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
嘲霞。[www.61k.com)
吴越文化,是无法分开的.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出现在吴越历史舞台上的,有一连串名垂千古的英时期中,吴越本属一家人,何能划分为不同文化类雄与美人,包括阖闾、夫差、伍子胥、孙武子、勾践、型?几千年来,彼此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没有地理文种、范蠡与西施等等。这段历史,在两于多年后的上的隔阂,大家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彼此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相同,而且同属一个种族,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至于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最具代表性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经常会分分合合,只是的经典著作,便是《孙子兵法》。孙武子是齐人,由伍如此而已。当然,由于几千年来的政治纷争,每每造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伍子胥与孙武子辅佐阖闾与成人口的大量流动(女口西晋灭亡.北方世族与难民之夫差父子两代人,百战百胜,称霸中原,使吴国国势南下;北宋灭亡,也有类似情形),这时候,会带来某达于巅峰状态。后来伍子胥被夫差冤杀,孙武子也些“外来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等,交不知去向,史书并无明确交待。在名将折损之后,吴互融会的结果,文化内涵将更为丰富,或许可以称国也于公元前473年为越王勾践所灭。
之为混合文化,实际上就是“江南文化”。现在将其《孙子兵法》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是一部全球发展脉络,加以阐述。公认的兵学圣典,这算不算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
第一期——春秋末期的吴越时代。据史书所孙武本人是齐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人。不过《孙子载.吴国于纪元前12世纪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国,兵法》却是在吴越两国进行实验的,因此,也许可以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史书并无吴国活动的纪录。直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
到纪元前6世纪后。吴国才有确切年代可寻。到了此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后世产纪元前514至496年吴王阖闾时代,吴国得到楚臣生了强烈影响,这个人便是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伍子胥及齐国孙武子的辅佐,大败楚齐,成为南方没有范蠡的辅佐,勾践可能报不了夫差之仇。但在一霸.日后还挥军北上,称霸中原。灭吴之后,范蠡却飘然远隐,浮海至山东经营生意
至于越国的历史,也是在纪元前6世纪才有较去了。他定居于山东的陶,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范蠡多详尽的纪录。当时的楚国,采用“联越制吴”政策,临走时写信给另一位大臣文种,认为勾践这个人,使吴越相互攻伐。当时,名震一时的吴王阖闾,在一“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劝文种一起引退。文次伐越之战中受伤而死,临终之际,嘱其子夫差报种不退,日后果然被勾践所杀。范蠡当时创造了一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后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践,然后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挥军北上,争霸中原。接下来,是越王勾践“卧薪尝退”!唐朝大诗人李白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胆,志切复仇”,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退多陨身”,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灭吴国。逼得夫差自杀。越王勾践随之亦称霸中原。斯、陆机、陆云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
这一段动人的历史,史书有十分精彩的记述。这时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便解甲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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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 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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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之作。(www.61k.com)如果以李氏父子的文学成就来代表江南文化.这成就当然十分辉煌。李氏父子当之无愧是江南文化的代表。
第五期——南宋时期。如果从北宋算起,那么,有一位出身苏州的历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绝对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试读他的《岳阳楼记》,他的文学才华,真足以使你灵魂震动!尤其是他所作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不朽人物。
南宋的陆游,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浙江绍兴人,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代表者。不过,他长期在蜀中仕宦,热爱蜀中风土,因此将他的诗作题为“剑南诗稿”,这也许又可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陆游的名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Et,家祭毋忘告乃翁”,这对今日的两岸关系来说,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陆游的另一首诗,更能表达出他自西蜀返乡的复杂心情。他长期居蜀,后来忽奉诏返京。“京”在何处?在他的故乡临安(杭州)。这时他倒有点不安了,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久居的成都,再则他久别故乡,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认不得几位亲友了。且看这首《南乡子》:
归梦寄吴槽,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须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这首词,对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全词意境幽美,景色如画,委婉清丽,含凄无限”。在今日.住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触。
南宋另一位大诗人林通(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与大自然为伍,不问世事。“妻梅子鹤”,传为千古美谈。他的词,婉约清丽,风格淡远,真可谓“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长相思》词,将送行妇女的无限幽怨,融人大启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风致!这是“江南文化”中最为动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与现代。如前所述,无论在近代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车头,带动中国人民前进,创造了一个使全球震惊的新时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是关键性的,这只要看上海、苏州、杭州在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就够了。除了政治,在文化上,江南的成就也令人刮目相看。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师,我最敬佩两位:王
才表孙陆国
辈出现.显权、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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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要特别指出的几位是:名将陆逊、陆杭父子在军事上的成就,陆机、陆杭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顾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这些人,并非都是吴越本地人.可谓是一种江南文化雏形。
第三期——东晋时代,自晋元帝在江左建立东晋政权.他身边的大臣,如王导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过,以南方的吴越为主要基地,力抗北方异族.完整地保留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当时,“高卧东山”的名士谢安,就住在绍兴旁边的上虞。一位退隐于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却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的成就,可谓冠绝古今。至于谢灵运家族在诗词上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连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见王、谢子弟不仅会打淝水之战,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他们的祖籍都不在吴越,不过,却成长或出生于吴越,他们的辉煌成就,也许可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谓“魏晋风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
大放异彩。
第四期——五代残唐的吴越时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钱缪建立的越国,一直保持自己的国号,直至钱缪时代,和平归顺宋太祖,子孙得以永享福泽,以喜剧收场。至于在公元902年由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所建立的吴国,却于公元937年为权臣徐知诰(本姓李)所篡,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传至第三代李煜,为宋太祖于公元975年出兵讨灭。李煜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南唐李后主,他是一位天才文学家,他在词学上的成就,使他获得“词圣”的称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评语是非常正确的。其实,李后主之父李琼,也是词坛圣
手。王安石认为,李琼所写的两首浣溪纱,是南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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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 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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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苏南的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扮演着引人瞩目的特殊角色,不断引发国人的关注。(www.61k.com]
自泰伯东迁三千年来,苏南至少有四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第一次在宋元以后,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苏杭”指苏州、杭州,代表江南,为国人称道。第二次是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在苏南兴起,最为著名的有无锡荣氏家族。第三次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享誉海内外。第四次国维与鲁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都出自吴越。王国维不仅是史学大师,同时又是文学批评的大师。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成绩相当杰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却是不朽的名作。只可惜,他竞对时局过度伤感。自认“五十之年,惟欠一死”,在50岁的英年,在北京投湖自尽,留给今人无限怅惘与哀思!
鲁迅的性格则完全相反。他是一位无畏的战士,要为唤起中国沉睡的灵魂大声“呐喊”,决不退缩!“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伟大人格表现。我认为,鲁迅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学的杰作。只可惜,在那个离乱时代,“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神”,鲁迅先生积劳成疾,也在五十多岁的英年,在八年抗日战争的前夕,永远古别了他所眷恋的祖国与苦难的人民。鲁迅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的战斗精神是不死的.他将
永远活在后人心中。
是90年代以来,苏南乡镇企业大规模实施转制改制,走出一条新型“苏南之路”,引起世人的普遍关心。有了突出的、重大的创新之举,才会引起世人关注。苏南发展原因与轨迹,确实值得人们研究探索。
苏南的发展变化,既有特殊区情的因素,也有全国的、时代条件使然。泰伯东迁以后,稻米文化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手工业与商业发展较快,教育文化事业比较繁荣;加之江南比之中原,战争破坏较小,故而白东晋南北朝始苏南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后来居上,超越中原地区。到明朝中叶,江
江南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从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f如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属于吴越部分的资料来,内容一定非常可观。十多年前,我到陕西西安参观兵马俑,西安~位教授伴我前往,知道我是江南人.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分处南北,各有千秋,那就是:江南的才子山西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您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几乎都埋在我们这里.真是伟大呀!”不错,江南盛产才子.而吴越正是江南才子的最大供应地。我最感念的大词人李后主是在南京蒙难的,李白、自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都在杭州西湖、苏州、无锡留下不少不朽诗篇。当代史学大师钱穆是我的老师,是无锡人。今天在绍兴出席讨论江南文化的学术会议.更增亲切之感.更不禁令人想到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责任编辑:长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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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 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
从吴越文化到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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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话说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是春秋时期最早开发的吴国和越国统治期间所形成,又为后世所传承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而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为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史料。
春秋时期的吴国、越国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
在吴越文化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即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一是在春秋时期已有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在此期间互相争霸。公元前494年,吴越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越国败得很惨,越王勾践一度去当了吴国的俘虏,受尽耻辱。越臣文种征集珍宝器物,带到吴国,贿赂太宰。又把西施送到吴王身边去,吴王大喜过望。答应了文种提出的媾和要求,赦了越王。勾践被赦后回到越国都城会稽,“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他亲自订立国家的政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身自耕种,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多方招徕贤人达士,扶贫济苦,问伤葬死,与百姓共休戚、同劳逸。这样上下齐心,競競业业,国家才慢慢恢复了元气。越王励精图治,对楚、齐、晋、鲁等邻国无不小心修好,对吴国更是十分巴结。公元前482年,吴王调兵大举北伐齐国。于是,越国乘其国内空虚,调发重兵攻伐吴国。吴国被攻破,越王勾践自度不能一口气灭吴,因此便许了和。又过了四年,越军更强大了,再度伐吴。这时吴军疲敝,越军得以摧枯拉朽之势大破吴军,并留下来包围吴军三年,将吴王围困于姑苏之山。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
二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及苏南一带。从公元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保持了近百年的统治。钱氏父子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佛重教。在当时东亚各国中,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在钱镠的领导下,杭州开始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建设。
现有史料表明,钱镠射潮决非筑塘一事,而是在吴越全境发动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在杭嘉湖,疏浚治理太湖。在绍兴鉴湖、鄞县东钱湖周围筑塘。在萧山,开浚西兴塘。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多开支流、小泾,集防洪、灌溉于一体。
钱镠十分重视农业,募民垦荒,增产不加赋。
吴越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奖励蚕桑,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中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商业也迅速繁荣。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www.61k.com)、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经贸交易远至西南亚的波斯(伊朗)等国。这样,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吴越国期间,寺观建筑、石窟艺术、文学书画、工程技术等多方面文化成就,为其他割据政权所不及,且富有苏杭特色,影响深远。
吴越文化的地域范围及历史传承
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
长江下游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
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以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文化区是由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比较稳定。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比较多变。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但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通过颁发一个行政文件而立刻实现。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它是超越朝代的局限而又一脉相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以吴越文化来说,吴国、越国虽已于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先后灭亡,但吴越文化并不因此消失,而继续传承于后世,绵绵不绝地发展下去。
在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鲜明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这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和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异同及精神特质
一、和谐共存的吴越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都起源和发展于长三角地区。在古代,吴越人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族。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吕氏春秋·恃君篇》注“越有百种”,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文化和越文化虽然分别在江浙不同地区,但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吸纳,相互交融。《吕氏春秋·知化》云:“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
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
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就成了吴越经济的重要行业。著名学者林乃燊指出:“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起源于春秋时的吴越。”
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从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考证,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 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来的;习俗相同,吴越地区古时流行“文身断发”习俗,吴与越史籍上都有“文身断发”的记载。春秋时期,长江三角洲还是蛮荒一片,句吴和于越民族,都断发文身,不冠不履。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二、和而不同的吴越文化
吴越两地比邻相处,其先民皆为百越族,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也产生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不同魅力。
地域位置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吴地北有齐,西有晋,又与楚接壤。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故而在接受外来文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位,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越地与吴地相比则显得偏僻,越与楚、吴的关系密切,与中原的联系则不如吴,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相对薄弱。越国更注重本土变化,注重鲜明的越地土著特色,这也导致越文化与吴文化的差异和区别。
生存环境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吴地处在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比较发达,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虽有林、牧、渔、副多种经营,但与吴地相比,生活空间就相对狭隘和闭塞。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吴文化的内涵就多一些精巧和柔美,越文化就多一些通俗、朴质与阳刚。吴人虽精明,却安于守成;越人虽朴野,却敢于冒险。这些,对吴越经济的不同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总体来看,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
吴越两国以及周围列国为争霸一方,相互为敌,战事不断,先是吴国战胜越国,再是越国灭掉吴国,后又楚国灭掉越国,秦国又灭楚国。在这漫长的战乱和争斗中,吴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既交相辉映、相互渗透、多元交融,又相互转化、变换,释放各自的文化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力,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及发展。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雅、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商务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吴越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细柔、精致、文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吴越文化的共同特征。《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作是吴越文化的标本,其柔美、细腻、文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
吴越文化对当代浙江的影响
吴越文化的发展,既始终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质,又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越文化在这种发展演化进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区域文化,并对此后浙江地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甘为人先,勇于创新
因为依水而生、傍海而居的生活生产环境,越民在与水的长期拼搏、对水的长期征服过程中,培育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品质。从历史看,由于吴越地区发展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徙过程中,这种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增强了他们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与创新的愿望。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闯天下”,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们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这些众多的“全国第一”,也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大气开放,兼容并蓄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濒(钱塘)江、环(太)湖、临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吴越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对异质文化没有排斥性,而有着非凡的开放、兼容气度。阳明心学和浙东学派、永嘉学派都重在兼采各派思想。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浙江率先孕育,造就“东南财赋地,江南人文薮”的嘉年盛世,也是由于对新思想的广泛接受和容纳。千百年来,吴越文化在发展演变之中,已形成兼容并蓄、人我共生的传统。
机敏睿智,坚韧不拔
吴越文化的产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纵观古越历史,浙江人民具有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的志向。“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人格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坚强意志与献身精神的理想化身。越王勾践不忘俯首称臣于吴国之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终成功业。吴越国王钱镠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一部古越文化史,就是一部浙江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史。这种精神品质深刻影响了历代浙江人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经世致用,务实求真
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商品意识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浙江文化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一直以来不断地反思义利观,探索一种符合儒家经世理想的“义利”关系,南宋浙学特别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推崇学以致用,反对空疏学风,倡导义理与功利并举。浙江人形成了乐于经商、善于经商的性格特质,在经济活动中保持了悠久的“讲信修睦”的传统。从战国时代的范蠡弃政从商,堪称“浙商”鼻祖,到“宁波商帮”与“温州模式”,都体现了浙江的重商文化。此外,浙江历史的客观条件,培养了浙江文化反对空洞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追求真理、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历史上东汉王充提出“疾虚妄”、“重效验”;明代,王阳明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念的束缚,提出“知行合一”学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吕祖谦开创的金华学派主张为学务实致用,不尚空言;章太炎“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吴越文化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今,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它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 吴越文化
临安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出生和归葬地,吴越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是临安市的文化财富。[ www.61k.com )钱镠墓为江浙一带保存最完好的王陵之一。钱宽水邱氏夫妇墓、康陵墓室顶部的天文图,为国内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代天文图,具属真实天文图。钱宽水邱氏夫妇墓,同茔异穴,是目前发现的吴越国钱氏王族墓中年代最早墓葬,两墓出土的陪葬器物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吴越国二世国王王后马氏墓——康陵,是迄今已发现的吴越国王钱氏王族墓中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做工最考究的一座,其石刻浮雕彩绘艺术是江浙一带保存最为完好的历史艺术遗存,对研究五代至宋绘画艺术的衍变发展极其重要。功臣塔是全省现存最好地砖木结构仿楼阁式方塔,其构造和形制具有开创意义,馆藏文物中,出土于钱氏王族墓葬的青瓷珍品——“秘色瓷”,数量和质量都是全国之最,引起了国内外瓷坛专家们的轰动和关注。特别是青釉褐彩熏炉、青釉褐彩盖罂、青釉褐彩油灯均为国宝级文物,工艺精湛、造型优美、釉色滋润,堪称稀世珍宝,为全省县级市最多。功臣山廊院式古寺遗址的发掘,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今年5月26日由国家、省专家组成的旧石器考古调查组在临安市调查,发现打制的石核、石片、砍砸器、石球、刮削器、手镐22件,具有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典型特征,时代最近的打制石器形成期在1万2千年前。临安市旧石器的发现,是临安市考古史上一项具有重要深远意义的发现,填补了临安市旧石器遗存的空白,改写了临安市人类活动6000年的历史,标志着临安市境内早在1万多年前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
目前,临安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四项:吴越国王陵(钱镠墓、钱宽水邱氏墓、康陵)、功臣塔;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一处:河桥古镇;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普庆寺石塔、南屏塔,还有五处已推荐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天目山和尚灵塔群、天目窑、婆留井、昱岭关、马啸陈家(山边)祠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4处,市级文物保护点87处 。
临安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改革开放以来,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一大批民间艺术作品先后获奖。俞志平的《农家小院》系列农民画4幅,入选文化部“群星奖”绘画展,填补了临安市美术作品无缘文化部“群星奖”的空白;农民画《乡情恋曲》荣获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群星奖”美术展览优秀作品奖,是至今临安市美术作品获得的最高奖项,实现了临安市“群星奖”零的突破;铜版画《草棚棚》在中国美协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美术作品展入展。大型民间艺术表演《龙飞凤舞到钱塘》参加“风雅颂”民间艺术展示和2001年西博会狂欢节,获最佳表演奖;《临安水龙》获第五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友谊金杯奖,这是临安市的民间艺术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去年,《临安水龙》《吴越双狮》应邀参加法国尼斯狂欢节,临安市的民间艺术第一次跨出国门,走向世界,30余人组成的表演团带着东方古老文化和临安人民的深情厚意,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病痛,夜以继日,竭尽全力,把自己最好表演技艺,奉献给热情友好的法国人民。临安“龙”“狮”扬威法国尼斯,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和临安优秀的吴越民间文化。2004年,《猪八戒背媳妇》再次应邀赴法国尼斯参加狂欢节,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临安的民间艺术表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近几年来,临安市文化工作者肩负时代和历史的责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积极创作,精品频出,文学、摄影、美术、书法、戏曲等艺术门类在出人才出作品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葛伟的长篇历史小说《喋血杭嘉湖》联谊报连载,《吴越钱王》与杭州市文联联合出版,张镇静的《圆圆的嘴巴》获得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潘庆平、殷光玉、方再耕等一批作者相继出版了小说集、散文集,是临安市有史以来,文学作品出书最多的时期。方志恩获“兰亭.牡丹杯”三等奖,多次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入展;王江松特邀参加2003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应曙明的漆画《老当益壮》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这是临安市第一件作品入选全国展。程行的小品《情系安多》《称官》《夫妻逗娘》、陈洁的摄影《山村学子》获杭州市“五个一”工程奖。陈洁的《山色》获全国摄影铜奖;顾兆明的《山花》《老伴》分别入选第18届、19届全国摄影展;无手摄影师郑龙华的《明天更美好》获“中国城建艺术摄影大奖赛”铜奖,《山村故事》获中国第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优秀奖。出版了《天目山传说》《天目山民间传说》《精卫传说》等书籍,陈容光的魔术《餐巾纸与钞票的变换》获中国杂技“金菊奖”铜奖。
佛 西天目山佛教兴起始自东晋升平年间(357-361),开山始祖为竺法旷。嗣后,慕名入山修禅问法的高僧不乏其人。唐大中初,洪言西土禅师继位,元至元十六年(1279),高峰禅师入西天目山狮子岩,倚松结庐,后与其徒断崖了义、中峰明本相继建成规模宏伟的狮子正宗禅寺、大觉正等禅寺。此后,西天目山名声渐起,与国内外交往频繁,日本、印度、朝鲜等国不断有高僧前来参禅留学。清代的玉琳国师,身受顺治、康熙两朝之殊遇,于康熙四年(1665)创建禅源寺,大振高峰、中峰法席,西天目山赫然改观,香火极盛,寺内藏书甚多。民国初期,西天目山佛事衰落。30年代中期又有复兴,有和尚几百人。1941年4月15日,禅源寺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天目山香火渐衰。60年代初,住山和尚21人。1965年,16名和尚迁至临安县玲珑山。
西天目山僧侣,在唐宋时代多流寓,大多垒石为室,结茅为庐,涧饮木食,苦志修行。最早略具规模的寺院,为建于唐光启二年(886)的保福院,次为建于唐文德元年(888)的明空院。历宋、元、明、清诸朝,相继建成狮子正宗禅寺、大觉正等禅寺、禅源寺及45座庵堂。1000多年来,由于兵事频频,风雨侵蚀,寺院几度兴废。今幸存的尚有禅源寺山门、天王殿、韦驮殿、狮子正宗禅寺(今称开山老殿)及太子庵等部分建筑。
儒 儒学在西天目山的出现,起初是一种补充和融合。西天目山在葛洪以后的一些道教名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们的儒学思想。西天目山最负盛名的儒学代表当数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之长子萧统,俗称昭明太子。萧统,字德施,聪慧灵敏,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才学出众。因葬母一事被宫监鲍邈诬陷,不能自明,遂与崔、张两丞游历天下名胜,后避世隐居天目山。在西天目山他苦读分经,在东天目山他参禅修佛,先后分《金刚经》32节,编撰《文选》30卷等。数年后,梁武帝尽释前嫌,遣人迎归。然一日萧统在池中荡舟不慎落水,惊悸得病,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未及即位,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
萧统在分《金刚经》期间,因心血枯竭而致双目失明,后取石池水洗眼,双目复明。今西天目山禅源寺西北昭明峰下完好保存着明代建筑太子庵、文选楼,庵侧有“洗眼池”等遗迹,太子庵现已修葺一新。现代著名画家叶浅予在西天目山写生时,目睹昭明太子当年编撰《文选》的太子庵、文选楼十分凄凉冷落,感慨万千,其《太子庵破庙吟》一诗中写道:“天目古迹多,此庵最负名;敢问当局者,何以慰昭明?”
近年来,国际上已先后两次召开昭明文选研讨会,然昭明太子庵冷落如故,这深深触动了国家行政学院知名教授张金马先生的心,在张教授的悉心策划下,1997年7月,一个以昭明文化为研究主体的民间学术机构——天目书院在西天目山正式宣告恢复成立。
道 西天目山最早的宗教活动就是道教。公元前100多年,就有不少不愿做官、性好道术的李耳信徒,隐居西天目山,修道炼丹,著名的有被西汉武帝册封为“太微先生”、“太素先生”的王谷神、皮元曜。公元34年,即汉建武十年,祖庭在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教创始人、道教大宗张道陵就出生在西天目山,并在此1多年。今西天目山有张公舍、张公洞等遗迹。汉时在西天目山修道炼丹的名流尚有魏伯阳、左慈、葛元等,其中葛元时称葛仙翁,师从左慈。据传,一天他在西天目山的一个石壁岩洞中捣药时,不慎掉了一粒,被一鸟啄食。此后,这只鸟鸣叫叮当如杵臼,故称之为捣药鸟。
道学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特别与儒学融汇贯通,互为补充,将道学升华至一种极高的境界。晋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就是道学与儒学结合的杰出代表,他系葛元从孙,以儒学知名,生性寡欲,不慕荣利,好神仙导养之法。他曾在西天目山炼丹著书,著有内外篇共一百十六,自号“抱朴子”,并以之作为书名。今葛洪在西天目山存有丹池遗迹。晋代西天目山道学名流尚有许迈、大徐五仙、小徐五仙等,其中许迈“慕临安多金台玉室,仙人芝草,遂移居西天目山,登岩如芝,渺然有终”,当时书法家王羲之与他交往甚厚。西天目山双清庄原有四真君祠。所祀归一真君即是许迈。东晋永和年间,西天目山始建道宫,著名的有“至道宫”、“紫阳宫”、“万寿宫”等,为道家专门1之所。
唐代天目山人徐灵府,精通儒学,在西天目山层石间结庐1,著述颇丰。北宋1霞,性好著述,读书不倦,常来西天目山,著有《天目真镜录》,后应诏入主洞霞宫。
元代知名道人有三个,一是莫洞一,会“五雷法”,相传为天目山民驱鬼所用;二是阮日益,鹤形古貌,苦志食淡,遍游湖海后,兀坐于西天目山石岩中,寒暑不动,寿八十余;三是张君宝,一笠一衲,不修边幅,能日行千里,能闭目1几十天,往来于西天目山,传说曾死而复生。
东晋升平年间,竺法旷将佛教传入西天目山,成为西天目山佛教的开山始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元至元年间,西天目山佛教大兴,影响中国东南一带及日本、印度、朝鲜等国,道教活动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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