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陈延年简介
陈延年，1898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是五四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长子。他幼年在家读书，1915年前后离家来到上海，初学法语，后就读于震旦大学。这时，各种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广为传播。年青的陈延年刚涉足社会，缺乏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认为无政府主义关于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的主张最激进、最彻底，因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1919年12月，陈延年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介绍，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并主编《工余》杂志。
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中，不乏意气风发，努力研究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者，他们按各自不同的信仰组成不同社团，常常为一些社会问题引起争论。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是勤工俭学学生当中的活跃分子，他们推崇马克思主义。在一次讨论会上，蔡和森提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惟一出路，陈延年听后大受启发，从此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动过3次重大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吴稚晖竟然与北洋系公使陈录合作，勾结法国政府指派军警迫害勤工俭学学生。这些丑恶表演，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虚弱本质。陈延年由此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并看透了吴稚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正在留法学生中忙于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赵世炎等看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决定积极争取和团结他。在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委，并与赵世炎一起编印《少年》杂志。同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28日，陈延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学习期间，陈延年一边钻研革命理论，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参加党团活动。
1924年9月，陈延年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回到上海。10月初，他任团中央特派员，到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委的改组工作。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这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全国大局。因此，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并要求区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的会议，还派人到外县的党组织巡视，具体指导当地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时，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础知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对马克思主义笃信不疑，坚定地依靠工农。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陈”。
在中国共产党内，陈延年是较早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和周恩来决定选派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培养党的军事干部。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共产党员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广东区委还抽调有军事知识的干部到农会，扩大和健全农民自卫军；把广州工团军改编为工人自卫队；建立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这些由党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对支援工农革命运动，保护工农利益起了重要作用。
在广东政治环境特别复杂的情况下，陈延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党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既注意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又与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阴谋作坚决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以前，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周恩来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制裁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3月20日，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突然袭击共产党人，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张反击，但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止。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旨在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张国焘等又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迫使共产党人接受。
陈独秀等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错误主张，遭到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区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又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当黄埔军校的中共组织请示广东区委要不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校内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名单交出时，陈延年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向国民党表态，尤其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不要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他又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他说：“要发动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要加强工农武装，如果国民党右派损害工农利益，就同他们斗争。”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进行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号召全党要从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推动广州国民革命势力向北发展，同时在北伐必经之地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发动农民，配合北伐进军。陈延年出席会议后回到广州，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精神，加快北伐准备工作的步伐。他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大力动员和组织了3000多名罢工工人，为北伐军担任运输、宣传、卫生等工作，同时发动西江各地数万农民协助北伐军运送各种物资，组织铁路交通队帮助运送军队，发动粤北各地群众为北伐军送茶送饭、组织担架队、担任向导。他高度赞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说：“我们有这么多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只要领导得好，军民联合起来就行了，何况现在是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高潮时候嘛！”北伐军出师后，陈延年留在广东，积极领导两广地区的革命工作，大力支援北伐战争。
1927年3月，陈延年率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准备反对蒋介石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16日，他与李立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成中共中央上海特别委员会，讨论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迅速讨伐蒋介石》电文，并联名向中共中央建议，但未被接受。不久，罗亦农调往武汉，陈延年留在上海，接任浙江区委书记。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接任浙江区委书记时，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党和工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严峻局势，他毫不畏缩，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和工会等工作，团结和巩固革命力量，领导上海及江浙地区的民众进行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斗争。
6月16日，浙江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浙江区委，分别成立江苏和浙江省委的决定，在上海区委所在地举行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期间，由于一名交通员叛变，会场遭敌人包围。当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冲进屋子时，陈延年见已躲避不及，即拿起桌椅板凳，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并示意一起开会的其他同志火速撤离。组织部长郭伯和见状也不顾危险，协助陈延年抗击敌人；其他同志迅速从屋顶撤离。陈延年、郭伯和等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自知危在旦夕，但仍沉着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他素来衣着俭朴，且重视体力劳动锻炼，故体格健壮，皮肤粗黑。被捕当天，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在初审时，他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某家雇佣的伙夫。审问官目睹他的形象装束，再据他与军警搏击的情况，以为颇合其交待的身份，想草草发落早日结案。审问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身伙夫打扮的人，竟然是中共的省委书记。
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等被捕，立即组织营救。经多方打听，知道陈延年等在敌人面前并没有暴露身份，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将陈延年赎出。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整个营救计划落空。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得悉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找胡适帮忙。胡适又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想利用吴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可是，此时的吴稚晖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早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他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他接到胡适的信后又惊又喜，连忙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诬蔑攻击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一直跟踪搜捕陈延年的杨虎接到吴稚晖的信后，欢喜若狂，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
陈延年在狱中不知道囚牢以外的情况，更不知道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已叛变投敌，所以审问时仍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几近黔驴技穷的杨虎使出了最后一招，他指令韩步先出来作证。这个可耻的叛徒当场指证了陈延年。
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深夜，反动派借着夜幕，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陈延年仍岿然不动。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陈延年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陈延年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陈延年砍死。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陈延年被杀害了，国民党反动派弹冠相庆，上海各大报刊大肆渲染：“铲除了共党巨憨”，“清党”获得“巨大成绩”。然而，反动派永远不会懂得：他们虽然砍掉了烈士的头颅，却扑不灭烈士的革命精神，更扑不灭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种！
陈延年壮烈牺牲不久，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遭捕杀。中共中央为了纪念陈延年、赵世炎等烈士，于1927年10月24日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期，发表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号召全党同志继承烈士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血战到底！
陈延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二 : 陈延年：陈延年-简介，陈延年-勤工
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生于1898年。1915年，陈延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下旬，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陈延年屏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延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4年他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简单介绍
陈延年陈延年，又名遐延，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生于1898年。1915年，陈延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7 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下旬，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陈延年屏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延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4年他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28岁。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勤工
陈延年1915年，和二弟乔年离家到了上海，初学法语，后进震旦大学。各种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广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传播比较早，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对一些不满和反抗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当时胸怀巨大抱负、热诚探求救国真理而又年青的陈延年，还缺乏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认为无政府主义激进最彻底因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后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介绍，陈延年兄弟于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翌年2月3日抵巴黎，进巴黎大学尉设学校学习。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成了各种社团，他们积极学习理论，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常常引起争论。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活跃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蔡和森在蒙丹尼开过一次怎样救中国的讨论会，会上各种主张展开了争论，蔡和森提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陈延年在参加讨论中受到影响，促进他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重新认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逐步有所了解。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发动三次重大的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打着无政府旗号的吴稚辉，竟然与北洋系公使陈录合作，勾结法国政府指派军瞥迫害勤工俭学学生。这些丑恶的表演，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虚伪本质。积极投身这几次斗争的陈延年，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认识起了重大变化。当他看透吴稚辉欺世盗名的面目时，思想剧变，奋然而起，毅然与无政府主l义者决裂。
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忙于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赵世炎，观察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赵在1922年4月26日“致陈公培信)中说： “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一趋向极为可爱。”30日的信中又说：“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并要求陈公培“即以青年团为题”速即写信与陈延年接洽。在赵世炎等争取团结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根本变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青年团，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和赵世炎编印《少年》杂志。在10月前后，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由法共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3月，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十二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办班
1924年9月，陈延年回到上海，l0月，他任团中央特派员来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执委改组工作。ll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秘书。l925年1月中共“4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有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任书记。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全国大局。陈延年和区委特别重视党的建设。首先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区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会议，派人到外县党委巡视，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同时陈延年着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团结。他在《告同志》《我们的生活》发刊词中，强调要“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要在党的正确的政策下面，很坚固的团结起来。”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础知识。随着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广东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到1927年3月，成为有9000多名党员，有凝聚力、有战斗力，团结坚强的组织。陈延年依靠工农群众的观点明确坚定。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到农村、到基层，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陈延年到工人中去，和人力车夫、搬运工人一起拉车干活，和工人们交谈，参加工会活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区委的领导组织下，广东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在1925年和1926年，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召开了两次工人代表会议，并召开了广东省第一、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加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军事
陈延年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前，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周恿来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铷截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到3月，新右派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突然袭击，陈延年和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反击蒋介石的正确主张，但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对和阻止。时隔两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抛出了旨在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墼理党务案”。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以及陈延年和广东区委都极力反对，但张国焘迫使共产党人接受。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右派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逸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 “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被捕
1927年6月26日，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建造于1926年。房子竣工后，上海区委在这里开办党校，这里也是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陈延年心头一紧：不好，这位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三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但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1927年3月，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到上海贯彻执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即4月14日，陈延年到达上海。16日由李立三、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和赵世炎等组成中共中央上海特别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联名发出向中央建议，但不被接受。不久罗亦农调往武汉，陈延年代理江浙区委书记。4月27日，中共“5大”在武汉召开，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江浙区委撤销，26日江苏省委成立，陈延年任书记。当天下午，他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省委机关研究工作时，由于叛徒供出省委地址，陈延年等四人被捕。吴稚辉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大喜若狂。吴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1927年7月4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1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敌人强把他按下去。但敌人刚一松手，陈延年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砍死。这位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就是陈延年。
陈延年简介_陈延年 -荣誉
1922年6月，他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组织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少共机关报《少年》月刊。经过当时为法国共产党党员的胡志明的介绍，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被承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
1924年10月，陈延年赴广州工作，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1925年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表示虽然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4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同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江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调陈延年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根据党的5大党章的规定，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浙区委，分别组建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并决定由陈延年主持江苏省委的筹建工作。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成立，中央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苏省委的首任书记。
三 : 左延年简介
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
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
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据《晋书·音乐志》载，左延年在黄初（220—226）年间，“以新声被宠”，其地位大致相当于汉武帝时代的李延年。因他是宫庭乐官，比较讲究歌辞中的韵律和感情色彩。因此，分析这首诗的思想艺术价值时，也必须从文学和音乐两个角度来欣赏。从文学的角度看，这首诗有类于王粲《七哀诗》中的“边地使心悲”篇。因为两者都是描写西北边民的战争负担和所受的灾难。但王诗写得比较细致平直，而左诗则注重了音乐的跳跃性和简括性。从音乐的角度论，它吸收了民间乐府的特点，但又不象乐府民歌那样注重排比铺陈，而是以简括语言出之，给读者留下较多的想象余地，是比较典型的文人乐府诗。
起首二句：“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苦哉”虽是乐府诗中写怜悯内容常用的发端语，但由于它是一种悲怆的调子，悽苦感叹的词语，读后仍给人以心灵的撞击和颤动。而“边地人，一岁三从军”，则表明边地的战争频仍，人民的深重灾难。这里的“三”字，不是实指次数，而应当作多次、频繁解。意思是没完没了的从军，打仗，不可止息。读来倍感痛戚、沉重，颇有呻吟、幽叹的情味。
接下来，诗人要具体叙述边人的凄苦不幸遭遇，但诗人不是将五个儿子的情况一一叙述，全盘托出，而是只列举了其中两个儿子的情况：“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敦煌”，即今之甘肃省敦煌县；陇西，秦置郡名，在今临洮县之东北。两地均为荒远之处。在这里，诗人只列举了“三子”、“二子”，而将其余“一子”、“四子”、“五子”略去，这样非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忽略，而是为了收到用字少而韵味长的艺术效果。写诗如同作画，善画龙者，总是云龙藏身，只写首尾，通过一鳞半爪，而想见全躯。如全画出，不给读者留有想象余地，便会兴味索然。从用韵讲，“煌”字用开口呼，是响韵，读来响亮，唱来有高远的间响效果，“西”字是唱腔“尖团”音中有尖音，读来悠长，唱起来给人以极其遥远的艺术想象。
五六句是总括边人全家的现实处境：“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斗”即格斗，指对面厮杀，打交手仗；“五妇”，指五个儿媳；“皆怀身”，都怀孕在身。可以想象，五个儿子都到边远的地方打仗去了，都在异厮杀，白刃相见，他们怎么能保得住不阵亡呢？如果阵亡，那全家将是什么样子呢？除了白发翁媪，便是身怀六甲的少妇忽然刚刚落地的遗腹子，即使将来能全躯还家，但就目前他们又怎么过得下去呢？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虽然只写了“一岁三从军”，但在汉末混乱之也，“一岁三从军”的情况，又哪会只此一年呢？战乱不息，格斗不止，这样长时期地战斗下去，上有高堂父母，下有黄口小儿，举家全是老弱妇孺，战士们的心中怎能不悽苦不堪呢？这些，好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全未明讲，而是读者从“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的事实中去理解、去想象。这正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高明之处。
本诗第二句的“一岁三从军”与第三句的“三子到敦煌”；第五句的“五子远斗去”与第六句的“五妇皆怀身”。这些，都既非修辞学中的“顶真”和“续麻”，也不属于词章学中的“重现”和“复沓”，但在意念和音响上，却引起到了灾难并至、纷至沓来的直觉感，从而更增加了对边民灾难生活的同情。这种感情，实际上不是文学意义的效果，而是音乐中特有的音响感应。前人评论此诗，曾有“以为不全者”，认为这不是一首完整的诗章。其实，他们只注意子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而忽视了这是乐师之诗，没注意从“音乐”的角度去开掘它的艺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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