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京剧大师程砚秋全文阅读 作者：胡金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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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派创始人的戏剧人生：京剧大师程砚秋(选载) 作者：胡金兆


内容简介
京剧大师程砚秋“以艺名世，以德照人”，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和轰轰烈烈的人生，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的人格情怀。他幼年丧父，学艺艰辛，出污泥而不染，高风亮节铮铮铁骨，终成一代戏剧宗师，他创建的“程派”艺术至今是戏苑的一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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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 引 言
001 一 童年辛酸
程砚秋本不姓程 / 001
严酷的学艺生涯 / 004
人称“小石头” / 009
013 二 幸遇明师
六百大洋险些毁了一代宗师 / 013
罗瘿公挺身相救 / 015
异乎寻常的学习际遇 / 021
拜梅兰芳执弟子礼 / 024
艺术的转折点 / 028
三 声名初起 034
为余叔岩、高庆奎“挎刀” / 034
十八岁初闯上海滩 / 037
美满姻缘 / 042
半年中创演七出新戏 / 046
大红大紫后的颖悟 / 055
震撼人心的《青霜剑》、《金锁记》和罗瘿公之死 / 060
四 程派大成 069
另起炉灶 / 069
程派是在竞争中出现的 / 073
警世惊人的《荒山泪》和《春闺梦》 / 087
五 游学精进 095
三十岁更名立志 / 095
游学欧洲五国 / 103
《亡蜀鉴》前前后后 / 111
刷新教育育新人 / 119
访法演出成泡影 / 125
六 横眉冷对 130
宁死枪下，不为敌伪唱义务戏 / 130
冠绝一时的《锁麟囊》 / 132
义助同行后辈 / 140
火车站名伶被殴 / 147
青龙桥荷锄务农 / 151
161 七 希望未现
满腔欢欣庆胜利 / 161
雄风再次震浦江 / 167
心绪转向消沉 / 174
180 八 生活一变
周恩来初访程砚秋 / 180
感触新事 / 183
古城西安会贺龙 / 188
193 九 奋进不已
从黄海到天山的万里调查 / 193
战争结束前不领工资 / 196
《三击掌》与荣誉奖 / 200
屈己从人 / 203
最后的创作 / 206
十 最后的追求 214
从演戏转事笔耕 / 214
思考人生 / 219
最后的绝响 / 226
十一 巨星殒落 229
噩耗骤至 / 229
身后哀荣 / 233
周恩来倡议纪念程砚秋 / 235
大地春回程派兴盛 / 240
新时期程派的繁衍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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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
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
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
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在叙述方式上，不求体例一致、形式统一、辞章华丽，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引言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程砚秋吗？
有点年纪的老先生，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知道他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或许当年在北京、上海还看过程砚秋的戏；青年朋友可能对他就不那么熟悉了。
这也难怪。因为这位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离开我们已近经五十年了。
程砚秋（1904—1958）是四大名旦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比梅兰芳小十岁，比荀慧生、尚小云小四岁，艺事生活比那三位开始的晚；在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又是故世最早的，而且是壮年早逝，享寿仅五十有四，从他开始学艺算起到1957年冬天最后一场演出，舞台生活不及五十年。
程砚秋在京剧艺坛上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艺术成就很高。他所创造的风格卓异的程派艺术，不仅使他生前享有盛名，就是在他辞世近五十年后，程派仍广泛流传于国内外，一代代传人辈出，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深远广泛的艺术影响。程砚秋连同梅、荀、尚三位，是中国京剧划时代的巨匠，东方戏剧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骄傲，跻身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之林而毫不逊色。
对京剧艺术做出重大贡献的程砚秋，在做人的品格和节操上，也是堪为称道的。他一生律己甚严，追求进步，九死无悔，铮铮铁骨，高风亮节。在黑暗的旧时代，他洁身自爱，正直不苟，热心公益，嫉恶如仇；在之后的新中国，他以艺术服务于人民，表现了一个爱国的、正直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执着追求。
这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磨难，充满坎坷。然而，他奋战不息，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终于在从艺和做人上，达到彪炳史册、足为后世楷模的境地。
程砚秋一生的事迹是十分丰富感人的。他是独特的、有性格的人。本文集纳了程砚秋一生中的若干片断，足以勾勒出这位大艺术家的基本形象，展现出他的思想性格。而他身后的50年中，程砚秋和程派艺术备受尊重，源远流长，其中也有若干动人的人和事，值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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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学艺生涯(1)
家道败落，缺衣少食，给幼小的程菊侬的心灵留下创伤。他很懂事，不大爱说话，能体谅母亲的难处。因为穷，他只念过一年私塾。
母亲动了让儿子学戏的念头，又怕儿子太小受不了学戏的苦，就同儿子商量。程菊侬既懂事又倔强，知道自己不是梨园世家，人家要能收做徒弟已是万幸，家里就能少一个人吃饭。至于受苦，他倒不怕，说：“人家受得了，我也受得了。”此外，他小时候看过不少名角的好戏，从心眼里喜欢，也真想去学戏。
一天，母子俩换上干净的衣服，凑钱打了送礼的蒲包，跟着花脸邻居从天桥经虎坊桥来到骡马市魏染胡同荣蝶仙家中——这是给程菊侬找的学戏的师父。
荣蝶仙是唱花旦、刀马旦的，在清末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科班坐科学艺，与故去不久的“活关公”李洪春是同门师兄弟。此时，荣蝶仙二十多岁，正搭班唱戏，同时也带几个徒弟。他见了程菊侬，上下打量了一下，觉得模样不错，是个唱戏的坯子，就说：“这孩子还不错，我收下了，让他家里人立‘文书’吧。”
母亲在犹如卖身契的“文书”上画了押，含着泪叮嘱儿子：“要孝敬师父、师娘，要好好学戏，记住，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便宜，尤其在钱财上，更不能这样。”菊侬边听边点头，母亲忍泪一狠心扭头走了。
拜师学艺，为何还要写“卖身契”？这涉及早年培养戏曲演员的带有极大封建性的行规。
旧时代培养戏曲演员，不外三种方法：一种是出钱请教师教戏，先投资后收益，多是家道殷实的梨园子弟。因为出了钱，教师比较客气，学生不太受罪。梅兰芳就属于这种，他靠祖父梅巧玲的余荫，家道也还不错，才请得起老师。采用这种方法的是少数。另两种方法是进科班学艺和“写”给老师当“手把徒弟”，这是多数，大部分是贫寒子弟，既谋衣食，又求技艺。这两种方法封建性很强，对学生很残酷，等于是卖身奴隶。尚小云是三乐科班出身，程砚秋是“手把徒弟”，荀慧生则先是“手把徒弟”后又入了科班。
“手把徒弟”是由师父个别传艺。这比科班更黑暗。拜师时要立文书字据，规定年限任打任骂，生老病死、觅井逃亡，师门概不负责；学徒期间，演出收入全归老师。学生学艺之余，还要承做师门中各种杂务，伺候师父师娘，抱孩子倒夜壶。个别品行不端的老师，还任意摧残学生的身体，甚至霸占女学生，所谓“先睡觉后传艺”。
那么程砚秋是几岁拜师学的艺？程的自传文章《我所走过的道路》中说：“六岁因家赤贫”拜荣蝶仙为师学艺，故多人沿其所说。不过其中有矛盾。程六岁时为1910年，清王朝还未倒，哥哥还在当差，他家的“铁杆庄稼”还有，家道虽中落，还不至一贫如洗，而且他幼年随母亲出城看戏，已略记人事，从小翔凤胡同搬出时恐已四五岁，至六岁一年多之中怎能搬好几次家？赤贫应在民国以后。又，他在同文中说：“十一岁时开始登台演唱”，又据程未发表的手书年表中说：“学一年演于春阳友会，入丹桂开始正式演出。”若六岁拜师，那“学一年”就是七岁；而又说“十一岁开始演出”，此时他已有四年艺龄就不可能才“开始登台”了，故文中前后矛盾。何况，荣蝶仙收徒弟也为谋利，不可能在家中白白养活他五年。因此推算，程砚秋拜师学艺大概不（太可能）是六岁，而应是十岁左右。
六岁也好，十岁也罢，反正他入师门时还是个孩子。偏偏遇上了一个极为残暴的老师。这也难怪，那个时代讲究“不打不成材”，师父对徒弟很少有不粗暴的。
荣蝶仙脾气很不好，对徒弟十分凶狠，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那时也兴“打”。程菊侬一进师门就成了小听差的，伺候师父师娘，干杂活，抱孩子，每天顶着星星起来，半夜才能睡下，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
一次，刚练完早功，荣蝶仙马上让他吊《宇宙锋》的唱腔。琴师赵砚奎按老方法拉，他开始有点发蒙，一时张不开嘴，荣蝶仙大怒，立时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由于刚练完撕腿，血还未换过来，一顿毒打，把血凝聚在腿腕子上，留下了一个淤血疙瘩。二十年后，他访欧时，才在德国动了手术，治好了这个毛病；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永远无法平复的。


严酷的学艺生涯(2)
荣蝶仙虽然经常毒打菊侬，可是对他的练功学艺要术非常严，使菊侬童年时受过严格的训练，幼功非常扎实。
开始让他学武生，曾请丁永利先生（杨小楼的武行头儿，杨派武生名教师，高盛麟、李少春、王金璐等都受教于丁氏门下）教了一出《挑华车》。因他身体单薄，不是唱大武生的材料，又让他改从陈桐云先生学花旦。过去花旦要“踩跷”，“跷”是表现缠足妇女的木制弓鞋，弓鞋上有木架，演员双脚绑在木架上，用木制弓鞋走台步，以求身段婀娜风流，故也称“绑跷”。
荣蝶仙对跷功要求更严。练完功，也不许菊侬把跷卸下来，让他绑着跷扫院子，打水干活，一绑就是大半天。天暖和还好办，三九天滴水成冰，菊侬踩着长不过盈寸的木弓鞋在冰上练功、干活，那真够苦的。荣蝶仙防他绑跷时弯腿偷懒，想出绝招：把两头削尖的竹筷子扎在菊侬的膝弯处，一弯腿，筷子尖就扎肉，只能老老实实绷直腿，这等于受酷刑。但日子长了，功夫也就出来了。
旦角的脚上功夫，主要在“圆场”。只要一跑圆场，就可看出功夫深浅。程砚秋的跑圆场堪称一绝：上身纹丝不动，双脚在裙子里一点不露，跑起来裙子下角兜起一圈圆花边，既快又稳，美极了。他成年后，身材高，为了藏拙，把裙子往上系，裙边在脚腕，上台一屈腿，裙子正好垂地，就这样屈腿跑圆场、做身段，依然美不胜收，一点看不出他在屈着腿，说明他腿上的功夫极深，也正是童年时苦练出来的。
练旦角的基本步法时，脚后跟要紧跟住另一个脚尖走，双膝要紧。荣蝶仙又想出绝招：让菊侬在裆里夹着一把炕笤帚，每天在院子里走几百次圆场，笤帚不许掉下来，一掉下，板子也就上来了。
菊侬先跟陈桐云先生学了《打樱桃》、《铁弓缘》、《打杠子》等花旦戏；还学了《虹霓关》等带武把子的戏；又从陈啸云先生学青衣戏。一出《彩楼配》，陈先生认为菊侬的嗓子太有希望了，从此就让他专攻青衣，学了《宇宙锋》、《祭塔》、《别宫祭江》、《玉堂春》等青衣唱工戏。改学青衣后，花旦必备的跷功也就停了，但功夫留在了身上。
老师的严酷，学艺的艰苦，程菊侬咬牙顶了下来。他不言不语，勤奋苦学苦练。因为，学不好艺，老师要打；干不好活，师娘要打。对此他从不吭声，也不允许他吭声。他咬紧牙关，把劲儿全用在学艺苦干上了。他懂得不下苦功夫，就难以学到真本领，将来怎么办？因此，他反倒非常感谢师父对他的严格要求。有这么两件事：
他成名后，他的儿女由于日熏月陶，也很喜欢京剧，可是他不像很多梨园同行那样让儿女承继父业，而是督促他们上学用功读书。他唯一的女儿，少年时整天吵吵嚷嚷要学戏，而且跟着琴师已偷偷学会了几段唱。程砚秋就是不答应，有一天又为此事闹得他很不耐烦，就勉强说：“即你先练练撕腿吧。”让女儿坐在地上，背靠墙，双腿伸直撕开，膝盖绷平，两脚用花盆顶住不能动，摆好姿式耗着，没有父命不许动。没有几分钟，女儿就叫喊起来，说疼得受不了，眼泪也流下来了。他笑着问女儿：“滋味如何？”女儿哭着说：“敢情学戏这么苦，不学了，不学了！”程砚秋感叹地说：“这不过刚开始，比起我小时候受的那个罪还差得远呢。我不让你们学戏是有理由的，学戏极苦你们受不了；再说，人确实没有活路才不得不卖身学戏，但分有一线生路也不会把儿女送入火坑里去受罪。何况，就是学好了，唱得不错，这碗‘戏饭’也不容易吃，数不尽的侮辱，尤其是坤（女）角儿处境更悲惨。你们还是念书成人吧。”所以程家子弟中没有一个唱戏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两个外国留学，现长子永光还在法国，次子永源、三子永江先在香港，现已退休回京。
荣蝶仙在程砚秋学艺时，对他那么残暴凶狠，但程既下决心唱戏，种种折磨都不以为意，反而对老师造就了他的一身本领之恩铭感不忘。


严酷的学艺生涯(3)
他成名后，对师父礼遇有加，请师父当剧团管事的经理，还同台演出，师徒关系很融洽。后来不知为什么，荣蝶仙离家出走了，之后音信杳然。程砚秋一直承担着奉养师娘和师门亲属的责任，以谢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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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大洋险些毁了一代宗师
程菊侬一登台唱戏，就能给师门挣钱了。每天挣的“戏份儿”，如数交给荣蝶仙。徒弟能挣钱了，荣蝶仙心里高兴，几年辛苦，没白操心，对菊侬催逼得也更紧了。菊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完早功就学戏，干完杂活之后，去浙慈会馆或进园子唱白天戏，再接着唱夜戏。常常白天《玉堂春》，晚上《祭江》，都是极累的唱工戏。夜戏完了，回到荣家有一大堆家务活等着他，还有晚功课，不到深夜躺不下身。第二天依然为此。至于打骂，并不因为他能登台挣钱而有稍减。这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超体力负荷。程菊侬未出师门，没有人身自由，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忍着。为了学成本事，将来有个出头之日，他也愿意多受点磨炼。这就养成了菊侬沉默寡言、坚毅不屈的性格。
荣蝶仙此时喜笑颜开。那时代喜欢童伶，小孩搭大班，“戏份儿”不少挣。菊侬把叮当响的银元、铜板交给师父时，荣蝶仙脸上露出笑容：这本儿没白下，因此也催着他快学、快练、多唱，一登台就有钱来。
弦绷得太紧是容易折断的。荣蝶仙对程菊侬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逼学和逼唱，只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菊侬白天在浙慈会馆唱了《祭塔》，晚上又赶到丹桂，陪当时已有点名气、也不过十几岁的女老生李桂芬（著名美籍影星卢燕之母）唱《武家坡》，由于过累，他的嗓子突然哑了，提前“倒仓”——变声了。这年他十三岁，应是民国六年。
变声是男孩的正常生理现象。戏曲演员要从小学戏，“倒仓”成了一关。有的人顺利过关；有的人“倒仓”拖得很长，极痛苦；还有人这一关没能过来，嗓子毁了，只好降而求其次，当个下手、龙套，或者改行。“倒仓”期间，嗓子不可过累，并要适当休息调养。
程菊侬“倒仓”较早，也是他过于劳累，使这一生理现象提前了。按理应加意保护，过好“仓门”。可是谁管他的死活？正是挣钱的时候，师门岂肯容许他有半点空闲，不仅得不到休整，让他拖着半哑的嗓子四处演出，还竟然接受上海许少卿每月六百银元包银的聘约，让程菊侬出码头去上海唱戏。
许少卿是上海一家戏园的老板，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他专做邀约京角的生意，梅兰芳民国初年首赴上海一炮而红，就是他约的。他每年北来几次约角，听说北京出了个“小石头”，口碑甚佳，他揣摩上海人喜欢炫新弄奇的心理，就想约个童伶，换换口味。童伶包银比名角少，他准能大赚一笔。他找到荣蝶仙，这送上门的财头，六百大洋又不是小数，荣蝶仙哪有不愿之理。他忘了、也根本不理会徒弟已经“倒仓”，唱不了累戏，而出外挣包银累得很，每天都有戏，有时还日夜两场，一个月要唱三十多场戏，老板指着赚钱呢。荣蝶仙看在钱的份儿上，接受了聘约，做徒弟的哪敢说半个“不”字！
这可把程菊侬推上了险境；如果在北京对付着唱，边唱边歇，嗓子兴许能“倒”过来；若是去上海强挣扎着拼命唱，嗓子必然全毁，再无恢复的可能，人也就完了。碍于当时的封建师徒制，师父对徒弟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没人阻拦的了，有人不禁摇头叹息：“小石头”，顶好的孩子，这下子要毁！


罗瘿公挺身相救(1)
“小石头”去不去上海，成为他命运攸关的事。要想阻止，除非两条：一是荣蝶仙良心发现，自行毁约，这不可能；二是设法让程菊侬提前脱离师门，还其自由之身，这几乎也是难于办到的。偏偏有一个人就这么办了，不仅阻止了这次上海之行，避免了这颗艺术巨星早年夭折，还在程砚秋的一生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人就是急公好义、有古侠之风的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罗瘿公。
罗瘿公原名惇曧，字淡东，号瘿庵，晚号瘿公，又号猗移居士、瘿庵僧。广东顺德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同治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同治十年（1872）生于北京，幼承家学，聪慧过人，有“神童”誉。及长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善诗，在“万木草堂”同学中有“诗伯”雅称；更博通文艺，兼擅书法。清末废科举，罗报捐六品主事，曾任邮传部郎中职。公余与樊樊山、林琴南等名流结成诗社，常选风景胜地集聚，纵横诗酒书画。辛亥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礼制馆编纂等职；袁世凯对罗甚推崇，礼聘为其子袁寒云之师。
1914年，袁世凯称帝之议甚嚣尘上，罗瘿公虽与袁氏有旧，却不肯附合苟同，遂辞官避居在京中前门外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中，每日纵情诗酒、流连戏园，以此表示对袁世凯等人的不满和不合作。
罗瘿公留下的《瘿庵诗集》、《鞠部丛谈》中，有很多显示其为人的记述。他以诗言志：
扰扰名利趋苦恼，
纷纷蛮触自争持。
终年听曲行吟处，
尽是先生快活时。
——《扰扰》
有客叩门屡不值，
每向我友三叹息。
谓我昏然废百事，
苦伴歌郎忘日夕。
——《笑客问》
他不求官，不逐利，不趋炎附势，向往“清歌日日娱我耳”的无所挂牵的生活。这是一位决心脱离官场的世俗纷争、一心向戏曲艺术中寻找寄托的有骨气的文人。他把当时社会上最被人看不起的“戏子”，看做最知心的朋友，同情、敬重他们，与他们朝夕为伍，在文化知识上给予他们深刻广泛的影响。因而他同王瑶卿、梅兰芳等当时的名角，都是至交好友，参与梅兰芳《西施》剧本的编写。
也许有人会想：罗瘿公必然宦囊充盈，才能如此豪放无羁、消闲自在。其实，他是一介书生，从不把钱财当回事，及至挂冠闲居，更是窘迫得很。《瘿庵诗集》的黄晦之序言道：“甲寅元日，瘿庵过余曰：吾岁之资，今日只馀一金耳，以易铜币百数十枚，实囊中，犹不负听歌钱也。”足以说明。他要发财很容易，袁世凯当道时极力罗致他，北洋官僚大多同他有旧，他若肯趋炎附势，立时可“脱却蓝衫换紫袍”。他宁肯自守清贫，卖文鬻字，也不肯重蹈官场。
他慧眼识人，以至挺身相救程菊侬，更是难能可贵。他与程在钱宅堂会上相识，当时，程十二岁，他已四十四岁。他在《赠程郎》五首诗的小序中，这样记叙他们的初次相会：“余屡闻人誉艳秋（按：程当时仍用菊侬名，小序显为日后补记），未之奇也。一日，观梅郎剧罢，杨子穆生盛道艳秋声色之美，遂偕听曲。一见，惊其慧丽；聆其音，婉转妥帖，有光正之风。异日见于伶官钱家，温婉绰约，容光四射。与之谈，温雅有度。迩来鞠部颓靡，有乏材之叹，方恐他日无继梅郎者；今艳秋晚出，风华相映，他时继轨，舍艳秋为谁！来轸方遒，当仁不让。”五首诗不便全引，其中一首为：
风雅何人作总持，
老夫无日不开眉；
纷纷子弟皆相识，
只觉程郎是可儿。
凭罗瘿公多年的歌场阅历，他认定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他喜欢程，决心帮助他成材。
从此罗程成为忘年挚友，程有戏，罗必到，罗掏钱买票请朋友看，宣传“小石头”，不少人因之喜欢上程，徐悲鸿是其中之一。


罗瘿公挺身相救(2)
1917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徐悲鸿从上海来北京。行前，康有为嘱他到京后要好自为之，并写了亲笔信让他去找罗瘿公。
罗对徐也体现了爱才和识人之长。他很赞赏徐的画作，立即向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具书推荐，认为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考虑派徐去法国留学深造。傅增湘看了罗的信和徐的作品，很为夸奖，热情说：欧战未停，请耐心等待。
徐悲鸿在北京，由罗瘿公介绍，同文化界名流广泛接触。一次，他同名画家陈师曾一起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与学生们谈论宋代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他忘情地滔滔不绝地讲解分析，把学生吸引住了。陈师曾在旁提醒：“时间不早了，晚上我们还要去听程菊侬的戏呢。”徐悲鸿这才想起罗瘿公之约。
罗瘿公爱程捧程，各方面指点、影响程，为了“小石头”真是不遗余力。他这么做当时并不为人理解。徐悲鸿之妻、后来与之分道扬镳的蒋碧薇女士就激烈非难：“罗瘿公捧程菊侬，只不过是文人无行，为此已把他家搅乱了。难道还要搅到我们家中，让你也去参加捧戏子吗？”徐当然不同意这么评价罗和程，他以艺术家的眼光，也认定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更赞赏罗瘿公的非凡之举，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成为罗瘿公帐下的坚定一员。后来徐、程也成为挚友，徐悲鸿为程作了画像。
罗瘿公与少年程菊侬密切交往，不断启发他做人、从艺的道理。见他领悟很快，更觉得这是“继梅郎之后”难得的人才。如今，程菊侬身遭大难，罗瘿公岂能袖手旁观，听任封建师徒制吞噬这个已露才华的新星！他要设法相救。
罗瘿公托人找荣蝶仙交涉，不要让程去上海，荣不肯听这些，谈了几次也不成。明摆着，除非打破“手把徒弟”的铁枷锁，否则救不了程菊侬。罗瘿公决心为程赎身，但他一介寒儒，身无余资，只好凭他的声名，取得金融界朋友的支持，借款七百银元（相当20多两黄金），把程菊侬从师门赎出。这借款直到程成名后才还清。
罗瘿公挽救的是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并行将毁灭的少年。日后这少年果然成为中国和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对程砚秋这匹“千里马”说，真正的“伯乐”是罗瘿公，而其所为，已远远超过发现识认良驹！
难怪罗瘿公把程菊侬从荣家接出来，送还到住在天桥的托氏老太太身旁，不由得意地口占：“柳絮作团春烂熳，随风直送玉郎归。”据诗考时，应为1917年（民国六年）暮春，程菊侬“倒仓”数月之后。
艺术的转折点
应当说，对程艳秋一生艺术发展起决定影响作用的不是梅兰芳，而是王瑶卿。一位罗瘿公，一位王瑶卿，这是程艳秋独创程派艺术、名闻国内外的两根巨大的支柱。若是没有这两个人，是不是能有程艳秋和程派，那就很难讲了。
王瑶卿是对中国京剧发展有着杰出贡献的革新家、表演家和教育家。他生于1882年（清光绪十八年），故于1954年，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伪时期，最后赶上新中国，被聘为中国戏曲学校十大教授之首，之后荣任校长。他出身梨园世家，赶上了“同光十三绝”某些旦角名家如时小福、余紫云的晚年。目睹前辈艺术表演在精到之余，还觉似有不足。那时，青衣重唱，捂着肚子干唱，很少表情动作；花旦重做，剧目和表演受梆子影响较大，唱念又不大讲究。王瑶卿把青衣与花旦揉在一起，既重唱念，也重做表，称花衫。花衫行当的出现，使旦角的剧目也随之丰富，演唱艺术有所变化提高，开始了京剧旦角从早年偏重唱工到全面发展舞台艺术的转变。
王瑶卿的卓越成就并不全在舞台上，虽然他与须生泰斗谭鑫培搭档配戏，又有王家门许多独有戏，很有名气，成为百多年前的标志京剧成熟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成功和功绩，主要在于培养后进的教学上。他极善于“因材施教”，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恰当指点使之各展所长，同中有异。梅、尚、程、荀，除程是王门正式弟子外，另三位与王瑶卿都有很深的师友关系，都受过王的指点和教益。王瑶卿却能一手指点出风格迥异的四位大师和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令人惊叹。从“四大名旦”之后的几代京剧名旦（也包括后来去台湾的方家），直到今天年逾古稀的杜近芳、刘秀荣、谢锐青，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点和影响。难怪人们以“通天教主”来赞誉王瑶卿的博学多艺、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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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瘿公挺身相救(3)
程艳秋十六岁拜王瑶卿为师。王比程大二十二岁，当时还活跃在舞台上演戏，但已在教学上显露出非凡的才干。
罗瘿公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引导程拜梅后又投师王门，期望王瑶卿能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能给予适合程艳秋实际的指点。程本是荣蝶仙的徒弟，荣蝶仙又是王瑶卿的外甥女婿，由此论，程与王隔着一辈，理应随荣的孩子叫王“舅姥爷”。但是王瑶卿敬重罗瘿公，得知罗对程百般维护费尽心血，遂破格收下这个徒弟。从此，北京前门外大马神庙的王家的“古瑁轩”，就成了程每日必去的地方。
当时，程艳秋已十六岁。经过罗瘿公二三年的精心培教，与过去在荣蝶仙门下时有如木偶、一切听师门控制、不许有独立性格时大不相同了。罗程一起讨论学问，从诗词、书法到戏剧、电影；罗离京外出，师生还不时通信。1919年春节，罗去上海，有信给程：“见了你信如同见你一样，两天写一信，要紧。你说给你买花炮，这是危险的物件，不好带。我回京拿钱给你多买就是了。……你嗓子很好，恭喜恭喜！我恨不得即刻回京听一听。你信中的‘看’字，多了一‘ 丿 ’，成了‘春’字。”……“徐悲鸿已经将你的武家坡画像改好，比前时好得多。”“小鸽子要与梅先生的小鸽子对亲，你师徒二人就是亲家了。”
从信中可以看到：程艳秋的性格有所活泼，从知道放花炮和养鸽子（养鸽子可能受梅兰芳影响，梅住北芦草园时正迷此，每日放鸽高飞为练眼睛），以及与少年挚友吴富琴在家中赤背自己制作土法冰激凌是很好的说明。程与罗关系亲如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先拜梅兰芳，后又投王瑶卿，罗程必然仔细商量过，不可能简单地由罗决定程服从，可惜没留下记载。大致可推论为：梅当时大红大紫，且雍容华贵、大方舒展的梅派风格已渐形成，以程的性格和各方面条件看，难以亦步亦趋充当梅兰芳第二；转而再拜王瑶卿，显然希望王瑶卿能指点程找到适合他的特点的应走的艺术道路。
这一点确实是王瑶卿完成的，也只有王瑶卿才能完成。
程刚拜师王门时，虽有罗瘿公的面子和嘱托，却没有引起王瑶卿的充分注意。因为王家的徒弟很多，王先生没那么大的精神格外关注他。因此，程去了一段时间，王没给他说什么戏。程艳秋不急不躁，每天照去不误。王瑶卿有客人时，他侍立一旁，伺候茶水，静听王先生与朋友们高谈阔论。王先生所谈离不开戏，或戏情戏理，评判得失；或梨园掌故，讲古喻今，这有如给程艳秋上了生动活泼的戏剧分析课。他细心地听着、想着，仔细品味其中的道理。王瑶卿抽暇小歇时，他也不趁此懈怠，而是抓紧时间，在庭院中围着金鱼缸一面默戏，一面走台步、练身段。这些都让在屋里休息的王瑶卿隔着玻璃窗看在眼里，不由地喜欢起这个沉默寡言、勤奋上进的半大小伙子。更有一件事，让王瑶卿不能不另眼相待：王瑶卿住家大马神庙，靠近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每到晚间，这一带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肉欲横流，不少青年人把持不住心性，涉足甚而沉沦其间。程艳秋每晚去王家，严守罗公教导，宁肯多走二里路，绕道而行，避开妓院集中地，路上目不斜视，低头疾行。这更使王先生觉得这孩子有心胸，不一般，能管得住自己，那真要好好教教他。
于是，王瑶卿把他叫过来，让他吊两段听听。听后，王先生不禁皱眉。原来程艳秋的嗓子“倒仓”后，出现了一股能高能低、能屈能伸，就是不合当时青衣唱工规格的“诡音”（也称“鬼音”，即脑后音）。不少有经验的前辈，对程的这异乎寻常的嗓音，大多摇头，认为“诡音没饭”，他们心目中的青衣唱工规格还是陈德霖、孙怡云那种刚劲高亮的老派唱法。王瑶卿不愧为卓有见地的戏曲教育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把程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条嗓子比较特别。这种音，要是模仿别人、随俗当令，就‘没饭’；要闯，就‘有饭’！”程艳秋听懂了，体会到老师的一番苦心：不能走别人走过的现成的路，要自己摸索，去闯，闯出一条新路。他感谢老师点悟他的金玉良言，下定了“闯”的决心。在王瑶卿具体指导下，他终于探索出一套与众不同的、以气催声的演唱方法，创造出千古绝唱、风靡中外的程腔。


罗瘿公挺身相救(4)
程腔是程艳秋在传统京剧旦角唱腔的基础上，结合并充分发挥个人特长，革新创造而成；换言之，是“闯”出来的结果。不闯，就不会有变革，也不会有程腔。这“闯”的艺术思想，正是王瑶卿对程艳秋画龙点睛的指点，是千金难换的至理明言，从此开辟了程艳秋焕然一新的艺术道路。
王瑶卿喜欢弟子的诚实正直、刻苦好学；程艳秋钦敬老师卓有见地、无私教诲，师生亲为骨肉，非常投缘。程艳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大马神庙王家聆教。王瑶卿有芙蓉癖，好贪晚，家中又常高朋满座，等客人散净，他抽足烟，精神上来了，才兴致勃勃地给程说戏教腔。这时已是深夜一两点钟，等他学完功课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了。
对于程艳秋的艺术成长，王瑶卿太重要了。王先生不仅指点程传统老戏，把老腔翻新教给他。从1922年起，程艳秋开始排演新戏，早期新戏概由王瑶卿创腔、导演，中期以后程的新戏，由自己进行唱做的创造，再经王先生订正，坚持三十年不辍。程结婚后，每天晚上照例仍去大马神庙求教；成名大红后，仍不时去王家，一待就是半夜，有时戏散了不回家，在外面随便吃点东西就去大马神庙。如果仅仅出于尊师，而不是在王瑶卿这座艺术宝库中，随时随处可以捡拾到不可胜数的艺术珍宝的话，那么程艳秋也不会几十年不辍的那么入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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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姻缘(1)
程艳秋十九岁时，与同庚的果素瑛结婚了。这虽是一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式婚姻，但夫妇厮抬厮敬，至爱至亲，幸福美满地共同生活了35年。程艳秋一生无二色，尊妻爱子，律己颇严；果素瑛全力支持丈夫的艺术事业，教子匡夫，持家谨慎，做出不少贡献。1986年夏天才病逝的八旬开外的程夫人，以其清廉的操守，刚正的为人，受到文化界、戏曲界的尊敬。程、果的婚姻，有如另位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和刘兰秋这对模范夫妻一样，在戏剧界传为佳话。
程、果的成婚，是梅兰芳夫妇一手撮合的。
还是程向梅在北芦草园问艺时，梅兰芳和夫人王明华就十分钟爱这个徒弟，动了给他说亲择配的念头。
京剧界大多是套连环的关系，或是师徒、师兄弟，或是绕弯的亲戚；往往子女间再成姻亲，更是亲连亲、亲套亲。
程艳秋不是梨园世家，果素瑛（原名秀英，素瑛名为婚后罗瘿公所改）却是梨园之后。她父亲果湘林工旦角，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徒弟，在王瑶卿指点下学艺；母亲余素霞是晚清“同光十三绝”之一余紫云的女儿、余叔岩的大姐。余紫云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弟子，算起来，梅兰芳与余叔岩平辈，梅称余“三哥”。从梅、余两家论，果素瑛叫梅兰芳夫妇“舅舅、舅妈”。
梅夫人王明华也是梨园之女，是唱武生的王毓楼的姐姐，余派老生王少楼的姑姑。她与果家很熟稔，又见程艳秋“小人儿不错”，两家又同住一条胡同，知根知底，一心要做冰人，便亲自到果家求亲。
本来说的是果家大姑娘。还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在梅家举行过一次“相亲”。果夫人对女婿的印象是：“个头儿顶高，小眼睛，模样还不错”；但“光看相貌不行，还要看看台上怎么样”。程艳秋在华乐园唱《宇宙锋》，果家在楼上包厢中相台上的姑爷，果湘林的印象是：“嗓子还没全变过来，唱念做派还不差。”这门亲事按说就差不多了。谁知做大媒的梅夫人又生想法，说果家二姑娘果素瑛漂亮，转而又求二姑娘的亲。果夫人不大高兴，说什么也不让再相看了。罗瘿公主意多，从照相馆找到果家的全家福照片，把果素瑛指给程家母子看，都很愿意。果夫人余素霞拗不过大媒梅夫人王明华的执意和热情，只好点头答应，这门亲事就算说成了。
果家的亲戚却出来拦阻：“程家是什么人家？他们原来住天桥，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姑娘也不给这种人家，跟着受穷！”果夫人很不以为然：“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当。小人儿忠厚老成，又用功，有什么给不得！”说得这位进言者无话答对。
果夫人确有眼力，见识不差。之所以如此，原来她的婚姻也有过一段辛酸经历。果湘林出身寒微，余素霞却是梨园名门。老岳母看不上穷女婿，要退婚。余素霞怪母亲嫌贫爱富没有信义，就像王宝钏那样，就是要饭也要嫁给果湘林。母女闹翻，她结婚时，什么也没有，连喜房被褥都是向跟包的借的。婚后，夫妻和美，她很帮了果湘林的忙。倒是余紫云疼爱女儿女婿，瞒着老伴不时来探望坐坐，看看外孙。所以，果夫人力排众意，不重衣冠只重人。
八十多年前在北京，订亲、结婚有一整套繁文缛节的“礼儿”，先要下龙凤帖，交换生辰八字；然后放“小定”，面交戒指、镯子等饰物，以为定礼。程、果订亲是1922年秋天程艳秋首赴上海之前，由两位师娘——梅兰芳夫人和荣蝶仙夫人，代表男方去下定。结婚前还要“过礼”，男方的“大礼”、女方的“陪送”，不管是衣服、被褥、箱子、家具，除了鹅、酒、猪、羊，都由“窝脖”（一种专应嫁娶的搬运行业，一律用背扛，物件压着脖子，故有此名）运送。讲究要有多少“抬”，每“抬”的东西摞得很高，最上面是钟表、瓷器，因为走得很稳，一件也不会碰坏。富家“过礼”中的“抬”上，往往还有托盘，托盘中放着瓦或算盘、禾苗，一片瓦表示一所房产，一个算盘代表一个铺面，一绺禾苗代表多少亩土地，以此夸富。“过大礼”和“送陪嫁”，也要吹吹打打穿街游巷，很隆重。程家向果家“过礼”由大媒兼师父梅兰芳夫妇主持，另请王蕙芳、郭仲衡、姜妙香、姚玉芙四位伴送到大外廊营果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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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姻缘(2)
程艳秋首次上海之行非凡成功，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善，可以从容安排婚事。他从北芦草草园迁居到前门外排子胡同23号一所不错的四合院，结婚后，夫妻伴随母亲在这里住了不短的时间，他的早期名作大多酝酿构思于此。
1923年4月26日，程艳秋和果素瑛在北京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饭庄举行结婚大典。这是一所四合院式的老饭庄，门不大，里面几层大院子，有罩棚，原来还有戏台——北京许多大饭庄中都设有戏台，以备在喜庆宴会时传戏班唱“堂会”。京剧界的红白喜事，常假座于此，今日此老饭庄已佚存。
这天，宾客达四五百人。新郎是旦角，新娘的娘家也是旦角，冰媒兼主持大礼的梅兰芳还是旦角；贺客中也以旦角居多，除尚小云不在京未能出席外，陈德霖、余玉琴、田桂凤、王瑶卿、王琴侬、朱幼芬、荀慧生、筱翠花、朱琴心、王蕙芳、阎岚秋、朱桂芳、姚玉芙、荣蝶仙等在京旦角老少名家几乎无一缺席，故被报刊戏称：“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真正巨观之名旦大会也。”人们看重这位后起之秀，更赞赏罗瘿公，王瑶卿、梅兰芳苦心扶掖之功。贺喜书画百余件，其中不乏书画界名流手笔。
十六面大鼓，全套旗锣伞扇执事，迎来了花轿。男方陪往迎亲的是姚玉芙、姜妙香、王琴侬、阎岚秋、朱桂芳、荣蝶仙、诸如香、荀慧生、王蕙芳、郭仲衡、黄润卿；女方送亲的有陈德霖、吴顺林、余叔岩、时慧宝；坐绿呢大轿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当然是梨园名流的眷属、夫妻子女双全的“全福人”。程父早亡，梅兰芳和罗瘿公以师尊身份主持大礼，一切都按当年盛行的老规矩，隆重得很。
程艳秋可称是时来运转、苦尽甘来，婚后得贤妻之助，无后顾之忧，更能全力投入艺术。他结婚后只休息了三天（这还包括陪新娘回娘家拜望岳父岳母、诸亲友好的“回门”一天），就上台演出了。罗瘿公也未因此而对程放松，仍像过去一样，督促叮嘱程要抓紧学艺练功，每天上午来程的新居排子胡同23号看看，这所四合院租金达月几十元。此房旧迹今仍存。罗先生问程遛弯儿没有？吊嗓子没有？下午照例来教程读书、写字。晚上若无演出，程照常去王瑶卿家研究戏，仍是深夜两三点才回，程夫人婆媳边做针线活边给他等门。
程艳秋如此勤奋、刻苦，是因为繁重的演出和新创作，等待他去完成。就在他结婚前后，他在艺术上走上了一条新路，若不加紧苦干，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半年中创演七出新戏(1)
上海首行的成功，使程艳秋躇踌满志、兴奋不已；青年人的奋进、好强，使他决心自己领衔挑班、干一番事业。
在八十多年前，搭班唱戏和自己挑班挂头牌不同。前者中不乏名角好手，各班争聘，收入不低，且不操心亦不负经济责任，但处于配演从属地位。后者一要在艺术上必须有真东西，才能得到观众的承认，率领全班站住脚；二要经营得法、延揽人才，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长处是出名得利较之搭班机会要多，可是要承担风险和全班的经济责任。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京剧班社多，好角也多。旦角老一辈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等，青年一代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筱翠花、徐碧云等，都活跃在舞台上，艺术竞争很激烈。程艳秋以初生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义助同行后辈(3)
过去也有一些“吃戏子”的恶人，凭仗势力，胁迫演员唱各种名目的“义务戏”，乘机中饱私囊。对这些以慈善为名的恶举，程砚秋不肯俯首贴耳听任宰割。
天津有个姓叶的，早年组织过四大名旦义演《四五花洞》，还灌了唱片，声言自己分文不取，却偷偷地把唱片卖了，收入进了腰包。后来程应天津中国大戏院之约去唱戏，叶某先赶来北京，邀程先唱义务戏。程洞察其奸，遂以同剧场有约，不能先唱义务戏冲击人家营业为由婉拒。叶某再三纠缠，程忍无可忍，戳穿他当年和今日的花招，叶某羞恼而去。
日伪北京警察局二区署长也要办“义务戏”，要程唱《红拂传》。程以“这是我的‘看家戏’，一年不准唱几回”拒绝。程去天津，他们也追到天津，花言巧语把程诓回北京，逼他就范。程砚秋火了：“这是干什么？我说不唱就是不唱。给你们唱出《教子》就不错了。要不然我马上买车票回天津。”硬顶了这位气焰熏天的警察署长。
为了这多如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思考人生(2)
经过周恩来的引导帮助，程砚秋有很大转变：对梅兰芳很尊重，主动捐献工资，去朝鲜演出唱开场不争牌位等。
周恩来见程砚秋很有进步非常高兴，1952年底又一次找他谈话，鼓励他要继续努力，还要排点新戏，对过去演的传统老戏要加工修改，努力提高。于是，马少波和黄芝冈与程一起修改了《红拂传》、《彩楼配》等剧本；程同时着手构思新作《英台抗婚》。
1954年，梅、程分别出外演出，相逢于上海，又一次形成了打对台。
1946年底，梅、程在上海分别演出于中国大戏院和天蟾舞台，形成了一场两期长达60多天的对台竞争。这在前面已有略述。这场对台的结果，可以说程略胜于梅，尤其每期最后一连数场《锁麟囊》的演出，未免有些咄咄逼人之态。可是，1954年二人在上海再次重逢的对台，情况发生了逆转。梅的盛况依旧；程因《锁麟囊》等戏不能上演，《英台抗婚》还不够成熟，业务上一时处于下风。周恩来闻知，立时找来马少波，说：“你们的正副院长又在上海打开了对台，影响多不好。你立即去上海，把他们劝开。”马少波衔命到了上海，双方做工作，一位去了南通，一位去了苏州，化解开了。
1955年梅兰芳拍摄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集，之后，周恩来立即安排仍由吴祖光导演，为程砚秋拍摄电影《荒山泪》。
从1949年春天，周恩来初访程砚秋起，几年来，在工作和思想上给予程细致入微的关怀，引导他一步步向前走，使程砚秋的思想和道德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956年的夏天，程砚秋来到了青岛。
位于胶州湾海滨的青岛，是消夏避暑的胜地。那一望无垠的大海，绿树叶中掩映着红色、白色、黄色的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别墅小楼，阵阵吹来清凉潮湿又略带腥味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
他几次来过青岛，但那是来演出的，无暇充分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这次，他也不是来度假的，而是参加文化部高级干部哲学读书班。
程砚秋没有进过学校正规读过书，所以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打算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好好充实一下自己。
读书班的生活紧张而又愉快。他每天绝早起床，到海滨打拳、散步，然后用心读书，热烈讨论。晚间和同班的文化界朋友畅谈各自的经历和感受，有时还举行消夏乘凉晚会，他曾在漫画家丁聪的胡琴伴奏下，清唱过《汾河湾》“儿的父去从军……”
在紧张的读书之余，程砚秋不由地回顾起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旧时代，他有爱国和报效社会之心，孤军奋战，屡遭碰壁；今天，他才走上康庄坦途。而这，他非常感念周恩来对他的多次耐心的帮助和引导。他对周恩来、贺龙这样的共产党员由衷的佩服，不由也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
但他又是深切含蓄的，内心的激荡轻易不大溢于言表；又觉得自己还似乎不够入党条件，未敢轻与人言。
1957年春天，他的入党要求越发强烈起来而难以抑制了。他找到马少波，表示：“我要参加组织的话，就参加共产党！”几年来，他同马少波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马少波经常把周总理对程的关切和要求，用朋友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转达给程。如今，程砚秋有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他热情鼓励，让他按正常程序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向戏曲研究院党委作了转达。
几个月过去了，也由于1957年春夏那个大张旗鼓的“反右派”的特殊历史原因，程砚秋的入党问题未能解决，甚至没人找他谈过话、没有提上日程。他为此很苦恼。1957年7月底，他去莫斯科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竞赛的评委，行前去看马少波，又谈起此事。马少波建议他可以同周总理谈一谈，周总理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和东欧几国访问，在莫斯科有可能相遇，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说心里话。程点头答应。


思考人生(3)
果然他在苏联与周总理相遇了，并有一次长谈的机会。周总理事先对此事已有所了解，就从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家谈起，主动挑开：“砚秋同志，你怎么还没有入党呀？”程砚秋听了，有如一股暖流贯穿全身，讷讷地说：“最近我在想这个问题……也提出了申请，但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恐怕还不大够条件。”周总理举了很多事例，说明程砚秋这几年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程听得有些痴呆：总理日理万机，怎么对我这么了解呀？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细小进步，总理都看到了。周总理又鼓励他说：人有缺点是难免的，但缺点是可以克服改正的嘛！说着紧握起程的一双手，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情地望着他：“砚秋同志，如果你加入共产党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贺龙副总理闻知，也很高兴，对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入党介绍人。”
程砚秋心中无比激动。回京后，他对程夫人说：“我没想到周总理和贺老总对我程某人如此了解和器重。我要好好努力，才能对得起总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
由于有周总理的关心，程砚秋入党的步伐加快了。
1957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邓颖超同志请程砚秋夫妇去吃螃蟹，一会儿有车去接。他们夫妇正在换衣服时，一辆黑色汽车停在报子胡同，周总理笑嘻嘻地下车推门进来，亲自来接。到中南海总理家中，邓颖超、贺龙和薛明夫妇早等在那里。吃饭时，周总理谈笑风生，不断询问戏剧界一些名演员的近况。饭刚吃完，周总理就催邓颖超：“今晚要到天桥剧场看戏，你们几位先走吧，我们还有些事要谈，晚一些到。”起身同贺龙、程砚秋到另一间房子中去了。
周总理与贺老总找程砚秋谈他的入党问题，周总理问：“砚秋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吗？你觉得自己有哪些进步？”“入党申请书早已交了，进步倒觉得有一些，但总扪心自问：我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吗？”周总理和贺龙都笑了。周总理诙谐地说：“你自己说你进步不行，要别人说你进步才行。”稍沉一会儿，周总理又严肃地说：“最近中国戏曲研究院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解放后这七八年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没有止境。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不断进步。……前几年，我曾指出过你的性格孤僻、清高、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这在旧社会是个优点，但到了新社会，不顺应历史潮流，心胸狭窄，不注意团结同志，就会脱离群众，与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你这个缺点，这几年有所克服，但还要继续努力。”周总理稍停顿一下，又缓缓地说：“砚秋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刚才这些意见，我将写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自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后，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感到高兴。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望你永不停步，很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争取又红又专，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7年10月11日，中国戏曲研究院讨论通过程砚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也是50年代后期加入共产党的诸多戏曲名家中，入党较早的一个。
程砚秋入党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又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思考人生(4)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贺龙也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给程砚秋写了一封词意恳切、寓意深刻的亲笔信，鼓励他继续前进。
这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献，现在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周恩来的思想、道德人格，对程砚秋晚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的绝响
1957年冬天，著名老生杨宝森疾病缠身，陷于困境。程很关切，陪杨去找马少波，商讨帮助杨宝森摆脱困境的方法。马建议二人先合作录制一出戏的唱片，既可留下珍贵的音响资料，又可使杨宝森有所收入，暂缓燃眉之急，并愿代为同中国唱片社联系。程表示同意，杨是求之不得。
戏选定为《武家坡》，随即开始准备、练乐。
按身份惯例和实际条件，对戏、练乐应该在程砚秋家中进行。时值寒冬，杨宝森有病，每天从虎坊桥去西四报子胡同程家，有很大困难。他正在为此发愁时，程砚秋来访，一来问病，二来好像洞悉杨心中的难处，提议对戏、练乐就在杨宝森家中。程砚秋的体贴关怀，使杨宝森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乐队中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灌唱片程已帮了杨很大的忙，没有必要再这么屈尊。程砚秋坦然说：“宝森有病，如果让他每天跑西四，他那身体怎么受得了？再说，他没有车，每天的车就是问题，叫汽车花销大，雇三轮，天这么冷，热嗓子吹冷风，不是添病吗！不如我去他家。咱们不能总讲老规矩，要多体谅人家的困难。好在你们几位每天都要出来，去他家和去我家是一样的，也许路还近些，这可给宝森解决了大问题。”
杨宝森早年与程砚秋合作过，艺术风格相近和谐，还留下了舞台演出照。40年代后期，程演出较少，杨又相中了程的得意弟子赵荣琛，几次相约合作，却机缘不凑巧没能实现。
在程极力维持下，《武家坡》的练乐、录音很顺利，音响效果远胜于程、杨早年灌制的其他唱片。唱片录完后尚未来得及发行，1958年1月，四十九岁的杨宝森溘然长逝。这张《武家坡》唱片，也就成为程砚秋和杨宝森两位以声腔艺术闻名的京剧名家的最后绝响。
杨宝森的病逝，对程砚秋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面对杨宝森的遗像默哀，心中思绪万千。他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艺术上的知心好友而悲痛，更为京剧界失去这样一位造诣精深的老生名家而惋惜；所幸的是：在杨宝森临终前，总算抢录下一点珍贵的东西。他从杨宝森也想到自己，他比杨宝森大四岁，平素身体还好，但近日也觉不行，主要是演出时，嗓子常有力不从心之感。1956年拍摄电影《荒山泪》之后，他自知嗓子非比从前，已在走下坡路，所以决心告别舞台。1957年11月，一次临时任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名家汇集的京剧晚会上，他演出了《六月雪》。这天，他的嗓子发干发涩，唱得很不痛快。戏演完，他闷闷不乐地卸妆、回家，在汽车上一言不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有。从嗓子、体型的实际看，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他深知自己的舞台生命，到此必须告一段落。再勉强挣扎上台，那只能破坏艺术美感，对观众不负责任。他决心把怀仁堂的这场《六月雪》，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登台。别了，舞台！程砚秋从十一岁登台唱戏，到如今五十三岁，在京剧舞台上整整活跃了42个春秋，究竟演了多少了场戏，自己也数不清。如今一旦脱离舞台，从此不再也不能唱戏了，要同他所熟悉的脂粉、戏装、场面和观众永远告别，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正在此时，杨宝森突然故去，不仅使他怅然若失，甚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也许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深感重任在身，时不我待，要抓紧时间工作，等待自己去做的事很多，很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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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大师程砚秋全文阅读 作者：胡金兆 《京剧大师程砚秋》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京剧大师程砚秋全文阅读页面。

二 : 异世之风流大法师全文阅读

三 : 国学大师之死全文阅读 作者：同道

“速死”
鲁迅晚年，已经处于以彻夜创作为“速死”的战斗的精神境界中。他“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一个都不宽恕”，包括死亡。
此时的鲁迅，已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虚无的泥潭，对启蒙产生怀疑，但又不愿走向天国，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很是失望，认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鲁迅去世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孤身战斗，这战斗实际上是对虚无的逃避。特别是蛰居上海租界之后，他用于逃避虚无的方式极端到了“速死”式的“战斗”：熬夜录碑，纵酒无度，还有那鲁迅式的“拼命的做”。
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鲁迅经常夜间只和衣睡两三个小时，拼命写作。这不仅是在压制内心的虚无与苦痛，更是在践行“速死”之道。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1913年因参加讨袁在北京被捕，曾手书“速死”二字以示心迹。辜鸿铭在去世前一年（1927年）也曾“日惟祈求速死”。大约都是极端绝望的表示。不同的是，鲁迅的“速死”是绝望，更是绝望中的战斗。
在“速死”中，鲁迅进入到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初，他的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10月份，他的病体似乎好一些了，体重也增加了。
17日下午，顶着大风，鲁迅去了《鲁迅杂感选集》的日文译者鹿地亘家，帮助解决几个翻译的问题。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
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赶紧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
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
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
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日凌晨4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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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轶事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
《呐喊》出版之后，有人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名家评价
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傅斯年
1940年3月5日，这一天，蔡元培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通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在香港溘然而逝。
同一天，蒋介石发来唁电。
两天后，毛泽东发来唁电，褒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
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
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走了，走得异常的安静，连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嘱咐我们迄今所知的“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来自于蔡夫人的侄子周峻之口。今天的我们虽可以从各种资料中寻找到举国哀悼的情形，但却无法还原当时国人的悲痛与惋惜之情。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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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蔡元培
蔡元培的地位来自于他的成就，而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作为北大校长而获得的。即使在今天，只要谈起教育改革，言必称蔡。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
历史的重任交到了蔡元培的手上。
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在当时的北大，学生无意学习，老师无心教学。蔡元培深知，要改变学风，需从整顿教师入手。学生不喜欢听课、不爱好学术，教师自然难辞其咎。蔡先是三顾茅庐，请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之后又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这两人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又相继聘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此外，还有章士钊、李四光、梁漱溟等等。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空的巨星们，齐集北大。
经此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当时北大教员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这样的年龄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阶段，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正是有了这批教授与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烧；正是这批教授和学生，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脊梁。而将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独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国学不厚焉能领袖群伦？
“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疑，说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业绩。此话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盖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贡献。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却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领袖群伦，兼容并包，开一代学风。
文人是最难征服的。蔡元培能请来新旧两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时接受他的领导，首要条件就是在学术上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可。
蔡元培自幼聪慧，5岁入家塾读书，像他的祖父一样，蔡元培每天都要复习到深夜，母亲周氏常常不辞辛劳地陪着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他的六叔铭恩铭恩不仅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使他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在王子庄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蔡跟着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蔡元培说自己20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显然与王推崇宋明理学密切相关。他后来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张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关刘宗周、吕留良、曾静等明清之际反清志士的熏染不无关系。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最初的兴趣在辞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
20岁那年，蔡元培被介绍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4年。蔡在徐家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还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
多年来对国学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够在科场游刃有余，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編修。
26岁那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方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蔡元培一方面开始读西方的书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他的必读书籍。
为了近距离地研究西学，蔡元培于1903年想赴德国留学，但因经费问题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义后回国。在德国，他先花了1年多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3年。3年间，他一共修课37门，侧重于哲学、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和美学，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研究。
听课之余，蔡元培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国内许多大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此外，凭借着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还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该书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蔡元培在学界的地位与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很大关系。


中西合璧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离不开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究其根源，这一方针乃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
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
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长眠香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
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生活的枯燥，是可以想像的。
在枯燥、清贫、寂寞中，蔡元培的生命渐渐地走到了尽头，这盏光照中国思想界的明灯即将熄灭。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
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又将蔡元培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寇克博士认为，这种反应情形非常良好，令人兴奋。
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


蔡元培轶事
征婚启事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他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


胡适轶事
胡适与黄侃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赧然。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
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不管胡适，扬长而去。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陈寅恪之死
1966年7月，“文革”波及到了中山大学。
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
第一批大字报贴出来了。对陈寅恪的打击不仅仅来自大字报。7月，陈寅恪晚年的得力助手黄萱被历史系召回参加运动；9月，校方撤走了“三个半护士”，陈夫人唐筼只好自己出资聘请护士护理陈寅恪。
10月，破四旧之风蔓延到了岭南，人们开始随意进入陈宅。陈寅恪的书籍和一些未刊的书稿、手稿被查封，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走，尤其是他精心保存的祖父陈宝箴和清朝官员来往的信札也被翻了出来。
秋冬之际，大字报已经快把陈寅恪淹没了。东南区一号的楼房被贴满了，红色的砖墙都已经看不见了，整幢大楼显得阴森恐怖，活像一口纸棺材。大楼四周的树木上挂上了长幅标语，风一吹来，像片片白幡“沙沙”作响。
高音喇叭是陈寅恪最害怕的一种声音。住宅对面的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高音喇叭每天不间歇播放。平常日子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这样一来睡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1945年陈寅恪用眼过度，双目失明。所以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造反者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５月５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陈寅恪走完了他７９年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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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设想
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人们忍不住设想：如果1953年他接受了郭沫若和李四光的邀请，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话，是否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呢？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
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他的声名不仅仅在学术界。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1953年陈寅恪北上的话，他很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史学三变
在学术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1919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吴宓和他交谈过后，当即惊为奇才。吴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他的侄子曾经回忆说：陈寅恪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中。陈寅恪涉及的范围虽广，但是他兴趣始终偏向史学。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解释说，陈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选择也是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
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１２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１９０９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学德国的时候，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正是德国史学的主流。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学期间，他掌握了诸多语言，可以直接读原文，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61阅读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生只宜书为伴
写到这里，以顾颉刚的性格为坐标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产生，固然有顾颉刚本人的卓绝努力，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科学方法带入20世纪的中国，通过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传递给顾颉刚，而顾本人又从古代历代学者中汲取了怀疑、批判的理性主义遗产和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中西两种学术精华在顾颉刚身上结合，又引发了潜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于是获得一片新天地。
而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又与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密切相关，校风由蔡元培开始大变，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思潮。
时代的洪流，宽容的环境，得风气之先的老师、同学，彻底地将顾颉刚内心的那种革命性冲动充分地释放出来，使其精神达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
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时代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在顾颉刚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但是同样的时代却有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个人的性格起着关键的作用。顾颉刚自幼便是一颗读书人的种子。他一生最适宜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读书，一是教书。他像他的老师胡适一样，以奖掖后辈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云，都是各个学科中的当家人，堪称天下为人师者的楷模。而作为读书人，自6岁起，至87岁去世，无论革命、战乱，还是政治运动中，他都片刻未离开书本。真可谓“一生只宜书为伴”。
1980年12月25日，是顾颉刚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他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大概他已经感到死神即将降临，上午对女儿顾潮说：“我快要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书中夹着一些作记号的纸条。因为有人向他约稿谈谈我国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
晚饭后，顾颉刚又向女儿顾洪说起第二天要写有关黄侃的回忆录。不料半个小时后，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医生全力抢救无效，顾颉刚溘然长逝。第二天，家属在医院整理遗物时发现，顾颉刚已经把日程安排填写到了１２月３１日。一张信纸上留有手迹：“黄侃，湖北蕲春县人”，“五四运动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后到中央大学教中文系”，“１９３６年病卒，年５０”，“点完《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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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轶 事
被鲁迅戏称为“鼻公”
鲁迅杂文中频频出现调侃，在北大任教时给同事起的外号，都在丰富着他沉重之外的另一个侧面。顾颉刚是鲁迅众多对头之一，他的一个面部特点是长了个酒糟鼻子。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上就戏称顾为“鼻公”，有时干脆在毛笔信中用朱笔一点以代表顾颉刚。
多写少讲，遮掩口吃
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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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钟即将敲响
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接续三百年儒学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
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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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儒者
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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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他在论及乡村运动时曾经说道：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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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轶事
既无家室，何言回家
1934年，梁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他矢志不再娶。没想到1943年，梁从香港避难到桂林时，已经50岁的他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他偶然遇到了陈淑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据说，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
婚礼上，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讲了一段精彩而幽默的话：“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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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价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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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 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85岁之后，两岸关系偶有松动，但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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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选择
与同时代人一样，钱穆一生都处于一场大变局中。变局中的人常常需要进行选择，作为以教书读书为立身之本的书生来说，其个人选择对时局的变换并无大的影响，更不可能具有操纵之能力。但往往就是这些个人选择，改变了之后的人生轨迹。不同的选择，命运迥异。1949年的钱穆就是这一写照。
1949年，对于所有有选择能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1949年的个人选择如下：
当他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
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
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
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
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
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17岁差点投革命军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完全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粹读书人，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钱穆走过了一条从革命冲动到冷眼变局的曲折心路。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果育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果育学校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在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中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类似钱伯圭这样的革命教师很多，钱穆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一度也有过革命的冲动。
钱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冲动，试举几例：
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退学后，钱穆转学到南京钟英中学。在钟英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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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革命转向“招魂”
钱穆此后革命热情的丧失，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受其长兄影响较大。１９０６年钱父去世，生活来源顿失。时长兄声一１８岁，钱穆１２岁，两个弟弟漱六７岁，起八３岁。孤儿寡母，家徒四壁，仅靠本族怀海义庄的抚恤生活。时上距“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兄长声一急于担负起家庭生计的重担，根本无暇理会当时的革命风潮。对于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必然隔膜。长兄如父，钱穆的升学、转学、生计、疾病、婚姻、妻与子的丧事无不由长兄一手操办，钱穆少年时期受兄长影响甚大，对外界的时事变局亦多听从兄意。
二、钱氏弟子严耕望在《钱穆年谱》中说，“（钱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但这是指钱氏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而对待外界时局，钱穆的性格却偏于内向和被动，多动摇，缺乏坚定的革命性。因此，虽有革命冲动，无人带领便听任自然。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不知何故没有结果，否则可能成为顾颉刚的同学。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这就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当时，他已经每月必看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杂志，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新思潮，他却决心重温旧书，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


国学之魂何时归？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编者注），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钱穆轶事
不再和刘半农来往
当时在退###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
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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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筵变葬礼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华诞。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为这个生日做好了庆典的一切准备。
会议就定在12月4日开幕。海内外很多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都预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那几年，冯友兰成了医院的常客。毕竟是90多岁的人，经常住院，大家并不意外。大家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回到北大燕南园家中，在助手帮助下，继续他《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冯友兰决心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已经85岁了，计划中的全书有7册之多。好心的人们害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友兰坚持重新开始。
10年以来，冯友兰虽多次住院，但写作不辍，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仍在助手的帮助下，由他口述，坚强地继续写作。这已成为冯友兰晚年生命的支点。
终于，在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写完了第七册。7月16日，他将最后的稿件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完成这本书后，宗璞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老人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钱穆的去世。
月底，因呼吸道感染，冯友兰住进友谊医院。
整个10月，冯友兰都在医院度过。
到11月1日，病房里还没送暖气（北京是11月15日正式供暖），冯友兰抵抗不住寒气，患上肺炎。
到18日，冯友兰已经不能张嘴吃饭。24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能吃东西了。三天之后病情又加剧了，开始吸氧。
11月26日，病危。晚上8时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前来探视。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准备好的寿筵，这就变成了葬礼。


道术多迁变
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冯友兰在1990年3月为自己预拟的95岁寿联。
所谓“六书”，指的是冯友兰从早期研究哲学史转向哲学创作的六部代表著作《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此六书写于抗战时期冯友兰颠沛流离的１０年。这六部书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所谓的“二史”，指的是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解放后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胡适的这部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前，就好像在后来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是很难超越的。
不过，学术界的反应却更加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实际上，除了前述“二史”外，冯友兰还写过其他的“中国哲学史”：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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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变过来
1948年底那个天玄地黄的时代分水岭之时，清华校长梅贻琦走了，他主动留了下来，被举主持清华的校务，准备解放军的接收。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也因此，冯友兰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1949年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５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天后，毛泽东派专人送来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冯友兰没料到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只是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点反感。心想，什么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冯友兰自己认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观，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很快就能掌握。但别人并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图书馆读过“禁书”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遭到了新一轮批判。这时候，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任载坤因肺癌去世，冯友兰非常悲痛。进入８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从失落的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这对于一个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而言，具有高于生命、无比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这才是本色。
冯友兰一生“道术多迁变”，到此就不再变了。这时，冯友兰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学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时73岁，孟子去世时84岁。
冯友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学习哲学的几个留学生之一。胡适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白话文运动，关于哲学，就写出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册。金岳霖的思想深入而细密，他主要致力于逻辑学的研究。只有冯友兰，运用西方的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也有意识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哲学，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不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有开创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也是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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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轶事
破例聘钱钟书为教授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
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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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全文阅读 作者：刘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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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作者：刘宜庆


南开有个张伯苓（1）
张伯苓如何找钱和用人
1946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过70大寿，老舍和曹禺合写献词：“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塾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奥运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的顾拜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从。
“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伯苓开始教育救国的历程。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弃武从文，回到天津，执教严修（字范孙，被称为“南开校父”）家馆。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1907年，学堂迁入新址，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终成立。张伯苓的人生与“南开”牵系在了一起。
从盐碱滩建起闻名全国的一所大学，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张伯苓办私立大学，懂得变通，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没有他的变通，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南开。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颇有英雄不问出处之意。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找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南开聚集了一批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有个张伯苓（2）
南开教授的月薪没有清华的高，但张伯苓能聘请到一大批著名的学者，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育为万事之本”，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结合中国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做出重要的贡献。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不过，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曾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参加牯岭茶话会
1937年7月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胡适、陈岱孙接到通知，去庐山牯岭参加茶话会。被邀请与会的，除军人外还有政界、学界、实业界及新闻界人士。蒋介石宣布对日全面抗战。蒋介石表示，中国只有抗战，更只有抗战到底。张伯苓一言不发，静听各人讲话，到了最后，才说一句：这件事，还是要听委员长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8月，在牯岭参加完茶话会到南京后，蒋介石又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陈布雷、陶希圣等人在黄埔路官邸午餐，张伯苓一开口就老泪纵横，说：南开被日军炸掉了，自己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蒋见状当场表示：“南开为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虽然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但南开的抗日和爱国精神永远不倒。张伯苓在南京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与###磋商后决定的。9月10日，###下文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随后任驻美国大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经农（湖南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指定张、蒋、梅为长沙临时大学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委会设主席一人，由###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等事项。

南开有个张伯苓（3）
长沙临大文学院宿舍对话
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南岳有三四里。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虽加修缮，底层仍比较潮湿，排满双层大床，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住宿的不尽如人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当他们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其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南开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就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张伯苓说这话，和他的经历和教育主张有关，他希望年青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奋斗，不屈不挠。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悲痛欲绝。他痛感我中华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他最早关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全力推进中国与东亚及世界体育交流。
长沙临大时期，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黄钰生和毛鸿为副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和训练，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自由散漫。所以，临大文学院男生宿舍成为“四十九标营房”。
1937年12月上旬，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为学生们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提供实际帮助。张伯苓向学生们宣布：“凡服务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志服务者，并得由学校介绍。”不到两个月，根据教务处登记簿的记录，在长沙临时大学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和肄业证明的就有近三百个同学。张伯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经常通过周恩来把优秀的师生和南开校友推荐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我的表你戴着”
1938年4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通过的决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然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最高行政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
三校既联合，又独立，按照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说法，三校的状态是这样：本科学生和担任本科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大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在昆明新聘请的教师，为了教学需要，只发联大的聘书，三校之一认为这个人很好，另加一份聘书，表示三校分家后，可以继续聘请他回北京或天津。三校独立的地方还在于，都有各自的办事处和研究机构。对于三校的既联合又独立，冯友兰打了个比方：

南开有个张伯苓（4）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都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张伯苓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三位校长都去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极有可能出现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管理混乱，因此就将管理职权全部交给蒋、梅二人，自己前往重庆南开中学。他有些调侃地告诉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意即“你代表我”。后来，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联大初到昆明，好多联大的学者、“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家里的家具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装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张伯苓去赵元任家，就坐在这种凳子上。张伯苓身高体重，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谈了很久。杨步伟看他很累，就说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往上一抬，说不累，可是身子往后一斜，几乎跌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联大时期，张伯苓虽因政务羁缠，但其教育理想与信念不改，依旧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也时时考虑着南开的复兴和未来图景。1942年，张伯苓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败亡指日可待，南开复校为期不远，故积极开展起人才储备和学术拓展活动。同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责负责人员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希望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达到造福边疆的目的。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2日，张伯苓派时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回天津办理复校工作。
三校联合的基础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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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蒋梦麟（1）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从北平到昆明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已从北京大学到庐山参加会议，“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1937年7月8日，蒋梦麟吃过午饭在房间休息，忽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来敲门，告诉蒋梦麟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蒋梦麟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
蒋梦麟在庐山和南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惜代价保卫国家，全面抵抗侵略。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睹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难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开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1］［1］蒋梦麟《西潮》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9月20日左右，蒋梦麟到达长沙，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文中描写这时的生活：“我们都各得其所恢复了学校生活，住在每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战时的教育，和北平自然不一样，大家自动地要求吃苦，要求缩减月
薪，共赴国难。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中，决议薪水打七折支付。又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成天算账，累出胃病来，才让旁人帮他的忙。蒋梦麟的胃病大概就是这时落下来，1938年又发作一次。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这次胃病。“弟自去年8月患胃病起，静养4个月，于11月底告痊愈。现则一切如常，精神颇佳，胃口亦好。”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大功狗”蒋梦麟（2）
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于是，联合大学准备西迁，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迁到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有利于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
联合大学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的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蒋梦麟为解决校舍问题，亲自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就开会决定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引自浦薛凤《九龙二月》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办事效率高。1938年8月初，“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又奉###名流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高兴不已，说：“真是双喜临门。”此时，已经决定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蒋梦麟代表联大找黄钰生谈话：“校常委会希望黄先生能出来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8月16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任黄钰生为联大师范学院院长。1938年底正式上课。
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北大功狗”蒋梦麟（3）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跑警报写《西潮》
“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的一次世界大###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蒋梦麟跑警报时，反思中国近代为何积贫积弱，“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个世纪中我所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
蒋梦麟在跑警报的空隙，用英文写下了他前半生的自传《西潮》。跑警报没有办公桌椅，经常席地而坐。他随身携带铅笔和硬面的练习本，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颇为不便，于是，他决定用英文来写。蒋梦麟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跑警报，他不可能有时间、有闲情来写一部自传。
当我开始写作《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在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天三跳，如脱缰的野马。
一位英国朋友对西南联大的一位教授说，我们应该在战事初起就好好控制物价。这位教授带点幽默地回答：“是呀！等下一次战争时，我们大概就不会这样笨了。”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不是一个学者的单纯自传，而是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长达17年，他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一个时代，自然指的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蒋梦麟作为教育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写的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他自称：“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齿轮而已。”
蒋梦麟的居住和饮食
1943年，蒋梦麟在重庆时，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费正清对他留下深刻印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记录下蒋梦麟在昆明的生活状况：“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大功狗”蒋梦麟（4）
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近来颇安静也。沈茀斋（沈履，之前任联大总务长）赴川大任教务长，联大总务长以郑毅生（郑天挺）继任，樊逵（樊际昌）仍任教务长。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信中提到的“乡间新构茅屋20余间”，是北京大学在昆明北郊岗头村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那是一处基本上由茅草屋顶和土墙的房舍构成的中式院落。木条组成的窗子上没有玻璃，糊着白纸，有的连白纸也没有，而是糊着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来阻挡风沙。
院子中间也种菜，也栽花，还栽了好多竹子，这些竹子是住在这里的人，有蒋梦麟、章廷谦（即《鲁迅日记》中的作家川岛，时任职北大办事处，蒋梦麟的秘书）等人，从附近一个叫虚凝庵的庙里一株两株地移来的。北大教授宿舍旁边，隔一条山涧，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依山凿洞，支以木柱，可容三十人。这防空洞，是居住在此的北大教授一起动手挖掘的，章廷谦非常意外地从挖掘的土中捡到了三叶虫的化石。
在这处临时宿舍里，周炳琳、赵迺抟（北大经济系主任）、杨振声（北大中文系教授，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家）、吴大猷（北大物理系教授，后来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饶毓泰（北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孙云铸（北大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地层古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北大功狗”蒋梦麟（5）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来，要比胡适来得高明。”傅斯年接着批评蔡、胡两位校长，办事真叫人不敢恭维。一旁的蒋梦麟听了深表赞同，并对傅斯年说：“蔡、胡两位先生是北大的功臣，而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
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梅贻琦的父亲有传统功名，原有产业，庚子拳乱期间被洗劫一空，家道从此中落。时梅贻琦12岁，他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梅贻宝才1岁。家道中落的困境，可能造成他沉稳寡言的性格。
1904年，梅贻琦入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他是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48年底，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离开北平。梅贻琦去世后，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1908年梅贻琦被保送入保定高等学堂，后来，考取“庚款”留学资格，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在美国留学期间，梅贻琦不时将节省下来的公费，寄回家中，作为弟弟的学费，资助他们求学。1914年，梅贻琦自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清华之聘当教师，不久便厌倦了。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从此就与清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单是校长一职就做了17年。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2）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1］［1］郭晓东《联大模式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清华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梅贻琦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会了希腊及西方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各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校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应仅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2］［2］梅祖彦《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这可以看作梅贻琦的内心独白，他如此勇敢，又如此谦逊。话语中的真诚足以感动清华同人，感受到他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3）
梅贻琦作为主持校务的常委，在处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梅贻琦与韩咏华
梅贻琦回国后，解除已订婚约，直到31岁才与韩咏华结婚。说起来，梅贻琦和韩咏华颇有缘分。1898年11月，张伯苓在天津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诸西学，梅贻琦是张此时的学生；1902年冬，严修在家设女塾，聘请张伯苓兼授算术、英文等课，韩咏华是张此时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韩咏华说：“我记得他（梅贻琦）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恰好韩咏华这时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人相识。“那时我已经幼师毕业，任教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我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两人订婚的消息被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知道了，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结婚，梅贻琦此时已经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
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在昆明，梅贻琦家住在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楼上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他和儿子梅祖彦同屋住，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韩咏华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住在南面楼上。此时，梅贻琦的三女一子在联大就读。
###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在学校和家庭作风一样民主的梅贻琦同意了。
韩咏华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教授夫人为补贴家用，吴有训的夫人王立芬绣围巾，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国盟军，韩咏华做糕点出售，“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后来，韩咏华就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这种上海点心，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梅贻琦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要一个半小时。韩咏华不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书包网 www.61k.com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4）
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她的坚韧、乐观精神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谓：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韩咏华就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朋友，梅贻琦在家为费正清举办晚宴。联大聘请的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正清对联大教授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1］［1］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梅贻琦的幽默
梅贻琦有严肃的一面，但也富有幽默感。梅贻琦有“寡言君子”之称，在同事、家人、朋友和学生眼中，几乎是一个完人。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不倒翁，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感，有一逸闻趣事。抗战时期，在昆明，梅贻琦和韩咏华到呈贡吴文藻、冰心家中度周末，梅贻琦看到冰心写了一首调侃夫婿吴文藻的宝塔诗，这诗中说吴文藻是一个傻姑爷，“原来教育在清华”。梅贻琦看后，妙笔一挥，续写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交际花。”在座的清华出身的学者们都笑得很得意，而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
梅贻琦安步当车
梅贻琦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以身作则，为联大节省每一分经费，不因为自己是联大的领导而搞特殊化待遇。刚到昆明，梅贻琦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联大公用。他外出公务、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书包网 www.61k.com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5）
从《梅贻琦日记》中，常看到，他经常和子女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
1941年5月11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梅祖芬去梨烟村。梨烟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疏散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
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三孩步行至十一点一刻始到。因郁文（韩咏华字郁文）在潘家（潘光旦家，住大河埂村），遂同往，留午饭。饭前约十二点敌机来，炸市区。后入城，知为近日楼一带及东门外（被轰炸）。饭后至惠老师（房东）院看新房，尚须三数日始修好。四点与三孩同步行返城内，六点到家。因途中缓缓行来尚不觉倦，三孩则较为高兴矣。郁文乘车五时后即到。”
梅贻琦外出，有时以人力车代步。从这一天的行程来看，梅贻琦是步行，一走就是两个小时。
梅贻琦的晚年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京。梅贻琦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1］［1］吴泽霖《在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飞机由北平去南京，后经上海、广州、香港，转道巴黎，于1950年到了美国。1955年，梅贻琦定居中国台湾，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附办研究生院。
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
1956年10月，中国台湾新竹清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梅贻琦在中国台湾始终不愿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打开他病中一直随身携带的一个加锁的箱子，里面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他去世后，研究所始改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的墓地即在校内，被称为梅园，遍植梅树，芳香飘溢。而一年一度的祭“梅”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人不变的传统，是对梅贻琦永远的纪念。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1）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
傅斯年压翻了车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奉命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租赁云南大学隔壁的青云街靛花巷三号，这栋楼房临近翠湖。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史学大师陈寅恪都在这里居住过。此外，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总务长郑天挺等人也曾在此留住。
1938年夏天，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携妻带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同人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随着日军空袭昆明，傅斯年和史语所疏散到龙泉镇龙头村。
史语所搬迁，主要就是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山高水险，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
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处”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有一则有趣的逸事。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2）
“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后，驻昆的研究机关疏散到郊外。史语所的石璋如因考察过龙泉镇瓦窑村的陶瓷烧制情况，认识了棕皮营村的赵崇义村长，看到他家附近有一座佛寺，响应寺，寺内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院，背靠宝台山，面对金汁河，环境清幽。傅斯年实地查看后，史语所全部搬迁到响应寺。由于办公场所拥挤，宝台山上还有两座佛寺，于是，史语所图书馆和部分科研小组，租用两个寺庙。这是一段安静的日子，虽然头顶有敌机飞过，但不必跑警报了。傅斯年在宝台山上的弥陀寺的“观音殿”（善本图书室）内校勘《明实录》，读书，写学术论著。［1］［1］陈立言《傅斯年在昆明》
傅斯年租用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长住，等待抗战胜利。然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镇，傅斯年离开了昆明。
傅斯年离昆后，他建的房子由古琴专家查阜西继住。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棕皮营附近的寺庙安营扎寨期间，金克木访问过他。1939年，金克木获得一个机会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期间，他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金一张名片，介绍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开门见山，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1］［1］金克木，《倒读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傅斯年和蒋梦麟吵架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并不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这个消息由北###学院院长周炳琳带回昆明，蒋此举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3）
西南联大的教授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党不官，所以才有郑天挺之语。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脾气火暴，言语耿直，以抨击国民党贪污腐败而闻名。傅斯年对蒋梦麟此举会有何反应，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非常之举。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老朋友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1］［1］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时，梅贻琦召集联大教授会举办茶叙，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一二·一运动”成就了联大“民主堡垒”之美誉，将联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1945年末，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爱国学生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1945年12月1日，5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便衣特务闯进校园，向学生大打出手。中###员学生潘琰带领同学们与之抗争，凶恶的敌人竟将两颗手榴弹投向人群。潘琰胸部中弹牺牲，与潘琰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于再、李鲁连和张华昌。惨案发生后，西南联大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运动”。“一二·一”惨案是昆明国民党军政首脑李宗黄、关麟征有预谋、有计划挑起的，愤怒的闻一多痛斥国民党是“白色恐怖”！
“一二·一”惨案使联大教授的政治立场分化，“左派”、“右派”、“中间派”泾渭分明，在处理###时，联大教授的态度是当时时局的缩影。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但傅斯年毕竟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来处理###，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局要求复课，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１］［1］《闻一多年谱长编》
傅斯年从重庆带来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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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请杨振声主持。”选杨振声来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他具备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是对新文学有影响力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在30年代就开始领导###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书包网 www.61k.com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2）
这册西南联大所有学生必修的《大一国文》课本包含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古典诗词44首。反映新文###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被引进了这本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打击。
多年之后，汪曾祺回忆当时读《大一国文》，认为是一本“京派国文”。他在谈联大大一国文的特点时，写道：
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笔者查阅《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得知这是1942-1943年的篇目。语体文还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汪曾祺记忆中的丁西林的剧本《一只马蜂》，实为丁西林的《压迫》（独幕剧）。汪曾祺对这个课本印象深刻，很有感情：“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当时的《大一国文》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和辅导教材，16开本白报纸铅印，印数不多，接力棒一样由前一届学生传给下一届新生。《大一国文》从篇目可见，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的意见占了上风，吸收了新文###动的成果。1944年，面对###复古的倾向，大一国文委员会又选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入选了胡适、鲁迅、冰心、徐志摩、宗白华、朱光潜、梁宗岱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杨振声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向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值得一提的是，两本大一国文未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本校教师的作品，特意“回避”，以免引起误解。
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还在中文系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从师从杨振声的学生的回忆中，我们可知杨振声的教学风格和学术贡献。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3）
1938年，吴宏聪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最想见到的先生是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几位先生的文学作品。杨振声五四运动中的壮举，更是吸引着吴宏聪，想找个机会瞻仰先生的风采。吴宏聪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当年联大的教授不仅杨振声如此，沈从文也是这样扶持学生的创作。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杨振声在“京派”文人中是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的正直、朴实和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教授教诲的日子》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
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为了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金甫，也作今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这显然和杨的教育背景有关——192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又入哈佛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
如今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先生们，说起来，仍要感激杨振声先生。令人遗憾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振声因为和胡适的亲密关系，被北大疏远，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声在北大时曾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看到杨振声等人的批判文章，作点评。对很多人的批评胡适嗤之以鼻，并对当年的“朋友”重新认识，唯独对杨振声没有做出批驳的点评。想来杨振声的批胡文章，和他的一向的为人一样忠实、厚道。
1956年，这位学者病逝于北京。究其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身体、健康被透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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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1）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兰在联大时期开过很多课，有“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尔雅”、“战国策”等。唐兰先生是文字学的大师，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学生好好读书。出版于1946年7月的《联大八年》一书中，载有学生对梅贻琦等100多位教授的评论，其中对唐兰评介说：“中文系教授，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常说只有容庚先生可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唐兰是古文字学的权威，甲骨、金文专家，还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唐兰在联大还讲过词选。1942年，联大中文系浦江清在上海休假，所担任的课由唐兰代授。年底，浦江清回到昆明，为了酬谢唐兰代授半年词选课，12月25日在金碧路南丰餐馆请唐兰和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吃饭。
汪曾祺还提到了唐兰独特的讲课方式：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还有人这样描述：著名文字学家唐兰，他在西南联大开《宋词选读》课，几乎什么也不讲，上课只是捧着一本词集自己读，读到好处，大叫一声“好”，学生们一惊，以为他终究要阐发点什么了。哪知他仍是接着读，一直到下课。
唐兰的这种以不讲代替讲解的方式，要是在今天的课堂，他的饭碗非被砸烂不可。但这种吟诵的方式，让学生体味词的美妙之处，有点禅宗的###见性的意味。
唐兰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不知为何汪曾祺说他是“无锡腔调”。笔者查阅了唐兰的生平，192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发奋研究古文字，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是不是在无锡求学的时候，话语中有了“无锡腔调”？
唐兰在联大培养了语言学家朱德熙，我们不妨从朱德熙的回忆中了解唐兰。
1939年，朱德熙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的老师王竹溪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次偶然改变了朱德熙的选择，朱德熙听了唐兰的古文字学、甲骨学课，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和汪曾祺同班。1946年5月，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当助教。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2）
朱德熙与何孔敬相识、相恋，两人订婚宴，摆下桐城人的“水碗”，招待两位大媒———王竹溪、唐兰，汪曾祺陪客。1945年8月，朱德熙与何孔敬结婚，唐兰手书条幅，用金文字体写在朱红蜡笺上，挂在新房正中墙壁上，是《诗经》中的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１］［1］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
看来，唐兰和学生的感情非常好，他不但为朱德熙写条幅，也为另一个学生李埏新婚写横幅。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朱德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深得唐兰的真传，他描绘了唐兰讲课的神采。他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上“说文”课的时候手拿一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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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居士”刘文典（1）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刘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的一面。他尝自称“狸豆鸟”；刘文典字“叔雅”，因“狸”、“刘”古读通；“菽”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这位国学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但在何兆武的《上学记》描述中，刘文典的话和他的行动不一致。何兆武回忆：“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据他的学生王彦铭写文章回忆，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回忆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云居士”刘文典（2）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这个回忆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有一张刘文典的照片显示他手夹香烟，一个人的抽烟方式是多年的习惯，不大容易改的。比如，潘光旦就是口含烟斗。《知堂回忆录》中，周作人的记忆，也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周作人的记忆，还传达了这样一个细节，刘文典在课堂上是不吸烟的。
刘文典讲“《文选》选读”，有一次，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融融月光之下，学生聆听刘文典像行吟诗人一样朗诵谢庄的《月赋》：“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刘文典每朗诵一句，即引经据典讲解，学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无独有偶，吴宓也曾把课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联大刚刚遭到轰炸后两天，晚上7至9点，在新校舍大图书馆外，吴宓与同学们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吴宓日记》中记道：“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由战争、时局作讲课的引子和前奏，盖当时吸引学生的一种讲授方法也。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以狂狷、孤傲闻名，他的狂当然是建立在他的才华和学问之上。刘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也许有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本，刘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
狂人刘文典也以“二云居士”闻名，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遗憾的是，他最终因贪食烟土离校未归被西南联大解聘。
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闻一多强烈反对，坚决不再聘请。即使刘文典收到了聘书，也要收回。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确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刘文典贪食鸦片，借此缓解、麻痹丧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贻琦延迟回复刘文典的信中说：“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辩解“自问实无大过”，但犯了联大学者的大忌。联大学者精神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联大学者的精神特征。
据闻黎明的研究，刘文典的普洱之行，还有一层连刘本人都不曾知晓的隐情。“谁也没有想到，促成刘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那里的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而刘文典的到达，也起到客观掩护这批学生的作用。”
刘文典被联大解聘后，在陈寅恪、吴宓的推荐下，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执教云南大学。1946年5月4日，联大解散北返，刘文典仍在云南大学，终老昆明。


闻一多讲古诗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1938年1月，闻一多接到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政府###次长的顾毓琇的邀请，邀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闻一多拒绝，他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在这个问题上，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和他不一致，她要求丈夫做官，在汉口并能照顾家。闻一多离开家时，心情不愉快。2月，当局已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15日，闻一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的，现在也回来一起去了。”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提到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别妻离子的愁肠百转，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这封家书中，我们看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柔情。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简直到了饥饿线上，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教授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的家书片段，说的是家事，但和国事紧密相连，实在是时局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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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1）
由于战争，交通阻隔，有时一封家书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家人手中，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收到千里之外的家书，自然是惊喜的。笔者查阅到几封浦江清写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张企罗和孩子的家信，将联大教授的动态、清华同仁的生活细节，个人的饮食起居，统统写入家书，当然，少不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和牵挂。
浦江清的家书，和他的日记一样，传达出那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浦江清的女儿浦汉明说：“现在，重读他们当年互诉衷肠的两地书时，我感到了家书重抵万金的沉甸甸的分量。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绵绵情思，令我感同身受。他们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竭力贡献着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浦江清写于1943年1月9日的一封家书，非常细致地描述联大教授的经济状况：
我们这里（物价）也在高山尖儿上，在内地推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们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贴若干，再加米一石（折价），每月大约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个人用度，每月超了千元。省则也要千元。接下来浦江清用琐碎之笔墨，向妻子汇报昆明的物价，以及他的饮食：
三五牌纸烟在小摊上可得，白锡包等极不稀奇。价钱呢，我所知道的宝剑牌十支装廿元，金字塔廿支装四十元。联大教授们抽本地纸烟，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点心则糕饼平均价四元一个。花生米是两元一两。桔子很好，是廿元一斤。馄饨每客十元。上海汤米团每客八元，四个。除粽子不见外，此地吃的东西，可说是样样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见了口馋，所以用钱便费，到乡下便一切断念。
尽管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在饮食上还想吃得有滋味、有营养：
我们在乡下及城里的包饭是每月五、六百元，城里好些，每顿有肉，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吴宓的交际圈
《吴宓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吴宓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联大大多数教授的身影，同时，也留下了战时昆明的文化、娱乐、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和社会风情。我们考察一下吴宓的交际圈，可以看到诸多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文化记忆。
吴宓和陈寅恪、刘文典交往甚密，常有诗歌唱和。与贺麟、张荫麟、陈铨、钱钟书等人的谈话、宴请都记录在日记中。
1942年9月的一天，吴宓陪同陈铨去云南大学做《民族运动与文###动》的演讲。这段时间，吴宓忙于琼、彦的感情纠葛，不像他昔日的学生陈铨，忙着写剧本，办杂志，致力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但两人关系亲密。不经常见面，陈铨偶尔来访，看望老师。他们一起到联大校园外面的新新饭店吃饭，边吃边聊；或者到同记茶馆讨论读陈铨小说《狂飙》的感想。那时，陈铨住在昆明的北门街98号，吴宓有时也去他这里。一起吃午饭，喝杯咖啡，或者去看陈铨编剧的《黄鹤楼》。
吴宓不仅和联大、云大、艺专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交游，他的交际圈里还有不少军人和将领。以军人而论，除了关麟征外，还有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除军人外，如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
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
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何妨一下楼主人”（1）
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1938年初，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他却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
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为何不下楼，有一段隐情。后来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抗战已经到了1938年的春天，直到这个时候，联大教授中仍然有主和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在散步时，有时在饭桌上。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有详细描述：
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大体说来，不外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盖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战争，必有其准备，开始与其结束，亦必有其主和与主战两派，更必有其胜败之判别。此实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者。今兹所谓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只就笼统而言，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屈谋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逆料。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为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诸友偶或谓专研政治者当有所见。予辄谓苟向一般民众谈话，自应采取甲方立场，若关起门来，私相推测，尤其是为整个国家前途打算，则允宜力求客观，参考史例，而长期打算。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何妨一下楼主人”（2）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大概就是蒲薛凤《蒙自百日》文中说的“主和派”。当时陈寅恪和吴宓对抗战时局持悲观态度，哀伤的情绪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蒲薛凤文中的观点比较公允、客观。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1938年8月底，闻一多去贵阳接家眷抵昆明，住在福寿巷三号，这是陈梦家帮助闻一多租的。院子约三十平方米，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结构楼房，宽敞豁亮。闻一多一家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此时，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已经接到联大外文系聘书，教授法文。闻家驷一家住在楼上另一厢房。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
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那是怎样的居住条件呢？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如此相依为命的，又岂止是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呢？后来，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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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为昆师所在的西北城厢区，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均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不幸的是，有两位挤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飞机空袭，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空袭不仅使他们寝住难安，更给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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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庙安家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一千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仁，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三十五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因其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位于云南呈贡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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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陈竹隐去梨烟村看房子，在外语系教授吴达元家用丰盛的午餐。然后，朱陈夫妇访房东魏先生，他分给朱自清楼下三间房子，带一个厨房及一个女仆用的小房间。13日，朱自清将家搬到梨烟村。搬家共用了七个61阅读 www.61k.com

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1942年下学期，杨毓珉和汪曾祺同时听《中国文学史概论》，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杨毓珉回忆：“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记得最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
汪曾祺最喜爱的课外活动是演戏和唱昆曲，特别是唱昆曲。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汪曾祺不仅闻讯参加，而且很快成为这个曲社的积极分子。几乎每次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学生唱昆曲的主要教师是陶光，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每次做“同期”（昆曲爱好者约期###唱曲，叫同期），吸引了联大、云大的许多师生。特别是一些驰名学术界的教授、学者也来曲社参加活动。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昆曲大家，不只会唱一般的曲子，如数论专家许宝马录，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许宝驯的弟弟。有一次，许宝马录听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为欣赏，主动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当然高兴。那天，汪曾祺按时去了，许先生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汪曾祺觉得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这印象几十年也没有忘记。［1］［1］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也是非常喜欢昆曲。读联大时，朱德熙与何孔敬谈恋爱，两人带着干粮，在大观楼茶馆，朱德熙教何孔敬唱昆曲，一唱就是一天。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
1941年朱德熙住在文林街地藏寺巷2号，那里成了他和师友的文化沙龙。联大的老师杨周翰、王还夫妇、单身教师李赋宁、大络腮胡子沈有鼎是常客。李赋宁会拉琴，随时拎一把胡琴唱京戏。汪曾祺来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的好友郑侨（郑孝胥的孙子）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油光光的，毫不在乎，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联大师生多半生活清贫，但在百物飞涨、人心浮躁之际，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算得上是浊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


苦中作乐打桥牌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
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吴大猷在其著《回忆》中写到这一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好是我在密大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的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我们每周末都有两桌牌战（桥牌），常客有陈雪屏、陈省身、刘晋年等。冠世很喜欢打桥牌，可我的“技术”都不及格，只好坐在一旁，一有空就做些打字等不需要专心的工作。有时汤佩松等带来的“清华”队和我们作所谓duplicate桥牌战，事先约定好，输的一队，就做那晚晚餐的东道主。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都挑了我和陈省身二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打桥牌在学生中也盛行，有时，师生同乐。联大外语系学生许渊冲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约陈省身、许宝马录两位教授打过桥牌，因为错把‘三无将（3NT）’改打‘四红心（4H）’，失去了战胜两位数学大师的机会。”
打桥牌本是一种消遣，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对牌战就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住玉龙堆宿舍的大多是单身教授，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1：00，喧闹特甚。
联大外文系美籍教授温德热爱中国，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情形相当了解。似乎对教授打桥牌颇有微词。某日，吴宓去云瑞中学看望温德：“又谈国事。Wingter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温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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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1）
不论任何时代，大学生最喜欢的娱乐，莫过于看电影。联大的学生爱看电影，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除了玩桥牌之外，电影也是联大同学最普通的娱乐。因为物价的高涨，音乐活动在这里仅限于唱唱歌，或是到美国领事馆及附近的学生服务处、文林堂听听唱片音乐；而运动方面，打打球还要考虑到鞋子的“损耗”，其它就更不必道了。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道：“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当时放电影，也有国民党的思想教育渗透。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很快就公映了。
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30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在何兆武的记忆中，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
文艺片很受联大师生的欢迎。《简·爱》、《乱世佳人》，都在昆明上映。还有音乐片，像讲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有联大学生看了五六遍，里边的插曲大学生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的是Paul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还有MerleOberon和LaurenceOlivier合演的《呼啸山庄》，LaurenceOlivier和Joan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看电影的一大乐趣是品评、欣赏电影明星。1945年、1946年，昆明上映的影片中，IngridBergman、ClaudetteColbert、SpencerTracy、PaulMuni、GreerGarson、VivienLeigh是联大同学最欣赏的明星，也有人欣赏BettyGrale一流人物，但决没有人欣赏CarmenMirenda，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联大同学的爱好。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名著的名字非常相似。何兆武说：“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

看电影（2）
联大理工学院靠近拓东路。拓东路是昆明繁华区的东南边缘，西端是南门外的金马碧鸡牌坊，东端则建有一个大体育场，其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可自由使用。马路可通行双向的大卡车，街道两旁有不少商店饭店等，附近有两个电影院，院内设有同声翻译设备，观众可直听原声和当地较土的“官话”口译。
汪曾祺刚到昆明时，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那时的电影院都有包厢）的一角以意为之的加以译解，叫做“演讲”。有一次在大众电影院，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看电影“演讲”的人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闷鸡米线！”这本是开开玩笑，不料“演讲”人立即把电影停住，把全场的灯都开了，厉声问：“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差点打起群架。
看电影，本是娱乐，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和###联系起来。1945年4月，联大学生准备隆重纪念“五四”的计划一经宣布，国民党云南党部就紧张了。他们一面通过昆明市政府密令各学校阻止学生参加，一面严令各报刊不得刊登联大纪念“五四”的消息。同时还让昆明3家电影院赠送5月3日、4日电影票2800张给学生，企图以此干扰破坏纪念活动。地下党组织立即在训导处门边墙上贴出“大字报”，抵制这个活动。“大字报”称，免费票计划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阴谋诡计，其实是国民党省党部利用公款买的票。看到领电影票这个告示，有学生当场把票撕掉，并把票根贴在墙上；工学院学生决定全体拒绝赠票，并用数学公式说明其原因：“电影票钱=一斤猪肉=大学生的灵魂？！”联大的学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原想拒绝领票，后来，有人建议把电影票转给难得看上电影的伤兵、居民和流浪儿，于是，由学生自治会一起领票，并照此办理。
关于电影票斗争最后的话是联大的历史系吴晗教授说的。他说，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对捕捉他的人说，“别杀我，我会给你一个王国。”在中国，却是“别开会，我会给你一张电影票”。
抗战时期的昆明，看电影，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没有空袭，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电影是稀奇的。杨振宁就读西南联大，周末从联大回到龙院村，住在村里的联大教授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吴希如、吴再生、吴湘如，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余瑞璜的女儿余志华、余裴华等，都喜欢聚集到杨家来，听杨振宁讲英译的故事金银岛、最后的摩西根等。更有趣的是，杨振宁还同清华园里的玩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子熊秉明合作，熊秉明画连环画，杨振宁在旧饼干筒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内安装一只灯泡，让连环画从放大镜前抽过，于墙上形成移动的人物，制成遭到飞机轰炸的“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等土电影，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开开眼界。
声光电影七十载，那青春的印记和影像，封存在经典电影之中，那里面有联大学人的泪水和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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