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所谓的富农家庭，其实也是一户穷得叮当响的贫苦人家。我爷爷的祖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景德镇移民来的烧窑的窑工。由于华宁这个地方没有瓷土，但是在离州城（华宁县过去属于一个州，管辖着三个县）不远的华盖山下却储藏有大量的陶土，于是就在华盖山下居住了下来，改烧陶器了，也就形成今天我们这里的碗窑村。据说当时移民来的先是车姓，第二是仲姓，第三是汪姓。由于汪姓人家的祖坟葬在一块叫蛤蟆坟的地方，所以人丁比较兴旺。而人丁比较稀少的则是仲姓，不过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我父亲记事的时候，家里却是租种上村人的地。就在打石头山，也就是现在的松树地，离居住的地方很远。虽然是起早贪黑，但是由于土地的贫瘠，加上没有水，而当时的栽种方法是刀耕火种，水完完全全靠老天下雨，肥料是靠路上捡的牛马粪和冬天铲烧的火土。我的父亲记事以来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路上捡拾牛粪马粪，在地里给种子放牛马粪和火土。这样的栽种法当然是没有多少收成的，所以在交了租子以后，就胜不了多少了，过的当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

汪姓人家虽然人丁兴旺，不过支派很多。我的奶奶辈，就只有两个女儿，我奶奶和她的一个妹妹。妹妹因为养不起，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卖给了一户姓沈的人家做女儿了。我的爷爷是入赘我奶奶家的，由于我的奶奶很强势，所以我的爷爷有点惧内。由于孩子不存活，开始生的三个孩子都相继夭折了。而在生下我的大伯父之后，却幸运的存活了下来，因此娇生惯养，百般的宠爱。在刚会吃饭的时候，虽然大人吃不上饭，但是对我大伯父却是必须顿顿有肉，一嘴饭，一嘴肉，没有肉，饭就吐了出来，成了一个穷汉养骄子的典型家庭。由于我爷爷奶奶的过份溺爱，也就造就我那大伯父从小的唯语言傲慢，唯我独尊的性格，稍微不如意，就打滚骗赖。偷家里的东西卖是常有的事情，当想管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奶奶虽然强势也拿他没有办法。谁知当我奶奶在生下我大伯父之后，孩子是一个接一个，先后生下了我大姑妈，我二姑妈，我二伯父、我爸爸和我的两个叔叔。由于孩子多，生活困难，虽然对我大伯父是养公子、养少爷，而其他的孩子只能是养猪养狗罢了，因此除了我大伯父以外，其他孩子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我父亲的衣服裤子就是穿我二姑妈不合穿或是不要的衣服。我的奶奶不仅是个强势的女人，而且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也许由于我大伯父娇生惯养变成败子的缘故吧，所以对其他子女特别严厉，因此奉行的是棍棒出孝子，我的大姑妈长的比较本实，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做一大家子的饭菜，做全家人的家务活，包括全家人的洗衣服等等。如果我奶奶稍微不上眼，非打即骂，抓着什么用什么打，劈好的柴块，锅铲，火钳都成了我奶奶打我姑母的工具，骂是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什么烂了臭了的都骂得出口，有时候衣服洗不干净，就劈头盖脸的一阵毒打，那个时候洗衣服用的是白土，顿釉用的柴灰水、皂角（这些个我小时候洗过），衣服根本洗不干净的。还有一次因为鞋底纳反了，就被我的奶奶用菜刀砍成碎片，就连人家最低等的使唤丫头都比不上。而我的二姑妈呢，能说会道，我的奶奶认为比较机灵，所以就跟着我大伯母（这个时候我大伯父已经长大，在我奶奶老一辈人的思想里，儿子不听话，娶了媳妇就会乖了，但是我那大伯父在娶了媳妇之后依然还是老样子，娶媳妇的时候倒是很体面的，彩礼很丰盛，后来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比得上，十分之一都没有）上街买家里需要的东西。而我的大伯父对弟弟妹妹则是拳脚交加，我爷爷奶奶也是无可奈何。

我的父亲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得每天拾一粪箕粪，否则晚饭就别想吃了。

后来我爷爷奶奶与人合伙烧了一条罐罐窑，那个时候不比现在，几家人才有一条窑，一条窑就向一条龙，前小后大，一幢一幢的组成（一条窑大约由11到12幢组成），一家人有一幢就不错了。现在一家人拥有一条窑很平常，现在在我们华宁县拥有几条罐罐窑和几座瓦窑的是很平常的事情，有好几户人家都有，而且被冠以企业家的名号。

再说我爷爷奶奶与人合伙烧窑以后，生活才算有一定的好转，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我的父亲是1942年出生的，在他记事都还是租人家的地种，后来才烧的窑，所以从烧窑到解放也就那么几年功夫。虽然生活有所好转，可是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依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因为我奶奶想的是小孩子以后有吃有穿的机会。家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孩子不能上桌吃饭，只有等大人吃完了，才允许吃，而我大伯父已经是大人，所以他倒是个例外。记得我父亲给我讲了一件他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家里请客，他乘人不注意，去夹了一块红烧肉，就被正在桌子上吃饭的我大伯父看见了，一脚踹了来，差点没有被踹死。

反正那是在旧社会，我爷爷奶奶家的规矩就是这样，对于饭菜剩下的孩子才可以吃，没有剩就算。这时候由于参与了烧窑的缘故，家里的活计实在忙不过来，虽然一家人起早贪黑的干，还是忙不过来，不得不请短工。我父亲这个时候大概已有十一、二岁，但还是得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把上釉的几大缸水挑满，好给来上工的人做碗以及盆盆罐罐的坯子，几大缸水挑满了，就踩烂泥，到了冬天，特别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脚脚手手都是裂口子，血淋漓的，又痒又痛，长冻疮也是经常的。(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等到工人（请短工）来上工，就又参与做杂活，那里缺少人手就干那样，自然是一些脏的、苦的、累的、别人不愿意干的活计，否则，别想吃饭。冬天里，天亮的比较迟，小孩子又比较贪睡，要是起慢了，我奶奶的倒钩刺棍子、扁金刚（仙人掌类），荨麻——我们这里叫辣妈子（一种会咬人的植物，人要是碰到就起红疙瘩，又痛又痒）就伸进被单窝里了，所谓的被单其实是补丁压补丁，破烂不堪而已，床是由一道烂了的门板用几块砖支起来，垫的一领华席也是大洞加小洞的。在冬天里和烂泥打交道，脚脚手手和都开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在擦手和脚的雪花膏一类的东西，就连凡士林都没有，因此手手脚脚都是血口子，冬天生冻疮，要是能够弄一点萝卜叶子洗洗就不错了，就连热水我的奶奶都说费柴火，所以只能洗冷水了。由于烧窑的缘故，那些平时不走动的亲戚也常常来蹭饭了，其中就有一个和我父亲是一辈的叫仲什么风的，这个人平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东游西荡的，他平常就赶着一只毛驴到处转悠，人们只是看见他逢街天贩卖几顶淋帽卖，没有干其它的营生。对于这个人，上村窑上的人都怕他，对他总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就连我奶奶这样强势的女人都怕他，从来不敢得罪。我父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断断续续的听大人们讲，他和那些个什么伪乡长，伪保长的交情不浅，走的很近，是铁哥们，而且和那些山林剪径之客也是说得上话的。这样的人，当然吃得开啦。（这个人在我爷爷奶奶以后划为富农可谓功劳不小），这个仲庭风在我爷爷家蹭饭可以说是几乎天天都来，只少顿数，不少天数,咸菜是是一罐一罐的拿去，不仅如此，什么东西入他的眼睛就来个顺手牵羊，我奶奶爷爷还要陪着笑脸。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种自发组织的互相帮助的形式叫什么摇虫的，问我的父亲他也说不清楚，不过根据他的描述，我想是大概近乎今天的一种赌博方式。就是由一个人组织，然后每家每户出一定的钱粮，到了每年年底，聚放在一起或是堆积在一起，然后轮流来摇，轮着的人家就摇，摇了之后如果赢了，所有的钱粮就归谁家，当然如果输了，就等待下一轮，自然赢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某一年年底，我爷爷家恰巧轮到了并且摇赢了，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可惜并没有改善了孩子们的什么生活。由于我的奶奶家是个大家族，这样亲那样亲的比较多。在我记事以来，我父亲叫大舅的就好几个而且姓氏都不同。

有一户张姓人家，我父亲也不认得是什么亲，不知那个瓜连着的那根藤，那股尿泡扯着那根线的，只是叫老表的，恰巧在我爷爷家通过摇虫赢得钱粮的那一年一次性就赊借去了几十石稻谷，（一石相当现在的一百斤左右）我父亲只记得借的时候用马托，可是是有借无还，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了。

由于烧窑的缘故，不仅迎来了那些个狐朋狗友，穷转饿算的三亲六戚，也迎来了苛捐杂税，由于交不起，我爷爷和我奶奶都被当时的伪保长伪乡长派人抓去关起来，伪乡长还亲自过堂审问，为什么拖延交税交捐。我的爷爷奶奶回答：“我家人口众多，有7个孩子（我五叔在20岁左右死了），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原来那个伪乡长孩子不存，连娶了三个老婆都没有儿子，因此就要了名字，认了干亲。这个也就被仲庭风当成我爷爷奶奶家成为富农的理由。由于烧窑的缘故，也迎来一些礼尚往来的应酬，你得上下打点啊，不然你就别想继续烧窑，只能上下打点才能避免一些人的找茬，因为那是在旧社会，而我奶奶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哪怕孩子没有饭吃，逢年过节都要请客送礼。我父亲记忆深刻的是每年春节刚过后，都要请春客，而这请客摆宴都是我大姑妈一个人做，当然孩子们只能眼睛火眨火眨的看大人吃啦。

土改时，谁知道那个叫什么仲什么风的摇身一变，先是当上了上村大队的什么治保主任，又是村长的，就把我父亲家划为富农啦。当然我爷爷奶奶的孩子的也就成了富农子女啦，只有我的大伯父一家另外（已经分开另过），因为当时有个工作组的组长叫陈莲彩的，看上了我大伯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做他的儿子媳妇，所以我大伯父一家就被评为中农啦。

当时的工作组有的成员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去看了我爷爷家的家庭情况，破墙烂壁的房子，被单是补丁加补丁的，垫在床上的华席是大洞加小洞的，就向工作组长陈莲彩和又是治保主任，又是村长的仲什么风的反映啦。可是又是治保主任，又是村长的仲什么风就反驳道：“你、你、你们认不得，他家埋有浮财的，平常我就在他家经常走动的，他家有什么我都查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咬人的狗是自己养的。当时的工作组长表示再作一步调查，但是在和我大伯父大伯母积聚之后就变了，认为我的爷爷奶奶家该评富农。如果说我的奶奶是个厉害的女人，可是我大伯母可是有过之而不及的，如果形容我大伯母的相貌，可是满脸横肉的，一双三角眼看人的时候就象你欠她多少钱似的。你不要看我大伯父是个打弟弟妹妹很厉害，也是个怕老婆的。说实在的，我爷爷奶奶虽然没有什么那个仲庭风说的什么有浮财，但是摆坯子的场房倒是有几间。这些最后都落入我大伯父家，一条叫黄罐窑的宅基地也落入了我大伯父家。

我的父亲姊妹几个是福没有享到，也就跟着遭罪。因此对于我父亲来说在旧社会是受苦受难，在新社会也没有感到新社会的温暖。

小时候，我就一直弄不明白，我爷爷奶奶家的房子比较破旧，只不过是三间四耳的一半，怎么就算富农了，而那个仲庭风家的房子比我爷爷奶奶和我们住的房子新，而且宽敞多了多了,房子前面还有一个菜园子。我爷爷奶奶一家人才住着现在的三间四耳的一半（土改时期也是没有没收房子，就是占去了摆坯子用的场地），而且交通不便，出门就得下很长的坎和走很长的下坡路，回家也是上坎和爬坡，而且路只能人通过。仲庭风家才5个人住着三间四耳的一间，而且处于村子的热闹中心地段，家门前就是四平八稳的大马路，我爷爷奶奶家用作摆坯子的场地还没有他家菜园子的三分之一大呢！为什么人家就是平农，而我爷爷奶奶一家倒成了富农了。没有当过地主富农的人当然不知道，那个罪不是人受的，批斗游街，斗争会几乎是天天都开，要是运动一来，白天晚上的批斗，通常是通宵达旦。生产队什么活计最重、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就叫他们干。就连儿女也跟着遭殃，公路、水塘都有他们的份，我们华宁的白龙河水库、稗子沟水库、斑蝥棵水库、大庆水库都留有他们的汗水和泪水，火特的乡村公路，匍甸大沟都留有他们的足迹。那些贫下中农以及他们子女谁愿意去做这些活计呢，他们只是在家门前后栽栽田种种地，混几个公分过日子。在挖水库的人中，有的才13、14岁，当然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女啦。说了你一定不会相信，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华宁县的建筑老板有十分之九都是当初成分不好的，而且都是当年在公路水库上干活那些13岁、14岁的成分不好的鼻涕虫，想当初，那些自以成分好的贫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水库上那些个什么中队长，小队长皮鞭下的黑五类会、那些个自认为出生好贫下中农子女歧视下的地主富农子女一个个都成为今天响当当的老板。我父亲比他们大一些，虽然没有他们的机遇，但是也学会了石匠、木匠、泥水匠的手艺活。

在当民工的时候，由于我的父亲在民工中比较出色，养路队的来挑人，我父亲也就被挑上了，可惜在养路队里干了才两年，当时大队治保主任张什么光和当时的大队主任打了一分报告上去，说什么58年大跃进时期死的人多，生产队生产搞不上去，缺乏骨干力量，要人来当会计，结果我父亲就这样回家了，当然他们怎么可能把会计给我父亲当。对于这些往事我父亲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所以他总是经常念叨。

虽然过去很多年了，那样的日子也是一去不返，但却给我的父亲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他一直在做噩梦，现在他也不相信那些借钱借东西的，所以我家的物件大部分都自己治。

二 : 我的父亲

我 的 父 亲

舒继龙，通讯地址：陕西省华阴市50信箱734分箱

有一个画面曾经无数次的在我眼前浮现，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高高的铁路路基下，有一个临街的黄色大门，门后面有一排旧旧的桌子算是柜台，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老人，跷着二郎腿，花白的头发显的有些灰，苍白清峻的脸上，首先看到的是一双深邃而充满智慧的眼睛。他的嘴上还衔着一个旱烟杆，普通的玛瑙烟嘴，黄铜的烟锅被擦的铮亮。“吧嗒、吧嗒”地吸着，嘴由于用力的吸火而显得更加小。在笑的时候，这张嘴却可以张得很大。等你走进一看，却发现，烟锅里基本上没什么火。

这个老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一生下来两只脚天生畸形，这也似乎预示着他多灾多难，崎岖坎坷的一生。父亲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六个。记得那时候，弟弟还未出生，爷爷奶奶都还健在，家里还有一个据说是和父亲同母异父的哥哥的儿子在我家，由奶奶抚养。家里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养活，压力可想而知。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己有一个诊所，在我们那个镇子上小有名气，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父亲曾经多次拒绝了进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机会，因为一旦进去，虽然成了公家人，但是靠那些固定的工资是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吧！以为有好几次，我都听到父亲说：“哼！我还去受他们的管呢！到那去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在这多自在，想开门就开门，想休息就休息。”我想，父亲骨子里或许还有一些清高吧！话虽如此，但自律的父亲在他四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主动歇业过哪怕一天，只要是有病人来找，即使是深更半夜，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穿上衣服，让病人进来。就是在他的病已经重到连话都不太说的出来的时候，有人找到家里来看病，他还叭在炕上给人开药方。因为他知道，一家人的生计都要指望他那一张张的药方赚回来。他更知道，一个医生，不管在任

何时候都要看病，这是他的天职。在父亲作为医生的漫长生涯中，竟然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在何种程度。他诊断准确，把脉极准。病情严重的，他会建议病人马上转诊；如果他认为已经病入膏肓的，他会明确告知病人家属，从不隐瞒。对于自己可以治的病，他下药也从不犹豫。一副药能治好的病，他绝不开两副药。吃药能治好的，他也绝不会给人打针。有的病人甚至说：“有什么病让他舒爸把把脉就好了一半了。”好多病人看到了我的父亲就好像看到了希望，所以总会有些偏远地方的人慕名而来，当时镇子上也没有旅馆饭店什么的。父亲总是让他们在家里食宿，有时候就在我家住上好几天，等病情稳定了再回去，当然，他从不会和人家提食宿费用的事情，他说，来了就是亲朋，吃点饭什么都是应该的。父亲也偶尔会去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出诊，这一般都是有人来接，那会多是骡马或手扶拖拉机。父亲会出去个三五天，回来的时候就会带回来好多方子，抓的药一般都会装满满一三轮车。父亲的诊所开在铁路边上，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有一次一个外地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车上摔了下来，腿上摔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估计是伤到了血管，血流不止。我一看就吓得不知所措，父亲却沉着地找到了出血的地方，用止血钳做了处理之后，缝合了伤口。那个人当时身无分文，但父亲在处理了他的伤口之后还开了药给他就让他走了。虽然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村里一些生活困难的人来看病或者找他借钱，他都会尽量满足人家。在他去世后，留下了厚厚的一叠欠费处方单和一本密密麻麻的记着欠账的笔记本。家里人说要去要，我没有同意，后来我偷偷的烧了。我想既然父亲生前并未要人家去归还这些欠账，我们也就无需再去要了，因为这是别人欠父亲的，不是欠我们的。

父亲在诊所里除了看病之外，他还喜欢练毛笔字，我曾经给父亲买过一本赵孟頫的字帖，父亲喜欢得不得了。他还喜欢修理一些东西，用的脸盆坏了，父亲自己可以焊好。父亲甚至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工具，我们家用的裁纸刀、火钳什么的都是父亲自己锻造的。除此之外，我家还有成套的木工工具，家里和诊所用的所有家具都是父亲自己打的。他做的折叠式小椅子在家里人拿出去看电影或看戏时，曾赢得过无数或赞叹或羡慕的目光。因为那会在整个镇子上，没有这种能折叠的小椅子，就是在集上也没有卖的。但父亲做得最多的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摆弄他的烟锅和烟袋来打发时间。(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父亲平时坐在诊所几乎是足不出户，但对外面和家里的事情却了如指掌。他是个专业的医生，但对土地和粮食看的很重。家里哪块地多大，在哪里，适合种什么，都是父亲规划好了。由母亲来坚决贯彻执行。我家的地一年两茬，严格按照季节种收，村里的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家里连个像样劳动力都没有的人家，地里打的粮食却一点也不比他们家的少。有一次我偶尔看到父亲的一个小本，我这才明白，从来足不出户的父亲为什么对农业会这么熟悉，因为那个小本上密密麻麻的记着家里那几块地的所有情况。当年种的什么，买了多少种子，施了多少化肥，事无巨细都记在这个本子上。即使在和人闲聊的时候，父亲也不忘向村里人请教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父亲在大事情上认真，小事情上也从不马马虎虎。家里的一面窗子需要安装一些钢筋防盗，他会设计出两种以上的花型让我们看，以便从中选出更好看的那一种。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轮到我给班上生炉子，要带一些硬柴，我去诊所里拿，父亲怕我不好拿，就用斧子仔细的劈成一样长短，然后用一个废弃的药盒装起来，还用绳子做了一个能提的扣子。看着那些劈得很整齐的柴火，我都有些不舍得用了。父亲对什么事情唯有“认真”二字。

父亲平时很少打骂我们，甚至大声说话都不多，但是我们都有些怕他。我经历了四次高考。这倒不是因为我笨。我那会整天沉迷小说不亚于现在一些网络成瘾的孩子。当我第二次高考失利后，我一度产生了不再读书的念头。父亲什么也没有说，只说了一句话，“娃呀！你不要觉得干什么事‘兼横带走’（这是一句家乡的方言，大体的意思就是干什么事情不用付多大努力，顺手或捎带脚就可以干好）就干好了，外就是干个小事情也不容易，何况是考大学这样的事呢？”这句话一直作为家里人取笑我的证据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家里人都会取笑我说，四妹一直觉得考大学是“兼横带走”的事情。第三年的高考我的成绩稍有起色，但还是没考上，大家都觉得我已经没必要再考了。我自己也不是太有信心了。父亲却很高兴的说：“没事，今年涨了四十多分，明年再涨四十多分就能上革大专了。”“娃啊！你必须考上大学，你眼神不好（近视），脾气又坏，手里还拙得很，如果找个阿家（婆家）到人家屋里去要挨打受气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拼了命的供我上学，并不是要我给他长脸，光宗耀祖，只是为了自己这个脾气又坏，手又拙的孩子过得能舒心一些。这才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1998年的夏天，忘不了得知我高考成绩的那个下午，回荡在父亲诊所里那久久不能消散的爽朗的笑声。

父亲在村里，甚至在整个镇子上都是威望极高的人，在家里也是绝对的一家之主。他却并不是一个整日严肃的人。他也嘴馋，极好吃。喜欢吃花生，瓜子等零食，有时候兴致来了也会小酌几杯，还爱吃肉。家里偶尔会买只鸡，都是由父亲来做，父亲做得鸡也极其美味。和小孩子一样，父亲也特别爱坐席，因为可以吃到好吃的。有时候，如果那天要去坐席，他中午就不吃饭了，留着肚子等下午坐席的时候放开吃。还时不时的炫耀自己坐席的时候是如何的会吃鱼，别人是如何的不会吃。他平时很温和，但也极其清高。也会有自己的好恶。对于自己不太喜欢的人，他会等人家离开之后小声的嫌惮几句。对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小儿子却是溺爱，甚至是纵容的。女儿的不修边幅和邋遢在他看来正是勤学上进的证据。就连字写的不好也是学习认真的铁证，因为在认真学习的时候谁还会把注意力放在写字上面呢？

就是我这么一个优秀的父亲，有时候也是糊涂，固执甚至是可笑的，他的一生，在有些家庭重大事情上的考虑和处理还不如母亲。我们家里人都喜欢秦腔戏，我也不例外，刚开始他很反对我唱戏，因为他觉得唱戏不是一个上的了台面的事情。后来村里人到他跟前说，你家那个老四唱的还不错，上大学的孩子戏还唱的这么好，真厉害！虽然他装作很平静，但我看得出他是愉快的，甚至还有些许的得意。有一次，他很严肃的问我：“唱戏的时候你有没有戴纱帽翎子？”我没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问，后来听我吗说，他担心我唱戏的时候戴了乌纱帽的话，真官就变成了假官，在现实中我的前途就可能会受到影响。我听到这些，有些哭笑不得。但我能明白父亲对我的那份期许。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但是在我们镇子上，提到“舒大夫”，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前几日回家，很是为弟弟的不上进而生气，他却说，“你烦不烦啊！老提大，如果我不是因为自己是大的后人，我早都学坏了。”听到这话，我愣住了，作为一个父亲，他已经深深嵌入了我们的血液里，我们可能在能力和技艺方面无法企及他的高度，但是我们可以和父亲一样，做一个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在父亲去世的最初几年，我甚至都不敢经过父亲诊所的那片地方。直到近几年我才能够从容的走过那里。但是每一次我都要忍不住的回头，我多么希望自己还能看到一个老头，面带微笑，从容地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吧嗒吧嗒的吸着旱烟。

三 :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十四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已经步入暮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回忆着父亲在世的点点滴滴，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慢慢地清晰了起来。

他去世那年，我刚刚五十岁，进入“知天命”之年。我那时在一个基层单位任“一把手”，工作繁重而艰巨。而且单位离家有二十多里地，早晚都在路上奔波。两个孩子尚小，在读小学。母亲患脑梗塞已经几年，瘫痪在床上卧病不起。父亲被折磨得受不了，一再要求另租间房子住，理由是让他安静些。我对父亲颇有点不满，难道就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吗？

可不久，他也病倒了。我只好把他们俩都送到市社会福利院里。为此事，有的姊妹还有点抱怨：为啥要送那里？可我当时怎么办呢？在襄阳的两个弟弟经济条件当时比我还差，人生也还在奋斗之中，他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照顾父母。我总不能辞去工作照看他们吧？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那我的儿女们怎么养活呢？我是不能那么做的。

好在市福利院生活、居住条件不错，有专人日夜照看。而且费用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福利院离我家比较近，我基本上隔三差五地去看他们，顺便送点好吃的给他们。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说他突然不行了，我急忙赶去看他时，他已经走了！医生说他是心肌梗死，这病是猝不及防的。

我和弟弟扶起他那尚存余温的身体，帮他换好衣服，洗脸、刮胡子，好像送他远行一样。我知道他爱整洁，一辈子都是在机关里度过的。我发现他手臂上还贴有一块创可贴，就赶快把它摘了下来。然后，叫车，送殡仪馆，布置房间，准备遗像，拉起横幅等，等一切布置完毕，已经是深夜两点了。

等到人们都走后，我才扶着灵柩跪了下来。看着他那慈祥安睡的脸，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大声地哭了起来。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对他照顾不够，没有尽到孝顺；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和他交交心，了解他的苦衷；只顾忙自己的工作，没有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一些问题；看到他身体不便，还指责他不愿活动；等等。想起这些，我更加嚎啕大哭起来。(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小时候，父亲就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在家乡解放时就参加了征粮队，支援大军南下。后参加邮电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还去北京参加过系统模范大会。每当我上学回来，发现家门口有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时，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就知道午饭有好吃的了。每次他回来，总是给我们带一些书报杂志。我总是阅读起来忘记了吃饭，那可是我最喜欢的精神食粮哟！

我在读小学时，父亲就给我订了《红领巾》报纸；读中学时，又换成《中学生》杂志；每次写信回来，信封上的邮票总是贴着最新出版的，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放进自己的小邮册里。他鼓励孩子们学知识，做学问的态度也感染了我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有一次，母亲给钱让我去买一个烘笼，我却去买了一本我喜欢的小人书《三千里江山》回来，原想母亲肯定会骂我，谁知，她竟然没有责怪我，又给了我钱再去买烘笼。

我长大要去当兵了。父亲高兴地几天睡不好觉。我知道，这事给他争气了！在他那一代人中，有的人或去大城市了，有的人或参加南下工作队了，有的人或去上大学深造了，他却留在了本地。原因就是他是独子，奶奶年纪又大，他要尽孝心的。他常说古人曰：“父母在，不远游”！

我当兵几年有了一点点进步，回来探亲，他一直和我说要接客庆贺，而且我母亲也很支持。我觉得没有必要，是要花钱的。他们俩就再三做我的工作，还振振有词地说，某某回来已经接了好几桌了。我当时心里挺讨厌那个时代的风气的。“爱面子！”我在心中说道。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我的不对了：哪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呀？那不是爱面子，是在为家族挣面子，哪怕是去借钱请客，也是他们引为自豪的呀！中国的人情世故是千百年传下来的，老百姓是不会轻易丢掉的。

“百善孝为先”，我的父亲是做得非常好的。他十分孝敬我奶奶。我奶奶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小脚女人，为叶家辛苦劳作大半辈子，解放前还是孤儿寡母。后来六七十岁了，还在地里劳动。父亲为了照顾她，提前退休了。端茶倒水，擦洗身体，倒屎倒尿，经常问寒问暖。奶奶临死前，他还亲手喂了她一碗面条。

奶奶是老死的。奶奶走了，父亲好像老了一大截似的。他经常回忆起奶奶的往事，有时候甚至是痛哭流涕的讲述着。每年到了清明时节和年底，父亲都虔诚地到奶奶坟上去，为奶奶烧纸钱，磕头，说几句知心话，挂上他亲手做的五颜六色的“清明吊”。

父亲对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我是长子，我做好了，对弟弟、妹妹们是带了一个好头。所以，他对我的人生选择一直都是支持的，我知道，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他接触的社会层面很少，他知道的外面世界也不多，所以他的社会经验、阅历、智慧缺乏一些是正常的。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很明智，唯一的态度就是支持我！这让我从内心里感谢他，有时候也感到内疚：我为什么那么固执，那么主观，遇事不主动去多问问他呢？

我的人生路走得很不容易。有时候，好想有一个人来帮助，来疏导，来指点迷津，可没有！我不怪父亲母亲，因为他们身处那个时代，受那个时代的影响，他们的学识有限，他们能管我们温饱，把我们几个抚养长大成人就很不容易的了。

听病房的病友们讲，我父亲经常给他们谈起我的曲折经历，讲我的战斗故事，他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时刻，还在以我为荣，引为自豪，这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他没有怪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一点怨恨在心，这正是我父亲的伟大之处，我有一个无微不至关心我的、善良无求的父亲值得骄傲！

每每听到降央卓玛唱的《父亲》，我都会泪流满面。她唱出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声，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唱出了老辈人对后生们的真情，也唱出了父辈对儿女们的殷切希望！

父亲走了，我要为他树碑立传。我写了一首《挽父歌》，刻在墓碑上。我这样写道： 吾父于2002年10月31日晚11时25分去世。享年73岁。 思念至极，赋诗作挽。

老父七十三，仙逝突然间。

音容笑貌在，魂魄上九天。

慈父性宽厚，不愧称本善。

一生不树敌，悠悠几十年。

早年跑邮政，往返房保间。

一路琴与歌，练嗓又练胆。

工作热情高，选送省训班。

同行一百六，成绩他冒尖。

邮电闹革新，赴京去参观。

祖国天地大，归来劲更添。

三线建设忙，抽调去红山，

服务军工企，当地交口赞。

邮政史灿烂，参编志邮电。

不负众人望，绘就历史卷。

人老志未老，辗转东与南。

石花故土情，留岗成美谈。

勤恳老黄牛，任老又任怨。

身后无财留，精神后代传。

更尽五子责，金婚五十年。

忠孝皆两全，屹立天地间。

人和人本是一种缘分。疼爱你的人，你的冷暖他样样皆知；牵挂你的人，你的苦乐他感同身受；懂得你的人，你的举手投足他深深领会；有缘的人，纵使天涯也如咫尺牵挂。无缘的人，近在咫尺却遥如天涯！

父亲，我珍惜这辈子与您的缘分，下辈子我仍然愿意做您的儿子，您还要我不？

2016年8月25日于襄阳竹屋

本文标题：我的父亲-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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