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乱世存亡全文阅读 作者:弘治 黄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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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 作者:弘治 黄吉平等
目录
序 续读国运
第一部分 趁火打劫·军阀密约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
——日本发动的特殊侵华战争及对军阀的阴谋利用/2
日俄战争·日俄密约
——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与俄国的战争·日本趁俄国
内忧外患夺取其在东北势力范围·日俄携手抵制美国插足东北/2
日德战争·“二十一条”
——为侵占胶东半岛对德开战·骗死袁大头/10
巴黎和约·军阀混战
——侵占山东图谋受挫 日本促使中国陷入内战/25
出兵西伯利亚·九国公约
——日本为独占满蒙入侵西伯利亚,结果鸡飞蛋打/33
满蒙王·田中奏折·东北易帜
——日本利用张作霖父子肢解东三省的图谋及失败/42
第二部分 悍然入侵·安内攘外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
——日军悍然入侵东三省并扶植傀儡政权/75
悍然入侵
——中原大战·中东路事件·“剿共”·“九一八” /75
“绝不抵抗”
——东三省的迅速沦陷/96
转移视线·四次易帅增兵
—— 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悲壮抗战/116
伪“满洲国”·义勇军
——日本扶植“伪满政权”·马占山等领导的东北抗战/127
第三章 兵谏
——日方谋占华北内蒙,军民共怒内战政策/156
国失长城/156
“恨不抗日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抗命抗战,
中央军围攻察绥抗日同盟军/192
华北事件
——“满洲帝国”·“何梅协定”·“五省自治”/197
反蒋抗日
——《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一二·九运动·“七君子事件”·
百灵庙大捷·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208
逼蒋抗日
——“三位一体”酝酿
“西北大局面”·中共让步促和·蒋介石成为西安事变最大赢家/224
第三部分 大举入侵·浴血抗战
第四章 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
——日军大举入侵,国民政府顺应253拐叫问?241
七七事变·津京沦陷/241
淞沪会战
——“三个月灭亡中国论”一战而破/251
华北抗战·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太原沦陷/259
南京保卫战/265
兽行·铁证
——惨不忍睹的南京大屠杀/270
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花园口掘堤/280
武汉会战·广州战役/290
第五章 “新东亚秩序”·百团大战·同室操戈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期, 日本侵华新策略/297
汪伪政权
——一贯伎俩下的日本侵华策略被迫调整·
国民党右派内部的分道扬镳/297
长沙大火·诺罕门战役·1939冬季攻势·“桐工作”
——相持阶段前期正面战场的和战情形/309
六届六中全会·八路军·百团大战·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敌后抗日战场/323
“溶共”、“限共”、“防共”、“###”·有理、有利、有节
——抗战中期的国共摩擦: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347
第六章 迟到的宣战·不屈的抗争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期,世界战局发生突变/357
迟到的宣战·战略远征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日正式宣战·远征滇缅/357
湘鄂浙赣抗战
——相持阶段后期的正面抗战/364
大扫荡·大生产·大整风
——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及经济政治对策/370
宝岛抗争·华侨抗战
——机关算尽的“皇民化运动”/377
第四部分 无条件投降·历史的审判
第七章 大反攻·“无条件投降”
—— 似乎突如其来的中国抗战胜利/389
盟国的胜利形势和中国战局的变化/389
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392
开罗会议·滇缅反攻/399
正面战场在豫湘桂的艰苦抗战和奇怪败退/409
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苏联对日宣战/415
正面战场的坐收渔利和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419
“无条件投降”·普天同庆/430
历史的审判
——二战结束时关于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的官方结论/439
后记 救亡图存与变法图强
——近现代中国命运抗争的两大主题/445
参考书目/449
续 读 国 运(1)
笔者尝试编著的《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去年面世之后,一个朋友告知读后感时说,他很希望能接着这本书看后面的历史。没过多久,出版方约我们继续按此书的风格,接着甲午战争后的历史,为献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赶写您眼前的本书稿。对此读后感和约稿,笔者感到欣慰,也感到压力。因为,对在半年多时间里完成这样一本书稿并无把握,别忘了,《盛世》花了近4年的时间。因此,我们迟迟不敢签约,只是答应先找资料看看感觉,试试笔再说。
与抗战相关的史料,实在太多了,仅仅是我们所收集的图书,就堆满了好几大书架,以至于为写作时间太紧和参考资料太多而烦恼。但是,随着对资料的阅览和消化,我们渐渐被这段由数千万中国人的宝贵生命和鲜血凝聚而成的历史所吸引——深深地吸引,其中一位甚至下决心辞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全力以赴地研读和写作,以争取能珍惜这次机会,与更多的读者一道重读抗战历史、感受存亡之道、探索兴衰之理、参悟幸福之本,为文明进步和天下兴亡薄尽绵力——
国运兴衰
同光兴盛被甲午战争的败战败和摧毁之后,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很快陷入了乱世。虽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日军大举入侵的衰乱之变来得很快,但历史仍给了大清帝国和民国政府远不止一次的治乱机会。可惜,这些可能挽救东方乐土于浩劫边缘的机会,先后与炎黄子孙擦肩而过。
毁掉这些宝贵机会的原因很多,其中,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且持之以恒的从中作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积弱积贫的中国社会艰难挣扎于历史沼泽最深处的时候,侵略者发动了意图致命的攻击,乱世中国一下子陷入民族大存亡、文明大存亡的最危难关头。
乱世存亡
随一系列内战而来的民族危亡,将近现代中国的乱世推向了极致。
在这种情形下,是继续军阀混战、阶级斗争,还是团结御侮、救亡图存,成为举国仁人志士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日寇当然是希望中国人继续内斗,并且,对中国怀有如此恶毒用心的外来势力不止一个——至少在一些阶段是如此。而诱迫两大类中国内战继续下去的理由,有的听上去竟然是那么的振振有词和冠冕堂皇。
武运·樱花·血债
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的,这一点早已大白于天下。并且,这场侵略战争绝非个别军方极端人物和势力的行为。为侵略中国,日本军方、政府和天皇进行了无数次策划和全民动员。日本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其实很可能远远超过中国的人民战争。这一点似乎史学界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动员侵略的两个最重要理论,分别是武运和樱花。武运的樱花,制造了血债累累。非为亲身经历和专门研究,由此造成的人类痛苦是难以想象的:
交锋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狂轰滥炸下的断壁残肢;屠戮比赛下的身首异地;细菌试验的惨无人道;更有一个又一个城市的集体屠杀和尸骨累累,以及毁尸灭迹……
越来越多的铁证,已经使狡辩变得荒谬、可耻和令人愤慨。
汉奸·卖国贼·误国者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之多,难以想象。日寇在侵略过程中竭力收买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汉奸。
汉奸是非常可恨的。但是,在汉奸之外的一些有意无意的卖国贼,特别是一帮窃取了国家政权而不断制造卖国协定的独裁政客,其危害远远超过一般汉奸。前方将士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懑,后方军民对胜仗败约的怒吼,都证明了这一点。
显然是由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二十一条》等签订者的前车之鉴,在抗日战争期间,真正签署成文的卖国条约并不多,甚至很有限,但卖国协定却在七七事变之前接连发生。
当政府这个最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军队这个最重要的国防武器,被极个别政治势力和政客所独裁、所操纵,失去其捍卫国家主权的最基本职能,甚至竟而压制和扼杀几乎所有国民的抵抗要求,军队和民众所遭受的损失和苦痛,并不亚于侵略者的炮击和轰炸。实际上,侵略者的军事胜利本身,也主要是建立在民国当局初期的不抵抗政策基础上的。
要知道,直到日军大举侵入中国十年、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已沦陷三年多、半壁江山已经沦亡之时,民国政府才跟着美国人一起对日宣战。这是国际战争史上极端荒唐的奇迹!
共赴国难
在抗战前期,蒋汪当局为继续内战宣传了很多理由,当这些理由纷纷被侵略者用兵临城下的炮火和咄咄逼人的条约啐在脸上的时候,他们甚至不仅更加严禁抗战言论,还悍然围剿前线将士。
一次又一次的悲愤,一次又一次的呐喊、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终于迫使南京中央政府走上了早就应该走的救亡之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翻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的一页。
浴血抗战
虽然侵略者阴险凶狠且蓄谋已久,虽然卖国贼多得惊人,虽然武器装备十分悬殊,中国军民的抗战,特别是正规部队的正面战场,只要是顽强抵抗过的战役和战斗,几乎全都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不计其数的将士,甚至连敌人的面目都没看见,就被飞机、重炮、小炮和坦克炸死、碾死了。但是,他们的战友却坚持战斗,甚至还取得了连敌寇也佩服的战果。
在保家卫国的紧要关头,“东亚病夫”们用惊心动魄的拼死抗战,展示出自己与生俱来的龙的神威。
续 读 国 运(2)
蒋委员长
近年来,如同对李鸿章的评价一样,有些人似乎也越来越想为蒋介石申辩,有人还称其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和最大的抗战功勋。实际上,笔者最初也萌发过为一代国民党领袖、二战、“三巨头”“四巨头”之一的蒋委员长贴金的念头。但是,随着对史料的了解越多,我们越不愿意矫枉过正。
看看一个接一个的内战;看看一个又一个的祸国协定;看看东三省是怎么丢的;看看抗日名将吉鸿昌是怎么死的;看看淞沪会战是如何输的;看看韩复榘为什么要临阵逃跑;看看张自忠在蒋介石和李宗仁手下的截然不同表现;看看川军如何以简陋装备和单衣赤脚傲立北国冰霜;看看炸毁花园口的悲剧;看看皖南事变的千古奇冤;看看长沙会战的最终失利;看看张治中、李宗仁的回忆录;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史料……读者将不难明辨蒋介石的功过是非。
这位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蒋先生,早已用自己的大量作为,塑造了自己的历史真身,后人实际上已经无法为他进行与其本色不相匹配的粉饰。窃以为,致力于寻找片面的史料去异化历史的全貌和大节,不仅是辛苦的,还可能适得其反,徒劳而有害。
并且,和某些振振有词的新观点大相径庭,笔者赫然发现,蒋介石其实是西安事变的最重要受益者。并且,苏联对他个人及国民党的赞助,很可能多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扶持。可惜,他自己没有把握好历史赐予他的太多机会。
不过,纵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蒋介石属于汪精卫那一类的汉奸卖国贼。我们深信,蒋先生的内心还是爱国的,只不过由于特殊的背景、性格和地位,他太醉心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得失,其权谋也因此变得令时人和后人大多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
感悟先进
关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笔者有着非常特别的感慨。
眼前,继“###”教育之后,中共中央又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保先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不少读者一样,我们这些体制外的小人物无缘也不在乎能否被纳入被“保先”之列,便因此多了一些自由学习的机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对抗战期间——特别是《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战略转折之后,以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前后——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着特别的感悟,并为之震撼。
虽然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或许仅仅是比北路川军好一点点,但大量史料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政治理念、政治方法,还是军事战略战术和抗战文艺宣传方面,都是非常先进的,无愧于“民族抗日战争的先锋队”。
并且,这种先进性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感动着千千万万的国人——特别是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毅然毁家纾难、奔走国运。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其具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先进性,真正代表了和维护着这个国家、民族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坦率地说,比较而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少层面都已远远不如抗战时期那样先进了。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了眼前的“保先教育”之举。
台湾·华侨·龙的传人
本书专节推介了台湾民众和海外华侨在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贡献和动人事迹。
正是这些优秀的龙的传人,用他们可歌可泣的抗战贡献,彰显着中华民族命运相连的骨肉亲情,和同仇敌忾的人间正气,并确保中华民族最终战胜凶悍的侵略者,屹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智慧
近年来,日本极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势力美化殖民教育、反华、反文明的邪恶事件此起彼伏、相互呼应、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大陆也涌现出一些混淆视听、居心叵测的“戏说历史”的胡说作品(包括图书的、影视的和网上帖子)。企图通过历史的个别和片面,甚至伪造历史,来扭曲真相,混淆视听,丑化爱国人事,诽谤爱国精神,灌输颓废思想,将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沉重苦难与辛酸血泪消弭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痞言嬉戏之中,使一代国民沦为不知亡国之痛的阿斗,为进一步的阴谋得逞而张本。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值此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重读抗战历史,纪念抗战胜利,擦拭历史明镜上的浮尘,捍卫历史的真相与大节,不仅仅是为了对篡改者当头棒喝,也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甚至还不仅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蹈复辙,更希望通过对历史的重温,增长历史见识、睿智和正气,来激浊扬清,并最终超越历史。
总之,值此兴盛之交、正邪争锋之际,谨以本书献给勇于追求真相、探索真理、弘扬真知的书友和读者。
体例和写作说明
本书沿用《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风格和体例,以阐述史实为主,并配上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图片资料,另将写作时和改稿时的一些有助于轻松阅读和激荡思想的心得体会作为随文点评,附于【】内,以与正文区别。
书中初稿关于长江流域这一东线战场部分和第七章由黄吉平执笔,第五章由孙大超执笔,南线滇缅战场部分由张鑫典执笔,第6章3、4节由文畅执笔,其余部分和统稿为弘治。点评部分,【】内标注“黄:”以后部分,为黄柏公评,“孙:”为孙大超评,“张:”为张鑫典评,“文:”为文畅评,其余为弘治评。
对于读友们的鼓励和帮助、外文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弘治
2005年7月于养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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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
——日本发动的特殊侵华战争及对军阀的阴谋利用
俄德两帝国及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日本帝国永远占领辽东半岛之壤地,为不利于东洋永远之和平,以无永远保有其地域,怂恿朕之政府。……朕为和平计,故不吝容纳之。……百僚臣庶其善体朕意,深查时局之大势,慎微戒渐,勿误邦家之大计,朕有厚望焉。
——日本明治天皇关于“三国干涉还辽”对国民诏书
日俄战争·日俄密约
——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与俄国的战争·日本趁俄国内忧外患夺取其在东北势力范围·日俄携手抵制美国插足东北
日俄战争
通过种种手段蚕食鲸吞了大量中国版图的沙皇俄国,一直把中国东北地区视为其近在咫尺的下一步扩张之地。1895年即甲午战争后期,俄国为阻止日本侵占东北地区,联合法国和德国进行了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对此耿耿于怀。沙俄又以干涉之功,诱迫李鸿章签署《###》,攫取了中东铁路路权,随后又强占旅顺,日俄矛盾进一步加剧。
1900年7月,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教堂、铁路公司、煤厂、车站被不堪外来压迫的民众捣毁。沙俄以护路为名,调遣军队万人,分兵6路大举入侵东三省。同月,沙俄军队制造了“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中国人20余万。从7月至12月间,俄军先后占领和洗劫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奉天(沈阳)、营口、锦州、安东(丹东)等主要城市,东北全境沦陷。俄军还将山海关至天津的铁路和关内外交通要道全行控制。武力侵占奉天之后,沙俄将盛京将军增祺俘虏,强迫其签署《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为强占东三省制造合法性。
11月中旬,沙俄制定了一个《俄国政府建立满洲之原则》,其内容是:中方“自愿放弃在满洲的军备权”;由俄国军官在吉林、黑龙江和奉天省“监理将军和副都统之行动”;俄国在东三省将军衙门派设军事代表和外交代表,保护俄国侨民与企业,监督中方不得恢复军队、扩充巡捕队。【其后日本的做法很相似。】
由于俄方急于要求清廷接受其条件,清廷于1901年1月1日派驻俄公使杨儒与俄方办理东三省交接事宜。直到这时,清廷才知道俄国已经私下拟定了这样的条款和《俄国政府建立满洲之原则》。杨儒予以拒绝。
但沙俄政府一再催促清廷与其签订条约,承认其对东三省的占领。1901年2月21日,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饬令军机处,电告杨儒“全权定计,朝廷不能遥断。”次日,李鸿章也催促杨儒:“即酌量画押,勿误。”【近现代中国的祸国当局,对于签订卖国条约往往迫不及待,对于国人抗击侵略的义举却千方百计地遏制和剿杀。】
1901年3月12日,沙俄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定15日内答复。通牒主要内容为:
1.俄军在满洲驻兵护路;
2.中国在满洲驻兵的兵额及驻地应与俄国商允,禁止军火运入满洲;
3.满洲境内的中国官吏经俄国申请,即须调离;
4.如未与俄国政府商明,不得允许他国或他人在满洲造路开矿及享有一切工商利益;
5.赔偿东三省铁路所受损失;
6.俄国在满洲南境起造一铁路至直隶边境的长城为止。
【这些条款,比日本在侵华战争早期的蚕食更贪婪。沙俄的举措,也比日本更蛮横。】
俄国企图侵占东三省的图谋,遭到日本和英国的强烈反对。
早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日本就派出了大量部队,准备趁火打劫。在从天津进攻北京的联军中,日军人数达到8000人,接近于其他七国部队的总数。战争期间,日本还将军舰集中于厦门、福州一带,并在厦门登陆,企图侵占福建全境。但日本当局很快判断出沙俄占据东三省对日本从朝鲜半岛向中国大陆的扩张战略非常不利,“日本国内对于俄国在满洲之行动十分不安”(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希德语),就竭力进行抵制。当时,日本虽然已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经过了近十年的扩军备战,但估计单凭自身的军力和财力还是难以对抗沙俄,就寻求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支持,三国一拍即合。
英国向俄国提出强烈抗议:“该两国军队间之紧张程度,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 日英两国公使还警告清廷:“中国此时与某一国定某项条约,允某国独享利益,又允某国壤土之权,即与中国之安全大局干碍。现为中国计,一切条约,必须与各国共同商办,才能保全中国。”亲英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联名上疏反对与俄国定约。
于是,杨儒拒绝了慈禧和李鸿章的催促,坚持非奉明旨不能画押。【杨儒拒签卖国条约,在大是大非上有大功。】
由于各国干预和内部反对,清廷最终在3月24日宣告拒绝与俄国签订协约。
俄国随即以此为由拖延撤兵,并发表声明:“现各国既因此约与中国大相为难,俄廷虽意欲次第撤退满洲俄兵,不克立即办理。故该处全行交还中国一事,应俟中国事定,京都立定,自主政府力量稍强,保不致再有去岁之患,方可再提。”
1902年1月31日,英日在伦敦签订了一项针对沙俄妨碍两国侵华利益的同盟条约。双方约定当两国海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允许一方海军在另一方的港口停泊,并决定各方在远东维持超过任何第三国的海军实力。2月1日,美国政府也给沙皇政府发出一份备忘录,反对其独占中国东北。
为应对日英美干涉同盟,俄国与自己的传统盟友法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将来俄法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或因第三国之侵略行动,或因中国发生扰乱而受到侵害,两同盟国政府应保留会商采取保护利益之手段之特权。”【1. 瓜分中国分赃难均,战略失衡,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 孙:西方重商主义下的国际关系,唯利是图,道德是次要的,中国的军阀政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宁愿卖国求荣。但中国文明本身的外交理念却是本分而好客的。】
这时,对两大阵营命运至关重要的德国,一方面怂恿沙俄政府积极向东方扩张,一边对日本保证,一旦日俄开战,德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
鉴于国际形势对自己相当不利,1902年4月8日,沙俄不得不与清廷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重申沙俄在东北特权之后,表示在18个月内分三期撤完在东北的军队。同年10月,俄国按约进行第一期撤军,撤走了在辽河以西的俄国军队。
但在原定的第二期撤兵期限结束之前,沙皇政府秘密照会清廷,提出企图独占东三省的七项撤军条件:
1.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赁与他国;
2.自营口至北京的电线,中国宜许俄国别架一线;
3.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
4.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用俄人,并予以税关管理检疫事务;
5.除营口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
6.蒙古行政悉当仍旧;
7.俄军撤退后,俄国所得利益,不得令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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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
俄国的七项要求被日本驻华公使探悉,立即对外公开,舆论哗然。英美两国立即向清廷提出警告,不许签订该条约。美国更是直接向沙皇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其破坏“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国民的拒俄运动也随即爆发。首先是上海爱国人士###抗议,致电外务部,“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人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北京、武昌等地,也出现学生###抗议。【上海拒俄,非常积极,与对义和团运动的“东南互保”之举判若两端。个中微妙,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凸现。】
由于日本政府的助长,中国留日学生更加慷慨激昂,召开了500余人的抗俄大会,会上一致通过组织“抗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学生军”)。他们在《学生军缘起》中宣示:“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甘“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学生军每天操演,并派代表回国,要求政府出兵抗俄。
迫于国内外强大的压力,清廷声明拒绝俄国要求。
日本见国际形势对自己有利,更直接出面与俄国交涉。1903年8月12日,双方在彼得堡谈判。日本企图在加强对朝鲜侵占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地区推进,只把中东铁路沿线区域留给沙俄。沙俄则坚决反对日方进一步插足东北,双方谈判僵持。
此时,俄国国内正处于列宁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前夜。在内忧外患之下,为转移国内革命压力,沙皇政府决定对外战争。当年8月任命关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为远东大总督,加强战争准备。【近现代中国政府,在内忧外患交困时,往往剿内让外。欧洲各国和日本则大不相同,都是竭力向外转移危机。】
日本见国内国际局势对俄国政府相当不利,而沙皇政府态度强硬,便决定抓住机会,悍然发动对俄战争。【日本很注意把握对外战争的机会。】
1904年1月13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保全中国“满洲”领土,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若犹迁延不决,恐于日俄两国均大不利。
俄方于2月3日做了一个回复。但复文还没到达日方,日本就于5日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断绝与俄国外交关系。2月8日夜,日本派出联合舰队突袭旅顺港俄军军港,不宣而战。2月9日,沙俄对日宣战。10日,日本正式宣战。【注意:日俄是战端一开便立即宣战的。】
双方首先争夺制海权。日方先后在旅顺港口沉船17艘,将港口基本封闭。沙俄太平洋分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率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前往增援,4月10日在旅顺近港水域触上日军水雷,包括马卡洛夫在内的600多名官兵丧生。
12日,清廷发布上谕:“现在日俄失和,非与中国开衅,京外各处地方,均应照常例安堵。本日业经明降谕旨,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所有各执省及沿边各地方,著该将军督抚等加以严防,慎固防守。”并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交战区,辽河以西地区为中立区。日俄战争同时在中国领海和领土上展开。
沙皇政府担心舰队被消灭在旅顺港内,决定向海参崴突围,行动被潜伏在旅顺的日本间谍得知,日军在黄海部署歼灭战,获取了制海权。5月5日至13日,日本陆军第二军在金州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镇)登陆,经过南山争夺战,又从陆路将旅顺俄军困住。
在此之前,日陆军第一军一部,已于1904年2月16日,在联合舰队掩护下登陆仁川,主力部队于3月11日在平壤西南登陆。俄方则将东满支队万人部署到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企图凭借鸭绿江天险阻止日军。
1904年四五月间,日军强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5月1日,日俄陆军第一次战役,日军攻下九连城,并迂回到俄军左翼将其击溃,又乘胜追击到凤凰城。随后兵分两路,南攻旅顺,北攻辽阳。9月4日,双方在辽阳会战。日军以伤亡万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俄军万人,夺取了辽阳,威胁俄军远东部队的防御核心——奉天。当月,俄国从欧洲抽调的5个军陆续到达东北前线,兵力增至近22万人、火炮758门。日军也将兵力补充到近13万人、火炮648门,于10月初向沙河推进。双方随即在沙河地区的60公里战线上展开激战。到20日前后,俄军阵亡万人,退守沙河右岸。日军也由于阵亡2万人,弹药、兵力不继,丧失了进攻能力。于是两军隔河对峙。
日军随即集中全部后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攻取旅顺,组织了3次猛烈攻势,于12月5日占领旅顺全城和港湾至关重要的203高地。203高地血战空前激烈:“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而是人与钢铁、燃烧的石油、炸药与尸臭之间的斗争。”当日军以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夺下该高地时,阵地上只剩一个活着的俄国人。攻占203高地后,日军用大口径榴弹炮轰击俄军阵地和港内俄舰。由于港外被封锁,俄第一太平洋舰队无法突围,大部主力战舰被炮火摧毁。1905年1月1日,俄军将领无心再战,向日军请降。
旅顺惨败,促发了彼得堡工人的反政府示威。尼古拉二世下令镇压,打死工人1000多人,伤2000多人,激发成俄国革命。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沙皇政府,非常急于以胜仗体面地结束日俄战争,便增调大量陆军,并调波罗的海舰队绕道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救援旅顺舰队。
日军也投入陆军兵力五个军约27万人,部署奉天战役。1905年2月,双方援兵赶到,战线绵延数十里,规模之大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由于俄军主帅库罗帕特金分散使用兵力,主要作战方向判断失误,致使损兵折将,于3月9日弃城败逃。在奉天战役中,日军伤亡约7万人,俄军损失约12万人。
不久,前往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覆没。日军大获全胜,并夺取了库页岛。
日俄战争完全在中国境内进行,双方军队的铁蹄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践踏,交战地区“纵横千里,同为赤地”。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的文章称:“吾中立国之民生息于其地者,掷生命数十万。死亡之数,过于(日俄)两军。”
在旅顺,工厂、房屋,甚至寺庙纷纷被炮火摧毁;粮食、牲畜被抢光;成批的中国居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杀害。俄军为了制造阻止日军进攻的开阔地,将堡垒前方圆30余公里的村庄摧毁。其中,旅顺龙头镇吴家村,原有17户人家,七八十间房屋,被炸之后仅留下五间房的残基,以后这个村便改为“五间房”。
在“奉天会战中,日俄两个强盗投入60多万军队,两千多门大炮进行厮杀,使中国人民惨遭战火洗劫。日俄强盗们每到一地,便抢走大批牲畜,摧毁数以万计的房屋、村庄,糟蹋大片的庄稼,夺去我成千上万无辜同胞的生命。仅盖县、海城两县,受害的就有300多个村庄,8000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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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
当时,交战地区哀鸿遍野,一些失去主人的家犬,因被猛烈的炮火震惊,为抢夺尸体而发狂,有的竟然冲入房屋,撕咬炕上的婴儿。【孙:清廷倒是“局外中立”、“睦邻友好”了,但中国老百姓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无视牺牲百姓和国家的劫难,而窃喜于朝廷的安宁,清朝不灭,天理不容。】
饱受战争之苦的东北各地民众,自发进行反抗斗争。战争初期,日方利用中国人仇恨沙俄侵略者的心理,把日俄战争宣传为亚洲人反抗欧洲人、黄种人报复白种人的战争。于是,在战争初期,东北民众的反抗主要是针对俄国军队的。成立了哈尔滨拒俄会、东省之仇俄会、抗俄铁血会等。《东方杂志》1904第7期的《日俄战争纪要》一文中写道:“满洲各地之马贼势力日盛一日,于东清铁路附近尤甚,俄军虽倾全力以防之,马贼忽散忽聚,疲于奔命。”【此时俄军称之为“马贼”,日后日军称之为“匪”!】
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日军为修筑安奉铁路强占土地,抢夺木材,敲诈勒索百姓,使东北民众很快认清“日之与俄,殆如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伐木工人“抵死抗拒”,与日军游击于山林之中。1906年,辽东“马贼”一度攻入貔子窝,击毙日本政署人员多名。但由于各地政府和军队按清廷“局外中立”要求,对民众抗争竭力控制和镇压,反抗总体上非常有限。
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这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相关各国在名义上的“中立”,其实对日本非常有利。实际上俄国失去了干涉还辽三国中的法、德两国的支持,而日本却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大力支持。
日本为这场战争耗资20亿日元,其中80%是靠发行公债,而一半以上的公债,是由美国和英国的银行认购。美国不仅借钱给日本,还为日本提供大量军用物资。【日俄战争,是日本出兵,美国、英国出钱出炮的战争。在这场侵略中国东北的国际战争中,俄国实际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盟友。】
日本赢得了对俄战争的军事全胜,但是,如同10年前的甲午战争最终遭到三国干涉一样,日本很快受到新的干涉。这次干涉,主要来自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盟友美国。美国的干涉方式远比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时的方式要高明得多,也隐蔽得多。
1905年5月30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召集各中立国驻美使节,商讨日俄战争问题,提议进行调停。欧美各国都对美国的调停表示附和。6月,罗斯福亲自出面调停,并中止了对日本的财政和军事支持。
在美国等的压力下,同年8月9日,日俄开始在美国朴次茅斯进行和谈。谈判中,双方对重新分配各自在中国东北的利权意见基本一致,但俄国拒绝日本要求占领整个库页岛和12亿日元战争赔款的要求。
由于美国的极力调停,日俄最终于9月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共15条。主要内容为:
沙俄割让所占中国库页岛的南部给日本;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将从中国攫取的旅顺、大连及其附近领土领海租借权内一部分权利无偿转让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口铁路及一切之路及附属权利、煤矿移让给日本;允许日俄双方在东北铁路沿线平均1公里派驻15名“守备兵”。
显然,这个和约的实质主要不是俄国对日本的赔偿,而是日本侵占朝鲜和南满,俄国侵占北满和蒙古。【1. 美国干涉用心阴险恶毒,一是为了遏制日本的乘胜扩张,二是为了肢解中国,并趁机把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对峙局面固定下来,造成长期问题,为美国的远大战略制造伏笔。2. 这是日后九一八事变前后日俄矛盾和冲突的背景。】
这一点早在中国方面的预料之中。因此,清廷早在谈判之前就发表声明强调:“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张:清廷自以为有预见性的申明很快被证明毫无实质性作用。弱国无外交!面对军事侵略,只有用枪,用炮,用武力予以回应,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朴约签订后,日本随即逼迫清廷承认该约,并提出更进一步的侵略要求。
日方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和内田康哉与清方代表奕、瞿鸿基、袁世凯,及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进行了22轮谈判,最终于1905年12月22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
其中,正约承认日俄和约条款,由日本接管沙俄在辽东半岛、南满铁路的利权。附约进一步开放辽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16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沈阳、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地方设立木植公司,采伐木材;中国政府对南满铁路所需各项材料豁免一切税捐厘金;将日俄战争期间日方为运兵修筑的东安至奉天的行军铁路交由日本管理,1923年后估价卖给中国。【正是这个南满铁路,日后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
其中还规定,倘有土匪扰害地方,中国方面可以派兵剿捕,但不得进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中国政府务须竭力妥行保全东北三省各地阵亡之日本将兵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
日本方面随即于1906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在旅大租借地设立“关东都督府”。日后日本大举侵华的伏笔由此打下。
【1.一场黑吃黑的战争,一个任人宰割的条约。2.这次中日条约签订过程中,远没有先前反对俄国提出的条约时的激烈抗议,一大怪事。3.美国利用日俄战争中对英、日、俄的调停地位,一举登上了世界历史的重要舞台,获得了东亚地区的准霸主地位。这种地位,注定了美国在日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角色,以及日美冲突的必然。4.与近现代中国卖国求荣的中央政府大相径庭,日本明治政府极力为国家利益积极发动侵略战争,并且为此进行充分准备,与清、俄、德的局部战争,三战皆胜。5. 黄:日本利用中国甲午赔款增强综合国力,故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4)
日俄密约——日俄携手抵制美国插足东北
《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急于谋求生存发展空间的民族资本,逐渐看清“外人假铁路以实行殖民政策”的本质。日俄战争前后,反对美国银团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逐渐在全国各地兴起。
1903年,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违约转让粤汉铁路股票,引发了铁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的抗议,要求废止1898年由盛宣怀经手出让给美国人的路权合同,三省留日学生进一步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致电呼吁“赎路自办”。迫于强烈的民声压力,美国于1905年同意废止原订合同,以675万美元让中方“赎买”回已经筑成的广州至三水段铁路。【这次收回路权运动,与日本和美国对华中地区进行战略争夺有关。】
在路权斗争前后,美国于1894年强迫清廷签订的限制华工赴美条约届满,海外华侨和国内民众强烈要求废止这一歧视性条约,美国政府对清朝政府的磋商要求置之不理,激起中国民愤。檀香山《新中国报》、上海《时报》等分别发出抵制美货的号召。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会长曾铸提议,“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获得全体一致通过。该会随即通电清政府及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21处商务局,得到广泛支持。7月20日,因和美国驻沪领事商谈无果,上海商务总会会议决定采取抵制美货行动,许多行业代表当场签名表示赞同。抵制行动得到在上海的各省会馆、行业公会和各种社会团体的积极声援,并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广泛响应,纷纷组织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约社等团体,美国对华商业很快陷入全面危机。
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赶紧发表讲话进行威胁,驻华公使奔走于京沪等地,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出动,向清朝官吏和买办们施压。8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抵制美货有碍邦交,令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并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严办曾铸等人。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带头镇压了天津的抵制行动之后,福建、广东等省也相继禁止。
但是,慑于强大的民众抵制,美国和清廷最终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1.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展现出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捍卫国家利权方面的政治能量,但是,这个阶层向清廷提出的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和责任内阁的政治诉求却迟迟得不到满足。2、孙:著名经济学家###指出,美国一方面倡导中国要门户开放,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又限制华工赴美、限制日本人向美国移民,实质就是不对中国和日本开放由主导的“游戏规则”至今仍存在,甚至被部分中国学者吹捧。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应扩大劳动力出口。】
美国对日英等国从中作梗,导致其在粤汉铁路和华工问题上的被动很是懊恼,决心转而和日本争夺舆论压力较小的东北地区。
与此同时,日俄战争后,清廷预感到东北有被日俄瓜分的危险,于1905年9月发布上谕,命各大疆臣研究在东北增开商埠的利弊得失,以引进新的势力,化解日俄瓜分危险。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表示支持。于是,美国插足中国东北地区的计划得到清廷的支持。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趁日本发行满铁公债之机,大举收购。当时,日本为了在日俄朴次茅斯谈判中得到美国支持,隆重迎接了哈里曼,并由首相桂太郎出面签订了一个将南满铁路转售的合同草案。对于朴约的后果,日本很是不满,便声明哈里曼与桂太郎的合同无效。【为了国家利益,日本的政治家勇于撕毁与美国的合同;为了私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中国的当权者勇于签订卖国条约和镇压民众。这是中国被日本侵略的一大重要因素。】
日本见美国试图染指东北,赶紧于第二年宣告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随即又设立“关东都督府”,加快对东北的渗透步伐。1907年,日本又诱迫清廷订立了《中日新奉、吉长铁路协约》。
美国转而策划清廷以自己的名义修筑一条从新民至齐齐哈尔的铁路,并由哈里曼通过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与奉天巡抚唐绍仪接洽,先行修筑一条新民至法库门的铁路,并投资两千万美元成立东三省银行。
日本获悉后,立即以1905年中日会议时不能在南满铁路附近修筑并行干线为由,向清廷提出抗议。
为了对美国构成压力,日本于1907年6月10日与法国在巴黎缔结协约,声明两国特别关心维护与该国领土接壤的“中国地区”内的秩序,决定互相协助,确保该地区和平。
7月30日,日本又与俄国在彼得堡缔结协约,史称“第一次日俄协约”,主要内容是:根据门户开放原则,双方宣布承认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各自在华的条约权利;明确划定“北满”、“南满”分界线,规定日俄双方互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谋取铁路或电信让与权;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此约之所以能达成,只不过是为了能瓜分中国领土!】
这时美国发生了1907年金融风暴,已无力投资,便没再继续此事。但当年11月,徐世昌、唐绍仪又与英国的保龄公司签订了一份铁路合同。日本随即又向清廷提出抗议。英方顾及到在对美国和俄国问题上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也只好作罢。
针对日本谋求联合法、俄、英进行牵制,美国促成德皇威廉二世提出德中美三角同盟,与之抗衡。美国政府还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给清政府用于发展教育和实业。1908年,清廷派唐绍仪赴美为美国政府的决定致谢时,陪同他的司戴德带回一套东三省开发计划。
日本深感这个同盟将使得自己的下一步扩张战略严重受阻,即与美国妥协。1908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缔结协定。双方声明在“太平洋区域”不抱“任何侵略倾向”,互相尊重彼此领土;运用一切可使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完整,以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日美外交战略之高超,当时的中国政府望尘莫及。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如此!】
阻止了美国渗透之后,日本趁慈禧太后去世、载沣新监国摄政的政局不稳之际,于1909年1月31日照会清廷外务部,要求把日本占领下的安奉军用铁路改为宽轨,以与日本在朝鲜的铁路接轨。
这个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作准备的要求,遭到载沣当局的抵制。奉天民众群起抗议,抵制日货,要求收回安奉铁路。在直隶、保定等地军事学堂学习的东三省满汉各族学生,在保定召开同学会,呼吁各界坚决反抗日俄瓜分东北。
同年3月,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改变了中立政策,试图大力推行“金元外交”,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争夺中国东北的铁路路权。中美双方在10月2日拟定《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为减少风险,就让国务卿诺克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英国提出“诺克斯计划”,谋求以“中立”和国际共管的名义接管满洲铁路。
日俄获悉此事,立即与英国商谈,致使“诺克斯计划”夭折,锦瑷铁路借款一事也随即流产。【日不落帝国的沉沦,这里或许是一个微妙的转折点。】
1909年冬,日本进一步向俄国建议,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双方“独立地解决满洲问题”。1910年4月,两国开始谈判。7月4日签订协定,史称“第二次日俄协约”。协约分公开和秘密两部分。主要内容为:承认1907年“第一次日俄协约”所划定的南北满洲势力界线,互相尊重对方在势力范围内的巩固和发展特殊利益,互不干涉;当双方利益受到第三方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于是,两国达成反对美国插足东北的战略同盟。
当年末,日本便悍然行动,彻底吞并了与满洲邻近的朝鲜半岛。
【1. 中国东北问题之复杂微妙,日本侵占意图之百折不挠,可见一斑!清廷以夷制夷,终究还是引狼入室,自取灭亡。2. 黄:不可依恃他人,只有独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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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5)
日德战争·“二十一条”
——为侵占胶东半岛对德开战·骗死袁大头
自从满清王朝败战败和于甲午战争,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来,改良和革命的浪潮就同时在中国大地激荡。戊戌变法被慈禧当局断然镇压之后,革命越来越被认为是惟一的救亡道路,而收容戊戌变法主要外逃领袖和骨干的日本,则实际上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马关条约》换文当年准备发动暴动的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日本,在横滨组建兴中会。
1905年,当孙中山从美国、英国募捐和考察再回到日本时,这里的中国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二十世纪###社、湖北日知社等等已如樱花盛开。
孙中山觉得革命团体太多,有必要统一组织,便在东京将各革命团体联合成“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发表《军政府宣言》,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其中,“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而是不许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汉族的政权。因为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民族革命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至于###中另一重要方面——与外国列强关系问题,主要是满清政府的外债和外国在华“既得权利”方面,宣言则承诺将予以承担。【此条在新三民主义时改变。】
“民权主义”,则是因为封建帝制已经“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有“民主立宪政体”,也就是民主立宪的共和国,才是“最为相宜”的。
“民生主义”,则是由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导致“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世界”。“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是介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模式之间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同盟会进而在这些主张之下编制《革命方略》,向国内各省派遣盟主和革命党人,酝酿各地暴动。
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严重威胁着满清王朝的统治。迫于革命压力,慈禧终于决心改良。五大臣(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奉旨出洋进行“仿行宪政”考察后认为,立宪有三端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于是,1906年9月,清廷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上谕,首先改革官制。除调整设立了11个符合时尚的政府机构之外,还特别强调官员“不分满汉”。又于1907年、1908年先后成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
“预备立宪”举措,受到立宪派的热烈欢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政闻社”来积极响应和引导国内的新政。他主张: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还特别强调:“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有)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决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这些主张,即便是现在看来也不乏可取之处。特别是在维护国权方面,较同盟会的主张有明显进步,也更符合当时中日两国都在致力进行的对不平等条约的修约要求。但是,关于维护满清统治这个关键问题上,却与革命党水火不容。政闻社的会场遭到革命党攻击,梁启超本人也落败而逃,并挨了一鞋子。
在如此对峙局面下,慈禧新政本身的步伐,特别是正在筹备的“预备立宪”,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虽然已经是非常快了,但宪政运动和革命所要求的步伐却更加迫不及待。
1908年夏,“预备立宪公会”发起加快立宪步伐的国会请愿运动之际,同盟会先后在西南举行了钦廉、河口武装起义。8月27日,慈禧当局颁发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预备以9年时间为过渡期,完成预备立宪步骤。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1908年11月14日和 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年仅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年号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掌权后,力图重振中央集权,特别是皇族的权力。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袁世凯罢黜回河南原籍,自任陆海军大元帅。
《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以及戊戌变法时期扼杀变法的人物相继死去和下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的得意门生、光绪朝的状元、时任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向各省通电倡议,组建“国会请愿同志会”,请求载沣当局“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新一轮请愿运动期间,同盟会又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和长沙、莱阳暴动。
1910年9月,清廷同意成立了“资政院”,并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为5年。但这个让步仍没有使局面缓和,清廷转而进行压制,将东三省的请愿代表押解回籍,并将直隶议员温世霖发配新疆。这引发了更猛烈的抗议。
为平息众怒,载沣当局于1911年5月8日再次让步,下诏改革官制,成立了一个“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协理和大臣共13人,其中9人是满蒙贵族,且皇族占7个,是一个明显的“皇族内阁”。
当天,朝廷还同时宣布“铁路国有”:将各省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概收归国有。5月18日,又宣布端方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
“皇族内阁”诏书,招致全国哗然。但最终给大清帝国带来致命打击的,却是似无风险、天经地义的“铁道国有”举措。
突变来自于5月20日的一个合同:由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团签订的“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款”。消息一传开,“铁道国有”之举,立即被抨击为“与民争利”、“出卖路权”,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随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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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6)
保路运动起于湖南,兴于湖北、广东,盛于四川,各省都主要由立宪派倡导和组织。个中关键在于,这两大铁路的主要股东,是当时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和地方官僚资本,而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就出自他们之中。
四川方面的情况相对复杂,先前的川汉铁路集资款中有强行摊派的捐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利益,而地方政府多年来筑路无果,已经耗费了不少股金。铁路一旦被收,将牵涉出很多相关问题。
6月份,川汉铁路股东会聚成都,宣布“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并当场组成“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很快在全川各府县相继成立,参加人数迅速达到数十万。
由于清廷只同意“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并将进京请愿的保路代表遣送原籍,矛盾进一步激化,成渝地区很快出现罢市风潮,并于9月1日通过抗粮抗捐决议。
革命党人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等决定趁此机会,联系哥老会等,“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保路运动逐渐群情汹汹、慷慨激昂。
清廷下令四川都督赵尔丰严拿首要,又命端方从湖北率新军入川查办。9月7日,赵尔丰悍然拘禁了保路同志会的5名主持人,又派兵封闭铁路总公司。数万民众聚集总督署示威,要求放人。赵尔丰进而下令开枪镇压,酿成伤亡数十人的“成都大惨案”。
督署衙门的枪声,激发了革命党的武装暴动。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起兵荣县,占领资州,进攻成都。哥老会领袖也从华阳、新津率众夹攻成都。进攻未克,革命军和会众向四周区县转战。其中,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府。11月25日,入川的湖北新军在资州杀死端方,宣布起义。次日,吴玉章也在四川的重要城市内江宣布起义。【保路运动突变为武装起义的关键,也在于从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
由于端方从湖北调走了一部分新军入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10月10日晚,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策动新军举行起义。义军首先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占领都署,湖广总督瑞乘军舰逃走,义军当晚控制武昌,宣布成立武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第二天,湖广总督瑞请求英国领事阻止“叛军”渡江攻占汉口,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让驻华英国海军“给以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汉口的俄国领事也主动“让租界义勇队出动”。
由于当时义军的组织者都已经外出逃避搜捕,义军缺乏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对外来干涉和下一步的行动不知所措,就于11日上午与前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会商办法。
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并推举汤化龙为政务部长。仓促之间找不到适合的军事领袖人选,就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推举为都督。而这个黎元洪,10日晚曾到一个兵营制止士兵响应起义,还亲手杀死了一个准备夺门的共进会会员,后来又杀害了一名革命党派来的信使。【武昌起义后黎元洪窃权,开启了近现代中国地方军阀窃权执政的恶例。既然黎元洪都能当都督和副总统,袁世凯图谋大元帅和皇帝就难免了。两者的性质其实足以应当相提并论。将政权塞给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大关键。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痛史上教训特别深重,史学及国人于此重视不够。2. 孙:群龙无首难以为继,但饥不择食,找错首领,前功尽弃。】
军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号召推翻清廷,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声明尊重各国在华一切既得利益,希望各国保持中立。
11日晚,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胡玉珍起兵响应,当晚占领汉阳。12日,汉口新军起兵响应,于第二天占领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占领后,军政府随即转到汉口,并宣布招募新兵。武汉周围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响应号召,踊跃参军。5天之内就完成扩军4个协的计划。义军随即对邻近的清军营地发起进攻,将其击败。清廷闻讯,赶紧调山西军和天津军前往武汉镇压,却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歼灭。
这时,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策动新军武装起义。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领袖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会党和新军攻入长沙,宣布独立。随即抽调部队增援武汉。
22日,陕西革命党策动新军起义,击败西安将军文瑞所部旗兵,宣布陕西独立。
23日,九江起义,义军于11月1日攻克南昌。
清廷见形势危急,一面派冯国璋率北洋重兵前往镇压,一面催促袁世凯复出。袁世凯则让冯国璋放慢进攻步伐,自己以“足疾未愈”,向清廷讨价还价。10月27日,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水陆各军。袁接受了任命,但仍不急于出山。
28日晨,同盟会重要领袖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义军士气大振,斗志昂扬。
29日,清廷收到驻滦州的陆军20镇统制张绍增等的电报,要求年内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减皇族特权。清廷正为此紧张,突然又传来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省宣布独立、新军协统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的消息,清廷顿感风声鹤唳,准备逃亡热河。
袁世凯闻讯,赶紧电阻清廷弃都而逃,下令冯国璋率部于29日猛攻汉口,志在必胜。
清廷见袁世凯终于出面相救,于30日下谕改组内阁,起草宪法,解除党禁,释放因参与行刺摄政王而被捕的汪精卫。11月1日,又命庆亲王奕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接到组阁电报后,从湖北孝感率卫队半路折返北京,于16日组建了一个由亲信王士珍、赵秉钧、唐绍仪和立宪派领袖张謇、梁启超为大臣的内阁。【皇族内阁变成北洋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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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7)
这期间,宣布独立的省份继续增加。
10月31日,云南宣布独立,新军协统蔡锷任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起义,次日攻克上海制造局,6日成立沪军,陈其美为都督。驻上海清军随即宣布独立。
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
……
到11月下旬,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宣布独立,拥护革命。
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列强很快认定:“革命举动蔓延如此其广,以及各处得手情形,所有一切武力行为,以期恢复旧观,断无可望”,纷纷调整自己对交战双方的立场。
日本方面,“最初支持清廷,随后推崇君主立宪,采取寄希望于清廷及袁政府的政策,最后站到了对‘官’、‘革’两方不偏不倚的立场上。”
但是,日本侵华的立场却从来没有改变,并且随着中国之乱,加快了步伐。
11月9日,日本通知英国政府,日本将接管中国的关外铁路(京奉线)。日本随即将第3师团一个步兵大队和机枪队编为“北清派遣队”派往华北,纳入清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12月,日本又将第18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机枪队编为“中清派遣队”派往汉口,接替驻扎在当地的陆战队,“负责保护汉口附近的帝国领事馆及帝国臣民,并在必要时维护日本之利权。”
英国一方面担心自己公开站在清政府一边,一旦革命军获胜,有彻底丧失在长江流域既得利益的危险,一方面又不愿日俄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就一面观望革命形势,一面干涉日俄的大举侵略企图。
与袁世凯有30年交情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最终认为,扶植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将是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他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国内。
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回电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能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与的一切外交援助。”【1. 孙:一个进退自如、滴水不漏的外交辞令!2. 张:对于列强来说,具体支持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身获利及遏止和削弱中国。明白了这一点,对袁世凯从获得列强援助到被抛弃的过程就容易理解了。】英国的主张得到了美国的赞同。列强随即联合迫使满清王公和革命军都与袁世凯妥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诞生。1月3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总统。
列强进一步加大干涉力度,英、美、德、日等国军舰驶进长江进行武力威胁;俄日两国派兵到我国东北集结待命;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出来统一南北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拒绝将海关税收等款项交给南京临时政府,致使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军费极度困难。列强还收买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让他们逼孙中山辞职。【新一轮“八洋乱华”(八国联军侵华)态势!】
迫于内外压力,孙中山被迫妥协,他表示,如果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并宣布赞成共和,可以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爱国者和卖国贼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爱国者往往会为了顾全大局而放弃权力争夺,此所谓“投鼠忌器”;而卖国贼却往往以毁灭国家相威胁,来抢夺个人或小集团的权利。这也是爱国者往往悲惨失败和小人得志天下浩劫的重要原因。此等小人十分邪恶,经世济民者绝不可任其得逞。】
袁世凯得到这个承诺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他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多人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宣统皇帝退位,施行共和政体。
后来,经过皇室和南北双方协议,清廷以较优厚的优待退位:清帝退位以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待以君主之礼;皇室费用每年400万元,由民国政府拨付;清帝暂住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原有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等。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2月14日,孙中山宣布辞职。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
满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和中华民国的诞生,结束了自秦始皇以来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共和政体的历史新篇章。和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相比,这无疑是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历史兴替。虽然直接的交替过程令人难以置信地和平,但仍然未能逃脱被列强利用,作为新一轮侵华的工具,并且,新的侵略——包括日本侵华战争——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社会持续近40年的浩劫。【1. 实际上,比满清当局更封建的袁世凯,窃取整个反封建的革命果实,并且贪得无厌,是中国社会在满清退出历史舞台后陷入更大乱世的一大主要原因。2. 张:其实,袁世凯及北洋政府比清王朝更腐败无能,更卖国求荣,更邪恶!3. 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导致辛亥革命的流产和此后的军阀割据混战,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得不到休养生息,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国防薄弱,故为列强所乘。】
在扶持袁世凯获取大总统职位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新政府商订贷款合同。由于其中包括监控中国财政等一系列苛刻条件,立足未稳的袁世凯未敢轻易答应。
1912年6月18日,日俄分别以享有对东三省和中国西部特殊利益为条件加入银行团,但这个要求遭到美国抵制。为抗衡美国,日俄双方于1912年7月8日再次签订密约,进一步明确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对日、俄、英的贷款条件和相关举措存在深刻矛盾,美国于1913年3月20日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日本加入银团,美国退出银团,一进一出,各具微妙。两国在日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冲突,渐露端倪。】
4月26日深夜,袁世凯不顾国民的强烈反对和议员的阻挠,派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长陆征祥和五国银团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该笔借款九折出售,84%实收,扣除赔款、借款、垫款和盐务整顿费,实际只剩下820万英镑。【1、这就是列强为什么千方百计逼迫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原因之所在!2、孙: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善于辨别救国的领袖和卖国的领袖,常常被卖国的领袖所迷惑,而不坚定拥戴甚至背叛救国的领袖,这是近现代中国痛史绵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列宁当时对此进行了评论:“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对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先进的”欧洲,是“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但是,这段话似乎忽视了五国银团并不全都是欧洲的,还包括亚洲的中国近邻日本,以及一度参与而最终退出的美国。
对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贷款,只不过是列强对中国新旧政府交替趁人之危的一小部分,在扶持袁世凯向清王朝和南方革命政府夺权的同时,列强还掀起新一轮肢解瓜分中国的浪潮。
俄国方面:1911年7月,沙俄策动外蒙独立。12月16日,“大蒙古国”宣布成立。1912年11月3 日,沙俄与之签订《俄蒙协约》,北京政府声明概不承认。1913年11月,袁世凯当局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对俄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1915年6 月7 日,《中俄蒙协约》签字,库伦活佛宣布取消外蒙古独立。
英国方面:1912年,英国策动西藏叛乱,川滇军队西征。袁世凯电令川军“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1913年9月,中英藏会议。1914年3 月24日,英国代表同西藏代表擅自划定中印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
在对中国的瓜分肢解上,日本是从来不甘落后的,这次更不例外。
实际上,1911年10月,南昌起义的战斗刚打响,日本当局就认为:“一旦该地区发生变乱,能够紧急采取应变措施的,除帝国而外,别无它国。”
10月14日,日本陆军次官冈市之助致函参谋次长福岛安正询问“关于清国暴动问题”:
今清国四川发生骚动,继而武昌又起叛乱,事态趋势已不能仅限于该地。长江沿岸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故情况之发展,或有必要向该地协同出兵,殊难逆料。
尤其变乱波及华北时,我国应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单独加强该当面之守备,同时也应有向华北协同出兵之决心。
在向华北及长江方面协同出兵之际,有必要先于列强向白河口、长江口占据有利之根据地。证之以往之经验,我国在此场合,常常落后于列强,痛感有失机宜。兹既料定事变之发生,则有必要先以海军力量置于要地,以资应变,从而采取先发制人之手段。有关海军联系需于事先研究之事项,望速示知,特此奉达。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8)
日军参谋总长还于当天派古川岩太郎中佐前往南京,与在汉口、上海、广州的陆军武官联系,要求他们收集华中、华南的情报。另派大尉高桥小藤治到上海调查水运情况,以备向汉口附近派兵。
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致电日驻清公使,日本政府打算通过民间渠道向清廷提供武器装备,要他以巧妙措词与摄政王载沣秘密联系:
帝国政府顾念清国政府###革命军,迫切需要购入枪炮弹药,为使本国商人从事上述供应,决定给与充分协助,并已采取各种措施做好准备。
帝国政府给与清国政府如此援助,自应担负重大责任。此情倘有泄漏,革命军自不待言,即直接或间接与此有关者,将一致对帝国抱有恶感,或加害帝国臣民,或抑制我国商品,或以其他方法对我泄恨,均所难料,对帝国将极为不利。为此,必须事先有所准备。
还要他趁机对载沣等灌输日本对清廷的一贯“友情”:
帝国敢于冒巨大危险,采取如此措施,纯系出自对清国政府之特别好意,以及维持东亚大局之需要,别无他意。
于此,贵官应迅速以适当方法,采取措施,使清国政府及摄政王充分理解我上述衷曲。
贵官并应借此机会向清国政府指出:清国官民对待帝国之态度,一向失之公允。且须说明彼等不了解由于大战役(注:指日俄战争)之结果所造成满洲之现状,从而以我为侵略者,动辄企图损害、摧毁我正当之地位。实则帝国政府对清国政府不仅一贯持有最深厚之同情,且能体现于事实。如此次采取之措施,恰为证明上述事实之一例。清国政府由此当至帝国政府平日所述衷曲绝非空谈。切望翻然消除过去之误解,两国互相信赖,努力维持东亚大局。务希向对方申明此意。
10月17、18日,驻汉口各国使馆先后宣布中立。24日的日本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会议,仍决定采取“扶植清廷和维持满洲现状”的政策,并得到了###们的支持。【日本政体中存在内阁、天皇和###三大机制,其中都涉及到军方,甚至以军方背景为主导。】
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日本逐渐将其“维持满洲现状”的政策,定位为促使满蒙独立。
1911年底,日本政府和军部已通过肃清王的顾问、神龙会首领川岛浪速等提供的情报,预感到这种可能性,决定趁机促使满蒙独立。
日军参谋本部向满洲、内蒙、华北地区派出参谋军官多人,组成一个“特别任务班”,前往搜集军政情报,并向华中、华南派遣了几名。
1月29日,由川岛浪速出面,与蒙古喀喇沁王之间达成蒙古独立约定。随即又策动肃清王联络满蒙王公成立“宗社党”,在旅顺、大连、奉天等要地活动,打算以满洲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复辟准备。
至1912年1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已经做好了向东北和华北地区各派遣一个师团的各种准备。1月30日,参谋次官冈市之助还给关东都督府星野参谋长发了一份密电:
将来满洲的秩序发生紊乱时,向该方面派遣若干兵力问题,正在审议中。念及此事可为帝国将来导致有利之结果,故希贵官此是亟应适应大局,在满洲地区即使发生多少酿成变乱之事端,亦应注意避免过分清高之处置。本此辅佐都督(注:指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殊有必要。专此密陈,谨供参考。
2月6日,在清廷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的前6天,肃清王逃亡旅顺。当月12日,日本“特别任务班”随即东移到内蒙古,企图首先促成内蒙古独立。
但是,由于宣统退位之后住进了颐和园,而没去满洲或内蒙,打乱了日方的计划。与此同时,各国也对日本企图独占满蒙的征兆提出了警告。3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制止了关东都督府方面的“满蒙举事” 计划。4月,福岛安正将川岛浪速也召到东京,指令其停止“满洲独立运动”。
日方之所以中止“满蒙举事”,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甲午战争之后,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德国抢占了青岛港。随即在整个山东半岛大举修筑从青岛到济南以西的铁路网,准备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内地渗透。
山东半岛隔朝鲜半岛和东海紧邻日本,位于津京地区和长江流域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的举措,与日、俄、英、美在亚太地区的矛盾逐渐加深。
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中部巴尔干地区,德国与英俄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
日本参谋本部的《日德战史》中记载到:
当欧洲战乱征兆初露,帝国朝廷一部分人认为,此际参加协约三国一方,夺取德国远东根据地,对我实行对华政策有利。盖因列强在中国之利害关系逐年愈益复杂,而中国动辄借彼列强以牵制帝国之意图。故近来对华问题每多掣肘,帝国处境日趋困难。今乘列强岌岌于本国战争,无暇东顾之机,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实属必要。
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与此相反,认为日德开战有引起与美国冲突之虞,因而提出非战论。此外,又有一部分意见主张援助协约三国,参加战争。其目的虽与上述主战论者有所不同,但手段则几乎一致。
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准备从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和青岛。日本威胁中国政府,声称此事若直接和德国协商而不向日本和英国“咨询”,必生重大危险。
8月4日,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提出:欧洲战争若波及东亚地区,请日方援助。日本政府随即声明:当欧洲战端危及日英协约时,将采取必要措施。
6日,中国宣布局外中立,希望各参战国不要在中国领土、领海和租借地内作战。但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却要求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划为中立外区域,作为行军区和交战区。袁世凯答应将龙口、莱州、胶州湾及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区。
7日,英国表示,希望日本只在中国海范围内对德开战,攻击德国的武装商船。8日,日本###大臣会议,决定对德国开战,并反对英国对日本战争范围所作限制。
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政府认为目前形势下,消除扰乱远东和平的根源,采取维护日英同盟协约所预期全部利益的措施,乃为永保东亚和平,达到上项协约之目的至关紧要之事。兹以诚意劝告德国政府实行下列两项要求:第一,立即撤退在日本及中国海上的德国舰艇,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其武装。第二,德国政府在1914年9月15日以前,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交还中国。日本帝国政府声明,如至1914年8月23日正午,未接到德国帝国政府无条件接受的答复,日本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此役,日本自恃战胜德国绰绰有余,故有此通谍。与日后太平洋战争的偷袭珍珠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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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9)
但是,日本的做法遭到英国和美国的质疑。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认为,日本此举其实是对“三国干涉还辽”的报复。美国国务卿蓝辛更是提出,即便是根据日英协约,日本也并没有参战的必要,还于8月19日对日本提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和保全中国领土的“建议”。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强调:
既然英国参战,不论战争打到何时,最后胜利在于英国方面。最坏的场合,也能以有利于英国方面的平局而告终。所以日本虽然参战亦不致吃亏。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实为远大的计划。
这个主张的更确切内涵则是:
也就是说,为日本的巩固与发展计,要抓住所谓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日俄战争是日本处于国家存亡关头时,被迫不得已接受的。然而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资源缺乏国力不足的日本,在列强当中,缺乏胜任国防的实力与有力之态势。抓住列强专心欧战无暇他顾之良机,以期巩固在东亚之地位,庶可作为后进国追击先进国之惟一希望。
于是,加藤的主张得到日本内阁的赞同,这件事情也因此被日本历史学者称为“由一人决定对德作战”。
8月23日,最后通牒到期,德国未予理睬。8月底,英日海军联合封锁青岛港。9 月2 日,日军以第2舰队运载独立第18师的51700名陆军,抢在了英国仓促集结下的小型远征军之前登陆龙口,一面由陆路向青岛推进,一面则沿铁路攻占山东的心脏济南。7日,日军越过中立区,进入山东半岛北部。
日本参谋部于9月13日将占领胶济铁路西段的计划通知外务省,让其转告中国政府。虽然日本驻华公使严重警告,这样做侵犯了中国的中立,但参谋本部却一意孤行,称铁路是由德国兴建的,所以可以视作德国土地予以攻占。【日军名为对德作战,却并不派兵到欧洲去对德奥作战,而是向中国派兵。派到中国的部队首先攻占的目标也不是在青岛的德国军队,而是横贯山东的胶济铁路。】
9月14日,日军又在平度县张贴斩律5条,规定一人违禁,全村处斩。不少村民被以“妨碍皇军”为名集体屠杀。16日,战区司令官神尾光臣发布“军律示谕”,宣布死罪21条,一旦日占区内华人违禁,一律处死。
23日,参谋总长谷川好道又指令神尾光臣占领胶济铁路全线。26日,日军侵占了“交战区”之外的潍县车站。
北京政府照会日本公使日置益,提出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日军撤出潍县车站。日置益辩称,潍县车站属德国产业,必须占领,待战后解决。甚至进一步宣称,整个胶济铁路均为德国所有,日本夺取和管理胶济铁路,与中国无关,要求中国撤走沿路军警,若有冲突,日本将认为是帮助德国与日为敌的敌对行为。
10月2日,日军继续向西进犯。5日进占青州(今益州)车站,6日占领济南车站,完全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
在日本出兵山东的同时,英国也于9月23日派兵1500名,在青岛附近的崂山登陆。在10月中旬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占领了德国在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之后,10月底,英日联军对青岛德军发起进攻。当时,青岛驻有4000名德军,是从中国各处应急征募的德国后备军人。
联军的进攻迟迟没有取得胜利。在北京的日军指挥官指责英军进展缓慢,英国指挥官则反击日本过于同情德国,并指称日本是二流国家,日军只是穿制服的工役,英国士兵不愿受日本军官的指挥。后来,德军在没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抵抗了6个多星期,于11月10日正式投降。
德军投降之后,神尾光臣立即宣布对青岛和胶济铁路实行军事统治。其中,青岛市的军事民政由日本守备司令部掌管,宪兵代替警察,青岛海关由日军接管;胶济铁路改为山东军用铁路,沿路车站全由日本军队护卫,勒令中国路警撤离。
为使对山东半岛的武力侵占合法化,日本方面随即对袁世凯当局,特别是袁世凯本人展开了一场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讹诈和欺骗。
1914年12月3日,加藤高明训令日置益按《关于对华政策事项》对袁世凯当局提出要求。此《事项》有附件5号,共计21款,主要内容为: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条:日本拟向德国协定取得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等。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日本臣民可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可获得该地区的开矿权等。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二条:俟将来机会相当,将该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所有属于该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条: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和兵工厂作为中日合办;将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等。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简称“二十一条”。
日方深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一旦暴露,必将导致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列强的干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强调:“如不速决,反恐枝节横生。”他训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要求袁世凯:“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
1915年1 月18日下午,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保密,并别有用心地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能高升一步”。
袁世凯对日方的要求很震惊。后来他的顾问莫理循询问此事,他表示:日方“所要求太无理,令人愤恨”,“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尤其是对第五号七条要求,他认为简直是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朝鲜,“各条约多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袁世凯曾经作为清廷驻朝鲜的总理事务大臣,对此类条约的性质很明白。】
但是,袁世凯诱于复辟帝制,仍遵照日方要求,派出日方指定的谈判代表陆征祥、曹汝霖为中国全权代表。并且,不仅谈判内容对外严格保密,日方还不许中方设正式的会议记录,甚至不许中方另提修正方案。【卖国求荣的反动统治者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1月22日,至少有三家报纸同时报道了相关消息。其中,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称日本对华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当天,中国《亚细亚日报》、英文《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新动向,但都没有具体内容。【这三个报道的关系,估计有中方谈判代表将情报透露给这两家中外媒体,在消息编印过程中,被日方获悉,抢先印发号外,企图以透露部分具体内容掩盖全部内容。】
中国留学生首先从日本报纸上获悉正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万分愤怒,千人聚会,发表宣言,决议全体罢学回国,进行武力抵抗。
中国国内随即出现反日反袁运动,一致要求政府宣布“二十一条”内容与交涉情形,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上海爆发了5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在日本企业打工的工人纷纷罢工。在沈阳,还有人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0)
由于世界大战的牵制,加上日本表示尽力保护各国在华利益,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宽容甚至支持。
特别是俄国,当时日俄双方正在进行第四次密约。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之中的沙俄政府,“深感日俄两国政治上有紧密联系之必要”。在中日交涉紧张期间,俄国驻华公使还千方百计为日本打探情报。
美国则采取了一种策略,奉劝中日双方“相忍相让”,于3月13日对日本提出详细意见,并在最后表示:
本政府对于日本在东亚之优越地位,以及日中两国为相互间利益而亲密协作无嫉妒之意。亦无妨碍与难为日本,以及迫使中国反对日本。相反,正如正文所述,除保全中国之独立并维持商业之自由,及美国在该国合法权益之外,我国别无他意。切望日本予以谅解。
5月4日,英国对日本提出忠告:“日本对此诸点,或打消强制要求之意,或对日本之要求迄今所作某种解释方面的错误加以澄清,希望两者采取其一。”
于是,在进行到第25次会谈之后,日方迫于中国反对浪潮和列强压力做出妥协,对各项进行了修正和让步,删除第5号附件中的大部分内容。
5月7日,日方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48小时内——即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签字。在此之前,日本有意将青岛守备军团和驻东北师团的轮换部队重叠配置,以成倍的兵力来构成严重武力威胁。
当天,参与条约谈判的袁世凯政府特使周自齐,以北京市商会名义将“二十一条”内容通电全国,并将电文写成屏幅:
五月七日,日本竟以武力为最后要求,强夺我之生命财产。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存于社会。痛深矣!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此身可灭,此志不绝。特此哀电全国,挥泪泣告。……
消息引发新一轮抗议浪潮,北京商会还把5月7日定为国耻日。
但就在此时,美国劝告袁世凯不要拒绝日方的要求。在日本驻华公使多次表态将支持袁复辟帝制之后,除上述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其他各条。消息传出,国民万分愤慨,###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并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为此发布《大总统申令》,诬蔑爱国行为是“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令各地军政当局“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中日代表最终于当月5月25日签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前者承认中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在山东省内自愿另开商埠。后者将旅顺、大连租借期,以及南满铁路、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期限延长至99年。日本人可在东北租地建房,“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等”,可在东部内蒙古境内合办农业及附属工业。【1. 列强选择袁世凯,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放弃国家领袖权,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条约迟早会发生。2.袁世凯不战而签订如此卖国条约,可见其卖国品行和罪恶远劣于清廷!】
美国随即发表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美国在“二十一条”过程中的表演,与“三国干涉还辽”何其相似!】
签署卖国条约之后,袁世凯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冲刺,日本和列强纷纷为之摇旗呐喊。同年8月,日本人有贺长雄撰文宣称中国“民智低下”,“无政治智慧”,只适合帝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向袁世凯表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理想。”美国公使瑞恩施表示:“亟盼能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俄法两国公使也先后在私下向袁世凯表示赞同。
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前往德国向德皇威廉二世寻求声援。威廉二世表示将“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
但是,国内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北京、汉口、福州等地,纷纷出现数万人、上十万人的群众示威,掀起反日反袁运动。旧金山、纽约、菲律宾以及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组成“决死队”、“敢死队”、“救亡团”,明确提出:“袁氏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故惟首先除去袁氏,而后对付日本。”
鉴于中国国内反复辟形势迅猛高涨,日本和列强纷纷改变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英俄两国公使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中国变更国体之计划,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警告袁世凯,要其暂缓称帝。
但自恃拥有军队的袁世凯,对民众的呼声不屑一顾,仍决意按原计划于12月12日举行了复辟帝制仪式。【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第一功臣自居的袁世凯,自己复辟了帝制,此举是他对自己“功臣”地位的最大讽刺,也是他对为其歌功颂德者的最大讽刺!】
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天,日本又和英、俄、法、意四国公使发表公开声明,对袁世凯“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之意”。【黄:袁乃窃国大盗,沐猴而冠,开历史倒车,自取其辱。但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投机取巧和坐收辛亥革命的渔翁之利,此国贼颇有心机,善玩权术。治世多良臣,乱世多贼子。】
日本则一方面为满清“宗社党”武装了一只“勤王军”,怂恿其反袁。另一方面通过梁启超促使云南都督蔡锷起义。12月25日,蔡锷率先宣告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
云南独立之后,广西、广东相继宣布独立。江苏、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将军要求取消帝制。
进退两难的袁世凯,一面向云南派兵“消除事变”,一面派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赠送勋章为名,乞求日本按先前的许诺承认其帝制。
日本当局拒绝赠勋特使前往日本,并正式通知袁世凯,指责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转眼成了丧家犬!】
但从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隈内阁会议通过的一个决定《帝国对中国目前时局应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最关键时刻抛弃袁世凯,还有更深层的动机:
一、试观中国现状,袁氏威信失坠,民心离叛及国内不稳,已趋显著,该国前途,实难逆料。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帝国之力量,以奠定日中亲善之基础。
二、袁氏掌握中国之大权,将不免成为帝国达到上述目的之障碍。因此,为执行上述帝国之方针,以袁氏退出中国之权力集团为宜。无论何人取代袁氏,无疑均可较袁氏对帝国远为有利。
三、袁氏由中国权力集团之退出,以使中国自身促其实现为得策。该中国之前途须取决于该国之民心所向。帝国应察其趋势,伺机行事。帝国亲自决定中国之前途,则将事倍功半……
《政策》进一步决定,承认中国南方的革命军和北方的“宗社党”军队同为交战团体,暗中通过民间方式援助南北军队与北洋军交战。在北方,日本当局通过大仓喜八郎与肃清王达成100万日元的借款协议,作为“宗社党”的军费。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借给孙中山70万日元。
“宗社党”利用日本的贷款,一边与蒙古的巴布札布和东北的奉天督军张作霖联络,一边在东北收买土匪,将约2000名土匪伪装成苦力,收容在大连的苦力宿舍,以备策应革命军从南方的进攻,趁虚进攻北京,夺取政权。
就在日本密谋举事之际,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83天皇帝梦破灭之后,袁世凯企图继续以总统的名义掌权,仍遭到举国反对,《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呼吁:“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在评估了新的形势变化之后,日方于4月20日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名义,令宗社党中止举事。由于得不到日方的经费支撑,宗社党的这批雇佣军最终于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袁世凯解除自己最亲信军师徐世昌的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相当军权的另一个亲信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但这些丝毫没有缓解反对浪潮。连最忠实于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
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和四面楚歌声中可耻地死去,日本围绕袁世凯窃权和复辟而苦心策划的“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1. 人们在提及“二十一条”时,往往更强调袁世凯复辟一事,对更加凶险的日本侵华图谋却重视不够。实际上,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日本当局侵华的一个棋子。2. 黄:在日本的侵华布局中,这样的棋子远不止一个。可见日人谋我亡我之心由来已久。】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1)
巴黎和约·军阀混战
——侵占山东图谋受挫 日本促使中国陷入内战
袁世凯突然死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宣布恢复《临时约法》,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南方随即撤销军务院,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中国南北未经战乱而重新“统一”。
但是,南北中国的这一次“和平统一”,并未能给中国政治带来长久的安宁。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宪法法权的斗争,随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间,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派系之间展开。
由于国民厌倦了党争,梁启超甚至提出了“不党主义”的主张,取消进步党党名,改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支持段祺瑞。支持冯国璋的党派,也纷纷改称“政学会”、“商榷会”、“益友社等”。
1916年8月,国会恢复会议。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主张中央集权的北洋代表和主张地方分权的国民党代表、南方代表斗争激烈。在12月8日的国会辩论时,围绕省长由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各方激烈争论,会场上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
但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恢复国会和宪政后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端。作为填补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政权力真空,在北洋军中职位最高的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和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两人,很快分别成为北洋军中直隶派和皖系领袖,而新任总统黎元洪则缺乏军事实力。在新的中央政府中掌握军事大权的段祺瑞,沿袭袁世凯的军阀习气,恃权专横,引起黎、段不满,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力之争逐渐升级。【1. 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随即一分为二。2. 黎元洪其实是一个既没有革命功劳,也没有治国才能和军事实力的光杆司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前以其为副总统,促使投机军阀纷纷登场,最终断送辛亥革命!黎元洪窃权,其实是袁世凯窃国的前奏。没有黎元洪窃权,甚至可能不会酿成袁世凯窃国。】
1917年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在交战双方不断渔利后进一步倒向协约国一边的美国商船,美国拉拢北京政府随之一起加入对德国参战,得到黎元洪的赞同。
日本深知,中国一旦和美国一起对德国参战,日本侵占山东的计划将变得很麻烦,便随即对北京政府展开拉拢攻势。也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为名,大力扶持段祺瑞扩大皖系势力。对段祺瑞很有诱惑力的是,日方提供的贷款,并不限于必须用于参战的“优越”的贷款条件。
为遏制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美国转而和英国一同促使黎、冯暂缓参战,冯国璋通电支持。【1. 二战时的日美英矛盾和冲突这时已见端倪。2. 日美争夺贷款,争夺对###的控制权和操纵力(影响力、影响方向),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国际侵华战争。】
5月,国会审议参战提案时,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遭到议员们的强烈抗议,提案遭到搁置。
段祺瑞随即组织以皖系军阀为主的“督军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并在参战提案上签字。黎元洪和国会议员却在美英和直系的支持下否决了议案,并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在日本的策动下,段祺瑞指使皖系军官与日本在东北地区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起通电独立,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以段为首的“独立各省总参谋部”,扬言进攻北京,武力倒黎。
面对段祺瑞的武力威胁,黎元洪请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率兵进京抵御。张勋曾经作过江南提督,是一个念念不忘满清王朝、一心想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阀。他要求所部官兵坚持保留满清特有的、标志性的长辫子,并自称“辫帅”。此外,张勋与日本扶植的“宗社党”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可谓一家。
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3000“辫子军”北上抵达津京后,在康有为的辅助下,反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又赶走黎元洪本人,于7月1日拥戴年仅12岁的溥仪恢复帝位,自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德院副院长,恢复纪元为“宣统九年”。一时间,清朝的遗老旧臣,纷纷从戏院、当铺抢购满清朝服,粉墨登场。
张勋复辟引起全国愤怒和强烈声讨,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同军阀和复辟势力斗争到底。日本借款100万扶植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和汤化龙为参赞,誓师马厂,攻入北京。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历时12天的复辟宣告结束。段祺瑞则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身份恢复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权。黎元洪由于引狼入室处境狼狈,被迫引咎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1. 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没有当成总统和大元帅,北洋军阀的头号人物袁世凯也夭折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悲剧愈演愈惨。2. 张勋和宗社党,是继骗死袁世凯之后,又一个被日本扶植然后又赶下台的军阀势力。3. 日本之所以优先扶植段祺瑞,而不是满蒙势力,是为了最终侵占满人的发祥地,不愿满人的势力真正壮大,因而只是更短暂的利用。直到日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日本出兵吞并了东三省,才扶植溥仪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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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2)
“菊分根”
重掌北京政府军权的段祺瑞,随即续行与日本协议,于8月14日宣布对德国宣战。
日本由政客西原龟三出面,采用“菊分根”政策,像菊花分根一样,以名目繁多的分散贷款,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各式各样的借款合同。这些借款名目包括:中央借款、地方借款、参战借款、善后借款、铁路借款等等。从1917年到1918年,种种“西原借款”金额合计高达5亿日元。这个数字超过清朝时期和袁世凯时期###向日本借款总和的3倍。各种名目的借款,主要被段祺瑞政府用于购买军火、扩张兵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而日本则通过这些贷款窃取了大量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好处”——不仅使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侵略特权的要求,还以借款抵押名义进一步攫取了在东北地区修筑铁路、砍伐森林、采矿的权利;派遣军官为北京政府训练“参战军”;又通过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获得日本在中国驻兵和自由进入中国东北、蒙古的特权。日本实际上几乎全面控制了中国的中央财政、税收、银行、电讯、警察和军队。
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炫耀说:日本从这些巨额投资中所得到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1. 段祺瑞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一样,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并且,这些小人得志的北洋军阀一代不如一代。这些卖国协定与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关系日趋密切。2. 可悲的是,虽然国人对日本通过段祺瑞政府实施的“菊分根”政策有所抗议,但总体上十分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大量国家权益被轻易窃取。】
与此同时,段祺瑞还为加强独裁,借口张勋复辟导致民国传统中断,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以梁启超“研究系”和各省督军指派代表组建新的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约法,组建新内阁。【自武昌起义之后,多次为个人的议员名位背弃孙中山革命路线的国会议员们,这时终于遭到被集体抛弃的报应。】
段祺瑞出卖国家主权、迈向独裁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再度成为革命斗争的领袖和主导力量。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在“暂行自主”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广西督军陆荣廷支持下,号召为捍卫《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进行“护法运动”。
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南下广州,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响应护法号召。绝大部分“商榷系”和“政学系”老国会议员也纷纷闻讯南下。
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议员。由于因受到段祺瑞政府胁迫等原因,响应号召前往参会的国会议员虽有150多人,但仍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被命名为“非常国会”。“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陆为元帅,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抗衡。10月上旬,孙中山签发讨段令,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捍卫国会,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段祺瑞政府也提出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口号。于是,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开战之后,南北两方的前线军阀都为了保存派系实力,不愿积极战争,双方各自出现内部矛盾,并导致内部分裂。
在北方,段祺瑞于10月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桂系交战。冯国璋为避免自己的嫡系部队被消耗掉,提出“和平统一”口号。11月,一直消极抗战的直系军队进一步自动从湖南退兵,宣言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的直隶系督军,也联合通电,主张南北和谈。
在南方,滇系和桂系军阀也不愿北伐,一起排斥坚决进行护法战争的孙中山。唐、陆二人实际上一开始就拒不就任元帅职,进而于1918年1月在广州成立“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分道扬镳。在国民党右派的操纵下,“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以总裁制代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和清廷遗老岑春煊等六人和孙中山一起组成“七总裁”。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
5月26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并通电谴责军阀政客“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护法运动宣告夭折。孙中山转而发愤研究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埋头撰写《知难行易》和《建国方略》学说。【与康有为先研究理论后实践改良运动相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际上是先进行革命,再回头补革命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研究的课。前期理性研究的不足,是孙文革命受挫的重要根源之一。导致贸然暴动和茫然革命的根源,在于日本的蓄意误导。前期的一些零散理论,还得益于改良派或者说是保守派的批评(论战)。改良派与革命派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路线斗争,也是近现代中国觉醒道路上的一大悲剧。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和两条道路的悲剧,而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变法图强精英的集体缺憾和一代国人的集体悲剧。】
段祺瑞在“武力统一”失败后,决定先消灭北京政府中的异己。在冯国璋的代总统任期将满之际,段拉拢一帮政客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系政治俱乐部”,并以此夺取新国会的多数席位。1918年9月,“安福国会”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将冯国璋排挤出北京政坛。冯国璋1919年12月28日病亡后,曹锟和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头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英美抽过身来支持曹锟和吴佩孚联络南方军阀一起,与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争斗。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和借款问题。由于双方相持不下,一直拖到5月份爆发五四运动时才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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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3)
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
导致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段祺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此外还有两个重要背景: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自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以来,俄国爆发革命浪潮。趁着沙俄的内乱和对中国内蒙古、新疆地区的侵略扩张,德奥发动了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6年俄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苏联革命进入了高潮,1917年俄历二月,俄国的“二月革命”将贪得无厌的沙皇帝国颠覆。俄历1917年10月26日(阳历11月8日),列宁领导的红军占领冬宫, 驱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奉行一套新兴的国家理念。这就是诞生于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新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等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套社会主义学说是对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们正在竭力创建,而在欧洲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导致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和国际战争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扬弃。它认为,经济危机和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危机和人类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建立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承者列宁进一步认为,被中国等殖民地国家称之为“列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通过以城市工人为中坚力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沙俄这个帝国主义政权,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之提供了不可多得而又理所当然的机会。这个“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被称为“苏维埃革命”。
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联政府对外政策也面目一新。就在美国加入一战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与德国停战,并退出世界大战。苏联政府还多次宣布,永远放弃奴役、掠夺和瓜分被压迫人民领土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相互尊重、友好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并特别声明废除沙皇政府和中国、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苏联红军继续向俄国东部追击沙俄残余势力,将新政权推向西伯利亚。
与美、英、日的军政当局把苏俄革命视为洪水猛兽大相径庭,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并没有把苏俄革命视为威胁,甚至恰恰相反,因为苏联宣布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再也不必为沙俄在新疆和内蒙古的分裂活动而提心吊胆了。
但与此同时,新社会思想的影响正在迅速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新世界文明之曙光。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些中###史的经典语录是苏联革命对中国社会深远影响的历史存照。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用如此慷慨激昂的话语来接受并传扬着苏联革命胜利的消息和社会主义理论。
《庶民的胜利》、《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列主义思想介绍和译著,使得正在与袁世凯、张勋、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的尊孔复古思想交锋中逐渐增长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波澜壮阔,冲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命运也随之突变。
新文化运动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打倒孔家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平民教育、劳动解放、妇女解放、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等等,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军阀独裁统治等口号,则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4)
“巴黎和约”·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的影响前所未有地强烈觉醒中国社会。就在这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了。1919年1月18日,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处置战败国并缔结和约,在巴黎召开盛大会议,这就是巴黎和会。
参会国有27个,其中包括享有胜利国地位的中国。大会主席是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他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被称为巴黎和会“三巨头”。和会期间,三人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开碰头会,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原则”中强调“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些原则也被作为巴黎和会的基本精神。
但是,各个国家在和会的席位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英、美、法、意、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两席,中国也被划为这最末一等。
中国代表团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利权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交,日本抢先在1月27日的五大国“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当天中午,中国代表突然接到下午在法外交部会议厅作陈述的通知,中方决定派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6岁留学美国,他的导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顾于1915年被袁世凯政府派为美国公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会议开始,由日方代表牧野发言,他傲慢地强调:山东租借地早已由德国转移到日本。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与中国已经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指“二十一条”)。这一问题已无争议。
日方的短暂发言一完毕,会议主席克里孟梭便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是否准备发言,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王正廷起立道:“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他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
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蓝辛的支持下,克里孟梭宣布明天上午开会听取中国的立场。28日11时,顾维钧脱稿呈词,严正申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义的和平条件之一。反之,如和平会议采取不同的见解,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这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中国很明了日本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他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牵制德国,德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山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中国尤其感谢这些协助,因为山东的人民为了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和牺牲,尤其在征募人工和各种给养方面。
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难疏职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将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他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顾维钧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成员更是起立鼓掌。威尔逊和蓝辛快步过去跟他握手祝贺。威尔逊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的演说。”英国的劳合·乔治、贝尔福也跟着走来握手道贺。更为出乎意外的是,日方代表西园寺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来向顾维钧握手致敬。【近现代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外交人才,更不缺乏爱国精神,甚至未必真正缺乏科技人才,可惜,由于主宰国家命运的中央政治当局腐败无能,远远未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央政治的紊乱、中央政客的无能和反动,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
但是,经过长达5个月的激烈争吵和私下交易,和会于6月达成处置战败国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草案时,仍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给日本。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传回中国后,举国愤怒,群情激昂。5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对该条款提出抗议。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名###天安门广场示威,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游行队伍在使馆区受阻后,转向外交部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事先被调去保护曹汝霖的警察,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所感动,让学生们越墙开门进楼。曹汝霖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愤怒的群众痛打了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烧毁了赵家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是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出面护卫章宗祥,学生们因害怕引发外交纠纷,没有打他。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示威学生和群众,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声讨,五四###迅速扩散,一月之内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10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在京的山东劳工数万人于彰仪门外的旷野###,要求政府万勿签字;南昌、杭州等地学生游行;广州、吉林等地召开国民大会,12日,山东济宁学界展开爱国活动,并成立学界联合会。13日,开封各校学生召开联合大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15日,烟台学生游行。16日,山东各地抵制日货;厦门学生游行。17日,合肥、漳州等地学生游行。18日,武汉各校学生3000余人###游行。19日,北京各专门以上18所学校学生再次罢课,发表宣言。20日,北京各中学学生也全部参与罢课。各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在北京城区和昌平、长辛店、保定等地开展讲演活动,号召抵制日货;还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 23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罢课。26日,上海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举行罢课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之义,义不返顾”,随后举行环街游行。此外,济南、保定、苏州、南京、武汉等地学生也相继罢课。
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三人辞职。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如果政府不接受民众要求拒绝巴黎和约,则“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
17日,段祺瑞政府决定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和约签字当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寓所,代表团最终违抗段祺瑞政府的命令,拒绝在和约文本上签字,并宣布中国不承认该和约条款有效。【1. 五四运动和中国拒签和约、美国不批准和约,意味着日本侵占山东合法化的图谋严重受挫,这是一次重要的抗日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 五四运动的拒签成功,使得日后侵华战争中中国当局对卖国条约的签订非常谨慎,密约更加秘密,才出现日后《何梅协定》等怪事。3. 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影响至深至远,它不仅是一次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解放运动,更是一场高举民主和科学火炬的爱国运动。它点燃的爱国和民主的火种,必将延绵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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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5)
军阀混战
1920年7月,直系军阀趁段祺瑞政府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之际,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发动直皖战争,联合奉系张作霖部推翻了段祺瑞政府。
1922年4月,日本又支持张作霖与吴佩孚政府进行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退出关外,双方以山海关为界订立停战协定。张作霖随即以省议会名义,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是,形成直系独占北京政府,奉系在东北“自治”的局面。【日本大举入侵前的东北局势初步形成。】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激化了国人对直系的声讨。日本怂恿张作霖联合浙江的皖系卢永祥部,从南北两面夹攻直系。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孙传芳率军增援,卢永祥部最终未能战胜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部,皖系军阀彻底垮掉。
“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张作霖以支援卢永祥为名,派兵入关进攻直系。双方逐渐投入数十万兵力在山海关一带展开第二次直奉战争。
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冯玉祥自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
1925年10月,英美支持下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南方对直系开战,夺取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
1926年1月,由于美、日撮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达成“谅解”,联手将冯玉祥国民军逼往西北地区。
在北方和南方军阀混战的同时,西南和四川地区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其中,和北方、南方情形相似,军阀混战对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浩劫罄竹难书。
【1. 如果不是因巴黎和会爆发五四运动,日本对段祺瑞政府的“菊分根”政策可能进一步得逞。2. 关于军阀混战,虽然一般历史著作都强调了其中的外国实力支持背景,但读者却难得有这样一个必要的清醒认识:实际上,正是外国势力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的军阀混战。从袁世凯窃权到段祺瑞时代,这一点非常明显。3. 其后,日本促成了更大规模的中国内战,并趁机大举入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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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6)
出兵西伯利亚·九国公约
——日本为独占满蒙入侵西伯利亚,结果鸡飞蛋打
或许是由于山东问题被折腾得沸沸扬扬,日本利用袁世凯死后中国国会争夺和政局混乱之机确定了当下的首要策略,不是直接针对山东,而是发动“满蒙举事”。
1916年7月3日,日本与俄国缔结了关于中国权利的新《日俄协约》前后,怂恿其在奉天省西北部扶植的蒙匪巴布札布和善耆的七子宪奎所纠集的5000余名胡匪雇佣军,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进攻奉天,策应大连的“宗社党”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匪军攻占了奉天突泉县后,于7月26日被奉军洮南镇守使吴俊升率部击败。巴军龟缩到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在日军庇护下伺机反扑。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800余人组成“勤王军”,乘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军。
8月30日,日本派驻“宗社党”的高级顾问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军给予犒赏,鼓动其“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匪和川岛浪速的背景很清楚,深感“宗社党”和巴匪的复辟,对他的东北王地位是个严重威胁,必须坚决铲除;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日本势力强大,不能轻举妄动,便先派出重兵包围郭家店,然后同川岛浪速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军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将其一举歼灭,但由于日军护送,张作霖不愿事态扩大,被迫看着巴军向热河方向逃窜。
同年10月7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林西县,出动8000余人袭击林西,开始守军毅军措手不及,伤亡不小,后依托城墙工事顶住攻势,还俘获了一些巴匪。
第二天,叛军在东山架炮向城内轰击。林西县城弹飞如雨,人心惶恐。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遂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
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率部增援,巴布札布被炮弹炸死。
巴军见主帅身亡,斗志顿失,乘夜间大雾弥漫时逃离。
9日,巴匪残余主力东退至乌苏伊肯(今巴林右旗北部),被从开鲁回来的常德盛将军包抄,击毙200余人,所有辎重车被截下,巴匪或降或逃,作鸟兽散。
巴匪事件刚刚平息,日本方面又制造了“郑家屯事件”。
郑家屯,位于奉天西北部辽源(今双辽)和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交界处。当时这里正在兴建四郑铁路(自四平街至郑家屯),还没有通车。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依据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不准日本兵驻扎。但由于该地靠近内蒙,占据了通向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便强行派一支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日军撤退,但日方不加理睬,还进而挑起了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居住在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出很低的价格,卖鱼小孩不卖,吉田就动手打他,受到围观群众谴责。驻地奉军第28师骑兵第28团的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反而和士兵扭打,然后跑到日军守备队告状,日军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20余人,冲到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被迫开枪还击。结果,中国兵死亡4人,伤若干;日兵死9人,伤9名。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立即急电附近日军来援,一面要求辽源当局将中国驻军撤出城外30里。日军两个大队很快从铁岭赶到,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又张贴告示,宣布四郑铁路沿线30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
日本关东都督照会张作霖,提出将四平至郑家屯沿线30里以内的中国军队全行撤退、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8项。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他以奉天省议会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当时,一战即将结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7年1月9日举行会议,研究当时形势下的对华政策。其中第五条强调:
帝国按既定方针,对南满及东部内蒙古进一步扩大帝国之特殊利益,确保中国政府于1898年及1914年两次以公文所承认帝国对福建省之特殊关系,并应努力逐渐扶植我之势力。至于山东省之最后处理,待恢复和平后解决。当前须采取措施将有关德国战前在该省享有之一切权利尽归帝国所有。
当时,由于日方把重点放在谋取山东半岛上,在满蒙问题上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曾在驻警的问题上表示了妥协,允许日方享有一定的警事调查权。但张作霖表态说:“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亟应继续拒驳”。最后,日方同意于1917年1月22日签订了一个侵略性不很强烈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为:
申斥28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
为区别日后“九一八”时的“满蒙举事”,这段时期一系列的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满蒙举事”。这次“满蒙举事”虽然半途而废,却为日本日后的进一步侵华打下了基础。事过不久,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分别在赤峰、通化设立领事馆。1918年6月,又乘机在郑家屯设立了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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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7)
日美协定·出兵西伯利亚
苏联革命的强烈震撼极大地鼓舞了在欧美大陆上无产阶级斗争运动。一战后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此起彼伏,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们,特别是一战期间在交战各方大发战争财之后,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资本势力扩张,把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最危险的“洪水猛兽”。
为应对汹涌而来的红色浪潮,美国出乎日本当局意料地就日本侵占满蒙问题做出重大让步。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蓝辛-石井协定》。协定一方面宣称要以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工商业机会均等为前提,一方面表示:合众国及日本国两政府承认领土接近的国家间所产生之特殊关系。故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在中国享有特殊之利益,而与日本国领土接壤之处尤应如此。
虽然中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于11月9日通知日美两国,中国不受该协定约束,但这个协定对日美关系的调整和两国战略重点的调整非常重要,并因此深刻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因为这个协议实际上反而使日本暂缓了已经启动、即将大举实施的侵华计划,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已经被几次“日俄密约”划入沙俄势力范围的中国黑龙江北部的“北满”地区和与之邻近的俄国远东西伯利亚地区。
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的沙俄军官、官僚、贵族、地主、资本家携带家眷成群结队逃离苏俄,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窜入远东的白俄有25万人左右,其中谢米诺夫统率的白俄军为一股重要武装势力。1918年,谢军在赤塔被苏俄红军击退后,窜入中国东北边境。
1917年12月,设在彼得堡的沙皇政府东清铁路厅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东清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联合谢米诺夫宣布东清铁路地区独立,组织“远东政府”,对中东铁路实行“最高监督”,并招募原沙俄部队和各路匪军,同苏维埃红军作战。一时间,满洲里地区成为反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盘踞地,当地人口也骤然上升到4万多,其中俄国人有万余人,兵民庞杂,秩序混乱。
白匪不时沿中东铁路大肆进行劫掠活动,而且组织匪徒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促使苏俄政府不断派兵追剿。双方在东北的拉锯战对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北洋军阀政府对此深感头疼。
1918年3月,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临时警备司令张焕相为维持边境治安,派人与苏俄红军代表在中苏边境的马碟子会晤,阻止苏俄红军为追击白卫军而进入中国境内。苏俄红军代表答应了中国代表的要求,但又要求中国政府把谢米诺夫匪军驱逐出境,或将其解除武装。
几经周折,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解除了谢军4000余人的武装。不久,在满洲里、珲春一带边境地区活动的谢军万人也被解除武装。在剿匪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堵截、围剿、驱逐的方针,将谢苗诺夫残匪引至哈尔滨。
接着,张作霖当局又用武力,解除了谢米诺夫所属白俄残匪斯莫林、什立尼果夫等部近万人的武装。这样,流窜到东北的白匪大都被解除武装。【张作霖时代在这方面强于张学良时代!】
在中方与白俄政权和苏维埃政权交涉期间,日本陆军正策划向远东俄国领土出兵,作为布局的手段,向中国提出共同防御俄国的建议。
3月1日,北京政府成立督办参战事务处,段祺瑞任督办。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外务省大臣交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草案。这个日中间的一个攻守盟约共12条,主要内容为:
中日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共同向苏联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出兵;日军在战争期间可以向满蒙出兵和驻屯;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出军队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军需品。此外,中国参战军的训练可由日本的军事教官担任。另外还详细规定:对后和黑龙州的行动,中国军队要服从日本司令官的指挥。
该协定很快被中国留日学生知晓。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灾难,留下恶劣印象,这个协定被视为又一次卖国协定。消息传出,4月24日,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冯国璋、段祺瑞,反对“中日协定”。
5月12日,留日中国学生罢课回国,在沪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开展反对协定运动。同时,北京的学生涌向总统府,要求废除协定和公开协定内容。
但是,5月16日,日本政府派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段祺瑞政府靳云鹏内阁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中日双方又进一步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5月21日,北京大学、高师、工专等校学生2000多人至总统府,请求废止这两个军事协定,并要求公布条文内容。次日,天津学生也向直隶省长进行了请愿活动。当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济南等地学生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组织学生救国团体。
6月6日,在上海复旦公学召开“留日学生救国团”全体大会。
6月23日,留日学生救国团与上海各界开联合会议,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7月14日,广州各界召开拒约救国公民大会,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于20日成立各界联合会。
但是,出于增强个人实力和应对中俄边境白匪骚扰等多方面的考虑,段祺瑞政府未予让步。8月6日,###再次通告:限罢学回国之留日学生于9月10日前回东京报到。
后来,在1919年2月5日,北京政府还与日方缔结了延长军事协定的协定。
在这期间,1918年3月3日,苏联与德国达成和约之后,苏联退出了一战战场。德奥方面得以将先前对付俄国的兵力转用于西欧战场,给协约国西欧战场和整个协约国军带来严重威胁。协约国高层决定利用先前被俄军俘虏的原属奥匈帝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5万官兵来增加自己的兵力。
4月,协约国和原沙俄军队一起设法让这批捷克军同意加入协约国军。协约国方面立即组织将他们从俄国中西部的对德奥前线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海参崴,准备从这里海运到西欧战场。
捷克军刚转运一部分,协约国方面突发了新的战略构想:直接由协约国组织联军,对这些捷克军提供武器装备和后方保障,让他们从俄罗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经乌拉尔山脉至伏尔加河口构成一条东西向的乌拉尔战线,重新从俄国方向恢复对德奥联军的夹击。这条防线同时具有阻止苏联红军东进的战略意图,而这后一个意图在沙俄军队和美国方面看来更重要。
6月7日,协约国的凡尔赛最高军事委员会向日本提交出兵备忘录,希望日本参与向西伯利亚派兵。
当时,日本的大陆侵略主义者久原房之助的追随者田中义一中将,这时已先后任参谋次长和陆军大臣等要职,在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他也曾参与。当英法两国提出派联合国军出兵西伯利亚倡议时,他以为机不可失,企图利用这一时机,乘苏联尚未稳固之机,将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三州(外贝加尔州、黑龙州、沿海州)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就主张立即响应,并鼓动当时的陆相寺内正毅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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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8)
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正在图谋中国山东和满蒙地区,对是否向西伯利亚派兵以及派多少、向什么方向派等犹豫不决,正在抓紧调查研究,迟迟没有答复。
21日,在西伯利亚东部等得不耐烦的捷克军,强行占领了西伯利亚铁路,准备接着向海参崴转移。协约国方面闻讯,立即催促日本表态。日本政府于当天答复说,日本愿意派兵,但必须以能得到美国的同意为前提,出兵地区也仅限于西伯利亚。
日本的出兵条件使美国感到为难,也迟迟不予答复。美国很担心日本趁机大举出兵,侵占西伯利亚。而日本一旦在西伯利亚立住脚,前景难以预料,连美国的阿拉斯加都将难得安宁。因为早在美国从沙俄廉价买阿拉斯加前后,日本曾打算向那里大举殖民,遭到美国立法阻止。
由于捷克军的压力和英法方面的强烈请求,7月8日,美国向日本表示,为援助海参崴的捷克军西进与西部西伯利亚友军汇合,美国愿意以日方为捷克军提供军火和代守海参崴为前提,与日本各派7000人兵力前往增援。
对此,日本认为日美派遣同等兵力,说明列国怀疑日本有野心,借以进行牵制,从而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故不同意。提议应从作战观点出发,研究决定必要的兵力。决定派派遣军司令部和第12师团(前往海参崴),随后派第3师团去后。
7月中旬,迫于5000名苏联红军可能与正在向俄国南方运输回国的1万名德奥战俘汇合的严峻形势,美国方面向日方提出新的提议:同意日本一次性派出1万至万的兵力,但反对日方第二次派兵。并强调,如果日本派出更多兵力,美国将不再卷入这件事情。
接到美国提议后,日本于7月16日和17日连续两天在皇宫召开了有外相、海相和陆相参加的御前外交调查会,专门讨论出兵西伯利亚问题。8月2日,日政府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阐述出兵经过,并强调:
帝国政府一心期望改进与俄国及俄国人民之永久友好关系,一贯尊重该国之领土完整,贯彻不干涉该国内政治既定方针,同时申明在达到预期目的后,决不侵犯其政治上或军事主权而尽速撤兵。
当天,日本派出第12师团长大井中将指挥步兵一个旅团、骑兵一个联队(团)、炮兵一个联队、工兵一个大队(营)为骨干的合成部队,浩浩荡荡地向海参崴进发,前往沿海州。随后又以大谷喜久藏大将为总司令,组建了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3日,美国也宣告派兵。
在此前后,英国从香港派出一个营,法国从越南派出一个半营。英、法军分别于8月3日、10日在海参崴登陆。美军则于19日登陆海参崴。
8月8日,日驻华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白俄谢米诺夫军被苏联红军逼向满洲里以东,日本侨民受到威胁,提议希望根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两国共同向满洲里方面向北出兵西伯利亚,日方愿意为中方的军事行动提供贷款。
8月10日,日本当局令海参崴派遣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指挥参与出兵的各国军队,击溃附近的抵抗部队,迅速进入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警备乌苏里铁路沿线各要地,并根据情况,分兵沿黑龙江铁路和黑龙江西进。
这个命令下达后,8月13日,日本随即发表出兵“满洲里宣言”。8月16日,又下令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将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第7师团所属一个混成旅(藤井支队)派往满洲里一带,另外派出一个步兵联队(相当于团)推进到哈尔滨、海拉尔之间。
当天,美总统抨击日本在加强对华侵略,向法、英、日三国提议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不许日本一国单独行动。
8月21日,侵驻满洲里的日军强令当地驻军将营房全部腾给日军居住。24日,段祺瑞以编练参战军为名,向日政府借款2000万日元的当天,日军又擅自警戒中东铁路,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双方互有伤亡。【1.日军实际上是强占中国驻军的营地,驱赶中国驻军。2.段祺瑞-张作霖时代,对日军侵略以迅速反击,蒋介石-张学良时代相形见拙。】
当月下旬,###向尼科列斯克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兵力,纳入日方统一指挥。日方随即于9月1日增派第3 师团进入北满地区。
日本在从海参崴和满洲里方向出兵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令派驻“白俄最高执政者”、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建政府中的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荒木贞夫,迅速与高尔察克和一直活跃在中国东北边境的谢米诺夫等白匪军首领取得密切联系,让白俄匪军全力配合日军在西伯利亚作战。在白俄军队帮助下,日本和白匪军相继攻下了苏俄远东军事重镇赤塔、海兰泡,和中东铁路沿线大片地区。
9月7日,美国驻华代办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章宗祥,要求将中东路交美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代管”,以防落入日本手中,没有得到中方的应允。
当月20日,日本政府再次照会北京,将根据《共同防敌协定》增兵北满。日军从海参崴和黑龙江北部向西伯利亚的黑龙铁路方向加速推进,于9月22日完全占领铁路沿线。随后就不再前进,转而在铁路沿线的北满和外贝加尔州扩大占领范围,“并建立秩序”。
9月24日,日本又与段祺瑞政府订立《满蒙四路二千万元垫款合同》。章宗祥在山东问题换文上签“欣然同意”。同日,又签订2000万元参战借款合同,以聘请日人做段军教练为条件。28日,章宗祥代表北京政府在合同上签字。
至9月底,进驻中国东三省北部的日军兵力已经多达6万人。9月30日,美国对日本发出通牒,警告日本不要继续派兵向贝加尔湖以西推进。10月10日,英国则表示希望日本与英法联军和捷克军一道继续向乌拉尔方向推进。同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段祺瑞被解除国务总理职务,其职由钱能训暂时代理。
由于日本的战略目标原本不包括贝加尔湖以西地区,便在10月15日的内阁会议后照会协约国各方,以美国的警告为由,宣布不将目前活动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日军向湖西挺进。
此后不到一个月,德国就同协约国签订了《康边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此,日本方面实际上已经向西伯利亚地区派出了军事人员万人,铁路从业人员等非军事人员万人,共计万人。
这引起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俄国远东的反苏俄政权的高尔察克政府不满。停战协定签订第五天,美国就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兵力人数和抢占黑龙铁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并于19日发出备忘录。日本认为:“这是以猜疑的目光警告日本”。【当时,美国为了不让日本占据西伯利亚,登陆大陆,甚至宁愿苏联壮大。】
美国又进一步提出,美军进驻北满并派技术团参与中东铁路管理。日本为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坚决拒绝美方要求。“大本营陆军部”称日方的战略目的为:
日本方面,特别是军部出兵西伯利亚的愿望,在于维持东亚和平,在远东建立友好温和的政权以对抗苏俄,并且乘此机会在北满扶植日本的势力,使整个满洲成为特殊地区,以巩固其大陆国防。
日本的实际战略目的是同时占据西伯利亚三个共和国和整个满蒙地区。对于日本的独占意图,美国看得很清楚,随即制造舆论,逼迫日本门户开放,破坏其独占企图。美国陆军部长甚至主张全面撤军,说美军驻留西伯利亚,被日军利用以掩盖其驻留的目的。
日本原敬内阁为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并继续利用共同出兵这一借口,决定对美国做出让步,将日本派遣军总数缩减到万人,并同意将中东铁路交由国际共管。美国方面也由于国内阻止苏俄东进的压力,与日方达成妥协。日本得以继续在广阔地区上“担任对苏俄军队扫荡作战任务”。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9)
日本“米骚动”
虽然日本在西伯利亚和黑龙江北部对中东铁路沿线的军事占领行动很顺利,但是,就在这时,日本国内却爆发了严重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成为协约国的重要供应地,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畸形繁荣,农业受到忽视,造成粮食短缺,贫富悬殊加剧。地主和米商见政府将出兵西伯利亚,就对粮食囤积居奇,致使米价猛涨。1918年7月中旬,富山县的装卸工妻女阻止该县生产大米外运,引起连锁反应,发展为向官府和富豪要求发放救济米和降低米价的群众性运动。消息被报道后,“米骚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各地民众纷纷夺取米商粮店,捣毁富豪住宅,许多城市发生警民流血冲突。8月中旬以后,骚动向地方村镇和煤矿区发展,不少农村的租佃纠纷转为暴力斗争,矿工以炸药为武器同军警进行战斗。骚动一直持续到9月19日,波及1道3府32县。有33个市、104个町(镇)、97个村发生大骚动。政府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被捕群众达数万人,其中有2645人被判处各种徒刑。
这场近现代世界史上著名的“米骚动”,迫使以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为首相的日本内阁于9月29日垮台。【1. 日本的对外侵略为军火商、贵族和皇族攫取了暴利。对于普通民众不但没有增加福利,反而陷入买不起米、交不起租的困境。2. 日本当局对内的镇压也是很残酷的。】
在缓解危机之后不久,1919年4月11日,日本设置关东军司令部,任命立花小一郎中将为司令官,在中国东北设置侵略前线大本营,与苏联红军展开对抗。【以后盘踞东三省、内蒙古一带长达25年的罪恶累累的关东军从此诞生,但最终仍被苏联红军歼灭。】
在巴黎和会之后,英法减弱了对高尔察克反苏俄军队的援助,苏联红军趁机发动凌厉攻势,迅速向东挺进。日军总参谋部曾一度要求政府增派10倍的兵力,强行阻止红军越过贝加尔湖一线,以遏止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向远东三州、满蒙和朝鲜发展,但日本政府和###们综合国内国际局势,不敢单独与苏联红军对抗,便未予采纳。
1919年,高尔察克被苏联红军击毙。当年10月,英国决定撤兵。在得到美国的谅解后,日本决定紧急增调第13师团加强兵力。
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对出兵西伯利亚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决定采取以下行动:
1. 派遣军应集中配置到中东铁路沿线;2. 在中东铁路沿线,由日中两国军队共同维持交通及治安,防止苏联红军对满洲的行动;3. 在乌苏里方面,由日军维持交通和治安,以防止苏军对朝鲜北部和吉林东部的行动;4. 对苏军的进攻,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
日方意在不直接和苏联红军正面冲突,退守中东路沿线要隘,促使西伯利亚各地政权转移到社会民主党手中,并将这些政治团体统一起来,“确立与欧俄的激进派政府完全分离的政权,使俄属远东的政局得以稳定。”但是,由于西伯利亚各地的“激进分子联合奋起,致使上述企图也未奏效”。
1920年3月12日,日本的尼港派遣队与苏联红军发生交火。当日方组织大量部队前往增援时,该派遣队已经被消灭。日方不愿事态扩大,转而占据了萨哈林岛,谋求政治解决。
苏维埃政府也为了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在东西伯利亚建立了“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1920年7月15日,远东共和国与海参崴派遣军签订了停战议定书,17日,交换了日军由外贝加尔撤退和禁止红军进入远东共和国的备忘录。
1921年8月26日,日本政府又与远东共和国举行大连会议,企图相互建立邦交和缔结通商条约。但由于远东共和国已经被苏维埃政权领导,会谈久拖不决。直到1922年4月16日宣告破裂,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
日本政府因在沿海州和满洲地区驻兵旷日持久,弊端日多,不堪重负,于1922年6月24日宣布撤兵。从8月26日开始正式撤兵,9月14日撤完驻北满军队,9月27日从桦太对岸撤离,10月25日,最后一队日军撤离海参崴。
日本这次出兵西伯利亚,从1918年8月以来,折腾了4年又4个月,比日后的“大东亚战争”还长6个月,最终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0)
九国公约
迫使日军无功而返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1921年开始举行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这场会议还迫使日本最终不得不从侵占山东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约》上妥协,签署《九国公约》,从中国山东半岛撤兵,并放弃对胶济铁路的独占。
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的日苏大连会议期间,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邀请英、法、意、日、葡、比、荷、中8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协调协约国对西伯利亚联合派兵的善后问题、对苏联关系问题、一战后各国在海上的军事力量、日英同盟问题,以及与中国相关问题。这次会议是进一步解决巴黎和会相关遗留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由于英法等国都需要美国对其战后重建的扶持,整个会议实际上由美国主导。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主要有:
从西伯利亚撤军问题:日本强调迟早要撤,但目前还需继续留驻一部分兵力。美国坚持其立即撤完。
《四国公约》:美、英、法、日联合应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反抗活动。
《五国公约》:按一定比例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力量。其中,美、英、日的海军力量比例为5:5:3。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
为求得远东事态之安定,维护中国之权利、利益,希望采取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增进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交往的政策。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给予中国以最完善及最无障碍之机会,俾其自行确立并维持一有力而安定之政府。为有效树立并维持各国国民在中国领土之工商业机会均等方针,应各尽其力。应自行抑制,勿利用中国之情势,以牟取足以损及友邦臣民或市民权利之特别权利或特别待遇,并勿容许有害友邦安宁之行为。
各缔约国为各国国民在华之工商业更有效地适用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方针,相互约定不提出或赞助各自之国民作下列要求:在中国任何特定地区,关于商业或经济之发展,为自己利益缔结一般的优先权利之协定。
《日中协定》:基于《九国公约》精神,中日两国于2月4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协定10节28条,其中规定:
1. 日本在6个月内将前德国占据的青岛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
2. 日军在6个月内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军,在租借地归还后30日内,从租借地撤退;
3. 在九个月内,将山东铁路以5300万金马克的价格移交中国;
4. 向国际财团开放建设山东铁路两条之前的权利;
5. 山东铁道会社所有的煤井和铁矿移交给日中合营公司。
这一系列条约,一方面承认了日本的大国地位,一方面遏制了日本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将日本在山东的优势地位和独占趋势一举破灭。【1.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节对中日关系事关重大,但相关论著却多有忽略。其实,此役不仅使日本没有得到俄国的远东三州,还失去了看似囊中之物的中国山东省和满蒙地区,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2.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最终有两个失败者,一是德国,二是日本。其他各方大多受益。3.日本政客,终究算计不过美国,为美国火中取栗。4.日本大陆战略和侵华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在这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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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1)
满蒙王·田中奏折·东北易帜
——日本利用张作霖父子肢解东三省的图谋及失败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损失惨重之后,重新将扩张重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而在这一地区,他们早在1916年前后就开始逐渐扶持了一个比满蒙王公的“宗社党”更得力的人物,他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1875~1928),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人。甲午战争时他投入驻营口田庄台毅军,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败后被遣返回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历任辽源巡防营马队帮带、统带。
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路过奉天,张作霖前往拜访,表示“宁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当时落合等人将张作霖的情况向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做了详细报告,建议日本政府“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的方针是必要的”。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促成共和制期间,张作霖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起反对。1912年1月26日,他在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表示说,如袁确已附合共和,“本人亦绝不听从其指挥,必将自率部队,我行我素”。同时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2月3日,他甚至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能听从指挥”,并认为“吾人既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
袁世凯随即派密使到奉天,对张进行拉拢。袁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张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成为奉天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913年10月14日,张作霖以袁世凯亲信镇安上将军段芝贵代表的身份前往汉城,参加日本组织的灭亡朝鲜的“始政纪念博览会”和“朝鲜物产共进会”。他在汉城会见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时,“说明中日亲善大义,论述满洲和日本关系,表白自己的亲日见解,和寺内肝胆相照”,给寺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随后的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张作霖的言行与日方步调一致。1915年9月上旬,他秘密向袁世凯劝进,并称:“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中旬,他联合冯德麟等19人共呈劝进请愿书,称“实非改进君主制度,不足以奠邦基于磐石。”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虽对此不满,却仍于中旬呈递“恳乞速正大位”的推戴书。1916年4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被亲日的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
当年8月13日,日本人挑起“郑家屯事件”后,张作霖于15日致电日本关东都署表示道歉。21日,张应关东都督照会,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中国军队全数撤离。日军随即占据郑家屯中国兵营,装设电话线。
30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利用“郑家屯事件”进一步向中方勒索。日方先是擅自在郑家屯设立领事馆,随即令驻京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一系列要求:严惩肇事官兵、在南满、东蒙必要地点设警、聘用日本军事顾问与教官、奉督亲往谢罪等。
正在这期间,日本扶植的“满蒙宗社党军”头目巴布札布在进攻热河西林县时被击毙,曾对张作霖有好感的寺内正毅又上台组阁。张作霖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向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中佐表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势所难免”,“我力避投入政争旋涡,一意和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他请菊池“把上述各点向总理大臣电达”。【在日方向外交总长提出要求之前,张已经在用日本顾问了。】
得到报告后,在寺内内阁中最富权势的内务大臣、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表示支持,他认为,宗社党的既有表现很不得力,而“张作霖并无宦图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别无地位,盖以满洲为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则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于是,日本和张作霖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从此确定,张作霖也从此在与日本的相互利用和相互矛盾中迅速成为“东北王”,以至于“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政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满蒙地区的蚕食,也随之推进。
由于日本借口“郑家屯事件”进行侵略,奉天出现了武装反日的“铁血团”,1916年12月8日,张作霖下令将该团首领等数十人逮捕下狱。
1917年2月中旬,奉天省第27师第53旅旅长汤玉麟在第28师师长冯德麟等的支持下,公开反对张作霖提升警察厅长王永江,致使奉天城秩序动荡,人心恐慌,最终王被迫辞职。张、汤矛盾激化后,清史馆总裁赵尔巽返奉调解,吉、黑两省督军也派员参加。后汤被迫率所部第53旅离开奉天城,移住新民。
但张作霖仍不罢休,决心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对不听话的汤玉麟采取“最后手段”。3月4日,张派交涉员马廷亮和第27师参谋长马恺赴旅顺,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关东都督道歉。7日,张作霖又赴日本驻奉总领事馆,为“郑家屯事件”向日本领事道歉。
他托菊池转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请日方保持“好意的中立,并给以精神上的援助”,他将“不惜给以任何报酬”。赤冢认为,对张的援助,是推进日本“在南满各项事业最难得的机会”。他的报告得到外务大臣本野赞同:“帝国政府十分同情张作霖的立场,因而对他这次采取的行动,决不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妨害。”
4月19日,张作霖发布命令,撤销汤玉麟旅长职务,并派第54旅旅长孙烈臣率兵3200余人包围新民,监视汤部交卸。汤带1100余人枪乘火车向广宁投靠冯德麟。5月4日,张作霖任命亲日的张景惠为第53旅旅长。于是,张作霖得到了对第27师和奉天省城的独断地位。
在随之而来的府院之争中,张作霖积极支持亲日的段祺瑞,表示坚决拥护对德宣战。还于5月28日发出“勘电”,抨击黎元洪,以与中央“断绝关系”相要挟,要求解散国会,“任命段总理组织内阁”。30日,他通电声明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威胁黎元洪说,倘“意存荫庇,别蓄野心,当率辽东子弟直捣京师”。
6月3日,张作霖与冯德麟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加紧备战,“援助中央”。随后在当月上旬派张景惠率第53旅进兵滦州,并令驻锦州的第56旅开赴山海关。张作霖还打算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通电攻击国会,被省议会拒绝。【黄:日本扶持张作霖以干涉###的意图初显,但张在奉天还没有到达为所欲为的地步。日本必然加大扶持力度。】
张勋进京后,张作霖随即宣布奉天省取消独立,驻滦州张景惠部退回关外。冯德麟应邀前往北京。张勋复辟帝制后,于7月1日,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省巡抚。第二天,张作霖召集军政要员,研究张勋复辟后的对策。他一面谢恩,一面在往来公文中继续沿用民国字样,以留后路。
7月3日,张作霖通令奉天省各机关一律悬挂龙旗,庆贺清帝复辟。4日,张作霖获悉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贼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后,又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抛弃张勋,追随段祺瑞反复辟,并急电第29师做好战备。他随后又通电全国,抨击张勋,宣称自己“已秣马厉兵,枕戈待命”。
结果,当月9日,积极参与复辟的冯德麟在天津被捕。10日,张作霖宣布兼任第28师师长,一举夺取控制了奉天省的两个主力师。
1917年7月,张作霖又找借口派吴俊升率兵进入齐齐哈尔,扶植其亲家鲍贵卿当上黑龙江省督军。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7月19日下午,日本人船津不顾卫兵阻拦,强行穿越驻长春的吉林军营地宽城子,引发冲撞,日军急调驻长春、公主岭、铁岭部队前往宽城子,与吉林军发生军事冲突,日军遭到吉林军顽强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最后日方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将吉林军全部撤出长春,并要段祺瑞政府将孟恩远免职。至此,张作霖“统一”了东三省,成为“东北王”。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2)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通过张作霖得到了先前出动大量部队到山东和西伯利亚都没有攫取到的好处。
日方首先从张作霖这里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政治特权。日方首先在这位“东北王”身边,进而在整个东三省的各督军署里设置了日本顾问。仅仅是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至1928年以前,就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十多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策划者,不乏日后被判刑的甲级战犯。
这些所谓的顾问实际上就是冠冕堂皇的高级间谍,并且大多是有明确战略使命的军事间谍,他们的工作受控于日本的侵华机构。例如,1918年5月,日本陆军大臣派往黑龙江省充当顾问的斋藤中佐的密令中指示:“对黑龙江省的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事宜,尽一切可能进行调查,在执行任务时,当然要经常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联系,和奉天及吉林两省应聘武官尤宜保持紧密联系。”
这些遍布东三省各军政要害部门的高级坐探,及时将所获悉的最新军政情报通过架设在中国的电话线路或电报,向在中国境内和日本国内的派出机构报告。这些机构包括关东督署、陆军部、外务省、皇室等,它们各自对各种情报进行整理分析后,又与日本其他部门相互交流。加上各种“旅行团”、民间组织、黑社会组织、浪人、土匪等等渠道的情报,在中国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
直接触及各个层面的灵通消息和系统、丰富的情报收集整理,使得日本对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重要军政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不少方面情报的掌握,甚至远远超过中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在战前秘密绘制了大量中国地图,地图详细、准确到中国的军政官员甚至本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后来的抗战期间,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大多把这些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当作宝贝,想方设法去寻找,却往往求之不得。
也同样是基于这些系统和灵通的情报,以及与张作霖的暧昧关系,日本得以抓住种种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扶植亲日势力,抢占重要的军事政治战略要地,修筑重要的军事铁路,开发利用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争夺商业利益,对东北地区进行蚕食鲸吞。
相对于地图这种很明显的专业情报成果而言,政治情报的价值同样重要。日本对张作霖等很多东北军政要员都要专门研究,本节前面关于张作霖最初与日方秘密交往的详细记录,都出自日方的相关档案。日本通过情报网,对这些军政要员的背景、对日态度、实力、发展潜力等等都进行搜集和研究,通过种种手段去干预东北地区的重要人事任免,打压那些积极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的军政要员,扶植亲日的政客和军阀窃取权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高层突然出现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汉奸,如张景惠等人,很多都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从张作霖手中获取权位的。
日本还利用张作霖的暧昧态度,在东北各战略要地非法设置了领事馆、驻军、设警地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强夺战略要地郑家屯、驱逐长春的吉林驻军之外,还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聚集地区设置春晖领事馆等等。
日本方面所重视的战略要地,主要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考量的,特别是战略性的军事交通关隘,如郑家屯、锦州。此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煤矿、铁矿、盐田、木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也是优先抢夺要点。日本曾企图通过“二十一条”从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手中获取在东三省和内蒙东部自由租买土地的权利,但相关条约最终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可是,日本却轻易从张作霖这里私下得到了土地和矿藏的“商租权”。
1916年张作霖任督军后不久曾表示:日本要求的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政府的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光干不说地进行”。例如1916年4月,满铁公司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振兴铁矿无限公司”的名义控制了重要的鞍山铁矿。而正是这些铁矿,使得此类战争物资资源贫乏的日本,得以生产大量飞机、火车、坦克、大炮、机步枪和炸弹来持久地侵略中国。张作霖还以价值4亿元的“私有”土地,与大仓财阀合办“兴发公司”,合股经营通辽一带的农业和畜牧业。【张作霖“光干不说”的卖国,确实没有引起强烈抗议。此为当时国家体制和国民性格的一大悲剧。】
日本对这些战略要地和矿产资源的巧取豪夺,就像郑家屯事件那样,大多遭到当地民众或中国驻军的抗议或抵制,但最终还是由于张作霖当局的干扰和让步而纷纷得逞。在关于日本侵略东北的各种史学专著中,这方面的个案比比皆是。
日本在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之后,随即修筑铁路,将这些战略据点贯通起来,形成机动化的军事运输通道。在张作霖时代,日本千方百计利用其控制的南满铁路,以“南满铁路公司”的名义,在东北地区攫取路权。
日本在1913年利用支持袁世凯政府获取“满蒙五路“的换文之后,又于1915年通过“二十一条”迫使北洋政府签订《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使其成为满铁支线。1918年6月,又签订了《中日吉会铁路预备合同》。9月,《满蒙四铁路》换文。1923年底,又开始大力谋取“满蒙五铁路”。
私售路权是张作霖和北洋政府换取日本扶持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与导致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末代清朝政府出卖铁路权事件相比,这些路权获取和铁路修筑的非法和蛮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铁路网,正是日军为下一步以闪电战术大举入侵中国而预先构筑的最主要运输通道。张作霖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3)
怂恿张作霖争夺###
实际上,在1916年至1919年期间,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一度因出兵西伯利亚而放慢了,在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之后,日本方面仍一度保持这样的节奏怂恿这位“东北王”进一步介入对###的争夺,成为“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权坛。而这个过程,又将中国近代史上围绕###而进行的北洋军阀混战推向了最高潮。
在俄国革命动荡期间,也就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期间,北京段祺瑞政府采纳了徐树铮等人的建议,决定出兵防止内蒙古的分裂,并趁机收复刚刚被沙俄肢解不久的外蒙古地区。日本则怂恿张作霖推行“大满蒙主义”,趁机联合南方的孙中山等北伐军和冯玉祥等,对北京进行夹攻。
1920年7月,张作霖下令奉军第27师、第28师两个主力师入关,与直系联合,击败皖系主力,迫使段祺瑞于当月19日通电辞职,徐树铮等九人则逃往日本驻华使馆。###落入直奉军阀吴佩孚之手。【日本又别有用心地收留了一个被其整下台的流亡政客。】
史学著作往往将这次直奉战争解读为美英利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扶持直系打垮了亲日的皖系政权。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日本却利用张作霖为自己在北京政坛中抢回了一席之地。
张作霖不仅插足了###,还从战争中抢夺了大批辎重物资,还收编了皖系军队,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由“东北王”一举变成“满蒙王”。
但由于直系占据了新一届北京政府的主导地位,张作霖和日本方面都对这一席之地不满足。这位###中的新贵,当年8月13日在天津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今后要更努力于中日亲善”。同年11月,张作霖派出于冲汉为特使赴日。行前,他在奉天接受日本记者团的采访时强调:
我作为东三省巡阅使,向来和日本有密切的关系,深感中日友好的必要。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有亲赴日本的必要。最近国务院参议于冲汉去日本的任务,主要是为了实现中日友好,亲密无间地互相交换意见,以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的赴日,表面上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实为我个人的代表,其使命大部分是关于东三省的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于冲汉此行在日本访问了原敬首相、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并在此建立稳固的势力基础,帝国应予以直接和间接的援助。
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
帝国一旦从西伯利亚撤兵,关于中东路问题、满蒙政策、统治朝鲜和维持治安以及关于俄中、日俄间国境地区的防卫等等问题,须在中日之间达成协定者颇多,而我们在中国方面所面临的对手当然是张作霖,帝国为达此目的,务使张对我怀有善意。在此意义上,帝国为使张在满蒙建立稳固的基础,给予援助,实为必要。
日本军方也纷纷强调同样的观点。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东少将称:
为了粉碎吴佩孚的野心和以吴佩孚为傀儡的英美的阴谋,支持张作霖是维持帝国的地位所必须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
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少将称:
美英与直系合作,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华权威,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对中国,特别是对满蒙的政策,甚至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对张要加以支持,至少也要采取维持其现在的势力的方针。
1921年底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策动张作霖亲自入京,迫使靳云鹏内阁辞职,组成以梁士诒为总理的亲日内阁。梁士诒内阁一上台,便同意购买胶济路的款项向日本借贷,并允许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和会计长。
梁士诒内阁的亲日卖国举动,使得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山东权益又变相流失,遭到直系和国民的强烈抨击。张作霖出面为梁进行辩护,双方论战愈演愈烈,战争阴云密布。
1921年1月8日,张作霖让町野武马到日本驻华使馆找小幡公使给予支持。10日,又派于冲汉去找关东军贵至少将支援武器弹药,并希望在奉军出关时,日军能维持满洲的治安。14日,再派于冲汉访问奉天总领事赤冢,要求日本政府提供炮弹10万发、机枪200挺、子弹500万发、步枪1万支、子弹1000万发。
于是,美国华盛顿会议刚刚落下帷幕,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爆发战争。由于当时日本被出兵西伯利亚所牵制,国际形势又孤立,对奉军的支持力度远不如英美,结果奉军大败。
5月12日,张作霖在日本怂恿下于滦州宣布独立,自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称:“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定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6月上旬,东三省议会又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此后,日本大力支持张作霖在东北整顿充实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为重新争夺###做准备。张作霖也增聘日本军事顾问,设置陆军整理处,推行所谓的“精兵主义”。
1922年10月,张作霖以100万元向日方购进步枪2万支和若干炮弹、炸弹、飞机。1923年2月,日本把从意大利购买的步枪万支、炸弹800颗、大炮12尊转卖给奉军。8月,日方又将价值368万元的万件军火运入奉天。
日本向张作霖输送军火的举动备受关注,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指示驻京公使芳泽:“关于供给武器一事,因有列国关于禁止供给中国武器的协定,日本政府不能只限于考虑满足张作霖的要求,莫如使其设立兵工厂以求自给。”于是,日本由大仓财阀出面,投资数十万,为张作霖扩建东三省兵工厂。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均来自日本。
1923年,日本还曾通过张作霖向南方的孙中山支援资金和军火,孙为此写信给张表示谢意并宣传革命。
1924年5月,日本清浦奎吾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强调:
尽量保持同广大地方实权者的良好关系,使日本的势力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由于满蒙与日本领土接壤,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较之中国其他地方具有特殊的关系,因此,这时应特别注意与我国在该地区地位的巩固与发展。
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4)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3日,直皖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张作霖便决定出兵对直系作战。13日,张亲率六路大军向关内挺进,吴佩孚率三军迎击。17日起,双方主力激战于山海关,奉军最终从石门寨取得突破,直军战局危急。【1. 张:在国内威风凛凛的大军阀,不过是日本侵华的一颗棋子!2. 一旦中国的国家政权被昏庸无能、忌贤妒能者掌控,日本等以国家力量在中国扶持几个军阀,并促成相当恶劣的军阀氛围,甚至窃取权柄,并不很困难。】
日本对这一次战争志在必胜,利用所控制媒体大肆制造不利于直系的舆论。这引起###不满,提出抗议,并希望日方劝阻张作霖南下。迫于外交压力,日本外务省22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方针”。
这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联合宣言称:“中国战祸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10月4日,日本贵族院、众议院议员和浪人千余人,组织了“对支国民大会”,会议宣言:“日本为保全中国统一,维护东亚和平,特对世界宣言,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鉴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应速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0月8日,政友会召开“对支问题有志大会”,也主张“帝国应采取坚决的措施”。
日军方实际上继续采取大力支援张作霖的政策,向山海关派出军事顾问团,不断为奉军提供情报,甚至还派日军直接加入奉军作战。10月上旬,直系渐露败象。9日,吴佩孚会晤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答应在进入满洲之后完全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在条约规定的权利方面,张作霖尚未答应的部分,他也将同意。
但是,吴佩孚的卖国交易已经为时过晚,并且,其所谓的优越条件,其实与日本方面图谋相去甚远。卖国交易使得北京方面的失败来得更快。当月中旬,直系败退。
正当吴佩孚准备大举增援的时候,又突发了新的灾难:由于南方革命党和日本预备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等的策反,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两面受敌,一片混乱,迅速溃败。11月3日,吴佩孚被迫乘军舰南逃。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大胜而告结束。
11月17日,由张作霖出面邀冯玉祥等在没于天津日租界的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到北京主持政务,史称“天津会议”。
于是,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亲日的段祺瑞政府东山再起,成立了临时政府。张作霖加强了在满洲的权力,还进一步控制了津浦线上的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长江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北京、河南、察哈尔、热河等西北部地区。
日本陆军统帅部派驻北京的公使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总结: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为了防止外国势力进入我国防上的重要根据地——满洲,为了保护我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由于我国文武两方面驻中国机构的合作,很好地达到了目的。
陆相宇垣则在日记中更加得意地写道:
夫有以为于双方均势未十分破裂之先,为日益巩固日本之地位而与张作霖明暗相通并给予相当之支持者,此种想法促使政治家、实业家及政党于决战甫将到来之际,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其结果铸成日后之局面。如今世上竟有许多愚顽之辈,视此新局面之开展为一种天佑之福,且世人亦对之首肯。妙哉!
于是,在与英美间的新一轮侵华较量中,日方重新夺取了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性胜利。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扶植张作霖势力重新把持###,掌控华北,并进驻上海,向长江沿岸扩张。【黄:不让卖国势力窃取国家权柄和奋勇铲除窃取到国家权柄的卖国政客,为中国避免浩劫的一大关键!为中国仁人志士的永恒使命!】
直奉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并大肆攫取对投资中国内战的报酬
在直奉战争期间,日方抓住一切机会向其扶植的新一届北洋政府和张作霖方面索取特权。1923年11月,大战前夕,满铁社长川村竹治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敷设满蒙五铁路”的建议。该建议修筑的铁路总长达1163公里。建议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1924年9月,大战正酣,满铁迫使张作霖政府签订了《兆昂铁路承造合同》,延长了四兆铁路,把势力伸向黑龙江中东铁路方向。1925年,满铁又和张作霖达成包工修筑吉敦路的协议。当年,日本还制定了为期20年的“满蒙开发铁道网计划”,准备修筑35条铁路,总长8800多公里。
此外,日本还进一步攫取了大量土地、森林、矿产资源和工商业、金融业权利。
与此同时,美国也联合英国一起拉拢张作霖,与日本争夺对满蒙的控制权。在美国的诱导下,本身也想打破日本对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的张作霖,于1924年5月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决定筹建自己的铁路网。1926年10月,张作霖还打算和孙传芳一起向英国有利银行和美国烟草公司借款5000万元,其中包括用于修筑铁路的款项。
相关举动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张作霖当局被指责为破坏了“禁筑满铁平行线”的规定,借款被迫取消。
此外,张作霖还打算向美英借款2000万建筑葫芦岛港,以打破日本在大连港的垄断局面,也引起日方的不满。【清朝末年,也有日本企图侵占东北和美英插手东北铁路之举。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现代中国的悲剧,在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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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5)
与此同时,奉系势力涉足江浙,与孙传芳构成矛盾。并且,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也一山不容二虎,矛盾逐渐激化。1925年10月,孙传芳联合冯玉祥等,通电讨奉。吴佩孚也趁机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宣布“讨逆”。一时间,奉军陷入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奉系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露。1925年11月,冯玉祥暗中与郭松龄、李景林结成反张作霖的同盟。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三民主义影响较深,对日本的蚕食侵略和张作霖的卖国协定深为不满。郭松林曾为张学良老师,对张学良的影响很深。
奉军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为杨宇霆。新派中又分士官派和大学派,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首,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几派之间互相倾轧,由来已久。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张学良特别倚重的郭松龄,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都得到了一省督办职权,郭松龄想谋求热河都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杨矛盾加深。
奉军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后,张作霖准备公开承认日本以前提出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大力支持。正在日本观看“秋操”的郭松龄闻讯后,立即回国。
11月22日,冯、郭、李签订了“反奉密约”: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当天,郭松龄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
23日,郭松龄在滦州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独立,强调反奉宗旨为:张作霖听信杨宇霆谗言,穷兵黩武,以致激成大乱,四面受敌,这样非但直鲁不保,恐东三省也将被夺,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内战。要求张作霖下台,拥举张学良为司令。并将所部7万人编为四个军,宣布班师回奉通电。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
郭军于26日突破榆关,27日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张作霖赶紧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堵击郭军。30日,郭松龄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张作霖见形势危急,遂向日本求援。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参谋长斋藤义夫少将向张作霖提出了日本在必要时出面阻止郭松龄的五项条件:
1. 日本臣民在中国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2. 间岛地区行政权移让日本;
3. 吉敦铁路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4. 溅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 以上四项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解决。
这就是《日奉密约》。经张作霖同意,双方在密约上签字。
12月5日,郭军克连山,6日克锦州。这时,热河都统阔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宋军支援,声势更盛。
郭松龄两次致电日本公使和驻华外交团,声明保护在东北的外国人,尊重既成条约,要求日本和各国严守中立,不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日本要求郭松龄承认与张作霖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
12月8日,日本内阁做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到奉天省城警戒,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战,又同时警告郭、奉两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
13日,郭松龄军攻克营口,沈阳震动。张作霖大惊,准备下野,逃往旅顺。郭军进抵营口车站时,遭日军无理阻截。
15日,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同时发表第二号警告,严禁对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20华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8日,关东军司令官移驻奉天省城。
19日,增派满洲援张日军全部抵奉,总司令为斋藤。日军代张军守卫奉天省城,张军悉数开往前线作战。日军步、炮兵还乔装成张军进入战场。
22日,郭军与张军在巨流河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一面派乔装军从左侧进攻郭军,并掩护吴俊升部骑兵抄袭郭军后方;一面出动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轰炸郭军后方阵地。郭军不堪多面受敌,于23日败退。
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于24日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25日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郭军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五军。
12月初,冯玉祥向进退两难的李景林部发动进攻,于12月24日占领天津,将直隶与河南连成一片。
华北和东北混战之际,直系军阀吴佩孚趁机率军北上,###冯、张,企图夺回###。后见冯军声势壮大,便与张作霖勾结,联合攻冯,爆发“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在顽强抵抗各派军阀的联合进攻后,国民军最终被击溃。
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但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向湖北推进,威胁吴佩孚根据地。吴不得不于3月22日离开北京,南下指挥对北伐军作战。于是,###实际上为张作霖独掌。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6)
东方会议·田中奏折
1926年底至1927年春,日本逐渐陷入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其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渐趋激烈。在中国,则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势如破竹,北伐军迅速占领了武汉、南京。
日本从佐世保派驱逐舰4艘、巡洋舰1艘抵达中国,与英美法联合干预中国革命运动。一边派出奉系代表和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一边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和大批军政要员奔走于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声称:“今后日本不应仅目北京为中心,当以平等之有益对待南北两方面及各势力者为要。”日本制造“蒋张联盟”气氛,既是为了与美英一起遏止北伐,又有与美英争夺对华控制权的意图。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最后成功,解放了上海,却被列强趁机演变成“四一二政变”、“五一七政变”及宁汉合流。于是,中国的内战,在军阀之间混战基础上新增了更加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大功告成的北伐战争也随之夭折。【国民党的左右分裂和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分裂,是日本和美英一起取得的对华侵略的重大政治成果。这个成果,对日本侵略者而言,比张作霖所签署和默许的一切卖国协定更有价值。】
在以上这一系列背景下,4月20日,长期鼓吹将岛国发展为大陆国家,使满洲成为日本人“永住之地”的日本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取代若组阁。组阁前的4月16日,田中发表演说,称“中国的变化将引起东亚全局危机,日本应同列国协调一致,从自卫的立场采取适当措施”。22日,新内阁又在施政方针中声明:日本对共产党的活动,不能掉以轻心,“倘共产党一旦在中国活跃起来,不论其结果如何,从直接最受其影响的我国立场出发,就日本对维护东亚全局所负的责任来说,都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总之,新内阁强调,把解决“中国问题”做为重大使命之一。
于是,日本当局一方面逼张作霖解决“商租权”和满蒙五路问题,一方面以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张作霖统治东三省为条件,承认蒋介石“统一中国”。【日本这时还愿意承认南京政权统一华北!】
1927 年 5月24日,日本内阁决议,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遏阻北伐。28日发表出兵声明,30日从大连派出步兵第33旅登陆青岛。由于日本的大力怂恿,张作霖决心与北伐军进行对抗,于6 月 18 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
诱导张作霖踏上与南京政权相对抗的不归路之后,日本政府由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出面主持,召集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的主要官员和中国通及驻华文武官员,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外相官邸举行了针对中国问题的“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上的侵华政策有两大主张。一是满铁方面山本条太郎等主张的通过外交、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东北和整个中国的权益的“内科办法”;一是军方森恪等主张的用军事手段大举侵略,一举将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外科方法”。
其中,东方会议的主持人森恪强调:“日本要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这就是日本要做的一切……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中提出:“帝国此刻必须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的势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应向中国要求:1. 宣布东三省自治;2. 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3. 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果中国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
最后,田中综合两种主张,定下了肢解东北的基调,随即公开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其中强调:
……
5. 此时,常因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此乃不容争辩之事实。帝国政府虽期望对此等不逞分子之镇压及秩序之维持,统由中国政权处理及国民之自觉实行之,但帝国在华利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日华关系流言,以掀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分子,故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6. 对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益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然而,根据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贯通满蒙南北,乃促进内外人士之经济活动,加速该地区和平开发之道。有关维护我既得利益乃至悬案之解决,亦应根据上述方针处理。
7. (本项不予公布)至于东三省政局之稳定,则有待东三省人本身之努力,方为至善之策。在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区政局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8. 万一战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区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呈送了一个名为《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的奏章。
这个《田中奏折》于1928年6月被受托在东京替张学良收集日本情报的台湾苗栗县人士蔡智堪冒险从日本皇室书库里抄出,密寄给东北当局。在1929年12月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田中奏折》英译本分发给各国代表,又在当月的南京《时事月报》上全文刊登,使之公诸于世,世界舆论为之大哗。【哗日本之贪婪狂妄,哗中国之积弱挨打!】
对于这个《田中奏折》,日本当局坚持否认其存在,其真伪甚至在二战之后仍存在争议。但是,正如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说:“《田中奏折》出现以后,东亚方面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件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蓝本那样进行的。因此想 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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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7)
附件:《田中奏折》(参考文本)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率领群臣诚惶诚恐谨以我帝国对“满蒙”积极的根本政策奏闻。
对“满蒙”的积极对策
所谓“满蒙”就是指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而言。这里,不仅地广人稀令人歆羡,而农矿森林的丰富也是世界无比。因此,我国为了开发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特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中日共存共荣的名义,对该地的铁路、海运、森林、铁矿、农业、畜产等各方面投资达四亿四千万日元,这个企业实际是我国企业中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回顾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条约以来,我国向“满蒙”的扩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国内上下舆论为之哗然。九国条约本来是在美国的主持下签订的,附议各国对我国在满蒙势力的增长并不反对,而认为国际贸易及投资利益借此可以得到保护。
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护自己的安全,并进而保护他国居民的安全,就必须使用铁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然而,如果采取铁血主义来保全东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国必将受到中国以夷制夷的煽动,起来制止我国。这样一来,我国就要被迫与美国进行角逐。
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
考虑我国现状和将来,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须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方针,并借利权发展贸易。这样,不仅能制止中国工业的发展,还能避免欧美势力的东渐,良策妙计莫过于此。
满蒙利权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做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我大和民族为了向亚洲大陆发展,第一个重大关键就在于掌握满蒙利权。
为建立昭和新政并实现我帝国的恒久兴盛,采取积极夺取满蒙利权的政策是惟一办法。
满蒙并非中国领土
最不幸的是:日俄战争时,我国在宣战布告上明确承认满蒙是中国领土,而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条约》上也认为满蒙是中国领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由于以上三个错误,给我国在满蒙权益遗留下祸患。
我国今后要利用一切机会,使全世界知晓有关满蒙主权的真相,并趁着机会以渐进方式向内外蒙古扩张以使大陆得到新生。对于南北满洲的利权,除应根据“二十一条”勇往直前外,应依下列附带利权,扩充我国既得权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一、三十年商租期限满期后,自由地加以展期,并使对方确认经营商、工、农等业的土地商租权;
二、日本人在内蒙古东部可以自由居住往来和经营各种工商业,在出入南北满时中国方面不得依中国法律进行征税或检查;
三、全部的对奉天、吉林等地的十九处铁矿、煤矿的开采权及森林采伐权;
四、在满洲及东部蒙古的铁路修筑及铁路借款的优先权;
五、政治、经济、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增聘及聘佣的优先权;
六、为管理朝鲜人的我国警察驻在权;
七、将吉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
八、特产物的专卖权及对欧美贸易货品运输的优先权;
九、黑龙江矿产的全部开采权;
十、吉会、长大铁路的修筑权;
十一、收回中东铁路时提供借款的特权;
十二、安东、营口的港权及运输联络权;
十三、东三省中央银行的设立及合办权;
十四、畜牧权。
对内外蒙古的积极政策
现在,图什业图王府内有我退伍军人十九名,已从王府取得土地购买权、羊毛收购权、矿山开采权等,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先取权。此外,已将多数退伍军人秘密派往该地,为了避免引起奉天政府的嫌疑,使其经常穿着中国服装分散在该王府辖区内从事开垦、畜牧和收购羊毛等工作。
这样,一旦时机到来,内外蒙古即将归于我国所有。为此对于蒙古,拟自本年度起,从陆军机密费中拨出一百万元左右,急速派遣军人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中国人,潜入内外蒙古,拉拢一切旧王公,攫取该地的畜牧、矿山等,以便为国家树立百年大计。
对朝鲜移民的奖励和保护政策
满蒙各地资源丰富,适于朝鲜人移居,因此朝鲜人移居者日益增多,目前居住在东三省的朝鲜人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为能使移居满蒙的朝鲜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一旦有事,即令朝鲜人进行军事活动,同时还可以取缔为名对他们的行动加以援助。
另外,还可以“东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铁”作为后盾,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对朝鲜人进行援助,借朝鲜人的力量来开发内外蒙古并掌握其商业权。
这就是说,朝鲜人侵入满蒙显然对帝国的国防、经济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今后要由政府大力加以援助俾其成功,以为帝国发展制造新机会,特别是根据《石井-蓝辛协定》多取得的我国对满蒙的特殊地位,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放弃,幸而朝鲜人移居者日益增多,其投资也日益增长,这样,《石井-蓝辛协定》上规定的特权,就可以利用朝鲜移民的新问题而加以恢复,而对于这种情况,从法理上说,在国际间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我国。
新大陆的开发和满蒙的铁路
交通既是国际交往的工具和战争胜利的保证,又是经济上的堡垒。我国所修建的铁路大部分在南满,尚未进入物产丰富的北满,这是特别遗憾的。
南满地方居住着很多中国人,这对于我国的国防和经济是不利的。我国如欲开发其富源和巩固国防,必须大力建设北满的铁路。
已有的满铁路线,主要是经济性的铁路,而非循环铁路,极不适于战时动员和军事运输。
在中国自己建设的铁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财力而言,不久将来即可建设运输能力强大的铁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龙江的财力进行铁路建设,中国方面铁路的力量,不久将凌驾满铁之上,必然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然而,奉天省目前经济紊乱,除非我国出力救济,否则无力恢复。
我国利用这一时机,勇往直前以完成我国的修建铁路的目的,同时,如果再极力进行煽动,使奉票进一步暴跌,那么,奉天政府的财政必然重蹈赤俄财政的覆辙,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时,他们也就没有能力开发满蒙了。
惟有中东铁路的势力是很难打倒的,并且不幸的是这条铁路线和满铁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对军事的进展上却是十分不利的。
幸而赤俄的势力日衰,已无力向满蒙扩张,毫无疑问,今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必将听从日本的指示。赤俄虽然国力日衰,但对满蒙扩张的野心并未停止。其一举一动都是妨害我国的扩张和满铁的利益的。我国必须极力防止赤俄的扩张。
我国首先应该以防止赤俄南下为口实,逐渐向北满强行扩张以便攫取其资源,南面,要制止中国势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势力南下。为了对赤俄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斗争,应该使中国站在表面,我国在背后加以监督,以防御赤俄势力的扩张。同时,还要采取机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国势力的增长,和维护我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
前几年,我国后藤新平主张恢复日俄邦交及邀请越飞来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俄国牵制中国。
我国对于满蒙,不能单单依靠满铁而得到满足。鉴于我国扩张的现况和将来,必须独占南北满铁路。特别是拥有巨大富源的北满及东蒙古方面,对我国说来,发展余地很大而且有利。因为在南满,中国人日益增多,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我国都处于日趋不利的状态,所以必须迅速进入北满的地盘,以谋国家的百年兴隆之计。
我国在最近将来,一定要在北满和赤俄发生冲突,那时,可以按照日俄战争的前例,如同当时的满铁和大连那样,获得中东铁路和吉林。为了取得北满的富源,我国再一次在南满的旷野上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我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
我国欲完成的满蒙铁路如下:
通辽-热河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对于我国开发内蒙古将有很大贡献,在满蒙的所有铁路中,它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价值最大的一条。
要想同内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联系,非依靠这条铁路不可。也就是说,我帝国在内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决于这条铁路。
洮南-索伦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我驻南满的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线插进赤俄的背后,同时还能阻止赤俄军向北满增援。我们可以强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项防止中国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够使已侵入的中国人得不到安居乐业,他们也就自然离开。除此之外,我国如能积极采取其他防止办法,就可能使中国人无从进入蒙古。
长春-洮南铁路——因为满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满,如果这条铁路建成,那么北满及蒙古的富源将全部归我所有,沿线地区还可能容纳我移民二三十万人。将来吉林、敦化和我朝鲜会宁线的联运通车实现后,蒙古及北满的富源即可直接运到东京和大阪。一朝有事,从我东京出兵经过日本海可以直达北满和蒙古,中国陆军一定无力突破北满地区。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潜水艇将不可能威胁我朝鲜海峡。这样,在食粮和原料方面,将能得到自给自足,不论同任何国家作战都可以处于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会宁铁路——以往到欧洲的人,都要经由大连或海参崴。将来这条铁路建成后,就可以由清津港经过会宁,转由西伯利亚铁道到达欧洲,这不仅是亚洲交通的大动脉,将来不论旅客或是货物,都要通过我们控制的地区。我方如掌握了这条交通的大动脉,就可以无所忌惮地侵略满蒙,实行明治大帝吞并满蒙的第三期计划,实现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的愿望。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然而第三期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尚未实现,这都是臣等之罪过。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8)
以吉会线和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
罗津(本书注:位于黑龙江与朝鲜交界处)是独一无二的终点良港,可以成为世界贸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压倒赤俄的海参崴,另一方面还可以吸收北满的丰富物产,把满蒙的繁荣引进我们国内。假如在最近的将来战争爆发,我国不得不从大连港口取得富源的话,敌舰就会把对马海峡和千岛海峡加以封锁,最后将我国打败。
要知道,世界大战中,美国曾和英国暗中勾结,一举一动都想牵制我国对中国的行动。为了我国的独立,不得不与美国一战,以警诫中国和全世界。美国有吕宋舰队,和我对马岛和千岛之间只是一衣带水之隔,可以朝发夕至。如果再派潜水艇往来游弋于对马和千岛之间,就可以切断满蒙食粮和原料对我国的供应。如果建成吉会线,将南满、北满和朝鲜形成一个大循环线,不仅便于我军队和粮食的运输,同时还可以确保控制北满的富源。如果北满的富源能够输送到敦贺和新泻,敌人的潜水艇不能侵入朝鲜和日本海峡,我国的战时交通经济就能保持独立自主,这就是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只要能够确保战时的食粮和原料的充分供应,无论美国海军如何强大,中国陆军和赤俄陆军如何众多,最后也必然对我无可奈何,同时还可以镇压朝鲜人在战时的反抗。
有必要改变南满铁路公司的经营方针
满铁由于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历届内阁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因之内阁的更迭往往祸及满铁,而满铁的一举一动也有时累及内阁,这是由于满铁组织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而其实权则掌握在内阁手中。由于这个缘故,在国际间并不认为,满铁是一个营利公司,而看做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关。《九国公约》所以要对我满铁的发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再就内部来看,满铁在推行满蒙的事业上,实行着有关关东军司令官、大连长官、关东州长官和总领事参加的四头政治,在大连进行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机密往往被东三省执政者所探知,从而极力阻碍满铁的发展。另外,在东京做最后解决时,也时常因为外务、铁道、财政和陆军等各方高级官员的意见分歧,而使计划的实行受到阻碍。
为了避免这种种不利情况,拟对满铁进行根本改革,将满铁附属事业中职能和利益较大的单位分为独立的公司,暗中以满铁势力为背景,积极向满蒙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在满蒙的全部事业,吸收中国人和欧美人投资,使满铁单纯担任铁路运输业务,由我国垄断其资本的半数以上,把握实权用以大力推行帝国的政策。满铁掌握的重要附属事业如下:
(1)钢铁问题 炼钢事业的盛衰对国家的强弱关系很大,满蒙的铁矿有12亿吨,此外,还恰好有25亿吨的煤。用这25亿吨煤可以精炼12亿吨的钢,可以保证七十年间钢的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仰赖他国的供应,这样我国就具备了作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的要素。
(2)石油问题 石油是我国最缺乏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国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满蒙的铁和重油一旦归我所有,我国的海陆军便可一举成为钢墙铁壁,因此说满蒙是日本的心脏,决非虚言,这是为我绵绵皇基不胜庆幸的。
(3)硫氨肥料及其他问题 肥料是国家食粮政策上最重要的大问题,化学肥料都是由煤里抽出来的硫氨当原料制造的,而抚顺煤最适合提取硫氨。这样不仅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而且借推销豆饼的便利,还可以征服全中国和南洋。
(4)碱及纯碱企业 碱和纯碱是军事上和化学工业上的至宝,其原料只是盐和煤,而盐和煤都是满蒙产量最多并且价格低廉的产品,因此建立工厂进行生产,就可以垄断这一重要工业产品,并且还可以达到我国军用化学工业原料的自给自足。
(5)菱镁矿和铝矿企业 菱镁矿和铝矿的开采,根据满铁和东北大学本多博士的调查,已经判明为非常有希望的企业,这两种矿物是飞机、军用饭盒、医疗器具及其他工业的重要原料。因为这种珍贵的产品是国防工业上不可缺少的原料,所以应该把这项企业和满铁分开独立经营,并将矿石运回国内加以精炼和秘藏,以避免英美资本家的虎视眈眈。另外,若在鸭绿江流域建立水电企业,用来精炼金属,鉴于将来航空事业的发展,可以断言,全世界在对于航空工业资源材料的需要上,必将仰我鼻息。
以上各种企业如能独立经营,我国大致可获得600亿万日元的巨利,同时南满的工矿业,将给于我国国防及经济以巨大的帮助。 如使上述重要的有形事业独立经营,予以单独行动,并免受有关监督官厅的干涉,最后必然是符合帝国利益的。并且作为赢利的公司来积极发展,既可以避免国际间的嫌疑,又可以缓和东三省民众的抗日。为了形成新大陆局面,采取这样公然秘密的手段,将会感到轻便自如。
今后对南满的扩张,应该完全以资本主义为前锋,来压倒中国。
首先要向北满移民,以便切断中俄的亲密关系,在攫取富源的同时,制止赤俄虎视眈眈地强制中国压制我国的企图。倘一朝有事,可令我北满移民向南满长驱直入与南满驻军和移民相配合,来共同完成满蒙大业。万一需要坚守满蒙时,即令我北满移民攫取当地资源,来供应驻在满蒙的军队和国内以食粮和原料。我国进攻北满策略,只有直入北满的一个办法,只要在南满采取资本主义,则不仅可以利用外国资本帮助我国开发,而且还可以缓和各国对我向北满猛进的疑惑。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9)
有必要设立拓殖省
我国对满蒙经营复杂多端,因此主管官厅之间往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于国家的事业也得不到迅速进展。并且有许多我国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买,专门从事侦察我国对满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审议中就被中国方面所探知,从而传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起各国舆论对我的遏制,这样,不止一次在对满蒙措施上,尝到苦头。同时,反对党也经常把在满蒙方面探知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以作为反对执政党的材料。
特别是在今后,我国对满蒙应该改变方针,以便勇往迈进,所以,有必要把领导的中心集中到东京来。这样,第一,便于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国政府探听机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各国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对满蒙四头政治的流弊;第五,内阁和满蒙的关系可以趋于紧密,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国。
拟设立拓殖省,使其专管侵略满洲事项,特别要以掌管台湾、朝鲜、库页岛为名,而实际上以对满蒙扩张为目的,这样,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并防止暴露国内的不统一。
如果设立拓殖省,把对满蒙事务的中心集中到东京,使得满蒙的我国官员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随地参与经营计划的话,也就自然能够严守秘密,使对方国家无从察知我拓殖秘密,国际舆论也就得不到对我进行先发制人的材料了。
对于从满铁分离出去独立经营的各种企业,如劝业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营利公司的监督及经营的权限,也划归拓殖省统一掌握,以便实现帝国向满蒙扩张的根本政策,并完成建设新大陆的计划。
附件:关于田中义一请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积极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义一 外务大臣 田中义一 铁道大臣 大藏大臣
附件:
宫内大臣 一木喜德郎台鉴
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事
欧洲大战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经济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于我国未能发展在满蒙之特权及既得利益,以致上渎圣虑,无所逃罪。况且当臣等拜受大命之际,奉到上谕:特别对于中国及满蒙之行动,必须确保我国利权,以研究进展之机会。圣旨所示,臣等不胜感泣之至。当臣在野时,即主张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并希望从速实现,兹为开辟东方之新局面,形成我国之新大陆,发扬昭和新政,已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与满蒙有关之文武百官举行东方会议,就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作出决议。
以上请代转奏
敬启
关于这个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东方会议,在日后伪“满洲国”成立不久的1932年6月,森恪得意地说:
会议的内容,今天无妨可以发表了,就其要点来说,即满洲的主权……不仅仅属于中国,日本也有参与这种主权的权利。因此,维持满洲治安的责任在日本。由于满洲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日本必须保卫……总之,主要之点在于,满蒙的事情要以日本为主。【1.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会议和奏折!2.一边是志在必得、机关算尽的侵略行动,一边却是卖国求荣的政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在东方会议上,还特别讨论了对日本从清军巡防营统领一直扶植成“东北王”、“满蒙王”和“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的处置办法。其中,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对中国时局对策考察》报告中宣称:
从张作霖的现状看来,他在中国国内的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中间已威信扫地……现在恢复他的政治威望,不过是空想……以张作霖为惟一的(支持)目标,是极为短见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应及早把张作霖一人之兴衰与维护帝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问题截然分开,并付诸实际的时机已经到来。鉴于现在张之苦境,我们只要不与援助,他的自我消亡已是时间问题……为此,对他不但要绝对不与援助,必要时对他施加以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
他极力主张挑选适当人物代替张作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也认为,“张作霖在京津地位难保,其前途不可乐观。”
但驻华公使芳泽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虽然也认为内战对奉军不利,但同时强调无人可取代张作霖为奉军统帅。即使奉军在败退之后,日本也只能继续利用张作霖。
田中义一在《对华政策纲领》中最后采用了这样的措词:“东三省实力人物如能遵守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则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
【扶植卖国政客和政权是日本及列强侵华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因卖国政权而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直接的外来侵略。与侵华势力狼狈为奸的中国政客和利益集团,迟早会威信扫地,并因此最终被其主子所抛弃。这是其卖国本质所注定了的。一个又一个卖国政客的粉墨登场和其可耻下场,是近现代中国不断重复上演的荒诞剧,中国社会也因政客们的荒诞和邪恶而苦难绵延。】
在7月7日东方会议结束当天,日本下令将第33旅团从青岛推进到济南;10日,将日军整个第10师团从大连和旅顺推进至青岛;12日,调派临时派遣铁道班和通讯班从神户前往青岛。【孙:这一系列军事调动,大有一举占领整个山东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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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0)
“满蒙交涉”和“山本-张作霖密约”
东方会议后,日方按照既定策略,一面增兵山东阻止北伐,一面大力对张作霖政府进行勒索。7月20日,田中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
东三省当局违反条约以及其他非法措施,近来愈甚,或者强行征收各种非法捐税,或者开始修筑……违反中日协定的铁路工程。这对我国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一步,首先须由我方表示坚决态度。过去在解决悬案时,或进行利诱,或采取断然态度,即须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而当前对东三省当局,尤其对张作霖应揭发其因违反条约以及采取其他非法措施而产生的各项悬案,并迫使其采取解决办法。东三省当局如拒绝或迁延推托,则相继采取下列手段,促使东三省方面深思反省:
1. 拒绝东三省方面通过南满铁路进行军事运输;
2. 停止对东三省兵工厂供应煤炭及其他各种材料;
3. 禁止京奉线专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
4. 外务、陆军、关东厅、满铁共同体会政府之意图,禁绝东三省方面的要求,并严正声明,今后将对东三省方面从各方面采取对其不利的措施。【孙:这样一来,奉军无法与北伐军大战,必败无疑。】
吉田随即按指令与奉天省长莫德惠交涉,态度蛮横地“要求中国方面反省”。莫德惠、张作相、交通总长常荫槐等都对吉田所提的要求和蛮横态度不以为然,采取了抵制态度。吉田受挫之后,森恪、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芳泽、吉田和满铁方面的负责人山本条太郎等,于8月15日在旅顺召开“满蒙交涉”专门会议。会议决定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直接与张作霖谈判。
24日,芳泽向张作霖提交了“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张作霖认为交由地方办理更有缓冲余地。杨宇霆还希望芳泽转告奉天总领事吉田,把脾气放好一些,以利和谈。
9 月 4 日,沈阳爆发 2 万人的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关东军断定系奉天当局煽动所致,对张作霖恨之入骨。
与此同时,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日方直接采取正式的外交解决方式和粗暴的态度所引起的矛盾激化很不赞成,他就此向田中提出:“吉田总领事最近在奉天对莫省长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态度,甚至公然提出将拒绝铁路联运问题,中国方面因此极端反感。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铁路问题终将无希望解决。”
田中决定改派山本直接与张作霖交涉。山本表示:“本人深感满铁社长地位之重要,故以极大之决心前往赴任。为了首先使铁路问题获得有利解决,已经启用江藤,正在进行筹划。根据江藤可以跑到张作霖的寝室内自由交谈来看,必定能获得某种成果。应将全部情况严格保密,不能让外务省轻举妄动。”
接着,日方一面让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极力向张推崇山本,一面让江藤通过私人关系说服张作霖同意“东方会议”决定的在东北境内修筑的七条铁路。迫于日方的压力和当时国内的内战压力,张作霖最后同意修筑其中五条。
山本得到报告后,惊喜得难以置信。又派满铁专车送自己的夫人前往北京,以游览的名义,打探江藤报告的虚实。山本夫人的一周之行,受到张作霖前所未有的盛情款待。张作霖不仅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还特意派人四处搜集山珍海味设宴招待。
10月10日,山本亲自前往北京,与张作霖、杨宇霆“就铁路问题、维持满洲治安方面的换文问题以及日中经济协定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
15日,町野和江藤携带该事件抄本会见张作霖,张作霖亲笔题写“阅”字,以为同意之证据。
这个“阅”字,大有名堂。原来,《马关条约》、《###》、“二十一条”等等卖国协约,使得中国社会对向外国出卖路权非常敏感、强烈反对,签署者几乎无一有好下场。张作霖顾及前车之鉴,就写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
但日方对这个“阅”字很不放心,多次要求张作霖在协定上履行正式的签字手续,变成与北京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作霖则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暴露,将被骂为卖国贼,甚至使他失去现有地位,所以他申诉苦衷,不允作为政府间的协定,恳求无论如何,作为日本政府和张作霖之间的密约,由地方解决。加上张作相、常荫槐及奉天省议会和总商会的消极抵制,张作霖迟迟没答应日方要求。
在此期间,北伐军在徐州战役一度遭受惨败后,1928年4月10日重整旗鼓,朝山东方向北上。4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陆、海、外三省协商干涉办法。19日,内阁会议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由天津急调步兵三个中队作为临时派遣支队前往济南,由国内派第6师团登陆青岛,沿胶济铁路线驻防。20日发表申明,宣称是为保护侨民出兵。当天,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给日本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的电报中提议:以关东军主力不失时机地阻止两军进入山海关或锦州附近,并不论何方军队,概行解除武装。
5月2日,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至山东时,日军抵达济南的兵力已达4万人。蒋介石向日方提出由中方负责山东治安的要求,要日方停止增兵,并撤离已派部队。5月3日晨,日军对刚刚抵达的小股中国军队和居民突发攻击,制造了“五三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避免与日军冲突,绕过济南,继续北上。【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
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首先攻进济南,并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日本浪人也组成“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当天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杀害。其中,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带着4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在济南城内找房子,被日本军和日本浪人用刺刀全部杀死,并用卡车拖去焚尸。方振武于当日下午亲自前往日本领事馆,与日领事西田及日军头目斋滕交涉。日方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的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特派外交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1)
2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驰援济南。从5月3日开始,日军对济南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当天,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随从被日军缴械,他还被迫在一个报告上签了字。内容是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了一个日本军曹。黄郛回宾馆后,仓惶逃出济南。
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到山东交涉署上班。当天,特派员公署被日军围困,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一群日军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又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
当晚9时,50多个日本兵又闯进署内,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当天刚刚挂上去的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他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 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军将署内1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再用刺刀乱戳乱砍。当夜,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勤务兵张汉儒外,都被杀害。据张汉儒回忆说:
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整个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妇女无数,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当时,亲自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他最后决定,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升级,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随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当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后,日军则继续从关东军增调第28混成旅,从朝鲜军抽调临时派遣飞行队,与先前抵达的部队一起,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奉命抵抗的中国军民进行屠戮。【1. 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为北伐及蒋介石和民国政权的奇耻大辱,讳莫如深。2. 堂堂北伐军竟然不抗击日军入侵山东!这无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和北伐历史的奇耻大辱。】
就在北伐大军进逼津京的危急关头,5月7日,日方又派江藤去找张作霖。江藤强调说,由于时局关系,满蒙新五路协约有迅速签字的必要。
张作霖迫于无奈,咬牙同意了延海、兆索两条铁路。第二天在大元帅府将两项合同盖上了印章,并亲书“阅准行”。当晚,町野和江藤又与交通部次长赵镇签订了敦图、长大两条线的合同。(注:以上两次签字时间,另有分别为5月13日、15日之说。)
当月中旬,张作霖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任总副司令,部署三路大军准备决战。
值此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与###的奉军决战前夕,田中内阁连日会议。虽然张作霖已经冒险口头应允了满蒙新五路,并签署了其中四条,但日本当局还是决定抛弃张作霖。5月16日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决定让张作霖率奉军退回关外,促成东三省划地而治。
17日,芳泽奉命劝说张作霖:“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是万全之策。”并提出将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作为保障奉军顺利撤回老家的前提条件。
张作霖对日方临阵拆台和趁机敲诈勃然大怒,当即拒绝。芳泽彻夜说服,张作霖最终勉强同意暂行撤回关外。
第二天,日本政府向奉军和北伐军两方发出警告照会:
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盖满洲地方治安之维持,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发生足以引起治安扰乱之事态,自为帝国政府所欲极力阻止。是以,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
在发出照会的同时,田中内阁下令驻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进驻奉天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长官冈村长太郎随即拟定19日下令向奉天和锦州发兵,并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
但由于芳泽这边对张作霖的工作有所进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关东军的出兵计划被紧急暂停。
23日,日方又派华北驻军参谋浦登江中佐,到保定去劝说张学良、杨宇霆撤回关内,并要二人进一步劝说张作霖。两人认为,一旦失去日本的战争支持,势在必败,与其狼狈溃败,反不如主动撤退。这样一则保存了实力和东北老家,不至于因北伐军和日本的两面夹击而一败涂地,死无葬身之地。二则还可以获得避免内战、顾全大局的声誉。于是,二人决定撤回关内。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关东军都主张大举出动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据东三省,但日本外务省和首相田中权衡中国革命形势和美英干涉形势,认为此举风险难料。见外交方面说服工作取得进展,田中于5月31日正式决定延期出兵。军方对此强烈不满,参谋部作战部长荒木甚至说:“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作战部将不负责任。”
张作霖非常舍不得好不容易抢到手、坐了还不到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但他最终还是在日方和张学良等的劝说下,决定为避免重蹈袁世凯的狼狈结局而主动退回关外。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2)
关东军炸死了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东北王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车从北京返奉,沿途戒备森严。
这一天是张作霖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因为,第二天,也就是预计抵达奉天的当天,将是其子、少帅张学良的生日,这一天被张作霖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天。因为据张学良日后向记者讲述:“听大人们讲,就在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胜仗,起了家。”
车到天津,日本顾问町野等下车。行至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车迎接,并将所乘车厢插入张作霖所在车厢之前。这时又有日本人下车,车上的日本人只剩下仪峨诚也一个人了。
4日凌晨5时20分,列车行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的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口时,突然京奉铁路轨道发生猛烈爆炸,将火车头上的南满铁路桥都炸垮了。专列被炸毁,张作霖重伤,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被闻讯赶来的卫队救回帅府,于当日上午9时30分不治身亡,时年54岁。
第二天,山海关、锦州间的一个车站,又发生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
由于奉军在爆炸现场发现两名不明身份者,在其身上搜出北伐军的信。一时间,到处流传“北伐军的南方便衣队行刺张作霖,并在东北制造暴乱”的说法。
但是,有一个姓王的乞丐向奉军报告说,是日军炸死了张大帅。奉军当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并联系其他线索,很快查明,炸死张作霖的真正幕后凶手的确是日本关东军高层。
原来,关东军高层的出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外务省对张作霖的劝说取得进展,而是日本军政高层担心出兵行动本身的巨大风险:虽然当时北伐军的力量看似有限,但北伐军的斗志十分高昂,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非常高涨,潜在的战斗能力难以预料,如果美英等国又公开支持北伐军统一东三省,一仗下来,结果未必如关东军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日军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藐视苏联红军并被击败的惨重教训不得不吸取。
于是,在出兵计划被中止后,关东军方面决定采取刺杀张作霖个人的方式,来以较小的风险来达到出兵行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同时做了另一手准备:“万一奉军起兵”,“即以张景惠为内应,成立奉天独立军”,建立傀儡政权。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在北京刺杀张作霖,因担心那里各国耳目太多,不易成功,容易弄巧成拙,参谋长斋藤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将刺杀计划改为在张作霖返回的路上炸车,具体行动由河本负责。
为确保刺杀成功,关东军派遣了大量特务侦察张作霖的行踪,“把那个家伙退出关外的时间准确地通知我(河本大佐)”。得到列车消息后,在山海关、锦州以东沿线各要地,都派人监视。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列车必经之地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满铁桥下预埋了大量黄色炸药。在二百米外的观望台上用电闸控制爆炸。日军还在附近埋伏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进行警戒。
其实,在张作霖启程之前,他已经得到日本人可能在铁路沿线及皇姑屯一带行刺的报告,奉军在沿线部署了大量军警。但是,皇姑屯附近老道口一带铁路被日军封锁,不让中国人通行。张作霖认为,这里已经距离奉天城很近了,日本人再肆无忌惮,也不至于会在自己的家门刺杀自己。
此外,还有资料称,在离开北平时,张作霖曾就日方谋杀他的传言询问町野武马。町野为消除他的疑虑,自愿提出和张同行。但是町野等人最终都在天津、山海关等站下车了,只有仪峨一个人留下继续同行。
为掩盖真相,河本还派日本浪人安达隆盛收买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找到售卖吗啡的三名中国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将三人带往南满铁路附属地的浴池洗澡,然后换衣,由日兵押至皇姑屯吊桥下刺死”,“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的信,以混淆视听。”这三个乞丐中一名姓王的,事先察觉情况不对,中途逃跑了,日本兵没抓到他。正是他后来向奉军报告了真相。此外,奉天方面还得知,在爆炸之前,日方把南满铁路上将要经过这段铁道的火车全部停开。
一名英国记者事发后赶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炸为止。
1946 年 7 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也供认,张作霖被炸确系关东军所为。
【张作霖虽然没有走上袁世凯复辟帝制那样身败名裂的绝路,甚至主动撤军关外,却最终未能逃脱日本的魔掌。综观近现代史,通过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军阀和政客,最终大多没有好下场。】
皇姑屯事件当时,张作霖之子、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在滦州。奉天省长刘尚清获悉关东军向奉天大和旅馆等处秘密集结了多达一个旅团的兵力,有趁乱使用武力的企图,深感形势紧张。为稳定局面,他当机立断,一面委任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张学良迅速返奉,并下令一部分关内奉军火速回防。
第二天,省长公署对外宣布戒严,称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又以镇威上将军公署名义,电令第18师师长吴泰来暂理黑龙江省督办一职。
7日,奉天城内的日侨空屋又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日方诬指为南方军便衣队所为。当夜,关内奉军二万五六千人抵达城内。刘尚清大大松了一口气。
8日,日方秘悉张作霖死讯,但不能确定,派人前去打听。9日,刘尚清在省署宴请在奉天的日本要人,公开表示愿中日两国继续亲善,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
10日,日方又在奉天城内日本人居留地的无人住宅内制造炸弹案六起。第二天,日本驻奉总领事林权助向上将军公署提出警告,并趁机再次探询张作霖伤势。当天,刘尚清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改悬青天白日旗,请停止对东三省用兵。【刘尚清临危不乱,顾全大局,对稳定局势和张学良顺利接班贡献重大。】
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公开宣称皇姑屯事件系“南方之便衣”所为。16日,万名日军在奉天城南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归途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
张学良这一边,由于不知道张作霖已经去世,多花了几天时间处理了手头的事情才往回赶。因得知沿路日本人上车搜查,为防不测,他装成一个伙夫,在卫士的保护下,跟随部队坐平板车秘密返奉,于17日抵达。
刘尚清等随即让张学良模仿张作霖笔迹签发早已准备好的大元帅令,任命张学良代理奉天督办,万福麟代理黑龙江督办。
18日,对外发布张学良由秦皇岛返奉消息,并发表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声明。19日午后,张学良派参谋长臧式毅对关东军司令和参谋长进行礼节性拜访。
20日,调黑龙江省护理督办吴泰来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骑兵集团军军长,派万福麟代理黑龙江省督办。
同日,张学良发表《致奉省各县父老宣言》:
1.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2. 与友邦讲求外交亲睦;3. 整顿军政,厉行兵农政策;4. 提倡实业,改革政治;5. 制度规章,归于公决。
见局面已稳,奉天当局于21日下午宣布张作霖于当天下午去世,并发表了一份由张学良代签的张作霖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死生置诸度外,现年五十有四,死亦非夭,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能,修明内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以慰父老悬悬之望。一面努力和平,以弭战祸,促成统一,勿背余佳日息争通电旨。并盼我袍泽同人,共体此意,但能遵余之遗嘱,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协力进行,即足微诸同人相爱之诚。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三省紧急临时大会,成立东三省保安会,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总司令职。
23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城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议决东三省不改换旗帜,令前线奉军主力在山海关一带坚守。
24日,驻奉日总领事林久治郎谒见张学良,转达日本首相田中在张作霖发丧当天给他的训令,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告诫新任督办不要与南方妥协,“如有要求,可直接提出。”
张学良表示:对日本首相的亲切情意深表感谢,“回顾在东三省中日的亲善关系,今后根据保境安民宗旨,努力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均沾。今后只要事业有利于日本的亲善,即便日本方面有六分利,中国方面仅有四分利,亦决然实行。”
当月中旬,奉天当局还与日方签订了一个《兆昂路材料煤价短期借款合同》,借款82万日元。
田中得到这几个报告后大为高兴,29日,他再次电令林久转告张学良:“此际勿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
7月1日,张学良又发表通电,表示决不妨碍南北统一,并请速开国民会议。在第二天的东三省议会上,张学良被“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任副司令。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3)
东北易帜
日本原计划趁炸死张作霖后的混乱局面,出兵占领奉天,扶植张景惠建立傀儡政权,却因奉天当局异常镇静,局势并没有混乱,对张学良的行为举动,更是不明就里,未敢轻举妄动。新班子迅速掌握军政大权之后,日方就更不敢悍然使用武力了,只好转而研究新的计谋,竭力阻止东北易帜。
7月2日,张学良密电南京政府,谓“易帜”必行,但环境困难,暂缓实行,并请南京勿再进攻奉军。
9日,奉方代表邢士廉、王树翰等在天津对记者谈与南京政府的议和条件: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东三省成立政治分会,实行委员制,张学良任政治分会主席,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分任奉、吉、黑三省政府主席;所有兵权,暂由原任统率。
第二天,奉方代表到北平碧云寺行营谒见蒋介石,蒋随后发表了关于东三省的声明,提出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其余事项再请示国民政府,同时建议热河先行易帜。14日,南京政府代表刘光等抵奉与张学良等进一步磋商后,15日奉军全部退到关外。
16日,张学良访晤林久治郎,告诉他与南方商洽易帜经过,及双方所提条件,征询日方意见。林久立即向国内禀告,并于当天奉命回访张学良。他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合作无异于与日本对抗。张学良强调说,他已经不能拒绝悬挂青天白日旗的要求了,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他没有办法。林久见张学良并未畏惧日方警告,便转往关东军司令部和村冈商谈。他认为,口头阻止南北合作已经基本上不可能了。在当前局势下,除非政府决心以武力加以阻止,关东军最好不要干涉为宜。因关东军方面擅自行刺张作霖而处境被动的村冈对此表示同意。但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对此不以为然,他电告参谋次长南次郎:
此际日方如不对彼采取强硬态度,东三省之南方化将不可避免。倘政府之方针,亦如张学良之所云,只能顺应大势别无他法,则本军虽以武力直接作外交之后盾,不仅毫无意义,且有损我之威信。如此考虑,需要及早转入平时配置。
第二天,东三省议员大会通过了《东北各省区临时保安公约》,规定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立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对议会联合会负责,负责处理各省区日常政务,并决定22日施行易帜。
18日,林久治郎又来拜会张学良,要求兑现张作霖与满铁社长山本商定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张学良告诉他,“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事情,他一点也没听说过。张作霖专车里的全部文件,都在皇姑屯事件中给毁了,“满蒙新五路协约”一点根据也没有。
林久哭笑不得地返回领事馆,又收到田中的训令,要他就悬挂青天白日旗及南北和谈一事再次警告张学良:
因我方对张学良之态度从来表示过分好意,致使彼怀有日本易于应付之感。此时,一切应根据对方之态度,亦有示以强硬一面之必要……总之,希贵官面见学良,充分说明在本电前段内容及中国之现状下,东三省以保境安民、观望形势为至要。至于取其形而不取其实,则实无可能。同时,如持续从来保境安民及中立之方针,日本对巩固其地位之措施,将以同情态度充分予以考虑。此外,对南军之进入东三省或东三省内不法分子之行使武力等,日本采取决不袖手旁观之方针。此点务希充分说明,使其安心。
19日,东三省议员在奉天召开“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会长(委员长),袁金铠为副会长(副委员长)。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宣布改悬中华民国国旗。
当天,林久再次前往会见张学良,按照田中的训令发出三点警告:
1. 国民政府的内部尚未统一,所以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对东三省维持治安方面,是否将带来不良的影响?
2. 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也将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使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益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
3. 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易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
张学良向林久诉苦说:本人即使反对悬挂青天白日旗,也没有用。在今天的保安会上,军政要员们为了避免战祸,一致主张与国民政府妥协、服从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的方针。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本人将陷入异常困境,除下野别无他策。他进而提出,希望由日方出面,向南京方面提出不要急于统一东三省的要求。林久当即拒绝。
林久走后,张学良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和对策,决定暂缓易帜。
20日,张学良发表就职通电,宣布了与张作霖时代作风有明显不同的五项施政纲领:
1.与南方息争,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2.东三省地界强邻,尤宜讲求外交亲睦。自今以后,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各国相周旋,摒除挑拨离间之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
3.东三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戍政,固职责所当然。……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
4.厉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他如推广教育,整顿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政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
5. 国家大事……循序渐进……归于公决。
张学良当天又会见了新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英太郎。两人在奉天城内满铁公署举行秘密会议。张学良表示说,“南北的气氛对自己不利,勉强行事越将陷入困境。”但鉴于日本政府的意愿,他决定更换与蒋介石谈判的代表,并将南北妥协的谈判推迟到他父亲的葬礼完毕之后再进行。
东三省原定的22日易帜行动取消了。在23、24日的保安委员会上,进一步决定与南方延期谈判。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因日本武力压迫不能立即易帜之苦衷。
25日,张学良派秘书王家桢将会议决定告知林久,并特别强调说:谈判中止与日方劝告无关,乃自然决定。26日,张学良通电“保境安民”。
中止南北和谈之举,遭到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声讨,抨击张学良的言论和反日情绪非常激烈。蒋介石也随即召见奉方代表,指出易帜应不受日本干预,三省既有诚意,不必通电公布保安制度。
日本外务省一些官员担心重蹈诱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时的狼狈,对军方和田中政府强行阻止中国南北和谈之举提出批评。其中,亚洲局长有田指出:
日本虽欲东三省分离,且以助长其趋势为得策,但绝无付出异常牺牲勉强向该方冒进之必要……日本如强制东三省自中国本部分离,中国自不待言,各外国亦必将以日本违反多次声明以及《九国公约》而进行非难。其后果极其严重,如此事态包藏日本之危机……今就东三省之分离问题……亦颇有认为此机一失解决无期竟思勉强行事之形势,此乃极为危险之事。今后极应以要求“二十一条”时之情况及其后果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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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4)
外务省打算派有田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满蒙悬案,但由于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权,这使得日方在此时提出特殊权利变得不合时宜,交涉计划搁浅。
导致有田之行搁浅的更重要原因,还是日本国内的侵华策略产生分歧。主张以强硬手段入侵中国的前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战后曾任首相),向田中提出政策建议:
对满政策从来之病炉,其错误不在于政策之目标,而在于实行之方法。
对于推行以经营满蒙谋求稳定我国民生活之国策,不求之于发动本国之国力,而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亲善,结果使我国举国上下汲汲于逢迎中国,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觉,徒使趋炎附势之中国人妄自骄傲。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在执行发展国力之国策时,纵为对方所不满,亦不应踌躇不前。
英人之印度政策,并不在于印度人之以善意欢迎;法人在阿尔及利亚,虽无人望但亦不放弃其国策;而美国人在中美洲则被视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箪食壶浆以迎侵略者。
惟独吾人之执行对华对满政策,却片面恐惧中国之排日感情,实难理解。既图对华对满之发展,则应对排日有精神准备……
况中国排日运动之不足畏,以往事例可资证明。且中国在满洲之未能有所作为于今日已明,执行我之国策何需迟疑?
惟思张作霖(应为张学良)之军政,不久各方面将出现破绽,满洲治安及财界混乱指日可待。当前之对策,每逢机会即应首先向天津、山海关、兆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断然增兵或派兵,以防关内兵乱波及满洲,进而要求张政府改善其施政。【吉田茂这段话,深刻改变了日本此后的侵略方式。】
田中义一内阁接受了吉田茂的主张,并任命他为外务省次官,试图强行贯彻肢解东三省的政策。田中还派遣一战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男爵为特使,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之机,阻止张学良进行南北和谈。
在林权助于7月21日从东京出发当天,田中向他强调了自己的满蒙政策理念:
如中国共产党分子进入满洲,经济基础将遭破坏,且危及对朝鲜之统治,故须彻底防止。为促进中国之统一而牺牲我对满洲之信念,断无必要。盖多年来协助中国之统一,同时亦即在于实现我对满洲之所欲。有人认为实行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亦无所谓,但我则认为决不可行。如将满洲之事与南方政府交涉,则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应坚决避免。
二战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编纂者解读这一谈话时强调:
以上田中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协助中国统一的目的在于为所欲为地统治满洲。这完全暴露出田中首相,以及包括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统治阶层在内的全体国民对满洲的观念和对中国的态度,是日本向来对中国政策的共同点,也是作为第二国体论的“满蒙特殊权益论”的本质。【1.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如此。2. 注意,这里说的是“全体国民”!】
由于获悉在8月5日张作霖葬礼之前有南北妥协的活动,林久于8月1日和3日两次访问张学良,劝他把和谈时间至少延期到与林权助特使的会谈结束之后举行。
4日,张作霖的丧仪在奉天大元帅府举行。当天,张学良会见了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提出分三步走的统一方案:1. 停止热河和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结饷;2. 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3. 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设立,然后易帜。
两天后,日本首相的“吊丧特使”林权助向张学良递交田中致信,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
7日,日方商议了一个“满洲形势急变之对应措施方案”:若张学良不听劝告,“应以帝国自当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并将改变从前对张学良个人的善意态度,撤回现在日满间一切善意关系,对之进行威吓”,并“暗中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扶植与我政策一致的亲日政权,以之为对手积极改善施政。”
在参加完葬礼之后,8日,林权助、林久与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了会谈。林权助警告说,当前绝对不可南北议和及悬挂青天白日旗。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
岂不知,正如日后张学良自己所强调的,他的性格恰恰反感被别人威胁。他再次明确回答林权助说,南北妥协为大势所趋。
9日,张学良到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回访。林久对他提出严重警告:“如不听我方劝告,与暴戾的南方妥协,为维护我方既得权益,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张学良回敬说,他只能以民意为依归而使中国统一,请转劝日本政府切勿轻举妄动。如果日方坚持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也“没法子”。
在当夜紧急召开的东三省保安会、三省议会联合会上,做出与南京妥协的决定,但没有确定实施日期。
第二天,日方获悉这个情报,赶紧通过保安委员刘哲商议缓和局面的办法,最终与张学良达成暂缓三个月实施易帜的口头协议。
日方随即做出军事威胁。12日,哈尔滨发生日人私运大宗军火案。18日,日军在奉天大举演习,形势紧张。
这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恭瑞“途经”奉天,与杨宇霆在美国驻奉总领事馆密谈,表示美国愿意协助张学良及早易帜。林权助因此缓一日归国。
英新闻记者辛博森赴奉参加张作霖葬仪后,退抵北平,发表谈话,证实张作霖确为日人炸死。
20日,日本驻东三省各地领事在奉天省城举行会议,议决积极保护日本在满蒙利权;力促张学良采取“独立主义”;增加满蒙军警;设立满蒙银行。
但是,美英两国的举动,却让日本高层感到了很大的压力。9月6日,林久治郎奉诏到东京,向田中首相汇报炸死张作霖的真相和东北局势,商议对策。
在会上,8月中旬刚刚离任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提议,为在张学良手上完成先前与张作霖的密约,可以考虑以缩短商租权期限和放弃课税权、警察权为条件进行交涉。但这个提案遭到政务次官森恪的反对,未获通过。
最后,田中决定作出妥协:
为确立我在满洲经济活动的基础,应先行开放该地使日人居住营业,并享有土地利用权。为此,日本也准备放弃治外法权。当前,则以大正4年(1915年)日中条约规定的在南满居住往来自由及商租权,与张学良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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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5)
7日,皇姑屯事件前后调驻南满路沿线的日本驻朝军第40旅团长仙波安艺,率本部自奉天省城撤回平壤原防。
10日,日本外务省与满铁在神户举行联席会议,议定满铁应与张学良交涉签订吉会路(延长-吉敦)借款协约,并与吉长路联合经营;由满铁承包铺设吉敦等铁路;允许满铁“开发”东三省经济(整理奉票、设立东三省银行等等)。具体由山本回任交涉。
11日,驻奉天的日军第28炮兵联队、驻海城的第19联队也撤离回国。
9月24日,林久治郎返回奉天后,立即开始交涉。27日向张学良表示,如必易帜,须先解决满蒙悬案。为“支持铁路方面的交涉”,9月下旬,日本当局将关东军从山东撤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基地,并在长春留驻“有力部队”。
但日方的铁路要求和调兵举动,激起了吉林学生示威运动。张学良和张作相以此为由,放缓了与日方的谈判。
当月30日,日方被迫将驻奉日军第27旅、第15联队、独立守备司令部、第14师团一部分别撤回原防柳树屯、旅顺、公主岭、辽阳。
10月上旬,山本向奉天方面要求修筑延(吉)敦(化)段,最后完成吉(林)会(宁)路并与吉长路联运,张学良为整理奉票和开发蒙边,以向日方贷款5000万元为条件,表示同意,但随即遭到延边、吉林和东三省各界的强烈反对。
10月19日,林久还向张学良提出,以撤废东三省治外法权为条件,给予日方“土地商租权”,遭拒绝。
日本自当年5月出兵济南以来,由于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经济损失惨重。其中,仅仅六七月份的贸易损失就高达1700万日元。撤军谈判中,南京方面与日本总领事矢田达成协议,以日军从青岛撤兵为前提,解决满蒙悬案。但是,日本陆军方面坚持强调山东驻军的必要性,拒不让步。
1928年11月10日,日本将举行新天皇裕仁的即位大典。日本各方都希望在此之前解决济南撤兵、满蒙悬案和关税等重大问题作为献礼。
10月底,田中派遣亚洲局长油田携带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赴南京,以撤销治外法权与土地所有权和内地杂居为交换条件,进行交涉。南京政府仍坚持济南撤兵的前提原则。
11月初,眼看东北易帜的三个月期限将到,山本条太郎再次到奉天交涉。由于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满蒙五路等涉外问题已经交由南京中央政府负责,交涉毫无进展。
裕仁天皇即位当天,南京日本领事馆向国民政府和民国要人发出了约200份请帖,实际出席者仅警察署长等下级官员十二三人。但同日在领事馆附近金陵大学和南京市立教育会馆举行的济南五三惨案半周年纪念追悼会上,却是党政要员济济一堂,形成鲜明对比。
1928年12月29日早晨7时,奉天城内外乃至全东三省的官厅,一起将青天白日旗悬挂出来。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在典礼上发表讲演时强调,易帜的目的,在于效法日本“大政奉还”先例,谋国家富强统一。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
第二天,国民政府宣布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主席。
日本田中首相对张学良在易帜之前没有预先告知日方深感懊恼,于30日命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表示“帝国政府颇感意外”,并警告说,今后万一无视与帝国之条约协定,或阻碍与东三省进行中的交涉,以及因东三省治安混乱影响日本权益时,帝国政府将断然采取必要措施。
林久治郎向田中建议说,此时阻止南北和谈已非善策,建议改为询问张学良是否有意确实保护日方权益,如果是,则进一步严正提出实施吉会、长大铁路工程协约的要求。
【从以上情形估计,日方与张学良或奉天省高层之间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可能有一个秘密协定:只要在1928年11月10日日本新天皇裕仁的即位大典之前不施行易帜,日方就不武力干涉易帜,双方都尽力遵守了这个承诺。不过,日方没动武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准备不足。】
1929年1月4日,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去会见张学良,为铁路交涉作最后的努力。张学良表示满蒙铁路的问题已经移交南京交通部处理,只能与交通部交涉。而这恰恰是日本方面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
町野为在奉天失去了交涉对手发愁,想到了以往曾与张作霖、张学良一起参加过与日方交涉的杨宇霆。此时,杨被任命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由于当时东北将大面积裁军,他这个职务不是肥差,他正在为未能在东北易帜后获得东三省要职而对张学良和南京政府不满。町野的利诱,打动了杨宇霆。
10日下午,杨宇霆和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两人一起去找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拟任常为督办。谁也没料到,当晚,张学良将此二人枪杀于大帅府老虎厅内。
张学良连夜向南京报告了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列举了杨、常勾结日本的罪状,并向社会公布。奉天百姓闻讯拍手称快,并称此事为“杨常而去”。
当天,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派万福麟暂兼黑龙江省省长职务。2月9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万为省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臧式毅接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至此,东北易帜告一段落。
另外,在1929年3月28日,日方决定将第3师团于5月20日全部撤离青岛。因为:
济南事件是投入两个师团兵力历时一年既困难又不愉快的事件。其结果激起中国的排日及排斥日货运动,大大影响日本对华输出,其后又发展到炸死张作霖事件,不仅与国民政府关系恶化,满洲的局势已日趋严重。
于是,日本为刺杀张作霖以夺取东三省,和为破坏南北议和而阻止东北易帜,以及谋取满蒙新五路和土地商租权等的计划,均告失败。难怪日本作者在《评传田中义一》中强调:
田中内阁强行阻止南北妥协亦告失败,年末东北易帜,不仅对满洲政策遭受挫折,甚至关税交涉也完全陷于孤立。而且,不仅济南事件,即较之英美处于有利地位的南京事件,也不能解决。
挥舞战刀已丧失威力,日本的威信正在衰退。田中外交濒临末日。
在皇姑屯事件之后刚好一年的1929年6月3日,日本不得不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当年7月2日,田中内阁也被滨口雄幸内阁所替代。【黄: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它不仅充分地暴露了日本侵华野心的迫不及待,也使张学良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不良居心和险恶用心,从而决心易帜,加快了中国的统一步伐。这也是张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善搞阴谋鬼计的日本当局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1)
——日军悍然入侵东三省并扶植傀儡政权
悍然入侵
——中原大战·中东路事件·“剿共”·“九一八”
中原大战·中东路事件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自平(北平)返京(南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1928年7月底刚从北平返回南京的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听到前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讲的这段故事吃了一惊:李和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四位在北平小汤山座谈会上谈到,对蒋提出的《军事整理案》不置可否的北伐军第2至第5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竟然被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说成是应被一齐打倒的新军阀。
本来,在旷日持久的内战结束之后进行大裁军,化铁为犁,符合历朝历代的惯例,何况在当时,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国民党军队人数达到200万,其中还不包括各地的“保安队”,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是堪称当时世界各国之最。
但是,裁军本身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而当时对内还有与红军的战事,对外更有长期盘踞东北和新近入侵山东的日军,裁军问题更复杂。但是,刚刚统率群雄完成北伐,并于7月6日刚刚在北平碧云寺主持了向革命领袖孙中山宣告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祭灵典礼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没有了那么多的耐心,迫不及待地要在8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推出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和军队编遣两大举措,来完成对冯、桂、阎等国民党军政实力派的“削藩”,实现蒋系势力在南京政权中的独裁地位。
取消政治分会的提案,被李济深和冯玉祥以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保留到在第三次全国大会,以及各地分区还有“剿共”重任为由,进行了推延。
《军事整理案》由于尚无实质内容,又得到兵权有限而在大会代表中的人头比重很大、坚决反对“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粤系的支持,获得通过。
但会后,冯玉祥返回河南,在各地巡视军队时,及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会上强调:“民众之痛苦未除,军阀之根株未绝,不平等条约之取消更不知远在何日……凡此内忧外患,皆我革命军人未尽之责。”
与此同时,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也都在悄悄进行备战。关于蒋的备战,被李宗仁通过这样几件事情看清了。
当年秋,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无重兵对付,就找李宗仁帮忙出兵镇压。李宗仁、朱培德二人便去向蒋请示,蒋说:那只不过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不需要”出兵。
当年九十月间,红军在江西东南大举攻夺城镇,李宗仁再次向蒋建议,由蒋的嫡系刘峙率部镇压。“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我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
但随后不久,李宗仁却听说蒋介石正在通过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大肆借款,声称是要对付活跃在江西和潜伏在上海的“###”。
1929年1月1日,按五中全会决议成立的全国军队编遣会正式成立。在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蒋介石首先提出编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
冯对此表示异议,并提出了自己的两大编遣原则: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据此,不应该先编遣北伐中战斗力强、功劳大的第二集团军。而第一集团军这次收编的十多万南北部队反而不先裁,有欠公允。
冯玉祥话音一落,蒋立即辩解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计划。当何应钦被蒋点名站起来具体回答这一问题时,却“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
冯大为不快,随即称病,拒不开会,进而秘密渡江,转乘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返回原防。阎锡山也借故溜回山西。第一次编遣会在通过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这一点以外,就中途散会了。
会后,蒋决心优先###冯玉祥。但他在联合桂系一起出兵时,遭到对他已有戒心的李宗仁的推辞,蒋转而决定先解决桂系,清除在南京上游和南方的近患。
蒋为夹攻桂军,秘密进行准备,于1929年2月开始向湖南省长鲁涤平军偷运武器,准备动手。在武汉的桂系将领获悉后,大为恐慌,于2月21日抢先对长沙发起进攻。“武汉事变”当时,李宗仁还在南京,闻讯赶紧逃往上海租界。他刚化妆出门,蒋介石就派陈果夫、何应钦登门寻他。当时,国民党正在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蒋要集中力量控制大会,没有立即对桂军动武。
蒋为消除异己,控制大会,提出了一个《整理各地党部案》,引起党内各派强烈不满。改组派为此于3月14日组织了一次会员代表问题讨论会。蒋系代表在会上大打出手,蒋的打手队也随即冲入会场,抢夺文件,殴打代表,甚至打落孙中山遗像。
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重要人物均未出席会议,但由于蒋竭力获得了粤系的支持,会议达到法定人数。大会最后公开指责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把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确定为“国民革命的对象”。还于21日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第一次把蒋介石树立为全党的最高领袖。
当天,蒋介石利用湖南的唐生智宣布###白崇禧。29日,蒋又亲自任讨桂总司令。5月5日,潜回广西的李宗仁在梧州打出“护党救国军”的旗帜,进行抵抗。由于蒋的分化瓦解和各地方势力坐山观虎斗,实力远为弱小的桂军于5月底被击败。
与此同时,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冯料孤军难敌,为保存实力,于27日宣告下野。
6月1日,蒋介石以孙中山衣钵传人的形象,在南京主持了孙中山遗体从北京迁葬到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宋庆龄被特意从欧洲邀请回国参加仪式,但她在回国前特别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以示与背弃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泾渭分明。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2)
大典后不久的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他以北路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部进攻西北军,逼冯玉祥出国。阎锡山则表示不主张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扬言要和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蒋害怕阎、冯联手,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委以阎锡山,离间了阎冯联盟。
在此前的5月27日,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称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反抗中央,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学良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张景惠立即派军警闯入苏联驻哈使馆,逮捕苏联驻哈总领事等39人,搜走两箱重要文件,封闭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这就是“中东路五二七事件”。30日后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1. 张景惠惟恐中苏不开战。2. 张景惠为大汉奸,皇姑屯事变前就已经和日方勾结,准备趁乱肇事,9月18日后任伪“满洲国国务大臣”达10年之久。】
31日,苏联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苏方随后进一步提出愿以缩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换取释放被扣押人员,但迟迟没有得到中方应允。
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对策。7月10日,东北当局出动武装人员,强行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完全接管中东路,接管中东路沿线电信机构,查封苏联国营商业机关,解散该路各职工联合会,派中方副局长范其光兼代铁路局长,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蒋也惟恐东北军不与苏军开战,而不是趁国内相对稳定之机彻底解决日本在华驻军等问题。】
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建议立即召###议解决中东路相关问题,要求中方撤销关于中东路的一切错误命令,立即释放苏方一切被押人员,恢复中东路原状,限三日内答复。
18日,苏方没得到答复,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警告中国东北当局和南京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当天,南京政府发表声明,指责苏联违反条约并宣传共产主义,停止对苏贸易,逮捕和驱逐苏联侨民,宣布收回中东铁路,并与苏联断交。【1. 南京当局蓄意绝交。2 . 与日后迟迟不对日宣战比较,###何其积极!】
苏联宣布对华断交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张的秘书王家桢(田中奏折即此人通过蔡智堪获得)接到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大为震惊,立即电告张学良。实际上,这个绝交消息在报上公布以前,南京当局始终没有告知东北政府。
7月28日以后,苏军开始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东北军发起小规模的报复性和警告性骚扰。8月6日,苏方将在远东地区的全部兵力统编为特别远东军,任布廖赫尔为远东军区司令。张学良则随即任命张作相为防苏军总司令。8月17日,南京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
9月18日,苏联政府向各国大使宣布,苏方对中东铁路问题始终主张和平解决,而中方毫无诚意,谈判解决已经无望。此后对中俄国境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苏概不承担。决定对东北军发起致命性的攻击,以促使东北当局回到谈判桌前。
11月17日,苏军约11万人,配有飞机、坦克,东西两路出击,重创只有9万装备不良的东北军。一仗下来,东北军死亡1500人,伤近千人,被俘8000多,俘虏中包括西路护路军司令梁忠甲旅长等250名军官。苏军死亡143人,伤665人,失踪4人。苏军占领了中东铁路沿线、满洲里和牡丹江后,无意越过大兴安岭,两军隔岭对峙。
12月3日,东北代表与苏方代表签订《辽苏和平草约》(即《双城子草约》),规定东北当局将中东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由苏方推荐中东路局正副新局长;双方重申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该草约,并派出正式和谈代表。22日,双方签订“伯力预备会议记录”,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路恢复两国共管原状,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苏方推荐中东路正副局长。【1.苏联红军早先已在西伯利亚大败日军,随后又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国力大增,蒋介石政府和东北当局还悍然挑起战端,可见其毫不知己知彼。2.将中东路战争与此前的“济南惨案”和日后抗日战争比较,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畏缩,对苏联积极挑衅,对比鲜明。3.蒋介石以强硬的对苏政策,促成中东路战争,重重打击了东北军一次。幸亏苏联对华政策克制,否则不堪设想。纵观历史,蒋介石从苏联得到了太多的忍让和好处。】
在此期间,蒋介石于8月1日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编遣实施会议(也称第二次编遣会)。这次会议有西北军、晋军和东北军代表300余人参加,但开会时间反而只有6天。会上,蒋直接抛出一个编遣方案,没有讨论余地,只许举手通过。方案中,蒋利用增加编遣区的办法,进一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大大地增加自己的中央军实力。蒋介石还进一步把是否实施宣言规定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
方案一推出,不用说西北军和晋军,就是已经降蒋的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都如坐针毡,蒋介石与各实力派的矛盾立即紧张起来。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阎的通电,列举蒋介石六大罪状:
1. 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中央成一人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以天下为私。
2. 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人,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日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3. 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不发一饷,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自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3年,前后发行公债4亿2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膏民血。
4. 蒋氏狡悍阴鸷……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嬉,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人实为之俑”。
5. 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人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6. 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人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人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逾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这便是当时国民党内部“###者”对蒋介石的评价!】
由于阎锡山再次被蒋拉拢,这次西北军的讨蒋于11月初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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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3)
12月,在汪精卫撮合下,桂军与广东张发奎军联合组成“护党救国军”,进攻广州。郑州的唐生智和浦口的石友三也组成“护党救国军”。其中,12月2日,石友三突然从浦口用数十门大炮轰击南京城,把蒋介石吓了一大跳。
这时,中东路冲突已经平息,阎锡山害怕蒋介石与张学良夹攻自己,仍采取支持蒋的立场,配合南京方面平息了“护党救国军”。
蒋介石紧跟着打击善于投机取巧的阎锡山。1930年1月16日,他请阎锡山到南京来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害怕一去不复返,便发表演讲,谴责蒋介石独裁、穷兵黩武,造成党的分裂和国军内战,要求蒋“在野负责”。阎还和国民党的改组派合作,准备另组国民党新政府。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五人通电支持阎锡山反蒋。3月15日,原第2集团、第3集团、第4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并推举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李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张保持沉默。阎、冯、李、石(友三)、樊(钟秀)等部共约60万人组成5个方面军,从广西、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向南京政府控制的长江中下游方向夹击。
4月5日,蒋介石通电伐阎。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路军,以一部兵力于津浦(天津-浦口)铁路沿线先取守势,集中主力于陇海(兰州-连云港)、平汉(北平-汉口)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的归德、许昌,与阎、冯军主力决战。另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部队围歼桂军。【蒋制造内战和打内战从不手软,与抗日判若两人。】
于是,以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为主战场,东起山东济南,西至湖北襄樊,南起两广两湖,北至山西、陕西的“中原大战”,全面展开。
本来,反蒋军一度在南北两方都取得胜利,桂军一度攻入长沙和岳阳,使武汉吃紧。西北军的骑兵经常成功袭击蒋军后方,有一次袭击归德机场,击毁飞机十多架,当时蒋正带二百余名卫士住在车站列车里,列车没接车头,侥幸没被发现。【日后抗战时中国缺乏飞机,而仅仅这一小仗就损失了十几架。】
由于阎锡山自私自利,引发冯军消极战斗,南路李宗仁和张发奎部遭到水陆夹击,大败溃退。蒋军随即从南方抽调兵力到平汉、陇海路战场。阎军在济南大败,使战局迅速向有利于蒋军方面转化。9月初,蒋军又开始进攻冯军。
在联军与蒋军进行武装战争的同时,国民党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在与蒋派进行舌战。8月7日,反蒋各派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1930年9月18日,阎锡山刚刚宣布就职几天,会议还没结束,举足轻重而又一直没有表达立场的张学良通电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宣布拥蒋,反对扩大会议,并随即抽调2个军10万东北军入关。21日,扩大会议的主要成员逃往太原,该国民政府随即垮台,汪精卫逃到香港。奉军轻易占据了平津和河北地盘。
阎军被逼回山西后,平汉、陇海路的冯军处境孤立,在蒋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至10月底,蒋军先后占领河南许昌、开封、郑州等地,继而占领陕西潼关、西安。冯军第2路、第3路军投蒋,残部退入晋东南等地。冯军大部降蒋,冯军一部和阎军部队被张学良出面收编。
11月4日,阎、冯通电“释权归田”,但蒋不答应,非要逼他们出洋。阎锡山被迫逃到日军占领下的大连,冯玉祥则秘密移居靠近陕北苏区、其老部下宋哲元防区的晋西。
这次“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耗资5亿元,死伤壮丁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浩劫,并大大削弱了整个国家财力和国防能力。
这期间,地方军阀混战也连续不断,如云南的唐(继尧)龙(云)之战,贵州的王(家烈)毛(光翔)之战,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山东的韩(复榘)刘(珍年)之战等。广泛的军阀混战,给民众造成深重痛苦和灾难。并且,由于半数东北军离开东三省,滞留关内,还导致东北兵力空虚,造成更严重的隐患和危害。
随后,蒋推荐张学良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其夫人也成了宋庆龄母亲的干女儿。蒋介石亲自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给张的卫队训话。蒋的盛情深深感动了张,他在11月17日的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誓: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至此,蒋介石统一了国民党内的主要军事实力派,使他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实力前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站到中华民国权力最高层的蒋介石还以宋美龄的结婚条件为名,在两人结婚都已经过去几年之后,带头加入了基督教,把耶稣选择为自己的救主,为基督教及其背后的美国势力控制南京政府的最高层做最大的广告。
但是,金钱、军权、美女和耶稣的绝对优势,都不能确保蒋介石在党员心目中的绝对领袖地位。在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国民党###胡汉民主张实行一党治国下的“五院制政体”,以制约独裁的总统制,他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党员支持。陈立夫、陈果夫派往各地的特务汇报说,如果真要民主选举,蒋只能得到32%左右的选票,而胡却能得到其余的68%的选票。
2月28日,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计谋:以宴请为名,将胡汉民骗到国民党总部,由士兵将他押送到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
由于舆论公愤,蒋介石也不再提竞选总统的事了,只是在国民会议上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 “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编、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 而国民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国民政府主席,而这个主席就是蒋介石。【五院体制和总统制之争,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府院之争”有相似的深层次政治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是中国内乱不休和日军大举入侵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4)
“剿共”
在蒋系国民党右派大力进行党内争斗及军阀内战的同时,先前被整个国民党右派血腥镇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于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决定结束陈独秀领导下的“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始终没有当主人的决心”的右倾错误——这个路线实际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旨意,确定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总方针,批准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分别组织的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
这两大暴动都未能成功,但毛泽东却最终带着部队, 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崇山峻岭中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最初,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都对“上山”之举不以为然,国民党更是称其为成不了气候的“山大王”和“赤匪”。但是,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红军,却由于远大的政治抱负、良好的纪律和彻底的土地革命运动,以出乎党内党外方方面面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壮大着红色根据地。特别是在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余部前往会师,建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更加兴盛。
1928年前后,党内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发展模式进行了争论。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使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说很快成为既成事实和大趋势。1928年11月,井冈山经验被中共中央正式推广。
就在国民党内进行军权争夺战之际,湘鄂边、赣东北、鄂豫皖、左右江、陕甘等地一系列红色根据地迅猛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块根据地,红军人数也迅猛扩大到10万余人,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1929年10月26日,中东路战争期间,共产国际在给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强调: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使“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形势进入夺取政权的“第三时期”。要求动员群众发动政治大罢工,夺取中心城市,“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1930年6月11日,中东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半年前的指示,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其中强调:“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命令红军各军团从各根据地大举出击,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并在各大城市布置总罢工、总起义。
各路红军对城市的四面出击,相继遭到各地优势兵力和装备的国民政府地方军的重创,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减员3万余人,部分根据地丧失,全国11个省委被破坏,党员人数从19万下降到12万。
血的代价促使中共高层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反省和纠正,决定重新恢复在农村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策略。1930年10月,李立三也被共产国际抛弃。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主动撤离长沙后攻占了吉安,进而将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地区的红军也重整旗鼓。【苏联斯大林当局一直把中共和中国红军当作苏联的一个棋子。当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冲突时,就让中共猛攻蒋介石当局;当苏联与日本冲突时,又要求中共对蒋介石当局绝对妥协,几近于投降。这是中共内部斗争和国共关系波动的重要根源之一。与此相对应,国民党方面则受到美国的相似操纵。近现代中国的命运,遭受了太多的外国干预和操纵!中国人迟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一大关键。】
但是,红军这次猛烈的四面出击,引起了南京当局和国际###产主义阵营的重视。在美英和日本的支持怂恿下,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当局就在南昌、汉口设立海陆空军行营,向赣西南、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赤匪”的战争。
其中,南昌行营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司令,于11月调集10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围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及其赣西南苏区。红军抓住战机,于12月30日一举歼灭孤军深入的张辉瓒部9000余人,并活捉张本人。又于1931年1月3日乘胜追击,歼灭闻风溃退的谭道源师一半。五天之内两次大捷,俘虏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支13000支。
1931年3月27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4路向赣西南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红军采取集中兵力、避弱打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5月15日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公秉藩师大半,随后又乘胜反击,四战四捷。以劣势装备,获得在半个月内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惊人战绩。
同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至南昌行营,调集30万大军,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向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仍以“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为对策,联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深入敌后取得8月4日的莲塘、良村大捷和11日的黄陂大捷,歼敌9000人,并以声东击西战术摆脱敌军包围。
9月份,由于南京政府的“剿共”行动接连受挫,导致蒋在军中的威信下降和南京政权的统治动摇,国民党宁粤分裂。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因粤桂联军窥视湖南而被迫部分调防,红军乘势追击,又获大捷,最终取得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战绩。
在赣西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鄂豫皖苏区也接连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歼敌17000多人。
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这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日后的敌后抗战甚至正面战场的抗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既要应付国民党内的纷争甚至战争,又要应对苏联的压力,还要“剿灭”中国共产党,又要抵抗日军的入侵,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也真够辛苦的。蒋介石企图用对内镇压的手段平息国内的阶级矛盾,注定会使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难以自拔。】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5)
“九一八”
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内部宁粤分裂,中苏就赎回中东铁路交涉即将达成协议之际,1931年9月19日凌晨1时7分,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接到奉天土肥原大佐急电: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开向奉天。
没过多久,参谋本部又接到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
日本报社紧急印发号外惊呼:“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却并非如关东军电报和日本报纸所言,其实际爆发背景和具体经过都比较复杂,并与日本“一夕会”、“樱会”、“黑龙会”等极右翼少壮派军官组织和民间黑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上层为萨摩、长州(现山口县)藩阀盘踞、垄断。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中的“三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轻的少佐,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相遇畅谈,感慨当时日本陆军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别是长州阀的专横;其二是封闭在统帅权躯壳内,脱离了国民。因此(军方)必须进一步与国民结合。”他们回国后,成立了陆军大学第15期至第18期阀外少壮派军官组织“二叶会”。在“二叶会”的影响下,陆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约10名学生成立了国策研究会,又名“星期四会”。
在刺杀张作霖不久后的1928年11月3日,铃木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会”的第一次###,刚上任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特地出席会议,并讲解《战争论》。在12月3日的“星期四会”第二次###时,“二叶会”的永田铁三和东条英机等也参加了,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40余名大、中、少佐级少壮派军官联合成立“一夕会”,其中包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一夕会”是日本少壮派军官间的横向联合,其中没有一个长州籍和宇垣派的阀内军官。
当天的###讨论得出结论:“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为了使人事配置适应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陆军省部的要职转移”。会议决定推举由驻北京武官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顾问。
在这群军官的推动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逐渐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和幕僚的基本信念,并于1929年由日本关东军组成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组织特务深入东北进行相关侦察。
这时,美国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经济集团来转移和缓解经济危机压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经济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计扩大对外出口,一面着重于国内调整。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提出对内的紧缩财政开支、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对外的稳定外汇,振兴出口政策,并于1930年1月取消了黄金出口禁令。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适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导致日本黄金在两个月之内外流亿日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年,日本出口较上年减少3%,工矿业生产下跌%,国民名义收入下跌%,大米价格暴跌超过50%,蚕茧价格下跌1/3,均突破纪录。
持久而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社会危机。1930年5月的失业人数,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达到378515名,但日本《经济学家》杂志推算的当年上半年失业人数为120万至130万,另有社会学权威估计该数字为200万至300万。劳资纠纷从1928年的1021起、涉及101893人,急剧上升到1930年的2289起,191805人。其中,城市的罢工等对抗行为,相应从383起、46672人,上升为906起、81329人。农村的佃农纠纷也同样严重起来。从1928年的1886起,上升为2478起。许多地方出现上学带不起米饭的“缺食儿童”和被父母卖为娼妓的“卖身姑娘”。在日本东北某农村,被卖身的青年女子甚至多达1/2,村公所竟挂起了“卖身商谈所”的招牌。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进一步促成政治危机。在城市工人发展工会和共产党的同时,全国农民组会也成立起来,与此同时,地方和军队的极右翼组织、暴力组织也日益活跃。“急进爱国党”、“爱国勤劳党”、“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会”、“大日本生产党”等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右翼组织、法西斯组织,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张:革新内政、改造国家、排外主义、对外扩张等等,莫衷一是。
也就在这种背景下,1930年9月,驻土耳其武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回国,他劝说一些比“一夕会”成员更年轻、也更接近日本中下层社会的中低级军官筹建新组织。与会者对“大陆问题”和“改造国家”问题的轻重缓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930年11月14日,同美国签订海军协定,批准“伦敦海军协定”的日本滨口首相在东京被“爱国社”刺杀,不治身亡。桥本欣五郎又组织第二次聚会,宣布成立“樱会”,并决定优先促进国内改革。“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势力密谋,准备于193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以陆相宇垣为首的军人内阁,强力推进国内改革。
主张优先解决满蒙问题的“一夕会”骨干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得到消息后,立即进行活动,促使陆军部和关东军方面对“樱会”的政变计划进行强有力干预,“三月政变”最终由于宇垣被迫改变主意而流产。【所谓军人内阁,即军政合一的法西斯政权。】
实际上,为研制侵华方案,关东军参谋部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先后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四次成系统的搜集情报工作,提出了《参谋旅行计划》(1929年3月)、《战争史大观》(1929年7月以前)、《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年7月)、《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1929年7月)、辽西旅行方案、《为解决满蒙问题战争计划大纲(对美作战计划大纲)》(1931年4月)等等宣传论著和计划方案。
其中,《战争史大观》强调:“最近之欧洲战争,乃欧洲诸民族最后之决胜战,不得称之为‘世界大战’。欧洲大战后,西洋文明之中心转移至美国。接踵而来之战争,将成为日美为中心,乃真正之世界大战、人类最后之大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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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6)
1930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兵地志主任幕僚佐久间亮三大尉,根据《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完成《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在《研究》付印前送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签字,三宅说:“这玩意以后能用上就好了。”石原莞尔洋洋得意地说:“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三宅连一页也没看完就签了字。《研究》的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占领满蒙的目的、意义及统治方针:
(甲)将来战争时,要迅速将满洲及蒙古一部分占领之,并将它完全置于我势力之下,为了对外长期作战,获得资源并确保根据地;
(乙)由于扶植我国势力,于解决时局后,促进帝国国民在满蒙发展,并打开帝国的粮食问题、思想问题的困境;
(丙)在占领地实施善政,确保治安,开发产业交通。
二、实现方针:
(甲)军队要迅速毁灭在满###军,占领政治、交通、经济要地,首先以满洲大部分地区为第一期统治地,统一实施军政,尔后,适应情况,再将占领地区和统治地区向蒙古地方扩张;
(乙)在占领地区实施的军政,要满足国军作战上的要求,同时要包括占领地一切行政,为将来帝国统治满蒙打下基础;
(丙)统治占领地各种费用,要在统治地区自给之,进而要开发占领地富源,以期为我帝国作战提供充分的各种资源,并期望以此缓和日本财政。为此,1. 实施军政,其要点包括:行政机关及一切行政组织;实施行政及总的经过;对占领地人民的处置;2. 维持治安(守备队、宪兵、自卫团);3. 财政;4. 交通通讯;5. 产业;6. 教育、宗教等等。
三、对占领地统治的三个阶段:
第一期,自作战初期起,某些地方即开始实行军政,预料大致为半年至一年时间;
第二期,大致占领全部地区,开始实施军政,但局势尚未稳定,大致需1年~2年,此时预料可以东三省现在的收入(一亿二三千万元)的40%~50%作为军队收入;
第三期,为全部地区实施军政,大致稳定时期,据某专家估计,每年大约收入二亿日元并不困难,此时可以一亿六七千万日元作为我国统治费用。因此,在第三期以后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
进入1931年,关东军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计划作战现场的层面。石原和佐久间分别就“进攻奉天要领”、“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进行研究。从1931年1月17日起,关东军每个星期六都召集全体参谋举行“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商讨作战计划。军事方案确定之后,关东军方面开始进行战争动员。
1931年2月下旬,日本参谋部组织到东北实习的日本军校教官学生听取坂垣征四郎所做《从军事所见到的蒙满》报告,演讲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布。文中宣称:
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拼着国运,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我敢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
日本帝国对满蒙的使命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龄、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
中国的西域控制着绵亘于亚洲大陆中央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即大雪山)之险,要侵入是很困难的……但是,最近土耳其斯坦铁路已经完成,自此以来,俄国势力就容易侵入进来,将来必须加以注意。外蒙方面已经归入俄国势力范围,必须考虑它从张家口方面侵入进来。但是,现在连接外蒙的铁路还没有完成,要这样做还不见得容易。这样说来,归根到底,西方势力向东侵入的道路只有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俄国现在和往年不同,在前年——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的俄华冲突中,如果日本在满蒙没有任何力量,俄军也许会毫不踌躇地用武力占领北满一带,甚至敢于用武力占领南满。如上所说,由于帝国掌握这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从消极方面来说,达到保卫朝鲜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
开发满蒙的历史和资源现状
……自从日本经营该地以来,采取有效措施,苦心经营了二十年,投资十四亿日元(占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六成),结果,经济价值显著提高,成为内外人可以安居的地方。
目前,日满贸易占了满洲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与其他各国相比,占着最优势的地位,但是还很难说已经够了。根据前满铁总裁山本到任时发表的数字,日本为了从美国进口铁,要付出一亿二千万日元;进口石油,要付出六千万日元;进口肥料硫铵,要付出四千万日元;进口烧碱灰和铝,要付出三千万日元;进口木材,要付出一亿日元。合计要付出三四亿日元。
这笔款项正可以用开发满蒙来抵消。就是说,从鞍山供给铁、从抚顺供给煤、从鞍山又可以供给炼铁的副产品硫铵、从吉林方面的大森林取得木材,从满蒙可以绰绰有余地供给三亿日元。以下就各种资源的现状大概说一下:
……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了解: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真是前途无量。
满蒙问题和美国
近来,世界的视听都集中在太平洋问题上,其中特别感到满蒙问题已经成为焦点。在历史上,美国在太平洋彼岸采取“门罗主义”,在入境规定中对日本人严密封锁,对满蒙则屡次提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有时或者提倡满铁中立,或者放肆地做出离奇古怪的言行,象锦瑷铁路问题等等。而在华盛顿会议上,把压低的比率强加给帝国海军,同时使帝国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许多权益。以后,美国为了方便它的对华活动,经常明里暗里采取牵制我国对华发展的行动。现在,美国以它的庞大的经济力量,不仅对中国本土,并且对满蒙方面也竭力扩张商权。我认为,如果太平洋发生波涛险恶的时候,那一定是为中国问题而起;如果有国家出来干涉帝国的满蒙问题,那一定是美国。
社会上有些人经常认为,一朝有事时,对我国的物资补给感到很是不安。然而,假定继续进行战争,所需的进口物资每年大概就可以用满蒙和华北所有的物资来供应,绝无担忧之必要。当然,为此必须保证和日本内地联系上的绝对安全。并且,必须扩充朝鲜铁路和吉会铁路的运输力量。至于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自然不用说了。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7)
在满日本人的现状和中国方面的态度
再回过头来说,只要曾经到过满洲的人,看到那里港湾市街等文化设备的完全、外观的堂皇,不管是谁,都会为之吃惊。这些实际上都是伟大的满铁投下了巨款,对国家事业作出的贡献。然而,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二十万在满洲的同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实在遗憾,他们的情况是令人悲观的。现在,日本人在满洲的活动区域限于二百二十四平方里的关东州和铁路沿线的带状满铁附属地。大部分的普通日本人都是在同中国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中艰苦地维持生计:根据大正四年(1915年)的日本和中国的条约(即“二十一条”)规定,我国在南满洲除了商租土地权之外,还有居住权和营业权,在东部内蒙古有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合办事业权。但是,由于中国当局没有诚意,在十五六年间,这些条约规定的既得权益一点没有实现,并且连居住和营业也正在受到中国方面的阻碍。特别是近一百万的新归附的朝鲜人到处在受到中国官民的虐待。他们非常尽心努力,特意开垦了土地,而到收获时,就被中国入所没收,并且被迫离开,要住没有家,要吃没有粮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流浪着。而且,我官方的抗议也没有效果,他们大批地想归化,可是,归化也要手续费,所以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对统治朝鲜有重大的关系,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再说,满铁附属地以外的日本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们大都从事于买卖特产、做木材生意、经营水田等,因为上述条约规定没有实现,受到中国方面的压迫,不得不停歇所经营的事业。更因为近来东四省征收回利权热潮中形成的排日思想逐渐具体,像现在的秘密通令:不论何种民间事业严禁日华合作,如果违反,即予严惩。一方面,东四省虽然比较落后,但随着文化的进步,中国官员逐渐亲自经营铁路和工厂,同日本人的经济冲突正不断发生。另一方面,自从改换旗帜以来,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很密切,其结果,就和南京政府相呼应,逐渐对外采取强硬态度。
由于上述种种,即使提出正式的外交抗议,也没有什么效果,目前积累下来的日满之间的悬案大小已有五百件之多,几年来,一件都没有得到解决。与此相反,在中国方面,那些条约上没有确实根据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只要成为问题的事项立刻提出来向我方抗议,我方官员为此应接不暇。因此,像日华亲善乃至共存共荣,在他们说来,只是外文辞令而已;就本质来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日华抗争的时代。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夸张,而是在满洲的日本人的一致呼声。
事已至此,它的原因本来不是很简单的。我认为,日本方面也有许多缺点,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决定对华政策;如实际上成为悬案的商租问题、铁路问题这些既得权利,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现在还完全无法估计,而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却打着如意算盘,要收回旅大和满铁。这实在是不论朝野都必须最认真地考虑的问题。
德富苏峰(日本人,甲午战争时期积极主张侵华)在某书的序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维护我国从明治二十七至二十八年,三十七至三十八年两次战争的成果中所获得的权益。我所担心的,与其说是中华民国的态度,不如说是我国官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如果我国对于此事的舆论万一统一不起来,造成了我国官民的懦怯态度,这才是重大的事情。”
对那些关于本问题没有充分信心的日本人来说,他的这一番话真是当头棒喝。如果国内的舆论足以引起这样的忧虑,真是不胜慨叹!
结论
我衷心认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1.这是日本侵华策略宣传理论缩影,其中充满了强盗逻辑。例如:20万日本人,怎么就跑到中国来了呢? 他们先前不是在自己的祖国好好的吗?是日本的侵略者诱骗来的!这些人到中国来后,大多数人自己没有获得幸福,还给中国社会带来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了暴利。关于浪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其实是职业间谍,一部分则是因被骗到中国来发横财却无所事事,被迫沦为四处游荡的乞丐和土匪。当时美国为了防范日本人的殖民侵略,连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都限制日本人移民。2.从坂垣征四郎关于中东路的言论分析,日本方面可能对中苏中东路交涉保持着高度关注,抢在协议达成之前采取重大行动。这意味着中东路谈判很可能是刺激日方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最紧要因素、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后面的另外两个所谓的导火索事件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也就是在这些重要背景下,“樱会”等的政变计划宣告流产。于是,在4月14日,日本成立了第二次若礼次郎内阁,而不是一个军人内阁,但是,政变计划本身却刺激了日本军方侵华派加快满蒙计划的步伐。【1. 日本国内政争集中于对外侵略的缓急差异,除伊藤博文曾在甲午战争期间抑制住山县有朋之外,大多以军方的激进对外侵略主势力上风。2. 中国的政争,集中于阶级矛盾和对外国侵略的和战立场,大多以对外妥协、对内残酷镇压占上风。】
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将1930年10月开始研制的《昭和六年(1931)形势判断》定稿,其中强调:“以解决满蒙问题为先行条件,完成国家改造。”并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阶段及对应的三个方案:
1. 重新扶持亲日军阀政权取代张学良,逐步实现东三省“自治”、“独立”;
2. 扶持亲日政权,建立“独立国家”;
3. 日本直接出兵吞并东北。
最后确定:“我国根据条约或契约正式取得的权益,因中国方面不守信用或不法行为而受到阻挠时,应努力打开这种局面,确保我国权益的实际效果,并加以扩充。政权方面,准备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以取代张学良政权,但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 【 《昭和六年(1931年)形势判断》系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其中的三种侵略方式,很快全都发生了。】
这个结论与关东军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关东军的主要研究人员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花谷正(此人号称“关东军三羽鸟”等进行了反驳,他们主张立即着手进行第三套方案,进入第三阶段,即直接武力占领东三省,并派坂垣和花谷前往东京游说。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8)
6月上旬,关东军向参谋本部提交正式报告,决心对南北满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解决“悬案”。11日,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置以陆军省部中枢课长级官员为主的满蒙问题秘密研究会,并任命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陆军省中国课长重藤千秋、欧美课长渡久雄、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等五课长为委员。
该机构于19日拟成《对满蒙方策》草案。经五课长会议多次讨论审查,确定为《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正式方案。内容为:
1. 为了使满洲张学良政权的排日方针缓和下来,要和外务当局紧密配合,努力实现之。至于要关东军慎重行事的问题,陆军中央部门要充分加强领导。
2. 虽然做了以上的努力,如果排日运动再发展下去,也许终于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3. 要解决满洲问题,完全有必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因此陆军大臣应该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能知悉当地的情况。
4. 让全国国民,特别是新闻界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这项工作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负责和参谋本部情报部予以协助。
5. 陆军省军务局和参议本部情报部要密切和外务省有关局、课联系,使有关各国都能知道满洲的排日运动的实际情况;万一出现我军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要使各国都能谅解日本的决心,不会对我们采取无理反对或压迫的行动。为此,需要预先制定一个周密的工作方案,并取得上级批准,以便顺利执行。
6. 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请上级长官批准。
7. 为争取国内外的谅解,采取措施,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春为止,要求切实实施。
8. 尽力使关东军首脑部熟悉中央的方针和意图,要他们在今后一年里隐忍持重,避免卷入因排日运动而产生的纠纷,万一发生纠纷时,只限于在局部范围内处理,不扩大其范围。
6月底,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大纲》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令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一起研制具体的作战计划。7月1日,陆军省发表了为对华战争做准备的军制改革方案。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日后被日本侵华当局,特别是关东军方面用作导火索的事件。
一件是,6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课员中村震太郎大尉、预备曹长井杉延太郎等5人,以农学博士身份,携带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潜入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大兴安岭葛根庙一带侦察,在洮南附近被东北屯垦军发现并扣押,后在逃跑中被击毙。
另一件事情是,7月1日,长春县境内西北的万宝山农民打算填平日方殖民来的朝鲜人强占熟地所开沟渠,遭到日警枪杀,死伤十余人,其中包括前往弹压的中国警察,另有十余人被拘押毒打。
关东军方面当时对“中村事件”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日本当局却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国内煽动大规模排华浪潮,导致一周之内109名华侨遇害,数千人受伤,大量房屋被毁。日本政府趁机制造侵华舆论,加紧备战。
7月下旬,坂垣征四郎到东京,向永田、冈村等透露了“中村事件”,再次表示了关东军方面希望利用相关事件尽快对满蒙动手,几人随即向建川美次做了报告。陆军中央部决定采纳关东军方面的主意,调整一年准备期的预定计划。一边进行军事准备,一边设法取得军方的全面同意,及对国会和国民进行战争宣传。
由于日本对满蒙权利的贪婪要求,参与制定《大纲》和行动方案的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外交手段不能根本缓和中日关系,预料必将采取军事行动。但面对20万东北军,1万关东军不可能以寻常交战方式取胜,只能抢先突袭。暗中的军事部署先着手进行。
关东军方面根据侦察回的情报认定,为对付沈阳城的坚固城墙,必须使用重炮。经与陆军中央机构商议,从日本国内秘密运送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重炮到沈阳的关东军营地秘密安置。【参与调运重炮一事,特别是相关时间,使得日本陆军省难脱全程参与九一八事变谋划之嫌。】
重炮指派客船从神户运输。在大连上岸时,关东军的武器部人员和从旅顺重炮兵大队调来的士兵,打扮成中国码头工人进行搬运。由于当天是农历大暑节气,天气热、夜晚时间短,有不少大连百姓在户外睡觉,并且睡得晚,日方就把炮身装在大木箱里,说是以前大官的棺材。
两门重炮都配属到日军驻沈阳第29联队兵营。安装该炮需挖约直径5米、深1米的坑。为掩人耳目,日方宣称是挖游泳池。为把安装好的大炮遮掩起来,日方还专门搭建了一个10米见方、7米高的马口铁房子。该工程限于每晚12时到凌晨3时进行,三天完成。因酷暑和劳动强度大,很多施工人员得了夜盲症。
当爱看热闹的中国人接近时,日军就扔石头驱赶。中国驻军闻讯,觉得怪异,就派侦察机侦察,日军就用高射炮做出轰击架式进行驱赶。
日本的战争宣传和军事举动,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强烈反响。1931年7月6日,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发表告日本工人农民书,号召反对侵略战争。8月1日是“反战日”,日本各地举行反战示威游行,反对军方暴力干涉国家政治,要求裁减军队。
但是,也就在当天,日本军方进行了异常的重大人事调整,一批主张对华侵略的高级军官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陆军省征募课长今村均调任作战部作战课课长。另由中将本庄繁接替关东军司令职务,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其中,建川美次一直从事于策划对东北的进攻,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本庄繁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非常熟悉东北和中国情况;石原莞尔绰号为“日本之脑”,他和坂垣征四郎都积极主张入侵东三省,前面已提到的很多侵略方案都是出自他手。
今村均8月1日到作战课报到当天,建川美次将《大纲》出示给他,并要求在当月底以前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3日、4日,日本各军司令官、师团长临时###。3日,在参谋本部召开的会议上,总参谋长金谷范做军制改革报告,强调了《形势判断》等文件。4日的陆军省会议上,南次郎传达了《大纲》,强调了满蒙问题较国内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他训示:近来有些局外人员认为,军部不了解国家现状,提出了不当要求,竟不负责任地鼓吹裁减军备,宣传对国家和军队不利的言论。希望到会人员对此类谬论大力驳斥、纠正。【这与蒋介石的裁军又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满蒙问题,南次郎强调说:
满蒙在国防上、政治上、经济上对帝国生存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但最近该方面情势有使帝国甚为不满之倾向,且有日趋严重之感,诚属遗憾。盖导致此等情势之原因,或由于国际政局变化,以及我国民萎靡不振,只是对外国威衰退;或由于邻邦长期宣传培养恢复国权之排外思想,以及其新兴经济力量之向满蒙发展等。有此根源,绝非暂时现象,必须承认其长期之存在。
当此时机,凡属军职人员,允当更加竭诚奉公,热心教育训练,做好准备,以期克尽军人天职,勿稍疏虞,是所至盼。【可见,当时的日本国内存在三种主张,一是进行内政改革,裁减军队,缓解国内阶级矛盾;一是加紧进行侵华准备;一是立即侵略中国。】
当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自致函南次郎,主张迅速出兵吞并东三省:
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可巩固于现今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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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容斋三笔全文阅读 作者: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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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三笔 作者:洪迈
序
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间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按是时逸少春秋才五十余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驽蹇之视天骥,本非伦拟,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摅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侄,冀为四笔他日嘉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卷第一
卷第一
晁景迂经说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邳彤郦商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钜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绐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书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著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象载瑜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车?羲”,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汉志之误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灾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呼池河,皆注云:“呼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汉将军在御史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宀禹)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朱崖迁客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张士贵宋璟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韩欧文语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肴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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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
卷第二
汉宣帝不用儒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国家府库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紬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刘项成败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占术致祸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己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禅位,孟坐祅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己。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谶,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唐李锜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锜闻之,纳为侍人。锜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为周世宗后。
绛侯莱公
汉周勃诛诸吕,立文帝以安刘氏,及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爰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逊,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系廷尉之祸,几于不免。寇莱公决澶渊之策,真宗待之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对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此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顾准稍衰,旋即罢相,终海康之贬。呜呼!绛侯、莱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与钦若以从容一言,移两明主意,讫致二人于罪斥,谗言罔极,吁可畏哉!
无名杀臣下
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张汤为汉武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以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后为人所谮,罚为徒隶,使人视之,词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遂赐琰死。隋炀帝杀高颎之后,议新令,久不决。薛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遂令自尽。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执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数及旒之多少为别。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纯礼知开封府,中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尝入戏场观优,归涂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按后汉舆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然则其名之传久矣。
介推寒食
左传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介休县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邺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按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举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进士诉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杨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于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后来无此风矣。
后汉书载班固文
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可谓尽善矣。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观谢夷吾传云,第五伦为司徒,使固作奏荐之,其辞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语。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说、伊、吕、周、召、管、晏,以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者,皆无以过。而夷吾乃在方术传中,所学者风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过欤?
赵充国马援
前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平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西边遂定。成帝命扬雄颂其图画,至比周之方、虎。后汉光武时,西羌入居塞内,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讨之。羌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后,讫于灵帝,十世之间,羌患未尝少息。故范晔著论,以为:“二汉御戎之方,为失其本。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援徙当煎于三辅,不见其事。西羌传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事已具援传。然援本传,盖无其语,唯段纪明与张奂争讨东羌奏疏,正谓赵、马之失,至今为梗。充国、文渊,为汉名臣,段贬之如此,故晔据而用之,岂其然乎?
汉人希姓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溪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蠃、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贲赫、其石、旅卿、秘彭祖、革朱、樛乐、泠丰、冥都、澓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杯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馯臂、倗宗、衡胡、乘宏、简卿、炔钦、所忠、假仓、眭孟、(上带下足)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万章、瞯氏、佗羽、绣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逯普、台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欣、亶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祋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徭伟、重异、力子都、维氾、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绛灌
汉书陈平传,“绛、灌等谗平。”颜师古注云:“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贾谊传,“绛、灌、东阳侯之属尽害之。”注亦以为勃、婴。按史记陈平世家曰:“绛侯、灌婴等咸谗平”,则其为两人明甚。师古不必为疑辞也。楚汉春秋陆贾所作,皆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师古盖屡辨之矣。史、汉外戚窦皇后传,实书绛侯、灌将军,此最的证也。夏侯婴为滕令,故称滕公。而史并灌婴书为滕、灌,贾谊所称亦然,甚与绛、灌相类。楚汉春秋一书,今不复见,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云:“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出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则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师古所谓疑昧之文者此耳。张耳归汉,即立为赵王,子敖废为侯,敖子偃尝为鲁王,文帝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告韩信反,史记表云栾说,汉表云乐说,而楚汉以为谢公。其误可见。
题咏绝唱
钱伸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垄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自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既各极其妙,而母舅蔡载天任四绝独擅场。遂初亭曰:“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曰:“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诸公皆自以为弗及也。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其辞云:“圆清无瑕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纭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臞。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鬒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此章尤为驰骋痛快,且卒章含讥讽,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因阅北史杜正玄传载一事云:“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曹司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拟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盖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亦应时并就,文无点窜。然则可谓难矣。唐书杜正伦传云:“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卷第三
卷第三
兔葵燕麦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云:“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读北史邢邵传载邵一书云:“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然则此语由来久矣。尔雅曰:“莃,兔葵。籥,雀麦。”郭璞注曰:“颇似葵而叶小,状如藜;雀麦即燕麦,有毛。”广志曰:“菟葵,爚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丝,何尝可络?道边燕麦,何尝可获?”皆见于太平御览。上林赋:“葴析苞荔,”张揖注曰:“析,似燕麦,音斯。”叶庭圭海录碎事云:“兔葵,苗如龙芮,花白茎紫。燕麦草似麦,亦曰雀麦。”但未详出于何书。
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寯言之,蔡书于甲戌日记,后其子大器录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汉薛宣为左冯翊,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钱,惭恐自杀。宣移书池阳曰:“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颜师古注云:“以此职追赠也。”后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吴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赠吏民官职,不以为过,后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诗启
建昌县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择尚书族子也,抱材尚气,不以辞色假人。崇宁中在大学,蔡薿为学录,元亮恶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礼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归乡。大观二年冬,复诣学,道过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给事中,出补外,正临此邦。元亮不肯入谒。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门卒,凡士大夫往来,无问官高卑,必飞报,虽布衣亦然。既知其来,便命驾先造所馆。元亮惊喜出迎,谢曰:“所以来,颛为门下之故。方修贽见之礼,须明旦扣典客,不意给事先生卑躬下贱如此,前贽不可复用,当别撰一通,然后敬谒。”蔡退,元亮旋营一启,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馆而见长者,古所不然;轻身以先匹夫,今无此事。”蔡摘读嗟激,留宴连夕,赠以五十万钱,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遂登三年贡士科。元亮亦工诗,如“人闲知昼永,花落见春深”,“朝雨未休还暮雨,腊寒才过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迁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为元氏,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以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孙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赐蕃姓,如李弼为徒河氏,赵肃、赵贵为乙弗氏,刘亮为侯莫陈氏,杨忠为普六茹氏,王雄为可频氏,李虎、阎庆为大野氏,辛威为普毛氏,田宏为纥干氏,耿豪为和稽氏,王勇为库汗氏,杨绍为叱利氏,侯植为侯伏侯氏,窦炽为纥豆陵氏,李穆为?拔氏,陆通为步六孤氏,杨纂为莫胡卢氏,寇俊为若口引氏,段永为尔绵氏,韩褒为侯吕陵氏,裴文举为贺兰氏,王轨为乌丸氏,陈忻为尉迟氏,樊深为万纽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是时盖宇文泰颛国,此事皆出其手,遂复国姓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泰方以时俗文敝,命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又悉改官名,复周六卿之制,顾乃如是,殆不可晓也。
东坡和陶诗
陶渊明集归田园居六诗,其末“种苗在东皋”一篇,乃江文通杂体三十篇之一,明言敩陶征君田居,盖陶之三章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故文通云:“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正拟其意也。今陶集误编入,东坡据而和之。又“东方有一士”诗十六句,复重载于拟古九篇中,坡公遂亦两和之,皆随意即成,不复细考耳。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
孔戣郑穆
唐孔戣在穆宗时为尚书左丞,上书去官,天子以为礼部尚书致仕,吏部侍郎韩愈奏疏曰:“戣为人守节清苦,议论正平,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觉衰老,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不报。明年正月,戣薨。国朝郑穆在元祐中以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请老,提举洞霄宫,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亦不报。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绝相类。
陈季常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祐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谥字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故谓为易名。然则谥之为义,正训名也。司马长卿谕蜀文曰:“身死无名,谥为至愚。”颜注云:“终以愚死,后叶传称,故谓之谥。”柳子厚招海贾文曰:“君不返兮谥为愚。”二人所用,其意则同。唯王子渊箫赋曰:“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李善谓:“谥者号也,言得谥为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为谥,其语可谓奇矣。
高唐神女赋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前赋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问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赋云:“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复命玉赋之。”若如所言,则是王父子皆与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丑矣。然其赋虽篇首极道神女之美丽,至其中则云:“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意似近而若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愿假须臾,神女称遽。闇然而冥,忽不知处。”然则神女但与怀王交御,虽见梦于襄,而未尝及乱也。玉之意可谓正矣。今人诗词,顾以襄王借口,考其实则非是。頩,音疋零反,敛容怒色也。柳子厚谪龙说有“奇女頩尔怒”之语,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礼记缁衣篇:“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郑氏注不言何诗。今毛诗节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经典释文云:“从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诗皆无此语,或皆逸诗也。”予按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曰:“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然则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所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又不可晓。
侍从转官
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用职事官寄禄。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学士转中书舍人。]历三侍郎、[学士转左曹礼、户、吏部,余人转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转左,兵侍转右。]然后转六尚书,各为一官。尚书转仆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今之特进是也。故侍从止于吏书,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其庶僚久于卿列者,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继历太子宾客,遂得工部侍郎。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不许入两省给、谏耳。元丰改谏议为太中大夫,给、舍为通议,六侍郎同为正议,左右丞为光禄。兵、户、刑、礼、工书同为银青,吏书金紫。但六转,视旧法损其五。元祐中以为太简,增正议、光禄、银青为左右,然亦才九资。大观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议,正奉以易右光禄,宣奉以易左光禄,以右银青为光禄,而至银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仿旧制,今之通奉,乃工、礼侍郎,正议乃刑、户,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禄乃六尚书也。凡侍从序迁至金紫无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绍兴以来,阶官到此绝少,唯梁扬祖、葛胜仲致仕得之。近岁有司不能探赜典故,予以宣奉当磨勘,又该覃霈,颜师鲁在天官,径给回授一据,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达由宣奉纳禄不迁官,而于待制阁名升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龙图直学士径升本学士,尤非也。予任中书舍人日,已阶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复为理年劳,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议,殊可笑。盖台省之中,无复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启
“原头火烧净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此韩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字书之,以为绝妙。予读曹子建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网密,地逼势胁。”乃知韩公用意所来处。七启又云:“名秽我身,位累我躬。”与佛氏八大人觉经所书“心是恶源,形为罪薮”,皆修己正心之要语也。
奸鬼为人祸
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孺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驰召名医许智藏,俊梦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当必相苦,奈何!”明夜复梦,曰:“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诊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奸鬼之害人,如出一辙。近世许叔微家一妇人,梦二苍头,前者云:“到也未?”后者应云:“到也。”以手中物击一下,遂魇。觉后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饵之,痛止而愈。此事亦与上二者相似。
监司待巡检
今监司巡历郡邑,巡检、尉必迎于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从车内遣谒吏谢之,即揖而退,未尝以客礼延之也。至有倨横之人,责桥道不整,驱之车前,使徒步与卒伍齿者。予记张文定公所著缙绅旧闻中一事云:“余为江西转运使,往虔州,巡检殿直今保义成忠郎。康怀琪,乘舟于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县,遂与偕行。及至县驿,驿正厅东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处于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数百步,逼暮而退。夜闻康暴得疾,余亟趋至康所,康已具舟将归虔,须臾数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随之。”观此,则是使者与巡检同驿而处,同席而食,至于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见也。
十二分野
十二国分野,上属二十八宿,其为义多不然,前辈固有论之者矣。其甚不可晓者,莫如晋天文志谓:“自危至奎为娵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也,属并州。”且卫本受封于河内商虚,后徙楚丘。河内乃冀州所部,汉属司隶,其他邑皆在东郡,属兖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诸郡,自系凉州耳。又谓:“自毕至东井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属益州。”且魏分晋地,得河内、河东数十县,于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为秦,其下乃列云中、定襄、雁门、代、太原、上党诸郡,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谬乱如此,而出于李淳风之手,岂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
公孙五楼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后,悉以国事付公孙五楼,燕业为衰。晋刘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岘之险,坚壁清野,大军深入,将不能自归。”裕曰:“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谓我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险自固,焚荡资储,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可以坐制。若纵使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不听,裕过大岘,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举灭燕。观五楼之计,正裕之所惮也。超平生信用五楼,独于此不然,盖天意也。五楼亦可谓智士,足与李左车比肩。后世奸妄擅国,以误大事者多矣,无所谓五楼之智也。
荐士称字著年
汉、魏以来诸公上表荐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称其字。如汉孔融荐祢衡表云“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齐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云“秘书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来乃无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卷第四
卷第四
三竖子
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问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枢密称呼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从官事体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明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札,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牒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云浙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九朝国史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银牌使者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省钱百陌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胥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官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祸福有命
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钳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讦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卷第八
卷第八
徽宗荐严疏文
徽宗以绍兴乙卯岁升遐。时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滞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场于开泰寺,作功德疏曰:“千岁厌世,莫遂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絷惟欧血。伏愿盛德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北人读之亦堕泪,争相传诵。其后梓宫南还,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国恩者,出迎于城北,搏膺大恸,虏俗最重忠义,不以为罪也。
忠宣公谢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衔命使北方,以淮甸贼蜂起,除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李成以兵护至南京。公遣书抵成,成方与耿坚围楚州,答书曰:“汴涸,虹有红巾,非五千骑不可往。军食绝,不克唯命。”公阴遣客说坚,坚强成敛兵。公行未至泗,谍云:“有迎骑甲而来。”副使龚璹惮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馈饷稽缓,有引众纳命建康之语。今靳赛、薛庆方横,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方含垢养晦之时,宜选辩士谕意,优加抚纳。”疏奏,高宗即遣使抚谕成,给米五万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须疏从中出,乃诣政事堂白副封。时方禁直达,忤宰辅意,以托事滞留为罪,特贬两秩,而许出滁阳路。绍兴十三年使回,始复元官。时已出知饶州,命予作谢表,直叙其故,曰:“论事见从,犹获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屡沾旷荡之恩。始拜明纶,得仍旧秩。伏念臣顷繇乏使,不敢辞难。值三盗之连衡,阻两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间,辄露便宜,冀加勤恤。虽玺书赐报,乐闻充国之建言,而吏议不容,见谓陈汤之生事。亏除官簿,绵历岁时,敢自意于来归,遂悉还于所夺。兹盖忘人之过,与天同功。念臣昔丽于微文,蔽罪本无于他意,故从数赦,俾获自新。”书印既毕,父兄复共议,秦桧方擅国,见此表语言,未必不怒,乃别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亏除之戾。圣恩深厚,卒从抆拭之科。仰服矜怜,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临冲,欲搏人而肆毒,仗节宜图于报称,引车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辞之体,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虽蒙贬秩以小惩,尚许立功而自赎。徒行万里,无补一毫,敢妄冀于隆宽,乃悉还于旧贯。兹盖忘人之过,抚下以仁。阳为德而阴为刑,未尝私意,赏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尽湔宿负”云云。前后奉使,无有不转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归仅复所贬,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终于此阶。
四六名对
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姑摭前辈及近时缀缉工致者十数联,以诒同志。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阱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文正公微时,尝冒姓朱,及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雎、范蠡,皆当家故事。
邓润甫行贵妃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绍圣中,百僚请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
东坡坤成节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国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曰:“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王履道大燕乐语曰:“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为三相也。执政以边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
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知越州日,以擅发常平仓米救荒降官,谢表曰:“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
孙仲益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既压境,见任者拒不纳,以启答郡僚曰:“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邻郡不发上供钱米,受旨推究,为平亭其事,邻守驰启来谢,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
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为中书舍人试潭州,进士何烈卷子内称臣及圣,问不举觉,坐罢职,谢表曰:“谓子路使门人为臣,虽诚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圣,初亦何心?”又曰:“书马者与尾而五,常负谴忧;网禽而去面之三,永衔生赐。”宋齐愈坐于金虏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知徽州,其乡郡也,谢启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
何抡除秘书少监,未几,以口语出守邛,谢启曰:“云外三山,风引舟而莫近;海滨八月,槎犯斗以空还。”
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李德裕辞太尉云:“国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间才七人。”其用事精确如此。
蒋子礼拜右相,王诇贺启曰:“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亦可称。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张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议者谓两淮保障不可恃,公亲往视之。会诏归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当制,其词曰:“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衮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所谓儿戏者,指边将也,而读者乃以为诋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所以怅惜之意至矣。王大宝致仕词曰:“闵劳以事,圣王隆待下之仁;归洁其身,君子尽遗荣之美。”大宝有遗泄之疾,或又谓有所讥,而实不然。罢相后,起帅浙东,谢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怀会稽之章,遽叨进用。”谢生日诗词启曰:“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誉。”时正五十岁也。
绍兴壬戌词科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曰:“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主司喜焉,擢为第一。
乙丑年,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予曰:“八卦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尾句曰:“但惊奎璧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秘,行地无疆。”亦忝此选。代福州谢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征。”正用诗凫鹥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洪范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联文,未尝辄增一字。渊圣乾龙节疏曰:“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左传叔孙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彖辞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亦纯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监于成命之诗;艺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读者以为壮。后语曰:“天地设位而圣人成能,既扑缊纷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过,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锁院所作,冬至日适有雷雪之异,殆成谶云。叶子昂参知政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所击罢去,林遂副枢密。已而置狱治其言,皆无实,林责居筠,叶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大慰瞻仪之望。”本意用“公归”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仪”。而御史单时疑之,谓人君而称臣为我公,彼盖不详味词理耳。子昂坐冬雷罢相,予又当制,曰:“调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劾三公,实负应天之愧。”盖因有讽谏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临于精意;王孙子而本支百世,兹载锡于蕃厘。”又曰:“春秋享祀,独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为刘氏之祭酒。”士衎制曰:“克羞馈祀,事其先而万国欢心;肃倡和声,行于郊而百神受职。”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曰:“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赐叶资政辞召命诏曰:“见晛曰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会于风云。”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曰:“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会稽之计。”吴璘在兴元、修塞两县决坏渠为田,奖谕诏曰:“刻石立作三犀61阅读最好的txt下载网
卷第九
卷第九
枢密两长官
赵汝愚初拜相,陈骙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赵辞不受相印,乃改枢密使,而陈已供职累日,朝论谓两枢长,又名称不同,为无典故。按熙宁元年观文殿学士新知大名府陈升之过阙,留知枢密院。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弼既为使,神宗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且王安石意在抑彦博,故特命之。然则自有故事也。
赦放债?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噪。绍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一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以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冯道王溥
冯道为宰相历数朝,当汉隐帝时,著长乐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归河东,事庄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契丹主、汉高祖、今上,三世赠至师傅,阶自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自试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自中书舍人至戎太傅、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齐国公。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道此文载于范质五代通录,欧阳公、司马温公尝诋诮之,以为无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为相,至国朝乾德二年罢,尝作自问诗,述其践历,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从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时同年生尚未释褐,不日作相。在廊庙凡十有一年,历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当此荣遇,十五年间遂跻极品,儒者之幸,殆无以过。今行年四十三岁,自朝请之暇,但宴居读佛书,歌咏承平,因作自问诗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见三朝史本传,而诗不传,颇与长乐叙相类,亦可议也。
周玄豹相
唐庄宗时,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时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安重诲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为神。将召至京师,宰相赵凤谏,乃止。观此事,则玄豹之方术可知。然冯道初自燕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不可过用。”书记卢质曰:“我曾见杜黄裳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于是荐道为霸府从事。其后位极人臣,考终牖下,五代诸臣皆莫能及,则玄豹未得擅唐、许之誉也。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恳辞不受。然则道终身不可问命,独有形状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钴鉧沧浪
柳子厚钴鉧潭西小丘记云:“丘之小不能一亩。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以兹丘之胜,致之沣水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苏子美沧浪亭记云:“予游吴中,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三向皆水,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予爱而裴回,遂以钱四万得之。”予谓二境之胜绝如此,至于人弃不售,安知其后卒为名人赏践?如沧浪亭者,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直数百万矣,但钴鉧复埋没不可识。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后,台省胥吏旧人多不存,后生习学,加以省记,不复谙悉典章。而司封以闲曹之故,尤为不谨。旧法,大卿、监以上赠父至太尉止,余官至吏部尚书止。今司封法,余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盖昔之吏书也,而中散以上赠父至少师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师,故凡称摄太尉者,皆为摄太傅,则赠者亦应如此,不应但许至少师也。生为执政,其身后但有子升朝,则累赠可至极品大国公。欧阳公位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后以诸子恩至太师、兖国公,而其子棐亦不过朝大夫耳,见于苏公祭文及黄门所撰神道碑。比年汪庄敏公任枢密使,以子赠太师,当封国公,而司封以为须一子为侍从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说载于何法也?朱汉章却以子赠至大国公。旧少卿、监遇恩,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自后再该加封,则每次增百户,无止法。今一封即止。旧学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户以上,每遇恩则加实封,若虚邑五百者,其实封加二百,虚邑三百、二百者,实封加一百。今复不然,虽前执政亦只加虚邑三百耳,故侍从官多至实封百户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该恩官封
晁无咎作积善堂记云:“大观元年大赦天下,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故漳州军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询走京师状其事,省中为漳州请,漳州虽没,赦令初不异往者,丞相以为可而上之,封寿光县太君。”今自乾道以来,庆典屡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没者,其家未尝陈理,为可惜也。
学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杂学士除翰林学士,蒋世修以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时施圣与在政府,语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辈当自点检。”盖谓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绍兴中所除者,不暇缕述,姑从寿皇圣帝以后,至于绍熙五年,枚数之,为学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刘忠肃、王日严、王鲁公、周益公及予,其后李献之也。二兄、史、刘、王、周皆擢执政,日严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补郡,献之遂踵武。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也。辛、姚、黄皆执政,唯蒋补郡,昌国徙权尚书,即去国,自然以本生母忧持服云。
汉高祖父母姓名
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见于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谧、王符始撰为奇语,云太公名执嘉,又名燸,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云:“母温氏。是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覆,深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予窃谓固果有此明证,何不载之于汉纪,疑亦后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尝在岭外,见康州龙媪庙碑,亦云姓温氏,则指媪为温者不一也。唐小说纂异记载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庙,见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长碑昭然具载外族温氏。”盖不根诞妄之说。
君臣事迹屏风
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进表称贺,白居易翰林制诏有批李夷简及百寮严绶等贺表,其略云:“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坐隅之戒;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谓详尽。又以见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贺,又答诏勤渠如此,亦几于丛脞矣。宪宗此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末年用皇甫镈而去裴度,荒于游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风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此事见旧五代史记,不知曾行与否,至何时而罢也。盖是时犹未鬻卖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废并寺院,有诏约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三处祗委判官,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其防禁之详如此,非若今时只纳钱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经、读经之异,疑为背诵与对本云。
射佃逃田
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饰,不害其为盛唐。国家当五季衰乱之后,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显德二年,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蕃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周世宗好杀
史称周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予既书于续笔矣。薛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于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义训
一字数义,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长最先之称,如所谓孟侯、孟孙、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类是也。国语:“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注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而谓孟为里克妻字则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中引此句,而司马贞索隐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啖我物。”其说无所据。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李善乃注孟为勉。蜀王衍书其臣徐延琼宅壁为孟言,蜀语谓孟为弱,故以戏之。其后孟知祥得蜀,馆于徐第,以为己谶,此义又为无稽也。东坡与欧阳叔弼诗云:“主孟当啖我,玉鳞金鲤鱼。”正用优施语。鲁之宝刀曰孟劳,不详其义。
向巨原诗
亡友向巨原,自少时能作诗。予初识之于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从吴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巨原得驾字,其语云:“兹山何巍巍,气欲等嵩华。从公二三子,胜日饱闲暇。跻攀谢车舆,自办两不借。扪萝觅幽隥,行椒得孤榭。侧送夕阳移,俯视高鸟下。登临记曩昔,岁月惊代谢。却数一周星,复命千里驾。身从泛梗流,事与浮云化。朅来共一尊,似为天所赦。明发还问涂,合离足悲吒。”诗成,观者皆服。傅朋游丝诗卷数百篇,巨原独不深叹美之,颇记其数句曰:“先生著名节,百世追延陵。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功成磨苍崖,盛德颂日升。勿书陵云榜,华颠踏高层。”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规讽,与前所纪刘彦冲古风相类也。后裒其平生所作数千篇,目为葵斋杂藁,倩予为序。时予在章贡,及序成持寄之,则已卧病,仅能于枕上一读而已。巨原初见韩子苍,得一诗,曰:“老子真祠地,君来觅纸题。文如士衡俊,年与正平齐。闻说钟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诗律在,佳处可时携。”而韩集佚不收,但见序中耳。
叶晦叔诗
亡友叶黯晦叔,尝除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九年,为福建帅属,予尝因春补诸生,白于府主,邀与同考校,锁宿贡院两旬。予作长句云:“沉沉广厦清如水,市声人声不到耳。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无此士。连床夜语不成寐,往往鸡声忽惊起。是中差乐真难名,昔者相过安得此?但怜时节不相谋,正堕清明寒食里。梨花已空海棠谢,外间物色知余几。只恐雨风摧折之,负此一春吾过矣。谢公寻山饱闲暇,应笑腐儒黏故纸。锦囊得句应已多,万一相思频寄似。”时谢景思为参议官,故卒章简之。晦叔和篇云:“文章万言抵杯水,世上虚名徒尔耳。我常自笑一生痴,那更将痴笑群子。大屋沉沉余百年,到今所阅知几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间悲喜从何起?君闻我言亦大笑,为说万事总如此。[缺两句。]急须了却公家事,门外不知春有几。[缺三句。]飞雨时闻打窗纸。他年万一复相从,未必从容今日似。”其语意超新,惜不能尽忆。又尝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是也。然此犹是作对,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是也。”故予自福倅满归,晦叔以二诗送别,正用此体。一章云:“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何事与予如旧识,由来于世两相闻。闲官各喜光阴剩,胜地空多物色分。忽复翩然从此去,便应变化上青云。”二章云:“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世易为悲。梅花尽醉清江上,黯澹西风冻雨垂。”可谓奇作。然相别不两年即下世,每诵味其语,辄为凄然。因刻所作容斋记,尝识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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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十
卷第十
词学科目
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诰,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沉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唐夜试进士
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士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纳紬绢尺度
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紬、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紬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紬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朱梁轻赋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坎离阴阳
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故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前执政为尚书
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河伯娶妇
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经用字
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祐,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法、视、薧、鲜、齍、罪、?、(上西下木)、斞、杀、簭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鄂州兴唐寺钟
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祢衡轻曹操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志怀霜雪,疾恶若仇,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禁中文书
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干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孔丛子
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祐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小星诗
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唯小星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裯”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裯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司封赠典之失
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照,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钜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辰巳之巳
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昴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碑志不书名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牜羊)牁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颍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汉文帝不用兵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阸,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讳名
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成王时所作诗。昌、发不为文、武讳也。宣王名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厉王名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之句,在其孙幽王时。小国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庄襄王名楚,称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盖已非周礼矣。汉代所谓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虽但讳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讳。故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绩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为户部,世绩但为绩。韩公讳辨云:“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此数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然太祖讳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广韵于进字中亦收。张魏公以名其子,而音为进。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为人姓如故。高宗讳内从勹从口者亦然。真宗讳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画,则为(恒右下去一),遂并(恒右下去一)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
家讳中字
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予在西垣闻其说,为诸公言,今一变成式,则他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矣,决不可行。遂止。李愿为江东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为通议,盖近世率妄称太中也。李自称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资政之子为临安通判,府中亦称为通议,而受之自如。
记张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足夹)跌光颜、朱邪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殚纪。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则为郭药师矣。傥使中国英俊,翻致力于异域,忌壮士以资敌国者,固亦多有。贾季在狄,晋六卿以为难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为苻坚用;唐庄宗不能知韩延徽,使为阿保机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觇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宫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宫,写蜀、荆地材至关中,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楠、槠,温、台、衢、吉之梼,永、澧、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鍮、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一殿。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可知矣。[卫州,一作衡州。]
岁月日风雷雄雌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但毕、觜为月雄雌不可晓。今之言阴阳者,未尝用雄雌二字也。郎顗传引易雌雄秘历,今亡此书。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见法苑珠林。予家有故书一种,曰孝经雌雄图,云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书也。
东坡三诗
东坡初赴惠州,过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既至惠州,残腊独出,至栖禅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诗云:“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在儋耳作观棋诗,记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句语之妙,一至于此。
天文七政
尚书舜典:“以齐七政。”孔安国本注,谓“日月五星也”。而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尚书大传一说,又以为:“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正而万事顺成。”三说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读书城南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予向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寿
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师,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韩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册,乞随班称贺,而降诏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经字义相反
治之与乱,顺之与扰,定之与荒,香之与臭,遂之与溃,皆美恶相对之字。然五经用之或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以乱训治也。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以扰训顺也。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类,以荒训定也。无声无臭,胡臭亶时,其臭膻,臭阴达于渊泉之类,以臭训香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以溃训遂也。郑康成笺毛诗溃成,与毛公皆释为遂,至于溃茂,则以为溃当作汇,汇,茂貌也。自为异同如此。
镇星为福
世之伎术,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然以国家论之则不然,苻坚欲南伐,岁镇守斗,识者以为不利。史记天官书云:“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军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军吉。”又云:“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土。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其居久,其国福厚;其居易,[轻速也。]福薄。”如此则镇星乃为大福德,与木亡异,岂非国家休祥所系,非民庶可得侔邪?
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绩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两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61阅读最好的txt下载网
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内职命词
内庭妇职迁叙,皆出中旨,至中书命词。如尚书内省官,固知其为长年习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为主守之微者。至于红紫霞帔郡国夫人,则其年龄之长少,爵列之崇庳,无由可以测度。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时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圣训云:“有一事待与卿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兄奏云:“系王刚中行词,刚中除蜀帅,系臣书黄,容臣别撰入。”上颔首。后四日,经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谕,永嘉郡张夫人告词,既得圣旨,即时传旨三省,欲别撰进。昨日宰臣传圣旨,令不须别撰。”上曰:“乃皇后合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岁,宫正乃执事者,昨日宰执奏欲换告,亦无妨碍,不须别进。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称呼耳。”盖昨训词中称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宝之季,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大集选人注拟于私第。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时改侍中为左相。]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矣,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与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前,国忠夸谓诸妹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史策书此,以见国忠颛政舞权也。然犹令侍中、给事同坐,以明非矫。若蔡京之盗弄威柄,则又过之。政和中,以太师领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开府在经筵,尝挟所亲将仕郎吴说往见,坐于便室,设一卓,陈笔砚,置玉版纸阔三寸者数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滞,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脱故职。”京问:“何以处之?”卞曰:“须与一提学。”京取一纸,书其姓名及提举学事字而缺其路分,顾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极贫,非得俸入优厚处不可。”于是书“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别有一兵赍一双缄及紫匣来,乃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以新茶献,即就可漏上书“秘撰运副”四字授之。卞方语及吴说曰:“是安中司谏之子,颇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孙,与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见阙省局。”京问:“吴曾踏逐得未?”对曰:“打套局适阙。”又书一纸付出。少顷,卞目吴使先退。吴之从姊嫁门下侍郎薛昂,因馆其家,才还舍,具以告昂,叹所见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节次书黄矣。”始知国忠犹落第二义也。
题先圣庙诗
兖州先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予顷在福州,于吕虚己处,见邵武上官校书诗一册,内一篇题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处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时京谪湖湘,子孙分窜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无人迹,故为古调以伤之。”凡三十余韵,今但记其末联云:“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与前相类。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空其赐宅,明年,开河,役夫辇泥土堆于墙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诗曰:“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郿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左颇有才,最善谑,二十八年,杨和王之子偰,除权工部侍郎,时张循王之子子颜、子正,皆带集英修撰,且进待制矣。会叶审言自侍御史、杨###自给事中,徙为吏、兵侍郎,盖以缴论之故。左用歇后语作绝句曰:“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请谒,人或畏其口,后竟终于布衣。
季文子魏献子
拟人必于其伦,后世之说也,古人则不然。鲁季文子出一莒仆,而历引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晋魏献子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谓成鱄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鱄诵大雅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为九德不愆。勤施无私曰类,择善而从之曰比。言:“主之举也,近文德矣。”且季孙行父之视舜,魏舒之视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谀不以为嫌,乃知孟子所谓:“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非过论也。
尊崇圣字
自孔子赞易、孟子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亦然也。书称尧、舜之德,但曰“聪明文思”,“钦明文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至益之对舜,始有“乃圣乃神”之语。洪范“睿作圣”与“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同列于五事,其究但曰“圣时风若”,咎征至以蒙为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以狂与圣为善恶之对也。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则以圣与否为对也。下文“或哲或谋,或肃或乂”,盖与五事略同。人之齐圣,不过“饮酒温克”而已。左传八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周官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皆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以故鲁以臧武仲为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而孟子以为否。
媵字训
媵之义为送,春秋所书,晋人卫人来媵,皆送女也。楚辞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其义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释文云:滕,达也。九家皆作乘,而郑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训为送云。
周礼奇字
六经用字,固亦间有奇古者,然惟周礼一书独多。予谓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常从扬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如法为法、柄为枋、邪为衺、美为媺、呼为呼、拜为(左扌右上屮中草下今)、韶为(上殸下召)、怪为傀、暴为虣、擉为簎、风为飌、鲜为鲜、槁为薧、螺为蠃、脾为蠯、鱼为?、埋为狸、吹为吹、陔为裓、暗为韽、柝为(木橐)、探为掸、趐为翨、摘为硩、骇为駴、击为轚、辜为(左木右上古下羊)、掬为輂、幂为榠、藻为藻、昊为(仄之人右日)、叩为叩、艰为艰、魅为魅,与夫庮、皫、胖、鱐、齍、视、劀、酏、(上西下木)、臡、箈、(鬻之米换者)、柶、纼、副、爂、(上临下木)、朄之类,皆他经鲜用,予前已书之而不详悉。若考工记之字,又不可胜载也。
大禹之书
夏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谟训,舍虞、夏二书外,他无所载。汉艺文志杂家者流,有大(上人中夕下币)三十七篇,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上人中夕下币),古禹字也,意必依仿而作之者,然亦周、汉间人所为,今寂而无传,亦可惜也。
随巢胡非子
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书今不复存,马总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随巢之言曰:“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者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贤于圣人”之论,其于兼爱、明鬼,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负长剑,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罴,此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渊,折蛟龙,搏鼋鼍,此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鹄立四望,颜色不变,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齐威公以鲁为南境,鲁忧之。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君子之勇也。”其说亦卑陬无过人处。
别国方言
今世所传扬子云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汉显帝讳庄,始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是本字,何独至此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书称“汝、颍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
纵臾
史记衡山王传:“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汉书传云:“日夜纵臾王谋反事。”如淳曰:“臾读曰勇,纵臾,犹言勉强也。”颜师古曰:“纵,音子勇反。纵臾,谓奖劝也。”扬雄方言云:“食阎、怂恿,[音与上同。]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阎,亦谓之怂恿。”今礼部韵略收入,汉注皆不引用。
总持寺唐敕牒
唐世符帖文书,今存者亦少,隆兴府城内总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纸,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纸,中和五年,监军使帖僧神遇;第三纸,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江西观察使。其后列衔者二十四人,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逊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此后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书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韦三正相之外,余皆小书使字,盖使相也。后又有节度使钟传两牒,字画端劲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时台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阳人职方员外郎李上交来豫章东湖,见所藏真迹,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张浚、朱玫、李福、李可举、李罕之、陈敬瑄、王处存、王徽、曹诚、李匡威、李茂贞、王重荣、杨守亮、王镕、乐彦祯、朱全忠、张全义、拓跋思恭、时溥、王铎、高骈也。而注云:“见僖宗纪及实录。”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乐彦祯、时溥、张浚、朱全忠、李茂贞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时使相,不应缺,而朱玫、王铎、王重荣、李福皆已死,所谓太师中书令者,史策不载,唯陈敬瑄检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后者其是欤?他皆不复可究质矣。
禁旅迁补
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后,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都监,当留者于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使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于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干办官刘知合,泣涕哽噎,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于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按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六言诗难工
唐张继诗,今人所传者唯枫桥夜泊一篇,荆公诗选亦但别诗两首,乐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载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冉酬之,而序言:“懿孙,予之旧好,祗役武昌,有六言诗见忆,今以七言裁答,盖拙于事者繁而费。”冉之意,以六言为难工,故衍六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水流绝涧终日,草长深山暮云。犬吠鸡鸣几处,条桑种杏何人?”“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皆清绝可画,非拙而不能也。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
杯水救车薪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块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
诎一人之下
萧何谏高祖受汉王之封,曰:“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而汉书注释诸家,皆不曾引证。
秦汉重县令客
秦、汉之时,郡守县令之权极重,虽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为之宾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谓以礼物相庆也。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窃王孙女归成都,以贫困复如临邛,王孙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长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县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时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为守令故人,往见者虽未必皆贤,岂复蒙此礼敬。稍或戾于法制,微有干托,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训变
汉高祖讳邦,荀悦云:“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谓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盖“之”字之义训变,左传:“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谓观###变而为否也。他皆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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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十六
卷第十六
蹇氏父子
蹇周辅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两路。其子序辰,在绍圣中,乞编类元祐章疏案牍,人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此犹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乐自娱。后守苏州,以天宁节与其父忌日同,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其无人臣之义如是,盖举世未闻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于弩遗法,古未有也。熙宁元年,民李宏始献之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方受旨料简弓弩,取以进。其法以檿木为身,檀为弰,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阅试,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以与金虏战,大获胜捷。十二年词科试日,主司出克敌弓铭为题云。
敕令格式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实载于格,而公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颜鲁公戏吟
陶渊明作闲情赋,寄意女色。萧统以为白玉微瑕。宋广平作梅花赋,皮日休以为铁心石肠人,而亦风流艳冶如此。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其目曰:大言、乐语、馋语、醉语。于乐语云:“苦河既济真僧喜,新知满坐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馋语云:“拈(飠追)(舌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云:“逢糟遇(麦曲)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著接(上罒下离)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
纪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兴元之乱,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跂及,故改年为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无所本。孝宗以来,始一切用贞元故事。隆兴以建隆、绍兴,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绍熙以绍兴、淳熙,庆元以庆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时士大夫或不能晓,乃称中书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苏子美在进奏院,会馆职,有中舍者,欲预席。子美曰:“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长恶
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己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
奏谳疑狱
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深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专务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曲贷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赣,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于深林,民兄后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事发系狱,以杀时无证,尸不经验,奏裁刑寺辄定为断配。予持敕不下,复奏论之,未下而此兵死于狱。因记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于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败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此旨可谓至明矣。
医职冗滥
神宗董正治官,立医官,额止于四员。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三年五月始诏大夫以二十员,郎以三十员,医效至祗候,以三百人为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见带遥郡人并依元丰旧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随龙医官、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攸差判太医局,请给依能诚例支破。迈时在西掖,取会能诚全支本色,因依诚系和安大夫、潭州观察使,月请米麦百余硕,钱数百千,春冬绵绢之属,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极论之,乞将攸合得请给,令户部照条支破。孝宗圣谕云:“岂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诚亦合住了。”即日御笔批依,仍改正能诚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罢医官局。
切脚语
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页),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词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稿、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钱武肃在镇牒钟廷翰摄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牒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钟廷翰,牒奉处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升官绪,寓居霅水,累历星霜,克循廉谨之规,备显温恭之道。今者愿求录用,特议抡材,安吉属城印曹阙吏,俾期差摄,勉效公方,傥闻佐理之能,岂吝超升之奖?事须差摄安吉县主簿牒举者,故牒。贞明二年三月日。”牒后衔云:“使、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顺伯家,其字画端严有法,其文则掌书记所撰,殊为不工,但印记不存矣。谓主簿为印曹,亦佳。
高子允谒刺
王顺伯藏昔贤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诸公谒刺,凡十六人,时公美、徐振甫、余中、龚深父、元耆宁、秦少游、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司马公休、李成季、叶致远、黄道夫、廖明略、彭器资、陈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资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其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后之士大夫一付笔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谨谒;一曰,襄别洪州少卿学士。盖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谟书碑
欧阳公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待诏职也。’”国史传所载,盖用其语。比见蔡与欧阳一帖云:“向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
杨涉父子
唐杨涉为人和厚恭谨。哀帝时,自吏部侍郎拜相。时朱全忠擅国,涉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后二年全忠篡逆,涉为押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此一杨涉也,方其且相,则对其子有不幸之语,及持国宝与逆贼,则骇其子劝止之请,一何前后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惩白马之祸,丧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
佛胸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开卍字于胸前,蹑千轮于足下。”又占相部云:“如来至真,常于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秽浊不善行故。”予于夷坚丁志中载蔡京胸字,言“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正与此同。以大奸误国之人,而有此祥,诚不可晓也。岂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数,故产此异物,以为宗社之祸邪!
苏涣诗
杜子美赠苏涣诗,序云:“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寓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诗有“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之语。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苏涣侍御云:“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褒重之如此。唐艺文志,有涣诗一卷,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称‘白跖’,以比庄跷。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继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然则非所谓静隐者也。涣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府帅,其一曰:“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送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读此二诗,可以知其人矣。杜赠涣诗,名为记异,语意不与他等,厥有旨哉!
岁后八日
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61阅读,争奈眼相钩。”尤为明白。七言亦间有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是也。近世鄙词,如一落索数阕,盖效此格。语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为。世传东坡一绝句云:“莲子擘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盖是文与意并见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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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蔡澜谈倪匡全文阅读 作者: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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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大才子私人笔记:蔡澜谈倪匡 作者:蔡澜
被写的老友序
被写的老友序“老友写老友”
——也写写写“老友写老友”的老友
今天天气很好,躲在云中许多天的太阳也露了脸,阳光普照,街上行人拥挤,来来往往……
哈哈哈哈!
大乐。
自从写作配额用完之后,未曾作过文。一时冲动,不自量力,以为还可以写些什么,等到拿起笔,摊开纸,才知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多么的困难。呆坐半晌,望浮云,搓手心,踱方步,找音乐,居然突然可以下笔,竟然出现这样一段文字,十足一甲子之前的小学作文,笔下出现这等神奇的返老还童现象,怎不令人大乐!
乐完之后,还是要继续呆坐,想这位老友的可称道之处,写他的哪一方面呢?写他的博学多才,那是众所皆知的了,单是精通多国语言,就令人叹服(日文尤其“大变上手”),书法、绘画、篆刻、撰文、各种经营,生活享受……无不达到一级水准。
写他的人:由于他豪爽任侠,热情诚恳,所以也已达到了“相识满天下,知己遍世界”的地步。
写他的丰采:潇洒出尘,从不自诩,而自然誉满天下,那种出自自然的神态作为,虽魏晋名士,犹有不及。
怎么全是好话!
确然全是好话——他是熟悉的人之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在背后听到过有人说他坏话的人:这种最高境界,可定名为“蔡澜层次”。
或许大家会遗憾不熟悉他,有办法。他不断写作,多年来,累积出版了超过一百本散文集。写作人会将自己投射在作品之中,散文尤然。不必看完他写的全部破世界纪录的一百多本散文集,看上七八本,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些点滴,看上二十来本,一点一滴聚集起来,就依稀有了他的轮廓,看上三四十本,他的形象遂渐清晰,就可以说已经认识他了,再追读至五六十、七八十本,就熟悉他了。在熟悉了他之后,保证他成为你熟人中最可爱的前三名之一——绝对可以保证。
写他,不如读他的文章,这不是偷懒,是实情如此。
写作配额是真的用完了,这篇文字,写到最后,套一句晴雯姑娘的话:“写虽写了,到底不好,我再也不能了!”
倪匡
二〇〇六·〇六·十三
香港
又及:忽然忆起多年前自撰的一则谜语:
谜面:猢狲学人吃参茸。
猜:红楼梦话白一句。
自觉十分贴切,没有谐音字,浑然天成,有兴趣不妨猜猜。常言道:谜无白猜,凡猜中者,首十名各得蔡澜亲笔签名书一本——慷他人之慨,莫此为甚。
哈哈!
又又及:揭示在本文之中。
自序
花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将《老友写老友》校对、编辑,交到出版社手中。慎重声明,除了近几个月的数篇谈倪匡兄的,其他都是已经编入我的旧书的稿子,读者们要是骂我把老东西集来骗钱,并非我的原意。
编这本东西,主要是让各位有系统性地读到我们两人之交往。
倪匡兄自我放逐,移民到三藩市十三年,为了令大家得知这位卫斯理的原作者的近况,我不断地发表他的行踪,也代表我对这位老友的思念,当今重读,自己也感慨万千。
算了一下,也有近两百篇的文字,集成一册太厚,和《天地》的刘文良先生商量过后,还是分为上下集出版。
读过数册《倪匡传》之类的书,都感到写得不够喉,也不真实。其实,任何传记,都不真实,尤其是作者自己写的。我并不打算把这本书当成他的传记,只是他这十三年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偷窥他人生的一角。
发表过的文字,读者看后,总是问:“真的吗?真的吗?”
唯有用倪匡兄的一句名言来回答:“没有什么真的、假的;只有好看、不好看。”
谈到的事,也许是没发生过的,但倪匡兄这个人,与他接触了,就知道他那一份真挚,足令周围的人震撼。
我有自知之明,懂得自己有几多功力,只求读者一啖笑而已,但倪匡兄的哲理值得一读,是不必猜疑的。
当今倪匡兄已封笔,几位搞出版的大哥出了数目惊人的稿费,也打动不了他。对于生活已接近无求的他,象一个临终的人,其言亦善。
世俗的忌讳,不会发生在倪匡兄身上。像有人问:“今年贵庚?”
倪匡兄笑嘻嘻:“如果现在走,就是七十四了。”
死后加三岁,倪匡兄在二〇〇六年七十一。
这么可爱的人,谁不喜欢?
蔡澜
二〇〇六·〇七·十五
倪匡的演员时代(1)
倪匡的生命中,有许多时代。像毕加索的蓝颜色时代、粉红颜色时代,倪匡有木匠时代、Hi-Fi时代、金鱼时代、贝壳时代、情妇时代和移民时代。
每一个时代,他都玩得尽心尽力,成为专家为止。但是,一个时代结束,就从不回头;所收集的,也一件不留。这是他的个性。他的贝壳时代,曾著多篇论文,寄到国际贝壳学会,受外国专家的赞许,他本人收集的稀少贝壳,要是留下一两个,到现在也价值连城,但他笑嘻嘻地,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倪匡的种种时代我没有亲身涉及,只能道听途说,但是他的演员时代是由我启发的,在这一方面我可有些权威,可以发表点独家资料。
有多方面才能的倪匡,电影剧本写得多,为什么不当演员呢?反正他有一副激情有趣的面孔,许多女人都想他一下,叫他当演员,是理所当然的事。
数年前,我监制了一部商业电影叫《卫斯理与原振侠》,由周润发演卫斯理,钱小豪扮原振侠,张曼玉演原振侠的女朋友。内容没什么好谈。商业电影嘛,只要包装包得好就是了,不过由周润发来演卫斯理,倒是最卫斯理的卫斯理了。
言归正传,我想起常和亦舒开玩笑时说,外国人写小说,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这是一个又黑暗,又是狂风暴雨的晚上……连花生漫画的史诺比也这么开头,我让《卫斯理和原振侠》也以一个又黑暗,又是狂风暴雨的晚上开始……
布置是一个豪华的客厅,人物都穿着踢死兔在火炉旁边谈天,外面风雨交作。
贵宾有周润发、钱小豪,少不了原作者,由倪匡扮演自己,最适当不过了。当年倪匡从来没有上过镜,是个绰头。但要说服他演戏,总得下一番功夫。
在电话上说明后,他一口拒绝。但我说借的外景地是香港最高贵的会所大厅,而且……而且……他即刻追问:“而且什么?”
我说而且还有多名美女,喝的酒是真材实料的路易十三。倪匡即刻答应。我打蛇随棍上,称要穿夜礼服的。
“我才不穿什么踢死兔!”倪匡说:“长袍马褂好了。”
那种气派的场面,怎能跳出一个长袍马褂的中古人?我大叫不不不不。第二天就强迫他去买戏服。
在这之前,我叫制片打电话给代理商去,路易十三的空头支票一开,到时没有实物交代不过去,好在代理商大方,赞助了半打。
我们在置地广场的各家名牌店中,替他选了白衬衫、黑石衫扣腰带、袖扣和发亮的皮鞋。但就是买不到一件合他的身材的晚礼服。
倪匡长得又肥又矮,在喇叭裤流行的时代,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因为他买喇叭裤时,店员量了他的腿长,把喇叭裤脚一截,就变得不喇叭了。
最后只有到Iane Crawford,试了十几套,到最后店员好歹地在货仓底中找出了一件,试穿之后,意外的合身,倪匡拍额称幸,问店员说怎能找出那么合身的东西。店员也很老实,“哦,我想起了,是一个明星七改八改之后订下,结果他没来拿。他好像姓曾的,对了,叫曾志伟。”
倪匡听了一头乌云,不出声地走出来,我们几人笑得跌在地上,后来才追着跟出去。经过史丹利街的眼镜店,我看到倪匡戴的黑框方形眼镜,一点也没有作家的形象,就把他拉进去。
我选了一副披头四约翰·连侬常戴的圆形眼镜,叫他一试。
“这么小副,会不会显得眼睛更小?”他犹豫。
“不是更小,是根本看不见。”我心里想说,但说不出口。倪匡这个人鬼灵精,早已猜到,瞪了我一眼,那时我才看到一点点。
一切准备就绪,戏开拍了。
灯光师在打闪电效果的时候,我们已经干掉了一瓶路易十三。
倪匡被大明星和专请来的高大的时装模特儿包围,乐不可支。他穿起那套晚礼服,居然也有外国绅士的样子。
周润发等演员都喝了酒,有点微醉,大舌头地讲对白,轮到倪匡,他口齿玲珑,一点也没有平时讲话的口吃毛病,把对白交代得一清二楚。因为没有人可以配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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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的演员时代(2)
气,当时是现场收音的,竟然一次过地OK,没有NG。
周围的人都拍掌,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一位大波妹模特儿大赞:“真像一个作家。”
倪匡又瞪了她一眼:“本来就是作家嘛。演作家还不像作家,不会去死?”
戏拍完后,倪匡上了瘾,从此登上演员时代。
他也爱上那副圆形眼镜。问我说电影道具是否可以留下。我说我是监制,说留下就留下。不但如此,连那套踢死兔也奉送,因为我知道再也不是很多人能穿的。
倪匡的第一部电影拍得很顺利,到了第二部就出了乱子……
那部戏叫《群莺乱舞》,是部描写石塘咀花街时代的怀旧戏。
演员有关之琳、利智、刘嘉玲、王小凤、郑少秋、王晶、张坚庭、郑丹瑞、秦沛等人,现在要召集这群大卡士,已不易。
何嘉丽唱的主题曲《夜温柔》,至今绕耳。
“我扮演个什么?”倪匡问。
我问答:“嫖客。马上风死掉的嫖客。”
在电话中,我听到倪匡咔咔咔的大笑。
后来倪太告诉我,有个无事生非的八婆向她说:“蔡澜真会倪匡的笨,叫他演作家也就算了,叫他当嫖客,简直是污辱了大作家。”
倪太听了表情不动地:“倪匡扮作家、嫖客,都是本行。”
在片厂中搭了一堂豪华的妓院布景,美术指导出身的导演区丁平,一丝不苟地将石塘咀风情重现,连酒席中的斧头牌三星白兰地,也是当年货。
我生不逢年,没有去过石塘咀,现在身置其中,被穿旗袍的美女围绕,一乐也。电影的制梦,令人不能自拔。
和倪匡喝了一轮酒后先告退,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区丁平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吵醒我:“大事不妙,倪匡喝醉,不醒人事,戏拍不下去了,怎么是好?”
我懒洋洋地化解:“继续拍好了。你难道没有听过一个喝醉酒的嫖客?”
区丁平一听也是,挂上电话后就把醉薰薰的倪匡放进轿子里,被人抬进洞房,去开演鸡仔凤陈佩珊的苞了!
翌日倪匡清醒,接着拍戏,这时他的演员道德好得不得了,非常投入,因为和他演对手戏的是利智。当年利智选亚姐,没有十个人看好她,倪匡一口咬定非她莫属。利智当选后做演员,当然报答倪匡慧眼识英雄之恩,当他老太爷一般地服侍。倪匡差一点真的马上风。
后来,倪匡对他的演员生涯,更是着迷。
之后,文隽当导演也请他,洪金宝当导演也请他,拍了不少电影。
至于倪匡的片酬。他以日计,每天两万大洋,拍个十天八天,照收二十万。
“值得值得!”文隽大叫:“请了那么一个大作家,香港、台湾、星马都有市场!”
文隽自己也写文章,在现场对这位文坛老前辈,倪匡叔长,倪匡叔短地招呼。
倪匡又瞪了那看不大到的眼睛:“缩、缩、缩!不缩也给你叫缩了!”
所有的电影也不单是文戏,有次倪匡演伙头大将军,洪金宝的戏,怎能不打?
那场戏是和一个大只佬打架,被他一踢,倪匡滚下楼去。
倪匡坚持不用替身,说:“我胖得像一粒汽球,滚下去一定好看!”
洪金宝说什么也不肯,不过,他说:“要是拍的话,留在最后一个镜头。”
倪匡想想,还是临阵退缩,这次可真的被文隽叫应了。
一部接一部,倪匡不只在香港拍戏,还跟着大队到外国去出外景。
林德禄导演的《救命宣言》在香港借不到医院的实景,拉队到新加坡去拍。不是主角的倪匡自掏腰包,坐头等机位,入住五星级酒店,好不威风。
倪匡演一个酩酊大醉的老医生,演对手戏的是差点当了他媳妇的李嘉欣。
倪匡占戏颇重,不同以往的客串性质的角色,林德禄对演员的要求也高,但倪匡应对自如,反正医生是没当过;醉,却是拿手的。
倪匡的演员时代(3)
有场戏,需内心表情,林德禄拍倪匡的特写。倪匡正在动手术,为人开刀,口戴面罩。
“匡叔!演戏呀!演戏呀!”林德禄叫道。
“戴着这种口罩,怎么演嘛 ?”倪匡抗议。
“用眼睛演呀,用眼睛演呀!”林德禄大叫。
倪匡气恼,拉掉口罩摔在地下,妈妈声地:“你明明知道我眼睛那么小,还叫我用眼睛演戏!你不会去死!”
禄叔垂头丧气,举手投降。
写了几百个剧本,倪匡没有现场的经验,后来不知道拍戏要打光的,他常说,拍戏容易,等待打光最难耐。可以和美女吹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蟹宴
倪太快回三藩市去,查先生宴客,在他家吃大闸蟹。
一共九个人罢了,查太一出手买了六十只肥蟹,快把我们吃疯。
我晚上不大吃东西,也努力吃了两只。查先生大病初愈,不太好碰这东西,查太陪着他不吃。五十八只由其他六个人分。
这顿晚饭足足吃了三个小时,因为吃完蟹,还再来白粥,有姜葱鸡、燻鸡蛋、肉丝雪里红、金华火腿、炸腐皮、豆腐干片、皮蛋、咸蛋、中芹粒炒豆腐干、春卷、冬瓜块焖海参、鸭舌头、还有许多不记得的菜。
一面吃一面打电话给倪匡,轮流形容菜式如何,引诱他回香港,恨得他牙痒。
倪震第一次吃那么多只蟹,他在电话中告诉老窦:“原来蟹身是那么好吃的,从前你给我的都是蟹脚。”
倪匡在香港时也常蒸蟹,他喜欢买了回来,把绑螃蟹的绳子剪开,放到浴缸中去洗,但怕被咬,最后只有求助于倪太。
电话中,得知黄霑和云妮也去了三藩市,倪匡说黄霑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回酒店去睡觉,本来约好下午四点见面的,等到七点还没来电话,大概是还在房内大战三百回合,忘记了时间。我说因时差睡大觉罢了,黄霑那把年纪,要不是为了真正睡觉,可没有此种能耐。倪匡同意,咭咭大笑。“后来呢?”我问。
倪匡说:“后来电话还是打了来,但是轮到我要睡觉,不睬他。”
见桌上还剩着一盘盘的大闸蟹,查太网开一面,向查先生说已经戒口了那么久,吃一只算了。查先生说你不吃我也不吃,你吃我就吃,像打沙蟹,要查太先下注。
结果大家各食一只。“味道如何?”问查先生。
他笑笑:“没有想像中那么好。”
吃完打麻将,倪太、倪太妹妹李果珠、查太和我四人打,打到天亮。回家在车上小睡,做梦梦到吃螃蟹。
馊主意
倪匡住三藩市,每天买报纸,几毛线美金。买菜钱呢?就算是在超级市场一车子一车子东西推回家,也只不过是在香港时一顿海鲜餐的消费。
现在他在《苹果》写,稿酬不菲,又不必在美国缴税,依他从前的办法,收入和太太一人一半,也应该有很多剩余的钱可用。
但是,倪震说:”没有你想像中那么美好。老窦的钱,在买三藩市的那间大屋时一人一半,他那一半不够,要向老母借,现在,欠老母甚多。稿费再高,也还不清,所以钱一寄到,统统交在老母手里,只有零用可领。”
“那你妈妈两三个月来一次香港,倪匡本来可向她追讨寂寞费的呀!”我抱不平。
“寂寞费鸡碎那么多,老母即使全年都不在三藩市陪他,最多也只能扣两万美金。”倪震说:“还是欠债”。
哇,每年有两万美金收入,一个月平均可得一万多港币,已可请三个菲佣了。
这几天倪太和她姐妹到上海去玩,倪震孝心十足,赶去三藩市,代替我,和他老子两人大玩一番。
但总不能每次都让儿子付钱呀。
为他想个办法,那就是让他秘捞。
倪匡写任何题材都是第一把交椅,叫他化个名,在其他报纸的咸湿版上写涩情小说。此君一出马,就算不把“倪匡”二个字摆出来,许多二流人才都要让开一边。
不用本名稿费没那么高,但在美国那种穷地方还是很管用的。稿费全部存入倪震户口,不让倪太知道,积呀,积呀,一年半载下来,也是可观数目,足够风流数夜。
黄黑白娇娃,三个一齐亲身上阵,当然比干看咸带好得多。
倪匡兄,这个馊主意,不错吧?
秘方
在纽约看电视新闻,三藩市的一间屋子掉进一个大洞中,完全消失。
地址就在倪匡住的二十四街。
咦!不会有事吧?但是的确不是他住的那间,没那么巧。倪匡的家很容易让出,像一个旧式的烤面包器,古怪得很。
乘返港前十多小时的余暇,去看看他。事前打个电话。
“不得了。”倪匡说:“四周被封锁,进不来,你要在二十二街下车,我来接你。”
人没事就好了,我想。
从纽约到三藩市,需五个多钟。但是当地制作人员不太聪明,以为把我送到就是,买了一张不知名公司的票,乘小飞机。这次可惨,先飞芝加哥,三小时,再飞三藩市五小时,停了一小时,一共八个钟才到达。白白地浪费了我生命中的三小时,混账到极点。
抵达后,和三藩市的制作公司商量拍戏事,谈完直奔倪匡家。
看见站在街口一个像倪匡的人,即叫的士司机停下。仔细再看,是倪匡没错。小了一号,但差点认不得是他。瘦得像刚离开香港的那个样子,但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再次瘦下去,以为他会像马伦·白兰度不停地发胖。
倪匡的确是瘦了,真为他高兴。他走过来帮我拿行李,动作比上次见他时敏捷得多。
“怎么减的?”我没有先向他问好。减肥才是我最想知道的事。
“每天吃蔬菜。”他回答。
“是不是那个什么医生的秘方?”我追问,“每个疗程要十四天那种?”
“不,不。”他摇头。“是我自己的秘方。”
“什么秘方?”
“意志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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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我明白倪匡是怎么减肥的了。
这个人做事绝不回头,离开宁波老家没回去过,玩木匠、玩HI?FI、玩贝壳、玩情妇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从不留恋。来到美国三年,任何人也说服不了他到香港走走。
那么有决心的人,再减肥,还不容易吗?
我们穿过黄色的防备线,政府怕地壳再次陷落,倪匡家周围已被宣布为灾区。
“警察把附近几家人都疏散掉。”他说,“好在就疏散到隔壁,再过一家就是我们。”
“怕什么?”我说,“你们可以搬到倪震的小公寓去住呀。”
“管理费太贵。”倪匡说,“他卖掉了。虽然说有个地方住,但是没水没电的几天,惨绝人寰。”
倪匡在日常对话中,也喜欢用俗语来当对白。惨绝人寰四个字,说得轻松,相信事发时没那么严重,但也是相当狼狈吧。
“警察让人走出走进吗?”我看到四处戒备的警车,防御歹徒来抢劫空置的屋子,也把看热闹的人赶跑。
“警察看到我,”倪匡说,“我就向他说I Live there。”
谁说倪匡的英文不灵光。那句I Live there虽然带着宁波腔,但还是听得懂的。
今天在街头戒备的是一个黑人警察,倪匡看到他,又表演一句:“I Live there.”
黑人警察用英语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每天都看到你。”
走过两条街,到他家,倪太怕他见不到我,又出去找。
等了一下,倪太回来。
“那警察告诉我,已经接到他的朋友,回去了。”倪太说,“他还问我说:‘你的先生,是不是只懂一句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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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
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秤,还有一本计算热量的指南书。
倪匡指着吃剩一半的那碗蔬菜:“我每天就只吃它。只要不超出加路里,人就不会再发胖了。”
“不辛苦的?”我问。
“惨绝人寰。”他说,“起初的那一个礼拜,虽然不吃东西,但是一点也减不了。”
“烂船还有三斤铁嘛。”我说。
“呸呸呸。”倪匡笑骂。
“哪一天下的决心?”我问。
“我从一百二十多磅,一胖就胖到一百六十多。你想想,这不是每天拖着四十磅东西在走路,累都累死了。至于哪一天下的决心,我倒记不得,总之觉得要减肥,就减肥吧。”
倪匡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一世人的个性。
至今,他已减了二十磅,他说再要减多二十磅,才过瘾。
“除了吃蔬菜,真的什么都不吃?”我问。
“不。”他说,“吃点鱼,吃点肉,都没有问题,主要是什么东西都少吃,就行了。我现在习惯了,前天多喝碗汤,也饱得要命,不舒服了一阵子。”
听他那么说,我担心和他相处的这十多小时,一定没有一顿好吃的了。酒,当然是更没有着落。
他这个人也真聪明,即刻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说:“等一会我们到外面吃东西。”
“我不要你因为我破戒。”我说。
“怕什么。”他说,“胖了再减,也不是一样?”
说得也是,我怕他一直不吃东西,忽然间大鱼大肉,会不会坏了身子。
倪匡说:“走,我们先看那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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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走过六家人,就看见了。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塌进去的那间巨宅已无影无踪,政府工作人员忙着日夜埋土,想把这个洞填平。
洞旁的土地已变为峭壁,一间蓝颜色的屋子摇摇欲坠,地基约三分之一悬空,屋内有棵大松树,露出一半的根,令人感到余悸。
“报上说会保留这棵树。”倪匡说,“至于屋子,还没有决定推不推倒,美国屋子贱,树是比较屋子更受重视的。”
“到底怎么会无端端地爆了一个洞?”
“起先是大雪大雨,后来水管爆裂,水像瀑布一样喷出,冲走了泥沙。你别以为这里的地下很坚固,都不是石头,全是沙,就那么穿了个大洞。”
“会不会因为地壳形成时,有个气泡,冷却后外层薄,一裂开就陷下去呢?”我以自己的逻辑分析。
倪匡说:“也有可能。人一百岁不死,都有新鲜事看。”
“那间屋子倒下去的时候,你们没有听到吗?”我问。
“那天雨下得很大!”他说,“我们的屋顶又是玻璃的,劈劈啪啪,已经吵死人了,怎么听得到堕楼?”
“那你们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美国人大惊小怪,一点小事已呱呱叫了,我们是给邻居疏散的声音吵醒。看见一个女人,什么都不搬,抬着一个大竖琴走人,一定是个音乐家。”
我们散步走回去。
美国生活平静,发生这件事也是个新刺激。倪匡走在前面,我听到看守的两个警察在说:“这个人一天来看六七次。”
电线断了,看不到电视,看什么比这个现场节目更好?
原子弹
回到他那个像烤面包炉的家,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怎么《苹果》专栏不写了?”我问。
“唉,”倪匡叹了一口气:“我半夜惊醒,问自己稿是不是交了?一共发生了两次,我怕了。好不容易,来了美国几年,才把这种噩梦忘掉,现在又来,不值得。想想,还是不写了。做人真奇怪,名与利一忘,才舒服。才安乐。我现在生活没有问题。还写些什么?”
倪匡在三藩市,何止生活没问题?儿子寄给他一些有中文字幕的电影录影带,他即刻就去买一架四十几的投射电视机,说这样看才刺激。
“才不过三千美金,便宜。”他说:“在美国,要多花钱是件难事。大多数人都穷,身边有两万美金的不多。还是香港人有钱。”
“是呀,是香港好。”
“我也知道香港好呀,”倪匡说:“走两条街,至少有三十个人认得我,匡叔、匡叔地叫,不知多过瘾,阿乐来探我,我向他说,你整天骂香港,就不要回去。回去一次骂一次,干什么?”
“那你自己跑到三藩市这种鬼地方来干什么?”
“我怕共产党呀。”倪匡回答得坦白:“有人说新加坡坏话,但人家至少有条路给你走。共产党不同,共产党没路给你走。你拥护它,做了干部,明天他来清算你。你问自己: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这种人说什么一国两制,怎么信得过?”
我也迷恋香港,但知道他说得没错。
“###这件事,更是莫名其妙。”倪匡说:“罪名是颠覆政府,他一个怎么去颠覆?二十四小时受监视,给他一个原子弹,他也颠覆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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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
有点饿了。倪匡说到外面去吃饭,家里本来很多东西吃,但为了减肥,现在什么都不做,本来知道我来,倪太要煲一锅汤的,但煤气管爆裂,昨天才修好,什么都没准备,还是去餐馆。
“等一下看到我吃东西,你忍不住,不要怪我破坏你的减肥计划。”我说。
倪匡回答:“我看你吃就是。”
我知道他这句话,说了等于是白说的。菜上桌,他哪能忍得住?但又想起他那倔强的个性,也许真的举也不举筷子。跟自己打赌,到了餐厅,他会不会吃?
从他家步行,不消十分钟,就有两条街,开满餐厅。中式最多,印度、越南、泰国、意大利菜等等,应有俱有。
倪匡就是每天散步来这附近的杂货店买报纸的。他看两份,《世界日报》和《成报》美洲版。《星岛》不看。
我说等一下吃完饭。饱着肚子就不会再买食物了,不如先来点东西。倪太同意,走进一家卖水果的。摆在外面的橘子,红得发光,像假的。柿子奇多,贱价得很。
买了西洋蘑菇、白菜、大豆芽,都是倪匡喜欢吃的。再加水果,才不到十块美金,反而是我买的香烟最贵,美国“万宝路”很新鲜,是比较香港的香。
到了一家华人餐厅,见餐牌上有龙虾捞面,才十一块,整只
支上桌,倪匡说到海鲜店买生的也是这个价钱,不知餐厅怎么赚?
一面喊便宜,一面吃将起来,变本加厉,要了两碟肠粉、一笼61阅读,你肯不肯让他们也替你做这件事?”
“好呀。”
“不过你的版权都卖断了,上不上网对你没关系。”我说。
“多点人看总是好的。”他说。
“还有什么可以为你做吗?”
“寄暴暴饭焦。”他说,“上次寄来已经是五个月之前的事了,我记得最清楚,那时候我老婆正在香港,她已有五个月没去了。”
倪匡兄从不出门,但太太顶他不顺,一年来两次,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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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
香港电台的文学节目,拍倪匡兄的短篇小说《日本刀》。这个选择不错,他的短篇一向结构十分严谨,起承转合都令读者看得津津有味,可读性极高。
节目导演来访问,要我发表对这位老友的观感。本来谈倪匡,三天讲不完,一对着镜头反而什么都想不起来。
导演安慰道不如谈谈日本人的刀。我只知道刀发着亮光,磨出来的水纹有如一幅山水,有高峰、大浪,渗着黄、绿、紫好几个颜色。
“数十年前,日本政坛有个坏政客,激进派的学生看不过眼,拿了一把日本刀行刺,此事过程拍在记录片中:刀不长,三左右,学生拔出鞘,反手握着向政客插去。政客一看到刀,整个人呆了,逃避也不逃避地眼光光看着,那把刀名副其实慑人魂魄,政客像在欢迎着它,刺入自己的心脏。
一片红,喷向镜头。
倪匡兄从前也写过武侠小说,后来他自称怎么写也写不过金庸,便转了条路写科幻。卫斯理这个人物涉及的机器人、未来世界的事件少,像个东方的印第安那钟斯博士的地方多,但史毕堡的电影则当年尚未出现。
作品太多之故,并非本本都有令人满意的结局,共同点是一拿在手,便像看到了日本刀,慑人魂魄,非等待着看完不可。
而倪匡兄的小品文或短篇小说则无长篇的缺点,近乎完美。就算是情书集,也比迂腐的冰心作品好看得多。
倪匡兄说:“我的写作能力,不及我的阅读能力的十分之一。”
间时,他什么书都看,连自盘古初开描述起的伤痕文学也全看齐了,实在佩服他的能耐。
谈翻译
有些杂志电视向我要倪匡兄的联络,说过去三藩市做访问。事先总是打个电话问问他老人家,不得他的许可,我是不会乱来。
“哈哈哈哈!”典型的大笑一番,“找我这种过气的人干什么?”
倪匡二字,还是响当当,他要这么说也没办法:“到底给不给嘛?”
“我这个人顺其自然,给就给吧,到时我见不见再说。”他又笑了。
“在书展中看到有人把你的原著改编漫画,有没有买版权的?”我问。
“通知也没通知一声,”他豁达地,“反正像广东人所说:鸡碎多。算了,多几个钱也是那么活,少几个钱也是那么活。”
“忙些什么?”
“看书呀,”他说,“看了很多大陆小说,书都是很厚的,只有我们在美国这种地方的人才够时间去看。你呢,你看些什么?”
“英文小说。”
“能看原文最好。”他说。
“现在台湾翻译的又快又多,凡是略为重要的著作都有译本,而且近来用的文字已经简洁得很,不像从前用译字多过原文。”
倪匡兄完全同意:“台湾人翻译英文还好,翻译起日文来更是不知所云,他们的日文底子应该比英文好,怎么弄出那么多空话?”
“是呀,有个叫赤川次郎的,他的书最容易看了,通常乘一小时的火车便能看完一本,翻译之后,一本书看三天都看不完的。”我说。
倪匡哈哈大笑:“谈到火车,我看过一段这样的东西:书中有两个人,比方说倪匡和蔡澜。倪匡和蔡澜两人乘‘汽车’从东京到京都,翻译的人用括弧解释(日本人叫火车为汽车)。他妈的,干脆说倪匡和蔡澜乘火车由东京到京都不就行吗?真是的!”
学习
倪匡兄一不喜欢对方,即刻说:“唔同你呢班契弟玩。”
当年,我觉得他很不近人情。
有时,他喝醉了大吵大闹,弄和我们很尴尬,我也觉得他的酒品太差。
和他一起旅行,总是听他的。倪太太说:“都是你们这群好友宠坏他。”
现在回想,倪匡兄一点也没有错,他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而且,这个人太有趣了,就算是迁就他,也值得,怪不得倪太那么批评我们。一直向倪匡兄学习,但是做不到。人情世故太看重了,就得委屈自己。
倪匡兄在离开香港之前,所作所为,更是古怪透顶。我现在才明白他已经像要抛弃一个爱好,将香港时代终结。
收集贝壳的时代,个个齐全。所作研究论文,得到贝壳界很高的评价。当他结束对贝壳的爱好,便一个也不剩地完全卖掉。他要去美国时,对香港的做法也是一样的。
人生太短暂了,应该和倪匡兄同样大情大性,才值得活下去。
不会做人的感觉真妙,抛弃身外物的作为也是一大享受。
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呢?
其他人要说什么,想什么,让他们去吧!理他们干什么?
但是,需要拥有倪匡兄般的才华才有资格,我不及他,所以还在这里敷衍了事。
不能像他一样的话,不出声总可以罢?所以近来常以沉默抗议。
渐渐地,除了真话,什么都不肯讲了。也许自己会变成一个孤独的老头,但还是值得的。希望有一天向倪匡兄学习成功,不再依恋所有的事物,把对方骂个痛快,在结束这一生之前。
祖宗十八代
和倪匡兄通电话,话题总涉及电脑,这是他从前最讨厌的东西,但现在完全折服。
“没有声控电脑,我就不会再写了。你不知道我写了那么多年的稿,写到手指痛了。头脑也痛了。一动手,就扯着那两条脑筋,写来干什么?”他说,“现在半躺着也可以写稿,最多讲讲,多舒服!”
“有些字念不出来呀!”我暗示他的国语发音不准。
“那只好靠手写板了。奇怪的是用手写板头就不痛,现在的手写板准确得不得了,写一个简体字,马上出现繁体字。用了声控软件才知道有许多字不会念,象那个忏悔的忏字,到底念遣?还是念惨?还是念参?就只好用写的啰。不过写完才发现自己笨,用了那么多的笔画。早知道干脆用简体字,写个心字旁加一个千字,也跑出来。”他一口气地说。
“写完了储不储起来?”我问。
“我算过一页可以写六百字,写完后打印出来,一份留底,一份等将来书写完后寄给出版社。”他说。
“为什么不把碟子寄出去?省邮费又方便得多。”
我好像看到他摇头说:“不行。我没有看到印出来字不行,我不能完全相信那张小小的软件碟子。”
“E-mail呢,玩不玩?”
“我不会,也没那么多工夫。”
“问资料还是不错的,”我说,“看完照抄,最后一行发表自己意见,大功告成!”
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不会那么写。网址倒是有趣的,我找到一个专门讲卫斯理的,是个中文大学的小子搞出来,里面发表意见的人可真多,连卫斯理的祖宗十八代都研究出来,我自己都不知道。
赌马
“你用的声控电脑,还是苹果那一套软件吗?有没有新的?”我问。
倪匡兄说:“还是那一套,据说不受欢迎,暂时没人去发展新的。我用时得心应手,有九成以上是准确的,你不用,多可惜。”
“我性子急,没办法训练到它听话。”我说,“上次因为只有苹果出声控,连手提电脑一齐换苹果,但它的其他软件落后,后来我连电脑都卖掉。现在听说IBM也出了声控,比苹果的应该更准确,可以再试试。”
“好,你试完告诉我结果,也许我也换成IBM。”他说。
“能看到电脑的进步,真是好事。”
倪匡兄同意:“这二十年来变化真大。盖茨这个人成为世界首富,该他发达。他长得土头土脑,大学都没念完。”
“是呀,比教授厉害,念来干什么?不过沉迷电脑的人,都是一个样子。”
“我也找到你的网址,有没有人E-mail给你?”倪匡兄换个话题问道。
“不少。”我说:“有美国、澳洲的,大陆人也很多,尤其是广州打来的。”
“电脑真好,在网上要骂什么人都行,政府不知道。”
“要找也可以的,”我说,“抽样截止你的电波,也能破网。”
“人一多,要抓也抓不完。”
“说得也是。”
“我在三藩市连香港电台的新闻也是从电脑听的。”倪匡兄说,“还有赛马结果呢。”
“你还赌马?”
我又像看到他在点头,“我从前不知输了多少!还有一个赌马的户口,不知道断掉了没有?这次倪太回香港,我要她替我查一查。如果还在话,我在三藩市下下注,和香港同时知道跑赢了没有,真过瘾。”
好玩
“倪太已经回到香港?”她没连络,还是由倪匡兄那里听回来的:“要不要参加我的旅行团去北海道?”
“上次那团我听说很受欢迎。我不是说过吗?香港有钱的人还是真多,不肯花罢了。下一团什么时候出发?”
“十二月十七日一团,二十一号回来。二十四日圣诞前夕又有一团,二十八号回来,过个真正的白色圣诞。”我说。
“她大概那时候已经回三藩市了。”
“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她。”我说,“来了香港总得吃顿饭嘛。”
“你那么忙,别去管她。”倪匡兄说。
我本想说怎么都能抽出空来,但又想起明天和金庸先生去台北,要等回来才有空。
“去台北干什么?”倪匡兄问。
“有个研究金庸先生作品的大会。”我说,“我主要帮忙搞金庸宴,带镛记甘老板去闹一点气氛。”我说。
“哈哈哈哈,”倪匡兄笑,“真的可以学黄蓉在火腿中夹圆豆腐做二十四桥明月夜给洪七公吃?”
“如法炮制,一点不假。”我肯定。
“还有玉笛谁家听落梅呢?”
“也做得出。”
“炸蜈蚣肉呢?”倪匡兄又问,“我吃过,很甜,比炸蠍子好吃。还有烤田鸡腿呢?还有……”倪匡兄喋喋不休地把金庸作品全部菜肴都背出来,记忆力惊人。
“真服了你。”我摇头。
倪匡兄说:“这比研究会有趣得多。可惜我不出门,要不然参加你们大闹一番也好玩。从前在香港开过一次类似的研讨会,有一个大学教授一板正经地说:有一天,金庸作品的读者会多过《红楼梦》,我大骂他为什么要等有一天?现在金庸作品的读者就多过《红楼梦》!骂得他脸青青地,好玩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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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
来了三藩市,接连两天和倪匡兄叙旧,面对面,不是用电话,大乐。
“哈哈哈哈。”与倪匡兄嫂重逢,大家一定连笑四声。
电话上他自己说已打回原状,胖得不得了。我脑里即刻浮起一粒圆粽子。但看真人,并不是很肥,样子也和上次离开他的时候一样,一点也没改变。
“倪震前几天来看我,替我们安装了一个镜头电话,现在倪太和家人谈天,能看到对方的样子,不如在他家也来一个,就知道我变成自动一个猫样。”倪匡兄说。
“我自己每天早上洗脸对着镜子,并不满意,还是免了罢。”我说。
“人总是以为自己美,你怎能例外?”他问,“到了这个年纪,没有一个肚腩,才是一个笑话。”
话题一转,我问:“你现在拿的是什么护照?”
“什么旅行证件也没有,只是一张绿卡。”他摇头,“反正什么地方都不想去,要护照来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新加坡吗?”我引诱。
“不如把房子卖掉,去新加坡住吧。”倪太也赞成。
“再说,再说。”倪匡兄好象安于现状:“我一走,这十几缸鱼怎么办?”
本来他有九缸居士这个外号,现在多出几缸来,还有一缸专门养海草。
“倪太已经考到,入了籍,上次黄霑来听到了,说她已经是华裔美人了。”倪匡兄说。
“我是花甲美人。”倪太自嘲。
“只要有个美字就行,哈哈哈哈。”倪匡又大笑。
见他们两个,真是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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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
隔夜又一齐和倪匡兄嫂到一家叫“鲤鱼门”的海鲜馆去试菜。
“鲤鱼门”是全三藩市海鲜进得最多的餐馆。地点偏僻,但生意滔滔。
店主写了几道菜给我看,我说等倪匡兄来了才决定,他一进门看到水箱中有皇帝蟹,象久未尝此味。我请主人把其他菜减少,来一客大蟹,但他太客气,加了这只二十几磅的蟹,桌上又是一大堆菜,吃不完。
所谓的皇帝蟹,是阿拉斯加蟹,并非香港人叫澳洲的那一种。我刚从北海道吃了几顿螃蟹大餐,就是这种阿拉斯加蟹,所以没什么兴趣,倪匡兄开怀大嚼。
“不要紧吧?”我问倪太。
她笑嘻嘻地:“吃了回家再吃药,吃吧,吃吧。”
“有这么一位贤妻,谁说太太的话不能听了?”我对倪匡兄说。
又上了一道贵妃蚌,也不是在香港常吃的青岛或福建产,肥大得很,加拿大那边来的,墨西哥海也盛产,墨西哥人不会吃,中国人一尝,我想迟早也要给我们吃得绝种。
做得别致的菜,是用一尾龙虾,头尾和脚摆在四周,中间几粒虾饺,是名副其实的龙虾饺。
吃完捧着肚皮走出来休息,倪匡兄对着那几个大玻璃缸,说:“要是我家养的都是海鲜就好了。”
“人生真好,没有痛苦更好。”我说。
倪匡兄意味深长地:“肉体上的痛苦避免不了,精神上的痛苦只是一种感觉,你不要去感觉这种感觉,不就行吗?你来我母亲的葬礼时,一走进门就听到我哈哈大笑。
虽说已是高龄,要是我,我也笑不出,望着倪匡兄,真的不如他潇洒,他是外星人。
医生的话
倪太从十六岁时已经认识的老友来访,带了先生、女儿和外甥,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唐人街吃饭。这位老友嫁给了一位医生,风趣得很。关于医生的笑话一箩箩,但碍于初次见面,倪匡兄和我都不敢放肆。
吃到海鲜,倪匡兄有痛风,本来不可碰的,但也开怀大嚼,还陪着我喝了两瓶啤酒。
“还是少吃一点吧。”倪太友人说。
倪匡兄忍不住了,说:“潇洒和快乐的人生,什么都吃;长寿和健康的人生,什么都不吃。做人可以选择。”
“还是健康好。”倪太友人又说。
望着桌子上叫了那一大堆东西,要是按照她的话,可以吃的不多。龙虾焗伊面,就算是面,也充满龙虾汁。石狗公煲芥菜和豆腐,来点鱼总行吧?但是芥菜太凉,豆腐是致命伤。那煲枝竹羊腩,更肥得不得了。白灼虾也是禁物。啤酒伤身。
“世界上,有两种人的话,绝对不能听。”倪匡兄宣布。
倪太友人的做医生先生好奇地问:“到底是哪两种人?”
倪匡兄直望着医生说:“医生的话。”
“还有呢?”医生太太问。
倪匡兄又直望着她:“太太的话。”
“好呀,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才有生意做。”医生笑了出来。
“太太的话,象父母的话,一定要听的。”我说完停了一停:“不过不一定要照做。”
“可是,我妈妈也是一个医生呀。”在一旁的女儿忍不住地说。
“哈哈哈哈。”倪匡兄又大笑:“更糟糕,医生的平方,两个医生,加一个太太,绝对不能听。”
开蠔
早上去养蠔的海湾,知道倪匡兄喜欢,顺便买了一大袋当手信。
“马上试试。”他哈哈哈哈四声笑后说。拿出专门开生蠔的刀子,我怎么也打不开那合得紧紧的壳子,刚才看见养蠔的那些墨西哥小子,怎么开得那么容易?
“让我来。”倪匡兄说完把我推开一边。
结果,和我一样,怎么也打不开来。两个对着那一大袋蠔,气得吹胀。
不信邪,再试。我是从壳底的右边把刀钻进去撬的。搞得半天,终于打开了一个,真是又肥又大,吃了甜汁透入心肺。
“从旁边开不行,”倪匡兄说,“要从屁股那里撬。”
说完再次把我推开,又去撬蠔的屁股。
好一阵之后,终于又打开一个。吃入肚,大吃三声好好好。
“不象是普遍美国蠔。美国蠔要是有这么大,一定没那么甜。”倪匡兄说,“我知道,我是蠔的专家!一定是日本种!”
“唉。”我叹一口气,“这么撬的话,这一大袋子的生蠔到什么时候才吃得完?”
“有了!”他的头上叮得一声,“我们把蠔放进焗炉中去烤,烤熟了壳自然打开!”
“不会太熟不好吃吗?”我问。
他不理会太生或太熟,一意孤行地把生蠔排排坐地放了九个进焗炉。
十五分钟之后打开,那九个家伙像在笑我们,还是合得紧紧地。
不管三七二十一,由旁边或从屁股撬,我们两人与生蠔誓不两立,非打开它们不可。必要时,会拿出大斧头来砍。
生蠔好像敌不过,乖乖地让我们撬裂,大功告成,吃几只,倪匡兄作满意状:“比全生的还好!”
幸福伤风素
这次先从香港到东京,转机飞札幌,住三天,返东京。从东京直飞三藩市,九个钟,连续拍十天的电视节目。返港后只住两天,又要再飞东京做《料理的铁人》的评判,翌日即返,与新加坡电视局在港有个约会。第二天带团去北海道,回来,隔一天,再带第二个圣诞节团,要忙一阵子。
劳碌对我来说是平常事,忙了绝对不能生病,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患感冒。我的伤风是一年一次的,闹起来,不可收拾,首尾很长。
起因在拍摄最后一天Mapa Valley乘热气气球升空,衣服穿得一少,先感到喉咙一阵热辣不停咳嗽,我知道完蛋了。
折回三藩市时想买一些伤风特效药。
“美国的药霸道得不得了,”倪匡兄说,“还是吃幸福伤风素好。”
“幸福伤风素?”我尖叫:“是在香港鲗鱼涌造的呀!”
“我女儿患感冒,吃什么药都没吃好,我叫她吃幸福伤风素,即刻见效!”倪匡兄非常自信地推荐:“我们吃的是美国造的。”
看他给我的药盒,还是鲗鱼涌制造嘛。
倪匡兄除了幸福伤风素,还特别迷住蓝药水,金庸先生也是。上次到泰国给蚊子咬了一口,叫我搽,搽个老半天没搽好。他们江浙人对药品有另一套的偏爱。不知道幸福伤风素的鲗鱼涌厂是不是江浙人开的?
反正好友说什么就什么,放弃美国特效药不服,吃土制幸福伤风素。感冒乘飞机最辛苦,这次回来虽说直飞,但因逆风,也要十五个小时,吃了药昏昏睡去,四个小时醒一次,连吃四次,从头睡到尾,中间没有看电影。
回到香港也没时间,打电话请吴医生为我再开了一些药,又再服一种叫锁咳蜜的中药,现在舒服得多。到底是哪种药见效?讲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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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痛
自从做了外星人的信徒,生活愈过愈写意,优哉游哉,逍遥得很。重复倪匡兄的说话:肉体上的痛苦是不可以避免的,但精神上的痛苦,不去想它,就感觉不到。
举个例子:人家在你身上砍了一刀,当然痛得要死,但是爱人走掉,只要对自己说,说走了就走,又何来的心痛呢?
尽量忘记自己的烦恼,创造新的意念,比佛家思想更积极,并非一般人所讲的看化了,看淡了。
虽然有人批评说没有思想上的痛楚,就没有心中的欢乐。话不是那么讲,外星人只是保存欢乐,忘记痛苦罢了,不会二者均失的。
倪匡兄恢复从前放弃过的养鱼乐趣,现在金鱼缸愈来愈多,轮流换水,一天已经不够用了。养的是南美洲鱼,闲时他会去商店买浓缩的亚马逊河流的液体放入鱼缸,医治鱼儿的思乡病,对方快乐,自己也快乐。
我则星期三躲在家里画领带,发展到画T恤、画丝巾,再将单色的行李拿出来,涂个七彩,不会拿错别人的。
但是伤风感冒避免不了,年事一高,其他的痛楚也将不断到来,听到黄霑兄脚部患了痛风,打电话给他。
“什么叫痛风?”我问。
“不必碰到,风吹过来,也会痛的。”他老兄解释,听得心寒。
“心理上的痛苦,你已经将我医得七七八八,肉体上的痛苦怎么对付?”我问倪匡兄。
“哈哈哈哈。”外星人只大笑四声:“马上吃必理痛Panadol呀。”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吧?”我说。
倪匡兄又笑:“管他以后如何,目前最要紧,一痛就吃,当花生那么吃,吃到不痛为止,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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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
男人看上身,西装整齐,还有一个样子。一站上来,啊,为什么裤子永远是太长,堆在鞋子上面,成为一团。
不相信吗?请看亚视晚上六点钟的新闻,到互动时间,广播员一站上来,便丑态百出。
和西装同一料子,统一颜色的还看得过去,许多男人喜欢“搭配”,这一搭配就完蛋,颜色撞得不堪入眼,连褐色西装也敢配蓝色裤子,演马戏班?
再说要保养一条裤子,可不简单,首先担心家里的黄脸婆会不会在烫衣时把裤管烫出两道痕来。裤管的这条直线很麻烦,有些衣料穿了几次就不见了,就算老婆是烫衣高手,直到前年生活优裕,已由菲律宾家政助理代劳,这一来,裤管上出现两条东西,像火车轨。从乡下来的她,笑嘻嘻地:“我们的男人都是这么穿的。”
裤子当然也跟流行而转变,管子由狭变阔,且是上狭下阔。流行过几十年又回头,我们就快要穿拿破仑式的贴身裤了。
还有左右边的那两道摺叠,有时向外,有时朝内,两条变三条,又只剩一条,后来干脆是平的。当年在流行三道向内时,市面上被抢购一光,导演杨凡要找也找不到,后来跑到大陆店去,买了一条最古老的设计,变成是最流行的玩意儿。
最要命的屁股那两团肉,把裤子磨得发光,像林冲在《大盗歌王》中的主题曲:“钻石、钻石,亮晶晶!”那么难看与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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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
“哈哈哈哈。”倪匡兄说:“吃了西药,血压低得剩下七十多。”
“太低也不好。”我说。
“所以再去看医生呀。”
“是什么医生?”我问:“洋人医生,还是华人医生?”
“华人。”倪匡兄说。
“那么语言没有问题吧。”
“那医生讲的台山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他转用英文,我才听懂三成,其他的由倪穗翻译。”
“医生怎么说?”我问。
“哈哈哈哈。”倪匡兄笑,“那家伙原来也是我的书迷,不谈我的病情,讲的是我的作品,用英文把我的书的名字一部部翻出来,我要听得老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本。”
“想不到半唐番也看书。”我说。
“无聊嘛,在美国。”他又笑。
“最后还是讲到病情吧?”我问。
“唔,他说血压低了不要紧,高了才担心。”倪匡兄说。
“他有没有叫你减肥?”
“有呀,他要我减三十磅。”倪匡兄说,“我说要是我能减三十磅,就不必来看他。他听了之后说减十磅也行。”
“减不了呢?”我问。
“医生说减不了的话,在三年之内,一定患糖尿病。”
“如果是糖尿病,我倒知道北京有一个医生,专门医糖尿的,到时介绍给你。医生还说了些什么?”我问。
倪匡兄说:“医生说我这个病,要是不戒口,二十年后一定有心脏病。他根本没问我有多少岁。还讲二十年后的事。倪穗和我听了之后在医院哈哈大笑,笑得其他人都转头来看我们。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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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
“听说王家沙在你那个美食坊开了分店。”倪匡兄说。
“生煎包做得不错。”我说。
“那是香港人的叫法,我们不叫生煎包,叫生煎馒头。”倪匡兄说,“王家沙从小就去吃,记忆犹新。”
“馒头的皮是吸水的,怎么做得里面都是汤,也真有学问。”我说。
“是呀,”倪匡兄说,“我们吃生煎馒头还有学问。从小学会先咬一小口,吸了汤才吃掉,每次看到别人溅得满身都是,就回家讲给家人听,大家哈哈大笑。这种事讲个一百遍,大家还是照样哈哈大笑的。”
“在淮海路上的那一家小店的包子,也都是汁。”我想引诱他回来东方。
“是吗?”他说。听语气,无动于衷。
“现在上海人开始学会欣赏自己的食物了。”我说,“受广东海鲜影响的时期已过。”
“那不叫广东影响,那叫暴发户影响。”倪匡兄说,“发展中的都市,都抗拒不了鲍鱼、龙虾的贵格东西,吃多了也不觉稀奇,就找回家乡味了。”
“这才是好事,”我说:“不然做法都失传。”
“做法可以找得回来,材料就不一定。”倪匡兄说,“像黄鱼,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黄鱼游来,水上一片金黄,那么多的鱼,也能吃到绝种。中国人真厉害。”
“现在还可以买到小的,很新鲜。”
“那叫小黄鱼,不叫黄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鱼。”经他那么一说,我才知道。
“三藩市有黄鱼吃吗?”我问。
“没有,”他说,“来了这里,有什么鱼,吃什么鱼。”
就是那种态度,才在美国活得下去。
快乐
“你呢?”倪匡兄问:“你身体不错吧,看你的文章,到处飞,要是我,早就爆血管死掉了。”
“也没像从前那么好了。”我说。
“这句话说出来多余,”他说,“没从前那么好是一定的。比从前好,那么就要拿你去医学院研究了。”
“有时候我想:与其相信医生,不如相信看命的。”我说。
“看命理从前的事真的很准,后来的不准。”倪匡兄说,“不必花那些钱。”
“你的命书以后的事也不准?”我问。
“模棱两可,说这样也准,说那样也不准。”他说。
“从前的准,有什么用?”我赞同。
“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他说。
“现在有很多大陆青年,说看你的书,你对未来的事都看得很准。”
“什么时候我改行去当相命先生,哈哈哈哈。”他大笑。
“最近上映你原著改编的《蓝血人》,要不要我寄张VCD给你?”我问。
“不不不。”他说:“自己的东西,别人改,一定认为不好,不好的看了就生气。我找什么气来生?”
“你今年多少岁了?”我问。
“六十七。”他回答。
“算中国岁还是外国岁?”
“岁算还是外国人的方法好一点,中国人的总算不清楚。”
这点我同意。
“人生一过六十,每一天都是赚到的。我已经多赚了七年,再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紧了。最要紧的是:一天活得比一天快乐。哈哈哈哈。”他又大笑四声,收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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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病
有制作人对倪匡兄的《六指琴魔》原著念念不忘,要我打电话询问版权事。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后说:“老得掉大牙的故事,还有人要。”
“可见你老兄本事高呀!”他听了大乐。
“对了,香港怎样了?”他问。
“虽然没宣布为疫埠,但大家当香港已是一个了。”我说。
“六百万人,一千多个患病,应该冷静一点对付。”他叹气。
“就是嘛。”我说,“总得活下去呀!”
“问题出在恐慌,”他说,“人对不知道的事都会恐慌,现在研究不出病原在哪里,不懂得是什么病菌,也找不到救药,才会产生这种现象来,特效药迟早会出现的。”
“真想不到香港会沦入这个地步,什么经济差,什么官不好,香港人都终于熬下去,就没计算到这场病来!”
“你怎么样了?”倪匡兄问:“我今天还和倪太说,这场病打击得最厉害的是两种行业,饮食和旅游,这两种都和蔡澜有关。”
“还好,”我说:“也不是单靠这两样生存,在香港就是闷出鸟来罢了。”
“对嘛,就算没生病,那种感觉是不好的,你不如出去玩几天。”他说。
“有些国家派年轻护士在入境处检查,真的有病没话说,打几个乞嗤,就抓你去隔离,岂不冤枉?台湾酒店还贴出告示说不欢迎香港人呢!活这么久了,还要遭受白眼?”
“你还是和查先生来美国好了,”倪匡兄说,“这里还不当它是一回事儿。”
“也是个好主意。”我说。
去三藩市找他聊天,乐事也。就不知道有没有恐怖分子炸美国机,乘国泰好了,但国泰又说要停航。这场病,令人心烦!
该死
打电话和倪匡兄聊天,通常在家的时候他都不自己听,都是倪太接的。
“倪太呢?”我问。
“又去香港。”
“这次一定要好好请她吃饭,但是我过两天要去北海道,她能住多久?”
“很久。”
“那圣诞节你一个人过?”
“我过冬也是一个人,圣诞节也是一个人,新历新年也是一个人,农历新年也是一个人,元宵也是一个人吧。”他说:“我喜欢一个人,不要紧。”
“那倪太也放心——”我说。
“放心。”他说,“来了美国十年,她至少回香港四十次,每次飞机票三千多块美金,加起来也要一百多万港币,好在都是倪震出的钱。”
“这一点我也觉得这个孩子真好。”
“他自己用起钱来反而很省的。”倪匡兄爱儿之意,从语气中听得出。
“在外国住惯了,香港人乱花钱的坏习惯都会改掉的。”我说。
“也不能说是坏习惯,赚多花多,赚少花少,很自然。”
“一个人干些什么?”我问。
“我刚要做午餐吃。”他说,“做做饭,养养鱼,读读书,看看录像碟,忙得要命。总之要找事情做就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找事情做。”
“我有一个朋友,移民到西雅图的小镇去,刚去的时候所有老太婆都从窗口探头出来看他,后来有什么人来了,他也从窗口探头出去看人家。什么事都不做,最后死了,名副其实地闷死。”我说。
“哈哈哈哈。”倪匡兄弟,“这不叫闷死,这是该死。”
下联
“刚才打过一次电话,有个女人说你们出去了,她自称是做克宁的,我听了老半天,才想得出克宁是什么。”我说。
“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请来做清洁的,一个星期来一次。”
“星期天饮茶去了?”我问。
“唔,来了台湾的两个出版社的朋友,他们以前是出版古龙小说的。”
“说起古龙,他出的那句‘冰比冰水冰’的上联还有很多人在研究,我昨天还收到美国一位读者的来信,要我代问你有没有人对得出下联来完成古龙的心愿呢。”
“什么‘冰比冰水冰’?根本不通嘛,不是古龙出的吧?”倪匡兄和古龙是好朋友,死了还要维护他。
“在《陆小凤传奇系列》的一篇叫《剑神一笑》后面的注上,古龙写过这件事,而且他还写着是在一齐喝酒时向你说的。”
“不会吧?怎么我记不起这件事?”倪匡兄不认。古龙也许是为了娱乐性而作的,有没有这一回事儿不要紧,最重要是可不可读,有很多关于倪匡兄的消息,也都是我作的。
古龙的确写过,他说倪匡比他好玩得多,甚至连最挑剔的女人看到他,对他的批语也是这个人真好玩极了,但这么一个好玩的联,他就对不出,金庸也对不出。
关于此事,金庸先生在最近出版的大字版作品集中的新序曾经提及。
查先生说:“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的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写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不好玩
《六指琴魔》版权事,大陆方面需要倪匡兄的签字,我已寄了给他,补上一个电话。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后说:“你从新加坡回来了?我的消息灵通吧?新加坡那边怎么样啦?”
“还好,没看到有人戴口罩。我姐姐戴了一个,上的士时司机吓得一跳。”
“人人戴你不戴,会给人骂;人人不戴你戴,又吓人,真是的。”
“好在在新加坡那几天不必戴,天气那么热,一定死人。”
“就是嘛,已经证明没有用的东西,大家还戴着!”倪匡兄说,“医生护士还不是戴得紧紧的,患病的都是他们!”
“吃大蒜最有用,”我说,“泰国有种小颗的,又香又辣又脆,我拿它当花生吃。”
“我也喜欢吃大蒜,”他赞同,“吃得口气之大,四尺之内熏死人!”
“香港现在大家都戴口罩,我尽管吃,别人闻不到。”我说。
“真是有用的,你看韩国人都吃,所以没有沙士。”他引证。
“三藩市不受影响吧?”我问。
“也有影响呀,今天和倪太去饮茶,唐人街冷清清地,洋人都不来了,反正他们认为都是东方人引起的病,少惹麻烦。我们去泊车,空位多得很。”
“有没有人戴口罩?”我问。
他说:“洋人才不吃这一套,连银行劫匪也不戴口罩,他们戴滑雪用的面罩。”
“受不受他们歧视?”
“表面上他们还是不敢的。”倪匡兄说,“不过还是别自讨没趣。我本来最爱看洋人小孩子,名副其实的洋娃娃嘛,现在也不走近他们了,给人瞪一眼,也不好玩。”
每一部都是好书
一本新杂志的编辑打电话给我。
“我们想找倪匡写稿,你替我问问他肯不肯好吗?”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做了倪匡兄的非正式经理人,欣然答应。
哈哈哈哈四声后,倪匡兄说:“现在是你们半夜四点钟,怎么还没睡?”
“我从来不算三藩市时间。”我说,“总之我们深夜,你们就不是深夜,这个时间通电话,一定不会吵醒你,反正我都是在这时间写稿,头脑最清醒。”
说明了来意。
倪匡兄说:“你代我谢谢他还记得我。但是我已经写不出了。”
哪会有写不出的道理?是他不写,人无求了,有资格拒绝。从头到尾,没有提过稿费的问题。我知道他提出个数目,对方付得起。不够资力,也不敢开口。
“那么以后所有的报纸杂志请你,我都先替你回绝了?”我问。
他又连笑四声,表示没错。
“上次回新加坡,”我说,“在家里找到你的那本《老猫》,小朋友没看过,拿回酒店后一口气看完,说好看得不得了。”
“当然好看,”他有点自豪,“放了几十年,还能看得下去,就是好看。”
“你认为《老猫》是你写的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倪匡兄不正面回答:“你请小朋友看看《寻梦》吧。”
“《蓝血人》,你不喜欢吗?” 他问。
倪匡兄说:“我并不觉得《蓝血人》写得好,但是很多人喜欢。我想,大家喜欢的,总有一点道理。你要问作者的话,本本都是他亲笔写的,本本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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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力
“最近电视剧又把《卫斯理》改编了。”我在电话中说,“你看过了吗?”
倪匡兄大笑四声:“把人物改成穿民初装,古怪透顶。”
“始终是两种不同的媒体。”我说。
“长篇小说的话,改编电影不容易,改编成电视片集最适合。我不知道讲过多少次,金庸小说最好是根据小说拍,连分场也依足好了。作者本身当过编剧和导演,写出来的都很有电影感。我有一次写金庸小说剧本,把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删掉,哪知道那么一删,后来的剧情完全接不上。”倪匡兄一口气说:“所以凡是乱攻成电影电视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一看就气死人。”
但是不看又怎么知道人家改成民初装?
“我是听朋友说的。”倪匡兄已知道我在想些什么,“编剧不改小说剧情,拿薪水就没有面目,所以一定要改。”
“导演更喜欢改。”我说,“导演多是年轻人,老板叫他们拍名著,他们认为老套,非有自己的存在不可,为了证明与众不同,改得面目全非,愈改愈不会收科,最后一塌糊涂,当年许鞍华拍《书剑恩仇录》,就是例子。”
“电视还来得喜欢用大爆炸,什么东西都来一个爆炸,降龙十八掌一掌打出去,轰隆一个爆炸是指定动作。”倪匡兄说完大笑四声。
“爆炸其实是最容易处理的,用一个信管,上面放一袋汽油,正副电一通,信管爆发,气油燃烧,煞是好看,问题出在什么爆炸技巧都在《星球大战》里看过,已不新鲜了。”我继续说:“从前看《神雕侠侣》,就不知道怎么拍,现在有了电脑动画,只要想得出就拍得出,要看今后制作人的魄力了。”
“完全同意,幻想力作者已经给了你。”倪匡兄又大笑四声后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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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龟
“最近忙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还不是那样每天吃完睡睡完吃,三藩市的生活并没变化。”
“除了买菜饮茶之外什么地方都不去?”
他说:“最近常到女儿家,她去旅行了。”
“人不在,替她打扫?”
“不,替她养乌龟。我说乌龟几天不吃东西不会死的,她就不相信。”
提到乌龟,我知道倪匡兄也是养乌龟专家,说的不会错。
“是不是你以前养的那两只,毛都长了出来的?”
“那不是毛,是青苔 。乌龟壳长青苔也真不容易,叫青毛龟。我那两只移民来三藩市之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不是说过交了给倪震养的吗?”我提醒他。
“对了。”他说,“后来倪震也过来了,就不知所终,乌龟总不能移民呀。”
倪匡兄生一男一女,女儿倪穗,性情古怪,和她老子一样;儿子倪震也古怪,和周慧敏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众人皆知,不过这是他的私事,我不会去问倪匡兄,知道了也不讲。
倪震老弟很久没他的消息,最近收到他的电邮,说改了邮址罢了,通知是发给他所有的友人,我想他不连络人,还是希望人连络他。
有一点我一直称赞倪震的,他孝心十足,对爸妈都好,倪太每次回香港的头等机票都是他买的,当年留下两只乌龟,每天还要买游水吓喂它们呢。
“那你女儿养的呢?”我问。
“倪穗养的是这里买的,从巴西进口,这里街市有得卖,一只四五块美金,是中国人买来吃的,洋人妈妈声,说我们残忍。中国人才不管,照吃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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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又打了一个电话和倪匡兄聊天,谈起岳华。
“他现在在哪里?”倪匡兄问。
“在新加坡拍电视剧,听说恬妮和嘟宝这个月也去了。”
“嘟宝这个小女儿脸上有颗大痣。”倪匡兄记得真清楚,“书应该念完了吧。”
“大学毕业,已经出来做事了。”
“想起来,”他说:“恬妮小我十二岁,也有五十六了。”
倪匡兄记忆力惊人,朋友是什么生肖一记,就算出人家多少岁。
“那么你也有六十八岁了?”我问。
“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四声:“中国人来讲,已近古来稀。要是现在翘辫子的话,灯笼上挂的就是七十有一了。”
对于生老病死,倪匡兄是毫无顾忌的。外星人嘛,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一切都可以当成笑话来说。
“刘家良和我一样大。”他说,“那天看到翁静晶的专栏,写刘家良睡觉的时候,鼻鼾声特别大。”
“真是的,老公的鼻鼾不应该拿来当题材。”我有点意见。
“观点可以不同,不过不得不承认她的文字写得好。”
倪匡兄一向说,他著作的本领永远超不过他阅读的能力。什么都看,看得真多。
“你们兄妹也真怪,你欣赏翁静晶 ,亦舒称赞章小蕙。”
“章小蕙写得比翁静晶差远了,但是我也佩服她。”倪匡兄说。
“佩服她什么?”
倪匡兄说:“欠了人家那么多钱,还活得逍遥自在。你要讨钱吗?我破产!人人都不敢追债,这也是香港最古怪的现象,哈哈哈哈。”
摇头
“最近干些什么?”我问倪匡兄。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说,“睡觉、吃饭、养鱼、看电视、上网。”
“还是不肯出门?”我问。
“哦,”他说,“倪太的妹妹来了,我们和他们夫妇去了一趟Lake Taho。”
我一听到倪匡兄肯去旅行,实在惊喜。住三藩市的他,金门桥也不去看一眼,竟然跑到那么远去。有一天,他会不会回来香港和台湾走走呢?
“是怎么去的?”我没去过。
“驾车。”他说,“从三藩市驾车去,四个多钟就到。”
“好玩吗?”
“真好玩。那个湖真大,我简直没有想到那么大。我喜欢水,最爱看水了。”只知道他爱养鱼,收集贝壳,原来都是因为水。倪匡兄,是不是来自水星?
“人家去Lake Taho都是去赌钱。”我说。
“只是去了三十六小时,我宁愿坐坐缆车,乘乘船去看湖游湖。”他说,“我所住的旅馆是家庭式的,两间房,一个厅,走出来就是湖,看个不停。美国的湖很深,Lake Taho这个有二千多公尺。”
“看了这个湖,下次可以去看别的了?”我诱导他回来看东方的湖。
“下次可以去另外那五个,像密西根湖等等,都在加拿大边界附近。”他不动心。
只好说明了:“西湖也不错嘛。”
“是。”他承认,“中国湖还是比美国美,虽然没那么深,但是有水草,有鱼。美国的什么都长不出来。”
“回来吧?”我说。
他大笑四声,我似乎看到倪匡兄在摇头,挂上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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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打电话给倪匡兄,一向来都是倪太听的,当今她又回到香港,想不到电话一响,马上传来倪匡兄的声音。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我家里有十几个分机,当然即刻接通。”想到他家连按摩椅也很多,我问他到底有几张?
“三张。”倪匡兄说,“一层楼摆一张,哈哈哈哈,随坐随睡。”
倪氏在三藩市的家,像一个长方形的面包烤炉,从外面看起来很矮,原来还有一个地牢,算起来一共有三层。
“倪匡很机灵,一听到东部大停电,马上把天窗开了。”倪太说。他家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一按钮,即刻嗄嗄吱吱声推动,打开后晚上可以看到星星,几十年老房子从来没出过毛病。
电话多,按摩椅多,书多,堆满大厅、走廊、睡房、浴室。倪匡兄一购物就发狂,不多不给钱,什么东西都以多取胜。地下室和车房之中,水箱更多,不止多,棺材般大养鱼无数。
“倪太来了香港,你一个人吃饭怎么办?”我问。
“家里的冰箱雪柜好几个,堆满鱼、鸡、猪、羊、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桶金(2)
“最初还没有写剧本的,先卖版权。电影开始走入全盛时期,版权制度也已经建立,大家都来买我的书去拍电影,每本可卖一两千块。”
“第一个版权是卖了什么?”
“《六指琴魔》,到现在还有人想重拍,真好笑。我说买来干什么?叫成《七指琴魔》,就不必再付了。哈哈哈哈。”
“存了多少钱?”
倪匡兄又笑了:“每次存够了,就去买金条,一条一条存,积了一百两。拿去换了现钞再炒黄金,买空卖空,存了十年的第一桶金,在一个月之中完全亏掉,输得干干净净。也好,要是赚了还有甚至兴趣写稿?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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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大王(1)
“第一个剧本叫什么?”我问。
“最近出版了一本张彻的传记,访问中他说我第一个为他写的剧本是《金燕子》,其实不是。”倪匡兄说。
“这个我也记得。”我说,“《金燕子》的角色,是从胡金铨的《大醉侠》中一个人物演变出来,当年郑佩佩很红,张彻为了用她,自己写了那么一个剧本,但是他真正想捧的是王羽,故事从金燕子出发;愈来愈着重在男主角身上,郑佩佩发现时,已经太迟。《金燕子》的外景在日本拍,由我负责组织,同时拍摄的还有一部罗烈主演的《飞刀手》,那才是你编剧的。”
“你说得没错。”倪匡兄说,“张彻叫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独臂刀》,在一九六七年。”
“你没经过训练,怎会写剧本?”
“我的剧本哪里是剧本?不过是中篇小说罢了。”倪匡兄说,“剧本上面写着时、地、人。一场又一场分开,等于第一章第二章,写的完全是文学剧本,与电影手法无关。会写小说,就会写剧本。”
“剧本费多少?”
“我记得我和邵氏签过三张合同,第一张五千,第二张八千,第三张一万。后来再加,最后帮邵氏写的那一个是五万。”
“一共写了多少个?”
“根据《邵氏经典》那本书,记录了我作剧的有二百六十部电影。”
“何止?”我说,“还有写了没有拍的呢?有些拍不成,可能是谈了题材之后觉得过时,也有导演没处理好的。当年的剧本还寄到新加坡邵仁枚先生那里过目,认为星马检查有问题的,也拍不成。反正你老兄是收了钱不退货的,设计算在里面的最少还多出一百部来。”
“后来国泰也找过我写。”倪匡兄说。
“合同订明是不准和别的公司写的。”
“不挂名就是。”倪匡兄说,“邵逸夫先生很大方,没找我算账。”
“那是电影的黄金年代,还有台湾导演要的呢!”
“是呀,台湾电影,剧本费要多一点。”他承认,“写了多少个,我完全忘记了。”
“钱呢?”
“一半给了倪太,其他一半,我花光。”
“哇,那是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一层楼的年代呀!”我问,“你们的第一间房子是怎么样的?”
“是一间有九层楼的,没有电梯,要一口气爬上去,反正年轻,当成运动。第二间买在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倪震就是在那里出世,第三间在赛西湖。”
“百德新街那间我去过,和你们一家推着车子,在大丸百货公司食品部买东西。”我说。“还有一间是买给我爸和老妈的,记得是四万块钱。那时候的宾士也是四万块一辆,我考虑过买车或者买房子呢?结果还是买了房子。要是买车的话,那我就是第一个坐宾士车的编剧了。”
“没有你来提高,剧本在香港电影制作费中,是不成比率的。”我说,“但是事隔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偏低。”
“台湾导演来抢时,才又多了一点,那时候我已收六七万块一个。”
“我记得你是一个礼拜写一个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要开戏才来找人写剧本,不能早点想好一个故事,事先组织好再找编剧的吗?每一次来叫我,都是十万火急。别人写不出,只有我写得出。”
“传说中,有台湾导演求你写,你答应一个礼拜给他们,结果三天就写好了,放在抽屉里,他们再怎么催也不给,有没有这么一回儿事?”
“有的。”倪匡兄说:“尤其是对付那种不知道要些什么的导演,不必同情。”
“不知道要什么的导演太多了。”我说。
“可不是吗?其中一个,要我去参加讨论会,你知道我从来不做这种事的,给他苦苦哀求,结果去了,晚上谈好的,三更半夜打电话来改。改好了,第二天早上又全部推翻,最后我生气了,用标准的广东话向他说:我才不和你们这班契弟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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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大王(2)
“你和张彻配合得最好。我记得在拍摄现场看他拿着剧本,第一行,用线画了一下,是第一个镜头,第二行第二个,依此类推,真是天衣无缝。”
“我也记得。”倪匡兄说,“写到打斗场面,我就声明:此处请武术指导设计,哈哈哈哈。”
“你看画看得那么多,要拍些什么戏,和你讲个题材和多少人物,你马上交货,有情节就行,写打的写来干什么?最要紧是与你谈得来。”
“我和邵氏的合同,还有一个无理的条件,都与你也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我问。
倪匡兄笑着说:“和我谈剧本的,只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导演张彻,一个是制作经理蔡澜。”
女大王(1)
女大王,这个字,只能用于广东话,意思是说讨好、惹人喜欢,哄得人家舒舒服服。
女,是令女xing爱上你。
“你是和倪太怎么认识的?”我问。
倪太本名李果珍,倪匡兄在别人面前直呼其名,但是在私底下,至今,还是亲密地称她为“妹妹猪”。
冠倪匡兄为女大王,可不是没有根据的。
“来了香港,除了求生,也得自我增值。”倪匡兄并没直接答复我的问题,“我白天在地盘做散工,晚上就到联合书院去念夜校。”
“读什么?”
“新闻系,李果珍修英文,有一堂同一个教室,入秋,天气很冷,一阵风吹来,李果珍回头一看,后面的门开着,我记得那一眼,很动人。”
“那还不快点去关,呆在那里干什么?”我问。
“我当然跳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门关上,李果珍向我笑了一笑,我就决定一定要娶这个女子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两人都在等巴士,巴士没来,就乘机搭讪,和她一齐从坚道散步,走下山坡到大路去搭车,边走边谈。”
“谈些什么?”
“李果珍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一个人?”
“当然是人咯,难道是外星人?”
“你没听懂。”倪匡兄说,“当时她也看我的文章,说怀疑那个作家是不是我,我说我本来就是那个人嘛,从此聊起来,聊个没完没了。”
“拍拖拍了多久才结婚?”
“拍了三四个月吧!”倪匡兄说。
依照这种速度,当今的人看来,已是闪电了。
“那是多少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
“你几多岁?”
“我二十三,李果珍二十,到了婚姻注册处,注册官拼命摇头,说太年轻,太年轻了。”
“双方家长是同意的?”我问。
“唔,我那时候的广东话还没说得好,誓言上有一句:某某人‘清心发誓’,我听成‘青山百岁’,怎么结婚和青山有关系?真是听得糊涂了。”这时候倪太走了过来,接了倪匡兄的口,说:“当年学校有个教授,说我是明珠暗投。”
“没有骂说一棵鲜花插在61阅读 www.61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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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容斋四笔全文阅读 作者: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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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四笔 作者:洪迈
序
序
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曩自越府归,谢绝外事,独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而稚子櫰,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则乃退。重逆其意,则裒所忆而书之。櫰嗜读书,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旦则与之俱兴。而天啬其付付,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卷第一
卷第一
孔庙位次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诮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云梦泽
云梦,楚泽薮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云阝)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梦中,音皆同。
关雎不同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永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迷痴厥拨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腼”。举措脱落,触事乖忤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单至、啴咺、憋敷?心,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杘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殄,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馆秘阁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太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钱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犀舟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楫。”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毕仲游二书
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列子与佛经相参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韦孟诗乖疏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赧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丐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
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西极化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诏令不可轻出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战国策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
范晔汉志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缮修犯土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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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二
卷第二
诸家经学兴废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其后为施?、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藉。”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轻浮称谓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鬼谷子书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抵意同,皆以色而为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兹哉!
有美堂诗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张天觉小简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著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麦丏)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傍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志文不可冗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赵杀鸣犊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犨。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犨。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犨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犨。”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黄帝李法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大观元夕诗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颜鲁公帖
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诰
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裴行俭景阳
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按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柘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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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三
卷第三
韩退之张籍书
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其前篇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后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驳杂之讥,前书尽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乌害于道哉?”大略籍所论四事:乞著书、讥驳杂、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今得籍所与书,前篇曰:“汉之衰,浮图之法入中国,黄、老之术,相沿而炽。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前以为欢,此有累于盛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废弃日时,不识其然。愿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虑以接士,嗣孟轲、扬雄之作,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后篇曰:“老、释惑于生人久矣,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君子汲汲于所欲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则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乃云“执事参于戎府”。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时年二十有九,十五年为徐州推官,时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
韩公称李杜
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聊疏于此。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卢云夫曰:“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諴。”荐士曰:“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并唐志所引,盖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凡百四十句,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及其亡也,籍作诗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阳、庚二韵,其语铿锵震厉,全仿韩体。所谓“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筑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满之。”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司马相如:“靓庄刻饰。”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韩公以黑为绿,其旨则同。
李杜往来诗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豆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英眄”,馆本作“英盼”。]
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窃慕高义,得趋末尘,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之。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白此书自叙其平生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炎月伏尸,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
祝不胜诅
齐景公有疾,梁丘据请诛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晋中行寅将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为我祝,斋戒不敬,使吾国亡。”祝简对曰:“今舟车饰,赋敛厚,民怨谤诅多矣。苟以为祝有益于国,则诅亦将为损,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说若出一口,真药石之言也。
吕子论学
吕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此说甚美,而罕为学者所称,故书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访求其母沈太后,历顺宗,及宪宗时为曾祖母,故称为曾太皇太后,盖别于祖母也。旧、新二唐书纪,皆载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寿康太上时,已加尊称,若于主上则为曾祖母,当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尝以告宰相,而省吏以为典故所无,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谓不知礼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庆元为高叔祖矣,而仍称皇叔祖如故。士歆视嗣秀王伯圭为从祖,今圭称皇伯祖,而歆但为皇叔祖,乃是弟尔。礼寺亦以为国朝以来无称曾高者,彼盖不知累朝尊属,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台
中天之台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极化人见周穆王,王为之改筑宫室,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名曰中天之台。”其一,新序曰:“魏王将起中天台,许绾负操锸入,曰:‘臣能商台。’王曰:‘若何?’曰:‘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实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屡言,言及七十者不许任监司、郡守,搢绅多不自安,争引年以决去就。江东提刑李信甫,虽春秋过七十,而官年损其五,坚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与之外祠。知房州章騆六十八岁,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罢去。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实为请,有旨听终任。知严州秦?乞祠之疏曰:“实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遂得去。齐庆胄宁国乞归,亦曰:“实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岂可纪于史录哉?
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载一药而能治重疾者,今医家罕用之,聊志于此。其说云:“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目虽),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栨,裈系菪根。囊皱漩多,夜煎竹木。体寒腹大,全赖鸬鹚。血泛经过,饮调瓜子。咳逆数数,酒服熟雄。遍体(疒轸)风,冷调生侧。肠虚泄利,须假草零。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除症去块,全仗硝、硇。益食加觞,须煎芦、朴。强筋健骨,须是苁、鳝。驻色延年,精蒸神锦。知疮所在,口点阴胶。产后肌浮,甘皮酒服。脑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觅延胡。”凡十八项。谓眉发堕落者,炼生半夏茎,取涎涂发落处,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叶有雄雌,三叶为雄,五叶为雌,须使五叶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目虽)者正。脚有肉栨者,取莨菪根,系裈带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饮调鸬鹚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饮调服之,立绝。咳逆者,天雄炮过,以酒调一钱,匕服。(疒轸)风者,侧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虚泄者,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症块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钵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效。不饮者并饮酒少者,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汤服之。苁蓉并鳝鱼作末,以黄精汁圆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圆服,颜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阴胶即是甑中气垢,点少许于口中,即知脏腑所起,直彻至住处知痛,足可医也。产后肌浮,酒服甘皮立枯。头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药捷法
药有至贱易得,人所常用,而难于修制者,如香附子、菟丝子、艾叶之类。医家昧其节度,或终日疲劳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丝子,暖汤淘汰去沙土,漉干,暖酒渍,经一宿,漉出,暴微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渍,经三五日乃出,更晒微干,捣之须臾悉尽,极易碎。”盖以其颗细难施工,其说亦殊劳费。然自有捷法,但捻纸条数枚置其间,则驯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后举投水钵内,候浸渍透彻,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捣臼,悉应手糜碎。艾叶柔软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则即时可作细末。[“驯帖”,馆本作“顷刻”。]
陈翠说燕后
赵左师触龙说太后,使长安君出质,用爱怜少子之说以感动之。予尝论之于随笔中。其事载于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而燕语中又有陈翠一段,甚相似。云:“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太后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则亦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翠遂入见后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今王愿封公子,群臣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以公子为质,且以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终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为行具。”此语与触龙无异,而史记不书,通鉴不取,学者亦未尝言。
燕非强国
北燕在春秋时最为僻小,能自见于中国者,不过三四,大率制命于齐。七雄之际,为齐所取,后赖五国之力,乐毅为将,然后胜齐,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苏秦说赵王曰:“赵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又曰:“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昭王谓郭隗曰:“孤极知燕弱小,不足以报齐。”苏代曰:“一齐之强,燕犹不能支。”奉阳君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赵长平之败,壮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为赵所败。太子丹谓荆轲曰:“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楚、汉之初,赵王武臣为燕军所得,赵厮养卒谓其将曰:“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灭燕易矣。”彭宠以渔阳叛,即时夷灭。十六国之起,戎狄乱华,称燕称赵者多矣,未尝有只据幽、蓟之地者也。独安禄山以三十年节制之威,又兼领河东,乘天宝政乱,出不意而举兵,史思明继之,虽为天下之祸,旋亦殄灭。至于藩镇擅地,所谓范阳、卢龙,固常受制于天雄、成德也。刘仁恭、守光父子,僭窃一方,唐庄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属十余州,如拾地芥。石晋割赂契丹,仍其旧国,恃以为强,然晋开运阳城之战,德光几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关。但太平兴国,失于轻举,又不治败将丧师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谓幽燕为用武之地,则不然也。
水旱祈祷
海内雨旸之数,郡异而县不同,为守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时祷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视天府为节,下之诸道转运司,使巡内州县,各诣名山灵祠,精洁致祷,然固难以一概论。乾道九年秋,赣、吉连雨暴涨。予守赣,方多备土囊,壅诸城门,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台符令祷雨,予格之不下,但据实报之。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问其故,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惑神天,幽冥之下,将何所据凭哉?俚语笑林谓“两商人入神庙,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正谓此耳。坡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此意未易为庸俗道也。
卷第四
卷第四
今日官冗
元丰中,曾巩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国朝景德垦田百七十万顷,官万员。皇祐二百二十五万顷,官二万员。治平四百三十万顷,官二万四千员。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后之郊费视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较之,其入籍者几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岁溢,未见其止,则用财之端,入官之门,当令有司讲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财之用官之数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余十年之蓄矣。”是时,海内全盛,仓库多有桩积,犹有此惧。庆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盖连有覃霈,庆典屡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
栾城和张安道诗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苏四公
晋相和凝,以唐长兴四年知贡举,取范质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谓之传衣钵。盖凝在梁贞明中居此级,故以处质,且云:“他日当如我。”后皆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当时以为荣。凝寿止五十八,质止五十四。三朝史质本传亦书之,而新五代史和凝传误为第五,以登科记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罢相,以太子少师致仕,后以南郊免陪位恩,连进至太子太师,年八十而薨。苏子容初筮仕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处本末,曰:“子异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苏更践中外,名德殊与之相似。集中有谢杜公书,正叙此事。其罢相也,亦以太子少师致仕,进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贤谓贵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阅多之故也。此二者并官爵年寿皆前知,异矣。
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载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将虎来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两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气,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于是良久,又闭气三十五息,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邪。汝盗黄帝之犬,黄帝教我问汝云何。’毕,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见。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张左手五指侧之,极势跳,手上下三度,于跳中大唤,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谓人卒逢虎,魂魄惊怖,窜伏之不暇,岂能雍容步趋,仗咒语七字而脱邪?因读此方,聊书之以发一笑。此书乃唐王圭之孙焘所作,本传云:“焘视母疾,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讨绎精明,世宝焉。”盖不深考也。
六枳关
盘洲种枳六本,以为藩篱之限。立小门,名曰六枳关。每为人问其所出,倦于酬应。今取冯衍显志赋中语书于此。衍云:“揵六枳而为篱。”按东观汉记作八枳。逸周书小开篇云:“呜呼!汝何敬非时,何择非德?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登登皇皇,维在国枳,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家枳维欲无疆。”言上下相维,递为藩蔽也。其数有八,与东观记同。予详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贺宰相启:“式维公枳。”盖用此云。
王荆公上书并诗
王荆公议论高奇,果于自用。嘉祐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敝,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又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尝赋兼并诗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其语绝不工。迨其得政,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吕惠卿复作手实之法,民遂大病。其祸源于此诗。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黄州表
唐肃宗时,王玙以祠祷见宠,骤得宰相。帝尝不豫,玙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时有一巫美而艳,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憸狡不法。驰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门鐍不启,震怒,破鐍入,取巫斩廷下,悉诛所从少年,籍其赃得十余万,因遣还中人。玙不能诘,帝亦不加罪。震刚决如此,而史不记其他事。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去思,故为作表。”予谓振[即震也。]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玙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书相,二年三月罢,本纪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传,以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罢,失之矣。乃承旧史之误也。
李郭诏书
唐代宗即位,郭汾阳为近昵所摇,惧祸之及,表上自灵武、河北至于绛州,两朝所诒诏书一千余卷。家传载其表语,其多如是。又读韦端符所撰李卫公故物记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卫公之胄,藏文帝赐书二十通,多言征讨事,厚劳苦,‘其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暨公疾,亲诏者数四,其一曰:‘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妪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权文公视此诏,常泣曰:‘君臣之际乃如是耶!’”新史载其事云:“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以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摹诏本还赐彦芳。”即二事观之,唐世之所以眷礼名将相者,绸缪熟复至此。汉、晋以来所不及也。
两道出师
国家用兵行师,异道并出,其胜败功罪,当随其实而处之,则赏信罚明,人知劝戒。汉武帝遣卫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将四人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宣帝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又以常惠护乌孙兵共出,五将皆无功,而广明及田顺以罪诛,独常惠奉使克获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诸将柳元景等,既拔弘农陕城,戍潼关矣,而上以东军王玄谟败退,皆召还。其后玄谟贬黜,元景受赏。绍兴七年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庐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是时,汪庄敏以参知政事督视荆、襄,东西不相为谋,乃亦坐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韩用歇后语
杜、韩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砺乃”,“僮仆诚自郐”,“为尔惜居诸”,“谁谓贻厥无基趾”之类是已。
唐明皇赐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为右相,颛付大政,而左相61阅读 www.61k.com
卷第六
卷第六
韩文公逸诗
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其语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今诸本韩集皆不载。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甚至,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顾独遗此,何也?
窦叔向诗不存
窦氏联珠序云,五窦之父叔向,当代宗朝,善五言诗,名冠流辈。时属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时进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之句。可谓佳唱,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是可惜也。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夏夜宿表兄话旧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断续长门夜,清泠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过檐石湖云:“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咫尺分洲岛,纤毫指舳舻。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贞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幼王亲捧土,爱女复连茔。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纵有迎神术,终悲隔绛纱。”第三篇亡。叔向字遗直,仕至左拾遗,出为溧水令。唐书亦称其以诗自名云。
用柰花事
窦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晋史,云成帝时,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验。绍兴五年,宁德皇后讣音从北庭来,知徽州唐辉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有语云:“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万国衔冤,徒尽簪于白柰。”是时,正从徽庙蒙尘,其对偶精确如此。
王廖儿良
贾谊过秦论曰:“六国之士,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汉书注家皆无所释,颜师古但音儿为五奚反,廖为聊而已。此八人者,带佗、儿良、王廖不知其何国人,独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而注云:“王廖谋兵事,贵先,建茅也。儿良作兵谋,贵后。”虽仅见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详也。廖、良列于孔、老之末,而汉四种兵书,有良权谋一篇。又贾谊首称宁越、杜赫为之谋。汉书亦不注。吕氏云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人也,周威公师之。又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则越、赫善谋,可以概见。漫书之以补汉书之缺。
徙木偾表
商鞅变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金,乃下令。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于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予谓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盖以效起,而起之事不传。
建武中元续书
随笔所书建武中元一则,文惠公作隶释,于蜀郡守何君阁道碑一篇中,以为不然。比得蜀士袁梦麒应祥汉制丛录,亦以纪、志、传不同为惑,而云近岁雅州荣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荣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但以出于近岁,恨不得质之文惠,为之恻然。
草驹聋虫
今人谓野牧马为草马,淮南子修务训曰:“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马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草驹。”盖今之所称者是也。下文曰:“形之于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虫,喻无知也。”聋虫之名甚奇。
记李履中二事
崇宁中,蔡京当国,欲洗邢恕诬谤宗庙之罪,既抆拭用之,又欲令立边功以进身,于是以为泾原经略使,遂谋用车战法,及造舟五百艘,将直抵兴灵,以空夏国。诏以付熙河漕臣李复。复长安人,久居兵间,习熟戎事,力上疏诋切之。予顷书之于国史恕列传中。比得上饶所刊潏水集,正复所为文,得此两奏,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传为不详尽,乃录于此。其乞罢造战车疏云:“奉圣旨,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两。臣尝览载籍,古者师行,固尝用车,盖兵不妄动,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在平原广野,故车可以行。今尽在极边,戎狄乘势而来,虽鸷鸟飞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驻军,各以保险为利。其往也,车不及期,居而保险,车不能登,归则虏多袭逐,争先奔趋,不暇回顾,车安能收?非若古昔于中国为用。臣闻此议,出于许彦圭,彦圭因姚麟而献说,朝廷遂然之,不知彦圭剧为轻妄。唐之房管,尝用车战,大败于陈涛斜,十万义军,无有脱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于峻阪沟谷之间乎?又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运不合辙,牵拽不行。昨来兵夫,典卖衣物,自赁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卷第八
卷第八
库路真
新唐书地理志:“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义不可晓。元丰九域志云“贡漆器二十事”是已。于頔传,頔为襄阳节度,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頔骄蹇,故方帅不法者,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真、驱咥真,并为统军。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而未之见。
得意失意诗
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狄监卢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会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贞,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
项韩兵书
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
承天塔记
黄鲁直初谪戎、涪,既得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讦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以为幸灾,遂除名羁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载其文,盖谓因之兆祸,故不忍著录。其曾孙?续编别集,始得见之。大略云:“余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而属曰:‘余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后六年,蒙恩东归,则七级岿然已立,于是作记。”其后云:“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风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穆护歌
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引历代歌辞曰:“曲犯角。”其语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则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
省试取人额
累举省试,锁院至开院,限以一月。如未讫事,则申展亦不过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不知此制起于何年。黄鲁直以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此帖载于别集。
通印子鱼
鱼通印之语,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之句。盖以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初不指言为子鱼也。东坡始以“通印子鱼”对“披?黄雀”,乃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耳。山谷所云“子鱼通印蚝破山”,盖承而用之。陈正敏遁斋闲览云:“其地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佳。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采其说。”郡人黄处权云:“兴化子鱼,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所产之处,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初无通应港之名。”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乃遁斋所指之庙者,亦非“通应”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间,庳陋之甚,农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实遁斋之说,遂粉刷一扁,妄标曰“通应庙”,侧题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它处未尝有也。
寿亭侯印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辨跋一篇,见赘稿。
茸附治疽漏
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余而愈,夷坚己志书其事。予每与医言,辄云:“痈疽之发,蕴热之极也,乌有翻使热药之理?”福州医郭晋卿云:“脉陷则害漏,陷者冷也,若气血温暖,则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陷脉为痿,留连肉腠。”注云:“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结于肉理,故发为疡瘘,肉腠相连。”此说可谓明白,故复记于此,庶几或有助于疡医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笔谈谓焦核荔子,土人能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复植于土,以石压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此果形状,变态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龙牙,或类凤爪,钗头红之可簪,绿珠子之旁缀,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绐以常岁所产止此。公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于谱,印证其妄。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谶。此段已载遁斋闲览中,郡士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
双陆不胜
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何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于是召还庐陵王。旧史不载,资治通鉴但书鹦鹉折翼一事。而考异云:“双陆之说,世传狄梁公传有之,以为李邕所作,而其词多鄙诞,疑非本书,故黜不取。”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而为狄为王莫能辨也。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华元入楚师
左传,楚庄王围宋,宋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惧,与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楚之善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军政不戒而备。”大抵言其备豫之固。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则刺客奸人,何施不得?虽至于王所可也,岂所谓军制乎?疑不然也。公羊传云:“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其说比左氏为有理。
公羊用叠语
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几四百字。其称“司马子反”者八,又再曰“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文书误一字
文书一字之误,有绝系利害者,予亲经其三焉,至今思之,犹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误书“长春”为“万春”,乃金主褒节名也。德辅读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发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讲讲毛诗,作发题,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不学诗,无以言。”误书“言”为“立”,已写进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谢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兹履夏正,载颁汉朔。”书“夏正”为“周正”,院吏以呈宰执,周益公见而摘其误,吏还以告,盖语顺意同,一时不自觉也。
历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紬金匮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采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昞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煦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贤者一言解疑谮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憸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惬,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先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卷第九
卷第九
蒋魏公逸史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颖叔所著也,多纪当时典章文物。云旧有数百册,兵火间尽失之,其曾孙芾始捃摭遗稿,而成此书,将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传之天下后世,既而不果。蒋公在熙宁、元祐、崇宁时,名为博闻强识,然阅其论述,颇有可议,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其一云:“行、守、试,视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带本官,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带官,不当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为正司空,议者谓超过特进、东宫三太、仪同矣。”予谓行、守、试必带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后,既为司空,自不应复带阶官。吕从金紫迁,只是超特进一级耳,东宫三太,何尝以为宰相官?仪同又系使相也,吕亦无自辨之说。其二云:“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其罢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诸公欲为去之,议者谓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札子,令权去之。”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为平章军国重事,故系衔只云太师。及再致仕,悉还旧称,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守”字,以尝正任太师也。所谓札子权去,恐或不然。其三云:“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惟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书,比执政三迁也。”予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叙,至兵侍者,转右丞,至吏侍者,转左丞,皆转工书,然后细迁。今言兵侍即转工书,非也。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侍转户侍,礼侍转兵侍,若系户侍,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迁尚书。今言工侍对转工书,非也。其四云:“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当在刘下,乃误以居上,人皆不觉其失,惟学士李淑知之,扬言其事,遂贴麻改之。”予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其五云:“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仪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班列益卑,未尝有左右之称也。后进不当辄议前辈,因孙偃有问,书以示之。
沈庆之曹景宗诗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蓝尾酒
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又云:“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傍茅舍中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妪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叶少蕴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燣,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叶之说如此。予谓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为酒之巡数耳,安有连饮者哉?侯白滑稽之语,见于启颜录。唐艺文志,白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不闻有酒律之书也。苏鹗演义亦引其说。
欧阳公辞官
欧阳公自亳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辞免至四,云:“恩典超优,迁转颇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累降诏不从其请。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今人多不能晓。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谓历工、礼乃至刑也。下云又超两资者,谓历户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书六曹,超转其五云。
南北语音不同
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如毛、郑释诗,以梅为楠,竹为王刍,蒌为翘翘之草是矣。颜师古注汉书亦然。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隃领。”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旗庙之音,无所依据。”又武帝纪:“戈船将军。”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二说皆为三刘所破,云:“今南方竹舆,正作旗庙音,项亦未为全非。颜乃西北人,随其方言,遂音桥。”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难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尝有置戈者,颜北人,不知行船。瓒说是也。”予谓项音轿字是也,而云陵绝水则谬,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张晏云“越人于水中负船”,尤可笑。
南舟北帐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魏冉罪大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士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冉为范雎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贻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矣!
辩秦少游义倡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姓源韵谱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龑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誉人过实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拟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谀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陨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规仿前人,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如前汉书赞云:“竖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卷第十二
卷第十二
小学不讲
古人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周官保氏之职,实掌斯事,厥后浸废。萧何著法,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以六体试之。吏人上书,字或不正,辄有举劾。刘子政父子校中秘书,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为小学,次于六艺之末。许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诸家之学,就隶为训注,谓之说文。蔡伯喈以经义分散、传记交乱、讹伪相蒙,乃请刊定五经,备体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谓之石经。后有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补之。唐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下之。而考功、礼部课试贡举,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至开成中,翰林待诏唐玄度又加九经字样,补参之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并以考正俗体讹谬。今之世不复详考,虽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又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安有不识字而能书,盖所谓识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张氏、田氏之书,择今人所共昧者,漫载于此,以训子孙。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于木阴,加点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勹内车)字古者以车战,故军从勹下车,后相承作军,义无所取。看字从手,凡视物不审,则以手遮目看之,作(上乎下目)者非。扬州取轻扬之义,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干有干、虔二音,为字一体,今俗分别作干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上酋中一下寸)者非。奠从酋从丌,作(上酋中一下八)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讹。耆从旨,作老下目者讹。漆、泰、黍、黎,下并从水,相承省作水,今从小,从(小者讹。决、冲、况、凉、盗并从水,作冫者讹。饥、饥二字,上谷不熟,下饿也,今多误用。至于果、刍、韭之加草,冈加山,携之作携,锄作锄,恶作(上覀下心),霸作霸,笋作笋,(左上彡下止右页)作髭,须加髟或从水,秘从禾,(上竹下闲)作蕳,宝从尔,趋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鱼,启从又及弋,肇从文,彻从去,粗作(鹿上丶作勹),虫作虫,堕许规反,俗作隳,又以为惰,幡作(巾番),怪为怪,关为(关之灬为大),炙从夕,闲从日,功从刀,玆合从二玄而作兹,升作(廾左上右下加丶),辈从北,妒从(后去一),奸为(左上女下女右干),纛从毒,吝作(上乂下厷),冤上加点,邻作邻,牟从午,互作(牙之撇作捺),元从点,舌从千,盖作盖,京作京,皎从日,次从冫,鼓从皮,潜、(左言右上兟下曰)、(左亻右上兟下曰)从替,出作二山,觉从与,游、于以方为才,皂为皂,曷为(是曰下匈),匹为疋,收作(丬又),叙作叙,卧从臣从人,而以人为卜,改从戊己之己而以为卫,凡作(上丶下几),允作(允之上丶作丿去下丿),馆作馆,览作(上左臣右丿二下见),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癸下作示),瞻作(瞻之言作上工下口),褓从衣,淫从(上个下正),遍作遍,徼作侥,漾作(漾之永作水),琴瑟之弦从系,轻作(軯之平下加一),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汉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史记、汉书皆同。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惶恐之辞,犹今言死罪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选载梁任昉奏弹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后继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继之曰“谨案某官臣景宗”,又弹刘整亦曰“整即主臣”。齐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舍汉、史所书,而引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殊为非是。不知所谓某人即主,有何义哉?
景华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困于崇宁。后监洛南稻田务,尝送客于会节园,是时冬暮,梅花已开。明年春,监修大内,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赋诗。其词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
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次日,佐入园,见地上马粪,知为德符。是时,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践。有旨勒停。家素贫,传食于诸贤之舍,久乃归阳翟。德符没于靖康,官卑不应立传,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颇忆此段事,拟载于传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纪于此。
州升府而不为镇
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信阳军一小垒耳,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尤为可笑。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汉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阍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当官营缮
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媢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治历明时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歆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绯、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毬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钜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毬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赍赐,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合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词臣益轻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处
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昉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李文正两罢相
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寮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霔百余日,昉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著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昉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昉传云:昉厚善洎,及昉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科举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尝致法。吏部长贰帘试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儿戏,抑又甚焉。议论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风如决流偃草,未尝少革。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见恶辄取,于事无益,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开宝中,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光范见其年少,意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曰:“非唯学诗,亦尝留心词赋。”即试诗赋二首,数刻而就。甚嘉赏之,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今之世,宁复有是哉!
宰执子弟廷试
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时为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质肃公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益公柄国,而子熺、孙埙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
国初救弊
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间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61阅读
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徽庙朝宰辅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宗察京专愎,阴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逵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于国史本传。
教官掌笺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经句全文对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馔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词称美。
北郊议论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讨论滥赏词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祥瑞,礼乐,两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白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圹。’”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圭、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三给事相攻
元祐中,王钦臣仲至,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为给事姚勉所驳而止。大观中,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为权官蔡薿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达在东省,以疾暂谒告两日,张天觉复官之命,过门下第四厅,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所以托病,遂罢知滁州。
朱藏一诗
政和末,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朱藏一在馆阁,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士互兴谮言,以为嘲谤。其后黼独相,馆职多迁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诗云:“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或又谮于黼以为怨愤。是时,士论指三馆为闹蓝。
蔡京轻用官职
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薿、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上西下木)、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鼛、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旸并为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升并为徽猷阁待制。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
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于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晏为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定国白重赞为左千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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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者无疆全文阅读-乱世存亡全文阅读 作者:弘治 黄吉平等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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