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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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

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

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

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

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

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

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

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

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

“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

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

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

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

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

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

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

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

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

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

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

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

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

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

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

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

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

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

“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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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

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

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

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

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

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

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

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

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

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

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

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

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

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

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

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

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

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

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

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

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

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

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

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

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

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

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

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就是

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

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

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

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

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

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

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功夫，全都被摘

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

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

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

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

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

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

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切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

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

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

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

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

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

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

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

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

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

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

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

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

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

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

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

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

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

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

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

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

“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

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

“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

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

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

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

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

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

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

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

而另一个特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

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

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

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

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

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

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

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

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

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

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

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

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

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

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

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

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

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

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

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

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

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

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

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

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

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

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

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

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

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

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

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

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

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

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

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

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

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

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

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

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

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

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

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

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

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

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

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

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

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

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

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

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

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

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

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程师留做“样板”

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

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1957年“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

谈会上，着重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

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

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作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

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

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

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

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

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

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薰得晕死过。在

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

一条裤衩的净重196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92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

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终于忍

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

不能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

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

权，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

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

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

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

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

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

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

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

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

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

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霄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罗！

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

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

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

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

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染患肺

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唯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

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

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课教师的侄儿，患

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

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叮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

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

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

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

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

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

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

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

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

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

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

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

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老母亲辞世时，我

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

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

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

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

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

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

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

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

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楞楞地瞪

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

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

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

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

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推托这

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

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

上班。”12月15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小组”）就批准了国内部

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

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

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

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

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

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楞楞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

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

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

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

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

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

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

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

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

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

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唯一胜利，

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年12月25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

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

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

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

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

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

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

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

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作出决

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

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25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

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

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

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

议。陈模也被邀请到席。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

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

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

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

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人党。机关党委说，为

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

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

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

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

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

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

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台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

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

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

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

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

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

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宇，现在

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入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丛维熙

也对笔者说过，1978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

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

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迳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

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

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

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

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练。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

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丛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二 : 揭秘：同盟会中究竟有多少日本人？

自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成立之日起，同盟会的成员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日本人，至于同盟会的成员中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好像中国史学界从来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专门文章，至今依然是个迷。截止现在，我发现至少有7位日本人是同盟会成员，他们分别是：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北一辉、萱野长知、末永节、和田三郎。

我在阅读有关书籍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同盟会中的上述7位日本成员大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政治面貌大致如下：

(1)内田良平(1874—1937年)：

该人在二十世纪初，是日本右翼组织的头面人物之一，深得其叔父——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和日本浪人头号人物头山满的信任与支持。内田良平分别于1901年1月创建日本黑龙会并出任魁首和1931年6月组建全国性的法西斯政党——日本生产党并出任总裁。

对于日本黑龙会，1932年，《大公报》连载王云生先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说：“黑龙会为日本秘密组织之一，支配日本政治之能力极大。其标榜之主义曰：‘吾人奉天皇主义，基建国养正之遗训，弘兼六合掩八紘之皇猷，期以发扬国体之精华。’其志则在吞并朝鲜、中国及西伯利亚。会员出入于中、韩、西伯利亚各地，作种种秘密调查研究。甲午战前，朝鲜东学党造反，黑龙会组织天佑侠团，深入内地，煽动东学党，促成中日之战。迨后三国干涉，日本蒙战胜之屈辱，该会会员即矢志对俄，深究俄情。日俄战前，首倡征俄之论，并供给实际资料，助成日本对俄之决心。日俄战后，则锐意于朝鲜之经营。伊藤治韩，实际受该会之支配。一进会之活动，皆承其指使。该会于主持吞韩之时，同时鼓动中国革命。中国革命领袖类皆得其援助，彼非真同情中国革命，其目的固别有所在也。”[1] 2011年9月26日，蔡信先生在凤凰网发表的《1907年“三无”同盟会从成立到实质解体全过程》一文中写道：“在教科书里，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当然是领袖，而且自黄兴以下无不唯孙先生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大风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三 : 纽扣的分类纽扣究竟有多少的分类啊？

纽扣的分类

纽扣究竟有多少的分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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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扣的种类

纽扣的花色品种繁多。按形状有圆形、方形、菱形、椭圆形、叶形等;按花色有凸花、凹花、镶嵌、包边等;按原料相工艺有胶木、皮革、贝壳、珠光、电镀、金属等，以及不需缝缀、不用线、无扣眼纽扣等;还有一些用本色衣料盘制的盘花纽，可精心盘制出各种形状，富有艺术性，如蝴蝶纽、金鱼纽、梅花纽、鸡心纽等。

2.纽扣的选用

选配纽扣时，应与其他辅料一样，在颜色、造型、重量、大孝性能质量以及价格方面与服装面料相匹配。在一件服装上，纽扣用量不适合太多。单纯用纽扣来取得装饰性效果，而忽视经济省工的原则，也是不可取的。

随着人们的认识的深化和对美的追求，到了18世纪，人们把扣子主要当作装饰品来使用，其次才是作为连结扣件的实用品。在美化、装饰功能的驱使下，扣子的材料在此期间才开始出现多样化91885年法国格勒诺布尔的工业企业家保罗·阿尔贝·勒尼奥（PanI－Albert Regnault）发明了摁扣（掀扣），为钮扣家族中增添了新的成员，这种撼扣一般用于手套和服装鞋帽上。 随着钮扣装饰功能的增强，形形式式的钮扣不断出现，真是目不暇接，令人眼花缭乱。钮扣的花色品种很多，有方形、圆形、棱形、椭圆形、叶形，以及凸花、凹花、镶花、镶嵌、包边、涂料钮扣等等。按照取材特点可分为4大类：合成材料钮扣、天然材料钮扣、组合钮扣和金属钮扣等。

合成材料钮扣是目前世界钮扣市场上数量最大、品种最多、最为流行的1种，是现代化学工业发展的产物。这类钮扣的特点是色泽鲜艳，造型丰富而美观，价廉物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但耐高温性能较差，而且容易污染环境，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属于这类材料的钮扣有树脂钮扣（包括板材钮扣、棒材钮扣、磁白钮扣、云花仿贝钮扣、曼哈顿钮扣、牛角钮扣、工艺钮扣、刻字钮扣、平面珠光钮扣、玻璃珠光钮扣、裙带扣及扣环等）、ABS注塑及电镀钮扣（包括镀金钮扣、镀银钮扣、仿金钮扣、镀黄铜钮扣、镀镍钮扣、镀铬钮扣、红铜色钮扣、仿古色钮扣等）、尿醛树脂钮扣、尼龙钮扣、仿皮钮扣、有机玻璃钮扣、透明注塑钮扣（包括透明聚苯乙烯钮扣、聚碳酸酪钮扣、丙烯酸树脂钮扣、K树脂钮扣）、不透明注塑钮扣、酪素钮扣等等。

本文标题：你欠下我的究竟有多少-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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