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破解中国互联网丛林基因：一个江湖终于形成

“‘艰难的决定’真的是很艰难。如果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马化腾按照本刊摄影师的要求，用十几秒钟做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两天后，摄影师请周鸿站在一排靶纸下—那是他的气枪成绩，看起来，枪法不错。他猜出了我们的用意，拒绝，而是和新买的两个硕大音箱站在一起。“（做英雄）我想过，可现在更多想会不会成为烈士。”

“全民公敌”腾讯，“理想主义战士”360，两位中国互联网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称3Q大战）的主角，都觉得很冤很愤怒。对360和周鸿来说，腾讯之恶在于搞垄断、扼杀创新，而在马化腾口中，360之恶在通过“感染”QQ玩下三滥的不正当竞争。总之对方是恶的化身，自己则是用户利益与行业正义的代言人，用马化腾的话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但什么是用户利益，什么是恶？

当Google率先创造出“不作恶”的信条，固然犹如神启般为拥有海量用户数据信息的互联网公司立下禁行线，却也是一道暧昧空洞、定义游移的谜题。

2010年1月，3Q大战还在酝酿气氛时，乔布斯在内部员工集会上发飙，将谷歌的“不作恶”原则指为“狗屎”。谷歌进入了手机市场，“毫无疑问想要杀死iPhone，我们不会让它得逞。”

两个月后，由于苹果公司禁止Adobe公司的FLASH软件应用到iPad和iPhone上，Adobe刊登广告并发布公开信指责苹果公司扼杀竞争，它在投放的广告中称：“我们喜欢苹果。我们不喜欢的是禁锢你自由选择的人”。“问题的实质在于：究竟是谁在控制互联网？我们认为是每个网民，而不是哪一家大型公司。”

互联网公司之恶，不是传统产业里的黑砖窑，也不是往牛奶里放三聚氰胺，反之，它们纷纷表现得很爱用户;另外，在公司与创业者的财富创造方面，中国互联网依然保持着它阳光一面，没听说谁转移资产、拿银行贷款不还。事实上，在硅谷，“作恶”有时是被守成者拿来贴到创新者挑战者脸上的标签，有时是进攻者挑战垄断的武器，在中国也一样。

但跟硅谷不一样的是，当硅谷两三年就能出一拨富有想象力与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与大公司，从而推动互联网应用不断升级时，充斥中国互联网的却一直是近于抄袭的模仿、口水战、江湖气、杀伐气，总之，是循环不已的低层次竞争。玩家们感到厌倦，可又离不开。

要说“恶”，这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恶”。

恐惧之战

环环相扣的恐惧引起了这场战争。彼此都认为对手历史上又不乏“作恶”的记录，非但有“作恶”的动机，而且有“作恶”的实力，更关键的是正在“作恶”，为其自保，于是“以恶制恶”

马化腾反复强调一句话：不采取措施（让用户在360与QQ之间“二选一”），QQ可能三天内全军覆没。

周鸿说，腾讯是互联网第一巨头，有钱有势，产业链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民银行”，谁愿意碰它？

梳理双方隔空交战的对话，虽然事实大相径庭，逻辑却极为相似。即：我是爱用户的;我是自卫还击，他是主动挑衅;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环环相扣的恐惧引起了这场战争。彼此都认为对手历史上又不乏“作恶”的记录，非但有“作恶”的动机，而且有“作恶”的实力，更关键的是正在“作恶”，为其自保，于是“以恶制恶”。

双方正式交火从2010年春节开始：腾讯推出免费安全软件QQ医生，在小城市强推，迅速达到1亿装机量。

这引起了周鸿的恐惧，大年初二就从海南跑回北京，急调休假中的360员工应对突发事件。他认为QQ医生是对360的抄袭，“你想这很恐怖，之前它用这种手法对付竞争对手无往不胜，360做到今天这一步，总不能被它这样一招弄死了，我肯定要反抗。”

百忙之中，周鸿还帮马化腾做了个心理分析，认为马早就对360心怀恐惧，所以才推出QQ医生，先下手为强。“马化腾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自己是做客户端起家的，总怕有哪个客户端突然也做起来了，又去做IM，岂不是颠覆他，所以他对客户端公司基本遏制最多。”

以规模、营收来看，腾讯和360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从拥有的客户端数量看，双方势均力敌。腾讯虽有6亿注册用户，可许多人都有几个QQ号，其实双方用户数差不多。而且安全应用的黏性虽然比不上即时通讯，也相当强。虽然周鸿曾公开称不会进入IM业务，但谁都知道，这样的承诺毫无价值。即使不在此方面发生冲突，在浏览器等业务上，双方迎头撞上只是时间问题。

2010年4月，腾讯又推出QQ电脑管家，包含云查杀木马、系统漏洞修补、实时防护、清理插件等多项安全防护功能，与360安全卫士展开直接竞争。在9月27日，360安全卫士推出个人隐私保护工具360隐私保护器，目标直接瞄准QQ软件。

周鸿这样的对手，令对手恐惧。一则他脑壳足够硬，向来专挑硬柿子捏;二则他技术足够强。傲游浏览器CEO陈明杰告诉本刊，安全软件处于系统底层，比应用层的软件拥有更高的权限，如果360利用底层技术对应用层的QQ进行嵌入，QQ毫无还手之力。

之后的火药味越来越重。9月28日，腾讯在自己网站刊登了《360浏览器涉嫌借色情网站推广遭公安立案调查》一文。

到10月27日，互联网阵营出现派系，腾讯与金山、百度等共同发布了“反对360不正当竞争以及加强行业自律的联合声明”。

战斗在两天后升级，360公司推出一款名为“扣扣保镖”的安全工具。该软件的功能中有一项就是能过滤QQ广告。这直接就是断腾讯的财路了。

有人比喻360就像个保姆，QQ就像是一个司机。保姆可以清扫房间，而司机进入房间给主人清扫，也就是推出QQ医生，就不太妥当了。马化腾听到后迅速反应：这个比喻前半段对，后半段不对，现在是保姆觉得比司机更专业，还要改装汽车，“我当然不让他改装了”。

2010年11月3日当晚6点19分，腾讯以弹出新闻方式，发表了“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表示“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不到1小时内，360公司弹窗反击，称腾讯“坚持强行扫描用户硬盘，绑架和劫持用户，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旋即，周鸿微博开声：“对于腾讯这样丧心病狂的行为，360有预案。我们推出了WEB QQ客户端。”不过web.qq.com很快停止服务，直接跳转到公告页面，QQ空间宣布不支持360浏览器访问。360发出回应称，为了保护用户利益，其官网的扣扣保镖频道下线。深夜11点，腾讯再度弹窗提出和解条件。

中国第一大和第二大客户端在用户电脑桌面上展开了五个小时的密集过招，围观者视为闹剧，对阵者视为生死搏杀。双方还打出“温情牌”，腾讯做出“艰难决定”后几小时，360发布致网民紧急求助信，称目前是360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恳请”用户能够坚定地站出来，“3天不使用QQ”。

马化腾和周鸿都觉得是对方先动用了“核武器”，马说周发动的是一场“全球互联网罕见的公然大规模数量级客户端软件劫持”。周说本来以为马只会以技术对抗，没想到他将用户视为自己的资产，拿用户当人质。

整个互联网行业内为之震动，杀毒软件的收费路线开始转向。2009年在360的冲击之下，金山软件公司安全产品依然贡献了近2亿元的入账。就在弹窗大战一周之后的11月10日，它放弃了这块收入，其子公司金山安全与可牛网络正式合并，成立金山网络公司，产品永久免费。可牛CEO傅盛透露，合并计划早已有之，而免费战略在宣布的上午还在讨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周鸿认为可牛和金山虽然不断咒骂360，实际从产品到策略，正在全面学习360，他觉得自己就是个以创新挑战暴政的斗士，“马化腾太累了，腾讯像秦国一样每天盯着哪地方又造反了，哪个地方武装力量又起来了。”他曾在短信上劝过马化腾：今天你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了，已经是大腕了，要倾全力灭谁都不难。不过踩着这么多小公司的尸体，也不会赢得大家的尊重。

马化腾如何答复不得而知，他向媒体透露的交流内容都是周希望获得腾讯投资，遭拒，360要联合腾讯打百度，又遭拒绝，因而反目成仇。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客户端的战争。搜狗输入法曾因遭到屏蔽起诉QQ拼音，视频软件也因版权问题对簿公堂，只不过，这次交手的是丛林中的两只猛虎，它们都对领地无比珍视。

在中国互联网走过的黄金岁月中，丛林基因一直隐隐发挥作用。

一个江湖的形成

对模仿的鼓励异化成了对抄袭的默许-SP时代引入了传统产业野蛮营销的风格-流氓软件的横行埋下以用户桌面为对抗平台的雏形-大公司的口水战将个人恩怨与商业恩怨相互纠结。中国互联网的江湖终于成形了。所有的矛盾，以江湖的方式解决最有效率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来没有太平日子。”优酷网CEO古永锵说。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生态经历了几次浪潮的冲击，每次浪潮进退后，既创造出一批财富，也多露出一块道德沙地。

第一波浪潮来自华尔街。鼓励模仿，急功近利的烙印从此打下。

1990年代末，是段“街”和“村”之间零距离的日子。“当时国外来的风险投资家，看到你自己办一个创新模式的网站不一定是懂，可你如果模仿一个美国网站，他就能看懂，敢投。”互联网观察家、正望咨询总裁吕伯望说，他将中国互联网的最早阶段称为“C2C”，也就是“Copy to China”。

“那时你只需要在创业计划书封面上写一句话：我要做‘中国的某某’，就能打动VC。”某SNS网站负责人夸张地回忆。

得到华尔街关注的网站，并非每家都能活下来，但没有得到关注的网站，却几乎全军覆没。为了赢得关注，“模仿有理，抄袭无罪”成了屡试不爽的诀窍。

2006年，刚刚离开网通的田溯宁曾撰文《中国互联网十年思考》。他谈到虽然经过了高速发展的十年，互联网依然没有根本上的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在技术上，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美国;在商业模式上，几乎所有的应用均移植自国外，门户、在线拍卖和付费搜索来自于美国，即时通讯最早翻版于以色列人开发的ICQ，无线增值业务始盛于日本和韩国，在线游戏发源于美国，VoIP、Blog等新应用也先诞生在世界上其它地方。

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并非不创新，他们更擅长基于模仿的创新，腾讯就将此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腾讯总是把创新能力和申请专利划等号，我认为这是一个要驳斥的概念。”周鸿觉得目前在互联网领域，能否获得专利取决于公司的财力和律师的数目。“并不是申请了专利就等于创新，如果去问马化腾：历数最近三年来哪件事是你先在中国做的？他肯定说不清楚。”

近年来几乎海外所有互联网热门应用，都很快能在中国找到孪生兄弟。如Groupon成功后，中国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近千家团购网站。这些勤勉、聪明、大胆、理解市场，善于改造的中国学生，很快在本土市场上击败老师。每一个投资家都会标榜自己支持创新者，可现实鼓励他们支持创新的模仿者。如此交替影响，形成中国互联网的“创新罩门”。

在2000年，倒是电信服务商中国移动搞了次“本土化创新”，推出“移动梦网”，包括短信、彩信、手机上网（WAP）等各种信息服务，达上万种之多。这些业务由中国移动联合上千家增值服务提供商（SP）合作提供，双方从信息费中分成。然而，SP业务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过冬的棉袄，也将传统行业野蛮生长的思维引入了互联网。

“SP让中国互联网获得重生，当时三大门户都半死不活的，其他人更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吕伯望说，网络公司迫切希望向传统经济靠拢寻找安全感，而在传统经济眼中，互联网已经是“没落贵族”，没有合作价值，横空出世的SP就成为救命稻草。

移动梦网的SP服务商达数千家，多数成本低廉，分散作战，对他们来说，手机用户的钱袋是敞开的。对用户来说，SP的服务往往突然闯入，然后如同附骨之蛆，其中的种种骗局难以详述。“模式本身没有错，只是钱来得太容易，也太快了，滋生了很多违法边缘的东西。”吕伯望说。

SP时代，传统产业的销售力量进入了互联网，代理制在各种网络产品中生根发芽。代理商不用理解产品，只要有办法把产品卖出去就行，其中不少人连鼠标都没摸过。可以想象，他们与早期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气质天差地别。“从2004年后，中国互联网开始倚重传统销售技巧，传统企业也意识到互联网是个很好的销售平台。”吕伯望将之称为中国互联网遭遇的第一次“精神污染”。

2004年，信息产业部门忍无可忍，出手围剿，新浪、搜狐等多家无线增值服务商都接到过处罚通知书。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的节点上，移动运营商却意外成为最大受益者：SP的每一笔收入，都是通过移动公司 “账户”划拨的。就在这一年，一则新闻的开头如此写道：“中国移动团结了众多商业合作伙伴，用实践的努力打开了一道数字财富之门。”

另一道“财富之门”也同时打开，那就是流氓软件。

对此，最好的回忆者正是周鸿。对这段历史，今天的周很淡定。“我老周就做过一件荒唐事，就是3721，而且觉醒了。”

3721先是和微软竞争，后来又和百度与CNNIC竞争，对手的实力可想而知，要想生存就不能依靠常规武器。3721插件能在用户打开某些网页时强行安装进电脑，且难以卸载。后来又与许多个人网站合作，推出弹窗广告，有的窗口甚至无法关闭。

从2003年之后，许多小公司学习3721的底层技术，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链条包括共享软件制作者、中间代理商及广告中介，还有软件幕后雇主和插件投放者，是个数十亿之巨的产业。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盗版传播变得更加简单，而国内知识产权意识淡漠，一批写程序的公司断掉了生路。恰在此时广告主发现，如果能利用程序将附带广告装到用户电脑上，等于用很低的成本就建立起了无数个广告分销渠道。因此流氓软件在国外也有，可如此猖獗带有“中国特色”，即使没有3721开路也会大行其道。

到2006年，互联网观察人士洪波描述流氓软件已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往往下载一个输入法，就被装了几十个软件，半年就要重装一次操作系统。而反病毒公司却不敢跳出来和“流氓”作战，因为“流氓”背后都有大靠山。

“许多大公司堂而皇之招募做不正当技术的人来开发自己的流氓软件，或者直接从流氓软件公司手中买流量。”洪波说。瑞星2005年提出“流氓软件”概念，又推出了能杀这些软件的卡卡助手。可据他了解，卡卡助手能够被公关，在推广上也没有力度。“假如某家大公司找到它说你不要管我们，它就可能让步。它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利益，缺乏真正去铲平流氓软件的勇气，仅是做个姿态。”

这就给周鸿反戈一击，创建360提供了最佳出场时机，用户很快忘了他曾是所谓的“流氓软件之父”。

自2006开始，大公司进入无边界扩张状态，全业务竞争趋势越来越明显，口水战也随之升级。

互联网企业有口水战的传统。与传统产业不同，口水本身就是一种推广模式，而且它们有口水战的便利，不独门户网站，每家公司都是一个媒体。“中国互联网行业是在口水战中长大的。”古永锵无奈地说，没有一个领域未发生过口水战，他曾和一位从传统行业转型入互联网的企业家探讨产业文化差异，对方告诉他最不习惯的就是口水战。

“过去互联网公司规模都很小，没有足够资金拉长业务线。”洪波分析，但是2005年后，三大（百度、腾讯、淘宝）三小（新浪、网易、搜狐）等一线公司已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扩张，开始慢慢向对方领域渗透。“大家业务线越来越模糊，只要能够盈利的业务都想做，而且越有钱的公司越这样想。”

“海外其实也是如此，Google也开始去打微软和苹果的老基地。经过这种融合能够出现最大、最顶级的公司，可这种融合过程也肯定会出现摩擦。”古永锵说。

不过，中国互联网的山头意识更重，各有地盘，又总想吃掉别人的地盘，吵来吵去，君子不但动口，也会动手。

对模仿的鼓励异化成了对抄袭的默许，SP时代引入了传统产业野蛮营销的风格，流氓软件的横行埋下以用户桌面为对抗平台的雏形，大公司的口水战将个人恩怨与商业恩怨相互纠结，中国互联网的江湖终于成形了，所有的矛盾，以江湖的方式解决最有效率。

鲨鱼生态

大企业与伟大的企业，区别是做鲨鱼还是做鲸鱼。中国互联网产业生态危险在于，鲨鱼太多了

中国互联网大公司都分享到了“人口红利”，201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中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4.2亿，而十年前，这一数字尚不到2000万。

“十多年来，网民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你随便做个东西放在网上就有人用。”谢文说。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明星应用，大都抓住网民增量，提供信息、社交或娱乐服务，例如正因为青少年群体增长速度最快，而具有较强购买力的中年网民群体也在不断扩大，网游和电子商务才有强劲表现。

由于很容易就能圈到大批用户，“这十几年大家有些膨胀，都挺自信，心态有改变，把自己很当回事，觉得自己和全球最高水平的互联网公司差不多。可骨子里还是野生野长的，用的招数也是从传统产业里学，因为这样就能赚到钱。”谢文说。

不过，红利总会递减，CNNIC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新增网民规模比去年同期的增量减少了1000万。虽然半年的数据波动不足以说明趋势，但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人口红利没有了，大公司如果继续只会疯长，只能把越来越多的领域变成红海。

UCWEB的CEO俞永福将互联网企业比喻为一大堆孩子，从小就抢蛋糕，可蛋糕足够多，谁也不缺营养，十几岁就长成了二十几岁的身体，不过心智还未成熟。“现在大孩子不愿意去做蛋糕，而是继续和两三岁的孩子抢。”

亦有人言辞激烈地指出，马化腾理直气壮地认为“别人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周鸿拥有2亿用户仍口口声声自称小公司，李彦宏至今舍不得放弃竞价排名，史玉柱不改抓住人性的弱点做产品的打法，都是“拒绝成熟的表现”。“永远把自己当孩子，就会永远把‘作恶’当成长中必然的痛。”

枫谷投资创始合伙人曾玉悲观地认为，中国再过两代人都不会产生Facebook、苹果这样的公司。“苹果和Facebook都有N多个开放平台，而中国大公司是用挤压中小公司方式生存。”

以大欺小，在美国互联网业同样存在，只是大公司承认小公司的价值。苹果与Facebook每年都有庞大的购并计划，这对创业者是一种激励，而中国多数互联网大公司很少并购。“只要翻一下他们的财报就知道，手上拿了这么多现金，一共并购过多少公司？交易金额是多少？恐怕没有超过1亿美金。”曾玉曾代表一些中小公司和某一线互联网企业谈收购，发现对方缺乏诚意。例如该公司要做地图搜索，就和所有相关业务的小企业谈一圈，然后找出最好的，一谈就是三个月，把对方底细全部摸清楚，小公司还以为收购在望，而大公司已自己动手做了，同时用几倍的薪水把对方的核心人才全部挖走。

缺少并购这一环节，就不能形成良好商业生态圈。“在美国投资一些小公司，上市不成还有人收购，在中国你卖给谁？从实际情况看，投资小公司风险更大了。VC一直往后退，都转去做PE了，大家都是逼不得已才收购。美国人收购就是为了收最有价值的团队，中国企业认为团队能挖就可以了，干吗收呢？”一位匿名的投资者说。“你好不容易做出来一个产品，人家一抄袭，一覆盖，一下子就把你的价值打没了。”

“大公司随时会挖你的人，要留住就要多花钱。推广的成本也会高，大公司已经把价码抬起来了，现在小公司靠创新融到了钱，主要是招人，和大公司拼服务器带宽，拼推广，拼流量。”周鸿由此判断中国互联网公司创业成本已比美国还高。

在他印象中，互联网大公司对小公司打压手法还有两种，一种是“温水煮青蛙”。

“它不是一下子把你弄死，这样影响太坏，而是做一个和你一样的东西，用它的优势把你遏制住，让你长不大，可也死不了，弄得你上不了市，自生自灭。”

还有一种方法是“取熊胆”，“把你灭了它也不知道这个产品怎么做，就逼着你不断做新功能，然后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抄。”

“像中国这种大吃小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NEA基金中国首席律师张旭廷对此深恶痛绝。“互联网产业是个大舰队，有航空母舰也要有护卫舰，大家一起走。你把别人都击沉了，孤零零一个出海，也很危险。”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张问道：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从时间上看相差不多，但从创新来看，真的是和人家没法比。有13亿人口的基数，技术、设备也不差，为什么就赶不上呢？他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环境的差别。

“企业是经济动物，大企业与伟大的企业，差别是做鲨鱼还是做鲸鱼。鲨鱼谁都吃，人人都怕，鲸鱼很温和，愿意领着大家畅游大海。”中国互联网鲨鱼太多了，整个产业生态很危险，现在每一个创业者，首先都会问，谁是这个行业的大腕？我会被谁干掉？还能活多久？投资人也说你这个东西某某将要做，你肯定没戏，产业怎么发展？

10月20日，俞永福曾在新浪微博上贴出了手机QQ桌面与UCWEB桌面的四组对比图，称前者从架构到界面，与UCWEB桌面相似度超过90%。“这样下去，以后就没有互联网了，只有腾讯网。”“现在的局面对创业者来讲已经高楼密布，需要绕过层层障碍才能绕到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创新的速度一定要比抄袭的速度快。”

也有人持相反态度，例如IDG合伙人章苏阳。IDG对腾讯和360都进行过投资。章苏阳认为大公司没有挤压别人生存空间，它在一个领域做大以后，别人就进不来了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当年投资腾讯时它还亏得一塌糊涂，现在它做大了也要赚钱，也要增长，也有压力。不是说做大了，就看着别人发展，没道理啊。其它领域的小公司日子好过吗？互联网的机会可以说多得多。世界上大公司本来就没有几个，不能说没机会成为百度、腾讯就说互联网竞争环境不好，别搞这么娇气。”他的结论是，真正的创新是挡不住的。

有人愿意跳出互联网行业来看这事。

11月12日，在香港城市大学，李开复作了题为《从中国的互联网看中国社会》的演讲，他引用了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的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互联网美好，那是因为现实的美好，如果互联网丑陋，那是因为现实的丑陋。

近年来，大企业的伦理边界屡次突破，频频挑战公众的想象力。各行各业中，“某某门”事件不胜枚举，仅以乳业为例，三聚氰胺余音未了就又发生了公关风波，互联网是与社会互动最密切的行业，它无法在当前商界所弥漫的一股浮躁之风中洁身自好，从精神层面正在加速“传统行业化”。

“价值观是层层递进的。不能坑蒙拐骗是第一层，不能恶性竞争是第二层，第三层才是大家共同维护创新，带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公司越大越要承担更高层面的责任。他认为整个社会都需要回归常识。”盛大文学CEO侯小强觉得，整个社会都要回归第一层，“你可以看到许多企业家都在谈责任感，但连起码的公民的责任都没有，更没有普世的价值观的熏陶。”

没有外在的约束，仅靠自律与价值观，没人能做到“不作恶”，Google不能，Facebook也不能。

3Q战事正酣，以全球最大社交网站Facebook为原型的电影《社交网络》在热映。主人公马克·扎克伯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天才小子：他拥有五百万个“好友”，他身边的朋友却在起诉他，因为他剽窃了同学的想法而创立了Facebook。在现实中，扎克伯格被判罚6500万美元，扎克伯格接受了这一判决。

在写作这篇稿件时，记者用QQ传送着采访录音，360在右下角提示着上传与下载的速度，在有关部门调停下，它们像刚吵过架的小夫妻一样又恢复和谐。录音笔中，周鸿自述正在学习谷歌“不作恶”的价值观，马化腾也称自己在反思，要给腾讯注入更多开放、分享的元素，做Facebook式的开放。

恍然间，一个美丽新世界好像真的就要开始。

二 :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李静，是一个“狗急跳墙”的人，辉格SEO认为，她的乐蜂网的成功，就是源于自己的不满足于现状，敢于追求改变自己和突破自己。李静的乐蜂网目前是国内最成功的化妆品电商之一。 金错刀先生认为(微信公众号ijincuodao)，李静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女汉子。她的狗急跳墙体现在3句话上：

1、我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律师，财务和会计要分开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就可以，其实很多都是从教训中去学习，我们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产品足够好、人足够有激情。

2、我发现原来研究产品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做，只要你有需求，而且你相信自己的需求能变成产品，那你就有可能创造出另外一种价值。

3、我善长没钱做事，越没钱我的招越多，有了钱反而不懂得做事。我就是“狗急跳墙型”的人。 口述：李静 东方风行传媒集团董事长、著名主持人

“我是狗急跳墙型”。这是东方风行传媒董事长李静的彪悍语录。一个连浏览器都不知为何物的小白，却以“狗急跳墙”方式杀入电商领域，亲自开发爆款产品，包括：多层化妆棉、4D面膜等。在李静刚创业做节目时，《超级访问》也是力求颠覆央视正统风格，以狗急跳墙方式杀出一条血路。

李静，不只是跨界女王，不只是主持人，更是产品经理界的女汉子，她的产品秘诀是制造无法拒绝的消费。12月14日，在微创新总裁营第7期上，李静花2个小时详细讲述如何以“狗急跳墙”精神做产品。以下为李静口述：

不懂浏览器的小白

有一天，《赢在中国》的王江和李想去我们公司，他们都是做互联网的，而我偏媒体。因为我几个助理都特别漂亮，他们就借机在我办公室开了一上午的会，一直在开会，突然提到浏览器。我当时问什么叫浏览器，他们所有人都张大嘴。我真没觉得这话过分，我知道“浏览器”这个词，但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我问浏览器是不是那个蓝色地球一按就能上网，他们说对啊。他们特坏，还发微博说我不懂浏览器，我也分享到朋友圈，结果我70%的艺人朋友留言说也不知道浏览器。可能有人认为我连浏览器都不知道，那肯定没资格谈互联网，但我认为这恰好是个好玩的洞察。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用户而言，虽然他一直在用，但并不需要知道。

东方风行最初是由几个有想象力的导演起家，当时只想做有趣的节目，到今天发展成3家公司。其中东方传媒负责整个电视节目制作，还有明星达人品牌和乐蜂网。乐蜂网成立于2008年，主打女性化妆品的电商平台。2009年我们创办化妆品公司，目前有8个品牌，而且每个品牌都是一线明星达人亲自操盘。

我不擅长化妆品，但懂女性的需求

我刚才说做了8个化妆品牌，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做美妆工具的。以前我特别喜欢去屈臣氏买化妆棉、棉签和指甲钳，后来发现屈臣氏并不能满足我逐渐提升的消费品味，于是我改用丝芙兰，我去了日本（常去日本买化妆品）发现仍远远不够，我想如果自己做品牌，就做所有美妆刀具这等小玩意。后来我们找到日本工厂合作，一起打响新品牌，而且从来不打广告，只放在乐蜂网上卖，目前年销售额达5、6千万。

这件事很有意思，本来都没打算做，但销量比精心打磨的达人品牌还要高。为什么呢？以化妆棉为例，我经常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我性格偏男孩，站在镜子前只花5分钟。有一天，我发现化妆棉原来有这么厚，把化妆水倒上去的话，收入不高的女性会特别心疼。有一朋友告诉我，她做美容的时候从不睡觉，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怕美容师少做两道程序，我就说她太精了。我发现竟然有这样的女人：舍得花800块做美容，却不舍得睡觉，因为怕被别人坑。我想如果她花800块买一瓶油，却被厚化妆棉全部吸走，她肯定会很痛苦。

后来我去屈臣氏和丝芙兰都没发现很薄的化妆棉，于是我就和产品经理沟通，看能不能做一个分几层的化妆棉，每一层都可以拿走，我需要它厚的时候能正常使用，不需要时只分5层，每一层抹上化妆水能贴在脸的不同地位。这样我可以在家随意溜达，相当于省一张面膜，不久之后多层化妆棉就生产出来，现在是卖得最好的产品。

这件事使我树立了信心，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化妆，也不会如何调配化妆品，但是我十分了解女性的需求。多层化妆棉出来后，我把它拿到节目中教大家眼部急救法，继续增加解决方案。或者当你在飞机上感觉脸部很干，可以用一个试用装，现在机场基本上都有。你还可以去商场柜台免费领取，如果我到商场没带口红，就去柜台抹口红，还可以试试眼笔线，晚上吃饭就不用化妆。我觉得女人爱占便宜的小心思会贯穿其一生，这个很有意思。

小白如何开发爆款产品

我们还有一个卖得很火的产品，叫Jplus 4D面膜。我做了六年《美丽俏佳人》，也知道品牌一般都是二八原则，两个爆款占到了80%的销量。我们有自己的品牌——静佳，也代理了很多国际品牌，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明星品牌。当我集中精力去做明星品牌，我发现很多面膜都有同一个问题：人一站起来面膜就容易掉到地上。所以面膜要求使用者必须花15分钟躺在床上，我立刻联想到那个美容怕漏程序的朋友。因为我的性格跟猴子似的，根本不会在床上躺15分钟，我想开发一种面膜，站起来溜达都掉不下来。

刚好那时候，一美容院的客户送我一个3D面膜，3D是指人脸。受到启发，我想面膜如果可以挂在耳朵上，把脖子和脸都兜住，敷到脸上后能随便溜达那该多好。我对产品研发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告诉我韩国已经有这种面膜，中国还没有。他们去韩国工厂很快就找到类似产品，但所有产品都叫挂耳面膜，我觉得挂耳面膜不够有特点，后来取名叫4D，为此还买下“4D”关键词，全力打造4D品牌。

4D在接受市场测试时大受欢迎，因为我们充分利用场景化。有一个视频，女性在锻炼身体、蹲地、跳舞等不同场合都可以戴4D面膜；同时融入当时最流行的舞曲《Nobody》，今年换成《江南Style》，所有人都戴着4D，有点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在不同的空间跳舞。我们把4D面膜定义为生活中不花心思的事，它一上市基本就断货，后来很多网站也陆续推出挂耳面膜。我觉得4D面膜之所以受欢迎，与一开始对品牌的定位，包括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密不可分。

这两件事使我倍感信心，我发现原来研究产品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做，只要你有需求，而且你相信自己的需求能变成产品，那你就有可能创造出另外一种价值。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掺和人家的事，一有新品发布会我就去凑热闹。这事跟我和我们公司都没关系，我只是有美丽需求的人，是一个把自己打回原形（即回归小白）替别人想事情的人。

《超级访问》为颠覆央视而生

我突然回想起2000年做《超级访问》的搞笑瞬间。有时你会发现，这种小白思维方式会一直贯穿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如果把节目称为产品的话，现在大家觉得《超级访问》很有意思，而当时很少人认为它有趣。《超级访问》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节目，现在整个公司的价值与当时三个人两万元做《超级访问》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超级访问》是我带着赌气的心态去做的，完全没把它当作正常市场的行为。我大学一毕业就进电视台，1994年又从北京电视台跳槽到央视，我在电视台一直属于非主流的人物，在文艺部，我发现导演的办公室就是现在7、8个同事的办公位那么大，但在那种环境下，我觉得非常压抑。

因为当时中国电视语境追求假大空，尽管我一边说一边笑，但我特别想嘲笑自己。同时电视现状也很可笑，所有主持人和导演，不是人精都进不了央视，他们一进演播室特别傻，一回到办公室就变得特别有趣，我经常说是两个魂在工作。我记得倪萍很会开玩笑，我奇怪她怎么那么智慧有趣，冯巩都不是她的对手，但她在节目里一定要说那种话。后来我发现，那种环境下你只能做那样的事情，1999年我毅然决然地离开央视，当时目的很简单，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节目讽刺他们。所以《超级访问》诞生后，就一炮而红。

当我改革的时候所有人都冲出来，摄影说我这样做他没法拍，后面的观众一直在晃，灯光说他没法打光，因为他们从技术上做不到。我说无所谓，就算观众很松散，他们晃，我就要他们坐在我后面。后来显示的效果特别好，以前央视主持人都是走着出来的，我是第一个晃着出来的。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没有钱，为了使舞台假装电动，我们请了两个民工手动推舞台前进，我跟戴军站在上面，他们推得很匀速，大家看不出是人工推出来的，我们做这种改革就是希望不一样。我们也是第一个把音乐搬上节目，2000年电视台审片的领导问为什么，我说访谈节目很容易疲倦，必须三分钟一个笑点，每分钟必须有不同的音响。我学电影出身，电影中最重要的素材一定要突破稳定性，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能转来转去，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第一个把字幕搬上电视节目。以前电视节目都没有字幕，当时叫大西洋字幕机，我们没有钱买不起。中国人能听懂中国话为什么还敲字？因为我是一个信息狂，我们公司做了一个测试，结果我信息获取排第一，管理能力却倒数第一。曾经有一个报道，国外有字幕比没字幕的收视率提升50%，我想如果看一个人说话经常跑神，有字幕的话会使你双重聚焦，我觉得一定要尝试这件事。因为没有字幕机，我们拿录音机把嘉宾的声音录下来，录完以后拿出去打印，打印后再重新输入。

“李时珍”整疯乐蜂网

我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李时珍”，李时珍经常去各地采草药。我出国会带两个皮箱，去到一个国家就把大大小小的化妆品全部买回来，因为我觉得产品体验很重要。但我招到的人由于生活条件所

限，不可能像我一样走遍全球，怎么能让他们一流的眼光为我所用呢？我自己就来充当公司的买手，其实化妆品基本没花钱，都是品牌请我去做活动，或者多带几个皮箱去日本、法国。

另外我喜欢拿品牌的画册，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品牌画册的质感和设计都不一样。我还喜欢偷拍，拍完以后这些产品会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助理会做PPT与研发、设计等分享。我认为培养一个人的眼界比否定他要管用很多，我一直对他们说这不是我要的，只会让他们更沮丧，但如果给他们看更好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叫软性否定，所以我通常采用这种方式，对产品提升有很大帮助。

为什么做自有品牌？我也没想过，做了一年多他们说光卖别人东西，除非卖假货、水货，否则根本赚不到钱。我说不赚钱那谁干，做传媒都百分之好几百的利润，做化妆品这么累还不赚钱。于是就开始做自有品牌，说做就做，甚至都没做过产品市场调研。从开始到现在，3年打磨出8个品牌，每个品牌都是一个人，简单点就是为了省钱，这些专家有几千万粉丝，中国化妆品界三分之二的专家都签约我们经纪公司，通过《美丽俏佳人》打造专属品牌，我觉得这件事能成就把它做了。比如静佳，3年带来2亿多营收。

我们觉得微博没什么人玩，就想做一个新玩意，小电台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助理做了一个不良员工的小电台，内部大胆开放，短短两天就有1900次转发。接下来我们要不断尝试，把自己的品牌、传播都放进去，也会尝试微信的玩法。

三 :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李静，是一个“狗急跳墙”的人，辉格SEO认为，她的乐蜂网的成功，就是源于自己的不满足于现状，敢于追求改变自己和突破自己。［www.61k.com］李静的乐蜂网目前是国内最成功的化妆品电商之一。 金错刀先生认为(微信公众号ijincuodao)，李静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女汉子。她的狗急跳墙体现在3句话上：

1、我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律师，财务和会计要分开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就可以，其实很多都是从教训中去学习，我们能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产品足够好、人足够有激情。

2、我发现原来研究产品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做，只要你有需求，而且你相信自己的需求能变成产品，那你就有可能创造出另外一种价值。

3、我善长没钱做事，越没钱我的招越多，有了钱反而不懂得做事。我就是“狗急跳墙型”的人。 口述：李静 东方风行传媒集团董事长、著名主持人

“我是狗急跳墙型”。这是东方风行传媒董事长李静的彪悍语录。一个连浏览器都不知为何物的小白，却以“狗急跳墙”方式杀入电商领域，亲自开发爆款产品，包括：多层化妆棉、4D面膜等。在李静刚创业做节目时，《超级访问》也是力求颠覆央视正统风格，以狗急跳墙方式杀出一条血路。

李静，不只是跨界女王，不只是主持人，更是产品经理界的女汉子，她的产品秘诀是制造无法拒绝的消费。12月14日，在微创新总裁营第7期上，李静花2个小时详细讲述如何以“狗急跳墙”精神做产品。以下为李静口述：

不懂浏览器的小白

有一天，《赢在中国》的王江和李想去我们公司，他们都是做互联网的，而我偏媒体。因为我几个助理都特别漂亮，他们就借机在我办公室开了一上午的会，一直在开会，突然提到浏览器。我当时问什么叫浏览器，他们所有人都张大嘴。我真没觉得这话过分，我知道“浏览器”这个词，但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我问浏览器是不是那个蓝色地球一按就能上网，他们说对啊。他们特坏，还发微博说我不懂浏览器，我也分享到朋友圈，结果我70%的艺人朋友留言说也不知道浏览器。可能有人认为我连浏览器都不知道，那肯定没资格谈互联网，但我认为这恰好是个好玩的洞察。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用户而言，虽然他一直在用，但并不需要知道。

东方风行最初是由几个有想象力的导演起家，当时只想做有趣的节目，到今天发展成3家公司。其中东方传媒负责整个电视节目制作，还有明星达人品牌和乐蜂网。乐蜂网成立于2008年，主打女性化妆品的电商平台。2009年我们创办化妆品公司，目前有8个品牌，而且每个品牌都是一线明星达人亲自操盘。

我不擅长化妆品，但懂女性的需求

李静的乐蜂网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我刚才说做了8个化妆品牌，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做美妆工具的。（www.61k.com）以前我特别喜欢去屈臣氏买化妆棉、棉签和指甲钳，后来发现屈臣氏并不能满足我逐渐提升的消费品味，于是我改用丝芙兰，我去了日本（常去日本买化妆品）发现仍远远不够，我想如果自己做品牌，就做所有美妆刀具这等小玩意。后来我们找到日本工厂合作，一起打响新品牌，而且从来不打广告，只放在乐蜂网上卖，目前年销售额达5、6千万。

这件事很有意思，本来都没打算做，但销量比精心打磨的达人品牌还要高。为什么呢？以化妆棉为例，我经常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我性格偏男孩，站在镜子前只花5分钟。有一天，我发现化妆棉原来有这么厚，把化妆水倒上去的话，收入不高的女性会特别心疼。有一朋友告诉我，她做美容的时候从不睡觉，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怕美容师少做两道程序，我就说她太精了。我发现竟然有这样的女人：舍得花800块做美容，却不舍得睡觉，因为怕被别人坑。我想如果她花800块买一瓶油，却被厚化妆棉全部吸走，她肯定会很痛苦。

后来我去屈臣氏和丝芙兰都没发现很薄的化妆棉，于是我就和产品经理沟通，看能不能做一个分几层的化妆棉，每一层都可以拿走，我需要它厚的时候能正常使用，不需要时只分5层，每一层抹上化妆水能贴在脸的不同地位。这样我可以在家随意溜达，相当于省一张面膜，不久之后多层化妆棉就生产出来，现在是卖得最好的产品。

这件事使我树立了信心，虽然我从来都不擅长化妆，也不会如何调配化妆品，但是我十分了解女性的需求。多层化妆棉出来后，我把它拿到节目中教大家眼部急救法，继续增加解决方案。或者当你在飞机上感觉脸部很干，可以用一个试用装，现在机场基本上都有。你还可以去商场柜台免费领取，如果我到商场没带口红，就去柜台抹口红，还可以试试眼笔线，晚上吃饭就不用化妆。我觉得女人爱占便宜的小心思会贯穿其一生，这个很有意思。

小白如何开发爆款产品

我们还有一个卖得很火的产品，叫Jplus 4D面膜。我做了六年《美丽俏佳人》，也知道品牌一般都是二八原则，两个爆款占到了80%的销量。我们有自己的品牌——静佳，也代理了很多国际品牌，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明星品牌。当我集中精力去做明星品牌，我发现很多面膜都有同一个问题：人一站起来面膜就容易掉到地上。所以面膜要求使用者必须花15分钟躺在床上，我立刻联想到那个美容怕漏程序的朋友。因为我的性格跟猴子似的，根本不会在床上躺15分钟，我想开发一种面膜，站起来溜达都掉不下来。

刚好那时候，一美容院的客户送我一个3D面膜，3D是指人脸。受到启发，我想面膜如果可以挂在耳朵上，把脖子和脸都兜住，敷到脸上后能随便溜达那该多好。我对产品研发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告诉我韩国已经有这种面膜，中国还没有。他们去韩国工厂很快就找到类似产品，但所有产品都叫挂耳面膜，我觉得挂耳面膜不够有特点，后来取名叫4D，为此还买下“4D”关键词，全力打造4D品牌。

4D在接受市场测试时大受欢迎，因为我们充分利用场景化。有一个视频，女性在锻炼身体、蹲地、跳舞等不同场合都可以戴4D面膜；同时融入当时最流行的舞曲《Nobody》，今年换成《江南Style》，所有人都戴着4D，有点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在不同的空间跳舞。我们把4D面膜定义为生活中不花心思的事，它一上市基本就断货，后来很多网站也陆续推出挂耳面膜。我觉得4D面膜之所以受欢迎，与一开始对品牌的定位，包括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密不可分。

李静的乐蜂网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这两件事使我倍感信心，我发现原来研究产品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做，只要你有需求，而且你相信自己的需求能变成产品，那你就有可能创造出另外一种价值。[www.61k.com)从那以后，我特别喜欢掺和人家的事，一有新品发布会我就去凑热闹。这事跟我和我们公司都没关系，我只是有美丽需求的人，是一个把自己打回原形（即回归小白）替别人想事情的人。

《超级访问》为颠覆央视而生

我突然回想起2000年做《超级访问》的搞笑瞬间。有时你会发现，这种小白思维方式会一直贯穿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如果把节目称为产品的话，现在大家觉得《超级访问》很有意思，而当时很少人认为它有趣。《超级访问》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节目，现在整个公司的价值与当时三个人两万元做《超级访问》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超级访问》是我带着赌气的心态去做的，完全没把它当作正常市场的行为。我大学一毕业就进电视台，1994年又从北京电视台跳槽到央视，我在电视台一直属于非主流的人物，在文艺部，我发现导演的办公室就是现在7、8个同事的办公位那么大，但在那种环境下，我觉得非常压抑。

因为当时中国电视语境追求假大空，尽管我一边说一边笑，但我特别想嘲笑自己。同时电视现状也很可笑，所有主持人和导演，不是人精都进不了央视，他们一进演播室特别傻，一回到办公室就变得特别有趣，我经常说是两个魂在工作。我记得倪萍很会开玩笑，我奇怪她怎么那么智慧有趣，冯巩都不是她的对手，但她在节目里一定要说那种话。后来我发现，那种环境下你只能做那样的事情，1999年我毅然决然地离开央视，当时目的很简单，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节目讽刺他们。所以《超级访问》诞生后，就一炮而红。

当我改革的时候所有人都冲出来，摄影说我这样做他没法拍，后面的观众一直在晃，灯光说他没法打光，因为他们从技术上做不到。我说无所谓，就算观众很松散，他们晃，我就要他们坐在我后面。后来显示的效果特别好，以前央视主持人都是走着出来的，我是第一个晃着出来的。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没有钱，为了使舞台假装电动，我们请了两个民工手动推舞台前进，我跟戴军站在上面，他们推得很匀速，大家看不出是人工推出来的，我们做这种改革就是希望不一样。我们也是第一个把音乐搬上节目，2000年电视台审片的领导问为什么，我说访谈节目很容易疲倦，必须三分钟一个笑点，每分钟必须有不同的音响。我学电影出身，电影中最重要的素材一定要突破稳定性，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能转来转去，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就是第一个把字幕搬上电视节目。以前电视节目都没有字幕，当时叫大西洋字幕机，我们没有钱买不起。中国人能听懂中国话为什么还敲字？因为我是一个信息狂，我们公司做了一个测试，结果我信息获取排第一，管理能力却倒数第一。曾经有一个报道，国外有字幕比没字幕的收视率提升50%，我想如果看一个人说话经常跑神，有字幕的话会使你双重聚焦，我觉得一定要尝试这件事。因为没有字幕机，我们拿录音机把嘉宾的声音录下来，录完以后拿出去打印，打印后再重新输入。

“李时珍”整疯乐蜂网

我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李时珍”，李时珍经常去各地采草药。我出国会带两个皮箱，去到一个国家就把大大小小的化妆品全部买回来，因为我觉得产品体验很重要。但我招到的人由于生活条件所

李静的乐蜂网 李静口述：一个互联网小白如何成就乐蜂网

限，不可能像我一样走遍全球，怎么能让他们一流的眼光为我所用呢？我自己就来充当公司的买手，其实化妆品基本没花钱，都是品牌请我去做活动，或者多带几个皮箱去日本、法国。［www.61k.com]

另外我喜欢拿品牌的画册，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品牌画册的质感和设计都不一样。我还喜欢偷拍，拍完以后这些产品会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助理会做PPT与研发、设计等分享。我认为培养一个人的眼界比否定他要管用很多，我一直对他们说这不是我要的，只会让他们更沮丧，但如果给他们看更好的东西，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叫软性否定，所以我通常采用这种方式，对产品提升有很大帮助。

为什么做自有品牌？我也没想过，做了一年多他们说光卖别人东西，除非卖假货、水货，否则根本赚不到钱。我说不赚钱那谁干，做传媒都百分之好几百的利润，做化妆品这么累还不赚钱。于是就开始做自有品牌，说做就做，甚至都没做过产品市场调研。从开始到现在，3年打磨出8个品牌，每个品牌都是一个人，简单点就是为了省钱，这些专家有几千万粉丝，中国化妆品界三分之二的专家都签约我们经纪公司，通过《美丽俏佳人》打造专属品牌，我觉得这件事能成就把它做了。比如静佳，3年带来2亿多营收。

我们觉得微博没什么人玩，就想做一个新玩意，小电台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助理做了一个不良员工的小电台，内部大胆开放，短短两天就有1900次转发。接下来我们要不断尝试，把自己的品牌、传播都放进去，也会尝试微信的玩法。

四 : 互联网"标会"或为下一个民间集资监管的重灾区

在法官确认被告人身份时，站在受审席上的邵海容身份信息异常简单：50多岁，初中学历、没有工作，来自温州洞头的农村，案发前不知“金融”为何物。［www.61k.com）

根据检方指控，邵海容仅用9个月时间就吸收了167万元的公众存款。在该案的背后，可能隐藏了温州民间金融的乱象。这一现象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或将引发更多的监管难题。

“标会”：古老的金融互助

2014年5月的一天，邵海容的家中，10多人围坐在一张方桌的四周。在桌子的中间摆放着一把圆底的汤勺，十几个人将手里标书放到桌上，只听邵海容一声“开标”，随即就转动汤勺，勺柄停止转动时所指向的对象，就可以出价。各会员通过“竞标”争取每一次的会款。这样的场景，当地百姓称之为“标会”。

“标会”是起源于民间的一种古老的金融互助行为，曾广泛存在于浙、闽、粤等地区。在古代，同一地域有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所以往往有红白喜事，哪家人需要用钱，就会以个人名誉作为信用担保，在宗族之内成立“互助会”。会主得到一笔来自各个会员缴纳的会款，并在未来的互助运转中分期偿还。

随着社会的变迁，“互助会”渐渐演变成了“标会”，而它的形式有点类似于“轮转基金”。

按照标会的运转模式，各会员通过“竞标”争取每一次的会款。竞得会款后，该会员被称为“死会会员”，未来无权再竞标，但仍需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全额会款，而其他的会员被称为“活会会员”，可继续参与竞标，每次支付的会款，为全额会款减去当期竞标成功者的所“出价”的标金。

在洞头县，许多5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把“标会”当作天上掉下来的“金饭碗”，有的人甚至每月只用1000元的养老金，次月就可以连本带利还回3000元。

它的高额利息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以小博大的“游戏”

一位陈姓女会主告诉记者具体的参会方式，以她所持有的标会为例，一个50名会员的“标会”，以人均一次性1000元的“会费”，当月一共缴纳5万元。作为“会主”的陈女士分50期，以每期1000元偿还给“会员”。

这种操作手法看上去平庸无常，如果不计算其中利息的话，不增加，也不减少任何价值。但是，“标会”引入了“竞标”机制。

根据这一“机制”，假设之后第一期标会由某一会员以600元竞标获得，则其他会员需支付给该会员400元，“中标”的会员也被称为“死会会员”，其他人称为“活会会员”。“死会会员”要每月支付会主1000元。

通过计算不难得出，“中标”的会员当时得到的会款是2.06万元，包括了会主缴付的满额1000元及其他49名“活会会员”的每人400元。

之后，“死会会员”还要再支付49期的满额会款，即4.9万元，在参与期间得到了2.06万元，实际上却要付4.9万元。计算中可以发现，“死会会员”实际承担了近3万元的费用，这笔费用叫作“会息”。

倘若这场“游戏”中有人一直是“活会会员”呢？

如果“活会会员”从未竞标，即一直处于活会的状态，每次标会都是被各会员以600元竞标获取，那么50个月下来，“活会会员”只支出了49次的活会会款和一次缴纳给会主的会款1000元，也就是2.06万元。假设其他会员均已成为“死会会员”，该“活会会员”最后50个月的收益可以达到近3万元。计算其平均成本，“活会会员”每月只需投入约400元。

谁都想当这个“活会会员”。那么即便对“死会会员”而言，为何敢于承担如此巨大的会息呢？原因在于，他可以提前支取一些“出价”的资金，进而可以有资本加以“运作”。

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很少有“死会会员”将这些资金投资到实业中，反而参与到利息更高的“标会”之中，期许未来获得更大的财产收益。

洞头县金融办主任吕建伟告诉记者，这种模式被称为“以会养会”，相当于一种轮转基金，参与者每个月需要支出，那问题来了，万一资金链断了怎么办？

然而，高额的利息诱惑让这种方式得以延续。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法学院教授许多奇表示：“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从低息互助筹资走向高利贷的情况屡见不鲜。当高额利息无法得到回报时，就会发生卷款潜逃的‘跑会’、‘倒会’事件，甚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潜藏的风险：崩盘的“倒会”

“标会”看似有条不紊地运行着，盘子也越做越大。一场即将波及当地的金融风波，正在悄悄地到来。

当标会中的会员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资金来偿还“会息”时，或者当大量的资金被会主、会员拿去进行日常消费，如购车、买房时，以及大量的标会资金被挪作他用、无法兑现时，标会就会走入绝境，最终的结果只有“崩盘”。

记者在洞头县调查了解到，1000元的标会在当地属于较小规模的标会。当地目前普遍存在万元会，10万元会，甚至百万规模的标会。

检方指控称，邵海容在2010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组织标会11个，吸收公众存款97万元。

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邵海容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便利用9个月的时间吸收公众存款将近167万元，其最终锒铛入狱。

在法院今年5月28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邵海容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罪而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退赔违法所得共计220万余元，并返还给多名被害人。

六亿民间资本参与“标会”

当地金融管理部门认为，老百姓之所以对“标会”趋之若鹜，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百姓对投资收益有较大的期待，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尚在建设阶段，服务面不够广泛，无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理财产品。标会高额的利息承兑必然能吸引大批投资者的参与。

据洞头县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县城区内有近6000户居民参与了当地的标会，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当地城区居民总户数的1/3。

同时，很多人手中同时掌控数十个标会。这些投资者大多数是一些没有多少金融知识，没有较高收入来源，没有其他投资渠道、却对收益抱有期待的中老年妇女。

许多奇教授指出：“通过各地的案件汇总，纵观过去民间标会倒会的历史，‘以会养会’这种金钱游戏不仅把标会越做越大、越推越高，倒会风险也日益增大，而且也使参会者的还款压力越来越大，资金链越绷越紧，这链条就会随时断裂，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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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一位从事“民间融资形势”分析的人士叶先生这样告诉记者，通过他数个月来对洞头民间标会参与人员的会单统计的结果来看，这一次洞头的金融风波涉及的资金规模较为庞大，根据官方目前不完全统计结果，仅洞头参与“标会”的民间资本规模已达6个亿。

但多名接受采访的会主表示，实际的规模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然而，为什么“标会”每次“倒会”都会给参与者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却又屡禁不止？

采访中，洞头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叶明铁告诉记者：“由于区域实体经济融资难，加上高利率诱惑等因素，就自然催生了各种民间的高息借贷形式。从2012年开始，政府部门就对‘标会’进行了调研，也通过各种场合发布了警示，但是这类民间金融行为往往监管难度比较大。”

互联网“标会”挑战监管

事实上，类似的标会引发的金融风波，在闽浙一带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福建泉州市石狮县也出现了“倒会”，并且标会的规模也将近亿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几乎年年都有出现，并且规模和参与人数一直呈增长的趋势。

譬如波及洞头县的金融风波中，类似陈女士这样的出险并波及的人员有数千人，而这些出现民间标会的地区往往在地理环境上属于山区或者海岛。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人们渴望致富，却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使得人们与创办实业的愿望背离。

然而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目前并没有有效的管理手段。从以往多次的各地风波处置来看，面对频繁出现的标会风波，政府通常只能做到对出险后的集资人全力追责，至于那些受损的对象，他们的损失往往都无法追回或者只能追回很少的一部分。

此案中，洞头县委、县政府还是给予了应对，并出台了《洞头县民间金融自行清算指导意见》，通过大量的排查摸底、登记接访、调解化解、专案核查、登记清算、打击非法、资产追查、信息发布和慰问安抚等各项工作。

在邵海容一案中，该县相关人员试图通过宽严相济的原则，将债务的清偿比例作为刑罚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主动清偿债务，并取得债权人谅解的人员，减轻或从轻处罚，最终达到对债务人的威慑作用。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标会网站”在当地应运而生，今后的“标会”或许会打破地域的局限，这会给监管增加更大的难度。

该县的相关人员也表示了这层忧虑，“网上可不论你是在海岛当会主，还是在山区入会，总之表盘都可以用软件来代替了。”

“要是真的有这么一天，老百姓参与标会的热情不减，我们管也没法管。”该人员忧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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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互联网下一个风口-破解中国互联网丛林基因：一个江湖终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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