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招聘公告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根据本所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2017年拟面向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公开招聘6名专业技术人才,招聘类型和名额包括京内生源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1名,京外生源高校应届博士毕业生1名,留学归国博士、出站博士后以及京内在职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共4名。具体招聘条件和要求如下:
一、基本条件
1.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2.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具有良好的学风、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
3.为人诚实厚道,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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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心健康,适合岗位需求,保证聘期内全职在所工作;
5. 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6.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应届博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35周岁,应届硕士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8岁;
7.应聘研究岗位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有一定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
8.京外生源应届毕业生户口进京按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用人部门具体要求(附件)
三、报名所需材料
1.个人求职简历(纸质版和电子版),要求详细介绍本人基本情况、学习和工作经历、求职意向和联系方式;
2.应聘研究岗,需提交研究学术代表作3篇(纸质版和电子版),要求须有一篇是博士学位论文,出站博士后除博士学位论文外还须有一篇博士后出站报告;
应聘编辑岗,需提交学术代表作2篇(纸质版和电子版)及两篇编辑稿件花脸稿,代表作要求须有一篇是博士学位论文,出站博士后除博士学位论文外还须有一篇博士后出站报告;如没有编辑工作经验者,参照研究岗提交资料。
应聘科辅岗,需提交代表作2篇(纸质版和电子版),要求须有一篇是硕士学位论文。
3.两名同行专家的推荐意见书(纸质版),硕士学位获得者的推荐专家其中一名须为本人硕士导师,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推荐专家其中一名须为本人博士导师,出站博士后的推荐专家其中一名须为本人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4.户口本、身份证、学位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外语水平证书、获奖证书、荣誉称号证书、主持或参与重要研究项目的立项书复印件(纸质版)。
四、报名时间
本次招聘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4月5日。个别岗位如未招到合适人选,下半年将继续接受报名(毕业生除外),报名最迟日期为2017年9月1日。
五、招聘程序
1.初审:对报名求职人员的应聘条件和资格进行审核,相关研究室对求职人员进行初步考核;
2.外语考试:电话和邮件通知通过初审的人员进行外语笔试和口试;
3.专业面试:专业面试与外语考试同步进行,分自我陈述和答辩两个环节。专业面试由所学术委员会负责;
4.考察:对通过考试的应聘人员,在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在原单位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查阅本人档案等;
5.体检:通过考试的应聘人员到“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体检;
6.审核:所党委集体研究确定拟招聘候选人员名单,并上报院人事教育局审核;
7.答辩:拟招聘候选人员参加院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主要方式为“现场答辩评审”;
8.聘用:根据院里的评审结果办理后办理聘用手续。
六、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科研楼91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事处;
邮政编码:100732;报名材料请用中国邮政或EMS邮寄。
电子邮箱:zxsrsc@
联系电话:010-****5504;联系人:妮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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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7年3月8日
二 : 《汉民族与荆楚文化研究》 2014年08月0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
《汉民族与荆楚文化研究》
扩展：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 英国人类学研究所
三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基本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正部级事业单位，其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1977年5月7日，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 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三大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文学哲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等6大学部，40个研究院所，10个职能部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内的8个直属机构，2个直属公司，180余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并代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全院有二三级学科近300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120个。全院在职总人数4200余人，科研业务人员3200余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1676名，学部委员61人、荣誉学部委员133人。研究生院有在校生3100余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4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以第20名的成绩跻身“全球智库50强” ，并蝉联“亚洲最高智库”。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基本简单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成立于1977年5月。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3一个研究所、三个研究中心以及出版社、杂志社、研究生院等科研辅助机构。还设有办公厅、科研局、人事教育局、外事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处理全院性的各项工作，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第二任院长马洪，第三任院长胡绳，第三任院长李铁映，现任院长陈奎元。
（www.61k.com]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范围
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法学、哲学、考古、历史、文学、语言、民族和宗教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沿革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
中国历史上第1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院是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拉丁文译名Academia Sinica），是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首任院长为蔡元培。创办中研院的主要成员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因此，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接收了中国科学社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科学界官方代表的地位。
中研院社会所旧址
中研院是1个集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于一身的国家科学院。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研院设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历史语言、动物、植物、心理、数学、医学、原子能（筹）等研究所，其中的社会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属于“人文组”。这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的渊源。
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5月正式成立，下有法制组、民族组、经济组、社会组，前两组在南京，后两组在上海。1934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该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
中研院第一届院士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是年初，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3月，中研院于广州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7月，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代行所长职务。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所址，后经议定，以此日为所庆纪念日。初在广州，分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1929年迁北平，将原设八组归并为3个学术组，一为历史学组，从事史学及文籍考订；二为语言学组，从事语言学及民间艺文；三为考古学组，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一、二、三组主任。九一八事变（1931）后由北平迁上海。1934年，中研院在南京之建筑陆续竣工，史语所亦由上海迁至南京。
同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中日战争期间，史语所先迁湖南长沙，继迁云南昆明，最后定居于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1946年迁回南京，继续推动各项研究工作，并接收北平东方文化研究所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成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
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3月召开年会，选举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其中人文组院士28人，占到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在中央研究院1948年评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中，人文组院士达28位，占到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
毛泽东主席与郭沫若院长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据此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中国科学院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和出版总署等政府部门同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始办公。
成立之初的中国科学院也是1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研究机构。1949年11月5日，中国科学院从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处接管了原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所以及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北京的图书史料整理处，并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考古组以及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命郑振铎为所长；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命罗常培为所长。中国科学院又于1950年4月6日在南京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初设于南京，1952年即迁往北京，陶孟和任所长。1950年5月，由解放区迁北平的华北大学研究部历史研究室划入中国科学院，在此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上述考古所、语言所、社会所、近代史所成为中国科学院最早设立的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1954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实行学部委员制度。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科技、教育、产业界的学者、专家，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荐遴选了首批委员人选，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次会议审议批准，233名优秀科学家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位委员，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人文社会科学家占到总数的26%。1955年6月初，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召开，设置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院长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学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规律，制定科学工作发展的长远计划和目前计划；组织全国的科学力量，充分运用和发挥各单位的特长，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用以解决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
民族所成立大会
1956年，国家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同时，也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推动了院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很快建立了几个新的研究所。到“文革”之前，哲学社会科学部有十四个研究机构，包括哲学所、经济所、世界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民族所、法学所、世界宗教所和情报所。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同年7月院党组提出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以加强党的领导，并提出该部学术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8月中宣部批复同意。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以及全院科技力量投入“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哲学社会学部（以下一般简称学部）逐步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1960年，学部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1961年以后，院属机构中不再列入该学部所属研究所。但学部及其所属单位仍与中国科学院有着种种联系。
小平同志与胡乔木院长
自“文革”于1966年开始后，学部工作限于停顿状态。1967年1月，各自然科学类学部被迫停止活动。哲学社会科学部亦遭严重破坏，是“文革”重灾区。学部内派性严重，冤案成堆，若干人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宣部被砸乱，哲学社会科学部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1969年以后，绝大部分人员下放农村参加劳动，1972年由于周总理的过问才回到北京，逐步恢复工作，学部由国务院科教组代管。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恢复教育部后，学部交由教育部代管。1975年初，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仅全面整顿科学事业，也着手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邓小平决定由新设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代管学部业务工作，学部的政治和行政工作分别由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负责。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学部领导机构名单，郭沫若仍任学部主任，并组成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负责学部日常工作。7月下旬起派到学部的军宣队、工宣队陆续撤离，学部下放农村的研究人员被召回，研究所科研业务逐步恢复。197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事项的通知》（国发142号）。通知中规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受国务院指导，其地位同于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单位”。该《通知》正式提出了建立单独的社会科学院的计划。由此学部行政级别大为提高，但名称未变，相关研究所名义上仍留在中科院。10月4日，胡耀邦被邓小平任命为中科院“党
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在牵头制定中科院整顿规划时，也开始为建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规划。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判，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政研室一度险被撤销，于1976年1月17日宣布不再领导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社会科学院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止。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后，哲学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复苏。1977年4月5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向中央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相当于部委一级。学部时期的十四个研究所全部划归过去。至此，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正式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去。11月24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正式启用。随后，中央正式任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社会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期
1977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现为财经战略研究院）、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现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现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郭沫若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十六个研究和出版单位。此外，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进入21世纪后，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1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5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题工作汇报。胡锦涛同志强调：“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关键在人，在于抓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200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作为院务会议领导下的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部设立文学史学哲学部（后分立为文学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评选出首届学部委员47人、荣誉学部委员95人。
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祝贺，提出“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努力建设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国社科院成立3大战略研究院
201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启动“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工程”。
2011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后成立的首批跨学科、综合性、创新型学术思想库和新型研究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在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亚洲与太平洋研究所和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3大战略研究院旨在强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亚太及国际战略问题、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不断推出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中宣部长刘奇葆出席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学典礼
2012年4月26日，经过三年的建设，研究生院新校区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正式落成。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北京
市副市长洪峰共同为新校区挂牌揭幕。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专门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与研究生院“1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兼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3月28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学典礼在研究生院良乡校区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办院宗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办院宗旨和方针是：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实施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以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组织机构
6大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Academic Divis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是院务会议领导下的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机构，其职能是：
（一）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对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提出建议；
（二）组织协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加强研究所及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
（三）审议研究所的中长期科研和学科建设规划，对重要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四）受院委托,组织重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活动，促进国内外学术团体交流与合作；
（五）受院委托，组织对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交办和委托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学术咨询和智力支持；
（六）分析研究国内外学术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组织学部委员对本学部内各研究单位学术评审中的学术争议和学术纠纷，进行仲裁；
（八）完成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主席团决定的各项任务和其他需要学部组织协调的工作。
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其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机构是学部主席团。主席团设主席，现任主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教授。
研究院所
所属学部 研究院所 文哲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含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历史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经济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社会政法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
职能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职能部门设有：办公厅、科研局（学部工作局）、人事教育局、国际合作局、财务基建计划局、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监察局（直属机关纪委）、基建工作办公室、创新工程综合管理办公室（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直属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6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并主管，以出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着作为主的国家级出版社。1993年首批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主要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的中外文优秀成果，包括专着、资料、教科书、教参书、工具书和普及性读物；出版国外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着作的中译本。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是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丰厚的学术出版和专家学者2大资源，先后策划出版了著名的图书品牌和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列国志”、“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全球化译丛”、“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近世中国”、“博源文库”等1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列图书，形成了较强的学术出版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年发稿3.5亿字，年出版新书1200余种，承印发行中国社科院院属期刊近70种。
3.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报刊出版单位，1979年成立，编辑、翻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等6种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并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报》、承办中国社会科学网。
研究生院校徽
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简称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10月11日，是中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全国唯一一所以培养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在1956年就已开始培养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为尽快改变科研队伍严重青黄不接的状况，以胡乔木为代表的院党组决定，立即启动招收研究生的各项准备工作，成立招生领导小组，并由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邓力群担任组长。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国务院递交报告，请示建立研究生院问题。8月25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乌兰夫、纪登奎、余秋里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审阅了这份报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确定其任务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培养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专门人才。我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由此诞生，堪称改革开放之初文化教育领域的“春风第一枝”。周扬副院长出任研究生院首任院长。
研究生院实行适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点的“集中办院、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的科研机构办学体制，即创办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统一的招生单位和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院的教学系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设立，负责研究生专业课教学，系主任原则上由所领导兼任，导师从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中遴选和聘请；研究生院设立若干教学研究部（简称“学部”或“学科片”），分片进行相关教学系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教学；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公共课教学、日常管理以及后勤保障。研究生院现设立了40个教学院系，拥有二级学科博士点10三个、硕士点10九个，已然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均由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内的各研究所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实行“一带一”的师徒制培养模式。在建院30多年来仅培养的一万余名毕业生中，不仅产生了1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家和智库学者，还涌现出副国级干部数名、省部级干部愈百名、厅局级干部愈千名。
总馆阅览室
5.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情报研究室，成立于1957年；1963年改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1977年以学术资料研究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5年10月情报所与院图书资料中心筹备组合并组成文献情报中心；1992年10月改名为文献信息中心；1994年起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文献信息中心为1个实体2个名称。
6.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中心
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
8.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位于什刹海旁边
的前海西街18号，是1个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原为中医世家乐达仁堂私宅的一部分，始建于民国初年，1949年至1963年间先后作过蒙古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寓所。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4大院5号迁入，至1978年病故，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1982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直属公司
1.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公司（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2.中国经营出版传媒集团
托管单位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方志馆，辖方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领导简单介绍
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郭沫若院长
郭沫若（1949.10-1977）
历届领导
第一任院长：胡乔木
第一届：1977-1982
院长：胡乔木
副院长：邓力群、于光远、周扬、许涤新、宦乡、马洪、张友渔、武光、宋一平、梅益
秘书长：刘仰峤（1978.9-1979.4）、武光（1979.4-1979.10）、宋一平（1979.4-1979.10）、梅益（1979.10-1980.4）
第二届：1982-1985
第二任院长：马洪
院长：马洪
副院长：夏鼐、钱钟书、刘国光、汝信
秘书长：梅益
第三届：1985-1988
名誉院长：胡乔木
院长：胡绳
副院长：赵复三、钱钟书、刘国光、李慎之、汝信
第三任院长：胡绳
秘书长：吴介民
第四届：1988-1993
院长：胡绳
副院长：郁文、刘国光、曲维镇、江流、钱钟书、丁伟志、李慎之、汝信、郑必坚、赵复三
秘书长：刘启林（1988.2-1992.4）、龙永枢（1992.5-1993.10）
第五届：1993-1998
院长：胡绳
副院长：王忍之、汝信、滕藤、王洛林、刘吉、龙永枢
秘书长：郭永才
第六届：1998-2003
第四任院长：李铁映
院长：李铁映
副院长：王忍之（-2000.7）、 王洛林（-2006）、李慎明（1998-）、江蓝生（-2006）、陈佳贵（-2009）、朱佳木（2000.7-2012.4）、高全立（2000.7-）
纪检组长：李英唐（-2001.10）、林文肯（2001-2003）
秘书长：郭永才（-2000.7）、朱锦昌（2000-2006）
第七届： 2003-2013
院长：陈奎元（2003.1—2013.4）
副院长：王伟光（常务）、李慎明、高全立、朱佳木（2000.7-2012.4）、李捷（2012.4-)、武寅、李扬
第五任院长：陈奎元
纪检组长：李秋芳（2003.8—2013.10）
秘书长：黄浩涛（2006.10秘书长、2000.6党组成员—2013.7）
院长助理：郝时远
副秘书长：谭家林、晋保平、高翔
现任领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7—1978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9团战士、会计、文书、团政治处干事、连指导员、团党委委员
1978—1982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党支部书记
1982—1984年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1984—1985年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1985—1987年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1987—1992年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副教授、室主任（其间：1991年1月至1992年8月挂职锻炼任秦皇岛市委常委、副书记）
1992—1993年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7月被评为教授）
1993—1994年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常务副主任
1994—1995年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务部常务副主任
1995—1997年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务部主任（19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1997—1998年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秘书长
1998—2007年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2007—201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正部长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2014年3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主要着作有《利益论》、《社会矛盾论》、《王伟光讲习录》、《新大众哲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5年
艾思奇 · 包尔汉 · 陈伯达 · 陈翰笙 · 陈望道 · 陈寅恪 · 陈垣 · 邓拓 · 狄超白 · 丁声树 · 杜国庠 · 范文澜 · 冯定 · 冯友兰 · 冯至 · 郭大力 · 郭沫若 · 何其芳 · 侯外庐 · 胡乔木 · 胡绳 · 黄松龄 · 马叙伦 · 马寅初 · 季羡林 · 翦伯赞 · 金岳霖 · 黎锦熙 · 李达 · 李亚农 · 李俨 · 刘大年 · 罗常培 · 骆耕漠 · 吕叔湘 · 吕振羽 · 茅盾 · 潘梓年 · 千家驹 · 钱俊瑞 · 沈志远 · 汤用彤 · 陶孟和 · 王力 · 王学文 · 王亚南 · 魏建功 · 吴晗 · 吴玉章 · 夏鼐 · 向达 · 许涤新 · 薛暮桥 · 杨树达 · 杨献珍 · 尹达 · 于光远 · 张稼夫 · 张如心 · 郑振铎 · 周扬1957年
嵇文甫 · 陆志韦 · 吕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专家学者，可被推荐并当选为学部委员；符合学部委员条件的离退休老专家，在职专家中年满80周岁、不担任行政职务符合学部委员条件者，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不是延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称号。有学者认为，目前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但如果马上设立院士制度还存在某些困难，因此可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学部委员制度，为今后过渡到院士制度奠定基础。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47名学部委员、95名荣誉学部委员正式产生。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增选10名学部委员，38名荣誉学部委员。2014年7月16日又产生了第三批学部委员4名。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61人：
单位 姓名 研究领域 院部陈佳贵工业经济、企业管理院部江蓝生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院部刘国光经济学院部江流科学社会主义院部冷溶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部汝信哲学、美学院部王伟光马克思主义哲学院部
蔡昉
劳动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靳辉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学研究所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哲学研究所李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哲学研究所叶秀山西方哲学语言研究所沈家煊句法与语义学、语言学理论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宗教学、宗教哲学世界宗教研究所魏道儒佛 教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梵文、巴利文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汉唐考古学考古研究所王巍商周考古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近代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台湾史历史研究所陈祖武清代学术史历史研究所林甘泉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历史研究所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历史研究所宋镇豪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历史研究所王震中先秦史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世界历史、古希腊史经济研究所刘树成宏观经济学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政治经济学、价格学经济研究所朱玲发展经济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吕政工业发展理论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产业经济学金融研究所李扬金融学、财政学、宏观经济金融研究所王国刚金融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农业经济、农村组织与制度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京文技术经济与管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数量经济学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圣明消费理论、市场理论财经战略研究院高培勇财政学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田雪原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社会学研究所景天魁发展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企业组织与社会发展法学研究所郑成思国际法、民法、知识产权法法学研究所王家福民商法、法理学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民商法学法学研究所王叔文宪法学法学研究所李林法理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郝时远民族理论、国内外民族问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史金波中国民族历史、西夏文史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民族学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张蕴岭世界经济、国际关系拉丁美洲研究所苏振兴拉丁美洲经济与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静杰国际政治欧洲研究所裘元伦欧洲经济欧洲研究所周弘欧洲现代政治、社会、外交图书馆黄长著世界语言的分类与使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方克立中国哲学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33人
首批95人：丁伟志、丁守和、于光远、于祖尧、仇士华、孔繁、王仲殊、王庆成、王贵宸、王耕今、邓绍基、刘世德、刘海年、刘起吁、刘楠来、刘魁立、吕大吉、朱寨、朱大渭、朱绍文、何方、何乃维、何振一、何龄修、余绳武、余敦康、佟柱臣、吴元迈、吴宗济、吴承明、吴家竣、张炯、张长寿、张守一、张泽咸、张振鹍、张椿年、李琮、李奇（女）、李步云、李道揆、杜荣坤、杜继文、杨天石、杨季康（女）、杨曾文、汪海波、汪敬虞、谷源洋、邵荣芬、陆学艺、陈燊、陈之骅、陈乐民、陈启能、陈宝森、陈栋生、陈筠泉、陈毓罴、周定一、巫白慧、庞朴、金宜久、柳鸣九、胡庆钧、赵人伟、赵风歧、姚介厚、骆耕漠、徐葵、徐苹芳、徐崇温、浦寿昌、涂纪亮、贾芝、资中筠、郭松义、钱中文、高恒、高莽、高涤陈、梁存秀、黄心川、黄绍湘（女）、葛佶（女）、董衡巽、道布、照那思图、蔡美彪、樊亢（女）、樊骏、戴园晨、瞿同祖；
第二批38人：马西沙、仁钦道尔吉、吴云贵、李文俊、李惠国、陈铁民、罗希文、郎樱、侯精一、郭宏安、王宇信、王曾瑜、卢钟锋、任式楠、吕一燃、余太山、张显清、张海涛、李瑚、黄展岳、王松霈、刘文璞、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郑友敬、聂宝璋、马骧聪、白钢、刘尧汉、孙宏开、杨一凡、王金存、冯昭奎、陆南泉、徐世澄、陶文钊、项启源。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队伍
至199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各类工作人员4865人，其中科研业务人员3907人，占全院总人数的80％。他们分别承担科学研究 、书刊编辑、文献整理、资料翻译、图书管理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科研业务工作。科研业务人员中，具有相当于副教授和教授的高级专业职务的人员1539名，具有相当于讲师或助理教授的中级专业职务的人员1428名，这是科研业务工作的基本力量。他们中拥有一批学术造诣高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和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至1992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有30名科研人员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有156名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全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后备力量的重要培养基地之一。1978～1991年的13年间，它培养并向院内外输送了有专长的博士研究生184人、硕士研究生1990人。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从全国各大专院校吸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大学生充实院内各研究所的科研业务队伍，以利于学科知识的交流和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还有计划地向国外高等学院和有关科研机构派遣进修生和访问学者，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与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同步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除组织各研究所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外，还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和各学科的特点及其发展，确定院重点项目和所重点项目。同时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或委托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重点研究项目通常是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接受院、研究所的委托或自愿选择研究任务。许多重大课题，由多学科的学者参加，利用多学科综合优势，进行研究。也有一部分科研业务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兴趣，独立地进行研究。
文献资料的积累和利用，是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综合性的图书馆，绝大部分研究所设有专业性的图书馆，拥有古今中外的基本文献资料，馆藏图书已达537万余册。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善本典籍、珍本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和各研究所，分别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建立了图书资料交换关系，并通过各种动态性、资料性刊物和文献题录、论文索引等信息载体，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学术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着作、科学论文、调查研究报告、资料翻译和文献整理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提供科研产品。建院以来，共出版学术着作4293本，科学论文54517篇，调查报告、研究报告7268份，翻译着作2787本，翻译论文16108篇，以及相当数量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各种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年平均出版学术着作300本、科学论文3890多种、研究报告510多篇。
这些科研成果阐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为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整理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科学文化，推动学科建设。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文学评论》、《世界经济》等近90种学术刊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信息。以出版学术着作为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_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术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生活动
广泛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坚持的方针。近些年来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在交流规模上，从1978年10多批数十人次发展到1995年1398批、4100多人次。在地区分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交流已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约200多个社科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交流关系，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交流协议。交流对象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总理、内阁长官及政界、学界著名人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访问、讲演，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机构代表以及海外记者也经常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学术访谈。频繁的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外交流，有互派学者考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互派长期留学进修生、举办双边或多边学术研讨会、互邀学者讲学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各个学科，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传统学科，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和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在对外学术交流中都得到了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
日益发展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对繁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对外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对外学术交流，促进重点科研项目和学科发展。一批研究人员通过留学进修和访问交流，拓宽了学术视野，业务上得到了培养和提高，许多人已成为科研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四 :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机构——“智囊团”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机构——“智囊团”2000-9-25
“智囊团”，也称脑库，英文叫做“Think tank”，指的是由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实践者组成的团体，他们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
“智囊团”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同，它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对自然和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发展理论，而是以影响社会观念、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以及影响政府政策为目的。“智囊团”虽然也和学术研究机构一样研究问题，但从一定意义上看，它关注的问题多半更具有现实意义，得出的结论多半是现实的政策，更具有实用价值。当然，“智囊团”在研究的过程中对学科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因为“智囊团”的直接目的在于影响政策和社会观念，树立新的观点，所以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比较多，而且更深，从而在研究中创造出了新方法、开拓了新领域、发展出了新观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美国“智囊团”的种类非常复杂，可以从规模划分，也可以从性质划分，还可以从领域划分。依据其与政府的关系，大略分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大类。
一美国“智囊团”概述
(一)官方“智囊团”
官方“智囊团”，指的是由国家建立并处于政府内部的“智囊团”。美国官方“智囊团”的一个特点是广泛性，即普遍存在于政府内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智囊团”，同时在出现紧急问题时，还有可能组成各种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类型的“智囊团”。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制化，这应当归功于七十年代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实际上对官方“智囊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规定，包括它的作用、数量以及权力等，使它们取得了合法地位，规范了它们的行为。
对美国官方“智囊团”的作用与状况，该法宣称:“国会认为，在联邦政府的各执行机构中已经设立的许多委员会、调查团、理事会及其他类似组织，已能为政府有关机构提供咨询，它们专门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设想和各种观点，日益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政府内的官方“智囊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当然，此处法律指的咨询委员会的定义是第三条给出的:“咨询委员会指任何具有下列特点的委员会、理事会、讨论会、专家小组、专门工作小组、其他类似组织及其附属或分支机构:①依据法律或改组规划设立；②由总统设立或为总统服务；③由一个或数个机构设立或为其服务，并且为总统、为联邦政府的一个或数个机构或官员提供咨询或建议。”同时，该法排除了政府内一些委员会，比如关于政府间关系的咨询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方面的委员会，全部由联邦政府中的专职官员或雇员组成的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类型的“智囊团”的数量该如何确定呢？立法者采用了实用主义的原则，即并不硬性规定该有多少委员会，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法律明文规定，“新的咨询委员会只要是必需的且数目控制在最小限度内，就应该成立”，“凡不再履行其成立之初的宗旨的咨询委员会，均应撤消”。这里，对政府内部的咨询委员会之建立，法律的规定是:一是遵循必需原则，所有的咨询委员会应该建立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二是最小限度原则，也就是说同样的、同类的咨询委员会应该最小限度的建立，即数目最少；三是非永久性原则，咨询委员会一旦完成任务或者不再需要时，一律予以撤消。
它们的职能和权限怎样呢？该法中指出，“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应该仅仅是咨询，并且他们研究的所有有关问题应由行政官员、机构或有关官员依法决定”。首先，法律明确界定了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即咨询，不是决策权，也就是说，委员会只是政策制订的辅助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其次，委员会研究问题的限定。政府内部的委员会与外部咨询机构不同，作为政府的特殊部门，它们的研究课题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相关的政府机构或者人员决定的。再次，对委员会研究课题的决定，有关机构和人员必须依照相关法律进行，不能凭个人好恶来定，也就是说，政府的咨询机构属于公共部门，他们必须为公益服务，为国家服务，所以，相关的人员或机构在制定咨询委员会的研究课题时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否则委员会有权不接受。
政府内部的咨询委员会一般而言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的成立有法律依据，活动由法律规定，是一种正式的、法治的政府内部咨询制度。
(二)非官方“智囊团”
非官方“智囊团”指的是由政府以外的力量建立并且服务对象并不以政府为唯一的“智囊团”。它们当中既有由学术机构建立的，比如各个大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也有公司形式的，比如著名的兰德公司，还有由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的，象由一些基金会建立的“智囊团”。
美国的非官方“智囊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作用巨大。它们因其独立自主性，通常被人们认为更具有客观公正性，同时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行业守则，使得大多数客户相信其保密性，因此，不管是政府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政府决策过程中加入咨询机构专家的意见是非常正确而有益的。目前，美国约有上万个咨询企业，1993年营业额就达655亿美元。它们的业务约45%来自联邦、州、市、镇各级政府及公共团体，对一些特殊的咨询机构而言，如胡佛研究所、兰德公司、巴特尔研究所等，政府的合同几乎占其业务总额的一半甚至更多。非官方“智囊团”对政府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由于非官方“智囊团”涉及领域广泛、研究方式众多，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1.非官方“智囊团”的基础
美国非官方“智囊团”体系的发达，除了自身的优势以外，重要的是存在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行政上的委托制度、法律制度、竞争理念是重要因素。
首先，行政上的委托制度是非官方“智囊团”体系发展的基础。
美国众多的半官方、民间咨询机构能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有介入政府决策的途径。美国行政体制中委托制度根深蒂固，尤其是总统，新一届的总统上台之后，具有人事任免权，可以任命一些政务官，直接进入政府决策系统。许多外部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往往成为总统侯选人的竞选班子成员，而一旦该侯选人成为总统之后，这些研究人员参与政府决策就有了必然与合法的途径。不仅是联邦政府，地方州政府等的领导人也有一定的权力任命一些政府官员，因此，也为各种咨询机构介入政府提供了途径，使得这些非官方的“智囊团”也可以参与决策、产生影响。
其次，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
关于咨询机构，美国有一系列的法律进行规范，包括资金、税收、组织等方面，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些法律也日渐健全，所以，咨询机构的行为与运作相对比较规范，比如保密性，国防部也委托外部咨询机构进行事关国家命运的研究，对保密性自然是非常信任的，而咨询机构这种保密性的来源除了职业道德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制度，因为违反合同和操作规定，该咨询机构的损失是致命的，并且还有相关的法律进行监督，所以，一般情况下，非官方“智囊团”的运作也非常规范。
再次，深入人心的竞争理念和市场观念。
公众相信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在制订政策上也不例外。所以，提供政策服务的部门不应该垄断。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对各种咨询机构的资助大增，因为人们相信繁荣的咨询市场才会形成竞争，才会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市场的观念也促进了非官方“智囊团”的发展。
政府政策的制订，需要有相关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不能由政府内部垄断，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外部体系，形成一种政府内外咨询体系的竞争。只有把政策支持看作一种服务，可以在相关的市场上获得，才能发展政府内外两种咨询系统，形成两个市场。而只有市场观念深入人心，政府才会相信外部咨询，民众也才会转向咨询机构的意见。
综上所述，制度背景是美国非官方“智囊团”繁荣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提供了一种环境，使得这些能够生存发展以至壮大，可以说，没有这种生存的土壤就不会有今天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的有力外部支持系统。
2.非官方“智囊团”的特点
第一，综合性咨询机构占的比例最大。
综合性“智囊团”常常是历史较长、研究人才荟萃、研究成绩斐然的集团，能担负起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研究课题，而这些研究课题，往往又是国家急需和必要的。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性竞争白热化、政府决策多元化，领袖们面临许多自己不擅长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非常需要一种能够在专业和全局两方面都能有所建议的咨询机构，所以，美国政府在寻求外部政策咨询时，必然和必定转向综合性咨询机构。而且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美国现代咨询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拥有这类机构最多，咨询研究水平最高。现在美国这类咨询机构约有500家，其中包括一些特大型的咨询机构。如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对外关系协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选择目标。
第二，与大学联系相当紧密。
为美国政府和领袖决策出谋划策的外部咨询系统，往往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大学的附属机构或者曾经是这样，如斯坦福研究所；有的通过聘请大学教授、学者等办法加强与大学的合作，如兰德公司，在各大学中聘请了六、七百人作为特别顾问，而且它的正式成员中也有不少仍是大学教授。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跨学科、跨行业的综合咨询已成为现代咨询的一大趋势，而许多大学都具备承担这种咨询的条件，这也是大学面向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但是，把大学的优势转化为实用性的咨询，其间需要一定的中介者，而综合性咨询机构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通过咨询机构与大学的联手，它们在对政府课题进行研究时，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学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学科门类齐全和人才济济的长处，另一方面，也注重研究结果的实用性，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指导实施。因此，对政府和领导者来说，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外部咨询非常有用。
第三，与政府关系微妙。
接受政府咨询委托合同或者领导者咨询的非官方“智囊团”，一般而言，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为政府所信任。这种关系的产生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该咨询机构在历史上曾经是政府的某部门或受政府扶持，如著名的兰德公司，就是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建立的。有的是因为在领导者上台之前，与该领导者保持过密切的联系，如里根与胡佛研究所的政治渊源极深，而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前进与进步研究所的关系非同寻常。有的是因为研究成绩突出或者研究课题符合时代发展而为政府所注目，比如巴特尔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20个人，但它在原子能、燃料、有色金属等硬科学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为美国军方所重视，后来又因为在研究人的能力等软科学领域颇有建树，逐渐成为政府外部咨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方面，这类咨询机构与政府保持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十分强调独立自主，所提出的报告中甚至有令政府大发雷霆或者极端尴尬的意见，然而这正是非官方“智囊团”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三)官方“智囊团”与非官方“智囊团”的关系
官方与非官方“智囊团”是从它们身处的不同位置来说的，其实，二者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和分割，而是在适当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最容易发生转化的就是“智囊团”中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智囊团”。
著名的非官方“智囊团”——兰德公司，实际上在它刚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是官方系统内的一个决策支持系统。这个系统的服务对象非常明确，就是美国军方，尤其是空军，专门为美国空军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战备训练计划以及战略性研究等等。那时，它的经费中来自于空军与国防部的高达80%以上，尽管以后有所降低，但到80年代初期，仍然在一半左右。直到80年代后期，兰德公司大规模地扩大研究范围，关注非军事领域的发展为止。所以，从兰德公司的演变历程来看，60年代以前的兰德公司可以说是政府系统内部的咨询组织。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政府系统内部的咨询机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性质上的转变，如果它脱离政府系统，那么就不再属于官方“智囊团”体系。也有相反的例子，也就是说，非官方“智囊团”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转变为官方“智囊团”，比如著名的胡佛研究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虽然是斯坦福大学设立的研究所，只是一个非官方的“智囊团”，但在里根时期，由于里根对它的信任以及与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它对政府政治政策有很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了官方的“智囊团”。
(四)“智囊团”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美国“智囊团”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发现新问题，拓展学科领域。“智囊团”以参与决策和实现自己的主张为目标，因此，它对现实社会非常关注，善于发现社会中的新问题并且加以研究，这样就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拓展了理论。
第二，创造新方法，开阔研究眼界。“智囊团”因其目的，很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创造一些新方法来解决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方法引入学科中，发展出了不少新方法，并由此开阔了研究眼界。
第三，树立新观点。“智囊团”因其研究，在实践过程中常常提出观察问题的新角度、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种种新观点，一方面对社会变革有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充实理论研究，给人文社会学科引进这些新观点。
第四，促进理论研究结果转化为现实政策。“智囊团”中有相当部分与高校联系紧密，甚至很大一部分曾经或仍然是高校的研究机构，它们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但是它们与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又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努力把理论研究结果转化为现实政策，使得理论的成果能很快地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二官方“智囊团”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总统的权力很大，经过了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张之后，今天美国总统的权力更是膨胀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除了总统的私人“智囊团”以外，政府内部还有一些专门为总统服务的“智囊团”，它们中的许多在实际的政治服务过程中，对政治科学、外交学、政府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它们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更是加深了它们对这些学科的研究问题的认识。
(一)政策发展办公室
该办公室原名国内政策室，里根改为此名。成立于1978年，取代1970年建立的国内事务委员会。
它的职责在于向总统提供国内事务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协助总统拟定和协调国内政策的各种选择方案，检查政府的主要国内政策。它对总统国内政策助理负责，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内阁会议的工作人员。
这个办公室的首要目的是关注国内政治经济情况，收集有关的信息；它还关注各项国内政策，对它们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评判，及时汇报给总统；此外，它也研究国内政策制订，协助总统拟定国内政策。可以说，它是总统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主要官方“智囊团”。它对社会科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的情报收集和辅助决策上，它的工作和研究有益于学科建设。
(二)经济顾问委员会
成立于1946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总统经济方面的专业咨询机构，一个重要的官方“智囊团”。委员会由3个主要成员组成，其中1人任主席，均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
它的职责非常明确，就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协助总统草拟每年送交国会的经济报告。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多半都是经济方面的专家，而且富有实践经验。一般而言，他们与总统的经济思路是一致的，因为大的政策方向是由总统来决定，而委员会的作用是在具体的细节方面，比如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提供经济方面的一些知识。他们的作用与总统的喜好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总统喜欢向自己的私人“智囊团”咨询经济问题；有的喜欢向外部咨询机构寻求帮助；而有的则重视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作用，在重大经济问题上也听取他们的分析、意见与建议。
委员会的成员原本就是经济专家，他们在经济学领域一般都有成绩，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们又增加了实践经验，容易把理论研讨和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为纯粹的理论研究注入了实践的血液。
(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是总统的重要参谋机构，掌管着财权和评价权，也是总统办事机构中雇佣人员最多的单位。它的前身是建立于1921年、在1939年划归为总统办事机构的预算局。1970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建议，建立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它的职责包括:一是协助总统编制联邦年度预算、监督预算执行的职能，这也是自它建立之初就有的职能。二是协助总统改进政府行政管理的职能。
根据它的职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工作任务很多。一方面，它要了解信息，了解总统的意图，帮助总统制订联邦年度预算。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任务，而且还是一个颇具艺术性的工作，因为财权是总统权力中最重要的一项，正是通过对财权的控制，总统才能控制、协调、平衡各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要求。另一方面，它要对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考察、评价，提出改进意见。它研究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管理程序、运作方式，提出提高政府效率的建议。它负责机构间的协调，不仅要制订各种有关的措施，而且还要促进各部门的合作。对政府的各项规划，它要进行考察和审核并且评价，提出改进意见，协助总统了解和评判政府计划的目的、执行情况和效率。在政府工作规章和文书工作方面，它也会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和具体的计划。此外，在立法方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它审核拟议中的行政命令和公告，并在必要时起草这些文件；审核和协调各部、各机构关于拟议中的立法所提出的建议，并就总统对国会制定立法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共雇用六、七百人，几乎全是职业文官，其中有很多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文官。因为它的职能广泛、职责重要，对国家和政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随总统进退会带来混乱，因此，在传统上，该机构是非党派的，无论总统属于哪一政党，都为总统服务。该局正、副局长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
该局成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基于两点:一是专业性。编制预算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而法律规定这是总统的权利和义务，而总统多半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势必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同时，预算涉及到政府内部的若干问题，不适宜由外面的机构和人员来帮助制定，而且工作非常繁琐，因此，内部咨询机构对总统来说是最恰当的选择。二是职能设置。该局除预算外的行政管理职能，针对的是改进政府管理、提高行政效率，而这一点在历届都是一个重点，尤其在目前，改革政府更是大势所趋。而内部咨询机构虽然在专业上不一定胜过非官方领袖外脑，但是，对政府体制和运作方式的熟悉却可能使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四)国家艺术和人文学科基金会
国家艺术和人文学科基金会是由国会立法在1965年建立的。它的宗旨显然就是鼓励和支持人文学科和艺术的发展。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目的是，促进各种艺术专业的发展，为艺术的繁荣创造条件。它资助致力于图案艺术、舞蹈、音乐、歌剧、戏剧、民间艺术、文学、大众传播艺术博物馆等方面的个人、艺术机构和非营利组织。
基金会由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联邦艺术和人文学科理事会组成。艺术基金会和人文学科基金会各由一个理事会领导，理事会由主席和26名理事组成，均由总统任命。联邦艺术和人文学科理事会由20名理事组成，包括艺术和人文学科两基金会主席，其职责是协调艺术和人文学科两基金会的活动和其他联邦机构的有关计划。
此基金会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自身参与了这些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它资助、引导这些领域的研究。
(五)美国行政会议
美国行政会议不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它是一个研究性质的组织，其任务是研究如何提高联邦政府机构的行政效能，并提出可行的建议，是重要的官方“智囊团”。
行政会议主席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五年，是该会议成员中唯一的专职人员。行政会议的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由主席和10名理事组成，10名理事均由总统任命，任期3年，其中政府不得超过半数。行政会议成员还由联邦政府委派44名高级官员和36名私人律师、大学教授、政府管理和法学专家。
法律规定，行政会议每年至少举行全体会议一次，通过的建议提供给联邦政府各机构参考、采用；还可要求国会制定新的法律，或者要求某个行政机构采取提高效率的行动。应政府各部门的要求，行政会议可以提供咨询意见和帮助。
从本质上看，行政会议是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它的任务是研究美国政府的现状、工作方式、运作模式等，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改进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更新行政理念。
行政会议对政治学、政府学、政策学等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是它对政府改革的建议。如何提高政府效率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也是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而行政会议的长处在于从实际出发来观察此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相对地，它的研究和建议更富有实际意义。
三非官方“智囊团”
美国非官方“智囊团”是美国“智囊团”的主体，它数量多、种类多、规模不一，其中许多学术力量雄厚、研究手段先进、研究成果斐然，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决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的研究对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咨询机构，并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兰德”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Rand)。它正式成立于1948年，宗旨是“为了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以促进科学、教育、福利为研究目的”。
1.兰德公司概述
兰德公司的建立可以说是源于军事需要，并且在这方面成绩斐然。二战末期，美国空军为提高B-29轰炸机的战略轰炸效果，专门请了道格拉斯公司的三名技术人员参加了联合研究，改进后的轰炸机在战争中显示了威力，让美国空军和政府尝到了甜头，开始重视研究的力量。因此，美国政府和军界的一批官员认为，保存一部分在战时被动员起来的研究公司和管理组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的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尔德将军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一份《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开发计划》，建议继续利用在战争中应征从事军事工作的一批科学家、工程师，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方的民间之间的、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根据这个建议，1945年10月，美国军方与战时曾参加空军研究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了一项旨在研制新武器的“研究与开发”计划的合同，即著名的“兰德计划”，于1946年3月决定在该公司的一个厂内附设一个完成兰德计划的部门，美国空军拨款1000万美元，作为兰德计划的活动经费。
到1948年5月，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了1000万美元作为开业资金，再加上一些银行贷款，把执行兰德计划的部门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独立出来，于1948年11月正式成立了兰德公司。尔后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从空军取得研究项目和经费，从此开始了兰德公司的开拓史。
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兰德公司在成立之初，主要是为空军服务，研究领域局限在军事方面，比如改进武器系统、改善经营管理、重新界定战略概念等，95%的研究经费来源于空军，直到六十年代，兰德公司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内外政策的众多方面，如外交、城市管理、教育、健康、能源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全能型”””智囊团”””，并且以加强公共政策的效益和作用为己任，从而在国家政策制订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奠定了它在美国非官方“智囊团”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2.兰德公司组织
兰德公司的管理，从建立之初，就采用的是理事会制。1948年，兰德公司伊始，公司由21名学术界、工商界、公共机构的知名人士组建的托管理事会进行管理，理事会负责任命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制订公司的大政方针、审理公司的财务、监督合同的签定、定期抽查公司的研究报告。现在的理事会组成人员状况如下:主席为保罗·奥尼尔，副主席为阿尔克·G·米歇尔松，主要成员有彼得·罗宾、哈罗德·布朗、萨姆·金、安·麦克拉福林、肯尼思·雪恩、詹姆斯·托玛森、克里斯托夫·加尔文、布鲁斯·卡雷兹、考夫曼-布曼德等。理事会成员均为各界著名人士，比如肯尼思·雪恩是医学博士，为美国医学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加尔文是摩托罗拉公司首要行政官员；安·麦克拉福林是美国另一知名咨询机构阿彭斯协会的主席，美国前任劳工部长；布鲁斯·卡雷兹、考夫曼-布曼德为休姆公司主席及首要行政官员。
兰德公司的组织结构随着公司的发展以及外部客观情况的变迁，有一定的变化，其组织结构非常独特。从六十年代扩大研究领域后，兰德公司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数次调整，到八十年代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框架，即两大系统并存:
一是“学科系统”，职责在于考核、增减研究人员，主要有六个部，分别是:社会科学部、经济学部、工程科学部、自然科学部、管理科学部、信息科学和教学部。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分属这些学部管理，每个学部由主任、研究人员、顾问和秘书组成。主任的职责是为公司研究计划提供理论和资料，发展新的研究分析方法和手段，促使该部的研究人员开展基础研究等。
二是“计划系统”，职责在于根据已确定的课题，从各个学部抽调合适的研究人员，具体组织研究计划的实施，并且负责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主要有三个处，她们是:国内计划处、空军兰德计划处、国防部长办公厅研究计划处。每个处有不同的研究项目，其中国内计划处着力研究法律制度、犯罪、通信政策、教育与人力资源、能源政策、卫生科学、住房政策、城市政策、运输和环境等。空军兰德计划处主要负责保持并开拓军方的服务项目，比如战略研究、后勤学、综合作战部队、战场操作、训练等。国防部长办公厅计划处重点方向为国际安全保障、动员兵役问题、情报系统、计算机科学、大气科学、能源政策、海洋技术等。每个计划部由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任主任，各部又分若干个课题计划，每一计划由一名科长负责，从六个学部中选择研究人员。
此外，兰德研究生院直接受最高领导层的管理，是兰德公司的人才储备库，也是研究人员不断学习的一个地方。兰德公司的行政管理非常简单，只设行政管理科和财务科。
九十年代的兰德组织结构基本上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布局，但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合并或新建。当前的部门设置情况如下，其主要领导人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
①公司董事会。主要智囊人物及其专长领域为:罗伯特·H·布鲁克，擅长健康与保健研究；詹姆斯·P·史密斯，致力于劳动力市场与人口统计数据研究；查尔斯·伍尔夫，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②兰德研究生院。院长为罗伯特·克里特加德。
③空军策划部。主任为纳塔利·克罗福特，重要人员有唐纳德·V·帕尔莫，来自空军参谋处；查尔斯·T·克里从事军队现代化与运用计划研究；扎尔梅·卡里尔扎德，进行策略与国际关系原则研究计划。
④艾罗约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82年，是兰德军事研究的大本营。开始时是空军为了研究和分析而联合建立起来的研究和发展中心，后来涉及军队问题的各个方面，为军队承担了大量的研究任务。
⑤国家安全调查部与国家防卫调查研究所。该部门主要是为美国空军和陆军的研究课题和提案进行工作，下设国际安全与防御政策研究中心、资料与技术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等。
⑥国内司法研究所。该所是兰德公司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它向政府和其他决策者提供较客观的研究报告，帮助他们进行决策，从而使司法系统更加公正合理，并且推动了司法系统的变革。因为研究的现实性以及与民众直接相关，所以它的研究结果在一般老百姓中也广为流传，影响力非常大。主任为黛波娜·亨斯勒，她还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她是美国第一个对人员伤害的成本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领域集中在人员伤害诉讼争执的解决程序方面，目前正在进行诉讼阶级行为的研究。
⑦健康课题中心。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兰德公司就将健康课题列为自己的主要关注中心之一。它的研究与国家对此的重视几乎是同步的，而且在健康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目前，兰德接受了政府的委托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健康政策研究的课题，其规模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健康课题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健康护理系统，如何在费用和质量方面完善健康系统的知识，丰富人类在健康方面的认识。它的众多研究成果为政府所采纳，并且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兰德健康课题中心的研究人员是来自各个研究领域的，包括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护理学、公共健康、数据分析、心理学等，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研究集体。罗伯特·H·布鲁克任主任，重要组成人员有保西·克格尔、帕麦拉·法塞、雷纳德·金格特、沃尔特·R·爱伦、伊里莎白·麦克格里恩、格雷斯·M·卡特尔等。
⑧教育与培训研究所。它是兰德公司比较新的部门，于1991年在企业的资助下成立。其任务是对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评估及系统运行，从学校到工作及经济运行，教育和培训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下设四个研究中心，包括重建公共教育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中心，评估、标准和学生考试研究中心，联邦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它的报告和研究文章公开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同时在网上向公众公布，属于公益性、开放性的。主任为凯思里恩·西祖鲁，重要的研究人员有保尔·T·希尔，丹尼尔·M·克勒兹，乔吉斯·弗奈兹，罗格·本杰明、斯蒂芬·J·卡罗尔、苏珊·M·盖茨等。他们都是来自于美国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专业方向非常广泛，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公共政策分析等。
⑨其他的研究部门。兰德公司的研究部门很多，并且不断发展，除了上述的各个部门之外，还有劳动力与人口研究计划处、毒品政策研究中心、刑事诉讼研究中心等等，也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
兰德公司有人员一千多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为研究者。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其他组织与个人的资助，但更重要的是合同收入，它占年收入的75%-90%。兰德公司的研究经费充足，早在1991年时，预算就已经达到99.1百万美元。
3.兰德公司在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兰德公司几十年来成果丰硕，对政府决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有极优秀的研究人员与研究传统。它有着一支人数众多、质量颇高的研究队伍。90%以上的研究人员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他的研究者常常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员和军人，研究能力不亚于某些专业人士。从六十年代起，兰德公司就非常强调研究人员的“一专多能”，所以他们大都有相当的经济学、法律等方面的根底，而且几乎都在军事上有某种造诣。所以，兰德公司对自己成功的总结是“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兰德公司工作的男男女女”。
兰德公司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与它的关注点有关:
一是注重现实性的战略决策性问题。兰德公司的咨询项目中，很大部分与政府和国家的战略性利益相关，比如它对前苏联、中国、欧洲的研究，就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据。从它的研究历史来看，它总是选择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目的是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为各种决策服务。
二是十分重视预测性研究。关注未来是兰德公司从建立之初就有的传统，而且在如何研究未来方面，兰德公司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包括创造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方法，如德尔菲法等。可以说，兰德公司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以未来为目标，它在空间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数学、交通运输、人口、城市规划、能源等方面都进行预测研究。因此，国际上公认兰德公司为从事未来研究的最先进的机构。
兰德公司每年都提出数百篇研究报告或选择方案，其中许多被采纳，成为美国制定的依据，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1958年，美国众议院选举委员会主席曾说:“兰德公司对公共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说:“较大的非营利性组织对国防部的成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兰德公司。”美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认为，兰德公司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策。
在社会科学领域，兰德公司往往能拿出惊人的研究成果，使人刮目相看。
一是预测性研究上的先进性，具体表现在准确程度上。
如，朝鲜战争开始之际，兰德公司就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进行研究，根据对中国民族性等的研究，他们研究结果只有七个字:“中国将进入朝鲜。”
二是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决策的帮助很大，成功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解决国内外问题。
兰德公司对美国军方的帮助是有目共睹的。它曾经帮助国防部长整顿国防部，发展和改善了美国的导弹系统，帮助空军提出战略空军基地结构的修正计划，这些研究有的为美国军方节省了大量金钱，有的确立了美国的军事研究方向，有的直接改进了军事部门，其成绩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的充分肯定。
三是创造和总结了许多先进的研究方法。
兰德公司创造了许多新的研究分析方法，如动态规划、线性规划、启发式规则、非线性规划、哥顿法、特尔斐法、程序预算编制、成本效用分析、系统分析等，其中，特尔斐法是著名的预测方法，它成为目前200种预测方法中使用比例最高的一种，所谓的特尔斐法也称为收敛征询法，它是通过对专家意见的反复征询，预测和决定某些问题。另外PPBS方法，是英文计划、规划、预算系统的缩写，即程序预算编制，具体而言，就是把计划分成总体计划与具体规划，为了提高总体计划的效果，在制定具体计划时，要分析每个项目的费用，做出预算方案，为调查周围写计划以及项目的准确性和管理状况，每年提出相关报告，逐年改善预算内容。美国联邦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兰德公司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不仅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拓宽了人类的思维、决策方式，而且为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是对健康问题的研究卓有成效。
针对如何进行健康管理，兰德公司进行了著名的兰德健康保险实验。研究伊始，兰德公司采用的是控制性实验方式，由于当时的政府健康管理机构并不健全，所以在研究计划中包含的更多是家庭。开始时，2700多个家庭被散乱地编入健康保险计划，包括从全部免费护理到95%共同保险，同时还研究在传统的免费服务体系中不同的护理之间是否真有差别。这项研究长期进行，采用了跟踪式的调查方法，到1982年才出版了最早的结果。
通过兰德的研究调查和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在这一问题上，至少用较科学可靠的数据与分析，对人们争论很大的问题给出了一定的结论。政府得到相关的资料后，不仅可以了解这项政策该如何制订，而且因为专家的参与赋予了政府更多的权威性，在说服人们时更有力量。所以，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与建议，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医疗、卫生的政策，收费的护理制度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兰德公司在研究过程中为社会学、卫生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五是对城市建设方面，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政策上的研究。
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从六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是政府头疼的问题。到底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能改善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水平？现行政策是否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效？兰德公司承担了这方面的研究任务。
首先，兰德公司综合运用了各种分析方法，包括特尔斐法、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对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进行了分析。当时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政府向一个特殊的组织——住宅集团，提供大量的资金，用于建造低成本的住宅，然后用非常廉价的房租将住房租给低收入人群住，以此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但是，兰德公司经过分析研究，认为现行政策不太好，有若干不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随着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增加，这种住宅也会不断增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会造成居住环境的恶化；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会形成低收入人群的聚居状况，造成城市贫民窟，既容易滋生犯罪，也容易造成这一人群的生存环境恶化，尤其是在社会地位上。因此，兰德公司不赞成扩大现行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其次，兰德面临的是要提出一个更好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他们通过调查研究，认为与其把资金给住宅集团，建造低成本的住宅，不如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补贴，让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住宅。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政府投入的资金不会增加很多，但又能避免差的住宅迅速增加，而且让低收入人群自由选择居住处，也会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改善他们的处境，不致于以居住区域来标明社会地位。
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兰德公司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研究报告，详细阐述了研究结果，政府接受了这一报告，并且开始改进在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上的政策，部分采纳了兰德公司的建议。当时就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第一批是两个地区、6000人左右，带有实验性质，以检验兰德公司提出的方法的效果。实验表明，这一方案确实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又能避免若干不利后果的出现，于是，从此以后，美国政府在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方面开始大规模采用发放住宅补贴金的办法。兰德公司的研究改善了政府的政策，并且拓宽了政府在解决类似问题上的眼界。
兰德公司对城市规划学、市政学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
六是在经济领域和海外方面的研究，一个典型事例是对韩国经济模式的研究。
兰德公司从军用转向民用之后，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其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还扩展到海外，象韩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六十年代，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货币、财政、贸易等，但是，当时经济现况不如人意，发展前景暗淡。韩国政府准备制订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寻求到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但是，国际开发署要求韩国政府提出一个比较优秀并有很强的说服力的计划文件。在开发署的建议下，韩国政府同意兰德顾问小组进驻韩国，和政府一起制订经济计划，实行韩国政府和兰德专家的合作。为此，韩国政府把计划和预算职能统一在一个组织——企划院内，由它和兰德顾问小组来负责制订计划。
兰德顾问小组在工作中，广泛地采用了兰德的系统分析、定量分析、PPBS等方法。
首先，在与韩国政府充分讨论和熟悉韩国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明确了韩国经济计划的总目标，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韩国社会各项经济目标能够互相衔接配合，形成综合实力；二是能找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增长途径；三是找出限制经济发展的要素并且寻求解决它们的办法；四是制订出详细的公共政策和规划，保证韩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尽管当时的设备非常落后，日常使用的只是一台会计计算机，但是，兰德小组仍然坚持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试图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在制订韩国经济计划中加入科学的成分。在过程中使用的定量方法很多，其中重要的包括投入—产出模型、宏观经济模型、稳定性模型、地区平衡线性规划模型等。运用上述模型对韩国的资源、经济进行了分析。
再次，在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基本的经济发展方针，那就是扩大出口、利用国内资本、利用人力和技术、稳定发展经济。然后，进一步提出了若干经济政策，象接受高水平的外援，扩大出口、建立年度预算等等。兰德顾问小组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以后韩国经济腾飞的经济模式，而且为一些国家所仿效。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与韩国政府的合作十分成功。从这个案例来看，兰德公司在经济领域里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它还把一些从军事上发展起来的方法运用到了其他领域，它的研究范围在六十年代扩展很大而且比较成功。
兰德公司在经济研究方面的成就一直就引人注目，韩国经济模式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兰德公司在解决美国国内外问题、影响政策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杰出的。兰德公司倾全力关注国际事务的发展，深深的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至有人把兰德称为美国的“外交机构”。兰德公司在六十年代以后，研究重心从军用转民用，从纯粹的理工研究转为综合性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市政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
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简称SRI)是闻名全球的综合性咨询研究机构，它的研究范畴非常广泛，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到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并长期从事咨询工作，在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1.研究所概述
该所原称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当时仅仅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它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咨询形式的潮流，于1970年独立出来，现已发展成为人数逾3000的跨国大型咨询机构。它的机构遍及世界各地，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门罗公园，它的分支机构很多，在美国之外的许多世界级大城市，如东京、巴黎、米兰、马德里、伦敦、苏黎世、斯德哥尔摩等均有斯坦福研究所的分所。
该所为非营利性的独立核算的咨询研究机构，非常独特。一方面，它没有接受国家津贴，另一方面也不依靠从企业资助的款项来从事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课题费开支、研究人员的薪金、维持研究所正常运转的行政费用等，完全是凭借“知识”获得的，通过出售研究报告、完成委托单位的咨询研究课题的收入，他们获取了大部分的研究和运转资金，所有收入主要用于增加研究设备或者是用于有关公益研究工作。
尽管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据统计，研究项目中24%是关于研制新产品、新工艺的，23%为评价各种投资计划服务，20%关注改善管理工作，而且对一些重大并且较难的课题也有涉及，如对原苏联战略、中国长期经济计划、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新工艺的技术，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该所还拥有国际发展、紧急计划、防务分析、海战研究和武器设计及农牧业研究所必须的各种实验设施。但是它的咨询重点是经济问题，如企业经济、产品成本分析、市场调查、经济分析、经济发展等，尤其擅长从事战略性的和重大决策性性的课题研究，如一国经济发展模式，某种产业的发展趋势预测，世界市场热点预测、世界竞争策略、产业政策等等。
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合同单位，从总体上来说大部分是政府，据估计，75%以上的项目都是属于政府的，包括美国国防部等以及其他各国的政府部门，其次为企业和团体单位，当然也接受一些私人的咨询项目，平均每年完成2000项左右的咨询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所的国际业务十分活跃，与世界65个国家的政府以及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业务范围可以说遍及全世界，这也是为什么该研究所被认为是跨国咨询机构的原因。因为该研究所奉行的是“以科研养科研”的政策，所以，它投入项目研究是非常多的，不言而喻，项目就意味着它的生存，因此，它的研究项目可谓大小不论，从大的方面来说，某个国家、某个跨国公司的长期经济规划研究是它的业务，从目前到本世纪未的世界能源问题的研究也是它的业务；从中等的角度来看，如某项新能源的开发研究，某一工业部门的投资计划，某种新式激光器的设计研究都是它的研究项目范围；而小的项目当然就是私人的，甚至象某一百万富翁或电影明星委托他们，想在海底探宝的项目他们也会接受下来，至于为公司培训一些管理人员编制计划之类的小事，他们也不会嫌弃。
该研究所的统一内部刊物是《斯坦福研究所杂志》，另外，它的情报部还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报告或刊物，象专门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领域和概况的月刊《目录》，如主要报告社会新发展动向以及长期的工商业发展趋势的双月刊《视界》，每年选择对国际商业社会有重要意义的近30个专题，发表研究所相关的报告在《研究报告》刊物上，此外，不定期地还会发布一些经典论文或者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等等。
2.组织与人员
斯坦福研究所的组织结构框架从成立之初基本上就确立了，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壮大，相应的内部组织也不断发展扩充。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由15名美国教育界以及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或者领袖人物组成。理事会则由50名政府官员、民间社团领导以及著名的科学家担任。他们的职责是根据自己专业或者经验的优势，为研究所的研究或者行政人员提供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给予他们指导。董事会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由董事会选择、任命。非常独特的是董事会和理事会所有的成员的工作都是义务性质的，研究所不向他们支付薪金，带有如同古罗马时期为公益事业献身的色彩，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更多的意味着责任和荣誉。
它的研究机构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壮大，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部门有14个研究中心和部。部和中心有一定的区别，概括而言，部主要承担比较长期的、战略性的科研任务，特别是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一般都在部下面进行。而中心主要是负责一些短期或者临时的、应急的任务，时效性比较突出。部和中心都具有相对的自主独立性，可以说是一个个小的研究机构。为了统一协调，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有效的计划和搭配，所有的中心和部在形式上都归一个部门——研究管理办公室管理。这个办公室设有4名左右的副主任，一个副主任要负责管理3-4个中心。下面就它的一些部以及中心的情况作一简介。
国际管理及经济部:主要负责研究所的国际性发展、国际共通性问题的研究、各类经济问题的研究，承接长期、战略意义的经济类研究课题。下设几个专门的研究部门和小组，主要有:国际发展中心、金融业及资金运用部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消费品工业及资料管理部门、制造工业及技术管理部门、运输和运输系统中心等等，就不同的专业方向进行研究和承接项目。
生命科学部:主要从事与生物相关的研究。下设的专业研究小组有:药品分析中心、心理生理学研究中心、生物化学小组、毒物学研究小组、医药和医学生物学中心等。
化学制造及资源部:主要负责化学领域的研究与项目。下面设有资源环境保护中心、能源中心、化学工业中心、矿物及金属中心等。
城市和社会系统部:主要研究城市以及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下面设立了地区及城市规划中心、福利及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育研究中心、健康调查中心等。其中地区及城市规划中心主要负责城市基本生活必需系统、行政组织管理、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都市交通等一系列内容的规划。
情报研究部: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研究部主要是针对商务信息的。该所本身专门从事经济商业研究，每年要向近500家组织提供报告。内容包括影响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变化的经济、政治、技术、社会因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工业以及各种市场状况；管理方法变革和规划等。斯坦福研究所邀集了全世界70个国家的800多个工商企业、组织、财经机构等组成了一个国际工商协会，该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向成员提供有关的商业信息和分析报告，其次是召开国际性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情报组织。该研究所非常注意资料情报的收集工作，还设有专门的信息科学实验室，提供各种数据分析。通过情报部的工作，每年斯坦福研究所都要公布一些报告和信息，是研究所声誉的来源之一。
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54年，从成立之初就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专门从事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研究，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在于美苏关系、对外政策、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亚洲战略研究等。该中心从1967年开始在华盛顿活动，并且设置了分支机构，成为了保守党的思想代表。
该所研究人员众多，在2000人以上，还不包括进行研究时从外面聘请的专家。这些研究人员在工程、物理、生物科学、工业经济、管理及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等100多个学科方面各具专长。而且他们知识渊博，交叉性好，技术专家也懂经济，而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许多懂技术，形成综合研究的实力。
3.研究所特点及贡献
斯坦福研究所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管理方面。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研究的管理，二是绩效评价。研究管理一方面涉及人才，该所特别强调研究人员的选择，在进行项目时，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富有权威，总是从研究所外聘请一些专家。一般说来，斯坦福研究所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发现优秀人才，聘用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凡聘请人员，都签订合同，规定研究项目、任用时间、报酬待遇等。研究计划结束后，课外小组即行解散。在研究过程发现杰出人才，则可留在本所从事新的研究计划。另一方面，它的研究计划总是很有现实性。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计划都是根据社会需要制订出来的，即从工业界和社会上进行广泛调查，发现和确定研究主题之后才专门拟定。
其次，对研究人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研究人员的待遇与他们的贡献应该成比例，所以，必须对他们的业绩进行考核。斯坦福研究所在七十年代就制订了一个“研究人员和专家的专业发展与补偿计划”的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把研究所的业务，按功能分为五个项目，每个项目又按照一定的标准分为六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不太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好、很好、非常优秀。
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成绩斐然。在能源方面，分能源经济、能源技术与能源管理。已经做过或尚为完成的重点项目包括:2000年世界能源研究，利用复式循环系统生产洁净动力的研究，固体矿物燃料的液化以及天然气的利用研究等。在化学方面，几乎每年它都要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象基本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等等，然后编辑出版《化学经济手册》和《化学制品厂商目录》，为世界各国重视。
(三)美国赫德森研究所
建立于1961年的赫德森研究所是美国类似兰德公司的重要思想库，它是私有性质和非营利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组织结构和研究方法吸收了兰德公司的经验。该所的创始人赫尔曼·卡恩曾是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是一个以富有想像力，大胆直言和高效率而著名于世的物理学家、未来学家。卡恩创办这个私人咨询机构，是他认为必须对西方社会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预测，因此，赫德森研究所的预测是它的特长。
它的研究领域是:地区研究(如拉美、欧洲、亚洲等)，贸易政策，教育政策，福利和社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和工程学政策等的研究。它的任务是为商界和政界领袖提供各种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不过公共政策是它的主要努力方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它形成了自己的作风，关于价值、文化、宗教等的人类事务的研究，使它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它表现出来的对自身、人类、客户的责任感增加了这种荣誉，并且它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因此，它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非官方“智囊团”。
该所现有固定人员71名，其中有研究人员40人，同时它还有很多兼职人员，包括国内外政界、军界、企业界、教育界、新闻界和劳工界的代表人物。该所研究经费50%左右来自与政府防务和非防务部门的合同收入，20%为其他研究合同收入，其余来自大公司、大银行、基金会和私人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
最近的负责人是瓦尔特·P.斯德尔恩和勒斯里·冷克斯科。主要的研究人员包括:伊利特·艾伯瑞姆，邓尼斯·T.艾威，威廉姆·J.本勒特，德尼斯·P.多尔，理查德·朱迪，乔治·克威尔斯，威廉姆·E.奥德姆，爱伦·瑞诺尔德，盖瑞·F.威特利，吉姆·威勒等。
它的重要贡献有:
首先，该所对决策学和未来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它创造了许多研究未来的方法，包括:直觉一探测法、直觉一规范法、直觉一合成法、直觉一形态法；理论一探测法、理论一合成法、理论一形态法。
其次，它非常多产。不少人认为，赫德森研究所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它是“美国最多产的思想库”。该所的体制灵活，提倡创新，所以，很有活力，研究人员研究的热情非常高，出研究成果的速度很快。
第三，未来的取向在理念上给世界和人们以启迪。对此，卡恩自己曾自信地说:“赫德森研究所倡导的关于未来的观点曾经影响了美国政府和许多公司的政策。”确实，它的存在使人们明白了在政策制定中预见性的重要并且教会了人们怎样科学地预测、掌握未来。
该所的研究在未来学、决策学、经济学方面有贡献，尤其是以它的创新性和创造力而闻名。
(四)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智囊团”””之一，它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与伦比，曾经为美国制定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针并且仍然是这方面的权威。它的成员包括政府、工商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中一批最有影响的人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万斯都曾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1.委员会概述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历史在外部咨询机构中是比较悠久的。它成立于1918年，其宗旨是通过“了解国际形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的国际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帮助政府制订“明智的美国对外政策”。它以自己的优势和成就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只有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才能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订。《纽约时报》曾评价道:“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外关系委员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观念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有人认为，对外关系委员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私人团体，它有时被称为实际上的国务院。”
现在的负责人是彼德·G.彼得森和彼德·塔诺夫。现有固定人员一百人左右，其中17位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研究人员包括:米歇尔·克劳夫，非洲问题专家；艾顿·弗瑞，国际安全专家；沙费奎尔·艾斯拉姆，国际金融研究者；肯勒斯·麦克斯威尔，拉美问题专家；爱伦·D.罗姆伯格，致力于亚洲研究。其他还有欧洲、澳洲各国的研究学者。
它的研究经费通常来自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资助。有资产58470900美元。研究条件优越，图书馆藏有40000册书，7000种期刊杂志，尤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资料更是完备。
2.主要成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策科学上。它从成立之初就为美国制订了若干的对外政策，而且以其正确性为美国政府所倚重，从而形成惯例，该委员会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享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这里产生或者经过这里的讨论的，到了今天，该委员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威不减当年，克林顿总统的对外政策也得听他们的建议。该委员会自建立以来就是著名的“智囊团”，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的重要外交政策几乎都是由它制订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突出的事例有:
①主导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为结束二战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②设计了美国在战后的系列对外政策。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于1974年1月提出“遏制”理论，影响很大，可以说冷战政策和遏制战略都是由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它还为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奠定了基础；早在1947～1949年期间，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提出了重建欧洲的计划，“马歇尔计划”由此产生。美国战后的一系列政策都是由该委员会设计、部署的。
③帮助政府摆脱对外关系中的危机。当美国政府处于对外危机中时，该委员会的表现总是令政府和人民满意，比如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制订让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计划等。
④提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为改善中美两国的僵局奠定了基础。正是它注意到美中接近的可能性并且致力于推动这项政策，影响了当时还未上台的尼克松总统，并促使他在上任以后实现了此政策建议。
可以说，所有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是对外关系委员会中产生的。没有这个委员会的同意，国务院和美国总统一般不敢贸然通过某一对外政策。
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大量书籍，发表了众多论文，而最重要的是它的《外交》季刊，在全世界都被看作是反映美国外交政策的非官方喉舌，因为几乎美国每项重大政策创议，都是首先在这本刊物的文章中勾画出轮廊。
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国际政治、政策决策方面的问题有深入研究，而且它在这些方面都卓有成效，促进了学科建设。
(五)巴特尔研究所
巴特尔研究所是美国目前非常著名的“智囊团”，为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从规模来看，它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研究组织，人员早就超过了7000人，每年的合同金额达到几亿美元。而且它可以说是一所著名的跨国、跨学科研究综合性组织。
1.研究所概述
巴特尔研究所是用巴特尔的遗产投资的。巴特尔研究所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创建初期，研究所只有二十人，发展到八十年代，拥有研究人员7000多人。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开始时，它主要致力于硬科学的研究，而从1955年开始，巴特尔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移，在继续开展硬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它扩展到咨询研究，从事社会科学、技术经济、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研究。随着巴特尔研究所在咨询上的声誉越来越高，为了更好地进行咨询研究，它特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中心，即西雅图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使巴特尔研究所在咨询上面的研究更上层楼，硕果累累。西雅图研究中心规模庞大，拥有各种生活设施，如图书馆、食堂、住宅、研究室等，为学者提供短期工作的场所和环境。它的图书馆拥有250000册书以及大量的期刊杂志和研究材料、数据。
巴特尔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是按照“三—三—三”制任用的，即研究人员、研究辅助人员、行政与服务人员各占三分之一。研究人员大多数不仅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多在企业工作过较长时间，具备实际工作经验。研究所的组织原则上按照学科设立，一旦有研究任务时，就成立“研究项目组”，由主任级高级研究员担任组长，作为负责人，他有权从所内各学科部门抽调人手参加项目，而且根据研究所的惯例，组长的任命仅仅依据是否胜任该项目的能力，而不受年龄的限制。
2.重要贡献
巴特尔研究所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它对人类自身的一些研究，其中对个人技术能力的研究最为著名。
在转向软科学研究之后，巴特尔研究所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包括人的衰老、技术能力、个人素质等，而对社会和政府决策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它对人的技术能力随年龄的变化以及它和时代技术发展关系。经过研究，它给出了一条曲线，横轴代表年龄，纵轴代表人的技术能力和时代的技术进步，其中一条斜率平缓的虚线表示的是古代社会技术随年代的发展情况。年龄越大、越有经验、个人能力就越强。ABC曲线是一个人的技术能力曲线。对这幅折线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年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点，技术能力就会下降，可以说，人超过一定的年龄就会成为技术上的落伍者，遭到淘汰的命运。如何使人保持技术能力，与时代共同进步呢？显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地学习，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延缓能力下降的趋势。对已经工作的人来说，不能进行在岗的学习，等待他的必定是落后于时代和发展。所以，“终身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巴特尔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公之于众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教育学、管理学和人类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社会观念。以前，人们总是认为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工作了，人们不用再进一步学习，而且企业也并不鼓励员工进行在职学习，认为会影响工作。但是，巴特尔研究所的报告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使人们普遍认识到继续教育对每个人的意义，从而使得人们开始重视继续教育。
其次，它发展了教育学。教育是一个社会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尽管终身教育已经很早就有学者零星地提出，但是一直没有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持，所以，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此观念尚为完善，直到巴特尔研究所提出人的技术能力曲线之后，终身教育的观点才得以基本确立。再次，此研究为政府的政策做出了有益的指导。根据这个报告，联邦政府提出了加强终身教育的政策，鼓励建立函授学校，鼓励在职教育，大力发展相关的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国家的教育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多年一直是美国国内事务方面首屈一指的政策规划机构。它曾在国内政策设计方面占有支配地位。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提供人才，并且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的人员充任要职，故有“民主党思想库”和“民主党的影子内阁”等美称。
1.布鲁金斯学会概述
布鲁金斯学会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创始人罗伯特·索马斯·布鲁金斯，他是圣路易斯的一位实业家。他接连设立了三个研究所，即:1916年成立的美国政府活动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政治学院(Robert Brookings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三个研究所都各有所长，美国政府活动研究所是美国最早的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的非盈利机构，它作出声明:“(研究所)是为促进政府在各项活动中提高效率、厉行节约并提高管理科学水平而与政府官员合作，对政府工作进行科学研究的公民团体”，通过聘请不少于6位大学校长理事会来保证这一宗旨的真实性和可行性。经济研究所是采用科学方法，即根据编制的经济数据进行经济分析的专门研究机构。它涉及研究怎样改变过于残酷的资本家对工人压榨的状况。最后一个研究所是专门为在公共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们设立的研究院。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创始人观点的改变，三个研究所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26年合并，命名为布鲁金斯学会。该学会正式的第一任会长是经济学家哈罗德·莫尔顿。
2.组织与人员
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的关系源远流长。学会的若干负责人都是政府的官员，许多有见地的退休公务员都被请到该学会出任研究员。比如它首任会长哈罗德·莫尔顿曾经是罗斯福政府的战备物资局的成员，又如在其对外政策研究室的所有高级研究员中，一半左右在美国国务院中任过职；国家经济部门负责人如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等，都曾担任过该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学会每年提出的《确定国家的优先任务的报告》，是民主党政府施政纲要的主要依据。它被许多人视为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家伙确实也有道理。
布鲁金斯学会有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近300人，其中高级研究员近50人，副研究员16人和人数不定的助理研究员，学会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会成员大都是大企业家、银行家、学者、政界要人。
布鲁金斯学会是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咨询机构，可以说，它直接参与了众多的决策，这种地位的到来虽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有如此高的声誉和价值，使得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非同寻常。它的重要特点有:第一，非常注重对政府决策的参与。第二，中立的态度。第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3.重要贡献
首先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主要对金融、财政、经济的稳定政策，国际金融系统，产业构造等较大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进行研究，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进行剖析，从而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比如采取缩减预算的紧缩政策。在产业问题方面以信息交流的研究为主。从根本上来说，该学会是赞成自由的资本主义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关于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政策，该学会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也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其次是政府领域的研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既有对行政官厅、议会、司法厅等政府机构功能的研究，也有对研究政府补助金发放的研究。该学会研究政府领域的问题，其目的是促进政府朝着高效高能的方向发展。
再次，该学会在外交政策方面成绩突出。一方面，课题广泛，包括国家安全保障、国际经济问题、美国周边关系以及各国的多边关系，将对外的政治、经济政策联合起来研究。为此，该学会不仅动员自己内部的研究人员，而且还联合外部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研究小组，为取得良好成绩给予了人力资源的保证。
该学会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公开发表的，它每年出四期《布鲁金斯公报》，在上面发表若干很有价值的文章。其他的出版物，如《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等也很有参考价值，受到人们的关注。至今，它已经作出了成千上万的论文、出版了众多的书籍。它每年在各地召开一百多次研讨会，加强和各界的联系。据说，由学会的理事长召开的每月一次的形势研究会，经常有政府首脑参加，一起探讨国际国内的形式和相关的问题，对政府政策制订的作用非同寻常。
(七)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发展和国家重要政治事务的“智囊团”。它与兰德公司、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齐名，对白宫的内外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共和党思想库”。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由摩根财团控制的约翰·罗维尔公司董事长路易斯·布朗创建，当时名为美国企业协会。它宣称宗旨是“为政策制订者、企业家、学者、新闻界和公众提供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客观分析”，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立场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和官方政策不一致，因此，它在最初20多年中，只有十几位研究人员，科研上无所建树，影响力有限。
自从威廉·巴鲁迪父子相继主持研究所工作以后，尤其到了七十年代，企业研究所蓬勃发展。目前，它的负责人是克瑞斯托弗尔·C.德缪斯，大卫·戈桑，劳瑞·F.嘎德勒尔，有124名人员，其中71位为专职学者，同时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等学府中，大约有250名教授和77名副教授是它的兼职学者。该所的研究范围有: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的经济政策，外交与防务政策，社会学和政治学课题等。
企业研究所是以非营利为目标的“智囊团”，其研究经费依靠大企业和著名基金会—如福特汽车公司、莉莉基金会的捐助。其经费预算每年已达1000万美元。
主要的研究者有:罗伯特·伯克，约翰·M.奥利，二人为法学专家；本·J·瓦特伯格，政治学学者；米歇尔·诺威克，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家；珍娜·克科派威可，致力于外交政策研究；马温·克斯特，从事经济政策研究。此外，还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象马克·法尔可夫，艾温·克瑞斯托尔，米歇尔·A·列登，威廉姆·斯克雷德尔。
该研究所一直以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实际的政策建议，从本质上来说是提倡自由资本主义，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大相径庭，这也是它多年默默无闻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中的局限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回归传统自由资本主义被一些人提了出来，该研究所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概括地说，该研究所的思想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
①信奉自由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让千千万万个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提倡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市场，政府的干预必须降低到最低限底。政府的过多干预，将会产生平均主义、依赖思想，而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
②强调社会的自我调节，反对政府过分介入社会。他们强调私人企业的作用，并认为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是经济方针的仲裁力量。因此，他们主张削减国家预算，提倡发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结构”(包括家庭、教会、街坊和民间组织)等等的作用。
③主张大规模增加国防防务开支。
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哲学、社会结构等领域，是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学术派别的重要力量，它历年来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对美国这些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八)阿斯彭人文研究所
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的建立与德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1949年6月，为纪念歌德诞辰200周年，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名为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创始者们宣称:“对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希望各界领导人广泛地提供一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索和互相讨论的场所。以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为目的”。
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的创始人中有三位值得铭记，他们是约瑟夫·巴鲁加(芝加哥大学教授，德国文学家)，罗伯特、鲍尔·皮波尔(芝加哥的实业家)。三人都是美籍德国人，他们满怀热情地向美国和美国人民介绍了在欧洲文明中，德国的哲学和文明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占据了这样的位置，希望美国人认识到这些。当时，正好赶上歌德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来临，他们决定利用此机会建立一个研究和普及德国哲学的机构。不过，阿彭斯人文研究所建立后，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和研究德国文化，同时，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人类的爱和创造力所进行的一些争论，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
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开始时没有固定的研究人员。当进行研究计划时，都是从外面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虽然不能完全控制研究质量，但也无可奈何。后来，随着它的不断壮大发展，每年得到的资金不断增加，然而它的人员十分精悍，只有几十人，比其他的咨询机构少许多。该研究所非常重视研究计划的制订。约瑟夫·斯莱托理事长当政时期，遗留了一个很不错的传统，就是研究计划由理事长亲自与顾问以及计划规划委员会进行商讨立案，保证了各个计划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的发展壮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原理事长约瑟夫·斯莱托。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在国防部工作，后来转行到司汤达特石油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此后又历任福特集团的国际部长，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在咨询方面。后来，他出任阿彭斯研究所的理事长，开始对该机构进行调整改进，阿彭斯人文研究所在他的手里日渐壮大，声名日盛。
首先，约瑟夫·斯莱托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一系列措施。他的规划从总体上来说，可归结为两大内容:一是从单一的研究课题转向多样化研究，试图把阿斯彭研究所转变为多样化的政策研究和交流机构；二是发展横向联系，加强阿斯彭研究所的国际声誉。为此，他制订的计划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研究范畴:
第一，社会传媒与信息交流。信息化社会里，群众机构对社会和国家的作用与影响力是为人们所公认的，然而缺乏综合性的评价，阿斯彭研究所希图致力于此。同时，重点研究电视的社会影响，报道自由以及政治权力等。
第二，社会正义和个人。现代社会里，正义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什么是正义？如何消除不正义的行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是什么？现行社会主流势力与反社会势力处于何种情况？这些构成了阿斯彭研究所的重点关注问题。
第三，新时代下的教育。阿斯彭研究所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有问题，它偏重于智育而忽视德育，因此，应该着重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如何进行教育，这一内容的相关项目是:综合改革目前轻视德育教育的体制；推行终身教育制度；确立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和相关的行政制度；为了儿童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第四，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在生产力上的进步一日千里，然而它也带来了核战争、更大杀伤力的武器等，给人类造成了从未有过的灾难和恐惧。因此，阿彭斯研究所希望致力于研究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的问题，使得技术革新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好方向，控制科学技术发展为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经过约瑟夫·斯莱托的改革和调整，阿斯彭人文研究所不仅扩大了研究领域，而且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咨询机构，并且以其特殊的人文内涵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
阿斯彭研究所独特的研究交流方式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赏，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它从建立开始，就以自由的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交流和研究。与其他的研究机构不同，阿斯彭研究所并不是以科学方法和技术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是让参与者参加到一个自由的讨论空间来，通过阅读、交流，暂时放开繁重的工作任务，严肃地进行有关人的问题的思考，回归人性、重视社会责任，这种独特的方法和课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据说，讨论会在开始的两周内一直人满为患，后来每年举行的讨论会增加到25次，效率仍然很高，参加者依旧很多。举办讨论会的地点也增加了许多，除在阿斯彭以外，在美国本土，有马里兰州的瓦依、科罗拉多州的巴卡，还有夏威夷的布那鲁，联邦德国的柏林等。
阿斯彭研究所通过编写自己的教材，对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和不同的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和交流。它的创建一部分原因是想向美国人们介绍德国的文化和成就，但后来它开始关注世界各国的文化。早在1951年，它的执行委员讨论会决定编写一部用于教学和讨论的教材时，就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对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可以说，按照今天西方流行的“文化冲突论”、强调研究有差异的文化的趋势来说，阿斯彭研究所是提前了几十年实行现代观念。它把世界上有名的44部古典思想著作通过摘要编写成教材，用于它举办的讨论会。这些著作的范围非常广泛，收集了柏拉图、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洛克、孔子、孟子、荀子、马克思、罗斯福、毛泽东等的各种文章，对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非常有益。
阿斯彭研究所提倡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在美国本土之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阿斯彭家族”。
阿斯彭研究所提倡的人文研究开创了研究问题的独特视角。对一个研究机构来说，能够重视人文因素在现代社会发展和解决若干问题中的意义，是非常独特的。它所选择的课题，都是关于人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所以使得它的研究带有一种终极回归的价值。从约瑟夫·斯莱托时期开始的四大范畴的研究计划，在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如何解决能源危机、资源枯竭、难民、移民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政府所采纳。
该所堪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智囊团”典范，它对教育学、国际交流、决策学、比较文学、管理学等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九)胡佛革命、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建立于1919年，是一个右派的“智囊团”，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左派和共产党。后来的发展变化中，它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半官方、甚至可谓官方的“智囊团”。
该所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事务研究，国家比较分析，国际安全事务，国内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政府的角色和影响，社会和政治哲学。地域非常广泛，包括非洲、亚洲、欧洲等。
该所最近的负责人是约翰·瑞塞恩，查尔斯·帕尔姆。现有人员280人，其中80人为研究人员。主要的研究者包括:瑞查德·艾伦，国家安全事务专家；米歇尔·伯斯金，公共财政和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约翰·伯兹尔，公民权学者；皮特尔·杜斯，主攻日本近现代历史；非利浦·哈比，研究对外政策；查尔斯·梅尔，研究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托玛斯·梅茨格，擅长中国历史；约翰·瑞塞恩，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研究。
该所的资金来自于私人、企业、基金会的捐助，宣称不接受合同式的研究。预算是19百万美元。该所研究条件很好，有一座非常大的图书馆，藏书1.6百万册，尤其是关于非洲、东亚、中欧、西欧、俄国、东欧、美洲的资料有独到之处。该所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包括:《胡佛研究所论文集》、《胡佛研究所年度报告》、《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论文集》等。
作为右派的“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在里根时期大出风头，因为在里根未上台之前就与该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意见和观点大体一致，而且研究所帮助里根竞选成功，因此，里根当上总统之后，十分重视该所的意见，许多政策建议都是由它提出的，几乎在那一时段内都可以被视为是官方的“智囊团”了。
该所对美国实际政策制定有重要影响，因此，从政治学、政策学和外交学的角度来说，该所的贡献是很突出的。
(十)未来研究所
未来研究所成立于1968年。它的目的是扩展人类关于工程技术、环境、社会变迁的已有知识，讨论这些问题的远景和后果；探索实现人类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新办法；使所有的公众无差别地都能得到和应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作为一个培训和教育基地，训练来自企业界、政府、基金会、大学中选出的人员。概括来说，它试图帮助公众和社会中的组织参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变革并且适应这种变迁。
该所的研究领域是:
①预测和战略计划的制订。应用德尔菲法、交互影响分析法等对未来十年甚至更远的时期会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在预测基础上，为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制订战略计划。
②关注电信学和计算学的发展。
③关心人类健康问题。和哈佛大学的健康中心以及从事健康事业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研究人们的多年、多项目的健康计划。
④关心能源、环境和发展问题。
该所的负责人是J.安·默瑞桑和格瑞戈瑞·史密德。现有人员20名，其中15人是研究人员。重要的研究者包括:J.安·默瑞桑，主攻健康政策；格瑞戈瑞·史密德，致力于远期计划研究；杰夫·查尔斯，运输方面专家；罗伯特·米替曼，研究信息学；安顿·塞威瑞，专攻健康政策和劳动力市场；阿温德·克尔拉尼，专攻电信学；爱伦·摩瑞桑，研究健康政策问题；珍尼·怀恩，从事新兴技术的研究；哈瑞特·斯克比科，研究健康政策。
该所的收入90%以上来自合同收入。预算为2百万美元。组织的活动包括研讨会、座谈会、与客户签定合同，同时公开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象《20世纪90年代世界展望》、《2040年如何治理地方社区》、《创新与发展》、《未来指南》等。
(十一)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
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是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因为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此研究所的密切关系以及1993年以来美国经济历史性的复苏奇迹，进步政策研究所逐步引人注目，成为了大众关注的中心之一。
进步政策研究所成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思想库，专门研究民主党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及策划竞选策略、制订国家的内外政策。该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是由美国各州经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党人组成的政策团体，并且于四年之后发起建立了进步政策研究所。该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杰出人士，为成功地分析美国国内国外情况、制定各种政策、倡导新的政治理念奠定了基础，这批人中的重要人物包括以下各位:
①威尔·马歇尔。进步政策研究所创始人之一，任研究所所长，一直从事政策研究。民主党1985年成立领导委员会之后，他曾担任该委员会政策主任。他致力于美国内政外交的研究，出版过《保卫美国》、《公民与兵役》、《新安全时代的战争权限》等著作。
②阿尔·弗洛姆。民主党的重要人物，任该党领导委员会会长兼执行主任，是进步政策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他曾多年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工作，熟悉政治运作和政策制订过程，出于“政治是由思想驱动”的信念，在1985年帮助成立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并且致力于为民主党重新界定方向和任务。他经常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的社论版发表文章，而且受到几乎所有大报刊的评论，是一个活跃的政界人士。
③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美国最优秀的政治社会学家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社会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内成绩斐然。他因著作《政治人》一书荣获麦基弗奖，因《非理智政治》一书获得古纳尔·米达尔奖，还荣获过汤森·哈里斯奖章。他是两主编之一，在政治社会学、社会学、舆论研究诸方面都有所建树，曾经撰写或合著了19部书与专题论文，发表了300多篇文章，被认为是政治学方面著述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之一。他于进步研究所成立当年加入该所，担任高级学者研究者，是研究所的重要成员之一。
④罗伯特·夏皮罗。进步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擅长经济研究，在制定经济政策上有突出表现。他曾经担任过周刊副主编、总统侯选人的经济顾问等，多方面地、长期地参与政府经济政策制订工作。加入研究所之后，一直担任克林顿州长的经济顾问，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从他那里提出的。
⑤D·霍丽·哈蒙兹。进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贸易和国际经济方面的研究。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学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学院获公共政策事务硕士学位。她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989年至1992年一直在美国贸易代表的工作班子里工作，担任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首席服务业谈判代表。1992年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同年夏季加入进步政策研究所。
⑥威廉·A·高尔斯顿。从事教育和研究多年，现任芝加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在得克萨斯大学执教十年。他参加多位总统侯选人的班子，做过州、县政府领导者的顾问。他是政治哲学、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就政治问题等发表过大量的文章，1991年出版了名为《自由派目标》的书。
⑦戴维·奥斯本。进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州长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多年以来担任耶鲁大学的客座讲师，曾任太平洋新闻社的主编，是周刊的正式撰稿人。他在《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新共和》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1988年出版了《民主实验室》一书，与另一作者合著了《改革政府》，受到大众的关注。
⑧道格·罗斯。密歇根未来公司的总裁，企业发展公司的高级顾问。先后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商界和政界的经验都比较丰富，除了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以外，曾在密歇根州担任州商务局局长长达5年之久，工作极富创新性，大力发展革新性的人力投资计划，实施了一系列有益政策，比如福利自我就业计划、密歇根青年队、邻里建设者联盟等，因其成绩被美国州长联合会授予州政府杰出服务奖。
进步政策研究所作为一个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政策环境分析、政策制订、政策实施等方面的研究和表现非常出色。它认为自己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派，也不同于保守派，他们以进步来命名新理念；力图构造一种所谓的新政治哲学，其核心观念是:机会、责任心、社区、民主和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并且围绕这些核心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经济、健康、道德、政府、对外政策等。它的成绩主要是在政治学、政策科学、经济学领域里做出的。
一是提出了企业经济学，促进了美国经济复苏。
在克林顿上台之前，美国经济面临一种缓慢增长的局面，前途难说美妙。进步研究所根据自己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分析，对以往政策的总结，针对美国经济提出了一套计划和政策建议，从宏观角度来说，就是要用企业经济学代替原来的经济观念，从微观角度来说，就是要通过几项政策来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大幅度的发展。
为了达到目的，进步政策研究所提出了五大基础建设内容:1)大力支持国民投资；2) 建立财务和货币纪律的新制度；3)鼓励加强竞争、开放市场；4) 政府同公司和工人达成新的协议；5)促进开放世界贸易和市场。
二是对政府进行研究，提出改革政府主张，以建立高效高能政府。
进步政策研究所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改革政府的观点，在克林顿上台以后，这个政策建议日益强烈并且受到美国民众的关注与欢迎。该研究所分析了美国政府的现状，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根据他们所信奉的企业经济学原则来提出改革政府的措施，其本质内容就是所谓的“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具体的设想有许多方面，包括:
①改革联邦预算。对政府的改革首先考虑的是预算问题，原因在于一是美国面临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必须投入大量资金，但又不能增加税收，二是财政问题一直是政府受到责难最多的地方，成为改革政策建议的首选目标是必然的。针对此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重新安排开支重点，削减联邦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裁减联邦雇佣的劳动力；制订法律来限制联邦的消费性开支的增长率；新的预算审查制度。
②重塑政府:改造政府理念。对政府的改革涉及若干方面，并且一直都是历届政府的重点之一，但是只改变外部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关键的因素是改变政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进步政策研究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首先是用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使政府成为富有进取精神的政府，改革后的政府应该是:
重结果而不重规章的有使命感的政府
挣钱而不是花钱的富有进取心的政府
预防而不是治疗的富有预见性的政府
富有竞争性的政府
授权的而不是控制的政府
服务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
三是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想法。
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前，进步政策研究所针对美国教育现状作了思考、分析和政策建议。当时，美国的教育现状是:中等学校教育的质量比不上许多竞争对手，中等技术学校的状况令人堪忧，上私立、公立大学的费用分别上涨了51%和31%，公立教育的质量普遍比私立学校的差。这种状态与克林顿鼓吹的美国要在世界经济中取得全面胜利非常不符，因此，需要对症下药进行改革，进步政策研究所提供了一整套的政策建议。
改善公立学校质量:特许学校的尝试。公立学校质量差，是资金少还是人们自身的问题呢？特许学校是一种从地方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学校，就是由公立学校或者其教师与政府签定合同，就教学质量等有一定的规定，政府按照学生人数来支付费用，特许学校采用公立学校的入学制度，既无限制的、自由的。这样就在公、私立学校之间培养出来第三种学校，符合市场竞争的观念，对改造现有的公立学校和保持公立学校的崇高性都是有益的。
重建青年学徒制度。对于一大批因各种原因上不了大学的美国青年来说，技术教育是唯一的出路，而且相应的技术岗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但美国的中等技术学校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一直难如人意。对此，进步政策研究所认为首先应该改变观念，认识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人，中等技术教育是必需的。其次，应该鼓励企业与学校的密切联合，即学生的学习计划是半工半读的，一边在学校里学习，一边在企业中实习，学习费用由企业承担，经过三年的学习经考察合格后，学生就可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企业也可以得到大量的熟练工人。联邦政府应该推进这种合作，重建美国的青年学徒制度。
制订民间的《退伍军人法案》代替联邦学生援助计划。这项法案不是仅仅针对复员军人的，而是针对所有想上大学但无力支付学费的人们。一方面由国家提供他们上大学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参加诸如“公民服务队”等组织，参与社区工作，实际上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了起来。对这些对象来说，作为志愿者，他们通过参加社区工作来服务于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他们又能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双方都有利，而不是以前的只是学生受益的局面。
重视教育是进步研究所为克林顿开的一副重药，实践证明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赞同，克林顿上台以后立即发表演说、进行拨款，在全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并被认为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是克林顿成功政策的一类。
四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研究。
医疗保健一向是争执很大的内容。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人们对医疗服务普遍不满，有许多人没有保险或者没有足够的保险。面对这一状况，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进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全面的医疗保健改革和普遍的保险，但不是对医疗保健制度实行政府价格控制和由行政部门编制预算的办法，而是将一切交给市场竞争去调节，政府只需进行宏观的管理。具体的措施包括:
①建立受管制的市场竞争制度。医疗卫生也是服务，人们应该通过市场对它们进行选择，而不是由政府行政机关的拨款来决定它们的命运。当然，医疗保险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一味的完全竞争势必要影响到公众医疗保险的普遍性，所以政府应该致力于规范市场，对市场不愿意做但又是国家必需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建立有规则的、竞争的、市场的医疗卫生保险制度。
②提供充分信息。政府的重要作用是完善市场。消费者在交易中相对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无法对医疗机构等的质量和工作进行全面的评判，不充分的信息带给消费者的是不理智的选择，所以政府的作用就应该体现在这里。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制定医疗卫生保险等的统一基础标准，对各个机构的财务和质量进行检查并且公之于众，使得消费者在选择的过程中对信息能够掌握得更完全。
③税收方面的改革。为了避免医疗保险费用无限制的上涨，对公司提供保健福利金也有限制，只有是基于最基本的额度的资金才可以享受不纳税的待遇，而相应的给予消费者的医疗保健费用给予税额减免。这种方法如果代替现在的补贴制度，可以直接给消费者以利益，实现普遍保险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可制止费用无限上涨的趋势，因为节省下来的费用将归消费者个人所得。
④州成为改革的起点。医疗卫生保险的改革要实行从下而上的方式，应该大力推动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鼓励各州制定符合自己实际的医疗保险改革模式。
五是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重新审视，改革福利政策。
福利政策是西方世界多年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手段，但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尽管一直增加福利费用，但是效果不太理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进步政策研究所对美国福利政策以及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后，提出了现行政策的四大弊端:一是助长了懒汉作风，削弱了工作的激励因素，并且把穷人孤立于经济和社会主流之外；二是福利政策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同居的福利金比结婚的福利进金高许多；三是福利制度的效率极低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权力给予了官僚而不是真正需要的穷人；四是福利制度不利于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在实际上是惩罚成功而奖励失败。为了建立高效的福利制度，必须制订一些政策，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包括:给福利定下享受时限；补贴工作而不鼓励待业；重视就业和安排工作；鼓励积蓄政策；确保医疗保健；保护儿童的福利。
六是对家庭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性解放”潮流、“无过失”离婚制度以及福利领域内鼓励单亲家庭的实际效果，使美国的家庭状况出现了危机，离婚率居高不下，“少女妈妈”增加，不负责任的父母抛弃孩子的现象屡屡发生，许多有识之士深为忧虑，而民众对此也很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一直考虑制订政策来加以改善，克林顿政府也不例外，进步政策研究所专门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提供了许多建议。
七是在对外政策研究上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新思路。
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进步政策研究所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为克林顿政府提供了一大套激动人心的方案，其实其中充满了“反共”与“和平演变”的老调。他们认为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四大特点:一是经济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上升；二是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充满危机和危险；三是思想是信息时代的强大力量；四是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剧，美国也不能免受全局性问题的影响。针对这种新局面以及美国试图领导世界的野心，作为克林顿“私人”“智囊团”的进步政策研究所制定了具体的对外政策计划。主要内容有:
①以商业外交作为美国新的安全战略的中心。对外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在经济实力上，所以必须壮大实力，外交中商业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②援俄外交。尽量援助俄国，稳定这个世界“危险因素”。
③利用贸易政策和其他杠杆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④改变美国的外援政策。美国外援的对象应该是有针对性的，需要更大程度地符合美国利益。
⑤建构美国新的军事力量。即建立一支更机动、更灵活、能对地区性危机作出快速反映的军事力量来代替美国的冷战军力结构。
⑥改组美国情报机构，使之更富效率。
⑦改革《战争权限决议》。在宪法的范围内恢复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在开战权力方面的平衡，其中心建议是成立一个由国会领导人组成的常设的战争权限代表团。
进步政策研究所，从历史和理论基础来说，在美国众多的“智囊团”中并不突出，但是由于它的研究非常实际，政策导向很明显，而且大多得到了实施，因此，它不仅在社会学、政治学、政策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上有贡献的研究上有贡献，更重要的是它把研究结果应用与现实的力量，凸显了它的作用。
无论是官方“智囊团”还是非官方“智囊团”，它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做出了成绩，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以说，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达，与“智囊团”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
五 : “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曲解——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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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招聘公告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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