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全球CDN市场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即内容分发网络，它是建立并覆盖在现有Internet基础上，由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节点服务器群所组成的虚拟网络。目的是通过在现有的Internet中增加一层新的网络架构，将网站的内容发布到最接近用户的网络“边缘”，使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的内容，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塞状况，提高用户访问网站的响应速度。从技术上全面解决由于网络带宽小、用户访问量大、网点分布不均等问题。
资本市场青睐，CDN市场投资增加
国外市场上，CDN服务提供商日益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除Akamai Technologies (Nazdaq:AKAM)以外，2006年9月，美国CDN 服务提供商Internap (Nasdaq: INAP)成功上市。美国第二大CDN服务提供商Limelight 于2006年获得1.3亿美金投资，并于2007年6月8日成功登录NASDAQ.
同时中国市场上， 2005年ChinaCache获得了来自德丰杰、集富、IntelVC和InvestorGrowth的850万美元的第一轮投资。2007年06月 CHINACACHE又获得来自启明创投(Ignition Partners)、STarr国际基金、SIG、以及集富亚洲等的投资，共募集资金3150万美元。
互联网应用日益丰富，CDN服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诺达咨询对全球CDN市场的研究发现，2002-2003年，由于宽带的普及率较低及互联网应用相对较少等因素的影响，全球CDN市场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的年增长率仅为23.16%。从2004年起，CDN发展开始提速，随着全球范围内Web2.0、流媒体网站、电子商务、游戏类网站的兴起，2005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全球CDN市场增长率为28.3%，市场规模达到25亿美元。预计2008年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33.7亿美元。
二 : 南社：南社-创建背景，南社-发展阶段
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南社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
南社_南社 -创建背景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它最初酝酿于一九○七年，正式成立于一九○九年，发起了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中，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它以提倡民族气节相号召，实际上是应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命名为“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一九一○年开始出版《南社》，分文录、诗录和词录三部分，到一九二三年，共出版二十二集。一九一七年，又出版《南社小说集》一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二百余人，辛亥革命后剧增至一千多人。“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性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也大大地加强了。
南社_南社 -发展阶段
南社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南社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
反清阶段
南社成员南社成员大多属于新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不少人是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积极分子。1903年，高旭在松江发刊综合性杂志《觉民》。1904年，陈去病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1905年，高旭在日本发刊《醒狮》，次年，在上海建立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创办健行公学,与柳亚子等共同发刊《复报》。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在上述过程中，陆续联络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为南社的建立打下基础。
1907年8月15日(旧历七月七日)，陈去病与吴梅、刘季平等11人于上海愚园集会，组织神交社。1908年1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沈砺、朱少屏、诸宗元、景耀月、林之夏、胡颖之、黄宾虹、蔡守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1911年，绍兴、 沈阳、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年轻的鲁迅参加了越社。
南社成员欢欣鼓舞地迎接武昌起义。淮南社发起人周实、阮式等在故乡淮安率众响应，被以清政府知县为首的封建势力杀害。南社立即集会追悼，要求惩办凶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在和袁世凯“议和”，柳亚子等以上海《天铎报》为据点，撰文和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论战，反对妥协，主张北伐，彻底推翻清朝政府。这一阶段是南社最有光彩的时期。
反袁阶段
民国初建，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的条件，社员遍布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馆。陈去病、宋教仁等先后在杭州、北京设立南社通讯处和事务所。1912年10月27日，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这一建议遭到否决，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决定接受柳亚子的意见，采取主任制。鉴于有少数社员依附袁世凯，会议通过的条例中特别规定：“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南社纪略》)会后，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同年10月，在通讯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社员牺牲的除宋教仁外，还有宁调元、杨德邻、范光启、程家柽、吴鼐、仇亮、陈以义、陈其美、陈子范等。南社积极搜集他们的文稿、诗稿，为他们作传，借以表彰革命精神。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全军溃散，南社社员看不到出路。1915年旧历中秋节，顾无咎、柳亚子等人结酒社，顾自号“神州酒帝”。他们天天狂歌痛饮，反映出极端苦闷消沉的情绪。
解体阶段
南社1917年，正当张勋复辟前后，南社内部因对“同光体”的评价而发生争论。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中，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8月1日，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同月，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打倒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并提名高燮等出任文选、诗选和词选主任。陈去病、姚光、王德钟等支持柳亚子。自8月14日至9月15日，先后有社员8批200余人次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同年10月，进行南社改选，在收到的432票中，柳亚子以385票继续当选。
由于这次内讧，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1918年10月，劝社友改选姚光为主任。此后南社即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议员，高旭等19名社员收贿投票。此事敲响了南社的丧钟。10月2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13人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
另建阶段
1923年5月，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8人发起组织新南社。其中邵、陈当时是共产党员。这是柳亚子和旧南社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1个勇敢的行动。10月14日，新南社于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为编辑主任。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成立布告》）次年1月,傅专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声称与新南社宗旨“稍异”，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南社湘集导言》）。1925年后，柳亚子全力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顿,南社湘集则一直活动到抗战前夜。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过一、二年。
南社_南社 -文化主张
南社成立时﹐即企图领导文坛﹐开一代风气。高旭在《南社启》中明确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普遍要求通过文学阐扬“国魂”﹐激发群众的“爱种保国”之念﹐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主张上﹐却很不一致。
百年南社柳亚子等提倡“唐音”﹐推崇辛弃疾和明末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作品﹐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1911年﹐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
声言:“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1917年﹐柳亚子又表示﹐民国时代﹐应有民国之诗﹐决不能让亡国士大夫再做诗坛的头领﹐排斥同光体是为了给“民国骚坛树先声”(《磨剑室拉杂话》)。晚清同光体的代表诗人大都拥护清政府﹐反对民主革命﹐辛亥后又大都以遗老自居﹐因而﹐“唐音”和“宋派”(即主张模仿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的分歧﹐既反映了两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对立﹐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上的新陈代谢的要求。柳亚子等在词﹑散文方面的推崇和排斥﹐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和柳亚子等不同﹐马君武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寄南社同人》)﹐高旭主张“漫追魏晋隋唐体﹐自抱文周屈宋思”(《钝根未与元夕南社雅集﹐以诗见寄﹐步其韵以答之》)。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大。南社中还有些人是同光体﹑常州词派和桐城派的崇拜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习染很深﹐形成顽强的反主流势力。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作家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刊物
南社的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简称《南社》﹐发表社员的诗﹑古文﹑词创作。线装﹐不定期。自1910年1月至1923年12月﹐共出版22集。此外﹐1910年10月11日(夏历重九)周实等在南京凭吊明孝陵﹐事后刊行《白门悲秋集》﹐1917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二者均为《南社丛刻》的增刊。
南社的各分支组织均曾计画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为《越社丛刊》﹐仅出1集﹐1912年2月出版。鲁迅编。
新南社成立后﹐于1924年 5月出版《新南社社刊》﹐发表沈玄庐﹑邵元冲﹑吕志伊﹑刘大白等人着作多种﹐一律采用白话﹐仅出1期﹐同年出版的《南社湘集》则一律采用文言﹐共出 8集。胡朴安于1924年刊行《南社丛选》。1936年﹐柳亚子又将《南社丛刻》上全部诗﹑词以人为类﹐重新编排﹐出版《南社诗集》﹑《南社词集》两种﹐共8册。
记述南社历史的着作有1940年柳亚子写成的《南社纪略》。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天石﹑刘彦成所着《南社》。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郑逸梅的《南社丛谈》。
高天梅与梁公启超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辣斯，见到了美国 “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于是，他得出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着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让人无法相信，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1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在读了梁启超上述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的热心作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改良派分手了。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觉得中国人水平不够，从共和、民主转回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或忘记了，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远胜于专制、独裁的。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人类一切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时积极培育条件，创造出更高级更完备的民主，而不是相反。
南社_南社 -代表人物
高旭
（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今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并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高旭早年即愤慨于"伪韩为杜"、"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他吸取了"诗界革命"的进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的诗歌，鼓动革命，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他的长篇歌行，更浩浩荡荡，充满奔放的革命热情，最突出的是《海上大风潮起作歌》： ......亡国惨状不堪说，奔走海上狂呼号。非种未锄气益奋，雄心郁勃胸中烧。拟将大网罗天鹏，安得阔斧斫海鳌。......相期创造新世界，簸山荡海吼蒲牢。......文明有例购以血，愿戴我头试汝刀。有倡之者必有继，掷万髑髅剑花飘。......作人61阅读罗和革命救国的激情。他的《拟决绝词》，充分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准备 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又如《民产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爱赋四章》之一：
昆仑顶上大声呼，并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鱼龙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 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更表现了对革命的乐观态度。他的诗语言自然明丽，形式题材亦变化多样。 惟反映现实政治、社会，仍不够深广。宁调元（1885～1913），字仙霞， 号太一，湖南醴陵人。他很早便参加革命活动，曾被系长沙狱三年；辛亥革命后， 因反对袁世凯纂夺革命政权，在武汉又被捕入狱，不久遇害。他的诗大部分在狱 中作，尤多慷慨悲愤之辞。芘录其《武昌狱中书感》一首：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鬃已添霜。死 如嫉恶当为历，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可见其长期为革命奔走，始终不向黑暗封建势力低头，甘心献身革命的顽强 战斗精神。
孙中山
中国革命先驱、20世纪中国3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他始终站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列指导并实践先进的革命文化。他敢于继承中国几千年文化中之精华，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管理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同时，他深知和善于采用文化和利用文化为他领导和进行的革命制造舆论。广泛与当时具有民主思想的文化人交往，团结先进的文化人为革命事业奋斗。其中他与南社人物的交往，具有非常的典型性。
“南社”是由中国同盟会活跃人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于1907年开始筹划发起于1909年在江苏苏州周庄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1个鼓吹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从1907年发起到1949年最后一次雅集，历时四十余年。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南社汇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许多知名诗人、作家和学者以笔为枪；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在辛亥革命前后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巨大社会影响。涌现出许多为辛亥革命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和站在辛亥革命斗争前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有相当一部分南社人物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志同道合者和助手。也正是由于南社在当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自觉地举起反清大旗。借诗词酬唱会友，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大造革命舆论，揭露帝国主义野心，抨击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因而吸引了一批批爱国文人加入南社。从初创时的17人（多属同盟会员），后来发展到一千余人，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卓有成效的文化大军。因此，当时在革命党内有南社是同盟会宣传部之誉。
但是，从孙中山的文集、书信、旨令中很难找到孙中山以同盟会政党名义与南社组织之间的交往。孙先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中，大量启用南社社员。据查南社社员中有百余人是同盟会员，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要职的南社社员也有10余人之多。这一方面说明南社社员在身体力行办社宗旨，竭力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革命事业，另一方面也说明孙中山对南社同志的高度信任。
本文以孙中山先生与南社一些知名人物的交往做一些述叙和讨论。
陈去病
（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侠之风"。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1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勇队（在日、中国同盟会（在燕湖）等革命团体，组织过"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远到岭南，进行革命活动，"图南此去舒长翮，逐北何年奏凯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现了昂扬豪迈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尤嗜文章，于诗歌叙记迄碑铭论着咸有述作"，诗作的最多。他的诗大抵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游侠剑客，借以抒发革命怀抱，感慨称生平。写革命壮游，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尤足表现其高歌慷慨、雄心勃勃的革命气派。芘录后一首：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鉴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烈日中忽遇阵雨），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他的诗一般"去华反朴，屏绝雕钅才"，拘守旧风格较严，苍健有力，而鲜明生动不足。
中国南社纪念馆陈去病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与组织者。1874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镇。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柏儒，别字病倩，圣虹亭长。15岁起随名儒诸杏庐学古文诗词，22岁成秀才。曾与金松岑等
在乡办雪耻学会，拥护维新变法。1902年加入进步教育团体上海中国教育会。1903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1904年在沪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与高旭、柳亚子在苏州发起成立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武昌起义后，在苏州创办《大汉报》，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随孙中山赴广州“护法”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孙中山督师北伐时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孙中山逝世后陈去病专心从事教育与文史研究工作，曾任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陈去病工诗善文，在辛亥前后多借历史题材作反清宣传工作。多见于清末民初报章杂志上。1932年10月4日染急性痢疾逝于同里宅第，墓葬于苏州虎丘冷音阁下。陈去病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间十分注意国家的建设。从1906年起，他先后陪同孙中山考察了杭州湾、乍浦港，对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形成，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孙中山曾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称。1925年孙中山北上，陈去病始终追随左右。孙中山留下遗言“欲葬紫金山”陈去病为此亲自奔走操劳，为中山陵的建设费了许多心血。以上史实可看出，孙中山与陈去病不仅是革命同志关系，也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别署孤鸿，哀鸿，浅黄，解人等，安徽合肥人氏，清末明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名报人，铁血军司令、烈士，后赠陆军上将，被誉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舆论旗手。
鸿仙先生于1910年8月16日南社在上海张园第三次雅集时入社。在《南社丛刻中》有其遗作《记宋先生遗事》等有关宋教仁革命史料。范鸿仙始终将南社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一方阵地。范鸿仙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起与李锋等在沪创办《安徽白话报》。1909年5月至1913年10月帮助于右任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并任主笔政。他参与创办三报中，在《民立报》时间最长。他发表署名哀鸿、孤鸿的论文、短评，以犀利的笔锋、博雅的文采、宏论崇议、抨击清庭，鼓吹革命，宣传民主，深得人民大众爱戴，而中外反动派则为之侧目惊心。孙中山先生常说：“范君一枝笔胜十万师。”可见孙中山当时深知革命舆论之重要，对范鸿仙何等器重。但是范君又深知革命不仅仅是舆论宣传即可成功的。他在口诛笔伐的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党人政治、军事、组织的筹划工作，奔走呼号，竭尽全力。1908年安庆新军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战役，武昌起义，光复上海、南京他都曾参与筹划，并付之行动中。在《范鸿仙先生行状》中有“盖广州之役、武昌之师，先生参谋筹划之功多焉”的描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但清庭起用袁世凯以作垂死挣扎。孙中山先生宣布北伐，范鸿仙向孙中山请命组建铁血军参加北伐获准。范返回安徽，亲赴江淮，召募5000健儿，组成铁血军，自任总司令。是年2月2日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宣言书》表示与满清和袁贼不共戴天，对孙中山北伐主张予以积极支持和帮助。2月3日便出师卢州，分兵南京，进攻颖上、毫州。5日又发布《铁血军檄满将校曲文》，号召清军投奔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动摇，南北议和，范竭力反对。又因党内分裂，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政权为袁世凯窃取，范鸿仙重返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
袁世凯为笼络范鸿仙，曾以高官和金钱美女为诱饵均被范严词拒绝。但此时，范对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国同盟会政事部干事却欣然接受，其爱憎分明显昭。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卖国的“善后大借款”暴露，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孙中山及多数革命党人都主张武力讨伐。范鸿仙利用《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重要喉舌首先伐难，口诛笔伐袁贼滔天罪行。当二次革命发动后，7月21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时，孙中山急令各地响应。范鸿仙立即赴芜湖，号召铁血军旧部李振鹏宣布独立，官兵踊跃从命，立即以李振鹏名义宣布讨袁。他并亲去正阳关与柏文蔚，凌毅（蕉庵），凌昭（铁庵）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正阳关军事会议。筹划白朗起义，敦促安庆胡万泰反正并招募三旅新军，攻打大通，袭取颖州等以北定准上诸郡，形成了一支军事力量攻打张勋之部。但由于各省步调不一，革命党内部涣散及准备不足，缺乏群众积极参与支持，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及1大批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通缉而逃亡日本，范鸿仙也在被捕名单之中。他化装、改名逃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决意另组中华革命党，范与陈其美积极赞助，率先加入并积极发展党员，他对孙中山先生真是患难与共，忠实追随。
1914年2月初范鸿仙、陈其美受命孙中山回沪，设中华革命党机关于上海嵩山路，筹划组建中华革命军发动军事讨袁，策反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部。由于叛徒告密，袁世凯以6万大洋悬赏范的人头。1914年9月20日深夜，范鸿仙正在机关起草军书，被郑汝成所派刺客将他刺倒又补开二枪，击中要害当即牺牲。
孙中山得知范鸿仙遇刺悲痛不已，继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接连失去两位亲密战友。曾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写到：“前月范鸿仙君在沪被刺，范君系安徽旧同志，办事甚久，此次担任上海事，已运动北军过半。袁贼一方知其势不可遏，乃悬红暗杀之，花红六万元，其死与宋教仁相类。”国府明令：“先烈范鸿仙，性行忠纯，才略优迈。辛亥光复时，纠合义师，力克金陵，厥功甚伟。讨袁之役，转战皖沪间，屡濒危歹，百折不回，乃大志未偿，被狙殒命，追怀遗烈，轸悼弥深，亟应特予表彰，以阐潜德。范鸿仙着追赠陆军上将，用示国家崇报忠烈之至意，此令。”此后，孙中山在日本还亲自接待了范鸿仙夫人并劝慰其好好抚养子女，将来革命成功一定会照顾其家属生活。1936年2月由林森、于佑任勘探视察选定墓地，为范鸿仙举行国葬于中山陵园东侧马群附近山上。
南社_南社 -社会影响
和南方的革命诗人慷慨高歌、进步的革命诗歌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腐朽诗派也不甘寂寞，会合在一起，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把诗坛移到北京。1907年，即秋瑾遇害的一年，张之洞以大学士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从武昌到了北京。 接着陈衍、樊增祥、易顺鼎、陈宝琛、郑孝胥等等，也都先后到了北京。1910年，即"南社"成立的后一年，陈衍、赵熙等在北京也创立"诗社"。他们 "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已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铒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为即事诗，五七言近体听之。次集则必 易一地，汇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为笑乐。其主人输流为之"（《石遗室诗话》）。 这个"诗社"的创立是为了欣赏良辰美景，品茶饮酒，是为了取笑乐，好像是无所为而为，实际上是为垂死的清王朝起了粉饰太平的反支作用，隐然和"南社" 的革命活动相对抗。辛亥革命后，又加入了陈宝琛、郑孝胥以及走向反动的各色改良派人物，反动诗社愈来愈扩大，成为"亡国大夫"们的吊古伤今、互相安慰的场所。1912年，陈衍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诗话》，继续鼓吹"同光体"，提倡江西派。1913年旧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 人"修禊于上海之樊园"，"赋诗皆用少陵丽人行韵"。同日梁启超、严复、易 顺鼎等30多人，"修禊于京师西郊之万生园"，"以群贤毕至，......分韵"。 这一天是新旧遗老们代表各种腐朽诗派诗在腐朽诗坛上的大合唱。其中"同光体"， 仍为势力最大的一派。这个时期，不仅改良派人已变为革命的死对头，革命派也起了分化，有不少人颓唐堕落，与遗老们互相唱和。此外还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 而艺术的一派。他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反对哲学和艺术为政治服务，是 1个反动流派。他的《人问词话》，提出了"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 以及"有造境，有写境"不同的创作方法，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 表现了与过去诗话、词话不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也提出了 不必深入现实生活、强调主观精神和形式技巧等错误的唯心哲学观点。这个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无力清除这些诗派的垃圾，责任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来了。
南社_南社 -民间组织
2000年7月6日成立，共有50多名成员，其中有38名大学教授，其他成员为社团与民间团体负责人。社长曾贵海，是内科名医；副社长郑英耀是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专任执行长为郑正煜。
南社的3大宗旨是：维护台湾价值与尊严，汇集南台湾民间力量；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教育、文化、环保等公共政策；激励民众共同推动法治与社会改造运动。其实，南社是支持民进党政权的南部外围组织，目的就是以民间力量配合民进党的本土路线与政策。
三 : 《三吏》：《三吏》-历史背景，《三吏》-发展阶段
《三吏》古代史书之一。
摘要： 《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时间和原因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前辈学者所云二者更迭之关键在永徽与开元之间是极有见地的，然将其与唐代南北学术之对立争长联系起来，尚需进1步论证，本文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关键词： 三史 三史科
一、唐代的“三史”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1] 按“三史”之名，起源极早。《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孟光传》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2] 同书卷五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3] 而同书卷六四《孙峻传》，裴注引《吴书》曰：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4] 可见，早在三国时，“三史”一词已普遍使用了。《晋书·刘耽传》记耽“明习《诗》、《礼》、三史”，而五世纪前期北凉的阚駰“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5] 西凉的刘昞则“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行于世。”[6] 文中的“三史”当然也只能是这三部书。但在后来的“三史”中，《东观汉记》之地位为范晔《后汉书》所取代，其间更替的原因和时间值得深究。
对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四库提要》认为《东观汉记》的衰微是由于唐章怀太子注释《后汉书》的结果：“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李贤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7] 钱大昕则认为《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8] 对于前说，余嘉锡先生已指出其误，他认为范书之盛行由来已久，南北朝以来出现了好几部音义之作，其地位已渐渐高于诸家《后汉书》。且在章怀注《后汉书》之五十多年后，徐坚《初学记》、刘赓《稽瑞》还大量征引《东观》，故此书“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9] 至于钱大昕之说，也非事实。按《东观汉记》在唐代并未失传，《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为143卷，[10] 这当是唐初的中央藏书。而《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为127卷，[11] 《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此书为126卷，又《录》一卷，则仍为127卷。[12] 按《旧志》所载出自开元九年之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该书所据乃是集贤书院官本著录，可见到开元初官本已散失了十六卷，但民间所藏则不止于此。天宝中日本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在唐曾收集到2种版本的《东观汉记》，1种即127卷，与集贤书院官本同，另1种为141卷，与《隋志》略同，当为民间之所藏。[13] 在《新志》中127卷本仍存，可见有唐一代该书的散佚速度远远不象后人想象的那样快。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时，还曾征引《东观汉记》达一千二百条之多。[14] 可见其散佚情况还不严重。真正大规模的散佚是在北宋中期至南宋之间，所以到南宋《中兴书目》的著录中，就仅存八卷了。要言之，钱氏所云范书取代《东观》是因为自唐以来后者失传而造成，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观》失传与其被《后汉书》所取代并不同步。
余嘉锡与星期一良两先生的研究比前人更进1步。余先生指出了南北朝以来《后汉书》地位上升之趋势，认为范书能集众家之长，质量上超过《东观》，故南北朝以来相继出现了梁代刘昭、北魏刘芳二人之注释，以及陈代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代萧该《范汉音》等音义之作，从而使包括《东观》在内的诸家《后汉书》渐渐衰微，这是《后汉书》最终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的根本原因。“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15] 周先生则通过对敦煌写本杂钞P.2721的研究，指出《东观汉记》仍列于三史的年代，“必上去开元不远，而迥在长庆之前也。”[16]
最为深入的探讨是高明士先生的文章。他《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一文中详尽勾画了三史在唐代演变的轨迹，特别是《东观》与《后汉书》之更迭，并分析了这种演变的背景，文章气势宏大，论证绵密，给人许多启发。他认为“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变：初唐之际，沿承六朝习尚，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至永徽令撰定时，《东观》之地位为《后汉书》取代。开元七年（719）令将三史恢复为初唐之制；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令，又恢复永徽令之制。此后迄唐亡，不再改变。东观因丧失三史之地位，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至于变化的原因，他更强调其与南北学派之争长有关。“《东观汉记》之著者，均为东汉人物，自然易为北学派所尊崇，范晔《后汉书》则为南学派之作品。两者随着经学南北之争长而互有更迭。”[17]
我们非常同意高先生关于“三史”在唐代演变轨迹的分析，在此仅补充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 国家法令有时并不能完全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迅速更改，所以虽然永徽令已将《后汉书》列为国家考试的科目，但似乎并未将其明确定为“三史”之一，而在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的刘知几《史通》中，谈及“三史”，仍多指《东观汉记》，如卷六云：“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18] 卷八则云：“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19] 寻文中之意，诚如星期一良先生所言，子玄心目中的“三史”，仍是《史》、《汉》及《东观》。这比开元七年令恢复《东观》之地位差不多要早出十年。
第二，钱大昕以《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高先生的看法正相反，认为后者的失传是因为丧失了三史之地位，故“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此二说恐皆有可商之处。如前文所述，在《新志》中127卷本《东观》仍存，并未因其失去三史地位而加快散佚速度。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时，还曾征引《东观汉记》达一千二百条之多，可见其散佚情况并不严重。
第三，将两书之更迭与唐代南北学术的争长联系起来，虽令人耳目一新，但深究起来，则似亦有未安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东观汉记》的作者“均为东汉人物，且为官修性质，自应为北学者所尊”，那么《史》、《汉》之学都应为北学系统了，而事实上，它们都早已成为南北学术共有的组成部分。以《东观》而言，萧梁时，虽已有刘昭注《后汉书》，但社会上并不因此而忽视了所谓北学系统的《东观汉记》，如吴平侯萧景之子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20] 而《东观》、范书之外的各家后汉书，如三国吴武陵太守谢承的130卷《后汉书》等，虽同为南学系统，却未能取代《东观》，因此，在此二书之更迭问题上，有没有那么明显的南、北两派学术对立的色彩，是颇有疑问的。
说到底，还是《东观》自身之缺陷与范书自身的优点使后者从诸家后汉书中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高先生指认的北派学者刘知几对《东观》之激烈批判和对范书之嘉赏。他在给萧至忠的奏记中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於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1] 在此，《东观汉记》成了集体撰述而条目不张的典型。在语言文字上，《史通》卷九又引傅玄所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对《东观》再次加以痛诋。[22] 刘氏对于范晔的《后汉书》虽则也略有微词，然总体评价尚高，云“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23] 又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24] 又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袁宏，《后汉纪》作者）二家而已。”[25] 是则刘氏认为范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远胜《东观》。今人吴树平先生对于《东观》之不足分析得更为具体详尽，可以参看。[26]
要言之，自南北朝以来，范晔《后汉书》之地位已在逐步上升，因为无论在内容剪裁还是文字功力上它都远胜《东观》。但其列入“三史”则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观念上和制度上莫不如此，而唐代正处在这样1个过渡阶段。如高明士先生所说，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才固定下来。而这样的格局后来又通过科举制度，特别是“三史科”的实施得到强化（说详下文）
二、唐代对“三史”之研究及其地位之比较
唐代对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经”和“三史”上。就“三史”而言，谢保成先生曾指出：“唐代对‘三史’（按：他这里的“三史”中，当指《后汉书》，而非《东观汉记》）的态度，以《汉书》地位最高，《史记》最下。这是南北朝以来扬班抑马的延续。”[27] 事实是否如此，尚有待辨析。
唐人对于史学的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其地位仅次于经书，如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曰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28] 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29] 咸通四年，皮日休也说：“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30]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于前代史书特别是三史的学习和研究就蔚为风气，《史记》、《汉书》及《后汉书》都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注释，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组织宫臣学士注《后汉书》等，这些注释都为后人所重。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当时学术成果流传至今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先将唐代的三史研究著作列表如下：
【表一 《史记》研究】
书 名
著 者
材料出处
史记注一百三十卷
许子儒
《新》58/1456。然据《旧》189上/4954本传载，“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 未知何据。
史记音三卷
许子儒
《新》58/1456；
史记注一百三十卷
王元感
《新》58/1457；《旧》189下/4963
史记注一百三十卷
徐坚
《新》58/1457
史记注一百三十卷
李镇
《新》58/1457
史记义林二十卷
李镇
《新》58/1457
史记注一百三十卷
陈伯宣
《新》58/1457；
续史记一百三十卷
韩琬
《新》58/1457；
史记索隐三十卷
司马贞
《新》58/1457
补史记
司马贞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12《正史门·史记类》，（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年，109页。
史记地名二十卷
刘伯庄
《新》58/1457；《旧》189上/4946本传
史记音义二十卷
刘伯庄
《新》58/1456；《旧》189上/4946本传同，然《旧志》46/1988作三十卷，当误。
史记正义三十卷
张守节
《新》58/1457
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
窦群
《新》58/1457；《旧》155/4120
史记训纂二十卷
裴安时
《新》58/1458
史记至言十二篇
褚无量
《新》200儒学下/5689
续史记（未就）
尹思贞
《新》200儒学下/5703
史记补注
裴延龄
《旧》本传
史记新论五卷
强蒙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引自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卷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61页。
太史公史记问一卷
无名氏
同上
说明：《旧》指《旧唐书》，《新》指《新唐书》。数字前为卷数，后为标点本页码。下两表并同。
【表二 《汉书》研究】
书 名
著 者
材料出处
汉书注一百二十卷
颜师古
《旧》46/1988
御铨定汉书八十一卷
郝处俊等
《旧》46/1988；《新》58/1456作八十七卷，题“高宗与郝处俊等撰”。
汉书决疑十二卷
颜游秦（延年）
《新》58/1454。《旧》73/2596《颜师古传》同。然《旧志》46/1988作颜延年，或即一人。
汉书古今集义二十卷
颜胤（高宗时人）
《旧》46/1988。《新》58/1456同。但《旧》73/2600本传，作《汉书古今集》
汉书正义三十卷
释务静
《旧》46/1988
汉书辩惑三十卷
李善（高、武时人）
《旧》46/1988。又见同书189上/4946本传
汉书注
王元感
《唐会要》卷77/1662
汉书绍训四十卷
姚珽（开元二年卒）
《旧》89/2097
汉书注四十卷
敬播（贞观）
《旧》189上/4946本传
汉书音义十二卷
敬播
《新》58/1457
汉书议苑
元怀景（开元右庶子）
《新》58/1457
汉书问答五卷
沈遵
《新》58/1457
汉书音义二十卷
刘伯庄（太宗、高宗时人）
《旧》189上/4946本传
汉书指瑕
王勃
《新》201《文艺传》上/5739
汉书正名氏义十三卷
《旧》46/1988
汉书英华八卷
《旧》46/1988
汉书律历志音义一卷
阴景伦
《旧》46/1988。又见《新》58/1454
孔氏汉书音义抄二卷
孔文详
《旧》46/1988
汉书音义二十六卷
刘嗣等
《旧》46/1988；《新》58/1454
汉书纂误二卷
刘巨容
《宋史》卷203《艺文志》二，5087页
汉书注
康国安
颜真卿《康希铣墓志》，引自《新唐书艺文志补》卷二，62页。
汉书右史十卷
刘轲
《新唐书艺文志补》卷二，62页。
【 表三 《后汉书》研究】
书 名
著 者
材料出处
后汉书注一百卷
章怀太子李贤
《旧》46《经籍志》上/1988
后汉书音义二十七卷
韦机
同上
后汉书文武释论二十卷
王越客
同上
从上列三表大略可见唐人对于三史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总而言之，“三史”之中，《汉书》的地位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风气，极受重视，地位最高，但《史记》的地位是否就是“最下”，连《后汉书》也不如呢？恐怕未必。
第一，如前文所述，在唐初，范晔《后汉书》在记载东汉史事的众家“正史”中，尚未取得惟我独尊的地位，从唐初到永徽再到开元，其地位几经反复，真正定于一尊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的事了。事实上，唐代对于《后汉书》的研究风气并不很盛，除了章怀太子组织学士注释以外，私人的著述极少，目前所知不过韦机和王越客的2种而已，与《史记》、《汉书》的研究热潮相比，实有很大差距。
第二， 从表一可知，唐代对于《史记》的研究之风颇盛，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之作及各种研究成果，相对于《隋书·经籍志》所云南北朝以来“《史记》传者甚微”[31]的记载，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汉书》、《后汉书》均曾由皇太子下令加以注释有所不同，唐人对《史记》的研究，都是私人著述，而私人之著述更能反映一代的学风和士人的好尚。
第三，“三史”之中，往往《史》、《汉》并称，而《后汉书》不与。学者也往往兼通《史》、《汉》，这是隋以来的学术风气，如以《汉书》研究闻名于世的大儒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32] 隋唐之际的赵弘智“学通《三礼》、《史记》、《汉书》”， [33]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34] 至于刘伯庄“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35] 更是学兼《史》、《汉》，著述颇丰的学者。又如王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隨之卒业。”[36]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穎士、顏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37] 此外，专精《史记》或《汉书》一史的学者所在多有，如高、武时期的高子贡，“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38] 褚无量“尤精三礼及《史记》。”[39] 专精《汉书》的学者就更多了，如颜师古与秦景通、秦暐兄弟。相较而言，专精《后汉书》的学者实在不多。在学者以外的社会其他层面上，学习《史》、《汉》者往往多有，如高僧昙一“刃有余地，时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引者按：疑即司马贞）。”[40] 甚至蕃将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41] 李光弼“能读班氏《汉书》”，[42] 浑瑊“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著《行记》一篇，其辞一不衿大。”[43] 可见，社会上学《史》、《汉》者众，而学《后汉书》者盖寡。
要言之，唐代的“三史”之学，当以《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居末也。说唐代“三史”中《史记》的地位最下，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三、唐代的科举与史学
提及唐代的科举，人们往往会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的确，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科以文学才能为录取标准，但也不应忽视经史之学在科举中的作用。经学与明经一科之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待详辩。唯史学与科举之关系，尚有待探索。
1、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
在唐代前期，史学与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一般文士为了仕进，对于史学一般并不太重视。刘知几的体会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虽然自幼喜欢史学，“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44] 可见，史学优长对于考进士科并没有什么帮助，二者甚至有矛盾之处。因此，贞观八年（634）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45] 并未能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一方面，它仅是试读，另一方面，其考试方式仍为填帖，并不能考察出应试者真正的史学才能及对古代治国方略的理解。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按刘知几于永淳元年（682）登进士科，[46] 在此前一年即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一道敕文中指出：“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47] 显然朝廷也开始注意到进士不读史书的问题，大致与此同时，策文中也开始有了习史以资治道的内容。我们来考察一道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的策进士文：“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48] 在这道策文中，既有对于应试者的具体历史知识的问题，又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出现实政治中的治国之道。这反映了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到了玄宗时，对于进士读史书又从登科后的出身方面予以鼓励，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策）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弈奏）”。[49] 《大唐六典》则径谓：“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50] 显然，为了改变进士“多昧古今”的现状，在进士考试中开始提倡读史，并予以出身方面的奖励。至于进士试史的方式，则是试策与口试相结合。所谓一史，恐非任意一部史书，而应该是“三史”中的一部。此外还应注意，进士试史却并未成为1种强制性规定，而只是1种鼓励性措施。
正因如此，进士不读经史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乾元初，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干脆下令将五经与各史放在考场，供应试者随时翻检，受到欢迎，“数日之间，美声上闻。”[51] 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贡举之弊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2] 于是有些有识之士开始建议将史学作为进士考试中的必修科目，如大历（766-780）中，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就提出：“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不试诗赋，……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徵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徵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53] 可见，他设想的进士科试史并非是考章句与名物训诂，而是“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赵匡对于所考史书的种类更有着明确的设想：“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54] 在此，从“三史”到唐初所修晋南北朝诸史，甚至本朝实录和《贞观政要》都在考试的范围之内。
赵匡1类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人们对长期以来进士和经史脱节问题的反思有关，更与此时的政治形势和学术文化思潮有关。吴宗国先生曾指出，进士科试诗赋虽然终唐没有变化，但诗赋在录取时的地位却在逐步发生变化。大历年间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如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非常活跃，许多士子都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因而在学习中对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典籍和现实情况都比较注意。正是在贞元（785-805）年间，诗赋取士重新为文章取士所代替，而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55] 赵匡让进士兼习“一史”并加以考试的建议看来并未被采纳，但是贞元年间的进士策问则确实增加了不少历史方面的内容，着重考察应举者的真才实学。根据吴先生的研究，“从现存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年的进士策问来看，既考儒家经典，也考历史知识；既考对圣贤学说的理解，也考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而重点则放在考试应举者的‘通理’程度和‘辩惑’水平。”[56] 正反映了这一变化。
2、制科中的史学因素
为了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知识水平，唐朝不仅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不断提高，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在制科中增加一些经史的因素。
显庆五年（660）六月，诏文武五品以上四科举人，其中第一科为“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57] 显然将举人的德行、经史知识与行政才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武则天时，大开制科以招徕人才，许多科目的策问中都有鉴古知今的味道，如永昌元年（689）策贤良方正第一道即问：“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就；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58] 如果对于历史上各王朝的人事考课制度不清楚，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怕不易。又如长寿三年（694）策问“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曰：“至如临难不顾，知无不为，献替帷幄，匡过补缺，爰洎御命之流，并应搜扬之旨。子大夫博古强学，见贤思齐，一善或同，千载相遇。肇自汉魏，以及梁陈，若斯之人者，布在方策。宜具载年代，各叙徽猷，无惮米盐，用旌多识。”[59] 问得非常具体，所以回答时也须得具体不可，从现存薛稷的对策文来看，正是如此，显示了他对汉魏以来历史的精熟。[60] 类似的策问还有不少保存在《文苑英华》中，兹不备举。
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末者”。[61] 这当是史学独立成为科目之始，也即长庆二年（822）殷侑所谓的“伏惟国朝故事，……又有一史科”的来历。[62] 据《登科记考》载，第二年就有“抱一史知其本末科”王楚玉等八人登第。[63] 但之后此科并不常行，只是在其他制科中加入了史学因素，例如开元五年（717）有“文史兼优科”，[64] 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所开的“博学科”，也要求“试明三经、两史已上帖，试稍通者。”[65] 德宗建中四年（783）曾设“博学三史科”，有冯伉登第，[66] 徐松《登科记考》认为“按‘博学三史’当即三史科，非制举也”。[67] 我们认为此言不确，这里的“博学三史科”当仍属制科，因为作为常科的“三史科”于长庆二年才开始设立，而从那以后，类似的制举则不再举行了。
3、一史与三史科
长庆二年（822）“三史科”的设立标志着史学科目成为贡举中的常科。据《唐会要》载，此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6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如前所述，所谓的“三史科”考的正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从此又得到科举制的强力支撑。第二，“三史科”在设立之初，就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又同时是吏部的科目选，因为已有出身者及前资官也可参加考试，这一点早为吴宗国先生所揭示。[69] 第三，与此同时，原来属于制科的“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即所谓的“一史”也被变为礼部贡举的常科了。第四，“三史科”的设立并不是史学繁荣的结果，而是为扭转“近日以来，史学都废”的情况才设立的。对于兼通三史者要“特加奖擢”，可见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第五，考试的方法是每史问大义百条，[70] 并对策三道，然则绝非考试章句、训诂等内容，这也反映了中唐以来注重义理的新思潮和新学风。
从此以后，“一史”、“三史”成为虽性质相同但层次有异的两科，朝廷对于及第者的出身有着不同的待遇。大和元年（827）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只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误，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其有宏辞拔萃、开元礼、学究一经，则有定制，然亦请不任用在散试官限。其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如白身，并令国学及州府，同明经，一史、三礼、三传同进士，三史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应科目选。仍须检勘出身，及授官无逾滥否，缘取学艺，其余文状错缪，则不在驳放限。如考试登科，并依资注与好官。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如制举人暨诸色人皆得选试，则无出身无官人并可，亦请不用散、试官。伏以散、试偶于诸道甄录处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虚衔，及授官则胜进士及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实恐侥幸。”敕旨依奏。[71] 不难看出，由于一史与三史科都同时兼有贡举与科目选的性质，很多白身应试者试图直接到吏部应科目选，以尽快授官。按照此敕规定，若是白身，则一史、三史都应于礼部应贡举，但对于三史登科者，却另有优待，就可以以“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对于已有出身及有正员官，也有优待，就可以“超一资授官”，如此看来，则三史登科者的出路比起三礼、三传等要好得多。据《新唐书》记载，晚唐的朱朴“以三史举，由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72] 按荆门县今不可考，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有荆门山，[73] 荆门县或即宜都县之别称，若果如此，则由1个从七品上阶的中下县的县令，通过三史科，一跃而升迁至正七品上阶的京兆府司录参军，不可谓不快。
此后，作为礼部贡举科目，三史科虽然曾经一度因取人颇滥而与三礼、三传等八科一起被权停三年，[74] 但作为一条还算不错的出路一直存在到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正月，因新定格文规定每年登科人数减少，引起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的不满而进状曰：“伏见新定格文，三礼、三传，每科只放两人，方今三传一科五十余人，三礼三十余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举，纵谋修进，皆恐滞留。臣伏见长庆、咸通年放举人，元无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75]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五代时三史科录取的规模，即与三礼、三传等五科一起，每年共录取十三人左右，而考试的难度似乎却在增大。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院赵上交奏：“……开元礼、三史元义三百道，欲各添义五十道。”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诰权知贡举徐合符奏：“……开元礼、三史，元格各对墨义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对五十道，臣今请并依元格。” [76] 按三史科初立之时，仅试墨义一百道，策三道，不知从何时开始增加到三百道墨义，五道策问，甚至广顺三年初还曾一度增加，这似乎也是为了控制登科人数而采取的1种措施。
四、简短的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三史”在唐代的变迁，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间既有制度问题，又有观念问题。高明士先生所云二者更迭之关键在永徽与开元之间是极有见地的，然将其与唐代南北学术之对立争长联系起来，尚需进1步论证，而《后汉书》得以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的质量。在唐代的三史中，《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但《史记》也一改南北朝以来“传者甚微”的局面，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入，其地位决非某些学者所谓的“最下”，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代，经史之学成为士人知识结构的重要成分，起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结果造成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的严重问题，所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对于史科及第者，朝廷往往进行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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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集《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三史》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47页。
[2]《三国志》卷四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023页。
[3]《三国志》卷五四，1274-75页。余嘉锡先生认为“三史”之称以此条为最早，见氏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史部》三《别史类》，中华书局，1985年，251页。
[4]《三国志》卷六四，1445页。
[5]《魏书》卷五二《阚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159页。
[6]《魏书》卷五二《刘昞传》，1160页。
[7]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史部·别史类》，中华书局，1965年，446页。
[8]同前注1。
[9]《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史部》三《别史类》，253页。
[10]《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954页。
[11]《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页。
[12]《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454页。
[13]吉备真备访书事，载唐末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参见《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史部》三《别史类》，249-250页。
[14]参看吴树平《东观汉记初探（上篇）》，载《文史》第28期，1987年，91页。
[15]《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史部》三《别史类》，252页。
[16]星期一良《敦煌写本杂钞考》，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348页。
[17]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台湾《大陆杂志》第五十四卷第一期，1977年，7-16页。
[18]《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65-166页。
[19]《史通通释》卷八《摸拟》，224页。
[20]《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263页。
[21]《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3168-69页。
[22]《史通通释》卷九《覈才》，251页。
[23]《史通通释》卷五《补注》，132-133页。
[24]《史通通释》卷八《书事》，230页。
[25]《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343页。
[26]吴树平《东观汉记初探（下篇）》，载《文史》第29期，1988年，117-120页。
[27]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六章《古籍整理与史籍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129页。
[28]《史通通释》卷六《叙事》，165页。
[29]《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1166页。
[30]《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科目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58页。
[31]《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957页。
[32]《隋书》卷七五《儒林·包恺传》，1716页。
[33]《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赵弘智传》，4922页。
[34]《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陆南金传》，4932页。
[35]《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上，4955页。
[36]《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2897页。
[37]《新唐书》卷一四三《郗士美传》，4695页。
[38]《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4960页。
[39]《旧唐书》卷一○二《褚无量传》，3165页。
[40]《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中华书局，1987年，352页。
[41]《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3212页。
[42]《旧唐书》卷一一○《李光弼传》，3303页。
[43]《旧唐书》卷一五五《浑瑊传》，4894页。
[44]《史通通释》卷十《自叙》，289页。
[45]《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1633页。又参《通典》卷一五，中华书局，1988年，354页；同书卷一七，402页。
[46]《登科记考》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72页。
[47]《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1629页。同诏又见《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学林出版社，502页，其中文字有出入，待核。
[48]《文苑英华》卷四八三，策问第五道，中华书局，1982年，2463页。据《登科记考》卷三徐松考证：“按《文苑英华》载此为贤良方正策，是时制举策只三道，进士则五道，《英华》误也，今改正。”80页。
[49]《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1631页。又见《通典》卷一五，356页。
[50]《大唐六典》卷四礼部侍郎条，三秦出版社，1991年，83页。
[51]《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1634页。
[52]《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3430页。时间则据《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1166页。
[53]《通典》卷一七《选举》五，422页。
[54]《通典》卷一七《选举》五，423页。
[5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159-160页。
[56]同上书，163页。
[57]《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中华书局，1982年，7728页。
[58]《文苑英华》卷四八二，2459页。又参《登科记考》卷三，91页。
[59]《文苑英华》卷四七九，2443页。又参《登科记考》卷三，104页。
[60]《文苑英华》卷四七九，2443-44页。
[61]《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1648页。
[62]《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1655页。
[63]《登科记考》卷五，154页。
[64]《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当年有李升期、康子元、达奚珣及第，1643页。
[65]《登科记考》卷八，264页。
[66]《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4978页。
[67]《登科记考》卷十一，421页。
[68]《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1655页。
[69]《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唐代科举制度之一：常科》，31页。
[70]按此处有疑问，若问大义百条，则通七合格显然不合情理。这有2种可能，或者试十通七，或者试百通七十，二者必有一误。
[71]《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1657-58页。又见《册府元龟》卷六四一，7683页。
[72]《新唐书》卷一八三《朱朴传》，5385页。
[73]《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一，载《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95年，1055页。
[74]《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科目杂录》，1658页。《册府元龟》卷六四一略同，7686页。
[75]《册府元龟》卷六四一，7690页。
[76]《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四，770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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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BRAS：BRAS-功能，BRAS-发展阶段
宽带接入服务器（BroadbandRemoteAccessServer,简称BRAS）是面向宽带网络应用的新型接入网关，它位于骨干网的边缘层，可以完成用户带宽的IP/ATM网的数据接入（接入手段主要基于xDSL/CableModem/高速以太网技术（LAN）/无线宽带数据接入(WLAN)等），实现商业楼宇及小区住户的宽带上网、基于IPSec（IPSecurityProtocol）的IPVPN服务、构建企业内部Intranet、支持ISP向用户批发业务等应用。宽带接入服务器（BRAS）主要完成两方面功能，网络承载功能和控制实现功能。
bras_BRAS -功能
宽带接入服务器（BRAS）主要完成两方面功能，一是网络承载功能：负责终结用户的PPPoE（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是1种以太网上传送PPP会话的方式）连接、汇聚用户的流量功能；二是控制实现功能：与认证系统、计费系统和客户管理系统及服务策略控制系统相配合实现用户接入的认证、计费和管理功能；
1种面向宽带网络应用的新型接入网关。它是宽带接入网和骨干网之间的桥梁，提供基本的接入手段和宽带接入网的管理功能。它位于网络的边缘，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实现多种业务的汇聚与转发，能满足不同用户对传输容量和带宽利用率的要求，因此是宽带用户接入的核心设备。
目前国内高校局域网中也有采用bras服务的高校，例如南京市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提供2种bras接入服务，@a帐号每月免费流量20G，超出部分1元/G；@b帐号每月免费流量4G，超出部分2元/G。前段时间，南京大学也采用了bras接入服务，每月免费使用12小时，超过的部分，价格为0.2元/小时，每月20元封顶。高校采用BRAS已经成为1种趋势。
bras_BRAS -发展阶段
BRAS（Broadband Remote Access Server，宽带远程接入服务器）是用来完成各种宽带接入方式的宽带网络用户的接入、认证、计费、控制、管理的网络设备，是宽带网络可运营、可管理的基石。什么是IP BRAS？采取高端路由器IP内核架构，拥有超过50G的大容量交换矩阵，IP Packet方式的无阻塞交换，在I/O接口板可运行非IP协议，主要运行IP协议系统软件的电信级BRAS，可称为IP BRAS。BRAS自1999年开始应用，其演进的形态有明显的3个阶段：
第一代：ATM内核BRAS
第一代BRAS主要是用来将ADSL用户接入IP网络发展起来的，由于ATM及其延伸技术ADSL的计费能力非常弱，不得以叠加了BRAS这样的网关计费设备，用户通过PPPoA或PPPoE的模拟窄带拨号方式进行时长或流量等计费方式，ADSL用户到Internet均需要通过BRAS这个ATM-IP网关。后来，由于LAN接入的用户也无法进行计费和管理，只好采用和ADSL类似的PPPoE方式通过BRAS进行用户认证计费，再路由至Internet。在宽带用户数量较少的发展初期，BRAS集中放置，既解决了计费难题，又高效地分配了少而珍贵的公网IP地址，在应用中，大家还发现这一方式能有效地防止部分攻击，保护核心骨干网络，所以这种组网方式迅速成为“组网宝典”，一直保留了下来。
1999～2001年时主流宽带网络设备是ATM交换机，ADSL DSLAM也仅仅提供ATM类型的端口，造成第一代BRAS均采取ATM内核的方式。随着2001年ATM国际标准化的主要组织ITU向IP标准的全面转向，同时IP以其应用业务种类多、价格低廉迅速占领了桌面，并成功由100M以太网升格到1000M以太网，路由器也迅速研发出622M和2.5G POS接口，高速端口不再是ATM一统天下。而第一代ATM BRAS每端口单价昂贵，很难出高速率和高密度的GE/POS端口，不便于扩容，只能采取网关或旁挂式组网，同时也容易造成单点故障、易出现转发瓶颈，虽然大家对此是既爱又恨，这些ATM BRAS却直接推动了第二代盒式IP BRAS的大量使用。
第二代：盒式IP BRAS
2002～2003年，不少运营商出于成本和技术发展的考虑，在2002年就开始停止扩容ATM网，一些新兴运营商历史上又根本没有建立过ATM网，又能从容地选择性价比更高的LAN和IP DSLAM这样的纯IP接入方式，建设重点就自然转向发展IP城域网，随即管理计费的BRAS设备要求变得端口类型单一（只需要FE/GE）、性价比高的BRAS。部分BRAS厂家于是在为ATM BRAS扩充新研发的GE/FE单板时（采取IP over ATM方式），自然地也将该单板改造成盒式BRAS设备，以满足这部分运营商的需求。
然而，运维部门、技术决策部门在2004年均发现自己的宽带网络中，BRAS已经仿佛变成了“万金油”，网络的不同层面都会出现BRAS的身影，BRAS原先的高效管理和共享IP POOL的集中管理优势，已经被城域内十几台甚至数十台大大小小、功能性能差异巨大的BRAS分割得四分五裂。电信专家们更是深刻地认识到现网的ATM BRAS、盒式IP BRAS不支持组播、不支持MPLS/MPLS VPN、路由和转发能力弱、上行带宽不足、QoS和流量控制功能弱、ACL防病毒攻击能力弱、不支持IPv6等，给网络发展带来了制约和潜在的瓶颈，这些因素，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
第三代：机架式IP BRAS（大容量万兆IP BRAS）
自2004年开始，中国电信运营商已经有针对性地对BRAS使用提出了规范要求，BRAS设备厂家更是基于对IP网络大容量、少节点、广复盖的理解和应用需求，设计出了第三代IP BRAS。其普遍设计思路是——采用IP内核架构，接入侧（或下行端口）接口类型丰富，能终结各种基于不同技术的接入方式，识别出承载于其上的IP Packet。主要运行IP协议系统软件的电信级BRAS。IP BRAS完全抛弃了传统BRAS的ATM内核设计方式，大幅度突破ATM内核BRAS容量难以超过50G的瓶颈限制。处理性能在大容量的交换矩阵和业界最新、处理能力更强的NP芯片的合力推动下，既能提供ATM BRAS那样丰富的接口类型，又能提供ATM BRAS无法企及的高密度端口，甚至实现高速率的10G端口。特别是在网络适应发展能力上，第三代IP BRAS已经和城域网边缘路由器的功能和性能不相上下，可对上层的Internet、3G、NGN、企业专网和IPv6的数据进行高效的承载和线速转发。
IP BRAS有更好的性价比，组网可以比集中的网关式ATM BRAS更靠近用户，但不会直接与用户连接，中间会有若干的L2汇聚设备，并可通过自身的环状网或其他保护技术实现大容量BRAS的N+1网络安全备份。机架式的第三代IP BRAS非常容易实现性能扩展，高密度/高速率的端口，能实现比第一代ATM BRAS、第二代盒式IP BRAS更多数量的用户接入，还能保障用户数倍于第一、二代BRAS的带宽，典型的例子是可以基本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保障每用户的4Mbps以上带宽。
bras_BRAS -工作过程
用户通过特定的方式申请并接入网络，常见的接入方式有拨号接入、静态IP接入、动态DHCP接入以及与VPN相关的一些较复杂接入方式，这里仅介绍前3种方式。
拨号接入方式的工作过程如下：
用户在计算机上采用拨号软件，向BRAS发出接入申请。
BRAS收到用户的申请后，匹配账户属性，决定此用户的认证和计费方式。
BRAS根据认证和授权的结果，决定是否给用户分配地址和相应的用户属性。
用户上线后，BRAS通知后台服务器计费开始，并检测用户是否在线。
用户下线后，BRA（www.61k.com]S回收用户地址，并告知后台服务器计费结束。
静态IP接入的工作过程如下：
BRAS设备上配置好一些准备用于用户静态接入的参数。
用户终端手动配置自己的IP地址和DNS等信息。
用户终端和BRAS相互学习对方的信息（如ARP）。
BRAS转发用户的数据报文。
动态DHCP接入的工作过程如下：
用户终端设置为自动获取地址和DNS。
用户通过DHCP获取地址和DNS：
BRAS拦截用户上网的第1个TCP报文，并重定向到认证页面。
用户在认证页面上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进行AAA服务器认证。
AAA服务器返回认证通过的授权信息，BRAS设备对用户进行相应的用户策略控制；保证按照授权策略进行正常上网。
五 : 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发展阶段，信访制度-制度弊端
信访制度，是指公民个人或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电话、传真等参与形式与中国的政党、政府、社团、人大、司法、政协、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接触，以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问题，有关信访工作机构或人员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及申诉方式。为处理信访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设立有国家信访局，各级政府、人大及政协也设有信访办公室。2013年，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即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信访制度_信访制度 -发展阶段
新中国信访制度的确立，最早可以上溯到建国初。主要经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注重倾听民声民愿，把信访看成是党和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1种方法，这一时期是信访制度的雏形时期，其主要内容：
1951年6月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份关于信访工作的文件，文件中明确强调，各级政府应为人民群众做主，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服务，做好与人民相关的事情，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政府的工作和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反映情况。1957年11月国务院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领导要亲自接待、阅批人民来信来访制度。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
《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制定开创了信访制度新时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后，“文革”遗留问题被突击性解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针对这一情况，1982年2月国家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通过了《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和《当前信访工作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这也标志着中国信访制度逐渐走上了正规化道路，进入了1个新的时期。《条例（草案）》共六章二十一条，为信访机构设置、信访工作人员的配置、办理信访事项的原则和方法提供了依据，省市级以下（包括省市级）党委和政府可以联合设立（www.61k.com]信访工作机构，也可以分别设立信访工作机构，各大部委及县级企事业单位可以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配备专职信访干部”。《条例（草案）》还规定信访工作要遵循“分工负责、归口办理、件件有着落、有结果”的原则，对于涉及到几个部门、情况又比较复杂的信访问题，应由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组织有关单位联合办理。处理意见不统一的，原则上由党委和政府出面主持，会商办理，并设立了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为了适应新信访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1995年10月28日，是信访工作标志性的日子，国家颁布了《信访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信访行政法规。《信访条例》的出台是对建国以来信访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肯定，是国家在信访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尝试。从《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到《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到《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到国务院《信访条例》，信访制度的发展过程是1个边实践探索、边向法治轨道靠近的过程，国家将致力于建立一套系统而权威的规范信访活动的法律制度，将信访逐步推向法治化。
信访制度_信访制度 -制度弊端
有不少学者都评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访制度。一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个偌大的国家，政府的非中心化和权力分散问题严重；中央政府极其量只能管理到县级的事务，地方官员拥有非常多的权力。这样便增加了官员在“山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渎职的机会。很多学者认为，人治色彩过份浓厚，是信访制度的弊病。由于信访没有一定的途径，所以也没有特定的制度管理，很容易出现官僚作风，甚至压迫、恐吓、殴打信访人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级政府制，也成为了信访制度的弊端。1个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上面就有乡（镇）、县、市、省四级政府，才到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在乡郊地区的国民，有时更多了一级“不是政府的政府”——村委员会或村共产党支部。上访的最终目的就是到北京去反映情况，但这样对于1个普通百姓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事。第一，是路程遥远；第二，是经费问题；第三，是上述的渎职或压迫信访人问题。虽然中国在法律上容许越级上访，但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例子都给打回票。在信访制度下，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信访人的诉求往往被打回到作为信访对象的地方政府处理，从而使信访者遭到变本加厉的欺压和迫害。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打压百姓的手段之一，利用上访的繁复手续吓怕希望反映意见或检举的人民。
信访制度_信访制度 -政府监控
虽然法律规定个人有上访的权力，但某些政府会将有上访倾向的人列为高危上访人员并加以监控。 有时甚至会采取送精神病院等暴力手段。
信访制度_信访制度 -制度改革
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信访排名”，“让各个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正在悄然推进。其力度影响程度，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
网上受理信访制度
2014年2月20左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并提出以下意见：
一、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二、进1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三、健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工作机制
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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