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The 24 Histories and Chinese Culture: Who Read the 24 Histories?

Talk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Endymion Wilkinson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Endymion Wilkinson

北大历史系胡鸿译

1、引言

在演讲的开始，我要感谢组织者允许我来讲这样一个熟悉的题目。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读过前四史，有些人可能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我将尽我所能在这样一个熟悉的领域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对二十四史进行学术性的续写、评论、增补，在其第一部——《史记》写成约100年后，即已出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前二史（《史记》、《汉书》）或者前三史。到了帝国后期，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经学转向史学，加强了对史籍的研究，一些人开始系统地为正史写史评，或者为正史做补遗。他们全神贯注在文本的解释和修正，以及它们如何被写作出来和由谁写作这样的问题上。我今天想做的是试着远离生产层面的研究，以求稍稍给予需求层面多一些重视。也就是说，我将从消费者、读者的角度去考察正史，并试着提出和回答一些问题，诸如：哪些正史被阅读了？它们如何被阅读？对正史的评价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变化？ 出于好奇心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从汉朝到清朝，很多最好的历史学大头一直在批评正史太冗长、缺乏整体规划、难以阅读。当然，前四史，尤其是《史记》和《汉书》是例外。此后官修史书继续被制作着，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累赘冗长。这点解释起来也很简单。编写正史的帝国政府受供给驱动，而帝国后期那些正史的批评家们不是高级官员，更不是决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最好在如下这些对二十四史（至少是《史记》之后的正史）的基本概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

——它们是政治史，关于皇帝的行为、他的朝廷和高级官员、以及那些身体力行了既定价值观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著作中）。

——一个朝代一般只有一部。主要由官员撰写。早期的几部由官员们以私人能力撰写（其中包括七部父子相继写成的）；后来的大部分都由官方任命规模大得多的委员会来完成。作者中只有官员是因为独有他们能接触到作为史书之基础的档案和史稿。有证据表明，汉代和隋代，私人被禁止参与国史和正史的编纂。

——后期许多史书都以前代自撰的国史文稿为蓝本。这些国史则基于对官方档案特权使用。那些并非承袭前代国史以为蓝本的史书，通常是私人所做的对已有史书的重写，最著名者包括前四史中的三部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正史以纪传体的形式编排，分成许多部分，绝大多数由传记或传记性内容组成。所有24部均有本纪和列传；22部有关于帝国政府主要礼仪和行政制度的书志；11部有表；2部有世家或载记。

——史书总被看做统治者有用的政治手册，意在提供一面镜子，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什么必须避免，什么应该仿效。用梁元帝的话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或者唐高祖一个世纪以后所说：“司典序言， 史官记事， 考论得失， 究尽变通， 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旧唐书》卷73）

——为前代修史帮助新王朝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并给出对于一个新王朝为什么和怎么样掌握政权的正确认识。因此一个好的王朝不仅仅通过出版官方意识形态（带官方认可注疏的儒家经典）来建立对现时正确的认识框架，还会通过发行小心编写的官修正史来建立对过去的正确认识框架。

——这些史书也有意被用来纪念著名的人物（在一定一定程度上，包括女人）。在正史中有传，是个人的一项极大荣誉。

——始于五世纪，或更早，部分史书即在官学里用来教育20岁左右的青年。唐代开始，一些史书便是准备殿试策论的指定参考。

有了上述概括，有必要强调的是， 18世纪作为“二十四史”出版的这些史书，并非简单累积起来的：一个朝代一部史书，全都追随《史记》以传记为重点，用纪传混合的统一形式写作。这种今天常见的理解，源自于帝国后期的修史实践。然而通观二十四史，我们会立即发现它们在创作过程、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非常多样。比如，可以说这些史书的重点是传记，但页码的统计表明，尽管传记性内容在多部早期史书中占90%或者更大比例，在宋代之后的5部却仅占约60%，由于这5部有更多更长的书志。尽管大多数正史都是一朝之史，仍有不低于四分之一（24部中的6部）是数个朝代的历史。自然，这些史书各自覆盖的时段差别很大（从《史记》的3000年到《南齐书》的23年）。这种覆盖的深度可能是它们中一个更有意义的差异——《辽史》平均2.5页记一年，而《宋史》几乎是它的十倍（23页一年）。一般说，史书由胜朝的史家为前朝所做。对于唐代以后的情况，这句话非常正确。但在唐朝及之前修成的15部中，符合者仅有6部。确实，24部中只有13部是紧接的新朝史家为前朝所修。说每部史书覆盖了中国历史一个独立片断也是不确切的，至少有有4部严重地互相重复。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重复和交叉。最后，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写得很出色。被认为写得好的七部都是父子相继或由个人完成，不是由官方集体修成。一句话，我想说明的是：正史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意味着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和欣赏。此外，人们偏爱古典时代以及强大和正统的朝代。记述这些朝代的正史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人对对于史书的不同部分也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我想帝国前期人们更多地阅读和喜爱列传中的故事，而不是本纪，尽管严肃的历史学家强调本纪的重要性。当然大多数人也许更愿意读传，而非书志，但在帝国晚期，至少在清代，传虽仍像早期一样受欢迎，严肃的学者却会忠告学生们不要去读传，应该集中精力在书志上——这些被认为更加有用，不仅为了考试，也适用于实际的事务。

2、汉—唐：正史的流传和接受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流传最为艰难的书籍，因为它们写在竹简上，并且远远长过从前的任何著作。当时所知最长的著作是《春秋左传》，《史记》的篇幅是它的三倍，《汉书》是4.5倍。《史记》应该写满了至少10,000根竹简，《汉书》至少13,000根（这些竹简共计达到约350—425捆）。几乎可以肯定，这两部书很可能以单篇形式流传和被阅读。这点让人想起后汉十二岁的吴祐的著名故事。“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恢乃止。（《后汉书》卷64，标点本第2099页）想想在吴祐的时代，《史记》和《汉书》合起来比所有的经书至少长三倍，我们就明白那时搬运这样的巨著在物理上有多困难。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材料决定论者，也可以认为像《春秋》、《史记》这样的中国史书，其形式受到了书写媒介的影响。《春秋》的条目很短（最长的一条不过47个字），因为它们写在单片的竹简上。同样地，由于《史记》的各部分甚至各卷写在单独的一捆竹简上，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我完整的。由于他们的自我完整，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大的内容重复，同时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会出现于不同的篇章。我们很快将看到，这正是造成阅读纪传体正史的主要困难的原因。

不仅有物理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史记》的流传一直受到限制，开始时它被认为包含有潜在危险的信息，后来又被认为异端且失礼（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3年）。在《史记》写成后100多年里，你若想读到它，只有去访问皇帝的档案库，或者去寻找仅有的一两份私家收藏抄本，两条路都不容易。还有一种办法我已经提过，你可以阅读单独的篇章。

在《史记》始流传200年后，也是它写完250年后，第一部注释（延笃（？—167）所做）出现。详细的注产生又过了100年，这说明到三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可以仔细通读整部《史记》了。到这时《史记》和《汉书》应该都有了写在纸上的手抄本。

影响史书接受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很难阅读。根据《后汉书》：“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马融,伏于阁下”（卷84）。班昭卒时马融才35岁，所以她一定在他很小时教过他。大约50年后，《后汉书》写道：“（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以《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卷26）荀悦奉行了皇帝的旨意，范晔评《汉纪》曰“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或许献帝对《汉书》的评论应视作一个十几岁未成年人的表达（他说这句话时还不满18岁），但无论如何不只汉献帝一人发现纪传体史书难读，也不只有他更喜欢编年体。许多成年且著名的学者有过同样的抱怨，这种抱怨随着正史的增多与日俱增。

“正史”一词首次出现是在一个书名中，曰《正史削繁》，正是上述困难的表征。应付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法，包括摘录、缩写或用编年体改写。《史记》可以阅读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第一部对它的摘录——《史要》即已出现，由“汉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丛”（《隋书·经籍志·杂史》）。

从早期的图书目录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中，我们看到许多其他的摘录和缩写很快为世人所用，例如吴太子太傅张温（193-230年）所做《三史略》（“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葛洪（约280-340年）的《汉书钞》。据说，刘昞著《略记》是因为“昞以三史文繁”。（《魏书》卷52，标点本第1160页）

第二种帮助读懂前四史的方法是提供完备的注疏。到宋代，带三家注的《史记》已经是原文篇幅的三倍多。一直到清代，注疏集中于前四史，一定程度上包括《晋书》和其他主要朝代的史书，这反映了读者的偏好。

《汉书》在皇帝的支持下写作，最终也在皇帝指导下完成，这确保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前景。汉唐之间的确出现了历史写作的繁荣，因为这一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权都以承继汉朝来寻求正统性，并为自己的统治写下官方记录，也为前朝修正史。私人的历史撰述也前所未有地繁盛。

三世纪以后，史学地位上升，成为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问，这可以从宫廷图书目录的重新分类中看出来，这时四分法日益取代了儒家经典的六分法，而史书是四类中独立的一类。

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促进，是它被列为南朝官办的“四学”之一。（“四学”或“四馆”是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中的三学恰好与囊括所有文字知识的图书目录四分法中的三类相同，这并非是一个巧合。

3、南朝梁：“正史”一词的起源与意义

大家已经熟知，第一次将官方编撰并审核的纪传体断代史书称作“正史”，是在南朝梁代（502-557年），上述教授史学的专门学校建立30多年以后。这当然不是巧合。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着手弘扬儒学，将它引入梁政府控制下的公共领域。在组织和安排现有典籍时，圣人正典被冠以“正经”或“正言”这样的称号。这些官方编辑和审定的文本无疑要置于官学之中。历史学的教科书是官方编写和审定的史书，称为“正史”。第一部标题中含有“正史”字样的书——阮孝绪著《正史削繁》，出现在这个时期。梁元帝很快利用这新的术语也描述官修史书的价值，“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金楼子》5卷4章，“戒子”条，亦见于《册府元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术语渐渐有了更精确的界定。最初正史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在宋代，正史专指纪传体史书，但可以是一朝（一个皇帝）或数朝之史，也可以是写整个朝代的断代史。宋代以后，它几乎只能指称纪传体官修断代史。“正史”之“正”字也愈益暗示其记载的朝代被看作正统，虽然至少有五个有正史的朝代在唐以后不被这样看（三国的吴、魏；北魏、北齐、北周）。

4、唐：正史的编撰

唐太宗时期，编撰国史（本朝之史）的机构——国史馆成为定制 (629)。也在这一时期，不到30年的时间，特别任命的委员会为三国至唐间那些没有合适史书的朝代，编成了6部新的正史。结果，汉唐之间长期分裂的时期被13部纪传体史书联结在了一起，这也构成一个正朔传承的谱系，让每个主要朝代都能通过不间断的编年线索从唐代上溯到汉代，再通过《史记》通达黄帝。除了一个例外（7世纪《后汉书》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所有13部史书直到清末都在正史之列，尽管在18世纪最终定型前，二十四史中剩下的部分引入了许多变化。晚唐文集多提及这13史的组合。例如，杜牧在9世纪中期写道：“年二十, 始读《尚书》、《 毛诗》、 《左传》、《 国语》， 十三代史书。”（杜牧：《注〈孙子〉序》）两部对南北朝七史的缩写（《南史》和《北史》）出现于7世纪。此外，唐朝的史馆还留下了许多国史的文稿和其他资料，这些成为《唐书》和《新唐书》的基础。因此，到唐代结束时，18世纪“二十四史”的近三分之二，已经写成或有了底稿。

5、唐：正史的接受

尽管唐代官修史书的编撰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所修的大部分史书后来几乎没什么人阅读。为什么会这样？有以下一些原因：

①唐初，科举考试中的试策要考察学生的历史知识。这里“历史”主要指汉朝隆兴和衰亡的历史，写在“三史”中（实际上是前四史）。唐朝建立100年后，有人抱怨学生们宁愿全神贯注在文学方面，用诗歌写作来代替依靠历史知识的试策。因此，737年，政府决定将“精通一史”进士科的可选项。780年，有人提议在考试中加入有关更近期历史的问题，没有被采纳。（《通典》卷15《选举》三、卷17《选举》五）822年，政府对鼓励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设“三史”为独立一科。此后，三史科一直保留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075年在王安石变法中被废除。无论如何，史学一直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一个部分保留到清末（唐代也是如此），但它再也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科，尽管朱熹和顾炎武倾向于后者。我深入到这些细节，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读什么。前四史的选本成为一科的指定书目，当然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四史，虽然只是一科不算主流的考试。不可避免地，记载着直到唐初的历史剩下9部史书，被人们忽视了。但是为什么这9部史书在唐代几乎没有人读，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②尽管南北朝8部史书中的5部由唐太宗亲自委任编修，人们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叙述一个连贯一致的故事。上段提到的那个提议的倡导者赵匡，曾坦率地说：“自（刘）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通典》卷17《选举》五。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对于大多人来说，大部分正史始终难读。甚至大学者吴兢也作了齐、陈、周、隋历史的简编，因为他感到已有的这几代的正史“繁杂”。（《旧唐书》卷102）这也是促使李太师（不详，约590-645年）缩写南北朝历史，草拟编年体《南史》、《北史》的主要动因。他的儿子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将它们改回纪传体，这确保了它们有列入正史经典的机会。的确，很快人们就阅读这两部书，而不是南北朝的七部独立史书。宋代藏书家晁公武（约1105-80年）用“删烦补阙”来概括人们对《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不详，约618-76）的公论。此举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说李的著作“过本史远”。（《郡斋读书志》卷2上）

③南北朝七史不为人读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不喜欢分裂的时代。南宋太常博士倪思在1184年曾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宋史》卷156），正表明了这一判断。顺便提及，倪思个人最著名的研究“班马异同”（《史记》与《汉书》的同异），正是在汉代，而非分裂的时代。我们可以解释为倪思在表达一个恰当的儒家观念。应试举子们应该学习强盛、统一的朝代的历史，而不是衰弱和分裂的。但实际上，众所周知，分裂时代常常作为军事传奇、小说和戏剧的题材而广受欢迎。

④南北朝的独立史书被忽视的第四个原因，是它们在文学方面没有受到高度评价。在18世纪史学研究的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人为它们作过注疏。

从所有这些我们或可总结，王鸣盛说“唐以前惟三史三国”（《十七史商榷》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927-28页），只是略有夸张。唐代人阅读的史书是十三史减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加上次要一些的《晋书》和《隋书》，还有《南史》《北史》，一共是八部。顾颉刚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

这里值得略为停顿一下，问问为什么人们如此专心于前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答案是，这三部书在汉朝灭亡后很快被看作权威可信的著作（3世纪末起它们中又加入《三国志》）。从那以后，在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们一直是被人阅读最多的史书。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它们讲述了古典时代和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帝国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并且用一种其他资料无法匹敌的方式和风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时代的其他史书陆续丢失，“三史”作为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了解汉代的向导，其地位进一步巩固。而汉代又是为后代政权孜孜效仿的典范。因此，“三史”不仅仅被看成历史课本，更被看成是关于几个世纪重大政治问题的实践教程——如何重建并维持一个庞大、统一且强盛的帝国。第三，《史记》、《汉书》（一定程度上包括《后汉书》、《三国志》），中唐以后不仅被当作史学之典范，也被尊为文学的圭臬，这一看法持续到今天。甚至在唐以后，汉代仍然被当作制度上和文学上的楷模，为后来朝代所尊奉。唐代也受到很大尊敬，但它的历史在《资治通鉴》或《唐鉴》中可以读到，不只有《唐书》，而且唐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被认为是诗歌，而不是历史。

关于唐代正史阅读，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许多人，包括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发现纪传体史书难以阅读。其结果是用编年体改写正史或者为它们做节录。如同Denis Twitchett敏锐地发现：“官方史学家白天写纪传体，晚上写编年体（例如：吴兢（670-749年）、韦述（？-757年）和柳芳）。（“The T’ang Historian”, in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73.）

6、宋、元：正史的刻印和接受

从宋代开始，雕版刻印的主体是带有实用性质的书籍，像医书，或者有助科考的类书。接下来是文学作品，尤其是个人文集；再其次是儒家经书；最后才是史书。在史书类中，编年体史书又远比正史受欢迎（《史记》、《汉书》是例外）。

到了宋代，南北朝的几部断代正史，还有《隋书》，已经变得非常罕见，损毁严重，甚至部分丢失了。因此，司马光（1019-86年）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南北朝七史丢失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它们几乎都被《南史》、《北史》取代了。如司马光所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

北宋时期，正史第一次在国子监的监督下雕版印刷。这一事业开始于前三史，接着在正史序列中有条不紊地沿着被阅读的顺序进行下去（因此《南、北史》比南北朝七史早刻了50年）。这是一项耗时83年完成的宏伟事业，一共校订和印刷了19部史书，虽然在宋初这一经典体系一直称为十七史。这次印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许多几乎必然丢失的著作得以保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 1989年；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正史的刻印并不能保证人们阅读它们。如洪迈在正史刻印100年后写道：“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容斋随笔》四笔，卷8，“历代史本末”）南宋有十一史的体系（主要再版的十部加上《旧唐书》），有建阳书坊制作的十史系列，还有南北朝七史（所谓“眉山七史”）。在元代，尽管有一个路级的决定要重刻十七史，仅仅完成了10部（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没有重刻）（参见尾崎康，1989年）。总而言之，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正史仅仅刻印了4次，南北朝的七史只刻印了2次。我们不清楚每次的印量有多大，很可能不超过100到200份。其后果是它们仍然罕见且昂贵。我们或可得出这一结论：正史（“三史”是例外）在宋代没有被广泛阅读。

有多种迹象可以旁证这一结论。首先，一直到宋末元初，都没有十七史的一个连贯一致的目录（第一个目录出现于王应麟（1223-96）的《小学绀珠》）。另一个元代的材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目录：《三国志》被当作三本单独的史书，《南、北史》则没有被提到（史伯璿：《管窥外篇》卷下，1367年）另一个迹象是《南、北史》虽在唐宋为人阅读，却常常不出现于宋代图书目录的正史类。它们要么归入“杂史”（《崇文总目》，1041年；《郡斋读书志》，1151年），要么列入“别史”（《直斋书录解题》，1249年；《宋史·艺文志》）。只有《遂初堂书目》（1149年）将它们列入“正史”。到明初它们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目录的“正史”部分（《文渊阁书目》，1420年）。这说明一个十七史明确系统的观念，此时或许没有像明清学者所见的那样稳固。的确，洪迈在笔记里仅仅是引用，像宋代的书目一样，并没有说出他的时代十七史到底包含哪些史书。

7、宋、元：《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

然而远远比上述迹象重要的是，宋人读史的类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钟爱编年体史书。这一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总结一下要点。你们可以对比参看徐蜀的文章《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史的普及》，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20-29页。

北宋时，对于正史冗长、重复、混乱的抱怨变得强烈起来，因为那时历史学家面对一个艰难的任务：为唐亡宋兴之间的分裂时期，做一个连贯一致的叙事。他们还希望这部叙事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主题。结果，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试验新的历史撰述方法。当然，旧的做法，仍在继续：

1) 传统的做法是：很快由一个指定的特别委员会着手编修《五代史》，利用从五代继承来的材料。这一做法失败了，因为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终宋之世，这部史书被摒弃在正史之外。

2) 欧阳修主动重写了委员会的著作，用了一半的篇幅，加之一个更清晰的立场，这一举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获得高度评价，在南宋甚至被善意地与《史记》相比较。的确，他的《五代史记》（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很快成为前四史之后最广为阅读的正史之一。这首先是因为其一贯之的风格和清晰的要点，但它是帝国后1000年里，写得最短的正史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

3) 第三种做法是重新引入编年体。这一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影响了此后直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它也使得阅读正史的人比从前更少了。

关于做这样一部从403BC到宋代的连续叙事的动机，司马光多次做过解释，但每一次总是先指出正史的缺点——“烦冗”或者说它“文繁事广”。他也指出依据分裂时代的史书，为事件排出一个编年的顺序，是多么困难。1066年，他被恩准开始这项工作的上奏，是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陈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208)。

后来在给他的最重要助手的信里，他写道：“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刘恕（道原）自己也批评过正史，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

甚至从刘知几（661-721年）开始，对纪传体的批评几乎普遍提到它的一个明显缺陷，即，“同为一事，分在数篇”（《史通·古今正史》）。这不仅让人难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图景，也造成了许多重复。对于记载分裂时代的史书，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有关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信息，可能分散在许多部分或者在两部或更多部史书里。编年体也几乎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所以，宋代出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资治通鉴》重编成纪事本末体。另一个办法是引入正史间的对照，但这在18世纪才第一次付诸实践（由《明史》的编者们完成）。

除了指责正史难读、重复、冗长、一事分在数篇外，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从《汉书》起，大多数正史都是断代史，它们丧失了历史奔流不息的意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者是尖刻的宋代大学者郑樵（1104-62年），他写下一个对班固的人身攻击，用上了不太体面的字眼：“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通志· 总序》）

郑樵对断代史丧失了历史连续性的批评，一遍遍被人们重复着，最著名的是制度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年），他写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1319年）

最后一个批评（由刘知几在谈论“国史”时首先提出）是：史书的编修牵涉进太多的官员。如他所说：“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厨子太多，煮坏了肉汤。”刘知几对“馆修史书”的批评，形成于他在国史馆工作的二十年中。一千年以后，万斯同（1638-1702年）也认为馆修史书劣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但是，毫无悬念的是，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修史的邀请出现，他发现拒绝为官修正史工作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他表示抗议的方式是拒绝史馆的正史任命，而是在修史工程相继两任主持人家里工作了13年。

8、宋—清：《纲鉴》的缩写

有人机敏地说过，从宋到明，孔子之后中国最顶级的历史学家是朱熹，而不是司马迁。诚然。

司马光无法在正史中得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于是有了《资治通鉴》的写作。但是两百万字的《资治通鉴》本身也不容易读。很快，为了让它更易被接受，各种各样的节略、摘要、续写和扩写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也不是一部短篇著作。所以，很快它又被缩写，并且缩写不断地在更新。从宋代到20世纪，《纲鉴》（《通鉴》和《纲目》）以及它的众多修订版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历史教科书，而不是正史（除了前四史）。17世纪晚期一个叫沈佳的学者说得很好：“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多，足为心累，亦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沈佳《明儒言行录·原序》）

18世纪以后，《御批通鉴辑览》（1768年）也很受欢迎。这部书20世纪初仍在流传，毛泽东的中学老师曾把此书赠送给他。毛泽东后来成为《资治通鉴》的热心读者（据说他通读了17遍）。顺便说，像帝国后期和民国早期的历史爱好者一样，毛泽东首先读的是《资治通鉴》而不是二十四史。因此，在1953年，他要求吴晗和范文澜一起整理《通鉴》标点版，1956年正式出版。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想到指示吴晗开始正史标点的工作（但仅仅是前四史，是历史学家们建议将标点工程扩大到二十四史，还加上《清史稿》）。

规模缩小一些，但极受欢迎的，是那些为学生写的，常常用来考场作弊的史书。它们一般是正史和《纲鉴》的摘录。托名吕祖谦（1137-81年），实际编成于南宋末年的《十七史详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书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重写、修订和出版。它实际上是十史（《史记》到《五代史》，去掉了南北朝七史）的摘要，不是十七史。另有一部曾先之1297年所做《十八史略》，是一部编年的中国史概要，起于上古终于宋末，打算给乡试举子使用（主要根据十七史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16世纪，这部书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在那里受到高度尊重，比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其声望经过明治维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明末顾锡嚋编写（进士，1619年），数年后由陈宏谋增补的《纲鉴正史约》， 两个半世纪以后，仍然有老老少少在读。例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知道，在1880年代出使英国、法国、俄国期间，他仍保持着晚上经常读这本书的习惯。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年）也讲述过他怎样在1891年从这本明代教科书开始历史学习。

有人为学校里的孩子制作这些正史节略的摘要本，如《十七史蒙求》（王令（1032-59年），麻沙本，1169年），或《明心宝鉴》——第一部翻译为欧洲文字的中文书（16世纪被翻为西班牙语）。这些节本的节本再次被浓缩在日用类书和启蒙读本里，比如《三字经》，它就设法将中国历史浓缩成了若干组押韵的句子。

9、宋—元：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阅读简化版的十史（记载上古到五代的历史）的人，不是只有学者。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我们看到，学生也要集中学习简化版的史书（像唐代一样）。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约1195年）中给国子监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学习计划，其中有一个关于历史学习的详细阅读书目。他将史书分为四组，在12年的学习中，（要用四年）每年学习一组史书：（1）《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2）《三国志》、《晋书》、《南、北史》；（3）新旧《唐书》，《五代史》；（4）《资治通鉴》。换句话说，他把“三史”和《左传》、《国语》一起放在了第一年，并提议将整个第四年献给《资治通鉴》。总体来看，他只选了17部正史中的9部作为课程（并加入了另外两部，《旧唐书》、《旧五代史》，它们不在十七史之列）。这一提议虽没有付诸实施，它仍然对后几个世纪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元代教师程端礼（1271-1345年）所传达的形式。不过对于正史，程没有朱熹那样的雄心。在他的课程里，他建议20-23岁的学生，已通十三经（不包括《尔雅》）者，应该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参考《通鉴纲目》、《世纪》、《汉书》、《唐书》和《范氏唐鉴》）。换句话说，在他的时代，阅读《通鉴》实际上已经几乎取代了阅读正史。大家知道，程氏的极端细致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的复本，在国子监的命令下散布于全国各地，并为许多家塾和书院所接受。

10、科举考试对正史阅读的影响

科举考试，从隋代始行到1904-5年废止，其主要焦点是儒家经学的知识。曾经一度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写作，挑战了经学的地位；但从1370年到1756年，为了利于对经典的道学解释，诗歌被抛弃了。当然，经书中至少包括了一部主要的历史课本——《春秋》和三传。但它的语言很难懂，而传文又较长，考生们更喜欢容易一些也简短一些的经书，像《易》或《诗》。从宋到清，时务策一直是殿试的标志，但它们不是考生和考官们关注的重心。大体上，考生们被考察《春秋》、《左氏》，或者《史记》和《汉书》，而不是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更不是二十四史。（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大多数学生，如果他们读过正史，一定是读了上述科举中要考察的这些（前四史，尤其《史记》和《汉书》）。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想要一条获取功名的捷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史书中辛勤耕耘，而是简单地背诵从前成功的考生的文章或者另一些考试用的小册子（摘录、缩写，以及各种各样为你通过考试特殊制作的文本）。从唐代到清代，高级官员、学者，有时甚至皇帝本人，都在控诉这种做法。第一条控诉的记录早在681年，据主考官报告，大多数参加明经科考试的学生没有读过真正的经书，只是照抄过去考试中的答案，而进士科的考生只是在背诵从前的策论。15世纪中期，《明实录》里的一句话是这种控诉的典型：“生徒…怠，惟记诵程文以备科贡。”（《明英宗实录》卷17）。大学者、诗人、治水专家谢肇淛对此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箴言：“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五杂俎》，卷13.1，260页）。顾炎武也作过一个更加广为引用的评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日知录》卷16，“十八房”条）

11、明—清：正史的刻印

既然已经有了对正史如此严重的批评，既然编年体的《通鉴》和《纲目》受到高度尊重，令人惊讶的是，宋代以后的政府继续在制作正史。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大，一部《宋史》的篇幅约为《史记》的20倍（不含三家注）。

顾炎武在谈16世纪早期什么书在社会上流传时，仅仅提到了《资治通鉴》，没提任何一部正史：“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明代，1528-32年，21部正史由“南监”印行（重刻了8块书版，其他完全继承自元代）。1547-97年，南监重印了它们，1593-1618年，北监翻刻了二十一史。接下来的300年里，二十一史重印了好多次，尽可能地使用旧的书版。每次的印量并不大（从一百到几百不等），但是积累下来可供阅读的正史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除了“三史”。

从皇宫中或其附近藏书的编目或排架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史书需求量最大。15世纪的《文渊阁书目》显示，《资治通鉴》（15份）和《纲目》（11份）的副本数超过任何一部正史。毫不奇怪，被阅读最多的正史（从副本数来看）是《史记》（10份）、欧阳修的《五代史》（10份）、《汉书》（8份）、《后汉书》（8份）、《南史》（8份）、《三国志》（7份）、《北史》（7份）。明代晚期的书目《内板经书纪略》也很说明问题。在列出的200种书籍中，没有一部正史，但是除了一般的经书、许多初级语言启蒙书和制度概论（政书）外，还有相当数量受欢迎的历史著作，诸如《纲目》（40本）、《统鉴直解》（25本）和《历代统鉴纂要》（60本）。大体相同的景象，也出现于陶湘和他的现代编辑所收集的一批清宫书目里。（参见刘若愚（约1584-1642年）：《明宫史》卷3，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卷15，824-25页；《书目丛刊1》，陶湘编，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3-62页；）

十七史作为一个系列首次刻印于17世纪中期，由毛氏汲古阁完成。为什么毛晋（1598-1659年）在这么晚还刻十七史？毕竟，我在上面已经提到，100年以前，南监已经印刷了二十一史。毛晋自己给出了答案。在他所刻书书目的跋（写于他去世前不久）中，他说曾三次梦见有楹柱分悬两牌，各有‘十三经’、‘十七史’字样。1628年毛晋元旦拜母，母亲把这些梦释为“不过教子读尽经史耳”。因此他决定校勘这些古籍，并每年刻一部经书和一部史书。13年以后，1640年，十三经完成，又过了4年，17史刻毕。这意味着它们完成于1644年（顺治元年）。由于战乱，这些书版不得不藏起来，而且它们中20%-30%被损坏。毛晋说，十七史比十三经花费高出好多倍。我们可以推测，高昂的成本不容许他继续刻完21部正史。毕竟，《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的篇幅又超过了前17史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为这四部史书再寻找校勘者很困难。尽管毛晋没有说，后来的学者也没有这样评论，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刻书的成本加上动荡的时局，是毛晋只刻十七史而不是二十一史的部分原因。无论如何，《十七史》一共22,000页，相当于毛晋所刻600种书籍的22%。《十三经》和《五经》加上它们的注疏相当于他刻书总量的17%。(毛晋：《 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收入毛晋：《 汲古阁书跋》，1656年，《 书目丛刊 1》, 陶湘编, 窦水勇校点, 辽宁敎育出版社, 2000年, 22页)。

汲古阁本十七史之后，最有影响的版本是武英殿刊刻的“二十二史”，二十一史再加上《明史》（1739年完成）。后来加入《旧唐书》（1774年）和修复过的《旧五代史》（1784年），成为“二十四史”。后两部的加入，主要出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目的。

12、清：史书的价格

尽管史书在17世纪及以后变得更容易利用，它们仍然很昂贵，尤其对于清贫的年轻学者，如章学诚。1763年，25岁的章氏来到北京的国子监，发现自己买不起全套二十一史，因为它们太贵了。他唯一的办法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一部一部地买不同版本的史书。诚然，章学诚那时太贫困了，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好友汪辉祖（1731-1807年）也一样，汪氏在晚年辛勤编写了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的索引。他直到1771年才买得起他的第一部正史，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仍然没什么改观，尽管石印技术已经引进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个外国观察者曾形象地描述：“正史不仅部头大得像图书馆，价格也高得夸张。在某一个地区（或县）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那里有一套这种史书，属于一个有钱人家，想借这套书比借他们家祖坟地还难。”（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Revell, 1894, page 99）史密斯写的是山东的一个县，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0年。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北方纸张的稀缺，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甚至《康熙字典》（史密斯也提到它很罕见）都比中国南方稀有得多。然而，1909年，在成都，一套《二十四史》在一个商业出版社手中卖到了30 角，成为整个书市上最贵的东西。（《成都通览，1909》）到了1926年（依然如故），中国最大胆创新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自苏州，他在自传里写到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买不起《二十四史》是多么沮丧。

13、清：正史的接受

从明晚期开始，史学逐渐替代经学成为学者研究的框架。一小批学者将元代及之前的史书看作了政治和制度经验的智慧宝库，也当成考订、校勘的对象。顾炎武（1613-82年）一定仔细通读了二十一史（《日知录》卷26），但他没有描述他的读法。可是我们知道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1610-95年）的读法：“十九、二十岁时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补历代史表原序》）。1666-67年，他的儿子黄百家（生于1643年），追随父亲的足迹，与他年青的朋友万斯同（1638-1702年）一起读完了正史。大约同时代的人中，今天可知读完了正史绝大部分的，还有杭世骏（1696-1773年）、牛连震（1706-1758年）和卢文弨（1717-1796年）。所有这三位都留下了关于史书不同读法的学术笔记，作为他们辛勤读书的一个成果。正史的校勘和文本修正在下一代学者那里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最突出的三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各自对绝大部分正史做了批判性的研究。三人中惟有赵翼通读了24史。钱大昕停在了《元史》，王鸣盛评点了直到宋代的19部正史。其他清朝后期的历史学家试图追随这三位浙西先生,但都没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比如洪颐煊（1765-1837年）。

有规则地全文点读正史的进一步证据，来自现存的古刻本。例如我们知道17世纪《晋书》在日本广泛为人阅读。京都大学文学院保存的《晋书》善本（来自第一版南监本二十一史）上带有日期的阅读笔记，延续了五年以上（1625-30年）。既然《晋书》是二十四史总篇幅的4%，以这个速度读完全套需要125年。当然，一切取决于多少时间花在读史上以及读得有多仔细。内阁文库本《二十二史》显示，主人仅用12年时间即已通读，还始终坚持了标点和做笔记，尤其在那些影响朝代兴盛或衰亡的因素上，更对前四史给以特殊的关注。（尾崎康，1989年，590页）与之相比，一批清初的学者声称仅用两年读完二十二史，不过是夜以继日地读。

清代史学家的反应是对后期的正史给予尖锐的批评。例如，顾祖禹（1631-92年）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的《凡例》中写道：“前代之史易读，近代之史难读……十七史以后，宋元二史最为芜缪。”

章学诚（1738-1801年）和邵晋涵（1743-96年）对后期正史的批评广为人知。这一对好朋友同意“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章学诚：《答客文》，上，1790年）邵认为《宋史》是冗长复杂得毫无理由的无法容忍的典型，因此下决心自己修一部《宋史》。章学诚当然也对比过后期正史和前四史，他认为前四史的每一部都是由这样的个人撰写，他们“能够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并能以恰当的剪裁和编排表达出来。”（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ges 217-8）

但是，很难把乾嘉学者看做清代人如何有选择地读正史的典型。早期正史的选本不仅被当作历史，也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如17世纪的学者冯班（1614-71年）所说：“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会读史。”（《钝吟杂录》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江藩（1761-1831年）称钱大昕常道：“尝谓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3，广州，1818年）

学校的课程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验证，看看在清代，史书是如何教给学生阅读的。

14、清：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清代人的阅读习惯，像宋元一样，在多种材料中有所反映，包括详细的学校课程表（寺田隆信, “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 (東北大学) 82: 1-17, 1994）。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课程表由清初儒学家陆世仪（1611-72年）提出，与他做的许多事情一样，他是为制作中国历史指南制定计划的第一人。这是一个他从未完成的计划。在他的学校课程安排上，陆世仪紧密地追随了程端礼，但将日程表延长到了35岁。结果是，他包含了一个长得多的书单，包括二十一史，本朝的实录、制度和律例，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不过，如果你看到他在同一章后面部分所做的解释会发现，这一要求被相当大地修正了，很明显他强调了《纲目》，而不是正史：“读史当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以《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思辨录辑要》4）

另一个很不同的人——鄂尔泰（1680-1745年），他在十八世纪早期长期是云南的地方长官，也是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他曾在一篇碑文中表达对云南新建的书院所提读书计划的看法：“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鄂尔泰：《征滇士入书院教》，《云南通志》，1736， 卷29, 艺文 10）

一个世纪后，1842年10月22日，曾国藩（1811-72年）在京城给他四个小弟弟写了一封信，其中他谈到要采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并叙述了他最近在读什么。很有代表性，他读的是《后汉书》：“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致诸弟》，《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京寓）

我们不知道曾氏的弟弟们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兄长的做法，但我们知道他的长子，没有这样做。上文已经提到，他在晚上读的，和许多人一样，是流行的编年体中国史的节略本，而不是正史。

19世纪学生如何学习历史的更详细的迹象，反映在张之洞（1837-1909年）给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的一系列指示中。张氏于1870年在成都创建尊经书院，那里一共有100名学生，都是从四川30,000名生员中选拔而来。有些是秀才，有些是贡生，许多人后来走上灿烂的人生路。张氏建议他们读前四史，特别是前两部。另外，还要读七到八种基本的史评著作和参考书，即：刘知几：《史通》；万斯同：《历代世表》；沈炳震（1679-1738年）：《廿一史四谱》（纪元谱、封爵谱、宰职谱、谥法谱）；李兆洛：《纪元编》及《历代地理近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张还推荐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它们在明、清的续编，还有《三通》，受到强烈推荐的《文献通考》，应从其简编本《文献通考详解》读起。接下来，张建议专攻某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引证了许多范例，比如清前期的马骕，他专写作有关上古的问题，因而以“马三代”著名于世。

张氏继续说读史书志是精华部分。他说道只读传是没有意义的（无疑这仍是一个盛行的做法）。他最后强调了史书中年表的重要性，掌握事实后再做道德评判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避免明代学者的坏习惯，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史书的文法文笔上。

因而，像17世纪的陆世仪和18世纪的鄂尔泰一样，张之洞也在提议有选择地阅读正史，集中精力于前二或前四史，以及之后正史的精选部分。（张之洞：《輶轩语》，序言系于1875年）

到了明清，正史的经典系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宋代，记载着直到960年的中国历史的17部正史其篇幅已经是十三经的37倍（以字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正史加入，这种失衡只能越来越严重。仅《宋史》一部就是十三经长的19倍。到了19世纪，全套《二十四史》至少是《十三经注疏》长度的10倍。

15、结论

整套的正史在某一个时期很少被全部阅读，直到17、18世纪少数学者开始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时期全套中一些有选择的部分总是有人阅读，或者完整地读，或者读缩写本。

3世纪以来，《史记》和《汉书》被人读得很多，这一惯例一直持续到现在（4世纪《三国志》加入其中）。用文学作品的风格提供独一无二的史料，这点上没有任何一部后来的史书能与它们相比。反之，后期的正史趋向于被用作编写更易阅读的其他形式历史著作的权威资料。史书也被当作供请教的参考资料，查证一个人物或事件是否被记载和怎样被记载。“正史不载”、“正史不书”、“不见于正史”或者“正史备书”、“正史备载之”这样的说法在明清笔记里很常见。

全套的正史从来少有人读，是因为前四史之后，大多数史书篇幅都太长，文笔都欠佳，而且他们包含的信息过于分散。此外，到了宋代，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已经太长，长到无法包容于老正史的陈旧形式之中，所以新型的史书发展起来——学术性的编年体（《资治通鉴》），道学式的编年体（《资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年谱、贯通多朝的制度史（“三通”）,地方志，一统志，等等。宋代以后，这些成为被阅读的资料，因为比之正史中能找到的，它们提供了更新、更专、并且更全面的知识。

17-18世纪，历史学的地位上升，从前应用于经书的考据学方法，此时也被应用于正史。

20世纪早期，经学完全衰落了，但是史学的胜利并非是正史的胜利，也不是考史之学的胜利。考史之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一种衰弱无力的形式延续着，却受到来自新史学日益强烈的冲击。新史学的提倡者排斥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并转向人民的历史，以及建立在新公布或发现的材料基础上的历史，这些材料有明清档案、敦煌文书、甲骨和一般的考古资料。

近些年，专业历史学家们已经在持续不断地开发从前的二十四史，因为它们中含有丰富的资料。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二十四史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就像十七史在明代和清代早期），像一个巨大的无人问津的地下宝藏。顾颉刚在1935年用一种反语的口气概括了这种情结：“‘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尝作之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七十多年之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了同样的话，不过没有反语的意味：“‘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构成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 4000 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人民日报》，2006年04月06日，11版）

我已经试着说明了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和另外的一两部）很少被人们阅读。或者，换句话说，被阅读的史书主要是私人撰写的，而非集体官修的。修史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和仪式性的——新政权希望掌控将来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想控制人们对过去的阅读，尤其是本政权如何上台的问题上。通过垄断档案和其他一些为他们的行为写作权威记录所必需的材料，历代王朝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因而后期的正史难以阅读，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读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它们由一群禄虫组成的委员会写成，他们的作品受到供给的驱策，而不以需求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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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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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The 24 Histories and Chinese Culture: Who Read the 24 Histories?

Talk at Beijing University,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Endymion Wilkinson

“二十四史”和中国文化：谁阅读了“二十四史”？

Endymion Wilkinson

北大历史系胡鸿译

1、引言

在演讲的开始，我要感谢组织者允许我来讲这样一个熟悉的题目。我确信在座的各位都读过前四史，有些人可能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了好多遍。我将尽我所能在这样一个熟悉的领域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对二十四史进行学术性的续写、评论、增补，在其第一部——《史记》写成约100年后，即已出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其中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前二史（《史记》、《汉书》）或者前三史。到了帝国后期，一些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经学转向史学，加强了对史籍的研究，一些人开始系统地为正史写史评，或者为正史做补遗。他们全神贯注在文本的解释和修正，以及它们如何被写作出来和由谁写作这样的问题上。我今天想做的是试着远离生产层面的研究，以求稍稍给予需求层面多一些重视。也就是说，我将从消费者、读者的角度去考察正史，并试着提出和回答一些问题，诸如：哪些正史被阅读了？它们如何被阅读？对正史的评价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变化？ 出于好奇心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从汉朝到清朝，很多最好的历史学大头一直在批评正史太冗长、缺乏整体规划、难以阅读。当然，前四史，尤其是《史记》和《汉书》是例外。此后官修史书继续被制作着，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累赘冗长。这点解释起来也很简单。编写正史的帝国政府受供给驱动，而帝国后期那些正史的批评家们不是高级官员，更不是决策者。在开始之前，我们最好在如下这些对二十四史（至少是《史记》之后的正史）的基本概括上，达成一致的认识：

——它们是政治史，关于皇帝的行为、他的朝廷和高级官员、以及那些身体力行了既定价值观并具有全国影响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著作中）。

——一个朝代一般只有一部。主要由官员撰写。早期的几部由官员们以私人能力撰写（其中包括七部父子相继写成的）；后来的大部分都由官方任命规模大得多的委员会来完成。作者中只有官员是因为独有他们能接触到作为史书之基础的档案和史稿。有证据表明，汉代和隋代，私人被禁止参与国史和正史的编纂。

——后期许多史书都以前代自撰的国史文稿为蓝本。这些国史则基于对官方档案特权使用。那些并非承袭前代国史以为蓝本的史书，通常是私人所做的对已有史书的重写，最著名者包括前四史中的三部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

——正史以纪传体的形式编排，分成许多部分，绝大多数由传记或传记性内容组成。所有24部均有本纪和列传；22部有关于帝国政府主要礼仪和行政制度的书志；11部有表；2部有世家或载记。

——史书总被看做统治者有用的政治手册，意在提供一面镜子，告诉人们现在和将来，什么必须避免，什么应该仿效。用梁元帝的话说：“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或者唐高祖一个世纪以后所说：“司典序言， 史官记事， 考论得失， 究尽变通， 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 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旧唐书》卷73）

——为前代修史帮助新王朝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并给出对于一个新王朝为什么和怎么样掌握政权的正确认识。因此一个好的王朝不仅仅通过出版官方意识形态（带官方认可注疏的儒家经典）来建立对现时正确的认识框架，还会通过发行小心编写的官修正史来建立对过去的正确认识框架。

——这些史书也有意被用来纪念著名的人物（在一定一定程度上，包括女人）。在正史中有传，是个人的一项极大荣誉。

——始于五世纪，或更早，部分史书即在官学里用来教育20岁左右的青年。唐代开始，一些史书便是准备殿试策论的指定参考。

有了上述概括，有必要强调的是， 18世纪作为“二十四史”出版的这些史书，并非简单累积起来的：一个朝代一部史书，全都追随《史记》以传记为重点，用纪传混合的统一形式写作。这种今天常见的理解，源自于帝国后期的修史实践。然而通观二十四史，我们会立即发现它们在创作过程、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非常多样。比如，可以说这些史书的重点是传记，但页码的统计表明，尽管传记性内容在多部早期史书中占90%或者更大比例，在宋代之后的5部却仅占约60%，由于这5部有更多更长的书志。尽管大多数正史都是一朝之史，仍有不低于四分之一（24部中的6部）是数个朝代的历史。自然，这些史书各自覆盖的时段差别很大（从《史记》的3000年到《南齐书》的23年）。这种覆盖的深度可能是它们中一个更有意义的差异——《辽史》平均2.5页记一年，而《宋史》几乎是它的十倍（23页一年）。一般说，史书由胜朝的史家为前朝所做。对于唐代以后的情况，这句话非常正确。但在唐朝及之前修成的15部中，符合者仅有6部。确实，24部中只有13部是紧接的新朝史家为前朝所修。说每部史书覆盖了中国历史一个独立片断也是不确切的，至少有有4部严重地互相重复。因此在二十四史中有大量的重复和交叉。最后，当然不是每一部都写得很出色。被认为写得好的七部都是父子相继或由个人完成，不是由官方集体修成。一句话，我想说明的是：正史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意味着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和欣赏。此外，人们偏爱古典时代以及强大和正统的朝代。记述这些朝代的正史一定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人对对于史书的不同部分也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我想帝国前期人们更多地阅读和喜爱列传中的故事，而不是本纪，尽管严肃的历史学家强调本纪的重要性。当然大多数人也许更愿意读传，而非书志，但在帝国晚期，至少在清代，传虽仍像早期一样受欢迎，严肃的学者却会忠告学生们不要去读传，应该集中精力在书志上——这些被认为更加有用，不仅为了考试，也适用于实际的事务。

2、汉—唐：正史的流传和接受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流传最为艰难的书籍，因为它们写在竹简上，并且远远长过从前的任何著作。当时所知最长的著作是《春秋左传》，《史记》的篇幅是它的三倍，《汉书》是4.5倍。《史记》应该写满了至少10,000根竹简，《汉书》至少13,000根（这些竹简共计达到约350—425捆）。几乎可以肯定，这两部书很可能以单篇形式流传和被阅读。这点让人想起后汉十二岁的吴祐的著名故事。“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恢乃止。（《后汉书》卷64，标点本第2099页）想想在吴祐的时代，《史记》和《汉书》合起来比所有的经书至少长三倍，我们就明白那时搬运这样的巨著在物理上有多困难。

我们不需要是一个材料决定论者，也可以认为像《春秋》、《史记》这样的中国史书，其形式受到了书写媒介的影响。《春秋》的条目很短（最长的一条不过47个字），因为它们写在单片的竹简上。同样地，由于《史记》的各部分甚至各卷写在单独的一捆竹简上，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我完整的。由于他们的自我完整，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大的内容重复，同时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会出现于不同的篇章。我们很快将看到，这正是造成阅读纪传体正史的主要困难的原因。

不仅有物理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史记》的流传一直受到限制，开始时它被认为包含有潜在危险的信息，后来又被认为异端且失礼（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3年）。在《史记》写成后100多年里，你若想读到它，只有去访问皇帝的档案库，或者去寻找仅有的一两份私家收藏抄本，两条路都不容易。还有一种办法我已经提过，你可以阅读单独的篇章。

在《史记》始流传200年后，也是它写完250年后，第一部注释（延笃（？—167）所做）出现。详细的注产生又过了100年，这说明到三世纪下半叶，人们已经可以仔细通读整部《史记》了。到这时《史记》和《汉书》应该都有了写在纸上的手抄本。

影响史书接受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很难阅读。根据《后汉书》：“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马融,伏于阁下”（卷84）。班昭卒时马融才35岁，所以她一定在他很小时教过他。大约50年后，《后汉书》写道：“（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以《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卷26）荀悦奉行了皇帝的旨意，范晔评《汉纪》曰“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或许献帝对《汉书》的评论应视作一个十几岁未成年人的表达（他说这句话时还不满18岁），但无论如何不只汉献帝一人发现纪传体史书难读，也不只有他更喜欢编年体。许多成年且著名的学者有过同样的抱怨，这种抱怨随着正史的增多与日俱增。

“正史”一词首次出现是在一个书名中，曰《正史削繁》，正是上述困难的表征。应付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法，包括摘录、缩写或用编年体改写。《史记》可以阅读之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第一部对它的摘录——《史要》即已出现，由“汉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丛”（《隋书·经籍志·杂史》）。

从早期的图书目录尤其是《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中，我们看到许多其他的摘录和缩写很快为世人所用，例如吴太子太傅张温（193-230年）所做《三史略》（“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葛洪（约280-340年）的《汉书钞》。据说，刘昞著《略记》是因为“昞以三史文繁”。（《魏书》卷52，标点本第1160页）

第二种帮助读懂前四史的方法是提供完备的注疏。到宋代，带三家注的《史记》已经是原文篇幅的三倍多。一直到清代，注疏集中于前四史，一定程度上包括《晋书》和其他主要朝代的史书，这反映了读者的偏好。

《汉书》在皇帝的支持下写作，最终也在皇帝指导下完成，这确保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前景。汉唐之间的确出现了历史写作的繁荣，因为这一时期建立的许多政权都以承继汉朝来寻求正统性，并为自己的统治写下官方记录，也为前朝修正史。私人的历史撰述也前所未有地繁盛。

三世纪以后，史学地位上升，成为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问，这可以从宫廷图书目录的重新分类中看出来，这时四分法日益取代了儒家经典的六分法，而史书是四类中独立的一类。

对史学研究的另一个促进，是它被列为南朝官办的“四学”之一。（“四学”或“四馆”是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中的三学恰好与囊括所有文字知识的图书目录四分法中的三类相同，这并非是一个巧合。

3、南朝梁：“正史”一词的起源与意义

大家已经熟知，第一次将官方编撰并审核的纪传体断代史书称作“正史”，是在南朝梁代（502-557年），上述教授史学的专门学校建立30多年以后。这当然不是巧合。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着手弘扬儒学，将它引入梁政府控制下的公共领域。在组织和安排现有典籍时，圣人正典被冠以“正经”或“正言”这样的称号。这些官方编辑和审定的文本无疑要置于官学之中。历史学的教科书是官方编写和审定的史书，称为“正史”。第一部标题中含有“正史”字样的书——阮孝绪著《正史削繁》，出现在这个时期。梁元帝很快利用这新的术语也描述官修史书的价值，“正史既见成败得失，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金楼子》5卷4章，“戒子”条，亦见于《册府元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术语渐渐有了更精确的界定。最初正史可以是纪传体，也可以是编年体。在宋代，正史专指纪传体史书，但可以是一朝（一个皇帝）或数朝之史，也可以是写整个朝代的断代史。宋代以后，它几乎只能指称纪传体官修断代史。“正史”之“正”字也愈益暗示其记载的朝代被看作正统，虽然至少有五个有正史的朝代在唐以后不被这样看（三国的吴、魏；北魏、北齐、北周）。

4、唐：正史的编撰

唐太宗时期，编撰国史（本朝之史）的机构——国史馆成为定制 (629)。也在这一时期，不到30年的时间，特别任命的委员会为三国至唐间那些没有合适史书的朝代，编成了6部新的正史。结果，汉唐之间长期分裂的时期被13部纪传体史书联结在了一起，这也构成一个正朔传承的谱系，让每个主要朝代都能通过不间断的编年线索从唐代上溯到汉代，再通过《史记》通达黄帝。除了一个例外（7世纪《后汉书》逐渐取代了《东观汉记》），所有13部史书直到清末都在正史之列，尽管在18世纪最终定型前，二十四史中剩下的部分引入了许多变化。晚唐文集多提及这13史的组合。例如，杜牧在9世纪中期写道：“年二十, 始读《尚书》、《 毛诗》、 《左传》、《 国语》， 十三代史书。”（杜牧：《注〈孙子〉序》）两部对南北朝七史的缩写（《南史》和《北史》）出现于7世纪。此外，唐朝的史馆还留下了许多国史的文稿和其他资料，这些成为《唐书》和《新唐书》的基础。因此，到唐代结束时，18世纪“二十四史”的近三分之二，已经写成或有了底稿。

5、唐：正史的接受

尽管唐代官修史书的编撰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唐代所修的大部分史书后来几乎没什么人阅读。为什么会这样？有以下一些原因：

①唐初，科举考试中的试策要考察学生的历史知识。这里“历史”主要指汉朝隆兴和衰亡的历史，写在“三史”中（实际上是前四史）。唐朝建立100年后，有人抱怨学生们宁愿全神贯注在文学方面，用诗歌写作来代替依靠历史知识的试策。因此，737年，政府决定将“精通一史”进士科的可选项。780年，有人提议在考试中加入有关更近期历史的问题，没有被采纳。（《通典》卷15《选举》三、卷17《选举》五）822年，政府对鼓励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设“三史”为独立一科。此后，三史科一直保留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075年在王安石变法中被废除。无论如何，史学一直作为进士科考试的一个部分保留到清末（唐代也是如此），但它再也没有成为独立的一科，尽管朱熹和顾炎武倾向于后者。我深入到这些细节，是因为科举考试的课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读什么。前四史的选本成为一科的指定书目，当然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前四史，虽然只是一科不算主流的考试。不可避免地，记载着直到唐初的历史剩下9部史书，被人们忽视了。但是为什么这9部史书在唐代几乎没有人读，还有另外三个原因。

②尽管南北朝8部史书中的5部由唐太宗亲自委任编修，人们很快发现他们没有叙述一个连贯一致的故事。上段提到的那个提议的倡导者赵匡，曾坦率地说：“自（刘）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通典》卷17《选举》五。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对于大多人来说，大部分正史始终难读。甚至大学者吴兢也作了齐、陈、周、隋历史的简编，因为他感到已有的这几代的正史“繁杂”。（《旧唐书》卷102）这也是促使李太师（不详，约590-645年）缩写南北朝历史，草拟编年体《南史》、《北史》的主要动因。他的儿子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将它们改回纪传体，这确保了它们有列入正史经典的机会。的确，很快人们就阅读这两部书，而不是南北朝的七部独立史书。宋代藏书家晁公武（约1105-80年）用“删烦补阙”来概括人们对《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不详，约618-76）的公论。此举的结果，他进一步解释说李的著作“过本史远”。（《郡斋读书志》卷2上）

③南北朝七史不为人读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不喜欢分裂的时代。南宋太常博士倪思在1184年曾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宋史》卷156），正表明了这一判断。顺便提及，倪思个人最著名的研究“班马异同”（《史记》与《汉书》的同异），正是在汉代，而非分裂的时代。我们可以解释为倪思在表达一个恰当的儒家观念。应试举子们应该学习强盛、统一的朝代的历史，而不是衰弱和分裂的。但实际上，众所周知，分裂时代常常作为军事传奇、小说和戏剧的题材而广受欢迎。

④南北朝的独立史书被忽视的第四个原因，是它们在文学方面没有受到高度评价。在18世纪史学研究的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人为它们作过注疏。

从所有这些我们或可总结，王鸣盛说“唐以前惟三史三国”（《十七史商榷》卷19，上海古籍出版社，927-28页），只是略有夸张。唐代人阅读的史书是十三史减去南北朝七史，也就是前四史加上次要一些的《晋书》和《隋书》，还有《南史》《北史》，一共是八部。顾颉刚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

这里值得略为停顿一下，问问为什么人们如此专心于前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答案是，这三部书在汉朝灭亡后很快被看作权威可信的著作（3世纪末起它们中又加入《三国志》）。从那以后，在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们一直是被人阅读最多的史书。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它们讲述了古典时代和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帝国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并且用一种其他资料无法匹敌的方式和风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些时代的其他史书陆续丢失，“三史”作为唯一且不可或缺的了解汉代的向导，其地位进一步巩固。而汉代又是为后代政权孜孜效仿的典范。因此，“三史”不仅仅被看成历史课本，更被看成是关于几个世纪重大政治问题的实践教程——如何重建并维持一个庞大、统一且强盛的帝国。第三，《史记》、《汉书》（一定程度上包括《后汉书》、《三国志》），中唐以后不仅被当作史学之典范，也被尊为文学的圭臬，这一看法持续到今天。甚至在唐以后，汉代仍然被当作制度上和文学上的楷模，为后来朝代所尊奉。唐代也受到很大尊敬，但它的历史在《资治通鉴》或《唐鉴》中可以读到，不只有《唐书》，而且唐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被认为是诗歌，而不是历史。

关于唐代正史阅读，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许多人，包括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发现纪传体史书难以阅读。其结果是用编年体改写正史或者为它们做节录。如同Denis Twitchett敏锐地发现：“官方史学家白天写纪传体，晚上写编年体（例如：吴兢（670-749年）、韦述（？-757年）和柳芳）。（“The T’ang Historian”, in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73.）

6、宋、元：正史的刻印和接受

从宋代开始，雕版刻印的主体是带有实用性质的书籍，像医书，或者有助科考的类书。接下来是文学作品，尤其是个人文集；再其次是儒家经书；最后才是史书。在史书类中，编年体史书又远比正史受欢迎（《史记》、《汉书》是例外）。

到了宋代，南北朝的几部断代正史，还有《隋书》，已经变得非常罕见，损毁严重，甚至部分丢失了。因此，司马光（1019-86年）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南北朝七史丢失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它们几乎都被《南史》、《北史》取代了。如司马光所说：“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

北宋时期，正史第一次在国子监的监督下雕版印刷。这一事业开始于前三史，接着在正史序列中有条不紊地沿着被阅读的顺序进行下去（因此《南、北史》比南北朝七史早刻了50年）。这是一项耗时83年完成的宏伟事业，一共校订和印刷了19部史书，虽然在宋初这一经典体系一直称为十七史。这次印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许多几乎必然丢失的著作得以保存。（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 1989年； 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正史的刻印并不能保证人们阅读它们。如洪迈在正史刻印100年后写道：“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容斋随笔》四笔，卷8，“历代史本末”）南宋有十一史的体系（主要再版的十部加上《旧唐书》），有建阳书坊制作的十史系列，还有南北朝七史（所谓“眉山七史”）。在元代，尽管有一个路级的决定要重刻十七史，仅仅完成了10部（南北朝七史在元代没有重刻）（参见尾崎康，1989年）。总而言之，在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正史仅仅刻印了4次，南北朝的七史只刻印了2次。我们不清楚每次的印量有多大，很可能不超过100到200份。其后果是它们仍然罕见且昂贵。我们或可得出这一结论：正史（“三史”是例外）在宋代没有被广泛阅读。

有多种迹象可以旁证这一结论。首先，一直到宋末元初，都没有十七史的一个连贯一致的目录（第一个目录出现于王应麟（1223-96）的《小学绀珠》）。另一个元代的材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目录：《三国志》被当作三本单独的史书，《南、北史》则没有被提到（史伯璿：《管窥外篇》卷下，1367年）另一个迹象是《南、北史》虽在唐宋为人阅读，却常常不出现于宋代图书目录的正史类。它们要么归入“杂史”（《崇文总目》，1041年；《郡斋读书志》，1151年），要么列入“别史”（《直斋书录解题》，1249年；《宋史·艺文志》）。只有《遂初堂书目》（1149年）将它们列入“正史”。到明初它们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目录的“正史”部分（《文渊阁书目》，1420年）。这说明一个十七史明确系统的观念，此时或许没有像明清学者所见的那样稳固。的确，洪迈在笔记里仅仅是引用，像宋代的书目一样，并没有说出他的时代十七史到底包含哪些史书。

7、宋、元：《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

然而远远比上述迹象重要的是，宋人读史的类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钟爱编年体史书。这一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总结一下要点。你们可以对比参看徐蜀的文章《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史的普及》，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20-29页。

北宋时，对于正史冗长、重复、混乱的抱怨变得强烈起来，因为那时历史学家面对一个艰难的任务：为唐亡宋兴之间的分裂时期，做一个连贯一致的叙事。他们还希望这部叙事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主题。结果，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试验新的历史撰述方法。当然，旧的做法，仍在继续：

1) 传统的做法是：很快由一个指定的特别委员会着手编修《五代史》，利用从五代继承来的材料。这一做法失败了，因为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终宋之世，这部史书被摒弃在正史之外。

2) 欧阳修主动重写了委员会的著作，用了一半的篇幅，加之一个更清晰的立场，这一举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作品获得高度评价，在南宋甚至被善意地与《史记》相比较。的确，他的《五代史记》（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很快成为前四史之后最广为阅读的正史之一。这首先是因为其一贯之的风格和清晰的要点，但它是帝国后1000年里，写得最短的正史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

3) 第三种做法是重新引入编年体。这一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影响了此后直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它也使得阅读正史的人比从前更少了。

关于做这样一部从403BC到宋代的连续叙事的动机，司马光多次做过解释，但每一次总是先指出正史的缺点——“烦冗”或者说它“文繁事广”。他也指出依据分裂时代的史书，为事件排出一个编年的顺序，是多么困难。1066年，他被恩准开始这项工作的上奏，是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陈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208)。

后来在给他的最重要助手的信里，他写道：“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贻刘道原》，《传家集》卷63）。刘恕（道原）自己也批评过正史，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

甚至从刘知几（661-721年）开始，对纪传体的批评几乎普遍提到它的一个明显缺陷，即，“同为一事，分在数篇”（《史通·古今正史》）。这不仅让人难以构建一个完整的图景，也造成了许多重复。对于记载分裂时代的史书，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有关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的信息，可能分散在许多部分或者在两部或更多部史书里。编年体也几乎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所以，宋代出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资治通鉴》重编成纪事本末体。另一个办法是引入正史间的对照，但这在18世纪才第一次付诸实践（由《明史》的编者们完成）。

除了指责正史难读、重复、冗长、一事分在数篇外，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从《汉书》起，大多数正史都是断代史，它们丧失了历史奔流不息的意境。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者是尖刻的宋代大学者郑樵（1104-62年），他写下一个对班固的人身攻击，用上了不太体面的字眼：“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通志· 总序》）

郑樵对断代史丧失了历史连续性的批评，一遍遍被人们重复着，最著名的是制度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年），他写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1319年）

最后一个批评（由刘知几在谈论“国史”时首先提出）是：史书的编修牵涉进太多的官员。如他所说：“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或者，我们可以说：“厨子太多，煮坏了肉汤。”刘知几对“馆修史书”的批评，形成于他在国史馆工作的二十年中。一千年以后，万斯同（1638-1702年）也认为馆修史书劣于私人撰写的史书，但是，毫无悬念的是，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修史的邀请出现，他发现拒绝为官修正史工作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他表示抗议的方式是拒绝史馆的正史任命，而是在修史工程相继两任主持人家里工作了13年。

8、宋—清：《纲鉴》的缩写

有人机敏地说过，从宋到明，孔子之后中国最顶级的历史学家是朱熹，而不是司马迁。诚然。

司马光无法在正史中得出清晰的历史图景，于是有了《资治通鉴》的写作。但是两百万字的《资治通鉴》本身也不容易读。很快，为了让它更易被接受，各种各样的节略、摘要、续写和扩写开始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这也不是一部短篇著作。所以，很快它又被缩写，并且缩写不断地在更新。从宋代到20世纪，《纲鉴》（《通鉴》和《纲目》）以及它的众多修订版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历史教科书，而不是正史（除了前四史）。17世纪晚期一个叫沈佳的学者说得很好：“向有十七史，今又增五史矣。设复如宋人制科出题兼十七史，不亦难乎？记诵繁多，足为心累，亦目力鲜及。吾人史学，大抵《通鉴纲目》与《文献通考》两书足矣。”（沈佳《明儒言行录·原序》）

18世纪以后，《御批通鉴辑览》（1768年）也很受欢迎。这部书20世纪初仍在流传，毛泽东的中学老师曾把此书赠送给他。毛泽东后来成为《资治通鉴》的热心读者（据说他通读了17遍）。顺便说，像帝国后期和民国早期的历史爱好者一样，毛泽东首先读的是《资治通鉴》而不是二十四史。因此，在1953年，他要求吴晗和范文澜一起整理《通鉴》标点版，1956年正式出版。直到1958年，毛泽东才想到指示吴晗开始正史标点的工作（但仅仅是前四史，是历史学家们建议将标点工程扩大到二十四史，还加上《清史稿》）。

规模缩小一些，但极受欢迎的，是那些为学生写的，常常用来考场作弊的史书。它们一般是正史和《纲鉴》的摘录。托名吕祖谦（1137-81年），实际编成于南宋末年的《十七史详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书一次又一次在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重写、修订和出版。它实际上是十史（《史记》到《五代史》，去掉了南北朝七史）的摘要，不是十七史。另有一部曾先之1297年所做《十八史略》，是一部编年的中国史概要，起于上古终于宋末，打算给乡试举子使用（主要根据十七史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刘时举《续宋编年通鉴》）。16世纪，这部书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在那里受到高度尊重，比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其声望经过明治维新一直持续到20世纪。明末顾锡嚋编写（进士，1619年），数年后由陈宏谋增补的《纲鉴正史约》， 两个半世纪以后，仍然有老老少少在读。例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知道，在1880年代出使英国、法国、俄国期间，他仍保持着晚上经常读这本书的习惯。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年）也讲述过他怎样在1891年从这本明代教科书开始历史学习。

有人为学校里的孩子制作这些正史节略的摘要本，如《十七史蒙求》（王令（1032-59年），麻沙本，1169年），或《明心宝鉴》——第一部翻译为欧洲文字的中文书（16世纪被翻为西班牙语）。这些节本的节本再次被浓缩在日用类书和启蒙读本里，比如《三字经》，它就设法将中国历史浓缩成了若干组押韵的句子。

9、宋—元：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阅读简化版的十史（记载上古到五代的历史）的人，不是只有学者。从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我们看到，学生也要集中学习简化版的史书（像唐代一样）。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约1195年）中给国子监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学习计划，其中有一个关于历史学习的详细阅读书目。他将史书分为四组，在12年的学习中，（要用四年）每年学习一组史书：（1）《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书》；（2）《三国志》、《晋书》、《南、北史》；（3）新旧《唐书》，《五代史》；（4）《资治通鉴》。换句话说，他把“三史”和《左传》、《国语》一起放在了第一年，并提议将整个第四年献给《资治通鉴》。总体来看，他只选了17部正史中的9部作为课程（并加入了另外两部，《旧唐书》、《旧五代史》，它们不在十七史之列）。这一提议虽没有付诸实施，它仍然对后几个世纪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以元代教师程端礼（1271-1345年）所传达的形式。不过对于正史，程没有朱熹那样的雄心。在他的课程里，他建议20-23岁的学生，已通十三经（不包括《尔雅》）者，应该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参考《通鉴纲目》、《世纪》、《汉书》、《唐书》和《范氏唐鉴》）。换句话说，在他的时代，阅读《通鉴》实际上已经几乎取代了阅读正史。大家知道，程氏的极端细致的课程表——《读书分年日程》的复本，在国子监的命令下散布于全国各地，并为许多家塾和书院所接受。

10、科举考试对正史阅读的影响

科举考试，从隋代始行到1904-5年废止，其主要焦点是儒家经学的知识。曾经一度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写作，挑战了经学的地位；但从1370年到1756年，为了利于对经典的道学解释，诗歌被抛弃了。当然，经书中至少包括了一部主要的历史课本——《春秋》和三传。但它的语言很难懂，而传文又较长，考生们更喜欢容易一些也简短一些的经书，像《易》或《诗》。从宋到清，时务策一直是殿试的标志，但它们不是考生和考官们关注的重心。大体上，考生们被考察《春秋》、《左氏》，或者《史记》和《汉书》，而不是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更不是二十四史。（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大多数学生，如果他们读过正史，一定是读了上述科举中要考察的这些（前四史，尤其《史记》和《汉书》）。那时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一样。他们想要一条获取功名的捷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史书中辛勤耕耘，而是简单地背诵从前成功的考生的文章或者另一些考试用的小册子（摘录、缩写，以及各种各样为你通过考试特殊制作的文本）。从唐代到清代，高级官员、学者，有时甚至皇帝本人，都在控诉这种做法。第一条控诉的记录早在681年，据主考官报告，大多数参加明经科考试的学生没有读过真正的经书，只是照抄过去考试中的答案，而进士科的考生只是在背诵从前的策论。15世纪中期，《明实录》里的一句话是这种控诉的典型：“生徒…怠，惟记诵程文以备科贡。”（《明英宗实录》卷17）。大学者、诗人、治水专家谢肇淛对此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箴言：“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五杂俎》，卷13.1，260页）。顾炎武也作过一个更加广为引用的评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日知录》卷16，“十八房”条）

11、明—清：正史的刻印

既然已经有了对正史如此严重的批评，既然编年体的《通鉴》和《纲目》受到高度尊重，令人惊讶的是，宋代以后的政府继续在制作正史。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大，一部《宋史》的篇幅约为《史记》的20倍（不含三家注）。

顾炎武在谈16世纪早期什么书在社会上流传时，仅仅提到了《资治通鉴》，没提任何一部正史：“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明代，1528-32年，21部正史由“南监”印行（重刻了8块书版，其他完全继承自元代）。1547-97年，南监重印了它们，1593-1618年，北监翻刻了二十一史。接下来的300年里，二十一史重印了好多次，尽可能地使用旧的书版。每次的印量并不大（从一百到几百不等），但是积累下来可供阅读的正史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除了“三史”。

从皇宫中或其附近藏书的编目或排架目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史书需求量最大。15世纪的《文渊阁书目》显示，《资治通鉴》（15份）和《纲目》（11份）的副本数超过任何一部正史。毫不奇怪，被阅读最多的正史（从副本数来看）是《史记》（10份）、欧阳修的《五代史》（10份）、《汉书》（8份）、《后汉书》（8份）、《南史》（8份）、《三国志》（7份）、《北史》（7份）。明代晚期的书目《内板经书纪略》也很说明问题。在列出的200种书籍中，没有一部正史，但是除了一般的经书、许多初级语言启蒙书和制度概论（政书）外，还有相当数量受欢迎的历史著作，诸如《纲目》（40本）、《统鉴直解》（25本）和《历代统鉴纂要》（60本）。大体相同的景象，也出现于陶湘和他的现代编辑所收集的一批清宫书目里。（参见刘若愚（约1584-1642年）：《明宫史》卷3，收入《二十四史订补》卷15，824-25页；《书目丛刊1》，陶湘编，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3-62页；）

十七史作为一个系列首次刻印于17世纪中期，由毛氏汲古阁完成。为什么毛晋（1598-1659年）在这么晚还刻十七史？毕竟，我在上面已经提到，100年以前，南监已经印刷了二十一史。毛晋自己给出了答案。在他所刻书书目的跋（写于他去世前不久）中，他说曾三次梦见有楹柱分悬两牌，各有‘十三经’、‘十七史’字样。1628年毛晋元旦拜母，母亲把这些梦释为“不过教子读尽经史耳”。因此他决定校勘这些古籍，并每年刻一部经书和一部史书。13年以后，1640年，十三经完成，又过了4年，17史刻毕。这意味着它们完成于1644年（顺治元年）。由于战乱，这些书版不得不藏起来，而且它们中20%-30%被损坏。毛晋说，十七史比十三经花费高出好多倍。我们可以推测，高昂的成本不容许他继续刻完21部正史。毕竟，《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的篇幅又超过了前17史的一半。而且我们知道另一个原因是他发现为这四部史书再寻找校勘者很困难。尽管毛晋没有说，后来的学者也没有这样评论，或许我们可以断定：刻书的成本加上动荡的时局，是毛晋只刻十七史而不是二十一史的部分原因。无论如何，《十七史》一共22,000页，相当于毛晋所刻600种书籍的22%。《十三经》和《五经》加上它们的注疏相当于他刻书总量的17%。(毛晋：《 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收入毛晋：《 汲古阁书跋》，1656年，《 书目丛刊 1》, 陶湘编, 窦水勇校点, 辽宁敎育出版社, 2000年, 22页)。

汲古阁本十七史之后，最有影响的版本是武英殿刊刻的“二十二史”，二十一史再加上《明史》（1739年完成）。后来加入《旧唐书》（1774年）和修复过的《旧五代史》（1784年），成为“二十四史”。后两部的加入，主要出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目的。

12、清：史书的价格

尽管史书在17世纪及以后变得更容易利用，它们仍然很昂贵，尤其对于清贫的年轻学者，如章学诚。1763年，25岁的章氏来到北京的国子监，发现自己买不起全套二十一史，因为它们太贵了。他唯一的办法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一部一部地买不同版本的史书。诚然，章学诚那时太贫困了，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好友汪辉祖（1731-1807年）也一样，汪氏在晚年辛勤编写了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的索引。他直到1771年才买得起他的第一部正史，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仍然没什么改观，尽管石印技术已经引进到上海和其他大城市。一个外国观察者曾形象地描述：“正史不仅部头大得像图书馆，价格也高得夸张。在某一个地区（或县）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那里有一套这种史书，属于一个有钱人家，想借这套书比借他们家祖坟地还难。”（Arthur H. 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Revell, 1894, page 99）史密斯写的是山东的一个县，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0年。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北方纸张的稀缺，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甚至《康熙字典》（史密斯也提到它很罕见）都比中国南方稀有得多。然而，1909年，在成都，一套《二十四史》在一个商业出版社手中卖到了30 角，成为整个书市上最贵的东西。（《成都通览，1909》）到了1926年（依然如故），中国最大胆创新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自苏州，他在自传里写到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买不起《二十四史》是多么沮丧。

13、清：正史的接受

从明晚期开始，史学逐渐替代经学成为学者研究的框架。一小批学者将元代及之前的史书看作了政治和制度经验的智慧宝库，也当成考订、校勘的对象。顾炎武（1613-82年）一定仔细通读了二十一史（《日知录》卷26），但他没有描述他的读法。可是我们知道与他同时代的黄宗羲（1610-95年）的读法：“十九、二十岁时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补历代史表原序》）。1666-67年，他的儿子黄百家（生于1643年），追随父亲的足迹，与他年青的朋友万斯同（1638-1702年）一起读完了正史。大约同时代的人中，今天可知读完了正史绝大部分的，还有杭世骏（1696-1773年）、牛连震（1706-1758年）和卢文弨（1717-1796年）。所有这三位都留下了关于史书不同读法的学术笔记，作为他们辛勤读书的一个成果。正史的校勘和文本修正在下一代学者那里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最突出的三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各自对绝大部分正史做了批判性的研究。三人中惟有赵翼通读了24史。钱大昕停在了《元史》，王鸣盛评点了直到宋代的19部正史。其他清朝后期的历史学家试图追随这三位浙西先生,但都没能达到同样的水平，比如洪颐煊（1765-1837年）。

有规则地全文点读正史的进一步证据，来自现存的古刻本。例如我们知道17世纪《晋书》在日本广泛为人阅读。京都大学文学院保存的《晋书》善本（来自第一版南监本二十一史）上带有日期的阅读笔记，延续了五年以上（1625-30年）。既然《晋书》是二十四史总篇幅的4%，以这个速度读完全套需要125年。当然，一切取决于多少时间花在读史上以及读得有多仔细。内阁文库本《二十二史》显示，主人仅用12年时间即已通读，还始终坚持了标点和做笔记，尤其在那些影响朝代兴盛或衰亡的因素上，更对前四史给以特殊的关注。（尾崎康，1989年，590页）与之相比，一批清初的学者声称仅用两年读完二十二史，不过是夜以继日地读。

清代史学家的反应是对后期的正史给予尖锐的批评。例如，顾祖禹（1631-92年）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的《凡例》中写道：“前代之史易读，近代之史难读……十七史以后，宋元二史最为芜缪。”

章学诚（1738-1801年）和邵晋涵（1743-96年）对后期正史的批评广为人知。这一对好朋友同意“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章学诚：《答客文》，上，1790年）邵认为《宋史》是冗长复杂得毫无理由的无法容忍的典型，因此下决心自己修一部《宋史》。章学诚当然也对比过后期正史和前四史，他认为前四史的每一部都是由这样的个人撰写，他们“能够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并能以恰当的剪裁和编排表达出来。”（David S. Niviso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ages 217-8）

但是，很难把乾嘉学者看做清代人如何有选择地读正史的典型。早期正史的选本不仅被当作历史，也被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如17世纪的学者冯班（1614-71年）所说：“今人读《史记》，只是读太史公文集耳，不会读史。”（《钝吟杂录》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江藩（1761-1831年）称钱大昕常道：“尝谓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3，广州，1818年）

学校的课程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验证，看看在清代，史书是如何教给学生阅读的。

14、清：来自学校课程的证据

清代人的阅读习惯，像宋元一样，在多种材料中有所反映，包括详细的学校课程表（寺田隆信, “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 (東北大学) 82: 1-17, 1994）。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课程表由清初儒学家陆世仪（1611-72年）提出，与他做的许多事情一样，他是为制作中国历史指南制定计划的第一人。这是一个他从未完成的计划。在他的学校课程安排上，陆世仪紧密地追随了程端礼，但将日程表延长到了35岁。结果是，他包含了一个长得多的书单，包括二十一史，本朝的实录、制度和律例，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不过，如果你看到他在同一章后面部分所做的解释会发现，这一要求被相当大地修正了，很明显他强调了《纲目》，而不是正史：“读史当以朱子《纲目》为主，参之以《资治通鉴》以观其得失，益之《纪事本末》以求其淹，贯广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记览。然约礼之功一，《纲目》足矣；《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犹不可不读；《二十一史》虽不读可也，备查足矣。《二十一史》列传，甚冗乱，其诸志却不可不读，盖一代之礼乐刑政存焉，未可忽也。”（《思辨录辑要》4）

另一个很不同的人——鄂尔泰（1680-1745年），他在十八世纪早期长期是云南的地方长官，也是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他曾在一篇碑文中表达对云南新建的书院所提读书计划的看法：“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鄂尔泰：《征滇士入书院教》，《云南通志》，1736， 卷29, 艺文 10）

一个世纪后，1842年10月22日，曾国藩（1811-72年）在京城给他四个小弟弟写了一封信，其中他谈到要采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并叙述了他最近在读什么。很有代表性，他读的是《后汉书》：“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致诸弟》，《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京寓）

我们不知道曾氏的弟弟们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兄长的做法，但我们知道他的长子，没有这样做。上文已经提到，他在晚上读的，和许多人一样，是流行的编年体中国史的节略本，而不是正史。

19世纪学生如何学习历史的更详细的迹象，反映在张之洞（1837-1909年）给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的一系列指示中。张氏于1870年在成都创建尊经书院，那里一共有100名学生，都是从四川30,000名生员中选拔而来。有些是秀才，有些是贡生，许多人后来走上灿烂的人生路。张氏建议他们读前四史，特别是前两部。另外，还要读七到八种基本的史评著作和参考书，即：刘知几：《史通》；万斯同：《历代世表》；沈炳震（1679-1738年）：《廿一史四谱》（纪元谱、封爵谱、宰职谱、谥法谱）；李兆洛：《纪元编》及《历代地理近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张还推荐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它们在明、清的续编，还有《三通》，受到强烈推荐的《文献通考》，应从其简编本《文献通考详解》读起。接下来，张建议专攻某一个历史时期，并且引证了许多范例，比如清前期的马骕，他专写作有关上古的问题，因而以“马三代”著名于世。

张氏继续说读史书志是精华部分。他说道只读传是没有意义的（无疑这仍是一个盛行的做法）。他最后强调了史书中年表的重要性，掌握事实后再做道德评判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避免明代学者的坏习惯，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史书的文法文笔上。

因而，像17世纪的陆世仪和18世纪的鄂尔泰一样，张之洞也在提议有选择地阅读正史，集中精力于前二或前四史，以及之后正史的精选部分。（张之洞：《輶轩语》，序言系于1875年）

到了明清，正史的经典系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宋代，记载着直到960年的中国历史的17部正史其篇幅已经是十三经的37倍（以字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正史加入，这种失衡只能越来越严重。仅《宋史》一部就是十三经长的19倍。到了19世纪，全套《二十四史》至少是《十三经注疏》长度的10倍。

15、结论

整套的正史在某一个时期很少被全部阅读，直到17、18世纪少数学者开始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时期全套中一些有选择的部分总是有人阅读，或者完整地读，或者读缩写本。

3世纪以来，《史记》和《汉书》被人读得很多，这一惯例一直持续到现在（4世纪《三国志》加入其中）。用文学作品的风格提供独一无二的史料，这点上没有任何一部后来的史书能与它们相比。反之，后期的正史趋向于被用作编写更易阅读的其他形式历史著作的权威资料。史书也被当作供请教的参考资料，查证一个人物或事件是否被记载和怎样被记载。“正史不载”、“正史不书”、“不见于正史”或者“正史备书”、“正史备载之”这样的说法在明清笔记里很常见。

全套的正史从来少有人读，是因为前四史之后，大多数史书篇幅都太长，文笔都欠佳，而且他们包含的信息过于分散。此外，到了宋代，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已经太长，长到无法包容于老正史的陈旧形式之中，所以新型的史书发展起来——学术性的编年体（《资治通鉴》），道学式的编年体（《资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年谱、贯通多朝的制度史（“三通”）,地方志，一统志，等等。宋代以后，这些成为被阅读的资料，因为比之正史中能找到的，它们提供了更新、更专、并且更全面的知识。

17-18世纪，历史学的地位上升，从前应用于经书的考据学方法，此时也被应用于正史。

20世纪早期，经学完全衰落了，但是史学的胜利并非是正史的胜利，也不是考史之学的胜利。考史之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以一种衰弱无力的形式延续着，却受到来自新史学日益强烈的冲击。新史学的提倡者排斥正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并转向人民的历史，以及建立在新公布或发现的材料基础上的历史，这些材料有明清档案、敦煌文书、甲骨和一般的考古资料。

近些年，专业历史学家们已经在持续不断地开发从前的二十四史，因为它们中含有丰富的资料。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二十四史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就像十七史在明代和清代早期），像一个巨大的无人问津的地下宝藏。顾颉刚在1935年用一种反语的口气概括了这种情结：“‘吾华有五千年之历史！’此国人尝作之自豪语也。问以史何在，必将曰：‘二十四史不充栋乎？’”（《二十五史补编·序》，1935年）。七十多年之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了同样的话，不过没有反语的意味：“‘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构成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 4000 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人民日报》，2006年04月06日，11版）

我已经试着说明了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和另外的一两部）很少被人们阅读。或者，换句话说，被阅读的史书主要是私人撰写的，而非集体官修的。修史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性的和仪式性的——新政权希望掌控将来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想控制人们对过去的阅读，尤其是本政权如何上台的问题上。通过垄断档案和其他一些为他们的行为写作权威记录所必需的材料，历代王朝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因而后期的正史难以阅读，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读的话，一点也不奇怪——它们由一群禄虫组成的委员会写成，他们的作品受到供给的驱策，而不以需求为动力。

四 : 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四十九个史记人物全文阅读 作者：郭灿金 许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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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读史记：不可不知的四十九个史记人物 作者：郭灿金 许晖


目录
（本书人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阿娇：我不恨皇帝，只恨文学家
褒姒：我不笑，是因为时辰未到
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
曹参：你醉酒是量小，我醉酒是境界
陈平：富婆是硬道理
淳于髡：怎样给领导提意见
邓通：我就是佞幸的“行业标准”
东方朔：敢笑李敖不撒娇
窦太后：不要！不要！
范雎：从厕所里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樊哙：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吃肘子？
范蠡：失去西施之后怎么活？
冯唐：年龄怎能是一个人出名的理由
高渐离：你死了，秦始皇交给我吧
瞽叟：一个党性最强的瞎老头儿
灌夫：可以喝醉，但不能乱说
贯高：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追求
郭解：游侠一谦虚，名声就很大
韩长儒：口才是第一生产力
侯嬴：看看人家的导演好不好色
黄石老人：因为你需要，所以我存在
汲黯：遇到这个人，皇上只好保持沉默
黥布：我受刑，我成功，我灭亡
李广：有些错永远不能犯
李牧：让我打仗？我就“拖”
郦食其：文雅的不行，就来粗野的吧
李园：兄妹同谋，篡了楚国的天下
刘敬：牺牲一代女人的胸脯征服匈奴
卢绾：邦哥，我也不想反啊，只是我实在心里不踏实
栾布：两个变态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吕雉：中国第一只凶猛的野鸡
冒顿：单于的冷幽默，惹恼了吕后
聂政：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蒯通：智商、情商我第一
申屠嘉：不管是男宠还是改革家，杀！
石乞：杀人是使命，被杀是宿命
缇萦：有个见死不救的爹怎么办？
田横：一人自杀，五百人集体自杀
王生：这托当得有水平
吴起：问世间情为何物？答曰：废物
伍子胥：用空洞的双眼，目击你的死亡
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
优孟：倡优的歌声有些刺耳
张汤：小时候给老鼠判刑，长大就成了酷吏
赵襄子：玩的是就是冷幽默
郅都：司马迁，你弄得我比窦娥还冤
中行说：逼我出使匈奴，我就给你好看
周昌：被皇帝骑在头上还要骂皇帝
周亚夫：乱讲规则，饿死活该
子路：惟一敢打孔子爆栗的弟子


阿娇：我不恨皇帝，只恨文学家(1)
“金屋藏娇”当然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伴随这段佳话的，则是东窗之内的密谋，上流社会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刘荣和刘彻都是汉景帝的儿子，所不同的是，刘荣是太子，刘彻不是；刘荣的母亲是栗姬，刘彻的母亲是王夫人。
刘荣贵为太子，当然是上层社交圈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关注的眼睛中，就有一双是长公主刘嫖的。刘嫖是帝国数一数二的人物，她是窦太后的掌上明珠，和汉景帝是一娘同胞，人称长公主。“长”是个敬称，并不是说她长得修长。按汉朝的惯例，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妈则称“大长公主”。汉朝的上流社会还流行近亲结婚，总是喜欢自己人搞自己人，其目的无非是亲上加亲，肥水不流外人田。长公主刘嫖有个宝贝女儿阿娇，谁能配得上呢？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刘嫖自然就打起了太子的主意。是啊，在整个国家之内，除了太子，谁还能配得上阿娇呢？做了太子的老婆将来才可能成为皇后，母仪天下啊。
长公主虽然有意将女儿嫁给太子，但有人却不领情，这人就是太子的妈妈栗姬。长公主有个爱好，平时喜欢给自己的亲弟兄汉景帝拉皮条，汉景帝身边的美女几乎都是长公主给介绍过去的。身边的美女多了，景帝自然就顾不上栗姬，弄得栗姬整天处于饥渴半饥渴状态。栗姬不恨景帝，只恨给景帝拉皮条的长公主。可是恨归恨，皇帝的一个妃子又能把风头正劲的长公主怎么样呢？当听说长公主想高攀太子，栗姬恼怒地想，太子是我的孩子，你他妈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主意一定，栗姬对长公主拉下脸来，明确拒绝了长公主的要求，坚决不应允亲事。
在栗姬这里碰了钉子，长公主很快就把目光瞄向了刘彻。这次她改变策略，直奔主题，她当面问刘彻愿不愿意娶阿娇做妻子，那时刘彻还是小孩子，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妻子是个什么概念，见姑姑这么问，便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如果能娶阿娇做妻子，我就要亲自造一栋金屋子送给她（“若得阿娇，必以金屋贮之”）。长公主大为满意，一见汉景帝就把刘彻的豪言壮语给学了过去。景帝是个很内敛的人，见儿子有这样的气魄，心中非常高兴，立即同意了这门亲事。
将来的事情就比人们想得复杂了。自从刘彻和阿娇确立了恋爱关系，长公主就开始处处打压栗姬和刘荣，时时赞扬王夫人和刘彻。在长公主全力以赴的帮助之下，刘彻顺利取代了哥哥刘荣当上了太子。因此，在少年刘彻纯洁情怀的背后，却是长公主煞费心机的阴影。“金屋藏娇”的温馨顿时让人有了异样的感觉。
公元前141年，刘彻即皇帝位，陈阿娇则顺利成为皇后。谁知“金屋主人”陈皇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因为婚后十余年无子，陈皇后非常焦虑，为生孩子，求医看病花钱达九千万铢，最终也没解决问题。焦虑之下，陈皇后的姿容自然大受影响。不知不觉之众中，当年的阿娇慢慢成了黄脸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爱拉皮条的长公主成为了一个榜样，后人也学得有模有样。能活学活用的是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汉武帝的姐姐。受长公主的启发，在刘彻登上皇位之后，她开始大肆搜罗天下美女，养在家中，以备皇帝不时之需。某日，汉武帝驾临平阳公主府邸，对平阳公主搜罗来的歌女卫子夫一见倾心。从此，卫子夫走进了深深的皇宫并平步青云。
进宫不久，争气的卫子夫就顺利地为汉武帝生出了男孩。这是汉武帝的长子，名刘据。六年后，备受汉武帝宠爱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卫子夫的荣宠也达到了极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卫氏一门的封爵封侯。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外甥霍去病也因此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专宠的阿娇自然被疏远了。妒火和怒火将一贯娇贵的阿娇折磨得痛不欲生，她又哭又闹又上吊，几次差点儿死去，更是弄得汉武帝大倒胃口。
为使汉武帝回心转意，阿娇棋走险招，收买巫女，让其对卫子夫施展巫术。后此事败露，汉武帝大为光火，他派张汤“治皇后巫蛊狱”。受此案件牵连，被诛者竟达300余人。祸首阿娇自然不能幸免，最后只得交出皇后印绶，并被打入冷宫—长门宫。从前令汉武帝心醉神迷的阿娇已不复存在。


阿娇：我不恨皇帝，只恨文学家(2)
阿娇曾作过最后的努力—花巨资请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表达内心的凄苦，想以此赢得汉武帝的爱怜。谁知这篇赋虽然写得凄楚哀婉，却最终于事无补。阿娇高估了文学的力量，高估了文学家的能力，最终文学和文学家的面子和阿娇一起被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拿了别人的钱，却帮不了别人的忙，文学何用，文学家何用？我想，阿娇最痛恨的人，一定是文学家。
阿娇终与皇帝没有再见。
【个性点评】
“金屋藏娇”听起来是个爱情传奇，而对于策划者来说则是一场阴谋，一场初级版的宫廷政变。对当事者来说，则只是此情不再的感伤，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因此，和“金屋藏娇”联系在一起的是皇位，是争风吃醋，是个人恩怨的集中展示。
辛弃疾后来叹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因此，出自真性情的“金屋藏娇”之诺固然是段佳话，但这段佳话的传奇色彩在长公主的心机和阿娇后来命运的衬托之下，却无可奈何地越来越淡了。
因此，在现代语境中，“金屋藏娇”似乎也演变成了一个深具暧昧色彩的词语，那个住在金屋子里女人好像总是“二奶”。


褒姒：我不笑，是因为时辰未到(1)
周幽王十分为难：自己的这个宠妃褒姒，论容貌当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女，可就是不爱笑，自打进宫之后，还没有见过她一展欢颜。
周幽王从来没有怀疑过褒姒的身世。褒姒的身世说来话长，要一直追溯到夏朝。
大概是夏朝的末代皇帝桀在位的时候，有一天有两条龙栖在院子里，说：“我们是褒国的先君。”夏桀赶紧让太史占卜，结果，杀、赶走、留下来都不吉利，吉利的是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这是龙的精气所在。于是夏桀搭起祭坛，摆下币、帛等祭品，还当场作了一篇颂词，表达了收集二龙口水的虔诚愿望。两条龙享受完祭品，听完阿谀之词，心满意足地离去，留下了唾液。
夏桀把唾液装在珍贵的木匣子里，兢兢业业地珍藏起来。夏朝灭亡后，木匣子传给了殷；殷亡后，又传给了周。历经三代一千余年，皆视之为禁忌，无人敢打开。到了周厉王末年，周厉王这个冒失鬼好奇地打开木匣子，想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结果发现龙的唾液既没有蒸发，也没有凝固，还保持着液体状态。这个木匣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冰箱。
木匣子一打开，龙的口水就遍流庭院，一发而不可收拾。周厉王一看傻了眼，万般无奈之下，找来一大群妇女裸体鼓噪，除魔驱邪。那唾液遭遇到这种诅咒，于是化作“玄鼋”，就是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蜥蜴，潜入后宫。一个年轻的宫女正往外走，劈面遇见了这只大蜥蜴，像所有圣人的母亲一样，心中感应，若有所动，长到出嫁的年龄就奇怪地怀了孕，因此被囚禁了起来。
这一胎一直怀了四十年，直到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在位的时候，才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婴。因为是“无夫而生子”，生得又是如此的旷日持久，宫女顶不住来自朝野的舆论压力，恐惧之下，就把这个女婴随便扔到了路旁。
周宣王时，国势已经衰落，国运相应地也就被奇异的事件所笼罩，甚至于有童女到处传唱着一首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桑木做成强弓，细草编成箭袋，周王国不再存在（柏杨译文）。周宣王听到后，立刻下了不准贩卖“檿弧箕服”的禁令。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恰巧有一对夫妇在贩卖这两件东西，周宣王派人把他们抓起来，要砍他们的头。夫妇二人连夜逃亡，途中，恰巧在路旁看见那个宫女抛弃的女婴，正在夜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二人动了怜悯之心，遂收留了这个弃婴。此后，夫妇二人一路逃亡到褒国，在褒国定居下来。那个弃婴也渐渐长大，出落得花容月貌，养父母给她取名叫褒姒—姓姒名褒。姓姒是追溯到夏朝褒国二君化龙吐涎之事，夏朝国姓为姒；名褒是为了纪念她在褒国保住了小命，获得了新生。
这么复杂曲折的经历，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怎么可能知道？周幽王继位后，这位著名的亡国之君，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残暴，昏庸，银荡，不顾百姓死活，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用佞臣虢石甫。朝中大臣、褒国国君褒珦的劝谏之言非但不听，还将褒珦下狱治罪。褒国为了营救褒珦，遂进献美女褒姒，以赎其罪。果然，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8年），一见到褒姒的美色，周幽王就惊为天人，放了褒珦不说，还在褒姒生下儿子伯服之后，废掉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封褒姒为皇后，伯服为皇太子。看到这种情况，太史伯阳感叹说：“祸害已经形成了，周即将灭亡了！”
周幽王爱煞了褒姒，百般取悦美人，抓耳挠腮搜肠刮肚想出了无数的馊主意，褒姒就是铁面无私，坚决不笑。在佞臣虢石甫的撺掇之下，周幽王居然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奇计”，在骊山大举烽火。待各路诸侯快马加鞭赶来勤王，才发现是一个骗局。看到诸侯们劳累、困惑继而愤怒的表情，看到山下万马奔腾、人仰马翻却无功而返的尴尬场景，褒姒毫无心肝地大笑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周幽王兀自陶醉在美人开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得到“一笑倾国”啊—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举烽火征兵的时候，屡屡受骗的诸侯再也不上当了。“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灭亡。
褒姒被掳去后，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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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我不笑，是因为时辰未到(2)
【个性点评】
褒姒不爱笑，毫无疑问并非生理性的原因。她一生命运坎坷，追溯源头，那个碰见大蜥蜴因而怀孕四十年的宫女的命运才更加悲惨：不仅亲手遗弃了亲生女儿，而且终身都生活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之中。褒姒显然是复仇天使，她是上天派来替母亲复仇的：报复周厉王打开冰箱致其怀孕的仇，报复周宣王逼迫她遗弃女儿的仇。最后，在红颜一笑之中结束了西周四百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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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1)
中国史上最为著名的洁行之士，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许由。尧做皇帝的时候，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伯夷、叔齐是辽西小国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欲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要让给伯夷。伯夷也不愿继位，逃走了。叔齐步伯夷的后尘也逃走了。国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陕西扶风），西伯刚死，周武王继位，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正准备东进，###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的纣王。伯夷、叔齐不顾安危，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却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弑君，能说是仁吗？”姜太公称许伯夷、叔齐是义人，派兵丁搀扶着他们离去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谥父亲周侯西伯为周文王，中国史上正统的谱系确立了。“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维生。
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
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鲁迅译文）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毛泽东也反对伯夷的行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伯夷：饿死也不食周粟，干吗不出国？(2)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个性点评】
伯夷、叔齐最后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许有人以为不值。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孔子的态度多么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干吗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国去！向东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齐却只会钻山，这不是典型的小农思维模式吗？
其实，伯夷、叔齐的意义在于，我偏不出国，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表达自己信仰的执著。
无他，我就是要让你难堪，看你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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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参：你醉酒是量小，我醉酒是境界(1)
在汉朝开国诸将之中，曹参的军功也相当了得。自从他跟随高祖刘邦起兵以来，走南闯北，戎马倥偬，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重要的战役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赫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如此，论口才、谋略、指挥和管理，曹参的水平在开国诸将中仍然排不了第一，曹参能排名第一的，是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甚至包括他的醉酒。
曹参和刘邦、萧何都是同乡，并且都是老相识。他们的亲密友谊始于秦朝。那时候曹参是沛县的狱掾，萧何则是主吏。从刘邦开始起事时起，曹参就铁了心跟随他做事。
后来项羽自刎乌江，天下平定，刘邦高高兴兴做皇帝，封长子刘肥做了齐王，任命曹参做了齐国相国。高祖六年，分封列侯的爵位，朝廷与诸侯剖符为凭，使被分封者的爵位世代相传而不断绝。曹参得到了平阳的一万零六百三十户食邑，被封为平阳侯。
惠帝二年（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他的门客赶快整理行装，说：“我将要入朝当相国去了。”过了不久，朝廷派来的人果然来召曹参。尽管当年曹参和萧何私交很深，但两人各自做了将军、相国之后，就有了很深的隔阂。然而，萧何一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善于识人，从来没有看走过眼。等萧何奄奄一息之时，他还是凭借自己的回光返照作出了正确的判断，那就是极力向汉惠帝推荐曹参接替自己做相国。据记载，萧何向孝惠皇帝刘盈推荐的贤臣只有曹参。曹参接替萧何做了汉朝的相国，做事情没有任何变更，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
曹参这人很好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人才。曹参选人和别人不同，他的眼睛只盯着那些不善文辞的厚道人，而对那些文采斐然，喜欢煽情的官员则见一个炒一个。他自己公开声称，特别腻味那些对于文字的细枝末节过分雕琢的官吏，认为那些人的目的在于追逐名声。反正自己是相国，驱逐几个下级官吏根本不用请示皇帝。等那些人都被赶走了，曹参自己就开始整天痛饮美酒。他是相国，俸禄本来就高，加上又有公务接待费，曹参知道，任凭怎样喝都不会喝到财政赤字。
但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官吏和宾客们却受不了，见曹参从来不理政事，他们纷纷劝诫。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就立即拿美酒给他们喝，过了一会儿，有的人想说些什么，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没能够开口劝谏。日子久了，大家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汉朝时候，普通的官吏一般都要住在官衙里，曹参的后园就紧紧靠着官吏的宿舍，官吏也学着曹参的样子每天饮酒歌唱，猜拳行令之声此起彼伏，弄得一些老老实实做官的人心里烦躁不安。曹参的随从官员们很厌恶这件事，但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请曹参到后园中游玩，一起听到了那些官吏们醉酒高歌、狂呼乱叫的声音，随从官员们希望相国把他们召来加以制止。谁知曹参为现场热烈的气氛所感染，情不自禁，反而叫人取来美酒，陈设座席，和下属一起痛饮起来，喝到高兴处，也高歌呼叫，与那些官吏们彼此应和。
因为每天喝得舒服，喝得愉快，喝得爽，大家都成了酒肉朋友，完全忘记了上下级之分，因此，曹参见手下人犯了错误，总是有意包庇，到处是表扬和自我表扬之声，整个相府一团无原则的和气。
这样昏天黑地地喝，最终把一个人给喝毛了，此人越想心里越不好受，慢慢就有一种深深的感伤笼罩全身。此人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越想问题越复杂，自己的相国为什么懒于政事呢？为什么天天呼酒买醉呢？他一定在逃避什么，一定在发泄什么。所有的疑问指向一个答案，那就是作为开国老臣，相国曹参发自内心地蔑视自己。
既然如此，惠帝便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旁敲侧击地探探曹参的口风。
曹窋假日休息时回家，闲暇时陪着父亲，把惠帝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话规劝曹参。曹参听了大怒，立马打了曹窋二百板子，说：“快点儿进宫侍奉皇上去，国家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要惩治曹窋？上次是我让他规劝您的。”曹参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在圣明英武上您和高帝谁强？”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的才能好像也不如萧何。”曹参说：“对啊，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就行了吗？”惠帝说：“那好，您继续享受美酒去吧，什么时候不够了就通知我一声，国库里美酒多得很呢。”


曹参：你醉酒是量小，我醉酒是境界(2)
【个性点评】
曹参是中国历史上最舒服的相国，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就业的压力，更没有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压力，惟一的压力来自于自己的胃。
醉酒可以成为一种品质，醉酒可以成为一种时尚，醉酒可以成为一种为官施政的方式，这样的时代，应该算是大时代。两千年后，我似乎仍然可以嗅到曹参后花园里扑鼻的酒香，似乎仍然可以看到那质朴纯粹的狂欢。这是一种看得见未来的狂欢，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狂欢，有这样的狂欢在，汉朝就足以笑傲即将到来的唐宋元明清。
在这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狂放之下，所谓的“萧规曹随”倒有点相形见绌了。


陈平：富婆是硬道理(1)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重要人物之一，为刘邦平定天下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卓越贡献。陈平是作为智囊出现的：在楚汉对峙时期，他根据项羽为人猜忌的弱点，施用反间计，离间了项王君臣，削弱了楚军的力量，解了荥阳之围；韩信自立为齐王后，刘邦怒不可遏，陈平从刘邦的根本利益出发，暗示刘邦封立韩信；在有人上告韩信谋反时，陈平为刘邦设伪游云梦之计，使韩信束手就擒；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的危急时刻，陈平设计使刘邦安然脱险；在平定陈豨和黥布叛乱的过程中，陈平六出奇计，每次都因此增加封邑；吕后去世后，他与绛侯周勃合谋，计诛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避免了分裂。
当然，陈平的智谋可以帮刘邦夺取天下，他同样可以用自己的计谋保全自身：当刘邦因一时愤怒，命令陈平斩杀樊哙时，陈平为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只是囚禁了樊哙；陈平通过种种手段，获得了吕后的充分信任，使得外人无法在吕后面前危害自己；吕后欲立诸吕为王时，陈平韬光养晦，表面表示完全赞同……
因此，陈平是一个奇人，小处可以自保，大处可以安国，然而这一切的辉煌都和他早年的婚姻有关。
陈平年轻时有四个特点闻名于十里八乡，四个特点中有两个是缺点：一是陈平家庭困难，二是陈平好逸恶劳。两个是优点：一是陈平的美貌天下无双；二是陈平酷爱读书。
这四点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得陈平类似于一个社会的多余人。到他该恋爱结婚之时，这个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富有的人家没有谁肯把女儿嫁给他，娶穷人家的媳妇陈平又感到羞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高不成低不就”。空有英俊相貌的陈平成了个老大难。
时光飞逝，陈平已经到了等不起的年龄。就在这时，一个富婆引起了陈平的注意。富婆姓张，家里甚有资财。张富婆是个传奇人物，因为在陈平注意到她之前，她已经结了五次婚，五次婚姻同一个结果，那就是，谁做了富婆的丈夫谁就要死去。因此，富婆在当地成了一个克夫的象征，已经没有人再敢打富婆的主意了。
陈平却不为所动，铁了心想娶她。死就死了，死不了却可以摆脱贫困，何乐而不为？
听说美男兼处男陈平对自己很有想法，富婆当然心跳如鼓。因为有钱，富婆所以很矜持，特意委托爷爷对陈平进行考察。
经过初步磋商，考察的地点定在了一个要办丧事的人家，有点匪夷所思吧？但这是富婆的主意，她认为只有在丧事的场所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有没有哲学天赋，有没有危机处理能力。一个人的哲学天赋在丧事场所会充分体现出来，因为死亡会让人沉思，让人超越死亡感受到生的价值。同样，一个人良好的危机公关能力也可以在这里表现出来，如果能处理好丧事，那么这个人照样可以处理好生存的事情。
富婆的爷爷作为全权考察特使出现了。陈平以丧事的帮忙者身份出现，为了让特使考察得充分一些，陈平干得很卖力，一直忙到很晚才离开。陈平的高大魁梧，陈平的风度举止让特使过目不忘，在那些庸庸碌碌的人群中，陈平鹤立鸡群，卓尔不凡。
接下来就该实地考察陈平的房产了。
还是富婆的爷爷全权代理。他偷偷来到陈平靠近外城城墙的偏僻小巷子里的家，陈平的家简直应该用赤贫来形容，家徒四壁，绳床瓦牖，令特使大失所望。但是，特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特别注重细节。他在陈平家的门前发现了很多贵人留下的车轮印迹，因此断定陈平交游广泛，志向非凡。回家之后，他就成了陈平的坚实拥趸。结果可想而知，富婆很快就和陈平开始偷偷约会了。
说来丢人，虽然女方已经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陈平穷得连送聘书的路费都筹不够，富婆只好自己出钱让陈平前来下聘书，不用说，聘礼也是富婆自掏腰包。
娶了富婆之后，陈平很快就过上了好日子，从困顿一下子过渡到了小康，也可以不时地消费消费西餐洋酒了。
富在深山有远亲，陈平的交游越来越广泛，人气指数迅速飚升，成为当地的名人之一。更为令人称颂的是，陈平没有重蹈富婆前五任丈夫的覆辙，反而越活越滋腻，越活越有感觉。远大前程从娶了富婆之后就彻底开始了。


陈平：富婆是硬道理(2)
慢慢地，陈平走出了故乡，走向了全国。
最后，官居大汉王朝丞相。当金钱不再是他的困扰之时，他就开始了醇酒美女的腐败生活，全然不顾张富婆的感受。
【个性点评】
从决计迎娶克夫的张富婆那一刻起，陈平就注定了一生的成功。一个敢拿婚姻和性命作赌注来换取金钱和高质量生活的人，是大无畏的，是无敌的。最重要的是，陈平并没有躺在富婆的身体和财产上睡大觉，他既没有沉迷于富婆的肉体，也没有沉迷于富婆的财产，他拿出富婆的财产结交天下英雄，提高个人知名度和美誉度，显示了超人一等的判断力和不随流俗的鉴别力。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陈平的过人之处显露无疑。
金钱吾所欲也，美女吾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舍美女而娶富婆也。陈平的婚姻是秦末汉初最伟大的婚姻，因为通过这场充满了物欲的婚姻，一个大人物脱颖而出，再没有所谓的经济压力可以阻挡他铿锵的脚步。因此，陈平的婚姻是个人的大事，也是社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
从一个对待婚姻、金钱和爱情的态度里，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也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前途是否光明。
因此，我对司马迁评价陈平的一句话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说：当丞相陈平在砧板上分割祭肉的时候，他的志向本来已经很远大了。其实，司马迁在这一点上说得有些保守了，因为，司马迁所称道的陈平分割祭肉事件，发生在他和富婆结婚很久很久之后。这件事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说服力，很难以此断定陈平胸怀大志。义无反顾地和富婆结婚，才是陈平早年最伟大最成功最脱俗的事件，陈平的抱负，陈平的策略，陈平的不凡在这件事中表露无疑。
哪个少男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思春？哪个美男子可以像陈平那样迎娶嫁了五次的富婆？


淳于髡：怎样给领导提意见(1)
齐威王这位国君有一项很奇特的爱好：喜欢说隐语。隐语就是有什么话不直说，非要曲里拐弯地用比喻的方式说出来。这项爱好给齐国的大臣们出了个难题，人人都得学习隐语，否则国君跟你说话你却听不懂，那岂不糟了？
淳于髡因为个子矮，只好入赘做了齐国的倒插门女婿。跟随齐威王时间久了，说隐语的本事练得比谁都强。
齐威王喜欢搂着后宫佳丽们彻夜长饮莋爱，白天躲起来睡觉，哪里有处理朝政的时间？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官一看国君带头不上班，乐得清闲，也都躲在家里寻欢作乐。别的诸侯国趁机入侵，抢占了大片国土。眼看国将不国，又没有人胆敢给齐威王提意见，淳于髡于是挺身而出，给齐威王来了一段隐语：
京城出现了一头大鸟，
翩翩落到了大王的墙角，
三年不飞也不叫，
大王您说它是只什么鸟？
齐威王一听不甘落后，也应了一段隐语：
这头大鸟啊，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齐威王于是宣召全国七十二个县的县令入朝奏事，赏一个，杀一个，然后出兵向入侵的诸侯宣战。诸侯一看齐威王这只大鸟竟然飞起来了，赶紧归还了齐国的土地。齐威王一鸣惊人，从此横行了三十六年。
几年后，楚国发兵攻打齐国。齐威王给淳于髡置办了一百斤黄金和十辆四匹马拉的车子，作为礼物，派他去赵国求救兵。临出发前，淳于髡看到这些礼物，立马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系帽子的带子都崩断了。齐威王被淳于髡笑得心中直嘀咕，问他：“你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回答说：“不敢。”齐威王又问：“那你笑什么？”淳于髡强忍住笑声，回答说：“今天我从东边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田里祈祷丰收，地上摆放着一只猪蹄和一杯酒，向天祈祷说：‘高地上打下的粮食装满篝笼，低田里打下的粮食装满大车；五谷繁茂丰熟，粮食堆满粮仓。’现在我想起来他祈祷得到的那么多，可是愿意付出的才一只猪蹄一杯酒，忍不住大笑起来。”
齐威王一听脸都红了，赶紧重新置办礼物，增加到一千镒黄金，十对白璧，一百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淳于髡这才动身。赵王收到这么昂贵的礼物，大喜，二话不说借给了淳于髡十万精兵和一千辆战车。楚国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退兵而去。
齐威王这回心放到了肚子里，在后宫设宴，犒劳淳于髡。酒酣耳热，齐威王询问淳于髡：“你喝多少酒才能喝醉啊？”淳于髡回答：“我喝一斗就能喝醉，喝一石也能喝醉。”齐威王一听糊涂了，知道淳于髡肯定又在耍花招，问：“你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石？你倒是说说看。”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给我，执法官站在旁边，御史站在身后，我胆战心惊，喝酒的时候头都不敢抬，不过一斗就喝醉了。如果是父母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我作为晚辈，卷起袖子躬身侍奉客人饮酒，客人一高兴赏我几杯残酒，举杯向客人祝寿，也不过两斗就喝醉了。如果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久别重逢，互诉衷肠，大概五六斗就喝醉了。如果是乡里之间的聚会，男男女女杂坐在一起，随便喝，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再做一些六博、投壶之类的小游戏，呼朋引伴，握手言欢、眉目传情都没人干涉，哪怕美眉的耳环和发簪被我动手动脚地碰掉了也不会生气，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喝上八斗也不过才有两成醉意。天黑下来了，酒也快喝尽兴了，把剩下的酒宴合并到一起，男女同席，促膝而坐，醉意朦胧，搂搂抱抱，杯盘狼藉，继而散席，主人送走了别的客人，独独把我留了下来，派一个美眉陪我过夜，这时她已经解开了绫罗短袄的衣襟，身上的香味阵阵，只往我鼻子里钻，当此之时，我神魂颠倒，能喝一石酒而不醉。可见酒喝得太多了就会出乱子，乐极则生悲。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胜极则衰。”
说来说去，原来淳于髡还是在讽刺齐威王的长夜之饮。
齐威王这回服了，淳于髡的隐语简直无处不在，炉火纯青。于是齐威王从此后就取消了长夜之饮，封淳于髡为接待外国使节的宾礼官。


淳于髡：怎样给领导提意见(2)
【个性点评】
《红楼梦》里，贾宝玉曾经讽刺过“文死谏，武死战”：文官拼死进谏，武官拼死作战；即使没有任何效果也要拼死留名。淳于髡是一个提意见的高手，他不是直通通地批评国君的过失，而是用别人的幽默故事间接劝说，在古代这叫“讽喻”，是专制社会中下级对上级的典型态度，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温柔敦厚而不触怒统治者。
周总理的工作人员集体来到总理面前，说：“总理，我们要给您提意见！”总理问：“什么意见？”工作人员气愤地说：“您太操劳，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这种提意见的技术比淳于髡更高一筹，如今给领导提意见，都要向淳于髡和周总理的工作人员学习。


邓通：我就是佞幸的“行业标准”(1)
邓通能进入汉文帝的视野，并且深受宠幸，简直是上天赐予的机会。
对于人类来说，梦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心灵感受。梦的五光十色，似乎与现实有着某种对应，梦的光怪陆离，似乎对现实又有着某种暗示。梦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对应和暗示显得十分难以把握。也因此，当梦中的一切如果和现实的一切能够联接在一起之时，所有人都会为之动容。
汉文帝就遇见了这样的事情：某晚，熟睡中的汉文帝梦见自己努力奋力地往天上攀登，开始爬得还算顺利，后来就越来越艰难了，甚至举步维艰。他气喘吁吁，几乎用尽了全力仍然无法再往上移动半步。就在此时，他感觉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梦中的汉文帝感激异常，完全可以想像，他回过头去，想看清那个帮助自己上天的人。他看见了那个帮助自己的人，原来是个黄头郎，正在自己的背后使劲地推着。醒来后，他记不清那个黄头郎具体什么模样，但记住了那人衣衫的特征—在他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结。
第二天，汉文帝按图索骥，不动声色地搜索那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一眼之下就发现了一个人和梦中的那个人很相像，更为关键的是，那人的衣带也在身后打了结。一切都和梦中一模一样。这时宫中的草坪音箱里轻轻地响起了邓丽君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是他，就是他！我们可以理解汉文帝的激动。
那人叫邓通，蜀郡南安人，因善于划船当了黄头郎。汉文帝那个甜蜜的梦，让邓通受益非浅，自从汉文帝见到他之后，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尊重和宠爱他。邓通是个老实人，并没有因为皇帝对自己特别恩爱就忘乎所以，而是一心扑在皇帝身上，从不喜欢和外人交往，即使皇帝给予休假的恩赐，他也不想外出。
于是，邓通一夜成名，从草根阶层迅速上升到大红大紫的程度。没过几天，他得到的皇帝赏赐就达到了上亿的金钱，官职也升到上大夫。
汉文帝对邓通特别满意，经常偷偷跑到邓通家玩耍。邓通没有别的爱好，从来不会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厚爱来达到个人目的，也从没有因此为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他所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谄媚皇上。这一点更令汉文帝心里特别踏实，他几乎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邓通的，是啊，哪个人能像邓通这样没有一点过分的要求呢？
令汉文帝刻骨铭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文帝曾经得了痈疽病，患病部位难受无比，药石无效，文帝辗转难眠。邓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时时在思考如何能帮文帝解除痛苦。于是就经常为文帝吮吸脓血。经过邓通的吮吸，文帝果然感到清爽无比。
这不禁令文帝感慨万千。为了检验太子对自己的爱戴能不能达到邓通的程度，就让前来探病的太子也为自己吮吸脓疮。当然，太子也做到了，只是细心的汉文帝从太子脸上看到了明显的难为情，汉文帝因此更加宠爱邓通。
有一次，皇上让善于相面的人给邓通相面，那人相面以后说：“邓通当贫饿而死。”文帝不以为然地说：“天下的财富由我来支配，能使邓通富有的就在我，怎能说他会贫困呢？”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不受贫饿而死，文帝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汉文帝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有了性情中人汉文帝的慷慨，邓通富甲天下。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慷慨的汉文帝后来还是驾崩了，把邓通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了人世间。
太子即位，是为汉景帝。当年吮吸脓血的场景历历在目，汉景帝知道，自己之所以被爸爸叫过去吮吸脓血，全是因为邓通这小子的缘故。邓通真他妈害人啊，因为他吮吸了脓血，害得太子也要尝尝脓血的味道。这个仇太子一直记在心里，即位不久就将吮吸脓血的邓通免职。不仅如此，还找了个借口，将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充公。曾经大富大贵的邓通最后竟然寄食在别人家里，凄凉死去，果然应了当初卜者的预言，看来也许是天意。
【个性点评】


邓通：我就是佞幸的“行业标准”(2)
当然，邓通是个不足挂齿的佞幸。然而，他身无一技之长，居然曾富甲天下；不思权谋权术，居然可以让汉文帝深深宠爱。邓通的卓异之处表现在，即使深受汉文帝的宠幸，他也没有因此狮子大开口，也没有任何人能通过他获取任何不正当利益。他似乎从来没有非分之想，更没有利用皇帝的信任干扰朝政，因此，邓通也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受到皇帝的宠爱，邓通只知尽全力为皇帝服务。我想，邓通对皇帝的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对皇帝的体贴也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否则，他怎么能做到吮吸脓疮而不皱眉头呢？
佞幸应该怎样做，邓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行业标准。虽然司马迁发自内心地厌恶这些佞幸之人，并诅咒他们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是邓通的下场悲惨，并不能否定邓通所树立的行业标准的价值。真正能达到邓通那个高度的佞幸，天下之大，有几人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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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敢笑李敖不撒娇(1)
东方朔保持了很多项个人纪录：
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姓的人。据说东方朔的父亲姓张，在他出世前就死了，母亲生下他三天后也去世了。因为他出生之时，东方刚亮，所以就被兄嫂命名为东方朔。因此，他是东方姓氏的第一人。
大隐隐于朝，这是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真正对这话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也是东方朔。当时他和别人辩论，一不留神就说出了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言。后人对这句话推崇备至，尤其是那些腆颜拿着俸禄，却又标榜自己拥有高尚情怀的人。后人甚至还将这句话延伸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谪仙”这个名字最早也属于他，只是李白后来居上，将这个名字独占了。
……
东方朔是以一种特别个性的方式让皇帝记住的。
他本来是齐地人，酷爱读书，为了有更大的发展，就兴冲冲地来到了首都长安。到了长安之后才知道，长安人才济济，想博个出人头地还须恶搞才行。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帝上书。当时最高领导人是汉武帝，汉武帝提倡读书人通过上书的方式来表现自我，所以给皇帝上书算不上多有创意的举动。东方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就让皇帝彻底记住了。他采用的方式我们今天才明白过来，那就是恶搞。
东方朔刚到长安时，到公车府那里上书给皇帝，这封信那可是写得汪洋恣肆，轰轰烈烈，他一口气用了三千个木简才把这封信写完。三千个木简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公车府的两个年轻人刚刚好抬得起来。
于是，武帝在宫内开始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两个月才读完。我们不知道这封需要两个月才能读完的信水平如何，反正读完了信之后，汉武帝就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让他经常在皇上身边侍奉。东方朔这人很机智，经常让汉武帝高兴得傻笑不已。他最著名的段子是对下面两个词语的“考证”。
在去甘泉宫的路上，汉武帝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虫子，头目牙齿耳鼻都有，随从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武帝就让东方朔来辨认。东方朔回答：“这虫名叫‘怪哉’。从前秦朝时拘系无辜，平民百姓都愁怨不已，仰首叹息道：‘怪哉！怪哉！’百姓的叹息感动了上天，上天愤怒了，就生出了这种虫子，名叫‘怪哉’。此地必定是秦朝的监狱所在地。”武帝就叫人查对地图，果然。武帝又问；“那怎么除去这种虫子呢？”东方朔回答：“凡是忧愁得酒就解，故以酒浸这种虫子，它就会消亡。”武帝叫人把虫放在酒中，一会儿，虫子果然靡散了。
汉武帝曾到上林苑游玩，看到了一棵好树，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东方朔回答：“这树名善哉。”汉武帝暗地里叫人识别了这棵树。几年后汉武帝又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可这次东方朔却回答：“这树名瞿所。”汉武帝立即说：“东方朔欺骗我好久了。树名前后不同，这是何故？”东方朔说：“大的叫马，小的叫驹；大的叫鸡，小的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小时候叫儿，长大后就叫老。这棵树过去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数？”
东方朔习惯于以自己奇怪的行为方式给大家惊喜。由于汉武帝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饭后，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然后，他就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少女为妻。然而，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娶来的美女他最多保持一年的兴趣和“性“趣，之后就再娶，因此，他的钱财和精力都用在了物色小美女、迎娶大美女、抛弃老美女的工作上，弄得同僚们半是嘲弄半是嫉妒地称呼他为“疯子”。他却反唇相讥：“笨蛋，你们没有明白我这样的人是在朝廷里隐居吗？”
他喜欢撒娇，尤其是在汉武帝的背后向汉武帝撒娇。有一天，东方朔又在为自己的满腹才华自吹自擂，公开扬言在大汉王朝，学问的前三名一定是东方、东方、东方！同僚一起发难：“你如果说苏秦、张仪水平高我们承认，因为他们偶然遇到了大国的君主，便能混个卿相。至于您，我们却不敢恭维，因为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您在朝廷里奋斗了数十年，官衔不过是个科级侍郎，这难道没有您自己的原因吗？”东方朔的回答堪称经典：“不要乱说什么张仪、苏秦的往事，时代不同了，高低都一样。周朝十分衰败，诸侯王得到士人的帮助就能强大，失掉士人的帮助只能自取灭亡，所以士人可以身居高位，子孙长享荣华。那显然是非正常年代的非正常事件。在如今正常和谐的年代，贤与不贤，凭什么来辨别呢？古书上常说：‘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我做小官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你们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东方朔：敢笑李敖不撒娇(2)
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打击了他人，又抬高了自己，同时还拍了朝廷的马屁。这娇撒得绝对空前绝后，依仗自己的智力，东方朔成了隐居在朝廷中的撒娇派教主，弄得汉武帝一天不见东方，就会觉得哪里不舒服。面前无人撒娇岂不是空有江山？于是汉武帝也不时地给东方朔提供表演的舞台。
一天，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中，有一只动物跑了出来，它的形状像麋鹿。消息传到宫中，汉武帝亲自到那里观看，问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动物。汉武帝就兴奋地下诏叫东方朔过来。
东方朔果然不负众望，马上开始撒娇：“博学如我，怎会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但只有让我吃好喝好之后，我才愿意说出来。”吃饱喝足之后，东方朔又开始撒娇：“我知道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只有陛下将这块公田赏赐给我，我才愿意说出来。”得到汉武帝肯定的答复后，东方朔突然大叫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我认得这种动物叫驺牙。它的出现，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有人过来投降！”过了不长不短的一年多，匈奴混邪王“果然”带人来归降汉朝。东方朔料事真如神！
因为料事如神，东方朔再次得到了赏赐，这些赏赐又够他娶几个美女的了。
到了晚年。东方朔临终时，规劝汉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汉武帝说：“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果然病死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个性点评】
东方朔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在伟大而专制的年代里，他学会了如何调节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用知识换取物质利益，并学会了用这些东西去换取其他方面的享受。因此，他看透了做官的虚妄，看透了金钱的虚妄，看透了知识的虚妄，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于是，他利用虚妄的知识，换取虚妄的官职，换取虚妄的金钱，再用金钱换取实实在在的肉体享受，以此度过虚妄的人生。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难道是骗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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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不要！不要！(1)
从进宫的那一天起，窦氏从来没有抱什么奢望。
据考证，窦氏的名字叫猗房，窦猗房是河北清河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女孩，唉，何止是平常啊，简直是有些丑陋。窦猗房从小有些秃头，因此，很受家庭和同龄人的歧视。七夕的夜晚属于女孩，她们在星空下尽情地玩耍，尽情地幻想自己的未来，然而，这一切都和她无缘，头秃的窦猗房被关在屋内。头秃不详。是啊，“秃头歌女”，作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名字是有点酷酷的，但是生活中哪个女孩秃头了到底不是一件特别诗意的事情。好在窦猗房只是微秃。
因为不受家庭的欢迎，稍微长得大一点，微秃的窦猗房就被送到皇宫里作了吕后的宫女。
她大喊着：“不要！不要！”但没有一个人在意。
和她同时入宫的大都是罚没过来的罪犯或战俘家的女孩，因此，窦猗房还有一个身份—良家子，以区别于那些罚没过来的女孩。
因此，对于皇宫，她从来就没有任何感觉，甚至还有些委屈，别人都是因为家庭有了变故才被弄到了这里，而自己却是被送进来的，和那些“黑五类”的子女在一起，她找不到丝毫的共同语言。看来人们说得对：生活就是被弓虽.女干，与其作无谓的反抗，不如逆来顺受。因此，她对宫廷生活采取了一种不对抗不合作的态度，心如古井，慢慢打发每一天。
有一天，突然来了机会，吕太后想把身边的一批宫女遣送出宫，赐给各诸侯王，每个诸侯王可以分得五人，窦猗房就在这批宫女之中。这时，她突然感到有些想家，如果能被分配到家乡附近就好了，即使同样不能回家，但在家乡附近毕竟心里感觉不会那么凄凉。于是，她盼望最好能被遣送到赵国，因为她老家清河县最近的就是赵国都城。她是个有主见的女孩，一旦有了这个心思，就私下拉关系找到了主管遣送的宦官，恳求那位宦官将她分配到赵国去。
于是，她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然而，主管此事的宦官患了健忘症，三搞两搞错把她的名册放到去代国的小分队中。名册上奏，诏令许可，满怀希望的窦猗房还被蒙在鼓里。她喜孜孜地等待宣布名单的那一刻。
该启程了，名单公布，窦猗房大惊失色，痛哭流涕，少女这一点渺小的期望被击了个粉碎。
“不要！不要！”整个后宫似乎都听到了她无助的哭声和哀告。那一天，在窦猗房的记忆中布满了阴霾。
皇命难违，一路长哭，窦猗房被送到了代国，望故乡，山高水长。
也许是她那一种落寞的神态，也许是她那一种楚楚动人的表情，也许是她绝望之后那一种平静……反正不知哪一点，代王被她深深吸引。
她不懂男女之爱，代王拉她上床的时候，“不要！不要！”她又一次大喊起来。
她的喊声刺激了代王一般，代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意。
后宫佳丽几十人，几十宠爱在一身，落落寡欢的窦猗房成了代王的最爱。很快她就为代王生下一女两男。
后来，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掌握朝政的诸吕被周勃、陈平设计诛灭，经过民主推荐，汉高祖的四儿子被确定为接班人，这个老四就是代王，被后人称为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几个月之后，公卿大臣请求立太子。因为在汉文帝的诸子中，窦姬的长子年龄最大，于是被立为太子。母以子贵，窦姬窦猗房也被立为皇后，女儿刘嫖自然也就成为了公主。第二年，窦猗房窦皇后的小儿子刘武被立为代王，不久又迁徙到梁国，这就是梁孝王。
就这样，在“不要！不要！”的背景音乐声中，窦猗房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为了太子，一个成为了梁王，女儿也成了公主，她本人呢，也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皇后，母仪天下。
一个从小备受白眼的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如同做梦一样，窦猗房成为了窦皇后。很快久违的亲情就将她包围。
皇后有个弟弟叫窦少君。少君四五岁的时候，家境贫穷，被人掠去后出卖，家里不知他被卖到了何处。又转卖了十几家，卖到宜阳。他为主人进山烧炭，晚上一百多人躺在山崖下睡觉，山崖崩塌，把睡在下边的人全都压死了，只有少君脱险，没有被压死。于是他就辗转来到长安谋生，刚到首都，就听说刚被册封的皇后姓窦，祖籍清河，禁不住勾起了他酸楚的往事。记忆中他曾和姐姐一起采桑叶，那次从树上掉下来的疼痛似乎刻在了脑海中，他把这些事作为证据，上书自陈身世。窦少君很快就被召见，他详细说明了情况，果然丝毫不差。皇后又问他还能用什么来验证，他说：“姐姐离开我西去的时候，和我在驿站宿舍里诀别，姐姐讨来米汤给我洗头，又要来食物给我吃，然后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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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不要！不要！(2)
窦后一把抱住弟弟痛哭不已，泪下如雨。
后来，汉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封窦少君为章武侯。
吴、楚七国叛乱时，窦太后堂弟的儿子窦婴领兵平叛，因有战功被封为魏其侯。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寿终正寝，与汉文帝合葬霸陵。
依据窦太后遗嘱，公主刘嫖是太后所有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刘嫖就是被“金屋”给“藏”起来的那个叫阿娇的女人。
【个性点评】
从普通到有些自卑的小宫女，再到王妃，再到皇后、皇太后，窦猗房取得了出乎自己也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成功。和别人不一样，她的成功是伴着“不要！不要！”的声音取得的。相较于别人的用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窦太后的经历可能会令所有的后宫女人艳羡到嫉妒的程度。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难道是形容窦太后的吗？


范雎：从厕所里爬出来吧，给你自由(1)
魏国人范雎，是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须贾出使齐国的时候，带上范雎一起去。齐王听说范雎辩才无碍，很想结交他，派人赐给范雎十斤黄金和肉食酒馔。范雎辞谢了。没想到须贾知道后大怒，以为范雎把魏国的情报提供给了齐王，齐王才会这么优待他。回国后，须贾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魏国的丞相魏齐。魏齐派人把范雎抓起来，大刑伺候。范雎不堪忍受，就装死。魏齐的手下以为范雎被打死了，用席子卷起来，暂时放在厕所里，准备扔掉。
魏齐命令赴宴的宾客如厕时都要向范雎身上撒尿，以杀一儆百。范雎趁没人的机会，哀求看守放了他，许诺一定重重酬谢。看守贪财，就去禀告魏齐，请求把范雎搬出厕所，埋到荒野里去。刚好魏齐喝得酩酊大醉，就答应了。范雎逃出来后，投奔了一个叫郑安平的人，郑安平把范雎藏匿了起来，更名为张禄，以躲避魏齐的追捕。
这时，秦昭王正好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假装是差役，服侍王稽。王稽时刻不忘刺探魏国的虚实，随口问郑安平：“魏国有没有贤人愿意跟我一起去秦国效力？”郑安平回答说：“我有一个同乡叫张禄，想求见您，聊聊天下大事，可是他身上有仇，不敢大白天现身。”王稽说：“那夜里你带他一起来吧。”
郑安平夜里带着范雎前来拜见，才说了几句话，王稽惊觉范雎胸怀天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当机立断，立刻和范雎约定时间，约好在饯行时必经的三亭冈会面。
到了约定的时间，魏国送行的官员们在三亭冈与王稽饯行。王稽辞别后，经过范雎的藏身之处，赶紧把他藏进车里，很快就到了秦国国境。经过湖邑时，远远地望见远处来了一队豪华的车骑。范雎问王稽是谁，王稽说是秦国的丞相穰侯照例巡视。范雎说：“听说穰侯专权，而且非常讨厌别国的人士投奔秦国，他要是看见我非得折辱我一番不可，我得藏起来。”
过了一会儿，穰侯到了跟前，向王稽道过辛苦，又问：“你该不会带着什么说客一起回来了吧？那种人有害无益，只会凭借一张三寸不烂之舌给国家添乱。”王稽赶紧回答说：“不敢不敢！”穰侯走了之后，范雎说：“听说穰侯足智多谋，而且又多疑，刚才就怀疑车里有人，可是忘记搜查了，待会儿肯定会回来搜查的。”于是范雎弃车步行，边走边嘟嘟囔囔：“穰侯啊，今天你这样对待我，以后会后悔的！”
走了十多里地，王稽从后面追赶上来，告诉范雎，不出他所料，穰侯果然回头来搜查，看到车上没人才罢休。
回到咸阳，王稽觐见秦王，报功说：“魏国有一个张禄先生被我请来了，他是著名的辩士，曾经对我说：秦国现如今危如累卵，得到我才会安全。希望大王您接见他，和他面谈。”战国时期，辩士很受欢迎，因此有许多骗子假借辩士的名头到处招眼撞骗，秦王肯定早就听够了这种大言不惭、危言耸听的话，根本没当回事，只把范雎安顿在旅馆里，一日三餐只供应最低等的饭食。如此过了一年多。
当此时，秦国国事强盛，在南面，夺取了楚国的重镇鄢和郢；在东面，攻破了齐国；还数次围攻韩、赵、魏三国。因此秦昭王非常自负，对天下的辩士一概嗤之以鼻。
穰侯和华阳君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昭王的舅舅；泾阳君和高陵君都是昭王一母同胞的弟弟。穰侯是丞相，那三个人都官拜将军，都有封地，依靠着宣太后的权势，这四个人的私有财产竟然超过了国库！昭王早就心怀不满，碍于太后的面子不好说什么，这时范雎看准了昭王的心病，上书说：“家资殷实的，肯定是取之于国；国家殷实的，肯定是取之于别的诸侯国。如果诸侯豪富，毫无疑问是侵削国家的利益而中饱个人的私囊。我想跟大王您说的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您为什么不愿接见我呢？”
昭王一看这封书信，大喜，赶紧召范雎前来。
昭王在离宫召见范雎。范雎去得早，到了宫门口，假装不知道内宫的通道就往里闯，刚好这时昭王走了进来，宦官很生气，使劲把范雎往外赶，一边赶一边说：“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大叫大嚷：“秦国哪来的什么秦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想用这个办法让昭王醒悟。昭王看见这种情形，赶紧上前迎接范雎，再次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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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从厕所里爬出来吧，给你自由(2)
正式会见开始，昭王屏退左右，长跪三次向范雎请教，范雎连续拒绝了三次。这种你进我退的仪式做够了，范雎才鼓动如簧之舌，搬出周文王礼遇姜太公等著名事例数落了一番昭王，意思无非就是“以前你为什么不待见我，我好委屈啊”。昭王赶紧又谢罪。
范雎向昭王献的计策，无非仍是合纵连横那老一套，即拉一个打一个，如此这般，最终把别的诸侯国全部吞并。而且范雎又趁机中伤穰侯，说穰侯对秦国不忠。昭王于是拜范雎为客卿，对范雎言听计从，果然大见成效。
几年后，范雎又给昭王支招儿，说太后、穰侯一家会对昭王的帝位造成威胁，昭王于是废太后，把穰侯、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都驱逐出关外，拜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因为秦国在诸侯国中最强大，范雎至此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不过，这时他的名字仍然叫张禄。
魏国听说秦国即将征伐韩、魏，派须贾出使秦国。范雎故意衣衫不整地单身前往须贾的住处拜见须贾。须贾乍见范雎，大惊，问：“原来你还没死啊？”范雎回答：“是的，我还活着。”须贾问：“你在秦国做说客吗？”范雎回答：“没有啊，以前我得罪了丞相魏齐，逃亡到了这里，哪有资格做说客啊！”须贾又问：“那你现在在做什么？”范雎回答：“替人打工，给人家当差役使唤。”须贾听了很怜悯范雎，留他吃饭，送给他一件自己的粗袍，叹息着说：“唉，你竟然穷到了这个份上。”
须贾又问：“听说秦王很信任丞相张禄先生，天下大事都听他的，我这次来的使命都取决于他，可是我没有门路拜见，你交往的人里有认识他的吗？”范雎回答：“我家主人跟他很熟，就是我也能够求见他，我帮你安排吧。”
范雎回去后，套好四匹马拉的豪华大车，亲自替须贾赶车，前往丞相府。须贾发现府中的工作人员一看见范雎就恭敬地躲避，很奇怪。到了丞相的办公室门口，范雎对须贾说：“你先等一会儿，我去禀报丞相。”须贾在车里等了很久很久，还没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人：“范雎怎么还不出来？他在干吗呢？”看门人回答说：“哪里有什么姓范的？”须贾说：“刚才赶着车带我进来的那个人啊。”看门人回答说：“他哪是什么姓范的，他就是我们的张丞相！”
须贾一听，大惊失色，自知被范雎诓骗了进来，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跪在地上，央求看门人替自己向范雎谢罪。
范雎登堂升帐，把大堂布置得十分的豪华，帐幔都用丝绣的，招来大批侍从，派头摆足之后，才召须贾进来。须贾一进门就口称死罪：“没想到您能青云直上，须贾我有眼无珠，从此不敢才读书做事。我犯了该下锅煮的大罪，要死要活全凭您一句话！”
范雎说：“你有三宗罪。我范家的祖坟都在魏国，你却诬陷我有二心，向魏齐进谗言，这是第一宗罪。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糟践，你却不阻止，这是第二宗罪。你们喝醉后竟然忍心往我身上撒尿，这是第三宗罪。论罪死有余辜，不过你送给我你的粗袍子，还算有故人之情，权且饶了你吧。”
范雎为须贾饯行，大摆筵席，把所有诸侯的使节都请来，坐堂上，独独让须贾一个人坐堂下，在他面前摆放了一堆喂马的饲料，派两个受鲸刑（脸上刺字涂墨）的犯人夹持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一边喂范雎一边威胁说：“赶快滚回去告诉魏王，让他交出魏齐的头来！否则我将屠尽魏国的首都大梁！”魏齐闻讯赶紧逃到了赵国，后来自杀，赵王把他的头献给了秦国。
报复羞辱了须贾之后，范雎举荐王稽为河东守，举荐郑安平为将军，然后散尽家财，报答所有那些处于困境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正所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个性点评】
看范雎报复须贾的全过程，会发现范雎真是个做戏的天才，如果搁在今天，范雎一定可以胜任全中国演技最佳的男影星。陈凯歌当年拍摄《荆轲刺秦王》的主角应该由范雎出演，秦相范雎刺杀秦王，一定好看煞人！


樊哙：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吃肘子？(1)
项羽何许人也？那是响当当的西楚霸王，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
樊哙何许人也？一个杀狗的屠夫，因为和刘邦是老乡，跟随刘邦四处征战，才得以参加著名的“鸿门宴”。不过樊哙没有资格入宴，只能站在营外守卫。
这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在鸿门宴上碰撞出了一幕好戏。
项羽在戏下（今陕西临潼东北）摆下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
此时的形势是：项羽亲率4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鸿门；而刘邦只有10万人马，驻扎在霸上（今西安东），居于下风。此前刘邦已经率先攻破咸阳，以“关中王”自居，丝毫不把项羽放在眼中。项羽的谋士范增劝说项羽要得天下，必须先灭掉刘邦。
就在项羽准备向刘邦进攻的前夜，项羽的叔叔项伯连夜赶往刘邦营中，因为他和刘邦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要带张良离开刘邦大营。张良不愿抛弃刘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张良出主意让他面见项伯，申说不敢背叛项羽，要项伯在项羽面前替他说话。项伯答应了刘邦，请刘邦第二天早上亲自去向项羽谢罪。
第二天一早，刘邦就来到鸿门，向项羽谢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项羽和项伯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坐。这就是鸿门宴诸人的座次格局。范增举起自己佩戴的玉玦，数次示意项羽下决心杀掉刘邦，项羽沉默不语。范增走出去召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心软，你以祝酒的名义进帐，伺机杀掉刘邦。刘邦不死，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成为他的俘虏。”项庄进帐祝酒。祝酒已毕，说：“大家都在喝闷酒，也没有音乐相伴，我来舞剑给大家助兴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承诺过刘邦，于是也拔剑起舞，时时用身体遮挡住刘邦，项庄因此无法击杀刘邦。
张良眼看事态紧急，赶忙出营。樊哙一听，立刻带剑拥盾进帐。把守帐门的卫士阻挡，樊哙侧过盾牌一撞，卫士仆地。樊哙闯进大帐，撩开帷帐，向西而立，瞪圆了眼睛直视着项羽，头发根根竖起，眼角都裂开了。项羽一见之下，手按在剑柄上，坐直身子，问道：“这是谁？”张良回答说：“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羽说：“真乃壮士！赐他一卮酒！”一卮酒约四升。侍者递给樊哙一大卮酒。樊哙拜谢，一饮而尽。项羽又说：“赐给他一只肘子！”侍者递给他一只整猪肘。樊哙把盾牌倒伏于地，把猪肘放在上面，拔剑边切边吃。项羽说：“真乃壮士！还能再喝吗？”樊哙回答说：“我死都不怕，一卮酒算得了什么！沛公先破秦入咸阳，一草一木都不敢动，专待大王您前来。如此劳苦功高，您却听信谗言，想杀沛公，和暴秦又有什么两样！”
项羽不答话，只是说：“请坐。”樊哙挨着张良坐下。
过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召樊哙出。项羽让人叫刘邦回去，刘邦问樊哙：“我没有辞别就出来了，现在怎么办？”樊哙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辞别什么呀，赶紧走吧！”刘邦顾不得准备车子，遂单身独骑，樊哙等人步行在后，间道回到营中。
这一次鸿门宴，如果不是樊哙闯进大帐，当面责备项羽，估计刘邦性命难保。
汉定天下，樊哙被封为舞阳侯，娶吕后的妹妹吕须为妻，和刘邦做了连襟。
大将鲸布造反时，刘邦病得正重，不愿意见人，躺卧在宫中，令守门人不得放进群臣。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不敢进去禀告鲸布造反的事。就这样过了十几天，樊哙终于忍不住了，排闼直入，推开宫门就进去了，群臣都跟在后面，眼见刘邦正枕着一个宠爱的宦官睡觉呢。樊哙流着泪说：“想当年陛下和我们一起从丰沛起兵，百战而定天下，何其壮哉！而今天下已定，陛下您又是何其惫懒！陛下您重病在身，群臣都惶惶不安，您不见群臣商议国家大事，难道独独和一个宦官诀别吗？难道陛下忘了赵高的故事了吗？”
刘邦听了大笑，遂起身。
其后卢绾造反，刘邦命樊哙任相国，去镇压卢绾。这时刘邦的病越发严重了。樊哙在外，有人造谣说樊哙和吕后一族结党营私，一俟刘邦驾崩，樊哙就会马上起兵诛杀刘邦最心爱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这个谣言击中了刘邦的心病，刘邦勃然大怒，派陈平用车载着绛侯周勃火速赶去取代樊哙，密令陈平就在军中斩了樊哙。陈平非常畏惧吕后，不敢擅杀吕后的妹夫樊哙，只是把樊哙抓起来，送回长安。


樊哙：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吃肘子？(2)
樊哙运气真好，刚刚被押回长安，恰恰刘邦驾崩，吕后自然放了樊哙，官复原职。
【个性点评】
英雄相见，惺惺相惜。项羽和樊哙都是壮士，因此一见之下，项羽就非常喜爱樊哙，赐酒赐肉。可以说鸿门宴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刻就是樊哙闯进大帐后演出的这幕好戏。假如樊哙不是刘邦的老乡，假如樊哙没有跟随刘邦而是跟随了项羽，这两个壮士携手，不知还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好戏上演。樊哙后来虽然封侯，恩宠非常，但是当他看见流氓出身的刘邦不思进取，整天和宦官鬼混的惫懒样子时，不知是否有过一丝后悔。尤其是和刘邦相比，项羽身上的勃勃英气和霸气，难道从来没有打动过同为壮士的樊哙吗？
历史当然不容假设，可是幻想着两个壮士之间的碰撞，是一件多么让人心潮澎湃的赏心乐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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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失去西施之后怎么活？(1)
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献给吴王夫差的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史记》中并没有任何记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东西：“鸱夷”。鸱夷，就是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越王勾践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惟一的记载是东汉《越绝书》：“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像童话中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可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范蠡的结局却与同泛五湖的传说迥然不同：“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请注意，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鸱夷”这种奇怪的东西！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鸱夷沉江之后，因此毫无疑问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台湾小说家高阳如此解释范蠡自称“鸱夷子皮”的缘故：
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高阳《清官册》）
这两种说法都错了。前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齐国请范蠡做相的时候，范蠡拒绝的原因。既然“君子用行舍藏”，齐国请他做相，正是君子“用”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还要“藏”起来呢？后者直以范蠡自为越王罪臣，就更离谱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藏良弓和烹走狗的人不仁义，并非“良弓”和“走狗”有罪在前。况且范蠡本非越人，乃是楚人，本来就是四海游荡，辅佐越王只不过是想成名立业，试一试自家本领如何，功成身退，再继续游荡四海，何罪之有？
历史学家们闭目塞听，不愿深究范蠡何以自况“鸱夷子皮”的真正原因，也许仍然是“成王败寇”的心理惯性使然，因为西施之死揭破了帝王霸业之后的肮脏秘密；可是他们也错过了考证出西施和范蠡相爱的铁证的光荣。
西施死后，范蠡心如死灰，一霎间消灭了所有的雄心壮志。要复仇吗？西施已不能复生。况且越王有恃无恐，灭吴的强大军队还等着称霸天下呢。
范蠡出走，万念俱灰，浮舟临江，自号“鸱夷子皮”，自此之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想到以后的生计，苟活的余生，范蠡喟然而叹曰：“计然献了七条计策，越国仅仅用了其中的五条就打败了吴国。既然用来治国很有效，我要用这七条计策来治家。”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辛文子，是晋国逃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相者”。范蠡用计然传授的方法，到山东定陶去经商，因为他认为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与四方的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起来十分便利。范蠡的方法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但是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是苛求他人。他认为善于经营致富的关键是：能够任用贤人，懂得把握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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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失去西施之后怎么活？(2)
在十九年的时间里，范蠡三次赚了千金之财，两次都散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到了晚年，范蠡精力衰竭，把产业委托给了子孙，变成了家族式的企业。子孙们继承了他的产业，继续滚雪球式的发展，终于有了家财巨万。
范蠡化悲痛为力量，把失去西施的悲痛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成了千万富翁，以致今天的生意人都供奉着陶朱公的牌位和画像。
【个性点评】
范蠡正当事业顶峰的时候，因为西施之死而激流勇退，转向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发展。俗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范蠡反其道而用之，“烹小鲜若治大国”，终于成了中国第一个千万富翁。
范蠡的致富方式在今天看来毫不出奇，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那是四处征战，交相攻伐的春秋战国啊！今天的致富方式虽然层出不穷，归根到底，无非也就是范蠡制定的规则的变种而已。
这个千万富翁行事奇特，他可不像今天的千万富翁们一样，要么紧紧捂着钱袋，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要么出手豪阔，专捡奢侈品买，目的就是为了炫富。范蠡两次散尽家财，救助穷朋友和远房兄弟，这种对待财富的散淡态度，这种仗义疏财的义举，不仅照亮了两千年中国史，也照出了今天富翁们狭小的器局。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照出了富翁们皮袍下面的“小”来。


冯唐：年龄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出名的理由(1)
在很多人看来，冯唐的出名出得一点道理都没有。
冯唐的祖父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大概在今天河北邯郸一带），到冯唐父亲这一代，他们家移居到了代地（大概河北蔚县一带），汉朝建立后，他们家又迁到安陵（陕西咸阳一带）。他们就这样迁来迁去，似乎在哪里都不能久居。
汉朝提倡以孝治国，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有可能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公务员，于是，天下平白无故地多了大量孝子。冯唐本人虽然乏善可陈，但他在大家眼里是个孝顺孩子，既然以孝行著称于当时，后来就被举荐做了中郎署长，侍奉汉文帝。中郎是皇帝的侍从人员，中郎署长则是中郎的长官，这个官职层次较低，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股长、科长一类。
冯唐一直在那里尽心地工作，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冯唐已是两鬓飘霜。我们知道，汉文帝很亲民，一次，汉文帝乘车经过冯唐任职的官署，看到垂垂老矣的冯唐，就好奇地问：“老人家怎么还在做科长？你的老家在哪里？”冯唐规规矩矩地做了回答。
一个地名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代”。汉文帝是高祖的四子，早年被封到了代国，曾在那里生活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本来皇帝根本没有他的份，谁知诸吕作乱，陈平、周勃他们忍无可忍，最终将诸吕铲除，夺回了汉家的江山。鉴于吕后为害天下的教训，陈平、周勃在选择皇帝的人选之时增加了一个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新任的皇帝，其母族和妻族都不能过于强大。一来二去，反复筛选，在汉高祖诸子之中就只剩下代王了。因为他的母亲薄氏和妻子窦氏都出身贫寒，她们身后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势力。有了这样的条件，作为代王的他就被接到了京城，在山呼万岁声中登上了皇位。虽然做了皇帝，但代国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乍一听人提起，禁不住回忆起了从前的一切。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汉文帝不禁来了兴致，“老乡见老乡”嘛。
一个人名就这样被汉文帝提了起来：“你听说过李齐这个名字吗？当年我在代地的时候屡次听人说起这个人，说他如何如何有才干，如何如何出类拔萃，在钜鹿之战中表现又是如何如何神勇……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名我依然念念不忘，他几乎成了我思念代地的一个信物，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飘来荡去。老人家，您的老家也在代地，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汉文帝说得兴趣盎然，冯唐的回答却平淡至极：“唉，据我所知，您说的这个李齐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和廉颇、李牧等人比起来，他只能算是个无足挂齿的小不点。”看到自己的偶像被眼前这个老头贬得一文不值，汉文帝惊讶地说：“凭什么这样说呢？证据！证据！”冯唐接着说：“我的祖父在赵国时，担任过统率士兵的职务，和李牧有很好的交情。我父亲从前做过代相，和赵将李齐也过从甚密，所以知道他们的为人。”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述说，非常高兴，喃喃自语道：“可惜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人做将领，如果有这样的将领，我难道还忧虑匈奴吗？”冯唐的回答更加出人意外：“恕我直言，陛下您即使得到廉颇、李牧，我想您也不会任用他们。”
亲民的汉文帝终于受不了了：我屈尊和你这个糟老头谈心，是为了让史官写花边新闻用的，你他妈倒好，反而当众教育起我来了，给你四两颜色你居然想开染坊！汉文帝大怒，愤然回宫。过了好久，估计是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就让人把冯唐叫了过去，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当众侮辱我？难道就不能私下告诉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也该冯唐老儿走运，过了不久，匈奴人大举侵犯，势不可挡，局势令人忧虑。病急乱投医，一念之间，他突然想起了那个不会说话的冯唐，就派人把他叫来追问：“当初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那样的高水平将领呢？能给我个理由吗？”终于抓住了说话的机会，这可是冯唐早就考虑好的问题。冯唐说：“据说古时君王派遣将军出征时，会跪下来亲自为远征的将军推车毂，边推边说，国门以内的事我决断，国门以外的事，由将军您裁定。有了这样的信任，在外的将军才会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我的祖父说，李牧在赵国边境统率军队时，把征收的税金自行用来犒赏部下，朝廷从来不干预。因此李牧才能够在北面驱逐单于，在西面抑制强秦，在南面支援韩魏。而眼下呢，我听说魏尚做云中守，他把军市上的税金全部用来犒赏士兵，还经常拿出个人的钱财，宴请手下，因而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匈奴人闻风丧胆，远远躲开，再也不敢靠近云中郡的边关要塞。但是，前一段云中郡郡守魏尚仅仅犯了错报多杀敌六人的小罪过，陛下您就把他交给法官，削夺他的爵位，判处一年的刑期。因此，我断定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也无法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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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年龄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出名的理由(2)
终于有人指出了对付匈奴的办法，汉文帝大为高兴，当天就让冯唐拿着汉节出使前去赦免魏尚，重新让他担任云中郡郡守，并任命冯唐做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国的车战之士。
汉景帝即位后，冯唐被外放到楚国做丞相，也许是水平不高吧，不久他就被免职。
【个性点评】
我第一次知道冯唐这个名字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夏天的黄昏，伴着满天彩霞，我坐在黄河古道的破船上诵读《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年少的我已经可以粗略地感受其中动人的美。相对来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就显得有些生涩了，我对照着注释，最后还是没有彻底弄明白为何“冯唐易老”。从此，“冯唐”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古怪的典故。后来读到苏东坡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之时，因为依然不求甚解，我再次与冯唐糊糊涂涂遭遇，模模糊糊感觉到，冯唐一定是个大人物，不然为何会被那么多优秀的作家提起。
后来才知道冯唐的故事。他的故事平淡无奇，在我看来，其中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如果说冯唐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出彩之处的话，那就是冯唐的犯颜直谏，犯颜直谏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仅仅如此，和年龄无关。
冯唐的故事后来被人误读，最出名的误读就是王勃。他的一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将冯唐的形象引入歧途。其实，“李广难封”和“冯唐易老”根本不是一回事，“李广难封”是造化弄人，“冯唐易老”仅仅自然规律，“难封”的李广最后自杀，“易老”的冯唐却照样弄得汉文帝下不来台。写那篇文章时，王勃还小，他把冯唐故事的精髓归为“人生易老”，显然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年不知愁滋味”嘛，可以原谅。
苏轼毕竟是大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用典就极为贴切。那时苏轼尚以有罪之身被贬他乡，因此，他盼望朝中有人能像冯唐一样犯颜直谏，他更盼望皇帝能有汉文帝的雅量，早一天派人来为自己昭雪。
所以，年龄不是冯唐出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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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渐离：你死了，秦始皇交给我吧(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此时距荆轲刺秦王失败已经六年。六年来，秦始皇始终难以忘怀这件事，于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燕太子丹的门客和荆轲的朋友。这些人纷纷逃亡。
荆轲的朋友高渐离为躲避秦王的追杀，改换姓名，受雇于人做杂役。主人家堂上常常有客人击筑，高渐离彷徨不能离去，每每指摘说哪儿好哪儿不好。主人听说后，召高渐离上堂击筑，满座称善。
高渐离想，久隐贫贱之日没有尽头，于是退下，拿出匣中的筑，穿上见客的好衣服，更换容貌上堂。举座皆惊，纷纷用平等的礼节迎接他，奉为上客。高渐离击筑而歌，满座宾客无不流泪而去。
这一次现身，使高渐离恢复了以往的名声，成为上流社会争相延请的上客。名声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秦始皇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明知道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是一个漏网的危险分子，还是把他召到了身边。
为了随时能听到高渐离的筑声，秦始皇弄瞎了高渐离的眼睛，让他随侍身边。稍稍离秦始皇近一点，高渐离筑中置铅，再近一点的时候，高渐离举起灌满铅的沉重的筑扑向了秦始皇。像荆轲一样，盲眼的高渐离并没有能扑杀秦始皇。高渐离隐忍数年，就是为了今日这毫无把握的一击。
引荐荆轲的田光先生曾经评价荆轲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不知道满目黑暗的高渐离，当他举筑扑向秦始皇的一瞬间，是哪一种勇敢之人？
荆轲是卫国人（今河南濮阳一带），高渐离则是地地道道的燕国人（今北京西南一带）。二人的友谊是从荆轲游荡到燕国之后发展起来的。
高渐离是一个杀狗的屠夫，善击筑。筑是一种自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的乐器，1993年长沙渔阳墓重新出土，木质五弦。《汉书?高帝纪》中有关于筑的形制的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其音悲亢激越，恰恰符合荆轲和高渐离出没于燕市之中的心境：“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二人友谊的第二次记载是易水岸边的筑、歌合奏。
荆轲出发前往秦国行刺秦始皇，燕太子丹及其宾客在易水之畔为荆轲送行：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这就是著名的易水送别。像燕市之上一样，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变徵之声撼动了每个送行者的身世之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更是令人血脉贲张。
荆轲的行刺，在六名刺客之中，规模最大，成本最高，准备最周密，牵涉的人数最多，然而最终没有成功。
易水送别之前，荆轲和燕太子丹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荆轲在等一个同行的人，因此迟迟不出发。太子丹很着急，而且怀疑荆轲是不是变卦了，于是请求先派秦舞阳入秦。面对太子丹这种明显的不信任态度，荆轲大怒，在斥责了太子丹一顿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秦朝的森严大殿之上，荆轲被秦始皇击伤之后，笑骂着为行动的失败自辩道：“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句临死之前最后的自辩，证明荆轲像以往所有的刺客一样，仍然是为了“报”，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只不过和以往的刺客相比，荆轲的心机更深：活捉秦始皇，劫为人质之后，逼迫秦始皇和燕国订立互不侵犯的契约。从本质上来说，荆轲并没有超越以往刺客的水平。
只有到了高渐离替荆轲复仇的时刻，刺客，才展现了它最深沉的内涵。高渐离只是燕国的一个狗屠，从头至尾也没有参与到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事情中来，他和整个刺秦事件的关系，只是在易水送别的时候，用筑给荆轲伴奏而已。燕太子丹于他无恩，秦始皇于他无仇，他只是一名旁观者。
然而，这名旁观者，却是荆轲的音乐“知己”。燕市之上的酒酣合歌，不需要言辞的诉说就已经灵犀相通。与其说荆轲和高渐离燕市之上旁若无人的相泣是因为因不合潮流而苦恼，是怀才不遇的发泄，毋宁说是出于人性的自然表露，对人生无常的悲婉和慨叹。在这种人性的自然表露中，两人借助音乐和酒肉结成了“知己”。这是真正的“知己”：地位平等，心有灵犀。


高渐离：你死了，秦始皇交给我吧(2)
因此，只有到了高渐离，他的行刺才彻底成了和权势者，和“知遇之恩”毫无关系的一种行动，它不为权势者所用，它只对真正的朋友和“知己”效忠。这一行为也超越了刺客惯常的“义”的范畴，还原为一种最简单的友谊。是的，它仅仅只是一种动人的友谊。
【个性点评】
在司马迁记载的刺客中，高渐离是最奇怪的一个刺客。只有他的行刺没有直接的动因。
你看司马迁记载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每个人都是为了一个权贵才去行刺的，只有高渐离，因为和荆轲的知己关系，在荆轲死后，才执著地继续行刺秦始皇。这样的朋友，别说在中国古代少见，到了今天，更是凤毛麟角，或者说一个都没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多么张扬人性的时代，又是一个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的时代啊！连那时候的人喜爱的乐器都是那么奇特。如果生在春秋战国，我一定要去学习筑这种既可奏乐又可杀人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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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叟：一个党性最强的瞎老头儿(1)
瞽是盲，叟是老头儿，瞽叟就是瞎老头儿。上古的时候，中国人起名字多么简单，一个瞎眼的老头儿干脆就直接叫瞽叟。这个优秀的传统直到现在还被日本人继承：生在河边就叫渡边，生在松树下就叫松下，生在泉水边的大儿子就叫小泉纯一郎。现代中国人反而抛弃了这个美好的传统，取名也紧跟形势：文革，跃进，红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流行的名字。
瞽叟是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亲爹。舜还有一个名字叫重华。重华就是眼睛里面有两个瞳仁的意思。这个家庭真是太奇怪了，当爹的眼睛瞎了，做儿子的却每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舜的母亲早死，瞽叟就给舜娶了一房后妈。瞽叟和舜的后妈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象。象等于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个重新组成的家庭里，舜的地位最低。象桀骜不驯，后妈理所当然不喜欢舜，十分嚣张，而舜的亲爹瞽叟呢，更绝，他讨厌舜到了日日夜夜想把舜杀掉的地步！
舜的性格很温和，即使在遭一家人厌弃的情况下，他还是谨守孝悌之道，对后妈和弟弟也很够意思。只是每天都得警惕着被亲爹谋杀，也真够累的。
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成就了舜的大名，二十岁就以孝闻名天下。他在历山耕作的时候，历山的农民本来相互之间常常侵占土地，为此发生过无数次械斗，舜去了不到一年的工夫，历山的农民不仅让给了舜很多田地，而且相互之间也不再侵地，大家和和睦睦的，一心只顾发展农业生产。在雷泽打鱼的时候，雷泽的渔夫们也互相礼让，不再争夺最佳的捕鱼位置了。去黄河边制作陶器的时候，黄河边就不再出产假冒伪劣的陶器了。去夏地跑买卖的时候，夏地的商人们也都不再缺斤少两，而是童叟无欺。这都是出于舜巨大的道德感染力，甚至不管舜居住在哪里，大家都纷纷慕名前去和他作邻居，以至于一年就成了一个村子，两年就成了一个镇子，三年就成了一个大都市。
舜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最高领导人尧的耳朵里。尧的年龄这时已经很大了，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尧的儿子丹朱顽劣，尧不想把全国人民交到他手里受罪，于是大臣们就推荐了舜。出于慎重起见，尧对舜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考核。考核的方式很奇特，尧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去给舜当助手，同时赐给舜几件细葛布的衣服，一架古琴，还给舜盖了粮仓，送给舜许多牛羊。总之，一切都按照未来接班人的待遇来培养。
按说父以子贵，儿子如果顺利接班，父亲就是当仁不让的太上皇了，瞽叟应该善待儿子，即使没有能力帮助他，起码也不能添乱，造成家庭矛盾，家丑外扬毕竟也会影响到舜的形象啊。可是瞽叟这个父亲太奇怪了，他竟然寻找一切机会要追杀舜！
有一次，瞽叟借口谷仓的房顶需要修补，让舜登上房顶，自己和象在下面递湿泥。瞽叟事先偷偷地围着谷仓堆满了干草，这时就纵火烧房。眼看火苗快舔到了脚底板，舜急中生智，挟着两个又大又宽的宽边斗笠，像鸟儿张开了两只翅膀，从高高的谷仓顶上飞了下来，一落地马不停蹄地就逃开了，躲过了一劫。一计不成，瞽叟又生一计。这次是让舜去挖井，等他挖得够深的时候，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想对舜实行活埋战术。没想到舜早有准备，事先在井的侧壁挖通了一条通向外边的暗道，这时感觉到泥土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赶紧钻进暗道逃跑了，又躲过了一劫。
瞽叟和象把井填满后，以为舜已经被活埋了，手舞足蹈地庆祝起来。象说：“瞎爹啊，当初是我想出来的这个主意，论功行赏，舜的好东西都得归我。”瞽叟和后妻没办法，只好和象分家。象把谷仓和牛羊给了父母，自己搬进了舜的家里，把娥皇、女英两个嫂子据为己有。舜在外面躲了一会儿，偷偷潜进家里，进门就发现象正在大大咧咧地弹那把古琴。舜不动声色地走到象面前，象一看舜居然没有死，大吃一惊，尴尬地说：“哥哥啊，我好想好想你啊，想到你死了就闷闷不乐，只好弹琴排遣。”舜讽刺地说：“是吗？你可真够兄弟呀！”
即使九死一生，舜还是饶恕了父亲和弟弟，待他们像平常一样。
考核了几年，尧对舜很满意，在舜递交的述职报告上批示道：“舜的两个老婆虽然贵为公主，却被舜调教得毫无骄傲之色，上敬公婆，下敬兄弟，很守妇道；我的九个儿子也和舜相亲相爱，从来没有红过脸。第一步考核通过了，封舜为皇太子。”


瞽叟：一个党性最强的瞎老头儿(2)
第二步考核可就比第一步难多了。当时天下有四个非常凶恶的###，都是前国家领导人的高干子弟。一个叫浑沌，到处结交盗贼，组织了最大的黑社会，行凶作恶，杀人如麻。一个叫穷奇，喜欢散布谣言，诬陷忠良。一个叫梼杌，独断专行，谁的话都不听。一个叫饕餮，嘴馋，是个美食家，每顿都得吃香的喝辣的，入不敷出就去打家劫舍。这四个人被称为四凶，因为有父辈当保护伞，谁都奈何不了他们。尧就把除掉四凶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舜。舜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不是凶吗，我就把你们流放到四千里外的边远地区，让你们去抵御人面兽身、四只脚的魑魅，让你们比一比谁厉害！
第三步考核更难，尧专门挑选暴风雨的天气，派舜一个人穿越荒山野岭和原始森林去出差。每一次舜都没有迷路耽误公事。
这三步考核下来，尧对舜非常满意，于是从皇太子晋升为摄政王，尧则退居二线。八年后尧驾崩，舜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
【个性点评】
我觉得瞽叟虽然是个瞎眼老头儿，可是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党性之强，无出其右。因为讨厌舜，即使放着荣华富贵和太上皇的宝座也绝不动心，一定要对舜斩尽杀绝。一个父亲，敢于杀儿子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敢于杀儿子，哪怕这个儿子是现任最高领导人的驸马，未来的党政一把手。毫无疑问，瞽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和世俗之见的人。对这样永远都不放弃原则的父亲，连被追杀的儿子都肃然起敬，所以舜从来不敢弑父，相反，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追杀之后，舜依然一生都对瞽叟保持着足够的尊敬。


灌夫：可以喝醉，但不能乱说(1)
饮者分为三品：敢饮，能饮，善饮。
敢饮者，视酒如无物，大杯喝酒，一饮倾城，至于能否完身而返，则不在其思考范围之内。该品纯以意气取胜，我将之列为下品。能饮者，酒量深不可测，举杯气吞八荒，饮则观者失色。该品以量大取胜，为天赋使然，故我将之列为中品。善饮者则是敢饮与能饮的绝佳结合，亦“敢”亦“能”，攻防皆备，既有战略又有战术，能将饮酒之快乐推演到无以复加的境界，因之无往而不胜，故我将之列为上品。
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习惯于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如果仅仅是浇浇块垒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有些人习惯于使酒骂座，不喝酒时是谦谦君子，半斤酒后则成泼皮牛二，这完全是把酒当成可以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致使每一次喝酒都成了一次有意无意的骂阵。这类将饮酒引向歧途的行为，堪称下下品，当为饮者和饮品的耻辱，是饮者和饮品的双重公敌。但这类全然不知饮酒乐趣为何物的“下下品”却史不绝书，譬如灌夫就是一个无耻的例子。
灌夫是颍阴人。灌夫的父亲本姓张，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因为受到灌婴的赏识，便被推荐做了二千石级的官。一不做二不休，灌夫的父亲后来干脆将自己的张姓改作了灌姓，摇身一变从张孟变成了灌孟。吴楚叛乱时，灌孟战死，灌夫逞匹夫之勇率属下十多个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驰入吴军营中，一直到达吴军的将旗之下，杀死杀伤了反叛的吴军几十人。最后，虽然他所带去的部下悉数战死，他本人也身受重创十多处，但仍保住了一条性命。灌夫从此扬名天下，后来被皇上任命为中郎将。汉景帝时，灌夫官至代国国相。汉武帝即位后，灌夫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淮阳太守，后来又被内调为太仆。
至此，灌夫一直一帆风顺。第一次小坎坷出现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当时，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酒醉的他开始痛打窦甫。这窦甫可是大有来头，是汉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窦太后的兄弟。为了保护灌夫不被太后杀掉，皇上只好先行出手，让灌夫去燕国任国相。几年以后，灌夫故态复萌，犯法丢官，灰溜溜回到长安，从此退居二线，每天喝酒骂人，充大瓣蒜。
因为没有了过多的政治追求，灌夫开始多管闲事，专门结交杰出人士或巨奸大贪，他自己的私人存款很快就达到了几千万钱。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作福作威，横行霸道，气焰熏天，炙手可热。
然而，闲居在家的灌夫虽然富有，但却没有政治地位，在朝廷上的影响也就日渐式微。
和灌夫同样有日暮西山之感的是魏其侯窦婴。他的父亲和汉文帝的窦皇后是堂兄妹，到武帝时期，曾做过相国的他自然不会受到任何重用。于是整天也是一副不满一切的样子。就这样，他和灌夫走到了一起。他想依靠灌夫去报复那些平日仰慕自己，失势后又抛弃了自己的人，而灌夫想的是依靠窦婴尚在的影响力去结交列侯和皇族以抬高自己的名声。两人互相需要，很快一拍即合，深感相见恨晚。
有一天，灌夫拜访当朝丞相武安侯田蚡，田信口开河，说自己有心去看望一下离休干部窦婴。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窦婴和田蚡向来分列两个阵营，窦婴属于太皇太后窦氏一系，而田蚡则属于皇太后王氏的心腹。田蚡政治上的成长伴随的就是窦婴的失败，因此，田蚡要拜访窦婴无疑是件大事。
灌夫为了拉拢感情，使窦婴与田蚡接近，竟然不顾丧服在身而毅然陪侍。窦婴夫妇为了迎接灸手可热的田蚡亦是全力以赴，通宵达旦地布置家宴。谁知田蚡根本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竟然忘得干干净净，约定的时间已到，田蚡尚高卧不起。灌夫只好屈尊亲去求请，田蚡这才满不在乎地过来赴宴。一路上慢腾腾，席间又傲慢无礼，使灌夫恼羞成怒。于是，不敢硬着对抗的灌夫只好借酒撒泼，多次用言语冲撞田蚡，把窦婴弄得里外不是人。
很快有一次机会来了。那年夏天，田蚡要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后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本来灌夫既非列侯又非皇族完全可以不去，但经不住窦婴的邀请还是前往。


灌夫：可以喝醉，但不能乱说(2)
眼见世态炎凉，灌夫怒火中烧，再次开始借酒发挥。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田蚡时，田拒绝喝满杯，酒后的灌夫一点客气都没有，要求田必须全部喝下，然而田蚡坚持不喝，灌夫只好另找他人出气。
敬酒敬到临汝侯，临汝侯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便骂临汝侯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女孩子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说话！”武安侯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此时大义凛然：“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客人们见状不妙，纷纷起身，假装去卫生间，渐渐离去。
田蚡恼羞成怒，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籍福起身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不肯道歉。武安侯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请上书皇帝和太后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
于是，灌夫被囚禁在特别监狱里，以前的许多丑闻也被揭出，田蚡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感到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也不能使灌夫获释。
这一事件愈演愈烈，最后演化成了窦婴和田蚡的斗法。
窦婴为了彻底击败田蚡，只好剑走偏锋，在皇帝面前大肆攻击丞相田蚡的短处，以求围魏救赵。田蚡则反唇相讥：我的爱好无非是声色犬马，而你窦婴和灌夫之流却喜欢招集天下豪杰，不分昼夜地探讨天下时局，我倒为你们担心！
最后事情的发展也就完全出乎窦婴的意料之外，整个事件成了汉武帝和太后斗争的一个引线。对窦婴和灌夫心存好感的汉武帝选择了让步，于是灌夫定罪被灭族，窦婴在渭城大街被斩首示众。
【个性点评】
爱喝酒不是什么坏事，爱讲话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既爱喝酒又爱讲话就是一件坏事，而爱喝酒又爱乱讲话就是一件极大的坏事。酒是让人高兴的，不是让人壮了胆子骂人的，如果非要让酒承担这样的使命，最终的结局只能和灌夫一样。
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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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高：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追求(1)
说贯高，不能绕过张敖。说张敖，不能绕过张耳。
在秦末奋起反抗体制的运动中，张耳堪称资深革命家。大梁人张耳年少时曾在魏公子无忌家里做过门客，年轻时曾和布衣刘邦建立过深厚的友谊，大革命时期曾为陈胜设计过“据咸阳以令诸侯”而成帝业的方略……在后来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他终于被项羽和刘邦分别分封为赵王。
张敖的父亲就是张耳，而贯高则是张耳的门客。此为前话。
汉五年，赵王张耳逝世，高祖刘邦念及张耳的丰功伟绩，特别追谥张耳为景王。张耳既殁，“###”一系的张敖自然袭了赵王封号，不仅如此，还当上了高祖的驸马，他的老婆就是刘邦的大女儿鲁元公主。
贯高是张敖做国王时期赵国的国相。此亦为前话。
做了赵王的张敖是个好男人，更是个好女婿。汉七年（前200年），高祖在平城和匈奴签订过合约之后莅临赵国。见到最高领导人兼岳父的到来，赵王激动无比，难以自已。情急之下他脱去外衣，穿上围裙，戴上袖套，侍奉刘邦饮食，无论晨昏，毕恭毕敬，态度谦卑异常。也许是熟不拘礼，高祖刘邦又恢复了泗水时期的作派：席地而坐，双腿远远叉开，一不高兴就来句国骂，一旦高兴就随口喊出污言秽语。其表现那是“相当”失水准。因为是自己的岳父，张敖自觉平常，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就感到不平常，这些人就是贯高和赵午。
贯高、赵午等人已逾花甲，眼见幼主受辱，自是意气难平。他们引经据典，愤恨不已：“都是出来混的，为什么刘邦就如此猖狂？您侍奉他无微不至，他对您却粗暴无礼，不杀这老狗何以平民愤！”张敖显然没有想到自己的前辈情绪竟会如此激动，小张手足无措，大惊失色，情急之下，居然把自己的手指都咬出了血来：“你们怎么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的昏话！我父亲仰仗高祖才得以复国，富贵才得以泽及子孙。所有这一切无不是高祖的恩泽，我所做的一切都发自内心，万望你们不要再议此事。”
眼见事情如此，贯高等人只好后退一步：“虽然赵王有仁厚谦逊的风范，但我们有我们的做人原则，那就是不受任何人的侮辱。高祖对待赵王无礼，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因此，我们自己做事自己当，决计杀掉高祖。事成功归赵王，事败我们甘承罪责！”
于是，一个伟大的恐怖计划就在暗中悄悄进行。
机会突然来临，汉八年，皇上再次路过赵国，掌握了高祖行踪的贯高，偷偷在柏人县某个高祖原定要下榻的总统套房的夹壁墙中埋伏了武士，专候高祖前来受死。
然而，高祖良好的直觉和沛县口音帮了他的大忙。马上就要进入宾馆的高祖无意中知道了此地名叫“柏人”，“柏人，柏人，就是要被别人迫害啊！此地不宜久留！”因为根据高祖的家乡口音，“柏”、“迫”两字的读音没有任何差别。于是，高祖打马归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并且从此开始，高祖就不再提推广普通话一事。
纸终究包不住火，第二年，隐谋泄露，赵王、贯高诸人身陷囹圄。眼看十多人争相刎颈自杀，面对这些笨蛋，贯高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自杀，自杀，就知道自杀！你们都死了，谁替赵王辩白！”于是，活下来的贯高和赵王一起被押到了首都长安。
面对严刑拷打，贯高只有一句话：“主谋是我，赵王不知。”几千皮鞭打下去，贯高如此说；烧红的铁条刺下去，贯高依然如此说。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弄得皇上都对贯高产生了敬佩之心，刘邦赞叹道：“真是铁汉子啊，真是十足的壮士啊！谁和他有交情，通过私情悄悄问问原因何在。”中大夫泄公自告奋勇到囚室私下探查究竟，奄奄一息的贯高气若游丝地说：“谁不爱自己的父母，用他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谁不爱自己的妻子，用那温柔的怜爱之情。如今我三族已被诛灭，可我却顽强地活着，何也？只是想以我自己艰辛的活换来赵王的清白，因为赵王确实没有反心！”接着，贯高详述了事情的原委和赵王不知底细的情状。
高祖大为赞赏，迅即下令赦免赵王，并准备同时赦免贯高。得到赵王即将获释的消息，贯高喜出望外，但对于自己也将被同时释放，贯高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说：“我不怕死，死我都不怕，难道我害怕活吗？因此，面对酷刑，我选择了痛苦地活下来。我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不自寻死路，就是为了辩白赵王确实没有谋反。如今我主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已得到补救，上不愧天，下不愧心，了无遗憾。但是，作为高祖的臣子，我却有了篡杀的名声，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纵然是皇上放我生路，但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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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高：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追求(2)
说完此话，贯高突然扬起脑袋，卡断自己的咽喉自杀，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人唏嘘不已。
张敖旋即出狱。但高祖认为，张敖虽无杀人之心，但有治理不严之罪，因此决定褫夺张敖王号，降之为宣平侯。张敖活下来的宾客，也都官高爵显。后来，张敖的儿子张偃也被封王。此是后话不提。
【个性点评】
极致的美是什么样子？贯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面对侮辱，他选择了断然出手，哪怕对方贵为天子。此人有担当，有原则，有气节，有分寸；此人可为师，可为友，可为君，可为臣。生，生得张扬；死，死得个性。可死之时不死，能活之时不活。我觉得，贯高堪称参透了生死和正义，并最终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罕见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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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游侠一谦虚，名声就很大(1)
郭解是汉朝最著名的游侠，长得短小精悍，不爱喝酒，估计是怕酒后误事，没杀成人反而被人所杀。郭解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暴力主义者，干尽了坏事，只要惹着他一点，哪怕是一个眼神不对，就暴起杀人。至于大规模的械斗、造假币、盗墓，更是家常便饭。郭解的运气一直不错，被官府缉拿的时候，往往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逃脱，更给他罩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年长之后，郭解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游侠，时时检点自己，以德报怨，替人做事不求回报。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郭解的这种变化。
郭解的外甥仗着郭解的名头到处为非作歹，有一次跟人喝酒，对方明明酒量很浅，该外甥非得逼着对方不停地喝，不喝就硬灌。对方也不是好惹的主儿，刚开始的时候，看着郭解的面子让该外甥三分，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拔刀杀了该外甥。酒醒之后，一想郭解惹不起啊，于是连夜逃亡。郭解的姐姐到处找不到凶手，便迁怒于郭解，说：“你的名头这么响亮，人家杀了你的外甥，你居然找不到凶手！”为了进一步羞辱郭解，激怒郭解，该姐姐竟然把亲生儿子的尸体扔到路上，曝尸于光天化日之下，意思就是：郭解你看着办吧，看看丢的是谁的人。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解只好发布了通缉令。杀人凶手自知无法继续躲藏，于是来向郭解自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郭解。郭解一听大怒：“杀得好！应该杀！我外甥原来是这样一个混蛋！”郭解放走了凶手，回过头来亲自操持外甥的丧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郭解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地乱杀一气了，在他看来，那根本就是不入流的游侠。现在的郭解成熟了，义字当头，明辨是非，慢慢成长为一代大侠。
因为名声响亮，郭解不管到哪儿，人们都非常尊敬他，也可以说是害怕他。可是有一次，有个人居然叉开腿坐着，傲慢地看着郭解从眼前走过。郭解的朋友看不过去了，想杀了这个傲慢之徒。郭解赶忙制止说：“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居然不被人尊重，肯定是因为我自己的道德修养还不够，那个人有什么罪呢！”郭解私下嘱咐相熟的尉史：“我很关心这个人，轮到他服劳役的时候，请你多多关照，免了他吧。”有了郭解的这句话，每次服劳役的时候，官吏都不去骚扰那个人。那人很奇怪，私下里打听，原来是郭解在暗中庇护他，于是惭愧至极，上门向郭解负荆请罪。
郭解为人谦和，像所有的黑社会老大一样，从来不和官府发生正面冲突，而且出入县衙门的时候不敢乘车，以示恭敬。即使到别的郡国替人办事，能办成的事情一定把它办成，不能办成的也要尽量让双方都满意，然后才敢上致谢的筵席。雒阳有两个结仇并互相寻仇的人，当地的黑白两道调解了无数次也调解不了，有人请郭解出面。郭解选择了一个深夜去见仇家，仇家看在郭解的面子上勉强同意和解。郭解就对仇家说：“听说很多人都调解不成，你现在给我面子，但我不能越俎代庖，让他们没法做人啊。请你在我走了之后，再让他们来调解，你再给我一个面子，就听从了他们的话吧。”于是郭解连致谢的酒席也不吃了，连夜撤离，不让人听到一点风声。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朝廷要把富豪都迁徙到茂陵去，郭解的家庭财产不符合三百万的富豪标准，可是迁徙名单上却有郭解的名字。大将军卫青出面为郭解说情，汉武帝可不是傻瓜，说：“一个平头老百姓，竟至于让将军说情，他家里穷吗？”于是迁徙郭解。当地主张迁徙郭解的官吏是县椽，他是杨季主的儿子，郭解哥哥的儿子为了报复，砍了杨县椽的头，杨家遂和郭家结了仇。
迁到茂陵之后，当地的黑白两道争相结交郭解。这时，有人又杀了杨季主。杨季主的家人去朝廷告状，居然在宫门外被人杀了。汉武帝亲自下令逮捕郭解。郭解逃亡到了临晋。临晋的籍少公不认识郭解，郭解透过关系，托籍少公帮助自己出关。出关之后，郭解继续逃亡到太原。一路之上，郭解都把自己的行踪告诉收留或者帮助他的主人家，免得人家受牵累。官府追踪到籍少公，籍少公自杀，于是失去了郭解的线索。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抓到了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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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解：游侠一谦虚，名声就很大(2)
郭解下狱之后，事情还没有完。在郭解的家乡，有位儒生陪着前来调查郭解案件的官吏闲坐聊天，郭解的朋友称赞郭解，那位儒生却不屑地说：“郭解干的都是作奸犯科的坏事，怎能称得上贤士！”就因为这一句话，郭解的朋友杀了儒生，割了他那条惹是生非的舌头。主管的官吏以此事给郭解定罪，可是郭解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杀人凶手也逃得无影无踪。于是官吏奏呈郭解无罪。可是御史大夫公孙弘却上奏说：“郭解一介布衣，却任侠行权，睚眦必报，他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的名声都能杀人，此罪甚至比他自己杀人还要严重。应当判他大逆无道之罪。”
谦虚的游侠郭解的人生之路到此戛然而止，而且被灭族。
【个性点评】
看看人家汉朝的黑社会老大，放在今天，简直可以做全社会的道德楷模。看来，不管是白道黑道，最重要的都是“以德服人”。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郭解一生并没有干什么恶贯满盈的坏事，所有的“坏事”都是郭解的门客或者是仰慕他的名声的勇士干的，这就是郭解的一“奇”，奇在仅仅依赖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的名声就能让人为他亡命。用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来比拟，郭解就是金面佛苗人凤，替郭解杀人的那些人就是一夜奔波三百里取苗人凤仇人首级的胡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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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儒：口才是第一生产力(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现代的观点，在古代，口才则是第一生产力。也可能你不赞成这个观点，但有人一定赞成，这个人就是韩长儒。
韩长儒是梁国成安县（今河南省民权县东北）人，事奉梁孝王，担任中大夫。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联合作乱，形势危急。我们知道，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同母弟弟，两人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帮助汉景帝渡过难关，梁孝王责无旁贷。梁国的所辖范围，主要在今河南东部、安徽西部，因而就成了朝廷防御吴楚联军的重要屏障。在这场生死攸关的事变中，梁孝王依靠的主要是两个人：韩长儒和张羽。好在这两个人不辱使命，韩安国稳固防守，张羽奋力作战，吴军因此无法越过梁国的防线，对于护卫朝廷的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七国之乱平息之后，韩长儒他们就名声鹊起了。
但真正让韩长儒扬名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当然也和梁孝王有关系。
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权力被大幅度削减，诸侯国的丞相改称相，诸侯国的军政大权完全由朝廷所派的官员（相、内史等）执掌，惟有梁孝王是个例外，他可以自己提名“相”与“内史”等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只需报朝廷备案即可。再加上和汉景帝是亲兄弟，又深受窦太后的宠爱，梁孝王难免就开始翘尾巴了。翘尾巴的表现是全方位的：他进出、游戏的排场，全部超越了人臣的本分，处处参照天子的标准。汉景帝听说此事，心中难免很不高兴。
窦太后知道汉景帝心里有气，但又无计可施，只好迁怒于梁国派来的使者，拒绝接见他们。不仅不予接见，甚至派人查问责备梁王的所作所为。梁孝王的地位岌岌可危，前途堪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时梁国派来的使者就是韩长儒，他显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到来了。
韩长儒有着超人的危机公关能力，他想既然窦太后摆出了拒绝接见梁国使者的姿态，自己贸然前去也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先在外围寻求突破，他机智地将突破口放在了长公主刘嫖身上。
刘嫖何许人也？她是窦太后的爱女，汉景帝的同胞姐姐，后来大名鼎鼎的阿娇的妈妈，当时人称“长公主”（依据汉朝的规定，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则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姑则称“大长公主”）。长公主刘嫖地位特殊，对于政坛有着特别的影响力。韩长儒选择长公主作为突破口，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韩长儒便去进见长公主。韩长儒完全入了戏，见到长公主之时，声泪俱下，虽泣不成声，但他把中心思想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出来：“为什么太后对于梁王作为儿子的孝心，作为臣下的忠心，竟然不能明察呢？从前吴、楚、齐、赵等七国叛乱时，函谷关以东的诸侯都联合起来向西进军，只有梁国与皇上关系最亲，是叛军进攻的阻难。梁王想到太后和皇上在关中，而诸侯作乱，一谈起这件事，眼泪纷纷下落，跪着送我等六人，领兵击退吴楚叛军，吴楚叛军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敢向西进军，因而最终灭亡，这都是梁王的力量啊。现在太后却为了一些苛细的礼节责怪抱怨梁王。梁王的父兄都是皇帝，所见到的都是大排场，因此出行开路清道，禁止人们通行，回宫强调戒备，梁王的车子、旗帜都是皇帝所赏赐的，他就是想用这些在边远的小县炫耀，在内地让车马来回奔驰，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后和皇帝喜爱他。现在梁使到来，就查问责备。梁王恐惧，日夜流泪思念，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梁王作为儿子孝顺，作为臣下忠心，而太后竟不怜惜呢？”
这段话实在是可圈可点：第一，韩长儒突出了梁孝王曾有功于皇帝的重点；第二，点出了梁孝王与太后、汉景帝之间亲密关系的亮点；第三，更为精彩的是，他将大事化小，把梁孝王的僭越行为简化为一种撒娇和炫耀行为，既为梁孝王作了开脱，又间接拍了太后和皇帝的马屁。这段话入情入理，无懈可击，直接感动了大长公主。通过这个通道，也直接感动了窦太后。
正在为梁孝王的事情苦恼的窦太后听到如此精彩的自我陈辞，难免喜出望外，很快就和汉景帝做了最好的沟通，汉景帝心头的怨恨顿时雪消。


韩长儒：口才是第一生产力(2)
你看，难道口才不是第一生产力吗？韩长儒以自己的优异口才，挽救了梁国，挽救了梁孝王，同时也为自己在中央赢得了声誉，他的身影已经进入了最高决策层的视野。据说，仅窦太后、长公主赏赐给韩长儒的财物价值就达千余金。
韩长儒这次长安之行的效益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不久，韩长儒因事下狱，备受狱吏侮辱，韩长儒自言自语地说：“死灰难道就不会复燃吗？”以之自我鼓劲，自我安慰。听到此话，狱吏不屑地说：“你要是再燃烧，我就一泡尿浇灭它。”然而，还没等狱吏说完，朝廷的红头文件就已下达，韩被朝廷任命为梁国内史，从囚徒中起家担任二千石级的官员。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韩长儒的优异口才再次发挥重大作用。
公孙诡、羊胜游说梁孝王，要求他向汉景帝请求做皇位继承人和增加封地的事，恐怕朝廷大臣不肯答应就暗地里派人行刺当权的谋臣。事情败露，汉景帝便下达红色通缉令，派警察到梁国拘捕公孙诡、羊胜。然而，梁孝王却公然藐视朝廷，将两人藏在宫中，以至于朝廷派了十批警察都无功而返。这样对抗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危局，韩长儒挺身而出，大哭入宫，进见梁孝王。他再次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但他质问梁孝王的问题却掷地有声：“临江王是皇上的嫡长太子，然而，只是因为他母亲一句话的过错就被废黜降为临江王；又因建宫室时侵占了祖庙墙内空地的事，终于自杀于中尉府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治理天下终究不能因私情而损害公事。欲话说：‘即使是亲生父亲怎么知道他不会变成老虎？即使是亲兄弟怎么知道他不会变成恶狼？’现在大王您位列诸侯，却听信一个邪恶臣子的虚妄言论，违反了皇上的禁令，阻挠了彰明法纪。皇上因为太后的缘故，不忍心用法令来对付您。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能自己改过，可是大王最终也不能觉悟。假如太后突然逝世，大王您还能依靠谁呢？”
韩长儒语言的威力再次显现，梁孝王痛哭流涕，幡然悔悟，对韩长儒感激涕零，两名藏在宫中的犯罪嫌疑人畏罪自杀。汉景帝和梁孝王之间的矛盾再次化解。
优异的口才不是第一生产力吗？于是汉景帝、窦太后更加看重韩安国。
梁孝王逝世，恭王即位，韩长儒因为犯法丢官，闲居在家。
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武帝即位，其舅田蚡炙手可热，韩长儒向田蚡行贿成功，官职步步高升，直至升任御史大夫。所献的和亲匈奴计策也被皇帝采纳。韩安国为人有大韬略，他的才智足够迎合世俗，但都出于忠厚之心。他贪嗜钱财。他所推荐的都是廉洁的士人，比他自己高明。士人也因此也对他很称道和仰慕，就是天子也认为他是治国之才。
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四年多，丞相田蚡死了，韩安国代理丞相的职务，给皇帝导引车驾时堕下车，跌跛了脚。这一跤后果惨重，天子商量任命丞相，打算任用韩安国，派人去看望他，发现他脚跛得厉害，就改用了他人做丞相，一个重要的机会与他擦肩而过。从此之后，韩长儒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官越当越小，越当离京城越远，直至在边地生病吐血而死。
【个性点评】
在《史记》中，只有这么一个人和笔者是同乡，即使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看，我个人也认为，韩长儒的口才在那个时代是一流的。他的演讲中，少有假大空，少有八股文，甚至少汉朝人喜欢的骈四俪六，但他的话却是有力量的。这力量来自于自己的智慧，也来自于对客观情势的把握。他通过自己的语言，为国家消灭了灾难，为自己赢得了利益，也因此走进了青史。在特殊的年代，口才对一个人的帮助就是这样大。


侯嬴：看看人家的导演好不好色(1)
“窃符救赵”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故事，也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大片。这部大片的总导演，竟然是魏国一个看守城门的低级小吏。
该小吏名叫侯嬴，虽是小吏，其实侯嬴已经七十岁了。俗话说“大隐隐于市”，侯嬴这个贫寒的隐士，却是“大隐隐于门”。
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听到侯嬴的大名，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结交侯嬴。侯嬴拒绝了，理由是：“我修身、洁行数十年，不能因为现在贫穷就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岂不是一生的修行都付诸东流了吗？”
信陵君一看这招不管用，有一天设宴大会宾客，待众人都入座之后，信陵君却带着大批随从，空着车上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去迎接侯嬴赴宴。侯嬴略微整理了一下褴褛的衣衫和帽子，上车就坐在左边的上座，也不谦让一下。信陵君恭恭敬敬地抓着马缰绳伺候着。侯嬴又对信陵君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屠宰场，希望委屈您一下，带我去拜访他。”信陵君二话不说，立刻驾车前往。到了屠宰场，侯嬴下车，故意和朋友朱亥高谈阔论，很久都没有谈完的意思。侯嬴斜着眼睛观察信陵君，只见他仍然神态谦和，没有一丝不耐烦的表情。这时，信陵君府中魏国的贵族将相们还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筵呢。
信陵君这一番奔波，街市上的人都看在眼中，大家都很奇怪：谁的面子这么大，居然劳动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肚子里都在暗暗咒骂侯嬴。
侯嬴终于和朱亥聊完了，终于又上了信陵君的车。到了府中，信陵君请侯嬴上座，向宾客赞誉侯嬴乃修身洁行的贤士。满座宾客尽皆大惊。酒喝到酣处，信陵君起身，到侯嬴面前敬酒祝寿。侯嬴于是对信陵君说：“今天我这一番做派，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个把门的，您这么礼遇我，我还这么傲慢，魏国人都会认为我是小人，而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啊。”
侯嬴郑重向信陵君推荐他的朋友，屠夫朱亥，信陵君多次前去拜访朱亥，朱亥却从不回礼致谢，信陵君心中很不满。
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此时秦国攻打赵国，她多次给魏王和信陵君写信，请求他们出兵援赵。魏王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王闻讯，派使者威胁魏王如果胆敢救赵，下一个就要进攻魏国。魏王害怕了，命令晋鄙停军观望。平原君不停地派使者谒见信陵君，催促他快说服魏王出兵，说你即使不为赵国着想，也要为你的姐姐着想啊。
信陵君非常着急，魏王始终按兵不动。信陵君于是率领门客数百人赶往赵国，决心和赵国一起玉石俱焚。
路过都城东门，侯嬴正好值班，信陵君向侯嬴诀别，侯嬴说：“公子您加油干吧，我老了，不能跟随您了。”信陵君走了几里路，越想侯嬴的态度越不是滋味，扭头又回来了。侯嬴一看就笑了，说：“我就知道您要回头。公子您礼贤下士，天下闻名，如今公子有难，万般无奈之下，以肉投虎，去和强秦作战，有什么用呢？又要我们这些门客干什么呢？公子待我甚厚，公子赴难我却无一语相送，因此知道公子心中恼怒，肯定要返回来质问我。”
信陵君一听有门道，赶紧支开身边的人，向侯嬴请教。侯嬴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里，如姬最受宠幸，经常出入魏王的卧室，肯定能偷到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所杀，三年之久都没有抓到仇人，如姬向公子泣求，公子派门客斩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如姬杀父之仇得报，全出于公子，公子只要开口，如姬可以为公子万死不辞。”信陵君于是请求如姬，如姬果然盗出了晋鄙的兵符。
拿到兵符之后，侯嬴又对信陵君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晋鄙如果看到兵符仍然不交出兵权，事情就危险了。你把朱亥带去吧，晋鄙如果不听，就让朱亥杀了他。”
侯嬴去拜访朱亥，告诉了这件事。朱亥大笑说：“我只是一个市井的屠夫，公子多次亲自登门问候，我所以不回礼致谢，是觉得勇士应该不拘小节。如今公子急难，正是我效命的时候。”
信陵君临别时向侯嬴致谢，侯嬴说：“本来我也应该跟随公子一起去的，可是我老了，没什么用处。我会计算时日，等公子到了晋鄙军中，我将面对北边公子的方向，吻颈而死，以此送别公子，感谢公子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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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嬴：看看人家的导演好不好色(2)
到了晋鄙军中，信陵君假借魏王的命令要晋鄙解职。晋鄙把两片兵符合在一起，仍然将信将疑。朱亥突然从长袖中取出四十斤重的铁椎，椎杀了晋鄙。信陵君取代了晋鄙，下令道：“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去；独生子的，回去赡养父母。”选精兵八万人，向秦军大营进发。秦军不敢和赵、魏联军接战，解围而去。
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边界处迎接信陵君，平原君替信陵君背着箭囊在前领路。赵国的围解了，信陵君再一次名扬天下。
侯嬴呢？这位“窃符救赵”大片的总导演，一诺千金，在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的时候，北向吻颈而死。
【个性点评】
名誉和诺言，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士视这两样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权力和金钱，今天的人们视这两样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今天的大片导演，只会破坏环境，败坏人家女演员的清白，最后还死不认账。他们比侯导演惟一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能经常坐飞机出国。
呜呼！夫复何言！


黄石老人：因为你需要，所以我存在(1)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几乎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汉朝的开国功臣都被刘邦给“潜规则”过，下场的悲惨程度和其功劳成正比，功劳越大，下场越悲惨。譬如淮阴侯韩信，才能卓越，战功累累，最后却落了个被夷灭宗族的下场。
然而，汉朝的开国功臣中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就是张良。自始至终，张良都深得刘邦的信任，同时也赢得了吕后的尊敬，以至于张良死后还获得了文成侯的谥号，儿子张不疑也袭封为侯。
所有这一切，也许和一个“莫须有”的黄石老人有关。
张良的先人是韩国人，其祖父和父亲加在一起做过五代韩王之相。可是等张良长大的时候，却已经没有在韩国做官的可能了，因为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早把韩国给灭掉了。我们可以理解张良心中的愤懑。亡了国的张良决定用全部财产寻求勇士谋刺秦王，最后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制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埋伏在秦始皇巡游必经之地。张良和大力士在博浪沙断然出手，像掷铅球一样把铁锤掷了出去，可惜仅仅命中了秦始皇的副车。
此后，时代风云变幻，张良信念坚定，意志顽强，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辽阔的大地上，处处记载了他的政治远见和高超谋略。他设计击败秦军，劝谏刘邦撤出秦宫，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进而灭楚。刘邦称帝后，他四两拨千斤，建议封赏与刘邦有宿怨的雍齿，从而彻底安定了人心，将祸患消灭在了萌芽之中。他是刘邦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刘邦对他言听计从，高度评价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张良的伟大，张良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辅佐刘邦，而在于自保。张良深知“敌国破，谋臣亡”，面对争功的同僚，他“不敢当三万户”；刘邦对他的任何封赏，他都表现得极为满足；在波诡云谲的刘邦统治晚期，他经常称病杜门不出，行“道引”、“辟谷”之术；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处处表现得急流勇退。因此，在汉初“三杰”中，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始终毫发无损。
至此，该让黄石老人上场了。
张良和黄石老人的相遇如同一场事先策划的传奇故事：在张良籍籍无名的时候，他经常在下邳一座破败的桥上孤独漫步。有一天，应该是傍晚吧，张良无意之中意外地看见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他径直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鞋甩到桥下，挑衅似的对张良说：“小子，去把鞋捡上来！”张良有些惊讶，最后还是强压怒火，把鞋子捡了回来。谁知那老者得寸进尺，竟要张良替他把鞋穿上。张良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了上来，就替他穿上吧。老人把脚伸出来，看着张良乖乖地给自己穿鞋，满足的表情在脸上流露出来，最后老人笑着离去了，把张口结舌的张良落在了桥上。
老人走了半天之后却又突然返回，很突兀地说道：“你是个好孩子，看你还有些前途。这样吧，五天以后天刚亮时，你来这里见我。”
五天之后，曙色初现，急匆匆赶到的张良，发现那老者已先行来到，还没站稳，他就听到了那老人的不满：“没想到你和老人约会居然好意思迟到！”老人留下一句话之后愤而离去：“五天以后再来吧！”
又是五天之后，尽管起了个大早，但张良迟到依旧，老人依然是那句话：“五天之后再来吧！”
这次张良学乖了，他不到半夜披星戴月地赶到桥上，如同地下党接头。还好，这次总算早来了一次。过了一会，老人也来了，这次终于露出了笑容：“早就应该这样啊！”
在暗淡的月光之下，那老人如同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部书：“这是部奇书，掌握其要领，完全可以当帝王的老师。我料定你十年以后就会有大的发展。小伙子，好自为之吧！”最后，老人又补充道：“十三年后，别忘了到济北见我，我就是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
从此，张良精研兵法，果然在十年之后找到了用武之地。刘邦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的文弱之躯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在刘邦的心目中无人可以替代。
在和老人阔别十三年之后，机缘巧合，张良果然因公事来到济北，那时他正跟随刘邦外出视察，路过济北的谷城山，意有所感，心内惆怅不已，十三年前的云烟往事突然涌上心头。他苍茫四顾，果然见到谷城山下那块醒目的黄石，他不管不顾地奔向黄石，毕恭毕敬地将黄石取回，从此奉若至宝，须臾不离。


黄石老人：因为你需要，所以我存在(2)
后来他去世之时，还特意留下遗言，要求将黄石和自己一起安葬。
于是，黄石老人就成了一个永远传诵不已的神话。
【个性点评】
汉初开国三杰中，只有张良获得了善终。张良的水平和谋略不仅仅体现在运筹军国大事上，更体现在其防患未然的自我保护之上。一个关于黄石老人的传说，就是他的智商和情商明显高于韩信和萧何的具体表现。黄石老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除了张良之外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可是到最后，神话却来了个现实的结尾，张良假戏真做地弄来了个黄石作为物证，以此证明自己从前所言句句为实。虽然这是张良缺乏自信的表现，但这块黄石却巧妙地补足了张良所编造的黄石老人传说的缺憾。这块石头的出现，为张良提供了物证，同时也帮张良完成了自我神化。面对天助的神人，凡夫俗子岂可嫉妒？因而，最终张良得以全身终老。
因为需要，所以存在，黄石老人是个实用主义的标本。司马迁曾说他自己看到过张良的画像，貌如美女。不仅外貌，看来张良的心思也同女子一样绵密。男人女相，大富大贵之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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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遇到这个人，皇上只好保持沉默(1)
汲黯，人如其名，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人们只能黯然无语，连皇上也只好保持沉默。这样的酷哥，中国历史上有几个？
汲黯为人严正，严正到了令人畏惧的地步。汉武帝时，汲黯官拜谒者，为皇上掌管传达之事。东越的两族人互相攻伐，汉武帝令汲黯去视察调解。汲黯到了半路的吴县就回来了，对汉武帝说：“越人相攻，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性格本来就好斗，不值得皇上过问，也不值得皇上派我去调解。”此公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违抗诏令，还振振有辞。
河内郡失火，连绵烧了一千多家，汉武帝又派汲黯去视察。汲黯这回倒是真的去了，不过回来说的话更气人：“有一家人不慎失火，因为邻居住得密集才蔓延开来，皇上不必担心。倒是我经过河南郡时，发现河南的老百姓饱受水旱灾害，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我就自作主张，凭着皇上所赐的符节，命令河南郡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现在我回来了，请皇上治我的矫诏之罪。”此公不务正业，在路上乱管闲事，汉武帝听了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汲黯贬为荥阳令。
谁知汲黯根本看不上这个小小的荥阳县令，觉得简直是对自己的羞辱，于是称病不去上任，回到老家休养去了。汉武帝无可奈何，只好又把汲黯召了回来，官拜中大夫。汲黯仍然改不了老毛病，经常直言相谏，汉武帝实在忍受不了，又把他贬为东海太守。这一次汲黯没有再任性，在东海太守任上无为而治，自己病怏怏地天天躺在卧室里睡觉，居然把个东海治理得井井有条，官民人等交口称赞。汉武帝又赶紧把汲黯召回来，官拜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汲黯的官越做越大。
窦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了宰相，百官来朝贺的时候，年俸中二千石的大官都行跪拜之礼，田蚡非常傲慢，根本就不还礼。他傲慢，汲黯比他更傲慢，见到田蚡的时候作个揖就算作行礼了。
汉武帝好儒学，广揽天下的文学之士和儒生。汲黯看不过去了，公然在朝堂上进谏说：“皇上您其实内心里的欲望很多，对外却偏偏假装要施行仁义，怎么能真正获得唐尧虞舜那样的功绩呢！”汉武帝一听，照例地沉默不语，但是越想越生气，不等结束上朝的时间，拂袖而去。回去对近侍发牢骚：“汲黯这个人，真是他妈的又戆又愚！”大臣们都替汲黯担心，有的还数落汲黯不该这样赤裸裸地指责皇上，汲黯回答说：“皇上要咱们辅佐他，难道咱们都非要阿谀奉承不可？这不是明摆着要陷皇上于不义吗？”
汉武帝气消了以后，也不再怪罪汲黯。相反，大将军卫青入宫侍奉，汉武帝就蹲在厕所上接见他；丞相求见，汉武帝有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可是汲黯求见的时候，汉武帝帽子没有戴好是不会接见他的。有一次汉武帝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汉武帝还没有戴帽子，一看见汲黯，赶紧躲进帐子里面，嘱咐近侍代他出面，汲黯奏什么就准什么。
对丞相公孙弘，汲黯指摘他是小人，“怀诈饰智”，阿谀皇上；对酷吏张汤，汲黯更是一见就上前痛骂他实行苛法，不过就是个刀笔吏，有什么资格做公卿。以前这两个人都比汲黯官小，现在反而都爬到了汲黯的头上。汲黯也不是圣人，心中常常愤愤不平，对汉武帝抱怨说：“皇上您用人就像堆柴火垛，后来者居上。”汉武帝只好照例地沉默不语，权当耳旁风。
匈奴浑邪王率众来归降汉朝，汉武帝下令征发两万辆大车去接他们，长安府没钱，于是向老百姓借马，老百姓就把马藏起来，结果马没有凑齐。汉武帝大怒，想杀了长安令，汲黯进谏说：“长安令无罪！匈奴叛主降汉，皇上您应该按照惯常的规矩，让沿途各县慢慢地接运过来，干吗弄得天下骚动，让我国的老百姓疲于奔命地去侍奉讨好匈奴人呢！干脆您把我杀了得了！杀了我，老百姓就把马献出来了。”听完这一番讽刺刻薄的谏言，汉武帝又是只好照例地沉默不语，权当耳旁风。
等到浑邪王来到长安，商人们不懂得法律，不知道和匈奴人交易犯了走私罪，于是和匈奴人交易的五百多人都被判刑下狱。汲黯进谏说：“汉匈连年交战，死了多少人，花费了多少军费，皇上您不把投降的匈奴人发配给死难者家属做奴婢也就罢了，却反而拿国库里的钱赏赐他们，征发良民侍奉他们，把他们宠得真像天之骄子一样。如今还要杀掉犯法的这五百人，这不就是俗话说的庇护了树叶却伤害了树干，得不偿失。”汉武帝又是照例地沉默不语，偷偷在背后发牢骚：“很久没听到汲黯说话，如今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汲黯：遇到这个人，皇上只好保持沉默(2)
数月之后，汉武帝找了个由头，罢了汲黯的官，汲黯于是回乡隐居。
几年之后，楚地私铸钱币的风气大盛，汉武帝又想起了汲黯，召回了汲黯，官拜淮阳太守，让他去治理淮阳。汲黯拒不受命，来往了好几个回合，汲黯没办法了才接受任命。临走前向汉武帝抱怨说：“皇上您这不是又发配我吗？”汉武帝安慰他说：“你名声大，本事也大，躺着就能把淮阳治理好，哪里是发配你呢！”汲黯辞行，最后去见好友李息，对他说：“我被发配到外地，不能再管朝廷的事了。张汤是个大坏蛋，李息你位列九卿，你要不向皇上进谏，你和皇上都会被张汤所杀。”李息可不像汲黯这么胆大妄为，哪儿敢进谏呀。后来张汤果然事败自杀，汉武帝听说了汲黯和李息间的这一席话，遂把李息治罪。
汲黯把淮阳治理得很好，七年后去世。汉武帝再想听汲黯的刻薄之言也听不到了。
【个性点评】
汲黯和汉武帝的关系，只能说是高水平的大臣遇到了高水平的皇帝。水平如此之高，功力悉敌，当然谁也离不开谁。一旦一个人离开了，另一个人立马就感到了寂寞。因此，当汲黯向汉武帝抱怨皇上用人就像堆柴火垛，后来者居上，为什么老是不升自己的官时，汉武帝照例沉默不语，不过心里肯定在嘀咕：再升官就升为皇帝了！那我还干什么！这话汉武帝可没有胆子当面说出来，因为依汲黯的个性，立马就敢撂挑子，就像汲黯死后，汉武帝就像怀念情人一样怀念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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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布：我受刑，我成功，我灭亡(1)
黥布原名英布，从英布到黥布的转变，是一段耻辱的往事，但这段耻辱令英布兴奋、激动。
“黥”是古代一种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刑法，又称墨刑。黥刑虽不算太严重的惩罚，但因所刺的部位在脸上，所刺的图案或文字极难清理，因此被公认是对犯人的人格最具伤害的一种惩罚。譬如《水浒传》中林冲就是经过黥刑之后发配沧州的，这种惩罚几乎摧垮了这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自尊心。后人曾这样描述林冲：“男儿脸刺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其痛何如？
但英布不同，英布一直盼望着自己能遭受黥刑，所以当他“坐法黥”之时，他甚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让施刑的警察大跌眼镜。
为什么？
原来在英布很小的时候有人为他看过相，看相的人信誓旦旦地对他说：“孩子，你将在受刑之后称王！”所以，在英布看来，这次受刑简直是加冕，别人以为耻的受黥，反而成了英布骄傲的资本，成了他与未来约定的一个信物。别人看他受黥如此兴奋，就干脆把他的名字改成了“黥布”。
如同受了催眠一样，黥布每天念叨着“受刑而王”的预言，对即将到来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他是一个易于受别人暗示的人，有了这样的暗示，作为劳改分子的黥布在骊山服役工地上如鱼得水，很快身边就团结了一批江洋大盗，并且不久之后就带领这么一帮人越狱，跑到长江上做了响马。
在秦末风云际会中，黥布很快出人头地，他几乎参与了那个年代所有改变历史的标志性事件：活埋章邯二十万降卒，命令是项羽下的，但活儿就是黥布干的；追杀楚怀王，命令是项羽下的，但活儿也是黥布干的……因为这些惊天动地的业绩，黥布终于被项羽分封为王—九江王。
黥布就是这样完全靠自己的实力证实了“受刑而王”预言的正确性。
黥布做事最大的特点是不按常理出牌，他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当上了九江王之后就更是这样。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坐了项羽封赠的九江王的他，出人意料地坐山观虎斗，无心对项羽施以援手。
黥布的反常举动终于为刘邦所利用，在刘邦的使者随何三寸不烂之舌的蛊惑下，他终于决定倒向刘邦，并成为垓下之围的绝对主力，为刘邦最终走向皇位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在刘邦的大封赏中，黥布再次被封为王—淮南王。果然是“受刑而王”啊！
在刘邦建国之后的大清洗中，眼见自己的同类项韩信、彭越一个个被灭族，黥布顿时感觉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为防万一，黥布只好加强自我防卫，并且时刻留意周边局势的发展变化，以避不测。黥布知道，对于自己来说，没有比这个王位更重要的东西，千辛万苦挣来的诸侯王岂可轻失？
他的小老婆就挑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了病，这个小老婆可是黥布的心肝宝贝。病了就去看医生呗，这一看可导致了天崩地裂的大事情发生。
黥布小蜜所就医的诊所和一个人的家是对门，此人就是黥布的中大夫贲赫。眼见自己直接领导的爱妾住院治疗，贲赫和我们一样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间接向领导表达忠诚的天赐良机。能巴结上领导的小蜜显然是终南捷径。
时不可失，时不我待，贲赫于是就给黥布小蜜的主治大夫送上了一笔厚礼，以求让领导的小蜜得到最好的治疗。贲赫的诚心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不仅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亲密爱人的亲切接见，并且很荣幸地拥有了一次和她共进午餐的机会。升迁指日可待矣！
领导人的亲密爱人果然不骗人，在侍奉淮南王时，她终于抓住个机会，在安逸舒缓、不慌不忙的谈话中间，真挚地称赞贲赫是忠厚老实人。谁知敏感的黥布随即质问其中原因，小蜜自认为光明正大，就很坦然地讲出了和贲赫交往的前前后后。但淮南王黥布却咬定她和贲赫有霪乿关系。真他妈活见鬼！
贲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肠子差一点后悔成青的，百口莫辩啊！惊惧之下的他，只有称病躲避和黥布见面。事情越描越黑，黥布决定重拳出击，杀掉“情敌”贲赫。
忧惧之下的贲赫只好豁出性命，先行一步，只身奔赴首都长安，上书告变，说黥布有造反的迹象。淮南王见贲赫潜逃，知道大事不妙，只好先行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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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布：我受刑，我成功，我灭亡(2)
黥布起兵，其实正暗合刘邦心意，早就准备对黥布下手呢，这次倒正好有了理由，于是决定亲征。言及局势走向，一个和黥布熟悉的人一针见血地说：黥布其实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但性格决定命运，他最终会选择消极防守的下策：把辎重转移到越地，自己带领人马投奔做长沙王的亲戚。
事情果然朝预料的方向发展，黥布的军队向西挺进，在半道上和刘邦的军队短兵相接。刘邦遥遥望见黥布，质问他为何造反，英布由衷地说道：“我也想当皇帝啊！”咽得刘邦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两军大战，英布败走，终致彻底灭亡。
“受刑而王”，“受刑而王”，这话只对了一半，这话预料了黥布会被封王，但没有预料“王”了之后会怎样。
【个性点评】
没有信仰的人是可耻的！黥布的无可无不可就源于他骨子里的缺乏信仰，因为缺乏真正的大志，所以，他可以坑杀降卒，可以追杀义帝，可以随时背叛项羽，也可以随时背叛刘邦。当“受刑而王”的预言得以实现，黥布就开始聚精会神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因此，黥布不可能成就大事，这是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所先天决定了的。
刘邦曾很迷惑地问别人：“黥布为什么放弃上策、中策而选择下策呢？”那个被称为薛公的人这样说：“英布本是原先骊山的刑徒，自己奋力做到了万乘之主，他平时做事的出发点全都是为了自身的富贵，而从不顾及当今百姓，所以他选用下策。”—看，这就是最早的阶级分析！


李广：有些错永远不能犯(1)
多少年之后，被称为“飞将军”的李广一定还记得当年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信授给自己的情景。那时的李广还年轻，不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
还是从李广的家世说起吧。
毫无疑义，李广是名门之后。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荆轲，知道荆轲就应该知道燕太子丹，李广的高祖就是俘获燕太子丹的秦朝名将李信。只是到了李广这一代，他们李家已经成为彻底的普通百姓了。
李广生活在伟大的时代，他跨越了文景之治，并有幸成为汉武帝的臣民。不仅如此，汉朝的这三代领导人都对李广的名字耳熟能详，并不时给予高度评价。
在李广还是青涩的毛头小伙子之时，他冲锋陷阵，手搏猛虎一类的英勇事迹已经广为流传，以至于汉文帝曾用惋惜的语气说道：“可惜啊！李广你生不逢时，若你能出生于高祖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
汉文帝一语成谶！他已经为李广盖棺论定，只是尚是早晨###点钟太阳的李广不知。
汉景帝时期，七王作乱，吴楚叛军西进之时，梁国首当其冲。此时的李广作为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驰骋梁国，协同景帝之弟梁王打了几场胜仗，并且在一场关键的战役中，李广所向披靡，一鼓作气，夺了敌方的主将之旗。无敌的李广自然赢得了满堂喝彩。虽然他仅仅是个都尉，李广还是被前敌总指挥梁王破例私下授予了将军之印。这是破格的奖励，不知深浅的李广只顾着高兴，哪知这次私下的破格奖励将给自己以后的人生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朝廷内部的事情李广当然无缘知晓，他所知道的是，就因为梁王的这次奖励，朝廷取消了对他的任何封赏。
之后，李广就成了边将，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都留下了他嘚嘚的马蹄声，只是一直在太守职位上徘徊，从来没有任何提拔。政治上不可靠啊—和梁王私下授受，岂能怪得别人？
在这期间，李广曾创造了一个经典战例：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于是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都很吃惊，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向骑兵下令：“前进！”骑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正值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无法随后接应。
多年之后，汉武帝即位。此时的李广已是举国公认的名将之花。新皇帝，新气象，李广终于从地方来到了中央，被汉武帝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只是多年的边地生涯之后，李广已告别了中年。
李广有个参照，那就是堂弟李蔡。谁都知道，李蔡才干远在李广之下，可是人家李蔡到汉景帝时，已是年俸二千石的高官，汉武帝时，李蔡更是一帆风顺地升至列侯，官位达到三公。李广属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有人得到了侯爵之封。


李广：有些错永远不能犯(2)
李广岂能不忧心如焚，总要有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啊！在亲爱的汉朝，哪还会有比封侯封地更能代表一个人的成功呢？要知道，奋斗了半生，李广还只是个年俸千石的厅局级干部啊。
汉武帝一改文景之时的韬光养晦政策，时时表现出有所作为的政治姿态，使李广再次看到希望之光。
李广跃跃欲试，大概又等了四年，李广才正式由卫尉升任将军，带兵出雁门关进攻匈奴。这次迟来的机会却让李广蒙受了耻辱。
匈奴兵多势众，生擒了李广。受俘的李广被放在绳编的网兜里，被匈奴士兵的两匹马驮着走，好不狼狈！
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突然一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重又遇到他的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动追捕的骑兵几百名来追赶他，李广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最终逃脱，灰头土脸地回到长安，被判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被削职为民。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在伟大的时代，李广只能在闲居中打发光阴。
多年之后，匈奴再犯入辽西太守，李广再次进入汉武帝的视野，被任为右北平太守。多年的威名，让匈奴望而却步。不久，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征伐匈奴，可惜这次李广依然是无功而返。
李广自己知道，他太需要一个证明了。他自己常常自言自语：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然而由于攻打匈奴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用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年之后，命运之神再次敲门。
汉朝将军的后起之秀，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高调出征匈奴，李广几次亲自请求随行。天子认为他已年老，没有答应；好久才准许他前去，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公元前119年。
出边塞以后，卫青捉到敌兵，知道了单于住的地方，就自己带领精兵去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
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皇上的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大将军不答应他的请求，命令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的幕府，并对他说：“赶快到右将军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办。”李广不向大将军告辞就起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地前往军部，领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后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道路，结果落在大将军之后。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大将军向南行渡过沙漠，遇到了前将军和右将军。李广谒见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军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和赵食其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要给天子上书报告详细的军情。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急切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
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同单于军队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迂回绕远的路，偏又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
于是李广拔刀自刎，一地鲜血如同梅花飘落。
【个性点评】
他们曾用诗句这样缅怀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也有人将卫青和李广放在一起来对比：“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这些诗句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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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有些错永远不能犯(3)
司马迁也曾意味深长地引用《论语》里的话语赞扬李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说过之后，他依然意犹未尽，又深情地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说完这句话，他依然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再次旁征博引地说：“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能被司马迁这样一赞三叹地表达敬意的汉朝人物实在少之又少。
然而，在我看来，李广一生的悲剧都源于他和梁王的那次私下授受。在“七王之乱”的政治背景之下，如同惊弓之鸟的汉景帝已不再相信任何诸侯。因此，皇帝对于任何僭越行为都有一种从生理到心理的排斥。不幸的是，李广无意之中踩到了高压线。从此，李广在汉景帝心里就被打入了另册。皇帝手里有的是官帽，也有的是封地，但他却没有理由将这些赏赐给自己不信任的人。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政治失误从来就没有改正的机会。因此，终汉景帝一朝，李广一直在第一线疲于奔命，却从来不见提升。生不成名身已老，时光不会因李广“无功”而停留。
当一个朝代冉冉而去，任你心雄万夫，任你被各界誉为“飞将军”，任你的白羽“没入石棱中”……全都没什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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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让我打仗？我就“拖”(1)
战国时期，赵国离匈奴最近，匈奴衣食匮乏了，就侵入赵国的边境，大肆掳掠一番，把男人掳去做奴隶，把妇女掳去给军兵取乐，牲畜掳去放牧。面对这个纵马驰骋，来去自如的对手，赵国上下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赵国派大将李牧去驻守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李牧也没有对付匈奴的好办法，干脆就用了最笨的一招：拖。作为边将，李牧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设置官吏，不受朝廷的干涉，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且不光官吏的任命权在李牧手上，防区内的所有租税也都归李牧征收。李牧把租税都收入自己的幕府中，却并不滥用，而是全部划归为边防守军的经费。
这一笔租税为数可不算少，李牧乐得大方，每天都杀几头牛犒赏兵卒，对他们的待遇十分优厚，以此激励他们练习骑射。同时加强战备—维护好烽火台，军情紧急时保障通讯畅通；大量派出间谍，刺探匈奴的动向……总之，战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与此同时，李牧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匈奴入侵，所有人马立刻退入军营中，不能和匈奴作战，有胆敢和敌人接战的，有擅自去追捕敌人的，一律斩首！”因此匈奴每次入侵，兵卒们就点起烽火通知各处守军退入城中固守。
如此数年，李牧的军队从未出战，但是百姓、牲畜却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个笨办法很让人瞧不起，匈奴和边防守军都认为李牧是出于胆怯。兵卒们平常在一起聊天，都哀叹说：“唉，怎么摊上这样一个贪生怕死的将军啊！”
朝中大臣也众议汹汹。赵王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谴责李牧，李牧说：“我就这样，陛下您要觉得我不行，您就换人吧。”
赵王一听，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大怒，把李牧召回朝中，换了另外的将军代替他。
这个将军很有进取心，匈奴一旦入侵，立即出战，但是匈奴人强马壮，赵国的军队根本不是对手，结果不仅战士减员，百姓、牲畜损失极大，边境上几乎不能耕种、放牧了。
赵王一看这可不行，又来请李牧重新出山。李牧像对待匈奴一样对待赵王，也来了个“拖”字诀：闭门不出，称自己有病。赵王厚起脸皮，数次强迫李牧去雁门郡抵御匈奴。李牧端足了架子，这才说：“赵王您要非用我不可，我的策略还是像以前那样，您看着办吧。”赵王只好答应。
李牧回到雁门郡，故伎重施，匈奴是有劲无处使，又是好几年一无所得，只好继续嘲笑李牧是胆小鬼。
守边的将士们过着这种和平的生活，不光粮饷不缺，每天还都有丰厚的赏赐，人人都渴望战斗。李牧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精选了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五万名勇士，十万名弓弩手，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一反常态，派牧人把牲畜赶出去大模大样地放牧。
匈奴一看这种形势，反而不敢贸然进攻，派先头部队试探性地入侵。李牧命令数千人的接战部队稀哩哗啦一触即溃。单于听过先头部队的汇报，立即率领主力部队大举入侵。李牧布下奇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匈奴，大破匈奴十几万铁骑。李牧乘胜追击，先后灭襜褴，破东胡，收降林胡，匈奴单于无法存身，只好从与赵国接壤的边境地区逃跑了。
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匈奴都不敢迫近赵国的边城。
李牧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和燕国、秦国大战，攻城拔寨，战无不胜，被封为武安君。
不过这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下场却非常凄惨。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的战争开始之后，著名的大将军王翦攻打赵国，王翦忌惮李牧的军事才能，私下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金，让他在赵王面前构陷李牧和另一员大将司马尚谋反，赵王这个笨蛋居然听信了这种不入流的反间计，遂派人去取代李牧。李牧了解到内幕之后，拒不受命，坚决不交出兵权，赵王派人趁其不备逮捕了李牧，把他杀了。司马尚也被剥夺了兵权。
三个月之后，王翦大破赵军，俘虏了赵王。赵国宣告灭亡。
【个性点评】
李牧看来是那种真正的“睡狮”：我先打盹，你随便玩；但是我打盹并不等于我真的睡着了，我是先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再打盹。一旦时机成熟，立马就醒，给你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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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让我打仗？我就“拖”(2)
这种蔫人最可怕，你骂他，你打他，他就像一个正宗的东亚病夫那样毫无反应。他就用一个“拖”字诀，让你没脾气。对谁都“拖”，对外“拖”，对内“拖”。“拖”得你筋疲力尽，突然反戈一击。得！投降吧！匈奴投降了，赵王也投降了。
不过，睡狮的特点是时睡时醒。如此一来，睡的时候别人说你胆怯，醒的时候你是常胜将军，你不胆怯了，别人倒胆怯了。所以你的末日来临了。
并不是所有的睡狮的末日都会来临，有的睡狮，还是拿破仑同志亲口封的睡狮，到现在既没有醒，也没有末日，还在继续睡着。
睡就睡吧。不醒最好。鲁迅不是说了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就像李牧一样，最终也灭亡了。


郦食其：文雅的不行，就来粗野的吧(1)
这是秦末汉初最经典的一个场景：
刘邦带兵经停陈留，欲谋取一官半职的高阳儒生前来拜见。郦食其在传达室奉上自己的名片，温文尔雅地对门卫说：“我乃高阳儒生郦食其，素仰沛公之雄才大略，原为沛公效犬马之劳。敬请诸位给通禀一声，说我想拜见沛公，渴望和他一起谈论谈论天下大事。”使者进去禀告的时候，刘邦正在洗脚，他一边抠着鸡眼，一边问办事员：“来者是个什么货色？”办事员绘声绘色地描述道：“他头戴高帽，形象古雅，貌似满腹才华。”闻听此言，刘邦胃口大倒：“我最烦的就是狗屁儒生！替我损他几句，就说我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听儒生忽悠！”
等了半天，没想到等来的是刘邦这几句话，郦食其勃然大怒，双眼圆瞪，手握宝剑，如同爱斗的公鸡，气鼓鼓地对办事员说：“那你小子就再给我通报一遍，就说老子我是高阳酒徒！”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刘邦向来吃硬不吃软，听说来人脾气很大，马上答应接见郦食其。
其实，为这次求职，郦食其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他是陈留高阳（今属开封）人，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寒，平时靠下贱职业维持生计。虽然如此，却喜欢喝酒骂人，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因此赢得了“狂生”称号。
在此之前，郦食其也见过陈胜、项梁各路豪杰，每次都备感失望。那些翻身的奴隶个个都斤斤计较，刚愎自用，小肚鸡肠，龌龊不堪。但是在他的想像中，刘邦不是这个样子。多方汇集来的信息使他对刘邦充满了期待。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对刘邦还是不能走讨好的路线，只有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刘邦的反革命的两手，才会一鸣惊人。
此时的郦食其已经60岁了，他知道事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事情就是按照郦食其的设计发展的。
见到刘邦之后，郦食其首先从气势上盖住了他：“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但在我看来您却不过如此—统共万把来人，千把条枪。这样和强秦对抗，绝对是肉投饿虎。怎么办？我知道你最想问的就是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夺取陈留。因为陈留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且为天下粮仓。”见刘邦已渐渐入巷，郦食其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我和陈留的县令是酒友，如果您想清楚了，就委托我前去劝降此人。”
就这样，刘邦不战而得陈留。郦食其一举成名，常以刘邦使臣的身份奔走于天下诸侯之间。
汉王三年（前204年）的秋天，项羽攻打汉王，攻克了荥阳城，汉兵逃走去保卫巩、洛。不久，楚国人听说淮阴侯韩信已经攻破赵国，彭越又多次在梁地造反，就分出一部人马前去营救。淮阴侯韩信正在东方攻打齐国，汉王又多次在荥阳、成皋被项羽围困，因此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屯兵巩、洛以与楚军对抗。郦生便就此进言道：“真正的王者以百姓为天，而百姓又以粮食为天。敖仓是重要的粮仓，目前守敖仓的部队战斗力低下，我们正好乘虚而入。”
刘邦马上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出兵据守敖仓，郦食其又为刘邦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天下格局初定，渐渐成为了楚汉相持的形势，只有齐国还保留有相当的实力，和楚汉不即不离，因此，齐国的立场就显得格外重要。
郦食其自告奋勇出使齐国，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齐王面前，郦食其口吐莲花，头头是道。他盛气凌人地问齐王：“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回答：“我不知道。”郦生说：“您若是不知道天下人心归向的话，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全了。”于是，郦食其从天时、地利、人和，大气候和小气候，主观与客观……纵论天下形势，探讨楚汉的发展前景，得出了汉兴楚亡的重要结论，并和齐王达成了共识。
于是，齐王撤除兵守战备，天天和郦生一起纵酒作乐。
灾难就这样来临了。
淮阴侯韩信听说郦食其没费吹灰之力，坐在车上跑了一趟，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取得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心中既不服气，又很失落，于是就采用蒯通的计策，乘夜幕的掩护，偷袭不设防的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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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食其：文雅的不行，就来粗野的吧(2)
结果可想而知，正与郦食其喝酒的齐王听说韩信兵临城下，顿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便恼羞成怒地说：“你他妈骗我啊！你明明说刘邦要和我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可是刘邦派来的大军却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做人怎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如果你能阻止汉军进攻的话，我让你活着，若不然的话，我就要烹杀了你！”郦生知道这次被韩信给涮了，局面已无可挽回，就恢复了酒徒本色，咬牙切齿地说：“干大事业的人不拘小节，有大德的人也不怕别人责备。你老子岂肯替你游说韩信！”
于是，郦食其被齐王投进了滚热的油锅，如同一根油条。
多么圆满啊，郦食其以酒徒始，以酒徒终—虽然他更多的时候是个儒生。
【个性点评】
少年时代，我所就读的那所学校不知怎么就开始流行书签。书签的大小接近于今天新版的一元纸币，大概就是一毛钱一个的样子。清新的图案，清浅的格言，美观大方，惠而不费，它很容易就吸引了我们清贫的目光，同学之间热衷以之互赠—此物最励志。
当时，一个有些另类的书签吸引了少年的我：有些破旧的画面上是一抹淡淡的青色，充盈画面的是植满大葱的原野，葱叶密密麻麻。应该是暮春的景象吧，画面上的大葱已经结出了类似于蒲公英种子的圆球。几句诗就压在画面上：
出门何所见，
春色满平芜。
可叹无知己，
高阳一酒徒。
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诗作者是谁，也不知道高阳酒徒是谁，但却被这几句诗所深深吸引。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几句诗到底为什么让我入迷，也许是“春色”背后的感伤，也许是“平芜”词义的古雅，也许是“可叹无知己”的矫揉造作迎合了少年的浅薄青涩，也许是“高阳一酒徒”的弃世姿态打动了懵懂的不解风情……于是，我买下并珍藏了这枚书签，郑重其事地在上面写下了“赠给自己”（这其中的矫情真令今天的我汗颜）。
几天前，那枚书签曾在不经意间从一本书中现身，依然是20年前的模样，历历往事如在昨日，而我已经不再少年。春色，平芜，知己，酒徒……已经不能让我有些许激动，只有逝去的青春让我扼腕慨叹。
细细想来，我的酒徒生涯就和“高阳”有关，“高阳”是个地名，距我谋生的城市不远。曾有半年的时间，我就被安排在那里“锻炼”。在那里我见识了花样百出的酒令，见识了怀着各种目的狂放饮酒的人们，在与人斗酒之中无意之间创造出了我自己的白酒纪录……
然而，两年前，我戒了香烟，两月前，我戒了白酒。如果说戒烟是一种自我了断，那么戒酒则是一种自我阉割。戒烟戒酒，让我彻底远离了曾经的圈子和曾经的迷梦，远离了不可思议的幻想和不可思议的虚妄，远离了耳热酒酣随意而为的佯狂，远离了宿酒醒来令人心悸的清醒……我要求自己：戒烟戒酒，不下围棋，做一个“完美”的人。我在全面收缩，我在努力活出“非我”。
我如果是从前的我，我会看不起现在的自己。
所以，我知道有两个我，一个是曾经嗜酒的我，一个是今天极力让自己平静的我。我爱我自己吗？我爱哪个自己？我想我不爱，哪个都不爱！
郦食其也不爱。
和那个书签相遇之后很久很久我才知道所谓的“高阳一酒徒”指的就是郦食其。郦食其是高阳人，其身份是儒生。秦末，儒生并不是一个多么正当的身份，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来自外界的约束和内在的收敛，所以，那时的儒生也是一群无可无不可的人，是啊，离“独尊儒术”的时代还遥远得很呢。郦食其是个儒生，也是个酒徒。用儒生的方式走不通的时候，他就用酒徒的方式，而用酒徒的方式走不通的时候，他就用儒生的方式。他做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儒生。
刘邦不喜欢儒生，但喜欢酒徒，郦食其的酒徒身份打动了刘邦，之后就用儒生的身份为刘邦服务。酒徒和儒生互为表里，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刘邦的需要。
但是最后，这个酒徒兼儒生依然没有躲过被投进油锅的命运。
我刚才百度了一下那首诗，原来是高适的名篇。


郦食其：文雅的不行，就来粗野的吧(3)
我刚才去书架上找那个书签，却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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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园：兄妹同谋，篡了楚国的天下(1)
楚国人黄歇陪伴楚国太子在秦国当人质好几年了，太子的父亲楚顷襄王病重，请求秦国放回太子继位，秦国哪里肯放？黄歇为太子献计，趁楚国使者即将返国的时候，让太子换上下人的衣服，冒充使者的马夫，混出了关外。黄歇自己守在驻秦大使馆里，深居简出，各国大使开会或者秦王召见的时候，黄歇称病不出。估计太子已经昼夜兼程回到了楚国，黄歇才梳妆打扮，以正式的外交礼节参见秦王，请罪说：“我已经偷偷把楚太子送回国了，罪当死，请您杀了我吧。”亲王大怒，立刻就想赐黄歇自杀。应侯范雎劝说道：“黄歇舍生忘死，掩护楚国太子撤退，一旦楚国太子继位，定会重用黄歇，咱们不如赦免黄歇，放他回楚国去，以后楚国和秦国结好，对秦国的大业也有好处。”
黄歇回国三个月后，太子继位，是为考烈王。考烈王拜黄歇为丞相，封为春申君，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名于天下，号称“战国四公子”。
考烈王三宫六院，居然一直没有子嗣，可见考烈王的生殖系统有毛病，不是阳痿就是早泄。黄歇给他找了许多生殖力旺盛的女人也无济于事。这时赵国人李园出场了。
李园有个亲妹妹，是个艳名远播的美人，李园想把美女妹妹献给考烈王，作为晋身之阶。可是听说考烈王阳痿，怕妹妹生不出儿子，时间长了失宠，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就失去了保障。于是退而求其次，把火力对准了春申君黄歇。
李园极富心计，先通过关系做了春申君的随从，过了一段儿时间请假回家，又故意延误返回的日期。回来销假时，春申君很生气，要惩罚李园，李园辩解说：“齐王派媒人来向我妹妹求亲，我陪他们喝酒商议亲事的细节，所以误了假，请您原谅。”
春申君一听齐王都来向李园妹妹求亲，不觉色心大动，抓耳挠腮地问：“下聘礼了吗？”
李园眼见春申君一步一步进入圈套，肚里暗暗发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还没有呢。”
春申君赶紧问：“我能见见你妹妹吗？”
李园回答：“当然可以了。”
李园带着妹妹来到相府，春申君一见之下，果然是个倾城倾国的美人儿，当仁不让地纳了她为妾，而且不久就有了身孕。
曲线救国的第一步已经得逞，李园和妹妹密谋后，让妹妹给春申君下说辞：“楚王对丞相您的宠信，连他的兄弟都比不上。您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丞相，可是楚王没有儿子，百年后势必会立他的兄弟为王。他的兄弟继位后，肯定会重用他们自己的亲信，则将置丞相您于何地？况且您掌握了这么多年的朝政大权，对楚王的兄弟多有失礼得罪之处，一旦楚王的兄弟继位，丞相您就大祸临头了，还谈什么保住相位和江东的封地？刚好我已经有了身孕，又没有人知道；我嫁给您时间不长，以楚王对您的宠信，如果您把我献给楚王，楚王也一定会宠信我。假如我天幸生了一个男孩，那么继承楚国王位的就是您的儿子啊。”
这一番说辞果真打动了春申君，春申君于是秘密把李园妹妹送出府外，安置到一个不为人知的住处，然后隆重向楚王推荐李园的妹妹，说得天花乱坠。楚王当然言听计从，纳李园妹妹为妃。不多时生下一个男孩，楚王大喜之下，立为太子，立李园妹妹为王后，同时重用李园。
李园多年的谋划终于变成了现实。
李园是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下一步要对付的毫无疑问就是春申君了，因为害怕太子继位之后，春申君和盘托出其中的机密，那样的话春申君就成了太上皇，他李园说不定还会因争权夺利被春申君杀了呢。于是李园秘密豢养了一批死士，借机要杀春申君灭口。
有一个叫朱英的人探知了李园的阴谋，刚好这一年考烈王病重，朱英觉得事不宜迟，立刻谒见春申君，进言道：“世上有飞来横福，也有飞来横祸。今天是一个生死无常的时代，您侍奉的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国君，因此也必会有飞来之人。”
春申君一听此话费解，就问：“何谓飞来横福？”
朱英说：“您虽然名为相国，可是大权在握，和国君又有什么区别？楚王病重，驾崩后太子继位，可是太子年龄还小，您辅佐太子，就像当年的周公一样摄政。等太子长大之后，您再把朝政大权交给太子，这不就等于您南面称孤，亲自统治楚国吗？此之谓飞来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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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园：兄妹同谋，篡了楚国的天下(2)
春申君又问：“那么何谓飞来横祸？”
朱英说：“李园是太子的舅舅，将来也一定是您的仇人。如今他不理兵事却豢养大批死士，楚王一死，他必定抢先入宫夺权，杀您灭口。此之谓飞来横祸。”
春申君又问：“那么何谓飞来之人呢？”
朱英说：“您把我安置到宫中郎中的位置上，楚王一死，李园必定先入宫，那时我趁机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飞来之人哪！”
没想到春申君听完这番话，来了一句：“你就算了吧！李园不过是一个软弱之辈，我对他向来又很好，他怎么会反目为仇呢！”
朱英看春申君不纳谏，恐怕以后灾祸上身，赶紧逃亡。
十七天后，考烈王驾崩，果然不出朱英所料，李园抢先入宫，在棘门之内埋伏下死士。春申君入宫吊唁，刚一走进棘门，李园的死士冲出来刺杀春申君，砍下他的头扔到棘门外面。李园随即灭了春申君全家，立李园妹妹的儿子为楚王。李园全面把持了楚国大权。
【个性点评】
李园可谓深谋远虑之徒，就像下围棋一样，走第一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下一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终完美地全盘实现了他们兄妹的计谋。
司马迁对春申君的评语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是忠厚长者，怎么斗得过心思细密、心狠手辣的李园？君子碰见小人和阴谋家，只有束手就擒。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坏人当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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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牺牲一代女人的胸脯征服匈奴(1)
“乱世出英雄”，这几乎是一个真理，因为乱世是一个缺乏秩序的时代，缺乏了秩序，就为各色人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因此，每一次乱世都会造就大量英雄。秦末当然是乱世，许多英雄应运而生，不足为奇，到了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居然还有人能抓住乱世的尾巴，奋力成为英雄，终至封侯，就不能不让人叹服了。
此人就是娄敬。
娄敬是齐国人，汉高帝五年，他被征发到陇西戍守边塞，途径洛阳之时，听说高祖刘邦正住在那里，心里一激灵，决定碰碰运气。当时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羊皮短袄，身份是戍卒车夫。进城之后，作为车夫的他突然扔掉拉车子用的横木，大声喊道：“我要求晋见皇帝！我要求晋见皇帝！”有人好心地送给他一身漂亮的衣服，好意地劝他，总不能这么衣衫褴褛见皇帝吧。娄敬昂然答道：“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向皇帝贡献的是思想不是形象，我为什么要从外表上修饰自己呢？”我们知道，刘邦向来作风民主，并且对有个性的人青睐有加，当他听说从山东来了个神经病，马上拨冗接见。看这个神经病一副穷酸样子，刘邦还破例赏了他一顿饭吃。
看娄敬吃饱喝足，开始切入正题。他一开口就向刘邦发问：“听说陛下要建都洛阳，难道是为了跟伟大的周朝比试吗？”皇帝心中暗暗称奇，因为这个人一开口就抓住了他的心，当时刘邦正为建都之事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因为他的大臣大都来自东部，他们强烈建议刘邦定都洛阳。他们引经据典地说，周朝建都洛阳称王天下几百年，秦朝建都在关内只传了二世迅速灭亡，因此，洛阳应该是首选。他为此正犹疑不决，所以很想听听这个刚吃饱了饭的神经病会有怎样的高见。
娄敬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他分析了周朝的先祖取得天下的原因、途径和经过，论证了周天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方法和特点，然后对比了刘邦取得天下和周朝取得天下的不同之处，最后详细论证了建都关内的重要意义。娄敬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发挥奇佳，让刘邦听得一愣一愣的。娄敬的这些观点不仅和留侯张良的观点接近，也和刘邦的观点不谋而合。刘邦不再犹豫，当日就乘车西行到关中建都。
建都地点确定之后，刘邦对娄敬说：“你有功于建都，因此，我决定赐你国姓，从此之后，你就姓刘了。”娄敬变成了刘敬，并且留在了刘邦身边。
建都问题上，刘敬露了一小手，但更多的机会还在后面。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韩王信与匈奴勾结，准备联手进攻汉朝。皇帝震怒，为了摸清虚实，就派使臣出使匈奴。为了迷惑汉朝的使者，匈奴故意隐匿壮士肥马，只把老弱病残拿出来展示。派去的使臣有十余批，回来都说可以出击匈奴。出于对刘敬水平的赏识，刘邦决定派刘敬出使匈奴，打探匈奴的底细。刘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回来之后他这样对刘邦分析：“两国交兵，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以此来威慑对方。可是，匈奴却不这样，其中一定有诈，估计他们准备出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此时攻打匈奴凶多吉少。”
刘邦喜欢骂人，一言不合，他的脏话就会喷涌而出：。皇帝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你这齐国杂种！凭着两片臭嘴捞得官做你就翘尾巴，今天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你知不知道，我的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于是，刘邦先拘禁刘敬，然后御驾亲征，他要用辉煌的胜利来搧刘敬的脸。
谁承想，刘邦刚到平城，就被匈奴的奇兵围困在了白登山上，七天七夜后才得以脱身。回来之后，他马上释放刘敬，同时赏赐给他食邑二千户，并封他做建信侯。
虽然解了围，但匈奴的战斗力却让刘邦感到后怕，夜不能寐，就召来刘敬询问对策。刘敬卖起了关子：“我有长久之计，可以让匈奴的子孙后代臣服汉朝，只是怕陛下不愿去做。”刘邦被刘敬说得抓耳挠腮，急不可耐：“果真可行的话，为什么不能办！只是该怎么办呢？”刘敬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冒顿做妻子，给他送上丰厚的礼物，他知道是汉帝皇后生的女儿又送来丰厚的礼物，粗野的外族人一定爱慕而把大公主做正妻，生下的儿子必定是太子，将来接替君位。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匈奴贪图汉朝的丰厚财礼。陛下拿一年四季汉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东西多次抚问赠送，顺便派能言善辩的的人用礼节来开导启发他。冒顿在位，当然是汉朝的女婿；他死了，他的太子，汉朝的外孙自然就是君主。哪曾听说外孙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事情呢？这岂不是不用出兵便从根本上解构匈奴的绝佳办法吗？”高帝听后，派着大腿说：“高啊，真他妈的高啊！”刘邦向来对自己的孩子就没有多少感情，曾有遗弃子女的不良记录，如今听说女儿还有这样的用场，喜不自胜，立马就要送公主去配匈奴。只是最后被头发长见识短的吕后给搅黄了，刘邦终究没能派出大公主，最好只好找了个宫女冒充公主的名义，嫁给了冒顿君主做妻子。同时，派遣刘敬前往与匈奴订立议和联姻盟约。


刘敬：牺牲一代女人的胸脯征服匈奴(2)
【个性点评】
能崛起于戍卒之中，刘敬当然有其过人之处。没有一寸战功，却创造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纪录，最后封妻荫子，位列王侯。要知道，“封侯”可是后世的李广用尽了毕生精力也没能实现的一个梦想。
刘敬是个奇人，奇人总有奇计，“和亲”就是刘敬的创造性发明。牺牲一代女人的胸脯，换取当代的繁荣和后代的幸福，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奇计，是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文臣武将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奇计。至于“和亲”是否真的有效，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刘敬更是一滴水，折射出了刘邦的伟大，折射出了时代的宽容，不论“和亲”的目的达没达到，至少那些女人没有被拉回来游街，刘敬也没有被人骂作皮条客。
如果有人告诉我汉朝是个大时代，我一定愿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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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绾：邦哥，我也不想反啊，只是我实在心里不踏实(1)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刘关张在桃园组建黑社会之时所宣读的誓词，同时也是引证率最高的誓词。自这句誓词横空出世以来，它就无数次地激荡起绿林好汉、豪滑大侠的壮志，成为他们与同伙相互鼓劲的经典用语。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其中深深的遗憾—“不能同年同月生”。因此，“同年同月同日生”似乎也是衡量友谊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是古往今来一对异姓兄弟之间真能“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实在少之又少。
但有两个人例外，他们就是刘邦和卢绾。
刘邦与卢绾不仅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是同乡，不仅如此，他们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这么多的相同，使二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一起泡妞……即使刘邦被官吏追拿东躲西藏之时，卢绾也总是随同左右，东奔西走，如影随形。
天下大乱，刘邦起兵，卢绾就以宾客的身份相随。到汉中后，卢绾被刘邦任命为将军，但很少真正单独外出打仗，他似乎每天都陪在刘邦身边。即使刘邦做了汉王之后，卢绾依然可以在刘邦的卧室内自由出入，甚至连刘邦的避孕套放在哪个抽屉里他都了如指掌。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在刘邦这里，没有任何人比卢绾更吃得开。就是萧何、曹参等人，虽然也很受重用，但那更多是一种工作关系，一种上下级关系，这些关系是无法与刘邦、卢绾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的。
因此，在刘邦还是汉王的时候，卢绾就被封为长安侯。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冬天，不可一世的项羽已经在乌江边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大汉王朝即将正式建立。刘邦深知卢绾还没有像样的功绩，就特意挑了一个风险较小但又易于建功的机会给卢绾，让他另带一支军队，和刘贾一起攻打纸老虎—临江王共尉，当然是旗开得胜。之后又随刘邦攻打燕王臧荼，臧荼也是俯首称臣。伴随着卢绾的几次轰轰烈烈的胜利，天下平定。
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在诸侯中不是刘姓而被封王的共有七个人。高祖想封卢绾为王，但又害怕群臣心存怨恨，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不好说出口。于是就采取民主推举的办法，让群臣推选谁可以做燕王。结果可想而知，卢绾以全票当选燕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从汉高祖刘邦的朝堂里传出。刘邦随即以最快的速度签署了卢绾的任命书。
汉高祖十一年（前194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这在当时可是个大事。
陈豨是宛朐（今山东曹县附近）人，也是刘邦的开国功臣。高祖七年冬天，韩王反叛，逃入匈奴。刘邦封陈豨为列侯，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率领督统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统管这一带戍卫军队。
怎么说呢，陈豨这个人有很多优点，譬如他没有一点架子，对待宾客用的就是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礼节，而且总是谦卑恭敬，屈己待人。他这人就是有些爱慕虚荣，有一次，他高调地休假回乡，后面随行的车子就有一千多辆。没办法，他就喜欢这么夸张，如同今人结婚喜欢弄几十辆轿车装点门面一样。那次回乡，走到赵国正好赶上天黑，就在赵国国都邯郸过夜，一下子就把邯郸所有的宾馆住满了，一时传为美谈。
自己不注意就容易给别人留下把柄。陈豨庞大的行亲队伍还没走出赵国国境，赵相国周昌就专程进京找刘邦去垫砖去了。周昌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依据陈豨宾客众多、独掌兵权的客观事实，推断陈豨必有变故。于是刘邦就派人追查陈豨的宾客在财物等方面违法乱纪的事，其中不少事情自然牵连到陈豨头上。陈豨非常害怕，不久便自立为代王，劫掠了赵、代两地。
刘邦御驾亲征，陈豨自然不是对手，情急之下只好派手下王黄去向匈奴求救。为了打乱陈豨联合匈奴的计划，燕王卢绾也派手下张胜出使匈奴，声称陈豨等人的部队已溃不成军，想以此来影响匈奴的出兵计划。
张胜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善于独立思考。这样就很可怕。
张胜抵达匈奴以后，恰逢被驱逐出境的前燕王的儿子臧衍，臧的一席话改变了张胜的命运，也改变了卢绾的命运：“您之所以在燕国受重用，是因为您熟悉匈奴事务。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战争连年不断。现在您想为燕国尽快消灭陈豨等人，但陈豨等人被消灭之后，接着就要轮到燕国，您这班人也要成为俘虏了。您为什么不让燕国延缓攻打陈豨而与匈奴修好呢？战争延缓了，能使卢绾长期为燕王，如果汉朝有紧急事变，也可以借此安定国家。”这显然是臧版的“狡兔死，走狗烹”，结合韩信等功臣的结局，张胜没有理由不认为臧衍说得在理。于是他掉转方向，开始暗中让匈奴帮助陈豨攻打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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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绾：邦哥，我也不想反啊，只是我实在心里不踏实(2)
很快，燕王卢绾开始怀疑张胜和匈奴勾结，就上书皇帝请求把张胜满门抄斩。张胜返回，把之所以这样干的原因全部告诉了卢绾。卢绾恍然大悟，找了一些替身治罪处死，把张胜的家属解脱出来，使张胜成为匈奴的间谍，又暗中派遣范齐到陈豨的处所，想让他长期叛逃在外，使战争连年不断。
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
陈豨与卢绾的狼狈为奸不久就难以为继了。
一年之后，刘邦的连襟樊哙斩杀陈豨，手下作鸟兽散。一员副将投降朝廷，揭发了卢绾与陈豨暗中勾结的事实。卢绾的幸福日子走到了尽头。
刘邦一再短信要求卢绾进京对质，卢绾一概称病推托。他摆着指头说：“也许老朋友刘邦不会杀我，但是目前刘邦病重，吕后专权，去年春天，韩信已被满门抄斩，去年夏天，彭越也被夷族，吕后同样不会放过我的！”
后来，汉朝又得到一些投降的匈奴人，说张胜逃到匈奴中，是燕王的使者。于是皇帝说：“看来卢绾是真的反了！”于是就派樊哙前去问罪。
面对朝廷的征剿大军，卢绾萦绕在心头的话就是：“邦哥，我真的不想反，我只是心里不踏实啊！你们在逼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卢绾把自己所有的宫人家属以及几千名骑兵安顿在长城下，等待机会，希望皇帝龙体康复，重新主政之后，亲自进京谢罪。他知道，以这么多年的交情，邦哥一定会原谅他的，一定会！他的一切都是邦哥给的，因此，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邦哥作对。他自己没有那么贪心，只是不想失去邦哥所给予的天堂。即使所谓的勾结匈奴，串联陈豨，不就是想通过这三者之间的零和游戏来延缓自己的荣华富贵吗？卢绾尽力想说服自己，因为，无论如何，这样做的确是仅仅为了自保。
然而邦哥却没有给卢绾任何机会，很快，人们的高祖、卢绾的邦哥就和全国人民说了“再见”。只是至死他也不会原谅卢绾，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反叛，但卢绾不能反叛，卢绾是他心底最后的一丝温暖。
对于卢绾来说，没有了“邦哥”的汉朝就如同天崩地裂。他逃入匈奴，一年之后，郁郁而终。
是啊，世界上哪有既同年同月同日生又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朋友呢？
【个性点评】
和汉王朝众多开国勋臣相较，卢绾所作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卢绾又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存在，让刘邦真正成为了一个立体的人，情感丰富的人。他让人知道，刘邦不仅会诛杀功臣，也会关爱自己的弟兄。
玩弄的是政治，在意的是友情。卢绾平衡了因刘邦诛杀功臣所导致的形象倾斜。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为“孤篇压全唐”，那么，卢绾则是“匹夫战功臣”。


栾布：两个变态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
京剧《淮河营》讲的是汉朝的事情：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欲篡刘家江山。刘邦之子刘长，镇守淮南，甚为勇武。刘长为赵妃所生，吕后为了争权害死赵妃。二十年来，刘长一直认吕后为生母。于是，汉室旧臣蒯通、栾布、李左车等前往淮河营，欲向刘长讲明往事，请其立即发兵除吕扶汉。
在去淮河营的路上，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腔：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胡言乱语怎瞒咱!
在长安你也曾夸大话，
为什么事到而今要奸滑？
左手拉住了李左车，
右手再把栾布拉；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踏，
生死二字且由他！
这一段是剧中人蒯通唱的，在这一段之前还有一段不太著名的唱腔：
战鼓不住地打，
只打得栾布心中乱如麻。
乘此机会我溜了吧，
生死关头只恐事有差！
这一段是栾布唱的。栾布在戏里是个十足的丑角，胆小如鼠，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栾布时时想着脚底抹油，一走了之。这和正史上栾布的形象可谓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这个错误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栾布，就必须说另外一个人—彭越。
彭越是山东昌邑人。秦末，他伙同一帮人在巨野的大泽中当强盗。彭越是个有头脑的强盗，最大的特点是从不跟风。在陈胜、项梁揭竿而起，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他却平静地对跃跃欲试的手下说：“现在两条龙刚刚搏斗，还是等一等吧。”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多。
一年后，在“泽间少年”及其众人强请之下，彭越决定起事。面对一伙乌合之众，他以“后期者斩”予以约束；以“诛最后者一人”杀一儆百，很快就以软硬两手制服了手下的亡命徒。这时局势已稍微明朗，而彭越手下已经聚集了一千多人。
从此，他助汉击楚，于济阴大破楚军，得魏地十余城。其后又复下昌邑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最后率师大会垓下，攻破楚军，以其卓越战功被刘邦立为梁王。
与彭越相比，栾布就是小人物了，但这不妨碍二人的相知相识。
栾布本来是梁地人，当彭越还是平民百姓时，二人曾有极深的交往。只是那时栾布家徒四壁，每天连饭都混不上，只好外出打短工，在一家小饭店里当酒保。人走背运的时候，喝口凉水也会塞牙，在饭店当小工的栾布居然被人给绑架了，被强行买到了北方做奴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被人绑架之后，栾布骨子里的英雄气概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抓住时机，替主人家报了大仇，并因此出名。于是，燕将臧荼就推荐他担任都尉。
后来臧荼做了燕王，栾布也跟着升做了将领。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臧荼反叛汉朝，事败之后，栾布也就做了俘虏。
做了梁王的彭越听到了这件事，便四处奔走，向皇上进言，请求赎回栾布。就这样，栾布不仅被赎回，而且还坐上了梁国的大夫，开始了一个小官僚的幸福生活。
然而，又是好景不长。
汉十年的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军队到达邯郸之后，刘邦突然没有了底气，就向梁王彭越征兵。梁王推说自己有病，只派出将领带着军队到邯郸。刘邦于是怀恨在心，派人去训斥彭越，弄得彭十分紧张。恰在此时，彭的手下有人跑到高祖那里控告梁王阴谋反叛。因此，梁王因此被刘邦囚禁到洛阳，很快就被杀，其家族诛灭。之后，刘邦让人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赠天下诸侯，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并且还把彭越的脑袋悬挂在洛阳城门之下，明令：“有敢来收殓或探视的，立即逮捕。”
当此天崩地裂之时，栾布在干什么呢？他被派去外出公费考察。考察的地点是齐国，就是刘邦的私生子刘肥的封国。
得知情况有变，栾布迅速处理完在齐国的公干，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往洛阳。对着风干了的彭越的人头，栾布高调地做起了述职报告，边祭祀，边哭泣，声泪俱下，声闻四野。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快就有便衣上前将栾布逮捕，并将此事报告了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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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布：两个变态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2)
我们知道，刘邦是个好奇的人，听说有人如此和自己对着干，刘邦萌发了见见此人的念头。见到五花大绑的栾布，刘邦情不自禁地骂道：“老子我禁令任何人不不得以任何形式表达对彭越的敬意，哪怕在心里也不行，你小子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祭拜，难道你不知道天下是谁的天下了吗？因此，我决定给你洗个热水澡—烹杀你个杂碎！”在走向皇帝布置好的汤镬的路上，栾布平静地说道：“我死可以，但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当你被困彭城，兵败荥阳、成皋一带的时候，项王之所以不能顺利西进，就是因为彭王据守着梁地，跟汉军联合而跟楚为难的缘故啊。在那个时候，只要彭王调头一走，跟楚联合，汉就失败；跟汉联合，楚就失败。再说垓下之战，没有彭王，项羽不会灭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彭王接受符节受了封，也想把这个封爵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现在陛下仅仅为了到梁国征兵，彭王因病不能前来，陛下就产生怀疑，认为他要谋反，可是谋反的形迹没有显露，却因苛求小节而诛灭了他的家族，我担心有功之臣人人都会感到自己危险了。现在彭王已经死了，我活着倒不如死去的好，就请您烹了我吧。”
众所周知，刘邦是个有逆向思维的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和别人唱反调，在一般情况下，你不要指望他按你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你想死，我偏赦免你；你想活，我偏杀了你。很多人不知道刘邦这个思维定势，因此吃了大亏。譬如项羽为了让刘邦有所让步，就捉了刘邦的老爸过来，明确告诉刘邦，如若不有所收敛，将会把刘邦的老子烹而食之。而刘邦的回答更爽快：咱们曾结拜为弟兄，因此，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如果你愿意将老子烹了吃，那么请分我一杯羹。弄得项羽哭笑不得，一点脾气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姓丁的傻叉也因不了解刘邦的思维特点而错判形势，结果连命也丢了。此人叫丁公，曾在项羽手下任将领，楚汉相争之时，丁公负责在彭城西面追逐刘邦，由于丁公技高一筹，使得刘邦屡次陷于窘境。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苦苦近逼，让刘邦感到十分头疼，只好掉转马头对丁公说：“英雄相惜，我们两个好汉为什么要互相为难！”能被刘邦目为英雄，并且是同等分量的英雄，这一点让丁公十分兴奋。于是，丁公就高高兴兴地放了刘邦一马。等到刘邦成了汉高祖之后，丁公还记着和刘邦之间曾经的往事，就屁颠屁颠地去拜见皇帝。谁知刘邦却来了个大变脸，吩咐手下捉住丁公并且推到军营之中去示众。刘邦传令三军：“丁公做项王的臣下不能尽忠，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啊！”示众毕，丁公的脑袋就不翼而飞了。刘邦用一句话概括杀丁的理由：“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你看，刘邦就是这样幽默。
面对栾布，刘邦爱和别人唱反调的定律再次生效。听说栾布想死，刘邦激动地说：“靠，死，哪有那么容易？小子，你听着，你自由了，回去洗洗澡吧，休息过之后去做都尉。”
就这样，栾布和刘邦对着干倒干出来了个都尉！
后来，栾布就顺风顺水了，一路做到燕国国相，后晋升为将军，直至最后封侯。
栾布常常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穷的时候要低调做事，富的时候要高调做人！
【个性点评】
在一个有幽默感的领导人手下工作，是一个人上辈子修来的福分。都说刘邦刻薄寡恩，但我觉得刘邦的幽默体现在骨子里，他的流氓习气，他的虚荣高傲……都是他骨子里幽默天性的自然流露。
栾布是幸福的，他的幽默和刘邦的幽默终于撞出高质量的火花。两个变态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尽管历史上的栾布高大挺拔，但戏台下的观众却看透了其中的猫腻，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栾布确定为丑角，并将栾布内心的怯懦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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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中国第一只凶猛的野鸡(1)
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跳楚舞的高手。戚夫人是山东定陶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才得到她，非常宠爱，四处征战时也带在身边。和项羽垓下一战，项羽和虞姬听到的四面楚歌，首先就来自于刘邦和戚夫人，然后才令汉兵应和的：“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是楚人之歌声也。”
刘邦和戚夫人感情深厚，因为常常带着她一同出远门，朝夕相处。正牌皇后吕雉常常留守在宫内，加上年龄又大，倒反而疏远了。吕雉生子孝惠，立为太子；戚夫人生子如意，封为赵王。孝惠为人仁慈软弱，刘邦乃小流氓出身，好酒好色，岂能看上为人仁弱的孝惠？因此非常不喜欢他。加上戚夫人对着刘邦日夜啼泣，刘邦就想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雉可不是善茬儿，她为人刚毅，刘邦平定天下期间，诛杀的不听话的大臣大都是吕雉出的主意。这样一个女强人，戚夫人居然想和她争夺储位，岂不是以卵击石？
果然，在吕雉和留侯张良的策划下，太子孝惠“卑词安车”，亲自去迎接名满天下的隐士—“商山四皓”。这四个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被太子的甜言蜜语和礼贤下士所打动，遂跟随太子左右，像四个白色恐怖的门神，吓阻了刘邦的易储之念。
在满朝的反对声浪中，刘邦“叹息凄怆”，无法更换太子，只好躲在深宫中，让戚夫人击筑，自己流着一把老泪唱起了盛年时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唉，俱往矣，那威加海内的好时光；俱往矣，那当年跟随我的猛士一个个都被我亲手杀了；眼前的美人，心爱的儿子，我都帮不上你们了，好自为之吧。
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太子孝惠继位，是为汉惠帝。
紧接着，对戚夫人嫉恨已久，如今大权独揽的太后吕雉，展开了骇人听闻的疯狂报复。
吕雉先把戚夫人关押在永巷。永巷是专门关押犯罪宫人的地方，戚夫人乃堂堂汉高祖的妃子，居然也被关押于此，可见吕雉怨毒之深。她让人把戚夫人剃光长发，穿上粗布衣服，舂米劳作。戚夫人不堪劳作之苦，吟出了中国史上最早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当然没有人告知她的儿子赵王如意。
吕雉想加害赵王如意，派人去叫赵王到长安来。使者来催了三次，赵国的丞相周昌对使者说：“听说吕后最怨恨的就是赵王和戚夫人，想把赵王召到长安去杀掉。赵王年龄又小，身体又不好，常常生病，我不敢让他去长安。”吕雉一听使者回报，大怒，马上又派使者召周昌到长安来。周昌不敢不来，来了就被吕雉扣留。然后又派使者召赵王。没有了丞相的庇护，赵王只好亲自前来。
汉惠帝很仁慈，知道吕雉想要杀掉赵王，就亲自去霸上迎接赵王，把赵王带进自己宫中，起居饮食都和自己寸步不离。吕雉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有一天天还没亮，汉惠帝照例起得很早，出去打猎，赵王贪睡，不能早起。吕雉侦知赵王一个人独居，于是派人用毒酒毒死了赵王。等到了黎明时分，汉惠帝打猎回来，发现赵王已经死了。
吕雉毒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后，就该整治戚夫人了。她的手段异常残酷：把戚夫人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饮哑药致哑，扔到茅坑里，取名叫“人彘”（人猪）。这还没有完，过了几天，居然派人召来儿子汉惠帝“观人彘”。一个“观”字，把吕后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
即使是吕后的儿子，得知此“人彘”竟然是赵王的母亲戚夫人后，也不禁放声大哭，因此成病，派人对吕后—自己这个野鸡似的亲娘—决绝地说：这不是人干的。我是太后您的亲生儿子，所以我也连带着不是人了，无法治理天下。
从此之后，汉惠帝自暴自弃，不上朝，不听政，天天淫乐无度。
过了一年，楚王、齐王入朝朝贺。因为齐王是汉惠帝的哥哥，汉惠帝就请齐王上坐，用对待家人一样的礼节对待齐王。吕雉大怒，叫人倒了两杯毒酒放在齐王面前，让齐王起身为汉惠帝敬酒祝寿。汉惠帝一看哥哥起身，自己马上也起身，端起另外一杯毒酒，一同向吕雉敬酒。吕雉一看害怕了，赶紧起身，倒掉了汉惠帝手中的毒酒。齐王看势头不对，赶紧装醉离去，事后才知道是毒酒，就很担心，怕不能全身离开长安。他的谋臣出主意说：“太后只有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这两个孩子，齐王您被封了七十余座城，可是鲁元公主才有几座城，如果您把一个郡的封地给鲁元公主，太后肯定会喜欢。”齐王于是上疏，让出一个郡的封地送给鲁元公主。吕雉果然心中欢喜，就放回了齐王。


吕雉：中国第一只凶猛的野鸡(2)
汉惠帝淫乐无度，24岁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为亲生儿子发丧的时候，吕雉只是干哭，却一滴眼泪也不掉。张良的儿子问丞相知不知道太后为什么干哭，丞相当然不知道。张良的儿子指点说：“汉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怕的只是你们几个大臣，你们奏请吕家的人入宫掌握大权，太后才会心安，你们也才会免祸。”丞相赶紧按照指点奏请太后，于是吕雉才开始放声大哭。从此开始垂帘听政。
【个性点评】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吕雉非但用酷刑折磨戚夫人和赵王如意，甚至连亲生儿子都不放过：先是对汉惠帝实行精神折磨，导致汉惠帝对她彻底绝望，荒淫无度只求速死；然后在儿子的葬礼上假哭，丝毫没有丧子之痛，想的只是自己以后的大权。
这个心理变态以至残忍无度的女人，这个用“禽兽”一词来形容反而损害了“禽兽”声誉的女人，就这样取得了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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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顿：单于的冷幽默，惹恼了吕后(1)
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叫冒顿，后来头曼喜欢小儿子，就想废掉冒顿。他想了一个馊主意：派冒顿去月氏做人质，转过头来头曼却马上进攻月氏。月氏当然要杀掉冒顿这个人质。冒顿可不是任人宰割之辈，趁乱盗了一匹好马，连夜逃回了匈奴。头曼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太子不简单，就给了他一万骑兵。
冒顿制作了鸣镝，一种带着哨音的箭簇，对手下说：“鸣镝射向的目标大家都要射，不射的杀！”会猎的时候冒顿就用这个办法训练手下。有一次，冒顿故意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结果手下有的不敢射，冒顿立刻把这些人杀掉，毫不手软。又有一次，出猎的时候，趁父亲头曼不在，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的坐骑，手下也跟着全部命中目标。久而久之，冒顿的手下被他训练成了死士，一切听从冒顿的鸣镝。冒顿看时机已经成熟，遂跟随父亲头曼出猎，冷不防将鸣镝射向头曼，手下都跟着鸣镝而射。就这样射死了头曼，冒顿自立为单于，篡了父亲的位。
强盛的东胡听说冒顿弑父自立，就想趁虚而入，找了一个由头，说头曼有有匹千里马，东胡想要。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大家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怎么能给东胡呢？冒顿却不听这一套，说：“咱们国家和人家相邻，应当和人修好，干吗吝惜一匹马呢？”于是把千里马给了东胡。东胡一看冒顿好欺负，得寸进尺，又派使者告诉冒顿，想得到他的一个阏氏（单于的妻妾）。群臣大怒，纷纷斥责东胡太过分了，要求和东胡作战。冒顿又说：“干吗吝惜一个女人呢？”于是把最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王愈来愈骄横，开始向西侵扰匈奴。两国之间有一块一千多里的空地，没人居住，边界地带两国都修有哨所。东胡又派使者向冒顿索要这块空地，欲全部占为己有。冒顿征询群臣的意见，有人说：“这本来就是块废弃的空地，给他们也行，不给也行。”
没想到这一回单于勃然大怒：“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杀了所有同意割让的人，然后尽出国中之兵，向东进攻东胡。东胡因为轻视单于，毫无防备，遂大破东胡，杀了东胡王，掳走了大批的人畜。冒顿乘胜追击，吞并了周围的部落，不仅收复了秦将蒙恬夺去的匈奴地，而且一直向南推进到燕、代一带。此时，刘邦正和项羽打内战，自顾不暇，遂使匈奴坐大。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匈奴大举进攻代地，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御驾亲征，时在隆冬，大寒雨雪。
这是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会战。冒顿假装败走，把精兵隐藏起来，以老弱残卒引诱三十二万汉兵追击，冒顿却亲自率领四十万精兵杀了个回马枪，把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七夜，史称“白登之围”。当此时，只见漫天遍野都是匈奴的铁骑：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骢马，北方全是黑骊马，南方全是赤黄马。刘邦听从了谋士的建议，派使者偷偷去重重贿赂单于的阏氏，阏氏向单于下说辞，单于于是网开一面，解围一角，汉高祖刘邦才得以全身而退。
脱围后，刘邦只好和亲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和冒顿结为兄弟，开了汉朝和亲的先河。汉文帝时，“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景帝时，“遣翁主如故约”。如此和亲模式，都是汉朝不得已的妥协行为，以求换取短暂的安宁。
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年仅十七岁，母亲吕雉垂帘听政。
汉朝政局未稳，冒顿更加骄横起来。他亲自给吕后写了一封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陛下你现在孤身一人，和我一样都是独居。两主失去了配偶，都不快乐，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娱乐的，我愿意拿我所有的，换取您没有的。“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是性关系的隐语。显然，冒顿单于真的以弟自居，愿意帮助兄长的妻子解决独居寂寞的问题。
匈奴是游牧民族，有兄死弟继，甚至父死子继的传统，可是这封信到了吕后手中，两国习俗不同，吕后大怒，把这封信视为对自己的侮辱，准备立即出兵攻打匈奴。诸将对“白登之围”心有余悸，纷纷劝阻吕后说：“像高祖那样圣明和神武，尚且被困在白登山上。”言下之意是吕后您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这份奇耻大辱您就哑巴吃黄连，生生吞下去吧。吕后很有自知之明，于是和匈奴和亲。


冒顿：单于的冷幽默，惹恼了吕后(2)
这大概是冒顿单于一生中最爽的时刻了。
【个性点评】
冒顿是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弑父在前，调戏吕后在后，在他心中，大概没有任何道德束缚。当然，这也跟汉、匈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有关。
在我看来，冒顿写给吕后的求爱信不光情真意切，还颇富文采；而且“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过是游牧民族以物易物的传统而已，说不上是对吕后的侮辱。相反，吕后如果真的能够高瞻远瞩，和冒顿结成秦晋之好，实现两个伟大民族的团结与和平，那中国史就将完全改观了。
可惜啊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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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政：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1)
聂政是轵县（今河南济源）深井里这个地方的人氏。因为杀了人，为了避开仇人，聂政和母亲、姐姐一起到了齐国，在市场上替人杀猪为生。
濮阳人严仲子辅佐韩哀侯的时候，和韩国的丞相侠累结下了仇。侠累势力大，严仲子只好离开韩国，到处逃亡。逃亡途中暗暗物色刺客，准备暗杀侠累。
逃亡到齐国之后，严仲子听人说起聂政是一个勇士，“大隐隐于屠”。严仲子就上门去拜见聂政。去了好几次，也没说什么事，聂政觉得很奇怪。这一日刚好是聂政母亲的生日，严仲子带了一桌豪华的酒席去给聂政母亲祝寿。酒酣耳热，严仲子捧出一百镒黄金，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聂政的母亲。一百镒黄金可不是小数目，聂政仅仅是一个杀猪的屠夫，恐怕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聂政心知有异，坚决拒绝接受。严仲子非要给。一个给，一个推，聂政于是说：“天幸我老母亲还在世，我家里很穷，客居齐国做屠夫，是为了赚些钱赡养母亲。这些钱足够母亲养老了，您的馈赠我不敢接受。”
严仲子把聂政拉到无人之处，小声告诉聂政：“我有一个仇人，所以才到处游荡。到齐国后听到了您的大名，心里非常仰慕您，因此才献上一百镒黄金，只不过是想给您母亲养老，和您结交为朋友，可没有别的什么想法。”
聂政回答说：“我也有雄心壮志，可是现在甘愿做一个屠夫，只是为了给母亲养老。只要老母亲健在，我不敢轻易许诺别人，替别人去办事。”
严仲子看聂政态度这么坚决，只好又把黄金揣回口袋里，尽了宾主之礼后告辞而去。
过了几年，聂政的母亲天年以终。给母亲办完丧事，守完孝，聂政想起了严仲子，自言自语地说：“我聂政不过是一介屠夫，严仲子却是诸侯的卿相，不远千里赶来和我交朋友。我对他无恩无亲，他却拿着一百镒黄金给我老母亲祝寿，真是我的知己啊！前几年我已老母亲健在的理由拒绝了他，现在老母亲已经去世，士为知己者死，我去找他吧！”
于是聂政到了濮阳，见到了严仲子，说：“我母亲已经去世了，你想要我替您报仇，请问您的仇人是谁？”
严仲子一看聂政亲自找上门来，喜出望外，连忙详细相告：“我的仇人就是韩国的丞相侠累！侠累不光是丞相，又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的势力非常庞大，他的相府更是戒备森严。我曾经派人去刺杀过他，都没能成功。如果您愿意帮助我，请让我给您准备车马和随从，跟随您一起去韩国。”
聂政回答说：“韩国和濮阳所属的卫国离得太近了，如今要刺杀人家的丞相，丞相又是国君的亲戚，这件事可不能知道的人太多，人一多保不住谁多嘴就泄露了秘密。这个秘密一泄露，就等于是整个韩国和您结仇了，那麻烦就大了！还是我一个人来干吧！”
于是聂政辞别严仲子，单身奔赴韩国。
到了韩国，聂政问明相府所在地，揣着剑就去了。刚好侠累正在相府办公，大批兵卒守护着他。聂政二话不说，也不通报，直通通地就闯进去了。踏上台阶，趁着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机，一眨眼就跑到了侠累的眼前，举剑刺杀了侠累。侠累的左右大乱，上前捕杀聂政。聂政大呼酣战，又杀了数十人。然而敌人越来越多，聂政寡不敌众，用尽最后的力气，举剑把自己的面皮割破，剜出双眼，又切腹把肠子拉了出来，这才死去。
面对这一飞来横祸，韩国国君大怒，悬赏千金，求问聂政的身份，以便寻找背后指使的人是谁。但是却没人知道。韩国国君于是把聂政的尸体暴晒在大街上，让来往的人众辨认。
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结果，但是侠累被人刺杀这件事已经风传诸侯国。
这时聂政的姐姐聂荣早已经嫁到了齐国，听到了这个传闻，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以前严仲子找过聂政，这个刺客莫非是我弟弟不成？”于是启程前往韩国。
到了韩国，在大街上看到尸体，果然是自己的弟弟聂政！聂荣伏尸痛哭，边哭边说：“这是轵县深井里的聂政啊！”
来往的行人大惊失色，对聂荣说：“这个人杀了我国的丞相，我们国君悬赏千金求问他的名字，谁不知道这件事？你怎么还敢来认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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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政：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2)
聂荣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聂政之所以降志屈身，甘愿做一个屠夫，是因为老母亲还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亲去世，我也已经出嫁，聂政才答应替看重他的严仲子报仇。如今为了我的缘故，聂政自残身体，又不能安葬，尸体都抛在大街上示众，我怎能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大名呢！”
这一番话听得韩国人大惊。聂荣大叫三声，悲伤地死在了弟弟身边。
晋国、楚国、齐国、卫国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人都感慨万千，说：“不光聂政是个勇士，他姐姐也是一个烈女啊！”
【个性点评】
和荆轲、高渐离一样，聂政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勇士。那个时代真是人杰并出。那个时代对“名”，对荣誉的推崇，今天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海子有一句名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句诗是聂政和姐姐的最好写照。聂政行刺成功，自惭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姐姐。什么知遇之恩，什么杀身成名，对他而言，就像对待整个人类一样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只要姐姐活着。聂政已经是一名勇士，但是他姐姐聂荣的行为更是闪烁着为弟弟扬名的迷人光辉。这样的姐弟关系，真可称得上独步两千年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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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通：智商、情商我第一(1)
韩信曾经是个潜力股，并且是名副其实的潜力股。只是对于这支潜力股，市场上无人能够看得出来，包括这支潜力股本身对自己的潜力都没有看出来，因此，最后这支潜力股就变成了垃圾股，直到被摘牌，被永久逐出市场。
因此，面对无可改变的命运，面对难以挽回的失败，韩信终于知道自己一辈子都错了，而蒯通在很多年前就一直正确。只是这个认识来得太迟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韩信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蒯通是一个真正的谋士，是当时难得一见的谋士。
话要从头说起。
自从跟定刘邦以来，韩信独当一面，战功卓著，屡战屡胜，功绩无人可比。韩信缜密精明，罕逢对手。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来对待，因此，在秦末人心浮躁的时代很快就显示出自己的非同寻常。韩信用自己的一贯胜利打造了他不可战胜的高大形象。
韩信主要在黄河以北作战，先破赵国，俘获赵王歇。然后听取广武君的建议，坚持按兵不动，安定赵国的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先是摆出向北进攻燕国的姿态，而后派出说客，拿着书信，在燕国显示自己战略上的长处，燕国果然降服。这样在黄河以北的版图上，剩下的主要诸侯国只有齐了。韩信厉兵秣马，剑指齐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
恰在此时，消息传来，作为刘邦的使者，郦食其已经说服齐王归顺，煮熟的鸭子眼看要飞，弄得韩信有些失落。不知不觉中，一个重要人物来到了韩信的面前，此人就是蒯通。
面对打算停止进军的韩信，蒯通说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马不停蹄，攻打齐国！请听蒯通的形势分析：“韩将军您是奉诏攻打齐国，而所谓的郦食其是汉王刘邦暗中派遣的一个游说齐国投降的密使，只不过是个读书人，如果他坐着车子，鼓动三寸之舌，就收服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将军率领数万大军，一年多的时间才攻克赵国五十多座城邑。这不恰恰说明韩将军您是笨蛋吗？为了证明您的伟大，您的英武，您必须奋然前行，大胆进攻。不要担忧汉王的看法，既然汉王没有诏令让您停止攻齐，您就有充分的理由进军。”
于是韩信率军渡河，很快拿下了齐都临淄，大获全胜。就是这一仗打下来，让韩信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因为当时刘邦和项羽鏖战正酣，刘项二人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韩信就显得举足轻重，以韩信的兵力和指挥能力，他向右边站，就是汉王胜，他向左边站，就是项王胜。高处不胜寒啊！
在蒯通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韩信这个潜力股马上就要发飙了！
蒯通知道天下胜负的关键在于韩信，想出奇计劝他自立为王。为了真正让他动心，蒯通就以看相的方式规劝韩信：“我曾经学过看相技艺，自信比一般江湖算命先生技高一筹，您有兴趣让我为您分析一下您的面相吗？”看韩信流露出了强烈的兴趣，蒯通就因势利导：“人的贵贱在于骨骼，忧喜在于面色，成败在于决断。我一直用这三项为别人看相，这么多年来阅人无数，万无一失。”蒯通一边观察韩信表情的细微变化，一边条分缕析地说：“看您的面相，只不过封侯，而且还有危险，不安全。如果看您的背相，那就显得贵而不可言。您愿意让我详细地给您说说吗？”见韩信兴趣大增，蒯通继续说：“当初，天下举兵起事的时候，英雄豪杰纷纷建立名号，一声呼喊，天下有志之士像云雾那样聚集，像鱼鳞那样杂沓，如同火焰迸飞，狂风骤起。那个时候，群雄关心的只是能否一举灭掉暴秦。而今，天下局势渐渐明朗，楚汉两巨头渐渐浮出水面，相强相争，互不服气，非要分个高低强弱，其结果就是天下无辜的百姓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暴露在荒郊野外。这不是后人经常说的异化吗？对，就是异化，他们打着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旗号，最后却将天下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汉楚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面对此情此景，有志之士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因此，对于您来说，一个拯救天下的机会来临了！”
韩信更加好奇，蒯通就一鼓作气，将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楚国人从彭城起事，转战四方，追亡逐北，直到荥阳，乘着胜利，像卷席子一样向前挺进，声势震动天下。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军队被困在京、索之间，被阻于成皋以西的山岳地带已经整整三年了，他们欲进无路，欲退不能。汉王呢，统领几十万人马在巩县、洛阳一带抗拒楚军，凭借着山河的险要，虽然一日数战，却无尺寸之功，以至遭受挫折失败，几乎不能自救。在荥阳战败，在成皋受伤，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疲力尽吧。将士锐气渐消，军粮消耗殆尽，百姓怨声载道，人心动荡无依。时代在呼唤，人民在期待，只等风流人物的出现。风流人物是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人人盼望的英雄人物就是您！如今，刘、项二王的命运都攥在您的手里。您协助汉王，汉王就胜利；协助楚王，楚王就胜利。天降将大任于您啊！如果您真能听从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双方都不受损害，同时存在下去，你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形成那种局面，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凭借您个人的才能和素质，凭借您的军队和装备，您随时可以占据强大的齐国，迫使燕、赵前来屈从，然后您出其不意，发兵到刘、项两军的空虚地带，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百姓的心愿，那么，天下就会迅速地群起而响应，有谁敢不听从！而后，割取大国的疆土，削弱强国的威势，用以分封诸侯，接下来，天下的君王一定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有句话简直就是说给您的：‘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这直接关系您眼下的命运和将来的历史地位，希望您仔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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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通：智商、情商我第一(2)
一番长考之后，韩信仍沉溺于他与刘邦之间所谓的感情不能自拔，终难作出最后的决定。蒯通只好作最后陈词：“您不觉得你的的功劳太大了吗？所谓功高震主啊，你这么大功劳，汉王他怎么封赏您呢？因为他无论如何封赏都无法匹配您的贡献，最后他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走什么路呢？历史上大量鲜活的事例已经作了作好的说明：‘野兽已尽而猎狗烹’。您功高盖主，却又不听从我的建议，我不能不为您的前途担忧！”
多日痛苦思考之后，韩信依然无意背叛汉王，自信功勋卓著，汉王总不至于对自己下手，于是谢绝了蒯通。蒯通的规劝没有被采纳，就假装疯癫做了巫师。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刘邦平定天下，对韩信一直有所怀疑，最终吕后对韩信断然出手，诛灭了韩信三族。
韩信临斩时说：“我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计谋，以至被妇女小子所欺骗，难道不是天意吗？”显然已与事无补。
韩信以自己的死亡证明了蒯通对于时局把握的准确性，让刘邦对蒯通充满了好奇，蒯通很快就被捆绑到刘邦面前。二人的对话如下：“是你唆使淮阴侯反叛吗？”“当然是。我的确给那小子上过思想政治课，可是那小子顽固不化，拒不采纳我前瞻性的建议，结果自取灭亡。假如那个笨蛋采纳我的计策，历史就该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刘邦终于大怒：“煮了这个杂种！”
蒯通大喊：“靠，居然煮我，冤啊！”
“你小子唆使韩信造反，煮你十次也活该！”
“当时我的主子是韩信，所以我只对韩信负责。你也不想想，天下这么大，手执利刃试图夺取天下的何止万千，只是他们力不从心。您能把他们都煮死吗？”
刘邦点头称善：“说得好，说得好，你小子自由了！”
【个性点评】
蒯通和韩信的对话是最原始版的“隆中对”，无疑，蒯通是诸葛亮，可惜韩信不是刘备。当一个人端了个饭碗等待别人的嗟来之食时，挨饿还是山珍海味全靠自己的造化了！韩信啊韩信，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好事自己不做，最后被诛灭三族也怪不得别人了。
从这个意义上，蒯通是秦末汉初最具开拓性思维的奇才，眼光策略俱佳，只是韩信这样的股票只能是垃圾股，哪怕他屡战屡胜，哪怕他功勋卓著！


申屠嘉：不管是男宠还是改革家，杀！(1)
申屠嘉的一生，经历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五朝，可谓长寿。跟随刘邦时，申屠嘉起先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武士，能拉强弓硬弩。和项羽的军队作战的时候，因功升至队率，大概就是个小队长的官职。平定鲸布的时候，又因功升至都尉。汉惠帝时，任淮阳守。汉文帝继位的第一年，把当年跟随刘邦征战的老臣，现在还健在的年俸二千石的24位大官一律封为关内侯，申屠嘉也是其中之一。此时申屠嘉已经身居御史大夫的职位。
丞相张苍免职后，汉文帝想用皇后的弟弟担任丞相，又怕天下人议论他任人唯亲，而刘邦的老臣们大都已经逝世，其他人又没有称职的，就想起了申屠嘉。申屠嘉既是刘邦的老臣，资格足够老，又做过御史大夫，况且为人廉直，家里从不接受私人性的访问，要谈事情，对不起，去我办公室谈吧。申屠嘉各种条件都合适，于是汉文帝拜申屠嘉为丞相，封为故安侯。
汉朝流行蓄养男宠，许多小白脸因为得到皇帝的恩宠，仗势胡作非为。男色之风又称“断袖之欢”。这个典故来自西汉末年的汉哀帝刘欣。汉哀帝的男宠叫董贤，长得秀美且好修饰，有一次陪着汉哀帝午睡，睡着后压住了汉哀帝的上衣袖子，汉哀帝想起床，一看董贤还没有睡醒，不忍心惊动他，于是把被压住的袖子割断了。
不过汉文帝的时候还没有兴起“断袖之欢”这个叫法。汉文帝最宠爱的男宠叫邓通，不仅封他为太中大夫，而且经常赏赐他。靠着皇帝的赏赐，邓通很快就发家致富，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个邓通没有一技之长，就是运气好。他本来是个在宫中划船的黄头郎，汉文帝有天夜里做梦，梦见自己上天老是上不去，刚好有个黄头郎在背后推了他一把，他才升上了天。他对这个黄头郎只有一个印象：上衣的横腰中，衣带在后面打了个结。醒来后汉文帝去宫中的渐台游玩，想起了梦中的情景，于是暗中观察，看划船的黄头郎中间有没有像梦中那样打扮的。结果一眼就看见了邓通，果然像梦中一样的穿戴！汉文帝觉得这是天意，从此后邓通一步登天。
有一次丞相申屠嘉入朝奏事，邓通恰好陪侍在汉文帝身边，看见申屠嘉也不按照朝堂之上的规矩行礼，反而脸呈傲慢之色。申屠嘉奏事完毕，又对汉文帝说：“陛下宠爱您的宠臣，当然可以赏他富贵；但是朝廷的礼节却不可偏废！”汉文帝一听不高兴了，就像现代人听不得别人批评自家老婆一样，很不耐烦地对申屠嘉说：“你别说了，我就是宠他。”
罢朝后回到丞相府，申屠嘉以丞相的身份下了一道手令，传邓通来丞相府谒见，并告诫邓通，如果胆敢不来就要斩了他。这下邓通害了怕，赶紧去告知汉文帝。汉文帝安慰他说：“别怕，你只管去，你前脚走，我立马就派人去召你回来，谅丞相不敢把你怎样。”邓通只好忐忑不安地前往丞相府。一进门，邓通立刻摘下帽子，脱下鞋子，跪下叩头谢罪。申屠嘉不动声色地坐着，故意不还礼，责备邓通说：“朝廷是高祖皇帝的朝廷，你不过是一个弄臣，居然胆敢在朝堂之上不守规矩，动作随便，这是大不敬之罪，当斩，而且要立即执行！”邓通吓得不停地叩头，鲜血直流，申屠嘉仍然不送口。这时汉文帝派来的使者到了，传达汉文帝的口谕，向申屠嘉道歉说：“这是我的弄臣，请丞相放了他吧。”申屠嘉不能不卖皇帝的面子，况且也惩罚够了邓通，就顺水推舟放了邓通。邓通见到汉文帝，犹有余悸，哭哭啼啼地说：“我险一险就被丞相杀了！”
汉景帝继位后，晁错担任内史，仗着汉景帝撑腰，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肆更改已成定规的各种规章制度，又商议用贬谪处罚的方式削藩，进一步削减诸侯国的权力。申屠嘉身为丞相，说话也不管用，所以非常恨晁错。晁错内史府的大门本来是开向东边的，晁错嫌不方便，就又开了一个南门。而开南门的墙，刚好是太上皇汉文帝宗庙的外墙。这就违反了礼制，申屠嘉准备上奏请诛晁错。晁错听到风声，知道申屠嘉这个人不好惹，连夜进宫拜见汉景帝，躲藏到汉景帝身边不敢出宫。
第二天早朝，申屠嘉果然上奏请诛晁错。汉景帝替晁错辩解说：“晁错凿开的南门的墙，并非真正的宗庙外墙，而是围护宗庙外墙的短墙，所以才有别的官员也住在里面。况且这件事是经过我的同意才做的，晁错无罪。”罢朝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真后悔没有把晁错先斩后奏，让这厮躲到皇上身边，恶人先告状。”就因为这件事，申屠嘉回到丞相府，又气又悔，居然呕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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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屠嘉：不管是男宠还是改革家，杀！(2)
【个性点评】
申屠嘉是一个典型的法律机械主义者，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和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敢治罪。这样的人很可怕，尤其是在人情味儿浓厚，施行人治的国度里，这样铁面无私的人连皇帝都得罪不起。因为他自己首先不怕死，而且他占据了法律的制高点，你要和他作对，必须先把他那个法律制高点攻下来。但是法律就是法律，这个制高点可不是谁想攻就能攻得下来的，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奈何得了申屠嘉；能奈何得了他的，只有他自己。所以申屠嘉历经五朝，活了那么大年纪，只好自己呕血而死。
申屠嘉这样的人虽然缺乏人情味儿，可是任何一个朝代又少不了，因为摆在台面上的法律，名义上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如果今天有申屠嘉这样的人就好了。


石乞：杀人是使命，被杀是宿命(1)
石乞？对，就是石乞。石乞是人名。
死士？对，就是死士。死士是职业。
简单说来，石乞是个以死为职业的人。
但对许多人来说，石乞是个异常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陌生到让人觉得不是个名字。甚至石乞本人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他的故事必须借助别人才能完成。尽管这些故事都将和石乞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石乞却连故事的B角都算不上。石乞是个小人物，因此他只能在自己的故事之外打转。
说来话长，故事应该从伍奢讲起。
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他有两个孩子：伍尚和伍员，伍尚为兄，性情仁慈宽厚；伍员为弟，性情刚烈暴躁，伍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因为谗言所害，太子建备受父亲猜忌，作为太子一党的伍奢自然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并且还把自己的大儿子伍尚也搭了进去。而伍子胥却带着太子建开始了流亡生涯。在郑国，不知轻重的太子建曾答应作晋国的内应以覆灭郑国，事败为郑人所杀。伍子胥继续流亡，和他一同上路的还有太子建的儿子胜。
接下来就是伍子胥大报仇的故事，这是一段传奇，在此略过不提。在这个轰轰烈烈的传奇背后，是被大家忽略了的那个叫胜的太子建之子。
失去了父亲的胜跟随伍子胥来到了吴国，仇恨如同烈火一样时时炙烤着伍子胥敏感的心灵，因此，他顾不上过多照顾胜。
若干年之后，楚昭王之子楚惠王即位，楚惠王是个有历史责任感的领导人，回顾往事，他知道楚国欠着一个人的债，债主就是胜。如果没有历史的错误，太子建做楚王是理所当然，太子建的儿子胜接任楚王也是理所当然。身受良心谴责的楚惠王决定迎久居他国的胜回归故里。对此，楚国名臣叶公强烈反对。他的理由就是，胜为人好勇斗狠，有病态心理，私下里豢养了众多死士，让他回国恐怕会带来不祥。然而惠王不为所动，郑重其事地召回了胜，并把鄢地特批给了刚回国的胜，胜从此就被称为“白公”。
白公胜显然不是省油的灯，流亡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还有那已不可能属于自己的王位……都刺激得他寝食不安。可是，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白公胜却没有更多的埋怨与愤怒，思前想后，他的愤怒只集中在一个方向—郑国。那个国家的人杀了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是太子。他觉得自己所有的痛苦都和郑国人有关，都和自己的父亲被杀有关。父亲的死是他心中最大的阴影，更是长久以来驱之不去的恶梦，只有灭掉郑国才能了却他的心头大恨，深如海洋的杀父之仇啊！
回来之后，白公胜苦苦等待了五年，终于提出了伐郑的请求，令尹子西慷慨应允，白公胜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梦想着一鼓而平郑国，报杀父之仇。
但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白公胜的军队尚未出境，晋国却抢先一步伐郑。受到他国军事威胁的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援，为防唇亡齿寒，楚国必须出手相救。在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面前，白公胜的家恨显得微不足道。
子西担负使命，驰援郑国。楚国的出手相助，令晋国的军队铩羽而归。一场战役开创了楚、郑两国邦交的新阶段，子西在楚、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的和约上签字之后，洋洋得意地返回。
晋国的这场掺乎直接将白公胜的复仇计划打了水漂，白公胜气得七窍生烟。但更令白公胜生气的却是子西与郑国所签订的停战协议。有这一纸协议在，白公胜的复仇就没有任何合法性，他那伟大的计划就只能是镜花水月。白公胜忽而仰天长啸，忽而大骂不止，他最后的结论是：我的仇恨已和郑国无关，子西老儿正式成为我的敌人。
要说子西和白公胜的关系的确是非同寻常，子西是楚平王的亲弟弟，楚平王是太子建的父亲，白公胜的亲爷爷，因而子西也是白公胜的叔祖。白公胜能够返回祖国其实也是子西一再坚持的结果。可是，此时子西却被白公胜置换成了敌人。
白公胜一不做二不休，每天磨刀霍霍，并且没有丝毫的隐讳，公开扬言要干掉狗日的子西。子西不以为意，时常对白公胜轻蔑一笑：和老子玩横的，你还差得远！
请留意，石乞马上就要出场了—


石乞：杀人是使命，被杀是宿命(2)
四年之后的残酷现实证明了子西的错误，参与证明的就有石乞。石乞和白公胜手持利刃，所向披靡，手刃子西于朝廷之上。面对惊慌失措的楚惠王，石乞对着白公胜大喊：“杀王，不然不济！”白公胜终不从。
叶公率众救驾，白公与石乞自然节节败退。这一退就退到了山中。自感完成了使命的白公胜含笑自杀，石乞最终被俘。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然而白公胜的尸体却始终没有被叶公等人找到。作为惟一的知情者，石乞自然受尽了严刑。面对守口如瓶的石乞，讯问者架起了油锅，一字一句地盯着石乞说：“再有迟疑，马上就会被投入沸腾的油锅。”看着翻滚的沸油，石乞平静地说：“事成为卿，不成而烹，固其职也！”于是，从容就死，把白公胜的藏尸地点这一秘密带进了油锅之中。
前面都是别人的故事，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处，石乞却念着响亮的台词，成为了惟一的主人公。
【个性点评】
在大时代里，石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必须通过他人才能界定。然而，石乞却在瞬间遭逢了重大命题，义与道，生与死，荣誉与尊严……他取道正义，仿佛风行水上；他开口说话，如同自然天成：“事成为卿，不成而烹，固其职也！”靠了这12个字，他瞬间从配角转为了主角；靠了这12个字，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本色演员。
才12个字啊，却比得上后世诸人的千言万语。
伏维尚飨！


缇萦：有个见死不救的爹怎么办？(1)
缇，红黄色，丹黄色，作名词用时指“橘红色的丝织物”；萦，缭绕，回旋缠绕。缇萦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在一块丝织品上，艳丽的红色和黄色经纬交错。这是一幅多么绚烂的图画啊！
缇萦是淳于意最小的女儿。
汉文帝时，临淄人淳于意跟随当时的名医阳庆学习医术。阳庆没有儿子，就把淳于意当作传承医术的徒弟悉心调教。他的教学方式很独特，让淳于意把以前学过的药方统统忘记，然后把自己辛辛苦苦研制的所有秘方都传授给了他，又传授给他黄帝和扁鹊的脉书，以及五色诊病之法。三年后，淳于意出师，开始行医，能够预先判断人的生死，一经下药，无不应验，甚至可以起死回生。因此名声大噪。
齐国中御府长叫信，久病不愈，请淳于意诊断。淳于意诊断后说：“你这是热病，暑热多汗，脉搏衰弱，不过不会死。这种病起因是天气严寒却在河水中洗浴，然后身体发热形成的。”信回答说：“果然是这样！去年冬天出使楚国，走到莒县阳周河边，看见桥坏了，我赶紧拉住车辕，没想到马受惊，连人带马一块儿掉进了河里，几乎被淹死！后来被人救出来，衣服全湿透了，而且一阵一阵发冷，冷过之后又像火一样发热，直到现在都不能见寒气。”淳于意于是调制了液汤火剂驱除热邪，服一剂汗尽，第二剂热邪尽去，第三剂病就痊愈了。服了二十多天，完全就像没生过病的人一样强壮。
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跗生病，淳于意诊治后说：“这是得的肺消病，又加上寒热。”告诉他的家人：“这是不治之症，你们就顺着他的意思，要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吧。”淳于意判断山跗是盛怒后行房事所得，三天后发狂，到处乱走乱跑，五天后就会死亡。果然，五天后山跗就死了。淳于意的医术就精湛到这种地步。
不过淳于意有一个怪脾气：不愿做官。淳于意曾经做过齐国都城的太仓长，即管理粮仓的长官。跟随阳庆学成之后，淳于意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专门行医。可是疏懒的怪脾气并没有改掉，厌烦于上门求医的病人之多，经常出门远游。有时虽然在家，可是脾气坏起来，竟然不愿给人治病，有点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中“见死不救”胡青牛的派头。
这样一来难免得罪人。没有治好或者根本不治的病人的家属往往怨声载道。胡青牛虽然见死不救，但是世间只有胡青牛一个起死回生的名医，大家必须要求着他；淳于意就不一样了。于是时间长了，终于有权势很大的病人家属上书朝廷，举报淳于意把人治死。朝廷把淳于意抓起来，审讯过后，定罪为刑事罪，要坐到囚车里面押解到长安去。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一听到这个噩耗就嚎啕痛哭。淳于意越听越心烦，骂她们说：“都是废物，就知道哭！唉，可惜我没有生一个儿子，到了紧要关头没有一个人用得上！”
缇萦，这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女孩，是淳于意最小的女儿，听父亲这样说，一方面为父亲的命运伤心，一方面也激发了好胜之心，就自愿跟随父亲到长安去。到了长安，缇萦给汉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太仓长的时候，清正廉洁，为人称道。现在坐法判刑，我非常痛恨被判处死刑的人不可复生，受肉刑致残的人不可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已经毫无用处了。我愿意按照法律，自愿卖身做官婢，以求赎我父亲的刑罪。”
这封上书言辞哀婉，又加上是一个小女孩写的，因此辗转到达汉文帝手中。汉文帝觉得其情可哀，肉刑确实也不人道，于是下诏废除肉刑。诏令中采纳了缇萦的质疑，即肢体断残，变成残疾人之后，想改过自新又有什么意义呢？所谓肉刑，共分三种：一为黥，就是面上刺字；二为劓，就是割鼻；三为断左右趾，就是把足趾截去。
废除肉刑之后，黥刑改充苦工，罚为早晚守城；劓刑改作笞三百；断趾刑改作笞五百。
【个性点评】
“缇萦救父”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迁评价这件事，引用老子的话说“美好者不祥之器”—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不吉祥的事物。因为美好的东西恰恰是统治者最害怕的东西。
虽然缇萦的上书肯定是非常偶然地被汉文帝看到，才导致肉刑被废除，但是作为一个弱女子，缇萦的行为仍然难能可贵，这也就是缇萦被历代统治者和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原因。统治者称赞缇萦，是因为可以借助这个个案表明统治者的开明和善于倾听民意；老百姓称赞缇萦，是因为在严苛的专制统治之下，毕竟缇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幻想的狭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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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萦：有个见死不救的爹怎么办？(2)
缇萦可以称为汉代的孙志刚。孙志刚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延续二十多年的恶法《收容遣送办法》的终止；缇萦以自己的上书换来了传统的肉刑的终止。可是，两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万恶的旧社会，缇萦居然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保住了已经被判刑的父亲的性命；而在新社会，孙志刚却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


田横：一人自杀，五百人集体自杀(1)
中国史上为了忠和义而自杀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是有一个人，当他自杀之后，却有五百余人激于义气而集体自杀，中国史上惟此一例。这个人就是田横。
秦末乱世，有实力的豪强纷纷揭竿而起，逐鹿天下。狄县人田儋也不例外，自立为齐王。秦国大将章邯出兵征讨，杀死了田儋，田儋的堂弟田荣拥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自任丞相，又委任自己的弟弟田横为大将，平定了齐地。
项羽灭秦，平定天下之后，大封诸侯，其中把田市迁徙到胶东去，让他做胶东王；立伴随项羽一同入关的齐国大将田都为齐王；立投降项羽的田安为济北王。田荣呢，因为当时不听从项羽的将令，不肯出兵帮助楚国和赵国攻打秦国，因此不得封王，于是田荣非常怨恨项羽。刚好赵国的大将陈余因为失职也没有封王，田荣就趁机一边怂恿陈余起兵造反，一边阻止田市迁徙胶东，又出兵攻打项羽新封的齐王田都，想把水搅混，自己好来个浑水摸鱼。
田都打不过田荣，逃亡到了楚国；田市害怕强大的项羽，不敢违背项羽的封赏，趁田荣不注意，带着人偷偷逃跑到胶东，去做他的胶东王。这一来就打乱了田荣的如意算盘，田荣大怒，派兵追杀了田市，又攻打济北王田安，把田安也杀了。于是田荣自立为齐王，把项羽封的三齐之地全部兼并了。
项羽一看田荣这不是藐视自己，明着和自己对抗吗？勃然大怒，起兵伐齐。田荣如何是项羽的对手，兵败被杀。项羽为了泄恨，像一把火烧了阿旁宫一样，把齐国的城郭全烧了，所过之处，大肆屠杀。这一来齐国人不干了，纷纷起来造反。田横众望所归，齐国的散兵游卒都归结到他的麾下，聚集了数万人，反击项羽。
汉王刘邦一看项羽远在齐国作战，有机可乘，遂率领诸侯攻打项羽的老巢楚国。项羽无法兼顾，只好放田横一马，赶紧回兵与刘邦作战。田横得以腾出手来收复了齐国的城郭，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自己担任丞相，国事事无巨细都出于田横之手。
三年后，刘邦一边派郦食其出使齐国，游说田广和田横，要他们归顺汉朝，一边派大将韩信率兵向齐国进发，以备田广和田横不同意归顺时发动进攻。田横眼看刘邦势力越来越大，自觉齐国弱小，不归顺恐怕不行，于是解除了齐国在历下的边防守备，向汉朝示好。谁知韩信出尔反尔，向毫无防备的历下发动突然袭击，并乘胜追击，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
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欺骗自己，立刻把郦食其下锅煮了。然后兵分四路：齐王田广东走高密；田横自己逃往博地；守相田光逃往城阳；将军田既驻守胶东。楚国派龙且率兵救齐，龙且和田广在高密会师，和汉兵对垒。汉将韩信和曹参打败了龙且和田广的联军，杀了龙且和田广；灌婴俘虏了守相田光。田横在博地听说田广已死，遂自立为齐王，回兵还击灌婴，却被灌婴击败。田横只好继续逃亡，逃到了中立国梁国，归顺了彭越。这边厢汉将曹参继续进兵，杀了田既。于是齐国终于平定，汉立韩信为代齐王。
一年后，刘邦打败项羽，汉朝正式建立。汉高祖刘邦封彭越为梁王，彭越无法中立了。田横走投无路，带着五百多名部下东入海，驻扎在海中的一座小岛上。刘邦心想，田横兄弟在齐国根基牢固，现在不斩草除根，等田横在岛上坐大，再回到齐国来，恐怕还要酿成大乱。于是派使者赦免田横之罪，召他入朝做官。
田横辞谢道：“我要接受陛下您的诏令，就要和郦食其的弟弟郦商同朝为官，可是我却把他哥哥下锅煮了，我害怕郦商跟我为难，因此不敢奉诏，请陛下就允许我以庶人（老百姓）的身份驻守在这个海岛上一辈子吧。”
使者回报，刘邦给郦商下诏说：“田横马上就要入朝，谁要敢动他和他的随从一根毫毛，立刻灭族！”
使者第二次登上海岛，把刘邦的诏书给田横看过，转达刘邦的话说：“田横入朝，最大可以封王，最小也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就要派大军诛灭。”
田横被逼到了绝路，只好带了两个门客前往洛阳。
这一天众人来到了离洛阳三十里一个叫尸乡的地方的驿站。尸乡这个地名很古怪，好像预兆着田横马上就要陈尸这里一样。田横对使者说：“臣子见天子应当先沐浴更衣。”于是在这个驿站稍作停留。田横对两个门客说：“本来我和汉王都是国君，大家平起平坐，可是如今汉王做了皇帝，我却要称臣，真是天大的耻辱。况且我把郦商的哥哥下锅煮了，现在却要和人家的弟弟同朝共事，即使郦商畏惧天子的诏书不敢把我怎么样，我自己能不感到惭愧吗？陛下召我入朝，不过是想见一见我的容貌罢了，现在陛下就在洛阳，离这里三十里的距离，把我的头斩下来送到洛阳还不会腐烂，陛下还能够看清我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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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横：一人自杀，五百人集体自杀(2)
于是田横拔剑自杀，两个门客和使者纵马奔驰，赶往洛阳。刘邦看到田横栩栩如生的头颅，流着泪说：“唉！田横真了不起！兄弟三人自布衣起家，先后都做了齐王，真是贤人啊！”刘邦封两个门客为都尉，用诸侯王的礼制埋葬了田横。
葬礼完毕，两个门客在田横墓旁挖了两个洞，然后躺到洞里自杀而死。刘邦又派人去海岛上召余下的五百余人入朝，他们听说田横已死，皆自杀，追随田横的亡灵而去。
【个性点评】
齐国的这段历史好乱！
田横的临终遗言太有个性了，不仅人情味儿十足，而且处处为他人着想，连自己的头也怕人看着不新鲜，于是虽然早就打定了死志，也要一路奔波，直到进入能够保鲜的三十里路程之内才自己割下自己的头，送去给人观看。
这样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五百随从集体为他殉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生：这托当得有水平(1)
从字面上来说，“王生”就是姓王的那个人。只是汉代“生”这个词的意思和后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汉代，能称得上“生”的，不是学者就是隐者，而后世的“生”往往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譬如“奶油小生”。明乎此，我们就会知道，汉代的“王生”指的是一个“姓王的学者或隐者”。所以，“王生”这个名字在汉代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然而，就是靠这个非常不具体的名字，这个姓王的人走进了历史，被司马迁称为“王生”。
“王生”的成功和张释之有关。
张释之是堵阳人，堵阳的县治在今天的河南方城县东。在当时，张释之属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家里富得流油。富裕是一件好事，在汉代更是如此。在汉代，富裕就意味着具备了做官的资本。因为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家境富有的人无需过多地为经济发愁，因此他们的廉洁就有了极大的保障。张释之因为家里财力雄厚并愿意发挥财力雄厚的作用，得以被朝廷委任为骑郎。骑郎是皇帝的侍卫人员。张释之侍奉的是汉文帝。
然而，接下来就不太顺利了。连续十年，张释之沉沦下僚，没有任何升迁的希望。张释之的痛苦无以复加，以至萌发了辞职回家的念头。看到张释之要撂挑子，上司才突然发现这么长时间张释之的职务一直原地踏步是有些惋惜，在上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张释之升任谒者。相比骑郎，谒者算是升了一级。骑郎掌皇帝的车辆马匹，大不了就是一个弼马温的角色，而谒者执掌赞礼和公文的发放，已经有些白领的味道了。
地位的提高，使得张释之有了在皇帝面前发表政治见解的机会。因为缺乏经验，张释之的第一炮就没有打响，当场被汉文帝弄得下不来台。譬如，他没有任何过渡，走到汉文帝面前就开始慷慨激昂地演说，讲的尽是些上纲上线、冠冕堂皇的假大空，让汉文帝十分不耐烦，汉文帝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愤然说道：“卑之，无甚高论！”换成今天的话就是，“年轻人，把弦定低点吧，谁愿意听你在这里唱高调！”好在张释之属于心理素质较好的那种人，他随即改变话题，谈起了秦亡汉兴的原因。这下算是驴头对上了马嘴，张释之以自己的言论赢得了汉文帝的赞赏，不久就升任谒者仆射，成了所有谒者的长官。
张释之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在各种情况下，他都能以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和独特的处世风格让汉文帝刮目相看，后来张释之升任公车令，负责处理天下上书及四方贡献来的物品。
刚才我们说过，张释之是个有独特处世风格的人，这样的风格有效地保证了他能够大出风头。
有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规定的下车门居然没有下车，要是外人见了估计会睁只眼闭只眼，但张释之就完全不同。他如同列宁的门卫一样，迎上去坚决阻止太子和梁王进宫，并向皇帝检举揭发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敬”罪，弄得汉文帝当场自我检讨管束太松。最后，还是太后专门下了一道免罪诏书，太子和梁王才得以进入宫中。
汉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在皇帝面前掌议论。张释之如同打开了天眼，看到了职务升迁的秘密通道，不久之后，他又升任了中郎将、廷尉。
突然之间，张释之的好日子似乎就要到头了，因为汉文帝驾崩了。张释之早已摸透了汉文帝的脾气，掌握了汉文帝用人的原则，汉文帝的驾崩让张释之找不到了感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汉文帝死去后，接班人是汉景帝，汉景帝就是那个被张释之拦在宫门外的太子。
张释之大为恐惧，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迅速，张释之惶惶不可终日，感觉出了什么叫度日如年。
怎么办？我们上面的说的那个王生于是出场了。
王生是个喜好黄老学说的处士。面对焦虑的张释之，他冷静地建议：第一，必须要挺住，像男人一样挺住，退缩意味着崩溃；第二，不能假称生病，更不能辞职离去，否则必然招致被诛杀；第三，要当面向汉景帝谢罪，讲明自己当时那样做的原因，强调自己一切从工作出发，对事不对人，以求新皇帝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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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这托当得有水平(2)
张释之采纳了王生的建议，汉景帝也乐得显示自己的大度。
虽然得到了汉景帝的谅解，但在张释之的心里，总觉得和新主子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怎么办？习惯于出人头地的张释之不甘于这样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于是伟大的王生和张释之策划了一次天才的行为艺术表演。
有一次，王生被召进朝廷中，三公九卿全部道貌岸然地站在那里，煞有介事。
然而就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办公重地，王生却突然倚老卖老：“哇噻，我的袜带怎么松脱了？”回过头来对张廷尉说：“给我结好袜带！”张释之就跪下结好袜带。事后，有人问王生说：“为什么在朝廷上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结袜带？”王生说：“我年老，又地位卑下，自己料想最终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好处。张廷尉是天下名臣，我故意羞辱张廷尉，让他跪下结袜带，想用这种办法加强他的名望。”
这场伟大的作秀视觉效果良好，各位大臣们听说后，都称赞王生的贤德而且敬重张廷尉。但是汉景帝却似乎没有为这样的小把戏动心，一年多之后，他还是将张释之贬谪为淮南王相。
在郁郁寡欢之中，张释之凄凉死去。
【个性点评】
王生是个老狐狸，他的捧人技术显然是一流的，张释之也是一个称职的演员，因此，二者在朝堂之上的配合才显得天衣无缝，水乳茭融。捧人就应该这样捧，当托就应该这样托。因为张释之，我们却记住了王生，历史的细节有时就这样有着动人的力量。
只是汉景帝不是个合格的观众，不然，王生后来还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现场即兴表演。


吴起：问世间情为何物？答曰：废物(1)
问世间情为何物？答曰：废物。
这不是我的答案，是吴起的。这个吴起就是被后人称作伟大军事家的吴起。
吴起是卫国人，和后来大名鼎鼎的荆轲算是同乡。吴起生于富豪之家，拥有万贯家产，如果满足于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吴起家的现金可供他潇潇洒洒地活上两辈子。但吴起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四处活动，想弄个耀武扬威的官职过过瘾，结果最后弄得家徒四壁，生活难以为继，由小康之家堕入了困顿。可以想见，这辉煌的堕落轨迹很快就招来了街坊四邻的嘲笑。吴起千金散尽，最后却成了他人的笑料，这口气真让人难以下咽。但嘲笑声却越来越大，终让吴起忍无可忍，吴起连杀了三十余人才封住了一张张只会傻笑的臭嘴。就这样，曾经豪情万丈的吴起，最终等待他的却是空空的行囊和杀人犯的身份。这个身份将严重地影响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唉，生活的道路真是一条绳索！这条绳索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紧贴地面，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
杀人必偿命，吴起只好背井离乡，远走鲁国。面对垂垂老矣的母亲，吴起说，男儿立志出乡关，不为卿相誓不还！吴起说到做到，后来其母去世之时，还没有做到卿相的吴起果然不肯回乡奔丧，此乃后话。
到了鲁国，命运很快就来敲门。齐国大兵压境，前来攻鲁，吴起有望被鲁君委以重任，担任鲁国高级军官，这是吴起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是，触手可及的机会却有可能泡汤，因为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有了这样的社会关系，吴起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真正放心，说不定就是齐国的卧底呢。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历史不清白，无疑成为了吴起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障碍。
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问题苦苦地折磨着雄心勃勃的吴起。
篡改档案，已来不及；在这节骨眼上解除夫妻关系，又有假离婚的嫌疑……真是急煞人也么哥！
吴起最后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杀妻，杀妻以证明自己在感情上和齐国没有任何牵绊。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人从来都是敢于果断出手的人，一个爱生活、爱老婆的男人最终将和历史失之交臂。吴起之妻就这样成了吴起刀下的厉鬼。一个伟大的男人后面，一个可怜的女人诞生了！
踏着妻子的鲜血，吴起接过了鲁国的帅印。
敢于杀妻的人必定所向披靡。杀了妻子的吴起指挥若定，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齐国军队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吴起以自己的胜利证明了妻子死得其所，死得光荣。
吴起的出手不凡迅速为他赢来了政敌，政敌藏在暗处，四下散布留言，左右舆论，他们以一贯正确的姿态，从国际政治的高度论证吴起之不可用：鲁人是周公姬旦之后，卫人是康叔姬封之后，姬旦和姬封是亲兄弟，因此，鲁卫两国就是兄弟之国，而吴起是卫国的杀人犯，因此在鲁国也是杀人犯，因此，即使吴起有军功，鲁国也不应重用。这样冠冕堂皇的政治结论没有理由不击垮吴起。吴起终被鲁君辞退，妻子白杀了，胜仗也白打了！空头理论家害死人啊！
辞别往日伤心地，吴起只身入魏国。
吴起的才干很快显示出来，他身先士卒，与下级同吃同住同作战，不久就被任命为河西守。士卒愿意为他出生入死，敌国不敢有所图谋，一人独挡四面的狼虎之国，成为魏国重臣。
吴起的盖世之功再次引起了嫉妒和恐慌。功高可盖主，遑论同僚。吴起的业绩让国相公叔感到了极度的不安，在一场精心布置的阴谋之下，吴起狼狈逃窜，向着不可知的楚国迈开了疲惫的双腿。
苍天有眼，楚悼王恰好是吴起的粉丝，因此，吴起一入楚国就被任命为相，终于实现了自己卿相的人生目标。吴起大刀阔斧，力主改革，裁撤冗员，紧缩财政，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实现了富国强兵。
然而，吴起的靠山楚悼王不久就驾崩了，在吴起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宗室大臣乘机作乱，吴起眼见在劫难逃，遂伏在楚悼王遗体上放声痛哭，箭矢如雨，纷纷射来，硬是将吴起弄成了个刺猬，吴起身下的楚王也变成了另外一只刺猬。满足的笑意浮现在射箭者的脸上，只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任楚王就下令，将因射吴起而将箭矢射中悼王遗体的人全家诛灭，七十余家为此走上了不归路。只是他们直到上了断头台还没能明白过来，那是吴起最后一次设局，为自己的敌人设局，与敌人同归于尽。吴起伏在楚悼王的遗体上，从而将自己和楚悼王巧妙地合为一体，楚悼王的遗体成了吴起报复敌人的伟大道具。伟大的吴起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死去呢？一个连妻子都可以杀掉的丈夫，一个不为亡母奔丧的儿子，怎么会如同他的敌人设想的那么轻易地倒下？


吴起：问世间情为何物？答曰：废物(2)
【个性点评】
尽管是以杀人始，以被杀终，军事家吴起的命运似乎并不能让人过目不忘。但有一件事彻底体现了吴起的个性，那就是他的“杀妻求将”。在黯淡的历史深处，吴起显得光彩照人。他的光彩之处不在于杀妻，而在于他对卿相之位的极端渴求，而这种渴求又是那么纯粹。在吴起的后半生，我们没有发现他的腐败，他的变质。与他相比，此前此后的男人都显得龌龊不堪，因为那些男人个人奋斗的目的，无非是求个封妻荫子，荣华富贵。只有吴起是为当官而当官，为奋斗而奋斗，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伍子胥：用空洞的双眼，目击你的死亡(1)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
伍子胥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的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挖开楚平王的墓，把他的尸体翻出来，连续鞭打了三百下，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之后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不要忘了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愿意举整个越国做吴国的附属国。伍子胥进谏说：“勾践这个人能够忍辱负重，如果现在不杀了他，大王您日后肯定会后悔的。”吴王夫差不听，而是同意了伯嚭的建议，和越国议和。
五年后，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群臣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又很羸弱，于是起兵伐齐，想一举把吴国的势力扩张到中原。伍子胥可没忘了勾践这个心腹大患，进谏说：“听说勾践卧薪尝胆，食不重味，到处笼络人心，肯定是想大有作为。此人不死，将来肯定是大王您的劲敌。大王您不先灭越国，反而跑那么远去攻打齐国，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吴王不听，伐齐，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来后夫差更加骄傲，也更加疏远了伍子胥。
伯嚭这个奸贼因为和伍子胥有嫌隙，就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说伍子胥把他的儿子送到齐国去，是为谋反做准备。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自杀。临死前，伍子胥子胥仰天长叹，对门人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一棵梓树，将来做我的棺材；一定要挖出我的双眼，放在吴国的东门上面，让我能够看到越兵攻入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伍子胥自刎而死。至今苏州尚存胥门。
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里，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
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伍子胥一言成谶。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吴国人觉得他死得冤，都很同情他，为他在江上立祠，命名叫胥山。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所以东吴的风俗，端午最早是纪念伍子胥，而不是屈原。
【个性点评】
端午节这一天，江浙一带最早祭祀的其实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只是因为伍子胥没有屈原名气大；而且在正统意识形态看来，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是个地地道道的叛逆。况且伍子胥不仅仅两次叛国，而且还把楚平王的尸首拉出来鞭尸。这样一个性格激烈的人，这样一个极端分子，是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的，因此虽然伍子胥比屈原早死二百多年，虽然江浙一带的百姓早就把伍子胥当作潮神崇拜，但是在官方的节日谱系中，自比香草美人，只会自怨自艾的屈原仍然被扶正为端午节的主角，享受着不属于他的祭牲之礼。


伍子胥：用空洞的双眼，目击你的死亡(2)
伍子胥和屈原，一个是睚眦必报的武士，一个是怨而不怒的文人。本来是纪念两个人的端午节，在今天却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韩国不是要拿“江陵端午祭”申遗吗？我倒觉得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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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1)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摸，论才气、口才、权术，晁错都在同时代的袁盎之后，更关键的是，二人关系一直非常僵化，更更关键的是，晁错被腰斩于市，就是袁盎的主意。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后世的人气指数居然一直屈居晁错之下，匪夷所思啊。
袁盎和晁错年龄相差无几，只是两个人素不相能，以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袁盎不喜欢晁错，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只要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就离开。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
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吕禄的家臣。汉文帝时期，在哥哥的保荐之下，袁盎做了中郎。袁盎为汉文帝所看重始于这样一件事：
当朝丞相周勃很受皇帝敬重和礼遇，对此大家早已习惯和接受。有一次早朝之后，也许是尿急，周勃顾不上散朝不能疾走的礼节，急匆匆走出朝堂，显得十分踌躇满志。汉文帝是个厚道人，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但袁盎却受不了，他话中有话地问汉文帝：“陛下对丞相有何评价？”皇上说：“他当然是国家的重臣。”袁盎想也没想就答道：“在我看来，丞相最多算是常说的功臣，根本称不上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至使刘家的命运气若游丝。那个时候的周勃正做太尉，手握重兵，他却没有任何作为。等到吕后逝世，在大臣们共同发难，反对诸吕之时，周勃顺应形势，利用所掌握的兵权，最后才有功于朝廷，所以他只是功臣而已，离国家之重臣还有相当的距离。他连国家的重臣都算不上，可我在他的脸上经常可以察觉对皇上所流露出的骄傲和不屑，而陛下您却谦虚退让，我认为这样很不正常。”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刚上台的汉文帝正愁没机会给丞相以脸色，恰逢袁盎适时进谏，文帝也乐得从谏如流。从此，汉文帝渐渐端起了架子，丞相周勃也渐渐对皇上敬畏起来，袁盎也渐渐被汉文帝重视起来。
周勃终于失势，不久之后就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灰溜溜地回自己的封地去了，不久就因人告发，被皇帝下入大牢，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之下，只有袁盎力排众议，证明周勃无罪。周因此重获自由。
这一招更高明，袁盎的名声更加如日中天。
不久，袁盎又做了一件令皇帝刮目相看的事情。
淮南王刘长为人骄横，袁盎建议汉文帝应及时削减诸侯王封地，只是皇上没有听取。后来淮南王更加肆无忌惮，终因牵连到谋反的事情要被贬谪到蜀地。袁盎对此不以为然，劝谏说：“陛下向来娇纵淮南王，不稍稍加以限制，以至让他落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如今又突然贬谪他，万一淮南王承受不了打击，有个三长两短，大家就会认为这是您容不得自己的弟弟淮南王。”皇上不听，终于那样办了。
果不其然，淮南王到了雍地就病死了，消息传来，皇上表现得有些惭愧，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再吃，无人可以劝解。汉文帝如同祥林嫂一样，每天念叨着，“如果听从袁盎的意见，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需要的时候，袁盎再次出现。听，袁盎就是这样让汉文帝高兴起来的：“人死不能复生，我认为皇上无须再为此痛苦。在您的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面前，此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皇上期待的目光之下，袁盎娓娓道来：“是谁，在太后患病的三年间，夜不能寐，和衣而眠？是谁，面对众臣的拥立，两次面向西辞让天子大位，面向南又三次辞让天子大位？那就是您啊！”皇上终于找到了台阶，屁颠屁颠地下来了。
袁盎又趁机建议皇上分封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于是，袁盎的名声如日中天。
花无百日红，汉文帝崩，汉景帝立，袁盎的死对头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就找了机会查找袁盎的腐败问题，很快就抓到了袁的把柄，汉景帝诏令将袁盎贬为平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袁盎与晁错虽然感情不合，但二人却又相同的政治见解，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免地方威胁中央，所不同的是，袁盎的建议没有被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却被汉景帝接受了。


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2)
汉景帝接受晁错削藩的建议不久，吴楚就公开叛乱。袁盎为防晁错陷害，立即赶往京城，要求面见皇帝，呈献解决危机的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破例接见。通过一番深刻的分析，袁盎断定，吴王谋反的真实原因就在于晁错的削藩建议，因此，只有杀掉晁错，才能让吴军找不到继续反叛的理由。
于是，曾和袁盎一样持削藩见解的晁错被汉景帝诱骗到东市，腰斩示众。袁盎因献策有功，被任命为太常，成为长安城中官吏追捧的对象。据说，当时，跟随在袁盎驾车后面的粉丝官吏的公车每天都达几百辆。塞车，那是一定的！
【个性点评】
我们需要注意袁盎的出身：袁盎是楚地人，其父亲曾与强盗为伍，后来因劣迹斑斑，被强制搬迁到安陵。在黑暗的吕后时期，袁盎曾趋炎附势，做过吕后之侄吕禄的家臣。这些经历，说明袁盎和其家庭都一样没有操守。若与强盗为伍有利可图，袁盎的父亲不会拒绝；若为吕氏服务有利可图，袁盎同样也不会拒绝……这些人生经验是致命的，它直接让袁盎成为一个忠实的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真理，但却不会坚持真理。真理在袁盎手里如同狗皮袜子一样没有所谓的反正，真理变成了他家的走狗，需要时放出咬人，不需要时关在家中。
因此，我们看到了袁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对于同一个政治主张的不同使用。譬如，同样主张削藩，他却可以用这个理由将晁错杀掉，以保自己步步高升。
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袁盎最大的特点是不人云亦云，他习惯在所有问题上与所有人唱反调，以此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所以他总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袁盎处理所有问题只从一点出发，那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有了这样的追求和前提，袁盎每天都仿佛口含天宪，滔滔不绝，八面玲珑，令人叹为观止。
大哉，袁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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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孟：倡优的歌声有些刺耳(1)
倡优在古代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司马迁曾愤愤地抱怨自己的先人被当作倡优一类人“畜”养。一个“畜”字，几乎等同于家禽。而战国时期楚国的乐人优孟却是一个高智商的倡优。
优孟，优是身份，指倡优；孟是他的字。此人身高八尺，侍奉在楚庄王身边。楚庄王有一匹爱马，爱到什么程度呢？衣—给它穿上纹饰繁复的绣花衣服；食—吃的是蜜饯腌制的枣干；住—养在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还专门做了一张没有帐幔的大床供它睡觉；行—根本就不让它走路，生怕碰着伤着了。如此养下来，这匹马居然因为过于肥胖而病死了！
楚庄王让大臣们成立了一个爱马治丧委员会，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拟订以大夫的高标准待遇，盛敛在棺材里厚葬。在讲究名分和等级制的古代，这可就了不得了，大臣们群起发对。楚庄王发话：“谁要敢再拿葬马这件事进谏，判处死刑！”
优孟听说后，跑到殿门外仰天大哭，像死了亲人一样。楚庄王惊问其故，优孟止住哭声，装模作样地说：“这可是大王您的爱马啊，楚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是大王您治下的盛世，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用大夫的礼节把它埋了，实在是对它太薄了，我建议用人君的礼节厚葬。”
楚庄王问：“那葬礼应该怎么举办呢？”
优孟回答说：“那就用雕刻着花纹的美玉做棺材，用质地精细的梓木做外面的大棺，用楩、枫、豫、樟这些名贵木料做护棺的木块，征发披甲的士兵给它挖掘墓穴，让老人小孩背土筑坟，让齐国和赵国的使节在前面陪祭，韩国和魏国的使节在后面卫护，给它建祠立庙，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再赐以万户的封邑来供奉它。这样的厚葬仪式，诸侯听说了之后，人人都知道大王您贱人而贵马了。”
楚庄王听了这一番话，仰天长叹：“难道我的过失竟然这么大吗？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优孟出主意说：“像对待畜牲那样把它埋了就行了。在地上堆个土堆当外面的大棺，拿个铜锅当棺材，把调味的姜枣和木兰这样的香料洒到它身上，用稻米作祭品，用火焰给它当衣服，把它厚葬到人们的肚腹之中。”
楚庄王听完，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悄悄地让宫中的膳食官儿把马抬走了。
优孟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搅黄了楚庄王的“马大夫”葬礼。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平时很看重优孟，两人私交甚好。孙叔敖快死的时候，把儿子叫到病床前，嘱咐他说：“我死了之后，你肯定会很穷，你去找优孟，就说你是我孙叔敖的儿子就行了。”过了几年，孙叔敖的儿子贫困至极，只好去卖柴火维持生计。有一次遇见了优孟，就对优孟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爸死的时候，特意嘱咐我穷的时候就去找您。”
优孟听了说：“你不要远走，等我的信儿。”
于是优孟利用自己的模仿特长，开始了一桩耗时一年多的行为艺术：他到处搜集孙叔敖生前的音容笑貌，做了和孙叔敖生前的穿戴一模一样的衣帽，和人谈话的时候也刻意模仿孙叔敖的言谈举止。
一年以后，优孟变成了孙叔敖的特型演员，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像极了孙叔敖。于是优孟开始行动了。
有一天，楚庄王请客吃饭，优孟上前祝寿。楚庄王大吃一惊，还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了呢。那时的人都比较迷信，楚庄王就请这个复活的孙叔敖继续做宰相。优孟说：“等我回去跟老婆合计合计。”可能孙叔敖生前惧内，优孟把他这一点也学来了。
三天后优孟回来告诉楚庄王：“我老婆说千万别做楚相，楚相不值得做。”
楚庄王很奇怪，问这个冒牌的孙叔敖为什么楚相不值得做。
优孟说：“像复活前的那个孙叔敖，做楚相的时候，又忠诚又廉洁，把楚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楚王您才能够称霸天下。可是死了以后，他儿子却无立锥之地，穷得靠卖柴为生。要是还像孙叔敖那样做楚相，那还不如自杀好呢！”
说完，优孟的唱歌瘾又犯了，当场给楚庄王来了一个现场直播。只听优孟唱道：“在山里耕田啊真苦，肚子都填不满；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啊，又是个无耻的贪污犯；死了以后啊又被秋后算账，贪来的财富呢又还给了政府；你说贪官有什么好当？想当个清官吧奉公守法，可是孙叔敖却是个坏榜样；你孙叔敖廉洁了啊，老婆和孩子却喝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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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孟：倡优的歌声有些刺耳(2)
优孟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高手，这首原创歌曲唱完，楚庄王在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不能人走茶凉，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应该善待###们的后代，毕竟江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于是召回孙叔敖的儿子，赐给他封地四百户，子子孙孙继承这份遗产。
优孟的歌曲流行到现在，仍然是贪官污吏们受审时拿来使用的辩护词。
【个性点评】
《史记》中只记载了优孟的这两个故事。
优孟毫无疑问是中国最早的歌唱家和行为艺术家。看来用歌声影响朝政、取悦当权者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了。不过和今天的歌唱家、艺术家不同的是：优孟是利他主义者，他把自己的艺术行为无私地拿来为别人服务，不仅没有报酬，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而今天的艺术家是利己主义者，我唱歌你得付费，我做艺术你得付费，付得少了还骂你没有艺术鉴赏力。
还有一点不同：优孟的歌声是讽刺，讽刺的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今天歌唱家和艺术家们的歌声是取悦，取悦的是竖起耳朵的大众和掌管钱柜钥匙的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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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小时候给老鼠判刑，长大就成了酷吏(1)
张汤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出门回来，发现老鼠偷吃了肉，就迁怒于张汤，把他打了一顿。于是张汤挖开老鼠的巢穴，活捉了老鼠，把老鼠当作犯人一样严加审讯拷打，并记录下审讯过程，最后把老鼠和老鼠吃剩的肉都当堂呈供，作为证据，宣判老鼠应当受磔刑，然后亲自把老鼠分尸。
张汤的父亲看到这份审讯记录，大吃一惊，因为这份判决书简直就像一个资深法官的作品，于是让张汤学习断案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当上了长安的官员。
张汤工于心计。他的好朋友赵禹担任少府，廉洁傲慢，公卿去拜访他，他却从来不回访，甚至和知心朋友都断绝了来往，一心一意秉公办理公事。张汤觉得他的做法不可取，于是广泛结交官员，哪怕自己讨厌的人也装作亲热的样子。
张汤后来做到了九卿的大官，他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喜好，每次有疑难案件，都先向汉武帝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汉武帝认为对的，张汤就记下来，作为以后判决的法规。如果办案没有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受到谴责之后，张汤就把别的同事抬出来，说：“哎呀！他们早就向我提过跟皇上您一模一样的意见，我这人太笨了，竟然没有采纳。”既恭维了汉武帝又推卸了责任，汉武帝也就既往不咎了。他还善于笼络人心，汉武帝对他办的事很满意的时候，张汤就说是谁谁谁出的主意。凡是他办的案子，揣摩是汉武帝想要治罪的，就交给执法严酷的官吏去办；揣摩是汉武帝想宽大的，就交给执法公正的官吏去办。所以张汤办的每件案子都很符合汉武帝的口味。
当然，该邀功的时候，该表示铁面无私的时候，张汤也会表演得像一个坚持原则的法官。他办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汉武帝本想宽恕同案犯严助和伍被，张汤却说：“伍被是策划者，严助是出入禁宫受您宠信的人，他们俩竟然和诸侯私交同谋，如果不杀了他们，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番替汉武帝设想的大道理，让汉武帝没了办法，只好杀了二人。
当时汉朝和匈奴连年征战，这一年匈奴提议和亲，博士狄山上奏说和亲有利。汉武帝就问他为什么有利。狄山回答：“刀兵乃凶器，不能轻举妄动。汉高祖刘邦伐匈奴，结果被困在了平城，答应和亲后才被放回来。孝惠和高后时期，没有和匈奴打仗，结果天下太平。到了孝文帝时期，想征伐匈奴，结果天下不得安宁。孝景帝遇到了七国之乱，打来打去，民不聊生，平定七国之乱后，孝景帝终生不再提打仗之事，因此天下富足。现在皇上您如果攻打匈奴，一定会导致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所以还是和亲的好。”张汤一听，当场就反驳说：“这是腐儒之见。”狄山面子下不来了，干脆和张汤听上了：“你说我是愚忠，我看你是诈忠。你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案子的时候，深文周纳，诬陷诸侯，离间皇上和诸侯骨肉之亲，诸侯的大臣们也寝食不安，这不是诈忠是什么！”这句话一下戳到了汉武帝的痛处，他马上变了脸色，问狄山：“你丫牛逼哄哄的，我让你去管一个郡，你能挡住匈奴吗？”狄山回答：“不能。”汉武帝又问：“那一个县呢？”狄山仍然回答说不能。汉武帝又问：“那一座要塞呢？”狄山心想，如果再说不能，皇上肯定会把我治罪，于是只好说能。这一下不打紧，汉武帝真的派狄山去守要塞了，一个多月以后，手无缚鸡之力的狄山就被匈奴砍去了脑袋。于是群臣大惊，再也不敢和张汤公开辩论了。
张汤做了七年御史大夫，后来失势了。这时，被他整治过的人开始对他实施报复。
河东人李文曾经同张汤有矛盾，做了御史中丞后，开始整张汤的黑材料。张汤有个手下叫鲁谒居，为了讨好张汤，就向汉武帝造谣告发李文。这件事正好落到张汤手中，张汤就把李文给杀了。汉武帝问他：“那个匿名告发李文的人是谁啊？”张汤故作惊讶：“啊？可能是李文的老朋友干的吧。”事后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去探望，居然替鲁谒居按摩双脚，以报答鲁谒居。这件隐私被赵王侦知，上书说：“张汤是朝中大臣，鲁谒居是他的手下，张汤竟然替他按摩双脚，他肯定指使鲁谒居干了什么大坏事。”
这件事交给了廷尉处理。鲁谒居一病呜呼，他弟弟也被牵连了进来，下狱。恰好张汤去审理别的囚犯，看到鲁谒居的弟弟，就想私下里开脱他，当面却装作不认识。没想到鲁谒居的弟弟会错了意，还以为张汤故意不理他呢，一怒之下就告发张汤和鲁谒居是共谋。正好丞相庄青翟和他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于是联手陷害张汤。汉武帝终于认清了张汤的真面目，派了八批使者，像张汤小时候审讯老鼠一样审讯张汤。张汤不服，汉武帝于是派张汤的好朋友、铁面无私的赵禹审讯。赵禹责备张汤以前办案子的时候杀了多少人，现在你的案子有根有据，皇上很难处理，就想让你自己自杀算了，你还想多方对质干吗呀？


张汤：小时候给老鼠判刑，长大就成了酷吏(2)
张汤一听原来是汉武帝的意思，没办法，只好自杀了。
张汤死后，抄家时发现，他的家产只有五百金，而且全是皇上赏赐给他的，没有别的任何产业。亲戚们想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是被诬告而死，干吗要厚葬？”于是葬得非常寒酸。汉武帝听说后，感慨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哪能生出这样的儿子呢。”于是下令穷究此案，杀了那三位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像张汤一样自杀了。张汤即使死了也报了仇。
【个性点评】
张汤是一个典型的清官，可是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厌之人厌之的酷吏。看来，一个人缘很好，能为手下人谋福利的贪官更受官场的欢迎。这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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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襄子：玩的就是冷幽默
“英雄真本色，名士自风流”，但很多时候，“英雄”和“名士”却分列两个阵营。青史之上，英雄和名士“伙矣”，但既是“英雄”又是“名士”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兼而得之者，赵襄子是其一。
春秋晚期，晋国政事为智、赵、韩、魏等六家大臣把持，此即“六卿专晋政”。赵襄子出身于其中的赵氏家族，其曾祖父乃是声名显赫的赵氏孤儿。然而，赵襄子的生母地位却异常卑贱，是一个来自少数民族的婢女。因此，即使在被父亲赵简子确立为“太子”之后，赵襄子依然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在伐郑途中，赵襄子就领教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蔑视：贵为赵氏家族的太子，却有人强迫他喝酒，他稍有不从，就被那个人狠狠地打了一顿。真是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无论对谁，这都算是奇耻大辱。
这侮辱来自智伯，智伯当时为晋国政坛六卿中实力最强者，亦是此次伐郑的统帅。在突如其来的侮辱面前，赵襄子表现出了大将风度，他面无愠色，以自己的低调，将可能的两败俱伤瞬间化解。赵襄子的退让却使他成了智伯的心腹大患，归国之后的智伯成了名副其实的“倒襄”派，他不厌其烦地动员赵简子废除赵襄子的名分，以消除自己家族的隐患。这个智伯是不是做得有些过分？好在赵简子耳根并不太软，任凭智伯说得天花乱坠，他依然打定主意，要让赵襄子接班。
赵襄子的英雄气概在若干年之后才得以大露峥嵘—一家独大的智伯后来终于纠集韩魏两家向赵家发起进攻，襄子退守晋阳。智氏引汾水灌晋阳，一时间城内“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赵襄子一边婴城自守，一边大施反间计，有效地瓦解了“倒赵联盟”，并且成功说服韩魏两家阵前倒戈。智伯由“倒赵联盟”的总盟主瞬间成了过街老鼠，智氏在晋国的势力很快灰飞烟灭。赵襄子以其大智大勇，灭智氏，报大仇。
灭了智伯之后，赵襄子作出了最有创意的举动：智伯的头颅被他改造成了夜壶。他将这只人头夜壶置于自己卧室一隅，先在昔日仇人头颅骨前表演春宫，完事后再在它上面浇上一泡热尿。赵襄子对仇敌的报复行为如此另类，如此个性，他的冷幽默在他的名士风度中表露无疑。
然而，赵襄子的冷幽默却彻底激怒了豫让，此人是智伯的门人。
豫让是个偏执狂，他每天嘟囔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如痴如醉，若癫若狂，拙劣的剑术也阻挡不了他刺杀赵襄子的步伐。然而，作为一个刺客，豫让却是不成功的，无数次机会总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他曾有独自一人面对赵襄子白花花的屁股却行刺不成的脸红纪录。千载难逢的机会都会这样与豫让失之交臂，成功的大门似乎已对豫让关闭。
但是，豫让依然贼心不死，并和下乡视察的赵襄子在一座石桥上狭路相逢。二度相见，彼此之间已没有了拘谨。应豫让的请求，赵襄子慷慨脱下自己的名牌外套，顺手抛去，他看见自己的衣服如同一片树叶静静地躺在地上。他同时也看到，消去了紧张感的豫让是如此潇洒—他拔剑四顾，神情肃穆，然后高高跃起，轻轻落下。他动作飘逸，剑法娴熟，招招皆中要害，只用了一会工夫，就将外套刺成蜂窝。豫让以自己臻于完美的举动彰显了一个事实：自己的幽默指数并不逊于对方。最后，他在清浅的微笑中饮剑自刎，一个刺客的生命在模糊的血色中定格。
只是围观者和后人只顾得了唏嘘，却忘记了这是赵襄子和豫让联合献演的街头剧，更没人愿意认真体会其中的冷幽默。
【个性点评】
赵襄子智勇双全，有个性，有魄力，能屈能伸，可柔可刚，是春秋赵国时期少见的人物。赵襄子的过人之处还表现在其具有强烈冷幽默效果的处事风格上，把敌人的脑壳改造成尿壶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得出的点子；应要求脱下外衣，听任刺客带着意淫的快感狂刺猛刺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接受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赵襄子的背影里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幽默，一种强烈的冷幽默。这种冷幽默来自于强烈的自信，来自于对敌人强烈的蔑视，这是一种出于天性的幽默。
赵襄子之后，世界上多了浅薄的搞笑，多了自虐般的伪幽默，却少了那种大气磅礴的幽默，更少了不动声色的冷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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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都：司马迁，你弄得我比窦娥还冤(1)
郅都之扬名事出偶然。
郅都本来是汉文帝的普通侍从武官，汉景帝时，他的官职一仍其旧。虽官不高位不显，但郅都有郅都的原则，那就是，他认为真理的力量无敌。因此，他敢不时犯颜直谏，至于当面指斥朝臣更是家常便饭。就这样，郅都的机会来了。
某日，汉景帝和众嫔妃畅游上林苑，上林乃皇家游猎场，一天下来，自是人困马乏。一泡屎作祟，汉景帝爱妃贾姬终于顾不得体面，急匆匆奔往厕所，事有凑巧，一只野猪也急匆匆奔往贾姬所在的厕所。可以想像贾姬该是如何花容失色。贾姬可不是无名之辈，她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中山靖王刘胜之母。惊慌失措的汉景帝急令郅都救急，谁知作为侍从武官随驾的郅都却置若罔闻，拒施援手。孤立无援的汉景帝只好披挂上阵，准备挺身救美。而郅都此时却变本加厉，扑通一声跪在汉景帝脚下，力阻汉景帝搭救，并且随时准备拦住皇帝的去路。面对盛怒的皇帝，郅都不卑不亢地公布了自己的原则：天下美女无数，而皇帝只有一人，皇帝无权把自己看轻。皇帝的莽撞行事，是对社稷、宗庙和太后的最大犯罪。因此，作为侍从武官，我必须确保皇帝的安全。看着正义凛然的随从武官，汉景帝只好让步。尽管那只野猪最后放过了贾姬，但汉景帝的郁闷和懊恼可想而知。
作为皇帝游猎途中最刺激的新闻，此事迅速传遍皇宫。有人笑郅都呆，有人说郅都莽，只有窦太后独具慧眼，明白无误地体察到了郅都的忠。她独挡滔滔众议，决定以黄金百斤奖励郅都。从此，郅都走进了太后的政治视野，走上了政治康庄大道。先任济南太守，后任专司首都治安的中尉。升迁之后的郅都，原则更加分明，莫说接受贿赂，就是连私人请托的来信他也从不拆看。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出来做官，照顾父母已无可能，只有为国鞠躬尽瘁。弄得同级别的官员对待郅都如同对待上级领导。
郅都威名大震，在济南的时候，当地的坏人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噩梦连连。他治理济南才过了一年，当地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有的坏人都跑到外地去了。周围十多个郡的郡守畏惧郅都就像畏惧上级官府一样。
郅都的名声远播，甚至达到了匈奴的地盘。当他任雁门太守时，匈奴干脆领兵离开了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靠近雁门。据说，匈奴内部甚至做了像郅都模样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以培养士兵的心理素质。可是，连续几年，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射中木偶。匈奴士兵看到那个木偶就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哪还有心再练射术。也许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但匈奴害怕郅都却是真的。
很显然，郅都的发迹全赖窦太后赏识，但他并不因此就对窦太后方面的人网开一面。汉景帝的儿子、窦太后的孙子临江王刘荣因被人指责建造房屋时占用了宗庙土地而被召回京师接受讯问。依据汉律，京城和各诸侯国、各郡都建有开国皇帝刘邦和太祖文帝的庙，宗庙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其尊严不容侵犯，谁动了宗庙的一草一木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刘荣被控占用宗庙土地就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不论控告是否属实，刘荣都必须接受讯问。临来的时候，刘荣的车轴突然折断更让他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虽然他似乎并没有侵吞宗庙土地。
刘荣是栗姬的儿子，曾被汉景帝立为太子。当他身为太子之时，他的母亲栗姬曾经大义凛然地拒绝过长公主刘嫖的求婚，长公主的女儿阿娇终没做成他的未婚妻。因此，长公主对于栗姬和刘荣心存不满，经常在汉景帝面前诋毁栗姬和刘荣。最后，栗姬自杀，刘荣被废，让皇帝给赶到了临江。刘荣和窦太后方面的人有私交，窦太后侄子窦婴当时就是太子傅，虽然后来刘荣因事牵连失去了太子地位，但他和窦太后非同寻常的关系却是公开的秘密。也许是考虑到和郅都的特殊关系，皇后点名让郅都负责处理此事。
刘荣显然也没有把郅都当作外人，他见到郅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郅都索要刀笔，准备向父皇上书解释。但是郅都的原则让刘荣感到了绝望，郅都认为刘荣私下上书皇帝不合律条，因此严禁任何人为刘荣提供方便。最后还是身为故交的窦婴费尽一番周折才把刀笔送到刘荣手中。


郅都：司马迁，你弄得我比窦娥还冤(2)
受尽屈辱的刘荣用窦婴提供的刀笔竹简刻完给父皇的书信之后，随即自杀。
长期为窦太后所推崇的郅都的原则此时却害惨了窦太后，此事真让她大跌眼镜，气不打一处来。盛怒之下的窦太后随即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郅都免官。若干年之后，窦太后依然余怒未消，找了个机会将郅都杀掉了。
真乃成也“原则”，败也“原则”。
然而，事犹未了，若干年之后，司马迁作《史记》之时，郅都再次被拉了出来，以“酷吏”的形象被写进青史，从此定型。
【个性点评】
郅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廉洁奉公，执法如山，心无邪念，不懂权变。治理郡县，能让所辖地区夜不闭户；治理边事，能让匈奴望风而逃。这样的干部无疑极其难得，尤其是在家天下的体制内。然而，郅都却被司马迁列进酷吏之中，且名列酷吏之首，也许司马迁自有其深意，但对于当事者郅都来说，却有失公允。
郅都之错在于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总比法外施恩要好得多。黄震在《黄氏日钞》里曾说过这样的话：“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实自郅都始也。”非酷吏而荣膺酷吏之首，郅都实在比窦娥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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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说：逼我出使匈奴，我就给你好看(1)
汉文帝时期，匈奴的首领是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即位的时候，汉文帝继续实行和亲匈奴的政策。
这一次派去护送公主的使节是宦官中行说。因为中行说是燕人，生长朔方，熟知匈奴情状，派他去也有窥探匈奴虚实兼收集情报的任务。中行说不想远行，就借故推辞。汉文帝不肯换人，定要中行说走这一趟。中行说再也无法推辞，只好悻悻起程，临行前私下对人说：“我本来不想去，非要逼我去，可别怪我将来为害汉朝。”听到这句话的人一笑置之，心想你不过只是一个阉人，能成什么大气候？大言不惭罢了。
一到匈奴，中行说就归降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亲信，开始兑现他的誓言了。
匈奴与汉和亲，汉朝赠给匈奴许多缯絮（丝织品）和食物，匈奴苦寒之地，又是游牧民族，哪里见过这些精致的衣服和可口的食物，所以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中行说进谏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匈奴之所以强大，独霸一方，是因为衣食都和汉不一样，不需要依赖汉朝供给。现在单于您变更旧俗，爱穿汉朝的衣服，爱吃汉朝的食物，长此以往，恐怕汉朝的物品输入匈奴不过十成中的一二成，就足以使匈奴动心降汉了。”
单于和众人都将信将疑，中行说又举例说明：“穿上汉朝的丝织衣服，骑马在杂草和荆棘丛中奔驰，衣裤全都挂破了，哪里比得上我们的毡裘耐用？汉朝的食物虽然精致可口，哪里比得上我们的乳酪方便美味？”这番话说服了众人，从此就放弃了汉朝的衣食。
中行说又教单于左右学习数算，用以计算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
汉朝皇帝和单于所通的书简，历来长一尺一寸，上面写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的字样，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中行说教单于回复的书简，定为一尺二寸，所加的封印都比汉简宽大，称呼也傲慢得很—“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样样都要压倒汉朝。
汉朝的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的风俗制度，中行说就亲自出面和汉使辩论。
汉使讥讽匈奴不尊重老年人，中行说辩论道：“按照汉朝风俗，征兵出发时，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因此才把优渥的衣食供给给少壮子弟，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说得上轻视老年人呢？”
汉使又说：“匈奴父子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娶兄弟的妻子为妻，逆天乱仑。也没有冠带之类的服饰礼制，又缺少朝廷上的礼节。”
中行说辩论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牲畜的乳汁，穿牲畜的皮毛衣服。放牧的时候要随时转场，才能保证牲畜按时吃草喝水。所以战事紧急的时候人人都练习骑射，战事缓的时候人人享受和平生活。人们的约束既轻，生活也就简便易行；君臣关系简单，国家事务再繁杂，也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好使。哪像你们中国，虽然自称礼义之邦，君臣之间却相互猜忌；而且大量使用劳力去修筑宫廷楼阁，以至耗尽民力。老百姓耕种本来是为了衣食丰足，建造城郭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可是这样一来，战事紧急的时候没有时间练习攻战之事，和平的时候又不能休养生息，还要出劳力。至于匈奴的风俗，父子兄弟死，娶他们的妻子为妻，是为了保全种姓。因此匈奴虽然伦常紊乱，但是一定要立本宗族的子孙。哪像你们中国，虽然遵守伦常，可是亲属关系疏远的时候就互相残杀，竟而至于改朝易姓。你们这些只会在土屋里生活的汉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得不承认中行说对中国这个假“礼义之邦”的指控是尖锐的，是有道理的。类似的指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
从此之后，汉使再想和中行说辩论，中行说高挂免战牌，而且斥责汉使：“别说了！但教你们汉朝送来的衣食等物品数量充足，尽善尽美，就是你们尽职尽责；否则等到秋高马肥，就要大举南侵，铁骑践踏了！”
老上单于对中行说言听计从，在中行说的谋划下，匈奴屡屡侵入汉境，杀伤百姓，掳掠牲畜，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汉朝也没办法，只好照例和亲。


中行说：逼我出使匈奴，我就给你好看(2)
老上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即位，中行说仍然辅佐他，匈奴也仍然不断给汉朝制造边患。直到汉元帝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才开始衰落下来，不仅属国都已背叛，而且内部也分崩离析，不再成为汉朝的心腹之患了。
【个性点评】
中行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传统斗士。他对汉朝礼义制度的抨击，句句在理，一针见血，难怪汉使都不是他辩论的敌手。
阉人的卑贱身份也刺激着中行说要去建功立业。“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这句著名的誓言，一定也是中行说的心声。
中行说后来就在史书中消失了，不知所终，也不知最终的命运如何。他的个性，昙花一现。


周昌：被皇帝骑在头上还要骂皇帝(1)
周昌是汉高祖刘邦的御史大夫，性格刚强，敢于直言，朝中人人都很敬畏他。刘邦本来就是小流氓出身，又当了皇帝，自然谁都不怕。可是他却也怕周昌。起因是有一次刘邦正和他的宠妃戚夫人抱在一起亲热，恰巧周昌进来奏事，看见了这一幕。臣子遇到皇上的这种事，惟一的办法便是掉头就跑。周昌虽然耿介，可是皇上的隐私权也必须尊重啊，于是周昌的反应也是掉头就跑。没想到刘邦这个无赖皇帝居然追了上来，一把抓住周昌，把周昌按倒在地，顺势就骑到了周昌的脖子上，一边骑还一边问周昌：“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周昌被压在下面，却很不服气，使劲儿往上梗着脖子回答说：“我看您就是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的皇帝。”刘邦没想到周昌说话这么刻薄不留情面，只好哈哈一笑，站了起来，从此之后也对这个不服软的御史大夫心存敬畏。
周昌口吃。刘邦想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询问周昌的意见，周昌本来就口吃，这时又正盛怒，结结巴巴地抗辩说：“我虽然口吃，但我期……期……期……期认为这件事不行，陛下您想废掉太子，我期……期……期……期决不能奉诏。”刘邦听了哈哈大笑，从此后就叫他“期期先生”。这时，刚好吕后正在听墙脚，听了周昌这番结结巴巴的话，心里很感激周昌，见到周昌出来，居然向周昌下跪表达谢意。
周昌的下属有一个叫赵尧的官员，有个朋友告诉周昌赵尧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奇才，将来一定会接替周昌御史大夫的职位。周昌哈哈大笑，不相信，认为赵尧只是一个刀笔吏而已。这次周昌可看走了眼。
话说刘邦封如意为赵王，如意刚刚十岁，刘邦怕自己死后吕后陷害如意，日夜担忧，时常悲歌不已。刘邦是一个喜欢自己作词作曲，自己亲自演唱的歌手，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衣锦还乡，就向家乡的乡亲们现场唱过一首《大风歌》。那首歌气魄宏大，现在唱的悲歌却催人泪下，大臣们听得满心不是滋味，又都猜不透刘邦为什么心情这么坏。刚好这时赵尧在刘邦身边，对刘邦说：“我知道陛下为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担心吕后和戚夫人有嫌隙，您万岁之后赵王不能保全性命？”这话正搔到刘邦的痒处，刘邦赶紧询问赵尧有什么好办法。赵尧胸有成竹地说：“陛下应该给赵王立一个身份尊贵又强有力的丞相，而且这个丞相还必须是太后和太子以及群臣都敬畏的人。”刘邦忙问：“对对对，我也这样想，可是满朝大臣之中，谁才符合这个条件呢？”赵尧回答说：“只有御史大夫周昌是最合适的人选。”
刘邦称善，于是召周昌前来，对他说：“我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你去给赵王做相好吗？”周昌一听就哭了：“我一直跟随在陛下身边，没有做错什么事啊，干吗要贬我的官，把我赶到诸侯国去？”刘邦安慰他说：“我也知道这是贬了你的官，可是我日日夜夜担心的就是赵王，想着没有你的辅佐赵王将来连性命可能都保不住，请你帮帮我这个忙吧！”
周昌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哭哭啼啼地上任去了。这边厢顺理成章地，赵尧就坐上了御史大夫的位置，周昌那个视赵尧为奇才的朋友的预言应验了。
刘邦驾崩后，吕后果然要对赵王下手，数次派使者召赵王入朝，想加害赵王。周昌让赵王以生病为借口，坚决不去长安。吕后大怒，心说当年我下跪感谢你替我的儿子说话，保住了太子的地位，现在你却反过来帮助赵王。于是心生一计，先召周昌入朝。周昌没有借口不来啊，到了长安，吕后把周昌好一顿数落，说你难道不知道戚夫人是我的死对头吗？你不帮着我却帮着她！
支开了周昌，吕后又派使者去召赵王。赵王没办法，只好来到长安，一个多月后就被吕后毒死了。周昌没有完成刘邦郑重交托给他的使命，一怒之下，赌气不再上朝，也从此不再见吕后的面，三年后就死了。顶替他的职位的赵尧，五年后吕后查清原来让周昌辅佐赵王的计策原来是他想出来的，也罢了赵尧的御史大夫。
可惜，那位朋友虽然预见到了赵尧将顶替周昌的职位，却没有预见到赵尧被免职的结局。听到这个消息，九泉之下的周昌应该有一丝欣慰吧。


周昌：被皇帝骑在头上还要骂皇帝(2)
【个性点评】
周昌和刘邦真是互为知己。在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手下当差，再耿介的大臣也会遭到羞辱，但是也只有周昌这样的硬骨头才敢骂刘邦是像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的暴君。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也足够刻毒的了。而刘邦居然饶恕了周昌。非但饶恕了周昌，还把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的性命交托给周昌，即使最终仍然没有保住赵王的性命，二人之间莫逆于心的信任还是令人艳羡。周昌性格鲜明，因为怕辜负了刘邦的信任，就一辈子不再见吕后的面，连朝都不上，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如果生在今天，周昌最好的职位应该是监察部部长，他的存在肯定会让贪官污吏们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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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乱讲原则，饿死活该(1)
还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做郡守的时候，有人曾给周亚夫算过命，算命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您三年以后将被封侯，封侯八年以后将任将军和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极人臣。然而，此后再过九年，您将会饿死。”周亚夫哈哈大笑，直斥言者可笑之极：“其一，我老爹的侯位早就被我大哥给袭了去，将来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因此，这侯爵和我无缘。其二，假如我真的富贵如你所言，我又怎么会饿死呢？”对方笑而不语，周亚夫也没当真。
三年之后，周亚夫果然被封为条侯。
周亚夫是谁？他为何能够丰厚？
周亚夫是帝国根红苗正的人物，他的父亲就是绛侯周勃。绛侯周勃是汉朝开国重臣，汉朝建立后，他以将军的身份随从高祖刘邦一起平定了反叛的燕王臧荼、韩王信、陈豨，还以相国的身份领兵平定了反叛的燕王卢绾，后以太尉的身份，与丞相陈平一起，终于诛灭了吕氏家族，拥立汉文帝即位。周勃每每在关键时候出手，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用史书上的话就是“有大功于汉室”。周勃去世后，其子周胜之袭了侯爵之位。后来周胜之犯罪被免去爵位，汉文帝就从周勃的儿子中选中了贤能的的周亚夫接续绛侯的爵位。
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临危受命，担任将军，驻扎细柳营。周亚夫军纪严明，被称为威武之师。不久，皇帝亲自来到细柳营劳军，他第一次领教了周亚夫的个性。
皇帝兴致勃勃地莅临细柳营，看着官兵都披持铠甲，手执兵刃，弓弩张开，弓弦拉满，内心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向官兵们问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可是却无人理睬。大门戒备森严，皇帝一行就这样被晾在了门外。军门都尉口里念念有词：“将军有令，‘在军中只能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皇帝无奈，只好公事公办，派使者手持符节给将军下诏令：“我要进去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皇帝小心翼翼地来到周亚夫的办公地点，周亚夫只是行拱手礼。“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能跪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皇上。”
所有的一切显然出于皇帝的意外，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直到他去世之时，他还喃喃地告诫太子：“如果发生危急情况，周亚夫是真正担当领兵重任的。”
汉景帝即位后，作为资深革命家，周亚夫更是独执己见，一意孤行。这既给他带来了成功，也为他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周亚夫由中尉升任太尉，领兵进攻打吴、楚叛军。在他看来，楚兵勇猛轻捷，很难与他们交战取胜。应该放长线钓大鱼，先把梁国放弃，让他们进攻，我们去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把他们制服。即使面对梁王的求救，周亚夫照样不为所动。事情果然按照周亚夫的思路发展，最终周亚夫大败吴楚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因为没有及时发兵救助梁王，周亚夫有了第一个仇人。这梁王可不是一般的诸侯王，他可是窦太后的爱子。以后，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太后时，常常要提起侯周亚夫的短处。
得胜回朝，周亚夫也被任命为丞相，自然被汉景帝视为左膀右臂。但有一件事却让汉景帝很不舒服。汉景帝执意要废太子，周亚夫却不识时务，极力争辩。最后争辩无效，太子被废，周亚夫也渐渐被皇帝疏远。
周亚夫是个迟钝的人，即使被皇帝疏远，他也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有一次，当权派窦太后提议：“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为自己的小舅子封侯，皇帝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皇帝就故意半推半就地和丞相周亚夫商议。谁知周亚夫却无比坚持原则：“当初高皇帝规定‘不是刘氏家族的人不能封王，不是能功的人不能封侯，谁不遵守这个规定，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封他为侯是违背规约的。”汉景帝碰了个软钉子，默默无言，悻悻离去。这次周亚夫可是一下子得罪了四个人，皇太后、皇后、皇帝和国舅。不久，周亚夫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病退，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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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乱讲原则，饿死活该(2)
虽然淡出了朝廷，但大家并没有因此原谅周亚夫。
不久，汉景帝在皇宫中召见条侯，并盛情地赏赐酒食。饭菜端上来了，是一大块熟肉，完完整整的一块肉，只是不知为什么这块肉没有切碎，也没有人为他提供刀叉和筷子。靠，这不是明摆着玩弄人吗？
周亚夫大为不满，扭头就命令管宴席的官员去为自己取筷子。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从汉景帝嘴角浮起，一个结论在他心里顿时明晰了起来：“这个人心怀不满，不可重用啊！”
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如同有人导演：儿子从皇家用品专供店里为周亚夫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随后，马上就有人上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事情自然牵连到了周亚夫。公堂之上，周亚夫质问：“我所买的器物全是殉葬用品，怎么说是要造反呢？”狱吏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你这是要去地下造反啊！”面对不按牌理出牌的审判官，周亚夫愤而绝食，五天后吐血而亡—当然，这也算得上是饿死。
【个性点评】
不错，游戏有游戏的规则，没有了规则，游戏就无法继续。但游戏规则只对游戏者有效，规则是游戏者之间相互约束的法则，这个规则不能用来约束规则的制定者。什么时候出现了游戏者用规则来约束规则制定者的现象，那就意味着：要么规则错了，要么游戏者错了。规则制定者不会错，永远不会错。如果游戏者硬要坚持规则，最终只能被赶出游戏，Game被动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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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惟一敢打孔子爆栗的弟子(1)
孔子有七十七个弟子，可是惟一和老师有过节的弟子却只有子路一人。
子路其实不叫子路，叫仲由，子路是他的字。子路是卞这个地方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野人”。这个野人当然不像神农架传说中的野人，是说他没有正经职业，待业青年，喜欢无拘无束地到处游荡。那个时代可不是想到处游荡就能到处游荡的，那是个乱世，做驴友需要一定的资本。刚好子路具备这样的资本：他个头高大，性格粗豪，好勇斗狠，是一把打架的好手。你看他平时喜欢穿什么衣服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了：戴着一顶鸡冠似的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支雄鸡的黄黑翎毛；衣襟上佩戴着公猪一样的饰物。这两样东西是古人用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的标志性佩饰。子路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到处游荡的。无论谁在大街上迎头碰上这样的人，都要退避三舍，更别说咱们的至圣先师孔子了。
孔子虽然生具异相，头顶中间凹两边高，身长九尺六寸，可他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打架的功夫显然不如子路。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和子路是怎么发生矛盾，怎么打起来的，不过结果是雄鸡公猪装饰的子路打败了孔子，还着实羞辱了孔子一番。孔子一看此人不能力战，只能智取，于是就用他的礼乐那一套慢慢地诱导子路。子路是个粗人，凡是粗人都很向往文化人，就像今天乡镇企业家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豪华的精装书一样，子路慢慢地居然被孔子驯服了，脱掉了那一身雄鸡公猪皮，换上了儒者温文尔雅的衣服，并且托人拜在了孔子的门下。
孔子显然对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子非常记恨，毕竟被子路在自己两座山丘一样的头上打过爆栗，因此子路向他请教学问的时候从来不肯爽爽快快地倾囊相授，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子路。子路问他怎样处理政事，孔子就四个字：“先之，劳之。”意思就是自己先以德服人，老百姓才能信服，然后才可以让老百姓辛勤劳动。子路一听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这一招谁不会啊，牛脾气一上来，要求孔子再教一招。这回孔子的话更少了，干脆变成了两个字：“无倦。”意思就是持之以恒，不要厌倦。子路一想不能泛泛地问大道理，就拿自己作比喻，问：“君子崇尚勇力吗？”孔子一听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这回话多了，趁机讽刺子路一番：“君子最崇尚的是义。君子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陷入昏乱；小人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变成盗贼。”这几句话含义很丰富，够子路琢磨几天的了。
孔子还在背后对别的弟子说子路的坏话。一反他对子路惜言如金的风格，这些坏话都比较长，计有：“凭借片言只语就轻率地做出决断的，那就是子路啊！”“适用才能称为人才，子路好勇得过分了，不可取。”“穿着破旧的袍子和穿着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愧的，只有子路。”“子路的学问就好像是登上了厅堂，却还没有进入内室。”最恶毒的是这句类似诅咒的话：“子路不会得到善终。”你说人家学问不好，那是你藏私，不愿教人家，这也罢了，可是你却诅咒人家不得好死，这就有点过分了。孔子不愧是至圣先师，说话神机妙算，子路后来果然不得好死，不知道跟老师的诅咒有没有什么关系。
孔子不仅在人品上说子路的坏话，还堵塞子路的仕途。季康子向孔子打听子路有没有仁德，孔子顾左右而言他：“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知道。”言下之意是子路当然没有仁德了。子路出任季氏的家臣，季孙问孔子：“子路能做大臣吗？”孔子回答说：“也就是大臣的候选人而已。”
孔子56岁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美人。可是她和太子蒯聩交恶，矛盾很深。蒯聩想杀南子，被卫灵公发现，蒯聩逃亡到了别的诸侯国。
刚好这一年孔子到了卫国。南子一听大名鼎鼎的孔子来了，就托人求见孔子，说：“四方的君子凡是愿意和我们卫灵公交好的，一定也会见见我。如今您来到了卫国，我也非常愿意见见您老人家。”孔子先是辞谢，后来就去拜见南子。南子这个大美人满心欢喜地坐在细葛布织成的帷帐里等候孔子。孔子进门，向北叩头行礼，南子在帷帐中跪拜还礼，环珮之声叮当。


子路：惟一敢打孔子爆栗的弟子(2)
子见南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真相只有孔子和南子两个人知道。
孔子回来后，子路看见孔子的神色，大为不满。孔子立马辩解说：“我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上天杀了我吧！”
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南子同车外出，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跟随，一行人招摇过市。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呢。后人都注解说这句话是讽刺的卫灵公，可谁知道孔子是不是在自我感慨，自我伤怀呢。
卫灵公死后，南子欲立小儿子郢继承王位，没想到郢也是一个杠头，推辞说：“太子蒯聩虽然逃亡了，可他的儿子还在，我怎能继承王位呢？”南子只好让蒯聩的儿子辙继承王位，是为卫出公。
这时，子路正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蒯聩和孔悝密谋回国夺取王位，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出了卫国，蒯聩因此夺得了王位，是为卫庄公。蒯聩和孔悝发动兵变的时候，子路正在外地出差，一听到这个消息，星夜赶回，正好在城门口碰见子羔，子羔告诉子路：“卫出公已经逃跑了，你还是回头吧，别去惹祸。”子路回答说：“替别人效力就不能怕死。”回到孔悝府上，蒯聩和孔悝正在登台举行结盟仪式，子路上前说：“孔悝你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我要把你捉住杀了！”说着就要动手纵火烧台。蒯聩和孔悝的手下上前夹攻子路，把子路帽子上的缨穗给砍断了。如果子路还是戴着以前雄鸡状的帽子，估计运气会好一点。子路寡不敌众，留下了最后一句临终遗言：“君子可以死，帽子可不能掉下来。”于是把断了的缨穗系好，从容赴死。
孔子听说了卫国的乱局，预言道：“唉！子路要死了！”话音刚落，子路的死讯就传来了。圣人的预言总是非常及时准确。最后，孔子终于说了子路一句好话：“自从子路做了我的侍卫长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个性点评】
我从来都不喜欢孔子。我觉得孔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性情中人。当然，不是性情中人也不是什么罪过，但是我一想到痛饮狂歌的时候，有个穿着儒服的老夫子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要发狂。靠，美眉就在眼前坐着呢，不看她看你这个头顶两座山丘的老头很有乐趣吗？估计子路跟我的观感相似。子路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啊！孔子讽刺他好勇斗狠，不懂“义”，我看子路比孔子更懂“义”。什么叫“义”？不就是从容赴义嘛。你丫见南子见猎心喜，有什么资格批评为“义”赴死的子路？子路率性而为，敢打敢干，你看他最后死得多么潇洒。孔子呢？连见一个美人事后都要辩解粉饰好长时间，还是男人吗！当然，孔子不是男人，而是圣人。
柏杨先生在《君子和小人》一文中对“子见南子”有过幽默的描述，兹转述如下：
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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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二十四史——北齐书全文阅读 作者：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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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
卷一 帝纪第一 神武上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渤海蓚人也。六世祖隐，晋玄菟太守。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宝败，国乱，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湖生四子，第三子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性通率，不事家业。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表。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及贵，追赠长司空，擢其子宁用之。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详尝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俊、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 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61阅读疏泽洽，率土归心。外尽江淮，风靡屈膝，辟地怀人，百城奔走，关陇慕义而请好，瀚漠仰德而致诚。伊所谓命世应期，实抚千载。祯符杂遝，异物同途，讴颂填委，殊方一致，代终之迹斯表，人灵之契已合，天道不远，我不独知。朕入纂鸿休，将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静言大运，欣于避贤，远惟唐、虞禅代之典，近想魏、晋揖让之风，其可昧兴替之礼，稽神祇之望？今便逊于别宫，归帝位于齐国，推圣与能，眇符前轨。主者宣布天下，以时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册曰： 咨尔相国齐王：夫气分形化，物系君长，皇王递兴，人非一姓。昔放勋驭世，沉璧属子；重华握历，持衡拥璇。所以英贤茂实，昭晰千古，岂盛衰有运，兴废在时，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汉刘告否，当涂顺民，曹历不永，金行纳禅，此皆重规袭矩，率由旧章者也。 我祖宗光宅，混一万宇。迄于正光之末，奸孽乘权，厥政多僻，九域离荡。永安运穷，人灵殄瘁，群逆滔天，割裂四海，国土臣民，行非魏有。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及文襄继轨，诞光前业，内剿凶权，外摧侵叛，遐迩肃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协德，舟梁一世，体文昭武，追变穷微。自举迹藩旟，颂歌总集，入统机衡，风猷弘远。及大承世业，扶国昌家，相德日跻，霸风愈邈，威灵斯畅，则荒远奔驰，声略所播，而邻敌顺款。以富有之资，运英特之气，顾眄之间，无思不服。图谍潜蕴，千祀彰明，嘉祯幽秘，一朝纷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启兴邦之迹，苍苍在上，照临不远。朕以虚昧，犹未逡巡，静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时来运往，妫舜不暇以当阳，世革命改，伯禹不容于北面，况于寡薄，而可踟蹰。是以仰协穹昊，俯从百姓，敬以帝位式授于王。天禄永终，大命格矣。于戏！其祗承历数，允执其中，对扬天休，斯年千万，岂不盛欤！ 又致玺书于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禅代之礼一依唐虞、汉魏故事。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戊午，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废兴迭用，至道无亲，应运斯辅。上览唐、虞，下稽魏、晋，莫不先天揖让，考历终归。魏氏多难，年将三十，孝昌已后，内外去之。世道横流，苍生涂炭。赖我献武，拯其将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扫绝群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勋光宇宙。文襄嗣武，克构鸿基，功浃寰宇，威陵海外，穷发怀音，西寇纳款，青丘保候，丹穴来庭，扶翼危机，重匡颓运，是则有大造于魏室也。 魏帝以卜世告终，上灵厌德，钦若昊天，允归大命，以禅于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为一，总民宰世，树之以君，既川岳启符，人神效祉，群公卿士，八方兆庶，佥曰皇极乃顾于上，魏朝推进于下，天位不可以暂虚。遂逼群议，恭膺大典。猥以寡薄，托于兆民之上，虽天威在颜，咫尺无远，循躬自省，实怀祗惕。敬简元辰，升坛受禅，肆类上帝，以答万国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齐，以被于无穷之祚。 是日，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事毕，还宫，御太极前殿。诏曰：“无德而称，代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后秋。故知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风。朕以虚薄，功业无纪。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驱御侯伯，大号燕、赵，拯厥颠坠，俾亡则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资明德，纂戎先业，辟土服远。年逾二纪，世历两都，狱讼有适，讴歌斯在。故魏帝俯遵历数，爰念褰裳，远取唐、虞，终同脱屣。实幽忧未已，志在阳城，而群公卿士，诚守愈切，遂属代终，居于民上，如涉深水，有眷终朝。始发晋阳，九尾呈瑞，外坛告天，赤雀效祉。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将，左右先王，克隆大业，永言诚节，共斯休祉。思与亿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其百官进阶，男子赐爵，鳏寡六疾，义夫节妇，旌赏各有差。” 己未，诏封魏帝为中山王，食邑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一千户；奉绢万匹，钱千万，粟二万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顷，园一所。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外速议以闻。辛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乙丑，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于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若法有不便于时，政有未尽于事者，具条得失，还以闻奏。甲戌，迁神主于太庙。 六月己卯，高丽遣使朝贡。辛巳，诏曰：“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又奴仆带金玉，婢妾衣罗绮，始以创出为奇，后以过前为丽，上下贵贱，无复等差。今运属惟新，思蠲往弊，反朴还淳，纳民轨物。可量事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诏曰：“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 诏故太傅孙腾、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马娄昭、故司徒高昂、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故领军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荣、故御史中尉刘贵、故御史中尉窦泰、故殷州刺史刘丰、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经赞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殒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抚问妻子，慰逮存亡。又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高隆之为平原王，高归彦为平秦王，高思宗为上洛王，高长弼为广武王，高普为武兴王，高子瑗为平昌王，高显国为襄乐王，高睿为赵郡王，高孝绪为脩城王。又诏封功臣厍狄干为章武王，斛律金为咸阳王，贺拔仁为安定王，韩轨为安德王，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彭乐为陈留王，潘相乐为河东王。癸未，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定州刺史浟为彭城王，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仪同三司氵肓为襄城王，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湝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凝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王后李氏为皇后。庚寅，诏以太师厍狄干为太宰，司徒彭乐为太尉，司空潘相乐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司州牧。壬辰，诏曰：“自今已后，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有司悉为奏闻。”己亥，以皇太子初入东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余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免。 秋七月辛亥，诏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诏封文襄皇帝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平原王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又诏曰：“古人鹿皮为衣，书囊成帐，有怀盛德，风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徒为蓄积，命宜悉出，送内后园，以供七日宴赐。” 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又诏曰：“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謇謇若朱云，谔谔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又曰：“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勤心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庚寅，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甲午，诏曰：“魏世议定《麟趾格》，遂为通制，官司施用，犹未尽善。可令群官更加论究。适治之方，先尽要切。引纲理目，必使无遗。” 九月癸丑，以散骑常侍、车骑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丽王成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王、公如故。诏梁侍中、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承制、邵陵王萧纶为梁王。庚午，帝如晋阳，拜辞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总国事。 冬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癸未，茹茹国遣使朝贡。乙酉，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丙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壬辰，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十一月，周文帝率众至陕城，分骑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丙寅，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退师。庚午，还宫。十二月丁丑，茹茹、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辛丑，帝至自晋阳。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辛亥，有事于圆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亲耕籍田于东郊。乙酉，前黄门侍郎元世宝、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谋逆，免死配边。有事于太庙。甲戌，帝泛舟于城东。二月壬辰，太尉彭乐谋反，伏诛。壬寅，茹茹国遣使朝贡。三月丙午，襄城王氵肓薨。己未，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假黄钺、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马嵩仁、义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汉等并率州内附。庚申，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萧绎遣使朝贡。闰月乙丑，室韦国遣使朝贡。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丁亥，高丽国遣使朝贡。是月，侯景废梁简文，立萧栋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贡。癸酉，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获镇城李洛文。己卯，改显阳殿为昭阳殿。九月壬申，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癸巳，帝如赵、定二州，因如晋阳。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诸殿。庚申，萧绎遣使朝贡。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十一月，侯景废梁主，僭即伪位于建邺，自称曰汉。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瑰为突厥虏所破，瑰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贡。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使持节、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癸巳，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夏四月壬申，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玺。甲申，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丙申，室韦国遣使朝贡。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师。丁未，帝至自晋阳。乙卯，帝如晋阳。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是为元帝，遣使朝贡。十二月壬子，帝还宫。戊午，帝如晋阳。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戍，大狩而归。戊寅，库莫奚遣使朝贡。己丑，改铸新钱，文曰“常平五铢”。二月，送茹茹主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复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为主。夏四月戊戌，帝还宫。戊午，西南有大声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猎于林虑山。戊子，还宫。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丁未，至营州。丁巳，登碣石山，临沧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晋阳。闰月壬寅，梁帝遣使来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癸亥，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置之马邑川，给其禀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贡献相继。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讨山胡，从离石道。遣太师、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掎角夹攻，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是月周文帝废西魏主，立齐王廓，是为恭帝。三月，茹茹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贺拔仁坐违节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骑走。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丁未，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茹茹闻而远遁。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贡。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尚书左仆射。乙亥，仪同三司元旭以罪赐死。丁丑，帝幸晋阳。己卯，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诏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帝亲自临幸，欲以致周师。周师不出，乃如晋阳。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诏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梁将王僧辩在建康，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诏以梁散骑常侍、贞阳侯萧明为梁主，遣尚书左仆射、上党王涣率众送之。二月甲子，以陆法和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十州诸军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梁镇北将军、侍中、荆州刺史宋蒨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郢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三月丙戌，上党王涣克东关，斩梁将裴之横，俘斩数千。丙申，帝至自晋阳。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戊戌，帝临昭阳殿听狱决讼。夏四月庚申，帝如晋阳。丁卯，仪同萧轨克梁晋熙城，以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贡。梁反人李山花自号天子，逼鲁山城。五月乙酉，镇城李仲侃击斩之。庚寅，帝至自晋阳。萧明入于建邺。丁未，茹茹遣使朝贡。六月壬子，诏曰：“梁国遘祸，主丧臣离，逷彼炎方，尽生荆棘。兴亡继绝，义在于我，纳以长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礼既修，分义方笃。越鸟之思，岂忘南枝，凡是梁民，宜听反国，以礼发遣。”丁卯，帝如晋阳。壬申，亲讨茹茹。甲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乙亥，出塞，至厍狄谷，百余里内无水泉，六军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萧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秋七月己卯，帝顿白道，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壬午，及于怀朔镇。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获其俟利蔼焉力娄阿帝、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并口二万余，61阅读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癸酉，大莫娄国遣使朝贡。己丑，改东平王俨为琅邪王。诏侍中叱列长叉使于周。是月，杀太尉、赵郡王睿。三月丁酉，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是月，行幸晋阳。夏四月甲子，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车驾至自晋阳。秋七月己丑，诏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境内偏旱者优免租调。冬十月壬戌，诏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诏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保，大将军、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开府仪同三司、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师、并州刺史、东安王娄睿薨。戊申，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二月癸亥，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为太师。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闰月戊戌，隶尚书事、安定王贺拔仁薨。三月辛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夏六月乙酉，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进二级，九州职人普进四级。己酉，诏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康为定陵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癸亥，靺鞨国遣使朝贡。癸酉，以华山王凝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晋阳。九月乙巳，立皇子恒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封萧庄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车驾至自晋阳。诏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戊寅，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都督、东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录尚书事、兰陵王长恭为太尉，并省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尚书令和士开录尚书事，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右仆射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马、琅邪王俨为太保。甲午，陈遣使连和，谋伐周，朝议弗许。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克之，获刺史杨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俨矫诏杀录尚书事和土开于南台。即日诛领军大将军厍狄伏连、书侍御史王子宣等，尚书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晋阳。九月辛亥，以太师、任城王湝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杀太保、琅邪王俨。壬申，陈人来聘。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府。己亥，车驾至自晋阳。十一月庚戌，诏侍中赫连子悦使于周。丙寅，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庚午，以录尚书事、广宁王孝珩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赠故琅邪王俨为楚王。二月己卯，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元海为尚书右仆射。庚寅，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三月辛酉，诏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是月，周诛冢宰宇文护。夏四月，周人来聘。秋七月戊辰，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为右丞相，太师、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司徒。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癸巳，行幸晋阳。是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九月，陈人来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废皇后胡氏为庶人。是岁，新罗、百济、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贡。于周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庚辰，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陈。是月，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丙午，置文林馆。乙卯，以尚书令、北平王仁坚为录尚书事。丁巳，行幸晋阳。是月，周人来聘。三月辛未，盗入信州，杀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平之。庚辰，车驾至晋阳。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马、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大将军、定州刺史、南阳王绰为大司马，太尉卫菩萨为大将军，司徒、安德王延宗为太尉，司空、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癸丑，祈皇祠坛壝蕝之内忽有车轨之辙，按验傍无人迹，不知车所从来。乙卯，诏以为大庆，班告天下。己未，周人来聘。五月丙子，诏史官更撰《魏书》。癸巳，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以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是月，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大败，破胡走以免，洪略战没，遂陷秦、泾二州。明彻进陷和、合二州。是月，杀太保、兰陵王长恭。六月，明彻进军围寿阳。壬子，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丙辰，诏开府王师罗使于周。九月，校猎于邺东。冬十月，陈将吴明彻陷寿阳。辛丑，杀侍中崔季舒、张雕虎，散骑常侍刘逖、封孝琰，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癸卯，行幸晋阳。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是岁，高丽、靺鞨并遣使朝贡，突厥使来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车驾至自晋阳。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阳。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水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车驾至自晋阳。甲寅，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夏五月，大旱，晋阳得死魃，长二尺，面顶各二目。帝闻之，便刻木为其形以献。庚午，大赦。丁亥，陈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阳。甲辰，以高劢为尚书右仆射。是岁，杀南阳王绰。 六年春三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丁丑，烹妖贼郑子饶于都市。是月，周人来聘。夏四月庚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贡。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阳。八月丁酉，冀、定、赵、幽、沧、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师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纵火船焚浮桥，河桥绝。闰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周师夜遁。庚辰，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斛律阿列罗为司空。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车驾至自晋阳。二月辛酉，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二月丙寅，风从西北起，发屋拔树，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赵彦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涝遣使巡抚流亡人户。八月丁卯，行幸晋阳。雉集于御坐，获之，有司不敢以闻。诏营邯郸宫。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祁连池。周师攻晋州。癸亥，帝还晋阳。甲子，出兵，大集晋祠。庚午，帝发晋阳。癸酉，帝列阵而行，上鸡栖原，与周齐王宪相对，至夜不战，周师敛阵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还长安，留偏师守晋州。高阿那肱等围晋州城。戊寅，帝至围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庚戌，战于城南，我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其言。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封辅相、慕容钟葵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师。乙卯，诏募兵，遣安德王廷宗为左，广宁王孝珩为右。延宗入见，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走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邺。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续至，得数十人同行。戊午，延宗从众议即皇帝位于晋阳，改隆化为德昌元年。 庚申，帝入邺。幸酉，延宗与周师战于晋阳，大败，为周师所虏。帝遣募人，重加官赏，虽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班赐将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带甲以处分，请帝亲劳，为帝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将士莫不解体。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甲子，皇太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华门，赐酒食，给纸笔，问以御周之方。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又引高元海、宋士素、卢思道、李德林等，欲议禅位皇太子。先是望气者言，当有革易，终是依天统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长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于邺。其年十月，立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为太上皇帝，后为太上皇后。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邺东走。己丑，周师至紫陌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太皇太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颙等数十人从。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高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而屡使人告言，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太上所以停缓。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于陈，置金囊于鞍后，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周将尉迟纲所获。送邺，周武帝与抗宾主礼，并太后、幼主、诸王俱送长安，封帝温国公。至建德七年，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及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咸赐死，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阳休之、陈德信等启大丞相隋公，请收葬，听之，葬长安北原洪渎川。 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而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贬损，唯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厍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瑇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61阅读疏阔，官司相与聚敛，唯雄义然后取，复能接下以宽恩，甚为吏民所怀附。 魏武帝入关，雄为大都督，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周旋征讨三荆，仍除二豫、扬、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元洪威据颍州叛，民赵继宗杀颍川太守邵招，据乐口，自称豫州刺史，北应洪威。雄率众讨之，继宗败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长为刺史，据州引西魏。雄复与行台侯景讨平之。梁将李洪芝、王当伯袭破平乡城，侵扰州境。雄设伏要击，生擒洪芝、当伯等，俘获甚众。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梁以元庆和为魏王，侵扰南城。雄率众讨之，大破庆和于南顿。寻与行台侯景破梁楚城。豫州民上书，更乞雄为刺史，复行豫州事。 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据州降西魏，诏雄与广州刺史赵育、扬州刺史是云宝等各总当州士马，随行台任延敬并势攻之。西魏遣其将怡锋率众援之，延敬等与战失利。育、宝各还本州，据城降敌。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败，遣其右丞韦孝宽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宝等举豫州降敌，执刺史冯邕并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欲送之长安。至乐口，雄外兵参军王恒伽、都督赫连俊等数十骑从大梁邀之，斩多宝，拔雄等家口还大梁。西魏以丞伯为颍川太守，雄仍与行台侯景讨之。雄别攻破乐口，擒丞伯。进讨悬瓠，逐西魏刺史赵继宗、韦孝宽等。复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云宝为扬州刺史，据项城；义州刺史韩显据南顿。雄复率众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显及长史丘岳，宝遁走，获其妻妾将吏二千人，皆传送京师。加骠骑大将军。仍随侯景平鲁阳，除豫州刺史。 雄虽武将，而性质宽厚，治民颇有诚信，为政去烦碎，举大纲而已。抚养兵民，得其力用。在边十年，屡有功绩，豫人于今怀之。又爱人物，多所施与，宾客往来，礼遗甚厚，亦以此见称。兴和三年，征还京师，寻领司、冀、瀛、定、齐、青、胶、兖、殷、沧十州士卒十万人，巡行西南，分守险要。四年，卒于邺，时年四十四。赠使持节、都督青徐胶三州军事、大将军、司徒公、徐州刺史，谥武恭。子师嗣。 雄弟奋，字彦举。解褐宣威将军、给事中，转中坚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赐爵安夷县子。从高祖平邺，破尔朱兆等，进爵为伯。出为南汾州刺史，胡夷畏惮之。西魏行台薛崇礼举众攻奋，与战，大破之，崇礼兄弟乞降，送于相府。转奋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颍州刺史，卒。赠兖豫梁三州诸军事、司空、兖州刺史。 雄从父兄杰，字寿。性轻率，嗜酒，颇有武用。历给事中、羽林监。从高祖破纥豆陵步藩有功，除镇东将军。封乐城县伯，邑百户。出为沧州刺史。属义兵起，归高祖。从平邺及破尔朱兆，进爵为侯。后为都督，率众随樊子鹄讨元树于谯城，平之。仍除南兖州，多所取受，然性果决，吏民畏之。寻加行兖州事。元象初，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出为磨城镇大都督，转安州刺史，卒于州。赠使持节、沧瀛二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沧州刺史，谥曰(阙)。 宋显，字仲华，敦煌效谷人也。性果敢，有干用。初事尔朱荣为军主，擢为长流参军。永安中，除前军、襄垣太守，转荣府记室参军。从平元颢，加平东将军。荣死，世隆等向洛，复以显为襄垣太守。普泰初，迁使持节、征北将军、晋州刺史。后归高祖，以为行台右丞。樊子鹄据兖州反，前西兖州刺史乙瑗、谯郡太守辛景威屯据五梁，以应子鹄。高祖以显行西兖州事，率众讨破之，斩瑗，景威遁走。拜西兖州刺史。时梁州刺史鹿永吉据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元约、赵郡王元景神率众迎接。显勒当州士马邀破之，斩约等，仍与左卫将军斛律平共会大梁。拜仪同三司。在州多所受纳，然勇决有气干，检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及河阴之战，深入赴敌，遂没于行阵。赠司空公。 显从祖弟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又撰《中朝多士传》十卷，《姓系谱录》五十篇。以诸家年历不同，多有纰缪，乃刊正异同，撰《年谱录》，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绘虽博闻强记，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风疾，言论迟缓。及失所撰之书，乃抚膺恸哭曰：“可谓天丧予也！”天统中卒。 王则，字元轨，自云太原人也。少骁果，有武艺。初随叔父魏广平内史老生征讨，每有战功。老生为朝廷所知，则颇有力。初以军功除给事中，赐爵白水子。后从元天穆讨邢杲，轻骑深入，为杲所擒。元颢入洛，则与老生俱降颢，颢疑老生，遂杀之。则奔广州刺史郑先护，与同拒颢，颢败，迁征虏将军，出为东徐州防城都督。 尔朱荣之死也，东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党，内怀忧怖，时梁立魏汝南王悦为魏主，资其士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悦，则与兰陵太守李义击其偏师，破之。魏因以则行北徐州事，后隶尔朱仲远仲远败，始归高祖。仍加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初随荆州刺史贺拔胜，后从行台侯景，周旋征讨，屡有功绩。天平初，行荆州事，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六州军事，荆州刺史。则有威武，边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则为西师围逼，遂弃城奔梁。梁寻放还，高祖怒而不责。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则性贪婪，在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武定中，复随侯景西讨。景于颍川作逆，时则镇柏崖戍，世宗以则有武用，征为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贞阳侯萧明率大众向徐州，以为影响，堰泗水灌州城。则固守历时，而取受狼藉，锁送晋阳，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时年四十八。赠青齐二州军事、司空、青州刺史，谥曰烈懿。 则弟敬宝，少历显位。后为东广州刺史，与萧轨等攻建业，不克，没焉。 慕容绍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后也，曾祖腾，归魏，遂居于代。祖都，岐州刺史。父远，恒州刺史。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沉有胆略。尔朱荣即其从舅子也。值北边挠乱，绍宗携家属诣晋阳以归荣，荣深待之。及荣称兵入洛，私告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诛之，尔谓可不？”绍宗对曰：“太后临朝，淫虐无道，天下愤惋，共所弃之。公既身控神兵，心执忠义，忽欲歼夷多士，谓非长策，深愿三思。”荣不从。后以军功封索卢县子。寻进爵为侯。从高祖破羊侃，又与元天穆平邢杲，累迁并州刺史。 纥豆陵步藩逼晋阳，尔朱兆击之，累为步藩所破，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绍宗谏曰：“今天下扰扰，人怀觊觎。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晋州才雄气猛，英略盖世，譬诸蛟龙，安可借以云雨！”兆怒曰：“我与晋州推诚相待，何忽辄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绍宗，数日方释。遂割鲜卑隶高祖。高祖共讨步藩，灭之。及高祖举义信都，兆以绍宗为长史，又命为行台，率军壶关，以抗高祖。及广阿、韩陵之败，兆乃抚膺自咎，谓绍宗曰：“比用卿言，今岂至此！” 兆之败于韩陵也，士卒多奔，兆惧，将欲潜遁。绍宗建旗鸣角，招集义徒，军容既振，与兆徐而上马。后高祖从邺讨兆于晋阳，兆窘急，走赤谼岭，自缢而死。绍宗行到乌突城，见高祖追至，遂携荣妻子及兆余众自归。高祖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并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 天平初，迁都邺，庶事未周，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二年，宜阳民李延孙聚众反，乃以绍宗为西南道军司，率都督厍狄安盛等讨破之。军还，行扬州刺史，寻行青州刺史。丞相府记室孙搴属绍宗以兄为州主簿，绍宗不用。搴谮之于高祖，云：“慕容绍宗尝登广固城长叹，谓其所亲云‘大丈夫有复先业理不’。”由是征还。元象初，西魏将独孤如愿据洛州，梁、颍之间，寇盗锋起。高祖命绍宗率兵赴武牢，与行台刘贵等平之。进爵为公，除度支尚书。后为晋州刺史、西道大行台，还朝，迁御史中尉。属梁人刘乌黑入寇徐方，令绍宗率兵讨击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乌黑收其散众，复为侵窃，绍宗密诱其徒党，数月间，遂执乌黑杀之。 侯景反叛，命绍宗为东南道行台，加开府，转封燕郡公，与韩轨等诣瑕丘，以图进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等率众十万，顿军寒山，与侯景掎角，拥泗水灌彭城。仍诏绍宗为行台，节度三徐、二兖州军事，与大都督高岳等出讨，大破之，擒渊明及其将帅等，俘虏其众。乃回军讨侯景于涡阳。于时景军甚众，前后诸将往者莫不为其所轻。及闻绍宗与岳将至，深有惧色，谓其属曰：“岳所部兵精，绍宗旧将，宜共慎之。”于是与景接战，诸将持疑，无肯先者，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军还，别封永乐县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绍宗当之。”至是，竟立功效。 西魏遣其大将王思政入据颍州，又以绍宗为南道行台，与太尉高岳、仪同刘丰等率军围击，堰洧水以灌之。时绍宗频有凶梦，意每恶之。乃私谓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还，恒有蒜发，昨来蒜发忽然自尽。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将尽乎？”未几，与丰临堰，见北有尘气，乃入舰同坐。暴风从东北来，远近晦冥，舟缆断，飘舰径向敌城。绍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时年四十九。三军将士莫不悲惋，朝廷嗟伤。赠使持节、二青二兖齐济光七州军事、尚书令、太尉、青州刺史，谥曰景惠。除其长子士肃为散骑常侍。寻以谋反伏诛。朝廷以绍宗功，罪止士肃身。皇建初，配飨世宗庙庭。士肃弟建中，袭绍宗爵。武平末，仪同三司。隋开皇中，大将军、叠州总管。 薛循义，字公让，河东汾阴人也。曾祖绍，魏七兵尚书、太子太保。祖寿仁，河东河北二郡守、秦州刺史、汾阴公。父宝集，定阳太守。 循义少而奸侠，轻财重气，招召膏猾，时有急难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魏咸阳王为司州牧，用为法曹从事。魏北海王颢镇徐州，引为墨曹参军。正光末，天下兵起，颢为征西将军，都督华、豳、东秦诸军事，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以循义为统军。时有诏，能募得三千人别将。于是循义还河东，仍历平阳、弘农诸郡，合得七千余人，即假安北将军、西道别将。俄而东西二夏、南北两华及豳州等反叛，颢进讨之。循义率所部，颇有功。绛蜀贼陈双炽等聚汾曲，诏循义为大都督，与行台长孙稚共讨之。循义以双炽是其乡人，遂轻诣垒下，晓以利害，炽等遂降。拜循义龙门镇将。 后循义宗人凤贤等作乱，围镇城。循义亦以天下纷扰，规自纵擅，遂与凤贤聚众为逆，自号黄钺大将军。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军未至，循义惭悔，乃遣其帐下孙怀彦奉表自陈，乞一大将招慰。魏孝明遣西北大行台胡元吉奉诏晓喻，循义降。凤贤等犹据险屯结，长孙稚军于弘农，珍孙军灵桥，未能进。循义与其从叔善乐、从弟嘉族等各率义勇为攻取之势，与凤贤书示其祸福。凤贤降，拜凤贤龙骧将军、假节、稷山镇将，夏阳县子、邑三百户。封循义汾阴县侯，邑八百户。 尔朱荣以循义豪猾反覆，录送晋阳，与高昂等并见拘防。荣赴洛，以循义等自随，置于驼61阅读，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槊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 后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命为露布，弼手即书绢，曾不起草。以功赐爵定阳县男，邑二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奉使诣阙，魏帝见之于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秦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宽狭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宽非狭。”诏问曰：“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宽非狭？若定是狭，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狭，故能成宽狭，宽狭所成虽异，能成恒一。”上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平阳公淹为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带并州骠骑府长史。 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表上之曰：“臣闻乘风理弋，追逸羽于高云；临波命钩，引沉鳞于大壑。苟得其道，为工其事，在物既尔，理亦固然。窃惟《道》、《德》二经，阐明幽极，旨冥动寂，用周凡圣。论行也清净柔弱，语迹也成功致治。实众流之江海，乃群艺之本根。臣少览经书，偏所笃好，虽从役军府，而不舍游息。钻味既久，斐{文}如有所见，比之前注，微谓异于旧说。情发于中而彰诸外，轻以管窥，遂成穿凿。无取于游刃，有惭于运斤。不足破秋毫之论，何以解连环之结。本欲止于门内，贻厥童蒙，兼以近资愚鄙，私备忘阙。不悟姑射凝神，汾阳流照，盖高之听卑，迩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诱，今上所注《老子》，谨冒封呈，并序如别。”诏答云：“李君游神冥窅，独观恍惚，玄同造化，宗极群有。从中被外，周应可以裁成；自己及物，运行可以资用。隆家宁国，义属斯文。卿才思优洽，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户列门张，途通径达，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贤所未悟，遗老所未闻，旨极精微，言穷深妙。朕有味二经，倦于旧说，历览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来，良非一绪。已敕杀青编，藏之延阁。”又上一本于高祖，一本于世宗。 武定中，迁卫尉卿。会梁遣贞阳侯萧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台慕容绍宗率诸军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厩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又令陈政务之要可为鉴戒者，录一两条。弼请口陈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二端，赏一人使天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尽美。”世宗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萧明于寒山，别与领军潘乐攻拔梁潼州，仍与岳等抚军恤民，合境倾赖。 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 关中遣仪同王思政据颍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颍州事，摄行台左丞。时大军在境，调输多费，弼均其苦乐，公私兼举，大为州民所称。颍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试论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顺之理，不识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势，有此三蔽，宜其俘获。”世宗曰：“古有逆取顺守，大吴困于小越，弱燕能破强齐。卿之三义，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顺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顺，于义或偏，得如圣旨。今既兼备众胜，鄙言可以还立。”世宗曰：“凡欲持论，宜有定指，那得广包众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众美，义博故言博，非义外施言。”世宗曰：“若尔，何故周年不下，孤来即拔？”弼曰：“此盖天意欲显大王之功。” 显祖引为兼长史，加卫将军，转中书令，仍长史。进爵定阳县侯，增邑通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赞，知无不为。显祖将受魏禅，自晋阳至平城都，命弼与司空司马子如驰驿先入，观察物情。践祚之后，敕命左右箱入柏阁。以预定策之功，迁骠骑将军、卫尉卿，别封长安县伯。 尝与邢邵扈从东山，共论名理。邢以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弼答曰：“盖谓人死归无，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邢云：“圣人设教，本由劝奖，故惧以将来，理望各遂其性。”弼曰：“圣人合德天地，齐信四时，言则为经，行则为法，而云以虚示物，以诡劝民，将同鱼腹之书，有异凿楹之诰，安能使北辰降光，龙宫韫椟。就如所论，福果可以熔铸性灵，弘奖风教，为益之大，莫极于斯。此既真教，何谓非实？”邢云：“死之言澌，精神尽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尽，手中尽也。《小雅》曰‘无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动植虽殊，亦此之类。无情之卉，尚得还生，含灵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犹有种在，则复人死亦有识。识种不见，谓以为无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瞩，离朱之明不能睹。虽孟轲观眸，贤愚可察；钟生听曲，山水呈状。乃神之工，岂神之质。犹玉帛之非礼，钟鼓之非乐，以此而推，义斯见矣。”邢云：“季札言无不之，亦言散尽，若复聚而为物，不得言无不之也。”弼曰：“骨肉下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此乃形坠魂游，往而非尽。如鸟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无所不之，若令无也，之将焉适？延陵有察微之识，知其不随于形；仲尼发习礼之叹，美其斯与形别。若许以廓然，然则人皆季子。不谓高论，执此为无。”邢云：“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弼曰：“旧学前儒，每有斯语，群疑众惑，咸由此起。盖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笃。窃有末见，可以核诸。烛则因质生光，质大光亦大；人则神不系于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长狄；孟德之雄，乃远奇于崔琰。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邢云：“舍此适彼，生生恒在。周、孔自应同庄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阴而息，尚有将别之悲；穷辙以游，亦与中途之叹。况曰联体同气，化为异物，称情之服，何害于圣。”邢云：“鹰化为鸠，鼠变为鴽，黄母为鳖，皆是生之类也。类化而相生，犹光去此烛，复然彼烛。”弼曰：“鹰未化为鸠，鸠则非有。鼠既二有，何可两立。光去此烛，得燃彼烛，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弼曰：“腐草为萤，老木为蝎，造化不能，谁其然也？”其后别与邢书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证，而违孔背释，独为君子。若不师圣，物各有心，马首欲东，谁其能御？奚取于适衷，何贵于得一。逸韵虽高，管见未喻。”前后往复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载。 又以本官行郑州事，未发，为家客告弼谋反，收下狱，案治无实，久乃见原。因此绝朝见。复坐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稽迟，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事既上闻，显祖发忿，遂徙弼临海镇。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南北响应，临海镇为贼师张绰、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厉城人，终得全固。显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即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韩信故道。又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外遏咸潮，内引淡水。敕并依行。转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胶州刺史。 弼儒雅宽恕，尤晓史职。所在清洁，为吏民所怀。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弼性质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显祖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于众前面折云：“黄门在帝左右，何得闻善不惊，唯好减削抑挫！”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十年夏，上因饮酒，积其愆失，遂遣就州斩之，时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驿追不及。长子蕤、第四子光远徙临海镇。次子台卿，先徙东豫州。乾明初，并得还邺。天统五年，追赠弼使持节、扬郢二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扬州刺史，谥曰文肃。 蕤、台卿，并有学业。台卿文笔尤工，见称当世。蕤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开皇中，终于开州刺史。台卿字少山，历中书、黄门侍郎，兼大著作、修国史。武平末，国子祭酒，领尚书左丞。周武帝平齐，命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随驾入关，蕤兄弟并不预此名。台卿后虽被征，为其聋疾放归。隋开皇中，征为著作郎，岁馀以年老致事，诏许之。特优其礼，终身给禄，未几而终。 史臣曰：孙搴便藩左右，处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义已深。及仓卒致殒，高祖折我右臂，虽戎旌未卷，爱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业。太史公云：“非死者难，处死者难。”“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斯其义也。元康以智能才干，委质霸朝，绸缪帷幄，任寄为重。及难无苟免，忘生殉义，可谓得其地焉。杨愔自谓异行奇才，冠绝夷等，弑逆之际，趋而避之，是则非处死者难，死者亦难也。显祖弱龄藏器，未有朝臣所知，及北宫之难，以年次推重，故受终之议，时未之许焉。杜弼识学甄明，发言谠正，禅代之际，先起异图。王怒未息，卒蒙显戮。直言多矣，能无及是者乎？ 赞曰：彦举驱驰，才高行诐。元康忠勇，舍生存义。卬卬辅玄，思极谈天，道亡时晦，身没名全。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七 张纂 张亮 张耀 赵起 徐远 王峻 王纮 张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尔朱荣，又为尔朱兆都督长史。为兆使于高祖，遂被顾识。高祖举义山东，刘诞据相州拒守，时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以纂参丞相军事。 纂性便僻，左右出内，稍见亲待，仍补行台郎中。高祖启减国封，分赏文武，纂随例封寿张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赵郡公琛为行台，守晋阳，以纂为右丞。转相府功曹参军事，除右光禄大夫。使于茹茹，以衔命称旨。历中外、丞相二府从事中郎。邙山之役，大获俘虏，高祖令纂部送京师，魏帝赐绢五百匹，封武安县伯。复为高祖行台右丞，从征玉壁。大军将还山东，行达晋州，忽值寒雨，士卒饥冻，至有死者。州以边禁不听入城。于时纂为别使，遇见，辄令开门内之，分寄民家，给其火食，多所全济。高祖闻而善之。 纂事高祖二十馀岁，传通教令，甚见亲赏。世宗嗣位，侯景作乱颍川，招引西魏。以纂为南道行台，与诸将率讨之。还，除瀛州刺史。会世宗入为太子少傅。后与平原王段孝先、行台尚书辛术等攻围东楚，仍拔广陵、泾州数城，斩贼帅东方白额。授仪同三司，监筑长城大使，领步骑数千镇防北境。还，迁护军将军，寻卒。 张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干用。初事尔朱兆，拜平远将军。以功封隰城县伯，邑五百户。高祖讨兆于晋阳，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诚款，唯亮独无启疏。及兆败，窜于穷山，令亮及仓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缢于树。伯德伏尸而哭。高祖嘉叹之。授丞相府参军事，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天平中，为世宗行台郎中，典七兵事。虽为台郎，而常在高祖左右。迁行台右丞。 高仲密之叛也，与大司马斛律金守河阳。周文帝于上流放火船烧河桥。亮乃备小艇百馀艘，皆载长锁，锁头施钉。火船将至，即驰小艇，以钉钉之，引锁向岸，火船不得及桥。桥之获全，亮之计也。 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尝梦亮于山上持丝，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其为幽州乎？”数月，亮出为幽州刺史。属侯景叛，除平南将军、梁州刺史。寻加都督扬、颍等十一州诸军事，兼行台殿中尚书，转都督二豫、扬、颍等八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尚书右仆射、西南道行台。攻梁江夏、颍阳等七城，皆下之。 亮性质直，勤力强济，深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武定末，征拜侍中、汾州大中正。天保初，授光禄勋，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别封安定县男，转中领军。寻卒于位，赠司空公。 张耀，字灵光，上谷昌平人也。父凤，晋州长史。耀少而贞谨，颇晓史职。解褐给事中，转司徒水曹行参军。义旗建，高祖擢为中军大都督韩轨府长史。及轨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为轨谘议参军。后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罪挂网者百有馀人，唯耀清白独免。征为丞相府仓曹。 显祖嗣事，迁相府掾。天保初，赐爵都亭乡男，摄仓、库二曹事。诸有赐给，常使耀典之。转秘书丞，迁尚书右丞。显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还，耀不时开门，勒兵严备。帝驻跸门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伪难辩，须火至面识，门乃可开，于是独出见帝。帝笑曰：“卿欲学郅君章也？”乃使耀前开门，然后入，深嗟赏之，赐以锦采。出为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肃宗辅政，累迁秘书监。 耀历事累世，奉职恪勤，咸见亲待，未尝有过。每得禄赐，散之宗族。性节俭率素，车服饮食，取给而已。好读《春秋》，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彦深尝谓耀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服虔、杜预之纰缪邪？”耀曰：“何为其然乎？《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厉己温习，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天统元年，世祖临朝，耀奏事，遇暴疾，仆于御前。帝下座临视，呼数声不应。帝泣曰：“岂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时年六十三。诏称耀忠贞平直，温恭廉慎。赠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燕州刺史，谥曰贞简。 赵起，字兴洛，广平人也。父达，幽州录事参军。起性沉谨有干用。义旗建，高祖以段荣为定州刺史，以起为荣典签，除奉车都尉。天平中，征为相府骑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为建州刺史，累迁侍中。起，高祖世频为相府骑兵二局，典知兵马十有馀年。至显祖即阼之后，起罢州还阙，虽历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监兵马，出内驱使，居腹心之寄，与二张相亚。出为西兖州刺史，纠劾禁止，岁馀，以无验获免。河清二年，征还晋阳。三年，又加祠部尚书、开府。天统初，转太常卿，食琅邪郡干。二年，除沧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平中，卒于官。 徐远，字彦遐，广宁石门人也。其先出自广平。曾祖定，为云中军将、平朔戍主，因家于朔。远少习吏事，郡辟功曹。未几，与太守率户赴义旗，署防城都督，除瘿陶县令。高祖以远闲习书计，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常征伐，克济军务，深为高祖所知。累历巨鹿、陈留二郡太守。天保初，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废二年。显祖以远勋旧，特用为领军府长史，累迁东徐州刺史，入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卫将军。二年，除使持节、都督东楚州诸军事、东楚州刺史。天统二年，授仪同三司、卫尉。四年，加开府、右光禄大夫。武平初卒。 远为治慕宽和，有恩惠。至东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产业，远躬自赴救，对之流涕，仍为经营，皆得安立。长子世荣，中书舍人、黄门侍郎。 王峻，字峦嵩，灵丘人也。明悟有干略。高祖以为相府墨曹参军，坐事去官。久之，显祖为仪同开府，引为城局参军。累迁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参军。随诸军平淮阴，赐爵北平县男。除营州刺史。营州地接边城，贼数为民患。峻至州，远设斥候，广置疑兵，每有贼发，常出其不意要击之，贼不敢发，合境获安。先是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八百馀人，因此朝贡遂绝。至是，峻分命将士，要其行路，室韦果至，大破之，虏其首帅而还。因厚加恩礼，放遣之。室韦遂献诚款，朝贡不绝，峻有力焉。初，茹茹主庵罗辰率其馀党东徙，峻度其必来，预为之备。未几，庵罗辰到，顿军城西。峻乃设奇伏大破之，获其名王郁久闾豆拔提等数十人，送于京师。庵罗辰于此遁走。帝甚嘉之。迁秘书监。 废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阳道行台左丞。皇建中，诏于洛州西界掘长堑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间谍。河清元年，征拜祠部尚书。诏诣晋阳检校兵马，俄而还邺，转太仆卿。及车驾巡幸，常与吏部尚书尉瑾辅皇太子、诸亲王同知后事。仍赐食梁郡干，迁侍中，除都官尚书。及周师寇逼，诏峻以本官与东安王娄睿、武兴王普等自邺率众赴河阳御之。车驾幸洛阳，以悬瓠为周人所据，复诏峻为南道行台，与娄睿率军南讨。未至，周师弃城走，仍使慰辑永、郢二州。四年春，还京师。坐违格私度禁物并盗截军粮，有司依格处斩，家口配没。特诏决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会赦免，停废私门。天统二年，授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加开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赠司空公。 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初从葛荣反，荣授基济北王、宁州刺史。后葛荣破，而基据城不下，尔朱荣遣使喻之，然后始降。荣后以为府从事中郎，令率众镇磨川。荣死，纥豆陵步藩虏基归河西，后逃归尔朱兆。高祖平兆，以基为都督，除义宁太守。基先于葛荣军与周文帝相知，及文帝据有关中，高祖遣基与长史侯景同使于周文帝，文帝留基不遣。基后逃归，除冀州长史，后行肆州事。元象初，累迁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历皆好聚敛，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兴和四年冬为奴所害，时年六十五。赠征东将军、吏部尚书、定州刺史。 纮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俊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纮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 兴和中，世宗召为库直，除奉朝请。世宗暴崩，纮冒刃捍御，以忠节赐爵平春县男，赉帛七百段、绫锦五十匹、钱三万并金带骏马，仍除晋阳令。天保初，加宁远将军，颇为显祖所知待。帝尝与左右饮酒，曰：“快哉大乐。”纮对曰：“亦有大乐，亦有大苦。”帝曰：“何为大苦？”纮曰：“长夜荒饮不寤，亡国破家，身死名灭，所谓大苦。”帝默然。后责纮曰：“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舍乐死，尔何为不死？”纮曰：“君亡臣死，自是常节，但贼竖力薄斫轻，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献反缚纮，长广王捉头，帝手刃将下，纮曰：“杨遵彦、崔季舒逃走避难，位至仆射、尚书，冒死效命之士，反见屠戮，旷古未有此事。”帝投刃于地曰：“王师罗不得杀。”遂舍之。 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补中外府功曹参军事。皇建元年，进爵义阳县子。河清三年，与诸将征突厥，加骠骑大将军。天统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加射声校尉，四迁散骑常侍。武平初，开府仪同三司。纮上言：“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必当相与影响，南北寇边。宜选九州劲勇强弩，多据要险之地。伏愿陛下哀忠念旧，爱孤恤寡，矜愚嘉善，舍过记功，敦骨肉之情，广宽仁之路，思尧、舜之风，慕禹、汤之德，克己复礼，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五年，陈人寇淮南，诏令群官共议御捍。封辅相请出讨击。纮曰：“官军频经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兴兵极武，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则世事去矣。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使朝廷协睦，遐迩归心，征之以仁义，鼓之以道德，天下皆当肃清，岂直伪陈而已！”高阿那肱谓众人曰：“从王武卫者南席。”众皆同焉。寻兼侍中，聘于周。使还即正，未几而卒。纮好著述，作《鉴诫》二十四篇，颇有文义。 史臣曰：张纂等并趋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齐之良臣也。伯德之恸哭伏尸，灵光之拒关驻跸，有古人风焉。 赞曰：纂、亮、耀、起，徐远、纮、峻，奉日高升，凌风远振。树死拒关，终明信顺。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八 薛琡 敬显俊 平鉴 薛琡，字昙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父彪子，魏徐州刺史。琡形貌魁伟，少以干用称。为典客令，每引客见，仪望甚美。魏帝召而谓之曰：“卿风度峻整，姿貌秀异，后当升进，何以处官？”琡曰：“宗庙之礼，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辞理穷核，多得其情。于是豪猾畏威，事务简静。时以久旱，京师见囚悉召集华林，理问冤滞，洛阳系狱，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赐缣百匹。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简人才，专问劳旧。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得其人，则苏息有地，任非其器，为患更深。若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不依此。”书奏不报。后因引见，复进谏曰：“共治天下，本属百官。是以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自晋末以来，此风遂替。今四方初定，务在养民。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贵臣各荐时贤，以补郡县，明立条格，防其阿党之端。”诏下公卿议之，事亦寝。 元天穆讨邢杲也，以琡为行台尚书。时元颢已据酂城。天穆集文武议其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杲鼠盗狗窃，非有远志，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所欲，遂先讨杲。杲降军还，颢遂入洛。天穆谓琡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天平初，高祖引为丞相长史。琡宿有能名，深被礼遇，军国之事，多所闻知。琡亦推诚尽节，屡进忠谠。高祖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琡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啖，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祖皆不纳，遂有沙苑之败。累迁尚书仆射，卒。临终敕其子敛以时服，逾月便葬，不听干求赠官。自制丧车，不加雕饰，但用麻为流苏，绳用网络而已。明器等物并不令置。 琡久在省闼，闲明簿领，当官剖断，敏速如流。然天性险忌，情义不笃，外似方格，内实浮动。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伤害，士民畏恶之。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淫逸放恣，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惑其谗言，逐前妻于氏，不认其子，家内怨忿，竞相告列，深为世所讥鄙。赠青州刺史。 敬显俊，字孝英，平阳人。少英侠有节操，交结豪杰。为羽林监。高祖临晋州，俊因使谒见，与语说之，乃启为别驾。及义举，以俊为行台仓部郎中。从攻邺，令俊督造土山。城拔，又从平西胡。转都官尚书，与诸将征讨，累有功。又从高祖平寇难，破周文帝。败侯景，平寿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筑城戍。累除兖州刺史，卒。 平鉴，字明达，燕郡蓟人。父胜，安州刺史。鉴少聪敏，颇有志力。受学于徐遵明，不为章句，虽崇儒业，而有豪侠气。孝昌末，盗贼蜂起，见天下将乱，乃之洛阳，与慕容俨骑马为友。鉴性巧，夜则胡画，以供衣食。谓其宗亲曰：“运有污隆，乱极则治。并州戎马之地，尔朱王命世之雄，杖义建旗，奉辞问罪，劳忠竭力，今也其时。”遂相率奔尔朱荣于晋阳，因陈静乱安民之策。荣大奇之，即署参军前锋，从平巩、密，每阵先登。除抚军、襄州刺史。 高祖起义信都，鉴自归。高祖谓鉴曰：“日者皇纲中弛，公已早竭忠诚。今尔朱披猖，又能去逆从善。摇落之时，方识松筠。”即启授征西。怀州刺史。 鉴奏请于州西故轵道筑城以防遏西寇，朝廷从之。寻而西魏来攻。是时新筑之城，粮仗未集，旧来乏水，众情大惧。南门内有一井，随汲即竭。鉴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师败还，以功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时和士开以佞幸势倾朝列，令人求鉴爱妾刘氏，鉴即送之。仍谓人曰：“老公失阿刘，与死何异。要自为身作计，不得不然。”由是除齐州刺史。鉴历牧八州，再临怀州，所在为吏所思，立碑颂德。入为都官尚书令。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浑元 刘丰 破六韩常 金祚 韦子粲 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后将军，第二领民酋长。高祖起义，普远通诚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秦州刺史，据覆靺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高祖躬自迎接，授普河西公。累迁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壮有武艺，骑射过人，为乡闾所伏。拔陵反，随父归顺，除显武将军。随氽朱荣每有战功，累迁汾州刺史、骠骑将军。及起义信都，远送诚款，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优其礼。除抚军，兼灵州刺史。武帝入关，除左仆射。天平中，随父东归，封建昌郡公，再迁领军将军。与诸将围独孤如愿于金墉，及河阴之战，并有功。高祖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礼之，尝亲扶上马。洛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以报深恩。”及此役也，诸军北渡桥，洛以一军不动。谓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壮，名其所营地为回洛城。洛慷慨有气节，勇锐冠时，当世推为名将。兴和初卒。 可朱浑元，字道元。自云辽东人。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仁有武略，少与高祖相知。北边扰乱，遂将家属赴定州，值鲜于修礼作乱，元拥众属焉。葛荣并修礼，复以元为梁王。遂奔尔朱荣，以为别将，隶天光征关中，以功为渭州刺史。 侯莫陈悦之杀贺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还，共图悦。元时助悦，悦走，元收其众，入据秦州，为周攻围，苦战，结盟而罢。元既早被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东，尝有思归之志，恒遣表疏，与高祖阴相往来。周文忌元智勇，知元怀贰，发兵攻之。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女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高祖闻其来也，遣平阳守高嵩持金环一枚以赐元，并运资粮，远遣候接。元至晋阳，引见执手，赐帛千匹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进官爵。元所部督将，皆赏以爵邑。封元县公，除车骑大将军。 讨西魏仪同金祚、皇甫智达于东雍，擒之。迁并州刺史。又与诸将征伐，频有克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风王。频从显祖讨山胡、茹茹，累有战功。迁太师，薨。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元善于御众，行军用兵，务在持重，前后出征，未尝负败。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庙庭。 刘丰，字丰生，普乐人也。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有口辩，好说兵事。破六韩拔陵之乱，丰以守城之功，除普乐太守。魏永安初，除灵州镇城大都督。周文授以卫大将军，丰不受，乃遣攻围，不克。丰远慕高祖威德，乃率户数万来奔。高祖上丰为平西将军、南汾州刺史。遂与诸将征讨，平定寇乱。又从高祖破周文于河阴，丰功居多，高祖执手嗟赏。入为左卫将军，出除殷州。 王思政据长社，世宗命丰与清河王岳攻之。丰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长，鱼鳖皆游焉。九月至四月，城将陷。丰与行台慕容绍宗见北有白气同入船，忽有暴风从东北来，正昼昏暗，飞沙走砾，船缆忽绝，漂至城下。丰游水向土山，为浪所激，不时至，西人钩之，并为敌人所害。丰壮勇善战，为诸将所推。死之日，朝野骇惋。赠大司马、司徒公、尚书令，谥曰忠。子晔嗣。 破六韩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单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没于魏，其子孙以潘六奚为氏，后人讹误，以为破六韩。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诏加平北将军、第一领民酋长，卒。常沉敏有胆略，善骑射，累迁平西将军。高祖起义，常为附化守，与万俟受洛干东归，高祖嘉之，上为抚军。与诸将征讨，又从高祖攻击诸寇，累迁车骑大将军、开府，封平阳公，除洛州刺史。常启世宗曰：“常自镇河阳以来，频出关口，太谷二道，北荆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颇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逾一百，经赤工坂，是贼往还东西大道，中间旷绝一百五十里，贼之粮饟，唯经此路。愚谓于彼选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远还，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纳其计，遣大司马斛律金等筑杨志、百家、呼延三镇。常秩满，还晋阳，拜太保、沧州刺史，卒。赠尚书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领民酋长，假王，谥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骁雄，尚气任侠。魏正光中，陇右贼起，诏雍州刺史元猛讨之，召募狼家，以为军导，祚应选。以军功累迁龙骧将军、灵州刺史。高祖举义，尔朱天光率关右之众与仲远等北抗义师。天光留祚东秦，总督三州，镇静二州。天光败，归高祖，除车骑大将军。邙山之战，以大都督从破西军。祚除华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别封临济县子，卒。赠司空。 韦子粲，字晖茂，京兆人。曾祖阆，魏咸阳守。父隽，都水使者。子粲仕郡功曹史，累迁为大行台郎中，从尔朱天光平关右。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破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长史，累迁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谐与粲俱入国。粲富贵之后，遂特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其不顾恩义如此。 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晖业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献文皇帝，咸阳王禧第七子。禧诛后，兄翼、树等五人相继南奔，故坦得承袭，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复本封咸阳郡王，累迁侍中。庄帝从容谓曰：“王才非荀、蔡，中岁屡迁，当由少长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后，诸子贫乏，坦兄弟为彭城王勰所收养，故有此言。 孝武初，其兄树见禽。坦见树既长且贤，虑其代己，密劝朝廷以法除之。树知之，泣渭坦曰：“我往因家难，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来，非由义至，求活而已，岂望荣华。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义，腰背虽伟，善无可称。”坦作色而去。树死，竟不临哭。 坦历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师、录尚书事、宗正、司州牧。虽禄厚位尊，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每百姓纳赋，除正税外，别先责绢五匹，然后为受。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雉兔，春夏捕鱼蟹，鹰犬常数百头。自言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入为太傅。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丰县公，除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坐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坦配北营州，死配所。 元斌，字善集，祖魏献文皇帝。父高阳王雍，从孝庄于河阴遇害。斌少袭祖爵，历位侍中、尚书左仆射。斌美仪貌，性宽和，居官重慎，颇为齐文襄爱赏。齐天保初，准例降爵，为高阳县公，拜右光禄大夫。二年，从文宣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以罪赐死。 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临淮王彧无子，令孝友袭爵。累迁沧州刺史，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无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静帝宴文襄于华林，孝友因醉自誉，又云：“陛下许赐臣能。”帝笑曰：“朕恒闻王自道清。”文襄曰：“临淮王奉旨舍罪。”于是君臣俱笑而不罪。 孝友明于政理，尝奏表曰：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人，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馀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 古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阴教聿修，继嗣有广。广继嗣孝也，修阴教礼也。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不幸，生逢今世，举朝既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女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称事。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妒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 臣之赤心，义唯家国，欲使吉凶无不合礼，贵贱各有其宜，省人帅以出兵丁，立仓储以丰谷食，设赏格以擒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数，正欲使王侯将相功臣子弟，苗胤满朝，传祚无穷。此臣之志也。 诏付有司，议奏不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又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盘，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请自兹以后，若婚葬过礼者，以违旨论。官司不加纠劾，即与同罪。” 孝友在尹积年，以法自守，甚著声称，然性无骨鲠，善事权势，为正直者所讥。齐天保初，准例降爵，封临淮县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诏入晋阳宫，出与元晖业同被害。 元晖业，字绍远，魏景穆皇帝之玄孙。少险薄，多与寇盗交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历位司空、太尉，加特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文襄尝问之曰：“此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 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齐初，降封美阳县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辩宗录》，四十卷，行于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气不伦，每被忌。天保二年，从驾至晋阳，于宫门外骂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尔亦讵得几时！”文宣闻而杀之，亦斩临淮公孝友。孝友临刑，惊惶失措，晖业神色自若。仍凿冰沉其尸。晖业弟昭业，颇有学问，位谏议大夫。庄帝幸洛南，昭业立于阊阖门外叩马谏，帝避之而过，后劳勉之。位给事黄门侍郎、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卒。谥曰文侯。 元弼，字辅宗，魏司空晖之子。性刚正，有文学。位中散大夫。以世嫡应袭先爵。为季父尚书仆射丽因于氏亲宠，遂夺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诞，于是弼绝弃人事，托疾还私第。宣武中为侍中，弼上表固让。入嵩山，以穴为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晖业诉，复王爵。永安三年，追赠尚书令、司徒公，谥曰文献。初，弼尝梦人谓之曰：“君身不得传世封，其绍先爵者，君长子绍远也。”弼觉，即告晖业，终如其言。 元韶，字世胄，魏孝庄之侄。避尔朱之难，匿于嵩山。性好学，美容仪。初，尔朱荣将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亲荥阳太守郑仲明。仲明寻为城人所杀，韶因乱与乳母相失，遂与仲明兄子僧副避难。路中为贼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马。僧副谓客曰：“穷鸟投人，尚或矜愍，况诸王如何弃乎？”僧副举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隐于私家十馀日，庄帝访而获焉，袭封彭城王。齐神武帝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可转而不可出；马瑙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历位太尉、侍中、录尚书、司州牧，进太傅。齐天保元年，降爵为县公。 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文宣帝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 十年，太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馀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赞曰：元氏蕃炽，冯兹庆灵。道随终运，命偶淫刑。 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一 李浑 子湛 浑弟绘 族子公绪 李玙 弟瑾 族弟晓 郑述祖 子元德 李浑，字季初，赵郡柏人人也。曾祖灵，魏巨鹿公。父遵，魏冀州征东府司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浑以父死王事，除给事中。时四方多难，乃谢病，求为青州征东府司马。与河间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齐。未几而尔朱荣入洛，衣冠歼尽。论者以为知机。永安初，除散骑常侍。 普泰中，崔社客反于海岱，攻围青州。诏浑为征东将军、都官尚书，行台赴援。而社客宿将多谋，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时议有异同。浑曰：“社客贼之根本，围城复逾晦朔。乌合之众，易可崩离。若简练骁勇，衔枚夜袭，径趣营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间，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则诸郡可传檄而定。何意冒热攻城，疲损军士。”诸将迟疑，浑乃决行。未明，达城下，贼徒惊散，生擒社客，斩首送洛。海隅清定。 后除光禄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谓之曰：“伯阳之后，久而弥盛，赵李人物，今实居多。常侍曾经将领，今复充使，文武不坠，良属斯人。”使还，为东郡太守，以赃征还。世宗使武士提以入，浑抗言曰：“将军今日犹自礼贤耶？”世宗笑而舍之。 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时邢邵为少师，场愔为少傅，论者为荣。以参禅代仪注，赐爵泾阳县男。删定《麟趾格》。寻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中多石，无井，常食海水。贼绝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时旱久涸，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贼以为神，应时骇散。浑督励将士，捕斩渠帅。浑妾郭氏在州干政纳货，坐免官。卒。 子湛，字处元。涉猎文史，有家风。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陈使副。袭爵泾阳县男。浑与弟绘、纬俱为聘梁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之门。 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及长，仪貌端伟，神情朗隽。河间邢晏，即绘舅也，与绘清言，叹其高远。每称曰：“若披云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齐王萧宝夤引为主簿记室，专管表檄，待以宾友之礼。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绘与太原王又同掌军礼。魏静帝于显阳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骞、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议。素长笔札，尤能传受，缉缀词议，简举可观。天平初，世宗用为丞相司马。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 武定初，兼常侍，为聘梁使主。梁武帝问绘：“高相今在何处？”绘曰：“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梁武曰：“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略？”绘曰：“黑獭游魂关右，人神厌毒，连岁凶灾，百姓怀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锐观衅，攻昧取亡，势必不远。”梁武曰：“如卿言极佳。”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 使还，拜平南将军、高阳内史。郡境旧有猛兽，民常患之。绘欲修槛，遂因斗俱死。咸以为化感所致，皆请申上。绘曰：“猛兽因斗而毙，自是偶然，贪此为功，人将窥我。”竟不听。高祖东巡郡国，在瀛州城西驻马久立，使慰之曰：“孤在晋，知山东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观风，信如所闻。但善始令终，将位至不次。”河间守崔谋恃其弟暹势，从绘乞麋角鸰羽。绘答书曰：“鸰有六翮，飞则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肤体疏懒，手足迟钝，不能逐飞追走，远事佞人。”是时世宗使暹选司徒长史，暹荐绘，既而不果，咸谓由此书。天保初，为司徒右长史。绘质性方重，未尝趋事权势，以此久而屈沉。卒。赠南青州刺史，谥曰景。 公绪，字穆叔，浑族兄籍之子。性聪敏，博通经传。魏末冀州司马，属疾去官。后以侍御史征，不至，卒。 公绪沉冥乐道，不关世务，故誓心不仕。尤善阴阳图纬之学。尝语人云：“吾每观齐之分野，福德不多，国家世祚，终于四七。”及齐亡之岁，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绪潜居自待，雅好著书，撰《典言》十卷，又撰《质疑》五卷，《丧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记》二十卷，《玄子》五卷，《赵语》十三卷，并行于世。 李玙，字道璠，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之五世孙。父韶，并有重名于魏代。玙温雅有识量。释褐太尉行参军，累迁司徒右长史。及迁都于邺，留于后，监掌府藏，及撤运宫庙材木，以明干见称。累迁骠骑大将军、东徐州刺史。解州还，遂称老疾，不求仕。齐受禅，进玙兼前将军，导从于圆丘行礼。玙意不愿策名两朝，虽以宿旧被征，过事即绝朝请。天保四年卒。 子诠、韫、诵。韫无行。诵以女妻穆提婆子怀廆，超迁临漳令、仪同三司。韫与陆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 弟瑾，字道瑜，名在魏书。才识之美，见称当代。瑾六子，彦之、倩之、寿之、礼之、行之、凝之，并有器望。行之与兄弟深相友爱，又风素夷简，为士友所称。范阳卢思道是其舅子，尝赠诗云：“水衡称逸人，潘杨有世亲，形骸预冠盖，心思出风尘。”时人以为实录。玙从弟晓，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学涉有思理。释褐员外侍郎。尔朱荣之害朝士，将行，晓衣冠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阴之难。及迁都邺，晓便寓居清河，托从母兄崔悛宅。给良田三十顷，晓遂筑室安居，训勖子侄，无复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从仕。除顿丘守，卒。 郑述祖，字恭文，荥阳开封人。祖羲，魏中书令。父道昭，魏秘书监。述祖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释褐司空行参军。天保初，累迁太子少师、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时穆子容为巡省使，叹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今于郑兖州见之矣。” 初，述祖父为光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动群僚。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后，境内无盗。人歌之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未贵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顾问从人，皆不见，心甚异之。未几备征，终历显位。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遂卒于州。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艺术，官至琅邪守。 元德从父弟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有名望。世宗引为馆客，历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礼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答云：“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但知妹夫疏于妇弟。”元礼入周，卒于始州别驾。 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二 崔暹 子达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汉尚书寔之后也，世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为书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慎后临光州，启暹为长史。赵郡公琛镇定州，辟为开府谘议。随琛往晋阳，高祖与语说之，以兼丞相长史。高祖举兵将入洛，留暹佐琛知后事。谓之曰：“丈夫相知，岂在新旧。军戎事重，留守任切，家弟年少，未闲事宜，凡百后事，一以相属。”握手殷勤，至于三四。后迁左丞、吏部郎，主议《麟趾格》。 暹亲遇日隆，好荐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机密，世宗因以征邵，甚见亲重。言论之际，邵遂毁暹。世宗不悦，谓暹曰：“卿说子才之长，子才专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说子才长，皆是实事，不为嫌也。”高慎之叛，与暹有隙，高祖欲杀之，世宗救免。武定初，迁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晔、郦伯伟、崔子武、李广皆为御史，世称其知人。 世宗欲遐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高视徐步，两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愿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阶送之。旬日后，世宗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世宗回马避之。 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馀死黜者甚众。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昔事家弟为定州长史，后吾儿开府谘议，及迁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宪台，乃尔纠劾。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今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高祖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于华林园，谓高祖曰：“自顷朝贵、牧守令长、所在百司多有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高祖降阶，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匹，乞回赐之。”帝曰：“崔中尉为法，道俗齐整。”暹谢曰：“此自陛下风化所加，大将军臣澄劝奖之力。”世宗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馀人。”由是威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 高祖崩，未发丧，世宗以暹为度支尚书，兼仆射，委以心腹之寄。暹忧国如家，以天下为己任。世宗车服过度，诛戮变常，言谈进止，或有亏失，暹每厉色极言，世宗亦为之止。有囚数百，世宗尽欲诛之，每催文帐。暹故缓之，不以时进，世宗意释，竟以获免。 自出身从官，常日晏乃归。侵晓则与兄弟问母之起居，暮则尝食视寝，然后至外斋对亲宾。一生不问家事。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为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然而好大言，调戏无节。密令沙门明藏著《佛性论》而署己名，传诸江表。子达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权会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令达拏升高座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喜，擢为司徒中郎。邺下为之语曰：“讲义两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 显祖初嗣霸业，司马子如等挟旧怨，言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及践祚，谮毁之者犹不息。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甚贫匮，唯得高祖、世宗与暹书千馀纸，多论军中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乃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岁馀，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无实，释而劳之。寻迁太常卿。帝谓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会世宗崩，遂寝。至是，群臣宴于宣光殿，贵戚之子多在焉。显祖历与之语，于坐上亲作书与暹曰：“贤子达拏，甚有才学。亡兄女乐安主，魏帝外甥，内外敬待，胜朕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达拏。天保末，为右仆射。帝谓左右曰：“崔暹谏我饮酒过多，然我饮何所妨？”常山王私谓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能犯颜，内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卒，帝抚灵而哭。赠开府。 达拏温良清谨，有识学，少历职为司农卿。入周，谋反伏诛。天保时，显祖尝问乐安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 高德政，字士贞，渤海蓚人。父颢，魏沧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风神仪表。显祖引为开府参军，知管记事，甚相亲狎。高祖又擢为相府掾，委以腹心。迁黄门侍郎。世宗嗣业，如晋阳，显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参掌机密，弥见亲重。世宗暴崩，事出仓卒，群情草草。勋将等以缵戎事重，劝帝早赴晋阳。帝亦回遑不能自决，夜中召杨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杨愔居守。 德政与帝旧相昵爱，言无不尽。散骑常侍徐之才、馆客宋景业先为天文图谶之学，又陈山提家客杨子术有所援引，并因德政劝显祖行禅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请。帝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馀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德政还未至，帝便发晋阳，至平城都，召诸勋将入，告以禅让之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莫敢答者。时杜弼为长史，密启显祖云：“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弼无以答。帝已遣驰驿向邺，书与太尉高岳、尚书令高隆之、领军娄睿、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杨愔等。岳等驰传至高阳驿，帝使约曰：“知诸贵等意，不须来。”唯杨愔见，高岳等并还。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说者以为昔周武王再驾盟津，然始革命，于是乃旋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每言卜筮杂占阴阳纬侯，必宜五月应天顺人，德政亦劝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禅让诏册、九锡建台及劝进文表。 至五月初，帝发晋阳。德政又录在邺诸事条进于帝，帝令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密书与杨愔。大略令撰仪注，防察魏室诸王。山提以五月至邺，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阳王坦等总集，引人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帝初发至亭前，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复肯进。德政、徐之才苦请帝曰：“山提先去，若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八日，杨愔书中旨，以魏襄城王旭并司空公潘相乐、侍中张亮、黄门赵彦深入通奏事。魏孝静在昭阳殿引见。旭云：“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臣等昧死闻奏，愿陛下则尧禅舜。”魏帝便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道：“若尔，须作诏。”中书侍郎崔劼奏云：“诏已作讫。”即付杨愔进于魏静帝。凡有十馀条，悉书。魏静云：“安置朕何所，复若为去？”杨愔对：“在北城别有馆宇，还备法驾，依常仗卫而去。”魏静帝于是下御坐，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寻奏请发。魏静帝曰：“人念遗簪弊屦，欲与六宫别，可乎？”乃入与夫人嫔御以下诀别，莫不歔欷掩涕。嫔赵国李氏口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魏静帝登车出万春门，直长赵道德在车中陪侍，百官在门外拜辞。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顿所。受禅之日，除德政为侍中，寻封蓝田公。七年，迁尚书右仆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干。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多有弘益。 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后召德政饮，不从，又进言于前，谏曰：“陛下道我寻休，今乃甚于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悦。又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阶砌，切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因索大刀自带，欲下阶。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于门下，其夜开城门，以毡舆送还家。旦日，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时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祭酒伯坚。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帝后悔，赠太保，嫡孙王臣袭焉。 崔昂，字怀远，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州刺史。昂年七岁而孤，伯父吏部尚书孝芬尝谓所亲曰：“此儿终当远至，是吾家千里驹也。”昂性端直少华，沉深有志略，坚实难倾动。少好章句，颇综文词。世宗广开幕府，引为记室参军，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辅朝政，召为开府长史。时勋将亲族兵客在都下放纵，多行不轨，孙腾、司马子如之门尤剧。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绳之，未几之间，内外齐肃。迁尚书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书。左丞之兼尚书，近代未有，唯昂独为冠首，朝野荣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于宫阙，文武官僚同贺显阳殿。魏帝问仆射崔暹、尚书杨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汉、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处，德化感致所由。”次问昂，昂曰：“案《符瑞图》，王者德致于天，则甘露降。吉凶两门，不由符瑞，故桑雉为戒，实启中兴，小鸟孕大，未闻福感。所愿陛下虽休勿休。”帝为敛容曰：“朕既无德，何以当此。” 齐受禅，迁散骑常侍，兼太府卿、大司农卿。二寺所掌，世号繁剧，昂校理有术，下无奸伪，经手历目，知无不为，朝廷叹其至公。又奏上横市妄费事三百一十四条，诏下，依启状速议以闻。其年，与太子少师邢邵议定国初礼，仍封华阳县男。又诏删定律令，损益礼乐，令尚书右仆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领军府议定。又敕昂云：若诸人不相遵纳，卿可依事启闻。”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愿。”昂素勤慎，奉敕之后，弥自警勖，部分科条，校正今古，所增损十有七八。转廷尉卿。昂本性清严，凡见黩货辈，疾之若仇，以是治狱文深，世论不以平恕相许。 显祖幸东山，百官预宴，升射堂。帝召昂于御坐前，谓曰：“旧人多出为州，我欲以台阁中相付，当用卿为令仆，勿望刺史。卿六十外当与卿本州，中间州不可得也。”后九卿以上陪集东宫，帝指昂及尉瑾、司马子瑞谓太子曰：“此是国家柱石，汝宜记之。”未几，复侍宴金凤台，帝历数诸人，咸有罪负，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妇兄妹夫，俱省罪过。”天保十年，策拜仪同燕子献，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御所，曰：“历思群臣可纲纪省闼者，唯冀卿一人。”即日除为兼右仆射。数日后，昂因入奏事，帝谓尚书令杨愔曰：“昨不与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终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仆射。”明日，即拜为真。杨愔曰：“昨不与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欲明年真之。终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仆射。”明日，即拜为真。杨愔少时与昂不平，显祖崩后，遂免昂仆射，除仪同三司。后坐事除名。卒祠部尚书。 昂有风调才识，旧立坚正刚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时主，或列阴私罪失，深为显祖所知赏，发言奖护，人莫之能毁。议曹律令，京畿密狱，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严猛，好行鞭挞，虽苦楚万端，对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为之亲援，后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挟恃，意色矜高，以此不为名流所服。子液嗣。　　
唐·李百药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卷一 贩 帝纪第一 神武上 卷二 贩 帝纪第二 神武下 卷三 贩 帝纪第三 文襄 卷四 贩 帝纪第四 文宣 卷五 贩 帝纪第五 废帝 卷六 贩 帝纪第六 孝昭 卷七 贩 帝纪第七 武成 卷八 贩 帝纪第八 后主 幼主 卷九 贩 列传第一 后宫 卷十 贩 列传第二 高祖十一王 卷十一贩 列传第三 文襄六王 卷十二贩 列传第四 文宣四王 卷十三贩 列传第五 赵郡王琛 清河王岳 卷十四贩 列传第六 卷十五贩 列传第七 窦泰 尉景 娄昭等 卷十六 贩 列传第八 段荣(子韶) 卷十七 贩 列传第九 斛律金(子光 羡) 卷十八 贩 列传第十 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 卷十九 贩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 贩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一贩 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二贩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三贩 列传第十五 魏兰根 崔(子瞻) 卷二十四贩 列传第十六 孙搴 陈元康 杜弼 卷二十五贩 列传第十七 卷二十六贩 列传第十八 卷二十七贩 列传第十九 卷二十八贩 列传第二十 卷二十九贩 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 贩 列传第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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