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维棉网裁员：“凡客学徒”的模仿困境

　　辛苑薇 上海报道

　　中国电子商务乍暖还寒之际，“烧钱营销、亏本前行”的商业模式进一步遭受冲击。

　　2月22日，维棉网创始人兼CEO林伟对外确认，“维棉网正在裁员，并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前，曾有人爆料，维棉网近期辞退2名公司元老、3名网站编辑、1名人事助理，同时公司COO离职。

　　维棉网成立于2010年，以销售自有品牌VCOTTON为主，主打袜子和内衣等产品。据了解，公司员工大约80名，此次裁员的绝对数量虽然不多，但因涉及最早的创业元老，实则阵痛不小。

　　另值得一提的是，维棉网也是中国众多学习和热捧“凡客模式”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在凡客屡屡爆出IPO推迟、巨额亏损等消息之际，曾经效仿凡客的电商也不断遭遇窘境。从去年9月开始，维棉网宣布启动A轮3000万美元的融资，至今，尚未有结果。2月24日，林伟以“以公司正处于风口浪尖上”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B2C公司CEO告诉记者，“维棉网的失败仍然应归因于头脑发热、不懂电子商务。”

　　凡客学徒

　　受到凡客模式影响，维棉网以袜子为单品突破点

　　维棉网的阵痛或许并非是偶然。维棉网上线于2010年11月，那正是风投资本对电子商务趋之若鹜的疯狂时期。此前十年，电子商务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发展状态，直到在凡客之“火”的点燃下，该行业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潮。

　　那时，不断有激动人心的消息向电子商务行业传来，凡客的“成功”就是其中的典型。仅仅在2010年，凡客就先后进行两次D轮和E轮融资，分别募得资金5000万美元和1亿美元。

　　维棉网就在那个时代诞生。受到“凡客模式”的影响，维棉网定位于以袜子为单品突破点，未来向更丰富的百货类商品做拓展。此外，颇有意思的是，维棉网与凡客的创始团队都与“金山系”有着密切关系，这或许也加深了维棉网与凡客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维棉网的创始人林伟是北京金山的早期创业员工，曾担任金山软件渠道经理，2000年接触过电子商务，曾在中国最早的B2C网站之一“酷比得”担任产品行销总监。

　　同时，维棉网还得到金山原高级副总裁、现蓝港在线CEO王峰的第一轮天使投资。在王峰投资维棉网并出任董事长后，2010年12月份，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以千万元级别投资维棉网，成为第二大股东。换言之，凡客和维棉网之间本身就存在密切的关系。

　　但是，不同于凡客的“幸运”，维棉网生不逢时。凡客早在2007年就成立，那时，风险投资环境与4年后不可同日而语。凡客过去四先后六次融资，共融得27亿元，而维棉网只是停留在最初的千万元。

　　成也资金，败也资金。“对于电子商务公司来说，资金或许不是失败的必然原因，但却是直接原因。” 易观国际分析师陈寿送说。

　　在资金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维棉网的商业运营开始遭遇挑战。除裁员之外，未经证实的消息是，除了裁员之外，维棉网已经亏欠广告代理商数百万元广告费。

　　“维棉网涉足电商的时间有点晚，如果第二笔投资能较快补上，维棉网的成败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有定论。”邢孔育说道。

　　难以模仿

　　袜子属于小件产品，大部分客单价只有几十元

　　“维棉网所走的路径和凡客一模一样，但是，这是一条难以学习和复制的道路。” 陈寿送说。凡客曾经被喻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域最为成功的公司之一，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追逐和热捧者。

　　在产品定位方面，维棉网原希望和凡客网一样以单品为突破口，向更广泛的百货商品类拓展。区别只是凡客选择了衬衫、维棉网选择了袜子。

　　此前，林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袜子线上流通是空白，它本来的市场空间并不小，或许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但是，林伟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甚至有点本末倒置。

　　邢孔育表示，“就像有人愿意在购买手机时，在网上同时购买充电器等附件，很少有倒过来的消费习惯。同理，在服装品类上，很少有人想到购买袜子时想到购买衬衫或者服装等产品。”

　　陈寿送进一步分析道，“凡客进军电商之前，已有PPG做了大量市场投入，教育和培养用户开始在网上购买衬衫。但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在网上购买袜子。”

　　在商业模式方面，凡客以“速度拼规模”的方式也正在被诟病。一位从事电商投资的人士告诉记者，通常投资一家电商公司时，主要考核两个指标：毛利润和运营成本。原因很简单，两者之差正是投资者真正追求的净利润。

　　然而，在中国服装行业，毛利率虽然不低，但是，由于客单价不高，导致毛利润的降低。以京东和凡客为例：假设前者客单价是1000元，毛利率是5%，那么，它的毛利润仍有50元左右，若刨除60元的运营费用，只是有一小部分亏损。但是，后者客单价若是100元，毛利率即使有20%，它的毛利润只有20元，减掉运营费用，就不乐观了。至于维棉网，由于袜子、内衣等产品相对而言属于小件产品，大部分客单价只有几十元。

　　“这样的产品定位，即使毛利润再高，也是亏损的。”一位电子商务人士说。

　　此外，对于凡客来说，由于它具备足够庞大的资金储备，可以通过不断投入新的市场营销策略，提升自由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帮助提高产品的定价权，并间接提高毛利率。这就是为什么凡客的故事里，总是提到要融得巨额资金才能成就未来的成功，它需要不停打广告、引流量。

　　凡客的模仿者则很难走通这条道路。此前，维棉网曾和分众传媒等公司合作，投放巨额广告。但是，由于资金不济，这条道路很快被阻断。一位B2C网站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很多公司都是头脑发热，过于乐观的估计，最后只能尝试市场残酷的苦果。”

　　电商之变

　　“今年电商公司将更加控制成本，提升利润”

　　“今年，还将有一批电子商务网站面临生存的问题，尤其是奢侈品，可能成为重灾区。”据陈寿送估计，“原先能喊得出品牌的电子商务公司应该有二三十家，但是，到今年年底可能就不到5家。”

　　“一些新兴市场的成长可能并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包括服装、化妆品等在内垂直类的电子商务公司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陈寿送说。

　　今年电子商务的价格战将更加严峻。一位从事B2C公司的CEO告诉记者，“今年，还将有大量的传统企业进入电子商务领域。按照以往经验来看，他们切入市场最好的方式依然是价格战。这可能导致电子商务普遍的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不过，在资本的推动下，较早创立的电商公司已经开始逐渐分化，并出现新的进取动态。唯品会、梦芭莎都可能在今年上市。

　　“与以往浮躁的态度相比，今年，电商公司将更加控制成本，提升利润。”有业内人士说。

         维棉CEO邮件曝光：不惜一切压成本求生存

二 : 35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

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

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

组长：

组员：

指导老师：

主导科目：政治

研究目的：通过研究“囚徒困境”，了解形成囚徒困境的原因、走出囚徒困境的

方法和利用囚徒困境解决生活问题。

研究目标：了解囚徒困境，囚徒效应。

研究意义：利用囚徒困境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

研究内容：囚徒困境、囚徒效应、博弈、社会心理学。

研究方法：1、从网上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

2、把收集到的资料、故事等加以综合分析，并加以整理

3、听有关专家报告

4、走访有关心理专家

5、参加社会调查（教育、市场经济、军事、刑侦等）

研究思路：1、研究《博弈学习理论》（【美】朱·弗登伯格、戴维·K·莱文 著）

《社会心理学》（沙莲香 著）

2、进行调查研究

3、综合分析并整理

研究时间：2009年7月13日～8月25日

活动计划：7月13日至15日 讨论研究内容、拟定实施方案、人员分工

7月16日至31日 学习研究《博弈学习理论》及《社会心理学》 8月1日至3日 从网上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

8月4日至6日 听有关专家报告

8月7日至9日 走访有关心理专家

8月10日至18日 参加社会调查

8月19日至25日 综合分析整理资料、完结报告

囚徒困境的理论研究

第一部分：什么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

一、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

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欺骗的动机这时可能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可能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

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二、经典的囚徒困境

1950年，由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用表格概述如下：

甲沉默（合作） 甲认罪（背叛）

乙沉默（合作） 二人同服刑半年 甲即时获释；乙服刑10年

乙认罪（背叛） 甲服刑10年；乙即时获释 二人同服刑2年

解说

如同博弈论的其它例证，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 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而即使他们能交谈，还是未必能够尽信对方不会反口。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检举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会选择背叛。

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 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2年。

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以全体利益而言，如果两个参与者都合作保持沉默，两人都只会被判刑半年，总体利益更高，结果也比两人背叛对方、判刑2年的情况较佳。但根据以上假设，二人均为理性的个人，且只追求自己个人利益。均衡状况会是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结果二人判决均比合作为高，总体利益较合作为低。这就是“困境”所在。例子漂亮地证明了：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相冲突的。

三、一般形式

整理囚徒困境的基本博弈结构，可更清楚地分析囚徒困境。实验经济学常用这种博弈的一般形式分析各种论题。以下是实现一般形式的其中一例：

有两个参与者和一个庄家。参与者每人有一式两张卡片，各印有“合作”和“背叛”。参与者各把一张卡片文字面朝下，放在庄家面前。文字面朝下排除了参与者知道对方选择的可能性1。然后，庄家翻开两个参与者卡片，根据以下规则支付利益：

一人背叛、一人合作：背叛者得5分（背叛诱惑），合作者0分（受骗支付）。 二人都合作：各得3分（合作报酬）。

二人都背叛：各得1分（背叛惩罚）。

用支付矩阵表格展示支付如下（以红和蓝分别表示二参与者）：

一般形式囚徒困境的支付矩阵 合作 背叛

合作 3, 3 0, 5

背叛 5, 0 1, 1

以“T、R、P、S”符号表示 合作 背叛

合作 R, R S, T

背叛 T, S P, P

以“胜－负”术语表示 合作 背叛

合作 胜-胜 大负-大胜

背叛 大胜-大负 负-负

简单博弈获得的点数可以得出一些一般化的结论。

T、R、P、S符号表

符号 分数 英文 中文（非术语） 解释

T 5 Temptation 背叛诱惑 单独背叛成功所得。

R 3 Reward 合作报酬 共同合作所得

P 1 Punishment 背叛惩罚 共同背叛所得

S 0 Suckers 受骗支付 被单独背叛所获

若以T（Temptation）=背叛诱惑，R（Reward）=合作报酬，P（Punishment）=背叛惩罚，S（Suckers）=受骗支付，以个人选择得分而言，可得出以下不等式。 T>R>P>S

（解：从5>3>1>0获得以上不等式）

若以整体获分而言，将得出以下不等式。

2R>T+S或2R>2P

（解：2×3>5+0或2×3>2x1；合作2人共得6分，比起互相背叛的共得2分及单独背叛的共得5分，显然合作获分比背叛高。合作在团体而言是支配性策略。） 而重复博弈或重复的囚徒困境将会使参与者从注重T>R>P>S转变成注重2R>T+S。就是说将使参与者脱离困境。 以上理论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创建的。

四、现实的例子

上述例子可能显得不甚自然，但现实中，无论是人类社会或大自然都可以找到类似囚徒困境的例子，将结果划成同样的支付矩阵。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动物行动学、进化生物学等学科，都可以用囚徒困境分析，模拟生物面对无止境的囚徒困境博弈。囚徒困境可以广为使用，说明这种博弈的重要性。以下为各界例子：

1、政治学例子：军备竞赛

在政治学中，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协议，因此两国最终会倾向增加军备。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增加军备会是两国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理性”（例如会对经济造成都有损坏等）。这可视作遏制理论的推论，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对方的进攻，以达到和平。

2、经济学例子：关税战

两个国家，在关税上可以有以两个选择:

35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_囚徒效应

提高关税，以保护自己的商品。（背叛）

与对方达成关税协定，降低关税以利各自商品流通。（合作）

当一国因某些因素不遵守关税协定，独自提高关税（背叛），另一国也会作出同样反应（亦背叛），这就引发了关税战，两国的商品失去了对方的市场，对本身经济也造成损害（共同背叛的结果）。然后二国又重新达成关税协定。（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将发现共同合作利益最大。）

3、商业例子：广告战

商业活动中亦会出现各种囚徒困境例子。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互相竞争，二公司的广告互相影响，即一公司的广告较被顾客接受则会夺取对方的部分收入。但若二者同时期发出质量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很少但成本增加。但若不提高广告质量，生意又会被对方夺走。

此二公司可以有二选择：

互相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合作）

增加广告开支，设法提升广告的质量，压倒对方。（背叛）

若二公司不信任对方，无法合作，背叛成为支配性策略时，二公司将陷入广告战，而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二公司的收益，这就是陷入囚徒困境。在现实中，要二互相竞争的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是较为困难的，多数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

4、自行车赛例子

自行车赛事的比赛策略也是一种博弈，而其结果可用囚徒困境的研究成果解释。例如每年都举办的环法自由车赛中有以下情况：选手们在到终点前的路程常以大队伍（英文:Peloton）方式前进，他们采取这策略是为了令自己不至于太落后，又出力适中。而最前方的选手在迎风时是最费力的，所以选择在前方是最差的策略。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起先都不愿意向前（共同背叛），这使得全体速度很慢，而后通常会有二或多位选手骑到前面，然后一段时间内互相交换最前方位置，以分担风的阻力（共同合作），使得全体的速度有所提升，而这时如果前方的其中一人试图一直保持前方位置（背叛），其他选手以及大队伍就会赶上（共同背叛）。而通常的情况是，在最前面次数最多的选手（合作）通常会到最后被落后的选手赶上（背叛），因为后面的选手骑在前面选手的冲流之中，比较不费力。

五、与囚徒困境相关的各事件

1、异想

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在他的著作中，以一新西兰的例子来说明囚徒困境。在新西兰，报亭即无管理员也不上锁，买报纸的人自行放下钱后拿走报纸。当然某些人可能取走报纸却不付钱（背叛），但由于大家认识到如果每个人都偷窃报纸（共同背叛）会造成以后不方便的有害结果，这种情形很少发生。这例子特别之处是新西兰人并没有被任何其他因素影响而能脱离囚徒困境。并没有任何人特别去

注意报亭，人们守规则是为了避免共同背叛带来的恶果。这种避免囚徒困境的大家共同的推理或想法被称为“异想（magical thinking）”。[3]

2、“认罪减刑”不可行

囚徒困境的结论是许多国家中认罪减刑（英文：plea bargain）被禁止的原因之

一。囚徒困境带来的结论是：如果有二个罪犯，其中一人犯罪而另外一人是无辜的，犯罪者会为了减刑坦白一切甚至冤枉清白者（单独背叛）。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二人都被判入狱，坦白的犯罪者刑期少，坚持无罪的冤枉者刑期反而更多。

3、公用品悲剧

现实的博弈参与者不只一方，会有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加勒特·詹姆斯·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的公用品悲剧就是一例：“公用品悲剧是指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财产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例如渔业，公海中的鱼是属于公共的，而在本身不滥捕其他人也滥捕的思想下，渔民会没有节制的大捞特捞，结果海洋生态破坏，渔民的生计也受影响（共同背叛的结果）。但是，多方囚徒困境的提法有待商榷，因为其总是可以被分解为一组组经典的二方囚徒困境。就是说只有二方的囚徒困境，没有多方的。所谓多方的囚徒困境只是由多个二方囚徒困境混杂在一起而形成的错觉。

六、重复的囚徒困境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在其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探索了经典囚徒困境情景的一个扩展，并把它称作“重复的囚徒困境”（IPD）。在这个博弈中，参与者必须反复地选择他们彼此相关的策略，并且记住他们以前的对抗。阿克塞尔罗德邀请全世界的学术同行来设计计算机策略，并在一个重复囚徒困境竞赛中互相竞争。参赛的程序的差异广泛地存在于这些方面：算法的复杂性、最初的对抗、宽恕的能力等等。

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当这些对抗被每个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一再重复了很长时间之后，从利己的角度来判断，最终“贪婪”策略趋向于减少，而比较“利他”策略更多地被采用。他用这个博弈来说明，通过自然选择，一种利他行为的机制可能从最初纯粹的自私机制进化而来。

最佳确定性策略被认为是“以牙还牙”，这是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开发并运用到锦标赛中的方法。它是所有参赛程序中最简单的，只包含了四行BASIC语言，并且赢得了比赛。这个策略只不过是在重复博弈的开头合作，然后，采取你的对手前一回合的策略。更好些的策略是“宽恕地以牙还牙”。当你的对手背叛，在下一回合中你无论如何要以小概率（大约是1%~5%）时而合作一下。这是考虑到偶尔要从循环背叛的受骗中复原。当错误传达被引入博弈时，“宽恕地以牙还牙”是最佳的。这意味着有时你的动作被错误地传达给你的对手：你合作但是你的对手听说你背叛了。

通过分析高分策略，阿克塞尔罗德指定了策略获得成功的几个必要条件。

1、友善

最重要的条件是策略必须“友善”，这就是说，不要在对手背叛之前先背叛。几乎所有的高分策略都是友善的。因此，完全自私的策略仅仅出于自私的原因，也永远不会首先打击其对手。

2、报复

但是，阿克斯洛德主张，成功的策略必须不是一个盲目乐观者。要始终报复。一个非报复策略的例子是始终合作。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因为“下流”策略将残酷地剥削这样的傻瓜。

3、宽恕

成功策略的另一个品质是必须要宽恕。虽然它们不报复，但是如果对手不继续背叛，它们会一再退却到合作。这停止了报复和反报复的长期进行，最大化了得分点数。

4、不嫉妒

最后一个品质是不嫉妒，就是说不去争取得到高于对手的分数（对于“友善”的策略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友善”的策略永远无法得到高于对手的分数）。 因此，阿克塞尔罗德得到一种给人以乌托邦印象的结论，认为自私的个人为了其自私的利益会趋向友善、宽恕和不嫉妒。阿克塞尔罗德关于重复囚徒困境的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友善的家伙能先完成交易。

重新考虑经典的囚徒困境一节中给定的军备竞赛模型：结论是，只是理性策略增进了军事力量，似乎两个国家都宁可花费其GDP在枪炮而不是黄油上。有趣的是，企图说明对抗国家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在“重复囚徒困境假定”下的不同时期，军费支出在“高”和“低”之间反复）竞赛的尝试，却经常表明假定的军备竞赛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出现。（例如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军费支出，看来并不像遵循“以牙还牙”的重复囚徒困境式的军备竞赛，却更可能是被其国内的政策所驱使。）这可能是一次性博弈和重复性博弈中的理性行为不同的例子。

对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来说，最佳（点数最大化的）策略是简单地背叛；正如前面解释的，无论对手的行动可能是什么，这都是真实的。但是，在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最佳策略依赖于可能的对手的策略，和他们怎样对背叛和合作作出反应。例如，考虑这样一个人群，那里每个人每次都背叛，除了一个人是遵循以牙还牙策略。这个人处于一种轻微的不利地位，因为第一回合的损失。在这样的人群中，对这个人来说最佳策略就是每次都背叛。在一个有一定的百分比的总背叛者而剩下的则是以牙还牙者的人群中，对个人来说的最佳策略依赖于这个百分比和博弈的长度。

一般有两种方法得到最佳策略：

贝叶斯纳什均衡：如果对抗策略的统计分布能被确定（例如，50％以牙还牙，50％一直合作），就能从数学上获得最佳的相对策略[4]。

已经有了人群的蒙特卡罗模拟，在这里低分个人消失了，高分个人一再被生产出来（一种获得最佳策略的天才算法）。决赛人群中的算法合成通常依赖于初赛人群中的算法合成。

尽管以牙还牙始终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基本策略，但是在重复囚徒困境的20周年纪念赛中，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个小组（由尼古拉斯·詹宁斯（Nicholas Jennings）[1]领导，包括了拉蒂普·达什（Rajdeep Dash）、萨瓦帕里·拉姆琼（Sarvapali Ramchurn）、亚历克斯·罗杰斯（Alex Rogers）斯和皮鲁克里士南·维特林根（Perukrishnen Vytelingum））介绍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证明了它比以牙还牙更成功。这个策略依赖于程序之间的合作，为单一程序中获得了最高的点数。南安普敦大学提交了60个程序参与竞赛，这些程序的开头被设计成通过一组5到10个的动作去彼此识别。一旦这些识别被作出，一个程序将总是合作，其他程序则总是背叛，保证背叛者得到最大的点数。如果程序识别出它在操作一个非南安普敦参与者，这程序将持续地背叛，企图去最小化竞争程序的得分。结果[5]，这个策略以获得前3位结束了竞赛，也得到了大量接近底部的位置。虽然这个策略显著地证明了比以牙还牙有效，但是这是因为利用了下述事实：在这个特殊的竞赛中，多重通道是被允许的。在一方只能控制单一参与者的竞赛中，以牙还牙确实是更好的策略。

如果重复囚徒困境将被精确地重复N次，已知N是一个常数，那么会产生另一个有趣的事实。纳什均衡就是每次都背叛。这很容易用归纳法证明。你也可以在最后的回合背叛，既然你的对手将没有机会惩罚你。因此，你们都将在最后的回合背叛。这时，你可以在倒数第二回合中背叛，既然最后一回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对手都将背叛。依此类推。为了合作以保持请求，这时未来必须对两个参与者来说是不确定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让博弈总次数N变成随机的。对未来的预期必须是无法确定的长度。 另一个单独的案例是“永不停止”的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被重复很多次，而且你的分数是一个平均数（当然是用计算机计算的）。

囚徒困境博弈是某些人类合作和信任理论的基础。假定囚徒困境能够模拟需要信任的两人之间的交流，群体的合作行为可以用有多个参与者的、重复博弈的变体来模拟。这从而引起了许许多多学者经久不衰的兴趣。1975年，格罗夫曼（Grofman）和普尔（Pool）估计，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文章，数量超过2000篇。

5、学习心理学和博弈论

当博弈参与者能学会估计其他参与者背叛的可能性，他们自身的行为就为他们关于其他人的经验所影响。简单的统计显示，总体上，缺乏经验的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或者是典型的好，或者是典型的坏。如果他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行动，（通过更多的背叛或合作，否则）他们可能在未来的交易中受损。随着经验逐渐丰富，他们获得了对背叛可能性的更真实的印象，变得更成功地参与博弈。不成熟的参与者经历的早期交易对他们未来参与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交易对成熟的参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个原理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的成长经验这么具有影响力，以及为什么他们特别容易被欺负，有时他们本身最后也成为欺凌弱小者。

群体中背叛的可能性，可以被合作的经验所削弱[6]，因为先前的博弈建立了信任。因此自我牺牲行为可以，例如，加强团体的道德品质。如果团体很小，积极行为更可能以互相肯定的方式——鼓励这个团体中的个人继续合作——得到反馈。这与相似的困境有关：鼓励那些你将援助的人，从可能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的行为中得到满足。这类方法主要在互惠利他主义、群选择、血缘选择和道德哲学的研究中涉及。

七、相关的博弈

1、封闭袋子交易

霍夫施塔特2曾提出，像囚徒困境一类的问题，若以简单博弈的形式来说明，人们会较容易理解。例如他以“封闭袋子交易”的简单博弈来说明此论题：

两人面对面互相交换封闭的袋子，共同了解其中一方放钱，另一方放商品。双方可以诚实的依照承诺，把东西放到袋子里交换；又或者交空袋子给对方，选择背叛。 在这场博弈中，由于背叛可获得巨大利益，必然有多人选择背叛。这意味着理性的商人不会进行这种交易，因而“封闭袋子交易”将由于逆向选择而失去市场。

2、是敌是友?

“是敌是友？”是一个竞赛表演节目，从2002年到2005年在美国竞赛表演广播网（Game Show Network）放映。这是一个用真人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例子，不过情景是人造的。这个竞赛表演有三对人参与竞争。当每对人被淘汰时，他们做一个囚徒困境博弈，决定如何分他们的奖品。如果他们都合作（“朋友”），他们的奖品就被平分。如果一个合作而另一个背叛（“敌人”），背叛者得到所有的奖品，合作者什么都得不到。如果都背叛，那么两人都一无所获。注意，这个支付矩阵与前述标准的支付矩阵不同，因为发生“都背叛”的情形和“我合作而对手背叛”的情形，其损失是一样的。和标准囚徒困境的稳定均衡相比，“都背叛”是不稳固的均衡（weak equilibrium）。如果你知道你的对手将成为“敌人”，这时你的选择无法影响你的奖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敌是友”拥有一个介于“囚徒困境”和“小鸡”之间的支付模型。

这个支付矩阵是：

如果参与者都合作，每人得到 +1。

如果都背叛，每人得到 0。

如果甲合作而乙背叛，甲得到0而乙得到 +2。

是敌是友对于想对囚徒困境作现实分析的人将是有用的。注意到，参与者只能进行一次，所以所有涉及重复进行博弈的观点都不适用，“以牙还牙”策略也无法发展出来。

在是敌是友中，每个参赛者被允许做一个声明，使另一半友在双方秘密决定合作或背叛之前，确信他的友善。可能“打破制度”的方法将是一个参与者告诉他的对手：“我会选择做敌人。如果你相信我后来会和你分奖品的话，就选择做朋友。否则，如果你选择做敌人，我们都回空手而回。”一个更贪婪的版本将是：“我将选择做敌人。我会给你百分之X，剩下的百分之（100-X）归我。所以，要或不要，要么我们都得到一

35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_囚徒效应

些，要么我们都一无所获。”（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时。）现在，奸计就是去尽量减少那个百分之X，并保持另一个竞争者仍然选择做朋友。基本上，这个参与者必须知道这个界限，在这里他的对手从看到他一无所获中得到的效用，要超过他从肯定能赢得的金钱中得到的效用，如果他顺利的话。

在竞赛中这个方法从未被试验过；可能是因为裁判们不会允许，而且即使允许，不平等厌恶也会由于这个规则的使用而导致较低的期望收益。（最后通牒博弈中尝试了这个方法，结果导致对高而不平等的出价的拒绝——在一些案例中，相当于两周的工资优先于两个参与者一无所获被决绝。）

3、核心理念：博弈全输，合作双赢。

4、应用要诀：注重合作，力求双赢；注重策略选择，善于换位思考。

5、应用领域：政治、经济、军事、企业经营、社会生活、组织管理。

第二部分：“囚徒困境”的深刻哲理

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集体里，有可能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但对于整个集体来说其结果却不是理性的。就是双方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为标准，结果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第三部分：怎样才能摆脱“囚徒困境”

博弈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还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如果所有的罪犯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

1、建立长期博弈，即建立多次合作，也称多次囚徒困境。

2、信息对称

3、团结合作

囚徒困境的实际应用 第一、教育方面

1、考试作弊，一个“理性”与道德博弈的囚徒困境

考试作弊不正是一个囚徒困境吗？一个关于选择的困境。这给我提供了一个从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角度谈谈考试作弊的理由。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理性人”总是要追求利益最大的话的。在考试中，作弊的预期收益＞作弊成本即可成为作弊的充分理由和追求。

按照博弈论，“理性人”仍然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弊就自然成为了囚徒困境。大家都诚信考试是理想状态，当然好；但如果个别或部分人作弊成功，其收益要明显大于诚信，会产生“竞争成就感”；如果大部分人作弊，诚信者的收益将相对严重减少，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于是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措施往往是破坏作弊者的收益（举报——但现实中，因为考后证据难以落实等问题，此类选择较少）或者是同样作弊（这一选择据笔者所知是作弊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理性人”的博弈游戏里，道德被忽视了不被选择了。

那么，从学校的角度如何破解这一困境？破除是必须的，既合理（坚守公平原则）又合情（据有关调查显示，大部分作弊者和不作弊者一样也是反对作弊的！）。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者，提高作弊成本。这是降低作弊收益的最重要步骤。是乎可以首先提高作弊的风险成本：严格严肃规章制度，依法按章严惩作弊者；其次，提高作弊者的边际成本：提高作弊的被追究率，提高的反动是降低，降低考试收益的价值（这一点后面继续谈）；提高作弊的期间成本：用高科技对付高科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结果是魔想成魔只能高十丈，而高十丈的成本可能早已经大于收益）；提高作弊的心理成本：用真正可以触及人心灵的舆论和道德环境造成作弊者心理成本的提高（笔者并不否认诚信签名、保证等措施的符号意义和仪式效应，但笔者也不认为它们属于真正可以触及心灵的范畴，如果属于，从人性善的假设出发，作弊早已应该减少或者消失了）。

二者，降低考试收益的价值（笔者并不否定考试的价值也不仅仅着眼于反对作弊，而是从素质教育的宗旨出发思考问题）。这是常常被忽略的或者不愿意正视的或者比较难以解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现行的考试的价值很高或者过高。一个分数几乎可以决定与学生有关的一切，就业、提干、入党、评优、奖学金等等等等，而这一点是乎并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在超高收益和相对低廉的成本对比诱惑下，从高考到职称考试到等级考试到一般考试，作弊几乎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非道德判断，正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老鼠仍然存在一样）。从学校的角度看，社会对外语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追求我们无能为力，无法降低其价值。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适当降低一般考试的价值。笔者认为，途径是乎有二，一是深化考试改革，适当改变考试方式，比如增加口试、平时考核、实践等，既可以消除作弊的机会又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很好途径；二是从推进素质教育的高度出发，完善各种考评制度，强化对学生的综合考评，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并重。这是指挥棒，是至关重要的。

从博弈者的角度看，如何破除这一囚徒的困境？

我认为，在作弊这个囚徒困境中，作弊并非真正的理性选择，它更象是一场赌博，其赌注是未来的生活，因为一旦被发现，面临的将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控制错觉”，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控制未发生的事情，但这是错觉，实际上没有人可以控制。

我们都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弊一定有没被发现的，也一定有被发现的。当我们在博弈中准备自己的策略时，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绝对不应该是：被发现为什么就一定是我？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应该绝对应该是：为什么被发现的一定不是我？！

我们需要真正的理性，真正的理性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控制错觉”。破除困境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作囚徒（为什么要博弈？原本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按自己的原则做事，不需要参考别人的策略），更不作赌徒（无数个现实早已证明了，赌博不会有真正的赢家。何况这是一个我们根本输不起的赌博？输不起的赌博，不赌是最好的选择）。

以上完全是从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在现实里，问题就复杂多了。人毕竟不仅仅是“理性人”还是“情感人”，既有“本我”又有“超我”还有“自我”。从“现实人”“真实人”“完整人”的角度看，思想教育指导、道德舆论引导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不管怎么看，在现行的规章制度下，作弊都是一个损人未必利己更可能损己的选择，是非理性的。

2、考生家长的“囚徒效应”——高考话题

高考来临，上海徐汇区的孙女士成了大忙人。并不是因为她是考生家长，而是因为她的儿子曾患有多动症，医生曾给他开过专治此病的精神类药物利他林。她的同事及熟人纷纷托她带着儿子和儿子的病历，到医院去，对医生谎称丢了药，需要重新配药。等她拿着药回到单位，每个考生家长分4片，刚刚从医院配的药很快一抢而空。

有的家长声称这是往届高考考生的经验之谈：服了这种药以后，精神高度集中，思维清晰敏捷，容易发挥出好的成绩。虽然谁都明白：“是药三分毒。”吃下去肯定会对孩子产生副作用，但一心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的考生家长此时却产生了“囚徒效应”：如果我的孩子不吃兴奋剂，别的考生要是吃了怎么办？那我们岂不是吃亏了吗？

其实利他林在网上就有卖的，打的旗号是“美国全进口利他林”，化学成分是哌甲酯，俗称聪明药。每瓶480元，每个考生一般只买4粒。一心想让孩子服药后超常发挥的家长们往往通过网上药店团购——此时的兴奋剂对考生身体的危害已经不再是零星的、散兵游勇式的袭击，而变成了有组织的大兵团作战。兴奋剂与考生家长的愚昧无知结合的结果，对考生身心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

其实利他林是专治多动症的，多动症的孩子服用以后，刺激大脑皮层，使其集中注意力，但正常的孩子吃了却因药物的刺激反倒难以集中注意力，只会使孩子发挥失常，甚至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众所周知，国家早已不再为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而且大学学费高昂。如果现在的高考还像封建社会的科举那样，经过几场考试就能有官做，这些一心想让孩子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家长还会怎样？会不会“上天入地下黄泉”，去寻找观世音菩萨，让她用杨枝净水点化一下自己孩子的脑袋，从而让孩子一举考中北大清华呢？

高考考的是考生的知识储备，考的是考生心理素质的好坏，任何外力的作用都只能干扰能力的正常表现，破坏考生的心态平衡。

3、利用“囚徒困境”解决学生早恋问题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送毕业班时，发现临近毕业时，班上男女学生出现了一些不

正常现象，交往过密。还有部分学生日记里透露出对某人的好感，隐约感觉到他们在谈情说爱，但苦于找不到证据，问了一些同学，他们都说不知道。最后，这位老师想到了“囚徒困境”。于是，她找到她最信任的一位学生——也是位早恋者。开始，她毫不犹豫地否认了，她说：“这是我和朋友之间的秘密，我不能出卖朋友。”这位老师立刻说：“难道你从未把老师当朋友？老师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况且你说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也跟谁都不会说。只要你说了，老师也不会处分你，还给你保密。”经过非常轻松朋友式的交谈，那位女同学向老师坦言了同学之间谈情说爱的惊人内幕：两个班大部分学生都在谈情说爱，而且有的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了解情况后，这位老师又用了走去“囚徒困境”的方法，分别让那些早恋的学生承认并正视自己不当的思想和行为，通过近两个多月地努力，终于拯救了这批早恋的学生，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和与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中来。

4、素质教育：走出迷茫待何时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家长不太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把眼睛仅盯在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上。而就学校和社会而言，基本上也是以成绩作为衡量学生的一把尺子，这样的尺子既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也难免不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造成人格和心理的扭曲。

推行素质教育存在的误区

在21世纪教育沙龙中，大家对素质教育的几个误区进行了分析。

首先，素质教育是不是要全盘否定应试教育？否定考试？在对应试教育的一片否定声中，有人表达了一种独到的见解：应试教育在鼓励竞争、磨炼意志、选拔人才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在高等教育资源供小于求的情况下，高考制度仍不失为一项公平的选拔手段。21世纪实验学校校长丁浩生就说：“素质教育的提出，绝对不是简单地来对付应试教育。”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也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分析道，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非此及彼的关系。实际上一个真正有水平的校长和局长，既能让学生考得好，也能让学生其他素质得到发展。

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这对矛盾面前，经过争论与探讨，大家得出了这样的共识：考试本身并没有错，在现实情况下，考试仍然是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手段。只是不应把考试和分数作为唯一追求的教育目标，更不应作为评价学生和教育成效的唯一尺度。

其次，开展素质教育是不是就是让孩子学钢琴、学绘画？针对目前孩子负担越来越重的状况，翔宇教育集团校长卢志文提出了“闲暇教育”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孩子缺少闲暇，缺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们要正确引导，让他们在乐趣中学到知识。许多人都赞叹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多才多艺”，而恰恰是这种多才多艺，泯灭了他们的天性，让他们失去了创造性，因为这种才艺也许并非是孩子的兴趣所在，往往是家长重压的结果。“做中学”的实践者江苏教研办毛曙阳老师认为，我们在孩子成长的阶段，更应该注意发掘他的兴趣，这样才更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不是生硬地去灌输“知识”。

再者，减负的结果怎么变成了增负？有人用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博弈”来形容这种情

形：大家都喊着给孩子“减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别人是不是真的减负，我继续给孩子补课才是上策，因为素质的提高显然没有分数的提高来得明显。而奉行这条原则的人恰恰占了大多数。尽管也有极少数人是敢于吃螃蟹者，但减负的结果却带来“四面楚歌”，于是，学生的负担非但未减反而越来越重。这种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教训提醒了人们，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羁绊下，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面前，任何改革之举要想完全“离经叛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循序渐进地推进素质教育 。

中国有句古话，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教育改革同样应该循序渐进，因为它关系到亿万孩子的前途。

专家认为，我们现在强调素质教育，不是从零开始，不是对以往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也说，改革需要时间，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教育问题和就业等许多问题都紧密联系，而就业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她所主导的以培养儿童科学素养为主的“做中学”项目，就是先从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做起，淡化分数色彩。四川教育学院叶上雄认为，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最重要的责任，学校和教师是主力军，家长则扮演配角。现在推进素质教育遇到困难，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首当其冲的是必须明确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有人形容教育、医疗和住房已经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素质教育也许是医治“病态”教育的一剂良药。然而要让这苦口的良药发挥药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商业中的囚徒困境现象

暑假，到过常德市商业步行街的人，都会发现有趣的“囚徒困境”现象：七月初，步行街各个服装店，都大肆推出降价广告：有的降价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甚至有的降价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调查发现：原来，这些商贩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一人降价，风声鹤唳，纷纷降价，打起了价格战。因为商贩想：如果我不降价，我的商品就会严重滞销，我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了。就这样价格战硝烟四起、商贩们遍体鳞伤，这些商贩的收益也同比下降。当夏季服装卖出后秋季服装远未旺销时，大部分商贩很长时间无生意可做，结果受益的是广大的消费者。

第三、政治方面的囚徒困境现象

*六方会谈：由「囚徒博弈」到「斗鸡博弈」

第4轮六方会谈签署共同声明后不足24小时，北韩坚持美国先提供轻水核电反应堆「显示诚意」才放弃核计划，评论认为这是「边缘策略(brinksmanship)」，是节外生枝。其实北韩的行为是声明的必然结果，因为声明只为美朝两国的博弈换了场景，并不代表博弈的终结。即使这篇幅所限不能刊登那些(1，0，-1，1)的量化数字，我们依然可以使用博弈论(gametheory)的原理探讨这盘棋局。

「囚徒博弈」 的起点

35有关“囚徒困境”的研究_囚徒效应

首轮六方会谈举行于2003年8月，背景是美朝双方的极度互不信任。北韩公开承认提炼核元素、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摆明对美国绝不卖帐；美国把北韩归类为邪恶轴心，令它在伊拉克变天后成为高危国家，亦显示了布殊主义的一贯挑衅。双方失去直接沟通的空间，因为金正日担心作出「萨达姆式合作」只会令美国受惠；布殊在不知虚实的情况下，亦有理由担心若不乘伊战余威对北韩「先发制人」，驻韩驻日数万美军将沦为核人质。这个有两大资讯盲点：北韩不知道邻国会否援手，美国不知道北韩真正斤两，都朝最坏方向打算，放弃任何合作的选择。

上述背景，大部分符合博弈论的「囚徒悖论(prisoner dilemma game)」。根据这个悖论，当两名同党被单独囚禁，都会担心对方招供成为污点证人，累自己成为判囚20年的主犯，所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主导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下各自招供，宁愿一齐成为共犯入狱5年，却不知若双方保持缄默，反而判刑更轻。美朝双方的资讯落差，就是监狱那道墙。布殊和金正日，都是囚徒。

乐观其成的「斗鸡博弈」

六方会谈的主要工作是拆除那道墙，而不是改变客观环境。两者相当不同、也经常引起误解。中国作为主要调停人，角色只是向各方摸清底牌，草拟不同方案让各方接受。假如美朝在六方会谈之前合作能够得到「一篮子」好处，调停后不会变成「两篮子」。会谈最大功能，只是令美朝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底线，消减资讯落差。六方声明不过敬告世人一声「收到」，没有作出任何人事地物时的具体承诺。拆除那道墙以后，又会怎样？这就是典型的「斗鸡博弈(chicken game)」。

美朝双方现在不再相信共同不合作会带来利益、而且明白这会带来灾难，这和会谈前的格局已经不同。但根据理性计算，他们知道各自的让步只会便宜对方，所以继续坚持「框架下的立场」来谋取最大利益。整份六方声明，实在是让美朝两国自行「斗鸡」的指令。它的

第五条最堪玩味：「六方同意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上述共识」。什么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北韩承诺放弃核计划，美国承诺尊重北韩主权和提供经援，两个承诺的「对」，就是一场斗鸡博弈。究竟是北韩先放弃核计划美国才尊重北韩主权提供援助，还是相反？语焉不详。北韩在谈判后立刻斗鸡，是意料中事。

假如六方会谈在外交以外，制造了新的东亚环境，加强美朝双方放弃对抗的诱因，甚至真的搞出「东北亚合作组织」，那又怎样？这就变成一局「聚合博弈(convergence game)」，两国都相信合作是最好选择，就不会有第五论会谈。

为什么不是「聚合博弈」？

问题是六方会谈另外四方，固然担心美朝「囚徒博弈」拖垮经济制造难民殃及池鱼，但假如两国变成真正合作伙伴，出现强大的大韩民族主义也好、让美国加强在北韩的发言权也好，对其他大国都没有好处。

结果会谈的大赢家不是美朝，而是大有面子的中国。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北京不断强调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但这次它能够扮演独特角色，就没有拉出联合国解决北韩问题，否则那样的谈判，倒可能有好事者质问为何没有出现「聚合博弈」。这是近代中国外交代表

作，大概也会成为外交史经典，但至于是一本什么样的经，就见仁见智了。

第四、医疗方面的囚徒困境现象

*拿什么告别医患之间的囚徒困境

今年5月28日晚，湖南株洲市第二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因一名患者死亡，值班医生、护士、急诊科护士长遭到患者家属殴打，该事件导致医院门、急诊瘫痪两天。（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这起事件的网络视频中，死者家属殴打医护人员，在医院门诊大厅搭灵堂，逼迫医生、护士守灵、烧纸。这样的殴打和羞辱，让人简直难以相信。从深圳市某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戴钢盔上班，到福建南平的医患冲突，再到动不动就耸人听闻的医生被打甚至被杀事件，传递给全国600万医务工作者的，是怎样一种负面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从事医疗工作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而作为患者来讲，他们面对的又何尝不是一种恐惧：医疗费用的奇高、医德的滑坡，以及医疗事故的层出不穷带来的不信任情绪。以至于每一个患者走进医院的时候，都会心生忐忑：我会碰到医德差的医生吗？我会出医疗事故吗？我会负担起那高额的看病费用吗？

这样一来，双方都会处于不自觉的恐惧中。医生会担心自己遭到某些患者的殴打、羞辱，为了避免医疗事故的争议，很多医生采取小病“大检查”，以避免漏诊、误诊；一些医生明哲保身，不开没有把握的刀，或在各种治疗方法中选择风险系数较低的“姑息疗法”。这样的选择，能对患者有什么帮助，至于医学进步更是一种奢谈。患者处于恐惧中，自然会格外敏感，会对一些本来正常或很小的医疗问题神经过敏，甚至大打出手。一旦有治疗效果不佳甚至患者死亡的情况发生，往往会爆发更大的矛盾。

某网站曾经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所有的患者都抱怨自己在看病过程中受到过不公正待遇，而几乎所有的医生又抱怨自己从事的是最难的职业，压力最大，收入一般。在医患双方的互相抱怨和过度自我保护中，却是医患关系愈加糟糕的困境。很多优秀医生因为不堪忍受压力，告别了这个行当，很多患者，更是宁愿自己买药治病，也不到医院接受诊疗。

在一个双方都对对方感到恐惧的环境中，医学进步和医患关系融洽是不可能的。正如有关专家提出的那样，中国的医患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结果，是双方都受损失，而且对对方更加恐惧和反感。

给医生和患者营造一个免于恐惧的环境，是当前改善医患关系最重要的。我们自然寄希望与医生和患者个人素质的提高，医生能恪守“德为医之本”，而患者也能真正尊重医生，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来把握双方的利益平衡点，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协调医患的纠纷，从而改善陷入困境的医患关系。

囚徒困境的研究结论

“囚徒困境”研究性学习体会：

暑假，我和我的小组进行了“囚徒困境”的研究性学习。在整个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我读了大量的著作，如《社会心理学》、《博弈学习理论》等。听了有关专家的报告，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走访了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虽然所研究的课题难度大，读的著作晦涩难懂，调查难度之大是我从未经历的，但我一如既往、满腔热忱，终于把课题做完。通过此次研究性学习，不仅让我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了解了“囚徒困境”的起源、理论、现象及其应用。让我收获颇丰的是：能用囚徒困境的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找到走出囚徒困境的方法与使用极限，同时让我的各种能力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学到了在学校书本上未学到的知识，真是一举多得、回味无穷啊！

三 : 余额宝：银行的囚徒困境

史尧尧 赵娟

5000亿能否让几十万亿坐立不安？事实上，“聚沙成塔”快速增长的“余额宝”，正在让动辄几万亿、十几万亿身家的国有大银行和商业银行心生警惕。(www.61k.com）

2月底，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银行业协会”）召集了一个银行存款自律规范措施研讨会，表面上看来虽然是针对银行业加强存款利率管理，但到会的各银行会员单位高管都明白，这很大成分上是针对“余额宝”等互联网“宝宝”们。

事实上，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银行业协会利率工作委员会还组织了一个由工商银行任组长单位、农业银行任副组长单位的专项课题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余额宝”问题，并最终形成报告。

位于月坛大厦20层的天弘基金，正成为北京西二环另一个银行和他们的协会聚焦的对象。在这场利益格局背后，是颠覆者与被颠覆者的博弈，还是蚕食者与被蚕食者之间的进退？

事实上，银行业协会和它的会员单位已行动起来，据经济观察报了解，关于加强银行业存款利率管理的行业自律公约正在酝酿。针对的焦点，正是银行应该把“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基金，在它们进入银行存款后，是作为一般性存款、还是作为同业存款的问题。

这里面区别巨大。

如果作为一般存款对待，那么，这笔存款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并且，提前支取要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经济观察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银行业内部，意见也未能统一，大型国有银行对待“余额宝”们的态度，与其他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分歧。一些商业银行人士对于自律公约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条款并不十分赞同。

据记者了解，有关商业银行的“存款自律公约”，已经递交给银监会相关领导请示并最终定夺。

银行业内的不同声音

以余额宝为首的各类货币基金爆发增长让银行坐立不安，他们正尝试给予反击。

2014年2月26日晚间，中国经济网发出消息称，近期银行业协会召集的银行存款自律规范措施研讨会。期间，有银行业界人士及金融领域专家学者认为, 应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不作为同业存款，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同时指出，要求各行严格遵守相关监管规定，利率上限执行同档次基准利率1.1倍，货币基金提前支取按照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或收取罚息。

上述内容据说是此次要制定的银行业自律公约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

据记者了解，由银监会、银行业协会和大型国有银行的三位重要人士推动了银行业协会利率工作委员会召集了此次会议。

对此“公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表示反对。

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与银行资产状况相比，货币市场基金披露持仓信息、控制资产期限和信用等级，比银行资产透明得多，所以，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主要方式是分散投资而非计提存准；准备金会侵蚀货币市场基金收益，降低产品竞争力，是变相保护银行业。

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多数会员也不同意以上条款。以是否缴纳存款准备金为例，人民银行依照各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各项科目数据来一一核定存款准备金数额。商业银行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缴纳，更不可能依照条款执行。他表示，如果参照协议，商业银行或将亏损严重。

他举例说，假设某商业银行以6%获取100亿元协议存款，在不缴纳存款准备金的前提下，以7%贷款的使用，一年获得1亿元利润。如果依照规定缴纳，则其中要有20亿元必须由7%贷款置换为1.62%利率的准备金收益。至此，该笔业务将亏损760万元。

另一位了解此份银行业自律公约的商业银行人士表示，自律公约要求过于严格。“公约要求，18家会员单位如果违反规定，必须限期整改，并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和处罚；要求会员之间对违反公约的行为进行检举”。

由于各家银行诉求不同，这份自律公约目前还没有在行业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见。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目前三家大型国有银行总行不接受天弘基金为代表的各类货币基金协议存款交易。

“虽然总行没有下发正式文件，但总行协议存款的审批部门不批准各自分行与货币基金的存款交易。”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与国有大行拒绝与货币市场基金交易不同，接受记者采访的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关业务人士均表示，一直与其保持业务往来。

在他们看来，多数股份制银行属于融资类银行，余额宝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易对手。

“目前货币基金是一个管理同业业务流动性的重要资金来源，只要价格合适，我们以此来配置债券、票据等投资业务。”其中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另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士用“囚徒困境”来形容此时各家商业银行的处境。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余额宝带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使得原有的存款越来越不稳定，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应对之策时，各家商业银行只有与余额宝合作，即便后者用价格来要挟我们，因为谁都知道，我不做自然会有别的商业银行做”。

但另一方面，这些银行的的个人存款正在流失。

而最致命的是，相比于存款的流失，现有客户习惯的改变，是国有银行最难以接受的。

而这也正是阿里巴巴想要的结果。

习惯被颠覆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基金所带来“羊群效应”已开始扩散。

有商业银行零售部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自余额宝推出后，其所在行的类似互联网理财产品流入资金规模开始不断减少，而流出量逐月攀升并已出现负增长。

目前，截至2013年2月底，余额宝接近5000亿元，用户已突破8100万。由此从2013年6月13日至此，余额宝规模每天以22亿元左右的速度上升。

由此可预见的是，当更多的客户习惯了余额宝，他们将慢慢远离银行，商业银行个人客户的各类业务收入都会下降。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除了挤压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利润空间，还促使这些业务脱媒，改变了现有人群的“金融习惯”，这些产品正在逐步动摇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事实上，银行还面临其他的存款压力。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多家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对公存款也开始明显下降。

“春节过后，我们几个对公账户存款余额环比1月下降50%。不少国有企业开始通过旗下的财务投资公司，将原本的一般性存款转变为价格更高的协议存款。”一位国有银行的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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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也在想一些堵截的办法应对。一位持有工行卡的余额宝用户近期发现，其转入余额宝10万元的操作屡次失败，原本可一次性转入支付宝账户几十万元。原来从2月28日起，工行把转入余额宝的最高上限降低至单日5000元。面对这一政策，该用户愤愤地说，“哪家银行不让我买余额宝，我就不用它的储蓄卡！”

面对这种局面的演化，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也放出了狠话。天弘基金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持有协议存款是银行的政策赋予的。如果以后市场适应了货币基金的发展，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不会再做银行的存款，直接去买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券商发行的企业债。“我们直接把钱给企业，把银行这个中间环节给取消。老百姓通过买余额宝直接投资企业发行的债券。这更恐怖，因为已经没有银行的事了。”他说。

鏖斗

一位银行业人士认为，余额宝的盈利模式是存在于两种利率属性市场的套利行为，一方面，个人存款是利率非市场化，利率对于资金流动的敏感性很低；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同业市场是利率完全市场化。这两种属性的市场在同一时期、不同领域和对象上差异明显，形成了巨大的套利机会和空间。

但是天弘基金那位人士却认为，上述这些，原本即利率市场化进程，是这一改革和银行对散户理财需求的漏洞共同创造了余额宝。

2003年货币市场基金运作以来，一直都以债券作为最主要的投资资产。2011年10月底，证监会出台新规，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定期存款。同时规定，投资协议存款可“提前支付且不罚息”，并且，该协议存款属于同业存款范畴，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

针对“余额宝”的问题，银行业也亮出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认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可以把该条款作为与商业银行议价的筹码，要求对实际存期较短的资金适用期限较长的资金成本，将原本属于流动性管理范畴的职责，完全转嫁给商业银行，这不仅存在道德风险和监管套利空间，也存在金融风险。

之前一位与货币基金做交易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不止三家商业银行与天弘基金签署了“提前支付且不罚息”条约。“但如果银监会告知我们不允许签署此类规定，我们将立刻执行。”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在银行业针对“余额宝”们的研究中担心，一旦出现大量的集体撤资，货币基金可以不受存款期限的限制，而银行则需无条件向其转拨本金和利息，以便让其应付即时提现，这将不利于银行负债的期限管理，加大银行负债波动幅度，加剧银行流动性风险，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潜在威胁。

但至少，这种情况在目前“余额宝”收益率逐步下滑的趋势中还没有出现。天弘基金人士表示，目前余额宝仍是资金净流入状态。

“余额宝”户均持有量从成立之初的一两千元不断上升，目前为6500元，大量理财需求正在涌进余额宝。不可否认，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可能打破“余额宝”的净申购规律。不过，天弘基金人士表示，余额宝不会动用提前支取条款，自身的管理可以应对流动性需求。

但摆在各家商业银行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天弘基金与商业银行所商定的协议存款，在银监会规定的会计归属上被列为同业存款。其不纳入各项存款考核口径，从而不能计入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指标。即便商业银行不投放新的贷款，在一般性存款的下降的情况下，其存贷比将被抬升，银行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年初以来，许多银行的贷款发放更加严格。广州、深圳的许多银行分支行上浮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从20-40%不等，存款的减少，更使得许多银行从贷款端提高效率、严控质量。

面对既有利益损失被快速侵蚀，商业银行很可能继续给予反击。这正是利率市场化前夜中的一幕，中国金融市场的存款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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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囚徒的困境-维棉网裁员：“凡客学徒”的模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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