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吴晓灵：杠杆率过高 增加银行信贷是饮鸩止渴

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今晨开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演讲中发出警告，“在市场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加大银行信贷投放是饮鸩止渴的不智行为。[www.61k.com）”

据吴晓灵介绍，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银行系统一共投出30万亿信贷，但从2009到2014年，银行系统投出的信贷是50万亿，这一杠杆率在世界属于较高水平。

吴晓灵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要调结构、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向中央银行再要资金放水，而是应该痛下决心把结构调好，让新技术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去。

“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把这些钱通过合法的渠道、通过有效的渠道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投入到需要资金的方面去，因而控制货币、搞活金融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吴晓灵说。

对于金融体制改革，吴晓灵认为当前中国资金多而又融资难、社会融资成本高的局面，是市场经济和银行业发展不完善造成的。未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任务。（网易财经 李芊）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今天再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共同交流，今天的主题是新常态、新金融，刚才龙永图先生非常精辟阐述了在这一个新的时代当中中国的对外战略，他提出：我们要和世界一起建立一个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宗旨就是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共建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三年前我们定下来这样一个学院的宗旨和当今国家对我们的需要是一样的。刚才龙永图先生提出我们学院要为中国走向国际、为中国和世界一起建立命运共同体培养后来的人才，培养金融的人才。今天借此机会我想讲一下国内的问题，谈一谈在新常态下金融业所面临的任务。主题是“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创新发展。”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间接金融中银行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影响着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直接金融中市场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影响着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美国是一个以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对欧洲银行业垄断的惧怕，使得美国的银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制于单一银行制度的约束，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促成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了解美国金融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的银行业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单一银行制，不允许银行跨州经营和设立分行，而且美国几次想建立中央银行都被否定过了，只有到了1913年，在巨大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才建立了美联储，因为到美洲来创业的人们对欧洲金融资本对市场的垄断有深刻记忆的，他们非常怕银行垄断市场，因而对银行业的跨州经营、银行过度强大有深深的提防之心。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时代，需要资金的投入，需要资本的积累，靠单一资本的积累难以适应大工业化发展的需求，于是人类创造的股份制、创造了股票市场、创造了资本市场。发达的资本市场成就了工业化时代以规模效益为主的产业发展，也成就了信息化时代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钢铁、铁路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的时候，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他们筹集了资金，而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当科技新兴发展的时候，创业资本、风投成就了硅谷，使得美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成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技术领先的国家。

欧洲是间接金融为主的地区，资本市场发展与美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的活力。许多科技创新源自欧洲却在美国得以实践并产业化。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把银行作为社会经济的薄记机关，信贷资金的计划管理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管理经济的思想重于服务经济的思想；形成了重视对企业的服务超过对居民的服务的传统。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四大商业银行还都是国务院会议重要的参与者，我们经常通过信贷资金的匹配来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应该说我们国家一个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一个以银行为主的国家，银行信贷的配置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而且我们国家从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把银行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工具，因而对老百姓的服务仅仅局限于积极参加储蓄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我们的老百姓一直没有支付工具，到了90年代之后才逐渐开展允许老百姓开个人支票，但个人信誉还没有充分建立的时候，谁敢接受个人支票呢？后来就出现了借记卡和信用卡，于是中国的支付手段跳过了支票阶段，直接进入到了卡机电子化的时代。这一时代尽管老百姓有了支付工具，但是服务的面并不够大，服务并不便捷，也就成就了当前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支付体系的发展，给互联网金融留下了一个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的不完善，银行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的不健全和服务意识的欠缺，使得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直接融资的不发达更是阻碍了投资者和融资者的联接渠道。于是出现了中国资金多而又融资难、资金多而又社会融资成本高的局面。改革开放增加了居民财富积累，高额的居民储蓄为中国提供了投资的源泉，但如何提高投资的效率、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对的挑战。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应对挑战的重要措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我认为如果要是完成这样的任务，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在完善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搞活市场投融资活动。

我们国家的经济杠杆率已经在全球上比较高的，在市场杠杆率过高情况下，加大银行信贷投放是饮鸩止渴的不智行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如何使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健康地发展，我们要调结构、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是什么方面呢？是向中央银行要资金放水呢，还是我们应该痛下决心把我们的结构调整的更好，让我们的新技术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说一个数字大家应该知道，从1949年-2008年，银行系统一共投出的信贷是30万亿，但从2009-2014年银行系统投出的信贷是50万亿，这样的信贷投入难道还不够多吗？难道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还要要求增加银行信贷吗？我想中国不缺钱。现在只要有一个P2P平台出来，只要一个众筹的平台出来，不管他们做得规范不规范，许多资金就到那里去了。我们一些非法集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中国不缺钱，中国缺的是把这些钱通过合法的渠道、通过有效的渠道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投入到需要资金的方面去，因而控制货币、搞活金融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市场不缺钱，缺的是把资金引向实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是关键。要想让中国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除了资金的价格以外，实体经济的价格信号也必须是准确的，才能够使我们的资金配置对效益的判断是准确的，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等一般商品价格，价格是准确的资金的信号才能正确反映市场的供求。

第二，要强化市场主体财务约束，让资金价格反映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风险状况。

财务软约束的市场主体会占用过多的金融资源，对其他市场主体有挤出效应。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资金，而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创新型企业获得资金的难度就会比较大一些，尽管由于今年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产生了一定约束，但是政府融资和国有企业融资的容易程度远远高于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僵尸”企业该退出市场而没有退出市场，这些都占用了过多的资源，我们从2008年到2014年6年时间之内投入了50万亿的资金，这些资金都到哪里去了？这个资金的配置效率不是非常之高。

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加大了社会融资成本。社会的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应该是国债利率，但是很多理财产品、一些信托计划，还有一些债券有比较高的利率来吸引资金，但当出现风险的时候却不能够容忍这些风险的充分暴露，现在有个别小的在暴露，但使得这些高风险但又获得高收益的产品在市场参与者心目当中立下了一个标杆，它的无风险收益率水平，以此为标杆，而不是以国债为标杆，抬高了整个社会无风险收益率的曲线，加大了社会融资的成本。

分清风险责任，做好社会保障，有序打破刚性兑付是我们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市场效率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很多金融产品之所以不能够打破刚性兑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各个产品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它的风险承担的责任，因而当出了风险的时候，难以下决心让投资者承担风险。而且我们要做市场出清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一些劳动力的失业，必须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做好社会政策的兜底。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期，只要把穷人的事情做好了，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安排好了，社会就是安定的，社会才能成功转型。

第三，要尊重居民财富自主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金融活动是居民财产权的运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严厉打击虚假信息、信息欺诈，维护市场秩序，构建无缝对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直接融资健康发展的基础。

当前的重点应是发展场外市场，特别是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和券商柜台市场。财富管理市场是今后直接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各类理财产品其本质是资金信托，明示法律关系才能建立风险自担的市场秩序，是依法治市的基石。到现在为止，银、证、保、信、基做的理财产品其本质是信托，其本质是公募或私募基金，到现在金融业都没有形成共识，这是我们市场错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原因。坚持不重复征税和公平税负的原则，鼓励以VC/PE为代表的集合投资计划的发展和众筹的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畅通融资渠道。我们在扶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金融工具就是集合投资计划，特别是私募股权投资计划，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硅谷，就是因为有风险投资对这些新技术的扶持，第一轮融资很可能就是十万美元也或是百万美元、千万美元，没有最初的风险投就难有新技术和小企业创立的开始，也就没有这些企业的成长，能够上到二级市场融资的企业起码应该在场外市场进行两三轮的融资之后才可能成长、壮大和成熟。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要眼睛都盯着公开上市的市场，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眼光放在场外市场上，给每一个想创业的人以股本融资的机会，给每一个股份制的企业以多轮融资、逐步成长的机会。这样才能够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业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了技术条件，以包容的心态鼓励创新，以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精神参与创新，中国的金融业才能在信息化时代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四，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包括：资金的支付清算体系；金融产品的登记、托管、交易体系；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只有建立了信息集中和共享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跨市场的分析、监测制度，才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 : 成语“饮鸩止渴”中的“鸩”是什么意思？谢谢！！

成语“饮鸩止渴”中的“鸩”是什么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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鸩

zhèn

1、传说中的一种毒鸟。把它的羽毛放在酒里，可以毒杀人。

2、用鸩的羽毛泡成的毒酒：鸩酒。饮鸩止渴。

3、用毒酒害人。

鸩是一种毒鸟，相传以鸩毛或鸩粪置酒内有剧毒。泛指饮毒酒所致中毒者。《辨证录•中毒门》：“人有饮吞鸩酒，白眼朝天，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制鸩酒方法最为简便，即以鸩羽拂之于上等好酒，酒色香味不变，而鸩毒尽入，喝之顷刻间五脏俱溃，神经麻木，无痛而死。鸩酒一直是皇宫谋杀、赐死的上品。

脖子上有一圈发亮羽毛的大鸟，鸩鸟眼里充满着血红的颜色,鸩鸟只能生活在有古木有蛇蝎的山林里，它喜欢筑巢于高数丈的毒栗子树上，鸩鸟筑巢的毒栗子树下数十步内寸草不长，因为鸩的羽屑及污垢落下来足以使许多作物枯死，唯有毒栗子树不怕鸩毒，毒栗子人畜吃了要死，而鸩鸟却视为美餐。鸩鸟栖居的树丛周围的石头上都有暗黑的斑点和细微的裂痕，这是鸩鸟类的粪便落在石头上的缘故。鸩鸟除了吃毒栗子，也啄食毒蛇，山林内，凡是有毒之物必然由鸩来吃。所以，有鸩的山林必有毒蛇、蝎子等有毒物质，这也是鸩鸟类生存的条件之一。所以进到有鸩鸟的深山找鸩鸟，对熟知鸩习性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人进入鸩鸟的领域也像其它鸟兽一样，凶多吉少，常常是有去无回。

传说鸩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鸣声大而凄厉。其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几乎不可解救。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另一种说法：鸩不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实际存在，即食蛇鹰，小型猛禽，在南方山区分布较广，如武当山地区。因其食蛇故被误认为体有剧毒。还有一种说法，鸩是一种稀有未知鸟类，被人捕杀干净。

相关词条——

鸩毒

鸩酒毒

饮鸩而死

饮鸩止渴

郑码：WWRR，U：9E29，GBK：F0B2

笔画数：9，部首：鸟，笔顺编号：453535451

三 : 饮鸩止渴是什么意思?怎么读的?

饮鸩止渴是什么意思?怎么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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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饮鸩止渴

拼音：yǐn zhèn zhǐ kě

解释：比喻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严重后果。

出处：《后汉书·霍须传》：“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

近义成语：饥不择食、急功近利

反义成语：从长计议

用法：连动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含贬义

英文：drinking poison to quench thirst

常用程度(1：最小；3：最大)：3

四 : 吴敬琏怒批4万亿：饮鸩止渴 是鬼城出现根源

图说：吴敬琏（资料图片）

本刊特约撰稿/吴敬琏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www.61k.com］）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性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业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前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GDP的94%，去年则是本地GDP的114%。根据它的计划，今年的投资将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因为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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