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为什么把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常称作哥白尼革命
为什么把近代革命的开端常称作哥白尼革命
你好，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适应时代要求，他从1506年开始，在弗洛恩堡一所教堂的阁楼上对天象仔细观察了30年，从而创立了一种天文学的新理论--日心说。1543年，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日心说的提出恢复了地球普通行星的本来面貌，猛烈地震撼了科学界和思想界，动摇了封建神学的理论基础，是天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 : 简论陆王心学在中国近代的影响
摘 要：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在中国近代曾受到诸多思想家的推崇、鼓吹。陆王学派对中国近代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勇于怀疑、否定旧权威的批判精神和不盲从、不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学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主理性;其二，视“心”为宇宙间最高存在的主观唯心论;其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和自尊自重的人格。
关键词：陆王心学;心;心力;批判精神;自主理性
作者简介：张锡勤，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039-06
陆王心学在中国近代的影响早就受到学界的注意，但多未作详论，今作此文，拟对此作一些展开说明。
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近代哲学影响重大的是陆王心学和佛学，但相比之下，心学的影响更大。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崇尚陆王者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比如，康有为认为，陆王之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因而“独好陆王”。[1]（P61）谭嗣同虽对中国“二千年来之学”作全盘否定，但对陆王颇具好感。因此，他在《仁学》开头所列的书目中有“陆子静、王阳明之书”[2]（P293）。梁启超则极端崇拜王守仁，尊王为“千古大师”，并认为“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3]（P24）。宋恕尤好陆九渊之学，他曾“细读《陆象山集》，摘录精语数万言”[4]（P1113）。章太炎对王守仁的态度要复杂一些。他虽曾批评王守仁之学“浅薄”，但又认为，教人“自尊无畏”乃是王学之长，王学能使人“厚自尊贵”，从而“悍然独往”。他指出，“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多“姚江学派（王学）之徒”[5]（P369），对王学的根本精神是很肯定的。此外，革命派中的陈天华、宋教仁、刘师培、汪精卫等都喜好陆王，特别是王学。
从晚明开始，王学因其末流走向狂放不羁而大受抨击，沉寂、冷落了近二百年，它在近代的快速复兴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诸多理念符合近代的时代需要，与近代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这将在下面详论。其次，一个颇为直接的原因是受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影响。自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当时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学习榜样。在20世纪初，赴日留学成为一股潮流。通过对日本社会和思想界的皮毛了解，不少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所以迅速成功，与王学、禅宗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梁启超认为，“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6]（P46），“日本维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7]（P50）。章太炎也认为，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5]（P369），“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8]（P396）。在他们看来，王学乃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和精神支柱。对此，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并不准确的认识，不仅使他们更加崇信、亲近王学，也使他们试图通过提倡、弘扬心学来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再次，自从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发动之后，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早就成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在群起抨击程朱的大背景下，作为程朱理学对立面的陆王心学复兴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中国近代，陆王学派所以受到诸 多新学家、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首 先是由于它具有勇于怀疑，否定旧权威、旧教条的批判精神和不盲从、不迷信，提倡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学风，以及由此引发的自主理性。
陆九渊自幼即能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权威。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八岁时“读《论语?学而》，即疑《有子》三章”，后“闻人诵伊川（程颐）语，云：‘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之言不类’？”[9]（P481-482）他后来所以创立自己的学派，就因为他自幼即怀疑、不满二程之学。这类记载是否有夸张的成分今已不可考，对此不必深究。但是，不盲从、迷信权威，敢于怀疑已有结论，主张通过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无疑是陆九渊一贯的学风。关于如何阅读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典籍，他曾发表过一些极有价值的议论：“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顾于理如何耳”;“古者之书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使书不合于理，而徒以其经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则亦安在其取信于夫子也？”他主张，面对典籍，应通过独立思考，以理为衡，“考核其醇疵、真伪、是非、可否”，作自己的选择取舍，断不可“惟书之信”。[10]（P380-381）与之相联系，陆九渊大力提倡怀疑精神，认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11]（P472），“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9]（P482）。在他看来，“疑”乃是把握真理、实现学术进步的起点、动力。这是陆学的一大特色，对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曾起了推动作用。
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11]（P468）这种不盲从传统权威的精神被王守仁继承发展。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出发，王守仁坚持以自心良知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他的名言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12]（P88）“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12]（P85）虽然他的主观意图是教人不要盲从朱熹，对朱熹的种种观点、论述要依据自己的理性作判断、选择，但在文字表述上毕竟指向了孔子，这不仅在当时引起震动，也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因此，中国近代不论在政治领域或是文化领域都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批判的第一步自然是否定旧教条、旧权威的神圣性，倡导自主理性，而陆王学派的上述思想主张正好为近代的批判、革新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使人深受刺激、启发。中国近代的启蒙，固然主要是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所用的理论武器主要来自西方，但出自本土的陆王之学的历史影响也不容忽视。康有为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登台呐喊且引起巨大震动的启蒙思想家，而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从某种意义说乃发端于“疑经”。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质疑始于对古文经的怀疑。他认为，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的古文经乃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出于协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的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并非儒家真经，而是为王莽建立的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质疑不仅限于古文经，他还在不同场合对几部今文经典籍提出质疑，以至直指《论语》。他不仅认为《论语》一书编得“谬陋粗鄙”，而且“伪文甚多”，不可尽信。这一疑经风也影响了其他维新派思想家，比如谭嗣同也曾对《论语》、《周礼》等儒家经典提出质疑、批评。在中国近代，传统儒学日益边缘化正是从康有为等人的疑经开始的。康有为等人疑经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但康既然“独好陆王”，那么他的疑经受陆王学风的影响应是没有问题的。
陆九渊“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的自主理性、反权威精神更是受到近代诸多思想家的推崇，并为他们所发展。在20世纪初，梁启超曾大力提倡不盲从、不迷信的独立思考精神。他在批判“奴隶性”时曾说，奴隶有“身奴”、“心奴”之别，而更可怕的乃是“心奴”。他说：“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7]（P47）在他看来，“心奴”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他曾大声疾呼破“学界之奴性”。他指出：“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13]（P11）要想推动文化革新，发展中国学术，实现观念变革就必须破除这种思想上的奴性，养成“自由独立，不倚门户，不拾余唾之气概”，发扬自主理性。梁启超写道：“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14]（P56）他要求人们不做他人的奴隶，而应自己高坐于理性审判台上，对古今学术一一清理鉴别，重新评价，决定取舍。这些表述正是自主理性，同上引陆王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这些“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感召力，于是，鼓吹独立思考的自主理性成为当时的时尚。正是这种自主理性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发展、深化。
这种自主理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了全面发扬。1919年11月，胡适曾对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了这样的概括、总结：“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5]（P152-153）他具体解释说：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要求人们“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对于古人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以定选择取舍。[15]（P153）胡适的这一概括是精当的，“评判的态度”亦即自主理性确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层层展开的。诚然，五四的批判精神、自主理性主要是受了西方近代观念的影响，而被胡适所强调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更是直接受了尼采的影响，但陆王学派潜在的历史影响也不容忽视。
陆王心学在中国近代影响重大的 尚有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 是宇宙”[16]（P273），王守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心本论。这种心本论认为，宇宙间没有凌驾于吾心之上的东西，也没有超出吾心之外的东西，心是宇宙间的最高存在。这种主观唯心论正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康有为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17]（P1055），谭嗣同的“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18]（P460），梁启超的“境者心造”[19]（P45），唐才常的“太空中而有全世界焉，惟心力之所成耳”[20]（P157），章太炎的“三界惟心所现”[21]（P407）等等都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
中国近代的主观唯心论，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多方面的。比如，佛家的“三界唯心”、“一切唯心所造”说就对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有直接影响。章太炎的“自心而外，万物固无真”、“此心是真，此质是幻”说，明显受了佛学影响。梁启超的“境者心造”说则直接来自佛学。再有，刚刚传入中国的唯意志论对当时中国思想领域也有很大影响。章太炎认为，万物进化乃是一个“渐思渐变”的过程，万物所以进化皆出于自身不断追求完善的意志，所发挥的显然是唯意志论。但总的说来，王守仁“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22]（P238）这一命题，对中国近代主观唯心论的影响更为全面。由于对出自本土的陆王心学更为熟悉，因此近代许多思想家对“心”、“心力”的夸大，更多是受了王守仁这一命题的影响。
在王守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学”这一组命题中，“心外无事”说在近代的影响更大。
王守仁的“心外无事”说，抛开其逻辑推导直白地说，是要说明，人们只有积极想做某事，方能做成某事;欲做某事的意愿愈自觉、愈强烈，愈能做成某事;事之成败完全取决于心。这种“心外无事”说对于激发、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唤起人们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忱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中国近代，这种强调自心决定作用的学说受到诸多思想家的鼓吹和提倡。梁启超说，“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23]（P28）;“吾以为不能焉，以为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为能焉，以为无畏焉，斯亦能矣，斯亦无畏矣”[24]（P28）。孙中山也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所以“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25]（P117）此外，谭嗣同、刘师培等也有类似的议论。这种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心和顽强的意志，什么事都能做得成功的认识，在中国近代思想领域是很普遍的。这种认识在近代中国对于坚定人们振兴中华的信心，使中国人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定能由弱而强，从而为之奋斗，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这一总命题所决定，“心外无事”说强调的那种主观能动性必然只讲能动而不讲受动，其理论缺陷是明显的，这种缺陷同样存在于近代中国。陆王心学在近代不仅受到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们的热捧、倡导，而且又在这一过程中对它有所丰富、发展。这一丰富发展表现为近代几位思想家在陆王“人心至灵”说、“心外无事”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心力说，对“心力”作了极度的夸张、神化。
“心力”一词旨在说明，精神意志是一种无形的内在力量，是人们能动地从事各种活动的内在趋动力，它显现于外便转化为外在的物质力量。在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心力”一词的是龚自珍。他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26]（P15）他希望通过心力的发扬来推动社会的变革，消除社会的积弊。不过，在龚自珍看来，具有心力的乃是少数“至人”。他将心力的发扬寄托于少数社会精英、豪杰。而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思想家不仅更强调心力的伟大，更重视心力的发扬，而且他们认为人人皆具心力，人人都应充分调动、发挥自身的心力。他们反复强调，只有人人皆充分发挥自身的心力，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心力救国”论、“心力强国”论。
在几位维新派思想家看来，人人皆有的心力，是一种没有限度、止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潜能。人们成就、事功的大小、高下，完全取决于这种潜能的释放、运用的程度，世间一切伟业都是心力创造的，只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调动心力，便没有做不成的事业。对此，他们多有论述。梁启超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27]（P82）他说：“张子房以文弱书生而椎秦，申包胥以漂泊逋臣而存楚，心力之驱迫而成之也。越之沼吴，楚之亡秦，希腊破波斯王之大军，荷兰却西班牙之舰队，亦莫非心力之驱迫而成之也。”[28]（P115）这些中外古今的事例，都是心力伟大神奇的例证。谭嗣同则宣称：“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18]（P460）正因为心力如此伟大、神奇，当时中国欲救亡图存，实现民族振兴，当务之急乃是激发、调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力。康有为明确认为：“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厉其（www.61k.com）心力，增长其心力。”[29]（P241）这说明，在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所以推崇、提倡心学，强调心力的伟大，乃是出于为中国变革、救亡事业寻求动力的需要。
这种心力神奇说、心力救国论，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激发国人自身的能动性，激发国人投身于救亡、变革、振兴事业的热忱、激情，以至激发中华民族的活力、振奋民族精神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和陆王一样，近代诸多思想家论证心、心力的伟大也是只讲能动而不讲受动的。从他们的诸多表述可知，他们所讲的心力，既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也不受客观条件的制限，用梁启超的话说，它是“极自由”的。显然，指望靠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心力去创造奇迹，取得成功，必然会因其不尊重客观规律，不顾及客观条件而陷于挫败。这类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不少的。
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不羁的自主 精神，自尊自重的人格，以至推尊自我， 这是陆王学派的又一鲜明特色。这在中国近代也有很大影响。近代诸多思想家所以推崇陆王，心醉心学，原因之一是为陆王的这一精神所吸引。
陆九渊一再教人要“自立自重”[11]（P461）、“自得、自成、自道”[11]（P452），而断“不可自暴、自弃、自屈”[11]（P433）。每个人都应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懂得自尊、自重。他说：“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11]（P439）陆九渊正是这样的人。试看他写的诗：“俯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11]（P459）这是何等气概！正是基于此，他教人们“收拾精神，自作主宰”[11]（P455），断不可盲从、依附他人。王守仁这方面的文字表述、豪言壮语也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生中敢于向旧权威挑战，不向权贵低头（以至“抗旨”），不计利害得失，不为外物所累，不因环境恶劣而气馁，始终固守自己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品格。
中国近代是一个追求民族自强、民族振兴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时代。陆王的这种精神正好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也为中国近代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国民性改造，发扬自主理性，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思想资源。
梁启超之所以认为“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3]（P24），是因为他认为王学可以矫治当时中国的诸多病症。在那时，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思想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存在诸多的劣点，而集中表现为“奴隶性”。长期以来形成的奴隶性使人自甘卑屈，自觉渺小，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依附、依赖、盲从的习性，全无自主、自择能力。奴隶性造成的顺民性格使人苟活偷安，安于被统治的屈辱地位。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奴隶性，不仅是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民主革命的严重障碍，也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实现民族振兴的严重障碍。因此，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应首先清除奴隶性。在梁启超等人看来，陆王的“自立自重”、“自作主宰”精神正是医治奴隶性的对症之药。
针对当时知识分子要么盲目崇拜古人，要么盲目崇拜“外人”，要么二者皆盲从的“学界之奴性”，梁启超呼吁知识分子应“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对古今中外一切权威皆应“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一切“以公理为衡”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选择。[7]（P48）针对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依附性、依赖性、盲从性，以及安分、柔顺、怯懦、偷安、巧滑、无勇等顺民性格，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大力提倡自尊、自信、自立、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坚毅等精神品格。从他的这些论述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陆王人格论的影子。而在梁启超为提升国民道德而编写的《德育鉴》一书中，更是大量摘引了陆王的文字，作为国人修身的指南。
从20世纪初开始，改造国民性是中国思想领域的热门话题，受到几代人的关注。所谓改造国民性，旨在提升中国国民的基本素质，建立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理想人格。对于当时先进分子所向往的精神风貌、理想人格，除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集中论述外，他人也多有论述。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希望中国人“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这些文字虽是参照了梁启超的有关论述，但也间接受了当时盛行的陆王之学的影响。[30]（P38-39）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是拉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幕的开场锣鼓。在这篇名文中，陈独秀向中国青年“谨陈六义”，即提出六大希望，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写道：“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31]（P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陆王“自作主宰”的影子。在此之前，章太炎主张“自贵其心，不依他力”，“依自不依他”，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子。[5]（P369）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呼吁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要求清除奴隶性，树立自主理性，乃是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想潮流。这股潮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其思想、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过去，我们更多地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加以解释，更注重西方哲学尤其是尼采的唯意志论等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改造，间或论及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事实上，陆王心学大胆怀疑破除权威的求真意识、系统的心本论思想体系以及推尊自我人格的价值诉求，都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形塑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谭嗣同：《仁学界说》，载《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梁启超：《德育鉴?知本第三》，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宋恕年谱》，载《宋恕集》，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5] 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章太炎：《答梦庵》，载《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年谱》，载《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陆九渊：《取二三策而已矣》，载《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陆九渊：《语录》下，载《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王守仁：《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载《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1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存》四，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16] 陆九渊：《杂说》，载《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 康有为：《戊戌轮舟中绝笔书及戊午跋后》，载《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载《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 梁启超：《自由书?惟心》，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 唐才常：《公法学会叙》，载《唐才常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2] 王守仁：《答季明德》，载《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3] 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 孙中山：《孙文学说?自序》，载《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6]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四》，载《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7] 梁启超：《非“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28] 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29] 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载《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30] 邹容：《革命之教育》，载《革命军》，冯小琴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
[31] 陈独秀：《独秀文存》，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付洪泉]
A Brief Analysis of Influence of Study of Mind by LU and WANG in Modern China
ZHANG Xi-qin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Study of Mind by LU and WANG is praised highly and advertised by many thinkers in Modern China. This school influences modern China in three ways： first， critical spirit doubting and negating past authority， not following or worshiping blindly any of them， advocat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resulting in autonomy reason; secondly， subjective idealism regarding “mind” as the highest existence; thirdly， strong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autonomy spirit and self respecting personality.
Key words： Study of Mind by LU and WANG， mind， power of mind， critical spirit， autonomy spirit
三 : 哥老会对近代陕西革命的影响
【摘 要】哥老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其对近代中国的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近代陕西革命的成功和哥老会密切相关，文章将从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共在陕甘宁时期这两个方面探讨哥老会对近代陕西革命的影响，并对其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哥老会；陕西；革命
哥老会最早起源于四川，开始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后来其逐渐向北方及其他地区扩展，是一个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在《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这本书中秦宝琦老先生对近代的秘密社会作出了准确的定义“秘密社会是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1]而秘密社会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哥老会就是历史上三大秘密会党之一（还有天地会和青帮），本文试图从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共陕甘宁时期对于近代陕西革命所起的作用进行论述，以对哥老会在近代陕西革命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
会党作为近代一支社会力量，其在近代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陕西是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最早的北方省份，其影响波及了西北数省，因此，在全国占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而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会党有密切的联系。关于晚清时期陕西的会党的研究，马建堂认为陕西会党在同治光绪年间迅速发展遍布全省，而陕西会党中哥老会的来源主要来自南方，途径有三种：来自四川周边的其他省份；来自左宗棠的湘军；其它省被打击的会匪来陕。[2]陕西会党积极作用表现在辛亥革命前接受了革命党联合的主张，在革命中促进了革命走向高潮，但其消极的作用表现出其自身的破坏性也危害着社会。正如史学家指出，陕西的“光复”主要依靠哥老会的势力。[3]在梁严冰《论同盟会会党新军与陕西的辛亥革命》中指出，“陕西之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12天就宣布起义，成为北方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个省份，固然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陕西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同盟会以会党为纽带，掌握了新军，为陕西辛亥起义准备了两支基本武装力量。”[4]陕西新军中有大量的会党成员，如张云山王炳南刘世吉等都有自己的一帮哥弟，会党在新军在新军中有自己的严密组织，在各标营有自成系统的哥老会组织。《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也有指出在陕西光复的过程中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起义过于仓促，没完整的部署和起义计划，新军进城后各营单独行动，难以节制，于是指挥权就落到了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中。在起义中，军队有多少在哪个位置新建的革命总司令部都不清楚，但最后在哥老会力量的大力协助下，陕西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得以光复。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陕西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会党积极参加反清的斗争在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普遍为史学家们所肯定。甚至在新生的军政府成立后，社会及其混乱，会党也帮助军政府维持治安，稳定社会秩序，如张云山等哥老会首领亲自带队维护治安并处死了哥老会中为非作歹的几个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手下四个都督至少有三个是哥老会的人，大统领没实权，财权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陕西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忧是革命党与会党的冲突，外患是清军从两个方向向陕西进军。哥老会接受了革命党提出的“和衷维持大局”的建议，帮助巩固新生的政权，在清军从东西两线向陕西进军中，会党积极投入了反击清军的战斗，在西线的军队中主要是以会党为主，在东线也有不少会党成员，战斗中他们表现英勇，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之后又帮助军政府取消各地的会党码头，中华民国成立后会党又从大局出发配合政府对军队的改编，可以说会党对于陕西的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军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与会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因为陕西的光复主要依靠哥老会的力量，军政府成了初期，领导军政府的是革命党，哥老会就大为不满，尽管一些重要职位由哥老会把持着。万柄南，张云山等公开于革命党争权，西安及周边遍布哥老会码头，一些同盟会领导人出城时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印，而且还要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方才通行。有些地方的哥老会干涉地方行政事务，俨然把“码头”至于地方政权之上，陕西简直变成了会党的天下，这也使得新政权威信受到损害。在隐忍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作出反击，对会党采取了排斥分化瓦解镇压的政策，当时各地的革命政权也纷纷针对会党的破坏社会治安给予了坚决的镇压，陕西的会党不到1913年就被全部瓦解，这和革命党采取正确政策和会党自身的分化有很大关系。在雷东文的《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关于双方的冲突要有详细的论述，认为冲突的发生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团体结构方面的原因。[5]在文章中作者认为冲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不是核心价值的对抗，而是革命联盟内部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有正功能，促进了会党内部的分化，而增强了革命党的力量，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完善社会制度也有好处。总之，哥老会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要客观正确的看待，其在这一段时间活动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消极作用。
二
哥老会不仅对陕西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韩国朴尚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检讨以往的连续性论，亲和性论，非连续性论（不溶性论）竞争关系论等观点。他指出，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6]刘志丹谢子长等主动加入哥老会，动员其与哥老会的个人、社会关系便是这种灵活适应的一个完美的例子。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而中共利用毛泽东思想采取灵活的政策在当地构筑自己势力，会党却受到限制没有进一步发展。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何海涛栗月静姜建芳等都从不同的切入点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时候中共与哥老会的关系。 中共到达陕北后自身的实力在长征中受到了很大的消弱，红军不到3万人，为图生存和抗日救国，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加强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包括团结哥老会。[7]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刘志丹和谢子长等陕北的本土革命家就积极的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由于他们自身也是哥老会成员，利用自身的优势动用哥老会关系网，对于陕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这之（www.61k.com）前只是分散的利用哥老会势力的话，中共到达陕北之后，对于哥老会采取了全面的政治化方针，广泛团结和利用，其的具体措施有：一政治上，1936年7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和《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在政治上实际上承认了其组织的合法地位，明确表达了对哥老会的联合及友善态度。并且让党员参与会党活动帮助其发展，在各地开设哥老会招待所开哥老会大会，代表性事件是1936年哥老会在志丹县马山头开山堂成立“江湖抗日救国会”。二在生活和思想上积极帮助哥老会广大群众；三对哥老会中守旧分子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但在1937年的时候中共对哥老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姜建芳在《1937年前后中共对哥老会政策的演变》认为其原因有：在1936年出台有关哥老会政策时就有解散其的计划，而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及周恩来的“崂山遇险”事件促使中共对其政策的转变。[8]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哥老会工作的指示》标志着中共对其政策的转变，指示中的内容和1936年的相比有很多地方进行了修改，如对“特区”和“友区”哥老会区别对待，禁止哥老会开山堂立码头等取消哥老会招待所。但即使政策转变，中共对于哥老会仍然采取了宽容和联合的政策，并积极对其改造，并于敌对势力争夺哥老会。在边区政治建设中，哥老会还参与了“三三制”，并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这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秘密结社组织。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利用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其共同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长时间里，帮会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哥老会也逐渐的在各方面原因下发生蜕变和瓦解。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到新中国成立，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先后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帮会的政策和策略，但基本上以限制和改造为主。而帮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也产生过破坏。[9]因此，哥老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这一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共在处理会党问题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也以为中国革命中碰到的相关问题提供参照和良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秦宝琦.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建堂.论晚清时期的陕西会党[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8）.
[3]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A].陈旭麓文集，第二卷（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梁严冰.论同盟会_会党_新军与陕西辛亥革命[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5]雷东文.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J].史学月刊，2002（8）.
[6]朴尚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J].近代史研究，2005（06）.
[7]何海涛.陕甘边苏区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浅议[J].魅力中国，2009（28）.
[8]姜建芳.1937年前后中共对哥老会政策的演变[J].成都大学学报，2011（02）.
[9]栗月静.延安道路上的哥老会[J].文史博览，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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