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家书*我的父亲郑宝恒》五父亲的“书桌”

父亲的“书桌”

我的父亲虽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但常年在外地的院团兼课，如中央音院、中国音院、北师大、民族大学、民族歌舞团等。 从天津到东北、及广东广西、及新疆西藏、及山西山东、及河南陕西河北等地，都留下了父亲讲课的身影。

父亲常年忙得,没有相对整齐的时间来写东西，火车上小小的茶几，成了父亲随身的“书桌”。那时的绿皮火车不像现在这样的舒适，在艰苦、简陋、颠簸的、巴掌大的、几人供用的小茶几上， 一字一句的写出了， 首首经典、构思巧妙、独奏合奏重奏曲目、交响诗画等乐曲，写出了篇篇精彩的民族乐器的开发利用的文章，奇思妙想的设计，完善着推动着 扬琴事业一路向前行。

父亲就是这样的平凡，不为名不为利，却做出了那么不平凡的事情。

父亲：不懈耕耘，以身做梯，终不悔做，惠人烛炬。

二 : 罗平海:我的父亲罗章龙

罗章龙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和开国领袖毛泽东是学生时代的挚友，但因为“右倾分裂主义路线”被开除出党，在1931年，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一个曾经的风流人物，开始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

北京万安公墓。
一位历史老人静静地安眠在这里。离他不远，是李大钊烈士陵园。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说，他是李大钊的学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希望身后仍然陪伴大钊先生。
1995年，他走完99岁充满征尘与困惑的人生，被送进八宝山火化。而后，子女们遂他生前所愿，替他在李大钊的身边买下一块墓地。于是，师生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叙谈，也许在这里续接上了。
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下来，周围是挺拔的苍松翠柏。墓碑显得朴素而干净，上面简洁得只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立碑人罗平海，他的儿子；而另一个则是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章龙。

前门西大街的一套两居室：听他和毛泽东、李大钊的故事

我坐在当年罗章龙老人的客厅里。这是一套简朴的两居室。“放沙发的地方，原先是保姆睡的一张床，他自己住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罗平海告诉我。
“我们是第一批搬进来的，当时这个楼刚盖好。几十年了，一直是原来的样子，白灰墙，水泥地，没有装修过。他就这样住过来了，度过了晚年的日子。”
罗章龙把自己简陋的居室叫做“椿园书屋”，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椿园书屋”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生前作为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罗章龙，上班时都要经过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那里面安卧的伟人，曾经是他学生时代的挚友，两个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先行人物”，罗章龙对毛泽东十分怀念，经常向儿子罗平海讲述年轻时的那段经历，并且记载在他的回忆录里。文章这样写道：
“1912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
“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www.61k.com］书法挺秀：‘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
“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
对于和罗章龙的结识，毛泽东也有过回忆，他在后来接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道：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发出以后，“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这一段历史，罗平海耳熟能详，记忆深刻。他的父亲比毛泽东小3岁，两个人自从定王台晤谈表示“愿结管鲍之谊”以后，每逢周末假日，常相约到长沙各处的名胜古迹游览交谈。1917年，两个人共同发起组建新民学会。
1918年夏，罗章龙与毛泽东同赴北京。不久，罗章龙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通过杨怀中和李大钊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两个人积极参加北大的各种学术和青年活动，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哲学会等进步团体，又成为亲密战友。后来，虽然毛泽东返回湖南，罗章龙继续留校读书，但是两个人保持着通信联系。毛泽东曾经写信鼓励罗章龙：“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斗争当中，罗章龙担任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先后参与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1923年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罗平海说：1931年，他父亲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罗章龙等人酝酿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中共党史人物传》这样记述罗章龙：“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另立中央，受到开除党籍处分。1934年起，退出政治斗争，转入高等学校任教。1978年后，调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是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8月22日，在湖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给当年的同学和挚友毛泽东写去一封信，陈述自己离党以后的经历和心境。信中说，自从离开党到现在，他“没有加入过反动的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吏；没有加入过其他的反革命党派；没有加入过假革命的政治党派团体。这样终于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操守和清白”。
罗章龙写道：“在此悠长岁月中，反对派对弟的迫害从未放松，个人处境虽极苦楚，但念及吾党建立以来所号召的阶级革命大义和个人12年为革命工作牺牲的历史，匹夫之志益觉坚不可夺。惟当时所最痛心者，便是今后已被迫脱离党的组织的强大队伍，成为个人单元的软弱无力的奋斗，结果是脱离政治。但仍向往为人类远大目的的奋斗精神，刻苦治学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通过这封信，罗章龙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今后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与建设新世界继续奋斗，自当竭其鲁钝，尽瘁不辞”的“平生愿望”。

“聚少离多”：四个字概括了短暂却又绵长的父子情

1930年12月，罗平海出生在上海。“我出生的年代，正是当时党内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他被开除出党，我都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34年8月，他到河南大学任教，我们才在一起过了两三年安静的生活。”
罗平海说：“我母亲原来也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由于受他牵连，到河南以后就没有工作了。当家庭妇女不习惯，她就跑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一直跟随母亲颠沛流离。淞沪之战打响以后，母亲忙着收容难民，救护伤员，慰问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官兵，把我丢在家里。有一顿没一顿的，吃不上饭，后来，母亲把我送进保育院……”
罗平海一直说自己是在保育院“过集体生活长大的”，并且没有完整地读完小学。1938年，日军占领开封，河南大学被迫迁移，罗章龙辗转到陕西汉中城固县，担任西北联合大学（后改为西北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讲授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课程。罗平海又回到父亲身边。
“那时，他改名字了，叫罗仲言，远离政治。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书呆子。他和别的教授不一样，那些留学回来的教授显得很洋气，西装革履。而他却很土，总是一身长袍马褂。他很能走路，听说当年搞工人运动时，他全靠两条腿从北大红楼一直走到长辛店。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他每天很早就起床，走路去教学，晚上很晚才回家，彻夜伏案写作。没有灯，就靠点支蜡烛。他的经济学著作，大部分是那个时期完成的。”
罗平海生活在一个“越教越瘦”的“教瘦”家，日子很清苦。他很愿意住校，因为不用穿过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去上学，不用害怕路上野狗的追咬。还因为每天下晚自习以后，他可以跟随同学去校门外的小吃摊，同学买一碗馄饨或者面条，他则喝一碗不要钱的面汤。他说，那个时候自己连一碗2分钱的面条都吃不起。

上中学了，第一年因为底子差，罗平海留了一级。罗章龙知道以后很生气，批评儿子：“你不努力，将来要当叫化子的！”罗章龙性格倔强，对事情很执著，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后来，罗平海跟随父亲到西安，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父亲所在的西北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罗章龙十分高兴，而罗平海却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经济头脑”，他心里喜欢的其实是理工科。
每个人都有过一段“逆反年龄”。罗平海不愿意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决定重新考学。1949年，在人民军队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西安、兰州等一些大城市相继被解放的时候，罗平海如愿以偿，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大学生活期间，他不但入了团，还认识了华西大学医学院的女学生文昭明，两个人后来在新疆结为夫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平海对父亲的历史一直不太了解，只知道父亲罗仲言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直到他积极报考空军飞行员却没有去成航校，直到有一天他被严肃地告知“你是罗章龙的儿子”，直到报纸上批判“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和父亲当年的那段政治经历联系在一起。
1953年，罗平海被分配到新疆八一农学院（现为新疆农业大学）当教员。而他的父亲、从1948年以后在湖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又被调到中南财经学院和后来的湖北大学担任教授。父子两人天各一方，又是几年难以见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平海回了一次家。当时，罗章龙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加上武汉的武斗十分厉害，形势很紧张。有一天，罗章龙要去东湖坐船。别人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不要去，说报纸上正在斗争他呢。可是他不听，执意前行。走到湖边一看，风大浪急，这种情况就更不能乘船了，万一船翻了怎么办？但是，依然谁都说服不了他。罗章龙毫不害怕，坚持登船，迎风破浪，兴致勃勃地游览东湖。这件事情给罗平海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进一步了解了父亲坚韧、无畏和刚烈的性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82岁高龄的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远在新疆的罗平海也被调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协助父亲整理回忆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从此，父子两人得以真正团聚、生活在一起，而且，儿子一直陪伴和照顾年迈体弱的父亲走到生命的终点。

并没有因为曲折的经历而改变信念这是父亲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

老少三代搬进了前门西大街的一座高楼里。两套两居室，面积都不大。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开始了。
罗平海一直认为：父亲是幸运的，“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他很照顾”。
1984年5月，罗章龙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信，申述自己在1952年以前一直是一级教授，1952年以后被降为四级教授，月薪196元。邓颖超把信转给胡耀邦，耀邦批示：“工资太低，要调到教授的最高一级，或地方干部的五六级。”
1985年9月，罗章龙又写信给他的老同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反映住房困难问题。接到来信以后，许德珩立即批请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解决。有关同志遵照批示精神奔波了不少时日，虽然最终因为房源紧张而未能满足老人的愿望，但是让罗章龙感到，有关领导和部门对他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
1991年7月，国务院给95岁的罗章龙颁发了特殊津贴证书，表彰他为科学研究做出的特殊贡献。罗章龙很激动，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对他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他马上嘱咐罗平海：“你召集人来，我们还要对一些事情再研究，趁我记忆力还好……”罗平海说：父亲自从拿到特殊津贴以后，亢奋的心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早期历史的“活字典”，罗章龙的接待任务很繁重。有一年冬天，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带着一厚摞历史文献和一大堆疑难问题请他回忆和鉴别，内容涉及新民学会、中共北方区委、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等重大事件。罗章龙把自己记忆当中所能搜寻到的人物、时间、事件，严肃而认真地提供出来。尤为重要的是，他以一个革命前辈坦荡磊落的胸襟和对历史极端负责的精神，为一些被蒙尘多年的同志澄清了事实，恢复了名誉。他向组织证明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共产党人；他使曾经受到误解的二七大罢工当中的英烈张隐韬得以昭雪……
罗章龙为抢救党的历史资料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和努力。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力也在逐渐衰弱。去世之前，他曾经有过三次病危。在与死神的抗争当中，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信念。当革命博物馆的领导问他有无遗嘱的时候，他艰难地拿笔写下：“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罗平海说，他的父亲长期以来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同志。罗章龙生前曾经亲自去万安公墓察看，但是因为没钱买地，所以无法确定下来。另一个是希望改变自己分裂党的结论。
罗章龙希望理解，等待理解，一直到他在北京医院的告别室里迎来为他送行的领导和同志，一直到他被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1995年2月3日，这位历史老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委托副主席杨汝岱参加他的遗体送别。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布消息，其中没有涉及他的那段历史。
罗平海把父亲的骨灰安葬在万安公墓。正是霜叶染红的季节，他想起父亲的一首诗：“笔底波澜三百篇，殷忧二万八千天；漫山红叶秋容健，喜见黄花岁晚妍。”

（选自《读书文化报》2006年1月19日）

三 : 我的父亲，我的家

我们的家庭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父母是地道的农民，用他们的那双手艰难的支撑着这个家，在我们的眼里，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最初的记忆——-我无法用我的拙笔描绘出父母那爬满皱纹的脸和那瘦弱的背影！

1997年，我高中毕业后，我毅然选择了工作，尽管我的内心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不情愿，但是看到父母亲忙碌的身影，我也选择了沉默。尽管父亲竭力让我在读下去，告诉我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每每想起父亲为了两个姐姐学费而焦虑的模样，我还是放弃了，尽管我知道，这是关系到我一生的大事。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舍不得父母他们，被钱被那种窘迫的生活吓怕了。

我出来工作的第二年，我大姐分配到我们这里的一家纺织厂做了质检，我稳定的工作生涯也在这里开始了，纺织女工一干就干了十年。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辞工到一家公司做了计划员，一直干到至今，那时我为了挣更多的钱，认真的工作，但是我很节俭，平时总是买一些简单的菜用煤油炉做来吃，有的时候也从家里带点菜，把一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留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二姐还在上学，所以只留了一小部分作为生活开支。因为没有继续上学，让我一直无法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放假的时候，我都会回家帮他们做家务，很少参加社交，所以我生活的圈子也很小。我的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我是那种让父母很安心的孩子。

不管是我的辍学还是其他原因，父亲对我有点溺爱，进而有点专制，也许是害怕我内敛的性格会收到伤害，对我一切都表示出十分的关注，甚至包括我的婚姻。父亲越来越老了，我对他也越来越顺从。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女儿，在他的眼里，在我的心里，他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

我父亲和我老公的父亲是朋友，又在一个村，我二姐和他是同学，算起来，彼此比一般人更熟识，2000年，我的父亲因食道癌住院，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老公的父亲也因胃癌住院，两位老人每天都是喋喋不休的说到很晚才入睡，当时我二姐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层层关系，我们两家走的很近，两个月多后，我的父亲出院，他的父亲去了天堂，也许是临终时的嘱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这些都不重要了，父亲出院后不久，父亲就提起了我和他的婚事，两个近乎有点陌生的年轻人都很茫然，对此我们挣扎过，毕竟我们都是新时代有文化的年轻人，对此或多或少有点抵触。可是每每看到父亲那瘦弱的身躯和那满头白发，我总是把想要说的话又咽回肚子里，他们对我们姐妹三个付出的太多了，不是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的身体又怎么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你想，在那个时代，一位农民要支撑一个三个孩子上学的家庭，是怎样的艰难，父亲曾经是一位医生，为了补贴家用，辞职做生意，不规则的生活和饮食最终把他的身体搞垮了，两个姐姐都已出嫁，还剩下我一个人，也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所以一直隐瞒着，一直拖着，直到恶化了才住院开刀，这些是后来母亲跟我讲的，而且父亲还不让母亲告诉我，说不想我有心理负担，结婚出嫁是一辈子事！要慎重！我听了心里那种感觉真的心酸的要命！可如今，父亲好像对生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想把他为完成的事处理好，他才走的安心，这些我都明白，可是婚姻是一辈子事，我想劝说父亲，可他从来不给我退让的余地，尽管明白父亲的心思，就是那句话，“我都要快死的人了，你就不能最后听我一次话吗？”我默认了一切，当时的我总是像阿Q一样的想，父亲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他看人一定不会错。我想，当时的老公是不是也遭遇了这样情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和错已经不重要了。就这样我和老公走到了一起，我们知道，在彼此的内心深处的那块阴影谁都无法抹去，有过争吵，有过浪漫就这样我们相互搀扶走到了今天。而我的父亲也是这一切的见证者，现在我们一起回老家的时候，父亲有时还不免夸一下自己当时敏锐的眼光和果断的抉择，而我们只是彼此默默的相视一笑。有时候，我也会有过可怕的念头，如果当时我再坚持一下，毕竟父亲开刀十几年了一直活得好好的，我也许会等到我想要的幸福！但那只是一刹那间的事。

我总是对自己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说你不爱他，更不要轻易的放弃他的这段感情，不要对自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下一站的人未必比他好！(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时间过得飞快，父亲开刀已经十二年了，我的婚姻也慢慢的走上了最为常态的婚姻轨道上来了，尽管最初的路让我们走的很辛苦，很无奈，但生活却让我们已经习惯把彼此作为最坚实的依靠！尽管没有爱，一路走来，我们收获了更为重要的东西——那是对家人牵挂和责任！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着不该坚持的。

既然生活帮我选择了，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婚姻不等同于爱情，而是习惯，习惯生活中多了一个人，习惯生活中因为有他的所有改变——兴趣、爱好、乃至你的习惯，习惯他在你的生活中走来走去，习惯他对你的浓浓爱意，习惯他对你的苛刻和责备，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平淡的问候，一个随意的动作，一个熟悉的背影————都能撩起你我对生活的激情。我想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婚姻——这就是我想要的家！

四 : 《家书*我的父亲郑宝恒》六我看到的父亲

我看到的父亲

我因工作很早离家在外地当兵， 可复原回到家里，看到的依旧是父亲忙碌的样子：给学生授课做示范、写不完的稿件信函、当时各报刊杂志定时约稿、全国各地雪片似的来信、解答探讨学术问题、然后就是去外地讲不完 的课、创作不完的演奏曲目、完善着教材、论述性文章、练琴录音等......

三十多年前，食宿现在远不像这样方便，有远道而来的的学生一时不便，父亲就让他们吃住在家里，以解燃眉之急。而对每一个学生，父亲都不分远近倾囊相授，生怕给 予的少了，总是要让学生们不虚此行才好。

当年没有复印打印等设备，资料奇缺非常珍贵。教材、曲谱只能手抄，父亲就一字一个字的一句一句的工工整整的用复写 纸抄好奉上。不是一两个学生，而是每一个学生都拿到一套完整的资料，包括文字篇 曲谱篇（练习曲、独奏合奏曲等）。对于学生们有求必应，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这需要多大的耐心爱心，才能做到呀。

多少时间就是在低头写作，抬头讲课的年复一年中悄悄地渡过的。不停的创作曲目， 不停的文字稿件，忙不过来就让我给抄写这枯燥的，不能潦草不能误时的合奏重奏分谱，及各式资料，每每都得工 整如印刷。

父亲就是这样坚守着传道、授业、解惑之责。(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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