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张瑞芳简历
张瑞芳，电影表演艺术家。女，汉族，1918年6月生，河北保定人。193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习。1935年考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1937年参加抗日宣传演出。同年随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南下，1938年到重庆，参加怒吼剧社的话剧演出。1940年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万岁剧团”，以及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话剧。1946年赴长春拍摄电影。1947年至1948年到上海治病。1949年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1951年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参加拍摄的电影有：《火的洗礼》、《哈尔滨之夜》、《南征北战》、《三年〉《母亲》、《家》、《凤凰之歌》、《李双双》、《大河奔流》等。1961年拍摄电影《李双双》，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历任第四届全国妇联执委、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第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三届中国影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副主席。是第二、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6月28日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二 : 张桃芳：张桃芳-简历，张桃芳-相关评价
张桃芳（1931年－2007年10月29日），江苏省兴化市人，于1951年3月从军加入志愿军。1953年1月张桃芳随同214团抵达上甘岭。上甘岭战役于1952年11月25日结束，原先驻守的第15军由第24军在年底接替防守上甘岭一线；对面的联军驻守部队为美军第3步兵师。双方都是使用原先既有构筑的防御阵地，包括所有交通壕、掩体、碉堡等工事皆然。最初第15军于驻守时由该军的军长发起“冷枪冷炮运动”，亦即以透过观测与瞄准对特定目标借由己方的火炮或步枪与以准确性狙击。于是在1952年间，上甘岭地区的537.7高地也就被联军称作“狙击兵岭”（sniper ridge）。
张桃芳_张桃芳 -简历
姓名张桃芳籍贯江苏兴化市出生年月1931年享年2007年
张桃芳张桃芳，江苏兴化人，1931年出生，郑板桥的同乡。1946年担任儿童团团长。1951年3月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阻击战中，张桃芳担任狙击手，毙敌214人，被志愿军总部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特等功、二级英雄和朝鲜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调入空军，进入徐州第5航空预备学校和济南空军第5航校1团学习。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空军高密第1训练基地担任歼击机飞行员，飞行退役后进入潍坊空军某师担任政治教导员。1980年退休。2007年10月29日2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狙击手----张桃芳因病医治无效在潍坊逝世.享年77岁。
张桃芳_张桃芳 -相关评价
张桃芳1个奇迹。1个不曾接受过任何正规战术训练的新兵蛋子，成长为志愿军中冷枪射杀最高纪录的狙击英雄，成为名副其实的狙击之王。
1个更大的奇迹。凭借一枝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老式苏制步骑枪，单兵作战32天，击发442次，毙敌214名，而自己却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以自己的优异出色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新式战斗机飞行员，并有着上千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这，就是奇迹般的狙击英雄——张桃芳。
张桃芳_张桃芳 -战果剖析
1951年10月后朝鲜战争进入对峙时期，战线在38度以北不远稳定下来，双方各自沿有利地形构筑防线工事，等待政治解决。在这种静态作战的时期，狙击手自然有许多发挥的空间。
联军方面基于传统上对狙击的偏见，对于当时狙击手的角色并不宣传。而中国志愿军方面却是广为宣传所谓的「冷枪冷炮运动」，单单第24军从1953年的五个月期间就消灭1万多人（见双石《百战青锋劈泾渭》第38章），还出了1个创下狙杀214人记录的中国朝鲜战争第一狙击手张桃芳。在此暂且不论第1个数字，单单就张桃芳的战绩进行剖析，在过程中自会了解第1个数字的问题。
张桃芳的战绩根据最新公开的正式官方资料为： 解放军画报2002年第八期：
「张桃芳从1953年1月29日开始当狙击手到5月25日止，持续时间为三个月零26天。除去集训、开会等活动外，实际射击时间32天，耗弹442发，毙敌214名。同年，志愿军总部为其荣记特等功并授予他「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
根据官方记录，张桃芳属志愿军第24军72师214团。从上面的数字来计算，他在32天内射击442发毙敌214名，亦即一天平均射击13.8发毙敌6.68名，命中率48.4%。
200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1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狙击英雄」，其中第2、3集里有对他的亲身访谈，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数据。在这个访谈中，他回忆了几次狙击经验。从他的回忆里可以得知： 他的射击距离多在400米以下，100、200米的不少。较远距离如800米的仅有寥寥数次，且成功次数不多。他所在的位置是上甘岭597.9高地（即美军的三角高地）上宽度约30多米的班阵地，共有五处射击位置。他回忆的四次狙击经验，四天各打死（中）一名、三名、两名、一名。每次目标的警觉性都不低，或不定向不定时地观测，或有惑敌闪躲的动作，更布置有假人。他都需耐心等待。 他遇见至少一名狙击手（虽不清楚有无使用瞄准镜）尝试反制他。
张桃芳不排除他在其他时间收获了较好的运气,但32天毙敌214名对大部分狙击手来说是很难的.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狙神吧.因为庸人太多,所以我们真的太难相信强者了.
张桃芳_张桃芳 -传奇录
战友回忆
张桃芳?这是一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步马枪。
它在世界上的通用名叫M1944式莫辛-纳甘，而在中国，解放军战士喜欢叫它“水连珠”。
枪非名器，眼前这支却不一般，它骄傲地躺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内，一排注释说明了它曾经的辉煌：
“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这一战绩，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内，都是1个奇迹。枪的主人张桃芳，因此被称为“狙神”。
如今，枪不能言，“狙神”已逝。幸而，与张桃芳同1个战壕的老战士吕长青，帮助记者重温了上甘岭上的那段传奇。
一杆老枪
“军博里摆的那杆枪我也用过。”吕长青语出惊人。这位曾与张桃芳同1个战壕的老战士，总是眯缝着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却瞪得炯炯有神，仿佛正端着枪瞄准。这个表情，自他从朝鲜战场上归来后，就没有变过。57年了，战争“后遗症”甚至改变了他的样貌。
当年，吕长青不但是和张桃芳同1个班的战士，而且还是一名出色的狙击手。如今，他已经从地质队退休，在河北唐山的乡下养老。
档案上记载，吕长青在抗美援朝期间“杀死杀伤敌人178名”，这一纪录虽然比不上张桃芳，但依据现有的全世界狙击手大排名，吕长青也能排在前100名之内。
对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吕长青只在酒酣耳热之际跟儿子讲起，至今连单位同事都不甚了解。同村的人只知道，吕大爷赶集的时候喜欢打气球，而且百发百中，每次都能拿到头奖。
几年前，电视上播放了关于抗美援朝狙击手的纪录片，当张桃芳出现在画面里的时候，吕长青激动得跳了起来，他多想上前拥抱自己的老战友啊!然而，几经找寻，得到的消息却是老张已在潍坊一军队干休所病逝了。
“我们4个，难道只剩下我了?”上甘岭前沿阵地班的其他三位狙击手仿佛就在老人眼前，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和他们重聚，一起去中国军事博物馆摸一摸那支枪，那支属于他们4个人的枪。
在军事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杆老旧不堪的马步枪，它在世界上的通用名叫做M1944式莫辛-纳甘骑步枪，口径7.62毫米，枪管长520毫米，瞄准工具为弧形标尺，弹头初速每秒820米，有效射程1000米。
这支步枪连狙击手必备的瞄准镜都没有，但玻璃后面的一排注释却让人肃然起敬：
“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的主人使用它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在人们的印象中，狙击手都是一人一枪。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顺溜与他那把1942式狙击步枪更是形影不离，哪怕睡觉时也紧紧地抱着。但吕长青告诉记者，由于朝鲜战场的特殊形势，军博里那支枪不仅是属于张桃芳1个人的，而是属于阵前班的4个狙击手的。
“我们班镇守在上甘岭597.9号高地最前沿的7号阵地，其实就是一条30多米长的交通壕。”别看过了这么多年，吕长青仍然清楚地记得上甘岭上的每一寸土地。
“最近的射击台距敌人也就50多米，对面阵地上的美国佬是黄眼珠还是绿眼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能反光的东西全部要摆在地下，不然就会引来一通狂轰滥炸。”吕长青回忆说，两军就像牙齿一样互相咬在一起，对面的美军第3师装备精良，使用的是高射机关枪等重火力，还有侦察机配合。白天时，我方一不小心，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显然，顺着交通壕爬向射击位时，如果背着枪，目标很容易暴露。吕长青说，他们四个狙击手包括张桃芳在内，分成两班，轮流杀敌，都用过那支枪，死在这枪底下的敌人难以计数。
“严格地说，张桃芳只是神枪手，不是狙击手，因为这杆枪根本就不是狙击步枪。”军事博物馆兵器馆主任李延林介绍说，莫辛-纳甘是1种非自动骑步枪，每扣一次扳机，都要再拉一次枪栓，然后才能再打。如果第一次射击失手，基本上没有补中的机会。在自动步枪诞生前，这种枪虽然小有名气，但它在射速和精度上都算不上狙击步枪。
二战末期，前苏联定制了这种骑步枪，到二战结束，产量超过1700万支。由于当时战事已近尾声，所以装备本国部队的并不多，反而大量投放到了朝鲜战场。
相对于远距离狙击，莫辛-纳甘这种枪更擅长打巷战。1943年一些苏联红军战士反映M1891/三十步枪在巷战时显得太长，有时还要装上刺刀，于是苏联设计师把折叠刺刀安装在M1891/三十步枪侧面，并剪短了枪管，就完成了这种枪的设计。
设计师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种枪会用于狙击战，但它恰恰是志愿军狙击手的标准配置。
1952年1月29日，我军专门发出了1个指示，“要对敌人阵地上的单个目标和小群目标组织轻重机枪和步枪予以歼灭，并组织特等射手展开狙击作战”。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步枪已经是落伍武器的说法。”这里的“步枪”指的就是莫辛-纳甘骑步枪。相对于军中其他武器装备而言，它射击准确性较好，而且特别耐寒，被志愿军战士亲切地叫做“水连珠”。
遗憾的是，这次改款给“水连珠”留下了个致命的弱点--枪管比较短，子弹的散布面比较大，如果不经过刻苦训练，根本打不好。就连带有传奇色彩的张桃芳，也曾经栽在这枪上面，连着“吃了3个大烧饼”。
不过，正是这件糗事，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3个烧饼
32天杀敌214人，创造如此战绩的狙击手，即便不是天造奇才，也该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吧。谁能想到，就在创造这一战绩的三个月前，张桃芳竟然打枪脱靶了，而且是连续3次。
这件事给张桃芳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生前数次回忆自己的狙击生涯，他都要先讲起这一段：
1952年9月2日，张桃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4军奉命入朝。
起初，连吕长青这样的老战士都不知道具体目的地。军令一下，全军即刻开拔。出发之前，战士们先要把身上带有中国军队标志的东西全部去掉，比如搪瓷脸盆上“某某部队”番号，衣服上“某某被服厂”标记，就连配发的白毛巾，都要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剪掉。
从嘉兴一路往北，闷罐子车里越来越冷，战士们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鸭绿江上，连接中朝两国的大桥已经炸断，工兵用木板临时搭起两座浮桥，大队人马一摇一晃地过了江。吕长青那年不到19岁，入伍已3年;张桃芳二十岁，入伍才一年，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们很多人都流泪了。”那哭声吕长青至今还记得，他说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在跟自己的祖国诀别。
过了鸭绿江，又是一路急行军，24军终于在9月中旬赶到朝鲜的战略要地元山驻防。在此地的1个小村庄里，张桃芳所在的72师214团3营8连，进行了入朝以后的第一次练兵，内容是打靶。
张桃芳本不该对打枪发怵，他在入伍后接受过近2个月的专门狙击训练，技术应在众人之上。但入朝以后，天天赶路，加上他又当上了连部的通讯员，哪有时间去琢磨身后背着的那支新枪?
“张桃芳。”连长叫到了他的名字。三发子弹，三次机会。
打靶的结果出来了，光秃秃的3个零环，用连长的话来说，吃了3个大烧饼。作为惩罚，张桃芳不得不下厨帮炊。是不是枪出了问题?军械员明确答复说：“苏联支援的新枪，我们测试过，没问题。”
打那以后，张桃芳常对着这杆枪生闷气：以前用“三8大盖”，三枪最起码打20多环，怎么换了枪，就成了零环?用他自己的话说，“对这枪还没悟透”。射手视枪如朋友，摸透脾气才能随心所欲，可眼前这枪却像个陌生人。
张桃芳心乱如麻，终于总结出一条原因，要是继续当这个通讯员，天天围着首长转，哪有机会练枪?他拿定主意，又回到了3营8连9班。
同班战士发现，归队后的张桃芳像中了邪一样，老是端着枪“发呆”，一端就是1个小时。其实，这是在“临阵磨枪”。连日来，张桃芳把远近不同的各种物体都当成目标，枪膛里却不装子弹，只是不停地击发。“水连珠”的枪膛短，后坐力大，子弹出膛时即使有头发丝般的偏差，到200米以外的目标处，就得差出一米开外。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臂、身体纹丝不动，是张桃芳苦练的第一要务。
如何做到纹丝不动?张桃芳要求自己在击发后一直想着目标，并且要看清楚准星是如何跳离目标稳定下来的。在那一刻，他甚至不会松手放回扳机，就像被冰冻住一般。
为了增强臂力，他还自制了2个沙袋，说是沙袋，实际上是用破床单撕成两片，里面装上沙土。练到最后，他在两臂带着十几公斤沙袋时，仍能不差分毫地扣动扳机。
到了夜晚，坑道中微弱的油灯光，又成了他练习瞄准的好帮手。这个目标比起白天的树木山石更不容易把握，灯头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张桃芳就定定地瞄着那灯光，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练兵
1953年1月11日深夜，24军顶着摄氏零下37度的低温，匆匆开赴上甘岭。张桃芳跟随部队，第一次到了阵地最前沿--597.9高地。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焦烟、尸体混合到一起的呛人气息，让人心惊。张桃芳站了一夜岗，天明时突然发现，自己倚靠的掩体竟然是用美国兵的尸体垒起来的!此时，朝鲜的严寒已经把这些尸体冻得像砖头一样坚硬。
此时的上甘岭，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1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已经因为一场血战而化为焦土。那场著名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打到11月25日，历时43天。双方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2个高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双方伤亡约3万人，上演了现代战争史上空前惨烈的一幕，597.9高地也由此被称为“伤心岭”。
大战过后，双方换防。24军军长皮定钧一到前线，就在观察所里瞅着敌人的动静。那边刚换上来的新兵好像还不知道这“伤心岭”的来由，干什么事儿都大大咧咧的：大摇大摆地修筑工事，按部就班地往阵地上送饭，甚至还三五成群地躺在地上晒太阳。
皮定钧人称“皮辣子”、“皮老虎”，有点火爆脾气。他一看“联合国军”不把咱们放在眼里，望远镜啪地一关，甩出一句话来：“老子要关他禁闭!”怎么关法?皮定钧要求各阵地选出4名狙击手，给敌人1个教训。
张桃芳所在的9班是个加强班，有十七个人，任务是坚守7号阵地。当时的9班射击组有谢维君、李家全、顾世令三人，刚好还差一位。班长早就看上了日夜苦练的张桃芳，但汇报上去，连长一想起那“3个烧饼”，哪能放得下心，他亲自到阵地上，给张桃芳指了三个目标，结果这小子竟然都打中了。
刚进射击组的新兵，大多只打过死靶，有的连“狙击”、“冷枪”这些词都没听说过。吕长青回忆，那时候没有专业的狙击训练，班长直接把新兵带到前沿阵地，现场指点着怎么测距，怎么定标尺，怎么算提前量……然后就指着1个目标说“你练练”。
新兵们这才知道，测距根本不能用望远镜，否则很容易被敌人看到。班长把大拇指一伸，将右眼视线、拇指和目标连成一线，然后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从左眼和右眼不同的角度观测，拇指和目标之间便会产生横向的误差，根据这个误差的大小，即可估计出目标的距离远近，以确定射击标尺。这本是炮兵在缺少必要器材时的目测距离法，却在狙击中派上了用场。
狙击手的每一枪都可能暴露目标，招致敌人的火力反攻，要想在狙击中保存自己，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战术。狙击行动，绝不是单个士兵的鲁莽行为。一般来讲，狙击战以小组为单位，互相配合。小组在黎明前秘密进入阵地，白天寻找机会作战，天黑之后撤回。发现目标后，由观察员发信号，射手按方位开火，打完后，不管目标死活，立即转移，战果由观察员最后审定。
为了提高射击精度和反应速度，狙击小组还对敌军阵地进行了分块编号，并一一测距。一旦目标出现，观察员只需通过电话报出目标所在的区域号码，射手就可以迅速行动。
当然，这套狙击秘籍不是班长独创的。在北纬38度线绵延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活跃着成千上万个志愿军射手，看似平静的山野，随时可能爆发杀机。军事史上，还给他们的行动起了个极富中国特色的名字：“冷枪冷炮杀敌运动。”
冷枪发言
狙击手在世界战史上早已有之，但在朝鲜战争之前，各国军队都将少数狙击兵作为1种战术补充，但像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这样，将其作为1种群众性的、带某种战略色彩的大规模狙杀运动，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开展冷枪冷炮运动，有'2个不得已'和'1个前提条件'。”中国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史专家齐德学为记者分析了当时的战局。
第1个“不得已”是敌强我弱。
“联合国军”拥有绝对的装备优势，进入相持阶段，这一优势更为明显。游击战是我方强项，阵地战基本占不到什么便宜。毛主席据此提出，要用“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消灭敌人，灵活出击，有利就打。
第二个“不得已”是和谈需要。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较量重心转入板门店的帐篷中。此时，谁也不想先挑起战役，破坏停战谈判的气氛。但是，又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战场上的主动权，为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提供筹码。
就在打与不打的两难之际，我军的坑道工事构筑成形，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狙击手就不再害怕敌人的炮火反击了。而阵地对面的“联合国军”呢，他们骄傲得连工事都懒得挖，把坦克推到阵前一挡就了事了。
即便如此，“不得随便开枪”的军令并没有变。毕竟，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兵器专家韩奎元发现，抗美援朝期间，我军的火炮和枪械，竟然产自世界上二十四个国家的98家兵工厂，品种和型号达1十种。
“解放初，国内还没有兵工厂，也就谈不上制式武器。为了和实力强大的美国较量，一是从全国范围内调拨了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装备，一是前苏联支援了大量武器，战士们手里的枪自然五花八门。”战士们手上如果能有一杆“水连珠”，就已经很神气了。
“联合国军”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飞机，炮火也有限，坦克明目张胆地开到最前沿的阵地上，你敢打他一枪，他就还你一炮，反应极快，准确凶猛。
为避免招致无谓损失，部队一度给前沿部队规定了不主动惹事的戒律，把“不随意开枪”作为了一条纪律。
到底是哪位英雄破例先打了第一枪?1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驻守黄鸡山前沿的第40军355团第9连副连长徐世祯，一天打死7名敌人，首开狙击纪录。
1952年初，徐世祯眼看阵地前的英国兵肆无忌惮地招摇，实在忍无可忍。他脱光膀子把满身涂上黄泥，提杆“水连珠”就出去了。谁想到，英军毫无防备，一天下来，就将7名大兵送回了老家。徐世祯出了口恶气，本以为会被通报批评，没想到却等来了团里的通令嘉奖。“打活靶”一时成了群众运动，连炊事员都手里痒痒地拿起了枪。
战线上枪声四起，没几天“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就给打傻了。他们在阵地上只要一露头，就得吃上一颗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甚至是一颗怪叫着落下的炮弹。
美国兵、英国兵、南朝鲜兵咒骂着挖开了工事。挖了工事也不管用，总得离开工事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吧?只要一出工事就性命难保!个把月后，“联合国军”前线士兵的昼夜活动全线受制，连吃饭喝水都发生困难，屎尿都只敢拉在空罐头盒里往工事外扔。这成了朝鲜战场上的1大奇观。
从美军方面传来的消息也可以验证狙击战术的成果。1951年2月，美国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团E连攻占180高地时，第三排副排长带了四个士兵从侧面攻顶。到了山顶时只剩下他1个人，其他4人都被不明子弹打死，个个都是后脑中弹。
1951年10月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季刊上有一篇文章，呼吁加强狙击训练。根据该文作者对朝鲜战场前线士官的访谈，有95%的人遇到过志愿军狙击火力，74%的人认为志愿军的狙击十分有效，88%的人认为如果美军也能使用狙击手的话将会非常有帮助，但只有35%的人说他们的单位中有狙击手。在这35%的人中，大部分都说他们单位中每个连只有一支狙击步枪，而所谓的狙击手也没经过正式训练。
谈判越接近尾声，狙击的枪声越密集。随着美国大兵的士气跌入冰点，许多新兵不知不觉地打成了英雄。谁也不曾想到，就是那个在打靶中险些被淘汰的新兵张桃芳，竟然在几个月之内一跃成为志愿军中的狙击之王。
狙击奇才
7号阵地孤悬于主阵地东侧。1号、2号、3号、4号射击台为明点，位于地表阵地。5号为暗点，位于坑道内。观察哨设在7号阵地上方的1个坑道内，连通着外面的战壕，再在战壕上架上木头，盖上土，然后向敌方开设1个观察孔。
进入上甘岭阵地的第18天，张桃芳第一次趴到了射击台上。
“砰--砰--”天色大亮的时候，正南无名高地的1个地堡里，钻出两名敌人，张桃芳不等观察员发令，便立即开火。越是着急，越打不到，头一次打活靶，他竟然连提前量都忘了。“轰--”敌人回击的炮火，已经在身边炸开，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射击。一通乱枪，浪费了22颗子弹，这跟“吃3个烧饼”一样，让他难受。
第二天，张桃芳终于“开张”了，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3个敌人落单，他瞄准第1个敌人，啪地就是一枪，奇怪的是，倒下去的却是第二个敌人。别看打着了，但他总琢磨着：“我明明瞄的是第1个，怎么打到第二个呢?”
朝鲜战场多山的地形让提前量的估算极为复杂。狙击手必须考虑到山地的坡度，对手的高度，结合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确定瞄准点。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多次的磨合训练，才能达到枪人合一，百发百中。
张桃芳堪称是位天生的狙击手，在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神速地适应了自己的角色。2月10日，张桃芳击发9次，射杀敌军7名，成绩超过了所有老狙击手。到2月底，他用22天时间247发子弹，打死了7一个敌人的事迹，已经通过24军《火线报》广为流传。
“他是打猎出身吗?”“他用的是什么枪?”军长“皮老虎”看完报道，疑窦顿生。他从床底下拿出一双皮靴，对作战参谋说：“把它带上，去八连看看那个张桃芳，连着看他消灭三个敌人，要是真的，就送给他，要是假的，拿回来。”
“小张同志，我来取取经。”作战参谋带上皮靴和摄影记者王纪荣到了前沿阵地，却没有提及军长的皮靴。
雪地里，寒气袭人，王纪荣不停地搓着双手，拿起相机赶紧抓拍了一张，刚低下头，就听见一声枪响，1个敌人应声倒下。
紧接着，敌人的1个哨兵又被张桃芳击中，随即敌人的狙击手也开火了。王纪荣不敢抬头，怕暴露目标，又担心张桃芳的安全，正思忖着，远处一声枪响，原来张桃芳早已转移到另一处狙击位置，消灭了第三个敌人。
作战参谋离开8连前，搞了1个授靴仪式。战士们拥坐在坑道里，听他讲明皮靴的来历，然后把它挂在张桃芳的脖子上。张桃芳被搞得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他脚上还穿着用军用毛毯缝制的“旧棉鞋”。
为了继续“深造”，连干部把张桃芳送到团里办的射击训练班。在这里，3营的狙击手张桃芳和2营的狙击手吕长青成了同1个战壕的兄弟。
在吕长青的记忆中，张桃芳读过点书，人也长得精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不大，还总是眯缝着，但十几米以外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远视眼天生就是狙击手的料。
在28名高手云集的训练班里，还流传着许多不成文的作战经验：敌人正在洗澡的，脱下一条裤腿再打;拉屎的，蹲下再打;坐汽车的，瞄准停车点，第1个人刚起身时连续打……
他们注定是“联合国军”的噩梦。
鸟枪换炮
2个星期后，张桃芳和吕长青重返上甘岭，被安排在编制外的前沿阵前班，仍回7号阵地。
雪地里，他们等待着，但是目标出现的几率却越来越小。战场上寂静难耐，危险却在悄悄临近。为了对付狙击手，对方将大量炮兵观察员调往前线，而我方还毫不知情。
黄昏时分，班长吕生堂开始生火做饭，一缕炊烟从战壕里缓缓飘起。“轰--轰--”两声，班长牺牲了。
敌军炮火复盖得极为准确，一定是有炮兵观察员在精准地报告目标方位，指挥炮兵攻击。联想到对面阵地上新增的地堡，张桃芳意识到，他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威胁。
观察了一整天后，张桃芳在次日黎明登上1号狙击台。1号狙击台位置是一块巨大的青石，青石的两侧各放了一支枪，这样，同一块阵地可以变换角度射击，而大青石可以当作掩体。
地堡里有人出来了，和前一天一样，他反复地试探，直到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才登上了制高点。张桃芳注意到，那个人的手中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望远镜，果然是个观察员!
张桃芳先是按兵不动，直到对方第四次出来的时候，才下了狠手。老张的观察员在电话里告诉他，“老张，打着了，躺在那儿不走了。”张桃芳却没有换地方，再次探出了头。经过前一天的观察，张桃芳知道，对面的炮兵观察员绝对不止1个。
果然，目标再次出现。这回出来的美军，不但没有躲藏，反而围着地堡转圈跑了起来。
与直行的目标不同，对于绕着圆形地堡跑的大兵，非常难以计算提前量。“这是给我出难题。”张桃芳猜想，目标是在有意吸引狙击手暴露位置，可要放弃这块肥肉，他又不甘心。
“好，我选个地方专门等你。”张桃芳耐住性子，琢磨着对方走路多快，人有多高。每当对方接近张桃芳预定的伏击地点时，他都要用没上子弹的枪击发一下，看能不能和对方的速度吻合，就这样连续校正了三次。
子弹出膛，张桃芳又得手了。这天，总共有三名炮兵观察员被消灭，这无异于毁掉了敌军炮兵的眼睛。
除此以外，张桃芳还连续在800米外，两次击发成功，创造出志愿军中最远射杀纪录。对此，吕长青表示，这肯定不是“水连珠”的功劳，而是“鸟枪换炮”以后的战绩。
“除了'水连珠'，我们还用过'大八粒'，要不是它，我可打不了178人。”吕长青所说的“大八粒”实际上是美国的M一步枪，学名“加兰德”，因为一次装弹为八发，又被中国志愿军称为“大八粒”。
在朝鲜战场上，M一步枪是美国大兵的标志性武器，志愿军中，只有排长以上级别才有资格使用这种缴获武器。“要不是打出了名堂，根本就摸不着这种半自动步枪。”吕长青说，为了不影响士气，“大八粒”上的美军标志都磨掉了，在此后的新闻宣传中，以及关于张桃芳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枪。但是，这种半自动步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使狙击手来得及射出第二枪。
狙击手的辉煌战绩中，还包含着战友们付出的生命代价。
“我亲眼目睹张桃芳杀敌4人。”见证过这段历史的摄影记者边震遐今年撰文称：“就在我到来的第二天，敌人因为连续遭到狙击袭击，调动两辆坦克抵近射击，进行疯狂报复。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牺牲。”
高手对决
对张桃芳狙击技艺最大的肯定，还是来自敌方。尽管不知道张桃芳是何许人，但597.9高地有位枪法如神的狙击手，对面阵地却一清二楚。他们专门调来了狙击手，决意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这就引出了一场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精彩对决，这也是张桃芳最津津乐道的1个故事。
1953年初夏的一天，张桃芳照例一早就上了阵地。他刚沿着交通壕走进3号狙击台，就有一串机枪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张桃芳脑袋一缩，趴在了交通壕里，神经陡然紧张起来，感觉到了1种异样的气氛。“今天苗头不对，看来对面有人在等着我。”
交通壕里丢着一顶破钢盔，张桃芳顺手拾来，用步枪将它顶起来，以前他曾多次用这种方法引诱对手暴露位置。可这次钢盔晃了半天，他的对手却一枪未发，显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射手。
“总算遇到对手了，这种小把戏糊弄不了他。”张桃芳暗道。他在交通壕里匍匐前进，到了尽头，突然蹿起，几个箭步穿过一段小空地。他刚要进狙击台，对面的机枪又是1个点射，子弹紧追着他的脚跟，打得地面尘土飞扬。张桃芳双手一伸，身子一斜，像被击中似地摔进了射击台左边的掩体里。
这个假动作显然蒙骗了对面的射手，他暂停了射击。张桃芳慢慢地从掩体里探出头，开始搜索对面阵地。
他先仔细观察了美军阵地上的机枪掩体，发现有两挺机枪正向其他方向射击。张桃芳没有出枪，因为他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诱饵。真正的对手肯定躲在其他地方，也在搜寻他的位置。只要他一开枪，马上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此刻双方的目标都只有1个，就是对面那个最狡猾也是最可怕的对手。
他耐心等待着，搜索着。终于在对面山头上两块紧挨着的岩石缝隙，发现了对手的位置。张桃芳立即出枪，将枪口对准了对手的脑袋。然而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对手也发现了他，脑袋一偏，脱离了张桃芳的枪口，紧接着手中的机枪就吐出了火舌!张桃芳再次被压制在掩体内。
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也意识到了他的厉害，机枪枪口始终对准了张桃芳的狙击台，几秒钟就是1个点射。张桃芳稍微露头，立即就会引来1个长点射。张桃芳没有着急，坐在掩体后面，静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弹着点。
过了很长时间，他忽然发现对手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狙击台左侧，也就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而对狙击台右侧打的次数不多。他在沙袋的掩护下，慢慢地爬到了狙击台右侧，轻轻地把步枪紧贴着沙袋伸了出去。他仍没有出枪，静静地判定着这究竟是对手的真正疏漏，还是设下的圈套。
足足十多分钟。机枪的弹着点表明，他的对手的确没有发现他已变换了位置。时机终于到了!当对手刚刚对狙击台右侧打了1个点射，把视线和枪口转向左侧时，张桃芳猛地站起身，枪托抵肩，即刻击发。几乎与此同时，对手也发现了张桃芳，立即转动枪口扣动了扳机。
高手对决，胜负只在瞬间。张桃芳的子弹比对手快了零点几秒。就是这零点几秒，决定了命运。当张桃芳的子弹穿过对手的头颅时，对手点射的子弹却贴着张桃芳的头皮飞了过去。
毫发无伤
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而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他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张桃芳常调侃美国兵：“别信上帝了，你们的上帝净保佑我了。”这虽然是戏言，但冥冥之中仿佛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保护着他：
一次，敌人的子弹击穿了他的棉大衣、棉衣、绒衣，把里面的白衬衫都打黄了，但他一点皮也没破。还有一回，美军的冷炮削掉了张桃芳的半个棉帽子，可他连根头发丝都没掉。
另一次经历更为惊险。当时，张桃芳从前线下来，准备回国参加英模大会。在24军后勤部换车时，正好遇到敌机空袭，张桃芳和17名男女军官只好躲在1个掩蔽部里。时间一长，掩蔽部里的人大多跑出去逃命。结果，跑出去的人中除1人重伤外全部阵亡。张桃芳一直躲在掩蔽部里，外面的碎石被爆炸的气浪冲了进来，像子弹一样四处横飞。张桃芳对着天大叫：“这回是真完了，没法再回去收拾他们了!”没想到，他又一次躲过了劫难，而且仍然是一点皮都没蹭破。
张桃芳回国前，皮定钧通知宣传部，叫张桃芳到他那里去一趟。张桃芳接到通知后，从床头上取下皮靴，背在肩上就上路了。从8连到团部，每走1步，皮靴就“哐唧”响一下。
“你怎么把它背回来了?”皮定钧惊异地在张桃芳肩上看到了那双靴子。
张桃芳没说话，只把靴子放在桌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宣传部长从旁解释说：“这是他打死敌人的记录。每打死1个敌人，就把那个弹壳保存起来。”
“一共多少?”“2十一个。”
“你打得很不错，可你没打出名堂来。”张桃芳一时被军长说晕了。军长接着说，“你们团的番号是多少?”“214团。”“对了。214团，你要打2十四个敌人。再打三个，1个也不要多，1个也不要少。”
张桃芳二话没说，又回到狙击阵地，一小时后他打死了三个敌人，返回军部后把三个子弹壳放在了桌上。
皮定钧把三个子弹壳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抚摸了一会儿说：“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在前线那么紧张，好好吃一顿吧。”大米饭，六菜一汤，张桃芳紧张得没敢吃饱，还撒谎说在前沿活动少，吃得就少。
皮定钧的儿女皮效农、皮卫华在回忆爸爸的文章中，都专门写到了这则轶事。
张桃芳的故事如此传奇，以至于常被后人质疑。但在吕长青眼里，“狙杀214名敌军”这个数字是否精确并不重要。
“狙击战果其实很难统计。”吕长青说，志愿军有规定，对敌射击，射倒后倒地15分钟不动，或者另有敌人抬走或拖走的算死;背走或架走的算伤;射击后敌人倒下而后又跑了则算活。即便这样，也不能说，抬走或拖走的就一定死了，战果统计本就是个世界级的难题。
在他看来，张桃芳是志愿军中所有狙击手的代名词，其战果是“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毙伤'联合国军'和南韩军5.2万余人。”
虽然不能将所有狙击手的名字载入史册，但吕长青还是一再要求记者记下前沿班其他两位狙击手的名字--他们是宁彩堂和李彪。
老兵不死
夏季反击战在1953年7月18日晨结束。至此，24军在五个月开展冷枪冷炮的阵地防御战中，冷枪毙敌1万人，冷炮毙敌4000人。与此同时，历时两年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接近尾声。7月27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张桃芳和成千上万的狙击手为停战协议签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年前，一部相关纪录片上的话让吕长青感慨称不已，他说，“我们没享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有这个评价这就足够了。”
战后，张桃芳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春，志愿军选拔战斗机飞行员，24军有198名战士通过初选，最后仅张桃芳一人入选，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歼击战斗机飞行员。
从此，他再也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拿起狙击枪。
2007年10月29日，张桃芳在潍坊军分区第一干休所逝世。
此外又有新华网的文章表明他的214人是“毙伤”。
三 : 张瑞芳：张瑞芳-简历，张瑞芳-主要作品
张瑞芳，著名表演艺术家。原籍北京，生于河北保定。为新中国电影奉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李双双”。 张瑞芳曾是话剧舞台上闻名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舞台到银幕，她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形象。1962年的快嘴“李双双”，让她达到电影演艺事业巅峰。2012年6月2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张瑞芳与其扮演的生活原形陈淑贞同时出现在银幕上，为了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瑞芳与陈淑贞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一块儿下地、挑水、聊天，不仅音容笑貌融为一体，连戏中穿的服装也是陈淑贞的，当时陈的母亲嫌女儿的衣服太破太旧不让拿出来，可瑞芳坚持要穿，“不穿就不是陈淑珍”，陈妈妈便连夜为这件衣服拆洗打补丁，第二天瑞芳穿上它来到片场，一针一线传真情，挺角色演得十分鲜灵。
张瑞芳_张瑞芳 -简历
张瑞芳，1918年6月15日出生，原籍北京，生于河北保定。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
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9月转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旁听表演系。张瑞芳曾长期活跃于话剧舞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后在重庆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任演员，主演话剧《棠棣之花》、《屈原》、《北京人》等。
1940年赴重庆，应名导孙瑜之邀主演影片《火的洗礼》，由此进入影坛。1946年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出演影片《松花江上》等。1947年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特约演员，主演《松花江上》。
建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上海市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是中共11大、13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演影片有《妈妈》、《大河奔流》、《泉水叮咚》等。在《李双双》中饰演李双双，1963年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2012年6月28日晚，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
张瑞芳_张瑞芳 -主要作品
1940年《东亚之光火的
洗礼》；
1947年《松花江上》；
1952年《南征北战》；
1954年《三年》；
1956年《妈妈》、《家》
1957年《凤凰之歌》；
1958年《三八河边》；
1959年《聂耳》、 《万紫千红总是春》；
1962年《李双双》；
1964年《李善子》（未发行）；
1976年《年青的一代》；
1979年《大河奔流怒吼吧，黄河》；
1982年《泉水叮咚》。
张瑞芳_张瑞芳 -人物佚事
放下你的鞭子
60多年的艺术生涯让张瑞芳与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瑞芳出生在河北保定1个旧军官家庭，爸爸张基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科长。北伐开始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妈妈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位意志坚定的老共产党员；姐姐投身革命，影响她年少时就走上革命道路。中学毕业的她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画专业，当时正逢国家危亡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地，华北危在旦夕，张瑞芳与进步学生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走出画室用自己的画笔当匕首，在街头画壁报、宣传画，激励大众抗日救国，由于爱国热情高涨，瑞芳感到单用画笔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走上舞台与蓝马等名角儿共演了田汉的名剧《名优之死》，虽是演配角，但那种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感受使她激动不已，每回在台上演到动情处，听到台下爆发的雷鸣般掌声，她的心就为之一震：要是像蓝马一样当一名出色的演员该多好！
不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日寇暴行，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就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张瑞芳与崔嵬等一起挺身而出，在军警的层层包围下，演出街头活剧《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全身心地投入，层层密密的观众沉浸在激昂的爱国热情中，连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军警都受到感染，放下手中的军棍与民众一起高呼“放下你的鞭子”！把石块投向剧中那个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此剧连演十几场，直至天亮观众都不愿离去。那天的情景使张瑞芳终身难忘：演戏实在奥妙无穷，革命文艺有多强的生命力！戏一旦与观众的心灵发出共鸣，就会迸发无穷魅力！“我要演戏！”她就是抱着这个坚定信念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艺术道路。
4大名旦
烽火岁月中，成了职业演员的张瑞芳演戏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所谓“移动剧团”，就是移动在抗日救亡第一线，活跃在华东地区演出《打鬼子去》、《林中口哨》、《七·二八之夜》等抗战独幕剧，边创作边演出，像“大篷车”跑遍了街头、乡村、矿区、工厂，工农民众看戏之后群情激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抗日热潮。张瑞芳不仅在“移动”中磨炼了演技，而且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移动”到南京，刚刚出道的张瑞芳在陈荒煤编剧的《打鬼子去》中扮演张大嫂，角色在戏中受到日本鬼子强暴后又发现自己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刺死，不堪忍受强烈刺激而发疯。这场戏演来有难度，排练时感情的爆发力总嫌不足，她苦思冥想反复琢磨，发现作为1个普通妇女突然发疯的外部刺激是鲜血，于是顿生妙计，用一只橡皮球盛满用糖拌和的红墨水，塞在道具娃娃的襁褓中，排练到这场戏时，她一边与鬼子搏斗，一边轻捏襁褓中的橡皮球，“鲜血”一下涌了出来。这岂不是自己亲骨肉的血？她惨叫一声便“发疯”了。这一招可真灵，每回正式演出，凭借这“血”的刺激，眼神发呆，悲恸惨叫，即刻发疯，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有一次，由于她演戏太投入，发疯后失去了控制，在奔下场时竟然摔倒，被人扶起来还浑身发抖。几乎是同时，一位观众也在台前猝然昏倒，原来她家在卢沟桥，有着与张大嫂相同的遭遇，强烈的共鸣唤起了她的痛苦回忆，全场悲愤难抑，“打鬼子去！”的口号声响彻剧场。
“移动”到重庆，由于这儿是全国进步文艺中心，许多知名文艺家团结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八路军办事处周围，起到了文艺先锋作用。张瑞芳先后签约于怒吼剧组、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活跃于戏剧舞台，主演了几十出话剧。《棠棣之花》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剧借古喻今，现实感强烈，她扮演的酒家女春姑质朴纯情，用诗的语言传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挚爱。演出时达到了万人空巷看“棠棣”的盛况，周恩来观看过六七次。《屈原》则是她的成名作。剧中她饰演婵娟，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石羽饰宋玉，堪称“黄金搭档”。演出轰动山城，剧中充沛的爱国激情和饱满的忧患意识激发了观众的抗日热情，当屈原受到陷害徘徊于汨罗江时，婵娟寻到老师与之共同诘问苍天时，当婵娟冒死闯殿，痛斥南后陷害忠良时，当婵娟揭穿南后阴谋，替代屈原喝下毒酒，面对屈原含笑死去时，观众掌声不断，全场呐喊：“还我屈原，还我国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剧编剧郭沫若对此场面感动不已，当晚演出后，题诗相赠张瑞芳：“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接着，她又出演了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以及巴金的《家》中的瑞珏，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话剧“4大名旦”。
终圆电影梦
张瑞芳成名在舞台，心爱的却是电影。读书时就是个影迷，不迷好莱坞专迷孙瑜执导的电影：《大路》、《野玫瑰》、《小玩意》等，片中的阮玲玉、王人美、金焰、黎莉莉等也都是她崇拜的明星。学校的隔壁就是一家电影公司的片场，一放学她就隔着篱笆看拍戏，片场像西洋镜似的变换，一会儿是“贫民窟”，一会儿是“大马路”，一会儿又变成“别墅花园”，有一回她真的看到阮玲玉在乱草堆里拍戏，演的是1个朴实的村妇，身穿蓝底的花布衫，头扎方巾，手拿一只破篮子，那双专注而又水汪汪的眼睛给她留下难忘印象。好几回她梦见自己也在片场拍戏，一会儿演白雪公主，一会儿演富家小姐，一会儿又演穷丫头。拍电影有多神奇，当影星又何等风光，她常常这样想。
想不到的是，10年后的张瑞芳梦想成真。真的成了孙瑜电影中的明星。她的电影处女作便是孙瑜编导的《火的洗礼》。扮演的角色是日伪女间谍，初次上银幕就演反派让她充满好奇。戏中要变换多种身份，时而是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穿红戴绿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时而是假装老实的纱厂女工，到处转悠刺探情报，戏中的她打扮成难民，潜入兵工厂的住宅区， 装饿得昏倒，博得魏鹤龄扮演的工人的同情。两人坠入爱河。由于她提供了情报，引来敌机轰炸兵工厂，她目睹自己心爱的邻居小孩被炸死，终于在火的洗礼中良心发现，向老魏吐露真情，遭到特务头子的暗算，含笑死在老魏的怀里。她与魏鹤龄已是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话剧《国家至上》是演父女，这次又演一对恋人，有趣的是，老魏演戏特棒，却常忘台词，上回台上演父女感情达到高潮时，老魏突然卡壳，反应灵敏的瑞芳即刻编词儿填充，观众浑然不知。正当蒙混过关时，哪料老魏又记起了那段台词，回过头来演得头头是道，这下反而弄得瑞芳抓瞎，故作镇静演一遍才算没露破绽。这回镜前演恋人幸好老魏没忘台词，卡壳的却是瑞芳，由于她是第一次拍片，初来乍到摄影棚，交际花的妆就化了好几个小时，化妆师在她脸上变戏法，她只能耐着性子受折腾。等化装打扮好进棚上镜头，那天围观者特多，照明灯又从四面八方直射而来，她心里直打小鼓，只听孙瑜一声“开始”，她却忘了台词，连拍五遍才算过关。拍到她的高潮戏：向老魏表白“我是汉奸”时，必须即快流泪，可她怎么也流不出来，又不忍心点眼药水挤眼泪，戏试了几遍都不行，面对一张张陌生而又期盼的脸，不知是焦急还是委屈，突然失声痛哭，导演抓住这一时机终于拍成了她生平头1个镜头。
塑造工农形象
解放后张瑞芳加盟上影厂，在电影《南征北战》、《三年》中第一次扮演工农兵形象。当她接受《南征北战》中游击队长赵玉敏这一角色时，心里空荡荡的，有力不知往哪儿使。毕竟自己与角色的距离太遥远，那时候提倡体验生活，她与冯喆、铁牛等演员一起来到山东盖都、临沂老解放区，穿上老布衫背上行李与当地乡民同吃同劳动8个多月，她与村妇联主任结成对子，天天到各家串门，听“南征北战”时家家衲鞋送粮食支援前线的生动故事，又背着马枪与民兵、村干部一起学射击，晚上围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地委干部还为他们召集当年参加临沂战役的乡民座谈会，现身说法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创作素材。这才使她与角色1步步靠拢，塑造了1个真实可信的农村妇女干部形象。
接着，她又在《三年》中扮演了纱厂女工赵秀妹，两片公映均受好评，周恩来总理热情鼓励她：“我看了你演的《南征北战》和《三年》，你演了1个农民，又演了1个工人，都有点样子了，应当继续努力。”
是的，好电影的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年后，正值10年动乱，深受“四人帮”迫害的张瑞芳与郑君里、赵丹等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少教所的隔离室，有天晚上，她正躺在床上回想自己的
人生经历，突然，1个熟悉的声音从窗外飘来：“乡亲们，别难过，八年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也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这不是赵玉敏对乡亲们说的一句台词吗？侧耳细听，才知不远处的场地上正在放映《南征北战》，观众人山人海，不断响起与剧情共鸣的掌声，赵玉敏的声音在她耳际回荡，她自己也被深深感染了，赵玉敏能在残酷的战争中奋勇杀敌，自己就不能在逆境中熬过磨难？她终于挺过来了。
主演电影《妈妈》是张瑞芳始料未及的，因为她当时仅三十岁，一直演的是青年角色，与历尽坎坷的“妈妈”怎么也沾不上边儿，可此片凌子风却有独到见解：“所以选中她，因为她自己有1个革命的妈妈，能把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化于角色，这是难得的机遇。”是的，瑞芳演的“妈妈”，时时想到自己的妈妈：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地在日寇占领区坚持武装斗争，一只眼睛被敌人的子弹打瞎，儿子又牺牲在抗敌第一线，连身葬何处都不知晓。面对残酷的战争，面对丧子的悲恸，她没有掉过一滴泪。这不正是自己要在银幕上表现的“妈妈”吗？在唐山矿区深入生活，瑞芳又结识了两位革命母亲——王大娘和马五婶，三位妈妈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事迹，成了瑞芳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终于在银幕上树立起一位活生生的革命妈妈形象。
成名作李双双
描述张瑞芳的演戏生涯，不能不提她的代表作电影《三八河边》、《聂耳》、《李双双》。《三八河边》是大跃进年代摄制的记录性艺术片，这是特定年代的特殊片种，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刻画一位由普通农民成长为人民公社社长的先进妇女。张瑞芳与其扮演的生活原形陈淑贞同时出现在银幕上，为了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瑞芳与陈淑贞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一块儿下地、挑水、聊天，不仅音容笑貌融为一体，连戏中穿的服装也是陈淑贞的，当时陈的妈妈嫌女儿的衣服太破太旧不让拿出来，可瑞芳坚持要穿，“不穿就不是陈淑珍”，陈母亲便连夜为这件衣服拆洗打补丁，第二天瑞芳穿上它来到片场，一针一线传真情，挺角色演得十分鲜灵。令人难忘的是，此片在安徽宿县拍摄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了摄制组主创人员，并且与张瑞芳、陈淑贞合了影，瑞芳指着陈淑贞对少奇同志说：“她是真社长，我是假的。”少奇同志幽默地答道：“我们欢迎女同志当领导，至少强迫命令可以少些吧。”乐得大伙儿开怀大笑。
看过《聂耳》的观众，一定会对那个一身红帽红衣，心中燃烧一团火的热血青年郑雷电有深刻印象，这个角色可是张瑞芳主动向导演郑君里请缨的，因为她看了《聂耳》剧本后，郑雷电的雷电般个性和对革命的向往与自己的人生感受一拍即合，而且她与聂耳的纯真而又热烈的爱情深深打动了瑞芳的心。这是瑞芳与赵丹（饰演聂耳）唯一的一次合作，以往在圈内是有共同理想的知心朋友，如今戏中成恋人，由于二人演技娴熟，又相知相通，因而配戏“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不辣不革命”和“龙华宝塔告别”二场戏，堪称华彩乐章。此片不负众望，荣获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李双双》是张瑞芳表演艺术的1个高峰，她以精湛的演技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李双双”，这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片，围绕了喜旺（仲星饰演）与李双双夫妻间的性格冲突，歌颂了李双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戏中笑料迭出又富于生活气息，场场有噱头，场场逗人乐。让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迪。周总理也十分欣赏此片，特地请瑞芳到他家做客吃螃蟹，夸她又演了一部好电影，不光思想内容好，艺术上也可取。此片荣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奖。
开办敬老院
2000年7月11日，张瑞芳“下海了”！1个有着“爱晚亭”美好名字的敬老院在上海正式开张。“办敬老院，不是做生意。我是想办1个温馨的家，让我们这些有着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的老人，有1个共同的家。”为此，那年82岁的张瑞芳将她毕生的积蓄拿出来，远在澳洲的独子也寄来了自己的存款，亲家母也将自己居住的二室一厅房子卖掉了。被她的精神所感动，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这个拿来1万，那个凑来几千，就连装修公司老板也经常自己掏钱帮助买材料。“爱晚亭”坐落在上海长宁区，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
在虹桥路1035号，爱晚亭敬老院是个嵌进窄窄深巷的小小院落，阳光下的院里有老人悠然打太极。底楼的小花园卵石铺路、树遮藤缠，被戏称为老人们“私定终身后花园”。一楼有餐厅、棋牌室、酒吧和“家宴”厅。二楼和三楼是两人间和三人间的客房，如果不是床边都有红色紧急按钮，看上去很接近宾馆的标准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爱晚亭之名得自杜牧诗句。
这个占地1500平方米、有20来间客房可以接纳40来位老人的敬老院，现住着11位老人，年龄最大的93 岁，最小也有73岁。在敬老院最早的一张全家福中，这些两鬓霜白、气质不俗的老人都喜笑颜开。“现在老人们缺的往往不是物质享受，虽然房子大了，可是人闷了。办这个敬老院，是为了给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的老人1个共同的家，”张瑞芳说。
“开办这个敬老院没想着赚钱，就想着怎么为老人服务，办出特色，找出经验，”最令张瑞芳触动的，是敬老院里老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张瑞芳说，和以前“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相比，敬老院还是个新鲜事物，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许多年轻的“老脑筋”和年老的“新脑筋”。幸福的老人都相同，而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
张瑞芳透露，自己和一些编导正在筹划写1个剧本，就把敬老院里这些“来来去去”的老人有意思的故事拍成情景喜剧，也让敬老院为更多的人了解，“不封口，一集一集拍下去”！
“开办敬老院让我的精神有了慰借。敬老院是阳光事业，也会是朝阳事业。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会像霜叶一样更加红火。”张瑞芳说。
垃圾藏金
张瑞芳老人的这批捐献品中有她历年获得的各类奖状、聘书、节目单、参加党代会、人大、政协会议等各类会议的代表证件、名人的题词、贺信、贺电等。最特别的是在捐献品中还有张瑞芳平时记的几本厚厚的笔记，以及109张各式请柬。
那些泛黄的笔记本，隐藏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张瑞芳做事很认真，几乎每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都会认真地做笔记。她的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呢？原来，解放后她参加人大会议时，会议主要议题是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她听了以后很激动，“可事后邓大姐（颖超）问我会议情况时，我传达不清会议的内容，说了一堆‘很好，令人激动’。邓大姐就笑了，说‘我净听见你说形容词了，实质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听到’。我当时羞愧极了，想如果做笔记该多好！”从那以后，张瑞芳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这些笔记本在十年浩劫时还差点惹下祸端。当时的造反派看上了这堆可贵的“资料”，想据为己有。幸亏张瑞芳所在的上影剧团（张瑞芳这时已被关押）坚决不允许他们把笔记掠走，并特地把笔记封好，建立了专门档案，这些材料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说起这段很多人都为之色变的历史，张瑞芳并不动容，除了有时显得有点忿忿之外，更多只是付之一笑。那时在干校里，每天都要填写材料，写这几年来，自己在何时何地做过什么事情。张瑞芳就翻着历史书，对照在中国发生大事时，自己都在做什么，倒也想得八九不离十，连造反派都感叹她的记忆力真不错。
张瑞芳还告诉记者一段趣事，她说：“到了干校，要家人送睡衣。我先生就在家里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最后只能把一条很旧的、一撕就会破的睡裙给送来了，我都不好意思穿，可笑的是造反派还把这算成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把少祖母的习气带了进来。”
等张瑞芳回家以后，老伴劝她把材料烧了，说他有1个朋友家有壁炉，可以去销毁。张瑞芳嘴上说好，可一看里面还夹杂着周总理的亲笔信时，就舍不得了，说等整理好了再烧。这一拖就没了底。张瑞芳整理房间时，想起应该把这些破旧的东西处理掉，可她身处闹市，烧东西太多恐怕引起火灾，还污染空气。于是就想隔段时间去莘庄亲戚家（她家有院子）去烧掉，无奈路途遥远，一直没时间。碰巧这时候上海历史博物馆打来了征集电话，这才把这堆珍贵的“历史见证”从火中救了出来，也帮张瑞芳解决了“麻烦”。难怪打心里舍不得烧了它们的张瑞芳连连说：“终于找到了归宿，它们终于找到了归宿！”
与郭沫若
现今九十高龄的张瑞芳，她的客厅西壁，悬有两幅郭沫若书赠的墨宝。
其一为郭老1959年题的一首“旧作”：风雷叱罢月华生，人是婵娟倍有情。回首嘉陵江畔路，湘累一曲伴潮声。诗中“湘累”，指屈原。《汉书·扬雄传上》：“钦吊楚之湘累。”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据张瑞芳回忆：“风雷叱罢”一诗是1942年话剧《屈原》在重庆北踣演罢最后一场后，郭老和全体演职员在皎洁的月光下纵情联欢时的即兴之作。“回首嘉陵江畔路”一句，自然将时空“闪回”到六十一年前的陪都重庆……
抗战时期的1942年，郭老正好50岁，年富心雄，才华横溢，他继“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为题的《棠棣之花》之后，又激情满怀、一气呵成了以“团结抗敌”为题的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屈原》，由应云卫负责的中华剧艺社在山城重庆最大的国泰戏院隆重上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并有交响乐为屈原朗诵的《雷电颂》伴奏。此剧借剧中人之口，倾诉了人民的心声，狠击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山城的大轰动，连桂林、贵阳、成都的百姓都纷纷涌到重庆看戏，盛况空前。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屈原》演出时，郭老常临剧场与观众见面，还热情洋溢地为演员们题诗以励，并拿出自己的演出税请全体演职员吃饭。张瑞芳那时才廿四岁，她倾注了一腔心血，与角色融为一体，爱憎分明、妙肖传神地演活了“婵娟”，赢得了万千观众，包括周恩来副主席与郭老的好评。郭老当时特书赠七绝一首赞之曰：凭空谪降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民纪卅一年四月自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凡十五日屈原一剧在陪都国泰戏院上演瑞芳女士演婵娟一脚书此奉赠郭沫若（章）壁间另一幅墨宝，乃郭老1963年为祝贺张瑞芳在优秀农村喜剧影片《李双双》中，“天衣无缝”地扮演了个性坦率真诚、纯洁无私、坚韧爽朗又意气轩昂的新农民李双双，而荣获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特意题写的。诗曰： 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竞学李双双。这两幅墨迹，铁画银钩、刚柔相济的行书，书风儒雅，潇洒飘逸，颇富浪漫气韵，尤显得字如其人，字如其诗也。
不合格的慈母
张瑞芳住在淮海路上，这并不是上海最热闹的一条街，但却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张瑞芳住在淮海路最繁华的地区过去以后的一段，靠近襄阳路，房子虽然不大，但老伴去世后，1个人住的张瑞芳也颇觉冷清。张瑞芳说，儿子在澳大利亚当厨师，很忙，一年也没几天的假期，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什么似的。一下子，张瑞芳回想起了这堆被捐献的物品所代表的年代中，儿子的遭遇。
“那个时候，我被关进去，我先生的行动也失去自由，儿子只能寄放在亲戚家。他每天就像大姑娘似地躲在家里看书，等我出来以后，他的背已经弯了，虾米似的。想起来，我还是很内疚，没有照顾好他……他除了喜欢看书，还有就是喜欢做饭，而且很有天赋，无师自通。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他凭这手艺还真得到了赏识，现在基本已经站稳脚跟了……”既然儿子已经站稳脚跟，张瑞芳为什么不肯去澳大利亚和儿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呢？“我去过，那里太冷清，到了那里，我就是1个没有朋友、没有自己圈子的中国老太太，住不惯的。”由己及人，只有老人才能理解和懂得老人的孤独，这也是张瑞芳决定办敬老院的1个原因。
张瑞芳_张瑞芳 -代表作品
话剧
《屈原》
电影
《南征北战》；
《家》；
《三八河边》；
《聂耳》；
《李双双》；
《大河奔流》；
《泉水叮咚》等。
张瑞芳_张瑞芳 -获奖记录
影视奖项其他奖项 本文标题：张瑞芳简历-张瑞芳简历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