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仓埠籍国民党陆军上将徐源泉_新洲在线
徐源泉(1886～1960年)，又名克诚，派名继绩。黄冈仓埠镇(今属武汉新洲)人，萧耀南的同乡。1910年毕业于南京陆军讲武学堂。参加过辛亥武昌首义阳夏保卫战，后曾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上将参议等职，徐源泉晚年从事实业。1949初去台湾，1960年在台北逝世，年七十一岁。曾著有武学新书《曾胡治兵语系句解》、《我的回忆》等。搜集《太岳全集》，并撰序，刻版嘱子孙珍藏。
徐源泉说：“余家世代耕读”。1886年（光绪十二年）徐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研习中医学，常为乡人义诊，平时对子弟皆有教育。父亲去世，徐兄弟姐妹五人年龄尚幼，养老恤孤，全仗一人母亲内外操劳。徐长成后，念及母亲当年的“苦节坚贞”，常叹息“养育之恩，未能报万一”，后来发迹，全心尽孝。
二十岁那年，徐随在武卫左军中任管带的族叔至安徽，入随营学堂学习，后保送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将备学堂，毕业后入南京陆军学堂任见习。次年秋，闻武昌首义，率学生300余人参加阳夏保卫战，自任战时司令部学生队队长，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激烈交战。此为徐源泉从军上阵的开始，也是他参加国民革命的开始，是他一生功劳薄最为光辉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徐源泉返江浙寻访军校故旧，任上海光复军参谋、骑兵团团长，隶属袁世凯。其后不久，徐源泉应朋友邀，去新疆任军职一段时间。1914年入张宗昌军，1919年随张投靠张作霖，为张作霖所器重，直奉战争起，历任陆军第六混成旅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6年被授予将军府克威将军。
1928年其部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部队序列，历任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等职。次年率第四十八师驻防湖北，参加中原大战，因功提升为第十军军长。史称，1928年7月，他放任部属孙殿英盗挖清东陵，并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将部分受贿所得的清东陵财宝转移，据为己有,他究竟将东陵财宝藏于何处遂成为历史之谜。
1930年8月，蒋介石在全国设立“清乡”机构，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3省军队，拟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围剿”。10月2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主持召开湘鄂赣3省“会剿”。其间，徐源泉列席，蒋对徐器重有加。1931年后任湖北全省“清乡”督办兼第十六路军总指挥、鄂湘边“剿共”总司令、鄂湘川“剿共”总司令、川鄂湘黔边区“绥靖”主任公署主任等职，负责“围剿”洪湖革命根据地。1930年至1931年，徐率领所属部队“围剿”湖北共产党洪湖根据地，并镇压共产党在黄安、麻城领导的农民起义（史称“黄麻起义”）。1935年4月晋升二级上将，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徐源泉办学
从1929年起，命运的变迁，将徐源泉的军事生涯又一次地转移到家乡湖北，此后两三年内，徐源泉在老家仓埠建公馆，同时，在公馆的侧面，原仓埠巡衙署旧址上起屋办“仓溪小学”，后改为“正源中学”，即“新洲第二中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徐在武昌昙华林修建西方新古典主义公馆洋楼，将家眷安顿在此。每逢战事间隙，徐便赶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1931年5月，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决定在家乡仓埠兴办学校，并自任董事长。是年底，校舍落成，取名仓溪小学，座落在仓子埠旧巡衙署。
1932年2月，仓溪小学正式招生授课。一学期后，由当时的黄冈县教育局立案，并报省教育厅备案，正式定名为培源小学。1934年3月，徐源泉又创办了培源中学，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时，改名为正源中学，小学也更名为正源小学。
正源中学随着规模的扩大，学生慕名而来者颇多，除本县学生外，还有武汉、黄陂、红安、麻城等地的学生。万耀煌在《正源中学第三届同学录序》中说：“徐公，初设中学于黄冈仓子埠，而名之曰正源，其所收多乡里清寒之子。“当时从武汉来的一些学生，身穿西装，足登皮鞋，徐源泉见了，极不高兴，在一次训话中：“我这个学校只要穿草鞋的学生，不要穿皮鞋的学生，你们可要当心点！”
1936年，已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徐源泉，还念念不忘办学。他一方面巩固正源中学，一方面积极筹办正源大学，希图使仓埠镇具有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教育园地仓埠的百姓闻言颇为高兴，予以积极支持。特别是曾姓族人，主动让地作正源大学的校址。徐源搞活市场为了感谢曾姓族人，特制一块“嘉惠青年”的牌匾，赠给曾家祠堂。
1937年日寇侵华，徐源泉已擢升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即投入抗日战场，无暇顾及办学，正源大学一事搁浅，正源中学也在1938年停办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正源中学复课，而正源大学终未能办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何应钦等企图重立南京政府，开始暗中于权利机构内封官任职。徐源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推徐执掌湖北省军政大权，他表示了坚决反对，辞曰：“此际唯一要务，在营救领袖，不应为一省谋，尤不应为一身谋也。”
西安事变平息，蒋介石返回南京，徐正巧在南京，急忙前往官邸探视慰问，惊魂初定的蒋似乎很感动，“引余于卧榻旁，畅谈达半小时，主要促余入川，略示拔擢之意，余坚辞之。（蒋）又娓娓家常话不休……”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受此亲近待遇，最感动的还是徐源泉自己。由这一段文字，也可以推测，蒋介石早已作了退入四川的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曾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加首都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失败，徐率部以城外丘陵地带为掩护，得以撤离战场逃得性命，但是城内尚有中国军人十万突围不出，遭到日军残酷屠杀。武汉失守后，擅自率余部撤到平汉路西，李宗仁以其违反军令，押解西安，电请蒋介石将其撤职查办。1942年，经军法总监、湖北老乡何成浚求情，方无事释放至渝，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这是一个闲官，可能是蒋介石对他的安抚。
徐源泉前半生的军人经历——由东北军而靠拢国民革命军，由军阀而归顺南京政府。据徐源泉的回忆：徐的军队已在南京及武汉两大战役中伤亡殆尽，心灰意冷的他，再也没有了统军作战的兴趣。当年，那一个率领三百学生军于汉口大智门首战清军的年轻军人而今安在？人生真是一场梦……
军人实业家
军事之暇，徐源泉致力于创办实业和学校。在汉口、沙市、湖南沿江一带设置码头，经营10余艘轮船；在汉口开设泰丰花号、裕泰盐号、悫意人力车公司；在汉阳创办砖厂、恒源银行；在渝开办义华化工厂。在经商活动中动用军队牟取高利。据新洲论坛仓埠网友介绍，在徐源泉的老家，至今在仓埠百姓的口中有这样的顺口溜：“嘟嘟嘟，洋船到了仓子埠”——只要听见了汽笛声，就知道徐源泉的商船来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徐源泉回到武汉，彻底退出军界，从事实业，接收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兼任公司理事长；在沙市修建中山公园和横贯全市的一条马路；赞助修筑仓(仓埠)水(水口)窑(窑头)公路，成立仓水窑汽车公司、仓汉轮船局，自兼理事长；在故里仓埠开办电灯厂、轧花厂、碾米厂、印刷厂、女子针织业社、春生堂药店、颐和绸缎铺以及广货、杂货、米行等。
徐源泉公馆
徐在湖北有两处公馆，一处在家乡仓埠南下街，1931年建；一处在武昌昙华林街141号院内。新洲徐源泉公馆坐落在新洲仓埠南下街,距离新洲城关10公里，距离武汉65公里。
新洲徐源泉公馆：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26集团军总司令的徐源泉耗资十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含庭院），外有高墙、内有院落，上下两重，两层楼，中间建有天井，门厅有罗马浮雕立柱，室内有木质雕花转楼——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于一体，为当地最为富丽的一幢建筑物。
自1945年以后，徐一直住武汉市区（即武昌昙华林徐公馆），很少回新洲仓埠徐公馆多作逗留。1947年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参加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竞选，当选为立法委员。
据说徐当年耗资十万大洋，为他在家乡的母亲和发妻修建此居所，而徐本人平时极少来此长住。公馆之侧，即为徐当年所创办的“正源中学”（现为新洲县第二中学）。1949年后，徐公馆作为了新洲县第二中学教师宿舍，1984年，被列为武汉市及新洲政府“文物保护单位”，请来当地著名书法家罗自华在老屋子的门楼上书镌了“徐源泉公馆”五个颜体大字。
大军阀拿钉子户没办法
徐源泉公馆有着很明显的斜切，原因在于这不足一平方米的地盘当时属于邻居张姓人家，这个普通人家不同意把自己的土地卖给徐源泉。没有达成协议，徐源泉只好改变设计，把房子的直角变成了斜角，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看上去多少有点缺憾。
建这幢公馆时的徐源泉正炙手可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整个鄂湘都是说话算数的人，更不要说在他老家那个小小镇子。然而，人家张姓人家不肯让出那不足一平方米的土地，可谓是不畏强权实力的“钉子户”，徐源泉竟拿他没有办法，尽管他手里有枪有炮洋，只能退而求其次，造了这么一个不规则的房子。
昙华林徐公馆：知道武昌昙华林徐公馆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当时有人评价武昌之徐公馆，在当年昙华林公馆群落中，其建筑之华丽，为周围达官富户私宅所不能相比。因为“富甲一方”，所以有人传言：1928年，徐所属部下孙殿英盗取东陵财宝，徐有分赃之嫌疑，此事一直未得确证。2003年末，有乡人在新洲县徐公馆，企图就地掘金发横财，上演了一出现代“寻宝”的闹剧。
“昙华林141号”，不是一幢房屋，而是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大院落，即湖北省武警干宿舍。进院门，向右拐，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大场地，光秃秃地躺在那里，既不植树木，也不植花草，场地尽头，立着一幢与现代建筑风格全然不同的古怪的小楼房，这便是徐源泉公馆。徐公馆保护得很好，看不出有明显被损毁的痕迹。楼高两层，没有地下室，水泥凹痕涂层，左右八角型立面，直角门窗框架，六步石阶进入门厅，门厅以两根罗马立柱支撑，柱头上雕塑繁复的卷叶草花饰。楼房侧面为红砖清水外墙，有几个很小的凉台，漂亮的铁花栏杆。开一扇侧门，侧门进去，看见有楼梯通向二楼。
1949年初，徐源泉离开武汉，以去广州开会之名，临走，大抵只带了几样随身衣物，公馆内的陈设一样未动，但是，人已去了，楼已空了。
1949年徐扔下亲生儿子经香港赴台湾，曾任湖北同乡会理事长。1960年11月11日，突患脑溢血逝世于台北中心诊所，享年七十五岁。当时，去台的国民党官员多数健在，蒋介石也健在。也许是为了寄托去国离乡的哀思吧？徐的丧葬典仪办得非常热闹，“规模甚大，格局颇高”。国民党当局立即组成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亲笔题写“忠勤永念”的挽匾，派蒋经国为代表到灵前致祭。参加追悼仪式的军政要员有：陈诚、张群、于右任、谢冠生、张道藩、严家淦等。湖北省旅台同乡、湖北省黄冈县旅台同乡及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旅台校友到灵堂公祭，徐源泉夫人徐韩淑贞及女儿徐明举行了家祭。送诔词的有武昌首义同乡会等九个单位，送挽联的有：陈诚、严家淦、于右任、何应钦、陈立夫、白崇禧、杨森、顾祝同、薛岳等137人。湖北同乡何成浚等为其撰写了“黄冈徐上将墓志铭”。
上世纪末，徐源泉的女儿，现居美国的徐明女士，返家乡仓埠（今武汉新洲）探亲，与分隔数十年的兄长徐钧武相见。向湖北省新洲县有关部门捐赠了其父于逝世前撰写的“回忆录”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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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国民党陆军大学
国民党陆军大学1906年学校创办于保定,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学校奉令迁到北京西直门大街崇元观，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次年11月毕业。
中国经过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完全暴露当时的军备陈腐，无力抵御外侮，于是决定创建新军，挽救危亡。初拟全国逐步成立3六个镇(相当于师)分驻各省，由各省督抚负责编练。其中近畿六个镇首先着手编练，由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主持其事，即所谓北洋练兵。
同时，为了培养初级军官、军佐，先后设立北洋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8月改称陆军速成学堂)于保定，设立军需学堂于北京，设立军医学堂于天津。袁世凯派段祺瑞为北洋军学督办，管理各军事学堂事宜，督办衙门设于保定。当时近畿六个镇的干部只有少数毕业于以前的天津武备学堂，大部则是行伍出身。为了培养高级军事人材和参谋人员，于1906年5月又创设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于保定(该学堂即系陆军大学校的前身)，亦隶属于北洋军学督办，段祺瑞兼任该学堂督办。其第一期学员，仅由近畿六个镇及军事机关的优秀官员选送入学；第二期学员来自近畿六个镇及湖北、江苏两省；第三期学员才由当时已经编练新军的各省考选保送。
1909年清廷罢免了袁世凯职务，近畿六个镇及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均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直接管辖。后清廷成立军咨府，以载涛为军咨府大臣(其职权相当于后来的参谋总长)，1910年撤去北洋军学督办衙门，调任段祺瑞为江北提督，其所管辖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改隶军咨府(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及军需、军医学堂则改隶于陆军部)。该学堂改隶后，由军咨府命令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1年秋，武昌起义，清廷被推翻，学堂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设立参谋本部，将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隶属于参谋本部，由部令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简称“陆大”，下同)，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1932年陆大由北平迁往南京。抗战时期，曾经长沙、遵义辗转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仍迁回南京。
陆军大学校址迁移及学校经历过程
从1906年创办至1949年新政权建立为止整个43年的历史，按校址所在地，依次分为七个时期叙述如下：
(一)保定时期(1906年5月-1912年3月)
1906年学校创办于保定，段祺瑞为督办，张鸿逵为监督。5月8日开学，学员分为速成、深造两班。1909年春先后毕业，合称为第一期。同年9月，速成班第二期修业二年期满的学员毕业，是为第二期。
1909年11月，第三期学员入学。不久，督办段祺瑞他调，取消督办、监督名称，改为总办，由原任监督张鸿逵升任。
1911年秋，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在校的第三期学员暂时解散，校务停顿，等候处理。
在此时期，学校自开办以来，所有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完全操在当时所聘请的日籍总教官之手。
(二)北京时期(1912年4月-1932年1月)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4月学校奉令迁到北京西直门大街崇元观，召集第三期学员复学，次年11月毕业。同时，参谋本部命令：原任总办张鸿逵外调，总办改为校长，派胡龙骧充任。1914年，为了收回教育权，决定废除外籍总教官负责制，改由本国人充任教育长主持教务，首任教育长为江寿祺。具体办法是，所有日籍教官，凡是合同期满者不再续聘，逐渐选用本国有相当军事学识的人接充兵学教官；少数合同未满者，亦只与本国教官研究教学有关事项，不再直接讲课，至其合同期满为止。按学习内容需要，规定学制，从此各期均为三年毕业。
此后，自1914年至1922年间，学校负责人虽然有所调动，尚能顺利地续办，毕业了第四、五、六期。只是到1922年冬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因连年内战，财政支绌，校务停顿年余。1924年8月才继续考收第七期学员入学，至1927年8月毕业，即考收第八期学员入学；但至1928年夏，因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影响，学校又曾停顿数月，第八期学员暂时停课。
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派刘光到校接收，筹备续办。1928年9月，第八期复课，改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派黄慕松为代校长，周斌为教育长。
蒋介石为了能迅速地招收和培养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不待第八期学员毕业即提前考收第九期学员，于同年12月入学。又因北伐结束，部队整编编余的高、中级军官申请学习者甚多，临时增设特别班，学制为两年，是为特别班第一期，与第九期学员同时入学。此时，因学校班次增多，原有校舍不敷应用，故第九期学员改在北平祖家街前陆军测量学校授课，特别班另在新街口前航空署旧址授课。
此时蒋介石开始掌握陆大，急需利用为其培养骨干，因此同时在校学员空前陡增至三期之多。蒋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特派其当时新聘到的德籍顾问古稀、王恩翰等人来校任教，后又特派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杰到校数月，专为讲授《大军统帅》一课。
1929年夏，蒋介石北上视察时，曾几次到校点名、训话，但终觉不便就近直接控制，故于1931年第八期、第九期和特别班学员先后毕业离校时，即下令学校迅速迁到南京。
(三)南京时期(1932年1月-1937年8月)
1932年1月，学校迁到南京薛家巷前编遣委员会旧址。杨杰接任校长，王泽民任教育长。为适应需要，学校积极扩充规模。
这一时期学校各处负责人是：教务处处长邹燮斌，邹病故后，宗明继任。编译处处长史久光，史调要塞炮兵学校校长后，宗明兼任。副官处处长董乐山，董病故后，赵复汉继任。骑术处处长胡靖华。军医处处长史国藩，后由军医史国英代理。军需处处长吴廷纪。兵学研究院主任由杨杰兼任，后由兵学教官张亮清兼任。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刘冠世。
先是1932年1月，迁校工作与第十期学员招考事宜均已完毕，原订于2月开学，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的影响，该期学员延迟至4月才召集入学。
学校南迁后，为了准备和培养师资，曾邀请以前各期毕业学员中对于军事学术较有研究者约10人到校为预备教官，组织形式初名兵学研究会，杨校长亲自主持研究。1932年8月再选招第二期，才正式改称为兵学研究院，入院研究者称为研究员，研究期限为1年。
同年12月，第十一期学员考收入学。从此改变以前每隔三年才能毕业一期而不敷需要的状况，开始建立新的制度，即每年毕业学员一期，招收学员一期，以便逐年能向部队和机关输送一批新生力量。
以前在北京时期，学校主要课目多由外籍(初为日本，后为德国)教官讲授。南迁后，校长杨杰大力扭转此种情况，设法尽量聘请本国教官，尽量亲自协助指导战术教官备课，逐步地将教育职责转移到由本国教官承担。此时，虽然尚有少数德籍教官(史培曼、斯达开分担讲授小战术，古稀讲欧洲战史，施太秋讲空军战术，王恩翰讲后方勤务，克补卜讲输送学)及白俄教官(布尔林讲谍报勤务及大战原理，多马舍夫斯基讲要塞筑城)，但是主要的师、军战术已改由中国教官张亮清、何成璞、林熏南、徐祖诒、吴石、梅铸、宗明、张秉钧、郗恩绥等教授。
各期概况及毕业学员对社会的影响
陆军大学从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仅招正则班，学制为三年。民国前三年（1909年）在全国新军中，普遍考选学员入校。第四期学员招于第三期毕业之后，文化程度较为整齐，大多为各省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和军官学堂的毕业生，经初试和复试合格后录取。该期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首次招生，同时又刚刚颁布了新的条例，因而学员的文化素质高，生源分布广，数量也比较多。
正则班第三期毕业于1913年11月，共102人，第四期学员于1916年12月毕业，该期正式毕业学员为122人，副课学员3人，旁听学员8人。该期毕业学员中，不少成为北伐军中将领和高级幕僚，以及国民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晋绥军军长、先后任山西、河北省主席、军令部部长和陆大校长的徐永昌；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国防部次长的蒋介石亲信幕僚林蔚；曾任参谋本部次长、陕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及军政部航空署署长的葛敬恩；曾任参谋本部厅长的姚琮；曾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副监、陆大教育长的周亚卫；曾任军事委员会驻川参谋团团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重庆市市长的贺国光；曾任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的王文宣，总务司司长项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举兵倒戈反奉的名将郭松龄；长期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骥；曾任冯玉祥西北军高级幕僚的刘汝贤；曾任东北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热东举旗抗日、后被张学良委任为军团总指挥的彭振国等。此外还有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参谋次长的段云峰，在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军长的有王翰鸣、王普、许琨、黄胪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伪军事训练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萧叔萱，也是该期毕业学员。
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毕业的陆大5个班期中，该期毕业学员人数最多，发展面较广，因而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
第五期于1917年1月入学。该期招生的时候，恰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部队服役期满二年之时，正好符合入学资格，此时又值陆大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所以该期学员中，保定军校的毕业学生就占了90%，文化和军事水平都高于以往各期。
该期于1919年冬毕业，共84人，肆业3人。该期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国民政府骑兵军军长门炳岳，奉军军长刘伟、直系军长徐寿椿，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等人；军委会的高级幕僚晏勋甫、晏道刚、欧阳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较著名的是万耀煌，他曾任第十三军军长、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大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本期还有曾任师长、后任陆大教育长的王泽民，曾任军长后任参谋本部厅长及陆大教育处长的龚浩等人。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参谋长、后投敌做了汉奸的荣臻，也是本期毕业学员。
第六期于1919年12月入学，该期学生来源同第五期，唯因财政奇绌，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影响了教育，勉强维持到毕业。
该期于1922年12月毕业，共l08人，其中肆业者4人，旁听6人。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曾任陆大教育长的徐培根。担任军长以上长官的有，吴尚、杨效欧、安锡嘏、韩全朴、张会诏、程汝怀等人，还有曾任战区参谋长的邹文华，任过陈诚部参谋长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张樾亭、殷祖绳、王恺如等人，有任马占山的参谋长、指挥军队在江桥抗击日军的谢珂；还有曾任东北军、西北军要职，后来投敌当汉奸的鲍文樾、郑大章等。
陆大在停办一年后，于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学。该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间，校长由直系的师景云易为奉系的韩麟春。韩为办好陆大，“筹集经费，整理校务，不遗余力”，使学习顺利进行。
该期于1927年7月毕业，共74人，肄业12人。
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统兵将领有，孔繁瀛、吴化文、周嵒、张文清、彭启彪、黄永安、赵镇藩、斯立等人，高级幕僚人员有，廉壮秋、刘书香、王纶、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
第七期毕业后，第八期于1927年8月入学。此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抗拒蒋冯阎李联合的北伐。该期学员以奉系军官为主，招收的多为东北讲武堂毕业学生。因而学员中东北籍军人占多数，保定军校毕业生和其他各省军校毕业生仅占很小部分。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开始，陆大学员纷纷退学，归回原部队，极少数参加了北伐军。校长韩麟春随张作霖退东北，学校因而停办。
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蒋介石即谋恢复陆大并亲兼校长，派本校第三期毕业学员刘光代理校务。经两月筹备，同年8月，招回离去的学员，第八期恢复上课。
本期于1930年11月毕业，共89人。该期毕业学员，不少人成了东北军中的军事骨干，如王秉钺、甘登俊、金奎壁、黄师华、张纯玺、刘德浴、刘震东等。该校招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不少人成为北方领军的负责人，如先后任过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过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及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的周熹文等。本期毕业学员郗恩绥，后为陆大名教官，抗战中曾任战区参谋长；尹呈辅曾任参谋本部处长及军令部副厅长等职。
陆大的组织及教学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接办陆大后，于1929年8月23日颁布了组织法，规定陆大直属于参谋本部，负责养成军事高等人才，选拔品学优越之青年军官授以高等用兵学术。其组织由校长、教育长、兵学研究院、教务处处长、教育副官、兵学教官、聘任兵学教官、兵学辅助教官、聘任政治、经济教官、编译处主任、编译官、副官处主任、副官、军需、军医室主任、军医、护士以及兽医、秘书和机要文书人员等组成。其组织系统如下：
校长：蒋介石（兼），教育长 国民党特别党部：专职书记长一人，事务人员二人。
兵学研究院：中、少将主任一人，中、上校研究员十余人。
教务处：少将处长一人，上尉及少、中校教育副官四人，文书人员三至四人，专职兵学教官二至三十人，聘任外籍教官约十人，聘任兼职教官三至五人，国术教官一人。
副官处：上校处长一人，中、少校副官各一人，财会人员三人，文书人员二至三人，勤务士兵若干名。
编译处：上校处长一人，上、中校译员五至七人，聘任外语教官四至五人。
骑术处：少将处长一人，上校骑术教官一人，上尉助教一人，马匹管理人员及饲养兵若干。
医务室：上校主任一人，上尉、少校军医各一人，护士、司药各一人。
印刷所：少校所长一人，绘图员四至五人，事务人员二人，印刷工人若干。
学员班：每期为一班，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指定学员一人为学员长，负责与校各部门联系及维持课堂秩序。
陆大月刊出版社。
陆大函授处。
校长承参谋总长之命综理校务（蒋介石兼校长时，校务实际由教育长负责）；教育长承校长之命督率各教官、编译官暨有关教育之各员，任教育上计划实施和有关军事学术的研究。
1928年底，蒋介石因忙于编遣军队，乃命令黄幕松为副校长，代行校长职权。周斌任教育长。1929年6月，黄调走，周代理校长。黄、星期二人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1930年冬，陆大第九期毕业出校后，蒋介石为便于对陆大的领导，以及同政府各部门联系，决定陆大由北京迁到南京，校址选在汉口路薛家巷妙香庵旧址。时代校长周斌调走，蒋介石于1932年初辞兼校长职务，任命杨杰为陆大校长，王泽民（本校第五期毕业）为教育长。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小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学堂、日本陆军士官预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以中校身份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十五期，毕业时名列第一，日本天皇赐予宝刀，其军事才能受到国内外军学界的赞誉和尊重。
杨杰对主持陆军大学引以为自豪。他认为，不独立的国家或没有国防力量的国家，是不配建立陆军大学的。中国能自主地办陆军大学是不简单的事。
杨杰认为，陆军大学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使高级指挥官及幕僚人员成为“智能兼备之士”，培养学员的目的是“为养成优秀将校与幕僚，以备国家干城之用，不特党国命脉所寄，而民族兴之与其负”。因此要求学员在学习中一定要完成“救国之签识，御外侮之本能”。
杨杰对陆大的教育方法是采取“取化教育”，即是要教官去诱导学员自己去研究，使之彻底领悟，确有心得。他在教学中广引世界上各著名战例，又反对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他说：“我国如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必不能自适其生存。”他反对纸上谈兵，很重视对学员的实战训练。陆大每年的春秋两季的现地战术作业，他大都亲自参加指导。演习中他轮流到各战术班视察演习情况，然后亲作讲评。1934年12月，蒋介石又兼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实际上仍主持校务，直至1937年8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苏联工作为止，他是陆大历史上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兼任校长后，有时莅校主持纪念周及开学、毕业典礼并讲话。
陆大自迁南京续办后，教官素质有所提高。兵学教官大都由历期毕业的优秀学员或留学国外学有专长的人员担任，如担任军战术的张亮清、何成璞、张秉均等，担任师战术的赵秉衡、郗恩绥、温鸣剑等都颇受学员欢迎。战术课业主要由本国兵学教官担任。此时，日本籍教官都已解聘，外籍教官只留了德国及流亡在中国的白俄军官担任战术、战史和军、兵种课目的教学。
蒋介石认为德国是当时军事上最先进的国家，且与中国无利害冲突，政治上亟图效仿德国的法西斯统治，故聘任德国教官最多。其中，史培曼、古德威（十一期后改为史达开）教授应用战术，林德曼教授炮兵战术，哈德门、史太秋先后讲授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教授化学战，古西教授大军统帅、战史，王思瀚教授参谋业务、编制装备、输送动员、列强军备等。
这批德国教官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取消军备，使得大批战术索养高，身经大战的高级军官失业。如史培曼、古德威、史达开、古西都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有的地位很高，如林德曼即是德国陆军中将，余亦多为中高级军官。他们应聘来华后对教学都比较认真。
德国教官担任的战术教学，从团、旅战术一直到师、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其战术思想基本体现在德国《军队指挥》一书中，他们比较注意战略战术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并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给广大学员多少带来了世界先进军事战术技术的新信息，内容很是新鲜。但与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劣的军事装备相比，又有些不合时宜，加上所讲内容要由编译人员口译，影响了效果。但史培曼、史达开讲授应用战术，无论图上或现地作作业，都是方法灵活，临机应变，不受预构想定限制，常常令学员“即题”（根据作业中发展）作业，颇受学员欢迎。因受教官人数限制，德籍教官指导的战术，全期分2个大组进行，为区别与本国教官所指导的战术作业，当时习惯称之为“小战术”，他们有时也以1个教官将本学习班区分红、蓝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作业，方法活泼生动，学员们颇受启发。
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
陆大的校风、学风及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陆军大学生存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它一方面受到西方军事思想的影响，具有现代军事教育的某些特点，但它又带有较浓厚的旧军队的色彩。
旧中国的军事院校由各派系军阀所学握，为一党一派培养人才。因而各个派系的军阀很注重培养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派系基础上的，它不同于单纯的政治关系和隶属关系。单纯的政治和隶属关系，在有权力地位之争时，可能会变化，而师生关系则比较稳定。蒋介石与黄埔师生之间，无论双方的地位怎样变化，见面总喜欢人称他为校长。所以蒋自1934年到1947年间，几乎兼任了所有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对陆大的领导权，更是抓住不放。
从陆大学员的入学来说，尽管陆大的条例对学员入学的标准定得很高，要求也严，但由于学员的资格首先由各部队保送，那么与各部队长官有亲谊关系着势必捷足先登。甚至个别不是军人，因与部队长官有关系，搞个类似参议的头衔，再补习一点军事（特别班不考实兵指挥）。自然科学、几大教程和战术作业，均在纸上谈兵，对有点文化者是比较容易学会的。学历上找两位正式军校出身的朋友，写个假证明也就混过去了。
另外，蒋介石为了培养亲信，也随意批准考生人数，对看上的认为可以深造的黄埔毕业生，几乎每期都有蒋介石特许入学的。
入学考试时，为杜绝舞弊，要求甚严，但违犯规定者仍不乏其人。正则班考生年轻，涉世不深，一般还不敢犯规。而特别班学员身为高级军官，社会关系多，考官即使不是直接亲友，也可找到间接关系，走门子，求帮助，设法搞到题目，或买通口试官预先约好回答的问题。
开办特别班，一方面安排了编余的军官，为未进过院校或学历较浅的军官提供了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趁机以此来作为排除异己，剥夺杂牌军官权力的机会。如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西北军宿将张之江等人，就被调到陆大特四、特五期学习，入学时已年近花甲，还和一帮中青年军官一块上课。毕业后也就不再担任有实权的军职。正则班的王家烈，被剥夺了在贵州的军政权力后，安排在正则班第十四期就读。
陆大学员在学习期问，非常重视同学关系。旧军队派系颇多，同在陆大学习三年，毕业后，同学之间基本上一视同仁。每期百名同学中总有些飞黄腾达的，经其提携一下，总能谋个一官半职。退1步，也可做1个高参之类的官。假使不愿在官场应付，回到母校做教官，也可糊口。因此说，考上陆大，也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所以许多人只要迈进了“铁门板”，学习就松下来了。用功的埋头读书，不用功的课余吃喝玩乐，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学员们对战术课比较重视，一向没有缺课的，有的课因教官不好，学员就任意缺课。所以学员中常以"这堂课上了几成座"来评价教官的好坏。同学之间拜把子换兰谱，聚餐拉关系的比比皆是，宿娼狎妓也大有人在。因而陆大学员把毕业文凭、同学通讯录和毕业证章作为“三件宝”。
除了学员间的往来以外，陆大中的社团活动也很活跃。三十年代初，复兴社在学员中扩充组织，黄埔军校出身的学员尤为活跃，他们拉拢学员填表、宣誓，进行小组活动等。参加复兴社的学员还受命监视杂牌军队来的学员。另外，青帮也在陆大活动，收教门徒。
陆大对学员的管理，各个派系掌管学校时要求不一样，即使同一派系掌管时，其管理也因领导而异。国民政府接管陆大之后，并无专职干部负责，仅由教务处会同教官考核课业。因学员都是带职入校，生活完全自理，偕有眷属的学员，都自租民房。对单身的学员，在北京（九期）和初迁南京（十、十一期）时期，学校曾供给宿舍。但十二期后，学校因房舍不足，规定学员一律自己解决住房。住在校外的，按上课时间表到校上课。杨杰自欧洲考察归来后，认为外国陆大同普通的学校一样，因此将门卫也撤除了，学员出入自由。由此，学员更加散漫，迟到、早退、缺课等现象很普遍。学员规定着军服，统一佩戴刻有“陆大”字样的领章，但由于军服规定自备，因而各取所好，质料、颜色又颇为杂乱。
后来万耀煌任教育长时，对学校作风大加整顿，要求颇严，大有矫枉过正之势。但万学术水平不高，只会抓行政作风上的小事，搞得怨言四起，甚至有人作对联讥讽之。
陆大当局为鼓励学员认真学习，曾在特七期、正则班二十期时报请军令部批准，规定学习成绩在最后三名者淘汰。但学员提出反对，说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后三名。后经特七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学员到侍从室活动，改为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学校当局特别是教官们站在学员一边，不会使1个学员不及格。这样，上述规定又变成了一纸空文。
从教学内容上讲，虽然安排有中国古代兵法、参谋旅行等内容，但由于照搬外国教材和教育大纲，部分主要课目由外籍教官讲授，因而陆大的教学对西方东西不易消化，教学内容多注重西方百余年来的会战方式，对其史实变迁、战术指导及技术应用方法，缺乏深钻细研。
抗战中，陆大作为1个教学研究机关，荟萃了许多兵学人才，但对抗日作战中出现的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没有在教学中进行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大当局曾多方搜集欧洲战场上的德波、德法、苏德、北非等战役以及太平洋上美日作战的战例。遗憾的是，中国抗战八年，大小战役战斗不下数百次，陆大当局反而没有整理出一套战史资料，作为学校的教材。教学脱离中国实际，由此可窥一斑。
陆大在中国近代军事舞台上的影响是颇大的。它给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军事领域，带来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先进的军事技术知识，使一部分出身于初级军校的军人得以深造，也使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开了眼界，使旧军队初中级幕僚人材开始由实践经验型向知识型转变，指挥由单一的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指挥转化，拓宽了军事研究的领域，开阔了中国军事指挥人员的视野。
陆大办学47年，共毕业正则班二十三期，共2438人。其中，在北京毕业第一至第九期，共871人；国民政府时期，从迁宁到抗战结束，毕业了十期至十九期，共十期1069人；解放战争到该校停办，四期共500人。特别班，共八期1018人。将官班甲乙两级，共毕业657人。
陆大毕业学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有的军事活动，有的纵横于军阀混战中，有的筹划于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中，近代中国几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陆大学员的表演。特别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中，陆大毕业生中的2100人参加了作战指挥，有的担任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师的主要长官，特别是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中，几乎都由陆大毕业学员担任。抗日战争中，军委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一百多个参谋长全部到齐，报告战况，研讨决策，沟通战术思想。为了发挥陆大毕业学员的作用，军委会曾明令规定，军的作战命令下达时，参谋长须与军长联署，以系共同负责。军长下达作战命令，如违反上级意旨，参谋长可拒绝签署，以明责任。由此可见，国民党军政当局对陆大出身的人比较重视。有的陆大学员在抗日作战中，流血牺牲，为国捐躯。
三 : 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人物信息，潘文华[国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外号潘鹞子，川军甫系的武德励进会第二任会长，刘湘死后替补成为川军五行中的一人。民国二级陆军上将。 历任川军教导师师长兼重庆市长、国民党第7战区23军军长、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潘文华_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 -人物信息
（www.61k.com］姓名：潘文华
拼音：PAN WENHUA
所属时代：近现代
生卒时间：1885—1950
字号别名：号仲三
出生籍贯：四川仁寿县文宫
虔诚佛教信徒
重庆第一任市长
抗战名将
领衔川军起义
潘文华_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 -简单介绍
潘文华（1886—1950年）字仲三，仁寿县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09年入藏任副排长，在巴塘一带作战。辛亥革命后，在川军第三师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川东清乡总司令。1928年兼任重庆市政督办。1934年阻截中央红军长征入川北上。1935年11月任第二十三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率部出川在太湖、泗安、广德一线布防。1938年1月刘湘病逝后，统率刘部大部分部队，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和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多次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秘密晤谈，决心反对独裁，坚持抗战。1939年1月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在公署内设电台与中共联系。1945年10月改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后，于12月9日与刘文辉、邓锡侯在彭县通电起义。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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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_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 -人物经历
少年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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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农兴村二组（棕树湾）。父名在田，清代秀才，教私塾谋生。生母江氏，生姊妹三人，在他5岁之际病逝。后爸爸迁居文宫镇下街，做小生意维持生活。不久父续娶张氏，生弟昌猷、世英。后又随父迁高桥镇（文宫镇附近），就读私塾，但迫于生活，不久辍学。1896年父病死，家中就剩1个寡妇和五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堂叔潘秀峰见其颖悟过人，资助他再上私塾，年馀弃学，投拜族兄潘书堂学习武术。不到一年，另学堪舆。1900年与二叔潘贵成一道上成都，经父友贾金华介绍到华兴街一家衣帽店当学徒。因年纪少，老板只是让他干些杂活和帮师娘带孩子。当时清廷废绿营，建新军，潘文华每天背着小孩跟在新军后面看热闹。当时东教场有许多洋玩意，比如双杠、平衡木、吊环个、木马，他对这些很感兴趣，趁当兵的休息，偷偷上去玩两下。当兵的见他动作纯熟，都感到惊讶，1个班长就劝他干脆吃粮当兵。
1902年由贾金华担保，离店从戎，在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相当于混成旅，驻成都东较场）当随从，当时年仅14岁。两年后升为二等兵。不久升为上等兵，在军训中，他在各项器械、枪术、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等方面，都名列全协前茅。能在两丈馀高的城墙上跃下，然后徒手攀上，多次反复，面不改色，由此得“潘鹞子”绰号。四川总督锡良在凤凰山军营召开全省运动大会，潘文华作为军队的代表， 在开幕式上表演器械体操，他刚健纯熟的演技，受到锡良赏识，当堂破格委任为牟目队体操助教（牟目，指陆军低级武职），不久，四川开办陆军速成学堂，经四川陆军学堂总办陈宦同意，免试入学，仍兼体操助教。与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缵绪等同窗，在速成学堂加入反满团体，留名写有“炎黄华胄，岂戴胡儿天子”的《金兰谱序》，险抛头颅。
1909年9月，陆军速成学校第一班毕业，潘文华随军入藏，任副排长，在巴塘一带作战，生擒头人哈巴龙，升为排长，随部队进藏，在波密战役中，以“功”升任连长。1911年，在西藏江孜率领全连起义，响应辛亥革命。由于英军扶植的藏军不愿起义，与潘率领的义军对敌，义军粮、弹缺乏，孤立无援，潘文华等不得不经印度、缅甸、云南步行返川，在顺庆（南充）李挽澜部下任连长。
1913年至1916年间，袁世凯梦想称帝，蔡锷、唐继尧和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在进步党人张澜策动下，潘文华随第三师钟体道师长、李挽澜旅长响应蔡松波号召起义反袁。袁世凯倒台后，潘文华先后升任营长、团长。1918年川滇军阀混战期间，李挽澜在内江同滇军金汉鼎部作战阵亡，潘文华代理旅长职，退驻陕南。1919年钟体道师被刘存厚兼并后，潘文华将全旅从汉中带到进驻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 被委任为独立司令。此间，他为解决部队欠珦问题而广种鸦片，收入甚丰。倒熊战役时，刘湘退往陕南途中，钱弹两缺，他以速成同学之谊，以白马八匹托白银1.5万两相赠。这种雪中送炭之情，使得刘湘深为感激。1920年鸦片即将收割川军田颂尧和刘斌为抢夺鸦片烟税，以饥兵就食为名联合杀向通南巴山区，潘文华自度不敌，率队退往川东，投刘湘部，时刘湘为四川陆军总司令，潘被任命为第二军第二旅旅长，不久升为第四师师长。
刘湘干将
1928年春，因为杨森收留吴佩孚，导致被国民政府免去20军军长职务，他到杨森属下大举活动，使得郭汝栋、范绍增、吴行光、赖心辉组成四部反杨同盟。虽然这次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使得范绍增投靠刘湘。这冬，刘湘和杨森为争夺速成系的领导权而爆发下川东之战，这时，刘湘局促于重庆，巴山、璧山一带，被讥笑为爬壁虎，而杨森除了自己的几个师外，还有李家钰、罗泽洲、赖心辉等相助，一齐杀向重庆。潘文华见刘湘处境极为艰难，乃向刘湘进言：“击溃杨森主力，则李、罗不足惧也，并自告奋勇带兵猛攻在长寿的杨森部主力师杨汉域部，苦战两昼夜，右臂负伤，终于将对方击破。从而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1932年终于爆发四川最大一次内战“二刘之战”，潘文华部约六个旅为南路军西上，迅速占领泸州，突破沱江防线，刘文辉在荣县，威远投入三万以上兵力反击，潘文华的南路军首当其冲，与之激战三日，当刘文辉实施多路突击时，他已经态势突出，有被围歼的危险，便退守老君台，与追击的刘文辉部冷寅东激战五昼夜，官兵战死者达3000馀人，终于挡住了敌军的推进。迫使刘文辉罢兵谈和。不但承认他开战以来从刘文辉手中掠取的大片防地的占有权，而且还保留了今后对刘文辉与邓锡侯等发生冲突的干涉权。1933年6月爆发的安川之战中，他第3个突破岷江防线，进占眉山，使的刘文辉部全线崩溃。
对抗红军
1933年，潘文华任教导师师长，兼任刘湘部预备军总指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川边时，潘文华被刘湘任命为“南岸剿匪总指挥”，两人关起门来密谈，刘湘心情沉重地对潘文华说：“当前形势之严峻，实为前所未经，可以说是本集团危急存亡之秋。川北红军，正谋南下，江西红军，又将进入川境，倘南北合流，后果不堪设想。更令人头痛的是薛柏林（薛岳字柏陵）十万大军尾随朱毛红军之后，一旦进入四川，哪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处。贵州王家烈的下场，便是我们前车之鉴。问题麻烦在于他们以追击红军为由，名正言顺，我们根本提不同任何反对的借口。处此危局，只有推诚争取川军各部团结，共图生存。我反复考虑，准备留置五万部队于绥宣一线，交唐式遵率领，与邓、田、杨、李精诚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扼止川北红军于通南巴一隅，无任其南下。另将二十一军主力悉数南调，与朱毛红军周旋。”说到这里，刘湘起身将墙上军事地图拉开，用手比划着对潘文华交待：“涪陵以下，必要时暂且舍给蒋介石，交中央军接防。我军主力集中控制于荣（昌）、隆（昌）间机动位置，固守长江北岸地区。另外以9个旅在舰队和空军配合下负责叙府（宜宾）至江津长江南岸，全权交你指挥。究竟如何运用，就看你有什么设想？”
潘文华略为考虑，说是：“沿叙府至江津千里江防，红军作战飘忽不定，无法预料对方主力从何处突破，9个旅兵力实在不敷分配。我准备派得力校级军官赴川黔边各县督饬修筑碉堡，组织地方团队作据险守城准备。另外以3个旅封锁赤水河左岸渡口，阻止红军进入川境，以免将薛柏陵那股祸水引来。其馀部队以泸州为中心，沿重点县城聚集，防备红军窜入川境北渡长江。”
刘湘打断他的话说：“我不是问你具体部署，而是要听你原则上的运用。”潘文华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便表示：“甫公你有什么安排，尽管吩咐，我保证执行。”
刘湘重新坐下，缓缓说：“我们与红军，固然是水火不相容，但目下同为蒋介石所要收拾的对象则一。如果红军真要夺取四川，仅凭南岸9个旅，当然拦他不住。但这次作战，与跟川北红军打硬仗完全不同。倘朱毛红军只是借道他图，我们馨香祷祝，欢送出境，免得把‘瘟神’带进门。因此只要黔北红军不作北渡长江之举，我们就虚与周旋，保全实力，决不对销，唱一台假打戏。当然，戏要演得像，决不能让别人抓住破绽。万一对方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拼死一搏，真打狠打以求生存。我把主力配置于长江北岸荣、隆间，就是准备逼北渡的红军背水与我们决战。届时你率南岸部队配合，击其后路。真打假打的分界，便是红军渡不渡长江，完全要靠你根据具体情况掌握。”
潘文华心领神会，受命而去。结果没等红军主力渡江， 青杠坡战役一交手，他手下的郭勋祺旅就让朱毛红军知道川军战斗力不低，舍弃了北渡长江的企图，折返贵州境内。
1935年冬，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他驻节眉山，统一指挥天全、芦山的2个师。但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所打败，所部7个旅在后撤途中损失近半，直到刘湘援兵赶到，才在百丈关战役挫败红军的南下企图。
防蒋图存
1936年，“西安事变”后，潘文华在川康整军会议中晋升为刘湘部第二十三军军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奉命代理二十五军团总司令职，出川抗日。在四川各界人士欢送大会上，潘以“胜则生，败则死”为中心的讲话，深受爱国人士欢迎。
1937年12月，潘部2个师参加了南京外围的广德保卫战役，曾将日军先头部队击退，缴获汽车20馀辆，机枪十多挺，后来日军集中火力猛攻，所部144师师长郭勋祺负伤，147师 师长杨启文失踪。部队损失很大。刘湘另一将领唐式遵为了推卸责任，诬告潘文华作战观望，使他得到个撤职留任的处分。
1938年1月19日，刘湘病逝，他护送刘湘的灵柩回川，从而结束了短暂的抗战史。刘湘死后，蒋介石迫不及待的发布他的亲信张群任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群起反对。只好改任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但这次反对张群主川最激烈的是武德励进会这个组织，这个会是刘湘军中的核心组织，全是营以上骨干军官，刘湘是他的会长，但刘湘死后，领导无人，故该会召集成员，举行大会，推举继任会长，实际上是确定刘湘的继承人。当时王陵基和王缵绪都想当这个会长，潘文华因为在前线遭到蒋介石处分，情绪低沉，处于闭门谢客状态。但大会一开始，刘湘部元老钟体干站起来发言，建议选1个刘湘生前最信任的人来继承刘的事业。许多人都知道刘湘的遗愿，因此钟体干话音刚落，便一致推选潘为会长，刘湘的谋主乔毅夫和张斯可并说如有人反对，定是川奸，当共诛之。潘文华就轻而易举的继承了刘湘的宝座。蒋介石见木已成舟，不得不放弃打压他的企图，发布潘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以示拉拢。集团军下辖三个军九个师，编制如下：
第28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
24军 军长刘文辉，副军长陈光藻(刘文辉集团) 136师 师长唐英 、137师 师长陈光藻 。
56军 军长郭昌明，(刘湘集团) 163师 师长陈兰亭 、164师 师长彭焕章 。
95军 军长黄隐，副军长刁世才(邓锡侯集团) 126师 师长谢无圻 、新9师 师长杨晒轩 。
集团军直属 。新17师 师长刘树成 、新18师 师长周成虎 、新28师 非川系部队
潘文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他笼络，牢记刘湘的遗训：“蒋介石这个人无论嘴巴说的多甜，决不能信任，只有联合与我利害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因此，他在武德励进会第二次紧急会议上提出：“团结川康，支持抗战，联合中共，防蒋图存”的主张。 这时潘文华与张秀熟、郭秉义有来往，在重庆与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次交往。又通过所部中心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与党长期保持联系。 1938年5月，周恩来在成都长发街和潘会晤后，周恩来派唐舞园到潘文华部队建立统战关系。（有成都电台与延安联系，台长金文彬）、
1939年3月、潘文华晋升二级上将，同时被发表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绥靖署设阆中，所辖56军 军长郭昌明 163师 师长陈兰亭、164师 师长彭焕章 、公署直属 新18师 师长周成虎。同时任命他的儿子潘清洲为巴山警备司令。批准新建2个团的警备队。蒋还扶植潘的弟弟潘昌猷作四川银行董事长。潘对蒋的用意是清楚的，就是把他支往阆中，免得和邓锡侯和刘文辉等地方势力联成一气。所以，他到阆中驻了一段时间后，规划好大巴山防线就回驻成都。潘文华回成都后，恰逢云南省主席龙云路过成都，他和邓锡侯、刘文辉前往拜访，共同签订了1个川、康、滇三省联防协议，抵制蒋介石的渗透。但王缵绪为了讨好蒋介石，便将此事密电告蒋，潘文华截获密电后，立即约见刘文辉和邓锡侯商量，决定由彭焕章、刘元瑄七师长联名倒王。将 王缵绪逐出四川。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3个川军巨头到重庆，好言安抚，并说了一通时局艰难，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共挽危局的话。便提出自兼四川省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代理实际政务的处理方案，潘文华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
蒋兼任省主席之后，为了缓和矛盾，指使孔祥熙和贺国光和他义结金兰，但在军事上，始终对他严加防范，安排祝绍周为他的副手，2个黄埔四期生给他当正副参谋长，他表面敷衍，内心不为所动。对蒋的人员采用保荐升官和送钱的办法先后送走。
1944年底，蒋企图以“通敌”罪，阴谋通过杨森、潘文华除掉刘文辉。潘文华不惜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对蒋介石的密令明施暗抗，免却了川康军民可能遭受的一场浩劫。他还由川北圣人张澜监督宣誓，正式加入民盟，成为秘密会员。中共南方局被破坏后，他就通过张澜和中共联络。并长期提供张澜的政治活动经费。
彭县起义
潘文华的作为，蒋介石早有不满，抗日胜利后，遭蒋撤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及其子潘清洲巴山警备司令等职的打击报复，只继任五十六军军长职。其后，经过程潜活动，另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将其4个师驻防黔江、酉阳、秀山及湘西边境。剿灭了巨匪彭金镛和瞿白垓。
1946年国共和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潘文华见到了毛泽东。蒋介石派特务进行捣乱，潘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其后，潘任西南行政副长官时，潘一直未接受过蒋介石的指挥。这期间与共产党的联系更为密切。西康省电台、阆中电台与延安电台互通情报。
1947年底，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56军被整编为56师，由他儿子潘清洲为师长，移防宜昌，但不久所部就被分割使用，他能指挥的只是警卫团而已。他大为不满，称病回到四川，被发表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处于有职无权阶段。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介石政权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状况，潘文华之子潘清洲趁机在洪湖搜罗旧部，编成1个师，编号235师，自任师长，从夔门开回四川。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潘为求出路，派人与民革联系。9月，潘的老部下郭勋祺自武汉返回，力劝他在重庆起义，他以力量太小，未付诸行动。11月中旬，他到了成都会合刘文辉和邓锡侯，并和中共临工部负责人吕振修联系上，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和胡宗南30万溃兵聚集成都，空气骤然紧张。
蒋介石费劲心机，拉拢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均被三人搪塞过去。蒋认定三人不肯卖命，便胁迫三人家属飞台湾当人质，并赠送飞机票。三人干脆出走成都，12月9日，刘文辉以西康省主席的身份起义，潘文华和邓锡侯以西南行政副长官的身份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此外，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喻孟群、刘兆藜诸部。起义后，党中央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潘文华向志愿军捐献寒衣款二千万元（当时币值）。潘文华一生爱国爱民，敬老尊贤，宽厚信守，热爱桑梓，重视教育，关怀青少年。至今人们赞颂不已，记忆犹新。
病逝
惜于1950年11月12日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中央人民政府发来唁电，遗体复盖国旗，殡葬于成都武侯祠。墓地在今成都市正则会计师学院内，保存完好。（遗言葬于刘湘墓旁。当时刘湘陵园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潘墓距刘墓直线距离仅300米左右。）
潘文华_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 -人物轶事
重庆市长
一、二军大战时候，他在合川和刘斌对垒，等到重庆丢失，二军系大败，他只有手下郭勋祺1个团留在四川。后来杨森借吴佩孚之力杀回四川，他随刘湘复起，被北洋政府授予植威将军，国防军第三十三师师长时，奉命举办军官传习所培训干部。 1926年北伐开始，潘文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兼重庆市市长。在重庆市市长任职期间，倡导开办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解决居民照明用水难题，整顿街道，发展工商业，修渝简公路，支持重庆抗日运动。对于其故乡仁寿县，更是不遗馀力地资助，曾捐款赈荒；指定自己开办的补益大药房，为仁寿免费提供防疫药品；曾出假条据，抵任务，减轻仁寿应征兵员；曾派一团的兵力，修筑文宫至借田铺的公路，长达20馀公里；先后捐资11万银元在仁寿文宫乡创办“文华中学”，为家乡培养人才。
文人与军人料理城市，优劣历来说不清。这与尺长寸短无关，盖缘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譬如潘文华之于重庆，便有得一说。潘文华当市长非民选，而由当时四川省长刘湘委任，乍看有同窗袍泽内举之嫌，实则他确有才干。
才干便是拓城。事实上，清末民初时，重庆仍不能算一座严格意义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军事要塞。故建市伊始，全市水陆总面积仅93。5平方公里，人口28万，主城区面积则更小，要拓城，只能冲出通远门。通远门是重庆主城与外界相连的陆上通 道，向西可抵成都，向北可达广安、达县，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记得，那时站通远门上远眺，累累坟茔逶迤无尽，人称棺山，是数百年来市民祖宗安息的墓地。
把几十万座坟墓撬走建新城，这事不但市议员通不过，城里老少爷们更是不同意，他们大多嗨过袍哥，口气很硬：“谁敢动坟， 老子就和他拼命。”行武出身的潘文华端是一条汉子，口气也不软：“不迁？笑话。刺刀伺候。”遂任命旅长郭勋祺出任迁坟局局长。那郭局长一上任，自持快枪在手，放出话来：谁敢阻挡，枪不认人。遂派出迁坟队若干，大刀阔斧，仅一年，就将通远门外坟茔全部弄走，开拓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上清寺到曾家岩的大片地块，是为重庆新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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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以后，因为不断有鬼怪作祟的谣言，潘文华在七星岗修筑26米高的，并请西藏活佛开光。此塔今日仍在观音洞纯阳洞小区内。
迁坟同时，潘文华又修路。按《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款》，1929年的重庆已开埠35年，竟无一条公路，城内仅有三尺馀宽供滑竿的步道。潘文华便亲自规划了主城三条公路，以渝中半岛山脊为界，分中区干线、南区干线（沿长江）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中区干 线由七星岗经两路口、上清寺到达曾家岩（后来的周恩来公馆），叫中山大道，全长3。5公里，宽20米，底层砌碎石，上层敷三合土，是为重庆第一条等级公 路。
有了路，潘文华任期9年内，重庆拓城迈开大步，向西冲破浮图关，将1个叫沙坪坝的小镇扩展为文化区；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一 座有规模的近代城市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以至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首飞重庆后，深感这里有大山大水大气候，“可作大后方首选地。”此时 正值华北日军嚣张，《何梅协定》签字前夕，蒋介石自知中日难免一战，重庆成了他心理的最后防线。这在日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有清楚记载。
爱乡将军
潘文华戎马倥偬，却不忘民。热爱家乡，不忘桑梓，值得赞颂。1934年，潘文华派周万俊率领部队修筑成都至借田一段公路。1937年元月又开工修筑借田至仁寿城的公路，于1939年全线通车，全长99公里，涵洞二百馀个，老百姓未摊一分钱，概由潘文华负担。
1938年仁寿地区大旱，大、小春几乎无收获。潘文华与四川省政府商议，拨给仁寿救灾粮“九二米”十万石，由县长曹葆章散发各乡。有一年仁寿霍乱、天花严重传染，死人甚多。潘文华从他在重庆开办的补益大药房拿出大量的药物进行救济。
潘文华回故里，必来文华中学向师生致意，并设慰劳筵席。
潘文华都还在文宫乡捐资创办私立文华民众教育馆一所。又发给文宫乡农民每户一本《农民识字课本》，促其学习。1935年，潘文华在文宫镇朝阳山观音阁兴办图书馆一所，供中小学生及社会民众阅览。潘文华划数十亩土地作图书馆的固定资金。不仅如此，潘文华都还在仁寿县立中学设“文华奖学金”，对学习成绩优异者（前三名）发给奖学金，以资关怀鼓励。潘文华胞弟潘昌猷，也曾赠给文华中学有关书籍和药物，曾于1944年捐赠给仁寿县女子中学图书及劳作器械购置费十万元（法币）。
潘文华乐善好施。1931年建筑小河桥（现文宫乡长虹村五组），人民为了感激他，于桥头树一石碑，大书“脱舟逊惠”四字（碑石于“文革”初毁掉）。春秋两季青黄不接时，对文宫乡的贫困户施发赈济。对贫困致死者施以棺材。在文宫镇街头为乞丐修建两处乞丐营。故文宫民众在文宫上街进场处，为潘公树立碑曰：“万家生佛”（碑石于“文革”初毁掉）。
潘文华自幼家贫孤苦，对曾给以同情和支援者表示谢意，不忘酬谢。1922年他返乡拜谒母墓时，拜见小时乳母李婆婆，并以厚礼酬谢。叔叔潘贵成被他多次接到重庆休养，待之如父母。对资助他上学的潘秀峰更从重酬报。他对拳术老师潘书堂尤为敬重，只要回家都备礼拜见。对两次保他去工作的贾金华，赠送给几十亩土地让其欢度晚年。
重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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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当了将军之后，热爱家乡，不忘桑梓。1934年，文宫士绅拟培植壁山庙为校址，兴办小学。一切商妥，唯差小学基金。潘文华知道后，立即捐洋一千元，于是文巷小学于1935年秋开始招生。学校的仪器、风琴等大量设备全由他捐赠。
1937年，潘文华出资在文宫场十华里许的潘家谝（马鞍山山脚）、潘家祠（现松林乡黎明村）开办两所潘氏私立小学。不分姓氏的儿童入学一律免费，潘氏子女入学还发给书籍和衣裤等，外姓困难子女入学也有照顾。
1936年，潘文华慨然捐助建校基金洋一万元，购得冯子绥的十五厢熟地及园林计十四亩（现文宫中学校址），修建私立文华中学。学校建成后，又以重庆银行十万元存款折捐作私立文华中学办学基金，报省立案。文红中学于1939年秋季正式招生，潘文华亲自赠送匾额一幅，横额是“国家灵魂”，题联语“愿天下同文同轨，教诸生立己立人”。从招生之日起，仁寿县境及邻县市均有青年子弟来此求学。其成绩优异和家庭贫困的学生曾享受学费减免。为了纪念潘文华办学功德，文宫民众在文华中学校门对面修建一亭，亭中石碑大书：“潘公仲三兴学纪念亭”。
1942年春，文华中学学生因聂生明校长离职，黎怀渭继任文华中学校长，对董事长冯子绥强烈不满而罢课月馀。虽经冯子绥及仁寿县长软硬兼施，但无济于事。黎不得已以函告潘文华。潘为此事同其子潘清洲专程回家，在潘公馆亲自主持学生代表座谈会。学生代表人人就坐，潘清洲则侍立潘文华座侧，经半日不曾离去。潘文华态度和蔼，虚心听取学生意见，然后向学生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并表示适当时候再聘聂生明来此掌校（聂生明果于1945年春第二次掌校文华中学）。学生代表口服心服。回校后，学校正常秩序很快得以恢复。潘文华回故里，必来文华中学向师生致意，并设慰劳筵席。
潘文华一生爱国爱民，敬老尊贤，宽厚信守，热爱桑梓，重视教育，关怀青少年。至今人们赞颂不已，记忆犹新。
潘文华_潘文华[国民党陆军上将] -人物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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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旧居位于沙区山洞街道办事处平正村75号，是一四合院，土墙结构房子，院子里林荫蔽日。
四 : 《求索》：国民党将军的儿子成了上海机械学院院长
后排柴敏毓，已退休，目前定居德国；前排：冯丽娟，社科部研究生；李能忠，
电影演员出身，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已退休；陈之航；章华明。（谢安平摄）
一个出生于国民党将军家庭的人，在年过半百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锅炉教研室的老师，在担任校长期间做了三件至今令他难忘的事情......
本文先后发表于《辉煌与使命—上海理工大学纪念建党90周年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办学之道——上海理工大学历任领导访问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发行），实际上就是对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机械学院时期名气最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校长陈之航教授的口述笔录。该文后来还获奖了，最近又被收入《求索》（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系统党史优秀研究成果选集2009-2012，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版），题目为“一生追随党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感谢当年参与过该项目的所有老同事。
今天下午，上海理工大学老干部办公室主任王志红同志将书稿和稿费托老同事带来，这才想起，这篇文章的电子文档应该发到博客上，感谢！
内容以正式发表稿为准。
采访时间：2009年1月8日
采访地点：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校区
采访人物：陈之航
参加人员：章华明 李能忠 柴敏毓 冯丽娟
录像摄影：谢安平
参加部门：档案馆 老干部办 校友会 人事处
材料整理：冯丽娟（社科部，研二硕士生）
我生于1927年2月，一个抗日爱国将军家庭。我的父亲陈良基（1890-1952），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先后在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军事讲习所、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在川军中历任营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中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慷慨率部出川抗敌，屡立战功，令蒋介石对父亲印象深刻，深为赏识，他还赠给父亲一把军刀。父亲原名陈基，蒋介石甚至破例在其名字中加了个“良”字，所以“陈基”变成了“陈良基”，意思是说，父亲是国家的忠臣良将。1945年，父亲被特授陆军中将衔。
我这个出身于国民党将军家庭的人，最后却加入了共产党。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另类，但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却不是个别的。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先知先觉，不是我个人的自觉选择，实际上是时代的选择，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造就了我。尤其是共产党组织的存在，使我们在青年时期，在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社会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所在，自觉、志愿地选择了她，追随着她，直至成为她的一分子。换句话说，是党以自身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我，也是她将我培养成了上海机械学院的教授甚至院长。
一、我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
我的父亲虽是行伍出身，但文学功底不错，更热衷家乡文化教育。1935年，父亲先后两次耗费银币约1万元，购买《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各一套，赠送给简阳县立民众教育馆，供乡人阅读。后又捐赠约一年薪俸及柏树100余根，资助创办平息乡中心小学。由于长年驻军在外，父亲与家人的接触不多，有时候回家省亲，不几日又回部队，但他对我们的教育要求很严，时常督促。
1942-1945年，我就读于重庆中正学校。中正学校有几个特点：第一，教师水平特别高，都是学校花重金聘请来的。一个原是复旦大学教授的语文教师，学校将其请来，不仅安排了住房，而且帮助解决了他妻子的工作及七个孩子的读书问题，其他学校根本没有这般优厚待遇。第二，防空洞很好，比较坚固。第三，管理很严格，大门由卫兵把守。由于是国民党高干子弟学校，纨绔子弟较多，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然而这样的学校却孕育了不少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班上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数理化与英语皆很出色。1945年，我报考中央大学最难考的一个专业——航空工程学，录取分数为全校最高，最后如愿以偿。但进了中央大学，我发现我的考分并非名列前茅，而是“名列后茅”，大部分同学都比我成绩好。
在中央大学读书时（1945—1949），正是国统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我那时非常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出现一个富强的中国，但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令我相当失望。自然而然地，我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对进步学生运动较为支持，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同当时地下党负责人饶云瑞接触很多，甚至还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航社”。
解放前半年，南京形势非常紧张，少数同学离开了南京。母亲生怕南京打仗，希望我赶紧回到四川。因为当时船运紧张，船票很难买到，于是母亲就托四川军阀潘文华给民生公司经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陈之航是某人的小儿子，请民生公司经理见信后，帮其设法搭轮船返回四川。这时，我对共产党已有一定认识，所以我决定暂不返川，并请母亲设法为我在南京或就近地区找份工作。母亲拗不过我，只得找到石竹轩，石竹轩就安排我到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当职员。从此，我步入社会，并和上海结下了缘分。
1950年9月，由中央大学同学陈仲达介绍，我到上海大公职业学校任教。在大公职校教书期间，我参加了镇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我逐渐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初步建立了终生服务教育事业的思想。同一时期，大公职校创办大公机械制造厂，我兼任副厂长。1952年，大公职校改变为上海机电工业学校，后又于1953年调整为上海船舶制造学校。
二、我在院长岗位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我从上海船舶制造学校调至军工路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来，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又发展成为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理工大学。而我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我的经历告诉我，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的想法也很单纯，就是跟着共产党做事情，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且尽力干好。
我记得，华东工业部接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重新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还曾邀请刘少奇的翻译员前来作报告。记得这位翻译表示，上海解放了，文化教育也要解放，要将学校办成一个工人阶级的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校址原属沪江大学，环境不错，可是师资存在缺陷，正规大学毕业生不多，有些原来还是小学、中学教师，整体素质不高。于是，复兴路上的当时国内最好的中专学校国立高机就派老师过来支援。国立高机是1958年，机械工业部对学校进行整顿，对两校的评价为：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地方大，水平不够，国立高机水平够，但地方小。于是，国立高机的动力系包括教师全部搬迁至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来，机械工程也全部过来了，其中一些老师后来还成了骨干。
1960年，上海机械学院正式成立。从那时起到1978年，我一直担任锅炉教研室副主任。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逐渐恢复了正常。1978年至1980年，我担任上海机械学院科研处处长，1979年起，我还兼任了《上海机械学院学报》主编。1981年至1987年，我被任命为上海机械学院第三任院长。我做院长时，还不是党员，父亲又是国民党的将军，所以，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大新闻，我也有压力。另一方面，那时候知识分子充任干部，好多人也都不拿你当回事，以为你只是个摆设，并不希望你真的做事，即使做事也要按他们的意思来做，所以工作开展起来很是困难。当时我召开集会，有些干部居然不到，个别的甚至还作弄我。那个年代，办公条件也有限，当时院长办公室的桌子有点矮，我要求垫几块砖头，或者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桌子。后来，后勤部门就给我买了价值三百元的书桌。很快就有人说：“这个陈之航一上来当院长就换桌子，摆派头。”好在我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比较单纯，也没有想那么多，更没有将权力看得太重，只想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将工作做好，将学校办好，所以对这样的言论也不太在意。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没有什么思想负担，组织上也信任我，支持我，所以，我当时的工作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相应地，我也通过了党组织对我的考察。1983年，我终于在院长任上，在年过半百时，光荣地成为党组织的一员。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更足了，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劲头更大了。
三、我在院长岗位上印象最深的三件事
当时，机械学院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好多老师都长期从事教学，没有科研概念，而后引进了哈工大、西安交大的大量人才，方有所改变。引进人员相对比较年轻，干劲十足。但人才引进后，如何留住人才，稳定人才，让他们在机械学院发展，相当不易。此外，还有办学经费等问题。可以说，我为谋求学校发展，真的是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情。
一是人事制度的改革。当时职工提前退休、子女顶替岗位的“顶职”现象比较普遍，机械学院也不例外。我发现有些教师子女不能当教师，也不合适当干部，问题较为严重，也很复杂。我请示上级领导，想停止这种做法，哪怕得罪人也要做。当时学校党委书记是王琦，他对我非常信任，我就是在他任党委书记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琦书记非常开明，他只抓大事，具体事情他不太管，而是放手让我们做，如果出了差错，他还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我与王琦同志达成共识后，专门为此事开了座谈会，强调这种现象是办不好学校的，凡是顶替的人都不能到机械学院。我们还任命李燕生（后曾任上海机械学院院长）为人事处长，很明确地对他说，进人一定要有原则，不管什么领导的关系，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由于王琦书记的大力支持，人事制度改革得以推行，进展顺利。
二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尽量偏向教师，尽量为教师谋福利。我认为，办好一个学校主要依靠教师，学校的根本不是干部而是教师，即现在所谓的“教授治校”。一个学校办得好一定要有好教师，干部要能用这些教师，容纳这些教师。我经常强调，不管教师是从哪里来的，都要满足三点：1、工作认真；2、有水平；3、有上进心。我任院长期间，好多老师都是我亲自去请来的。请来后，又如何对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教师脾气再坏也可以用。毕竟教师和干部有区别，有的人不当干部，但做教师还是完全可以的。教师就是要用其所长，他们是来教学的，不是来当党员，当干部的。脾气坏一点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听之任之，适当提醒他克制点即可。当时有些较为出色的教师，如刘高联（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已逝世）、蔡祖恢、华泽钊等，他们都来自其他高校，水平较高，对学校有些看法，我并未放在心上。现在有相当多的领导希望教师能够全面，让他又能当领导又要学问好，这似乎不大可能。我的用人策略是：1、教学水平高，认真，科研出色，也有管理能力的，可以作为干部培养；2、专门做研究，就像学校的典型刘高联老师；3、教学很好，学生反映效果不错，但研究不行，这也是好教师。三者之中，教师总要居其一。若是研究、行政管理、教学一样也不行，不管与我私人关系如何，我一定不会将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不然学校就不能跻身于行列前沿。
所以，我在院长岗位上，就千方百计地想将知识分子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提升管理水平。198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成为上海机械学院第一个博士生导师。那时的博导又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地位是很高的。我当时既是院长，又是博导，我的想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教师，怎么在机械学院培养出更多的博导。我经常说，教师要甘为人梯，培养的人才一定要超越自己；领导不能看到有能力的教员就千方百计地排斥，不能搞“武大郎当道”，那样是发展不起来的。不过，高校对教师的培养也一定要公正，培养到一定程度觉得不适合就可以考虑放弃甚至转向，不是每一个教师都会培养成功的。如朱继梅，作为老师是相当优秀，我提议任命她为教务处长，结果发现她当干部不太合适，后来我就诚恳地请她回去做教授，后来她成了学界精英。如华泽钊，因为他科研出色，所以我提议请他担任科研处长。两年后，发现他管理方面有些欠缺，我又找他诚心谈话，请他回去当教授，现在他已成为全国教学名师。他不但不记恨我，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他还“表扬”我说：“陈之航的校长做得最出色。他有事业心，有想法；他又敢于用人；能给想做事、肯做事、能做事的人，给予扶植、提供条件。在当时，即使是精神上的鼓励，也是十分重要的。学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大事，如教授申报、学位点申报、学校发展规划等，他都先找些有想法的教师商量。”
三是上海机械学院成为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84年1月，上海机械学院成为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热能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3月，根据“择优录取”原则，我校招收了首届5名热能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寿全、李瑞阳、张宏建、王德荣、胡小伟，他们分别来自西安交大、上海机械学院、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和工程兵学院。为了做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我主持召开了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就培养计划（包括课程设置、课题内容）及任课教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工程热物理、热力涡轮机械、低温工程三个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学校的博士学科点增加到4个。当年4月，刘高联、王乃宁、华泽钊、蔡祖恢4位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很快机械学院从一个博士点发展到四个博士点，就当时在上海的工科院校而言，机械学院是名列前茅的，就是在整个机械工业部，也是有地位的，这也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获得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夯实了基础。这是我任期内比较引以为豪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还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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