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香港科大教授丁学良：北京阅兵背后的“四国演义”

自北京宣布今年9月3日要举行庆祝二战/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消息以来，全球的观察家都在猜测，哪些主要国家的哪些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北京阅兵式。(www.61k.com]中国的老百姓讲面子，中国的党政高官更讲面子。来的外国代表越多、其级别越高，北京的这笔风险投资在国内外的政治和宣传市场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耀眼。

北京阅兵式的风险投资

称这场阅兵式为“风险投资”并不离谱，因为中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大把握，他们最希望请到的那些主要国家的政要是否会来北京登台捧场（“中国公布抗战胜利日阅兵安排，参与国别尚未知”，DW中文网，2015年6月23日）。

此前另一场同样主题和形式的庆典——莫斯科于今年5月9日举办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红场大阅兵，受到多国政府抵制，就很不耀眼。俄罗斯事先向7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邀请，最后接受邀请参加的只有26个国家的领导人，且大多数来自与二战关系不大的次要国家（陈翔：“红场‘最强’阅兵是否能重振俄罗斯士气？”澎湃新闻，2015年5月8-9日）。虽然抵制的直接原因是俄国和乌克兰的冲突，但苏俄作为对二战胜利贡献第二大的国家，却能因为眼下的国际纠纷被公然“打脸”，北京也不敢掉以轻心。据早先的消息，中国至少向五十多个国家发出了邀请，最终真来的有多少，说不准（“中国力邀五十多国出席阅兵”，RFI，2015年7月17日）。毕竟中国近年来所处的国际环境远非莺歌燕舞、一团和气，谁敢打包票不发生丧失颜面的事件？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二战的参与国里，以日本、美国、苏俄最重要。这三个大国的现任政府及广义的政界和舆论界如何对待北京举办的二战/抗战胜利70年阅兵庆典，很值得国人冷静观察和品味，因为这是几十年一遇的解剖以中国为枢纽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纠缠互动的良机。

日本的不服

日本的现任政府虽然民族主义和右翼色彩比以往的好多届更显浓厚，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延续了战后日本政治光谱上的一大半成分，也即除了左翼以外、从中间到偏右、但不包括极右的诸多观点主张（参阅黃菁菁：“日本各政党对安倍讲话的评论”，中国时报，2015年8月15日）。就其对二次大战的态度而言，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几个“不服”。

第一是对欧美有些不服。日本发动二战的基本理由就是：白人强权国家跑到亚洲来称霸，对非白人种族进行殖民统治，太不公道。日本当年所要做的，就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即使从今天政治价值观的高度看，所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被否定，但说到底，还是白人种族这么做在先，日本只是在受到他们的刺激和欺凌之后，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安倍今年8月14日以日本内阁名义发表的讲话完整版，前面五小段全是在做这样的历史辩解（关于这种观念在日本的源远，参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6-38页）。日本对于二战后欧美官方只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亚洲多国人民带来痛苦，却不首先说明日本是步其后尘，历来感到不公正。

第二是对苏俄更加不服。战后日本对欧美战胜国的不服，尚且受到利益和制度两方面的缓解和平衡。因为欧美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重建、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帮衬，同时也没有占据日本国土。苏俄却不同，它不但没有帮过日本的战后复兴，还强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不还（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tests Russian Deputy PM and PM visited disputed islands，Kyodo News, 13 Aug 2015; Reuters, 22 Aug 2015）。联系到近代俄国对东亚北亚的多番扩张侵略，日本更是愤愤不平。广袤的西伯利亚本属于东北亚人民，原已拥有欧洲东边巨大领域的俄国，凭什么抢夺走西伯利亚（参阅野村浩一书第38-39页、52-57页）？日本当年在远东的三场恶战（1904-1905年、1938-1939年），都是针对俄国在东亚北亚的军事威胁而发。要谴责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东亚北亚最该被钉在历史罪过榜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参阅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第三是对中国多层次的不服。日本难以真心接受二战中“被中国打败”这一定义，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在他们眼里很勉强。尽管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伤害了中国深抱歉意乃至有罪过感，然而一提到具体案例，许多日本人又大感不服，不照单接受中国的控诉。

比如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陷落后惨案，究竟被杀害的中国人是多少？日本学界的最低估算只是2万人（“德国学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DW中文网2012年2月26日。丁按：即使只有2万人，也是大屠杀！）。完全承认“30万人”的日本人，和完全否认有这场大屠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一样的少。即便很多日本人默认日军在华施加于平民的诸般暴行，也会争辩，这跟中国军队在战乱时针对本国平民的暴行大同小异，比如清兵南下在扬州、安庆、嘉兴的屠城，杀害了几十万人；曾国藩湘军和太平天国军的循环反复大屠杀，平民枉死逾千万；1938年6月7日中国军队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以阻挡日军推进，造成近90万平民死亡，等等。言下之意，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相互残杀的案例不胜枚举，犯下暴行的日军不是特例，至多算是一丘之貉。

概言之，日本对欧美是有些不服，对苏俄是更加不服，对中国则是多层次不服。也是基于这种深广的政治情绪，对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虽然中韩两国严辞批评，而日本三大媒体全国民调，结果均显示肯定者显著超过否定者（童倩：“民调：日本民众多数赞成安倍讲话”，BBC，2015年8月19日）。

美国的不安

美国对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的相关操作多次表达了不安，既有历史对照的因素，也有现实比较的因素。近年来中国最高层和官方发言人多次警告美国不要插手亚洲的事务，尤其不要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让亚洲各国处理它们之间的麻烦。这类主张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听来，跟二战前日本高扬的“亚洲门罗主义”几乎同出一辙。北京的这些有力言辞并不是空对空宣传，而是以强劲的军力增长作支撑。北京特别集中资源发展“entry-denying拒绝进入”的综合武力，虽然是源于1996年的台湾大选导弹危机，首先是要拒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干涉两岸冲突。不过，这种综合武力完全能够进一步延伸，成为中国拒绝美军进入东海和南海更大区域的阻抗手段。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和舆论界人士发问：中国是否要走上或者已经走上二战前夕日本式的道路（Steven Metz,“Has China’s war with America already begun?”World Politics Review, 7 Aug 2015）？

对北京阅兵式怎么搞，搞多大，美国也是颇为不安。美国忧虑的是中国或许模仿苏俄阅兵式那种“军国主义传统”——朝鲜模仿得最为地道，每年都要刺激周边和美国一下——，那就会让亚太多国担心受怕。今年4月，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北京阅兵式公开提出质疑：“一个大型阅兵仪式能够传递和解的信息吗？能够促进弥补过去的伤痕吗？能够有利于展望未来吗？”（新华网2015年4月30日译文）

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政要还担心，他们若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会被拖进中日争端的烫水池中，而这些国家无论从政治价值还是实际利益考虑，都不愿意为中国痛斥当今的日本政府背书。美国外交学会的日本专家希拉·史密斯说，华盛顿担心此次阅兵式会扰乱日中之间试探性的重新靠近，有可能破坏区域稳定。她说：“我们都在非常紧张不安地关注着，我认为有大量幕后工作鼓励中方不要把它变成一次大型阅兵式和大型的排日活动”（《南华早报》网2015年3月5-6日报道）。安倍9月3日不来北京，事源于此。

中国的不满

对日本和美国政界的上述做法说法，中国的不满理所当然。不过，在笔者看来，北京这次对日本政府公开表达的不满，还比不上对美国政府来的强烈，也许是因为北京判定安倍内阁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怎么批它也无济于事。而美国政府则更有实力妨碍中国在周边区域的军事态势，也更有能量牵头别国制衡北京的一些外交政策。

对于上引的白宫官员的责问，中国军方发言人严辞反击：“美方有关人士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胜利70周年之际，中方参照各国的普遍做法举行阅兵式，无可指责”（新华网，2015年5月1日）。倘若这位发言人翻阅1945年8月中旬《新华日报》和新华社报道，会读到：15日夜间延安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加入进来。对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分享着中国的抗战胜利之喜悦，目前的质疑是出于亚洲再平衡的维稳考虑。

俄国的不亏

这场四国演义中最堪玩味的是俄国。自家的阅兵式遭“打脸”的莫斯科，在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所牵涉的国际较劲中，全无失分尽得分，一点不亏。综合多国的相关报道，每逢欧洲举行二战重大纪念日，总有一些国家各类团体翻出史料提醒世人：

第一，苏联当年与纳粹德国密谋，瓜分中小国家的领土。二战结束时，欧洲殖民主义大国纷纷放弃殖民地，唯有苏联趁机把整个东欧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

第二，二战前夕和期间，苏联暴力驱逐其西部地区的多个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强制他们在固定点居住，导致上百万无辜者死亡，这跟纳粹在中欧的做法很接近（Bill

Keller,“Major Soviet paper says 20 million dies as victims of Stalin”,New York Times, 4 Feb 1989,p.1）。

第三，苏军向德国进攻途中，把大规模强暴当地妇女作为战争手段，仅德国妇女遭强暴者就达10万。前年的二战纪念日，有波兰学生在街头建起一座临时塑像，展示一名苏兵强暴当地妇女，激起强烈反响，莫斯科暴跳如雷。

第四，苏军占领德国后，掠夺大批珍贵财宝运回国，这也接近于纳粹军队在占领地的行径（DW中文网有许多资料）。

所有这类行为苏俄在东亚都干过。第一，二战结束时趁机把外蒙古从中国永久割裂，并将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独占的利益范围（《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472-474、483页，第2卷第647-648页）。第二，二战初苏联在远东大规模清洗华人，送进集中营，迫害致死，遭难者达20-30万人（马员生：《旅苏记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莫斯科展览揭红色恐怖”，VOA，2014年11月1日）。第三，苏军1945年8月进入满洲后对平民的各种暴行，包括肆无忌惮强暴妇女，以至于老百姓骂他们比日军还坏。第四，苏联大量拆卸东北的工业设备运回国，价值达9亿美元，由此造成的破坏则高于此价值10倍，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巨额财产，引起中国各界抗议（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178-179页）。

以上几类的苏联作为，在欧洲每年都位列反思二战的公众主要话题。而在中国大陆，却被历史虚无主义扫荡一空，几乎绝迹于主流媒体和教科书。就二战结局而言，苏俄在跟中国的打交道中，丝毫不亏。

四国演义，方兴未艾

因北京阅兵式而被全球注目的四国演义，乃是中国再崛起和亚洲再平衡这个跨世纪大故事的戏剧性环节（Jeremy Page, “China’s WWII parade fuels RSVP angst”, Wall Street Journal, 30 July 2015, p.14）。中国人越是深挖背后的脉络，越有助于落实前引的中国军方发言人声明：“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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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为进1步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部于2003年下发了《关于进1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这是教育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1个重大举措。教育部决定，从2003年开始启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该计划包括六项计划、十项举措。其中的一项举措是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 截至2005年底，北京大学共有文科资深教授[www.61k.com)23人。 姓名 院系 季羡林 外国语学院 胡壮麟 刘安武 林庚 中国语言文学系 袁行霈 严家炎 田余庆 历史学系 马克垚 黄楠森 哲学系（宗教学系） 汤一介 叶朗 宿白 考古文博学院 严文明 吴树青 经济学院 胡代光 厉以宁 光华管理学院 芮沐 法学院 沈宗灵 梁守德 国际关系学院 赵宝煦 政府管理学院 汪永铨 教育学院 梁柱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慰慈 信息管理系

三 : 彭勃[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彭勃[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个人简介

1935年8月生，河北省唐山市人。教授、主任医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

彭勃_彭勃[北京医科大学教授] -个人简单介绍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教授；1984年7月-1985年7月曾在法国里昂医大医院学习介人治疗。医疗特长与成就：社会任职：中华医学会介人放射学会委员，《介人放射学》杂志编委，《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编委。1981年国内较早开展了介入治疗新技术；1984—1985年在法国里昂医大学习血管造影和介人治疗，回国后使介入治疗水平进1步提高。对肝癌、肺癌、肾癌、膀胱癌、骨癌等介人治疗方法、各种血管栓塞物质、化疗药物动力学等做了专题研究，并取得多项成果。尤其擅长介入治疗肝癌“碘化油混合抗癌药物栓塞治疗肝癌”，国内首次发表，方法简便，疗效好易于推广，获北医大科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论文“逆行肾静脉造影诊断肾静脉血栓形成”获中华医学会优秀论文奖，“肢体先天性动静脉畸形的栓塞治疗”、“碘化油混合抗癌药物栓塞治疗肝癌”、“经皮血管腔内成形术治疗柏～查氏综合症”、“巨大肝血管瘤的栓塞治疗”等均发表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上。 本文标题：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香港科大教授丁学良：北京阅兵背后的“四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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