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

点击量：604 2009-12-10 13:45:36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简单地说，黄宗羲定律就是每一次税费改革都是增加了对农民的征税数量，也就是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

在2003年3月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温家宝多次提及黄宗羲定律。并强调我们一定会走出历史上所谓“黄宗曦定律”这个怪圈。他说，第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农村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要精简人员。中国古代大学有四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现在一个县12、13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精简，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能得到彻底解决。

温家宝总理说：“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了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58年后的今天温家宝提出了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思想，这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为黄宗羲定律？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黄宗羲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税制变革的轨迹，他说：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zeng，丝织品的总称）纩布麻，??杨炎（晚唐）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

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这意思是说：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如今（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 定律”用公式表示，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

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

=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地丁合一=??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通式：Tn=Ta＋Tnx。式中T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T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每改革一次，农民就会遭殃一次。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诫“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以贻后患”。

中国的田赋制度从夏商周至民国，仅重大变迁就有八次之多，但每次改革的实际情况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黄宗羲定律”的核心。

对“黄宗羲定律”人们习惯于从经济学角度去解读，甚而仅从税制改革本身去解读。但这样的解读显然不能为跳出“黄宗羲定律”提供可资之鉴。本人认为，“黄宗羲定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黄宗羲定律”需要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角度进行“解读”。

一、“黄宗羲定律”折射出农民政治参与的缺失

黄宗羲对历史上田赋制度改革的追溯和归纳，局限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历代的变法——不论是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免役钱法”，还是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其最初的出发点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但变法最后都背离了初衷，显然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我们姑且不论“黄宗羲定律”的复杂学术解释，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在“黄宗羲定律”中，我们听不到农民的声音，看不到农民的身影，而只看到当权者和少数“政治精英”对社会变法作一厢情愿的“规划”。也就是说，在重大社会变革的设计中，农民没有选择权，没有话语权，无论当权者设计的制度多么不公平、不合理，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无条件地服从。农民政治参与权的丧失，根源在于经济的私有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政治私有制”。

农民政治参与权的缺失或被剥夺，是专制社会的一大特征。农民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对强加在身上的负担讨价还价，不能对各类“杂派”抗争和拒绝，这就为“黄宗羲定律”形成提供

二 : 人权经济学之“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黄宗羲定律”，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不但存在于中国，实际上，存在于所有的人权基础被剥夺的社会。“基础人权被剥夺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总是存在黄宗羲定律的原因：任何折腾，无论原来的初衷是什么，最后，总是最低层的民众增加了负担！原因很简单，在黄宗羲定律的作用过程中，整个社会可以分成占有巨额不当利益不用干活的权力阶层（剥削阶级）；不占有不当利益提供基本服务的技术阶层；以及不受人权保护的低层民众。（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反对人权普世价值）。这样，一旦出现更改既定法则、潜规则的折腾时，中间的技术阶层很硬气：NOMONEY NOTALK！没钱怎么提供服务？成本谁负担？而上层拥有利益解释权的权力者，大不了换一个贪官，也不会放弃原有的利益。因此，所有的变动的成本，只能通过增加低层民众，那些缺乏人权保护的农民们，城市贫民啊，愚蠢无脑的小左啊之类的负担实现。

事实上，所谓的医改医改，改来改去，公费医疗所代表的特权者损失了什么利益？不是人数多了，就是剥削重了；而医生呢（相当于技术阶层），NOMONEY NOTALK！没钱怎么提供医疗服务？那些不敢向权贵开火，却向技术工商劳工阶层张嘴的民粹小左简直猪狗不如。狗还懂得谁惹它咬谁！苦的是谁呢，还不是患者？结果就是，医改医改，越改，患者负担越重。这不就是黄宗羲定律的表现吗？！还有博友问到的“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比民企、外资的白领青壮年工资还要高，（别提农民工了），这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情况；而且，真正在所谓的企事业机关、包括垄断企业里苦干的合同工，他们的工资也是非常低的。工资高的，都是不用干活的。这不也是黄宗羲定律的表现吗？

目前深为究病的改革后遗症，提供了张宏良之类的小左攻击邓小平改革的话柄；原因却是因为欠缺了最根本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则欠了最根本的“归还公民人权”，接受普世价值观，接受人权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一条，恰恰是张宏良这类毛氏极左唱了一大堆文革教务后，所致力于反对的根本目标。在这个基础条件得到承认，并成为中国制度的基础以前，黄宗羲定律，会继续肆虐中国十几亿被剥夺了人权的人科动物界。这就是笔者说《民粹面纱下的极左，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的原因。

同样，笔者是“保皇党”，原因就在于，在“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价值观，写入宪法，并且，得到有效执行和保证以前，越大的社会政治变动，黄宗羲定律的效果越明显！在全国级别上，折腾的结果，将会带来可能是几千万、几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预见的将来。为什么右派（主张人权）却反对暴力、支持现政权；和所谓的极左，反对人权，支持暴力，反对现政权，支持毛氏暴政？他们真的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吗”？不！笔者坚定地认为，极左与现代文明，不共戴天！

正是因为不能接受普世价值观，也不接受国有资产流失（是一种特权），不放弃控制国民经济，拒绝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或者，民主是拒绝“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中体西用，最终形成了经济分配的特权不可侵犯，严重干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而带动着整个中国社会，被慢慢地淘汰。这个时间可能还要经历几十年，才会看到明显的政治效果。但在个人生活上说，几乎是每年都发生作用：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新世纪的生活水平，是一年比一年差！如果向后算是“预言家”，那位向前看，做做“历史家”，站在过去看今天，自150年以前，中国社会正在被一步步淘汰的趋势，还看不出来吗？

所以，如果不是接受“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作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只能就地停止改革，别折腾了！什么都别动，直到情况恶化到可以接受“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为止！是最优化的方案。

中国人也就是西方人，西方人也就是中国人，中西文化，在笔者看来，是可以无缝接合的。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与战国汉秦时代的古中国文化是何等相似？其实，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几乎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几乎就是原装的儒家，道家，管仲等真正有建树的先贤大家的思想精华，————各位，即使是董仲舒的儒家学说，也不是汉武帝采纳的那个变种版本，更不是朱明理教的太监版本。“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民为子，民视君为父”，“大道无为，与民生息”，等等观念，都是社会利益上的平等交换，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中国文明。却让掌握着道德解释权的兼烧火棒的汉武大帝和洪武大帝，很不过瘾。然后，各位就看到今天那个的所谓“中华传统文化”，其中的90%，是在宋末明初时，由御用专家，那时代的郭沫若张宏良之流编出来的奴隶教材。

至于说所谓的马列主义，更是100%的西方文化，从中找不到一丝半点的“中国类同”元素。那么极左捧着的毛思想主义，又是什么呢？毛极左，就是无论理论上，还是150年世界实践都已经证明是错误的马列歪论，再加上中国原产的“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理想”的混合怪胎！毛左捧毛氏泽东的光辉业绩，不就是曾经不惜任何代价拒绝融入现代工业社会，寻求再次闭关锁国吗？和李鸿章“中体西用”，维持皇统的终身奋斗，有什么不同呢？

本文延续《辩证的人权经济学》理论讨论系列。本系列现有以下文章：
《炮轰芝加哥学派》
《平均主义、社会公平和效率，及社会利益博羿》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生产者角度差异》
《经济很简单，政治很简单，科学很简单，真理很简单》
《价值守衡定律：揭示《资本论》的关键性错误》；
《什么是社会生产的价值？什么是GDP？》；
《价值守衡定律，交换才是价值》；
《辩证的人权经济学》（序论）
《市场自动满足人权自主的有能力的交换需求》
《市场，是经济学的依归，万能的观测标尺》
《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不容争辩》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根本性错误，是伪公平》
《人权经济学：弱者？只有强者才值得同情!》
《人权经济学：《反垄断法》和《神圣垄断法》》

三 : 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定律介绍，黄宗羲定律-推论

黄宗羲定律是现代学者秦晖在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的定律。其主要内容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该定律是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论述。

黄宗羲定律_黄宗羲定律 -定律介绍

黄宗羲定律

现代学者秦晖在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的定律。

内容是：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层层剥削；不管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1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全国废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在我国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取消。

黄宗羲定律_黄宗羲定律 -推论

在工业社会中，如果政府的征税权不受控制，税制每改革一次，企业的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黄宗羲定律是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论述。

推论是描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的论述。

如，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禹乔、査颖等将黄宗羲定律初步引入到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研究中

。该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现行的财政体制是1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即自上而下把征税当作政绩完成，因此部分税务部门不仅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为了自身利益扩大压力。每名基层税务人员被分派征税任务，致使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硬性考核目标随意调高税收定额，征收“过头税”。最终，税收压力传导至末端的企业便是呈几何级数扩张，由此出现减税增负的“负扶持”现象。这不仅与政策初衷相背离，对企业转型和经济换挡也是雪上加霜。税制改革的初衷是减轻中小企业税负，但由于现行中国税、费改革政策并不完善且缺少整体的配套改革措施，反而对中小企业造成负扶持。当然以“黄宗羲定律”来否定税制改革政策是不对的，但中小微企业权利若长期受到忽视，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总结为：应以大规模综合性减免税费替代目前中国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面对不同的行业也要设计不同的税率并降低一般纳税人门槛，越能带动更多就业的行业税率就应越低、税种就应越少。

黄宗羲定律_黄宗羲定律 -定律的意义

黄宗羲

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有关记述和评论总结而成的。它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历次税制改革的一些规律。定律的内容虽然已经提出几百年了，但是直到秦晖先生将其总结出来并加以自己的诠释之后，它才得到了这样1个独有的名称。在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及这个定律之后，该定律更随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和对近年来以并税式改革为重要特征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关注而迅速传遍神州各地。那么，这个定律究竟说了些什么，意义何在呢？本文将对此做一些分析，并提出作者个人对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及三农问题的一些见解。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这样说：“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他将此现象概括为“积累莫返之害”。

秦晖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如今（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以后再加不得了。天哪！这样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老百姓还有生路吗？”

秦晖先生进1步诠释说：“它（并税式改革）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

按照黄宗羲和秦晖两位先生的逻辑，人们先验的应当按照一定的名目交纳一定数量的税赋，其中包括正赋和一些杂派。因为并税式改革合并了这些税赋，取消了各种杂派的名目，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会以为这些杂派没有被征收过，从而有利于加派的产生。遗憾的是，这一逻辑的基本前提就是不正确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先验的规律来规定人们应当按照什么名目（税种）交纳多少数量的税赋。

就税种来讲，从周代开始，就出现了正赋与杂派并存的局面，此后这二者的名目和内容都不断的变化着。正赋由周代根据“井田制”制定的“十夫有沟”、“九夫为井”制度开始，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改革，逐渐形成了田赋（土地税）和算赋（人丁税）2大主要税种。唐初将以前历代税赋总结为“租庸调”，配合按丁授田的均田制，形成了“只问丁身，不问财产”的以人丁税为主体的制度。自唐代中叶，均田制瓦解之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改行两税法，将租庸调和各项杂税合并为夏秋两税，改以财产（主要为土地）为征收标准。宋代王安石在两税基础上增加了“免役钱”，将以劳役形式征收的户税改为以货币形式征收（宋代农业税已不占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否应将农业税视作‘正赋’还可以商榷）。明代张居正改革，行一条鞭法，将各项正杂税收统统摊入土地税。清代“摊丁入亩”的改革也秉承了同样的指导思想，将人丁税和其他杂派并入土地税征收。晚清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展了重大变化，农业税不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正赋”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封建社会的“正赋”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今年初，政府明确提出了在已经取消农业特产税（除烟草税外）的基础上，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的计划。曾经做为中国的“正赋”达2600多年之久的农业税就要走下历史舞台了。相对变化较少的“正赋”尚且发生了如此多的演变，各种杂派的变化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了。早在周代，就有了在正赋之外的“罚布”等十几种杂派，此后杂派名目越来越多，到明代已经不下千种。到近代之后，由于自然经济被打破，社会分工变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活动，杂派的种类就更加繁多了。仅以长沙一地为例，近代增加的主要杂派就有厘金（1855）、屠宰税（1908）、娱乐税（1908）、船舶税（1908）、印花税（1909）、烟酒公卖税（1915）、验契税（1924）等等。至于当代农村的各种杂派，在税费改革以前，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中央一级的有93项，地方一级的有269项，而各种没有正式名目、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更是难以估量。《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列举了一些农村杂派的名目，共有七大类，上百种，其中仅“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1类就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二十种之多。

上面赘述如此之多，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我国的税赋项目自古以来就是在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着的，各种各样的税目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根本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律来规定哪些是应该交纳的、哪些是不应该交纳的。以长沙的验契税为例，这项杂派是1924年才设立的，按秦晖先生的观点来看，属于“新立名目”、“重出加派”，鉴于“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所以不应该再征收了。但是，支持这些税目的人完全可以这样辩解：社会经济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契约成为确定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纽带，因而“验契”这项活动才变得重要起来。这一活动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可能是根本不存在或者微乎其微的，因此被并入“正税”的过去的那些杂派中并没有包括这一项活动的费用，所以征收验契税是应该的。对于这样的理由，如果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仅仅从名目这样1个表像上来看，我们是无法说它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法否认社会经济确实在发生变化，从而税种也应当发生变化这个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坚持认为只有过去征收的“正赋”和已经包涵在其中的那些特定项目的杂派才是人们应该交纳的税项的话，那么在5年之后，当初的“正赋”——农业税就会被完全取消，那时候是不是一切税收都成了不该交纳的苛捐杂税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想增加税赋的人总可以利用类似的理由（不管是真有理还是假有理），巧立名目，达到加税的目的。就算是把过去收过的所有税项一一列举出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一来社会经济是不断变化着的，总会有新的经济活动来为新的税项提供理由，二来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有了收税的权力和意愿，还怕没有收税的借口吗？人们既然能够发明出1000种杂派的名目出来，难道第100一种就发明不出来了？就拿“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来说，新增1个第二十一种，“民兵副连长误工补贴”，跟原有的那二十种就并没有重复啊！你能说它就一定不合理吗？所以说，秦晖先生所说的“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后来者”总可以“再出新花样”。保留过去繁多的税种名目对于制止以新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是起不到什么有效作用的。

不仅仅税收的名目不是先天决定的，针对每一名目应交纳的税额同样也不是先天决定的。《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10步为（畹），以百六10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二百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同一税种即可有着不同的税率，哪怕是在同一国家、同一时代，在不同官员的管辖区域内税率都可以有着巨大的差异，更不要提数千年来税率的演变了。就从田赋来看，从《银雀山汉简》中提到的五税一、秦代的十税一到汉初的十五税一，再到汉景帝时的三十税一，高低相差达6倍之多，甚至还有无税的。税率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民负担的大小，哪怕是名目上没有丝毫变化。秦晖先生和黄宗羲先生置税率于不顾，一门心思的去计较名目，实在是让人费解。秦晖先生认为正赋（田赋）是应该交的，但是这应该交的钱究竟是五税一呢？还是三十税一呢？不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我们是不可能得到合理的答案的。秦晖先生仿佛认为只要让当权者无法提出新的税目，即可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增加人民的负担，但是，当权者完全可以在不改变原有税目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税率来改变税收总量。譬如东汉初年，刘秀曾将田赋改为十税一，这并没有增加新的税目，税率也不是史无前例的（刘秀大可为自己辩护说真正应该收的税是秦代的十税一，而不是景帝的三十税一），按秦晖先生的逻辑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是农民的负担却一下子增加到原来的3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秦晖先生大喊不公的清代“摊丁入亩”改革。秦晖先生认为既然人丁税已经摊入了田赋，那么以后就不应当再征收，但是“实际上，力役或人丁负担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到晚清、民国时，‘地丁属地，差徭属人’又成了各地的常规”，因此这是极为不公的。如果仔细审视秦晖先生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认为不公的地方，其实只是圣旨里少了一句话，或者说是说错了一句话。那就是，“把人丁税摊入田赋”，只要把这句话改成“取消人丁税，同时提高田赋税率，并使得增加的田赋总量与取消的人丁税总量相等”，那么一切就公平合理了，以后再恢复人丁税也就不是新立名目或者重复征收了。虽然对人民来说，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

由此可见，“黄宗羲定律”的基本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仅仅关注于税收名目变化的这一定律完全没有把握到农民负担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它确实是反映了中国历代税收体制发展的1种现象。但遗憾的是，该定律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并没有反应出问题的本质来，而且有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本质上吸引走，从而不利于找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来。

本文标题：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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