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汉朝二十四帝全文阅读 作者：杜尚侠、张庆利

汉朝二十四帝全文阅读 作者：杜尚侠、张庆利 《汉朝二十四帝》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汉朝二十四帝全文阅读页面。
作者:杜尚侠、张庆利

图书简介:
两汉四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令人迷惑和惋惜的时期之一，通过对两汉二十四位皇帝的近距离的正面的客观叙述，我们可以共同解读大汉帝国的兴衰演变。 　
前言：
两汉400多年，先后有24位皇帝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贵为一国之君，但也有说不出的悲欢离合和无尽的人生苦楚，本书就是以这24位皇帝为中心，来解读大汉帝国的兴衰演变和坎坷历程。
写史是凝重的。凝重的原因在于，历史的风风雨雨，常常让我们唏嘘不已，涕泗长流，以致或摩拳擦掌、或凝噎废食！楚汉战争的硝烟与战火，刘邦用人的明智与愚蠢，文景之世的无为而盛治，汉武大帝的盛极而始衰，光武刘秀的续汉而中兴，外戚宦官的肆虐与祸患，清流党人的不屈与抗争，等等，等等，都时时拨动着我们的神经，触发着我们的感情。
写史又是神圣的。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著名散文《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历史的记述，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求索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之理，表达对社会、历史、政治的独到见解。因此，无论是历历在目的人物描写，还是“原始察终”的史事叙述，无论是游观足历的实地考察，还是论载其则的史文撰述，写史的人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所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写史是为了给人读的。于是，读史也便多了一份凝重，同时也便多了一份神圣。
后记：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唐遗风与今日中华的辉煌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我们放眼现代、展望未来，就必须正确地回顾历史，而两汉的历史无疑是华采纷呈的篇章之一，是经验与教训同在的教材中的一节，理应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可是，要做到“正确”二字，谈何容易！幸好，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正说明朝十六帝》，为我们拓出了一条坦途，我们为什么不沿着“正说”的这一条路，去正确地认识和总结两汉的历史呢？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
说起撰写本书，还有偶然的因素。今年4月中旬，我来京办事。其间，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正在物色撰写“汉帝”的作者，我和绥化师范学院张庆利教授便成为被推人选。其间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先生不辞辛劳地来到我在北京的住处专程拜访，使我感动不已。他诚恳地邀请我编写本书中的西汉部分，由张教授担任东汉部分的撰稿人。盛情难却，我便接受了约稿的任务。从此，我便与从未谋面的张教授分头夜以继日的笔耕，终于如期脱稿了。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和宋志军两位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因为在撰写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编辑思想和具体意见，尤其在本书的文字修改、图片选择等多方面的工作中，都得到祝安顺先生的帮助。
亲爱的读者，在您探寻两汉历史轨迹的时候，愿这本小书能给您带来一点小小的帮助。同时，诚恳地希望方家拨冗指正。
让我们感慨的是，汉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太重要了。虽然是“汉承秦制”，但秦祚太短，它所创立的统治模式都是由汉代确立、实施、完善，以致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汉代在亡秦之后，第一次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现了大一统。这时期，生产极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也得到了充分的弘扬。这确实是一个产生了“非常之人”，出现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时代！
让我们进一步感慨的是，汉代文化在具有博大气势的同时，其稚拙芜杂也是颇为突出的。在发明了造纸术、浑天地动仪的汉代，谶纬神学也是十分发达的，它在宇宙观、历史观、道德观、文化观、宗教观等许多方面，直接参与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建构，因而汉代文化具有许多迷信的色彩。在雄才大略、豪杰辈出的汉代，孤儿寡母的时代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高祖皇后吕雉一直活到她儿子惠帝死后8年，文帝皇后窦氏在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即位6年后才死去；汉昭帝8岁即位，东汉从和帝开始每个皇帝都是少年甚或幼年登基：桓帝15岁即位，安帝13岁即位，灵帝12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和帝10岁即位，献帝9岁即位，质帝8岁即位，冲帝2岁即位，殇帝甚至1岁即位，2岁就去世。少儿（甚至幼儿）称帝，自然母后当政，母后依靠外戚，儿（或孙）帝依赖宦官，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汉代的灭亡。
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可视为“帝”的有30多个，为什么我们只写“二十四帝”？吕后在惠帝后虽擅政8年，《史记》也将她列入“本纪”，但她并未直接称“帝”；惠帝后有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传下来的“少帝”，昭帝后有一个继位仅27天的刘贺，安帝后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懿，灵帝后也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辩，这4个人在位均未跨年度，未及改元；反莽战争中，刘玄虽称帝，也建有年号，但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王莽虽与汉关系紧密，但另立一朝。所以，这七个人均不计算在内，书中仅列“二十四帝”。
我们努力“紧紧围绕24位皇帝这根主线，串起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力求展现汉代皇帝的立体人生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愿这种展现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汉代的形象。
高祖刘邦
高祖刘邦简介：　　　　　　
高祖刘邦 前206年——前193年　
汉族与汉字的得名，都与大汉帝国密切相关联，而大汉帝国却是由一个近似“不务正业的无赖”平民刘邦创建的。平民出身的刘邦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末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然而，与刘邦一起面对这个历史机遇的，何止千人万人，为什么独有刘邦抢得先机脱颖而出呢？他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又是如何发挥其自身的长处在楚汉战争中击败楚霸王的呢？作为平民皇帝第一人，他又是如何成功地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呢？我们将通过对刘邦人生轨迹的描述，逐步解答上述疑问。
从平民到领袖：
唐人张锡说：“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在风起波生。”宋人范成大也说：“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他们说得不错。刘邦的人生和创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总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刘邦，字季，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前256），出生在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当时这块地方归楚国管辖。“邦”是“国”的意思，可能在成年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中国古代兄弟排行称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刘邦大哥的确叫刘伯，二哥叫刘仲，但不见刘叔，所以，刘邦可能是“刘小三”或“刘小四”。《史记·高祖本纪》中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这不是体面的称呼。后来，刘邦的父亲才有个名字叫刘执嘉，母亲名叫王含始。刘邦还有个“同母弟”刘交。刘邦长得高鼻龙颜，蓄有漂亮的胡须。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认为刘邦相貌贵不可言，就把女儿吕雉嫁给了他。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在陈胜、吴广起义后两个月，隐身芒、砀间的刘邦，率领数百人返回沛县，杀了县令。父老们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称“沛公”，服从张楚王陈胜的领导。秦二世二年（前208）秋，刘邦从今安徽砀山、山东金乡一带转入河南，攻下南阳后，断然拒绝秦王朝的讲和，率军攻入武关。在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两万人马大败秦军。这时，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投降，由此，刘邦亲手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抗秦的过程中，刘邦先行入关灭秦，欲称王关中，实现了从平民到诸侯的转变。取得先机的因素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并先行入秦，灭掉秦王朝，既与刘邦的自身因素相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
自身因素。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嫌，但他与人友善，喜欢施舍，善交游，因而在他周围很早就聚集了一帮有才华的人。刘邦曾做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节一类的小吏——泗水亭长，经常和县吏往来，时间一长，和沛县功曹萧何、狱掾（yuàn）曹参（shēn）等结成莫逆之交。加之刘邦为人大度，心胸豁达，素有大志。有一年，刘邦奉命去咸阳出差，遇到始皇帝出游，只见仪仗队员盔明甲亮，旗罗伞盖蔽日遮天，皇帝稳坐在銮舆中显得威风八面，臣民们伫立在道旁个个毕恭毕敬。刘邦不禁叹道：“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有野心，也有大志，这给刘邦争当领袖以精神上的动力。而项羽见到同样的情景，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足显勇夫的强悍，高下之别是比较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刘邦身处那个动乱的时代，能仗义行事，勇于承担责任，显示其领导才能，可以说这是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刘邦解送一批人去咸阳骊山修筑秦始皇陵。半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照这样下去，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就跑光了。刘邦就解开这批人的束缚，与他们围坐在一起饮酒，要与他们一起逃亡。此举让手下明白刘邦是值得信赖和追随的。有十几个壮士佩服刘邦的豪爽大度，情愿跟他一起逃亡。从此，刘邦有了最初的基本力量。在沛县人民的心目中，尽管萧何和曹参的地位都高于刘邦，但刘邦没有怕失败的心理负担，身上具有领袖气质，所以，萧何、曹参等人由衷地拥护刘邦做领袖。
历史条件。当然，刘邦能迅速攻占关中，除了战略得当，避实击虚，以抚为主，从而减少了阻力外，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项羽在河北作战，吸引并消灭了秦军的主力，给刘邦的西征军以有力的支持；秦始皇为自己巡游全国而修筑的驰道，变成了起义军前进的捷径；秦灭六国后，拆毁战国时期的关隘要塞、销毁大量兵器，以致秦军大多无险可守，无兵器可用，等等。
善于包装。按后世十二生肖的说法，刘邦属蛇，俗称“小龙”，《史记》和《汉书》这样记载他的出生：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古人信奉天命，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
从诸侯到盟主：
秦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项羽，他们都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刘、项两个诸侯王集团围绕争夺政权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如下：刘邦先入关中，欲称王，受到项羽的极力打压，发生了鸿门宴事件；逃出项羽控制的刘邦接受项羽的安排作了汉王。经过准备后，刘邦出兵攻楚，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楚汉战争，强者项羽败了，弱者刘邦却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家对此各有见解。总结刘邦胜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比较了解百姓疾苦和要求，一进关中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罪，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一切法令，作废！并宣称：“我领兵入关，全是为父老除害，绝不是为了侵占或欺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恐慌！”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定三秦后，实行许多取悦于民的措施：把秦朝所建造的苑圃园池，通通改为农田，分给民众耕种；又赐民爵酒肉，安抚流亡，整饬吏治，恢复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的。项羽性残暴，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久攻襄城不下，进城后，项羽就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剩下的人都被活埋。进军咸阳时，项羽下令把20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是继白起坑杀赵国40余万降卒后的另一桩历史大悲剧。项羽不仅杀敌人，杀俘虏，而且杀百姓。人民能支持这样的人吗？所以，民心的向背，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
策略正确。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善于用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初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

善于听取意见。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郦食其（lì yìjī）求见，刘邦的态度很为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就下令烹死韩生。这样的人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
斗智不斗勇。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
巩固的后方。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从汉王到皇帝：
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
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陆贾的《新语》，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
让盟友、功臣成为阶下囚。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
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迁徙豪强。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10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
安定环境。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邦的八大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和战匈奴匈奴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乘中原大乱之机，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冒顿（mò dú）单于杀父自立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
平城之战。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这时，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冻死者十之二三”。冒顿单于用以强示弱之计，故意隐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汉军。刘邦果然中计被围。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围七天，粮饷供应断绝，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只得用陈平的奇计：陈平画了一幅美女图像，送给冒顿阏氏（yān zhì，相当于皇后）。阏氏怕汉家美女夺去她的宠爱，便劝丈夫解围，放走了刘邦。
制订和亲政策。平城大败，刘邦撤兵南归，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刘邦认识到汉王朝暂时无力同匈奴较量，从而同意娄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高祖九年(前198)，订立了和亲之约，主要内容为：汉朝以宗室公主（实为“家人子”冒充）嫁给冒顿单于，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互不侵扰；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往来贸易。
有人说，和亲政策是一个拙劣的谋略，如唐德宗时诗人戎昱就在《咏史》诗中说：“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这无疑是狭隘的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亲政策是被迫采取的妥协性的措施。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使汉王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汉匈两族人民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和交换，加强了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预立太子。早在高祖五年（前205）六月，刘邦已经立吕后子刘盈为太子，时年仅10岁。然而到了晚年，刘邦却急于更换太子，常想废嫡立少，以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戚姬的宠爱。这看法颇为肤浅，在看似妻妾嫡庶争风纠缠的表象下，实际上蕴涵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
刘邦担心刘盈“仁柔”和皇权旁落，而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性格上都像自己，适于继承帝业。同时，刘邦发现吕后已经擅权，而戚姬无过问朝政的能力，于是刘邦就有了废易太子的念头。
此事涉及皇位继承问题，吕后竭力利用老臣为之谏诤，并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废太子的活动。在一次廷议上，御史大夫周昌曾为刘盈争辩，使刘邦暂时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吕后仍不放心，又伙同其兄吕泽，逼张良为之谏阻。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即刘邦景仰的四位隐士，吕后依计而行。
黥布叛乱时，刘邦抱病率军征剿，作战中又受了箭伤。平叛后回到长安，伤势日益严重，更易太子更加迫切。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臣僚以死谏诤。刘邦又发现刘盈身后有“商山四皓”环伺。刘邦认识到，倘若执意废太子，势必使如意更加孤立，不仅无法继承皇位，还可能遭遇不测。
刘邦更易太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预立太子却从此成为汉代一项定制。这一制度，后来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
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甲辰（前195年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附近）。
同年五月，太子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
刘邦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邦，字季
出生：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
属相：蛇
卒年：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二十五日
享年：62岁
谥号：高皇帝
庙号：高祖陵寝：长陵
父亲：刘执嘉（刘太公）
母亲：王含始（刘媪）
初婚：30岁
配偶：皇后吕雉
子女：8子，1女
继位人：刘盈（恵帝）
最得意：垓下之战获胜最失意：被困平城白登山
最不幸：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地最痛心：未能更易太子
最擅长：用人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李伟：《弱势大赢家》，金城出版社，2001年
（4）（台湾）陈文德：《刘邦大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5）惠焕章、杨明喜：《汉高祖刘邦百谜》，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

惠帝刘盈
惠帝刘盈简介：　　　　　　
前194年——前186年
刘邦共有8个儿子，刘盈是其次子，生于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属虎，其母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17岁的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这个谥号可谓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原故。惠帝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地死去。惠帝死后，吕后又执政八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基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日饮为淫乐”的“仁弱”皇帝：
高祖刘邦一死，吕后拖延四天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加强皇宫戒备。她还与审食其（shěn yìqī）密谋，磨刀霍霍，准备将朝中的功臣宿将斩尽杀绝。皇上驾崩的消息还是传出了宫外，满城飞传皇后要诛除老臣。当时在长安军阶最高的老将是郦商，曾佩右丞相印绶，正在家病休。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见审食其，说：“听说皇上已死去，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果真有这回事，天下危矣！陈平、灌婴率10万人驻守荥阳，周勃率20万大军在燕、代，假如听说皇上驾崩，诸将皆诛，他们肯定会联合发兵，你我就踮起脚来等着看看汉家灭亡吧！”吕后迫于形势不利，只好罢手。刘邦的葬礼遂得顺利举办。五月，刘盈即位，尊母亲吕氏为皇太后。惠帝即位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纵饮淫乐。
纵饮淫乐。惠帝在继位之初，也曾想有所作为，但很快就消沉下去，以纵酒为寄托，以致过早地死去，而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些行为恰恰远离权力中心，不事正业，也就是“仁弱”的表现。其原因如下：
不满母亲暴虐。吕后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她首先将魔掌伸向了她最痛恨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她召回年仅10岁的赵王刘如意，图谋加害。刘盈知道母亲的用心后，亲自将刘如意接到未央宫中，同吃同睡，百般护卫。有一天，惠帝清晨出猎，赵王年纪小，早晨起不来，没有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害死了。随后，吕后又命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当做“人彘”（zhì，古时候叫猪作彘），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惠帝来看“人彘”，惠帝一见，大惊失色，痛哭失声，因而生病，一年多不能起身。他在病中派人给吕后送信说：“把人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以后，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
“东朝”专权的必然结果。刘盈登基后，每隔三天两日要去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朝见，如果有大事，则必须立即去汇报请示。相对于未央宫“大朝”而言，长乐宫有“东朝”之称。因为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所以实为“东朝”主政。做为儿子，惠帝无法反抗，也不敢反抗，服从“东朝”的所有指示，只能以纵情沉缅于美酒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东朝”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溯源，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
相国曹参的影响。原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后，日夜饮酒，不理国政。惠帝十分焦急，便令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kū）回家劝说。结果曹参大怒，将曹窋打了200板子，还骂了一通。事后，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说：“陛下不如先帝，臣也不如萧何，所以陛下与臣只要守住他们的既定方略就行了，还用干什么？”懦弱的惠帝终于懂得了无为而治的奥妙，也便放心地去饮酒作乐了。这奥妙是什么呢？就是“黄老政治”。
惠帝一朝与黄老政治：
刘邦死后不久，萧何患病，惠帝前往探视，问他：“相国百岁后，谁可以代之？”萧何心中有数，却反问：“皇上比我更了解臣下。”惠帝又问：“曹参怎样？”萧何说：“皇上能用他，我死而无恨！”隔月，萧何就去世了，由曹参继任相国。萧、曹的关系曾有一个由近到疏的变化，但萧何却推荐关系早已疏远的曹参继承自己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国思想一致。那就是黄老政治。
黄老之学。先秦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到了秦汉之际，老子思想曾经风行一时，这时又有人托名黄帝为道家的鼻祖，鼓吹“帝道”，从而出现了“黄帝学派”，并且“黄老”得以并称，即把“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流派。
汉初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的原本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融为一体的。但道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然是黄老之学的主干。老子主张使民自正、自富、自朴的有利于小农生产的理想被保留下来。正是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适应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指导思想。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体现这种思想的哲学家是陆贾，而开始实行“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首推曹参。
推行黄老政治曹参在齐国丞相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时，告诉舍人：“赶快收拾行李！”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使者来召曹参。曹参临行之前，嘱托接替他的丞相说：“齐的狱市之事托付给你了，千万不要制造困扰！”接任的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吗？”曹参说：“狱市，是善恶同时被容纳的地方。现在困扰他们，那么叫那些奸诈之人何处存身呢？”
曹参的“勿扰狱市”是汉初黄老政治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政策，它对于恢复和发展汉初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那么，“勿扰狱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注家诠释不一，最常见的是将“狱市”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而，勿扰刑狱、都市，于情理上不太通，所以始终未能成为定论。解放后，经陈直先生研究考证，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字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此说较符合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大市”，实际上同今天集市交易的市场很相似。“勿扰狱市”的含义，指政府对集市交易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即施行市场开放。曹参此举，颇有超前意识。这一经济政策，保证了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这样就必然刺激生产发展，进而使汉初社会经济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放任自流，不加限制，到文帝时，社会上背本趋末、两极分化的现象业已十分严重。
萧何死后20天，曹参从齐国回到长安，继任相国，将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一方面，“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一方面，他任用“忠厚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曹参就请他喝酒，甚至把他灌醉，使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为什么“一遵何之约束”？曹参向惠帝陈述的话，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的一切法令都明明白白。现在只须陛下垂衣拱手而治，臣参等恪守职责，遵守成规，谨防疏漏，不就行了吗？”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这便是惠帝从曹参那里得到的奥秘。
无为与保身吕后专政时，异姓王的问题解决了，代之而起的是刘、吕两姓的权力斗争。齐王刘肥差点被吕后毒死，吓得刘肥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又请奉公主为齐国王太后，才免遭杀身之祸。对刘邦的其他诸子，吕后也频下毒手：幽死赵幽王刘友，逼赵共王刘恢自杀，派人杀害燕灵王刘建的独子，使其绝后。与此同时，吕后也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忠于刘姓的大臣。在如此激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大臣们首先须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避祸保身的问题。它们的内在关系是：既然饮酒是为了保身避祸，那么崇尚黄老与饮酒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就是崇尚黄老与避祸保身的问题。
基于此，曹参任相国后就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以，在他死后，老百姓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
曹参死后，王陵继任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他们把无为而治的原则继续推行下去，使汉初黄老之学得以勃兴未辍。不过，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吕后手中。
惠帝身后：女主专政
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是吕后。吕后名雉，小字娥姁（xú），生于秦王政六年（前241），比刘邦小15岁，砀郡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她有两个哥哥，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是樊哙的妻子。
高后时代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儿子惠帝死去，吕后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只有15岁，对陈平说：“你们知道太后不流泪的原因吗？”陈平摇摇头，说：“不知道。”张辟强神秘地说：“太后死了儿子，怕大臣们另有打算，所以虽然伤心却哭不出来。太后怀疑你们，能轻易放过你们吗？”陈平一听，着急地问：“那可怎么办呢？”张辟强献计说：“不如请太后拜她的两个侄儿吕台、吕产（吕泽之子）、吕禄（吕释之之子）等人为将，分掌南、北军，再让吕氏子弟分据长乐、未央两宫的职务，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其实，南、北军权和中朝机要本来就已经全在吕后手中。张辟强的建议，不过是要让一大批吕姓子弟，有正式的名义登上政坛的前台而已。陈平听从了他的建议，与同僚一起向太后奏请，于是“太后悦”，这才掉下泪来，痛哭死去的儿子。
惠帝死后，太子刘恭继位。一般认为刘恭并非惠帝“真正”的子嗣，而是“养子”。这是为什么呢？问题还是出在惠帝的母亲太后吕雉身上。在惠帝四年（前191），吕后竟然要儿子娶他的外甥女张氏为皇后。张氏是张敖的女儿，而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只不过张氏并非鲁元公主亲生，但仍然算是刘盈的外甥女。吕后作此乱仑的婚事，究竟作何想？无人得知。但惠帝不满这个包办婚姻是极为明显的，与张氏只是挂名夫妻而已。此外，惠帝再没册立别的妃子。正因为如此，惠帝没有嫡传嗣子。
但惠帝刘盈还有6个“养子”，在《史记》、《汉书》中都记载是“后宫子”，即后宫美人生的孩子，分别叫刘强、刘不疑、刘义、刘朝、刘武、刘太等。惠帝死后，吕后立刘强为帝，改名刘恭，史称前少帝，并处死其生母。其他人相继封王，国号有淮阳王、常山王、济川王、梁王等。说是“养子”，应该是惠帝的亲生，只不过是宫女生的而已。
少帝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开始了汉朝的高后时代。
临朝称制。吕雉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行天子之权，比后世的太后垂帘听政而仍得借皇帝名义颁诏，大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后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皇帝”，甚至纪年都用“高后”名义。所以，《史记》和《汉书》分别把她列为《吕后本纪第九》和《高后纪第三》，是有道理的。
吕后称制伊始，首先排挤王陵等老臣，再以吕氏控制南北军，又实际掌握了丞相、御史大夫等行政权力。至此一切朝政大权，事实上由吕后独揽。吕后之所以能专权，决不是偶然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原因：
自身条件。吕雉精明强干，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同丈夫共同经历过困苦危难，又熟悉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妹夫樊哙和兄长吕泽、吕释之都是当年沛县举事的起义骨干，建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她具有比较深厚的根基和威望，刘邦过世后，唯有她一人才能威服得住诸王和功臣悍将。这些条件，其他任何宠姬都不具备。
形势的需要。刘邦死前封了9个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对皇权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更何况还发生过废易太子之争。同时，在功臣集团中，也难保不再发生陈豨 （ｘī）一类的叛乱。而惠帝刘盈在性格上又不像他的父亲，懦弱、寡断，难以稳定大局。于是，这便促使有野心、有魄力、有权谋的太后吕雉起而越俎代庖，替儿子登上汉初权力之巅，臣服百官，使功臣宿将俯首听命，以谋求局面的安定和汉帝国的发展。
社会的背景。汉代时还不像后来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汉代重女权，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汉代女性有许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封侯，并且拥有封邑。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刘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时，封萧何夫人为酂（ｚàｎ）侯，樊哙妻吕须为临光侯，等等。秦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不以“私生子”、“私通”、离婚再嫁为极大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汉书·地理志下》就记载在民间有“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现象，在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妇人尊贵”就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唐朝与汉代重女权颇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
吕后的功过是非吕后统治前期，她着力于迫害“诸刘”，汉高祖刘邦的8个皇子，大多被吕后杀害，只剩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还活在世间。自称制以后，吕雉一面破坏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王”的原则，一面又加强和扩大刘氏和吕氏的联姻关系，以加强和扩张吕氏的权势，并进而控制刘氏诸侯王。但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吕后又是一位有功于史的杰出政治家。她的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重用老臣。在人事安排方面，吕后遵守刘邦临终前的嘱托，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维护和延续了汉朝的统治。
继续推行黄老政治。在统治政策方面，放手让曹参等人奉行“清静无为”的方针，一些政令比高祖时期相对放宽，以求稳定政局。它主要表现在：不仅废“族刑”、“连坐法”和“挟书律”，还废除“妖言令”；不仅贯彻了刘邦所制定和推行的轻徭、薄赋、勉农、抑商等一系列政策，还有所修改、补充和发展。
继续实行和亲政策。除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正面对抗之外，并再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这样，总算换回了北疆的安全。
高后四年（前184），那个在未央宫做小皇帝的刘恭，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所生，而生母已被杀害后，小孩子口无遮拦，竟口出狂言，宣称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吕后得知，先把他关进永巷，对外佯称皇帝生病。随后宣布废去前少帝刘恭的帝号，然后将他秘密杀害，接着立已封常山王的刘义为皇帝，更名为刘弘，这就是后少帝。吕后又给这个孩子指定了婚姻，立她侄儿吕禄的女儿为皇后。
皇帝都可以随便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怎么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呢？因为对吕后的所作所为和诸吕擅权用事的不满，朝中大臣正酝酿着一场翦灭吕氏集团的斗争。在高后八年（前180）七月，吕后死去。陈平、周勃定计，联合刘襄、刘章，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产、吕禄、吕须等诸吕势力，拥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
刘盈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盈
出生：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
属相：虎
卒年：惠帝七年（前188）
享年：24岁
谥号：孝惠皇帝
庙号：无
陵寝：安陵
父亲：刘邦
母亲：吕雉，后尊为高后
初婚：21岁
配偶：1人，张氏
子女：6子
继位人：刘恒（文帝）
最得意：预立太子
最失意：婚姻乱仑
最不幸：亲子被指为养子
最痛心：观看“人彘”
最擅长：日饮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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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台湾）陈文德：《刘邦大传》（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
（4）潘国基：《秦汉史话》，北京出版社，1992年
（5）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　

景帝刘启
景帝刘启简介：　　　　　　　　　　
景帝刘启前156年——前139年
景帝刘启是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
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对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
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对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
景帝四年（前153），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
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后来，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汉景帝陵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刘启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启
出生：惠帝七年（前188）
属相：牛
卒年：景帝后三年（前141）
享年：48岁
谥号：孝景皇帝
庙号：无
陵寝：阳陵
父亲：刘恒
母亲：窦氏
初婚：为太子时，年龄不详
配偶：7人，皇后薄氏、王娡
子女：14子，3女
继位人：刘彻
最得意：平定七国之乱
最失意：梁王刘武争储
最不幸：长子刘荣自杀
最痛心：冤杀晁错
最擅长：寡恩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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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刘彻

武帝刘彻：
建元元年（前140）——后元二年（前89）
汉武帝刘彻，初名彘，字通，为汉景帝第九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七月七日，属鸡。景帝后三年（前141），他16岁登基继位，在位54年，卒于后元二年（前87），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谥号孝武皇帝，《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
汉武帝像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
思想上：独尊儒术
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要求定儒家思想于一尊，这是为什么呢？
统治思想变化的根据中国2000多年社会基本矛盾是：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
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
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
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
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
新政受挫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16岁登基后，开始实施“新政”：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又任精通《诗》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还任命另一儒生王臧为郎中令（相当于皇宫侍卫长），成为武帝的近臣。
汉武帝又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
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的反对。她怒斥武帝，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帝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后就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新政，暂时受到了挫折。
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22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经学家，专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政治上：变革制度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
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
建立刺史制度：
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设置司隶校尉。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设置丞相司直。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尊经兴学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前124）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军事上：反击匈奴
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达15次之多，关键性的最大战役有3次。
马邑之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30万大军无功而返。
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汉武帝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任大将军；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的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
收复“河南地”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诸部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
河套地区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初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地区，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西争夺战元朔六年（前123），武帝又派卫青率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与霍去病有因缘的焉支山军马牧场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行动勇健轻捷的样子。大将军卫青还挑选800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去病率800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军事才能。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6天，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杀敌8000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县西北），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3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东北）、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漠北之战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廷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司马迁像（清代版画）元狩四年（前119）春，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
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
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去病24岁那年不幸得病死了。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
经济上：调整政策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代田轮耕，兴修水利汉武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与准备。
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耕作方式、技术。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以便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新的播种农具应用于生产，称作耧车或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汉武帝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
设置田官，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武帝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边10万户；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725万人。屯田制度是武帝朝的一大发明，此后历代统治者颇有人仿效。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迁徙豪富。元朔二年（前127），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
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应用，汉代的农业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采用“轻重”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元狩四年（前119）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统一货币。汉初，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
盐铁官营。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汉初，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置均输，行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ｚāｎｇｋ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决策上：存在失误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亡秦之失”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过度。汉武帝在位５4年，战争持续了４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穷奢极欲。汉武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４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２1观、１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信惑神怪。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不能使武帝满足，他期冀自己的寿命无限延长。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骗，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前110），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戾太子之狱戾太子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刘据是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
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父子间的疑心越来越大：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一来，终究让佞臣江充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所谓“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
武帝晚年居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生病，精神恍惚不定，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将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蛊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前91）七月，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武帝闻讯，赶回建章宫，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
征和三年（前90），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轮台悔过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征和四年（前89），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30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继承人了。后元元年（前88）七月，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仅20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举让朝野臣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霪乿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马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后元二年（前87）二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dī）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太子刘弗陵即位，他就是汉昭帝。
刘彻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彻，字通，曾用名：刘彘
出生：景帝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属相：鸡
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
享年：70岁
谥号：孝武皇帝
庙号：世宗
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
母亲：王娡，后封为皇后
初婚：16岁
配偶：8人，皇后2人：陈阿娇、卫子夫
子女：6子，5女
继位人：刘弗陵（昭帝）
最得意：漠北之战大捷
最失意：求仙落空
最不幸：嫁女于栾大
最痛心：巫蛊之祸
最擅长：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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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柏杨：《汗血马战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元帝刘奭
元帝刘奭简介：　　　　　　　　　　
元帝刘奭初元元年（前48）——竟宁元年（前33）
汉元帝刘奭生于昭帝元平六年（前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三年（前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匈冲突的休止符：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平灭郅支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昭君出塞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又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代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首咏昭君的诗，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在位16年，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六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成帝。
刘奭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奭
出生：元平六年（前75）
属相：马
卒年：竟宁元年（前33）
享年：43岁
谥号：孝元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渭陵
父亲：刘询
母亲：许平君
初婚：18岁前，配偶:司马良娣,5人，皇后王政君
子女：3子，2女
继位人：刘骜（成帝）
最得意：以儒治国
最失意：威权旁落
最不幸：司马良娣早逝
最痛心：昭君远嫁
最擅长：柔仁好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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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刘骜
成帝刘骜简介：
建始元年（前32）——绥和二年（前7）
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汉成帝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西汉青铜执伞俑成帝刘骜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属蛇。他是汉元帝刘奭做太子时与王政君生的儿子。“骜”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却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
王氏家族贵幸倾朝：
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这三种力量几经消长，到元成以后，外戚王氏由于偶然机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渐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
王氏发迹王氏的兴衰离不开这个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是战国田齐旧贵族的后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齐国灭亡，王族式微。秦亡，其先祖田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田安失国之后，齐地的人就称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为“王家”，从此，他家的姓氏就由“田”改为“王”。武帝时期，王政君的祖父王贺曾任直衣绣使，后被免职，由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迁往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委粟里。王贺的儿子王禁是个酒色之徒，妻妾众多，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只有王凤、王崇和王政君是一母同胞，他们的母亲是王禁的嫡妻李氏。
王政君生于本始三年（前71）。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个孩子后，因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气之下改嫁给河东的苟宾。王政君小时候跟随爷爷王贺住在山东时，曾许配过人家，但没等结婚，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刘宇见她清秀聪慧，又聘她为姬妾，仍是没等过门，东平王又死了。王禁很迷信，就找个卜者为女儿看相算命。卜者说：“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极富暗示性的话，便不惜重资，延师教她读书学经，还教习琴棋书画，熏陶贵族礼仪。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王政君年满18岁。王禁想起卜者“当大贵”的话，就想方设法把王政君送到宫中，做了一名宫女。没想到太子不经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就怀有身孕，第二年就为刘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骜。
甘露四年（前50），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奭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三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汉元帝的时候，王氏家族虽然纷纷窃据要津，骤然显贵，但还没有进入中枢。不仅如此，他们的权力还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元帝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傅昭仪和冯昭仪。
傅昭仪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此子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甚得汉元帝的欢心，父子二人“坐则侧席（紧挨着御座），行则同辇”，简直形影不离。从此王政君母子便被冷落一边。
冯昭仪生子刘兴，立为信都王，后改中山王。在汉元帝观赏斗兽遭到黑熊袭击时，冯昭仪挺身而出而让元帝赞叹不已，倍加敬重。
皇太子刘骜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却是个酒色之徙，元帝不喜欢他，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际，外戚史丹与太子关系紧密，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
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骜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元帝很生气。史丹立刻免冠谢罪，说是自己让太子故意节制悲伤之情的，以免感染元帝而过度伤心。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王政君和刘骜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趁寝殿中只有元帝一人时，他独自闯入室内，伏在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为太子求情。元帝心肠软，“优游不断”，见史丹泣不成声，竟大为感动，长长叹了一口气，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皇太子的地位这才稳定下来。
五月，元帝去世，六月，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王氏擅权在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成帝继位，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再次，王凤排挤丞相王商。这个王商与王凤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也是一支活跃于元、成政坛上的外戚家族。当时，惟一能与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和能力，都不在王凤之下。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议论不同，关系渐渐紧张。王凤与外戚史丹合谋，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又教唆频阳（今陕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诬陷王商。汉成帝觉得难以查证，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成帝无奈，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被免相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愤而死。其子弟亲戚有在宫中任职的，一律被赶出长安城。至此，王凤专制朝政，已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
第四，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时候，却有个被遗亡的角落，那就是王凤的二弟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臣君，生于元帝初元四年（前45）。王莽的相貌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汉代鎏金神兽纹铜牌饰
王莽的哥哥与父亲一样早早就死了，所以王莽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王政君当上皇太后那年，王莽仅有14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只好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轻的王莽与他那些飞扬跋扈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几个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王凤大受感动了，临死时拜托皇太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一下王莽。随后，王莽有了第一个职务——黄门郎。在24岁的时候，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司马王商，也感到这个侄子不同凡响，向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其实就是要求皇帝给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名声鹊起，引起了成帝的极大关注。
永始元年（前16）五月，汉成帝下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的都乡（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食邑1500户。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身兼数职，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时已跃居几个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一种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群体为统治工具，以小农的自然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专制统治。皇权在这里幻化为国家意志，它不仅成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杠杆。所以，皇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皇权的强弱必将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但是皇权的致命弱点是“家天下”，它的传承必须按血缘关系在一家一姓的狭小范围内选定，也就是说无论贤愚，他只要具有与皇族直系或最近的血统，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如果臣民遇上志向远大、雄才大略、英明果决的君主，社会就稳定，国家就强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这样的明君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纵情淫乐，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政治废物。在这些废物的眼中，最可靠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宦官，是信得过的奴仆；另一种是外戚，是信得过的亲戚。
汉成帝就是这样的政治废物，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便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赵家姐妹专宠昭阳：
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淫乐。他最初宠爱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
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铜鎏金乐舞扣饰
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成帝，也想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前20），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
昭阳新主人在巍峨宏伟、鳞次栉比的西汉宫殿中，昭阳殿以其合于天干而显得别具一格。当未央宫、甘泉宫、长杨宫等宫殿早已随着汉高祖、汉武帝的名字蜚声著誉的时候，古老而充满祥瑞的昭阳殿却一直默默无闻。汉成帝时，这里住进了才色殊绝、宠渥恩隆的两个女子，从此，昭阳殿便成为宠幸、荣耀与尊贵的象征，在戏曲、小说里成了“正宫”的别名。给昭阳殿带来如此声名的，正是汉成帝“微行”出游所遇到的一个绝色美女，她就是赵飞燕。
赵飞燕是阳阿公主家的舞女，面目娇好，体态轻盈。历史上有“燕瘦环肥”的说法，燕，就是赵飞燕；环，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一次，汉成帝“微行”经过阳阿公主家，公主盛宴款待，唤出几名美女歌舞助兴。成帝见其中有位光艳照人的女郎，歌声清脆，舞姿袅娜，不禁意荡神摇，便乞请公主将飞燕送给自己，带回宫去，让她成为昭阳殿的新主人。
赵飞燕的父亲叫冯万金，做江都王府里的舍人，与江都王的孙女姑苏郡主私通，生下了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个孪生姐妹。因为姑苏郡主嫁给江苏中尉赵曼为妻，所以飞燕姐妹从赵姓。长大后被卖到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的府中学习歌舞，由于体态轻盈，姐姐获得了“飞燕”的称号。
由于飞燕的获宠，赵临和兄弟赵钦先后被封为成阳侯与新成侯，赵氏一门大得荣光。然而，在外戚势力逐渐膨胀的西汉中后期，勋戚霍氏、许氏、王氏等先后秉掌朝政，人少族微的赵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因而，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微贱的出身还为她能否固宠罩上了一层阴影。入宫不久，她就把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成帝做婕妤，通过妹妹并宠做保障，弥补家族势力的不足。
自从赵合德进宫后，成帝便渐渐把心思移到她身上。这是因为，合德不仅姿容出色，肌肤雪白、光滑，而且性情温柔，比起飞燕来，更有西汉昭明铜镜一番魅力。成帝称合德的怀抱是“温柔乡”，并感叹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喻汉武帝好神仙）。”成帝让合德住进了昭阳宫，并满足她的挥霍欲望。成帝日益宠信合德，同时，对飞燕的恩宠逐渐衰落下来。自然，由于飞燕与合德是一对亲姐妹，成帝便不好过分地冷落飞燕。
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即以新宠的骄姿，挟赫赫威势向许皇后、班婕妤二人发动进攻，一场新旧之争遂在后宫展开。
飞燕争宠自许皇后被冷落以后，一连三年日蚀，朝臣们将这“阴盛”之象，归咎于王氏专权，而王氏的党羽谷永却将矛头移向许皇后，说是由于她“失德”造成的。于是，许皇后的“椒房掖廷用度”被减省了，甚至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了。许皇后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她的姐姐、平安侯夫人许谒想出了一个拙劣而愚蠢办法，就是在背地里装神弄鬼，恶毒诅咒车骑将军王音和后宫中一个有身孕的王美人。此事很快被王氏家族掌握，汉金兽头形空心杖首
但他们觉得最好由别人揭发。而揭发的最佳人选是赵飞燕。结果，在赵飞燕入宫的当年十一月，赵飞燕替王氏家族跑到前台做了揭发，许谒等人被处死，许皇后被废黜，许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被流放。赵飞燕在控告许皇后的同时，把班婕妤也一并捎上了。但由皇太后出面保了下来。
皇后的位置空缺，赵飞燕就闹着让成帝立她为皇后。可是成帝册立赵飞燕为后的想法，遭到了皇太后王政君的阻拦。后由淳于长从中斡旋，赵飞燕才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淳于长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姐姐王君侠的儿子，与王莽是亲表兄弟。淳于长跑到王政君面前以立赵氏为后，不会构成对王氏家族专权的威胁这个理由打动了王政君的心，终于点头首肯。永始元年（前16），立赵飞燕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又把昭阳殿赐给她一人居住。为了感谢淳于长斡旋之功，成帝赐淳于长关内侯，不久又封为定陵侯。
燕啄皇孙成帝为了取悦新皇后，令工匠在皇宫太液池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叫“合宫舟”。一天，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皇后的两只脚不肯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作掌上舞”的佳话。
正当赵飞燕沉浸在母仪天下的荣华与威势之中时，双脚却已踏上班婕妤的老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做皇后竟是宠极爱歇，忌深情疏，而夺她所爱的，正是自己的妹妹赵昭仪。赵合德与赵飞燕从小一起长大，对姐姐十分尊敬，在成帝面前为她百般回护，因而飞燕的地位并未因皇帝移宠而动摇。开始时，心高气傲的赵飞燕，不愿与残漏寒蛩作伴，不甘心遭遇冷遇与漠视。她听说皇帝爱窥视赵合德汤浴，自己西汉铁戟也如法炮制来请皇帝观瞧。为了复宠，她甚至谎言过自己怀孕，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汉成帝始终没有儿子，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皇帝无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朝堂上下无不忧心。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久无子息，也深深地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但姐妹二人始终没有生育的征兆。
飞燕知道，要想永保皇后的桂冠，必须生下一个儿子，继承帝业。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为了增加生育的机会，也为了打发寂寞难挨的时光，她常趁成帝夜宿合德处，秽乱宫廷，招引一些多子的少年侍郎、宫奴与她奸宿，希望怀孕，但并未成功。
西汉“蕃禺”铜鼎赵氏姐妹自己不能生育，也不许别的妃嫔生育。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成帝的孩子，临到生产的时候，赵合德命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姬，取走了婴儿。那婴儿被乳母张弃抚养了11天，即被宫长李南持诏书取走，不知下落。后来，后宫的许美人也怀孕了，成帝暗中派御医去探视，又送给许美人三粒名贵的养身丸药，做保胎之用。许美人生了儿子以后，赵合德知道了，大哭大闹了一场，最后胁迫成帝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赵氏姐妹的残忍令人发指，而汉成帝的昏蒙也无以复加。当时有讥刺赵飞燕童谣道：“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绥和二年（前7）三月，酒色侵骨的汉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死，孝元王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四月成帝养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安葬成帝于延陵（今陕西咸阳市东）。
刘骜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骜
出生：甘露二年（前52）
属相：蛇
卒年：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
享年：46岁
谥号：孝成皇帝
庙号：无
陵寝：延陵
父亲：刘奭母亲：王政君
初婚：19岁
配偶：9人，皇后许氏、赵飞燕
子女：无
继位人：刘欣（哀帝）
最得意：“温柔乡”
最失意：皇后飞燕有外遇
最不幸：暴死
最痛心：燕啄皇孙
最擅长：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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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学勤：《汉元帝·汉成帝》，远方出版社，2002年
（4）柏杨：《床上巨星赵合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孺子婴
孺子婴：
居摄元年（6）——初始元年（8）
西汉十二帝，有一帝到底指谁？历来说法不一。
高后吕雉说。她临朝称制，《史记》有《高后本纪》，《汉书》有《高后纪》，都按皇帝待遇，但有名无实，是“后”不是“帝”，因而不算一帝。
更始帝刘玄说。可是中间隔着“新莽”时期，西汉早已灭亡，而且并未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政权，因而也不能算西汉一帝。
刘婴说。初立时只是两岁的孩子，在位3年，始终没有正式即位，从没戴过皇帝的冠冕，但毕竟在位三年，西汉王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所以刘婴为西汉的末代皇帝。
刘婴，生于元始五年（5），属牛，是汉宣帝的玄孙，楚孝王刘嚣曾孙，广戚侯刘显之子。平帝被毒死后，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樱烦啤叭孀佑ぁ薄Ｓ赏趺阏哪旰盼由恪?年，王莽称帝，改国号新。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
假皇帝和真太子：
平帝死后，王莽感到自己当皇帝的条件还不具备，就决定再立一个傀儡。王莽借口这些人与平帝都是兄弟辈份，不好做继承人。于是就王莽像
从宣帝玄孙中，选择最年幼的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继承人。老谋深算的王莽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要行使皇帝的权力，总要编造个理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果然有人给编造了符命图谶。
白石符命在迎立刘婴即位的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大白石头，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血红大字。王莽指使群臣把此事禀告给太后王政君。
西汉栈车年愈古稀的太皇太后虽然重用娘家的人，但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社稷江山，她没有料到王莽竟然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不禁气愤至极，给予严厉庠稹?br>
这时，王莽的叔伯兄弟、太保王舜却告诉老太后，现在已没有办法能阻止王莽这样做了。最后，元后王政君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按王莽等人的意思下诏书：“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居摄践祚居摄，是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践祚，是“即位”的意思，多指帝王而言。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主阶在东称祚（一作“阼”）阶。祚阶上为主位，因称即位行事为“践祚”。元后已经同意王莽居摄，群臣就从《尚书》和《周礼》等古籍中寻找周公居摄时的规矩，然后提议王莽居摄的形式。主要内容是：“服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如天子南面朝见群臣，处理政事。出入之际要戒严，臣民在其面前要自称臣妾，一如天子之制。举行祭祀典礼之时，赞礼者要称其为‘假皇帝’，臣民应称其为‘摄皇帝’，其自称应为‘予’，其公文应称‘制’。”以上内容与“真皇帝”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最后一条是对元后的惟一安慰：“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后则仍用臣礼，所居之处，如诸侯制度。”
第二年（6）正月，王莽正式就任“假皇帝”。他为了表示是西汉帝国的真正主宰，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改元，称居摄元年。第二件事，到南郊祭祀天帝，到东郊迎接春天，在明堂举行大射礼。西汉彩绘陶载人鸟
这些过去都是皇帝主持的事，如今理应由孺子婴负责，但他只有两岁，便均由王莽主持。第三件事，在三月己丑日，尊年仅17岁的平帝皇后，也即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立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假皇帝”与真太子不同族不同姓。
王莽做摄皇帝，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从此，王政君作为维护刘氏政权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假皇帝”还是“摄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王莽此时的权势早已超过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婴了，只是没有宣布改朝换代而已。
权臣篡汉和西汉灭亡：
王莽三月立孺子婴为太子，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子弟的不满，他们彻底识破王莽假仁假义的面具，有70多位朝臣和地方官吏，或告退，或隐亡，表示忠事刘汉而不为王氏朝官。
两次发难王莽虽然对刘姓贵族极尽拉拢、防范之能事，但首先发难的还是刘姓宗室。安众（今河南镇平县东南）侯刘崇在四月起兵反抗，但不久就失败了，刘崇战死。
居摄二年（7年）九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再次发难，举起反王莽的大旗。翟义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代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各郡国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向长安集结，面对起义军的壮大，摄皇帝王莽寝食不安，昼夜抱着年幼的孺子刘婴哭泣，并祈求神灵保佑，宣布等孺子长大成人后，就主动辞职回家休养。
王莽一面担惊害怕，一面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起义军失败了。
平息叛乱后，王莽更是踌躇满志，他一改昔日谦恭有礼的儒者风范，而以一个盛气凌人的军事强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小臣工面前。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翟义等反叛者相继毁灭，使王莽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王莽要去掉头上的“假”字当真皇帝，要靠符命。所谓“符命”就是编造的“天符之命”或者“圣王受命之符”。于是，各地便纷纷造符瑞来投其所好，急其所需。王莽借着各地的“符命”，提出要把“摄皇帝”中的“摄”字去掉；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8）。太皇太后不得不同意，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
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初始元年（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就加紧制做铜匮（铜匣子），装了两条书简，一个简册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简册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传位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大官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回去坐在未央宫的前殿，登上真天子宝座，把国号改为“新”，把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一。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
历次改朝换代，最可悲的是末代皇帝，孺子婴连个皇帝的名号也没混上，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饱受“假皇帝”王莽的摆布、戏弄，5岁时就成了亡国之君。王莽封孺子为“安定公”，并将平原郡的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等5个县，民万户，地方百里，作为安定公国，在西汉银盒
国中立汉祖宗之庙，世代祭祀。将自己的女儿孝平皇后降为安定太后。王莽封了刘婴，但不准他回到封国，把京城的大鸿胪府改建为“安定公第”，将刘婴关在里面，室内一无所有，又通令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这样，刘婴实际上过着连囚犯也不如的生活。可怜孺子婴长大后，连猪、狗、牛、羊都不认识，话也说不清楚，竟成了一个傻子。
王莽能用不流血手段夺取天下，有以下几个因素：
王政君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王莽。王莽代汉的一个偶然因素是成帝、哀帝、平帝都绝嗣无子，皇位继承人由藩入主，而这一切都由王政君决定。而王政君偏偏长寿，活了84岁，使得她成为汉室惟一活着的老祖先，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影响下，这个天下之母在决定立谁做新皇帝的时候，起到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王氏外戚专权的结果。王氏集团作为外戚辅政，从王凤开始到王莽止，前后达34年之久，在全国上下、军民之中造成了王氏统治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其势力已成不可摧毁之势。
“再受命”思想的影响。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谶纬之说盛行，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苊敝怠Ｕ庵炙汲蔽趺Т捍丛炝艘桓鲇呗凵系乃枷胱急浮Ｎ骱汉笃谟捎谕恋丶娌ⅰ⒃只模玫虮祝匀诵母《准睹芗馊瘢嗣衿鹨宀欢稀Ｍ趺Т酆赫鞘视α说笔闭錾缁岬幕舅汲薄诵乃急洹⑸缁崴贾握庖皇导是榭霾摹?br/>新莽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刘玄更始三年（25），平陵人方望等起事，劫取刘婴逃离长安，到了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50里），更始帝刘玄派遣李松等带兵前去攻打，混战中，刘婴被乱兵所杀，时年21岁，不知葬所。
刘婴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婴
出生：元始五年（5）
属相：牛
卒年：更始三年（25）
享年：21
谥号：无
庙号：无
称号：孺子
陵寝：不知葬所
父亲：广戚侯刘显
母亲：不详
婚姻：未婚
子女：无
继位人：无
最得意：立为太子
最失意：不如囚犯
最不幸：死于乱军
最痛心：王莽篡汉
最擅长：任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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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刘秀：
建武元年（25）——建武中元二年（57）
汉明帝刘庄，作为刘秀之子，最能了解其父，评其父皇能上承天命，拨乱反正，让历史走出低谷，使天下得以安定，并一心谋求国家振兴汉光武帝像，是一位“中兴之主”。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光武帝评论甚高，说他“三代以下称盛治”，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甚至认定在夏、商、周三代以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说他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皇帝！
古人对刘秀做出这样高的评价，但刘秀本是没落皇族中的一员，以种田为生，是怎样成长为一代开明君主的呢？近年来，刘秀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成功的刘秀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人生和政治经验呢？
克定天下：
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父亲是济阳县令刘钦，一个哥哥叫刘（yǎn），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汉从成帝、哀帝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尖锐。9年，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但是，王莽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更加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风起云涌。17年，荆州一带的饥民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发动了绿林军起义；18年，樊崇领导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起义。
22年，刘、刘秀兄弟在南阳郡（在今河南南阳市）舂陵乡组织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发动起义。由于刘氏为西汉皇族，所以人们把他们领导的起义军叫做汉军。不久，汉军与绿林军结为联军，共同打击王莽军。
从起兵到推翻王莽新政，再到建立东汉政权，再到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刘秀身经百战。其中对刘秀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举动。
昆阳之战23年2月，即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绿林军的节节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派王邑、王寻两员大将征调了全国兵力42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向宛城进发。队伍路过昆阳，发现驻有义军，王邑、王寻下令围困昆阳。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13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六月，刘秀带领援兵来到昆阳城外，他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一千余人，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为了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故意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又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真的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刘秀亲自率领3000人敢死队，从城西渡水，直扑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敌军的中坚。
昆阳大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给王莽以致命打击。这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推翻新政。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镇抚河北随着刘和刘秀在宛城和昆阳功勋的建树，随着王莽政权的即将灭亡，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的矛盾便显露无遗了。刘玄担忧刘、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遂共谋诛伯升（刘字伯升）”。刘与其部下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同被杀。
刘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压力，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一方面，他为失去一起举兵、一齐奋战、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哥哥，充满悲痛，充满怨愤，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东观汉纪·光武皇帝纪》)；另一方面，他却立即从前线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服丧，不与刘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但他深知，尽管一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种种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另一方面也在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并利用各种机会为摆脱更始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做准备。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刘秀一方面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在这关键时刻，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冯异，字公孙，颍川人。本为王莽部下，后为汉军抓获。冯异敬仰刘秀的仁德，刘被杀后，唯有他理解刘秀的悲痛，宽慰刘秀节哀；在更始政权对委派刘秀巡视河北出现犹疑之际，冯异又劝说刘秀厚交当权左丞相曹竞及其子尚书曹诩（ｙì），最后才得以成行。来到河北，冯异建议应以“施行恩德”为原则，巡行郡县，处理冤狱，释放囚徒，关心弱势群体。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曾与刘秀同时游学长安。听说刘秀被派往河北，他立即“杖策北渡”，追到邺（yè）城。刘秀见老同学前来，笑着试探他：“难道是为做官而来？”邓禹则坦言：“只希望你能够一统天下，我从中能够效微薄之力，垂名青史罢了。”与刘秀彻夜相谈，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激励他“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正当此时，王郎的出现，为刘秀占据河北设置了很大障碍。
《后汉书·光武帝纪》书影（宋刻本）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更始二年（24）初，刘秀只好从真定北往蓟（jì）地，后又慌忙逃离蓟城。在南逃途中，他们不敢进入城邑，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被王郎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最后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才始脱险境。在信都，刘秀接受了信都太守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发精兵。这样，刘秀终于站稳了脚跟。
四月，刘秀亲自统帅大军包围了邯郸。双方激战20余天，王军被消灭，王郎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削平割据25年6月，刘秀在鄗（hào）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举行大典，登基即位。改鄗城为高邑，定为首都，年号建武，大赦天下，东汉王朝从此建立。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坚守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才刚刚起步，而且任务将十分繁重。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南征北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下面就是他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
25年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wěi)在汉军围攻下举城投降。刘秀迁都洛阳。
26年，收复洛阳以东及洛阳至长安沿线的豫西地区。
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占领长安。
28年，消灭东方的割据势力刘永。
29年，消灭河北地方势力彭宠，河西的窦融归顺。
30年，消灭淮南割据势力李宪，平定关东地区。
31年至36年，消灭了西北的隗嚣、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芳逃往匈奴。
从22年起兵，到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拚杀了15年！在这15年中，他拚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局面。他死后，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光”是光复汉室、光大汉业，“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他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自从平定公孙述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子希望听听父亲打仗的有趣故事，光武帝对他说：“古代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的事，孔子没有回答他。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事！”他已经坚定了信念，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尽快改变社会面貌。
重建帝国：
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残酷暴虐，怨声载道，最终被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割据诸雄，对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都显得束手无策。
既要创业，又要稳定，还要发展。历史已经把责任不可推卸地压到光武帝刘秀身上，刘秀也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重任。
其实，在建立政权之初，甚至在镇抚河北之时，刘秀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
柔道治国建武十七年（41），刘秀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女长辈们都说：“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从不假献殷勤，既爽快，又柔顺，所以今天才能光宗耀祖。”刘秀听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是想用柔顺之道啊！”
“以柔道行之”，确实是刘秀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
还是在他建国之前出镇河北时，就首先清除苛政，理结冤狱，罢黜贪官，延揽人才，广施恩泽，取悦于民。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
减轻赋税。为恢复被破坏了农村经济，建武六年（30），他就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
解放奴婢。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后，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要求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这个政策针对积存已久的问题，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停止武力。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33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强化皇权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刘秀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刘秀提高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精简地方机构。建武六年（30）刘秀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废除地方兵权。刘秀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合理安置功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
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yáo)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
刘秀对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加重用，让他们参议国事。如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刘秀经常委以重任。刘秀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建武四年(28)春，邓禹奉命率军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建武十三年(37)，天下平定，邓禹被封为高密侯。
另一方面刘秀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以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如马成，在刘秀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刘秀。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刘秀称帝后，拜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刘秀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汉代鸟篆文铜壶曾读书求学，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刘秀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刘秀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秀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刘秀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
刘秀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清初学者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限制外戚权力。西汉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力倡教化光武帝刘秀是个儒者皇帝。王莽天凤年间，他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便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造就和选拔治国之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兴办学校。他在即位后五年（29）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选儒生为官吏。刘秀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立德垂训：
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谨厚诚信，克勤克俭刘秀9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生活简朴，不事浮华他“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廉政和严政刘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建武十五年（39），刘秀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刘秀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刘秀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
刘秀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第二天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刘秀看了，赐了郅恽100匹布，而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洛阳令董宣侦知刘秀的姐姐阳湖公主的苍头（奴仆）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苍头并杀掉了他。阳湖公主向刘秀告状，刘秀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刘秀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也不答应。刘秀要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刘秀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30万。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强项令》，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刘秀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刘秀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广纳贤士，延揽英才。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
在初到河北的时候，刘秀就采纳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定人才策略，聚集人才。称帝之后，刘秀继续贯彻人才政策，为政治中兴与经济恢复提供保障。刘秀政权中的人才十分广泛。从区域结构上，遍及各地，“云台二十八将”有11人来自南阳，17人来自颍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从人才来源上，云集各类，有的是与他同举义旗的，如邓晨、李通等，有的是投奔而来的，如邓禹、王常等，有的则是从敌对营垒中争取来的，如冯异、窦融等；从社会层次上，包罗万象，如吴汉曾是“贩马自业”的小商贩，王常是出身卑微的布衣，卓茂则是精通经学的儒生。
诚信相待，用而不疑。24年，刘秀攻破邯郸，诛灭王郎，缴获一大批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各州郡将吏与王郎互通的书信，但刘秀无意拆看，立即召集众将，把这些文件当众全部烧毁，并宣称“令反侧子自安”。破铜马时，刘秀对来降的铜马将领厚加礼遇，并封为诸侯，这些人心存疑惧，于是刘秀又让他们仍回原部，统领自己的军队。刘秀亲自骑马巡视各部，这些将领都感慨道：“萧王（刘秀曾被更始帝封为萧王）推赤心置腹中，安得不效死乎！”冯异本为王莽任官，刘秀却信而不疑。由于冯异为人正直，办事沉稳，不邀战功，诸将论功时“独屏树下”，人称“大树将军”。后被拜为征西大将军，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威特重。有人造谣中伤，说他要当“咸阳王”。冯异知道后，上书请求辞职。刘秀则不信谗言，下诏抚慰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彻底打消了冯异的疑虑。
刘秀之所以在反莽斗争中异军突起，逐步发展，建立东汉政权，最后统一中国，并创造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与他对人才的重视、信任是密不可分的。
废立皇后，当机立断在是非、优劣之间，在选择定夺面前，刘秀能当机立断，果敢决策。这在他处理废立皇后的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刘秀最初娶的是阴丽华。阴氏为新野大族，丽华从小知书达礼，而且美貌远扬。刘秀到新野听说了阴丽华的美貌，在长安看到皇帝仪仗队中手执金吾的侍从官的威仪，禁不住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帝元年（24），29岁的刘秀与阴丽华终于喜结良缘。
婚后，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征讨王郎时，真定王刘扬聚兵10多万，听命邯郸王郎，不肯归附刘秀。刘植亲自前往劝说刘扬，刘扬勉强同意，却提出与刘秀结亲的条件。刘扬有一个外甥女叫郭圣通，欲为其择一良婿。于是更始帝二年（23），刘秀令刘植为媒，执雁赍金，送作聘礼，择日亲往真定郡迎娶郭圣通。
刘秀称帝的第二年，议立皇后。他认为阴氏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之为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王家，坚决辞让。结果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刘秀对阴氏始终念念不忘，一直非常宠爱，这便使得郭皇后对刘秀“数怀怨怼”。这种怨怼之情明显违背了刘秀倡导的“宫教”，再加上郭皇后不能同宫内其他妃妾友好相处，也不能很好地抚育其他妃妾的子女。刘秀于建武十七年（41）一纸诏书废除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尽管殿中侍讲郅恽等曾经进言慎待皇后，刘秀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后来，刘秀又同意了太子刘强的请求，废止刘强太子，而立阴丽华的儿子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阴丽华后被称为光烈皇后。
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回到洛阳后立即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称“建武中元元年”，以志纪念，并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
刘秀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秀
出生：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
属相：兔
卒年：建武中元二年（57）
享年：63岁
谥号：光武
庙号：世祖
陵寝：原陵（今河南孟津）
年号：建武、中元
父亲：刘钦
母亲：樊娴都
初婚：29岁
配偶：阴丽华，郭圣通
子女：11子，5女
继位人：汉明帝刘庄
最得意：昆阳之战
最失意：蓟城之亡
最不幸：父亲早逝
最痛心：兄刘被杀
最擅长：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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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启琛：《汉光武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2）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臧嵘：《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4）雷大受：《汉光武帝》，中华书局，1990年　
和帝刘肇

和帝刘肇：
永元元年（89）——元兴元年（105）
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炟突然病逝，而太子刘肇这时只有10岁。刘肇生于建初四年（79），生母为梁贵人。刘肇是汉章帝的第四子东汉绿釉陶楼，在他上面有千乘王刘伉（kàng）、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三个哥哥，下面有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淑、广宗王刘万岁四个弟弟。
正如前面所讲，由于窦皇后从中作祟，废掉太子刘庆，逼死刘庆生母宋贵人，改立刘肇为太子。当时，刘庆5岁，刘肇才4岁。变故与危难可以让人迅速成熟，刘肇似乎也明白政治地位变化所具有的意义，懂得要扶危济困，于是对刘庆格外亲近和爱护，入则同室，出则同车。这也许是出自刘肇善良的天性。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政权只好交由养他成人、最为亲近的太后来掌管。
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即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斗争便不可避免，政治的纷争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就进入了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
听之任之：窦太后临朝
汉和帝刘肇于章和二年（88）壬辰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改明年为“永元元年”。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政，她首先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
封官集权。窦太后封官的原则有二：一是亲属，二是听话。她把哥哥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侍中，掌管朝廷机密，负责发布诰命；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帝的侍卫；弟弟窦景、窦环均任中常将，负责传达诏令和统理文书。这样，窦氏兄弟便都在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
宣布解除郡国盐铁之禁。窦太后开盐铁之禁，迎合了豪强的利益，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减少了税收，壮大了豪强，因而实际上损害了国家。
主张北攻匈奴。北匈奴遭灾受乱，南匈奴单于请求汉廷帮助他趁机扫平北匈奴。对此，朝臣意见并不统一。都乡侯刘畅来京都洛阳吊唁（yàn）章帝，却被窦宪刺杀。为使窦宪免遭处罚，窦太后决定派窦宪为东骑将军，联合南匈奴伐北匈奴。
永元元年（89），双方大战于稽落山，汉军大破北匈奴军，追击余部一直到私渠海。窦宪率军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才班师回朝。
窦宪得胜还朝后，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不仅前罪无人提起，而且加官封爵，升任大将军，封武阳候，本来大将军职在三公之下，但由于这次是窦宪充任，因此提升到三公以上，仅次于太傅。窦笃升任卫尉，窦景和窦环升任侍中。窦氏兄弟骄纵益盛，于是“朝廷震慑，望风随旨，无敢违者”。
强权政治窦太后将政权统于自己一人之手，独断专横，强予决策。对于伐北匈奴，尚书、侍御史、骑都尉、议郎等等东汉绿釉陶水亭
都极力上谏，甚至指责太后“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也没有挡住太后为袒护窦宪而出兵。重创北匈奴后，是否继续设立北单于，朝臣坚决反对，但由于窦宪奏请设立，太后不顾大多数人反对，而“竟从宪策”。
窦太后还把大批窦氏家族子弟和亲朋故友，任为朝官或地方官，从而上下勾结，专权放纵，报复打击，为所欲为。其弟弟窦景放纵奴仆胡作非为，甚至白天公然拦路抢劫，侮辱妇女，而“有司莫敢举奏”。
特务政治窦宪养了许多刺客，实行暗杀政策，谋害那些具有宿怨私仇、持有不同政见、可能危害窦氏的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窦宪的父亲窦勋犯罪，韩纡（xū）审理此案，考实窦勋坐狱被诛。窦太后当政时，韩纡已死，窦宪即派刺客刺杀了韩纡的儿子，并带回他的首级拿到窦勋坟上祭奠。周荣为尚书袁安府吏，袁安上书言窦宪骄纵、窦景腐败、不宜立北匈奴单于等奏议，均出自周荣之笔。窦宪门客徐齮（ｙì）非常嫉恨他，于是当面威胁他。连尚书府中尚且遭到这样的恐吓，可见一般的官吏该承受着怎样的政治压力。
腐败政治窦太后依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满足私欲。永元元年（89），她就下诏为弟弟窦笃、窦景修建豪华住宅，楼馆错落，府第相连，一眼望去，“弥街绝里”。当时正值窦宪征兵北伐匈奴，大兴土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增加了人民负担。
从章帝驾崩，和帝即位，到永元四年（92）上半年，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窦太后一直把持朝政，和帝听之任之，是一个傀儡。而随着窦家权势、欲望的膨胀，窦氏甚至觉得这个傀儡也是多余的了。因而打起了诛杀和帝的算盘。而和帝则趁机斩除外戚，夺回政权。
经之营之：汉和帝亲政
其实，窦太后的倒行逆施，刚愎放纵，早已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不满。他们不断上书进谏，有时甚至以死抗争，希望把黑暗的政治挽回到清明之中。
群臣之谏当朝群臣的谏诤从“太后临朝”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仅据《资治通鉴》统计，短短的近五年时间，大臣就针对各种问题上书十五六次。
太后刚刚临朝，就以私情授重权于窦氏兄弟。伐北匈奴，并设北匈奴单于。窦氏兄弟骄横肆虐，侵暴百姓，甚至擅自征调边防部队。
群臣们为窦氏的贪婪与霸权而愤怒不已，为朝廷的纷乱黑暗而痛心疾首，为皇帝的幼弱无奈而呼号流涕。他们呼唤着皇帝的坚强。正如司徒丁鸿上疏所言：“夫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永元四年（92）丙辰，13个郡国地裂，大旱、蝗灾发生。上天似乎也在昭示着一场大变革的发生。
夺取政权小皇帝刘肇年龄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懂事。这对日益膨胀的窦家权势不能不形成威胁。于是窦宪便与女婿郭举及其父郭璜、部下邓叠及其弟邓磊等，共同谋划企图杀害刘肇，篡汉而代之。
这时14岁的和帝暗中得到消息，知道了窦宪的阴谋，他感到必须尽快制定对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满朝廷都是窦家的人。虽然也有如司徒丁鸿、司空任隗、尚书韩棱等可以信赖，但窦氏兄弟已经限制了皇帝不能与内外大臣直接单独接触，只有宦官在身边伺候并内外传递信息。和帝经过观察，觉得只有中常侍钩盾令（负责宫内河池苑囿的宦官）郑众可与商量，一则郑众服侍多年，对皇室一直忠心耿耿，比较可靠；二则此人谨慎机敏，很有心计，可以出谋划策。于是，和帝趁别人不在，与郑众说了自己的想法。郑众早已看不惯外戚势力的横行霸道，也劝和帝早下手为强。
此时，窦宪正镇守凉州，如果京城有变，他必然领兵叛乱。为减少损失，保证成功，和帝下诏令窦宪来京辅政，先行调回窦宪。同时，要参照前朝《外戚传》，试图从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昭帝诛上官桀、宣帝诛霍禹等事中学习经验。于是密令清河王刘庆从千乘王刘伉处借取《外戚传》，令郑众从中整理勾稽。一切准备停当，窦宪、邓叠等也回到京师。
抓捕窦宪的前一天晚上，和帝亲自御临北宫，命令司徒兼卫尉官丁鸿，严兵守卫，紧闭城门；命令执金吾、五校尉等，分头捉拿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清除了外围。第二天，派谒者仆射直入窦家，宣读诏书，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并限令与其弟窦固、窦景等各回封地。郭璜等人下狱处死，和帝感念窦太后的养育之恩，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回到封地后皆迫令自杀。四兄弟中只有窦环没有参与策划谋反，被免了死罪。
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就这样以和帝的胜利而告终。和帝致胜的原因，概括起来，太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有群众基础。窦氏所为已是天怒人怨，群臣之谏已可见朝廷上下反对窦氏的情绪，同时也为和帝夺回政权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组织严密。和帝是经过周密观察和细致考虑才选中了郑众，而刘庆则是被窦太后陷害其母废立的皇太子，自然对窦氏深恶痛绝。在“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的情况下，择人不当，或稍漏口风，后果将不堪设想。
措施得当。把窦宪调回京师收捕，避免造成地方混乱和军事火并。待窦宪回到京师后，一夜间，对几大要员全面出击又分别系捕，既避免了互相串连，又免得夜长梦多。
因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并没有引起朝野的极大恐慌与混乱。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14岁的孩子主要策划的！我们不得不感佩于和帝刘肇的机智、敏锐、干练与稳重。
汉代伎乐木俑诛除异已窦氏为维护专权，安插了大量党羽，因此朝廷上下多有附臣与亲信。当初，和帝在长安召见窦宪，朝臣甚至议论称之“万岁”，尚书韩棱愤怒指责“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才算止住了这场闹剧。这一方面说明窦氏权势的贵盛，另一方面也说明时臣趋炎附势的风气。因而，和帝执掌政权后，立即清理窦氏残党余孽，太尉宋由因为窦氏党而被罢免，后自杀。其他亲朋故旧，凡是依仗窦家的关系而做官的，统统被罢免回家。
当然，这里也免不了有一些携私怨报私仇，从而蒙冤至死的。班固是其中的显例。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令陕西泾阳县南）人，其父班彪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汉章帝即位后，因“雅好文章”而更加器重班固。
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以车骑将军领兵伐北匈奴，班固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汉军出塞三千余里，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到燕然山，班固作《封燕山铭》，刻石记功，史称“燕然勒铭”。
窦宪谋杀和帝的案件本与班固毫无关系，但班固既为窦氏幕府人物，自然遭到株连，因而被免官。但洛阳令种兢因私恨却将班固下狱并致死。
值得注意的是，汉和帝了解了这些情况，下诏谴责了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表现出处理事务公平公正、见错必究的精神。
信用宦官东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宫廷内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大黄门、小黄门等宦官职务。他们负责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
在和帝夺回政权的过程中，中常侍钩盾令郑众直接参与了策划和实施，在论功行赏时，郑众自然是首功。于是，郑众被升迁为大长秋。是汉代皇后的宫名，用以名官，称其官署为“长秋寺”。这是皇后近侍官首领，一般由皇帝亲信充任，负责宣达旨意，管理宫中事务。而在进行策勋班赏的过程中，和帝注意到，郑众总是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这种谦逊仁爱之心，很得和帝的赞赏。因此，和帝以后便经常同他讨论国家大事，国家一些大政方针的决策便较多地掺杂着宦官的力量。所以史书上说“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当然，和帝重用宦官，还有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这时期他所信任、倚重的一些朝臣和宗王或年老体弱，或寿短命微，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永元四年（92）到永元八年（96），相继故去的就有10位：
司徒袁安，永元四年三月死。
司空任隗，永元四年八月死。
千乘王刘伉，永元五年正月死。
太傅邓彪，永元五年正月死。
广宗王刘万岁，永元五年正月死。
太尉尹睦，永元五年十月死。
司徒丁鸿，永元六年正月死。
城阳王刘淑，永元六年五月死。
乐成王刘党，永元八年四月死。
陈敬王刘羡，永元八年十二月死。
这一串黑色的数据，是不是意味着刘氏政权的日薄西山呢？
亲理政事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尚不失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
安定边疆。西北有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西域降附者五十余国；东北有乌桓校尉任尚大破南单于，将辽东收归，改为渤海郡。和帝一朝，曾多次平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
宽缓为政。和帝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灾救难、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廷尉陈宠，便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仁爱之人，每次断案，都依据经典，而“务从宽恕”。
和帝对有过失之人，也能根据情况，从宽处理。永元九年（97），窦太后死。由于宫廷紧守秘密，和帝为梁贵人所生的事实始终没予公开。太后死后，梁家才敢奏明朝廷，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这时和帝也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但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而和帝却念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认为“恩不忍离，义不忍亏”，不应有所降黜。于是不降尊号，谥为章德皇后。而对梁贵人、宋贵人的问题也都妥善安置。梁贵人被追封皇太后。
注重德教风化。章帝时，居巢侯刘般死，按规定应由长子刘恺袭爵，但为满足父亲的遗愿，他坚持让弟弟刘宪袭封，自己则逃往外地。执政官上奏请示收回刘恺封国，章帝嘉其义，特许等待他。而刘恺始终没有回来，十多年后，执政官又提起此事。对此，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曾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有司没有推究刘恺此举的乐善之心，而是以平常之法加以处理，这样做恐怕不能助长礼让的风气，成就宽弘的教化啊！”和帝深以为然，下诏说：“王法崇善，成人之美。”于是不仅同意刘宪袭爵，而且征刘恺为郎。
爱民为本。和帝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认真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而他也常常以此自责，如永元八年（96）京城洛阳地区发生蝗灾，他下诏首先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忧东汉纺织画像石（拓片）民之心，殷殷可见。岭南（今广东地区）出产生龙眼、荔枝，为了满足朝廷需要，往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经风历险，劳民伤财。唐羌上书，请求停止，和帝批示：“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选官用贤。和帝深感吏制建设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据统计，他当政时期，曾四次专门下诏纳贤。这既反映出东汉吏制的空虚与堕落，也表现出和帝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从夺回政权到亲理朝政，可以看出汉和帝是一个宽和仁爱的君主，这与他的谥号“和”是吻合的。但作为一个君主，明辨是非，当机立断，更是一个重要的素质，在清除窦氏集团的斗争中，和帝做到了这一点；在废立后妃的过程中，这一点也表现得相当充分。
颠之倒之：两贵人争胜
和帝刘肇先后封的贵人有两个：一是阴氏，一是邓绥。
阴氏的曾祖父是光武帝皇后阴丽华的哥哥阴识，父亲名阴纲，母亲邓氏，是光武帝大功臣邓禹的孙女儿。永元四年（92），13岁的阴氏，经过特选进入后宫。由于聪明娇美，多才多艺，和帝非常喜欢她，不久就封为贵人。
邓绥也是世家女，她是邓禹的另一位孙女儿。她父亲邓训是邓禹第六子，为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阴丽华的堂姐。在永元四年的大选中，邓绥本来可以同阴皇后一起参加特选，但不幸那年父亲亡故，为服父丧，三年后才以特选资格进入皇宫。
永元八年（96），和帝18岁。大长秋郑众奏请册立皇后。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选择之后，册立17岁的阴氏为皇后。同年，邓绥被封为贵人，年仅16岁。
阴氏聪慧美丽，并写得一手好字，谁知当了皇后之后，渐渐露出了骄纵的本性，甚至在和帝面前也会使小姐脾气，尤其好嫉妒。日子一久，和帝对阴皇后渐渐产生不满，宠爱不如以前。
邓绥则是深明事理，善解人情，又自制极严，事事谨慎，一切行动均遵循礼法，对阴皇后尤其恭敬。待宫女、内侍等十分体贴。至于在和帝跟前，她十分自抑，不让和帝对她有特别的恩宠。有一次，邓绥生病，连日卧床不起。和帝十分怜惜，恩许她可以召入家人进宫探视，东汉观伎画像砖
并且不限时日。邓绥却竭力推辞，说：“宫廷禁卫森严，如外人久久滞留宫内，会使群臣批评陛下徇私情，讥讽臣妾不知足，于公于私都不宜。”和帝十分赞叹，对邓贵人除了宠爱，又增添了不少敬重。
和帝对邓贵人的爱重，更加引起阴皇后的妒忌与不满，于是，邓绥只能更加小心谨慎。自打和帝对阴皇后失去了兴趣，每次想到邓绥那里去，邓绥都装病不见他。和帝很为她的委曲求全而感慨，说：“修身养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邓绥见和帝对自己日见宠爱，对阴皇后却日益冷淡，心中很不安宁。每当和帝想在嘉德宫留宿，她总推说身体不适，劝和帝去长秋宫。
永元十三年（101）夏，和帝身患痢疾，久卧不起，到五月中，病势更加沉重。大家都以为皇帝没有希望了，住在嘉德宫里的邓贵人，日日祈祷上苍保佑和帝早日康复。但阴皇后见和帝垂危，却首先想到如何报复，她密语左右：“我若得志，一定将邓氏满门抄斩！”邓绥听到这一消息，好似晴天霹雳，恐惧至极。她差点以自杀来摆脱这场灾难。
后来，和帝的病好了，上朝理事了，阴皇后的希望又落空了。她的外祖母邓朱氏献计，以巫术蛊道来咒诅邓氏速死，或使皇帝无子，以保全皇后之位。永元十四年（102）夏，有人把邓朱氏家供奉巫蛊的事向和帝密告。和帝查问结果，确有其事。和帝非常愤怒，以大逆不道罪将相关人员逮捕入狱。和帝认为阴后失德，不足以母仪天下，于是派司徒鲁恭持节将阴皇后从长秋宫迁到待罪的桐宫去居住。阴皇后追悔莫及，在忧愤和羞愧中一病不起，于永元十五年（103）死去，年仅23岁。
中宫缺位，和帝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立邓贵人为皇后。他对左右大臣说：“皇后为六宫领袖，与皇帝同体，必须德胜于才，才胜于美色，方能够格承宗庙，母仪天下。德冠后宫的皇后人选，非邓贵人莫属。”
邓绥当了皇后，仍然谨慎自制，她带头节俭，凡珍奇异玩，下令屏除，以免玩物丧志。只要求供予读书所用的纸墨，其他一概无求。邓皇汉杂技百戏画像砖
后的所作所为给后宫倡导了良好的风气。当时，班昭正在皇家东观藏书阁。班昭写的传世作品《女诫》七篇，就是根据邓皇后的举止言行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
邓皇后在和帝死后，临朝执政16年，兢兢业业，勤政爱民，扶持汉室，谨慎守成，最后操劳至死，这在古代后妃中实属罕见。和帝最终选择邓氏为后，是独具慧眼的。
汉和帝刘肇尽管从外戚手中夺回了政权，尽管费尽心机地选用官吏，薄刑减赋，希望重振刘氏基业，105年，他还改元元兴，寄托了无限的期冀。但“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汉政治还是从此衰败下去了。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刘肇，到27岁这一年，终于打熬不住了。元兴元年（105）冬十二月辛未，和帝病死于京都洛阳章德前殿。
和帝死时，尚未及立太子。阴皇后、邓皇后均未有子嗣，后宫嫔妃所生子，前后夭折了十几个。因此，往往视宫中为凶地，以后所生皇子均由奶娘抱出宫外，寄养民间。等到和帝驾崩，群臣一时也难以尽寻皇子下落。最后，由邓皇后提供线索，只找到了宫女所生的两个皇子，长者刘胜8岁，素有痼疾，未便迎立；少子刘隆，出生才百日，乃即令迎入，立为太子，当夜即位，尊邓后为邓太后，是为汉殇帝。不到半月，即到明年，于是改元延平。因殇帝尚在襁褓之中，只能由邓太后临朝听政。可怜的是，殇帝糊里糊涂地做了8个月的皇帝，奶还没断，命就断了。延平元年（106）八月，汉殇帝刘隆死于崇德前殿，年2岁。
刘肇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肇
出生：建初四年（79）
属相：兔
卒年：元兴元年（105）
享年：27岁
谥号：和皇帝
庙号：穆宗
年号：永元、元兴
陵寝：慎陵（今河南孟津）
父亲：刘炟
母亲：梁贵人
初婚：18岁
配偶：阴氏
皇后：初为阴氏，后为邓绥
子女：2子
继位人：汉殇帝刘隆
最得意：诛灭窦氏，夺回政权
最失意：当朝老臣多丧
最不幸：数失皇子
最痛心：废黜阴皇后
最擅长：宽和

附：刘隆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隆
出生：元兴元年（105）
属相：蛇
卒年：延平元年（106）
享年：2岁
谥号：殇皇帝
庙号：无
年号：延平
陵寝：康陵
父亲：刘肇
母亲：宫女无名氏
继位人：汉安帝刘祜（ｈù）
最擅长：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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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桓帝刘志

桓帝刘志：
建和元年（147）——永康元年（167）
汉桓帝刘志能够登上皇位，纯属偶然。
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只因为一句“此跋扈将军也”，就被亲自挑选迎立他为帝的大将军梁冀毒死。皇嗣问题再一次摆到朝廷面前，三年之中每年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在公卿大臣议立新君的会上，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等再一次推举清河王刘蒜。但中常侍曹腾（这位曹腾大家可能记不住他的名字，但日后威名赫赫的曹操可是他的“后人”）曾经拜谒过刘蒜，刘蒜未以大礼接待他，由此宫内的宦官们担心刘蒜上台会对自己不利，因而坚决不同意。
这时，刘志虽然只有15岁，但已经继承了刘翼蠡（li）吾侯的封爵。梁太后想把自己的妹妹梁莹嫁给他，于是宣他进殿相亲，正好赶上质帝被毒死。梁冀就想不如顺势立他为帝，亲上加亲，朝政便可完全掌握在梁家手中了。曹腾探知此意，连夜赶到梁家劝说梁冀立刘志，梁冀深以为然。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持节以帝王的青盖车迎刘志进入南宫，当天，登基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梁太后继续临朝执政。
刘志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132），他是汉章帝的曾孙，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父亲是蠡吾侯刘翼。
刘志的谥号为“桓”，《谥法》上说：“克敌服远曰桓。”这个谥号放在春秋五霸的齐桓公身上，毫不逊色，而放在刘志身上，确实有些夸张。事实上，汉桓帝刘志不仅不能克敌服远，甚至连守边安内都没有做到。
刘志对外戚不恭顺不行，对宦官不依赖不行，而完全依靠宦官，党人又不答应。他这一生与外戚、宦官和党人捆绑在一起。
对外戚：百般无奈
汉桓帝刘志是被梁冀推上帝位的，因而他对梁氏家族的拥戴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梁冀依仗梁太后在朝廷内外飞扬跋扈，特别是连皇帝被弑都无所损害，刘志怎敢轻举妄动，更何况他的父亲刘翼本就曾涉嫌谋取帝位而被贬，所以他对于外戚梁氏，可以说是感激中带着恐惧，忧怨中带着无奈。但他毕竟是皇帝，梁氏独揽朝纲不能不时常让他感到失落与怨愤。
封侯赐赏桓帝即位后，立即按功封赏。梁冀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其弟梁不疑被封为颍阳侯，梁蒙被封为西平侯，冀子梁胤被封为襄邑侯。另外，胡广、赵戒、袁汤以及中常侍刘广等，也都得到封侯。尽管杜乔对桓帝“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的做法极力劝谏，但并未奏效。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病逝。为了安慰梁氏家族，增封梁冀万户食邑，至此梁冀一人已累积封邑三万户，远远超出了汉代封侯的界限。又封梁冀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县租税，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同长公主的仪服。
和平二年（151），桓帝为了褒奖梁冀，召开公卿会议定其礼仪。有司根据所议拟定礼制上奏：“梁冀入朝不必趋行，允许佩剑着履上朝，晋谒皇帝不必自称姓名，一切礼仪比同萧何；将定陶、阳成两县的余户全部增封给他，合为四县，比同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甲第，比同霍光。”还规定：“每次参加朝会，与三公分席而坐，以求位尊。十天进宫一次，处理评议尚书所奏的事务。”这是把汉朝元勋每个人的礼仪合在一起，都加在梁冀一个人的身上，是此前所未有的。但梁冀还认为所奏礼仪太薄，心中怏怏不乐。这一方面反映了梁冀的贪得无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次“议礼”很可能是在梁冀的强制（至少是暗示）下召开的。
到桓帝时期，梁冀家族中，先后有7位侯爵，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夫人妻女食邑称为君的有7人，娶了公主的3人，其他卿、将、尹、校57人。延熹二年（159），梁氏集团被消灭时，仅梁冀家资产被没收的就达到了30多个亿！
放恣纵恶桓帝即位前，梁冀贪赃枉法，作恶多端，已被比为“豺狼”，视为“跋扈”，许多人加以声讨了。桓帝即位后，不仅未能出台禁恶的办法，反而晋爵加赏，这无疑助长了他的作恶之风。建和二年（148）三月，桓帝随同皇太后到大将军府上看望他的舅公（又是大舅哥），仪仗威严，浩浩荡荡。这些无疑又给梁冀集团放纵私欲、恣行秽恶，打了一支强心剂，使之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梁冀与妻子孙寿在街对面各占一块土地，比着建造高宅大院，大兴土木，尽掠珠宝。两人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奇禽异兽飞来奔去，都是人工所为，却有自然之景。两人常常让人用辇抬着在苑圃里面游玩观赏，仿佛神仙。
暴虐无道，贿赂公行。梁冀专擅朝权，暴虐日甚。四方贡献之物，都要先给梁冀，挑剩下的才送到皇帝处。朝廷百官升迁，也要先往梁冀家里拜谢，临行前梁冀会告诉官员到任地方后要照顾什么人，有不听话、不办事的官员，马上会被杀死或毒死。年仅19岁的青年才俊袁著当时在朝中任郎中，上书皇帝要求梁冀收敛威权，马上被梁冀派人追杀。袁郎中不得已装病诈死，让家里人抬棺行葬，最终仍被梁冀的家丁搜出，活活鞭打致死。
依仗着姐姐梁太后和哥哥梁冀的势力，皇后梁莹也是恣极奢靡，仪服宫殿都超过前世任何皇后。而且她妒嫉心特别强，极力限制桓帝宠幸其他嫔妃。她侍奉桓帝多年，但没有子嗣，因而特别嫉恨别的嫔妃怀孕，宫人如有妊娠迹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梁太后死后，梁皇后宠衰，桓帝逐渐疏远冷落她。她气恨交加，于延熹二年（159）病死。
残害忠良，罄竹难书。欲行邪恶，必然要残害忠良，清除障碍。太尉李固正道直行，在立君问题上，曾多次进谏，要立长重德。这与梁冀立幼掌政的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与太后一沟通后罢免了他。建和元年（147），清河王刘文与南郡刘鲔谋反，事败被杀，梁冀借此诬告李固和杜乔参与其中，李固当时即被下狱，门生与朝官数十人为之诉冤，才被太后赦免。李固出狱那天，京城市里皆呼万岁。梁冀听说后，非常震惊，他怕李固将来东山再起更会不利于自己，于是再一次诬告，最后李固慷慨死于狱中。杜乔亦为铮铮义士，被诬后，太后了解杜乔的忠心，未准追责。梁冀杀掉李固后，威胁杜乔说：“早识时务，或可保全妻子老小。”杜乔没有屈从，后来也被梁冀找借口杀掉。梁冀不仅加罪杀害了他们，而且将他们暴尸城中，还口出狂言：“有敢临者加其罪！”
如厕议事汉桓帝本初元年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建和元年（147），太后临朝听政。和平元年（150），梁太后临死前，才下诏“归政于帝”。但实际上此后，汉代鎏金银铜竹节柄薰炉一直到延熹二年（159）梁氏集团被消灭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中。
前几年是梁太后，后几年是梁将军，汉桓帝很少亲自决策。朝廷上下，到处都是梁冀的亲朋故旧；宫廷内外，到处都是梁冀的亲信党羽。于是皇帝的“禁省起居”，“纤微毕知”，一切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中，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在梁氏的监督之下无法放纵。
桓帝对梁冀一手把持朝政，连自己都无法参与的情况，心中也感到不平。延熹元年（158）五月二十九日，出现了日蚀。太史令陈授说了一句“这次日蚀之象原因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知道后便陷害陈授，下狱处死了他。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梁冀竟敢这样轻率地处置，这让桓帝有些愤怒，决定除掉梁冀。这是他执政以来做出的第一次重要决定。但到处都是梁冀的人，这一决定与谁商量？在哪里商量？无奈之中，桓帝走进厕所，并随口叫进来宦官唐衡。
谁能想到，除掉梁冀集团的几个骨干人选，竟是汉桓帝刘志和宦官唐衡在厕所中确定的呢？这“如厕议事”何尝不是汉桓帝在梁冀集团专权时期的一个缩影呢？
对宦官：百依百顺
汉桓帝与唐衡商定可以依靠的人是：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桓帝当即召五人入内室，共谋诛除梁冀兄弟事宜，桓帝在单超的胳膊上咬出血来彼此盟誓。
延熹二年（159）八月初十日，桓帝亲自到前殿，召集各尚书上殿，开始部署除奸之事：派尚书令尹勋持符节带领丞、郎以下官员，拿着兵器守住省阁，收取各种符节，送到宫中；派具瑗率领骑兵、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共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梁冀住彩绘神人纹龟形漆盾
宅；派光禄勋袁盱（xū）持符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比景都乡侯。梁冀与妻子孙寿自知罪大恶极，当日双双自杀。又收捕梁氏、孙氏所有内外宗亲下狱，无论老小尽皆处死。其他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的官员，死了几十人。亲朋故旧、宾客门生免官的300余人，以至出现了“朝廷为空”的局面。
至此，长期把持朝廷，统治长达20余年之久的梁氏集团土崩瓦解。
按常理说，桓帝这时已经28岁，完全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制朝政的压力，也应该爆发成一种独立执政的动力。所以“天下想望异政”，希望能够翻开东汉历史新的一页。但事实是，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势力，使“权势专归宦官”。于是朝政依旧黑暗，社会依旧混乱，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加封赏在诛除梁冀势力的行动中，宦官是首功，因而得到重赏。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2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1万户，世称“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jiān，细绢），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进封为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越忠等8人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任肆虐宦官五侯贪婪放纵，震动朝廷内外。延熹三年（160）单超死时，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作大匠建造坟墓。其他四侯更加有恃无恐，骄横朝野，他们竟想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华奢，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行同盗匪，暴虐天下。当时有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势力：
左回天，具独坐，
徐卧虎，唐两堕。
意思是左悺（ɡｕàｎ）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这首民谣把宦官势力的强大非常形象地描绘出来。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非常暴虐。他曾经向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求婚，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儿抢上车拉回来，百般戏辱后将她射杀。东海相黄浮听说后，把徐宣一家老老小小都抓了起来，一一拷问。他的属下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得罪宦官，他却说：“徐宣是个国贼，我今天就杀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当即就定了徐宣的死罪，立即处死，并暴尸原野。于是宦官们向桓帝诉冤，桓帝不仅不明察，反而大怒，诏令治狱，黄浮被判了髡钳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百般回护宦官们被封赏后，更加“负势贪放”。延熹二年（159）九月，借着“灾异数见”的机会，白马令李云公开上书，认为“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害，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矛头指向宦官政治。桓帝览奏后非常震怒，让有司逮捕李云，并诏使黄门北寺狱办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调查处理，当时弘农府属官杜众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桓帝更加气愤，把他们一同下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均上疏言“其意归于忠国而已”，也被桓帝下诏“切责”，并免官遣归乡里，甚至连宦官管霸都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愚而刚直，不足加罪。”但桓帝却不依不饶，最终将二人处死。此后，“嬖宠益横”。
桓帝如此回护这些宦官，是有其原因的。
一是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势力、夺回领导权的过程中，为自己立了大功，不能亏待了他们。
二是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外戚既已清除，便只有宦官，依赖的思维定势和平庸的政治素质，使他只能倚重宦官。
三是宦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后在世时非常专横，再加上有梁太后和梁将军的势力，刘志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连宫中嫔妃都很难接触。梁皇后死后，他又先后立邓猛、窦妙为皇后。这两个人虽然也嫉妒成性，但无奈没有了梁皇后那样的后台，桓帝也就不再以为意。所以邓皇后与郭贵人争风吃醋，桓帝干脆废掉了邓皇后，让她在暴室中忧愤而死；继立的窦皇后不满于他总是临幸其他嫔妃，桓帝干脆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桓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贵人、嫔妃以及新选的采女身上，而宦官们投其所好，便从全国各地挑选来大量的采女供他享乐，历史记载，他的宫女竟至五六千人！
对党人：百种非难　
自从东汉发生“党锢之祸”后，“党人”一词才广泛地流传开了。其实，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离骚》，诗曰：
惟夫党人之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意思是说就是因为那些朋比为奸的小人们苟且偷安，所以楚国政治的道路才越来越黑暗危险。“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汉桓帝时期，由于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特别是后期宦官专权，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一些正直官僚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他们臧否（zàng pǐ）人物，抨击时政，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这些人被以宦官为代表的人们诬称为“党人”。
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隐逸避世这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也是不苟同，不愿合作。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延熹二年（159），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死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
与世抗争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对于前一种人，朝廷觉得很放心，有时资助他们一下，有时也拿来表彰表彰。
对于后一种人，汉桓帝采取了两种对待方式：
不理不睬。如永寿元年（155），司隶、冀州等地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上疏痛斥桓帝“妄假利器，委授国柄”，朱穆、李膺等人“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但奏书上达后，并没有引起注意。延熹九年（166）太尉陈蕃上疏抨击宦官“肆行贪虐，奸媚左右”，为蒙冤的官员鸣不平，劝谏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也没有被采纳。
不依不饶。延熹八年（165），陈蕃任太尉，李膺复职，二人均不满宦官执政。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张朔惧怕李膺威严，逃往洛阳，藏到哥哥家。李膺亲自带领吏卒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中搜出了张朔，投入狱中，把案子审理清楚，就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桓帝哭诉，桓帝立即召来李膺，责以“不先请便加诛”。李膺力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就不便再追问了。但张让心中却增加了一分仇恨。由于李膺、陈蕃、王畅执政清廉，打击宦官的力度大，所以太学生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当时太学之中传诵着这样的歌谣东汉朱雀羽人飞龙彩绘陶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延熹九年（166），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立即处理了张成。张成平素与宦官交往密切，桓帝也让他算过卦。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接到牢修的上书，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shì）、范滂等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当时因党人案件牵连被捕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贤士。被捕的党人在狱中受尽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个拷打，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永康元年（167），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为党人申冤，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这时李膺在狱中以攻为守，故意招了一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这时宦官才害怕了，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了。”六月初八日，诏令改元，大赦天下。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归乡。但名字记在三府，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准做官。
永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刘志死于德阳前殿。第二天，窦太后临朝执政。桓帝荒淫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一个子女。侍御史刘儵（shū）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刘志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志
出生：阳嘉元年（132）
属相：猴
卒年：永康元年（167）
享年：36岁
谥号：桓皇帝
庙号：威宗
年号：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
陵寝：宣陵
父亲：刘翼
母亲：匽明
皇后：梁莹、邓猛、窦妙
子女：无
继位人：汉灵帝刘宏
最得意：有幸成为皇帝
最失意：未能真正掌权
最痛心：“贵人”闹事
最擅长：依顺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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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兴亚、王宗虞主编：《宦官传》（上、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周振甫：《东汉党锢》，开明书店，1935年
（3）江建忠：《漫漫中兴路：公元8年至公元220年的中国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灵帝刘宏　
灵帝刘宏
灵帝刘宏：
建宁元年（168）——中平六年（189）　
汉灵帝刘宏能登上皇帝位，是幸运的。
汉桓帝刘志虽然36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把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当时只有12岁。
刘宏能登上皇帝位，又是不幸的。
汉桓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悲哀的末世之歌。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刘儵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
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一个皇族旁支已经落魄了的亭侯子弟，摇身一变而为万乘之尊。
徘徊于外戚与宦官之间：
东汉自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一方以窦太后、窦武为首，另一方则以曹节、王甫为首。
灵帝即位后，由于年小，仍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窦武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hù）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
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灵帝乳母赵娆（ｒáｏ）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永康元年九月初七日，宦官就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80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汉代带罩铜灯
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6人封为列侯，11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桓帝合葬。对此，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灵帝死去的中平六年（189年），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熹平石经”残石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霪乿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到中平元年(184)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
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流连于香艳和荒诞之间：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
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
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wòchuò）之事在这里都出现了。
裸游馆中.平三年（186），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千间裸游馆。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这里裸体游玩，他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宫女执篙划船，有时灵帝也同她们一同裸游。流香渠灵帝与宫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饮酒作乐，经常通宵达旦。西域进献了茵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每当灵帝在醉梦中醒不过来时，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宫中市.灵帝在后宫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灵帝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灵帝还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卖官店.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与荒乱的皇帝。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灵帝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现象，但只是通过这一手段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灵帝之时，卖官鬻爵却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公开卖官从光和元年（178）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4），卖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灵帝自己的腰包。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崔烈买官的例子更能发人深省。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平二年（185）三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崔烈的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旁边的中常侍插嘴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陛下您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事后，崔烈的儿子对崔烈说：“大人实在不该当这个三公了。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让人一方面感受到灵帝的贪婪，另一方面也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

皇帝都是如此，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礼金”来给灵帝送礼，博取更大的官职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7寸，后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官吏的一种侮辱，而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灵帝的卖官鬻爵无疑是饮鸩止渴，将东汉王朝推向死亡的深渊。
灵帝荒淫无道，宦官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国一片奢华浮糜之风。就这样，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这短暂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流连于聚敛财富的快乐和香艳女色的诱惑中，忘却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权宦的怂恿和引领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把东汉200年的宏伟基业置之脑后了。
遗恨于宫廷与皇子之间：
天子有天子的快乐，天子也有天子的悲哀。当满朝文武匍伏于前，他可能体验的是唯我独尊的快乐；当天下臣民为己所用，他可能体验的是掌运乾坤的快乐。但当妻妾之间都是靠利益驱动的时候，当连自己所爱的人都难以保护的时候，当自己的皇子被呼来唤去地左右或者鱼肉的时候，天子还能快乐起来了吗？灵帝的内心深处也有着不尽的遗憾。
情殇.宋皇后建宁四年（171年），汉灵帝立宋贵人为皇后。
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她的出身虽不如阴、马、窦、邓几大望族，但也算得上皇亲国戚。汉章帝时，宋氏家族的两姐妹同时被选入掖庭，而且被封为贵人，大宋贵人还生了皇子刘庆，曾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清河王。宋皇后正是两姊妹的曾孙女辈。
宋氏聪慧美丽，又具有“淑媛之懿”，因而建宁三年（170）被选入宫，并封为贵人，第二年又被册封为皇后。尽管宋皇后深知宫闱之中勾心斗角的可怕与相互倾轧的险恶，她也谨慎周密地待人接物，如履薄冰地维护地位，但不幸还是降临在她的身上。
宋皇后有个姑姑是渤海王刘悝的妃子，宦官中常侍王甫与刘悝曾有过节。但由于皇后初立，灵帝宠爱有加，不便下手。待何氏进宫后，灵帝便渐渐忽略了宋皇后。王甫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诬陷刘悝图谋叛乱，刘悝被迫自杀，宋妃冤死狱中。怕遭到报复，王甫接着又陷害宋皇后。光和元年（178），他指使太中大夫程阿上书诬告皇后利用“巫蛊之术”惑乱后宫，诅咒皇帝。
灵帝非常愤怒，联想起刚刚处理过的刘悝谋反，他更加怒不可遏。立即诏令废黜宋皇后，并诛杀其父及兄弟，流放其他亲属。宋皇后无辜受贬，并累及亲人，不久便在暴室中忧愤而死。
怒气过后，汉灵帝有时也感到有所不解：堂叔刘悝从未犯过错误，他是先帝桓帝的同母弟，怎么会谋反呢？宋皇后与自己共承天下，母临万国，怎么会诅咒自己呢？“游魂不安”的恐惧，使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桓帝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第二天他赶紧请许永解释梦境，许永便借此向他讲了刘悝与宋皇后冤死的全部事实，并指明改葬、反家、复封的补救措施。但汉灵帝最终也没有走出宦官们为他制造的阴影，至死也没有对刘悝及宋皇后的“冤魂”进行丝毫安抚。
遗爱王美人. 美人王氏是赵国人，祖父王苞是东汉王朝的五官中郎将。王美人的出现给汉灵帝的后宫生活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她具有艳丽的容颜、美善的德操、大家闺秀的娴淑，特别是才华横溢的灵秀之气，是其他嫔妃无法比拟的。制赋、作画，使他俩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
熹平五年（176），嫔妃何氏为灵帝生下一子，何氏被封为贵人。光和三年（180），灵帝在权宦的压力下，只好册封何贵人为皇后。但何皇后骄纵专横，生性嫉妒，爱弛的境遇使她恨透了王美人。何皇后被册封时，王美人已经有孕在身，她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加紧了对王美人的迫害。王美人担心何皇后的嫉恨会给自己和腹中的孩子带来不幸，便想办法打掉胎儿，但却没有成功。光和四年（181）三月，王美人果真生下一位皇子，他就是刘协。刘协的出生给何皇后带来了更大的恐慌，于是她毫不顾忌地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很快查明了凶手，龙颜大怒，决定废除何皇后。但诸多宦官求情，使他竟没敢处罚何皇后。
面对皇子刘协，汉灵帝常常思念起善解人意的王美人，回忆起从前二人诗赋唱和的情景，他写了《追德赋》、《令仪颂》，来追怀王美人的美德与善仪，情意缠绵，如泣如诉。
汉灵帝临死前，把立刘协的愿望嘱托给大权在握的蹇硕，算是对他心爱的王美人的一个交待。
梦断何皇后何皇后是南阳屠夫何真之女，建宁四年（171）经采选入宫。按照“采女制”及东汉的采选习俗，地位低贱的屠夫之女是没有资格入宫的，他的父亲“以金帛”贿赂掖庭采选人员，再加上天生丽质，何氏才得以入选。
何氏入宫后，很快得到灵帝的无比宠幸。熹平五年（176），何氏生下皇子刘辩。此前，几个嫔妃、贵人也为灵帝生过儿子，但都夭折。宗法制的“家天下”时代，可以想见，天子断嗣将会给皇帝带来怎样沉重的痛苦和打击！因而刘辩的降生无疑会使灵帝欣喜若狂，也自然会使何氏地位提升。刘辩出生后不久，何氏被立为贵人。
由平民阶层步入宫闱，进而迅速得到灵帝宠幸的经历，最容易造就出“小人得志”的不良心态。
何皇后被册封之后，骄横之心迅速膨胀，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更使之走向极端：她鸩杀了王美人，也便鸩杀了她企图获得灵帝专宠的梦。尽管由于中宫宦官的苦苦哀求，何氏保住了皇后的凤冠，但透过汉灵帝对王美人的绵绵思念，可以看出，何皇后永远失去了汉灵帝的心。
中平六年（189），汉灵帝驾崩，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何氏以太后身份临朝。何氏之兄大将军何进为翦除异已，加紧密谋诛灭宦官。为此，他召并州剌史董卓进京，然而事情败露，何进反被宦官所杀。董卓率兵进洛阳以后，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
何太后被迁居永安宫，不久也被鸩杀。
无奈两皇子汉灵帝一生荒淫无度，嫔妃众多，所生皇子也有十几个，但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刘辩和刘协。
刘辩是何皇后所生，为避凶求吉，刘辩生后被寄养在道士史子眇（miào）家，号曰“史侯”。刘协是王美人所生，王美人被害后，灵帝担心幼小的皇子遭不幸，便把他交由母亲董太后抚养，号曰“董侯”。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对两皇子，汉灵帝是无奈的。按照古代的立嗣传统，嫡长子继位，天经地义。因此，刘辩理应是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无论是从维护传统上，还是从各政治集团的利益上，外戚、官僚与宦官三方的态度也十分鲜明，要立刘辩为太子。汉灵帝因憎恶何皇后，而不想立刘辩，说他“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宠爱王美人而欲立酷似自己的刘协，又担心三方势力不能接受。直到死前，他才把刘协托咐给自己的心腹蹇硕，让他拥立刘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汉灵帝末期，已感觉到世运不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园八校尉”为核心的卫戍部队，任命“壮健而有武略”的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这支部队。从表面上看，蹇硕的权力很大，但在事实上蹇硕仅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只是借灵帝的威力发号施令。蹇硕与何皇后的矛盾很深，他也深知何皇后之兄何进兵权在握。在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下，刘辩是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而现在要废嫡立庶，是有悖常理的。为此，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诛杀何进后再立刘协。
是时，汉灵帝的灵柩停放在殿中，蹇硕在四周密布伏兵，俟何进入殿拜奠时乘机动手将其杀死。然而，蹇硕阴谋未果。何进闻知消息，立即进行部署，并通报何皇后。何太后位居正宫，占有优势，于是与何进一起拥兵入宫，升朝议政，宣布14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wéi）辅政，负责军国事务。
蹇硕又想与宦官联合，商议一起捕杀何进。机密再一次泄漏，何进命黄门令逮捕并处死了他。何进以皇帝舅舅资格辅政，不久又拉拢了“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袁术，权力日益膨胀。骠骑将军董重看着何进横行朝廷，心中十分不平。董太后也忿恨不已。于是发誓除掉何氏外戚。何太后却先下手，与何进设毒计，除掉了董氏。
蹇硕、董氏虽除，但宦官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袁绍看到这一点，便向何进献计尽除宦官。但何太后却没有同意。袁绍几次进言，何进都未置可否。袁绍于是私自行事，诈托何进之命，致书州郡，命其抓捕中官亲属，归案定罪。何进按照袁绍的建议，召集天下豪杰带兵入京，何太后被迫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把几个与何进关系好的宦官留在宫中。何进、袁绍的行动引起了张让的恐慌，他们得悉何氏正在密谋诛杀宦官之事，于是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何进。
何进部曲将领吴臣、张章获悉何进被杀，急忙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攻打宫殿，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逼迫宫中交人。
张让等人慌忙去见何太后，也没说何进已死，只说他谋反焚宫。何太后也惊慌失措，被张让、段珪等挟着，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一起，从复道逃入北宫。
这时，袁绍等也带人冲入宫中。他命令军士见宦官就杀。但却不见张让、段珪。原来，张让、段珪劫迫少帝兄弟步出北门，夜走小平津，逃到了黄河岸边。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等追赶上来，张让、段珪自知难免一死，转身投入滚滚东去的黄河之中。
董卓听说少帝在此，便率公卿到北芒阪奉迎回宫。董卓以与太后同族自居，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以迎少帝有功，把持朝政。
董卓前来奉迎，初见刘辩与刘协时，与刘辩说话，刘辩虽贵为天子，但已被吓得“语不可了”；而问刘协，刘协虽比刘辩小五岁，但却详叙原委，无所遗漏。再加上刘协为董太后抚养长大，于是心中便产生了废掉刘辩，更立刘协的想法。
九月初一日，董卓率领公卿到崇德殿，强迫何太后诏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刘宏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宏
出生：永兴二年（156）
属相：猴
卒年：中平六年（189）
享年：34岁
谥号：灵皇帝
庙号：无
年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
陵寝：文陵
父亲：刘苌
母亲：董贵人
初婚：16岁
配偶：宋贵人
皇后：宋皇后、何皇后
子女：2子
继位人：汉献帝刘协
最得意：在位时没有亡国
最失意：难立太子
最痛心：宋皇后之死
最不幸：王美人之死
最擅长：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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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弘：《两汉人物》，齐鲁书社，2005年　
献帝刘协

献帝刘协：
初平元年（190）——延康元年（220）
汉献帝刘协，字伯和。他是汉灵帝的小儿子，原封陈留王，9岁被董卓拥立为皇帝，40岁告祭高祖帝庙，被迫传位于魏王曹丕，封为山阳公，最后老死山阳，终年54岁，葬于禅陵。
汉献帝刘协是汉代的末世皇帝，他的一生是在被挟持和被利用中度过的，汉献帝的遭遇就是“傀儡”的遭遇。可是纵观东汉末年的历史和他本人的身世经历，或许还不能据此就叛定献帝无能昏聩。当初在大乱中，董卓去接少帝时，董卓问以“祸乱由起”，14岁的少帝刘辩被吓得语无伦次，而9岁的刘协却说得头头是道，“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可见他具有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另外，在《谥法》中，“献”的解释是“聪明睿智曰献“，可见他还不是一个糊涂皇帝。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本不糊涂的皇帝走上一世傀儡的绝境？是谁让这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背负了丢失江山的罪名？
身世之悲：
光和四年（181），刘协降生。灵帝为保护其子，把他交给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在董太后的庇护下，刘协得以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4月，灵帝刘宏去世。临终，刘宏将刘协托付给了当时身为上军校尉的蹇硕。蹇硕欲立刘协为皇帝，于是设计谋除何进，但事泄而败。
董太后总想参与朝政，何太后不准，引起董太后强烈不满。五月，何进与三公一同上书诬陷董太后。五月初六，何进派兵包围骠骑将军府，逮捕董重，逼他自杀。六月初七，董太后忧惧交加，含恨而死。
就这样，刘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庇护他的人，眼看便成为待宰的羔羊。但一个既是突然又是必然的变故挽救了刘协的生命，而且戏剧般地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在这个变故中，他迅速成熟起来。然而一个小小的孩童即便是再奇绝聪慧也难逃身为皇室的处境之悲。
终生之悲：
失去所有呵护和庇护的刘协，却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始了傀儡皇帝被挟持的一生。在这之中刘协凭借自己的睿智和少年东汉针炙画像砖（拓片）老成与挟持他的人进行了种种反抗，可这些反抗在老谋深算、狡猾残忍的枭雄们那里只能算成是孩童的游戏，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他只能辗转流徙在各个对手之间，凭借天子最后的那点尊严，苟且度日。
董卓暴政：献帝沦为傀儡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性情粗猛，勇力过人，凶悍无比，且有谋略。最初在凉州任兵马掾，后在中郎将张奂军中任司马。黄巾起义爆发后，凉州韩遂、马腾乘机联合进攻三辅(长安城中三个行政区)，董卓随左中郎将皇甫嵩领兵击退韩遂、马腾，董卓所领凉州队伍逐渐壮大。
董卓拥兵自重，汉灵帝有所担忧，几次调动，但董卓始终不交出兵权。灵帝无奈，只好就地委他为河东太守。董卓遂屯兵河东，以观时变。
到何进号令各地豪强入京除灭阉宦的时候，董卓认为时机已到，决意图谋大事。他在夕阳亭待命数日，听说宫中有变，遂日夜兼程向京都进发，途中得知少帝被困在北邙，他急忙赶去奉迎。董卓善诈，初进京城，步骑不过三千，而京城内袁绍、袁术和执金吾丁原所领官兵超出三万，是董卓十倍之多。为迷惑人们，他每夜偷偷地将部队拉出城外，次日早晨浩浩荡荡地返回城中，如此数日，人们天天看见有董卓士卒进城，谁也弄不清楚他到底领来了多少兵马。不久，他接管了何进及何苗所管辖的州牧，杀了执金吾丁原，收编丁原的士卒，把丁原骁将吕布收为义子，于是兵势大盛，完全控制了京城。
拥立献帝之后，董卓升迁为太尉，领前将军事，不久自封为侯，又戴上相国、太师的桂冠，位在三公之上。他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可带剑上殿，位尊权重至极。
董卓十分残忍贪婪。刚入京时，董卓怂恿他的士卒，闯进私宅，奸淫妇女，掳掠财物，谓之“搜牢”，意即在牢固的地方搜寻珍贵的物品。董卓嗜杀成性，文武大臣语言行为稍有不慎即被处死。所以朝廷内外，既有朝不保夕之忧，也充溢着讨伐之声，
为了逃避讨伐锋芒，董卓决定挟持献帝迁都长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他发掘诸帝王及公卿的陵寝，搜尽其中珍宝，纵火焚烧洛阳，数百万官民被驱赶就道，离乡背井，拥往长安。洛阳，这个拥有200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处是残垣断瓦，周围200里内均成为一片焦土。董卓到长安后，仍然残暴杀戮和疯狂掠夺。他在离长安260里处的郿县修筑一座高厚各七丈，周围一里又一百步的宽大宫院，名曰郿坞，又叫万岁坞。选民间美女千人居其间，金玉珍宝，锦绣绮罗积聚无数，所积谷物可供30年食用。他自称：“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可以毕老。”
董卓的强盗行径引起人们的义愤，天下群雄并起，讨伐董卓。董卓认为只要弘农王刘辩还活着，就给天下人留下一线希望。于是，他把刘辩安置在内宫阁中，派郎中令李儒给他送去毒酒。刘辩万般无奈，只得与夫人唐姬以及宫女们诀别，悲愤地饮下毒酒。这一年，他才18岁。
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许多人都在寻找机会除掉他。他自己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警惕防范，加上他的义子吕布武力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身边，所以人们对他很难下手。
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用离间计，挑拨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董卓和吕布的反目成仇，是董卓被杀的关键因素，据史料和《三国演义》记载，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貂禅。
关于貂蝉，《三国演义》上说，她有倾城之姿，原为司徒王允家的歌妓，为了帮助王允为国除奸，自愿用“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最后借吕布之手，杀了董卓。貂蝉的美，素有“闭月”之称，她通过自己的姿色周旋在各派政治人物之间，倾倒了众多英雄豪杰，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这个美丽的女子是什么身份，至今还没有弄清楚。
歌妓说。根据是《三国演义》的描述，王允是汉献帝时的司徒，因不满于太师董卓的跋扈，一心想除之，但苦无良策，终日茶饭不思。他的心腹歌妓貂蝉窥知情由，表示“如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于是王允精心设计了个“连环美人计”，先将貂蝉许给董卓义子吕布，未及迎娶又献于太师董卓，挑起董、吕两人的矛盾。使董、吕彼此恨之入骨，终于反目成仇，最后吕布杀董卓，夷其三族。貂蝉的出色表演，使王允的计划实施得天衣无缝，顺利地铲除了当时朝中一大祸害，后人叹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婢女说。根据是《后汉书·吕布传》。董卓任吕布为骑都尉，非常信任他，于是收他为义子。有一次，吕布因小事得罪了董卓，董卓大怒之下持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及时避开，从此吕布对董卓暗怀怨愤。为了报复董卓，吕布趁机与他的侍婢貂蝉私通，又惟恐董卓识破，由此生出许多矛盾。
秦宜禄之妻说。《三国志·关羽传》中讲到，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向曹操请求说，城破之后，请把秦宜禄之妻赐我为妻。曹操同意了。后关羽又屡屡向曹操提及此事，曹操不由得好奇心起：“难道那秦宜禄之妻是一个美人儿，让关羽如此念念不忘?”于是，曹操在城破之日派人先将秦妻送入自己营帐，自己留下了。关羽没有得到秦妻，因此心里很不痛快。
此外，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关羽甚爱怜之，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以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
由于文人的渲染和演绎，貂蝉的来历越来越扑朔迷离。由于这些故事或多或少与史实有关，真真假假，更为难辨，以致历史上的貂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就成为难解的悬案了。
董卓死讯传出，人心大快，士卒皆呼万岁，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载歌载舞，长安城中士女欢呼雀跃，置酒相庆。董卓尸体放在街上示众，后被烧成灰烬。董卓死后，皇甫嵩攻郿坞，杀董曼，从郿坞中搜出藏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珍宝堆积如山。
可以说，汉献帝登基之后还未来得及感谢董卓这个大恩人，一切就改变了，董卓控制了朝廷，也控制了他这个新皇帝。他不过是个空头的天子，是董卓举给各路诸侯看的一个招牌，不要说重整祖业，就连起码的尊严也不能保障。这时的献帝只能做一些手头的小事，然而这些小事反而说明了献帝绝非平庸之辈。兴平元年（194），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50万，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但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证明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从而使饥民切实受到赈济。
李、郭之乱：献帝乱中飘荡董卓的死，给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命王允录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
应该说，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他缺乏政治经验，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诛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打击，一味株连，当时百姓中流传说朝廷准备杀尽凉州人，这就使形势发生了变化。
董卓的部将李傕（ｊｕé）、郭汜等都是凉州人，他们曾派人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王允都没有同意。迫不得已，他们向长安进发，一路上收拾残兵，共达10余万人。
初平三年（192）五月，李傕、郭汜包围长安，吕布率兵扼守，彼此相持8天不下。后来吕布部下发生兵变，李傕等攻入城内。李傕、郭汜杀掉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及兵民死者万余人。吕布率残部，出武关，投奔袁术。王允被杀。
汉献帝又落入李傕、郭汜手中。李傕晋升为车骑校尉，郭汜为后将军，两人共掌朝政。兴平元年（194），献帝行加冕礼，改年号为兴平。
兴平二年（195），李傕、郭汜互相猜忌起来，最后兵刃相向，互相攻击。李傕为取得主动，先派侄子李暹（ｘｉāｎ）率数千人马胁迫汉献帝出宫，然后纵兵入宫，大肆抢劫。之后又放了一把火，把宫阙焚烧殆尽。献帝派太尉杨彪等几位大臣到郭营中调和，郭汜反而扣留了几位大臣。杨彪愤怒地说：“君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这些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也可见献帝的遭遇，他不过是李、郭争斗的一种工具而已。
后来，杨定、杨奉、董承等护卫着献帝逃离李傕、郭汜的围追堵截，其间段煨（ｗēｉ）、张洛还曾想方设法劫走献帝。献帝经过千辛万苦，历时近半年，兴平二年（195）十二月逃到安邑，第二年七月，才回到洛阳。这时的洛阳，经董卓的毁灭性破坏，宫室烧尽，满目荆棘，人丁无多，一片荒凉。
汉献帝在李、郭之争中处于最为悲惨的境地之中。他不仅在政治上成为李、郭争斗的工具，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凄惨。有时饮食难以供应，群臣及侍从面有饥色。有一次，献帝便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以解燃眉之急，居然遭李傕拒绝，最后好歹给了一点臭牛排，献帝虽然大怒，但也不能把李傕怎样。献帝使皇甫郦去说和二人，郭汜同意了，李傕坚决不答应，当皇甫郦向献帝复命说：“李傕不肯奉诏，词语不顺。”献帝连怒气都不敢有，而是“恐傕闻之，亟令郦去”。195年，李傕、郭汜表面和好以后，献帝使人晓喻郭汜，要驾幸弘农，郭汜偏不理睬，献帝无计可施，竟然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献帝虽为一代之君，却迁徙留转于豪强之间，生命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了。
曹操专权：献帝充当“天子”随着军阀混战的愈演愈烈，汉献帝的政治作用似乎越来越大了。建安元年（196），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
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此言深得曹操之意。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一种青黑色的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yù）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迎接由于董承等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节”即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它就有了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力；“钺”是古代一种象斧的兵器，这里指帝王所专有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斧钺，有了它就有了总统内外诸军的大权。“录”即总领诸事之意，“录尚书事”实即总揽朝政。东汉以来，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皇帝总是挑选亲信大臣“录尚书事”。虽然后来曹操又辞去了大将军一职，而改任司空，但有献帝在许昌，他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己。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其余内外，多见诛戮”；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其结果自然是“百官总己以听”，而汉献帝只是“守位而已”。
曹操的专权行为，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汉献帝一方面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于是在建安四年（199）“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另一方面，准备除掉曹操，恢复皇权。于是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即建安五年，200年），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献帝极力保护，最后竟也未能得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
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北方大片土地。此后，曹操相继占领北方州郡，到建安十二年（207年），降服乌桓，统一了北方。次年六月，曹操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七月，曹操南征，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董贵人被曹操害死后，伏皇后内心不安，她写信给她的哥哥伏完，历数曹操罪恶，请伏完寻找机会，除掉曹操。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给他哥哥伏完的信被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地献给曹操。曹操勃然大怒，进宫胁迫献帝废去伏皇后。献帝犹豫不忍。曹操不等献帝许可，便让尚书令华歆起草废后的诏书，逼献帝盖印。伏皇后得到诏书，正想搬出后宫，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华歆带人来搜捕皇后。伏皇后吓得躲进宫中的夹墙里，被华歆发现。华歆揪住伏皇后的头发，将她拖到外殿。献帝正在外殿和御史大夫郗虑坐着，见伏皇后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情形十分悲惨，不禁泪流满面。伏皇后对献帝哭泣说：“真的就不能活命了吗?”献帝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华歆不由分说，将伏皇后拉走，关在监狱里，幽闭而死。伏皇后生的两个儿子被毒死，伏氏家族受株连被处死的有100多人。建安二十年（215）正月，曹操立他的第二个女儿曹节为皇后。
汉献帝虽然9岁就被立为皇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天子。刚即位时，董卓把握朝政；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争斗不已，献帝成了他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逃到洛阳，又落到曹操手里，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他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也是一个地道的傀儡。
东汉之悲：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其实这早已是个美丽的不可实现的梦想。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孙权在南方称臣，曹操还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一边把孙权的上书传给大家看，在炫耀中也表明了一种心迹，他是在做着舆论上的准备，也是让群臣们做着心理上的准备。果然，侍中陈群立即回应，称“汉祚已终”，劝曹操“宜正大统”。而曹操则早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如果天命如此，那么就让我做周文王吧！”当初，姬昌反对商朝统治，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他的儿子周武王最后推翻了商朝，建立周朝，尊其父姬昌为文王。曹操之意，十分明显。
220年10月，汉献帝告祭祖庙，使张音奏玺绶诏册，禅位于曹丕。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坛，接受玉玺，即皇帝位。随即进入许都，改建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为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废献帝为山阳公，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勒令搬出宫去，但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算是另眼看待。汉献帝做了大半辈子的傀儡，到最后也没有摆脱被取代的命运。
十四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234)，献帝死去，终年54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
献帝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汉朝400余年命运的终结。如今，经历了1800年风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重要见证的受禅坛和“三绝”碑，仍然存世。
受禅坛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境内，距许昌市仅15公里。据介绍，原来的受禅坛有三层，非常高大，十分壮观。当年汉献帝刘协在坛上请魏王曹丕受禅，亲手将玉玺奉上。坛下有400余名大小官僚和30余万禁军将士目睹了这一事件。
如今，这里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大土堆。直径300米，高度18米，占地仍有5280平方米。坛顶有块锅盖大小的地方寸草不生，据说那是当年汉献帝跪过的地方，为土坛平添了一点神秘的色彩。
距此不远，有个类似农家小院的建筑。那里摆放着劝进碑和受禅碑。两碑大小基本相当，受禅碑正面有字22行，每行最满49个字，全碑共1359个字。现在碑上文字仅存900多个。
这里平素大门紧锁，很少有人知道，但这里面的两块其貌不扬且损毁严重的石碑，堪称国宝，是举世无双的“三绝”碑！
相传此碑碑文出自大臣王朗之手，书法是吏部尚书梁鹄的杰作，而刻碑者是当时鼎鼎有名的钟繇。文章、书法、雕刻，都堪称绝品，故称“三绝”碑。作为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石碑，它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而且也记载了汉字演变及书法艺术发展的过程，其价值很高。
然而，现在它却被人冷落了。
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这些古迹文物可能被冷落，但历史却不能忘记。
东汉的覆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愦，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导致了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和帝起，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攫取权力与财富，致使政治日益黑暗。三是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和帝即位时10岁，安帝即位时13岁，顺帝即位时11岁。顺帝死后冲帝即位时只2岁，到3岁时死了，继位的质帝只8岁，到9岁死了，继位的桓帝也只15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即位时12岁，仍是个娃娃。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作威作福。皇帝长大后，反过来要摆脱外戚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小皇帝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往复，把整个东汉王朝搅得天无宁日。最终宦官、外戚两大势力在灵帝死后的火拚中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灭亡了。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开国，中经明帝刘庄、章帝刘垣、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安帝刘祜、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缵、桓帝刘志，到灵帝刘宏时出现亡国征兆，最后到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灭亡，总计12帝，历时195年。
刘协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协
出生：光和四年（181）
属相：鸡
卒年：魏明帝青龙二年（234）
享年：54岁
谥号：献皇帝
庙号：无
年号：初平、兴平、建安
陵寝：禅陵
父亲：刘宏
母亲：王美人
初婚：15岁
配偶：伏寿
皇后：伏寿、曹节
继位人：无
最得意：董卓马前叙乱
最失意：衣带密诏败露
最痛心：亲自交出国玺
最擅长：隐忍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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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北大历史系胡鸿译

1、引言
在演讲的开始，我要感谢组织者允许我来讲这样一个熟悉的题目。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读过前四史，有些人可能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我将尽我所能在这样一个熟悉的领域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对二十四史进行学术性的续写、评论、增补，在其第一部——《史记》写成约100年后，即已出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前二史（《史记》、《汉书》）或者前三史。到了帝国后期，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经学转向史学，加强了对史籍的研究，一些人开始系统地为正史写史评，或者为正史做补遗。他们全神贯注在文本的解释和修正，以及它们如何被写作出来和由谁写作这样的问题上。我今天想做的是试着远离生产层面的研究，以求稍稍给予需求层面多一些重视。也就是说，我将从消费者、读者的角度去考察正史，并试着提出和回答一些问题，诸如：哪些正史被阅读了？它们如何被阅读？对正史的评价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变化？出于好奇心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从汉朝到清朝，很多最好的历史学大头一直在批评正史太冗长、缺乏整体规划、难以阅读。当然，前四史，尤其是《史记》和《汉书》是例外。此后官修史书继续被制作着，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累赘冗长。这点解释起来也很简单。编写正史的帝国政府受供给驱动，而帝国后期那些正史的批评家们不是高级官员，更不是决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最好在如下这些对二十四史（至少是《史记》之后的正史）的基本概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
——它们是政治史，关于皇帝的行为、他的朝廷和高级官员、以及那些身体力行了既定价值观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著作中）。
——一个朝代一般只有一部。主要由官员撰写。早期的几部由官员们以私人能力撰写（其中包括七部父子相继写成的）；后来的大部分都由官方任命规模大得多的委员会来完成。作者中只有官员是因为独有他们能接触到作为史书之基础的档案和史稿。有证据表明，汉代和隋代，私人被禁止参与国史和正史的编纂。
——后期许多史书都以前代自撰的国史文稿为蓝本。这些国史则基于对官方档案特权使用。那些并非承袭前代国史以为蓝本的史书，通常是私人所做的对已有史书的重写，最著名者包括前四史中的三部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正史以纪传体的形式编排，分成许多部分，绝大多数由传记或传记性内容组成。所有24部均有本纪和列传；22部有关于帝国政府主要礼仪和行政制度的书志；11部有表；2部有世家或载记。
——史书总被看做统治者有用的政治手册，意在提供一面镜子，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什么必须避免，什么应该仿效。用梁元帝的话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或者唐高祖一个世纪以后所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旧唐书》卷73）
——为前代修史帮助新王朝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并给出对于一个新王朝为什么和怎么样掌握政权的正确认识。因此一个好的王朝不仅仅通过出版官方意识形态（带官方认可注疏的儒家经典）来建立对现时正确的认识框架，还会通过发行小心编写的官修正史来建立对过去的正确认识框架。
——这些史书也有意被用来纪念著名的人物（在一定一定程度上，包括女人）。在正史中有传，是个人的一项极大荣誉。
——始于五世纪，或更早，部分史书即在官学里用来教育20岁左右的青年。唐代开始，一些史书便是准备殿试策论的指定参考。
有了上述概括，有必要强调的是，18世纪作为“二十四史”出版的这些史书，并非简单累积起来的：一个朝代一部史书，全都追随《史记》以传记为重点，用纪传混合的统一形式写作。这种今天常见的理解，源自于帝国后期的修史实践。然而通观二十四史，我们会立即发现它们在创作过程、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非常多样。比如，可以说这些史书的重点是传记，但页码的统计表明，尽管传记性内容在多部早期史书中占90%或者更大比例，在宋代之后的5部却仅占约60%，由于这5部有更多更长的书志。尽管大多数正史都是一朝之史，仍有不低于四分之一（24部中的6部）是数个朝代的历史。自然，这些史书各自覆盖的时段差别很大（从《史记》的3000年到《南齐书》的23年）。这种覆盖的深度可能是它们中一个更有意义的差异——《辽史》平均2.5页记一年，而《宋史》几乎是它的十倍（23页一年）。一般说，史书由胜朝的史家为前朝所做。对于唐代以后的情况，这句话非常正确。但在唐朝及之前修成的15部中，符合者仅有6部。确实，24部中只有13部是紧接的新朝史家为前朝所修。说每部史书覆盖了中国历史一个独立片断也是不确切的，至少有有4部严重地互相重复。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重复和交叉。最后，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写得很出色。被认为写得好的七部都是父子相继或由个人完成，不是由官方集体修成。一句话，我想说明的是：正史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意味着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和欣赏。此外，人们偏爱古典时代以及强大和正统的朝代。记述这些朝代的正史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人对对于史书的不同部分也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我想帝国前期人们更多地阅读和喜爱列传中的故事，而不是本纪，尽管严肃的历史学家强调本纪的重要性。当然大多数人也许更愿意读传，而非书志，但在帝国晚期，至少在清代，传虽仍像早期一样受欢迎，严肃的学者却会忠告学生们不要去读传，应该集中精力在书志上——这些被认为更加有用，不仅为了考试，也适用于实际的事务。
2、汉—唐：正史的流传和接受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流传最为艰难的书籍，因为它们写在竹简上，并且远远长过从前的任何著作。当时所知最长的著作是《春秋左传》，《史记》的篇幅是它的三倍，《汉书》是4.5倍。《史记》应该写满了至少10,000根竹简，《汉书》至少13,000根（这些竹简共计达到约350—425捆）。几乎可以肯定，这两部书很可能以单篇形式流传和被阅读。这点让人想起后汉十二岁的吴祐的著名故事。“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恢乃止。（《后汉书》卷64，标点本第2099页）想想在吴祐的时代，《史记》和《汉书》合起来比所有的经书至少长三倍，我们就明白那时搬运这样的巨著在物理上有多困难。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材料决定论者，也可以认为像《春秋》、《史记》这样的中国史书，其形式受到了书写媒介的影响。《春秋》的条目很短（最长的一条不过47个字），因为它们写在单片的竹简上。同样地，由于《史记》的各部分甚至各卷写在单独的一捆竹简上，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我完整的。由于他们的自我完整，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大的内容重复，同时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会出现于不同的篇章。我们很快将看到，这正是造成阅读纪传体正史的主要困难的原因。
不仅有物理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史记》的流传一直受到限制，开始时它被认为包含有潜在危险的信息，后来又被认为异端且失礼（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3年）。在《史记》写成后100多年里，你若想读到它，只有去访问皇帝的档案库，或者去寻找仅有的一两份私家收藏抄本，两条路都不容易。还有一种办法我已经提过，你可以阅读单独的篇章。
在《史记》始流传200年后，也是它写完250年后，第一部注释（延笃（？—167）所做）出现。详细的注产生又过了100年，这说明到三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可以仔细通读整部《史记》了。到这时《史记》和《汉书》应该都有了写在纸上的手抄本。
影响史书接受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很难阅读。根据《后汉书》：“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卷84）。班昭卒时马融才35岁，所以她一定在他很小时教过他。大约50年后，《后汉书》写道：“（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以《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卷26）荀悦奉行了皇帝的旨意，范晔评《汉纪》曰“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或许献帝对《汉书》的评论应视作一个十几岁未成年人的表达（他说这句话时还不满18岁），但无论如何不只汉献帝一人发现纪传体史书难读，也不只有他更喜欢编年体。许多成年且著名的学者有过同样的抱怨，这种抱怨随着正史的增多与日俱增。
“正史”一词首次出现是在一个书名中，曰《正史削繁》，正是上述困难的表征。应付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法，包括摘录、缩写或用编年体改写。《史记》可以阅读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第一部对它的摘录——《史要》即已出现，由“汉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丛”（《隋书·经籍志·杂史》）。
从早期的图书目录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中，我们看到许多其他的摘录和缩写很快为世人所用，例如吴太子太傅张温（193-230年）所做《三史略》（“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葛洪（约280-340年）的《汉书钞》。据说，刘昞著《略记》是因为“昞以三史文繁”。（《魏书》卷52，标点本第1160页）
第二种帮助读懂前四史的方法是提供完备的注疏。到宋代，带三家注的《史记》已经是原文篇幅的三倍多。一直到清代，注疏集中于前四史，一定程度上包括《晋书》和其他主要朝代的史书，这反映了读者的偏好。
《汉书》在皇帝的支持下写作，最终也在皇帝指导下完成，这确保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前景。汉唐之间的确出现了历史写作的繁荣，因为这一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权都以承继汉朝来寻求正统性，并为自己的统治写下官方记录，也为前朝修正史。私人的历史撰述也前所未有地繁盛。
三世纪以后，史学地位上升，成为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问，这可以从宫廷图书目录的重新分类中看出来，这时四分法日益取代了儒家经典的六分法，而史书是四类中独立的一类。
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促进，是它被列为南朝官办的“四学”之一。（“四学”或“四馆”是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中的三学恰好与囊括所有文字知识的图书目录四分法中的三类相同，这并非是一个巧合。
3、南朝梁：“正史”一词的起源与意义
大家已经熟知，第一次将官方编撰并审核的纪传体断代史书称作“正史”，是在南朝梁代（502-557年），上述教授史学的专门学校建立30多年以后。这当然不是巧合。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着手弘扬儒学，将它引入梁政府控制下的公共领域。在组织和安排现有典籍时，圣人正典被冠以“正经”或“正言”这样的称号。这些官方编辑和审定的文本无疑要置于官学之中。历史学的教科书是官方编写和审定的史书，称为“正史”。第一部标题中含有“正史”字样的书——阮孝绪著《正史削繁》，出现在这个时期。梁元帝很快利用这新的术语也描述官修史书的价值，“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金楼子》5卷4章，“戒子”条，亦见于《册府元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术语渐渐有了更精确的界定。最初正史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在宋代，正史专指纪传体史书，但可以是一朝（一个皇帝）或数朝之史，也可以是写整个朝代的断代史。宋代以后，它几乎只能指称纪传体官修断代史。“正史”之“正”字也愈益暗示其记载的朝代被看作正统，虽然至少有五个有正史的朝代在唐以后不被这样看（三国的吴、魏；北魏、北齐、北周）。
4、唐：正史的编撰
唐太宗时期，编撰国史（本朝之史）的机构——国史馆成为定制(629)。也在这一时期，不到30年的时间，特别任命的委员会为三国至唐间那些没有合适史书的朝代，编成了6部新的正史。结果，汉唐之间长期分裂的时期被13部纪传体史书联结在了一起，这也构成一个正朔传承的谱系，让每个主要朝代都能通过不间断的编年线索从唐代上溯到汉代，再通过《史记》通达黄帝。除了一个例外（7世纪《后汉书》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所有13部史书直到清末都在正史之列，尽管在18世纪最终定型前，二十四史中剩下的部分引入了许多变化。晚唐文集多提及这13史的组合。例如，杜牧在9世纪中期写道：“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杜牧：《注〈孙子〉序》）两部对南北朝七史的缩写（《南史》和《北史》）出现于7世纪。此外，唐朝的史馆还留下了许多国史的文稿和其他资料，这些成为《唐书》和《新唐书》的基础。因此，到唐代结束时，18世纪“二十四史”的近三分之二，已经写成或有了底稿。
5、唐：正史的接受
尽管唐代官修史书的编撰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所修的大部分史书后来几乎没什么人阅读。为什么会这样？有以下一些原因：
①唐初，科举考试中的试策要考察学生的历史知识。这里“历史”主要指汉朝隆兴和衰亡的历史，写在“三史”中（实际上是前四史）。唐朝建立100年后，有人抱怨学生们宁愿全神贯注在文学方面，用诗歌写作来代替依靠历史知识的试策。因此，737年，政府决定将“精通一史”进士科的可选项。780年，有人提议在考试中加入有关更近期历史的问题，没有被采纳。（《通典》卷15《选举》三、卷17《选举》五）822年，政府对鼓励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设“三史”为独立一科。此后，三史科一直保留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075年在王安石变法中被废除。无论如何，史学一直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一个部分保留到清末（唐代也是如此），但它再也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科，尽管朱熹和顾炎武倾向于后者。我深入到这些细节，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读什么。前四史的选本成为一科的指定书目，当然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四史，虽然只是一科不算主流的考试。不可避免地，记载着直到唐初的历史剩下9部史书，被人们忽视了。但是为什么这9部史书在唐代几乎没有人读，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②尽管南北朝8部史书中的5部由唐太宗亲自委任编修，人们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叙述一个连贯一致的故事。上段提到的那个提议的倡导者赵匡，曾坦率地说：“自（刘）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通典》卷17《选举》五。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对于大多人来说，大部分正史始终难读。甚至大学者吴兢也作了齐、陈、周、隋历史的简编，因为他感到已有的这几代的正史“繁杂”。（《旧唐书》卷102）这也是促使李太师（不详，约590-645年）缩写南北朝历史，草拟编年体《南史》、《北史》的主要动因。他的儿子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将它们改回纪传体，这确保了它们有列入正史经典的机会。的确，很快人们就阅读这两部书，而不是南北朝的七部独立史书。宋代藏书家晁公武（约1105-80年）用“删烦补阙”来概括人们对《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不详，约618-76）的公论。此举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说李的著作“过本史远”。（《郡斋读书志》卷2上）
③南北朝七史不为人读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不喜欢分裂的时代。南宋太常博士倪思在1184年曾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宋史》卷156），正表明了这一判断。顺便提及，倪思个人最著名的研究“班马异同”（《史记》与《汉书》的同异），正是在汉代，而非分裂的时代。我们可以解释为倪思在表达一个恰当的儒家观念。应试举子们应该学习强盛、统一的朝代的历史，而不是衰弱和分裂的。但实际上，众所周知，分裂时代常常作为军事传奇、小说和戏剧的题材而广受欢迎。
④南北朝的独立史书被忽视的第四个原因，是它们在文学方面没有受到高度评价。在18世纪史学研究的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人为它们作过注疏。
从所有这些我们或可总结，王鸣盛说“唐以前惟三史三国”（《十七史商榷》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927-28页），只是略有夸张。唐代人阅读的史书是十三史减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加上次要一些的《晋书》和《隋书》，还有《南史》《北史》，一共是八部。顾颉刚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
这里值得略为停顿一下，问问为什么人们如此专心于前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答案是，这三部书在汉朝灭亡后很快被看作权威可信的著作（3世纪末起它们中又加入《三国志》）。从那以后，在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们一直是被人阅读最多的史书。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它们讲述了古典时代和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帝国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并且用一种其他资料无法匹敌的方式和风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时代的其他史书陆续丢失，“三史”作为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了解汉代的向导，其地位进一步巩固。而汉代又是为后代政权孜孜效仿的典范。因此，“三史”不仅仅被看成历史课本，更被看成是关于几个世纪重大政治问题的实践教程——如何重建并维持一个庞大、统一且强盛的帝国。第三，《史记》、《汉书》（一定程度上包括《后汉书》、《三国志》），中唐以后不仅被当作史学之典范，也被尊为文学的圭臬，这一看法持续到今天。甚至在唐以后，汉代仍然被当作制度上和文学上的楷模，为后来朝代所尊奉。唐代也受到很大尊敬，但它的历史在《资治通鉴》或《唐鉴》中可以读到，不只有《唐书》，而且唐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被认为是诗歌，而不是历史。
关于唐代正史阅读，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许多人，包括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发现纪传体史书难以阅读。其结果是用编年体改写正史或者为它们做节录。如同DenisTwitchett敏锐地发现：“官方史学家白天写纪传体，晚上写编年体（例如：吴兢（670-749年）、韦述（？-757年）和柳芳）。（“TheT’ang Historian”, in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73.）
6、宋、元：正史的刻印和接受
从宋代开始，雕版刻印的主体是带有实用性质的书籍，像医书，或者有助科考的类书。接下来是文学作品，尤其是个人文集；再其次是儒家经书；最后才是史书。在史书类中，编年体史书又远比正史受欢迎（《史记》、《汉书》是例外）。
到了宋代，南北朝的几部断代正史，还有《隋书》，已经变得非常罕见，损毁严重，甚至部分丢失了。因此，司马光（1019-86年）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南北朝七史丢失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它们几乎都被《南史》、《北史》取代了。如司马光所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
北宋时期，正史第一次在国子监的监督下雕版印刷。这一事业开始于前三史，接着在正史序列中有条不紊地沿着被阅读的顺序进行下去（因此《南、北史》比南北朝七史早刻了50年）。这是一项耗时83年完成的宏伟事业，一共校订和印刷了19部史书，虽然在宋初这一经典体系一直称为十七史。这次印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许多几乎必然丢失的著作得以保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正史的刻印并不能保证人们阅读它们。如洪迈在正史刻印100年后写道：“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容斋随笔》四笔，卷8，“历代史本末”）南宋有十一史的体系（主要再版的十部加上《旧唐书》），有建阳书坊制作的十史系列，还有南北朝七史（所谓“眉山七史”）。在元代，尽管有一个路级的决定要重刻十七史，仅仅完成了10部（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没有重刻）（参见尾崎康，1989年）。总而言之，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正史仅仅刻印了4次，南北朝的七史只刻印了2次。我们不清楚每次的印量有多大，很可能不超过100到200份。其后果是它们仍然罕见且昂贵。我们或可得出这一结论：正史（“三史”是例外）在宋代没有被广泛阅读。
有多种迹象可以旁证这一结论。首先，一直到宋末元初，都没有十七史的一个连贯一致的目录（第一个目录出现于王应麟（1223-96）的《小学绀珠》）。另一个元代的材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目录：《三国志》被当作三本单独的史书，《南、北史》则没有被提到（史伯璿：《管窥外篇》卷下，1367年）另一个迹象是《南、北史》虽在唐宋为人阅读，却常常不出现于宋代图书目录的正史类。它们要么归入“杂史”（《崇文总目》，1041年；《郡斋读书志》，1151年），要么列入“别史”（《直斋书录解题》，1249年；《宋史·艺文志》）。只有《遂初堂书目》（1149年）将它们列入“正史”。到明初它们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目录的“正史”部分（《文渊阁书目》，1420年）。这说明一个十七史明确系统的观念，此时或许没有像明清学者所见的那样稳固。的确，洪迈在笔记里仅仅是引用，像宋代的书目一样，并没有说出他的时代十七史到底包含哪些史书。
7、宋、元：《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
然而远远比上述迹象重要的是，宋人读史的类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钟爱编年体史书。这一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总结一下要点。你们可以对比参看徐蜀的文章《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史的普及》，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20-29页。
北宋时，对于正史冗长、重复、混乱的抱怨变得强烈起来，因为那时历史学家面对一个艰难的任务：为唐亡宋兴之间的分裂时期，做一个连贯一致的叙事。他们还希望这部叙事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主题。结果，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试验新的历史撰述方法。当然，旧的做法，仍在继续：
1)传统的做法是：很快由一个指定的特别委员会着手编修《五代史》，利用从五代继承来的材料。这一做法失败了，因为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终宋之世，这部史书被摒弃在正史之外。
2)欧阳修主动重写了委员会的著作，用了一半的篇幅，加之一个更清晰的立场，这一举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获得高度评价，在南宋甚至被善意地与《史记》相比较。的确，他的《五代史记》（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很快成为前四史之后最广为阅读的正史之一。这首先是因为其一贯之的风格和清晰的要点，但它是帝国后1000年里，写得最短的正史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
3)第三种做法是重新引入编年体。这一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影响了此后直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它也使得阅读正史的人比从前更少了。
关于做这样一部从403BC到宋代的连续叙事的动机，司马光多次做过解释，但每一次总是先指出正史的缺点——“烦冗”或者说它“文繁事广”。他也指出依据分裂时代的史书，为事件排出一个编年的顺序，是多么困难。1066年，他被恩准开始这项工作的上奏，是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陈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
后来在给他的最重要助手的信里，他写道：“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刘恕（道原）自己也批评过正史，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
甚至从刘知几（661-721年）开始，对纪传体的批评几乎普遍提到它的一个明显缺陷，即，“同为一事，分在数篇”（《史通·古今正史》）。这不仅让人难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图景，也造成了许多重复。对于记载分裂时代的史书，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有关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信息，可能分散在许多部分或者在两部或更多部史书里。编年体也几乎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所以，宋代出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资治通鉴》重编成纪事本末体。另一个办法是引入正史间的对照，但这在18世纪才第一次付诸实践（由《明史》的编者们完成）。
除了指责正史难读、重复、冗长、一事分在数篇外，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从《汉书》起，大多数正史都是断代史，它们丧失了历史奔流不息的意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者是尖刻的宋代大学者郑樵（1104-62年），他写下一个对班固的人身攻击，用上了不太体面的字眼：“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通志·总序》）
郑樵对断代史丧失了历史连续性的批评，一遍遍被人们重复着，最著名的是制度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年），他写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1319年）
最后一个批评（由刘知几在谈论“国史”时首先提出）是：史书的编修牵涉进太多的官员。如他所说：“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厨子太多，煮坏了肉汤。”刘知几对“馆修史书”的批评，形成于他在国史馆工作的二十年中。一千年以后，万斯同（1638-1702年）也认为馆修史书劣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但是，毫无悬念的是，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修史的邀请出现，他发现拒绝为官修正史工作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他表示抗议的方式是拒绝史馆的正史任命，而是在修史工程相继两任主持人家里工作了13年。
8、宋—清：《纲鉴》的缩写
有人机敏地说过，从宋到明，孔子之后中国最顶级的历史学家是朱熹，而不是司马迁。诚然。
司马光无法在正史中得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于是有了《资治通鉴》的写作。但是两百万字的《资治通鉴》本身也不容易读。很快，为了让它更易被接受，各种各样的节略、摘要、续写和扩写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也不是一部短篇著作。所以，很快它又被缩写，并且缩写不断地在更新。从宋代到20世纪，《纲鉴》（《通鉴》和《纲目》）以及它的众多修订版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历史教科书，而不是正史（除了前四史）。17世纪晚期一个叫沈佳的学者说得很好：“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多，足为心累，亦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沈佳《明儒言行录·原序》）
18世纪以后，《御批通鉴辑览》（1768年）也很受欢迎。这部书20世纪初仍在流传，毛泽东的中学老师曾把此书赠送给他。毛泽东后来成为《资治通鉴》的热心读者（据说他通读了17遍）。顺便说，像帝国后期和民国早期的历史爱好者一样，毛泽东首先读的是《资治通鉴》而不是二十四史。因此，在1953年，他要求吴晗和范文澜一起整理《通鉴》标点版，1956年正式出版。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想到指示吴晗开始正史标点的工作（但仅仅是前四史，是历史学家们建议将标点工程扩大到二十四史，还加上《清史稿》）。
规模缩小一些，但极受欢迎的，是那些为学生写的，常常用来考场作弊的史书。它们一般是正史和《纲鉴》的摘录。托名吕祖谦（1137-81年），实际编成于南宋末年的《十七史详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书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重写、修订和出版。它实际上是十史（《史记》到《五代史》，去掉了南北朝七史）的摘要，不是十七史。另有一部曾先之1297年所做《十八史略》，是一部编年的中国史概要，起于上古终于宋末，打算给乡试举子使用（主要根据十七史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16世纪，这部书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在那里受到高度尊重，比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其声望经过明治维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明末顾锡嚋编写（进士，1619年），数年后由陈宏谋增补的《纲鉴正史约》，两个半世纪以后，仍然有老老少少在读。例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知道，在1880年代出使英国、法国、俄国期间，他仍保持着晚上经常读这本书的习惯。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年）也讲述过他怎样在1891年从这本明代教科书开始历史学习。
有人为学校里的孩子制作这些正史节略的摘要本，如《十七史蒙求》（王令（1032-59年），麻沙本，1169年），或《明心宝鉴》——第一部翻译为欧洲文字的中文书（16世纪被翻为西班牙语）。这些节本的节本再次被浓缩在日用类书和启蒙读本里，比如《三字经》，它就设法将中国历史浓缩成了若干组押韵的句子。
9、宋—元：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阅读简化版的十史（记载上古到五代的历史）的人，不是只有学者。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我们看到，学生也要集中学习简化版的史书（像唐代一样）。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约1195年）中给国子监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学习计划，其中有一个关于历史学习的详细阅读书目。他将史书分为四组，在12年的学习中，（要用四年）每年学习一组史书：（1）《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2）《三国志》、《晋书》、《南、北史》；（3）新旧《唐书》，《五代史》；（4）《资治通鉴》。换句话说，他把“三史”和《左传》、《国语》一起放在了第一年，并提议将整个第四年献给《资治通鉴》。总体来看，他只选了17部正史中的9部作为课程（并加入了另外两部，《旧唐书》、《旧五代史》，它们不在十七史之列）。这一提议虽没有付诸实施，它仍然对后几个世纪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元代教师程端礼（1271-1345年）所传达的形式。不过对于正史，程没有朱熹那样的雄心。在他的课程里，他建议20-23岁的学生，已通十三经（不包括《尔雅》）者，应该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参考《通鉴纲目》、《世纪》、《汉书》、《唐书》和《范氏唐鉴》）。换句话说，在他的时代，阅读《通鉴》实际上已经几乎取代了阅读正史。大家知道，程氏的极端细致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的复本，在国子监的命令下散布于全国各地，并为许多家塾和书院所接受。
10、科举考试对正史阅读的影响
科举考试，从隋代始行到1904-5年废止，其主要焦点是儒家经学的知识。曾经一度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写作，挑战了经学的地位；但从1370年到1756年，为了利于对经典的道学解释，诗歌被抛弃了。当然，经书中至少包括了一部主要的历史课本——《春秋》和三传。但它的语言很难懂，而传文又较长，考生们更喜欢容易一些也简短一些的经书，像《易》或《诗》。从宋到清，时务策一直是殿试的标志，但它们不是考生和考官们关注的重心。大体上，考生们被考察《春秋》、《左氏》，或者《史记》和《汉书》，而不是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更不是二十四史。（Benjamin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大多数学生，如果他们读过正史，一定是读了上述科举中要考察的这些（前四史，尤其《史记》和《汉书》）。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想要一条获取功名的捷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史书中辛勤耕耘，而是简单地背诵从前成功的考生的文章或者另一些考试用的小册子（摘录、缩写，以及各种各样为你通过考试特殊制作的文本）。从唐代到清代，高级官员、学者，有时甚至皇帝本人，都在控诉这种做法。第一条控诉的记录早在681年，据主考官报告，大多数参加明经科考试的学生没有读过真正的经书，只是照抄过去考试中的答案，而进士科的考生只是在背诵从前的策论。15世纪中期，《明实录》里的一句话是这种控诉的典型：“生徒…怠，惟记诵程文以备科贡。”（《明英宗实录》卷17）。大学者、诗人、治水专家谢肇淛对此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箴言：“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五杂俎》，卷13.1，260页）。顾炎武也作过一个更加广为引用的评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16，“十八房”条）
11、明—清：正史的刻印
既然已经有了对正史如此严重的批评，既然编年体的《通鉴》和《纲目》受到高度尊重，令人惊讶的是，宋代以后的政府继续在制作正史。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大，一部《宋史》的篇幅约为《史记》的20倍（不含三家注）。
顾炎武在谈16世纪早期什么书在社会上流传时，仅仅提到了《资治通鉴》，没提任何一部正史：“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明代，1528-32年，21部正史由“南监”印行（重刻了8块书版，其他完全继承自元代）。1547-97年，南监重印了它们，1593-1618年，北监翻刻了二十一史。接下来的300年里，二十一史重印了好多次，尽可能地使用旧的书版。每次的印量并不大（从一百到几百不等），但是积累下来可供阅读的正史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除了“三史”。
从皇宫中或其附近藏书的编目或排架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史书需求量最大。15世纪的《文渊阁书目》显示，《资治通鉴》（15份）和《纲目》（11份）的副本数超过任何一部正史。毫不奇怪，被阅读最多的正史（从副本数来看）是《史记》（10份）、欧阳修的《五代史》（10份）、《汉书》（8份）、《后汉书》（8份）、《南史》（8份）、《三国志》（7份）、《北史》（7份）。明代晚期的书目《内板经书纪略》也很说明问题。在列出的200种书籍中，没有一部正史，但是除了一般的经书、许多初级语言启蒙书和制度概论（政书）外，还有相当数量受欢迎的历史著作，诸如《纲目》（40本）、《统鉴直解》（25本）和《历代统鉴纂要》（60本）。大体相同的景象，也出现于陶湘和他的现代编辑所收集的一批清宫书目里。（参见刘若愚（约1584-1642年）：《明宫史》卷3，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卷15，824-25页；《书目丛刊1》，陶湘编，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3-62页；）
十七史作为一个系列首次刻印于17世纪中期，由毛氏汲古阁完成。为什么毛晋（1598-1659年）在这么晚还刻十七史？毕竟，我在上面已经提到，100年以前，南监已经印刷了二十一史。毛晋自己给出了答案。在他所刻书书目的跋（写于他去世前不久）中，他说曾三次梦见有楹柱分悬两牌，各有‘十三经’、‘十七史’字样。1628年毛晋元旦拜母，母亲把这些梦释为“不过教子读尽经史耳”。因此他决定校勘这些古籍，并每年刻一部经书和一部史书。13年以后，1640年，十三经完成，又过了4年，17史刻毕。这意味着它们完成于1644年（顺治元年）。由于战乱，这些书版不得不藏起来，而且它们中20%-30%被损坏。毛晋说，十七史比十三经花费高出好多倍。我们可以推测，高昂的成本不容许他继续刻完21部正史。毕竟，《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的篇幅又超过了前17史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为这四部史书再寻找校勘者很困难。尽管毛晋没有说，后来的学者也没有这样评论，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刻书的成本加上动荡的时局，是毛晋只刻十七史而不是二十一史的部分原因。无论如何，《十七史》一共22,000页，相当于毛晋所刻600种书籍的22%。《十三经》和《五经》加上它们的注疏相当于他刻书总量的17%。(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收入毛晋：《汲古阁书跋》，1656年，《书目丛刊1》, 陶湘编, 窦水勇校点, 辽宁敎育出版社, 2000年, 22页)。
汲古阁本十七史之后，最有影响的版本是武英殿刊刻的“二十二史”，二十一史再加上《明史》（1739年完成）。后来加入《旧唐书》（1774年）和修复过的《旧五代史》（1784年），成为“二十四史”。后两部的加入，主要出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目的。
12、清：史书的价格
尽管史书在17世纪及以后变得更容易利用，它们仍然很昂贵，尤其对于清贫的年轻学者，如章学诚。1763年，25岁的章氏来到北京的国子监，发现自己买不起全套二十一史，因为它们太贵了。他唯一的办法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一部一部地买不同版本的史书。诚然，章学诚那时太贫困了，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好友汪辉祖（1731-1807年）也一样，汪氏在晚年辛勤编写了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的索引。他直到1771年才买得起他的第一部正史，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仍然没什么改观，尽管石印技术已经引进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个外国观察者曾形象地描述：“正史不仅部头大得像图书馆，价格也高得夸张。在某一个地区（或县）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那里有一套这种史书，属于一个有钱人家，想借这套书比借他们家祖坟地还难。”（Arthur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Revell,1894, page99）史密斯写的是山东的一个县，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0年。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北方纸张的稀缺，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甚至《康熙字典》（史密斯也提到它很罕见）都比中国南方稀有得多。然而，1909年，在成都，一套《二十四史》在一个商业出版社手中卖到了30角，成为整个书市上最贵的东西。（《成都通览，1909》）到了1926年（依然如故），中国最大胆创新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自苏州，他在自传里写到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买不起《二十四史》是多么沮丧。
13、清：正史的接受
从明晚期开始，史学逐渐替代经学成为学者研究的框架。一小批学者将元代及之前的史书看作了政治和制度经验的智慧宝库，也当成考订、校勘的对象。顾炎武（1613-82年）一定仔细通读了二十一史（《日知录》卷26），但他没有描述他的读法。可是我们知道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1610-95年）的读法：“十九、二十岁时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补历代史表原序》）。1666-67年，他的儿子黄百家（生于1643年），追随父亲的足迹，与他年青的朋友万斯同（1638-1702年）一起读完了正史。大约同时代的人中，今天可知读完了正史绝大部分的，还有杭世骏（1696-1773年）、牛连震（1706-1758年）和卢文弨（1717-1796年）。所有这三位都留下了关于史书不同读法的学术笔记，作为他们辛勤读书的一个成果。正史的校勘和文本修正在下一代学者那里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最突出的三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各自对绝大部分正史做了批判性的研究。三人中惟有赵翼通读了24史。钱大昕停在了《元史》，王鸣盛评点了直到宋代的19部正史。其他清朝后期的历史学家试图追随这三位浙西先生,但都没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比如洪颐煊（1765-1837年）。
有规则地全文点读正史的进一步证据，来自现存的古刻本。例如我们知道17世纪《晋书》在日本广泛为人阅读。京都大学文学院保存的《晋书》善本（来自第一版南监本二十一史）上带有日期的阅读笔记，延续了五年以上（1625-30年）。既然《晋书》是二十四史总篇幅的4%，以这个速度读完全套需要125年。当然，一切取决于多少时间花在读史上以及读得有多仔细。内阁文库本《二十二史》显示，主人仅用12年时间即已通读，还始终坚持了标点和做笔记，尤其在那些影响朝代兴盛或衰亡的因素上，更对前四史给以特殊的关注。（尾崎康，1989年，590页）与之相比，一批清初的学者声称仅用两年读完二十二史，不过是夜以继日地读。
清代史学家的反应是对后期的正史给予尖锐的批评。例如，顾祖禹（1631-92年）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的《凡例》中写道：“前代之史易读，近代之史难读……十七史以后，宋元二史最为芜缪。”
章学诚（1738-1801年）和邵晋涵（1743-96年）对后期正史的批评广为人知。这一对好朋友同意“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章学诚：《答客文》，上，1790年）邵认为《宋史》是冗长复杂得毫无理由的无法容忍的典型，因此下决心自己修一部《宋史》。章学诚当然也对比过后期正史和前四史，他认为前四史的每一部都是由这样的个人撰写，他们“能够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并能以恰当的剪裁和编排表达出来。”（David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ges 217-8）
但是，很难把乾嘉学者看做清代人如何有选择地读正史的典型。早期正史的选本不仅被当作历史，也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如17世纪的学者冯班（1614-71年）所说：“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会读史。”（《钝吟杂录》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江藩（1761-1831年）称钱大昕常道：“尝谓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3，广州，1818年）
学校的课程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验证，看看在清代，史书是如何教给学生阅读的。
14、清：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清代人的阅读习惯，像宋元一样，在多种材料中有所反映，包括详细的学校课程表（寺田隆信,“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 (東北大学) 82: 1-17,1994）。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课程表由清初儒学家陆世仪（1611-72年）提出，与他做的许多事情一样，他是为制作中国历史指南制定计划的第一人。这是一个他从未完成的计划。在他的学校课程安排上，陆世仪紧密地追随了程端礼，但将日程表延长到了35岁。结果是，他包含了一个长得多的书单，包括二十一史，本朝的实录、制度和律例，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不过，如果你看到他在同一章后面部分所做的解释会发现，这一要求被相当大地修正了，很明显他强调了《纲目》，而不是正史：“读史当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以《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思辨录辑要》4）
另一个很不同的人——鄂尔泰（1680-1745年），他在十八世纪早期长期是云南的地方长官，也是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他曾在一篇碑文中表达对云南新建的书院所提读书计划的看法：“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鄂尔泰：《征滇士入书院教》，《云南通志》，1736，卷29,艺文 10）
一个世纪后，1842年10月22日，曾国藩（1811-72年）在京城给他四个小弟弟写了一封信，其中他谈到要采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并叙述了他最近在读什么。很有代表性，他读的是《后汉书》：“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致诸弟》，《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京寓）
我们不知道曾氏的弟弟们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兄长的做法，但我们知道他的长子，没有这样做。上文已经提到，他在晚上读的，和许多人一样，是流行的编年体中国史的节略本，而不是正史。
19世纪学生如何学习历史的更详细的迹象，反映在张之洞（1837-1909年）给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的一系列指示中。张氏于1870年在成都创建尊经书院，那里一共有100名学生，都是从四川30,000名生员中选拔而来。有些是秀才，有些是贡生，许多人后来走上灿烂的人生路。张氏建议他们读前四史，特别是前两部。另外，还要读七到八种基本的史评著作和参考书，即：刘知几：《史通》；万斯同：《历代世表》；沈炳震（1679-1738年）：《廿一史四谱》（纪元谱、封爵谱、宰职谱、谥法谱）；李兆洛：《纪元编》及《历代地理近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张还推荐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它们在明、清的续编，还有《三通》，受到强烈推荐的《文献通考》，应从其简编本《文献通考详解》读起。接下来，张建议专攻某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引证了许多范例，比如清前期的马骕，他专写作有关上古的问题，因而以“马三代”著名于世。
张氏继续说读史书志是精华部分。他说道只读传是没有意义的（无疑这仍是一个盛行的做法）。他最后强调了史书中年表的重要性，掌握事实后再做道德评判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避免明代学者的坏习惯，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史书的文法文笔上。
因而，像17世纪的陆世仪和18世纪的鄂尔泰一样，张之洞也在提议有选择地阅读正史，集中精力于前二或前四史，以及之后正史的精选部分。（张之洞：《輶轩语》，序言系于1875年）
到了明清，正史的经典系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宋代，记载着直到960年的中国历史的17部正史其篇幅已经是十三经的37倍（以字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正史加入，这种失衡只能越来越严重。仅《宋史》一部就是十三经长的19倍。到了19世纪，全套《二十四史》至少是《十三经注疏》长度的10倍。
15、结论
整套的正史在某一个时期很少被全部阅读，直到17、18世纪少数学者开始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时期全套中一些有选择的部分总是有人阅读，或者完整地读，或者读缩写本。
3世纪以来，《史记》和《汉书》被人读得很多，这一惯例一直持续到现在（4世纪《三国志》加入其中）。用文学作品的风格提供独一无二的史料，这点上没有任何一部后来的史书能与它们相比。反之，后期的正史趋向于被用作编写更易阅读的其他形式历史著作的权威资料。史书也被当作供请教的参考资料，查证一个人物或事件是否被记载和怎样被记载。“正史不载”、“正史不书”、“不见于正史”或者“正史备书”、“正史备载之”这样的说法在明清笔记里很常见。
全套的正史从来少有人读，是因为前四史之后，大多数史书篇幅都太长，文笔都欠佳，而且他们包含的信息过于分散。此外，到了宋代，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已经太长，长到无法包容于老正史的陈旧形式之中，所以新型的史书发展起来——学术性的编年体（《资治通鉴》），道学式的编年体（《资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年谱、贯通多朝的制度史（“三通”）,地方志，一统志，等等。宋代以后，这些成为被阅读的资料，因为比之正史中能找到的，它们提供了更新、更专、并且更全面的知识。
17-18世纪，历史学的地位上升，从前应用于经书的考据学方法，此时也被应用于正史。
20世纪早期，经学完全衰落了，但是史学的胜利并非是正史的胜利，也不是考史之学的胜利。考史之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一种衰弱无力的形式延续着，却受到来自新史学日益强烈的冲击。新史学的提倡者排斥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并转向人民的历史，以及建立在新公布或发现的材料基础上的历史，这些材料有明清档案、敦煌文书、甲骨和一般的考古资料。
近些年，专业历史学家们已经在持续不断地开发从前的二十四史，因为它们中含有丰富的资料。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二十四史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就像十七史在明代和清代早期），像一个巨大的无人问津的地下宝藏。顾颉刚在1935年用一种反语的口气概括了这种情结：“‘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尝作之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七十多年之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了同样的话，不过没有反语的意味：“‘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构成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4000 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人民日报》，2006年04月06日，11版）
我已经试着说明了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和另外的一两部）很少被人们阅读。或者，换句话说，被阅读的史书主要是私人撰写的，而非集体官修的。修史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和仪式性的——新政权希望掌控将来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想控制人们对过去的阅读，尤其是本政权如何上台的问题上。通过垄断档案和其他一些为他们的行为写作权威记录所必需的材料，历代王朝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因而后期的正史难以阅读，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读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它们由一群禄虫组成的委员会写成，他们的作品受到供给的驱策，而不以需求为动力

来

三 : 白话《二十四史》— 阅读及全文检索

白话《二十五史》

我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二十四史。

可是，我们有时候说二十四史，有时候说二十五史，还有说二十一史的时候，倒底有多少“史”呢？

原来，无论是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都是对官修的历代史书的总称。明朝时，人们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明史》行世，人们就把它与“二十一史”合称“二十二史”。

此后，人们又把《旧唐书》并入其中，合称“二十三史”。

史书中有一个很有名也很有价值的《旧五代史》，已经散失了。在乾隆年间，学者们主要依据《永乐大典》，又把《旧五代史》辑录整理成书，经乾隆皇帝钦定，与“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成为过去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就正式形成了。

到了民国，人们又把《清史稿》容纳其中，于是，二十四史就又变成了二十五史。

所谓新史稿，是指二十四史以外的两部纪传体史书──《新元史》和《清史稿》。从《史记》到《明史》，这二十四部「正史」记述了中国自古代黄帝到明朝的漫长历史。在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两部比较重要的史籍，一部是民国初年由柯劭忞编撰的《新元史》，纠正了旧《元史》中的一些谬误，补充了一些重要史实。1921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与旧有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另一部是赵尔巽编撰的《清史稿》，529卷，纪传体清史未定稿，把二十四史没有包括的清代历史，做了比较完整的整理，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中华民国之前的中国历史长卷，因其为未定稿，故未列入「正史」之中，但也有人将《清史稿》与上列二十五史合称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记录了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大约5，000年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一个前后衔接、连续不断的整体。

由于历代王朝的君臣和史学家都十分重视「以古为鉴」，因此各朝代史家修史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在要求写出历史上的治乱盛衰、得失成败的真象，不使事实湮灭上，却有着基本的共识。司马迁开创的「秉笔直书」是《二十四史》的主流，曲笔作史受到后人的唾弃，所以《二十四史》各史中的本纪部分，逐年记载每一代皇帝在位时的军国大事、社会变化、人事活动，以至大自然的变化，顺序连贯起来就成了一部相当完整的中国历史全纪录，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在中国浩如烟海、多种体裁的史书中，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居于各种史书的首位。到清朝乾隆年代编辑《四库全书总目》时，以纪传体史书记述的内容为正统历史，并诏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种史书为「正史」；自此以后，「正史」便成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称。

《二十四史》的内容包括了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直到明朝灭亡大约四、五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前后衔接、连续不断的整体，是中国古代历朝「正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卓然成果。

《二十五史》完全实现全文检索阅读，含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25部经典鸿篇巨著。所包含的各部鸿篇史著共计3742卷，其卷数、作者分别是：史记130卷，汉·司马迁著；汉书100卷，汉·班固著；后汉书120卷，汉·范晔、司马彪著；三国志65卷，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著；宋书100卷，南朝梁·沈约著；南齐书59卷，南朝梁·萧子显著；梁书56卷，唐·姚思廉著；陈书36卷，唐·姚思廉著；魏书114卷，北齐·魏收著；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著；周书50卷，唐·令狐德棻等著；隋书85卷，唐·魏徵等著；南史80卷，唐·李延寿著；北史100卷，唐·李延寿著；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昫等著；新唐书225卷，宋·欧阳修、宋祁著；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等著；新五代史74卷，宋·欧阳修著；宋史496卷，元·脱脱等著；辽史116卷，元·脱脱等著；金史135卷，元·脱脱等著；元史210卷，明·宋濂等著；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著；清史稿529卷，民国·赵尔巽主编。同时，软件附有《中华历史纪元》，供研究历史参考。

二十五史列表书名

成书年代

作者

本纪

列传

志（书）

其它题材和总卷数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12

70

8

世家30卷；10表；共130卷

汉书

东汉

班固班昭

12

70

10

8表；共100卷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

10

80

30（司马彪）

共120卷

三国志

西晋

陈寿

魏书30；蜀书15；吴书20；共65卷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10

70

20

载记30；共130卷

宋书

南朝梁

沈约

10

60

30

共100卷

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

8

40

11

原书60卷，亡佚1卷

梁书

唐

姚思廉

6

50

共56卷

陈书

唐

姚思廉

6

30

共36卷

魏书

北齐

魏收

12

92

30

有些篇幅过长，分为上、下卷，实130卷

北齐书

唐

李百药

8

42

共50卷

周书

唐

令狐德棻等

8

42

共50卷

隋书

唐

魏徵等

5

50

30

共85卷

南史

唐

李延寿

10

70

共80卷

北史

唐

李延寿

12

88

共100卷

旧唐书

后晋

刘昫等

20

150

30

共200卷

新唐书

北宋

欧阳修宋祁

10

150

50

15表；共225卷

旧五代史

北宋

薛居正等

61

77

12

共150卷

新五代史

北宋

欧阳修

12

45

私修；世家11，考3 ，四夷附录4，共74卷

宋史

元

脱脱等

47

255

162

32表；共496卷

辽史

元

脱脱等

30

45

32

8表；国语解1；共116卷

金史

元

脱脱等

19

73

39

4表；共135卷

元史

明

宋濂等

47

97

58

8表；共210卷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24

220

75

13表；共332卷

清史稿

中华民国

赵尔巽等

25

316

135

53表；共536卷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

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

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

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诗经》在线阅读

国风·周南

关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苡 汉广 汝坟 麟之趾

国风·召南

鹊巢 采蘩 草虫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驺虞

国风·邶风

柏舟 绿衣 燕燕 日月 终风 击鼓 凯风 雄雉 匏有苦叶 谷风 式微 旄丘 简兮 泉水 北门 北风 静女 新台 二子乘舟

国风·鄘风

柏舟 墙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鹑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载驰

国风·卫风

淇奥 考槃 硕人 氓 竹竿 芄兰 河广 伯兮 有狐 木瓜

国风·王风

黍离 君子于役 君子阳阳 扬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车 丘中有麻

国风·郑风

缁衣 将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鸡鸣 有女同车 山有扶苏 萚兮 狡童 褰裳 丰 东门之墠 风雨 子衿 扬之水 出其东门 野有蔓草 溱洧

国风·齐风

鸡鸣 还 著 东方之日 东方未明 南山 甫田 卢令 敝笱 载驱 猗嗟

国风·魏风

葛屦 汾沮洳 园有桃 陟岵 十亩之间 伐檀 硕鼠

国风·唐风

蟋蟀 山有枢 扬之水 椒聊 绸缪 杕杜 羔裘 鸨羽 无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国风·秦风

车邻 驷驖 小戎 蒹葭 终南 黄鸟 晨风 无衣 渭阳 权舆

国风·陈风

宛丘 东门之枌 衡门 东门之池 东门之杨 墓门 防有鹊巢 月出 株林 泽陂

国风·桧风

羔裘 素冠 隰有苌楚 匪风

国风·曹风

蜉蝣 候人 鳲鸠 下泉

国风·豳风

七月 鸱鸮 东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鹿鸣之什

鹿鸣 四牡 皇皇者华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车 杕杜 鱼丽 南陔（今佚） 白华（今佚） 华黍（今佚）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

南有嘉鱼 南山有台 由庚（今佚） 崇丘（今佚） 由仪（今佚） 蓼萧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车攻 吉日

小雅·鸿雁之什

鸿雁 庭燎 沔水 鹤鸣 祈父 白驹 黄鸟 我行其野 斯干 无羊

小雅·节南山之什

节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无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小雅·谷风之什

谷风 蓼莪 大东 四月 北山 无将大车 小明 鼓钟 楚茨 信南山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华 桑扈 鸳鸯 頍弁 车舝 青蝇 宾之初筵

小雅·鱼藻之什

鱼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绿 黍苗 隰桑 白华 绵蛮 瓠叶 渐渐之石 苕之华 何草不黄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绵 棫朴 旱麓 思齐 皇矣 灵台 下武 文王有声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行苇 既醉 凫鹥 假乐 公刘 泂酌 卷阿 民劳 板

大雅·荡之什

荡 抑 桑柔 云汉 崧高 烝民 韩奕 江汉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颂·清庙之什

清庙 维天之命 维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将 时迈 执竞 思文

周颂·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鹭 丰年 有瞽 潜 雝 载见 有客 武

周颂·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 访落 敬之 小毖 载芟 良耜 丝衣 酌 桓 赉 般

鲁颂·駉之什

駉 有駜 泮水 閟宫

商颂

那 烈祖 玄鸟 长发 殷武

诸子百家全文

1.诸子本义（30部）

论语(孔子)

庄子(庄周)

论语集注(朱熹)

荀子(荀子)

大学章句(孔子)

墨子(墨子)

大学章句集注(朱熹)

列子(列子)

孔子家语(王萧)

韩非子(韩非)

中庸章句(子思)

慎子(慎到)

中庸章句集注(朱熹)

孟子(孟子)

孟子集注(朱熹)

淮南子(淮南子)

老子(老子)

老子集注(佚名）

管子(管子)

2.诸子要辑（54部）

金人铭(黄帝)

黄帝阴符经(节选)

公孙龙子(公孙龙)

商君书(商鞅)

大戴礼记(大戴)

韩诗外传(佚名)

刘向新序(刘向)

刘向说苑(刘向)

陆贾新语(陆贾)

陆贾新语注(王利器)

申鉴(荀悦)

新书(贾谊)

棋经十三篇(张拟)

鬼谷子(鬼谷子)

鬼谷子七术(鬼谷子)

周易参同契(佚名)

厚黑学(李宗吾)

盐铁论(桓宽)

怕老婆哲学(李宗吾)

潜夫论笺校正(王符)

法言义疏(杨雄)

贞观政要(吴兢)

论衡(王充)

新论(桓譚)

明道编(黄绾)

沖虛真經(沖虛)

正蒙(佚名)

尔雅(佚名)

推背图(李淳风\袁天罡)

化书(谭峭)

圣道发凡(段正元)

恒德(段正元)

外王刍谈录(段正元)

万教丹经(段正元)

3.诸子良训（6部）

朱子治家格言(朱熹)

菜根谭(洪应明)

围炉夜话(王永彬)

了凡四训(袁了凡)

4.诸子兵略（4部）

三十六计(佚名)

孙子兵法(孙武)

5.诸子笔记（12部）

山海经(佚名)

搜神后记(佚名)

世说新语(刘义庆)

梦溪笔谈(沈括)

南询录(邓豁渠)

归田录(欧阳修)

6.诸子史录（6部）

尚书(佚名)

战国策(刘向)

春秋穀梁传(佚名)

春秋公羊传(佚名)

7.诸子文论（34部）

文心雕龙(刘勰)

二十四诗品(司空图)

诗品(锺嵘)

续诗品(袁枚)

藏海诗话(吴可)

诚斋诗话(杨万里)

归田诗话(瞿佑)

杜工部草堂诗话(蔡梦弼)

答万季埜诗问(冯班)

国雅品(顾起纶)

钝吟杂录(冯班)

梅磵诗话(韦居安)

升庵诗话(杨慎)

诗谱(陈绎曾)

吴礼部诗话(吴师道)

乐府古题要解(吴兢)

诗人主客图(张为)

庚溪诗话(陈岩肖)

逸老堂诗话(俞弁)

观林诗话(吴聿)

艺苑卮言(王世贞)

优古堂诗话(吴幵)

8.诸子蒙学（7部）

三字经(王应麟等)

新三字经(佚名)

百家姓(佚名)

增广贤文(佚名)

幼学琼林(程登吉)

千字文(周兴嗣)

训蒙骈句(佚名)

*** *** *** ***

9.诸子命理（4部）

子平真诠评注

千里命稿(韦千里)

10.附录资料（13部）

诗经(佚名)

屈原诗全集

宋诗一百首

唐诗三百首

历代诗歌精选

千家诗

唐宋词选释

历代诗歌名句

元曲：无名氏28首

元人小令58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介：

由清代永瑢、纪昀等编纂。永瑢，为乾隆皇帝第六子。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今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我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或简称《四库提要》。

该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初稿完成。经过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稿，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自此方得广泛流传。

全书二百卷。著录图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共计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国重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备。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新印《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

该书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包括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但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都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

经

卷一 经部总叙 经部一 易类一卷二 经部二 易类二卷三 经部三 易类三卷四 经部四 易类四

卷五 经部五 易类五卷六 经部六 易类六卷七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卷八 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

卷九 经部九 易类存目三卷十 经部十 易类存目四卷十一 经部十一 书类一卷十二 经部十二 书类二

卷十三 经部十三 书类存目一卷十四 经部十四 书类存目二卷十五 经部十五 诗类一卷十六 经部十六 诗类二

卷十七 经部十七 诗类存目一卷十八 经部十八 诗类存目二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礼类存目一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礼类存目二

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

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 孝经类存目

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四书类一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

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四书类存目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卷三十九 经部三十九 乐类存目卷四十 经部四十 小学类一

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卷四十二 经部四十二 小学类三卷四十三 经部四十三 小学类存目一卷四十四 经部四十四 小学类存目二

史

卷四十五 史部总叙 史部一 正史类一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 正史类存目卷四十七 史部三 编年类卷四十八 史部四 编年类存目

卷四十九 史部五 纪事本末类 纪事本末类存目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 别史类存目卷五十一 史部七 杂史类卷五十二 史部八 杂史类存目一

卷五十三 史部九 杂史类存目二卷五十四 史部十 杂史类存目三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 诏令奏议类卷五十六 史部十二 诏令奏议类存目

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传记类一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传记类二卷五十九 史部十五 传记类存目一卷六十 史部十六 传记类存目二

卷六十一 史部十七 传记类存目三卷六十二 史部十八 传记类存目四卷六十三 史部十九 传记类存目五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 传记类存目六

卷六十五 史部二十一 史钞类 史钞类存目卷六十六 史部二十二 载记类 载记类存目卷六十七 史部二十三 时令类 时令类存目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地理类一

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类二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类三卷七十一 史部二十七 地理类四卷七十二 史部二十八 地理类存目一

卷七十三 史部二十九 地理类存目二卷七十四 史部三十 地理类存目三卷七十五 史部三十一 地理类存目四卷七十六 史部三十二 地理类存目五

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地理类存目六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地理类存目七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职官类卷八十 史部三十六 职官类存目

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政书类一卷八十二 史部三十八 政书类二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政书类存目一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政书类存目二

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录类一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录类二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录类存目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评类

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史评类存目一卷九十 史部四十六 史评类存目二

子卷九十一 子部总叙 子部一 儒家类一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类二卷九十三 子部三 儒家类三卷九十四 子部四 儒家类四

卷九十五 子部五 儒家类存目一卷九十六 子部六 儒家类存目二卷九十七 子部七 儒家类存目三卷九十八 子部八 儒家类存目四

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类卷一百 子部十 兵家类存目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类 法家类存目卷一百二 子部十二 农家类 农家类存目

卷一百三 子部十三 医家类一卷一百四 子部十四 医家类二卷一百五 子部十五 医家类存目卷一百六 子部十六 天文算法类一

卷一百七 子部十七 天文算法类二 天文算法类存目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术数类一卷一百九 子部十九 术数类二卷一百十 子部二十 术数类存目一

卷一百十一 子部二十一 术数类存目二卷一百十二 子部二十二 艺术类一卷一百十三 子部二十三 艺术类二卷一百十四 子部二十四 艺术类存目

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谱录类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谱录类存目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杂家类一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杂家类二

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杂家类三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杂家类四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杂家类五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杂家类六

卷一百二十三 子部三十三 杂家类七卷一百二十四 子部三十四 杂家类存目一卷一百二十五 子部三十五 杂家类存目二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杂家类存目三

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三十七 杂家类存目四卷一百二十八 子部三十八 杂家类存目五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三十九 杂家类存目六卷一百三十 子部四十 杂家类存目七

卷一百三十一 子部四十一 杂家类存目八卷一百三十二 子部四十二 杂家类存目九卷一百三十三 子部四十三 杂家类存目十卷一百三十四 子部四十四 杂家类存目十一

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类书类一卷一百三十六 子部四十六 类书类二卷一百三十七 子部四十七 类书类存目一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四十八 类书类存目二

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类书类存目三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说家类一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说家类二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说家类三

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小说家类存目一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五十四 小说家类存目二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释家类 释家类存目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道家类

卷一百四十七 子部五十七 道家类存目

集

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总叙 集部一 楚辞类 楚辞类存目 别集类一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别集类二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别集类三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别集类四

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别集类五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别集类六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别集类七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八 别集类八

卷一百五十六 集部九 别集类九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别集类十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十一 别集类十一卷一百五十九 集部十二 别集类十二

卷一百六十 集部十三 别集类十三卷一百六十一 集部十四 别集类十四卷一百六十二 集部十五 别集类十五卷一百六十三 集部十六 别集类十六

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 别集类十七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别集类十八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别集类十九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别集类二十

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别集类二十一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别集类二十二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别集类二十三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别集类二十四

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别集类二十五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别集类二十六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别集类存目一卷一百七十五 集部二十八 别集类存目二

卷一百七十六 集部二十九 别集类存目三卷一百七十七 集部三十 别集类存目四卷一百七十八 集部三十一 别集类存目五卷一百七十九 集部三十二 别集类存目六

卷一百八十 集部三十三 别集类存目七卷一百八十一 集部三十四 别集类存目八卷一百八十二 集部三十五 别集类存目九卷一百八十三 集部三十六 别集类存目十

卷一百八十四 集部三十七 别集类存目十一卷一百八十五 集部三十八 别集类存目十二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总集类一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总集类二

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总集类三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总集类四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总集类五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总集类存目一

卷一百九十二 集部四十五 总集类存目二卷一百九十三 集部四十六 总集类存目三卷一百九十四 集部四十七 总集类存目四卷一百九十五 集部四十八 诗文评类一

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诗文评类二卷一百九十七 集部五十 诗文评类存目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词曲类一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词曲类二

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词曲类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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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全译在线(付费)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全译（txt） 本文标题：二十四史全译阅读-汉朝二十四帝全文阅读 作者：杜尚侠、张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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