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吗？

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吗?

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吗？的参考答案

大陆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号称社会主义的奴隶制国家!

哥们,你是哪里来的?

二 : 书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作者：梁_捷 提交日期：2009-4-11 12:12:00

书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梁捷

很多人都还对黄亚生教授上一本著作记忆犹新。那本书名为“Sailing China”，可直译为“出卖中国”。恐是保险起见，中文版最终以副标题“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版，便没能在国内产生多大反响，甚是可惜。

黄亚生的观点本来异常尖锐，大有一举戳破“中国奇迹”之势。非专业人士未必熟悉外国直接投资（FDI）这个概念。但将其转译成星罗棋布的开发区、如火如荼的招商引资、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整幅图景就一目了然。我国吸收外资的成绩极为优异，1993年后连续九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收FDI国家。2002年以来，中国吸收FDI数量更是压倒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相形之下，整个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至1%以下。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吸收FDI的能力也远逊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若能站在火星上观察地球上的资本流动，一定可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特征。第一，相当部分资金在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流动。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充裕的国家，可他国投资者仍愿意将资本投向美国。这也印证了《圣经》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第二个特征，更多的国际资本纷纷流向中国，义无反顾。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解释说，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反衬出资本回报率高。再加上政治稳定，基础建设良好，都有助于吸引投资者。

可黄亚生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重要前提。并非中国更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是中国一直在压抑民营资本而献媚于外国资本，两者从不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展开竞争。由于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之一，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极低的代价将土地配给给外国资本，造成“出卖中国”的事实。FDI的巨大存量并不能单纯看作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迹象。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黄亚生进一步发展了这套论述。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黄亚生无意概括总结三十年奇迹的“伟大经验”，而是想直接切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具体脉络。要知道，从长达六十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看，三十年只是短短一瞬，最多只走完长周期的一半。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若不梳理清楚其中机理，接着走三十年的经济衰退也并非不可能。前苏联亦曾保持了不下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也未能走过六十年的经济周期。

恰逢全球金融海啸来袭，破灭了美国金融泡沫，也沉重地打击到中国经济。如同一场大病，强制性地迫使我们静下来反思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柏克曾说过，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萨缪尔森曾沾沾自喜地把这句话置于《经济学》的开篇，彰显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过我们要记得，这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时代，更是一个诡辩家的时代。

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在1978年的发端并无多少异议，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初推动力。如果从产权角度看，直到八十年代末，还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工商个体户的数量和经营规模也时有起伏。那些戴上“红帽子”即以集体企业为名的乡镇私营企业在缝隙中顽强崛起，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它们所创造的产值在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很快就超过了五成。其中多数企业在九十年代摘掉了红帽子，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者民营改制，清晰化产权，转型为民营企业，终于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然而主流的经济学叙事一般到此为止，很少有人对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再作阐释。从历史角度来看，时间隔得还太近，趋势尚不明朗；从政策角度来看，多项政策改革还有反复，未可遽然而论；从经济研究角度来看，数据披露太少、政策又不透明，使人无法全面把握中国经济。总的来说，研究时机尚不成熟。

可不管研究达到何种水平，经济自有其运行规律，经济体亦必须为不成熟的研究付出代价。黄亚生就在这不成熟的时机下手，最终发现了一套与官方、学界主流阐释大不同的故事逻辑。说是大不同的故事逻辑，老百姓却未必隔膜。中国的老百姓已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了极大压力。国富民不富，“中国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人民悲剧”，故而黄亚生忍不住要追问，中国奇迹到底谁之奇迹，何种奇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以往的市场化改革。“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或可道出其关键。1993-2001年间，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高达21.4%。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不断缩小，这就意味当前大多数产业仍由国有企业主导。据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主角仍是国有企业，从未真正让位于民营企业，而且国企借助行政垄断力量，已经牢牢控制了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各种进入中国的外资也以多种方式与政府合作，一同挤压民营企业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从文献来看，九十年代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即是“国企改革”。就在学界对国退民进、政企分开的发展方向形成共识的时候，真实情况却在反向发展，国有企业步步紧逼反倒掌握了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受到打压。个体私营经济必须面对严格的整顿和规范，发展条件比过去苛刻许多。政府要抑制从业数量的扩大幅度，将其纳入可控范畴之内，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甚至农村识字率都有所下降。尽管九十年代城乡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在增加，但城乡整体家庭收入增长率却要低于GDP的增长率，人民并未真正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红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也发生转向。一方面，政府显著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另一方面，政府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农业贷款变成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农业。这也与八十年代的中国金融改革背道而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城市里逐渐推行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借“国企改革”的名义，废除福利制度，将这些社会保障推入市场。可这些改革都不彻底，改革成本实实在在地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却还是未能构筑起真正透明有效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

九十年代以降，中国仍然以极高的速度经济增长。出于历史延续性考虑，我们当然可以将它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并称“三十年奇迹”，但若从内部机制来探寻，中国经济实在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表面风光无限，内里黑幕重重。百姓仍在苦苦挣扎，看着不断高涨的宏观数据，再看看不断高涨的房价、医疗和教育，希冀前者是长久的，后者是暂时的。

上海即是外强中干的中国经济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又曾与中国政治产生紧密联系，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骄傲。印度总理辛格看着这个高楼林立、高架环绕、地铁发达的城市说，印度一定要学习上海！印度财政部长Jayant Patil也感慨说，上海可以修时速450公里磁悬浮交通，印度却不能，两者动员资源的能力有天壤之别。可黄亚生说，上海错了，完全错了。与临近的浙江相比，上海经济毫无活力可言，亦无未来可言。

黄亚生发现，虽然上海被认为是中国奇迹的典型代表，东方巨龙口中明珠，可对于上海经济的实际研究惊人地欠缺。上海经济学家的数量恐怕仅次于北京，可他们多半也不了解上海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动因。上海与孟买或者香港的“双城记”只停留在表面的奢华泡沫上。想当年，东南亚经济奇迹的时候，东南亚许多城市亦是如此风光，城市迅速增高。可不过几年，已经少有人再会提起过去的辉煌。

黄亚生敏锐地指出上海经济的三个特点：

第一，上海的企业不是被政府高度控制，就是被外资高度控制，真正的民营企业十分稀缺。从上海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取向即可看出一些端倪。上海毕业生多数人理想是进入外企，成为白领，这已构成所谓海派文化的鲜明特质。另一些务实的人则会努力成为公务员或者进入国企。上海几乎没有人会“创业”，政策上从不支持，而且在国有垄断企业和外企的控制下，几乎不会给民营企业留下存活的空间。

第二，上海的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拉开。九十年代以降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可以说，上海的贫困人群已被政策所抛弃，而他们在上海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低。占上海人群相当比例的本地人的收入，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并无明显差异。可上海的物价和生存水平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使得上海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非常拮据。巨大的基础建设投资与房地产泡沫，极大地富裕了上层精英，却很少使得一般的上海家庭受益。

第三，尽管上海汇集了众多高科技产业，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海富有创新，上海的新闻、言论、学术研究的活跃水平也远不如其他地区。更重要的是，上海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不可能孕育出真正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2002年，国有企业在上海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仍高达39.4%。与此同时，浙江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仅13.6%，由此可见两地完全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上海模式相较，浙江模式（特别是温州模式）堪称中国最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精神、最高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的发展模式。浙江的政府很小，控制范围有限，而民营企业的活力却十分充沛，主导了经济乃至公共治理的方向。从数据来看，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上海一样一直处于全国前列。更重要的是，浙江中低层人民也多半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实际生活水准迅速提高，与苦苦挣扎的上海人民大不同。

下略，勿转贴

黄亚生：《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三 : 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

（王炼利）

“权贵资本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也不是传承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精神的资本主义——那种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内忧外患中挣扎出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制度的变种。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敌。因此，区分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同，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1个很有使命感的进步阶级。他们本来应该是摧毁千年皇权社会思想影响的最主要的进步力量。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也都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历史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这个使命，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早日完成。

　　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远比“权贵资本主义”文明进步

　　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农奴主，民族资本家会延长工作时间，会少给工人报酬，但是，他们不会在把工人如此不当人，只有日本侵略以后的纱厂包身工时代，才可能与今天出现的惨烈现象做比较。包工头与包身工的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的“权贵资本主义”远不如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的资本主义人道？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权贵资本主义”是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皇权社会等级特权影响的情况下孳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质就是皇权主义，其思想渊源直接传承皇权文化“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原则（引号内话引自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让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在权贵资本面前，中国没有一部能制约权贵横行的法律，譬如对于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物权法》就表示无奈。市场经济本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能听凭市场经济成为权贵的一家独赢，听凭21世纪的中国再现活生生的奴隶。黑煤窑、血汗工厂中反映的“不把人当人”现象更多折射的是中国皇权社会的色彩。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

（二）中国二千年来，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但普遍相信善恶报应，“凭良心”是社会基层百姓约定俗成的行为处事准则。但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毁了千年民间“凭良心”的道德约束规范，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违背传统道德的行径都被当作革命行动被默许甚至被推崇，由于文革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危感，每个人都面临随时被揪出来的可能，为了自保，再残忍的行为也都不去加以干涉，领袖的一声“要武嘛”，更使得对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野蛮残忍。1个社会，没有法律，又失去了民间道德约束，连文明礼貌教育全都成了要批判的“封资修”，一些人也就成了不相信阴私地府报应“无所畏惧”的王熙凤式人物，整个社会在“整人”上达到极致。

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和参与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其实，在中国发生小煤窑事件、血汗工厂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在这块土地上，中国最高官员在朝廷上被扒了裤子“廷杖”，就在这块土地上，朱元璋皇帝以流氓无赖的手段来羞辱大臣，就在这块土地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头衔的国家最高领导被侮辱被“批斗”，连最高官员都活得没有尊严，小小百姓不被当人看又有什么奇怪？

　　如果我们今天还将黑煤窑事件和深圳血汗工厂事件单纯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批判，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正视和清算皇权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特权的决心和勇气！说明我们离资本主义还远着！

　　我对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应该正面肯定——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鼓励人积极向上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其本质而言，缺乏的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精神”！

　　写于2008年，2010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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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家共济会已形成

转帖按语：近日，《证券报》报导了一篇题为《中国商界九个神秘圈子》，曝光九大商界联盟盘踞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域里，他们之间人脉通达，并被认为是利益联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力量，并且正在渗透和影响中国政治走向。实际上，近代西方控制经济政治的资本精英共济会，当初也就是这样组成的。实际上，中国这些高端隐秘社团幕后，的确有国际共济会的身影。

[转帖]当今中国，九个神秘低调的圈子
下文来源是《证券报》转帖：ws
普通人与富豪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掌握财富的多少，更是掌握信息的多少。
一个人的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自己所开销的，其实比一般人也多不到哪儿去，他与旁人更大的分野，在于对信息的占有不同。
人类世界里的信息，是分层传递的，你不到某一个阶层，就根本不知道某一些机密。
无论古今中外，某些圈子里公开的资讯，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却往往是闻所未闻的秘密。
据研究，在当今中国商界，有九个神秘低调的圈子。
其一，“泰山会”。
会长是联想的老大柳传志，理事长是四通集团的老大、中关村“村长”段永基。
经济学界的泰斗吴敬琏、胡耀邦之子兼的好友胡德平，都是顾问之一。
会员还包括卢志强、史玉柱等大佬，并且每年只发展一个新会员。
万通的冯仑、远大的张跃、信远的林荣强、步步高的段永平、清华紫光的张本正等都是后来才加入的。
很多知名的企业家，一直想进泰山会，至今都被拒之门外。
当年，史玉柱兵败巨人大厦，不到两年时间就东山再起，泰山会在背后出力不少。
卢志强和柳传志携手制造的“泛海入股联想”棋局，同样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泰山会的每次聚谈，一律不录音、不记录、不对外宣传……
其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成员包括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等著名高层智囊，以及万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新东方的俞敏洪、吉利的李书福、华谊的王中军、分众的江南春、招商的马蔚华、海尔的张瑞敏、SOHO中国的潘石屹、中粮的宁高宁等46人。
在最初的设计中，该俱乐部上限设为60人，由于新会员必须获得老会员的全票通过，因此接纳新人十分谨慎，多年来依然未曾满额……
老牛，应该庆幸，自己能够在2006年的冬天，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一员。
五年前的危急关头，蒙牛的牛根生寻求资金支援。很快，柳传志、俞敏洪、江南春等人火速送来了少则五千万元、多则两亿元的紧急救助资金。
危机化解后的2009年7月，蒙牛又迎来了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61亿港元的巨额投资。此举使得中粮厚朴将蒙牛20%的股权收入囊中，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蒙牛也由此彻底摆脱了外资并购的噩梦。
曹国伟作为管理人员，收购新浪的股份，同样有江南春和郭广昌的因素在其中。
其三，“江南会”。
由阿里巴巴的马云、盛大的陈天桥、复星的郭广昌、网易的丁磊、银泰的沈国军、绿城的宋卫平、万向的鲁伟鼎、青春宝的冯根生等浙商翘楚共同创办，被称为杭州最高档而又最低调的会所。
传说，在中国东南，有谁遭遇商业危机，只要江南会肯出手相助的话，基本上，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因为，会员们都拥有一块“江湖令”，遇到江湖风浪，江湖令一出，江南会的各方会员，不论人在何处，都要倾力相助，扶危济困。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用完之后，就得退出江南会……
有了马云、鲁伟鼎、江南春、虞峰等明星股东的投资，王中军、王中磊的华谊，迎来了高速成长。
成功上市之后，他们的投资，也收获了近百倍的回报。
其四，“正和岛”，2012年6月，正和岛举办了开岛仪式，包括王健林、刘强东、沈南鹏、李国庆、施正荣在内的近300名行业领袖人物，出没其中……
其五，“阿拉善协会”。
柳传志、王石、陈东升、郭广昌、林荣强、冯仑、任志强、张朝阳……
这些企业圈里的“大佬”都是阿拉善SEE的理事。
成立数年来，阿拉善SEE已经成为聚集了很多中国企业家的NGO组织，明星企业家和后起之秀都云集于此，目前会员大约270人左右。
这里勾勒的不仅是保护环境、治理沙漠的绿色图谱，也描绘了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
阿拉善协会，来源于中国的达沃斯论坛——亚布力论坛，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数字中国、绿领俱乐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中城联盟等，都是由十几年前的亚布力论坛孕育出来的，无愧为中国NGO组织早期的先驱。
滑雪场，安静的东北小城，企业家们好像来到了一个远离尘世的自由王国。
论坛期间，分为男女组进行的滑雪比赛，增添了论坛的娱乐性。
空闲时，三五个好友找个农家院，盘腿上炕，边吃边唱。
晚上，在走廊里、酒店大厅，三五成群，喜欢的就打个招呼扎堆参与，不熟悉的就点头而过，好不轻松。
7、接力中国
接力中国全称为“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是个特殊的商界圈子，它是二代企业家的圈子，他们想接过父辈们手中的枪。这是一个封闭而又开放的圈子。
2008年，接力中国在香港注册，同时挂靠在上海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该协会低调到几乎没什么名气，但号召力在二代中却很强大。特别的是，它不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组织。
“接力中国”的会员传承着父辈创造的巨额财富，各种首富榜中的大佬和知名企业家的儿女都是接力中国的会员，他们包括：梁稳根之子梁在中、刘积仁之子刘畅、刘永好之女刘畅、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
8、地方商帮
如今，以地域划分的商帮正在复苏，如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成为了中国五大“新商帮”，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按照地缘为自己定位，冠以“新X商”的名号。
9、长安俱乐部与金鼎俱乐部
在企业家圈层，经常被提到的还有一些高端俱乐部，如长安俱乐部长安街上的“现代宫殿”，成立于1996年10月，投资人是香港富华集团的陈丽华女士。外籍会员以世界知名公司的高层为主，国内会员主要为商界精英，如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
金鼎俱乐部于2005年3月2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成立。金鼎俱乐部是史玉柱公开表示参与的两个企业家具乐部之一。由海航陈锋牵头，马云也在这个俱乐部。

中国神秘“同学会”掌控千亿资本粤港信息日报
当MBA、EMBA在中国极度升温时，以相关培训机构学员为主体构成的学友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如今，这类俱乐部的利益网络已初见端倪。虽然其影响力还没有以势力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下的人际网络建设热潮中，赶紧拿到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证，已成为未来精英追逐的梦想。专家提醒说，随之形成的控制力，将造成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要达到像美国那样“政出哈佛”、“法出耶鲁”的状态似乎为时尚早。但专家提醒，“俱乐部”日积月累的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这将势不可挡地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中国商界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
以一个培训班的学员成立的俱乐部，竟然控制着12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1200亿元是怎样一个概念呢？据权威机构的估算，现在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是10万亿元，换句话说，每一个中国人手头的100元钱中，就有一元是被这群人控制着。
2002年9月13日，“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同学会”，因为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由北大经济学院中国金融投资家研修班的学员组成。人员总数才200多名，相对应的企业、单位也在200家左右，但可以控制的资本足以令任何人刮目相看。很难想像，这200人将如何影响中国金融界甚至中国经济。
2003年10月25日，在广州金融中心──天河北路都市华庭的一个宽敞办公室里，刘建军正在与合作者为1个多月后公布的“广东EMBA同学会”和“企业精英会所”紧密张罗。刘建军是广东雷鸣企业顾问发展公司董事长，被广东业界称为“企业活动家”。几天后他还要赶到北京参加雷鸣与北京大学合办的“高级职业经理人研修班”毕业典礼。
“我正在想一个问题，所以面对你的采访，我一时还真不知如何回答。”在接受采访的最开始，刘建军略带歉意地对记者说，这和去年温正安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是同一个反应。刘建军坦言，自己几个月一直在考虑同学会活动的具体运作，以及与合作者反复商量“企业精英会所”的设计方案。
一个控制1200亿元的平台
温正安是北大经济学院中国金融投资家研修班的学员。他说，“早就想成立这样一个俱乐部了，但我们一直都很忙碌，也就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运作。”这里的“我们”即北大经济学院的学员。这些学员的身份是投资公司老板、证券商、银行家，以及政府部门金融方面的要员。北大经济学院招生办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这个班上还有不少学员已经戴上了博士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经批准允许在华投资的三家外国券商之一的美国某投资公司的老总施锦珊。
据温正安介绍，还在研修班学习时，就有同学说到要成立个俱乐部。这个创意出现后，有人提议请校领导出面作为俱乐部的牵头人。校领导很重视这个创意，但学校不能成为俱乐部运行的主体，所以其发动人还是由学生自己承担。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该研修班的学员，温正安以十足的热忱充当起俱乐部发起人的角色。
跟研修班的任何一位学员一样，温正安的大部分时间只能消耗在自己的事业上，因为他还是同泰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总。但对于能为同学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他感到麻烦再多，也十分欣慰。
当然，另一个因素更不可忽视。这个俱乐部一出世，就拥有1200亿元的无形资产。
与温正安不同的是，刘建军作为“学友会”的发起人本身是培训班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而雷鸣公司是处在珠三角这样一个经济发达、藏富于民的特殊地区。据刘建军介绍，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老板大都低调，特别是民企老板，一般不会如实报出自己身价。他承认，尽管这些学员控制的资本还不是以“亿元”来计算，与温正安等人发起的“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相比，“广东EMBA同学会”的盘子还有些小，但他认为一个近千人的商业网络所牵动的资金流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神奇的“商业军校”
大多数“学友俱乐部”的发起人在谈到其初衷时，内容几乎如出一辙。
“应该说我们每届、每个类型的企业高层培训，学员们都已自发组织自己的同学会，但这仍然是较小范围的网络，我们的学员已经近千人，为什么不能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呢？”刘建军动情地跟记者说。他表示，他所准备成立的“广东EMBA同学会”主要是立足自己组织的包括MBA、CFO和民营总裁班等9个班，目前设想是从中选出理事会成员，使得原来各自独立的同学会走向联合。而“企业精英会所”则是在此基础上与合作伙伴的强大资源进行整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学友俱乐部的负责人萧斌告诉记者，中欧北京学友俱乐部成立于2000年10月，算得上是中欧在北京的一个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欧上海总部设有校友会，按理说没必要再在北京设学友俱乐部。但其中有个特殊情况，即中欧在北京开设代表处时，最开始的硬件环境根本没法与总部比。一些学生认为自己交了一样的钱，却享受不到同样的教学环境，怨气很大。“既然硬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善，我们决定创建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这才有了北京学友俱乐部的诞生。”萧斌说。
据萧斌提供的资料，中欧北京学友俱乐部目前拥有成员约650人，主要包括在职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99级至2002级10个班、管理文凭课程(DIMP)99级至2002级4个班的学员。
清华大学职业经理同学会发起人、北京金吉列集团副总裁金征告诉记者，提到“同学会”三个字，大家首先想到“黄埔同学会”，这是要载入中国同学会史册的一个组织。如果说，需要军人的时代诞生了“黄埔军校”和“黄埔同学会”，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职业经理队伍同样应运而生。金征说：“我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还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的企业家成千上万，中国的企业家队伍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平台对我们今后的生存和发展会有莫大的帮助。”上海交通大学MBA同学会的发起人则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成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构筑交大MBA同学会会员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加强会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为会员的发展、创业提供机遇；另一方面，“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同学会必将反过来促进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发展，提升交大MBA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据记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开展MBA、EMBA等项目培训的机构，绝大多数都成立了以学员为主体的俱乐部，比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学会、清华大学职业经理同学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学友俱乐部和中山大学教授经理人俱乐部(研究会)等，均产生了巨大的群聚效益。其中，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EMBA校友会已辐射到港澳台。
俱乐部的经济运作方式
“俱乐部的办公地点正在落实，不是在北大经济学院，目前暂定在海淀区的友谊宾馆。”温正安说，“然后是软件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三个部分，一是组织人员编写章程，二是成立专业委员会，这将是俱乐部决策机构。还有就是成立秘书处，负责俱乐部的正常运转工作。”学校的领导对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寄予了厚望，并认为这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产业界民间力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金融产业界已经准备应对国际竞争。
在谈到今后俱乐部的发展时，某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他告诉记者：“俱乐部成立后希望尝试开创的事情很多，比如办一个试验性的基金，又比如成立西部投资公司，在西部五省寻找金融投资项目等。从体制建设上说，至少还要列出自己的内部规范章程，建立自己的网站，并尝试刊发内部刊物。”“在运作形式上，我们会尝试按照行业来搞些活动，比如企业家联合会、房地产商联合会。我们非常清楚俱乐部的定位，我们就是想提供一个联谊的平台，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赢利性的组织。”温正安对这个俱乐部的长期规划是做成一个开放式的俱乐部，最终从校园走向社会，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影响中国金融投资界的平台。
毋庸置疑，寻找可能的商机以及合作伙伴，成为了加入MBA部落的动机之一。在这里，“圈子”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部落的人们有着这样的共识：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就要融入外面的圈子；同理，来中国投资的商人，也希望通过一个平台来熟悉中国的投资环境，进入中国同行的圈子。
九华投资有限公司的杨为民也是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发起人之一。刚刚30岁的她，有着颇为传奇的经历。她凭借独到的眼光开发小温泉，迅速让自己身价超过几亿。不过，新的更大的发展使她面临困惑，金融投资领域时下研究的大多是公共金融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产业、微观金融的研究甚少，所以她对俱乐部寄予了厚望。当然，俱乐部里像她一样寻找智力支持的大有人在。
中欧北京学友俱乐部在成立初期，主要组织三方面的活动，包括“北京学友网站”、“中欧论坛─高朋满座”和“中欧沙龙”。据悉，学友俱乐部成立至今已组织6次大型论坛，有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等专家参与。依靠中大管理学院的师资，中山大学教授经理人研究会本来就以论坛的形式出现，原来是每双周一次论坛，自去年起已发展到每周一次。论坛题目都是针对珠三角中小企业设定，有不少名家都曾莅临主讲，如张五常、周其仁、魏杰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中山大学教授经理人研究会运作相对成熟一些，大多数俱乐部都不以谋求商业利益为目的，旨在为具有相同背景的人提供一个聚会的平台。温正安指出，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还想通过专业委员会对圈子进行分区、细化，让行业接近、关系相对密切的人聚会更多一些。显然，这些刚刚起步的俱乐部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但开展具有赢利性的经济活动，将成为俱乐部的一个必然趋势。
这一点上，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就是一个范例。
欧美同学会成立于1913年，孙中山就曾经出席过成立典礼，而今这一组织无疑成了连接海内外的一条重要纽带，并直接参与一些重大的经济活动。如2001年12月23日至27日，由团中央、全国青联、欧美同学会主办的2001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杭州等地的20个园区进行。据统计，这次创业周活动中，海外学人与192家企业、52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洽谈和对接，共举办了20多次项目洽谈会，发布成果235个，达成意向性协议59个，更多的项目正在追踪之中，供需各方建立了一些联系渠道。为此，团中央、全国青联组织的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将固定于每年12月底举办，形成一个海外学人回国创业的固定平台。
同学部落与经济控制力
有共同的利益需求，谁也抵挡不了诱惑。对于中国金融投资家俱乐部可以控制1200亿元资本的说法，温正安这样解释，“我们大致估算出的结果与这个数字相差无几。这还是曹副院长提出的。”温正安指的曹副院长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
在中国证券市场，这1200亿元绝对是令人不得不提防的力量。事实上，这一力量不存在股票一般的风险，随着时间的延后，这只“股”只涨不落。
“读MBA有三大作用，一是获得MBA文凭，这是获取高薪的敲门砖。其二是完善知识结构。再者就是建成一个价值较高的关系网络。”王璞这样告诉记者。王系北京大学MBA联合会发起人、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欧美同学会MBA协会副会长王耀辉也开诚布公地表示，如果不是通过学习MBA获得的关系网络，他的生活不可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某教授则细致地向记者阐述了人际网络的关系。他说：“现在某些人际关系的建立，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关系通常是用财富和社会地位为纽带维系的。”这位教授同时指出，在偌大的人际网络中，“学友”及“校友”这层关系又显得特别而有趣。尤其比如你沾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血统，你一毕业就自然而然地加入到了名校俱乐部的功利网络中，有着分配与被分配的权利与义务。找工作、跳槽、晋级，“学友”和“校友”这个网络都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且工作上以及平日交往中也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随着自己职业生涯的变迁，自己的社会生活一步一步推进，这一网络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本文标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大陆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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