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胡适先生生平简介〈1〉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他关于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无不具有开风气招榛莽的作用。他的自由主义人权观是本世纪上半叶人权思潮的最高峰。他在《新月》杂志上掀起的人权问题讨论成为本世纪几次人权讨论热潮中最引人注目、最具有理论意义的一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由严复所引发、由陈独秀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路线终于在胡适这里趋于成熟，待到完成。如果说严复和陈独秀在倡导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同时，曾经都在不同程度上在理论基点上发生过动摇，出现过游离和徘徊，那么胡适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始终如一，毫无保留。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而是被夹在国共两党的铁钳之间苟延生息，尽管胡适后期投靠国民党，放弃了自由主义知识人的独立立场，但其思想的自由主义基点并未因之变化。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潮也未成功。但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不过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悲壮的一幕。其中的伏笔所预示的新的高潮还未来临。笔者相信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中，终将会看到自由主义人权思潮的奉献。正是在这一点上，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就不能只是记录其思想的历程了。再现胡适人权思想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记录本身。胡适人权思想的生命历程应在跨世纪之际得到复活，并将在下个世纪放出褶褶光辉。

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渊源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种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生物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他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胡适希望看到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即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胡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同国家主义相对立的，而且是与狭义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他努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便是对当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他看来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便是充满自由独立和平等精神的文明，是允许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的文明。国民党在1927年政变以后日益转向一种保守的文化，提倡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对此，胡适指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国民党提倡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是为了禁锢思想，重新实行思想文化的专制和统一的局面。胡适倡导彻底开放的文化观则是为了解放思想，实现思想的自由和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倡导独立自由人格的个人主义是为造就负责任的个人，个人对人类来说，毕竞是“小我”。这种“小我”最终是会死灭的。而人类则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主张的个人主义是“对于大我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这种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明确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小我要成为不朽就必须在大我身上留下影响。小我必须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必须具备勇于承担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重任，小我应当通过自己负责的信行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世界的关键在众小我的手中。这种提倡充分发挥小我作用的具有责任精神的个人主义正是胡适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使胡适终生受益。这种“真正的和纯粹的个人主义”构成胡适自由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理论渊源。它为胡适研究一切政治和文化问题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胡适一生中影响时人的有光彩的思想言论大多都渊源于个人主义。特别是在《新月》人权运动时期。他对人权与约法问题的阐述，他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论和军训宪三段论的指责和抨击以及他对共产党人阶级专政理论的嘲讽和反对，都表明其主张的背后个人主义在起重要作用。

“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

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掀起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权问题的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论价值的讨论热潮。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虽然起因于对国民党政府反对人权行为的斗争，但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发起人胡适的预料，实际上发展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群众普遍缺乏人权知识。通过这场讨论、鬃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解说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人权意识在中国思想界达到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人权意识日趋淡薄。到“文化大革命”时人权意识已被专政意识压迫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也未恢复原貌。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主张人权；二是提倡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近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下个世纪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大题，这是胡适对中国社会问题长期思索寻求出路的结果。早在1918年的《归国杂感》中，胡适就无比失望地怨恨道：在中国，“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全面严重的：人身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等一切自由和权利都被黑暗的社会所剥夺。更有甚者，侵害权的理由往往是堂而皇之的服从多数的“公论”。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是不错的。于是，多数人便可以随意剥夺要求社会改革的少数人的权利。“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胡适所揭示的这种多数人任意剥夺少数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现象的确是国民意识中的深层次问题。从民国成立以来，以多灵敏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专政对象的“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专政对象以人权。这种残无人道的野蛮意识在中国始终横行无阻。这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次问题。在当时的诸多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看穿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主张有根本的区别。

从国民党的统治意识方面来看，“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动’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意识，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只要将“反动分子”“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扣在谁的头上，谁的人权便随之丧失殆尽。这种肆意剥夺人权的做法虽然引起共产党人和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不满，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像胡适这样触及统治意识的深层问题，在反对国民党专政的人们当中，许多人的专政意识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所呼唤的只是将专政换个招牌，以新专政代替旧专政。胡适对这种新的专政意识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1926年他在访问苏联后不久给徐志摩写信说：“我是不信‘狄克推多’制的。”“今日妄想‘狄克推多’的人，好有一比，那五代时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按中国。这样的捷径是不可妄想的。”“况且‘狄克推多’制下，只有顺逆，没有是非……这种制度之下没有我们独立思想的人的生活余地。”新的专政意识和旧的专政意识的共同之处都是不容人权，不讲法治。统治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是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的统治意识的共同之处。其中根本没有独立思想的存在余地。

胡适不仅对国两党的统治意识和统治主张表示反对，而且对两党的协作所带来的局面表示担忧，国民党从一开始打着孙中山的思想招牌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它要求人们在思想和政治上都与孙中山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共产党对孙中山也不批评，孙中山崇拜热成为国民党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对此，胡适以充满忧虑的心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礼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现在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心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这种专制主义状况同几十年后共产党统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是完全一样的。思想言论自由一旦丧失，个人人权乃至民族、国家的前途也都会随之葬送。胡适对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有如此深刻认识和先见之明，完全得益于他的自由主义和人权主义的立场。

国民党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孙中山思想中的独裁主义成分不是毫无关系的。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宪政三段论将立宪和法治一再推迟，将国民素质和提高过程同宪法治的实施过程完全分离开来。这种过程分离论在本质上起到维护一党专政和独裁的作用。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份，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记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二 : 胡适生平介绍

人物简介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别名胡嗣穈、胡洪骍、胡希疆，生于上海浦东川沙，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哲学家、史学家、作家，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等。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办新青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于台北逝世。

人物生平

1891年12月17日未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

1893年随妈妈冯顺弟前往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妈妈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内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中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省绩溪县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查禁。1930年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5大仇敌”。

193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5年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37年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1947年4月，王耀武托季羡林给胡适捎去信，致以敬意与问候，并邀请胡适在方便的时候莅临济南作学术演讲。旋即得到回信，胡适答应相机来济南与教育界同行们共同研究山东的教育。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大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叫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同意，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变卦。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不为所动，依然决定离开北平，1948年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8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948年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4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948年12月13日时，本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于1948年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国际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1949年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1949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1949年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而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1949年6月7日新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1950年3月初，胡适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0年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

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以致组党失败。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岁的胡适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8年4月返回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及《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

1959年兼任台湾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胡适一度受到株连，对此胡适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1962年1月从台大医院出院，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胡适去世获得了极大的哀荣，1962年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然后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1个障碍。

胡适的故事

骨牌游戏

胡适喜欢玩1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

诺贝尔奖提名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太监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怕老婆的小故事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3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

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1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被称“民国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

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

《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个人成就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旧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www.61k.com］红学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纳兰明珠、爱新觉罗·福临、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释印顺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释印顺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和保罗·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2种看法：1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1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1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2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1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胡适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3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1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学者宣道华认为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受到胡适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之处，胡适在《每周评论》还专文称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

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但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他在归国初期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雷震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迁台后，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创办自由中国杂志，请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杂志曾经是蒋介石施行独裁、箝制言论自由的威权统治下唯一的民主思想重镇，但后来也因批评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并打算成立反对党请胡适来领导而惹祸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诬陷入狱，但自由中国推行胡适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影响到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播种者。

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

胡适名言

1、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2、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3、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5、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

6、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7、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8、历史不是1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9、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0、少说点空话，多做点实事。

11、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12、You can no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13、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14、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15、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16、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17、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18、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1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1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1个不受人惑的人。

19、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20、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21、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22、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23、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24、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3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25、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26、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天伦”。

27、墮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2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拋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拋弃学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28、你要看1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29、1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1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1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1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我的妈妈胡适

《我的妈妈》是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胡适的作品。《我的妈妈》是一篇自传体散文，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例，回忆了妈妈对自己的教育、关心以及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过程，展示了妈妈对自己的爱和妈妈善良、宽容、有刚气的性格特征，表达了作者对妈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该文没有花哨的文字，没有华丽的比喻，语言简洁流畅，举重若轻，显示了白话文的美感与魅力。

胡适日记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有关“打牌”记录全在这一卷）中有“打牌”记录累计36次（二月1次、三月1次、四月3次、五月3次、六月3次、七月11次、八月10次、九月4次），从1911年2月5日至9月6日（次日虽提及“打牌”但实未打牌，且算作1次）戒牌为止，平均6天打牌一次。在最频繁的七、八、九月，平均不到三天就打牌一次，真可谓三天两头打。

胡适记打牌之事，一般仅“打牌”2个字而已。有时会多些几个字，但似乎有为“打牌”之行为开脱之嫌。如：

2月5日，“刘千里以电话邀打牌。”【友人相邀，面子不可拂却。】

4月29日，“天时骤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读书，与沈、陈诸君打纸牌，又与刘、侯诸君打中国牌，以为消遣之计。”【天热好打牌。】

5月14日，“夜与刘千里诸人打牌。刘君已毕业，云下周二将归祖国矣。”【大概打牌也算是为友人“饯行”的1种方式吧】

7月2日，“天热不能作事，打牌消遣。”【天又热了。】

7月3日，“今日天气百一十度。打牌。”【八十度就只能去打牌了，一百一十度就更甭说了。】

7月8日，“无事。打牌。天气稍凉矣。”【今天打牌不是因为天热，纯属无事闹的。】

8月4日，“化学第四小考，极不称意；平生考试，此为最下。打牌。”【因为考试成绩不称意，所以打牌以消遣。可是成绩不好，又是为什么呢？查7月17日“化学试卷竟得百分，直出意料。”同一门课，不到1个月，成绩落差如斯，谁之罪耶？打牌也。】

8月5日，“打牌。”【全天记录仅次两字，显然对昨日化学考试之成绩仍耿耿于怀。】

8月10日，“夜早睡；连日或以读书，或以打牌，恒子夜始寝，今日觉有不适，故以此矫之。”【打牌的代价不仅仅是化学成绩下降那么简单哈。】

9月4日，“今日为劳动节（Labor Day），为休息之日。打牌。”【劳动节，要休息，所以打牌，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大概是觉察到了自己的堕落，胡适于是要洗心革面了。在9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迁居世界学生会所，初次离群索居，殊觉凄冷。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自此日起，（留学）日记中不复出现“打牌”矣。

其实，胡适打牌，并非始于留学期间。查《藏晖室日记》，内有“前科”记录多次。现略摘几条：

一九○九年（以下均为农历）：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与君墨，剑龙，桂梁打牌。” 十二月二十一日，“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

一九一○年：

正月初一，“未出门。下午，与剑龙，桂梁诸人打牌。令仆持帖至各处贺年。”【过大年而不回家，滞留沪上鬼混，实在说不过去。拜年不亲自前往，令仆人持帖代奔，又说不过去了。】

二月初二日，“打牌。……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关于胡适“吃酒”吃酒一事，实在有必要八一八，改天另作一篇。】

初六日，“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注意、请注意“打茶围”三字。《中国娼妓史》（王书奴著）记：“上海娼妓差等，辄曰书寓、长三、幺二。……长三为最上等之妓，以待召侑酒例取银币三元，故名……客人对于长三，非由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

没想到呀，真没想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也曾有吃花酒、打茶围的失足之时。适之适之奈若何？

今后当一一八八。

胡适的儿子

长子：胡祖望，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次子：胡思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遗体不予保留。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历史评价

胡适是1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1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季羡林评

对于这样1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余英时评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唐德刚评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张中行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梁实秋

胡适之有1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能使社会上普遍的‘敬’而‘爱’之者，那就是胡适之这种具备有磁性人格，而在社会上又无拳无勇，既不招忌，又不惹恨的传统社会里所产生的所谓‘清流’了。——唐德刚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

三 : 胡玫：胡玫-生平简介，胡玫-热点话题

四 : 胡玫：胡玫-生平简介，胡玫-热点话题

五 : 胡适生平简介

2008-12-17 10:34:10　来源: 网易历史综合　网友评论 627 条 点击查看

1891年12月17日，胡适诞生。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2]。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著名的话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集 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pp. 519)

晚年

1948年12月，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脱。

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政府之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的国内和平协定苛刻和战条件下，两党“和比战难”。于是不得已于国共内战末期，避祸赴美教学。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1月出院。

胡适墓志铭

1962年2月24日，于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于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本文标题：胡适生平简介-胡适先生生平简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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