美国’字样，才知道中国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已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在国外的华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看你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认为你是外国人，觉得十分可笑。”
钱存训先生一家加入美国国籍时，许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许先生为《留美杂忆》写的序里说：“我曾在钱先生与钱师母的庇荫下，度过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五年。自从1957年至今，我认识二老已有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亲炙身教的后辈，所见、所闻、所感受，能够十分体会到钱先生和师母爱人如己的德行。”而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许先生说：“以色列人在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双重国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护照，也拿美国护照。我拿美国护照和‘台湾护照’。”
有一次，我问许先生：“中国留学生当年留在美国不能回中国了，为什么很多人的乡愁那么浓烈？”许先生说：“文化问题。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说孤立，就怀念在家乡如鱼得水的状态，而在外面孤立无助。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在系里永远打不进去，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太太们来听课，跑来问我：‘你是开洗衣店出身，还是开餐馆出身？’因此，你理解杨庆堃、杨振宁的感觉吗？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早我们十岁的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教历史，学历史教中文。杨庆堃先生那么能干的教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欢迎你来，你一定以哥伦比亚为荣。’杨庆堃不干了，他说：‘我要哥伦比亚大学以我为荣！’他在岭南大学时已经是系主任了，有美国正经八百的学位。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所以，我屡次跟你讲，你要把你摆到他的时空里去想。”
我喜欢杂读*。黄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陆读者如云，可是我读他的*《黄河青山》，几次忍不住要掉眼泪，没想到他在美国竟如此不得意，难怪王汎森先生告诉我：《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许先生说：“黄仁宇的文章写得不错，他太太帮他忙的。他讲课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话。他是很可惜的，原来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比我们岁数都大，可他是余英时的学生。所以，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思乡？他寂寞！为什么爱国？他委屈！”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小 引（6）
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他的人。”
我谈起2007年到美国访问老一辈华人学者时，听说了许多人在美国受洋人气的故事，而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也闹了不少笑话。许先生接话：“不过，也不能轻视老一辈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像史华慈，他超过中国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说：“我到波士顿访问林同奇先生，他就对史华慈迷得不得了。张灏先生则说自己是‘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师’史华慈。”许先生笑道：“班老师确实是学问大！”
观察大陆学界的情况，我提到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大陆上与许先生同一代的学人，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没有机会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光潜心学问，殊为可惜！比许先生前一代的学人，在五四时代到抗战前成长，不少人国学根底深厚，又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而比许先生晚一代的学人，则有幸在改革开放后读大学，许多人又有机会到海外访问进修。因而，1980年代成长的学人，常常跳过上一代，直接继承了1930年代的学术传统。许先生说：“这个断层很可惜。大陆跟我同辈的人，身受的苦处，我们为之同情，我们也为之悲痛，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受过这个折磨，不是肉体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们的遭遇太可怜了，承受多少压力，多少苦难，我不忍再说什么了。所以，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才极其珍贵，中国不会没人，因为中国的人以统计数字来说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现。你们这一代很努力，台湾跟你们同辈的人没有你们努力，台湾六七十岁的人曾经跟你们一样努力。两边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补，中间的断层慢慢修补，但是时间不够了，像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都快离开了。”
我说：“有时候，苦难是可以产生哲学家、思想家的。”许先生说：“折断的树枝太多了。在大陆，大家常常称赞顾准，他们说顾准是一个非常渊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渊博。顾准对希腊研究也不太透彻。但是我们不能苛求，要怜悯。我常常跟美国的朋友讲，你不要怪大陆的学者那么没骨头，易地而处，我做得可能比他们更差，所以，要有怜悯之心。”
在抗战时代，许先生从地理书刊中逐渐知道中国边疆上外人屡次侵略的路线，以及中国人抵御的方式。他常玩一个“游戏”：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图上，一次次设计纸上作业，在那些地方抵御苏联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梦想今生能够派遣一支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来道歉。我问许先生：“您到了五十岁，为何理解到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许先生说：“国家作为一个政体，假如这是一个机器，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错误使用国家机器的人手里，国家就变质了，牺牲了人民，也牺牲了国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一个国家本身作为被忠爱的对象，就没有意义了。”

小 引（7）
在现实世界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百年来连绵不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先生说：“我们这一代我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日本人一个炸弹丢下来，毁掉半个城，中国人逃难路上身体衰了就倒毙，旁人走过都没有时间埋葬。我们这一代的爱国情绪是很自然的。但到我五十岁以后，警觉到不能盲目地爱，套用白桦的话：‘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许多老百姓，他为国家做了多少牺牲，国家为他做了什么？毛泽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是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但到后来，在这种前提下，牺牲了多少人？我不能随便爱。所以，最后我是爱全人类，我尊敬每个个人。不同的国有不同的定义，从部落国到联邦国，是不同的国。国对老百姓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国的疆域，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边界。你不能拿国作为一个永远神圣的东西。”
我问：“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有那么高涨吗？”许先生说：“有。美国人的爱国情绪，等于一种宗教的情绪，说美国的自由*制度是完美的，是人类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爱惜这个东西。还有，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移民丢弃了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寻找他认为好的地方。在寻找以后，他才会珍惜，会护卫这个国家。”
我又问：“美国制度真的如他们想的那么完美吗？”许先生说：“不是。这是美国的一些知识程度比较差的人，将宗教信仰和政体之间画了等号。像这次总统选举，麦凯恩就是将爱国主义打出来，结果得到很少的票。奥巴马将人的自主权打出来，将社会公义和公道打出来，他得的票就很高。所以，将来美国的路线逐渐会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国家的角色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对外求光荣。麦凯恩对外求光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
我笑道：“这次总统选举您投票了吗？”许先生说：“我走以前就去投了，我预先将选票封在信封里，寄到那里保存起来，到开票的时候一起开。在美国，制度如此。”
我说：“来南京看您的临行那天，我打电话给余英时先生，他正在看总统选举的电视，我问他投给谁了，他说投给奥巴马。您也是吗？”“当然是。麦凯恩是帝国主义！”
我脱口而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不能找到一种对未来有启示的制度？”许先生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模式，不知道，但将来一定会变。我们下一代严肃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想：怎么才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最好的合作方式？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心里有一成不变的理想。”
教徒当如王小波
许先生常说自己一辈子幸运。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这固然是天生的不幸。然而，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辅仁中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受到师辈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许先生年近八十，依然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陆奔波，最重要的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我曾经向许先生提过，他写的悼念文章可以集成一本《师友杂忆》。李济之、沈刚伯、王世杰、杨庆堃、钱穆、严耕望、张光直……重温这些风流人物的旧事，可见中国百年学术史的侧影。有一次我随口说：“您写的悼念文章真好。”许先生即刻说：“我悼念他们每个人时，都是用最真诚的感情来写的！”而他最不愿意写的《忆王小波》一文，力透纸背，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泪水全流在心里。许先生回忆师生二人在研究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对此感念不已。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小 引（8）
在大陆，我常常遇上“王小波门下走狗”，最常听的一句话是：“你采访的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很有学问。”而当我到台湾时，见到许先生培养的学生，常听他们问的一句话是：“许先生的学生王小波在大陆是不是影响很大？”印象颇深的是和王汎森先生、陈永发先生吃饭的那次，大概他们二位都没怎么看过王小波的作品，因而问得比较仔细：何以从大陆来台湾访问的人竟会称王小波为“当代文学第一人”？我尽我所知相告，却自知未解王小波文章之万一，便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起手，以“一个自由主义的人”总结。
当然，在台湾谈王小波，我想最直观的方式是提起《联合报》文学奖。1991年，许先生跟《联合报》同仁讲：“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篇文章给你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得奖感言中说：“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这笔丰厚的奖金使王小波从此退职家居，用许太太的话讲，就是“他成了个体户”。
《王小波年谱简编》中记载：“1984年，三十二岁。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
王小波在《生命科学与骗术》一文中说：“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李银河接受媒体访问的一段话：“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许倬云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成就的人，而且文笔特别好。小波在他的文章中提道：我的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看科学。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看成怪物，洪水猛兽；后来又把它当成神灵，偶像，盲目崇拜。许倬云认为，科学是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有乐趣。许倬云的好多思想对小波启发挺大。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许倬云提的意见，其中有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是说，你还得炼字炼句。小波当时的文字功力，用许倬云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好。这对小波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他听了许倬云的评价以后，确实下了一番大功夫。”
有一天下午，许先生突然对我说：“现在大陆上老谈文艺复兴的问题。我举个例子，王小波所代表的现象。王小波同时代的作家，到今天还被那么多的年轻人喜爱怀念的不多。对不对？他死了，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为什么？他提出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是中国向往的，对不对？”不知何故，我一时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许先生欣赏的学生陆远带我在南京大学旁边的咖啡馆泡到深夜，话题重心是许先生已经逝去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聊得最深的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问题。陆远兄在评《访问历史》的文章开头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愿留心文化老人去世的消息，一俟发现讣闻，就立刻转在自己的博客里。有一次，一个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博士发现了我的博客，留言里撂下这么一句话：你心理怎么这么阴暗，尽关注这些死人的事？我甚至有点‘因其彷徨’了，对自己说：这些人真的不再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了吗？”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小 引（9）
敬畏和悲悯
1957年圣诞前夕，许倬云被推进手术室，准备接受第一次矫治手术。主治大夫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他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许倬云的麻醉房，一面找手套，一面和许倬云握手，俯着瘦长的身子对许倬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许倬云又一次和赫却医生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赫却医生说自己的“主宰”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知识与理智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只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还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后，我问许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许先生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听基督教的道理的。但后来我在芝加哥的神学院里面住了五年，一半在神学院宿舍，一半在医院，我得到机会，将基督教的思想重新整理一遍。所以，后来我就不信基督教了。但是，我和曼丽结婚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教堂里行礼。因为那个教堂里的牧师是非常自由主义的老牧师，他认为我比一般的基督徒还基督徒，他愿意替我们证婚。”
我请教关于宗教的问题，许先生说：“这是人类学上研究的课题。人有宗教情绪，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无法躲开的。因为人对天地的大变化、日月的运转、命运、生死等大问题都不可知，谓之于天，谓之于神。看见疾风暴雨，看见天光云影，人都有一种情绪，忽然改变于力量之下，欣赏于伟大之下。这不仅是宗教本身的起源，也是许多思想家提出终极关怀的重大课题的原因。所以，宗教情绪自然存在人性里，我想，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在智慧上、情感上，人要提出一些大问题，如果人不提出大问题，浑浑噩噩，比猴子高明不了多少。宗教情绪是一种敬畏，一种怜惜，一种悲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仰望。”
我说：“小时候读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许倬云谈话录全文阅读 作者：许倬云、李怀宇 《许倬云谈话录》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许倬云谈话录全文阅读页面。

四 : 历史大脉络全文阅读 作者：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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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古代文明：历史大脉络 作者：许倬云


许倬云自述：平生所学，未负师友（1）
一、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二、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许倬云自述：平生所学，未负师友（2）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三、追忆王世杰帮忙做杂务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四、斥责李敖成了攻击目标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第二章　中国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时代的变化
中国地区幅员广大，内部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可以划分为许多区域。各区域之间，又因为壤地相接，并无难以跨越的障碍，以致各区域的文化发展与其相邻文化经常互相影响，甚至逐渐融会。这种现象与上一章两河、埃及、印度各种古代文化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地区的文化发展是不断融合，最后趋于大同小异的面貌，而两河、埃及与印度三区，论其涵盖的总面积比广义中国的范围大不了多少，却长期区隔为独自发展的系列。若以农业及聚落的出现作为指标，中国地区的农业，在距今一万年前即已出现。北方以河北磁山的黍稷（小米）为至今最早的遗存，南方则以湖南澧县的稻米为最早的遗存。黍稷与稻米文化的分布，大致以秦岭淮河线为分界，但是中间的过渡地带相当大，而且黍稷的栽培也可见于南方高地山岭。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众多，超过任何其他地区，然而，由于大部分遗址是在现代建设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现的，难以作预先设计的全面发掘，因此中国考古学上罕见两河流域那种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一个城市的考古工作。中国的考古发现，以居住与墓葬为多，由文物内容我们可以探索古人生活，但与两河、埃及考古所得相比，较少大型建筑的全貌（例如金字塔、神庙）。
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于由古代器物的形状与遗址的层位关系重建同一文化的演变过程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从区系类型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至少已对东北、山东、东南、华南、北方与江汉六个地区的变化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这些地区，每一区都有其演变的谱系：例如东北区的红山—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系列；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系列；江汉地区的大溪、屈家岭、青龙泉三个平行而又彼此纠缠的文化系列；北方渭水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由仰韶文化分化为半坡与庙底沟两系文化，庙底沟文化迤逦而东，远达郑州；东南太湖地区则有马家滨—良渚—马桥—吴越文化的系列……凡此发展，都延续数千年之久。在四五千年前，东北、山东与江汉地区的文化，都有过一次由盛而衰的过程，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文物精美，遗址众多，接下去有更为可观的龙山文化，个别聚落比大汶口更大，社会组织也较复杂，但嗣后的岳石文化遗址数量少，文化也较简陋。在距今4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的中衰现象，在东北、河北、江汉、东南都曾出现；反之，中原黄河中下游的庙底沟文化，从未有过红山、良渚文化那种精美玉器，或大汶口与龙山文化那种优质的陶器，却居然一枝独秀，出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宫殿与城市及陶寺遗址的庞大墓地及居住遗址。这一次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还待探索，却是中国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逐渐凝聚的核心，由此发展了可能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大型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从东北进入中心的商代与嗣后从西方而进入中心的周代，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历史的“三代”观念及与此相关的“中原”观念。二里头的城市遗址与商代的城市遗址（偃师、安阳殷墟、洹北），似乎都是政治中心与礼仪中心，从其宗庙的位置及其规模言之，这些中心的政治功能，其实与礼仪功能难以区隔。中国古代的信仰，应有崇拜自然力的神祇信仰与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两个不同的方向。红山与良渚的精美玉器，毋宁是崇拜神祇的巫觋之法器，而商周的祖宗崇拜则以宗庙祭祀祖先。“中原”的“三代”，以祖先崇拜为主，宗庙乃统治阶层的权力所寄，是以此后的中国文化中慎终追远成为十分重要的观念。二里头遗址中，有相当面积是制造石器与陶器的作坊，有一处还堆积了大量松绿石的石材。由此观之，二里头的古城，也是一个制造中心，至于制成的成品，是否也是外销的商品，抑是由别处取来原料在此制作自用，目前不能确定。至少，这些石料与石材必定来自他处，则二里头也是一个资料集散地，是一个类似两河流域商业城市的聚落。
河北的藁城与湖北的盘龙城，都是商王朝外围的城市，应是卫戍城市，军事性与政治性应强于礼仪性。周人由西陲进入中原，取代商王朝，统治了中原。周代的封建制度众建诸侯，以为藩屏，自周代在陕西的老根据地，逐步分封子孙亲戚，纷纷建国，今日的陕西、河南、淮河、山东、山西、河北，都有周人封国。一个“国”，其实是一个中心城市加上若干卫星城市，以“点”控御四周的“面”。周代的封建，启动了小区扩大与凝聚的过程，从城市发展为城邦，然后充实为领土国家。
春秋时期，中原与南方之吴越的对峙与互动，促成中国南北两个文化大区域的融合。另一方面，有一些政治—军事—礼仪功能的城市，例如临淄、邯郸、咸阳、郢、宜阳等，因为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成为地区性的制造与贸易中心。这些商业城市构成一个网络，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整合，创造了“天下定于一”的经济条件，结合文化上的整合，中国终于走向统一的“天下国家”。西周王国解体，本来依赖宗族维系的封建体系，在春秋战国近六百年间，竟逐步转化，完成了从城市到天下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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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1）
中国的文字系统，起源于何时，至今还不能断言。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偶见一些符号，可能即是当时的文字。至少大汶口文化的一些陶文，例如日、火、山形的合文，虽然相当抽象，但已具造字的原理。而且这些陶文在不同地点出土的陶器上出现，表示其似乎已经约定俗成。可是，这些陶文都只是偶然一见，此外并没有成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铜器上常出现几个符号，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个别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句。也许远古已有文字，却因书写工具朽腐，遂不能留下篇章，以供后人从中窥知古人的思想。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前者笔画较简，后者较繁，但二者之间，仍有互通的造字与组句的原则。为此，卜辞是简体，金文是繁体。卜辞与金文，因其文句简短而且限于祭祀或礼仪之用，从中绎，也不过是对于祖先的礼敬及对于自然力（例如天、山、河、风）的敬畏。古人大约只有神祇信仰与祖先崇拜，简约言之，即是敬天与法祖两类。但是二者不是互斥的，在各个族群里却也可能各有所偏；例如，红山文化可能是敬天的文化，而商文化则是法祖的文化。合而为之，敬天法祖的观念，自远古起即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在祖先之前执掌礼仪是祝卜，在神祇之前专司通灵的人物是巫觋，这两类人物，都因其神圣的任务，既是专业的知识保存者，也是能作抽象思考的学者，他们即是后世思想家的前驱。
可作为探索古代思想的典范，至少有《尚书》、《诗经》、《易经》、《仪礼》、《礼记》及《春秋》经传诸种经典，凡此都是北方文化的产品。在江汉地区，《楚辞》之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方的信仰与思想方式。至于古代思想家的系派，则以孔子、孟子、荀子一系列的儒家为北方主流，以老子、庄子、杨朱代表南方的系统，而又有衍生于儒家的法家、接近于自然的阴阳家、出于儒家而又反对儒家的墨家及专论逻辑的名家。南北交融，遂整合为中国思想体系，则当在秦汉以后了。
这些系派的分类，其实出于汉人的分类，并不能反映中国思想的实际演变过程，我们毋宁依照若干观念的转化来探讨中国思想的发展。
敬神，是对于自然而神秘力量的敬畏；法祖，是对于父母感情的延伸。两者都未必具有超越的内涵，也未必有道德的意义。这种敬畏的超越，于自我及现实，当是在商周之际对于“天命”的认知。《尚书》与《诗经》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也是奖善罚恶的道德性主宰。周人代殷商取得天下，自以为“天命”的裁决。这一突破，或可认作古代中国文明的开始，从此而后，即有善恶是非之分，生命有了指标与方向，遂有人生终极的意义。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文书“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均可解读为人性的意义；此处的“性”可以是人类共有的属性特质，也可以是个人特有的禀赋，“命”则既是天赋的使命，也是由禀赋确定的命运。两者都是超越于单纯的存在，而有一定的庄严。《礼记》和郭店文书均为战国至汉代的文献，其中观念也是古代观念合理的延展。我们无妨由此解读，认知中国文明之所谓人文精神，即是由命与性的定义导出。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2）
西周贵族社会，将周室王权追溯于列代祖先接受的天命。前述神祇与祖宗信仰的结合，在“天命”之笼罩下，一切礼仪，已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神明与祖灵，而是具有庄严意义的“礼”，即由如何遵行礼仪转变为“当为”与“不当为”的尺度标准。
孔子的出现，进一步将贵族的“礼”制当作每一个人都该遵守的行为准则，“礼”还是一个人文社会维持其文明的通则。礼是外在的规范，与之相应的则是“人”内在的本质。孔子揭出了“仁”的观念，以落实人性。“仁”字原本是意指“美好”的形容词。同时，在“仁”与“不仁”的意义，又作感受解。果实的核心是“仁”，则是认知果实为植物生命之所寄。孔子重新诠释“仁”字，赋予人性最根本、最美善的本质。于是外在的规范，有了内在孕育的人性本质，若能发扬人性中这一分“仁”，人即成全了其为“人”的“命”。
墨子原来可能是从儒门中分出， 但其着眼点不在于个别“人”完成的人“性”，而提出了群体的公义及如何促成群体共同福祉的机制。孔子身后，墨家成为显学，则可能与春秋末列国国家功能渐强而有了以国为本体的群体意识有关。孟子为了反驳墨家，将仁义结合为内外的一体，仍是发扬光大孔子的“仁”。
在墨子为显学的时代，杨朱的个人主义也是显学，这一主张可能与淮汉南方的文化传统有关。南方气候温和，植物易于生长，个人独立也能谋生，因此不必强求群体中的合作互助，却重视个体的自尊与自主。在这一系统中，老子与庄子当然提出较杨朱学说更为清楚的论述。于是自从战国时代以来，儒道两家互为影响，到了汉初还未十分融合，这一长期的纠葛终于在南北朝以后形成中国思想中互补的两翼。
另一方面，荀子从孔子思想中特别提出“礼”的部分，扩大“礼”的内涵，包含典章制度与法律。修道之谓“教”，则联系外在的礼与内在的仁义。这一理论系统中，个人的修为与国家的治理有密切关系。法令以礼教为本，而以“学”自进趋于群体“大道”的实现。
东方沿海地区发展的阴阳五行之学，可能是由古代神祇信仰演变的思想体系，则致力于理解自然力及配合自然力的互动。这一系统的思想，重点在于“变”，而且注视人与自然界的互动，以厘清天人之际的变化。阴阳五行两家的基本观念，当与《易经》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法家及名家，一是管理的方法，一是辩论与思考的方法，并不涉及目的。
到了汉代，上述诸家思想之间不断辩诘，互相影响。《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礼记》中的若干篇章，都多多少少是一家学派，在与别家辩诘过程中发展为一定程度的综合。先秦诸家，经过辩证的综合，则是董仲舒提出的巨大体系，熔诸家于一炉。董仲舒的理论，大体是以“变化”为主轴，其中诸种力量相生又相制，尤以阴阳两极互补而又不得走极端。个人为群体，是延续的扩大，而不是悖反对立。于是社会的扩大、空间的盈缩与时局的变化，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人在其中，承受体系的涵盖与约束，而又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参与不断变化的大道。这一系统，成为中国人长期思想的模式，直到佛教进入中国才有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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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河、埃及、希腊、罗马与印度的思维模式
本章牵涉许多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难以在此详述细节，是以仅就有关西方主流思想形态的部分稍加论述。
两河流域的泥版文字，经过解读，颇多古代传说与文学数据引人注意者，一寓言方式的歌谣，其内容均是两种事物的对比或互讽，例如雨水与烈风、甜水与苦水、牧人与农夫等，凡此对话，呈现对立的二元，彼此互斥而不能相容。二元论的思维，在两河思想体系，例如在波斯发展的祆教及后来的摩尼教，都是善恶两分的思维模式，颇继承了古代两河神话中神魔相争的传统。
二元思想，也呈现于严冬与春天、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等诸种更迭，严冬来袭，春神潜居黑暗的洞穴，人们必须经过努力，甚至牺牲，才能唤回春天，也唤回生命。这种仪式，就是后世基督教生命与复活观念的滥觞。救回春天与生命的英雄，例如古代传说中的马道克，原是神魔大战中的神将，在巴比伦时代演变成为救世主的形象，功在救回春天与生命，以此受人膜拜。凡此救赎与复活的主题，不仅在后世基督教教义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许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
由壁画及纸莎草文献中可知，埃及古代信仰长期延续了多神信仰的传统。但在公元前14世纪时，法老阿克那顿主导了独一尊神的信仰改革，以太阳神为独一尊神，他君临宇宙，赋众生以生命，不论猛狮或小草都受太阳神的庇佑。这次宗教改革，不久即因各地神庙祭司的联合反对终于失败。可是这一事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一尊神的观念。当时正有许多犹太人在埃及帝国为奴，后来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离开埃及，回到故乡。摩西提出的《十诫》乃是古代犹太教的基石，其中独尊单一真神——上帝，是否是受阿克那顿信仰改革的影响？我们虽难确定，却也十分可能，更堪注意者，阿克那顿的太阳神是普世的真神，这一普世特性其实与犹太教的族群神性质不合。犹太人自命为上帝选民，受上帝的特别恩宠。但在犹太人屡次经过亡国之恸、族群离散之苦后，却也逐渐将自以为以色列独自的尊神转变为普世的真神。基督教初期的发展，保罗是一位关键的人物，经过他们发扬阐释，以色列的上帝遂完全转变为人类共有的普世真神。
古代希腊的斯多噶学派，在中文往往译作禁欲主义，其实这一派的思想主旨在于修身养性，颇与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相似。这一宗派堪称为西方的儒家，在希腊化时代及罗马时代是地中海地区的显学，其影响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宗派。那时，基督教还正在发展的初阶，吸收了斯多噶学派伦理道德的观念，丰富了原来族群信仰所不足的超越理念。尤其是这一宗派主张宇宙间有一个终极的逻各斯（logos），颇类似中国的“道”。在基督教《新约圣经》中“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即是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观念，转化为上帝代表的超越理念。与斯多噶思想同时，希腊哲学的伊壁鸠鲁宗派，中文常译为享乐主义者，其实也是误译。这一宗派的思想，以人生求其愉悦为目的，但是并不主张过分的享用，更反对贪欲与追逐名利，毋宁与中国道家的天然率性相近。这一宗派主张宇宙的客观存在，甚至提出“原子”（atom）是宇宙的基本物质，在近代科学发展后，这一派的理念竟可称为远祖。
犬儒学派，中文常称之为嘲讽的学风，也是误解这一学派以个人自尊自在为志，不在乎世俗的虚荣与享受，生活但求自适，是绝对的个人主义，颇类似中国古代的杨朱学派。至于毕达哥拉斯，则以为宇宙之理可由数字译码，实是数学之祖。若与中国古代学派相比，颇似阴阳五行家的术数之学。这些希腊的思想派别，竟与中国古代诸家可以挂号相比，当然两个古代文明仍有相当差别。大致言之，中国思想重入世的人文与群己伦理，希腊思想则重视宇宙之理及个人的自主。中国与希腊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均有从“实有”的方向思考，古代印度文明却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思考来讨论宇宙与人生的虚幻。
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四吠陀”及《奥义书》，原是多神信仰的仪礼，其内容无非如何祭祀礼教神祇。为了通灵神游，这些祭司阶级（婆罗门）经常服用或熏烧药物，以期达到忘我境界。这些仪礼并不讨论人生与宇宙存在的意义，因此，吠陀文化并无超越性质。
佛陀出世，没有为婆罗门教提供超越的意义，而初期佛教是对于婆罗门教的反动。释迦牟尼认为生老病死，四谛皆苦，但一日在世，还是必须遵循八正道，而不能有恶言恶行。佛教的终极意义，即是诸法皆空。凡所见诸相，无非心念所动的虚幻。从自己心念构建的人相我相，不过是梦幻泡影。
早期佛家应是无神论，可是佛陀之后，僧侣发展为信佛的宗教，原来还只是从辩证中自求解脱，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亚，受了当地启示性宗教的影响，遂从自度转化为度人。由中亚传入中国，中土的佛教已不是自度的思辨，而是以救赎众生为其志业了。在中国，经过将近1000年的消化，度人的佛教与经世济人的儒家逐渐相融，将入世与出世融合为自救与度人，而成就两方面兼顾的志业。
各地人群，除了谋生求活之外，总会对自身所处的宇宙及宇宙中其他人群与自身的关系充满疑问，不断探寻其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提出这些超越于求生的问题——期待突破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创文明。各地人群各有其提问的方向，因此决定了其解答的可能范围。本章所述，乃是两三千年来人类文明已走过的旅程，一路行来，纠缠交叉，彼此影响，终于走到今天的世界。如此走下去，走到哪一境地，也全靠人类自己的抉择了。


第五章　中国秦汉帝国的形态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当时的“天下”，中国即成为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从此以往，这一政治体虽有分合，“中国”的本部总是一个国体，而且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也是依附在“中国”这一观念上。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在同一个统治机制下，一般平民百姓虽有贫富之分，人的地位也有高有低，却没有永久的贵族与大量永远不能翻身的奴隶。大多数国民，都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下交粮纳税，也由同一法律规范其生活所依的秩序。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参见第六章）。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国家形态，经过长期的凝聚，“中国”这一观念竟界定了“中国”的存在。类似的国家形态，是最近数百年出现的主权国家，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历史上，中国的编户齐民制可能是延续最长久的例子了。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简称官僚）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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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是古代的大帝国，其声势颇与东方的中国相埒。不过，中国有其发展及凝聚的特点，这三个古代的大邦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三个古代世界，在后世走上不同的途径，其影响及于今日。复杂文化系统的开展，时时有重要的转折，然而其发轫之初即决定了以后逐步前进的方向。
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亚非世界来看，今日的伊朗地区只是文明的边缘。却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波斯崛起为中东的主角。波斯由米提亚发展，正值古代中东由盛而衰之际，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因长期争夺霸权都已疲惫。波斯从今日波斯湾起家，很快席卷中东，奄有古代最为繁盛的地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由效率不低的驿传来传递讯息。全国分为几个省区，总督听命于中央，收取地方的资源，以供帝国朝廷之用。波斯皇帝不但有一支强悍善战的中央禁卫军，随时可以开拔征讨，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内外臣民。
波斯帝国可称为古代罕见的战争机器。皇帝的权力在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加强了绝对的专制特性。也许正因为波斯以征战是务，这一强权也在征伐中栽了大跟头。经过三代名王的努力，波斯先崛起为中东的陆上霸主，旋即致力于征服地中海。波斯与希腊诸邦的联军对峙数十年。公元前429年强大的波斯败于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同年又被雅典组织的舰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古代亚洲陆权与欧洲海权的争衡竟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崛起的历史背景。
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亚历山大在希腊边远地区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共主地位。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盛极一时，终究未能在亚洲陆地长久存在。他英年早逝，庞大的帝国根本未曾凝聚，即分裂为三块。其中在中东的一块，终于由一个中亚草原上的族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安息国。这个中东大国，俨然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汉代中国的丝道逐渐开通，安息属于东西贸易西端的枢纽，蒙利甚丰。但是，这一富有的大国，也正如其前身的波斯，同样不能摆脱与地中海霸权争衡的历史孽缘。安息在战争中逐渐消耗，未及整合成为中东的核心，即在古罗马的扩张中卷入了数百年的拉锯战。
3世纪，波斯贵族推翻安息政权，建立了萨珊王朝，继安息而为第三个波斯帝国。萨珊波斯继续与罗马争夺霸权，其主要对手，已是罗马分裂后的东罗马。双方斗争四百年，前半段是萨珊占上风，后半段则是东罗马逼垮了波斯。在这一段中古时期的欧亚争霸过程中，还有欧亚大陆内地大族群在向西移动，即欧洲历史上所谓“蛮族”入侵。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潮水般拥入中东及欧洲。萨珊波斯与东西两个罗马都承受了极大的冲击。以波斯为核心的中东，终于在新兴###教崛起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教权与皇权（有时是部落酋长的权力）结合为中东政治体的特色，至今仍大致未变。
在地中海上，古希腊是前期的主导者。希腊城邦系由部族转化形成的共同体。我们常以为希腊城邦制以雅典为代表，是###政治的祖源。其实，希腊城邦毋宁是军事部落与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希腊与波斯争斗时，希腊诸邦曾以联盟的方式两度击败波斯，但是，希腊诸邦的内斗也十分激烈。统一希腊的马其顿，竟不是一个城邦，而是部落转化的王国。亚历山大不仅是希腊的共主，也是泛希腊化地中海的君王。他的帝国是军事征服的成果，却没有凝聚为一个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在他身死之后，他的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接续了地中海的霸权，甚至欧洲的霸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早期罗马共和国，不过是泛希腊世界边缘的一个城邦，由意大利半岛上的部族模仿希腊城邦的制度，崛起为地中海的主人。共和国是罗马城内大族领袖结合的政治体，实权在###院的寡头政治。经历了公元前1世纪恺撒、庞培与克拉苏和安东尼、雷必达与屋大维前后“三雄”的斗争，终于将罗马转化为君主政体。军事领袖挟兵权夺取政权，这一帝国又演变为将军们轮流称帝的军事政权。罗马的扩张，自罗马共和国起，从无停息。罗马军团兵锋四出，出征的大军，就留居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于是，罗马在不断胜利的同时，也耗费了自己的国民人口资源。罗马人不够了，伊特拉斯坎人不够了，意大利人不够了。一次又一次，“公民权”的不断扩大，一批又一批的异族进入了罗马，也改换了“罗马”的性质。条条大路通罗马，欧洲因此也改变了。
帝国之内，每一片新得到的领土，都与“罗马”有特殊的关系，经过当地原有族群与罗马军团的“协商”，构成各处领土的权力集团。罗马法律理论上是帝国共同的法律，实际上各地原有的法律也还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罗马总督的裁决，而是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决了耶稣。
在中古时代，所谓“蛮族”入侵，实质上已为罗马送终。罗马分裂为二，西罗马在混乱中消失了，东罗马则实质上是亚洲陆地的帝国，其性质更近于波斯以来的东方专制，其中已没有多少“罗马”成分。在一片军人与蛮族的扰攘之中，罗马的权力落在基督教教团手中。信仰这一新兴宗教的军人，拱手让教会取得统治权。僧侣们的领袖，号称使徒彼得继承者的罗马主教成为罗马的教皇；许多教区主教则形同地方首长，分别结合了部族的军事领袖与商业城市的富商大贾，在欧洲建立了前所未见的神权政治体系。
从波斯帝国到###教的崛起，中东没有像中国帝国的皇权加上文官系统的那种政体。同样的，由希腊经过罗马到天主教教廷的公教体系，欧洲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皇权与文官系统结合的政体。中东与欧洲的教士，都是以超越人间的上帝为其权力的依据。他们都是以“出世”与超越的理念为号召取得权力的，不像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以“入世”的态度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鹄的。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1）
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今日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7年达伽马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这两件历史事件之后，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可交流，从此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人类历史不再能以分区的格局处理，我们将1500年当作近古历史时代的开始，从此人类社会一步一步走向不能分割的整体。
欧洲人开拓新航道的动机，是由于###势力在中东拦截东方与西方的商船，以至东方商品流入欧洲市场时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在大西洋海岸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也想在奇货可居的市场上寻求丰厚的利润。他们原来的想法，只不过是绕行非洲进入印度洋，可以与中国及南海的航道接上，取得南海的香料与中国的瓷器、丝、茶，顺道还可取得非洲的象牙与宝石。哥伦布到达美洲，是误读地理，以为绕行地球也可到达中国与印度。这一结果，为哥伦布所始料不及，却开启了世界历史十分重要的转折。
然而，新航路的开通，给非洲及美洲的人类族群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美洲原住居民，即哥伦布称为印第安的人种，原来是从亚洲一波一波移民美洲的。在那广袤的大陆上，经过数万年的努力，已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组织了大型的复杂社会。在欧洲人到达之时，美洲人的政权形态已有中美洲的玛雅与阿兹特克及南美的印加诸帝国，也有北美的伊洛奎部族联盟，都具有自己的管理制度。
欧洲人到达美洲，带来了灾害。西班牙人到了美洲，垂涎当地丰富的金银资源，西班牙人科第斯于1519年进入今日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他在阿兹特克君主热诚欢迎他时将主人囚禁，杀害了当地的许多贵族，毁灭了这一国家的都城，奴役了当地的居民。
1532年西班牙人皮沙罗进入今日智利的印加帝国，也是在接受友好的欢迎后出其不意地囚禁印加的君主，勒索满屋的黄金与白银，却并不实践释放俘虏的诺言，杀害了印加君主与百官群臣，使印加沦为西班牙属地。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例如天花与梅毒，是当地土著前所未有的。美洲原居民不具抗疫性，被感染之后，大批死亡，以致土著人口十不存一。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传教士，视原居民的信仰为异端，欲尽力毁灭而后快。于是他们焚烧一切原居民以自己文字书写的书籍与记录。今日学者花了不少气力，才可以勉强解读一部分遗址刻石的原居民文字。这样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欧洲人绕航非洲海岸时，已开始把非洲人掳掠到欧洲，出卖为奴。欧洲人占领美洲后，既然原居民已孑遗不多，为了开拓所需的劳动力，葡萄牙人与欧洲犹太商人合作，有计划地俘获非洲西岸居民，将他们运往美洲，出卖为奴。在航程中，上了镣铐的黑人，因为拥挤与虐待，死者往往泰半。幸存者在美洲世代为人奴役，至今美洲的非洲后裔，虽然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终觉还是弱势的族群。
欧洲船舰进入印度洋与太平洋时，航道所经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印度尼西亚群岛、婆罗洲、菲律宾群岛等处，本来都有大大小小的政权独立自治。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率领舰队屡次下西洋，这些岛国都见记载。郑和的远航，与各地建立了封贡关系。但是中国其实并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也未有官方支持的殖民活动发生。但在欧洲人到达后，这些岛屿一处一处沦为欧洲海上列强的殖民地，不仅是他们航道上的中途休息站，也是掠夺当地资源的据点。在欧洲人未到东方之前，东方与西方间的航运，除了波斯、印度、###的大型商船长程运送商品之外，航道上各站之间的短程递运是由当地小型船只运送，是以这些小国也分润了东方与西方之间长程贸易的利润。欧洲大型高桅船进入东方海域，长程贸易的利益被这些大型船队独占，当地人不再有余利可论。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2）
因此大洋航线的开拓，使欧洲诸国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是荷兰、英国掠夺了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各地的资源，也据有了这些海洋族群的土地与人民。这一转变，遂使欧洲在以后的世界取得主导的地位，独占世界鳌头。从此，欧洲殖民帝国掌握了亚洲、非洲这些族群的宗主权。要到20世纪的下半期，欧洲殖民帝国（尤其是最大、最主要的英国）方才解体。这是大洋航道开通以后，世界历史不能逆转地受其长期影响，甚至在殖民帝国瓦解后，西方的文化已完全覆盖了各地原有的土著文化！
大洋航道的开通促成了全球经济网络的成形。大洋航道可分两条：一是从欧洲绕航非洲的路线；一是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达墨西哥，再经过墨西哥地峡的短程旱路，从阿可坡可下太平洋，再横越太平洋到达东亚及其海外诸岛。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6世纪是这两条航线上的主人，但荷兰与英国随即加入竞争，最后的霸主是英国。经过大洋航道，东方的商品运往欧洲，然而欧洲在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并没有冲销输入商品的本钱。他们取得南海及非洲的资源，例如香料、珍宝，其实是###裸的武力攫夺。但为了购买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及一些工艺制品，西班牙人以从美洲掠夺的白银支付。19世纪的英国商人则以鸦片作为平衡贸易逆差的货源。
在16世纪及17世纪间，美洲的贵金属、黄金及一部分白银流入欧洲，支持了欧洲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白银又流入东方。大量贵金属流入西欧与东亚，一部分用于装饰品，大部分在各地流转，成为货币。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在欧洲与中国，都有物价上涨的现象。西欧的历史上，称这一现象为物价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则是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相当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两个相似的现象，其引发的后果却完全不同。
在欧洲，取得金银最多的西班牙，把金银只消费于建筑宫殿及支付贵族们的豪奢生活。那些商人、工匠集中的城市，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甚丰，也创造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累积资金及不断提升工艺水平。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他们在日后将是推动近代学术的主力。相对而言，欧洲旧的地主贵族，则因为地租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渐渐丧失了经济优势。若以地区论，中欧地区城市受益不少；英国则后来居上，掌握了不少海外资源与贸易利润，也在经济上超越了西班牙，成为世界性经济网络的主要受益者。
在中国，由于丝绸、瓷器及茶叶都是长江以南的东南与华南地区的产品，甚至后来外销南洋及美洲的日用工艺品也是在南方生产（例如广东佛山生产的铁器、福建福州的漆器），于是中国东南与华南持续了将近三百年（16至19世纪）的经济繁荣。这些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市镇十分密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额，已不足供应当地迅速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长江流域的腹地，尤其是湖广、四川由于供应沿海食粮，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相较于中国的南部，华北五省、旧日的中原、首善之区则并未蒙受大洋航道带来的经济利益。每次改朝换代带来的战争致使水利得不到维修而造成的旱潦天灾，首都（北京）大量人口的消耗，北方各地受明代封藩的剥削，北方三边（陕西的固原、宁夏、延绥）的外患等，都使此地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穷。富裕的南方与贫困的北方，彼此之间，又因明代国家机器运作效率太差，并不能有挹注互补。中国实质上形成两个经济体：北方内陆的农林与沿江沿海的市镇。在明代末期，国家机器只能习惯性地收夺农村的资源，以其人力物力却不能从富裕的市镇汲取财富，以应付内乱（流寇）与外患（辽东与北边的防御）！
欧洲整体经济的扩张，必须有相当配合的条件，方足以持续其增长。14世纪欧洲大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劳力不足，促使欧洲走向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中欧与西欧富裕后，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终于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列国体制。
中国却丧失了走向改弦更张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东南知识分子反省文化传统，寻求思想新方向的运动，则因为清政权的压制，不能继长增富。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中国始终是一个整体，不像欧洲分割为许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国也不能有局部独立发展的“隔舱”效应。明亡清兴及日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将全部一起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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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驱逐双屿葡萄牙人时，该地已有数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货仓、码头、街道，俨然有了相当规模。朱纨驱逐葡人，为人告发擅专诛戮；政府查讯，朱纨自杀，海禁遂得稍纾。此后海禁时紧时开，并无定规。1553年，葡人从广东地方官员手中取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利。自那时开始，澳门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达四百年之久！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2）
中国人投资海外贸易者，并不仅限于沿海百姓。安徽商人许一、许二（许栋）等兄弟四人，即以徽商资金投资造船航海经商。许氏四人，即是双屿之役中先后为明廷治罪的商户。同时，汪直、徐海也都是徽商转入海外贸易的人物，倭寇之乱中，汪、徐都是著名的“奸人”。在日本锁国政策下，若干九州岛藩主的部下“浪人”在禁令下谋求国际贸易的厚利。“倭寇”到达中国口岸，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诸人努力清剿，方将浙闽沿海肃清。当事人很清楚，倭寇之中，“真倭”之外，也有华人及西洋人在内。这种海商或海盗，其成分的确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亦商亦盗的特质，其实与西、葡、荷、英的海上势力也是相同的。
明代国际贸易大致情形是，西、葡、荷兰诸国的高桅大船，以马六甲（葡）、吕宋（西）、巴达维亚（荷）为基地，东方海商则由中国近海转驳商货，再由印度洋转大西洋运往欧洲，或由今日墨西哥的阿可坡可转陆路跨越地峡，进墨西哥湾登船横渡大西洋运往欧洲。两条航道的沿路各处，例如东南亚、印度、非洲及美洲殖民地，也消纳一部分中国的商货。日本长崎及印度果亚都是中继站，也是市场口岸。
中国外销商品已如前述，主要为运销欧洲及中东的丝绸、瓷器，另有各种日用的工艺品则是东南亚及美洲市场的商货。中国收到的货款，已不仅是珍宝、香料，最大部分是墨西哥的白银。中国与日本之间，由于金属比价的差额，中国从日本输入铜斤，向日本输出黄金。西洋商舶在这三角贸易中，也赚了不少。当时墨西哥白银遍天下，在欧洲引发了物价革命，在中国则因此创造了东南、华南长期的经济繁荣。银多铜少，出现白银为主币的现象，以致宋元以来已出现的纸币金融竟又回到银本位的通货。
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以番薯与玉米为最重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清初人口的剧增，颇与这两种作物的大量种植有关。
中国沿海海商集团的活动，历时两个世纪，其中人物，例如前述汪直、徐海，后来的李光忠、陈老、林道干、林凤、袁进、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无不狎弄浪涛，腾跃鲸波。以林凤为例，他曾企图袭击吕宋，但败于明廷水师与西班牙的夹击。又如李旦，在巴达维亚、吕宋与长崎都有寓所及事业，纵横于各处的海上活动。李旦的属下郑芝龙，则成为明末海上势力中最强大的力量。其子郑成功，后来开辟台湾，建立了海上扶余。中国沿海的海上活动，或商或盗，终于在18世纪为清廷的水师剿灭，最后一支势力是数入台湾与广东的蔡牵。几乎同一时期，新兴的美国，编练海军，肃清了加勒比海域的海上势力。
这一段海上活动的历史，除了贸易与劫掠外，也有其更为久远的影响。中国华南居民，自此不断移民南洋。以马六甲为例，该地华人小区至今已有数百年。我犹记忆，那次往访，走在街道上，就如回到明代的广东。一般估计，明清两代移居南洋的华人，人口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后代，仍以马六甲的娘惹为例，长忆中国祖源，自成族群。
回顾历史，16世纪是世界形势的转折点。西方势力向东方扩张，那时中国的实力还胜于西方，只可惜暮气已深，又昧于外面的情形，民间有企图开拓之心，官方则全无向外发展的意愿。时机一过，东方与西方的相对条件完全改观，要再过数百年，进入今日，东方才有重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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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1）
大洋航道的开通，使台湾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台湾，这一个东海上的大岛，是东亚大陆棚的一部分。百万年来，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菲律宾板块的移动，挤压推起了两大板块相接的部分，形成高耸的中央山脉。台湾东岸是一片峭壁，只有狭窄的谷地，西岸是大陆棚的延伸，过了台湾海峡，即是福建沿海丘陵地。台湾海峡其实不深，海峡的宽度也不大，在上次冰河期的后期，海水退落，距今两万年时台湾还与大陆相连，是以大陆的古代动物，颇多在台湾留下化石。
这样一个位置密切的海岛，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却只有三国与隋代两次留下接触的记录。揆其缘故，台湾孤悬海外，难与大陆交通，当与洋流的方向有关。太平洋西端的黑潮，是由南向北的暖流，流过台湾东侧的海面，再往北经过琉球、日本，顺时针方向流往北太平洋。在东亚的岛屿链内侧，另有一条南向的洋流，穿过台湾海峡，向南转向马来半岛，逐渐变弱而消失。这一条洋流，闽台人士称为黑水洋。由海峡北面宽阔海域流进海峡的狭窄水道，是以海峡内的水流十分湍急。在渡海工具还不良好时，人力操作的船只就会被急流冲走，穿峡而过，不能裁流横渡。明清时代，闽南居民开始移民入台，于横渡黑水洋时常被冲向南方，称为“落漈”（闽南方言）。明清航海工具及技术已相当不错，入台还如此艰难，更何况早期的航海条件！
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前，中国的海外交通不外两个方向：北向日本、朝鲜，由浙江或山东北驶；南往东南亚，由福建或广东出海。正东方向并无航线，台湾一岛，不在中国海外交通的路线上，而当地并无大型聚落可以为市场，又无适当产品可以采购谋利，于是台湾竟长期孤悬，未与中国大陆有密切的交通。大陆近海作业的渔船，显然知道有此一岛，是以，北边鸡笼山，南部大员等地名，仍见于航海的记载，也常为通航琉球航线的地理指标，因此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有此海外一岛！
在汉人尚未大批移民以前，台湾的原居民已在此生活很久了。从考古资料言，长滨文化的旧石器，形制与大陆南方的旧石器属于同一类型，是以，6000年前，这些居民已来到台湾。台湾北部及东北部考古遗址颇多玉制品，其玉质及工艺均与浙江良渚文化的遗留相似。澎湖新石器文化的石料，在广东及台湾都有同样的石器。高雄凤鼻头新石器文化的遗存，也与福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相类。是以，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当已有从中国东南及南方迁来的居民。台湾的南端与菲律宾隔了一条狭窄的巴士海峡，西北来往并不困难，也应当有移徙的人口，或由南方来，或往南方去。语言学家认为南岛语系的分布，从各地语言排比上看，当以台湾地区的南岛语为这一语系的源头。但是，南岛语系人群，颇多经过曲折的移徙路线，当黑潮由南往北流时会带来南方的移民，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台湾的考古资料还正在累积中，目前所见，已知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尚不能归纳周密的谱系。目前所知，纵向在时间轴上，各处文化之间尚有不少空白；横向在空间轴上，也还未见笼罩全岛的类型。凡此现象，当然是由于材料不足，史阙有关。至少以目前所知情形，似乎这些古文化，既是局部地区的，也未必是延续不断，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我们以为，台湾目前的原居民族群，未必都是此岛最早的居民。历史上在此生活的族群，或由大陆来，或由南方来，居住在此，长养子孙，却始终不能凝聚为扩及全岛的大型文化共同体，以致分散为许多聚落与族群。今天，原居民的分类不下十余个文化群体；在中国内地居民大量移入前，本地族群与文化的分歧，可能更为有过之。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2）
大洋航道开通使海上形势丕变。中国海外有了西洋船只的帆影出没于海天之际。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先来，分别在澳门与吕宋岛建立据点，以经营东方。荷兰人接踵而至，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基地，也在日本长崎占了一个立足点。但是两地相距遥远，而且中国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主要对象，荷兰人必须在中国附近找到一个基地。他们先尝试占有澎湖，但中国舰队已在此驻守。澎湖驻军长官沈有容志不在战争，遣人告知荷兰舰队，不必打澎湖的主意，还不如尝试在别处发展。1624年，从事海上活动的华人指引荷兰人驶入大员（今台南安平）海域，登陆建立了基地。不久，荷人建筑堡垒据守，并扩展其势力于台南周边，远达南方的琅峤（屏东）。各地原居民，力量当然不能抵抗，荷人遂在南台湾各处的原居民聚落（所谓“番社”）收税传教，俨然收南台为其殖民地。从此到1661年，郑成功入台，次年驱逐荷人，荷人据有南台湾达三十余年之久。（同时，西班牙人也曾尝试在北台湾建立基地，却未能成功。）荷兰人以台湾为转驳站，将商货由此运往巴达维亚，再由高桅船运到欧洲。当时荷人的东方发展，获利甚丰，堪与西、葡鼎足而立，均是大洋航道的霸主。
其实，中国南部的汉人，在荷兰占据南台湾以前，早已在台湾立足。最初，那些在海峡捕鱼的渔船，往往会在台湾停靠，补充淡水与给养。当海上集团（海寇与海商）活跃时，更是可能以台湾为其活动基地。荷兰人侵入澎湖时，不仅明廷驻军知道大员的情形，引领荷人入台湾的也是熟悉海上形势及航道的汉人。据传说，此人是后来纵横海上的李旦。李旦的继承者郑芝龙，曾在今日嘉义附近占有土地，招徕闽人来台垦拓，由郑家给予耕61阅读，这个地区成为欧洲水运的枢纽，荷兰的经济因此脱不开运输与商业。当地农地不足，资源短缺，人们在辛苦中求生存，必须过节俭与勤劳的生活。
17世纪时，荷兰已是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的地盘，当时信仰新教的族群与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之间有过长期的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1648年，战争结束，参战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新教族群得以成立国家，荷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荷兰与比利时分开，则是后来的事。
荷兰在斗争之时，已经趁大洋航道开通的机运，发展了海外贸易，甚至开拓了海外疆土。这一蕞尔小国的海上活动，是由平民百姓发动的。商人们集资合股组织了海外贸易公司。英国早已在1600年成立了皇家特许的东印度公司，荷兰的商家遂于1602年合组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开展海外活动。这一公司曾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舰队，并有数以万计的雇佣兵，在海上护航，也在海外占地，建立据点。荷兰人在南非占了好望角，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到了马六甲，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在日本取得长崎的出岛，在台湾也取得了大员（安平）的基地。这些港口组成荷兰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运网，在国际竞争中，凌驾于早着先机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俨然一时海上霸主。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章 16—18世纪近代西方国家的兴起（2）
荷兰每年的贸易利润十分庞大，不少国民为此投身海外活动。这一国家虽然有奥伦治公爵为其国主，实质上是平民百姓组织的共和国。他们几乎全数参与国家的发展，其动员力量十分可观，不是西、葡那种古老的贵族国可以比拟。可是，荷兰本国的共和政体，并不延伸于海外。他们海外基地的本国人，可以组织议会，但是当地土著居民并没有公民的身份。是以在大员热兰遮城外的汉人与本地原居民，只是殖民当局驱使的劳工及收税的对象而已。
在荷兰不可一世的同时，英国也已崛起。英伦三岛，是欧洲属最西边的土地，其居民包括一波接一波由欧陆进入的族群。这一岛群，在16世纪以前早已是大西洋海上活动的枢纽之一。西、葡两国海外开拓的丰硕成果引起英国也投身海外的发展。英国已有一批有经验的商人与城市居民，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当政时，当时的海上活动，例如德莱克的舰队经常在海上拦截西班牙的商船，洗劫西、葡占有的港口。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反对天主教的立场，自此以后对于打击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集团，不遗余力支持，十分鼓励英国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从1607年建立了今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1620年建立今日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一批又一批的英国殖民者，在新大陆的东岸建立了日后所谓十三州的大小城镇。伊丽莎白女王曾敕封那位海盗王德莱克为爵士，她的宠臣拉莱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就以弗吉尼亚（处女之地）为名，以纪念这位从未结婚的女王。
英国的土地、人口诸种资源，远比荷兰丰厚，而且英国没有参加1618—1648年的那场劳民伤财的三十年战争，积累了力量。因此，在国际竞争中，英国不仅击败了西、葡，也迅速超过了荷兰。英国在美洲夺得了原属荷兰的良港纽约；在东方，英国建立了新加坡，扼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的咽喉。英国商人联合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600），获得伊丽莎白女王赐予的贸易特权，俨然是英国海外开拓事业的专设机构。这一公司的海外工作者克来武等人，巧取豪夺，搞垮庞大的莫卧儿帝国，将印度收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17世纪，曾发生了以市民力量为基础的革命，由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虽然后来英国王室复辟，英国终究发展为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英国的###政治，使其全国国民都参与国家事务，其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堪为现代国家体制楷模。
随荷、英之后进入现代国家之列的是法国与德国，它们于开拓海外上难以与英国竞争，但是在欧洲事务及国际事务方面也是举足轻重的大国。法国自诩为当年查理曼帝国的后人，一向不甘落人之后，为了遏制神圣罗马帝国及教廷的霸权，法国曾悍然参加新教的一方，对抗天主教的联合力量。在不断的国际斗争中，法国有时与英国作战，有时与奥国、西班牙作战，成为一个有强大中央王权的集权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长期的统治期间，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其国力之强大，文化之灿烂，使法国成为当时世界的首善之国。
德国是后起之秀。居住在中欧的日耳曼族群，不甘心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日耳曼的历史，也使他们不能接受教廷的思想约束。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将在另一章讨论。在政治方面，日耳曼族群中的缙绅，是拥有土地的武士之后，他们不是贵族，却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中欧的城市地处交通要道，都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性。这些条件合在一起，日耳曼族群遂在勃兰登堡选侯领导下，建立了普鲁士王国（1701），腓特烈一世与其子威廉，父子两代将普鲁士建设为有强大军力的集权王政。
在荷、英、法、德之外，神圣罗马帝国系统的奥国、西班牙毋宁落日余晖。俄国则在彼得大帝领导下，逐渐发展为东欧巨强，其专制###的程度，欧洲各国无出其右，在以后的世界，俄国成为一个要角。
综合言之，这些欧洲国家的兴起，几乎都有一个相同之处：或则由下而上经过民权的参与，或则由上而下经过中央集权的体制改革，他们都将旧的封建体制政体改组为能够有效动员资源的国家机器。在此后数百年间，这几个大国使欧洲主宰了全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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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鸦片战争的背景（1）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对决。中国失败，被人当头一棒，从此在对外关系上不知所措，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才逐渐知道怎样与列国相处。鸦片战争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中国不但在军事与外交上长期无能，而且对于自己的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相应之道也长期在迷茫中摸索。
本章不拟赘述鸦片战争及其后续发生的史事，却拟叙述一些课本上未必提到的背景。
鸦片一名，源于希腊字根opium（罂粟花液），据说希腊古代神话中“食莲之人，失智迷茫”的“莲花”，可能是罂粟花的误译。###人称罂粟花为阿芙蓉（afyun），是中东医药传统中的宁神剂。唐代药典中已有此物，也是作为宁神剂，当系由当时的中亚引入中国。明代药典本草中，鸦片已是药物。当时东南亚（西洋）诸国入贡，颇有以鸦片为贡品（即商品），数量不大，也十分罕见。中医用鸦片入药，是配合其他药物煎汤服用。自明至清，广州税关的入口税，鸦片都是进口货物，数量不大，税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由此可知，鸦片只是普通药用商品。
大洋航道开通，荷兰人一度占领台湾南部为基地。荷兰人的东方贸易，主要基地是巴达维亚。当时爪哇等地的人，用烟管吸烟的服用鸦片方法，首先传入台湾，然后又从台湾传入闽粤各地。这一吸鸦片的方法，已不再是当作药物，而是寻求麻醉的癖好。从中东到南亚，焚烧麻醉品引人入醉的传统早已有之，中国却从未有过此道。中医的麻醉剂，是以大麻煎煮，用于外科手术。平时日常所用，只有饮酒沉醉，以求忘忧。吸食鸦片烟，也能忘忧，却必然上瘾，其成瘾的强烈程度不是饮酒可以比拟。因此，烟民人数迅速增加。鸦片入口，也由药品一变而为有厚利可图的商品。数量由雍正年间一年输入一百余箱，增长到乾隆中期的一千余箱，三四十年间，入口数量增长了十倍。
这些鸦片，大多由英国的属地孟加拉邦出产，英国遂视鸦片贸易为利薮。为此东印度公司据鸦片贸易为垄断的事业，即使转包私人营业，仍以拍卖许可证的方式控制利权，不使外流。19世纪初（1800）清廷已明令入口船只不许夹带鸦片，英商则运用中国小船走私。私商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迅速增加：1811—1821年每年平均4500箱，1821—1825年每年平均9800箱，1828—1835年每年平均万箱，1838年则为万箱，涨幅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
18至19世纪，由西方商人运入中国的商品，大多为棉花、棉布、毛织品、金属制品及南洋出产的香料。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生丝、丝织品、中药材（大黄等）、瓷器等项。中国进出口的总价值，大约为每年两千万元，三分之二为中国出口，三分之一为入口，中国有三分之一的顺差。西方商人以英商为主，以白银偿付贸易差额。19世纪中，英国推广鸦片后，上述差额翻转，英国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顺差，其中单鸦片一项的价值即超过了中国出口货值。中国反而以白银偿付入口的逆差。在19世纪中（1830年代），中国每年流失的白银超过一千万两。清廷屡次明令禁止走私鸦片入口及走私白银出口。但是虽有禁令，走私依然猖獗：一则烟民人数日增，二则英商利诱中国私商承运承销。这是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贸易的情形。

第三十三章　鸦片战争的背景（2）
此时中国朝野上下也已知道鸦片之害，不仅是经济的一大漏危，而且也是国民健康的一大危害。清廷已认识鸦片贸易问题的严重性，并有放任与严禁两种立场：一派从经济利害的观点，主张鸦片贸易化私为公，课以重税，并以中国自种罂粟，抵制外来的鸦片。这一派以满洲大臣为主，包括军机大臣穆彰阿、两江总督伊里布及直隶总督琦善。当然，他们也有广州十三行洋商及粤海关监文祥的支持。反对开放鸦片贸易的一派，则以汉臣为主，包括屡次上疏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他们是从国民健康及国家长期利益着眼，林则徐奏折中“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名句，最足以代表他们的观点。1839年，道光任命林则徐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驶赴广州；1840年，邓廷桢改任闽浙总督。鸦片战争起，广东海面有林则徐部署的虎门炮台，防守严密。英船北驶，浙江也因邓廷桢的抵抗，英军不得入。而在北上大沽时，直隶总督琦善不予抵抗，仅以61阅读

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2）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却在清朝统治者阶层间引发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林则徐当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第一人。他在处理禁烟事务时，已经了解西人船坚炮利非中国能及。因此，他在澳门购置火炮，架设于虎门炮台等要塞处，同时收购了数艘西方船只，加设武装，编入水师，巡弋粤海。这些措置在抵御英舰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是以英人在粤海不能得逞，不得不转帆北上，侵犯江苏。
林则徐还委托魏源等人，收集澳门等地可以找到的书刊，从中整理有关西方世界的讯息。这一努力，归结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乃是中文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地理与政情的第一本著作。魏源此书是中国近代史了解西方的开山之作，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从《海国图志》中汲取有关西方知识的。魏源以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在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也有其重要的贡献！更为具体的西方经验，则是曾左胡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逐渐采用西式枪械船只，更有戈登等人所谓的“常胜军”（雇佣的洋兵）完全用洋枪、洋炮、洋式练兵法，使湘淮军的领导者充分体会到西方军备的优越性。于是曾左等人设立了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等单位，附带还大量翻译了科技知识的书籍。凡此都是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落实为洋务政策。
进一步的洋务运动，则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军事设施外还致力于配套设施建设，例如电报、铁路、商船以及开矿炼钢等事。这些事业的鼓吹与参与筹划之士，有洋人为顾问，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人吸收新知的源泉，则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林乐知（YoungJohn Allen，1836—1907）等这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在香港与上海编译出版了种种书刊，推动了中国这一波西潮的洪峰巨流。在这些书刊读物中，更堪注意者是他们致力于介绍西方政制、法律、历史与文化。由于他们与华人合作者的宏观视角，使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士方能从船坚炮利的实用境界提升到研究文化与制度方面，了解到中国与西方有巨大而深刻的差别。
这一波西潮，不仅在沿海通商口岸发生，随着传教活动深入内地，教会在许多内陆地区开设了学校与医院，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1832—1905）等人推动的“中华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运动，响应者不下十余个西方国家的“中华内地会”。他们的内地传教活动，将西潮推到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各处，其学校与医院的设立和运行对于中国内地感受西方影响不浅。
因此，19世纪中国门户开放，这一波西方影响，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与由此而兴起的前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1）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改革，也可说是一次革命。日本在野的社会精英夺得了政权，然后从上而下，主导了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组。这一剧烈的改革，却是牺牲不大。一般百姓是被动地进入新的状况，而改革的对象德川政权则已衰败，无法抵抗新兴势力夺取政权。然而，如此大事，参与者必须有强烈的志愿，方可冒险犯难，投身其中。
明治天皇即位时，日本已长期由幕府执政，天皇全无权力，徒拥虚衔而已。反幕的主要人士大多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没有掌握现成的资源。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当是许多因素凑合而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面改革。
鸦片战争使偌大的大清帝国手足无措，竟为几艘英国炮舰逼得割地开埠。这一事件震惊了东亚各国。美国海军统领皮雷又于1853年率领舰队驶来江户（今天的东京）叩关，要求日本开放门户，接着是英国与俄国也要求援美国之例通商贸易。当时日本由德川幕府执政，长期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正如清政权一样，除了接受列强要求外，同样束手无策。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各地诸侯并不完全听命于挟天子施号令的幕府。在九州岛地区的西南诸藩，一向与关东的幕府政权并不十分融洽。这些“大名”（封君领主）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由于地处日本南端，也卷入西、葡、荷、英诸国的海上活动。中国东南的“倭寇”之患即是九州岛诸藩人参加。为此，长崎港内的出岛早就开放给外商居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日本锁国数百年，只与中国、朝鲜有合法的贸易。但是，长崎一港，正如中国的澳门，是特殊的口岸，也发展为日本与西方接触的唯一商口。在长崎，有人教授荷文及西方学问，经此引入日本各地，号为“兰学”。因此九州岛西南诸藩的青年藩士对西方情形并不陌生（相对而言，中国广东的外贸商贾固然经由澳门，也了解西方情形，一般儒生却未必因为近水楼台去主动了解西方事务）。
西方强力进入日本，九州岛的青年藩士在忧患意识之外，还颇有心顺势迎接西潮。吉田松阴（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国船来日本时，即曾计划登船，请求附舟赴欧。他到达港口，船已离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国“黑船”靠泊江户时，吉田于夜间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执役如奴仆也在所不辞。因为这一行动，吉田被判入狱，其后又因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狱被判了死刑。另一个例子为福泽谕吉（1835—1901），年轻时即入兰学的学塾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随日本第一次外访的考察团访问欧洲，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脱亚论”，主张摆脱东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学习列强的制度。这两位日本学者，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没有原创的文化，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说法，日本没有经历过枢轴时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国与印度等古文明，曾发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发展为文明。日本从中国输入文字、儒家与华化的佛教，也学习了中国的律令制度。虽然日本是学习的好学生，但对于学来的文明并没有血肉相连的归属感。过去学唐风，今天学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来事物，犹如脱换衣服，没有剔骨换心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的措施及后续的发展，日本都可以选择输入：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并无困难。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找到自己在转换之际，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维新正是重要的转变关口，在此际及此后的日本，这一关口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2）
19世纪中期日本的倒幕之举，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内含十足的中国文化价值。从日本立场言，自满人入主中原，日本认为中国已沦于夷狄之手，日本则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中华的命脉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为华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国王，代表华夏文化秩序，“夷”则是西洋。日本自认为已不是中国的边缘，而是东洋的主人，相对而言，西方是新的蛮夷。幕府不足以担任“王者”委托的“伯”，是以必须“奉还大政”，让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业。
在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后，日本又将西方认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国、朝鲜为不足为伍的劣者。这时候，日本自认为的使命是居于“文明开化”的强国之列，然后带领东洋，抗衡“他者”的西洋。为了领有东洋，日本遂自以为有权利也有理由###中国，奄有东方海洋，以完成天皇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王者大业。这一套逻辑，使日本不断改变立场，但是大和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日本自以为是、前后一贯的目标。明治维新之士，大多是浪漫主义的“狂者”，他们为此有全心全意投入的愿望，进而发展为惊人的动能。为了进入“文明开化”及担负领导东亚的责任，他们又附会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理论，于侵略掠夺行为认为是天理！这一层观念，不仅推动了明治维新，而且促使他们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求组织“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始终不肯承认其侵略与杀戮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东洋”，目的不错，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当然，历史发展除了愿望带来的精神力量，还必须有若干配套的机缘。明治维新不能单凭几十个藩士的主意，还要仰仗西南雄藩的实力，尤其是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都不是德川幕府的军力足以抗拒的。外贸有关的商贾也投入人力与财力，例如“海援队”的组织，提供金钱，支持倒幕的军事行动。正因为有了维新的新政府，日本固有的工商界遂因为财权与政权的结合，迅速顺利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日本著名的财阀，例如三井、三菱等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支持了维新，也获得了金权政权密切的结合。
明治维新一举成功，由此日本确立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归属感，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机器，将政府与民族在天皇的神性中结合为一。万众一心，举国以赴，是以20年内即发动侵朝犯华的甲午战争。那一役，日本竭尽全力，一战击败中国。胜利之后，日本索取中国的巨额赔款，投入军事的经费，又以朝鲜与台湾地区的资源与人力支持日本的经济建设。举例言之，台湾出产的糖、米为日本解决了食粮需求，又赚取不少外汇，释放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转投于工业生产。是以台湾的农业化促成了日本迅速的工业化。日本有了甲午之战的战果，其军力及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遂得以在随之而来的三个时代中崛起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并以此实力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转变，促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也将这一个国家带入狂热的侵略行为中，最终为日本民族带来核爆炸的巨大灾难。


第三十六章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更要求中国割让台湾。马关议和，李鸿章请求以更多的赔款代替割台，但是日本志在以台湾为南进东南亚的基地，坚决不肯，并以再开战争为要挟。当时中国的北洋海军已全军覆没，哪有能力再战？于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来对台湾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历史刻痕，于台湾本身、中日关系及东亚整个情势都有重大影响。日本以重兵登陆，接收台湾的人民、土地。台湾官民不愿沦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湾###国，向清廷宣告独立，不侵不叛，长为中国东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击之下，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侵略者，死伤不下三万余人，其中死于疾病者不少。台湾损失更大，官方报告中国军队死亡一万余人，实际伤亡远大于这一数字。单以嘉义以南，日军攻击扫荡村庄，不加选择，台湾百姓死者不计其数。有的村庄，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数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内山，死于饥寒疾病者，更不胜计。最不忍言者：台湾长久存在族群之间的争斗，在日军###之时，竟有人乘势侵夺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园，也杀戮妇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优势兵力，确定了在台湾的统治权。台湾人民的反抗并未停息，延续逾年。在日本已经完全掌握台湾之后，仍有反抗的行动此起彼伏，例如西来庵事件则是规模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纪初，台湾人民虽不再有武装行动，但希望能以议会选举取得参政的权利。林献堂等人的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等人的台湾民众党，都是领导争取民权运动的；然而，不论是温和地向日本当局请愿，或是积极地组织民众，都未有效果。
自从16世纪起台湾已是华南闽粤移民的开拓之地，当地原来居住的族群经过数百年涵化，已经融入人数较多的汉人族群。台湾民风方言，宛如闽南与客家的原乡。然而，这一移民社会带去的大陆文化，民俗成分深厚丰富，而社会结构则有开拓社会的朴质粗犷的特色；大陆文化的上层部分，还未在台扎根。
日本殖民台湾，曾经允许台胞离台迁回大陆。当时离去的都是地方缙绅，可谓社会的领导阶层。再加上日本改变台湾的土地制度，许多垦户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实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户耕种的二级地权所有者，小租户）一变而为社会的上层，他们及其子孙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数是医生或律师，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台湾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趋向遂为之丕变。
日本殖民台湾，遵照后藤新平的主张，采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湾。他计划之中，台湾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质不能与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视台湾的中学设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时，日本子弟专用的中学，师资与设施都远远优于台湾百姓受教的中学。1922年曾实施日台共学，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来，台湾百姓不能选举自己的议会，更遑论选出帝国政府的议会代议士了。
按照后藤新平设计的日程，完全同化台湾人当在八十年之后。为此，日本有奖励台湾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讲日语的“国语”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则“晋升”为“皇民”，地位超过一般台湾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厕身“皇民”的台湾人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中，台湾人参军，也有人因此“晋升”为“皇民”，至战争结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这一进展速度，大约需要八十年，方可将台湾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担任公职，但是职级不高。日本殖民据台五十年，台湾人至多担任街庄级的职务，在警察系统也不过是“佐”、“补”类辅助之职；台湾人能在州郡级任正职者，五十年内，数人而已。甚至在工商业界，除了所谓“四大家族”（辜、林、陈、颜）拥有巨产，经营多方之外，大型企业（例如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均由日本人经营。台湾人的事业，不外地方性的运输、制造与服务行业。于是，已如前述，台湾的精英层是各地的医生、律师与中学教员。他们均以知识专业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喜爱日本转输的西方音乐与艺术。这批新兴的精英，即使有人是过去地方缙绅的后代，其文化内涵与生活价值均与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会的改变，对于台湾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是在帝国扩张战略中作为南进的基地，也以其农业生产力支持日本本土（内地）的工业化。为此，日本治台政策是建立秩序，安抚人心，俾能有一个稳定的台湾，支持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从20世纪初，日本逐步推行建设计划，其中最有成效者，则为卫生、治安、农业生产几个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常有传染病发生。日本殖民当局用不可抗拒的公权力，设置卫生警察，督责百姓注意公共卫生。于是为时不过十年，台湾已能排除霍乱、疟疾等大众传染病，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麻风病与肺结核。
治安方面，殖民当局也以警察制度严密控制小区。警察权力严刑峻法，不容挑战。日本法官来自日本本土，与台湾人并无个人关系的瓜葛，是以公正无私。法律严峻而能无私，不是清朝统治可以同日而语。
为了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施肥、防虫，也有系统地建设水利设施。更在台湾设立大规模制糖工业及水果加工业，使农业与工业经过一贯作业，获得最高利润。凡此政策，不啻进行了全方位的农业革命。台湾竟可说是亚洲第一个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台湾推行普遍的国民教育，一般儿童都须接受六年义务教育。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湾百姓的知识水平。当然，前面叙述的几项设施，也必须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口，方能真正生效。
日本的殖民政策经过上述几项设施，使台湾百姓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秩序，都有所提高。清末期虽有刘铭传着手进行若干建设，但台湾还是在开拓社会的阶段，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民。日治时代，于十余年内台湾经历了巨大变化。虽然台湾人至多只是日本的二等国民，一般百姓也已安于新生活，至于“晋升”为“皇民”的少数人，则完全认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赐予”的“现代化”。这一历史现实，大陆的中国人并不知悉；在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以及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大多数来自内地的人，也无法理解不少台湾人甘于日本统治的心态，以致两个族群间长期的误解至今不能融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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