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深刻影响
[摘要]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度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它虽然没能救中国，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创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派遣幼童到欧美留学，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尽管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勇于实践与创新，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它揭开了中华民族探求现代化历程的百年大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就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www.61k.com)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36―07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大官僚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它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顺应了世界潮流；它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思潮付诸实践的产物。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也都是围绕近代化而展开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30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诉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安内”、“御外”为目的，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兴办洋务；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向工业化迈出的一大步，它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为中国社会开始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新式学堂的创办及留学生的派遣，培养了一批新式科技、外交、军事人才，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河；近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开始了外交的近代化。尽管，最终它还是以失败结束，但它是洋务派努力地推进中国工业和国防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声中启动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起既是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又有明显的“制夷”、“御侮”的战略用意。
一、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洋务运动的历史环境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搞清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者说是国情，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洋务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洋务运动又受到环境的制约又有其局限性。从国际环境来讲，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迫使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要求“自强”，从国内环境来说，农民起义的冲击，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允许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于是洋务运动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但是，洋务运动需要的是和平环境和统治集团的一致努力，而国际资本的不断侵略，又使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将精力和财力集中于军事，无力兴办更多的其他事业，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使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就国内环境来讲，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洋务运动缺乏内在的新生活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一是顽固派的反对和最高统治者的限制；二是满汉矛盾给洋务运动以很大牵制。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王朝一直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如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等，也没有制定出长期、稳定的政策。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农民阶级又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不能建立新的社会，昏聩腐朽的清王朝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不图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最初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来承担。而由于洋务派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官督商办”的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和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洋务派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企业的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全国来讲，它不可能全面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通过对中国近代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是繁重而又艰难的。洋务派在当时的环境中兴办洋务很不容易，他们兴办的洋务运动客观上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尽管他们具有种种局限，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二、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
洋务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贯穿于洋务运动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启动。这里的“中学”是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体”，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工艺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用”，是可以学习、效法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得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的一员。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的科学技术被视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它们不但被用军事和军事工业，也被用于工
二 :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2009年第2期No.2,2009学 术 探 索AcademicExploration2009年4月Apr.,2009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潘先林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唐继尧在云南筹办市政、改革教育、实行市乡自治、整理交通等,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
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过渡,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www.61k.com]同时,唐继尧始终以国事为已任,活跃于国家政治及
军事活动中,不自外,不自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与北京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合纵连横,“边陲”与内地“中央”之间的联系与凝聚,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关键词:唐继尧;中国近代化;转型;推动
中图分类号:K291Π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99 20“,对于实业、教育、内务,对中国早期诸要政,整理不遗余力”。1922年3月以后,进入
)问题的研究逐步成为学了“建设时代”,内容包括提倡联省自治、改组省现代化(或称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形成为一种对中国近代以政府、筹办市政
、改革教育、实行新县制、注重市
(P31)〔1〕乡自治、整理交通等,分章一一列举。并总结说:来历史的解释系统。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
下“,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唐氏返滇后,其建设之新事业,如以上所列者,
(P675)〔2〕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如仅大端。此外内政、外交,凡关于兴利除弊
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等。检者,事无巨细,靡不竭力为之。……均未尝放弃。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发现,到目前自唐氏民十一返滇,励精图治,从事建设以来,全省为止,对唐继尧的研究仍然局限在政治立场,长上下,均本其进取之精神,谋各项新事业之发展。
①期陷入肯定与否定轮回的二元对立窘境,尚无学故为期虽短,而成效昭著也。”此后,学者们论及
者从现代化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问题时,大多大同小异,仅只在细节上略有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附骥前贤,对唐继尧与中补充。如郑学溥等《唐继尧传》总结为三个方面,
即筹办市政与建设交通,鼓励、推动民族工商业国近代化问题做一初步的分析与讨论。
②之发展,改革、振兴教育。一、唐继尧时代的云南社会此外,唐继尧继承了蔡锷时期“汉、满、蒙、
③唐继尧于1913年11月至1927年2月任云南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的思想,对
都督、省长(1921年2月,为驻川滇军顾品珍部驱少数民族土司采取“渐进主义”,推行以存土置流逐,次年3月再掌滇政),统治云南近十三年,创为目的“不改之改”政策,普遍确立了土流并治的造了云南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唐继尧时代”。在统治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弹压委员、行政唐继尧统治云南的十余年中,云南社会究竟发生委员、殖边督办、设治局等行政机构,并派参谋长了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庾恩为巡阅使,出巡普思沿边防务。
首先,唐继尧对云南社会发展做了什么?对其次,唐继尧统治时期,云南社会发生了怎此,前人做了细致的搜集和罗列,其中东南编译样的变化?对此,前人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社《唐继尧》所记最早且较完备。1914年10月,惟所持评判标准不同,故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收稿日期:2009-04-02
),云南威信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 作者简介:潘先林(1967—
① 东南编译社编述.唐继尧.震亚图书局,1925年1月版,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年版.第30～31、101、117～136页。
② 香港陈鸿澄发行,1997-3,第150～156页。
③ 民国云南通志馆.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卷一).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12,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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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1942年张肖梅《云南经济》详细记述了唐继尧时尧时代的云南社会呢?我们认为,郭剑林先生对期的云南经济状况,包括农业、矿业、金融、财政、“北洋政府时代”的论述有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外贸等方面①。(www.61k.com]《续云南通志长编》则提供了唐继的思考。郭先生认为“:北洋政府所处的时代,是尧时期财政、盐务、农业、工业、商业、经济、教育、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司法等方面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唐继尧在政治上被否定,唐继尧时代也受到了批景下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判。1983年1月,马曜先生主编的《云南简史》出会迈进的时代。”政治上“,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版,认为1919-1949年的云南经济“除了抗日战,事分权政治、民主共和政治的迈进和过渡……北争初期有所发展外,总的是农村凋敝,资本主义洋政府实行的地方自治,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十畸形发展,财政金融混乱,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分有益的实践,民主政治色彩在中国地方政权建热之中”。唐继尧时期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呈现设上颇为浓厚,应予肯定”。经济上“,是中国尝出一幅日趋没落和破产的景象。民族资本的发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展受到遏制,地方垄断资本成为唐继尧军阀统治义经济转型和过渡的时期。……经历着中国几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护国运动后的十余年间,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大的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家庭肯定了这一时期辑刻的《云南丛书》,戏曲方面出现的“文明戏”及电影事业的发展。文化上“表现,化制度的转型和过渡”。社会生活上“北洋政府,
在其施政方式、社会礼仪、思想意识、社会生活诸容。,文化思想方面均不断演变和更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标
〔3〕领域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提倡“尊孔读经”,保志着社会生活的逐步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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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存“国粹”。据此,我们认为,唐继尧时代的云南,是外国
资本主义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是在半殖民地半此后,李先生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更
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唐继尧时期的云南经济,在
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云南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的前提下,分章讨论
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了军阀统治下的农村经济、手工业的发展和变
过渡,经历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向近代化、资本主义工交企业的发展、商业与外贸、自收
工业社会的迈进与过渡,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支的地方财政、自成体系的地方金融、少数民
形态向近代商品经济形态的迈进和过渡,从闭关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等问题。刘光智先生《云
自守向对外开放的转型和过渡。同时,地方自南教育简史》研究了民国时期云南教育事业的发
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也逐步走向近代化,成展,认为唐继尧时期是一个从“发展”到“衰退”的
过程。谢本书先生等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效显著。应该说,唐继尧时代是云南近代化进程
中较为重要的时代。全面考察了唐继尧时期的昆明城市建设,包括市
政公所、公路与汽车运输、航运、民用航空运输、二、唐继尧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邮政电信、近代工业、外贸、市区商业、金融业、市
以上是唐继尧对云南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政建设、公用事业、教育、体育、电影广播、医疗卫
这一点本身也是他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贡献。生等③。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唐继尧是一个政治人检讨上述研究,其内容源自相同的体系,仅只
物,一个军人,他始终以国事为已任,活跃于国家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略有侧重且深浅不一,但在评
政治及军事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初中价上几乎没有超出《云南简史》。同时,学者们不知
国社会的发展。出于怎样的考虑,没有将唐继尧时代作为一个独立
首先,唐继尧参加了辛亥云南起义,率滇军的单元,而是附在民国时期作笼统的考量。
再次,面对上述情况,应该怎样来评判唐继北伐军占领贵阳,任贵州都督;发动并领导了云①
②
③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马曜.云南简史(增订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0;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5;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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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南护国起义,再造共和,阻止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倒退,延续了中华民国国家的共和政体,对民国初年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www.61k.com）对此学术界大多持肯定意见,并强调唐继尧的积极作用。但需要补充一点,即对云南辛亥起义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元代在云南设行省以来,云南就开始了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进程。由于云南僻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这种一体化进程是艰难曲折的,缓慢的,所以元明清均在云南建立土司制度。基于这样的发展状况,做为边陲的云南与中原相比总是落后的,迟缓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处于滞后状态,必须等待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开发,保持着山高皇帝远的松驰隔绝关系。因而元末朱元璋已经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但云南仍处在元朝旧势力梁王的控制之下达十四年。到了明末,,,强、新政,,昆明自开为商埠,,云南已经在发展上与内地甚至沿海地区处于大体相同的水平。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反应迅速。27日滇西爆发腾越起义,30日昆明爆发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表明云南已经结束了自元代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落后、缓慢、与中原松驰隔绝的关系,已经从“边陲”开始走入中国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本身作为云南近代化产物之一的留日学生唐继尧参与了全过程,并且是领导人之一“,与有荣焉”。
其次,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积极向川、黔等省进军,引发了以四川成都为战场的川滇军“刘(存厚)罗(佩金)”战争及川黔军“刘(存厚)戴(戡)”战争。8月11日,唐继尧宣布“护法”,打出“靖国”旗号,组织靖国军,将所部编为六个军,自任总司令,发起了靖国战争。11月,唐继尧率师自昆明起程到贵州毕节,就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率滇黔联军进入四川。12月滇黔联军攻占重庆,川军熊克武等部通电加入滇黔联军,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2月下旬,川滇黔联军进入成都,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9月,唐继尧以商讨北伐为名,在重庆召开了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这一时期,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
①
国”相号召,唐继尧称为川、滇、黔、鄂、豫、陕、湘、
闽八省联军总司令。1919年11月,唐继尧与广西陆荣廷一起实施了“联直制皖”的策略。1922年底,组织滇黔联军,控制贵州,积极插手四川战争。1924年,在昆明召开川、滇、黔、粤、桂、湘、鄂各军代表会议,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称为七省联军总司令。1925年2月,派胡若愚和龙云
(P66、〔4〕159)
率滇军攻打广西,发动滇桂战争,等等。
以上唐继尧为了统一中国,实现自己“计划
(P386)〔5〕
中未来的中国总统”梦想,积极参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此,主流观点大多指其为对外扩张、军阀混战、勾结北洋军阀、反对孙中山、投靠帝国主义等。肯定唐继尧的学者则称其为“北拒南争”。应该说,,,“勾;,也是反动,孙中山代表革命,反对孙中山则是反革命;基于封建史家传统“异内外”思想,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人物为了统一中国,则是“当然”“、正统”,边鄙之区的唐继尧公然要统一中国,号称“东大陆主人”,则是“自大”、“僭越”。而所谓“北拒南争”则将北洋政府、孙中山广东政府、唐继尧政权放在平等的地位来讨论,三方均是为了统一中国而合纵连横,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这种评价显得更为公允。
同时,关于战争,传统革命史观均强调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除农民起义外均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但是,有学者在研究了1924至1925年中国的战争与民族主义后,认为“战争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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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9)〔6〕
由战争造成的”。这里,我们虽不应以此认为唐继尧发动的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思路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战争,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增添了新的内容。此外,1969年,金耀基先生说“:我个人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便是过去‘中心’与‘边陲’非常松驰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已变
①
为‘中心’与‘边陲’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这里,金先生的本意似乎并未明确是探讨中原中心地区与广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但据我们理解,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在漫长的近代化过程中,中心地区与边陲地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确乎是其中最为重要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原载台湾《大学生活》第五卷11期,载罗荣
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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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的内容。[www.61k.com）因此,我们更愿意从字面含义理解,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心”,与“边陲”之间非常松驰隔绝的关系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基于此,唐继尧参加的辛亥云南起义及其领导发动的护国战争、靖国战争、建国战争,实行对国内外的开放政策,举办第九届中华全国教育总会等,均加强了云南与中原内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与凝聚,有利于云南与内地之间双方打通而密接关系的深入与发展,有利于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因而,唐继尧为统一中国先后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及其在北京国民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的合纵联横,均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其本身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到龙云时期,云南地位迅速提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成为时说“:,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治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
(P5～6)〔7〕
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也就是说“,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
(P11)〔8〕
系与凝聚”。唐继尧时期的云南地方政权虽然相对独立,没有实现政治上与全国的统一,但他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加强了云南边陲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凝聚,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三、唐继尧与杨增新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的关
系,我们试着将唐继尧与大体同时期的新疆都督杨增新略作比较。
杨增新,字鼎臣,又字子周,号荩臣,云南省蒙自县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次年中进士。初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进入新疆,任新疆陆军学堂督办,阿克苏道尹,1911年任镇迪道尹兼提法使。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统治新疆长达十七年。
杨增新治理新疆,采取了“弱兵政策”,实行分散治军,严防武人干政,全新疆军队没有统一102
系统和统一编制。政治上加强统治机构,实行省、道、县三级组织。对各民族上层,杨增新多次表示愿意实行“五族共和”“,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基本上承袭了清朝末年的制度,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使各民族的封建王公制度仍然保留下来。对普通各族百姓采取愚民政策,力图使新疆人民变成“不通文字,不读诗书”和“蠢蠢而居,嬉嬉而游”的“混沌之民”。他反对以智治国,开通民智,反对社会改革,社会进步,不热心兴办教育,视新思想、新文化为洪水猛兽,企图以礼教道德代替开通民智,遍设庙宇和“敬天尊孔会”。对伊斯兰教,杨增新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政策。他借鉴清王朝“恩威并用”的原则,依靠宗教上层来控制人民,,努力,,限(9)
,,。如民国三年他开始大规模肃清全疆的哥老会,此后即将注意力转向兴修水利,垦荒造田,试办实业,开拓财源,注意棉花生产,派人到陕西学习石油开采及炼油新法,为抵制俄油畅销集资开办煤油公司,试办吐鲁番模范纺织工厂,令文武各机关通用和阗皮纸,以激励和阗纸业的发展与提高,等等。“这些措施,都对恢复维吾尔族的生产发展发挥
(P251～252)〔10〕
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当时的北京国民政府中央,杨增新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当袁世凯任命他为新疆都督时“,把他作为北洋系的羽翼,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物的活动,制止革命势力的扩张。杨增新接受了这个任务,终袁世凯之世,他是拥护袁世凯的,尽管他对袁的帝制自为有过微词,但仍然表
(P72)〔11〕
示拥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割据且相互混战,北京政府更迭频繁。杨增新对此“采取‘认庙不认神’的做法,一概通电拥护。但他心底对黎元洪、段祺瑞统治下的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局面痛心疾首……对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从骨子里瞧不起……对北洋军阀的睥睨,强化了他的政治独立意识,他对中央政府越来越持敷衍态度,新疆政治割据的局面初露端
(P9)〔12〕
倪”。基于如上认识,杨增新始终不介入军阀混战,反对军阀之间的军备竞赛,主张息兵养民。他公开实行邮电检查制度,严禁国内、国外一切书报杂志进入新疆,拒绝北京政府往新疆分发官吏、学生和遣送垦民或罪犯。他在公署大堂上题联称“: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境,狃率南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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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浑噩长为太古民。[www.61k.com］”等等。
据此,我们知道,唐继尧比杨增新小十九岁,是云南同乡;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1912-1928),唐继尧统治云南十三年,在时间段上大体一致;杨增新是晚清王朝的举人、进士、高级官吏,是旧式人物,唐继尧虽曾补博士弟子员,但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任职新军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新式人物;杨增新拥护袁世凯,唐继尧反对袁世凯;杨增新治疆,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唐继尧治滇,始终以国事为已任,实行对国内外的开放政策;杨增新始终不介入军阀混战,唐继尧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杨增新对中央政府持敷衍态度,出现了政治割据局面,唐继尧与北洋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合纵联横,以统一中国为已任,始终没有出现政治割据的倾向;杨增新实行弱兵政策,唐继尧积极推进滇军的近代化;杨增新实行愚民政策,,心教育,视新思想、,,,等。云南“边陲”“中央”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与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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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从现代化立场研究唐继尧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向前发展的要求与方向。基于“沿边型”近代化模式的特点,唐继尧在云南筹办市政、改革教育、实行市乡自治、整理交通等,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唐继尧时代的云南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过渡,经历着以手工劳
(P98)〔11〕
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迈进与过
渡,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向近代商品经济形态的迈进和过渡,从闭关自守向对外开放的转型和过渡,是一个重要的转型与过渡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之一“中心”与“边陲”非常松驰隔绝的关系发展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唐继尧始终以国事为已任,不自外,不自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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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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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JiyaoandtheModernizationofChina
PANXian-lin
(SchooloftheHumanities,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Abstract:TangJiyaomadeeffortstoestablishmunicipaladministration,starteducationalreform,practiceautono2
mousgovernanceofcityandvillage,andimprovetransportations,attemptingtorealizethetransformationfromthesemi-colonial,semi-feudalandsemi-capitalisteconomytothatofcapitalism,whichhadpromotedthemodern2izationofYunnaninthefirsthalfofthe20thcentury.Tangwasdedicatedtothenationalaffairs,activeinthepo2liticalandmilitaryactivitiesofthestateandengagedintheunificationofthewholenation.HemanagedtoestablishallianceswithboththeBeijingGovernmentandSunYat-sen’sGovernmentinGuangzhou,havingstrengthenedtheconnectionsbetweenYunnan,theSouthwestChina’sborderarea,withtheinterior“CentralGovernment”.Hisen2deavorshadbeenconducivetothemodernizationofChinaandtotheintegrityofChina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Keywords:TangJiyao;themodernizationofChina;transformation;promotion
〔责任编辑:燕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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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国近代史论文5000字-关于洋务运动的。
2013-2014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应用化学 班级：应化12-4 任课教师：谢标 姓名：彭启的 学号：12114290433 成 绩
浅析洋务运动的成与败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 改革 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 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 1
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 2
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 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 3
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 4
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 5
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 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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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 7
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参考文献1.《曾文正公全集》作者：曾国藩 出版时间：2011年1月 出版社：中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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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近代史》 作 者：方敏 马克锋 耿向东 龚书铎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10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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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
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
作者：马廉祯——《回族研究》
摘要：马良是民国初期1个重要的回族人物，政治上一错再错，无可救药。但在近代武术的发展与转型上做了一些事情，至今还有一定影响。他的“中华新武术”是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使“武术”一词得以确立，并对以后“国术”也产生了影响。他创办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民国时期最早具有全国规模的武术活动之一，对武术的发展同样也有探索实验之功。马良的武术活动带动了民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涌现，这是近代回族武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关键词：马良；武术；回族武术家；中华新武术
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1个特殊的年代。军阀纷争与割据，使国家乱象丛生，濒于分裂，人民陷于水火。但千年帝制的终结与民治的初始，赋予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宽松与自由，使民初的那十多年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中最为斑斓多彩，也最富有生机的时段。涉及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各种关键议题，如政治体制、经济格局、教育模式、传统文化的承接与转型等，在北洋时期无不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新旧交叉，良莠杂陈，在纷乱的局面之下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也正是时下对北洋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不断趋热的原因之一。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身体文化与民间健身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北洋时期也经历了近代化转型的洗礼，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体系与人物，如创办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与霍元甲、陈公哲，创立于济南的中华新武术与马良，创办于北京的北京体育研究社与许禹生，创办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李瑞东、马凤图，创办于上海的致柔拳社与陈微明等，都是在北洋统治时期演绎了各自的辉煌，奠定了以后的事业。这其中，马良与他所创立的“中华新武术”(以下简称“新武术”)，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体育转型中最具特色，同时也是对中国武术后来的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案例。
关于马良与他的新武术，体育学界已有过一些探讨。多数学者都认同，马良的新武术是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这其中，体育史学界倾向于将新武术视为一场以武术为主要载体，推动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运动；而竞技武术研究者则认为，新武术是以传统武术动作与西方兵操“带数口令”结合创编的教材或教科书。少数学者持否定意见，甚而认为，马良推广新武术，实际是假提倡“国粹体育”之名，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之实。笔者以为综观目前的研究整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但仍有其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定的纵深空间，也就是说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以求得史实与认识上的进1步提高。
本文对马良一生的武术事业做系统回顾，并对新武术在近代中国本土身体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遭遇到的问题，进行适当分析与评判。马良是近代最有影响的回族人物之一，是1个荣辱交集、毁多誉少的复杂人物，对他的专题研究也有益于近代回族文化史、特别是身体文化史的深层解读。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中，回族武术家群体的作用十分显著，在许多方面扮演着引领风气的角色，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乾隆皇帝所谓“性多拳勇……每出将种”的层位。这一现象的形成，马良亦与有功焉。所论或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从B氏体操到中华新武术
马良，字子贞，祖籍河北清苑(属保定市)，回族，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早年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戎马半生，官至中将军衔。北洋时期，马良属于皖系军阀，1919年出任济南镇守使期间，因镇压学生请愿，逮捕杀害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山东惨案”，以此而恶名昭彰，遭到举世抨击。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皖系溃败，马良也失去地位，后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的高等军事顾问等职。抗战时期，马良腼颜事仇，投敌附逆，先后出任济南维持会会长、汪伪山东省省长、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捕，病殁狱中。
马良一生大节有亏，但他热衷于中国武术的近代化改良事业，进行了许多普及与改良尝试，在推动以武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上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作为军人，马良是近代第1个通过行政途径推动传统武术转型与发展的人；其次，他的“中华新武术”是近代第一次通过现代体育的思维与组织形式，对传统身体练习方式进行现代体育化改良的尝试。再次，作为一名回族武术家，他对武术事业的提倡对于近代中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所以，参与镇压爱国学生，抗战中又沦为汉奸，这就笃定了马良在近代中国史上反面角色的身份。但就事论事，在推动中国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上，马良所做的贡献也应给予客观评价。
马良推动中国武术的传播与近代化转型基本上与其军旅生涯是同步开始的。据1924年马良所著《保阳马子贞氏振兴武术体育之经过纪略》载，早在1901年担任山西武备学堂教习期间，他就以自己创编的武术教材进行教授。因其武术教材实用而具有本土特色，被时任山西巡抚赵次珊赞夸为“马氏体操”。此后，马良驻军保定，先后担任直隶陆军速成学堂教习、常备军第三镇辎重营管带官暨本镇镇参谋官等职，期间不断改进自己的武术教学。1905年春，马良调驻北京，任近畿第六镇正参谋官。时值段祺瑞掌管第六镇，段、马是北洋武备学堂时期的师生，所以非常支持马良的武术实验，令马良向镇内士兵教授“率角术”，即中国式摔跤。这为马良武术教育思想有系统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为此，马良特邀请保定的摔跤名家马庆云、王维翰出任教习。二人与马良师出同门，均为近代著名摔跤家、武术家平敬一先生的弟子。
1907年春，受前陆军讲武堂总办蒋宾臣推荐，马良的率角术被确定为讲武堂学兵营的体操课程。王维翰因技术出众而出任教习，训练来自北洋各镇协的官长目兵。1908年秋，原广州将军、新编陆军第一镇统制凤禹门督练近畿陆军各镇，在校阅第六镇的时候观看了由马良亲自率领的集体摔跤表演。表演非常成功，会后各镇纷纷邀请马良前往教授。随后，马良派遣本镇教习马庆云、王振德、沙金才、孟国春，分赴第一、三、五各镇担任教习。
1909年以后，马良移驻保定，先后出任第六镇步兵第二十一标、炮兵第六标标统等职。保定是中国式摔跤的重镇，名家辈出。在此驻扎期间，马良不断培养新的摔跤人才，并择优选派至各镇充任教习，逐渐在北洋军队中形成一定影响力。当时执掌第六镇的吴禄贞对马良非常赏识，令马良编写武术和摔跤教材，以便在军中推广。吴是晚清张之洞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的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学习过以日本武道为基础的各种军事训练，对于类似日本柔术的中国式摔跤自然颇具好感，并亲自为马良正在试行的摔跤教范稿定名为《柔术教范》。
1911夏，马良调往山东潍县任陆军第九协协统。山东民风尚武，马良在此招贤纳才，在军中组建了“武术队”，同时着手修订教材，并将之定名为“中华新武术”。这套教材分4科，首先将吴禄贞所定《柔术教范》恢复为《率角科》，另配补《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3种。至此时，马良的新武术体系可以说初步定型，略成规模。民国建立后，1913年，受潍县商学各界支持，马良在县商团资助下建立体育社，开始在当地各学校教授新武术。这也是新武术第一次从军队系统走向民间，开始以普通体育教育的形式出现。
1914年，马良升至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随着宦业不断提升，马良发展中华新武术的决心与举措与日俱增。他不断邀请各路武术人士，将原“武术队”扩展为“军士武术传习所”，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良技术队”，专事各种武术的研习与培训。得益于马良政治地位的保障，技术队在当时吸引了众多鲁、冀、豫地区的武术名家前往。其中如杨洪修、张学生、张凤岩、王振山、尹占魁、李大德、王子平等。从目前所知的技术队人名中，不难发现，马良的技术队虽以武术为大概念，却主要由擅长摔跤的武术家组成。这一特征一方面是由于马良对摔跤的偏爱，同时也说明，当时北方民间摔跤与武术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
1915年，经时任国务总理的前山东将军靳云鹏和山东巡按使蔡儒楷共同提议，中华新武术作为体操教材在警察系统和部分学校中施行。至此时，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已经成功从军队走向民间，开始更大范围的社会传播。为了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更为广泛的支持与接纳，马良开始主动与知识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接触。为此，马良时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前来参观。如1916年12月，马良就曾邀请行经济南的梁启超一行到省署参观武术表演。梁看后也大为感慨称，并允诺回京后向大总统徐世昌荐言提倡武术教育。梁启超早在光绪年间就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近代提倡中国军国民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一直推崇备至，后集结成书时还专门为其作序。
同一时期，马良还邀请过时任中华民国全国基督教青年总会教育股主任的余日章前往济南参观，并由此结识了江苏教育会主席黄炎培。黄炎培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主张以实用性为主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本人十分热衷体育。黄对江苏当地的体育发展更是格外关注，1913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时制定《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还专门提到“江苏以病文弱闻久矣，习也，非性也。……宜立体育总机关，专授各种体操、射击、中外柔术、弓术、剑术、马术、水泳、漕艇、各种游戏之属，俾中学校、师范学校体操教师悉出于是；渐进及于各县，立分机关，俾小学校体操教师悉习于是；渐进及于一般社会”。所以，兼具锻炼与本土文化特征的中华新武术一出现就立即获得黄炎培的赏识。
在黄炎培支持下，马良派遣尹占魁、于振声担任教习在江苏全省的体育传习所传授中华新武术。同时，马良也积极介入黄炎培的各种社会活动，进1步扩大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如他曾于1919年，与蔡元培、严修、伍廷芳、张元济等政、教界人士一同，签名参与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宣言书草案发表。
从当时国内体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马良选择基督教青年会的余日章，并由此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无疑经过了深思熟虑。清末民初的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活跃的教育团体，同时也是受美国影响最深的中国教育团体之一，特别在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推广上，该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江浙沪一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由此使江浙沪一带成为我们引进美国式的教育最为重要的地点与试验场。
马良选择获得基督教青年会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所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体育思想与形式；另1个方面，美国的教育思想倡导教育形式多元化、鼓励通过实验来进行教育改良，这不但为“中华新武术”在江苏省各地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可以由此争取到更多教育界的认可。而身居济南镇守使高位的马良对武术的积极提倡，以及主动接触新式教育的种种举措，也确实为“中华新武术”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在马良等人努力下，其中有关军国民教育的施行方案出台，明确规定“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令“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随后，马良即于1917年编定了《中华新武术》系列教材。其中，《摔角科》《拳脚科》编辑成书后送教育部审定，接纳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1918年初，众议院还通过了议员王讷提出的《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到1919年，教育部召集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进1步议决通过《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案》。同一时期，棍术科、剑术科也先后完成，整套书更邀请黎元洪、段祺瑞、梁启超等社会名人为各科作序。
二、中华新武术与土洋体育之争
《中华新武术》获教育部的审定推行，迅速进入学校，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当时纷纷扬扬的武术热。对此，当时就引发争议，这一争议后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史上著名的“土洋体育之争”。这是一场以现代西方体育和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体育，二者究竟谁应成为中国体育的主流的争论，前后延续了将近20年。
对于这场争论有支持者，有反对者。一向倡导“中华武士道”的梁启超，是支持者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华新武术》的序言中，不仅给予充分肯定，而且还有一番发挥之词：
前过济南，获观操练，超距、拍张俱见精彩。所愿国中各校列为课程，使人人有自卫之方，而尚武之精神出矣。抑又思之，泰西火器穷极精利，物穷则返，理有固然。齿以刚折，舌以柔存，倘技击日精，安知无以柔制刚之一日。知天人消息之微者，或不河汉斯言也。
这些观点的迂怪是显而易见的。以梁氏的名声之大，竟有如此肤浅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给马良帮了倒忙，这也应是招至新派人物强烈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蓬勃兴起，传统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批判。因受“庚子拳乱”的负面影响而沉寂已久的民间武术又活跃起来，而且是一面高扬“数千年秘密之绝技”的旗帜，一面又借用西洋与东洋的“体操”、“体育”之名出现在社会上，并且堂而皇之地走进学校，这个现象立即引起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领军人物的关注与批判。
鲁迅是最早作出激烈反应的人之一。1918年11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第三十七》，对“新武术”、“中国式体操”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语虽尖刻，但他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核之处：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2种来，是：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随感录第三十七》的要点是将“新武术”与清末的义和拳运动相提并论，对武术界的虚妄假托极表反感，一句“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将这种反感表达到了极至。鲁迅怀疑“教育家”们提倡“新武术”与“满清王公大臣”提倡的“义和拳”，实际是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封建文化；“体育”无非是个名号，最终还会堕入“枪炮打不进”的愚昧境地。在体育作用上，他更钟情于西洋体育，对“武松脱铐”1类“把戏”表示鄙夷。与鲁迅相呼应，陈独秀的批评之声同样尖锐且更为具体。1918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直接攻击马良的新武术“和义和拳一模一样”，他说：
济南镇守使马良所提倡的中华新武术，现在居然风行全国。我看他所印教科书(曾经教育部审定)中的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而且他所作的发起总说中，说道：‘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良蒿目时艰，抚膺太息，……’岂不是对于义和拳大表同情吗?
陈独秀仅凭图像就确定“一模一样”，实在有些武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中国的“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他反对的只是“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的风气。这表明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中医、武术的“不科学”。应当承认，当时的民间武术练习者普遍文化不高，传习者很容易走上神乎其技的奇谈怪论，这是事实，陈氏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可是，他的批评走向极端，不但对拳术，具体说是对马良的“新武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而反对一切激烈的竞赛活动。在《青年之体育》中，陈氏明确表示反对青年练习拳术，认为练习拳术不但有悖于生理上“平均发达的原则”，而且心理上“助长恶思想”。
鲁迅、陈独秀等人批评言论，不仅否定中国武术的体育价值，对马良的试验也予以否定，而且动辄以义和拳(团)与一切武术活动相类比，鄙薄之情跃然纸上，这自然引起武术人士的不满。精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铁生还主动参与了讨论，与鲁迅有关一、二个回合的笔墨官司，显非鲁迅对手。然而马良本人并没有回应，至少尚未发现他本人的辩解文字，可能马良并没有注意到《新青年》的文章，他周围的武术家又多是文化不高的技术人才，对笔墨官司既不关心也无能作答。而且，对于这一争论，社会反响也并不明显。毕竟武术，乃至体育在那时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广泛为人所关注的议题。新文化运动是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将中国包括哲学、伦理、社会理论、制度等等所有的旧传统彻底颠覆。武术这1类小话题是不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争论的。
三、中华全国武术大会
中华新武术自1911年诞生，经过8年的宣传推广，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武术界的一面大旗。然而，随着1919年“山东惨案”的发生，马良的社会声誉受到严重损坏，从而大大影响到中华新武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武术界闻名一时的“技术队”更是因为在1919年“山东惨案”中参与镇压与逮捕学生而声名狼藉，为舆情所不容。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至7月下旬，安福系军阀在济南的《昌言报》发文批评学潮，主张武力镇压，言论引发山东爱国学生和民众强烈反弹。7月25日，马良接北京命令施行戒严，与当地爱国团体发生冲突。8月初马良派兵武装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逮捕并杀害会长马云亭及朱春样、朱春涛3人。此举引发山东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活动。马良随即进行了镇压。天津《益世报》8月9日刊登题为《马良残杀爱国人民的经过》的文章，记述了“马良率技术队携带全副武装包围回教救国后援会，捣乱会场，捕去会长马云亭等三人。下午一点，在大街率领参战军技术队约四五百人，俱带刀枪、剑戟、手枪、合子炮等游行街市”。马良的强硬政策和亲日言论激起全国性抗议，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声讨“马良祸鲁”之声不断。尽管北洋政府并未因此处罚马良，但马良的社会声誉却一落千丈。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短暂的战争以段祺瑞的全面溃败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皖系军阀最终土崩瓦解。马良被剥夺了军政权力，由此根本上丧失了维持中华新武术发展的能力，使本已初具形态的中华新武术一时间人气大失，颓势尽显。于是，为了弥补和挽回自己在中华新武术上已取得的成绩，马良在兵败下野之后并没有忙于寻觅回归政治舞台的机会，而是四处张罗着继续自己的武术改良事业。这一次，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维系往日的发展渠道，马良便以社会活动的形式重新推动中华新武术的发展，他决定发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就因其特殊的政治局面与地缘关系，形成了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与繁荣的商业气氛，一跃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武术发展最好的城市，武术社团之多，武术社会活动的频密与规模之大，均位居全国之首。所以，选择在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无疑最合适不过的。为此，马良于1922年下旬就专程前往上海，与沪上武术界同仁商议此事。为了保障本次大会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马良不忘借用自己残存的政治资源，专门邀请浙江督军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陆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三人为首批发起人。三人皆出身北洋陆军，且都是皖系军阀背景，卢永祥曾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与马良关系尤深。1923年3月20日，马良正式刊发《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呈报组织及开会情形函》，后于正式发起时，公布了1个包含128人的发起人名单，所涉人士包含政商、教育、新闻、宗教、武术等各界。阵容空前强大。后经商议决定运动大会于1923年4月14至16日在上海举行。
大会如期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据记载，参会选手与到会人员多达5000人以上。大会名誉会长何丰林、会长马良，担任编配主任的是著名武术学者和进步人士唐豪。整个活动分团体、学校和武术名流三个类别。当时沪上及北京等地参加活动的主要武术团体包括精武体育会、上海武德会、上海公共体育场技击部、中华武术会、北京体育研究社、山东武术传习所等。除此外，东南大学、爱国女校、东亚体育学校、广肇女学等十余所学校的国术部也派人参加。大会特设武术名家表演，参与者包括许禹生、吴鉴泉、刘彩臣、程有龙、王子平、刘百川、高振东、马德英等上百人。马良在开幕发言中指出，举办此次大会的目的，一是为练体魄；二是为壮胆力。“具此二善，一旦用之于战事，是能于枪林弹雨之外，奏出奇制胜之功云”。大会虽受阴雨天气干扰而有所延误，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1923年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中国近代本土体育发展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它不但是对以中国武术为主体的本土体育形式的一次集中展示，同时极大促进了南北武术界在拳种、理念、组织方法等方面的交流。来自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广东等地的武术家们聚首沪上，较艺论道，这对于后来中国传统武术教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包括摔跤、太极等在内的北方武艺的南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马良邀请下，诸多摔跤名家如张凤岩、马蔚然、王子平等参加了大会，他们大多长于武术套路演练，精于摔跤对抗，这使当时仍然以套路演练为主的民间武术界耳目一新。很可惜大会最终并未设立摔跤等对抗性竞赛，但这些摔跤名家的介入对后来举办中国本土体育竞赛活动做出了有益探索，更为后来以“练打结合”为特征的张之江“国术”体系埋下了伏笔。
对于马良本人而言，发起此次大会是他政治失势后试图借助于社会力量，继续自己武术事业的不得已之举，当然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西方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但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且通过体育竞赛与社团的扩展，成为全社会追捧的风尚。而武术等传统体育若想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生存，只有通过相似的途径来推动武术的社会化与体育化发展。然而，长久以来民间武术以套路演练为主，传统武术自身缺乏合理竞赛体制，使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武术运动会大都缺乏合理的竞赛方式与制度，大多以表演代比赛方式进行。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从本土体育近代化转型的总体来看，只是对西方体育的粗略的模仿，是本土体育近代化转型最初的过渡性产物。
有著作将这次大会认定为是武术“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式的一次尝试，是武术独立步人体育运动的前奏曲”，这一论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活动性质上，本次“运动大会”实则是一次大聚会，活动自身既无评比，更无竞技。正如活动章程所指“本会由各界并武术团体、武术专家共同组织，专事表演各种武术，毫无比赛性质。”同时，套路表演从来就是中国武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出现的时间大大早于西方体操表演，所以不存在模仿一说，在时间上，同类型的武术套路表演大会早已出现。如始创于1911年的精武体育运动大会至1923年，已先后举办过若干次，且规模、组织成熟度并不亚于“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之所以有此论点，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竞技武术研究者曾试图将中华新武术视为是以表演评比替代客观竞赛的“官办竞技武术”的前身，这是当代竞技武术权威教材与著作普遍持有的看法。其实，此说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竞技武术尽管是以套路演练为基础，但其组织、训练、竞赛的模式则实为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技巧和体操运动为蓝本重新设计的新武术，甚至可以被视为是西方技巧运动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系曾被合并为“体操武术系”的内在原因之一。某种意义上，现代竞技武术是与艺术体操中的圈操、棒操、绳操等更为相似的类舞蹈运动项目，与传统武术之间的关联度非常有限。
结语
研究近代中国本土体育的转型，马良与中华新武术是关键点之一。中华新武术的萌发与成长经历了晚清至民初的时代变革，对于本土体育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新武术可以说是晚清新军训练中“中体西用”的产物，它是在参照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之下，对中国武术的一次改良尝试。马良的立足点是要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推陈出新，使之成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内容，以与西洋体育分庭抗礼。概括而言，一是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民间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几个代表性科目。二是依据山东、河北的武术传统，将摔跤纳入“新武术”中，以弥补传统拳术没有制度化赛制的缺陷。三是仿照西式体操的训练模式，使之摆脱旧式的师徒传授方式，转而进入学校，求得规模化的教学效果。当然，马良的做法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理论上有不少陈旧乃至虚妄的东西。客观地说，“新武术”本质上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来张之江“国术”的先河，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体育化的起点。
回顾马良一生的武术事业，1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以马良为首的鲁、冀、豫回族武术家群体的集体亮相。早在组建“技术队”期间，就曾有一批回族武术家聚集在马良身边，其中不乏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武术大家，如王子平、马蔚然、平敬一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一直活跃于中国武坛，成为现代中国武坛的重要力量。1923年武术运动大会后，唐豪、向恺然等人编纂出版《国技大观》一书，就本次大会以及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武术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与总结，其中唐豪、马西民所撰《记十八武术专家》一文挑选出本次大会所公认最权威的18位武术家逐一进行介绍。他们包括翟殿臣、杨德卿、杨吉堂、高凤岭、马蔚然、刘彩臣、于斐堂、秦鹤岐、许天和、杨钧韵、阎奎元、李蔚亭、王章武、王福田、程海亭、张凤岩、吴鉴泉、何玉山。18位武术大家中有4人为回族。其中，张凤岩、王福田、马蔚然三人均为近代著名摔跤家平敬一先生的弟子。而第4位回族武术家则是河南安阳的何世昌，字玉山，也就是已故著名武术家何福生的爷爷。从此可见，马良的武术事业对于近代中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崛起、凝聚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马良毕竟是1个思想陈旧、作风固陋的北洋军人，由他发起近代中国武术的转型并担任主将，虽然是历史条件使然，也必定会有它的局限性。虽然，他改旧图新的目光和勇气值得赞赏，但在对武术的价值定位上，马良过渡拔高了其军事作用，且多有附会虚夸之词。特别是马良对政治资本的过度依赖，使中华新武术自诞生起就先天不足，改变无法适应社会化发展的大环境。所以，随着1920年后马良的失势，中华新武术的发展也随之迅速萎缩。至国民政府时期，马良和“新武术”已销声匿迹，马良本人早成了过气人物，只能依附在张之江麾下，扮演一名跑前跑后的帮衬角色。代之而起的是张之江和他一手建构的“国术”体系。抗战爆发后，马良最终选择走上卖国求荣的汉奸之路，还曾于1940年代表汪伪政府率“中国武术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武道大会”。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给中国武术界带来巨大耻辱，此事昭然若揭，至今令人为之作呕。
然则，我们仍然应当注意到马良与中华新武术在近代民族体育史上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西方体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本土体育的发展仍然面临步履艰难的困境时，总结中国近代民族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吸取马良等早期中国本土体育实践者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沿着重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体育系统的方向继续前行。我们研究马良等人在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挖掘其有益于现实的资源，使之成为中国民族体育前进的参考，应该说这是项不无意义的事情。
鲁迅在1919年3月2日又写了一篇《拳术与“拳匪”》作公开“答复”：
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新武术》序说，“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序中的庚子，便是《随感录》所说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对于“鬼道主义”明明大表同情。要单是一人偶然说了，本也无关重要；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一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1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我也知道拳术家中间．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见出头联斥，排除谬见，那便是为潮流遮没，无从特别提开。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了大多数。所以个人的态度，便推翻不了社会批评；这《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对于陈先生主张的好处，也很有不能“点头”的处所，略说于下：
蔡先生确非满清王公。但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
陈先生因拳术医好了老病，所以赞不绝口；照这样说，拳术亦只是医病之术，仍无普及的必要。譬如乌头附子，虽于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吃。若用此医相类之病，自然较有理由；但仍须经西医考查研究，多行试验，确有统计，才可用于治疗。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据。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东瀛的“武士道”。是指武士应守约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Boxing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Boxer，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1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稍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13）
从以上鲁迅辨解文章中可看出，因为马良写的那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而且《新武术》序说过一些肯定义和团利用武术的话如：“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所以鲁迅就坚持认为”：1.推广武术便的确成为1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2.即使拳术可治病健身，却“仍无普及的必要”；3.即使拳术可用于军事，也“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鲁迅坚持反对“大有中国人非此(指武术)不可之概”——即不应在中国人中宣传、普及武术这一“国粹”。（绿色部分文字的作者为郑光路来源：网络）
五 :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影响是[]A．开始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B．初次实践了“师夷长技”的思
|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影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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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开始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 B．初次实践了“师夷长技”的思想 C．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 D．促成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 |
| A |
考点：
考点名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1、背景：
(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
(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
(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
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
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
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④经营管理腐败。
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
（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
（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
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1865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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