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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ppt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儒、墨、道、 法）及普遍价值
百家争鸣兴起的原因、条件 （一）礼崩乐坏 （二） 士人崛起 二、儒墨之争（仁爱、差爱与兼爱） 三、儒道之争（有为与无为） 四、儒法之争（德治与法治） 五、四家的普遍价值 一、

一、先秦诸子百家兴起

（一）春秋战国 “礼崩乐坏” 社会转型 西周时代，周天子是天下宗主，礼仪文化的重 心所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公制“礼 乐制度”，其核心是等级制度。诸侯如众星拱 月般拱卫周天子。文化完全由官府控制，“学 在王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 入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日渐式微， 宗法礼仪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王纲解纽，诸侯 争斗，“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政出大夫， 陪臣执国命 。以下犯上僭越礼制的现象很多

西周时期，社会实行的是贵族政治，权力、 财富、文化都被贵族（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尤其是上层贵族掌握而且世 袭，庶人不得参政议政。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有些出身下层的人——主要是 卿大夫阶层，不满足于这种生来的不平 等，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及其他社会资源。 于是出现了许多以下犯上、破坏等级秩 序的“篡权”行为，周天子的威望大大 下降，诸侯国之间展开了争夺霸主的残 酷斗争，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面 对这种社会大动荡，士人如何评价和作 为？

?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哀叹“世风不古，

人心日下”，主张维护西周的旧制度— —那种名分固定又温馨和睦的礼乐制度， 但旧制度崩溃是大势所趋，并不因为儒 家维护而停止。所以，先秦儒家的政治 主张带有保守性和不合适宜性，必然不 受欢迎，但其中温和的统治思想却很适 合社会稳定时期，故到汉代被统治者采 纳。

?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互利，用无差等

的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批判强凌 弱，众暴寡，贵傲贱，智欺愚的现实， 虽带有人道色彩，但也不适应春秋争霸 的局面，而且由于其主张爱无差等，也 很难在和平时期适应中国的家族宗法社 会，所以，不能与儒家比肩，后衰落。

? 道家以“道”的自然无为为出发点，主

张人性返朴归真，无欲不争，反映了对 春秋争斗现实的无奈，所以不可能成为 那时的主流，但其逍遥自由的人生观， 却可以形成与儒家刚强进取的人生观互 补的格局，带有永恒的价值。

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争于气力，是最适合 春秋战国争斗局面的现实主张，因此成 为最受欢迎的学说，成了秦国称霸和一 统天下的思想基础。但法家思想中的道 德无用论，过于倚重残酷的法律和强权 的高压，使它很难

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 策略而存在，所以，汉代以后统治者儒 法并用，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或德主刑 辅。名家即古代的逻辑学家，因为中国 人的务实性思维，把他们的行为视为玩 弄概念游戏，故被排斥。阴阳家的阴阳 五行思想主要影响了中医理论。

（二）士人崛起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一个转型期，中国向 何处 去？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士人。儒家代表文士、 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 什么是士？士的特点
第一，士在先秦是最低一级贵族。当时阶级分： 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又分：天子、诸侯、 大夫、士。四个等级的形式是封建所致、宗法 使然。 第二、同为贵族，士与天子、诸侯、大夫的区别 在于士没有不动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士也） 第三、士有参政权、参军权、祭祀权，但没有统 治权。

第三、作为贵族，士一般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 士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的积极性可能 最高。因为他们是最低的贵族，有身份无地位， 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这就要有本事， 而且非有本事不可。是特别重视教育的人，靠 本事养家糊口。修、齐、治、平，都是士的任 务，也是士的使命。为什么？ 社会出了问题礼崩乐坏，谁最着急？天子、诸 侯、大夫，因为他们的地位随时都被颠覆的可 能。谁最不着急？士。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最低 一级贵族。所以说，社会剧变，士不着急。 社会剧变，谁最兴奋？谁最有用？社会剧变，谁 最受益？士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如出 身贫寒的百里奚、张仪被秦拜为相）

社会剧变，士不着急、士最有用、士最受益，加 起来就是士最牛。为什么牛？因为不论是原来 既得利益者还是新出现的野心家都靠士出谋划 策。所以，从春秋开始诸侯大夫都养士成风。 各国的国王和和卿相，皆卑躬屈节、礼贤下士。 从高谈阔论之子，到鸡鸣狗盗之徒，都在网罗 之列。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贾谊《过秦论》）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 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 陵君魏无忌，他们都养士都在三千人以上。 士为何牛？有本事，无负担（无产者无畏），任 自由。

士人不但想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我问题，而 且能。原因有三：特殊身份、历史使命、精英 意识。 特殊身份——贵族中一员 历史使命“士不可以不弘道，任重而道远”“无 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 世之太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精英

意识——孟子“天生此民”是为了“使先知 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 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 巨人的时代。士人群体应时而生，才俊 辈出。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 荀况、韩非、管仲、商鞅、孙武、左丘 明、屈原……，群星灿烂，彪炳于中国 文化史册。就学术文化人才出现的密集 度和影响 而论，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 也只有古希腊的群哲、西方文艺复兴时 期人才辈出可与比肩。所谓“乱世出英 雄”。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但思想文化 繁荣，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给士人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会，士人自 信自傲。

参见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225227页。孟尝君与门人冯欢的故事。

先秦士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孟子：民贵君 轻社稷次之 （也有朝秦暮楚不讲操守者，如张 仪之流，屈原的《橘颂》独立不迁；不人道者， 如吴起杀妻），傲气傲骨，在大一统社会建立 后失去，屈服卑躬，甚至是“妾妇”心理，在 唯一的王权面前被选择，被动，人格很难独立 “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没有现在的社 会分工，知识分子专业化）“皮之不存，毛将 附焉？”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不畏权势、不媚世俗， 服膺真理。知识分子如何保持人格独立？

二、儒墨之争 儒与侠

争论产生的原因：1、时代不同，孔子生在春 秋末，墨子生在战国初，孔子温和，墨子激愤 2、立场不同 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 级的。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 臣臣 父父 子 子。墨子的立场是平民的，代表体力劳动人民 他提出了十大立场：兼爱（伦理）、尚贤尚同 非攻（政治）、节用节葬非乐（经济）、天志 明鬼（宗教） 孔子看不起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 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 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趣的生活。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 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去踏青郊游等。

墨子则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感兴趣，而且手艺 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 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 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 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工艺；孔 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 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 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精英与民粹）。 3、代表士人的不同阶层 儒家代表士人的上层， 有贵族气，主要是文士，参与政治，充当智囊 文秘。墨家代表士人下层，

有平民味，主要是 侠客，参与军事 儒与侠都需要导师领袖。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

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 余，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墨子 为侠指引的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 义。历史证明，孔子指引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 木桥。能够荣华富贵，但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 路，却是走不通。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 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 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 相同之处：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 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做“君子儒”不做“小 人儒”。墨家的侠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 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都有主 义有操守。

韩非子“五蠹”
法家认为社会中最有用的人是战士和农民。 其他五种人是无用的社会蛀虫：学者 （包括儒者、墨者）、言谈者（纵横 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兵 役者）、商工之民。

? 儒家 孔子的思想观点 礼与仁 中庸和谐 礼是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范。其实质是“尊尊 亲亲”。主要指周礼，在周礼中，严格的上下 等级、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与原始的民主性和 人民性结合在一起。当时“礼崩乐坏”，人们 都不照周礼行事，出现“犯上作乱”僭越礼制 的情况。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要求用周礼约束 人们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按照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 能有用八佾的乐舞，诸侯应是六佾，大夫为四 佾，士为二佾。然而，鲁国的季氏身份是大夫， 按周礼，他只能用四佾，他却竟然用了八佾， 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愤然地说：“是可忍， 孰不可忍？”。

孔子36岁时，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他对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每个社会成员都 明白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为物欲所诱惑，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孔子对僵硬的等级礼 制作了调节，提出“礼之用，和为贵”，中庸 思想，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 民”。（传说尧将死时把帝位传给舜，并传给 他治理老百姓的秘诀“允执其中”，以后代代 相传，到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均以 “允执其中”作为执政的准则和做人的规范） 调和上下级别的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不仅有上下级关 系，同时又互相和睦。“君使臣以礼， 臣侍君以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 兄良弟恭，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是 一种双向关系，而不是后来的三纲，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教子亡子不 得亡”那种单向关系。孔子的这种注重 人际和谐的思想仍有价值，在韩国和日 本的企业管理里就采用了其和谐的思想。

孔子寻找“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争霸、人民生 灵涂炭的原因，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少了， 人情淡漠，只剩下名与利，于是提出“仁爱” 的思想。如何让人们去爱他人并遵守社会规 范——外在的礼制呢？孔子首先从如何培养家 庭亲情和建立家庭秩序开始下手，如果家庭里 人际之间有亲情和秩序，那么就可以推广到社 会。“仁者爱人”，由爱家人到其他人。推己 及人。 仁的含义：（1）孝悌为仁之本。由于家国同构， 就可以移孝为忠。（中国人更重血缘，所以重 视孝、仁——双向性、义-为朋友等私人性等情 感性，日本更强调“忠”，下级对上级的服从、 报恩等组织纪律性）

孝是子女孝敬父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悌是弟对兄的 敬重和顺从。“孝悌”的要求非常符合人道。父母含 辛茹苦，生你养你，兄长处处呵护你，幼时也帮助父 母抚育你，从有恩须报的要求说，你也应该尊敬父母， 敬重兄长，生养死葬。处处听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 心愿去做。做子孙者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要求不合理。 而做父兄者，更是拥护这一道德要求，从生活与心理 的需要，他们也会认为这一道德要求合情合理。于是， 这一伦理要求便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然而孔子的目 的并不仅在于此，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人们忠于君主。 由于中国家国同构即家庭组织与国家行政组织一致， 通过长期的培养与驯育，孝悌观念扎根于灵魂中的人， 必然是敬重君主者，所以，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孝的具体含义，父母 死要守丧三年，也叫丁忧在身。墨子反对儒家的厚葬

（2）从修养主体来看，能实行恭、宽、信、 敏、惠五种品德，就实现了仁。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 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意思是说为人 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待人宽厚，就 会受到大家拥护；做人诚实，就会得到 任用；办事敏捷，就会收到良好效益； 待人慈惠，给人好处，就能够使唤人。 要求人们做一个温良敦厚的君子。

（3）从人我关系看，忠恕是为仁之道。要使仁 的美德保存于每一独立的人，同时，又要使个 体之间相互贯通，以使仁爱精神充溢于人间， 就必须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在孔子看来， 这桥梁就是忠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即从积极方面讲，自己有某 种需要满足，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这就是 忠。

恕即从消极方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将心比心。被人称为普世伦理、道德黄 金律。耶稣说“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 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可要知道耶稣比孔子 晚五个世纪！

（4）“克己复礼”为仁，仁带有政治目的、作 用。孔子说“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儒家发展出一套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圈一圈向外推。 以他人、群体为重，谦虚、礼让、忍让、慎独、 克己、忠孝、将心比心 修身克己的目的在于达到一个群体社会的和谐相 处；一个有等级、有差异的群体。这个群体如 果是熟人社会，容易做到，若不是，就要建立 刚性的制度如法律而不是道德。

儒家的有价值之处：讲究人格气节、道德修养、 社会责任、和睦相处、温和统治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重义轻 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统治者爱民，以 身作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莫若贫而乐， 富而好礼”道德追求无止境。 缺点：重德轻智、才，经常造就一些无用的好人 过于强调社会责任，轻个人利益、自由 培养一些虚伪人格，人格分裂 缺乏有效的、理性的社会管理

历史上儒家三个发展阶段与代表人物
第一阶段：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 第二阶段；汉代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 三纲五常） 第三阶段：宋明理学 两大流派——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儒学经典：四书五经

忍让的典故：六尺巷的故事
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 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 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 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 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 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 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 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 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 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 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 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 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 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 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 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 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

地，但 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 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 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 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 这样吗？”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 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 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 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 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 慎独故事 如履薄冰 如履深渊 中国法律制度上的调解也体现了儒家的和

墨家重视物质生产，是其思想基础，是代表平民 立场的必然反映。 他有十大主张： 济世之方——兼爱 弭兵策略——非攻 人才学说——尚贤 与儒家提倡的等级制度相反 政治构想——尚同 与儒家的尚和，和而不同 经济思想——节用 丧葬观——节葬 艺术观——非乐 命运观——非命（批判宿命论） 宗教思想——天志、明鬼

墨子的思想观点
1、兼爱——“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兼爱有好处，有回报“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仁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 己及人，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人；先爱父 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 少数民族。 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等级、差别，一视同 仁的爱。 孟子骂墨子“无父无君”。仁爱在实践中容易实 现 但道德不但要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即不可能 不等于不应该，而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在于不

仁爱与兼爱、博爱的区别
1、不同：儒家的“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 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即要 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同心圆的圆心，层层外 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 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 者，其为仁之本”。（由近及远，公平对待、 不伤害陌生人，特殊情况下博爱） 墨家的“爱兼”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要求人 们抛却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 基督教的“博爱”与“兼爱”相似，无差等 的爱，爱人如己，甚至“爱仇敌”，博大无私

2、动机不同：孔子“仁爱”的动机是“报恩心” 和“同情心”。报答父母强大的爱，对于陌生人 的同 情心；不求回报。墨家“兼爱”是功利主义的， “兼相爱，交互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基督教的“博爱”，也是超功利的。 3、现实可行性程度不同：基于中国传统社会是 个

血缘宗法社会，儒家可行；墨家忽视了人们 血缘关系有远有近、有阶级、阶层、民族、国 家之分的现实 4、现代启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人 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之争，明争暗 斗、尔虞我诈时有发生，人际关系日益紧张，

道德失去了平衡。在构建 和谐社会 背景下，若 能使社会 伦理原则与儒家“仁爱”思想结合，倡 导 “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则可以突破小我， 驱除狭隘与自私，从而缓解人际关系 ，增强人 与人 的信任关系；墨家曲高和寡，但人道主义 值得肯定，墨家那种为了天下可以“腓 无肱， 胫无毛”的实践和吃苦精神值得敬佩；况且墨 家提倡“交互利”与今天我们提倡“双赢”不 谋而合。

道德实现要具有现实性、可能性，但道德 之所以为道德是它的超越性。所以墨家 的兼爱很高尚，也应该提倡。

孔子与孟子的区别
1、孔子谦虚随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刚 直不阿；孔温文尔雅，孟心直口 快，侠肝义胆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 人之言。” 人不可无傲骨，不可有傲气。 2、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 3、孔子为人低调 孟子个性张扬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则 说“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又说“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 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 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 所以，读孔子如饮清泉，读孟子如闻战鼓。孔 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 肝义胆，气势磅礴。 孟子与墨子相似，都有侠气。但仍有差别 1、仁爱与兼爱 功利还是仁义。墨子的兼爱虽缺 乏现实性，但提出了如何让人实行兼爱“兼相 爱，交互利”把爱与功利结合，有道理。比孟 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要深刻。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 追求长远的大利。小区里的商店一般不会搞欺 诈，因为大家都是熟人，店主也想做长期生意。 当义与利不发生冲突时，墨家有道理；当二者 发生冲突应该选择儒家，为了道义放弃功利。

李泽厚指出，儒家的爱出自内在心理的 “仁”，墨家的爱基于外在互利。儒家 的仁爱具有现实的血缘宗法社会的基础， 所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道德实现要具有现实性、可能性，但道德 之所以为道德是它的超越性。所以墨家 的兼爱很高尚，也应该提倡。

2、鬼神还是天命
墨子算帐以后，大约自己心里没底，便提出了 第二个办法，既鬼神的吓唬。鬼神

存在的意义， 就是“赏贤罚暴”。墨子病学生跌鼻问：先生 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 3、君权还是民权 为了实现兼爱，还必须“尚同”，就是同上， 既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 最终统一于天。“上之所是，必亦所是之；上 之所非，必亦非之”，天下一统，君权至上， 绝对服从。“以专制行兼爱”，这是墨子最后 一招，也是最管用一招，但是这样一来，产生 了一个问题，即兼爱与专制如何兼容。

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它是不能强迫的。 以专制行兼爱本身就是悖论。更何况，墨子主 张兼爱原本是维护人民群众权利，尚同是君权 至上，民权又何从谈起？ 兼爱是墨子思想中的最大亮点，尚同是最大败笔。 墨子开出的药方怎么开出来的？源自他对社会之 病的诊断“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天下之所 以乱者，生于无政长”（缺乏领导），所以， 提出兼爱、尚同的药方。 墨子的“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 说是“意见不统一”，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 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靠谁统一“百姓人 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不行，只能由执政 者来统一。

统一了就可以实现兼爱？墨子说肯定会，因为天 子圣明。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 孟子认为民权高于君权，“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同时又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对君主的尊重必须有条件，即什么是合格的君主？ 1、关注 民生，与民同乐。一个君主，最起码 要能保证国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果象梁惠 王那样，弄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 色，野有饿殍”那就是不合格的君主。作到这 点，有三个条件考核，（1）是民有“百亩之 田，十亩之宅”“有恒产者有恒心”，还要做 到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死棉袄（误事者 可以衣帛），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吃（七十 非肉不饱）。（2）是关心弱势群体，所谓鳏 寡孤独。（3）是与民同乐。

2、了解民意，尊重事实 3、尊重民权 对等交流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君之 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 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 视君如寇仇” 如果君主不合格怎么办？一是抛弃他，二是让他 去做孤家寡人。孟子认为“民权高于君权”， 君权虽有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民听”，名为天授，实为民授。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 际结果，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 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 倒是“民权高于君权”。

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

众似 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 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 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 利和言论权利。相反，他认为这些权利必须无 条件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 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 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 为何墨子把问题简单化，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 义。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 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 物质生产；也只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 明。除此之外，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 神文明，都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 利、言论权利，统统不要。

墨子尚同（儒家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主张产生 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学派，是一种“准军事组 织”的性质，“武士的行会”。这样的团体， 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有时会动 用私刑，处决违法之人，与法治、宽容相悖。

二、儒道之争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道、墨之争。仁爱、 兼爱都是“有为”，而道家主张“无为”。 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隐 士是士的另类。士有：家臣（帮大夫打理采 邑）、战士武士（打仗）、策士谋士（出谋划 策）、辩士（谈判）、方士（看风水、占卜、 算卦、看病）等，他们都是“毛”，都要附着 在皮上（高级贵族，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他们都要帮助贵族做事，但隐士是不做事，许 由洗耳朵，巢父说你把水弄葬啦，跑到上游去 饮水。不做事，是指不问政治，不是什么都不 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要做，还 要吃饭生活。隐士逃避政治、不逃避社会生活。

儒道之争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药可 救；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 消极无为。 楚国“狂人”接舆“歌而过孔子”“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长沮、桀溺正在耕田、子路“问津”，长沮说 “是知津矣！”话里有话。桀溺说“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 之士”（避人，与坏人不合作）不如跟着“辟 世之士”。 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药可救？这是儒道第一 个分歧。第二个分歧是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 拯救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和污）。

先秦道家三阶段：杨朱、老子、庄子 杨朱被世人称为利己主义，“拨一毛而利天下， 不为也”。其实有一定道理：口子不能乱开， 今天一毛，明天可能一皮，一肉……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局部利益不可小看。别把小民

不当 人。“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长江、黄河 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 世人只记住了杨朱的一半话，完整的话是“损一 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天下 社会与个人是对等的。杨朱的价值在于：社会 要尊重个人利益。

老子庄子不是无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顺其自然， 反对瞎折腾、乱为。“治大果若烹小鲜”“我无为而 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子富；我无欲 而民自朴” 他们都有重生（个体生命），是“身重于物”，金钱名 利乃身外之物。“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 逐无涯，殆矣”。都是注重心灵自由。重过程轻结果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欲望，能克制，但不能消灭，有些欲望还很好，如求 知欲、成就感。 愚民：“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 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道 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有机 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此话有道理， 也片面。 反德：“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是事

老庄之别： 老子冷静、理智、讲逻辑权谋（老子多在权谋庄 子多灵性）、假无为 庄子感性、热情、重感悟、追求自由、真无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老子的权谋：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后发制人（欲 取先予），三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欣赏道家，赞成儒家。 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儒道互补在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身上的表现？

四、儒法之争

法家思想——血染的思想 法家人物大多结局悲惨，吴起（被乱箭射死、商 鞅（被车裂而死、五马分尸）、韩非（被毒死） 法家分两个发展阶段： 前期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吴起、商鞅（重法 派）、慎到（重势派）、申不害（重术派） 后期代表人物，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商鞅、韩非既是死于敌人和对手，更是死于自己， 死于自己的学说和 主张。“作法自毙”。 商鞅的法有肯定的一面，即法无情，坚持王子犯 法与庶民同罪。但他的法基本上是“严刑峻法”

如住店要看身份征是对的，但“连坐”就太过分。 他还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活不买 力的，老婆孩子都被收为官奴。治安的要求， 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 他执法也有问题，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 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 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这绝不是什么 法治，而只能叫做军事管制、铁血统治。 商鞅悲剧

的主要原因不是他的“人”有问题，而 是他的“法”有问题。镇压人民的内容太多， 保护人民利益的太少。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The rule of law（法治） ;the rule by law（法制）

? 现代法治的内涵：

一、法律至高无上，法大于权，权出自于 法。法不仅是统治手段和工具。法首先 约束掌权者。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约 束、分散权力。 二、法律不仅有镇压、管制职能，还有保 护人民权利、权益的条款与职能。 过去中国人认为法是统治手段和工具，刑 即法。

? 法家与儒家、墨家、道家的区别 1、儒、墨、道三家都为“天下谋”。墨家“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天下人民谋利。 道家为个体幸福。儒家虽为君谋，但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劝统治爱护老百姓。孔子尊君不唯 君（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孔子尊君，孟子、荀子则爱民。总之，三 家都值得尊敬。但法家则只为君谋，为了成为 霸主保住权力权势，可以几种手段并用，法、 术、势并重，所以它缺乏人民性，很少为人民 着想，就很难长久。 2、儒、墨、道忠于理想，法家面对现实 3、三家复古守旧，法家与时俱进。“守株待兔”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4、治国方案不同——法家的主要思想 第一、富国强兵 以力服人 反对仁爱兼爱 反对 以德服人 主张治理国家靠法律的震慑 第二、治理国家靠“刑、德”即奖、罚二柄（因 为人性是趋利避害），法、术、势并重。（两 面三刀） 法是制度，刚性（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认为贤 人、圣人不常出，人大多是中人，中等之资依 靠稳定的制度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但法家的 法有问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度设计是 以人性恶为前提，制度可以逼使坏人变好，人 治的前提是人性善，但缺乏保证。所以在政治 建设方面，法家可行，儒家理想化，不可行。

势是指权势。君主有了权势，即使象桀那样的昏 君，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象尧 那样贤智，老百姓也不会听从。势是韩非思想 中的核心，一切都是围绕保证君权至高无上。 术是指权术，指君王驾驭臣下的特别技巧和技术。 “无术不知奸”，政治谋略。变老庄，深藏不 露。有阳术，有阴术。韩非阴暗心理很重。政 治生活中不可无权术、手段，但要区分是为自 己还是为众人。现代政治提倡透明公开，所以 政治还是可以文明的。 无术者，如马英九，法匠，缺乏应变应急能力 有述者，如陈水扁，法棍，

? 儒法之别： 1、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宗法贵族政 体的对立； 2、人性论上，是人性恶（或人性趋利论）与

人 性善（人性非功利论，道义论）； 3、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是“以力服人”与 “以德服人”的对立； 4、在“法”与“人”的评价上，是“法治”与 “人治”的对立； 5、在法律精神上，是“刑无等级”与“刑不上 大夫”（礼不下庶民）的对立‘ 6、在法律形式上，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对立。

儒家治国主张： 1、礼治 包含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 体现等级，“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 “八议”，不同等级之间处罚不同 2、德治：主张道德教化高于法律 强制。“导之 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 3、人治：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强调统治者 的道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治国家的首务是加强 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 是建设完备的制度；强 调用人需用德才兼备之人；在法与人的关系上， 认为法必须是良法“有治人无治法”

儒家思想之失 1、过于强调个人修养，不重视法律 2、“亲亲”“尊尊”的腐朽性，特权性，不公 平性 3、倡导“人治”不利于长治久安

法家治国思想 1、依法治国 2、制成成文法，公布与众 3、法、术、势结合 4、重刑，以刑去刑 5、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家思想之失 1、严刑峻法 2、民众工具化；法律是统治术 3、过分强调权术而忽略统治者自身能力和 修养 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比较： 法自君出，权力不收约束，量性过重，片 面相信法律，法律万能，轻视道德教育； 轻视民众权利 法出自民意，法律至上，法大于权；保护 民众权利；德刑综合；量刑适当；程序 正义等

儒家、法家治国的现代启示 以法家的以法治国为主（即刚性的制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辅以儒家德治思想， 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

德治与法治比较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刑治和法治的结果是人们“不敢作恶”。礼治和 德治的结果，则是“不想作恶”。一个“治标 不治本”一个“标本兼治”，哪个更好？不求 最好，但求其次，只求“最不坏”。 人们为什么做恶，不是人性坏，而是利之使然。 高压、重赏，对一般人、大多数人有效。治理国 家、设计制度，应该考虑多数人。“治也者， 治常者也”从理想层面讲，孔子有道理，从操 作层面讲，韩非更可行。政治要考虑可行性。

但我们不能因为韩非的方案可行，就否定孔子的 理想。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一个国家、一 个社会、一个民族，总得要有理想、有志气、 有追求，才能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才可能 争取到“最不坏”

的结果。相反，如果一开始 就没打算“做得好”，只求“过得去”，最后， 恐怕是“过不去”， 何况，政治光靠道德不行，不等于道德无用。法 律不是万能的 ，法制的代价太大。

? 五、四家的普遍价值与现实意义 看待思想争论，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迪。 各家都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看问题，得出的 结论自然是各有道理，各有问题，各有遮蔽。 先说法家： 有问题：无视民权，惨人无人道，专制独裁。比 如管仲剥夺人民迁徙和改变职业的自由，是无 视民权；商鞅一天之内在渭水之滨处决人犯七 百余口，是惨无人道；韩非主张一切权力皆 “人主之所以擅权”，是专制独裁。韩非还有 一句明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 言，其次禁事”。不准乱动、乱说、乱想。现 代法治的原则是禁止某些（不是一切）行动， 不禁止思想和言论。可是韩非首先禁止思想，

坑儒（术士），谓之“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法家的优点：执法公开、公正、公平。所谓“法 莫如显”“使民知之”（公开）“法不阿贵， 绳不绕曲”（公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 遗匹夫”（公平）。认为制度比人可靠。 杨朱： 缺点——自私自利；优点——尊重个人权利、权 益。 墨家： 杨朱是毫不利人，“一毛不拔”；墨家是毫不利 己，“一毛不留” 优点：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 利互爱，这是墨子提出的社会理想；平等、互

利、博爱，是墨子主张的社会正义。为此，墨子 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表现出一个伟大思想家崇 高的责任感。墨家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 正义。 墨家的理想虽然高尚，却有三个致命伤：违背常 理（只要平等不要幸福）、没有依据、导致独 裁。还有提倡鬼神思想，也是倒退。 道家： 缺点：无为、消极、不争、逃避 优点：自然、真实、自由、洒脱、大气

儒家： 缺点：维护等级、克己忍让、轻利、不重个人权 利、人治等 优点：儒家为中华文化提供的核心价值观是—— 仁爱、正义（孟子提出义）、自强 第一、仁爱包括三方面内容—：亲亲之爱，忠恕 之道，恻隐之心。 第二、正义。（大义灭亲）何谓义？仁是亲亲， 义是灭亲。一般来说，义有该杀、适宜之含义。 滥杀无辜是不仁，但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正义，舍生取义。鱼与熊掌，生命与正义，二者 不可兼得，则舍生取义。

第三、自强。

三 :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全文阅读)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作者:易中天

卷首语

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许多民族都有曾经的辉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因此，当他们打开国门，放眼天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花缭乱，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根，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我们民族也不例外。春秋战国，就是我们辉煌的时代；诸子百家，就是我们智慧的结晶；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

这是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这是一些必须铭记的姓名，这是一些仍在闪光的思想，这是一些难以忘却的情怀。这也是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儒墨争雄，儒道争锋，儒法争用，可谓纵横捭阖，机锋迭起，智慧纷呈，展现出无穷的魅力。何况这场大辩论，还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受益至今。诸子争鸣，岂能淡忘？

但，我们该说些什么，又从哪里说起呢？

也许，我们要先说到一个人。他是诸子百家第一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人。百家争鸣因他而起，由他而终。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风气之先，也是众矢之的；不可超越又必须超越，难以尽说又不能不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

这个人，就是孔子。

一 夫子何人（1）

要说孔子，得先知道他是什么人。

孔子是什么人？拿这问题问中国人，十有###会说是“圣人”。孔圣人嘛，谁不知道？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这话什么意思？鲁迅先生说除了翻译为“摩登圣人”，没有别的法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照我看来，如果搁到现在，大约也可以叫“文化超男”。

当然“摩登圣人”也好，“文化超男”也罢，都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的原意，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呆着就呆着，呆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决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

孟子这话可以讨论。孔子的选择，恐怕没那么自如，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这一点，读完本章就会明白。同样，圣人这个头衔，孔子也十有###不会认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只不过去世以后，管不着了，只能由着别人说。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圣之时者”，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

孔子不是圣人，是什么人？他老人家自己的说法，是普通人。《论语》一书中，孔子两次说到“吾犹人也”，一次在《述而》，一次在《颜渊》。就是说，我和别人差不多。或者说，我也是个人，与别人没什么两样。

那么，孔子是普通人吗？

是，至少原本是。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或者七十四岁（算法不同）。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贵族。而且追根溯源，还是商汤的后代。后来，孔氏家道中落，又受到权贵威胁，便迁到了鲁国，其实是移民。孔子本人，则生于鲁国，长于鲁国。就是说，他祖籍是宋，国籍是鲁。宋为商之后，鲁为周之后。孔子身上，有两种文化的交融。

移民到鲁国的孔家，已经没有了在宋国的风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音核），只当过“县级干部”（邑宰），而且在孔子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孔子的童年，很苦；他的一生，也不顺。不过这种苦，这种不顺，反倒成全了孔子，使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也就是说，孔子即便是圣人，那也是苦出来、逼出来的圣人。

这样说，有证据吗？有。据《论语·子罕》，有一个高官（太宰）曾惊异于孔子的学问，就去问他的一个学生：你们老师只怕是圣人吧（夫子圣者与），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才能（何其多能也）？这个学生马上就回应说，当然啦，老天爷原本就要我们先生当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嘛（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的这个学生，就是子贡。子贡，姓端沐，名赐，子贡是他的字。端沐，也有写成“端木”的；子贡，也有写成“子赣”的。这些写法都对，不算硬伤。子贡是卫国人，生于公元前520年，比孔子小三十一岁。此人的特点，是头脑灵光，能说会道。无论办外交，还是做生意，都得心应手。他和颜回、子路一样，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子贡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28次），仅次于子路（42次），排第二（并列第三的，是颜回和子夏，21次）。孔子的许多名言，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对子贡说的；孔子学说的一些重要特征，比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也是子贡总结出来的。如果他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这话就没资格说。

一 夫子何人（2）

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亲密，也很随便，随便到孔子常常会调侃他。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个东西，是个器皿（器也）。子贡又问：是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呀！瑚琏，是宗庙里的礼器，与簠簋同类，也有人说就是簠簋，总之是用来盛放米饭之类食品的，说白了就是饭桶。但用于宗庙，又很高贵，是既贵重又华美。那么，孔子说子贡是瑚琏，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了。钱穆先生取其贵重华美，认为这是赞许子贡为“廊庙之材”（钱穆《论语新解》，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零先生认为是有分寸的肯定，因为“瑚琏是重器，但不是最重要的器”（李零《丧家狗》，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有褒有贬，半开玩笑（《论语今读》，下引均见该书，不再注明），这个我比较赞同。我也认为孔子是半开玩笑。他的意思是：阿赐呀阿赐，你是一个“又贵重又华美的高级饭桶”。

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敲打子贡。孔子带学生，有个特点：因材施教。有的学生要鼓励，有的学生要敲打。子贡就经常被敲打，因为子贡太聪明。一个人，如果太聪明，就容易自作聪明，也容易耍小聪明。这很危险，当老师的不能不敲打敲打。比方说，据《论语·宪问》，子贡喜欢“方人”。方，有人说是“讥讽”，也有人说是“比较”，其实一回事，就是子贡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比较的结果，是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便难免讥讽。这就是卖弄聪明了。于是孔子就说：阿赐呀，你就那么优秀吗（赐也贤乎哉）？我就没那闲工夫（夫我则不暇）！的确，一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何必对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

不过敲打归敲打，欣赏归欣赏，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贡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世七天前，子贡去看他。孔子说：阿赐呀，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又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谁能继承我呢？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孔子这话，就有点托以后事的意思了。事实上子贡对孔子，也是忠心耿耿，情深谊长。孔子去世后，学生们都守丧三年，唯独子贡在墓前守了六年。后来，又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极力维护孔子的“光辉形象”。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贬低否定孔子之风，而且都拿子贡来说事，说子贡比孔子优秀多了。子贡说，这是什么话！就像盖房子，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当然一眼就看清楚了。我们老师却是深宅大院，你们只怕连门都摸不着，哪里知道他老人家的深浅？别人再优秀，也只是丘陵而已；我们老师却是太阳和月亮，永远都不可超越（《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去世以后，尊奉孔子为圣人的“造圣运动”，就由子贡发起。太宰问他孔夫子为什么多能，他说“天纵之将圣”，并不奇怪。

然而孔子听说却不以为然。他说，太宰这些人能了解我吗（太宰知我乎）？我的童年是很苦的，很卑贱的（吾少也贱），所以会干许多脏活、累活、苦活、下贱活（故多能鄙事）。一个“君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这话不好懂。什么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个“多”，是“多才多艺”的多，还是“多能鄙事”的多？太宰问的，显然是前者（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却显然是后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多能鄙事”是不能算作“多才多艺”的。因此许多学者的解释，是认为孔子并不欣赏这个“多”。比如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就直接翻译为“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术吗？不需要”。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夫子何人（3）

李泽厚先生的翻译是有依据的，依据就是朱熹的注。朱熹认为，孔子虽然承认自己“多能”，却又特别说明那不过是一些下贱的技艺而已（所能者鄙事尔），不足为道，与圣不圣的也没关系（非以圣而无不通也）。据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我因为少年贫贱，多少能干一些粗活。如果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么多技术吗？不会的。

这当然也通。但这样一来，孔子的话，就不但答非所问（何其多能也），而且连多才多艺和自己是君子，也都否定了。这好像有问题。因此，我更赞成李零先生的解释：孔子认为“多能”这事，与是不是圣人没关系，与出身好坏也没关系。恰恰相反，就他个人而言，反倒正是少年时代的贫贱所造成。实际上，同在《论语·子罕》，就有孔子的一句话：“吾不试，故艺。”试，就是举用、出仕、做官。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不被国家任用，所以才艺特多。多艺既因“不试”，多能岂非因为“贫贱”？

那么，“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怎么解释？原来这里说的“君子”，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阶级意义上的，指的是那些出身高贵、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这也是“君子”一词的本来意义──“君之子”或“上等人”。这些人，饭来开口，衣来伸手，用不着亲自干活，哪会“多能”？穷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因此，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太宰这些人真能了解我吗？我的童年是很苦、很卑贱的，所以会干许多下贱活。那些养尊处优的上等人（君之子），能有这么多本事吗？不能吧（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的话如果能做这种解释，那我对他老人家真是要肃然起敬。许多人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不知道他小时候是苦孩子。事实上，为了谋生，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看仓库，喂牲口，做会计，一步一步升上去，有机会就学习，终于自学成才，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而且，我认为，孔子做学问能够融会贯通，古为今用，很大程度上与他懂得民间疾苦，懂得世事艰难，曾经亲身实践有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贯主张年轻人应该吃一些苦，甚至主张一个高中生考上大学以后，应该保留学籍，先去当一年兵，或者当一年农民。

其实，即便孔子的话不能这样理解，也很难得。因为当时他已经名满天下，否则太宰就不会那么问。然而，盛名之下的孔子，并没有接受“天纵之将圣”的哄抬和吹捧，反倒将“吾少也贱”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他不但告诉我们他是普通人，还告诉我们他曾经是“贱人”。而且，尽管他瞧不起那些“鄙事”，却还是承认自己“多能鄙事”。这说明孔子是坦诚的，他愿意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敬重他老人家。

孔子不拿自己当圣人，我们也同意。至少，得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过，要说孔子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怕也不通。那么，他该是什么人？

学人。

孔子作为学人，有三大特点：好学、博学、活学。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孔子说，他十五岁就“志于学”（《论语·为政》）。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他还说，像他这样忠厚诚信的人，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会有，却都“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对“好学”的看重，还在“忠信”之上。这两个字，他只给过一个学生，那就是颜回。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这两次，一次是对鲁哀公，一次是对季康子，两次都说“有颜回者好学”，都说“今也则亡”（《论语·雍也》、《论语·先进》）。好学，太重要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夫子何人（4）

孔子好学，学什么呢？什么都学，学无常师，多才多艺。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卫国人（名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说“仲尼焉学”？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问仲尼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的老师是孔子，孔子的老师又是谁？他这样问，可能是好奇，也可能是质疑。因为一个人如果学问很大，人们就会关心，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师从何方神圣，几岁开始读经典，对这问题研究多少年了，等等。如果答不上来，他就会怀疑你是文化骗子。所以，正如李零先生所说，老师的老师是谁，有时是大问题。

然而孔子却恰恰是个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历和文凭，自学成才的。那么，子贡又怎么回答呢？子贡说，文王和武王留下的文化遗产（文武之道），并没有丢失（未坠于地），而是散落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都能在民间学习，只不过“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文武之道既然遍地都是（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我们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夫子焉不学），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亦何常师之有）？

好一个子贡，回答得真是漂亮！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只要他有真学问，课上得好，你管他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你又管他的老师是谁。难道一定非得是什么门什么派，才是“正宗”？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学无常师，才叫大师。”因为只有学无常师，才能兼收并蓄，自成一家，也才能成为大师。何以谓之大？有容乃大。何以谓之师？可法曰师。因此，堪称大师的人，一定是博学多才、融会贯通，而且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

孔子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这个学人也不是专家型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件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说后，就对自己的学生说：那我做什么人？马车夫，还是射击手？还是做马车夫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段话，历来也有两种解释。郑玄、朱熹他们的解释，是说达巷党人赞美孔子，说孔子这人太伟大了，六艺都通，没办法用一门学科来称他为专家。孔子自己谦虚，选择了地位最低的马车夫。我倒是更赞成杨伯峻、林语堂、李零等先生的解释。李零先生的解释见于何书，前面说过了。杨伯峻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解释，则分别见于《论语译注》和《孔子的智慧》（以后引用这两位先生的观点，亦均见于以上两书，也不再注明）。按照这三位先生的解释，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或者是叹息，或者是讥讽。叹息的意思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杨伯峻的解释）。讥讽的意思则是：孔子博学是博学，可惜样样都通，件件稀松（林语堂的解释）。李零先生也认为是讥讽，但认为孔子的回答很巧妙。李零先生说，孔子是拿马车夫和射击手做比方。射击手是只盯着一个目标，马车夫是到处跑。孔子选择马车夫，就是选择广博，不选择精专，也不在乎能不能当“专家”。看来，他老人家要是活在今天，就不会说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

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问做得很活，不是那种死学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跟谁学并不重要（亦何常师之有），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卓有成效。那么，怎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两条：一是悟性，二是贯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孔子问子贡：阿赐呀，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些？子贡说，阿赐怎么敢比阿回？阿回听到一就能想到十（闻一以知十），阿赐顶多才想到二（闻一以知二）。这里有个细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孔子说到颜回和子贡，都是称名不称字（子贡名赐，颜回名回，字子渊）。子贡回答孔子的话，说到自己，说到颜回，也都称名。这就是“礼”。依礼，与长者、尊者说话，无论提到自己，还是同辈，都是只能称名的。所以孔子的问话，是“女（汝）与回也孰愈”；子贡的回答，则是“赐也何敢望回”。于是孔子说，是比不上（弗如也）。他还说：“吾与汝，弗如也！”这话什么意思？一种解释是：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他。另一种解释是：我和你，都比不上。两种解释，都通。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论语·子罕》）。意，就是凭空想象；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固执拘泥；我，就是自以为是。这四种毛病，孔子都没有，今人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没悟性，一根筋，认死理，画地为牢，还死不开窍。

当然，光有悟性不够，还得贯通。据《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还是问子贡：阿赐呀，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记得住吗（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惊异地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是（非也）！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之）。我认为，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以为知识多、记性好，就一定是大学问家，还要看他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看法），也可以是基本方法（逻辑）。但如果没有，则所谓学问云云，不过一地鸡毛。可惜，中国的学术界，多的就是鸡零狗碎，少的就是一以贯之。就连民间一些人，崇拜的也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回字的四种写法他都清楚。三皇五帝，子曰诗云，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样的人，能算知识分子吗？我看只能算字纸篓，或者王朔说的“知道分子”。

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学问也不是这样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他少年贫贱，多能鄙事；又学无常师，自学成才。但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学问要有用。用在哪里？官场，社会。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政治的要用于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没有用，也等于白搭。

那么，他用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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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而优则仕（1）

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条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吗？想。有多想？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急不可待。据《论语·子罕》，有一次，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子贡，忽然问他的老师：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有美玉于斯），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韫椟而藏诸），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求善贾而沽诸）？前面说过，子贡这人，很会做生意，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就是他赞助的（当然只是据说）。现在时兴讲儒商，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还有官衔，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贡会有这话。

不过，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不能就事论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据《论语·学而》，有一次，还是子贡，问他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穷不傍大款，阔不耍大牌，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也好礼（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诗经》上说，要像对待象牙一样，仔仔细细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对待玉石一样，仔仔细细地琢磨（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其斯之谓与）？孔子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阿赐呀阿赐，我可以和你谈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你前面的，就知道后面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这都是哪跟哪呀？原来，孔子的说法，确实比子贡的境界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避免了“不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提出了“该怎么样”。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自己。前者易，后者难；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从前者到后者，是精益求精；从子贡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夸他。

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不能就事论事，则子贡前面说的话，也就不是要做买卖，而是在打比方。子贡的问题很清楚：一个人才，一个士（美玉），是应该隐居呢（韫椟而藏诸），还是应该从政（求善贾而沽诸）？这个意思，孔子当然懂，便飞快地说：卖了吧，卖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这正等着卖呢（我待贾者也）！

这里的问题是“贾”。贾，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价，价钱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则孔子的“待贾”，就要读作“待价”，也就是在等好价钱。事实上“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所谓“待贾”，是在等好买主，即子贡说的“善贾”，也就是识货的人。当然，“善贾”也可以读如“善价”，即理解为好价钱。不过，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对于孔子来说，“识货”恐怕还是比“价高”重要。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他急于从政的心情，已是跃然纸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贾”，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待贾”，也不丢人。说他们“待贾”，也无贬意。认为“待价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虚伪得很。

二 学而优则仕（2）

孔子的急于从政，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不但年龄大，而且辈分高。据李零先生考证，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黄埔一期”。他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子贡，再次是颜回和子夏。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颜回是“学习标兵”，子夏是“文化传人”，子贡是“造圣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颜回和子贡是“黄埔二期”（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子夏是“黄埔三期”（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子路，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挨骂也最多。孔子对他，不仅是骂，而且常常是痛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他这个人，用北京话说，叫“浑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胆子大，脾气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里火里不回头，是头犟牛。李零先生说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么样的呢？口无遮拦，经常挨骂。子路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他可不管，非说不可。

现在就来看孔子怎么惹得子路不高兴。据《论语·阳货》，孔子曾经有过两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机会，一次是在公元前501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但是，这两次招聘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招聘者是叛军。公元前501年那一次，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谋反；公元前490年这一次，则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音毕西）盘踞###反赵。这两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这人直呀！一不高兴，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论语》的说法是“子路不说”（说，就是悦）。其实岂止是不悦，子路还有话说，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子路说什么呢？第一次，子路说：没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为什么一定要去那种人那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话就更不客气。子路说：过去，仲由曾经听先生说过（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出尔反尔当叛徒做坏事的人（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君子不入也）。现在那家伙阴谋叛乱（以###畔），先生却要去帮他，请问怎么解释（如之何）？

这话问得一针见血，不要说孔子不好回答，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于是后来那些尊孔的，就来帮孔子打圆场。有人说，孔子哪里是真想去？不过考验试探学生罢了。也有人说，孔子答应去，是因为心软、厚道，打算去了以后帮他们改邪归正。还有人说，帮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间接地帮助了诸侯，等于以毒攻毒。所以孔子虽然并不想去，却也不拒绝。子路浅薄，哪里懂得夫子的深意。

这就是曲意回护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领他们的情，因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实子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学人。照现在的理解，一个学人，就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学问，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又为什么那么想做官呢？

二 学而优则仕（3）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二 学而优则仕（4）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书包网 www.61k.com

二 学而优则仕（5）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三 君子固穷（1）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君子固穷（2）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鰌，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逼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情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君子固穷（3）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三 君子固穷（4）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那么，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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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头号教书匠（1）

好在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

什么叫“从政”，什么叫“为政”？从政，就是实际做官；为政，就是影响政治。其实“为政”一词的本义，是从事政治。据《论语·为政》，有人曾经问过孔子：“子奚不为政？”这话直译过来，就是“先生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其实他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尚书》不是说了吗？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风气推行到政治上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就是从事政治呀（是亦为政），还要怎样才算从事政治（奚其为为政）？于是，“为政”这个词，在《论语》中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即不但是“参与政治”，也包括“影响政治”。只要能够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就是从事政治，也就是“为政”。做不做官，倒不一定。

实际上孔子一天都没离开过政治。前面说过，朝廷有什么事，那些在朝的学生是会报告孔子的。比如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就到孔子那里去请示汇报。这可能是规矩，可能是习惯，也可能是要向先生讨教，或者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总之，做官的学生经常会向不做官的先生汇报工作。据《论语·子路》，有一次，还是冉有，也就是当季孙氏大管家（季氏宰）的那个，下班回来见孔子。孔子问他：怎么这样晚（何晏也）？冉有说，有政务（有政）。孔子说，是事务吧（其事也）！如果有政务，我虽然不在朝（虽不吾以），也会知道的（吾其与闻之）。可见，孔子即便不从政，也能为政。

这就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这话在《论语》中记载了两处，一处在《泰伯》，一处在《宪问》，好像与“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矛盾。其实“不谋其政”的关键词，是“谋”。谋，就是谋划，即进入操作层面。不谋其政，就是不越位操作，也不超出自己的权限来考虑政事的处理，但不等于不“思”（关心政治），不“施”（影响政治），不“为”（参与政治）。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能参与政治或者影响政治呢？

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游说君主，二是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包括执政的大夫。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和李零先生《丧家狗》，公元前517年，即孔子三十五岁那年，他到过齐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十四年。出国的目的，一是“从政”，二是“为政”。也就是说，如果有可能，孔子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我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孔子第一次出国，见了齐景公；第二次出国，在卫灵公、陈涽公、卫出公那里做过官，见过楚国的叶公，还打算见赵简子和楚昭王。但孔子的官做得并不开心，事也办得不顺。据《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想用他，被晏婴拆台；楚昭王想用他，被子西拆台。齐景公原本是要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给孔子的，晏婴如此这般一说，齐景公就变了卦，对孔子就敬而远之了（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后来干脆客客气气地把他打发回去。齐景公的做法也很绝。他先是谈待遇，说季孙氏那样的薪水寡人可是开不了。然后是找借口，说寡人老朽，没法用先生（此事《论语·微子》也有记载）。孔子只好回国。同样，楚昭王原本是要封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子西头头是道一说，楚昭王就变了卦，孔子也只好离开楚国。晏婴和子西为什么要挡横呢？兹事体大，我们以后再说（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总之，孔子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出路。这可真是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难怪有个郑国人要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本国让他痛心，别国让他伤心，孔子岂非丧家？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头号教书匠（2）

从政不如意，为政碰钉子，孔子还有路吗？

有。什么路？育人。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仍据钱穆先生《孔子传》，孔子授徒设教，应该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公元前522年）；而据李零先生的研究，孔子招收的学生，可以分为三批。第一批是在他三十五岁之前，住在鲁国的时候。第二批是在他五十四岁之前，自齐返鲁后。第三批是在孔子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之时。这三批学生，我分别称之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和“黄埔三期”。此外还有年代不可考和不见于书传的，一大堆。

这样算下来，孔子的学生一共有多少？很多。历史上的说法，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等于一个人又办北大又办清华。这还是在册的，此外还有编制外的。比如陈亢（音刚），我怀疑就是“编外粉丝”。陈亢，字子禽，生于公元前511年，比孔子小四十岁，陈国人。他在《论语》中出现三次，三次都是提问题，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两次问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子贡的两次，一次记载在《子张》，是他问子贡：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子为恭也），难道他老人家真比先生您强吗（仲尼岂贤于子乎）？这口气，很不像孔子自己的学生。其结果，当然是被子贡驳回，说他老人家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岂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比得上的（如之何其可及也）？还有一次记载在《学而》，是他问子贡：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是他自己问来的（求之与），还是别人告诉他的（抑与之与）？子贡说，这些情况，是靠他老人家的温和、善良、恭敬、简朴和谦让得来的（夫子温良恭俭让得之）。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老师为人好，所以大家都乐意把情况告诉他。至于是他老人家主动问，还是别人主动说，并不重要。从这段对话看，陈亢也不像孔子的学生。

问孔鲤的一次记载在《论语·季氏》。孔鲤，字伯鱼，生于公元前532年（孔子二十岁时），卒于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时）。陈亢比孔子小四十岁，比孔鲤也小了一辈，因此称孔鲤为先生。陈亢问孔鲤：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也听到过一些什么特别的教导吧（子亦有异闻乎）？这意思很清楚：你爸当老师，你又是他的独生子，总该吃过小灶的。孔鲤回答说，也没什么特别（未也）。接下来，孔鲤讲了两件事。他说有两次，父亲大人“尝独立”，他自己“趋而过庭”，被叫住问了话。趋，就是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的意思。庭，则是建筑物台阶前的空地，即院子。也就是说，有一天，孔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诗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于是孔鲤“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是一个人站在庭院里，孔鲤又恭恭敬敬迈着碎步从他面前走过，结果又被孔子叫住。孔子问他，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有。孔子说，不学礼，就不会做人（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礼”。然后孔鲤告诉陈亢：我听到的，就这两条（闻斯二者）。结果陈亢非常兴奋，说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得到了三个答案：知道了诗，知道了礼，还知道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这口气，不但像粉丝，而且像媒体。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头号教书匠（3）

孔子的学生和粉丝这样多，他“招生”的时候有选择、有条件吗？或者说，孔门之中，有“准入制度”或“准入标准”吗？

许多人认为没有。因为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叫“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还有一句叫“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脩，就是十条干肉。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交十条干肉，就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身份地位、地域种族等等，都不是问题。后面这一点，差不多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比如杨伯峻先生就把“有教无类”这句话，翻译为“人人我都教育，没有区别”。李泽厚先生也把这句话翻译为“教学生不要分类别”，而且认为孔子能打破族类界限，实乃“重大进步”。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首先，束脩，或者十条干肉，是见面礼，不是学费。而且，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听先师吴林伯先生说，束脩一语双关，还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和修理。显然，条件也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要表示拜师的诚意。何况有所教诲，也不一定就是收为学生。回答他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吾未尝无诲焉”嘛！

其次，“有教无类”也未必是“无类而教”，即不分类别（身份地位、地域种族）地进行教育。实际上，要弄清楚什么叫“有教无类”，得先弄清楚“有A无B”这种句式。这种句式在汉语中有四种意思：一，只有A，没有B，比如有勇无谋、有名无实；二，有A，没有非A（B），比如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三，既有A又没有A，比如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四，如果有A，就没有B，比如有备无患、有恃无恐。“有教无类”属于哪一种呢？第一种不对。因为教与类不像勇与谋、名与实，是矛盾对立的两面。第二种也不对，理由同上。第三种更不对。能选择的，只有第四种，即“有A则无B”。比方说，有备则无患，有恃则无恐。同样，有教则无类。所谓“有教则无类”，就是说，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就叫“有教则无类”，简称“有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个观点，是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第11期《文史知识》提出来的，我同意。

通过教育来消除差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因此，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可惜孔子并不能把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予以消除，这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于是我们要问：孔子招学生，都教些什么，又怎么教？

孔子的教学，有四教、四科之类的说法。四教，就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也就是历代文献（文）、社会实践（行）、道德修养（忠）、行为准则（信）。四科，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不是诗歌、小说、散文，是熟悉文献；言语，则是能言善辩。德行和政事就不用解释了。总之孔子的学问，一是道德，二是政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国计民生、通商贸易，他都不关心。这是孔子的局限。

所以孔子教学生，主要也就两条：一是做官，二是做人。怎么教？主要也是两条：一是答问，二是讨论。答问的记录，《论语》中有很多。问孔子的人，有学生，也有别人。问的问题，也主要是做官和做人。我统计了一下，《论语》书中，孔子回答得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包括做官、事君、为政），19次。其次是问对某个人的评价，12次。再次是问仁，9次。又再次是问礼，5次；问孝，3次；问君子，3次；问士，2次。其余，如问友、问知、问明、问达、问行、问好恶、问做人、问成人，也都可以归入问仁问孝一类。有人问过军事，孔子的回答是他不懂，没学过（《论语·卫灵公》），也有人问过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两个答案，都等于拒绝回答。拒绝回答当然也是回答。答案就是：这些问题我没兴趣。感兴趣的，只有政治学和伦理学。

四 头号教书匠（4）

其实即便是问文学，孔门师生也能扯到政治伦理上去。比如子夏向孔子问诗，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子夏，就是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四十四岁，“黄埔三期”的，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之一。据《论语·八佾》，有一次子夏问：《诗经》上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什么意思呀（何谓也）？这话的前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经·卫风·硕人》。倩，笑容美好的样子；盼，眼睛明朗的样子。“素以为绚兮”是逸诗，杨伯峻先生翻译为“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可以商量。其实“素以为绚”是倒装句，即“以素为绚”，因此应该翻译为“以本色为美”。也就是说，这三句诗的意思是：笑容甜甜的，眼睛亮亮的，最本色的，就是最美丽的呀！

这个意思实在是很清楚，子夏为什么还要问？显然，他是要“举一反三”。于是孔子回答“绘事后素”。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画画，要先用白颜色打底子，然后才能画花纹。这就已经是由此及彼，说开去了。谁知子夏竟大受启发，高兴地问：“礼后乎？”什么叫“礼后乎”？就是说，礼，也像绘画的花纹一样，要放在打底子的后面吧？孔子一听，喜出望外地说：阿商呀阿商，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呀（起予者商也），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也是要先打底子的。拿什么打底子？仁。仁爱或者仁义，就是礼乐的底子。仁为礼乐之本，当然要先仁义而后礼乐。这就叫“礼后”，或者说“仁先礼后”。

不过这样一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的本意就变了，不再是“以本色为美”，而是“以本色为底”。所以杨伯峻先生的翻译，虽未必是诗的原意，却符合孔子的想法。曲解诗意的，不是杨先生，倒是孔夫子。那么，是孔子不懂诗吗？不是。他是故意曲解，也就是要借古人的话，说自己的事。原意不原意，曲解不曲解，严谨不严谨，他可不管。现在许多人都主张“我注六经”，痛恨“六经注我”，却不知道孔夫子恰恰是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当然，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也可以另案讨论。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讲解经典的时候，还是先弄清原意，再发表看法为好。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孔子。孔子的“曲解诗意”，其实是不怎么好批评的。为什么呢？环境不同，目的不同，想法也不同。孔子和子夏谈诗，并不是做研究，而是讲道理。他的这堂课，也不叫“诗经研究”。子夏问，孔子答，目的都不在诗之中，而在诗之外。诗的本意，也就并不重要。只不过这个弯，也实在转得太大了一点，让我们看得一头雾水。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孔子教学的方式：一是启发式，二是讨论式。

实际上，孔子也经常和他的学生讨论问题。据《论语·先进》，有一次（李零先生认为是在孔子六十岁以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子路和冉有，前面介绍过了。曾皙，名点，字子皙，生卒不详，大约比孔子小二十多岁。他是曾子（曾参）的父亲，为人比较“另类”，喜欢吃一种名叫“羊枣”的小柿子。公西华，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们四个人陪孔子坐，是按年龄来排序的。小九岁的子路第一，曾皙第二，小二十九岁的冉有第三，公西华最后。

坐定之后，孔子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这话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就是我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你们不要有顾虑。这是营造谈话氛围，很值得我们当老师的和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学习。接着孔子问：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想干什么（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这就是要讨论了。于是，子路想也不想就回答说（率尔而对曰）：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内有饥荒。如果交给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就能让国民人人有勇气，个个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的制度，是以一千乘战车为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一个有千乘战车的国家，是个小国。子路打算去治理一个小国，志向不能说很大，也不能说很小。

子路说完，孔子就笑了（哂之）。哂，有两个意思。一是微笑，二是讥笑。孔子是微笑还是讥笑？回头再说，反正孔子笑了。又问冉有：阿求，你怎么样？冉有说：纵横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去治理，三年之内，可以解决温饱（可使足民）。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另请高明（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孔子又问公西华：阿赤，你怎么样？公西华说：我不敢说能干，只能说想学。我希望能够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祭祀和结盟时做一个主持人。

孔子最后问曾皙：阿点，你怎么样？当时曾皙正在鼓瑟。鼓，就是弹奏。看来，孔子上课，是有人伴奏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孔子问话的时候，曾皙的伴奏也正好接近尾声（鼓瑟希），便铿地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铿尔，舍瑟而作），回答说：我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各言其志”罢了。于是曾皙就说：我向往的，是暮春三月，换了春装，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边洗洗澡，在祭坛上吹吹风，唱着歌儿回家去。好嘛，艺术家！谁知孔子竟“喟然叹曰”，也就是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

孔子这个“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要看“与”怎么解释。解释为“赞许”，就是“我赞成曾点的想法”。解释为“相与”，就是“我和曾点一起去”。当然，这两种解释也可以并为一种：我赞成曾点，我欣赏曾点，我和曾点一起去！

这就奇怪！孔子不是主张读书做官吗？子路想做的官最大，孔子为什么要笑他？曾皙不想做官，孔子为什么要赞成？孔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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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谁是好学生（1）

我们的问题，也是孔门弟子的问题。

讨论结束后，子路、冉有、公西华先走，曾皙后走。曾皙就问孔子：他们三个讲得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讲了各自的想法而已（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曾皙问：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靠礼，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看来，孔子的“哂之”，是含有讥笑意味的微笑。曾皙又问：难道冉求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怎么不是？曾皙又问：那么公西赤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有祭祀，有结盟，不是治国是什么？如果阿赤都只能做小事，谁来做大事？

这次讨论，就到此为止，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猜。比方说，孔子对他这四个学生到底怎么看？曾皙，好像是欣赏的，“吾与点也”嘛！其他三位呢？似乎没什么，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其实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子的好学生。他们三个的关系，也可能比较密切，多次同时在《论语》中出现。比如仍据《先进》篇，子路曾经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父亲和兄长都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做（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该去做（闻斯行之）。这下子公西华不懂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两种答案呢？所以他对孔子说：“赤也惑，敢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就是冉有。由，就是子路。退，就是退缩。兼人，就是勇为。冉有这个人，大约比较瞻前顾后，因此孔子鼓励他勇往直前。子路这个人，则胆大妄为，因此孔子告诫他不要听风就是雨。孔子的因材施教，这条记载就是证明。

其实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是有评价的，只不过不在这一篇，在《公冶长》。当时鲁国有个贵族叫孟武伯的曾经问孔子：子路、冉有和公西华是否“仁”。孔子的回答是，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和军政，冉有可以当邑县的长官和大夫的管家，公西华可以当外交官和主持人。至于他们是不是“仁”？不知道。此外，同为《先进》篇，还记录了孔子与季子然（可能是季孙家的人）的对话。这人问孔子，子路和冉有算不算“大臣”？孔子回答说，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具臣”。意思也很清楚：不算“大臣”。

把这几条材料放在一起，孔子的看法就很明确了：他肯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能力，而且说法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一样，但对他们的境界有保留。什么是“具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臣僚。什么是“大臣”？孔子的定义，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以大道和正义来辅佐君主（包括诸侯和大夫）。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显然，子路和冉有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承认他们是“大臣”。也所以，季子然又问了一句：那他们会一切都顺从老板，是老板的跟屁虫吗（然则从之者与）？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倒不会跟着干。这就很清楚：子路和冉有，有工作能力，能够治国齐家；有道德底线，不会弑君杀父；但还没有达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最高境界。

这是子路和冉有。公西华呢？也是个有能力的，尤其擅长外交。据《论语·雍也》，公西华曾出使齐国。公西华走了以后，冉有就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请粟）。这个“请粟”是要还是借？不清楚。冉有为什么能向孔子“请粟”？因为擅长理财的冉有，这时是孔子的大管家（宰）。他是先当孔子的宰，为孔子理财，然后才当季康子的宰，为季康子理财的。冉有“请粟”，孔子怎么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与之釜）。冉有请求再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与之庾）。结果呢？冉有给出的小米，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粟五秉）。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阿赤出使齐国，坐着高级轿车（乘肥马），穿着漂亮衣服（衣轻裘）。君子“周急不继富”，只可雪里送炭，哪能锦上添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谁是好学生（2）

此事是一个疑案，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比方说，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给钱？他出的究竟是公差（替鲁君办事），还是私差（替孔子办事）？公西华“乘肥马，衣轻裘”，他的母亲为什么还没钱用？公西华家里缺钱缺粮，他自己为什么不说，要冉有去“请粟”？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争执不下。我认为，公西华出的是公差。他“乘肥马，衣轻裘”，是鲁君给他的待遇，也是为了鲁国的体面。但公款不能私用，公西华也不能把鲁君的钱给母亲，或者让母亲和自己一样“乘肥马，衣轻裘”。挪用公款是不忠，母亲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公西华只能如此。冉有却认为，一个人在外头风光体面，家里也不能穷兮兮的。可是这话并不能去对鲁君讲，也就只好向老师要钱。孔子认为冉有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批准了六斗四升再加二斗四升。冉有呢？觉得这么一点小米，并不能使公西华的母亲也和她儿子一样体面，就自作主张给了一大笔。这就和孔子的想法不同了。孔子认为，即便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这么做的。何况冉有的做法，还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就在“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这一章后面，紧接着就有一条相关记录，也在《论语·雍也》。这记录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原思。原思就是原宪，字子思，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三十六岁，“黄埔三期”的。这人是个贫困生。如果说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的，原宪就是最穷的。公西华家里没钱，那是相对他在外面的风光而言。原宪却是真穷，穷得叮当响。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孔子让他做了自己的管家（应该是在冉有做了季康子的宰之后），并给他“粟九百”。九百什么？斗？升？斛？石？不知道。但孔子的俸禄是“粟六万”，九百也算不少。可是原宪不要。孔子就说：你不要拒绝。自己不吃，也可以给乡亲们嘛！可见孔子并不小气，但有原则。该给就给，该多少就多少，不该就不给。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姑妄言之。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三点。第一，孔子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小康，否则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生。第二，孔门有如大夫的家族，有老板（孔子），还有管家（宰）。第三，孔门师生关系不错，有如家人。学生帮先生管事，还多少有一点自主权。同学之间，也像兄弟，连同学家里的事都管。

这就是公西华的情况。公西华达到了最高境界吗？也没有。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仁。孔子对公西华的评价是什么？和子路、冉有一样，也是“不知其仁也”。其他学生呢？孔子没说，估计也不算。因为在孔子看来，就连他自己，都达不到。孔子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和仁这两种评价，我是不敢当的。孔子都不敢当，就别说是学生们了。

有人说，孔子这话是谦虚、客气，不能当真。因为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后面，还有孔子的自我评价──要说我这个人“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倒还差不多（可谓云尔）。于是人们就想：孔子，不会只是学习不厌烦、育人不疲倦吧？孔子的境界，也不会仅此而已吧？可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是谦虚。

孔子是谦虚吗？未必。实际上“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个评价并不算低。所以公西华马上就接了一句：这正是我等学不来的（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当然，公西华也可能是拍马屁。但不管怎么说，孔子自己不算“仁”，学生们也就算不了，包括曾皙。书包网 www.61k.com

五 谁是好学生（3）

那么，孔子欣赏曾皙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曾皙这个人，在孔门弟子中，远不如他儿子曾参重要。他在《论语》中，也就出现了一次。按照孟子的说法，他也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子说，孔子最欣赏的，是“中行之士”，叫做“中道”。次一等，是“狂放之士”，叫做“狂者”。再次一等，是“狷介之士”，叫做“狷者”。最次一等，是“好好先生”，叫做“乡原”（也叫“乡愿”）。中行之士不偏不倚，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最好。狂放之士积极进取，但志大才疏，次之。狷介之士洁身自好，但消极无为，再次。好好先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流合污，看起来还无可指责，最坏，简直就是贼害道德的人，即“德之贼”。曾皙，就是第二等的狂放之士，即“孔子之所谓狂”（《孟子·尽心下》），孔子怎么会十分欣赏？但如果孔子并不欣赏，请问他那个“吾与点也”又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没人知道。就连曾皙自己，大约也一头雾水。下课以后，他故意落在后面，问这问那，就因为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单单夸他。可惜曾皙不敢直接问，孔子也不直接答。说了半天，还是不清不楚，惹得后人乱猜。从朱熹开始，就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是比较赞成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孔子也许不过“一时赞叹”，未必有什么深意。但要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怕也不是。意思嘛，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事实上，即便曾皙本人不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他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愿，孔子还是真欣赏。所谓“吾与点也”，既是孔子“一时之赞叹”，恐怕也是他“由衷之赞叹”。

这就有点意思了。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乐”。

乐，是孔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孔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孔子有句名言，叫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和学问，知道不如喜欢，喜欢不如快乐，快乐是最高境界。为什么？孔子没说，但可以从他的另一句话去猜。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还有一句话也可以做参考，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就是自己；人，就是别人。为己，就是为自己；为人，就是为别人。同样，求己，就是求自己；求人，就是求别人。所以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为人不如为己”和“求人不如求己”。

这就很难被某些人接受。孔夫子，大圣人，怎么会说这种“自私自利”的话？于是后世的一些儒生，便千方百计来做一些曲里拐弯的解释，比如把“求”解释为要求、责备。其实，如果我们把这话界定在学习的范围内，就完全正确。人，为什么要学习？归根结底，在为了自己。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谋生；往大里说，则是为了自己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自食其力谋生，正是堂堂正正做人。谋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替代不了。做人，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也管不着。为了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地活着而做人，这是君子；为别人活着，做给别人看，这是小人。这就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自己，也就只能靠自己。所谓“求诸己”，就是靠自己。所谓“求诸人”，就是靠别人。别人和自己，谁可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说法，比那些酸腐文人的解释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五 谁是好学生（4）

读书学习做学问，既然是为了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那就必须快乐。因为学习的目的，原本就是人的幸福。如果这幸福的表现形式居然是痛苦，那它还是不是幸福，就成了问题。何况在孔子看来，学习是终身的事。如果学习是痛苦的，岂非让人痛苦一辈子？实际上，孔子一直都在强调快乐。《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这也是一句历来说不清的话。时，是按时，还是时时？习，是练习，还是复习？有争议。但学习应该快乐、愉悦，则是肯定的。其实你看孔子的教学，比如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是何等的快乐。他的课堂，简直就是“快乐大本营”。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更不主张“头悬梁锥刺股”。我的口号是：如果所有的学校和课堂都充满快乐，中国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

学习是快乐的。谁在学习中快乐，谁就是孔子的好学生。曾皙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他至少是快乐的，或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所以孔子赞成他。但是，如果既像孔子一样好学，又像曾皙一样快乐，恐怕就非成为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不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颜回。颜回，字子渊，所以也叫颜渊。他生于公元前522年，卒于公元前481年，比孔子小三十岁，“黄埔二期”的。颜回经常受老师表扬，最讨孔子喜欢。而且，孔子表扬他的话，都很过头。比如前面说过，曾经两次有人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都回答“有颜回者好学”，还说颜回一死就没有了，好像别人都不是他的学生（分别见《论语·雍也》和《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还说，他的学生当中，只有颜回能够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也就是长时间地不违背仁德。至于其他学生，顶多撑他十天半个月（《论语·雍也》）。好家伙！幸亏颜回只是“不违”，还不算“达到”。否则，他连老师都超过了。

颜回为什么讨老师喜欢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好学、听话、善悟等等。但我以为，颜回的“乐”，恐怕是重要原因。孔子曾经这样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箪，就是盛饭的竹篮；瓢，就是舀水的瓜瓢。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也就是生活极其贫困简单。这是许多人都忍受不了的（人不堪其忧），只有颜回“不改其乐”。穷开心吗？喜欢住贫民区吗？当然不是。颜回之乐，显然不在箪食、瓢饮、陋巷，而在谋道、读书、做学问。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治学悟道，颜回就快乐。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无所谓。这就叫“不改其乐”。其，就是颜回的。其乐，就是颜回自己的、本来的、固有的乐。所以，颜回“不改其乐”，就意味着他把学问和道德本身当作了快乐。这就是谋道治学的最高境界了。难怪孔子要像唱咏叹调一样地夸他：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孔子不但夸颜回，还要当着别的学生夸，和别的学生做比较。比如我们前面就说过，孔子曾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子贡这人乖巧，马上就说颜回比阿赐强多了，结果孔子大为高兴。孔子甚至替颜回抱不平。他说，颜回的学问和道德都好啊（回也其庶乎），可是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屡空）。阿赐不守本分（赐不受命）去做生意，投机取巧，却一猜一个准（亿则屡中），次次发大财（《论语·先进》）。这话恐怕有问题。颜回自己都“不改其乐”，您老人家着的哪门子急？安贫乐道固然好，经商做官也不错嘛！想当年，您老人家想回国，不就是子贡和冉有在张罗吗（请参看《史记·孔子世家》）？子贡不挣钱，冉有不做官，大家都学颜回，您老人家周游列国，谁赞助呀？您老人家打道回府，谁帮忙呀？

所以，孔子夸颜回，就有人服，有人不服。谁不服？子路。据《论语·述而》，有一次，孔子当着子路的面对颜回说：有人用，就做官（用之则行）；没人用，就归隐（舍之则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俩吧（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一听就不高兴了。子路说：先生如果行军作战，又和谁一起（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当然明白子路的意思，就反唇相讥说：反正不和空手打虎、赤脚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一起！

哈哈！这可真是好玩！你看这哪像圣人和圣徒对话，简直就是小孩子吵架斗嘴。但我读《论语》，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场面。我也和李泽厚、李零先生一样，最喜欢子路和子贡。他们一个有勇，一个有谋，就像李逵和吴用，实在是爱煞人也！事实上，子路的话是有道理的。您老人家总是夸颜回，请问做事靠谁，用钱靠谁，平治天下保家卫国又靠谁？

但孔子的话也有道理，那就是子路的有勇无谋不可取。孔子其实也是喜欢子路的。他曾经这样赞美子路：穿着旧袍子，和穿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心安理得毫无愧色的，也只有阿由吧？别人阔气不嫉妒，自己贫困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子路难得一回表扬，就老念叨这几句。孔子又说，不过如此，念叨什么（《论语·子罕》）？这就是敲打了。孔子为什么总是敲打子路？就因为子路太冲了，危险！他担心子路会出问题。据《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像阿由这样的，恐怕不得好死吧（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这话，原本带有开玩笑的意思。当时孔子和四个学生在一起谈话。大孝子闵子骞恭恭敬敬，一脸的严肃；冉有和子贡谈笑风生，快快活活。子路呢？“行行如也”（行音航去声），也就是愣头愣脑，罡罡的。孔子就说了这句玩笑话，没想到却不幸成为事实。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内乱，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弟子多仕于卫”（《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非常担心。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孔子说：阿柴是会回来的，阿由可是死了（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柴，就是高柴，字子羔或季羔（柴是一种羊，柴羊），“黄埔二期”的，比孔子小三十岁（或四十岁）。他个子很矮，相貌较丑，智商不高。据《论语·先进》，孔子对他和子路的评价，是高柴愚笨（柴也愚），仲由鲁莽（由也喭）。结果，矮小愚笨的高柴回来了，强壮英武的子路牺牲了，而且死得很悲壮，很惨烈（请参看本章第三节）。孔子的心里，真是很难过。

子路壮烈牺牲，是在孔子七十二岁那一年。这时，孔子的状况和心境又如何？

六 伤心事与玩笑话（1）

孔子的晚年，很孤独，很伤感。

孔子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公元前484年）应季康子之召回国的（子贡和冉有很可能起了作用）。但季康子的意思，是只想用他的学生，不想用他。结果，是“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他闲居在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这几年，几乎年年都有伤心事。孔子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终年五十岁。第四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终年四十岁。第五年，忠心耿耿又经常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终年六十三岁。爱子既丧，贤契又亡，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到了第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自己也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三岁。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对自己的死似乎早有预感。据《论语·阳货》，有一天，孔子突然说：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子贡听说，吓了一跳。他对孔子说：先生不说话了，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怎么办？我们往下传述什么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老天爷说了什么呢？老天爷什么都没说，可是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老天爷说了什么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这话，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另外两句话，意思就很清楚。这两句话，一句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就是凤凰；图，就是河图。这两样，在古代都是所谓“祥瑞”，也就是“吉祥物”。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这一生，时时刻刻都把周公搁在心里，老梦见他，其实就是想恢复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可是到了孔子的晚年，不但凤凰和河图总也盼不来、看不见（事实上从来就没看见过），就连周公，也不复梦见了。人活着，要有梦。那流行歌曲不也唱“至少我们还有梦”吗？然而晚年的孔子，却连梦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恐怕是不行了（甚矣吾衰也），我恐怕快完蛋了（吾已矣夫）！

孔子伤心，子路还要添乱。据《论语·子罕》，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便自作主张“使门人为臣”。什么叫“使门人为臣”？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治丧委员会”。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这下可麻烦了。孔子闻讯，大发雷霆，痛骂子路。孔子说，仲由这家伙，从来就不老实。他搞诈骗，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无臣而为有臣）！我骗谁（吾谁欺）？骗老天爷吗（欺天乎）？

这段话有点费解。一般人都会想，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人还没死，你组织什么“治丧委员会”？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怎么是搞诈骗（行诈）呢？原来，这里面有个弯弯绕。这个弯弯绕，就是“为臣”，即子路组织的那个“治丧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诸侯去世，才能“为臣”。后来，礼坏乐崩了，大夫去世，也组织。而且，古代的“为臣”，与现在的“治丧委员会”还不同。现在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为臣”，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比方说换寿衣、整容什么的（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这不是咒人死，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何况在子路看来，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也是大夫。别的大夫可以“为臣”，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国家不来组织，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所以，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实是一片好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 伤心事与玩笑话（2）

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孔子认为，“为臣”既然是诸侯之礼，那就不能僭越。别的大夫僭越，是他们的事，我孔丘不能做。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治丧委员会”，你们还偏偏要搞（无臣而为有臣），这不是“行诈”是什么？这事如果得逞，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岂非毁于一旦？只怕还会落下“欺世盗名”的恶评。所以孔子怒不可遏，认为子路是“绑架”了自己来搞诈骗，这才赌咒发誓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也很清楚：这种勾当，就连人都骗不了，你还想欺天？

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孔子也另有想法。他骂子路说：我难道一定要死在“治丧委员”手里吗？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予死于道路乎）？显然，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这个“位”，就是教书匠。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治丧委员会”。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就是最大的光荣，干嘛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这个观念，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冲这一条，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管不了身后；管得了子路，管不了子贡。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加上其他学生（宰我、有若等等），众人拾柴，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还说眼下。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孔子是尊礼之人。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

事实上，孔子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不乏幽默感。我们读《论语》，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其实这是误解。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这四十多年光景，得说多少话，岂能句句是格言？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论语》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又集中了起来，可不就成了“格言篓子”？好在《论语》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

他敢哭。孔子哭颜回，可谓感天动地。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颜回四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哭得昏天黑地。据《论语·先进》，当时孔子痛哭流涕地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噫！天丧予！天丧予）！旁边的人说：先生太悲痛了（子恸矣）！孔子说：真的太悲痛了吗（有恸乎）？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可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年，子路也死了。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孔子再一次悲痛欲绝地哭着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噫！天祝予）！孔子这时，真是欲哭无泪。

他敢骂。孔子骂宰予，可谓狗血喷头。宰予，字子我，生卒不详，“黄埔二期”的，言语科。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宰予大白天睡大觉（宰予昼寝），被孔子发现，结果遭到痛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论语》一书提到孔门弟子，只要是描述性的，一般都称字，比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曾皙、冉有。个别的还称子（先生），比如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只有在记录孔子原话时，才称名。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长辈称呼晚辈、老师称呼学生，每个人称呼自己，都称名。比如孔子对尊者说话，就自称“丘”；对学生说话，就自称“吾”；称呼学生，则一律回、由、赐、商、点、求等等。叫学生而称字，是“非礼”；说自己称字，也是“非礼”。所以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孔子自称孔仲尼，曹操自称曹孟德，真是觉得可笑。孔夫子如果看了这些戏，非给那编剧和导演一耳光不可。

六 伤心事与玩笑话（3）

这个规矩是不能不讲究的。因为名为卑，字为尊。这叫“尊卑有序”，是礼。依礼，后辈称呼前辈，平辈相互称呼，都要称字，否则也是“非礼”。但如果是对长辈、老师、君主说话，提到同辈，也只能称名，以示对长辈、老师、君主的尊重。《论语》是后世儒生编的，在陈述句中提到孔子的学生，当然必须称字，包括对宰予。事实上宰予在《论语》中出现五次，四次都是“宰我”，只有这次是“宰予”。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他挨骂。

孔子怎么骂宰予？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杇，就是把墙壁抹平。粪土，就是脏东西、污秽物，包括粪便又不限于粪便，也就是垃圾吧！垃圾垒的墙，当然没法粉刷，也不值得粉刷。孔子说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等于骂他是垃圾。何况还有“于予与何诛”。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宰予这家伙，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

宰予被骂作垃圾，孔子还要说“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了。然而宰予挨骂的原因，却不过是“昼寝”。这就不能只看表面情况，要到孔子后面的话去找原因了。孔子在后面说什么呢？孔子说：过去我对别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要改了，改成“听其言而观其行”。从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开始。看来，孔子痛骂宰予，是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可能他原本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结果却来了个“昼寝”，岂非骗子？

当然，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相反，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后来，子贡搞“造圣运动”，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据《孟子·公孙丑上》，宰予甚至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好嘛！孔子一顿臭骂，竟骂出个“骨灰级”的忠实信徒。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说，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

原因我想也很多。比方说，在文化上，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学术上，孔子出类拔萃，总其大成；在道德上，孔子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教学上，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何况恐怕根本就说不全。这里只说其中之一，那就是孔子真实坦诚的人格魅力。

孔子真实坦诚吗？是。他甚至不掩饰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憎恶或厌恶。据《论语·子路》，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士，原本是当时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李泽厚先生便如此翻译）。不过在孔子那里，阶级或者等级，是要和“品级”相匹配的。匹配，才叫名副其实。比如“君子”，原本是阶级或者等级（贵族）。但在孔子那里，同时也是品级。因此，一个人，光有君子的身份地位还不行，还必须同时具备君子的品位和修养，才配称为“君子”。子贡的问题也如此。他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其实就是问：究竟怎样才配称为“士”。

对此，孔子的回答是：爱惜羽毛，懂得羞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就可以叫做“士”。子贡问：次一等呢？孔子说：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称赞他尊敬长老。子贡又问：再次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了，不过马马虎虎也可以算作最次一等的。子贡再问：现在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孔子的鄙夷立马溢于言表：“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就是量斗；筲（音稍），就是饭篮。斗筲之人，也就是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所以这话也可以翻译为：哼！那帮家伙，算得了什么！刚才说过，就连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硁硁然小人”，都勉强可以算作最次等的士（亦可以为次矣）；而所谓“今之从政者”，却是“何足算也”。可见孔子对当权派的评价，还在小人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种蔑视还要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岂非性情中人？

六 伤心事与玩笑话（4）

孔子甚至还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据《论语·阳货》，有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不见，让门房对他说自己病了。可是，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也就是又奏瑟又唱歌，还故意让那人听到。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我没病，好着呢！就是不见你！为什么不见，不清楚，反正是不给面子。

顺便说一句，孔子是很喜欢音乐，也会唱歌的。《论语·述而》说，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与人歌而善），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自己“而后和之”。和，音贺。这个“而后和之”是什么意思？是唱第二段？还是唱另一声部？我认为是伴唱。比如《好汉歌》，第一句是：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这是独唱。接下来是：嘿呵嘿呵参北斗哇，水里火里不回头哇！这就是伴唱。所谓“与人歌而善”，按照李零先生的翻译，就是“发现别人唱得好”。和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别人唱得好，孔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伴唱。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特可爱？

我们还可以说一件证明孔子可爱的事。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言偃，字子游，“黄埔三期”的，文学科，当过武城的宰。子游做武城宰的时候，孔子曾经去参观或者视察。据《论语·阳货》，孔子一到武城，就听到了“弦歌之声”。孔子就笑了，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意思也很明白：巴掌大的地方，也用得着一本正经办教育，搞礼乐教化？子游说：学生听先生讲过，君子学习礼乐就有爱心，小人学习礼乐就听使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马上就改口说：同学们，阿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

孔子真是开玩笑吗？未必。我们知道，武城是鲁国国都曲阜附近一个小邑，大约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子游在那里推行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小题大做。所以孔子的“割鸡焉用牛刀”，就至少有点调侃。但这事不能较真。巴掌大的地方，那也是地方呀！礼乐教化既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你就不能说小地方用不着。所以，子游一较真，孔子就不好再调侃，只好打哈哈，说“前言戏之耳”。当时的神态，我想一定很好玩。

这就是我在《论语》中读出的孔子。他有血有肉，真情实感，不掩饰，不做作，有时还憨态可掬。我喜欢这样的孔子，不喜欢后来被圣化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很孤独。据《论语·宪问》，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没有人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子贡问：怎么就没人理解先生呢（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说，不抱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不怨天，不尤人），点点滴滴从下面学起，争取达到最高境界（下学而上达）。理解我的，只有老天爷吧（知我者其天乎）！

这段话不好理解。比如“下学而上达”，就各种解释都有。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释就合于孔子本意，我的翻译也一样。“不怨天，不尤人”的本意倒是清楚，但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不清楚了。一种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先生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理解的。另一种解释是：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贡的问题，只是说，尽管没有人理解我，我还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能理解的，只有老天爷吧！第一种解释是“回答”，第二种解释是“回应”。到底是哪一种，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孔子认为没有人理解他。

实际情况，也大约如此。很多人都不理解孔子，包括他的学生。据《论语·述而》，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的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没有什么隐瞒的呀（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瞒着你们，不告诉你们，不让你们知道的（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这就是我，孔丘（是丘也）！

孔子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为什么要说，都不清楚。怎么理解，也众说纷纭。但我读来读去，总觉得里面有文章。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学生表示出对先生的不满，而且这不满还很强烈，孔子才会出来发表这个声明。这可是没有证据的事，姑且存疑吧！但如果当真被学生怀疑，那是很伤心的事情。

不过更让孔子伤心的，恐怕还是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主张不能实行。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前对子贡说：天下失去正道和正义，已经太久了（天下无道久矣）。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思想，完成我未竟之事业（莫能宗予）。这话子贡听了，可能不以为然。怎么没有人？我们这些学生，不都是接班人吗？但我以为，孔子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他的理想，恐怕直到现在也实现不了。后世尊奉的，都是走了样、变了味的孔子。这可是他老人家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事。

或许，这就是孔子了。他是文化巨匠，是失意官员，是模范教师，是孤独长者，是性情中人，还是众矢之的。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他和他的学说、学派，就成了后世必须面对的对象，无法回避的话题，谁都绕不过去。墨家、道家、法家，群起而攻之；儒家自己，则一面继承维护，一面修正发展。但无论是继承和发展，还是反对和修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墨家、道家、法家之间，包括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要各抒己见，相互批判。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本书要说的事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为大家一一道来。

一 儒与侠（1）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环节是儒墨之争。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都在墨子之后，年代不能确定的只有老子。但无论老子其人生在何时，《老子》一书却肯定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没有与儒家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个。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人往低处走》），很对，而且还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饶人。《墨子》一书记录的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风。这也并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输了，他们也不会记录在案。这就不像《论语》。《论语》这本书，还是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墨子》之后，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体上只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这大约因为孔子的门徒，还有一点“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即便用了“春秋笔法”，总归不会篡改事实。再说那时儒家还没有对手，胜不胜败不败的，也无所谓。墨子的时代，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也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对于这些记录，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当作历史看，就会有问题。

不过墨家的这些记录，倒也有趣，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墨两家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争论的方法。比方说，据《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马子曾经与墨子辩论。巫马子是谁？有人说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施（字子旗），也有人说是巫马施的后人，这个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说：巫马子对墨子讲，先生做那些“义事”（子之为义也），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保佑（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一个？巫马子说，当然是器重无论我看不看得见，都做事的那一个。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贵有狂疾者）。

还可以再举例。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辩论。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学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仪对墨子说，一个君子，应该像钟一样。钟，你敲它，它就响；不敲，就不响。君子也是。你问，他就说；不问，就不说。墨子说，是啊是啊！现在没人敲，你这口“钟”怎么响了？意思也很清楚：我并没有问你，你怎么说话了？意思很清楚：你们儒家，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看来，墨子总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砖头砸儒家的脚。仍据《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和墨子辩论。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传人”，前面说过。子夏的学生问墨子：君子之间也有争斗吗？墨子说，没有（君子无斗）。子夏的学生说，猪狗之间尚且争斗，士人之间怎么会没有争斗？墨子说：好可悲啊！某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必称商汤王、周文王；做起事来，却和猪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 儒与侠（2）

仅此三例，我们就不难看出，墨家与儒家可真是势不两立。况且，墨子并非只和儒家之徒辩论，他还指名道姓地攻击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们的立场），墨子讲了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的一件事。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这事是有的，我们前面也说过（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但墨子讲的故事，就闻所未闻了。墨子说，当时孔丘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后来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肉的来路就吃了。子路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了。等到鲁哀公迎他回国，席子摆得不对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类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与“穷于陈、蔡之间”时判若两人。孔丘说：来，我告诉你！那时你我是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为了求义（苟义）。于是《非儒》说：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兹事体大！这事如果属实，则孔子虚伪；不实，则墨子造谣。可惜此事的真实与否，现在是无法查证了，只能猜测。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门徒、追随者那么多，其中有没有人虚伪，有没有人造谣？可能有。但孔子本人并不虚伪，墨子本人应该也不会造谣。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听讹传，二是别人所讲。学术界原本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诸篇，都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苟如此，墨子当然可以不负责任。

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 儒与侠（3）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乐、非命、非儒。这等于是举着牌子，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反对！

墨子与孔子的第二点不同，是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据《论语·颜渊》，公元前517年，三十五岁的孔子曾经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这话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看来，孔子对君主有没有饭吃是很关心的，虽然他也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

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伦理思想，这就是兼爱。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后面要着重讲。二是政治思想，这就是尚贤、尚同、非攻。三是经济思想，这就是节用、节葬、非乐。四是宗教思想，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请参看李小龙《墨子译注·前言》）。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比方说，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也反对儒家主张的乐。反对礼，好理解。因为礼讲尊卑，不讲平等，这就与墨子的理念相悖。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乐呢？原来，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有时候单指音乐艺术，有时候泛指一切娱乐。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一种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即“乐舞”。这种“乐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协调运作。其中规模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艺晚会。对于这样一种“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在《非乐》篇，墨子说，劳动人民的忧患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墨子问：撞击洪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就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吗？不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吗？也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添乱。因为这种大型综艺晚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耽误生产。男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种田。女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织布。官员去做这件事，耽误治国。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要它做甚？现在，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整天干活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你们统治阶级却在那里穷奢极欲歌舞升平，像话吗？所以，墨子得出结论：“为乐非也”！

一 儒与侠（4）

墨子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也对也不对。没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居然“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求声色之娱，确实应该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没说。还有，文学艺术并非只有大型综艺晚会（乐舞）一种，其他形式的“乐”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为墨子并没有说“某乐可也”、“某乐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为乐非也”。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况，劳动人民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怎么能简单地说“为乐非也”？看来还是孟子的说法更合理：可以也应该有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但必须“与民同乐”（详本章第六节）。

问题是墨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立场？也许与出身有关。前面说过，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传后面附了一笔，说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国人，却不能肯定，也有说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的，甚至还有说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墨翟”，其实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这些我们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难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约比较卑贱或另类。事实上，根据《墨子·贵义》的记载，他很可能曾经是“贱人”，或被看作“贱人”；而据《墨子·鲁问》，他很可能曾经从事手工业，还是一个能工巧匠。

看来，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后来看不起那些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墨子则不然。他成名后，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仍有兴趣，而且手艺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也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的是工艺；孔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难怪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和墨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中国通史》）。

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可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一 儒与侠（5）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二 孔子的药方（1）

先说孔子的药方。

孔子能为有病的社会开出药方吗？很多人认为能。孔子自己这么认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也这么认为。有一次，孔子路过卫国边境上一个叫做“仪”的小城。小城有个小官，叫“仪封人”。封，就是封土植树。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要挖沟，封上土，再种上树。仪封人，就是管仪城这些树的，也就是管仪城边境线的。此人也是个追星族。但凡路过仪城的名人，他都要见，因此也要见孔子。见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诸位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做不到官，就有失落感吧（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正要让你们的老师当木铎呢（《论语·八佾》）！木铎，就是带木舌的金属铃铛。古代公家有事，要摇这铃铛；使者出行，也要摇这铃铛。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就是要孔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了。

既然如此，孔子也就不能不拿出他的药方来。当然，这个药方，也只是他自认为找到了，当时并不管用。但是，这个当时并不管用的药方，后世却有人认为管用。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有用，还主张拿来治现在的社会病。

那么，孔子的药方是什么呢？

也只有一个字：仁。

什么是“仁”？简单地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樊迟，前面说过，就是因为要学农，而被孔子骂作“小人”的那个。孔门弟子三千，被宣布为可以挨揍的有一个，挨骂的有三个。可以挨揍的是冉有，原因在本节的最后部分会说。挨骂的三个，是子路、宰予、樊迟。其中，子路挨骂最多，宰予最惨，樊迟也因为问题不靠谱挨了一次骂。其实樊迟在《论语》中出现六次。其余五次，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仁。问仁的三次，两次同时问知，都很靠谱。问修行的一次，还被孔子表扬为“善哉问”（《论语·颜渊》）。可见樊迟也是好学生。

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怎么说？樊迟问了三次，孔子有三种回答。这也不奇怪。孔子的学生问仁，往往是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的，也都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不能拿它们当定义。

比较接近于定义的，就是“爱人”。我们来看孔子怎么说。据《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樊迟未达）。孔子就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枉，就是弯曲；直，就是平直；举，就是拿、把、将；错，就是措，也就是放置、安放、安排；诸，就是之于，也就是“它在”。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把平直的放在弯曲的上面，就能使弯曲的变成平直的。

这话没头没脑，不要说我们听了不明白，就是樊迟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樊迟不敢再问，只好退出来问自己的同学子夏。子夏悟性好呀！他能从美人的笑容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想到“礼”，大受孔子表扬（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樊迟要请教子夏。子夏怎么说呢？子夏说，哎呀，老师的话，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富哉言乎）！想当年，舜帝和汤王，在千百万人当中搞海选，选出最有仁德的皋陶和伊尹，那些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嘛（不仁者远矣）！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孔子的药方（2）

按照子夏的这个说法，所谓“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后世许多学者，就是这样翻译的。但这有问题，因为孔子后面还有话，即“能使枉者直”。这话按照前面的理解，就应该翻译为“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而不是“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事实上，舜帝和汤王选贤任能的结果，也只是“不仁者远矣”。那些“不仁者”改邪归正，变仁变直了没有？好像没有。这就不能算是“能使枉者直”。所以，子夏的解释，也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其实依我看，这事也不可太拘泥，认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定按照子夏的说法，把“枉”认定为邪恶的人，把“直”认定为正直的人，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解释为“错误”和“正确”，或者“错的”和“对的”。如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就可以改正错误（能使枉者直）。

这就是开药方了。实际上类似的话，孔子还在别处说过。据《论语·为政》，鲁哀公曾经向孔子问政。鲁哀公是在公元前494年，即孔子五十八岁那年即位的。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做官。哀公问政，应该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哀公问怎样才能让人民服从（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按照我的理解，就可以翻译为：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民众就心悦诚服；用错误的替代正确的（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或者口服心不服。这岂非开药方？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直），什么是错误的（枉）？

很简单，礼，是正确的，是“直”。非礼、失礼、乱礼、坏礼，都是错误的，也都是“枉”。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他们看来，礼，不但是“礼”，也是“理”；即不但是礼貌、礼仪，也是真理、道理。真理都是正直的，所以“礼”也是“直”。相反，礼坏乐崩，当然是“枉”。枉则曲，直则正，理直则气壮。因此，一个君子或者有志之士，面对礼坏乐崩之“枉”，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举直错诸枉”，用正确的“礼”取代不正确的“非礼”。

可是，怎样才能“举直错诸枉”呢？

克己复礼。这是孔子对颜回的回答。据《论语·颜渊》，颜回也曾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就是这四个字。什么叫“克己复礼”？一般的解释，都说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复礼就是复归于礼。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礼，原本是理直气壮的，怎么还需要克制自己？因此也有人解释说，克，就是能够；复，就是实践。克己复礼，就是能够（克）亲自（己）实践（复）礼。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总之，只要能够“克己复礼”，就能“举直错诸枉”，拯救这个有病的社会。这就是孔子的药方。

不过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靠什么来“克己复礼”？

仁。或者说，仁爱。孔子在回答颜回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归，有人说是赞同（朱熹），有人说是称许（杨伯峻），也有人说是回归（李泽厚）。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克己复礼”，那么，普天下人也都会赞同和称许，从而使全社会回归到仁。

二 孔子的药方（3）

这样一说，就让人糊涂：又是仁，又是礼，到底是仁还是礼？

是仁，也是礼，但归根结底是仁。孔子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话翻译为白话文，就是：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器和丝绸？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金钟和皮鼓？也就是说：礼难道就是礼物，乐难道就是乐器？当然不是。那是什么？是仁，是爱。

这一点，在孔子那里十分明确。孔子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有礼，要有乐，就因为人们有爱心。爱心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方式就是礼和乐。比方说，父母去世，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就是为了表达爱心。为此，孔子和宰予，还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辩论。

宰予，前面说过，就是因为白天睡觉被孔子痛骂，却又极其崇拜孔子的那个学生（见第一章第六节）。此人在孔子门下属言语科，大约是能言善辩的。但观点往往与先生不同，还爱较劲，因此不大招孔子待见。不过宰予好像也不在乎，该问还问，该说还说，甚至刁难老师。据《论语·雍也》，宰予也曾向孔子问仁。但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问，而是出了个假设题。宰予问：假设告诉仁者（仁者，虽告之曰），说有个好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也跟着跳下去吗（其从之也）？虽，就是假设。这种假设题都不好回答。比如许多女人都喜欢问：我和你妈掉水里去了，你先救谁？就怎么回答都不是。宰予这个“虽告之曰，井有仁焉”也一样。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怎么会这样呢（何为其然也）？意思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假设呢？孔子接着说：对于君子，可以要求，不能陷害（可逝也，不可陷也）；可以欺骗，不能愚弄（可欺也，不可罔也）。当真有人掉进井里，君子肯定要救。但你不能故意弄个人到井里，然后把君子也弄进去。这就是陷害。你也不能哄骗君子，说井里有人。等他下去了，你又看他笑话。这就是愚弄。再说了，救人也未必一定要跳井，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总之，对君子，你只能实事求是，不能设套。这一次辩论，孔子赢了。

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论，则谁也没能说服谁，不欢而散。据《论语·阳货》，有一次，宰予跑去对孔子说，三年之丧，这时间也太长了吧？照学生看来，有一年也就足够了。为什么一年呢？因为陈米吃完（旧谷既没），新粮登场（新谷既升），就是一年。打火用的燧木，春夏秋冬，各取一种。一个轮回（钻燧改火），也正好一年。所以一年合适。

这无疑是对礼乐制度的直接挑战。但宰予不愧是言语科的学生，话说得理直气壮。宰予说，为什么要反对守丧三年？因为“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坏乐崩一词即出典于此）。三年之丧既然会导致礼坏乐崩，当然应该改革。

宰予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孔子无法正面批驳，便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安）！这下子孔子无话可说了，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女（汝）安则为之！”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孔子接着说，一个君子，在他居丧的时候，因为悲痛万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听音乐不觉得快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里好过，你就吃你的细粮，穿你的丝绸，听你的音乐好了！

二 孔子的药方（4）

听了孔子的话，宰予一声不吭就出去了。这时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父母亲才不抱他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宰予这人“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最后这句话，也有各种翻译。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予难道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可以批评三年之丧？第二种是惋惜的口吻：宰予不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会去批评三年之丧？第三种是同情的口吻：宰予恐怕是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吧？意思就是：要不然怎么会批评三年之丧？但不管哪种解释，“三年之丧”都源于“三年之爱”。

孔子的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墨子的猛烈批判。墨子说，用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三年之丧，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小孩子依恋父母，是因为不懂事（愚之至也）。所以他们找不到父母，就会号啕大哭。儒家的智商，难道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墨子·公孟》）？这个批判，当然很机智，却也未免把孔子看简单了。其实孔子的意思，是所有的爱都必须得到报答。父母亲抱了我们三年，我们就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就是爱和爱的回报，也就是“仁”。没有这份爱心，就是“不仁”。仁为礼乐之本，有仁爱就有礼乐，反之则无。所以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话直译过来就是：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又会拿乐怎么样？不当回事呗！

事实上也是不当回事。比方说，“八佾舞于庭”。佾，音义，也就是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几行，就叫几佾。我们知道，古代的乐舞，并不简单的只是艺术，它也是政治，是伦理，是礼。所以，佾，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照周礼，天子八佾，也就是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每行的人数与佾数相同，叫做“行数人数纵横皆相同，故曰佾”（《字汇·人部》）。如此，则天子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行，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十六人；士二行，四人。超过这个规定，就叫僭越。可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可能是季平子），却公然用了天子的礼仪，让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里演出乐舞（八佾舞于庭），这就是极其严重的僭越了。因此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话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另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这就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显然，礼乐的根本，就是“仁”，也就是爱心。有没有爱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能不能实践礼，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就叫“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因此，礼坏乐崩决不是礼乐制度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爱心，让世界充满爱。

问题是：找得回来吗？

孔子认为找得回来。因为爱心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仁的基础也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这就是“亲亲之爱”，也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无需教育、不证自明的，也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论语·子路》所记孔子与叶公的对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叶，音射，楚县名。楚国的县官，大的叫公，小的叫尹。叶公，就是叶县的长官。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举报（证之）。孔子说，我们的“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就是直，就是真实、坦诚、直率（直在其中矣）。

二 孔子的药方（5）

这话我们听不懂。要说“子为父隐”是孝，“父为子隐”是慈，还讲得过去，怎么会是直（真实、坦诚、直率）呢？原来，孔子理解的真实，与我们今天讲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科学的真实，事实的真实，物理的真实。孔子讲的，则是道德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孔子认为，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没有这个真实，连人都不是，还说什么其他？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想法。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但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说，学术观点不同，往往发展为门户之见，甚至人身攻击，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仁爱之心既然植根于亲情，那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好办了。首先，可以对已经遇到麻烦的礼乐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都可以解释为爱。君仁，就是君爱臣；臣忠，就是臣爱君；父慈，就是父爱子；子孝，就是子爱父。这样一来，那些繁文缛节就能简化为爱，统一为仁，原本难以维持的礼乐制度说不定就能维持了。第二，子爱父，父爱子，臣爱君，君爱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以德治国。因为当时的天下，是“家国一体”的。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在家为孝子，出门就是忠臣。在家为慈父，在国就是仁君。第三，君爱臣，臣也爱君，政权就稳定。父爱子，子也爱父，社会就安定。总之，抓住了“仁”这个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这方案看起来不错，可惜谁都不听他的。诸侯各国，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鲁国的大夫，也照样“八佾舞于庭”。孔子连他自己国家的局面，都扭转不了。能够说一说的，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比如前面说过的冉有，是理财专家。他当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后，推行田亩税和兵役法的改革（请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就让孔子极为愤怒。据《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季氏富于周公”已是僭越，岂能再搜刮钱财，富上加富（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于是就对其他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非吾徒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冉有他们的改革方案，其实事先是征求过孔子意见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态，说孔丘不懂这些事（丘不识也）。再三问，孔子还是不说。后来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国老”（退休的国之卿大夫），就等着先生的意见做决定（待子而行），先生为什么不说呢？孔子还是不肯公开答复，只是私下里对冉有说：君子做事，依礼而行（君子之行也，度于礼），那就是施恩力求丰厚，做事必须适中，赋敛尽量微薄（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就是孔子的意见，可惜季康子不听，冉有好像也没听。

显然，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是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管不了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学生。所谓“小子鸣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孔子真的很无奈。

看来孔子的药方是不灵了。那么，墨子又如何？

三 墨子的药方（1）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是踌躇满志。

中国文化有个传统，叫“上医医国”。墨子，就是以“医国上医”自居的。在《墨子·兼爱上》，作者一开始就亮明了这个身份。墨子说，圣人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治理天下的（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怎样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乱，乱在哪里，为什么乱，才能治理（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医之攻人之疾者），必须知道病在哪里，为什么会生病，否则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同样，要治理社会，也得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问题。也就是说，得弄清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下引如不注明，均见于此）。当然，作为“医生”，他不但要做出诊断，还要开出药方。

那么，当时的社会有病吗？

有。而且，在墨子看来，病得还不轻。其具体症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国与国之间，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家与家之间，今天你抢我的，明天我抢你的；人与人之间，今天你害我，明天我害你，而且明火执仗，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执其兵刀、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墨子管这叫“乱”，也叫“害”。这就是“病象”。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当时的天下，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呢？墨子认为，直接的原因，也有四个，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君臣父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出了问题，社会岂能不乱？这就是“病因”。

不过，在墨子看来，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还只是社会###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做儿子的，只爱自己，不爱父亲，因此损父利己（亏父而自利）。做臣民的，只爱自己，不爱君王，因此损君利己（亏君而自利）。同样，做父亲的，只爱自己，不爱儿子，因此损子利己（亏子而自利）。做君王的，只爱自己，不爱臣民，因此损臣利己（亏臣而自利）。至于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根子也在这里。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所以损他国利己国（攻异国以利其国）。大夫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损他家利己家（乱异家以利其家）。人民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所以损他人利自己（贼人以利其身）。这就是“病根”。

结果是什么呢？是互相残杀，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一言以蔽之：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这就是“病理”。

弄清了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么治？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社会的病，既然“以不相爱生”，那么，治病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让人们相爱。墨子说，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呢？那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总之，只要人们相爱，“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病象问题，“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问题，“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的病理问题，便都解决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三 墨子的药方（2）

这倒是简单得很，也便当得很。但正因为简单易行，人们就难免起疑，就会问：是这样吗？墨子的回答是：当然！墨子说，所谓相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比方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看待别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一种爱，就叫“兼相爱”，也叫“兼爱”。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兼相爱”，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还有谁会盗窃（谁窃）？都把别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还有谁会残害（谁贼）？都把别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还有谁会掠夺（谁乱）？都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还有谁会进攻（谁攻）？因此，只要“兼相爱”，就一定“天下治”。

从理论上讲，墨子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问题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仅仅理论上说得过去，讲得好听，是不行的，因为人们还会问：做得到吗？

墨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一问，因此预先设定了回答。墨子说，可能有人会讲，你这个兼爱好是好，只是做起来太难了。于是墨子反问：有多难呢？就像少吃饭、穿粗衣、冲锋陷阵那么难吗？可是就连这样“天下百姓之所皆难”的事，也能做到。想当年，楚灵王喜欢细腰，他的臣下就争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面黄肌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晋文公喜欢简朴，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垫。越王句践好勇，他的战士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见再难的事，只要上面喜欢，下面就有人去做。兼爱，有那么难吗？要说是举起泰山飞越黄河，那是没人做得到。要说兼爱，却是有人做到过。比如大禹、商汤、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说的兼爱，就从他们那里学来，谁说没人做得到？

墨子还说，何况兼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帮助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利人利己、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做不到？反过来，如果你不爱别人，别人自然也不爱你；你不帮助别人，别人自然也不帮助你。这道理，难道还不简单吗？

这道理当然简单，墨子说得也很雄辩。但墨子不愧是科学家（《墨子》一书中，有数学、力学和光学的论文，其中谈到小孔成像和凹透镜原理），他不但要讲道理，还要做实验（姑尝两而进之）。怎么做实验呢？墨子说，现在不是有两种主张吗？一种是主张“兼相爱”的，我们称之为“兼”；一种是主张“别相恶”的，我们称之为“别”。假设有两个士人，一个主张“兼”（执兼），一个主张“别”（执别），而且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都实践自己的主义和主张，那会怎么样呢？那个主张“别”的就会说，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疗；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那个主张“兼”的则会说，我当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给吃的；朋友冷了，他给穿的；朋友病了，他来服侍；朋友死了，他来埋葬。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士常常会要出征，能不能生还没人知道。我们的官员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国也没人知道。那么，他们临行之前，要托付自己的家庭、父母、老婆孩子，会去找谁呢？傻瓜都能做出判断。

三 墨子的药方（3）

这样的实验，墨子还做了一个，只不过把主张“兼”（执兼）和主张“别”（执别）的人换成了国君。其中一个，不问民众的冷暖死活。另一个，则时时刻刻把民众放在心上，急人之急，救人之难。墨子说，如果让民众从这两位国君中选择一位，他们会选谁呢？不用问吧？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兼，利人利己利国利民利天下；别，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乱天下。我们该选择什么，还用多说吗？

如此看来，墨子的理论，真是雄辩有力，滴水不漏。墨子自己，也底气十足。据《墨子·贵义》，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南下到了楚国，想见楚惠王（熊章，楚昭王之子）。惠王以年老为理由，推辞不见，派大臣穆贺去见他。穆贺听了墨子的游说，非常高兴地说，先生的主张确实高明！问题是敝国的君主恐怕会说“这是贱人的话”而不予采纳。墨子说，你们大王生了病，吃不吃药？药，也许只不过一把草根。可是天子吃了，也能治病。难道因为它是草根，就不吃了吗？想当年，商汤去见伊尹，向他请教，就有人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所谓“天下之贱人也”。可是汤王怎么说？汤王说，如果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使我的耳朵更灵敏，眼睛更明亮，我一定吃了它。伊尹对于我们国家，就是最好的医生；他的主张，就是最好的药物。由此可见，一种主张，你采纳还是不采纳，关键要看它有没有用（唯其可行）。我的主张，就是管用的药。不采纳我的主张，就好比有大片的庄稼不收割，偏偏要去拾谷穗。攻击我的主张，则等于是以卵击石。你就是把天底下的鸡蛋都扔完了，那石头还是石头，我还是我（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

这真是好大的口气！事实上，墨子的学说，在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拥护赞成。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论说，逻辑性极强，不能不让人折服；他又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不能不让人佩服。既有逻辑性，又有实践性，既让人折服，又让人佩服，于是墨子的观点便风行天下，成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学说之一。

这样一来，墨子和他的信徒，便觉得有资格可以挑战儒家了。据《墨子·耕柱》，前面说过的那个儒家之徒巫马子曾经对墨子说，先生兼爱天下，也没见有什么好处。我不兼爱，也没有什么坏处。你我都不成功，为什么非得说你就正确我就错误？墨子问：现在有人放火。一个人捧着水来救火，另一个人举着火来助阵，但都没有成功，你赞成谁？巫马子说，当然赞成捧水的。墨子说，所以我认为我正确，你不正确（吾矣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显然，在墨家看来，儒家的那一套不但救不了社会救不了火，而且简直就是放火。

好家伙，这就存心是要和儒家对着干了。因此，过了不到一百年，儒家的第二号重要思想家孟子，便拍案而起，对墨子的学说痛加批驳。而且，孟子的话还说得很重，说墨子的主张简直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率兽食人），要把人变成畜生（是禽兽也）。因此，如果不打倒墨子，就没有办法弘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

这就奇怪。墨子和孔子，不都认为社会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吗？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也都是爱吗？既然都是爱，怎么会一个是人，一个是禽兽呢？墨子和孔子，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些不同，会让孟子勃然大怒，破口大骂？

三 墨子的药方（4）

没错，孔子和墨子，是都主张爱，也都主张让世界充满爱。但是，他们两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孔子的爱是仁爱，墨子的爱是兼爱。什么是“仁爱”？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先爱自己人，后爱别的人；先爱父母子女，后爱父老乡亲；先爱华夏族人，后爱少数民族。甚至同一层面，也有先后，比如先父母后子女，先国君后国民。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爱，这也就是“仁”。什么是“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等级、差别，一视同仁的爱。无论父母子女、国君国人、贵族平民、华夏夷狄，统统一样地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爱，这也就是“兼”。正是一个“兼”字，划清了墨子与孔子的界线。可见“兼”之与否，是本案的关键。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

那么，不“兼”行不行？墨子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无私的。不“兼”，就没有“爱”。为此，墨子和儒家又有一次精彩的辩论。

仍据《墨子·耕柱》，巫马子对墨子说，我和先生不一样，我可不能兼爱。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比如爱邹国超过爱越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比如爱鲁国超过爱邹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爱自己超过爱双亲（爱我身于吾亲）。为什么呢？越近就越爱。别人打我，我会疼；打别人，我不疼。我为什么不救助自己，却要去管别人的痛痒？所以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杀彼以我），不可能舍己为人（杀我以利）。

听完巫马子的话，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墨子说，那好，那你就死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主义宣布以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怎么样呢？会照你说的做。你损人利己，他也损人利己，而且就杀你，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来杀你。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死定了？

墨子的这个推理相当精彩，尤其是前半段，无可批驳。事实上，损人利己的问题也正在于此：你损人利己，别人也损人利己，最后是大家都受损，包括主张和实行损人利己的人自己。所以，损人利己，是绝对不能提倡的。它对社会，对大家，对每个人都不利，都是损害和祸害。但墨子后半段的推理就有问题了。损人利己虽然不对，但也不能因此治人家的死罪呀！你治人家的死罪，算不算损人呢？还有，巫马子之所以可能被杀，是因为他把损人利己的主张说出来了。如果他不说只做呢？你又奈何？要知道，那些真正损人利己的家伙，几乎从来就是只做不说的。说出来的，反倒未必做。你把巫马子杀了，会不会是制造冤案？这些问题，都不知道墨子怎么回答。当然我们不能去问他。我们问，墨子就会把我们看作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派他手下的武士（墨者）把我们也杀了。

三 墨子的药方（5）

其实逻辑学家墨子的逻辑问题很不少。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的问题，就出在逻辑上，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墨子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兼”，一个叫“别”。兼，就是人与人之间无差别。别，则是有差别。那么，墨子怎么证明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呢？从正反两面来论证。在《兼爱下》，墨子问：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爱别人、帮别人，还是因为他们恨别人、害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恨，是因为害。再问：这些恨别人、害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就会恨。恨别人，就会害别人。害别人，天下就会大乱。所以，别（有差别）是错的（别非也）。相反，天下太平的时候，谁都不欺负谁，谁都不伤害谁，谁都不压迫谁，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还是因为他们爱别人、帮别人？相信大家都会说，是因为爱，是因为帮。再问：这些爱别人、帮别人的人，是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没有差别（兼）呢，还是看得有差别呢（别）呢？肯定是没有差别。由此可见，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就会爱。爱别人，就会帮别人。帮别人，天下就大治。所以，兼（无差别）是对的（兼是也）。

按照墨子的想法，他这样一说，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兼是别非”。可惜，墨子自以为逻辑严密，其实大有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逻辑前提有问题。墨子说，现在天下这么乱，坏事这么多，就因为这些人恨别人、害别人。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害人并不一定因为恨。比如小偷去偷东西，是因为恨那些物主吗？未必吧！同样，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也未必因为恨，多半因为利。何况，恨，也未必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恰恰相反，正因为把别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才会有恨。比方说，你会恨自然、恨动物吗？不会。所以，别则恨，恨则害，不能成立。这个逻辑前提不成立，兼则爱，别则恨，不兼则不爱，也不成立。

事实上，爱可以是无差别的，也可以是有差别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总归是比爱别人的多一些。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就很不错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之常理。研究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不讲人之常情、人之常理，偏讲自己那个尚待证明的逻辑，肯定行不通。这也正是墨子学说必定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不过巫马子的话，同样暴露出儒家的问题。按照儒家的观点，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叫“爱有差等”。一个人，最爱的应该是父母，其次是兄弟和子女，然后依次是祖父母、叔伯父母、堂兄弟姐妹、族人、乡亲、本国人、外国人。所以，儒家之徒，肯定是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乡亲超过爱同胞，爱父母超过爱族人。因此，也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爱自己超过爱父母。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你最爱的，是自己的父母。说到底，还不是最爱自己？但是，“爱我身于吾亲”这句话，儒家可从来没有说过，也不会说。因此冯友兰先生表示奇怪，推测“大概是墨家对儒家的夸张之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下引均见此书）。我的看法是：儒家当然不会说这话。如果巫马子是儒家，也不会说。然而墨子却完全可以替儒家推导出来。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是越亲的爱得越深，越疏的爱得越浅。如此说来，最多的爱，岂非应该给自己？凭什么爱父母应该超过爱自己，也超过爱一切人呢？这是没道理的。墨子这一脚，可是踩到了儒家的鸡眼。

不过，孟子跳了起来，却并非因为被墨子踩痛了脚，恼羞成怒。他的批墨，其实有许多深刻的原因。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痛批墨子？他的说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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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两位侠士（1）

孟子批墨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同。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也就是说，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八十多岁，墨子比孟子大九十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去世已经上百年。因此，孟子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手把手亲自教育），只能算是“私淑”（敬仰而不得从学）。不过，虽然只是“私淑”，孟子对孔子的崇拜却是无以复加。他和孔门弟子一样，都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所以，孟子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为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不遗余力，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其实认真说来，孔是孔，孟是孟。他们两个，时代不同，个性不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孟子和墨子，大约是先秦诸子中最“热”的。血也热，心也热，肠子也热。不像孔子，温的。也不像老子和韩非，冷的。所以，我们要先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然后再来比较孟子和墨子。

孔孟的第一点不同，是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

孔子的为人，大约是比较谦虚随和的。因为他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要讲“礼”。礼之用，和为贵。讲礼，就得谦和。所以孔子对国君，对大夫，不管心里面喜欢不喜欢，面子上总要过得去。比如前面说过，他对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很不以为然，但也只是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孟子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据《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刚才说了，孟子原本是准备去见齐王的。这事换了别人，多半会客客气气地回答：没关系，鄙人正好要朝见大王。然而孟子不。他一听齐王居然“托以疾召”（朱熹注），马上就回敬说：不好意思，碰巧鄙人也感冒了，也不能吹风。第二天，东郭大夫家里有丧事，孟子准备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不合适吧！昨天先生还说生病，今天怎么好去吊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很正常嘛，怎么去不得？结果呢，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了人来慰问，还带了医生来。孟子的族人兼学生孟仲子只好说，先生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但不知走不走得到。同时，孟仲子又派人四处拦截孟子，要他无论如何去上朝。孟子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只好在一个名叫景丑的人家里借宿。

这事景丑就看不懂了，因为不合君臣之礼。于是孟子便对景丑解释说，天底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年龄算一个，道德算一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如果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凭着爵位来蔑视年龄和道德。所以，那些“大有为之君”，一定有他不能随便召唤的臣民（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了问题，一定是君王登门求教（欲有谋焉，则就之），哪有随随便便把那些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在《尽心上》，孟子还说，古代的贤王，因为好善，所以往往忘记自己的权势（好善而忘势）。古代的贤士，也因为乐道而忘记对方的权势（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也就是说，道德（善）和真理（道），高于权势和地位。所以，王公大人们如果不恭敬之极（王公不致敬尽礼），就不得“亟见之”。亟，音气，屡次的意思。屡次见面尚且不能，哪里又能把这些贤士当作臣仆（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两位侠士（2）

孟子甚至还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游说诸侯大夫吗？那你就先得蔑视他，不要把他们高不可攀的权势和地位放在眼里。权势和地位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比不上道德和学问。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是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我们又不少什么（《孟子·公孙丑下》）！岂止不少，在孟子看来，士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贵得多。既然如此，则“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就与孔子不同。孔子是敬畏诸侯大夫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却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岂非不同？

这就是傲骨了。这种傲骨，正是士人的气节。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不卑不亢，有傲骨无傲气，才是士人的风骨。可惜这种风骨自孟子以后，就不多了。后世许多读书人，不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就是低三下四媚态十足。其实媚态与傲气，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表面上是傲，骨子里是媚。或者是献媚不成，逆反；或者是献媚有术，做秀。正所谓：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我对秦汉以后的所谓“狂士”，从来就是保持警惕的。相反，孔子的温和，孟子的刚直，都可爱，因为都是真性情。

孔孟的第二点不同，是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

孔子说话，是比较委婉的，有时候你还得猜。比方说，据《论语·八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在祭祀自家祖宗时，唱着《诗经·周颂》里的《雍》撤祭。这是天子之礼。大夫唱，就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了。可是孔子怎么说呢？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他们僭越，而是说，《雍》诗说得很清楚呀！诸侯做助理，天子很庄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三家大夫唱这首诗，用它的什么意义呢（奚取于三家之堂）？大家想想，这种批判，是不是很客气，很委婉？

孟子就不一样。他说话，常常是直言不讳。就算拐着弯说，也是直通通的。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等他从楚国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弃之）！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又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已之）！孟子再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当然明白孟子的意思，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把脑袋别到一边，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

其实孟子这次说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更不客气的后面还会说到），就已经让齐宣王受不了。所以孟子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孟子的观点，是“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下》）。见，读如现，意思也是现。也就是说，不说直话，真理就无法表现。这个观点我赞成。真理，是最朴素的；真理，也是最直白的。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能够用最朴素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当然，讲究策略，是另一回事。但讲究策略，决不等于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一定并没有掌握真理。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 两位侠士（3）

孔孟的第三点不同，是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

实际上孟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仅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与孔子也不同。比如孔子一再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孟子就牛得多。他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要想天下太平，这会儿除了我没别人。这真是好大的口气！

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学生。孔子，我们知道，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就没那么好说话。他的说法，竟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我不屑于教你，那就是教你。这话要是由现在的老师们说，学校里面还不炸了营？哈！孟子才不在乎别人说他像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好学者或者好老师。

实际上孟子也比孔子想得开。孔子对自己的境遇，是有些牢骚的，孟子则不。孟子曾经对一个名叫宋句践的人说：你喜欢游说各国君王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理解我们，开心；不理解，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以道德正义为乐（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所以，一个士人，穷途末路时不失去义（穷不失义），青云直上时不离开道（达不离道）。能够做官，就泽惠于民；不能做官，就表率于民。这就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大约就是孔孟之别了：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读孔如饮清泉，读孟如闻战鼓。孔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凡马空。

这样看，孟子更像墨子。

孟子与墨子有什么相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当然，孟子这个“侠”，是“思想上”的，不是“组织上”的。他的身份和立场，还是“儒”。但他和墨子一样，都行侠仗义，反战爱民。细微的差别，则是墨子行侠，孟子仗义；墨子反战，孟子爱民。

墨子的“行侠”，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四 两位侠士（4）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演示防守（九拒之）。这样九个或若干回合之后（此处的“九”解释为九次或多次都对），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音骨）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进攻。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这实在是侠义！前面说过，墨子并不一定是宋国人。楚国准备伐宋的时候，他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危险之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固然是要实践他“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但那挺身而出、专打不平、救人苦难的气概，岂非“侠气”？也许，正因为是侠义，那公输盘据说也被感动。据《墨子·鲁问》，公输盘对墨子说：鄙人认识先生之前，一心一意只想得到宋国。现在，如果取之不义，给我也不要。墨子说，你这其实就是得到宋国了。只要先生继续行义，墨翟还要把天下都送给先生（翟又将予子天下）。

孟子的“仗义”，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事不好处理。杀了这些老百姓吧，杀不完；不杀吧，统治者又咽不下这口气。邹穆公左右为难，就问孟子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咱们邹国闹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荒野，年轻力壮的四处逃难。当时，君上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国库里堆满了财宝。可是君上手下的那些官吏，一个都不来报告灾情。这难道不是见死不救？曾子早就说了，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岂非仗义执言？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墨子》一书，有《非攻》上中下三篇，简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反战宣言》。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罚得又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因此，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又该多少重罪？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歌颂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从而誉之谓之义），岂非咄咄怪事？

四 两位侠士（5）

同样的话，孟子也说过，而且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样反战，他们也一样爱民。墨子的爱民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号。孟子其实也一样。在他看来，好的政治绝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人民苦不堪言的，则一定是坏的政治。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问梁惠王：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也没有。孟子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此率兽而食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大家看看，这又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还都主张任用贤人和能人，只不过孟子的说法叫“尊贤使能”，墨子的说法叫“尚贤事能”，意思都一样。在《公孙丑上》，孟子说，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让杰出人才都有官位，则普天之下的士人便都欢欣鼓舞，也就都“愿立于其朝矣”。结果是什么呢？是“无敌于天下”，是可以为王。

相同的话，墨子也说过，而且说得更详细。在《尚贤上》，墨子说，一个国家，贤良之士多，政治基础就牢靠；贤良之士少，政治基础就薄弱。所以，王公大人一旦发现人才，就一定得“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只有这样做，国家的贤良之士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富贵之人就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那些亲近之人也会想：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至于那些贫困、卑贱、疏远的人，则会在私下里商量：原来国家选拔人才，是只看德才，不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的。那么，从今往后，我们就更不能不做好事、做好人了（然则我不可不为义）。结果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人“皆竞为义”，国家也就长治久安。这就是“尚贤”。也就是说，墨子尚贤，孟子尊贤。墨子把“尚贤”看作为政之本，孟子把“尊贤”看作王业之基。孟子和墨子，是不是很像？

孟子与墨子的相似之处实在不胜枚举。比如孟子的主张，是尊敬自己的长辈，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墨子的主张，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孟子的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兼爱，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请大家看看，这两种说法像不像？实在太像了，简直就如出一辙，让人怀疑仁爱与兼爱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儒墨两家的分歧又究竟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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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大分歧（1）

区别也是明显的。

就说前面那个问题。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墨子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当真一样吗？不一样，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就在关键词：墨子是“若视”，孟子是“以及”。“若视”和“以及”，又有什么不同？墨子的“若视”，就是把别人看成自己，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几分，爱别人也几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几分，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也几分。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分毫不差。这也就是“兼爱”。孟子的“以及”呢？就是首先爱自己的亲人（老吾老，幼吾幼），然后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父母、兄弟、子女，也应该被爱，这才给他们爱（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但是，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的亲人，是不一样的。爱人，与爱物，也不一样。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因为它们不是人，只需要爱惜，不需要仁德（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对于民众，只需要仁德，不需要亲爱（于民，仁之而弗亲）。亲爱谁？亲人，而且首先是父母，即“双亲”。这就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越亲近的，爱得越深、越多；越是疏远，则爱得越浅、越少。这就叫“爱有差等”，这也就是“仁爱”。

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便正在这里。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家主张无差别的兼爱。那么，是儒家的仁爱好呢，还是墨家的兼爱好？

当然是兼爱好。人人平等，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所有人都得到同样的爱，所有人也都同样爱别人。没有矛盾，没有怨恨，没有战争，大家都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亲如兄弟，这不正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吗？从席勒、贝多芬的《欢乐颂》，到我们中国的《让世界充满爱》，这不正是全世界艺术家歌唱了几百年的理想吗？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我们需要墨子这《同一首歌》。

但是，事物往往同时有正反两面。正因为墨家的理想太美好了，我们反倒不能不多一个心眼：这么好的事，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孟子·滕文公上》记录了孟子与墨家信徒夷之的一次没有见面的辩论。这位墨家信徒说，你们儒家不是一再讲，古代的圣人爱护民众就像爱护婴儿吗？可见“爱无差等”（因为婴儿都一样）。孟子说，婴儿在地上爬，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这不是婴儿的错误（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婴儿眼看就要掉进井里，任何人都会上前去救。这个时候，处于危险之中的婴儿是谁家的孩子，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人，就不会见死不救。救这个婴儿，不是因为“兼爱”，而是出于“天性”，这就是人人都有的“恻隐之心”。天性是道德的基础，它比礼仪更重要。比方说，礼仪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但是，如果嫂子掉进水里了，还不赶快拉一把，那就是畜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因此，只要是人，都会去救，与性别没关系，与亲疏也没关系（《孟子·离娄上》）。这也不是什么“兼爱”。比方说，你能够因为救了嫂子，就说爱嫂子和爱老婆一样吗？

五 三大分歧（2）

因此孟子认为，墨家的兼爱是十分可笑的，也是没人相信的。他说，墨家的那位信徒（夷之）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和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孟子·滕文公上》）？当然不会。这不需要讨论，每个人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证明。爱自己的孩子，总比爱兄弟的孩子要多一些；爱兄弟的孩子，也总是比爱邻居的孩子要多一些。这是常理，也是常情、常识。

这样看来，孟子的观点是对的。因为讲伦理道德，不能不讲人之常情。道德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如果不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如果不讲常理、常情、常识，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甚至会成为“伪善”。伪善非善。因此，儒家从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出发，来建立他们的道德主张（仁爱），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这一轮辩论，孟子赢了，加十分。

但是，前面说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道德问题也一样。孟子抓住了可能性，有他的道理，却并不等于墨子就没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不但要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也就是说，不可能不等于不应该。而且，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在于不是可能，而是应该。如果只讲可能，不讲应该，就没有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比方说，眼前有饭菜，大家肚子又饿，要大家吃，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就连阿猫阿狗都做得到。那么，吃了这些饭，就道德了吗？显然谈不上。既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不道德。可见道德不能只问“做不做得到”，还得问“应该不应该”。比方说，这些饭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嗟来之食。如果是，就算再饿，也不吃，这才是道德。也就是说，道德必须具有超越性。

墨子的思路大约就是这样。在墨子看来，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此这不是“道德”，而是“本能”。所以，讲道德，不能只讲“亲亲”。恰恰相反，只有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超越了人人都能做到的“亲亲之爱”，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因为只有兼爱，才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墨子也对，也加十分。

然而这样一说，问题也就来了。墨子讲超越性，你说有道理；孟子讲可能性，你说很正确。那我们到底听谁的？都要听。因为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也不能不讲超越性。只讲可能性，不讲超越性，就没有道德；只讲超越性，不讲可能性，就不是道德。不是道德是什么呢？弄得好是宗教，弄不好就是伪善。但无论宗教还是伪善，都不是道德。所以，墨子和孟子都有道理，仁爱和兼爱也都对。如果能够合起来，就更好。因此我的观点，是理想讲兼爱，现实讲仁爱，以兼爱导仁爱，以仁爱行兼爱。这或许是个办法。

不过这已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当时。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墨家主张的兼爱，孟子认为不可能，墨子也承认很困难，必须有解决的办法。他办法也有三个：算账、恐吓、集权。或者说，利害的计算、鬼神的吓唬、君主的专政。正是由于这些解决办法，又造成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功利还是仁义，鬼神还是天命，君权还是民权。

先说第一个办法。

前面说了，按照人之常情，要想做到兼爱，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人们不但做不到，也想不通：凭什么我爱别人和别人的亲人，得像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墨子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和大家算账。墨子说，现在有人反对兼爱，是因为没弄清楚兼爱有什么好处（不识其利），以为吃亏了。其实不然。兼爱不但不吃亏，还有红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是吃亏？相反，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害人害己的事，为什么要去做（《墨子·兼爱中》）？这就是墨子的第一招：利害的计算。

五 三大分歧（3）

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很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中国哲学简史》）。实行兼爱的人不但可以从中获利，而且很可能还会“一本万利”。相反，如果不仁不义，则有可能倾家荡产，赔个精光。因此，仁义不但与功利不相冲突，反倒就是获得功利的途径，甚至本身就是功利。墨子的这个观点，我们无妨称之为“仁义即功利”。

墨子的这个说法，对于芸芸众生，或许确有吸引力。但在儒家看来，却是授人以柄。我估计孟子当时一定在肚子里冷笑：你这是在讲道德呀，还是在讲功利呀？你这是在讲“义”，还是在讲“利”？道德不是要有超越性吗？最重要的，就是超越功利嘛！只有超越了功利的需求（比如不吃嗟来之食，不受不义之财），才能实现道德的追求。所以，儒家的观点，是“仁义即仁义”，或者“仁义非功利”。儒家认为，仁义就是仁义，它不可能是功利，也不应该是功利。在孟子那里，义与利，永远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打开《孟子》一书，几乎第一句话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义与利，也是尖锐对立、泾渭分明的。比如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见利忘义，就是不讲道德。墨子以利说义，岂非搞笑？

但是对不起，这一回我要明确表示赞成墨子。我认为，以利说义，恰恰是墨家比儒家高明的地方，也是墨家比儒家深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根本，义，就是利。只不过，在墨子那里，可以称之为“义”的“利”，不是个人的“小利”，而是全人类、全社会的“大利”，即“天下之利”（《墨子·兼爱下》）。天下之利也是利嘛！更何况，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难道是为了让大家都权益尽失？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所以，以利说义，并没什么不对，也没什么不妥。

可能有人会说，不对！墨子刚才算账时，讲的可不是什么“天下之利”，而是“爱人者必见爱也”（《墨子·兼爱下》）。这可是个人私利。没错，墨子是这么说的，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什么叫全人类？什么叫全社会？什么叫普天之下？人类、社会、天下，都不是什么空洞的抽象物，而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也没有天下。因此，没有个人的“小利”，也不会有什么全人类的“大利”。如果有人说，一件什么事情，对全人类是有利的，但对每个人都是不利的，那这个所谓“大利”就一定是谎言。

其实，利，不但是“义之本”，也是“义之途”，即只有承认功利，才能实现道德。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讲诚信，有个很好的说法。他说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追求长远的大利。他还说，小区里的商店一般不会搞欺诈，因为大家都是熟人，他们也想做长久生意。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只有承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道德的建设才有必要，也才有可能。比方说，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舍己为人，是很高尚的。那么请问，损人利己，损的是什么？利。舍己为人，舍的又是什么？还是利。显然，如果别人没有利，就谈不上“损”。如果别人的利是不受保护的，就没有什么“损不得”。同样，如果自己没有利，或者这利益原本可有可无，舍他一下，也就没什么了不起。可见道德的前提，是承认每个人的“利”。正因为承认这一点，损人利己才可耻，舍己为人才可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五 三大分歧（4）

因此，我投墨子一票。但同时，也要做一个说明。墨家以利说义，是讲根本。儒家以义反利，是讲现实。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当道义与功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儒家的选择：为了道义，放弃功利。这是儒墨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功利还是仁义。

现在说第二个：鬼神还是天命。

墨子算账以后，大约自己心里也没底，便提出了第二个办法，即鬼神的吓唬。当然，墨子的“鬼神论”，也是一箭双雕，即一方面实现兼爱，另方面批判儒家，因为儒家是主张天命，反对鬼神的。孔子说得很清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他的得意门生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至于对待鬼神，孔子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叫做“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实是不信。这就与墨子刚好相反，墨子是信鬼神不信天命。所以，墨子必须左右开弓，既宣传“鬼神论”，又批判“天命论”。《墨子》一书中的《非命》上中下，就主要批判儒家的“天命论”；《明鬼》上中下（现存下篇），则主要宣传自己的“鬼神论”。在这里，我们先看墨子怎么讲（引文则分别见于《非命》和《明鬼》，不一一注明）。至于如何看待天命，看待鬼神，以后再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六节和第六章第一节）。

墨子怎么批判天命呢？第一，墨子说，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听见。有人看见，有人听见，就存在（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没人看见，没人听见，就不存在（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那么，从古到今，自有人类以来，有人见过命的样子（见命之物），听过命的声音（闻命之声）吗？没有。所以，天命是不存在的。第二，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它是否起过作用。起作用，就存在；不起作用，就不存在。那么，商汤、周武的时候，天下大治，夏桀、殷纣的时候，天下大乱，起作用的是什么？是这些君主的政治（在上之发政也），天命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天命是不存在的。第三，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要看谁主张有，谁主张没有。谁主张没有？成功人士和杰出人才。他们成功，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说是因为命里有。那么，谁主张有命？暴君和懒人。暴君亡国，不会说是自己的责任，只会说是命中注定要灭亡（我命固且亡）。懒人受穷，也不会说是自己不努力，只会说自己原本就是穷命（我命固且穷）。由此可见，所谓“天命”，不过是暴君和懒人发明的托词，其实并不存在。

天命不存在，鬼神呢？墨子说，当然存在。为什么存在？第一，见过鬼神的人很多。第二，鬼神起作用的例子很多。第三，主张鬼神存在的都是圣贤。这就是鬼神存在的证据。至于墨子讲的那些“活见鬼”的例子，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鬼神为什么存在？鬼神存在于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意义？墨子认为，鬼神存在的意义，就是“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鬼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他们监督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尤其是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谁要是实现兼爱，做好事，鬼神就奖赏他，让他走运；谁要是不兼爱，做坏事，鬼神就惩罚他，叫他倒霉。所以，不要以为鬼神无形，不常出现，就可以为非作歹，仗势欺人。鬼神对于人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且赏罚分明。因此无论行善作恶，都一定会有回报，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五 三大分歧（5）

这倒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说法，问题是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墨子的鬼神论，主要是吓唬统治者的，警告他们收敛一点，不要太过分。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这种吓唬，十分靠不住，弄得墨子自己，都差一点闹笑话。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墨子生病，他的一个名叫跌鼻的学生就来问他：先生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是先生的言行有什么不对，鬼神来惩罚呢，还是鬼神瞎了眼呢？墨子当然不能承认自己不道德，但也不能承认鬼神瞎了眼，便说，我生病，不能证明什么。人生病的原因多得很。天气变化啦，工作太累啦，都会生病。这就好比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一扇（百门而闭一门焉），那贼从哪个门不能进来（则盗何遽无从入）！

墨子这话当然能够自圆其说，却也使自己陷入尴尬。你生病，不是因为做了坏事鬼神惩罚，别人就是，请问这是什么逻辑？当然，墨子可以说，别人也不一定。因为人生病，可能有上百个原因。那好，既然人的幸与不幸有上百个原因，鬼神的赏罚只是其中之一，哪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就必须有第三个办法，即君主的专政。

君主的专政在墨子那里叫“尚同”。什么是“尚同”？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即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没有价钱可讲的，叫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也就是说，上级说对，下级也必须说对。君主说对，臣民也必须说对。上级说错，下级也必须说错。君主说错，臣民也必须说错。每个人的意见，都必须和上级相同（尚同义其上），不能在下面乱说（毋有下比之心）。这样，上级就会奖赏（上得则赏之），群众就会表扬（万民闻则誉之）。相反，如果勾结下级诽谤上级（下比而非其上），上级就要惩罚（上得则诛罚之），群众就要批判（万民闻则非毁之）。这就是圣明天子的“发政施教”（《墨子·尚同中》），即天下一统，君权至上，绝对服从，这就叫“尚同”。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专制，甚至是一种专政。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专政最终是由君主（天子、国君、家君）来实行的。因此我把墨子的这第三个办法，称之为“君主的专政”。看来，墨子也知道兼爱在事实上做不到，这才提出“以专制行兼爱”。这是墨子的最后一招，而且可能是最管用的一招。但是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兼爱与专制如何兼容。我们知道，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它是不能强迫的。以专制行兼爱，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更何况，墨子主张兼爱，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尚同的观念既然是“君权至上”，那么请问民权又从何谈起？这又是一个悖论。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儒家和墨家有了第三个分歧，即“君权还是民权”。这是一个最重大的分歧，牵涉到对儒墨两家的盖棺论定，我们必须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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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儒墨再评价（1）

准确地说，君权还是民权，是墨子与孟子的分歧。

还是要从“尚同”说起。如果说，兼爱是墨家学说中最大的亮点，那么，尚同就是其最大的败笔。正是这一败笔，让我们很难认定墨子究竟是个好医生，还是坏医生。因为他这两副药方是自相矛盾的。“病人”一齐吃了下去，是死是活，没人知道。

墨子的药方怎么开出来的？源于他对当时社会之病的诊断。《墨子·兼爱上》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尚同上》则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显然，在墨子看来，天下大乱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二是社会缺领导（生于无政长）。缺领导，社会就会处于乱七八糟的无政府状态，这是远古的情况。不相爱，社会就会处于自相残杀的战争状态，这是当时的情况。因此，墨子开出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缺领导的是“尚同”。

墨子这话，有点不好理解。从启废禅让，到墨子在世，世袭的君主制，大约已经实行了一千六百年，怎么能说是“无政长”？夏启之前，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也都有自己的领袖，怎么会缺领导？原来，墨子所谓“无政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领导，而是缺少能够统一人民思想、观念、意志的好领导。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古者民始生），还没有政治制度的时候（未有刑政之时），意见是不统一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一人则一义），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二人则二义），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十人则十义）。人越多，主张就越多（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主张对，别人的主张不对（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互相攻击，互相批判（交相非也）。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乱，若禽兽然”，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就像动物世界。究其所以，都因为缺少好的领导啊！这就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尚同上》）。

显然，墨子所谓“无政长”，与其说是“缺少好领导”，不如说是“意见不统一”。治理的办法，当然是对症下药，把人民的思想、观念、意志统一起来。那么，谁来统一呢？靠老百姓是不行的。老百姓人多嘴杂，议论多，心眼多，哪里统一得了？因此只能由执政者来统一，自下而上统一，这就叫“尚同”，即意见与上级相同。

不过这里还是有问题。老百姓固然人多嘴杂，执政者难道就不七嘴八舌？要知道，执政者也并非只有一个人呀！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也有办法。他的办法，是“逐级尚同”。按照《尚同中》的说法，就是先由里长统一村民的意见（一同其里之义），然后由里长率领村民“尚同乎乡长”。乡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然后率领乡民“尚同乎国君”。国君统一国民的意见，然后率领国民“尚同乎天子”（《尚同下》也有类似说法，不再重复）。村民意见分歧，里长统一不了，乡长说了算（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民意见分歧，乡长统一不了，国君说了算（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民意见分歧，国君统一不了，天子说了算（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这样一来，就不怕意见多了。因为上级的上面还有上级。里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乡长。乡长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国君。国君们的意见不统一，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

六 儒墨再评价（2）

统一起来又怎么样呢？就可以实现兼爱了，因为普天之下都逐级尚同。只要天子兼爱，国君就会兼爱；国君兼爱，乡长就会兼爱；乡长兼爱，里长就会兼爱；里长兼爱，村民就会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兼爱。这就是实现兼爱的第三个办法──集权。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惜有风险：万一天子不兼爱呢？天子不兼爱，国君就不兼爱；国君不兼爱，乡长就不兼爱；乡长不兼爱，里长就不兼爱；里长不兼爱，村民就不兼爱。结果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都不兼爱。看来，逻辑这玩意，其实并不好玩。

好在墨子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不必忧虑，因为天子肯定兼爱。为什么肯定兼爱？因为天子是最圣明的。何况他还选择了次圣明的人担任国君，以便“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呢？又在国内选择了再次圣明的人担任乡长里长，来协助自己。这些人，也都是贤良的，因此大可放心。那么，天子又为什么就肯定最圣明呢？因为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才“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呀！天子如果不是最圣明的，怎么会选他？

这当然也有道理。遗憾的是，第一，我们不知道，那个最圣明的天子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民选？官选？还是天选？我们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世袭的天子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最圣明，世袭的国君也怎么就能世世代代都次圣明？这些问题，墨子都没有说，我们也不能瞎猜，只能在心里嘀咕。

第二，就算天子是最圣明的，国君是次圣明的，乡长里长则是再次圣明的，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难道就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墨子也想到了。他的办法，是规定上级必须听取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下级和群众也必须向上级反映情况。他甚至规定，上级有过失不能规劝，群众有好事没有报告，都要惩罚（《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所以，下级必须说，上级必须听。那么，意见反映上去，与上级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听上级的。村民与里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民与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民与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呢？表面上是“民主集中”，实际上是“君主独裁”。至少，也是“君主集权”，甚至“君主专政”。君主，拥有最高的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对争论的裁判权。这不是“君权至上”是什么？显然，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人民群众对统治者只能绝对服从。如果意见不一致，便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接受惩罚，哪有权利可言？甚至就连他们的提意见，也是义务，不是权利。爱民的墨子，居然完全无视民权，这可真有意思。

墨子的这个思想，也是儒家不能赞成的，至少孟子不赞成。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是高于君权的。谁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富贵荣华，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比方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但是，君主的这种尊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合格。如果不合格，比方说，像梁襄王那样“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那他就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尊崇。

六 儒墨再评价（3）

那么，合格的君主有什么条件？

也有三个。第一，要“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孟子认为，一个君主，最起码要能保证国民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如果像梁惠王那样，弄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那就是不合格的君主。在这个问题上，考核的标准也有三条。一是要做到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袄（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吃（七十者可以食肉）。这是孟子在《梁惠王上》提出的。为什么呢？因为“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就叫做“冻馁”（《孟子·尽心上》），君主也就不合格。这是一个可量化的硬指标，没有价钱好讲。

二是要关心弱势群体。孟子在《梁惠王下》说：年老而失去妻室的叫做鳏（老而无妻曰鳏），年老而失去丈夫的叫做寡（老而无夫曰寡），年老而失去儿女的叫做独（老而无子曰独），年幼而失去父亲的叫做孤（幼而无父曰孤）。这四种人，都是天底下最应该同情的（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不关心他们，也算不合格。这两条，算是基本标准。

第三个考核标准要高一些，就是要做到与民同乐。据《梁惠王下》，孟子曾多次与齐宣王谈仁政。在谈到要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时，齐宣王表示，先生这话说得真好（善哉言乎）。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齐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宣王又说，寡人有病，喜欢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甚至还对齐宣王进行启发式教育。孟子说，听说大王喜欢音乐，有这事吗？齐宣王马上就变了脸色（王变乎色），说不好意思，寡人并非喜欢古典音乐，其实是喜欢流行歌曲（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为臣想问一个问题：大王认为是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不若与人）。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一起欣赏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不若与众）。那么好了，与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能够与民同乐，那就天下归心，那就是王道呀（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可惜，这话孟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是第一个条件：关注民生，与民同乐。

合格君主的第二个条件，是要“了解民意，尊重事实”。孟子和墨子一样，也是主张贤人政治的。他理想中的治世，就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与墨子的主张没什么两样。但是，孟子的选贤，却不是君主、长官、上级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墨子说的“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进行调查研究。孟子说，选拔官员，国君身边的人都说好，不算（左右皆曰贤，未可也）；将军大夫们都说好，也不算（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人民群众都说好，就可以考察了（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考察下来发现确实好，才任命（见贤焉，然后用之）。也就是说，听民意，讲事实。选贤如此，杀人也一样，一定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也才是合格的君主。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六 儒墨再评价（4）

合格君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要“尊重民权，对等交流”。孟子认为，人与人，都是一样的。即便是君臣，也要相互尊重。这话孔子也说过。孔子的说法，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就是臣对君要忠诚，君对臣要客气。孟子就没那么客气，他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也把你当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合格的君主。

君主不合格，又该怎么办呢？也有两个办法。一是抛弃他，让他去做孤家寡人；二是颠覆他，让他去做孤魂野鬼。据《孟子·万章下》，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问公卿。孟子说，有和王室同宗的公卿（贵戚之卿），有和王室不同宗族的公卿（异姓之卿），他们是不同的。如果是同宗的“贵戚之卿”，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废了他（易位）！齐宣王一听，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王勃然变乎色）。孟子说，大王不必紧张，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又问不同宗族的“异姓之卿”。孟子说，一样。他们的职责，也是“君有过则谏”。不同的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离开他（则去）！哈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齐宣王曾经问孟子，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为殷纣的臣子，怎么可以弑君呢？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贼仁者谓之贼），破坏义的叫做残（贼义者谓之残），贼仁残义的就叫做独夫（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我只听说过打倒那个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准确地说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个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时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墨子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六 儒墨再评价（5）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必须交出，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呢？因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这就是墨子主张“君权重于民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观点，人民群众如果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岂非“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弄得“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没大没小，乱成一团，“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民群众将思想言论的权利交给统治者，自己只承担反映情况提意见的义务。这就是墨子的主张。

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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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隐士哲学家（1）

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这样的士，就是“方士”。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呢？他们也得有人陪着吃喝玩乐闲聊天。这样的士，就是“食客”。总之，士的任务，就是有事帮忙，没事帮闲，说话帮腔，打仗帮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做事，也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他们都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以他们要关心天下兴亡。隐士却不同。他们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都不帮别人做，也不为这些事情费脑筋。什么天下，什么人民，什么家国，统统事不关己。如果你拿这些事去请教他，他还要生气。比如传说中的隐士许由，听说尧要让位给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结果他的哥们巢父更生气，说你这么一洗，把溪水都弄脏了，我只好去上游饮牛。这就是“隐士”。

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隐士哲学家（2）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干什么？要代表干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鸡！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干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下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隐士哲学家（3）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兽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道家认为应该拯救自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既然已经无药可救，那么，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这是杨朱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惜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因为《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却已与墨子齐名，拥有众多粉丝。《孟子·滕文公下》说，当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风行天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有的言论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可真是好生了得！书包网 www.61k.com

一 隐士哲学家（4）

那么，杨朱有什么主张，竟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青睐？

说来简单，也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

杨朱这主张，也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道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道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就难以让人接受。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这样的事情都不肯做，岂不是太自私、太小气、太不像话了吗？

但是且慢！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据《列子·杨朱》，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子（即禽滑釐）问杨朱：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世道（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干吗？杨朱说，世道可不是一根毫毛就能够拯救的（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说，如果可以，愿意吗（假济，为之乎）？杨朱不理睬他。禽子出门，把这事告诉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吗？禽子说，干！孟孙阳又问：砍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禽子不说话。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是微不足道的；与肢体相比，肌肤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一根毫毛固然只是身体中的万分之一，但是，难道因为它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

这话是不是杨朱的意思，我们不清楚。因为有许多学者视《列子》为“伪书”，至今仍未弄明白。就算是“真书”，那也是《列子》，不是《杨子》。比较靠得住的办法，是把这里的杨朱和孟孙阳，称为“《列子》中的杨朱”、“《列子》中的孟孙阳”。《列子》中的杨朱和孟孙阳，是不是历史上的那两个人，也许永远搞不清。但他们讲的话，还是可以讨论的。

应该说，这“《列子》中的孟孙阳”，还真是话糙理不糙，也有道理和教训。有什么道理和教训呢？第一，口子不能乱开。你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能撕一片皮；今天可以挖一块肉，明天就能剁一条腿；今天可以伤害身体，明天就能杀人或者自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不可收拾。孟孙阳问禽滑釐，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禽滑釐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很清楚，下面的问题，就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那也能同意吗？

第二，局部不可小看。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列子》中的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但这决不意味着局部利益就不是利益，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最后整体利益也没有了。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长江、黄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长江、黄河还有水吗？

这两个道理用于社会问题，就能推导出第三个教训：别把小民不当人。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人民个人的权利。个人之于国家、天下，或许有如毫毛与肢体、全身，但难道因为他们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小民也是人，小民的生命也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要尊重，就要珍惜，哪怕他轻如毫毛。谁要把我们这些小民当作毫毛，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隐士哲学家（5）

显然，杨朱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不过“极而言之”，并非当真是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也不干。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哪有只拔一根毫毛就能有利于天下的呢？说穿了，不过是下套，先哄骗我们献出一根毫毛，然后哄骗我们献出肌肤和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把话说透，说到底，说到极点：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何况杨朱不但说过“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还说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叫“极端自私”？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但是要求小民们牺牲个人（损一毫），而且牺牲个人的结果，竟不过是牺牲整个社会（悉天下）来满足另一些个人（奉一身），这才叫“极端自私”！问题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却又是打着“大公无私”（利天下）的旗号来进行的。因此，为了矫枉，只好过正，即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连“损一毫利天下”也一并否定。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来，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杨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这也并不奇怪。思想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简单化”。因为只有简单化，也就是说，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变成通晓明白、简单明了、一听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语和口号，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可是有风险的。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这种“简单化”的工作还是由论敌、对手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来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产主义就曾经被妖魔化为“共产共妻”。杨朱思想的命运，也大约如此。“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点，如果被删去后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简单化为“一毛不拔”，那么，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孟孙阳的那句话：你们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害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墨家也认为不可能，只有道家认为可能，而且应该。于是，他们便又有了第三个分歧：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二 从杨朱到老庄（1）

消极无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墨、法三家的紧要之处。儒家主张推行仁义，墨家主张推行兼爱，法家主张推行法治，他们都要做些什么。道家却主张什么都不做，而且认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么都不做，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种观点，老子有，庄子也有。这里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没人能够肯定。以前有说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说是太史儋或老莱子的，至今也没弄清楚，我们且不去管他。《老子》一书写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但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老子》其书，也有各种版本。过去流传的版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高亨、池曦朝先生认为，前一种是道家传本，后一种是法家传本（《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这个我们也不管，还按大家熟悉的版本来。总之，诸如此类的笔墨官司，我们都不在这里打，随大流。反正本书所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至于他是谁，这里暂不讨论，后面我会谈点看法，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从杨朱到老庄（2）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二 从杨朱到老庄（3）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二 从杨朱到老庄（4）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二 从杨朱到老庄（5）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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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为之谜（1）

老庄的无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寡欲、愚民、反智、不德。

前面说过，在老庄看来，社会###的原因是瞎折腾。为什么会瞎折腾呢？因为多欲望。欲望也无非两条，一是名，二是利。庄子说，过去一些名臣被杀，就因为好名；小国被灭，就因为好利（《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承担重任，充当智囊，追求功名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老子·第五十七章》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技巧越好，怪事越多（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越明，盗贼越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总之，“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事情就越多，麻烦也就越大。

所以，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君临天下，那么，最正确的态度“莫若无为”（《庄子·在宥》）。展开来说，就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什么叫“为无为”？为，就是追求。为无为，就是“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什么叫“事无事”？事，就是动作。事无事，就是“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什么叫“味无味”？一般都解释为吃没有味道的东西，喝白开水，但我认为可以把“味”理解为“成就感”。这样，才能与“为无为，事无事”连成一气。先有追求，这就是“为”；然后有动作，这就是“事”；最后有成就感，这就是“味”。味无味，就是“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这也就是虚、静、淡。“为无为”就是虚，“事无事”就是静，“味无味”就是淡。淡就没感觉，静就不折腾，虚就不存欲望。相反，有欲望就会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动作，有动作就会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又会更有追求。因此，不但不能有追求，不能有动作，也不能有成就感。

这一招很厉害！一般人主张“无为”，顶多也就想到不要有追求，不要有动作。然而老子却直捣黄龙，将人类“有为”的深层原因连根拔起。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要做事，并不都为生存所迫，也并不都为名和利，也有不为这个的。那他为什么？为成就感。就算为名为利，也希望同时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是人最大的“欲”，也是人最难以克服的“欲”。只有把这根儿都拔了，才能真正做到“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子的老辣之处。

问题是人不可能没有追求，没有动作，没有成就感。因此，老子使用他“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来了个“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告诉我们不妨“以没有追求为追求”，“以没有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结果还是有追求、有动作、有成就感。而且，按照他“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没有追求的追求，就是最高的追求；没有动作的动作，就是最好的动作；没有成就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话说，又还有什么遗憾？

三 无为之谜（2）

这就是所谓“消极”了。不要以为消极就不好，消极并不是贬义词。实际上，消极与积极，要看人和事。有些人要积极，有些人要消极；有些事要积极，有些事要消极。比如城市规划，我就主张消极，即不是规划干什么，而是规定不干什么。比方说，什么东西不能建，什么地方不能动，哪些水系要保留，哪些建筑要保护。红线图画出来，坚决执行，就可以保证子孙万代不受祸害。这就是“消极规划”。为什么是“消极”呢？因为好像什么都没规划。但这种“什么都没规划”的规划，才是最重要的规划。

同样，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也是消极一点好。至少，决策要谨慎。最要不得的就是好大喜功大有作为：先是设计一个宏伟蓝图，然后大兴土木或者大动干戈，最后沾沾自喜。其结果，弄不好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伤筋动骨，祸国殃民。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们多欲而有为。宏伟蓝图就是“为有为”，大动干戈就是“事有事”，沾沾自喜就是“味有味”。纠正的办法，则是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消极治国。比如西汉初年，一方面因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统治者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另方面也因为他们推崇黄老，以道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于是便无欲以静，与民休息。结果是什么呢？是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所以，不要轻易否定“消极”二字。要知道，就连治病，也有“保守疗法”么！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积极是科学的，就积极；消极是科学的，就消极。比如某件事情可能有负面影响或者不良后果，就消极一点；某件事情能促进科学发展，就积极一点。总之，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

当然，老子他们的“消极无为”，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知道“科学发展观”。道家只是敏锐地感觉到，统治者“积极有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为”的背后往往是“多欲”。老子说，欲望这东西，是很害人的。比方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最后是变成瞎子；鼓乐齐鸣让人双耳失聪，最后是变成聋子；山珍海味让人口味败坏，最后是变成呆子；骑马打猎让人心花怒放，最后是变成疯子；奇珍异宝让人蠢蠢欲动，最后是变成贼子。欲望这东西，是不是很坏？更何况，上多欲则下多贼。所有人都欲壑难填，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天下非乱不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呢？

也只有两个字：寡欲。

首先是统治者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会潜移默化（我无为，而民自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会走上正轨（我好静，而民自正）；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会逐渐富裕（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会善良纯朴（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自己“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百姓就不会浮躁，不会###，不会多欲。这就叫“无为而治”。

为此，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三不原则”，即不要选贤任能，不要器重宝物，不要展示欲望，原文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不尚贤，就是不推崇有德有才。因为一旦推崇，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争着做这样的人。这就有了欲望，也有了竞争。为了寡欲，为了不争，就只好连“德才兼备”这样公认的贤良之士，也不推崇。不贵难得之货，就是不把那些珍禽异兽、奇珍异宝当回事。因为你宝贝它们，别人就会想着来偷。如果把它们看得一文不值，谁又会盗窃呢？不见可欲，就是不炫耀那些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这里的“见”，读如“现”，意思也是显示、显现、表现。看来，老子也很清楚，欲望这东西，其实是人人都有的。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千万别去提醒贼。谁会提醒呢？说到底多半还是自己。自己有了好东西，生怕人家不知道，到处炫耀，可不就把贼引来了？相反，如果统治者自己不去勾引诱惑，老百姓就不会蠢蠢欲动。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总之，作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一定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只要统治者自己清心寡欲，不瞎折腾，天下自然就会太平，这就叫“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书包网 www.61k.com

三 无为之谜（3）

问题是欲望这东西，也就顶多能克制，不能消灭，也未必应该消灭。比方说你可以不要物欲、权欲，总不能不要求知欲吧？但是，如果保留某些欲望，那就什么欲望也都消灭不了。因此，为了消灭某些欲望，只好不管合理不合理，统统消灭，包括求知欲。

于是，寡欲的结果必然是愚民，愚民的结果也必然是反智。

愚民，是道家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就在前面说过的“三不原则”后面，老子紧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简化人民的思想（虚其心），填饱他们的肚子（实其腹）；削弱人民的志向（弱其志），强壮他们的身体（强其骨）；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也就是说，肉体生存是必须保证的，物质需求也是必须满足的，精神生活就免谈，思想文化更是要不得。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哈！这岂不是喂猪喂狗、养马养牛吗？《老子》一书，基本上是韵文。所以，我也把这个观点总结为一句押韵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心目中的“至德之世”，也是不推崇贤良（不尚贤），不使用能人（不使能），统治者就像树上的叶子，老百姓就像地上的麋鹿，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这不就是“动物世界”吗？说得好听，大约也可以叫做“回归自然”。这可是儒家和墨家不赞成的。想想墨子怎么说？墨子认为不能“天下大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孟子又怎么说？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儒墨两家都反对把人类社会变成动物世界，这也正是他们与道家的分歧。

那么，道家为什么要把人民变成动物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应该是浑浑噩噩的。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可见为了做到混沌一片，不但要愚民，还要愚君，而且首先要愚君。

这一点，也很明确。老子说，从古至今，善于奉行“道”的（古之善为道者），都不用“道”来开发民智（非以明民），而是用来愚民（将以愚之）。因为国家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因为老百姓懂得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要愚君，就得反智。如果一个君主雄才大略，聪明绝顶，还要把这聪明用来治国，那他就是一个“国贼”。相反，如果他傻乎乎的，或者装聋作哑，甚至装疯卖傻，那就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统治者心明眼亮，老百姓不也跟着聪明伶俐起来？所以，就算装，你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

由此可见，道家的愚君，归根结底是为了愚民。为了愚民，又不惜反智。这正是后世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后世的政策，是只愚民不愚君。他们也不愚官，反倒要求官员饱读诗书。这就不好把账都算到道家头上了。要知道，道家的观点，是民也愚，官也愚，臣也愚，君也愚，最好上上下下都是一群糊涂虫。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 无为之谜（4）

都是一群糊涂虫又怎么样呢？就“上如标枝，民如野鹿”了。这就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因此，道家不但反智，还要反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子贡途经汉阴，看见一位老人在浇菜园。这老人挖了一条隧道进入井中（凿隧而入井），用水瓮装了水，再抱着装满水的瓮从隧道里出来，去浇菜园子（抱瓮而出灌）。子贡说，先生这不也太费事了吗？为什么不用水车呢？用水车，事半功倍呀！老人的脸一下子就变了，然后冷笑一声说：一个人，如果用了投机取巧的器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用心（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你以为我是不知道有水车呀？我是不屑于用（羞而不为也）！哈！幸亏庄子没有生活在今天。他要是生活在今天，看见我们的这些电脑呀手机呀，还不得气晕过去！

庄子的这个思想值得注意，它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反对科技文明”就可以打发的，其中有很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思考。比方说，科技文明果真就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在科技进步的背后，就没有人类付出代价吗？浇园老人说得对，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就心性不纯（纯白不备）；心性不纯，就心神不宁（神生不定）；心神不宁，就无法与道同一（道之所不载）。结果，我们原本要追求的幸福，可能就反倒没有了。

没错，人类不能没有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至少，它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也更安全和舒适。但是，为了这些方便、快捷、效率、安全和舒适，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比方说，自从有了复印机，许多学生就不会记笔记了；自从有了照相机，许多画家就不会画写生了。有个段子说，现在的人为什么“言而无信”？答案是因为有电话。又有人说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会写情书？答案是因为有短信。电话好不好？好。当时就能对话，不用望穿秋水么！可视电话就更好，不但能听到声音，还能看见样子。但是，好不容易才收到一封书信的那种欣喜若狂，没有了。捧在手里反复阅读的那份感觉，也没有了。当然，短信也可以保存，也可以拿出来反复看。可是，现在的短信，比得上当年的情书吗？没错，你也可以把短信写得精彩一些，漂亮一些，问题是，现在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还有那份心境吗？当我们坐在飞机上，像一件特快专递的包裹被运送时，还有“细雨骑驴出剑门”的情趣吗？微波炉热就的方便食品里面，能够有妈妈的味道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一切都变得方便、快捷、有效率时，我们还会觉得珍贵吗？

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得也就有失。我们不能因为科学技术有了进步，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享受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一边抱怨它的不足。毕竟，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办我们的一切，更不能包办我们的幸福。幸福不是科学的话题，也不是科学的任务。在自然科学之外还必须有人文学科，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反智，主张愚民，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在他们看来，人类要想幸福，就必须“人如赤子，民如野鹿”。也就是说，社会，最好回到原始状态；个人，最好回到婴儿状态。社会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婴儿状态。你看婴儿，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一点顾忌都没有，多好？所以，一个人，没心没肺，就最快乐。只要没心没肺，就能过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了，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老庄的反智和愚民。而且，按照老子和庄子的思路，愚民的结果是愚君，愚君的结果是反智，反智的结果是反文明。既然是反文明，那就不但要反科技、反知识、反智慧，还得要反对一样东西。反什么？反道德。

事实上，老子和庄子也是将知识智慧和仁义道德放在一起，来加以反对的。《老子·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话，可谓“三绝三弃”。其中，“绝圣弃智”就是不要圣贤，“绝仁弃义”就是不要道德，“绝巧弃利”就是不要功利。利也不要，德也不要，圣贤也不要。儒家和墨家当作宝贝的，道家都不要。而且，在老子他们看来，只有把儒墨两家视为宝贝的东西都消灭得干干净净，天下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幸福。

老子不要的，庄子也不要。不但不要，还要讽刺。庄子说，仁义道德是什么？是盗贼也有的东西。在《胠箧》篇，庄子借当时一位江洋大盗的口说：准确地猜出室内收藏的东西，这就是圣明（妄意室中之藏，圣也）；行窃的时候第一个冲进去，这就是勇敢（入先，勇也）；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出走，这就是义气（出后，义也）；知道能不能得手，这就是巧智（知可否，智也）；坐地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这就是仁爱（分均，仁也）。庄子说，这个强盗遵循的，哪一条不是儒家的道德，哪一条不来自所谓圣人的教导？看来，没有“圣人之道”，好人固然无法立身，强盗同样也不能成功。显然，圣人之道也好，仁义道德也好，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因此，庄子得出结论──“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就是说，只有消灭仁义道德，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与儒家、墨家都翻脸。但这是道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道家为什么叫道家，也关系到道家的“道”究竟是什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四 道之谜（1）

先说道家为什么主张“不德”。

准确地说，老子和庄子主张“不德”，也不是不要道德。老子说得很清楚，如果“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可见道德还是要的，只是不要儒家的那一套，即仁义礼乐，或者说仁义道德。

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原因也很多。比方说，虚伪。至少庄子或者庄子学派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和儒家的道德，都极其虚伪。这种虚伪让庄子或者庄子的追随者总是忍不住要讽刺他们。《庄子·外物》说，有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地面上望风的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但他不这么说，他要吟诗：“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在下面回话：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一颗珠子。但他也不这么说，也要吟诗：“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接着，那小儒便一边吟诗，一边盗墓。小儒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陂，音杯，山坡的意思。这诗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呀，长在山坡坡；活着的时候不捐善款呀，死了还含颗珠子干什么？偷人家的东西，还要讲大道理，这“道理”还要用诗来讲，酸不酸呀，虚伪不虚伪呀，是不是“伪君子”呀！

庄子反对仁义的又一个原因，是认为这些玩意违背人性。《庄子·骈拇》就说，仁义大概不是人的本性吧（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否则，那些仁者为什么总是很忧郁，总是那么多愁善感呢（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是天然的，也是自然的。既然是天然、自然的，就用不着刻意，也不能够刻意。野鸭的腿再短，也不能拉长；仙鹤的腿再长，也不能截短。是圆的就不用规，是方的就不用矩，儒家为什么总要弄个圆规和方矩（仁义礼乐）来整人呢？有人说，儒家的仁义也很自然。比方说，父子相亲，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对此，庄子的回答是：这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庄子·天运》说，有一次，宋国的太宰向庄子问仁。庄子说，这是虎狼的道德（虎狼，仁也）。太宰说，这话怎么讲？庄子说，虎狼也是父子相亲的，怎么就不是仁？显然，如果认为仁义是道德，那么，人与虎狼没有区别。如果认为人与虎狼有区别，那么，仁义不是道德。

庄子（也可能是庄子后学）甚至还编了一个故事来批判儒家的仁义。《庄子·天道》说，孔子编写了很多书，希望周王室的图书馆能够收藏。子路就出主意说，老聃不是周王室图书馆退休的馆长吗？何不找他试一试？孔子觉得有道理，就去找老聃。老聃却不同意。于是孔子便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自己的著作。老聃说，这样讲，太慢了，请讲要点！孔子就说“要在仁义”。老聃说，请问，你说的这个“仁义”，它符合人的本性吗？孔子说，当然！一个君子，如果不仁，就站不住脚（不仁则不成）；不义，就活不下去（不义则不生）。仁义，当然是真正的人性（仁义，真人之性也），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又将奚为矣）？老聃又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怀着一颗爱心，愿万物安乐；爱天下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中心物恺，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老聃说，噫呀！你们这是存心要搞乱人性啊（夫子乱人之性也）！太自私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老聃（其实是庄子）看来，天地、万物、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按照各自的天性去生存，去生活，就很好，就是幸福，甚至就是最高境界（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犯不着人为地再去制定什么规则。人为地、强制性地去规定，去规范，反倒乱了真性情。儒家这样做，无非是自以为是，妄想充当救世主。因此，讲仁义，不但是“乱性”，而且是“自私”（无私焉，乃私也）。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道之谜（2）

这里说的老聃，是否就是老子，或者说，是否就是写《老子》的老子？不好说。但老子反对仁义，则可以肯定。老子为什么反对仁义呢？因为在他看来，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出了问题，比方说，六亲不认了，天下大乱了，才会有孝子贤孙、忠臣良将之类的人物出来，人们也才需要他们来做榜样、做典型，以便矫正时弊。相反，如果大家都是孝子，还有孝子吗？如果大家都是忠臣，还有忠臣吗？如果天下太平，“其政闷闷”而“其民淳淳”，还需要仁义道德吗？显然，社会需要孝子，是因为没有了孝；需要忠臣，是因为没有了忠；需要道德，是因为没有了道德。

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深刻的。的确，一个社会，如果个个都是好人，人人都有道德，就不需要特别提倡道德。请大家想想，什么时候最喜欢嚷嚷要道德？礼坏乐崩的时候。什么人最喜欢嚷嚷要道德？装模作样的人。李零先生说：“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的人，一般都很缺德。”（《人往低处走》）这话我很赞成，也深有体会。至于老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不奇怪，因为符合他的辩证法。按照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的逻辑，最高的道德，一定看起来不是道德，是“不德之德”。

实际上老子也是这么说的。在什么地方？第三十八章。这是《老子》的《德经》第一章，也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第一章，极其重要。在我看来，它就是道家的“批儒总宣言”。在这一章，老子把为什么不要仁义礼乐的道理讲透了。所以，我们要重点分析这一章，看看老子究竟怎么说（下引不注者均见此章）。

第三十八章一开始就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清楚：最高的道德，就是用不着道德（上德不德）。正因为用不着，反倒有（是以有德）。下等的道德，是生怕失去道德（下德不失德）。正因为怕失去，反倒没有（是以无德）。也就是说，你越怕没有，就越是没有。你不怕没有，反倒不会没有。那么，大家又为什么生怕没有呢？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又怎么办？找回来。怎么找？一靠仁，二靠义，三靠礼乐。显然，仁义礼乐，都是道德堕落以后才冒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不能。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毁了容。你再做手术，做得再漂亮，也无法恢复真容了。

所以，最好的仁义礼乐，也只能算是“下德”，不是“上德”。上德与下德有什么区别？上德的特点，是“无为而无以为”。下德的特点，是“为之而有以为”。什么叫为？就是人为，也就是做。什么叫以为？就是心里想做，而且刻意去做。所以，上德，就是彻底的无为，不做，也不想做。下德呢？或者做，或者想做，或者既想又做，还刻意去做。因此，下德也分三个层次：仁、义、礼。仁、义、礼，也分上下等。上等的仁，是“为之而无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无为。上等的义，是“为之而有以为”，即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上等的礼，则是“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什么意思呢？应，就是回应、呼应、跟着做、照着办。攘臂，就是卷袖子、伸胳膊。扔之，就是拉扯。所谓“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就是不但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并刻意为之；而且，如果别人不回应，不呼应，不跟着做，不照着办，还要卷起袖子伸出胳膊生拉硬拽，强迫别人做。这还是“上礼”！如果是“下礼”，就不知糟糕到什么程度了！

四 道之谜（3）

显然，在老子这里，德、仁、义、礼，是由高到低、从好到坏的四个层次。德最好，仁次之，义再次，礼最坏。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就是忠信的淡化，祸乱的开端。社会一旦必须讲礼，那就势必天下大乱。礼乐制度，岂能不批判？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礼，为什么就这么坏呢？第二，如此之坏的礼，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第一个问题，只要列出表来，便一看就明白了：

上德　　　　思想和行动都无为

下德　上仁　行动有为，思想无为

上义　行动有为，思想也有为

上礼　自己思想、行动都有为，还强迫别人有为

由此可见，在老子看来，无为才有德，有为必失德。越是有为，就越是失德。礼最有为，所以最失德，也最坏。

那么，这个最坏的“礼”，又是怎么回事？老子认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是最高道德沦丧的结果。最高道德是什么？是彻底无为的“不德之德”，也就是“上德之德”。可惜，它后来没有了。失去了德，就只好讲仁，这就叫“失德而后仁”。后来，仁也没有了。失去了仁，就只好讲义，这就叫“失仁而后义”。再后来，义也没有了。失去了义，就只好讲礼，这就叫“失义而后礼”。到了讲“礼”的时候，就很糟糕，就不可收拾了。这可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不丢掉“德”，多好！

这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德，又是怎么丢掉的呢？老子的说法，是因为失去了“道”。失去了道，就只好讲德。这就叫“失道而后德”。后面的事情，就是不可遏制地滑坡：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最后是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看来，说到底，根本的原因，还是“失道”。因此，解救道德沦丧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道”。

那么，什么是“道”？

要弄清楚什么是“道”，先得说清楚什么是“德”。因为道与德是相对的。没有德，也就无所谓道。德，甲骨文的字形，是一只眼睛在看路。看路，当然是直直地看过去。所以，德有“直”的意思，也读如直。它也可以写作双人旁加直，即路走得正；或者上面一个直字，下面一个心字，即内心正直。还有一种写法，是上直下心再加双人旁。无论哪种写法，都从直得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就因为德与直有关系，可以玩这个文字游戏（请参看李零《丧家狗》）。

德的第二个意思是“得”，得到的得。德，有两个读音。一是读如直，意思也是直；二是读如得，意思也是得。从哪里得来的呢？路上。德的字形，就是一只眼睛在看路么！路，也就是道，合起来叫“道路”，只不过大的叫道（大道），小的叫路（小路）。这就是道。德，则是看路的眼睛，以及眼睛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德，就是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道，则是能够让“德”有所得的东西。老子从“道”那里得到的东西（德）是什么呢？无为。由此推论，道，也是无为。所谓“回到道”，就是回到“无为”。

这一点，老子自己说得也很清楚，比如《三十七章》就说“道常无为”。而且，道不仅无为，甚至根本就是“无”：无名，无欲，无声，无形。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回到无为，就是回到哪里去？无为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四 道之谜（4）

这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前面说过，老子的“德”，是从“道”那里来的。那么，老子的“道”，又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想象出来的，我不太同意。一个人，怎么可能凭空想出一个“道”来，还说得头头是道呢？陈鼓应先生说，老子的“道”，其实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这个我同意。比如“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可以在经验世界得到证明。怎么证明？西周初年，周公讲德；春秋晚期，孔子讲仁；战国中期，孟子讲义；战国晚期，荀子讲礼。这不正好就是一个由德而仁、由仁而义、由义而礼的过程吗？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末年的作品，要不然怎么讲得这么准？岂不真成了神？这就暂不讨论了。反正，历史上既然真实地存在着德的时代，仁的时代，义的时代，礼的时代，那么，道的时代，也应该是曾经有过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老子“道”的来源。

那么，这是什么时代，又是什么社会呢？

原始时代，氏族社会。

原始氏族社会，确实是曾经有过的。到了战国时代，可能还有一些记忆或传说。比如编纂成书于西汉的儒家著作《礼记》，就描述了这个社会。《礼记·礼运》说：那个时候，人们选举贤良和能干的人担任领导（选贤与能），讲诚信，爱和平（讲信修睦）。所有人都不仅仅只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亲其亲），不仅仅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不独子其子）。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赡养（老有所终），所有的壮年都能找到工作（壮有所用），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幼有所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残疾人，也都能够得到照顾（皆有所养）。男人有职业（男有分），女人有归宿（女有归）。东西随便放，用不着藏起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气尽量出，却并不为自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因此，没有人会去搞阴谋诡计（谋闭而不兴），也没有小偷出没，强盗横行（盗窃乱贼而不作），家家户户都不关大门（外户而不闭）。这就叫做“大同之世”（是谓大同）。后来，大同之世结束了。所有人都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亲其亲），只疼爱自己的孩子（各子其子），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货力为己），领导人的职位世袭也成为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们建起城池来保护财产（城郭沟池以为固），确定礼义来管理社会（礼义以为纪），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并根据这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来建立制度（以设制度），划分领地（以立田里），豢养爪牙（以贤勇知）。正因为成就功业都是为了自己（以功为己），所以阴谋也有了（谋用是作），战争也有了（兵由此起）。这就叫做“小康之世”（是谓小康）。

这样一说，就很清楚。《礼记》所谓“大同”，就是道家“道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所谓“小康”，就是道家“德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既隐，就是“失道”。失道而后德，所以有周公的“以德治国”。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了，这就是“失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到战国中期，孔子这一套也不行，这就是“失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到战国后期，孟子这一套也没人听，这就是“失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请大家想想，这样说，是不是都讲通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一旦从讲仁、讲义堕落到讲礼，就不可救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礼虽然都是“下德”，但仁是下德之上，义是下德之中，礼却是下德之下，是“下下德”。事情到了“下下德”的份上，那道德的含量也就微乎其微。事实也是如此。战国后期，旧道德的崩溃已不可收拾，无法挽救。整个社会，差不多都是道德沦丧，信义全无。比如楚国，原本是与齐国联合，共同抗秦的。然而，公元前313年，也就是荀子诞生的那一年，楚怀王却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联秦反齐，原因是秦相张仪许诺他六百里土地。可是，等到楚国当真与齐国断交，张仪却耍赖说只答应了六里地，没什么六百里。楚怀王怒不可遏，发兵攻秦，结果在第二年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韩国和魏国听说，也发兵袭击楚国，怀王这才收兵。怀王是见利忘义，张仪是坑蒙拐骗，韩魏则是趁火打劫，都没有道德和道义可言。这个时候，再来讲仁义礼乐，就滑稽可笑了。于是荀子的学生韩非便不再讲礼。讲什么？讲法。这可以叫“失礼而后法”。荀子的礼与韩非的法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荀子的礼还要讲道德，韩非的法却一句道德都不讲，只讲利害，只讲功利，只讲算计，只讲权谋。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告诉大家。

西周封建，道没有了；春秋晚期，德没有了；战国中期，仁没有了；战国晚期，义没有了；战国末年，礼也没有了。这可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或如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照这样发展下去，只怕最后是连人都没有了。这当然不行，必须急刹车。急刹车以后怎么办？老子主张开倒车，退回到远古时代和氏族社会。因为只有原始氏族社会才是“无”：无阶级，无矛盾，无斗争，无智慧，无道德，无政府。

这就是道家之道：无。或者说，无为。这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道家之所以叫做道家的原因。因此，如果说，一个“兼”字，区别开儒家和墨家（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那么，一个“无”字，就区别开儒家和道家（儒家讲有为，道家讲无为）。至于他们的是非得失，我们第六节再讲。

无为，是老子和庄子的共同观点。但是，老子和庄子也有区别。比方说，为什么无为，或者说，无为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正是这一区别，使老子和庄子成为不同的两个人。我们现在就来比较老庄，然后再去比较儒道。

五 老庄之别（1）

老子与庄子的不同之处很多。

首先，老子寡情，庄子善感。老子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动情的。我们读其书五千言，几乎都是冷冰冰的话。比如《老子·第五章》开头那段话，就很冷酷。这话的原文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音除。刍狗，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草和狗，还有一种说是用于祭祀活动的草扎的狗，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的时候，刍狗披红挂绿，郑重其事地供在那里。活动一结束，就被随随便便地扔在路边，任牛踩，任马踏。总之，刍狗就是始用终弃，或不必看重的东西。

刍狗既然是这么个东西，那么，所谓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天地和圣人不把万物和百姓当回事了。正因为不当回事，所以是“不仁”。这一点，所有的学者都没有分歧。问题是这种“不仁”究竟对不对？有的学者认为不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批判。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因此认为老子这句话是肯定。我的看法，是这句话本身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自己怎么想。他会怎么想呢？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圣人”一词在《老子》书中大约出现二十多次，或者说圣人应该怎么样，或者说圣人能够怎么样，都是肯定的语气，没有一次是批判的，难道本章就例外？实际上，只有庄子才骂圣人，老子就不，因为两书中的“圣人”并非同一概念。庄子说的“圣人”，是儒家的。老子说的“圣人”，是自己的。自己的圣人，怎么会批判？批判天地就更不可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么！天地既然不能批判，则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对的。事实上也对，因为天地不能仁爱。为什么不能？因为天地无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么！天地不老，就证明天地无情。“无情”则“不仁”。天地“不仁”既然是对的，那么，依照人类效法天地的原则，“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对的。

这就有点恐怖了。天地“不仁”也就罢了，圣人怎么能“不仁”，怎么能把百姓当作刍狗呢？原来，所谓“以百姓为刍狗”，并不是要践踏人民，蹂躏人民，迫害人民，只不过不爱而已。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统治者或领导人不管，老百姓就自由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以自然的方式生活。男耕女织，早出晚归，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显然，所谓“以百姓为刍狗”，不过“无为而治”。这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可惜话说得太难听。看来，老子在提倡寡欲的同时，也寡情了。

与老子相比，庄子就要感性得多。学术界公认，《庄子》一书，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就说一般都认定是庄子本人所著的“内篇”，文学性就极强。比如“北冥有鱼”，比如“庖丁解牛”，比如“庄生梦蝶”，都脍炙人口。你看他写自己的梦，道是“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齐物论》）。栩栩（音许），就是欣然自得的样子。蘧蘧（音渠），就是惊醒诧异的样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时，就像真是蝴蝶了。翻动着两只小翅膀，在花丛里飞呀飞呀，那份惬意，只用“栩栩然”三个字就表现无遗。等到突然一下醒来，发现自己还是自己，不是蝴蝶，那种无法言传的若有所失，也只用“蘧蘧然”三个字就尽收笔下。这样的文章，老子不可能写，也写不出。

五 老庄之别（2）

当然，作为道家，庄子也赞成“不仁”，而且比老子有过之无不及。老子只是主张，也只是对百姓“不仁”。庄子却是身体力行，对自己、对亲人“不仁”。据《庄子·至乐》，他的太太去世，好朋友惠子前来吊丧，却发现庄先生正“箕踞鼓盆而歌”。箕踞（音基巨），就是两腿伸直岔开，形如簸箕；或者屈膝张足，总之是一种傲慢的坐姿。鼓，就是敲打，弹奏。盆，就是瓦罐。也就是说，庄子不但毫无悲痛之情，还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一边弹奏瓦罐，一边唱歌。惠子就认为太不像话。惠子说，人家跟你过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现在老而亡故，你不哭就已经是无情，还要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唉！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形到有形，又从生存走向死亡，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了吗？所以就不哭了。请问，这是无情吗？不是。不但不是无情，而且还是深情，是“情到深处人孤独”。

看来，对于同一问题同一结论（比如“不仁”），在老子那里可能是逻辑推理，在庄子这里却多半是人生体验。这也就是老庄的第二个区别，即“老子讲逻辑，庄子重感悟”。所以，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虽然都是“无为”，也都“不可说”，但又颇不相同。老子的道是干巴巴、冷冰冰、硬邦邦、无情无义、没滋没味的，因为它是逻辑。庄子的道，却是生动鲜活、充满情感、有声有色、可以感知的。在庄子那里，道不可说，却可以体验，就像风。在《齐物论》，庄子说，你听过风的声音吗（而〔尔〕独不闻之翏翏乎）？那天地之间喷将出来的气，就叫做风啊（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这风不吹则已。一旦吹起来，那是一呼百应，地面上所有的孔穴都会发出声音。前面的吹着，后面的跟着；前面的唱着，后面的和着（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如果是微风，它们就轻轻地哼（泠风则小和）；如果是狂风，它们就高声地唱（飘风则大和）。可是，风一停，就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然而，这时你去看那些树呀草呀叶子呀，大的也好，小的也罢，不都在那里尽情摇摆吗（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它们的摆动虽然不同，但在摇摆，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道”啊！

这可真是诗意，而这种诗意是老子没有也不会有的。因为老子的工具是逻辑，老子的结论是推理。推理是冷静的，靠理智；感悟是体验的，靠慧根。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可以得智，读庄可以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云云，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授受，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老庄之别（3）

的确，《老子》一书中不乏权谋，《庄子》一书中则充满灵慧。这就是老庄的第三个区别，即“老子多权谋，庄子多灵慧”。权谋用于政治，灵慧用于逍遥。当然，庄子是不是真逍遥，比方说，饿得要向别人借米的时候，逍遥不逍遥，我们不知道。但他内心深处是向往逍遥的，也浪漫的。有一次，惠子跟他讲：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种子，我种了下去，结果长出能装五石米那么大的葫芦。这东西可没什么用。用它来盛水吧，皮薄，盛不住；做瓢吧，要那么大的瓢干什么？我就把它砸了。庄子说，你也真是！你就不能用它做“腰舟”（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把它绑在身上在江湖之上飘？

前面这个故事，记载在《逍遥游》。《逍遥游》属“内篇”，一般都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所以这故事反映的，就应该是庄子的真实心态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在《逍遥游》，也是惠子和庄子的故事。这故事说：惠子对庄子讲：我有一棵大树，主干木瘤太多不合绳墨，支干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木匠们都不屑一顾。这就像你的言论，大而无当！庄子说，哈！这还不好办？你把那棵树移栽到无人之乡，旷野之处，然后无所事事地在它旁边转悠（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自在地在它下面睡觉（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就行了吗？看来，庄子是连自己的学说有什么用都不在乎的，能不逍遥吗？

老子就没有那么逍遥了。他其实很关心政治，总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讲圣人应该这样，圣人应该那样。比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比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二章》，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第四十七章》），等等。我们知道，老子所谓“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那样的“道德先生”，而是“圣明的统治者”或“英明的领导人”。所以，老子讲的这些话，便都是“为君主谋”，甚至是“权谋”。

老子的“权谋”，说来简单，无非三条：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后发制人”，三是“以弱胜强”。《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底下，没有一种东西比水更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但要说攻击坚强，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有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这叫什么？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最柔弱的，就是最坚强，也最有力的。相反，最坚强的，则是最脆弱的，最没有力量的。所以《老子·第七十六章》说，军队太强大，就会失败；树木太茂盛，就会遭殃。为什么？树木太茂盛，大家都来砍伐；军队太强大，所有人都与你为敌。这就叫“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树大招风”，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

最后的胜利既然永远属于柔弱的一方，那又该怎么办？装傻充愣，后发制人。《老子·第六十八章》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为士者不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战者不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善胜敌者不与）。这是有道理的。别人还没动手，你先跳起来，龇牙咧嘴，张牙舞爪，浑身的毛都竖起来，做不可一世状。这是什么？是刚出道的小公鸡。相反，会打仗的，遇到真正的对手，一定不会示威、示强，只会示怯、示弱。比如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孙膑战胜庞涓，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当时孙膑对齐国的统帅田忌说，魏国的军队，一向瞧不起我们齐国，说我们齐国的军队是胆小鬼。那就让他们这样认为好了。请将军下令：进入魏国后，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的灶。果然，庞涓追过来，看见这些一天比一天少的灶，哈哈大笑说，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贪生怕死，却没想到他们进来才三天，就逃跑了一大半！于是抛开大部队，自己率领小股精锐部队深入敌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庞涓在马陵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自己也自杀身亡。而且，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还事先在设埋伏的地方写下了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请问，孙膑和庞涓，谁是高手？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五 老庄之别（4）

看来，老子所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其实就是“兵道”了。实际上，所谓“敌进我退”，所谓“以逸待劳”，所谓“以退为进”，所谓“以守为攻”，都是这个理儿。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这样。曹刿说得对：“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一个人的气是有限的，总共就那么多。鼓完了，也就没有了。所以，要让敌人“泄气”，就得先让他“鼓气”。这也是老子的主张。《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也就是说，你要想让对方收敛，就先让他张扬；你要想让对方削弱，就先让他加强；你要想废除对方，就先让他兴起；你要想剥夺对方，就先暂且给予。总之，必须先让对方扩张（张之）、强势（强之）、兴起（兴之）、得到（与之），然后才能收敛、削弱、废除、夺取。这，难道不是权谋？

当然，《老子》一书虽然多有权谋，那也是高级权谋。比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就很有道理。兵不厌诈，故“兵以诈立”，这就是“奇”。国有常法，故“国因法治”，这就是“正”。若要天下归心，则还得清心寡欲，清净无为，这就是“无事”。这也是道家的一贯主张。但无论怎样取天下，总归还是要取。所以，老子的无为，其实是假无为。他嘴巴上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骨子里却是“为有为，事有事，味有味”。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去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这一点，老子倒不避讳。《老子·第三十四章》说：圣人“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二十二章》说：“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三章》更干脆说：“为无为，则无不为矣！”据说，这就叫“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甚至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者”会喜欢《老子》了。

这就是老庄的第四个区别，即“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件事，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活着，为什么？是为了有名吗？不是。在《天道》篇，庄子曾经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是为了有用吗？也不是。在《人间世》，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五 老庄之别（5）

显然，在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生命的目的，也不是人生的价值。前面说过，庄子是主张逍遥的。《庄子》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所谓“逍遥游”，也就是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说（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庄子主张逍遥游，主张真实而自由地活着，所以，他向往的生活，是旷野之处有一棵没有用的大树，却能够“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腰上绑一只没有用的葫芦，在江湖之上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我相信，当庄子这样逍遥的时候，他也一定想明白了另外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相反，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在庄子看来，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理解为或解释成不做事，不作为，则是他的局限。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因为人做事。于是，人就有了“自由意志”。正因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忘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道理也在这里。

这大约就是老、庄的区别了，即老子“以无为求有为”，庄子“以无为求无为”。这正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且，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它还将发展为第三个阶段，即“以有为求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禅宗。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要回答的，是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儒道两家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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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儒道再评价（1）

前面说过，儒家与道家的根本分歧，就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么，道家为什么主张“无为”呢？原因也有三个：古无为而今有为，道无为而德有为，天无为而人有为。所以，儒道之争，也就是古今之争、道德之争、天人之争。两家的是非，亦在于此。

先说“古今之争”。

说儒道之争是古今之争，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先秦诸子中真正主张与时俱进的，只有法家。道家和儒家，还有墨家，都主张回到过去，只不过老庄退得更远而已。所以儒道两家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远古还是近古”。主张“复古”，则是一样的。

这并非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意。不满意现在，就会想念和向往从前。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也很普遍的心理。问题是，当人们想念从前向往从前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记得住从前的好处，记不住从前的坏处，而且那好处也往往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过去的时代描绘得无比美好时，这种描绘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就说原始氏族社会，果真有那么好吗？未必。比如《礼记》说，那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在氏族、部落内部，可能是的。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就不是了。是什么呢？是频繁的战争，频繁的掠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本部落的领袖，开始可能是选出来的，后来就慢慢变成世袭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就更是打出来的。黄帝不是和蚩尤打吗？炎帝不是和黄帝打吗？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当老大。甚至氏族、部落内部，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好。什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也就丰衣足食的时候勉强能够做到。如果遇到灾年，或者青黄不接，则往往是老人被抛弃，婴儿被杀死，甚至被吃掉。这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发现。为什么呢？穷嘛！口粮不够，只能先保证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生产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一样。那是因为物资匮乏，根本就没东西可偷，闭什么户，又哪有遗可拾？

所以，不要把原始社会想象得太好，文明、富裕、发展、科技进步，也绝不是导致罪恶的原因。贫穷、愚昧、落后，才是万恶之源。历史证明，人类越是发展，越是文明，战争就越少，犯罪也越少。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战争有多少？没多少吧！为什么呢？文明了嘛！龙应台先生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台北街头两辆自行车相撞都要打架。现在呢？小轿车撞了都没事。大家客客气气交换一下名片就分手，剩下的事情自然由律师和保险公司去打理。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也就是硬道理。

原始社会既非道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也非道家所说的那么无为。事实上，竞争从来就存在，甚至存在于动物世界。许多群居的动物每到发情期，雄性之间就要竞争，就要打斗。胜利者妻妾成群，失败者孤家寡人。当然，动物之间的这种竞争比较“费厄泼赖”（费厄即不穷追猛打，泼赖即不过分认真），也就是讲究游戏规则，正大光明地进行比赛，就像体育竞技。胜利者并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分出胜负就住手，明年开春再重来。这点比人类好，也比较像春秋时期的战争，不为已甚，见好就收（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在于应该为人类的竞争，制定公平合理、文明和谐的规则。儒家的讲“礼”，其实也就是强调规则和文明。所以孔子才主张“从周”（《论语·八佾》），主张“为东周”（《论语·阳货》），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因为西周也好，东周也好，战争和竞争，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文明的。

六 儒道再评价（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古无为而今有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等于道家的主张就没有道理。我们要问：道家的“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 儒道再评价（3）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家的操劳（任士之所劳），都小得像马身上的毛（毫末之在于马体）。至于伯夷自以为清高，孔子自以为博学，不也都像你从前一样，是自作多情吗？

所以，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我们千万不能被现实的、世俗的东西所蒙蔽。那些东西，都是“小”，只有“道”，才是“大”。老子为什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不但因其“欲”，而且因其“小”。绘画、音乐、美味佳肴，就算再好，也比不上黄河吧？黄河之神尚且要“望洋兴叹”，那些东西又算什么呢？要知道，只有“天地之美”、“道之美”，才是“大美”啊！

那么，天地之美和道之美为什么是“大美”？因为天地和道“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以它“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子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老子·第四十一章》）。为什么是“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呢？因为“晚”不是“无”，“免”才是。事实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就是“大器免成”（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这恐怕就是《老子》一书的原字。如此，则前面四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最美的音乐没声音，最美的绘画没形象，最方的东西没棱角，最大的器物不用做。这应该是符合老子思想的。当然，说“大器晚成”，也通，即“后发制人”，但总不如“免成”彻底。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因为儒家取德。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精神。在儒家看来，侈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没有用，保住“德的时代”，建设“小康社会”，才切实可行，也必须扎扎实实去做。方式，是要讲究可操作性的。以德治国，更是需要操作。这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所以儒家务实。比如孔子，就很朴素、平实和温润。读过《论语》的人，都不难有此体会。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三巨头，风格是不一样的。孔子平和，孟子霸气，荀子严谨。但即便气势磅礴如孟子，辩才无碍如荀子，所论也都实实在在，没有东拉西扯之说，不切实际之言。就算难免空想，也想得实在，可操作。比如孟子的理想社会，就不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的药方虽然治不了当时社会的病，却在后世被当作了宝贝。为什么呢？贴近生活，讲求实际，多少管用。我的看法，儒家的药，比如仁义道德，比如以德治国，就像黄芪、党参、枸杞、茯苓，六味地黄丸。救不了命，但经常吃点儿，能补身体（比如补肾），也能防些不大不小的病（比如防感冒）。这就是“实在”所使然。

六 儒道再评价（4）

道家大气，儒家实在，我们该学谁？我个人的态度，是欣赏道家，赞成儒家。或者说，做人学道家，做事学儒家。做人斤斤计较，就委琐。做事好高骛远，就虚浮。所以做人要大气，做事要实在。大气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豁达大度；实在也不是婆婆妈妈，而是脚踏实地。因此，我是主张儒道兼修的。就连墨家和法家，也都有可取之处。不过这也是后话。

现在说“天人之争”。

天，就是自然。自然无为吗？无为。自然界没有自由意志，岂能有为？故天道无为。就连孔子，也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惜人不是天，人道也不是天道。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的社会性比自然性更本质也更重要。所以孔子认为，人不能无为，也不能只讲天道，不讲人道。甚至明知事不可为，他也主张去做。据《论语·宪问》，有一次，子路在鲁城的外门（石门）睡了一宿（估计是没能赶在关门前进城）。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差不多已是众所周知。

对于孔子的这种精神，我是由衷地敬重。要知道，就连那些“可为之事”，某些人都是不屑一为的，何况原本就“不可为”？不是说孔子样样都对，但这种精神值得敬重。没错，孔子那个时代，确实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然而，正因为人心世道坏成这个样子，才更需要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天下太平，世间有道，当然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著书立说，或者在旷野上种棵大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但是，现在树都快倒了，你还睡得着吗？既然睡不着，那么，即便明知以一己之躯扛不住这棵树，也得去扛啊！

何况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做事，不能都去做隐士。都去做隐士，人类社会就真成动物世界了。不要以为隐士就清高。有真隐士，有假隐士。真隐士真清高，假隐士假清高。区别真假的标准，就看他们说不说话。真隐士是不说话的，要说也是自己说，不强迫别人同意。对他们，我也敬重。最可鄙的是那些冒牌货。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谁要出来做点事情，他们就泼冷水，放冷枪，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个不乐意，一百个不顺眼。这种人，八成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或者站着说话腰不疼，要不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清高”。

社会既然总要有人做事，就得提倡做事的精神。而且，为了把话说透，说到底，还得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至少也要肯定、支持、敬重。因为只有当“不可而为”都受到敬重时，那些“可为之事”才会有人去做。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是何所为，何所不为。如果选择的标准只是可与不可，那就只有功利没有道德了。前面说过，道德是必须有超越性的。在这里，人们需要超越的，便正是那个“可”字；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恰恰具有这种道德的超越性。

六 儒道再评价（5）

这就是“德”了。何况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即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只重过程，不重结果。正如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不知道事不可为，或事已难为，甚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又为什么要去做呢？道义使然，责任使然（行其义也）。显然，他们的“有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由于道德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道义和责任。因此，如果说他们有所求，那也是只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尽心尽力以后，儒家便把事情的成败交给了命运（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总之，做，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听天由命吧！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论”，曾经遭到墨家的批判。墨家认为，如果赞成这个理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这是歪曲，或者是误解。你想，就连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孔子都还要去做，怎么会主张消极怠工？可见孔子的“信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是不对结果抱幻想，认死理。在决定一件事做不做之前，也不问可否，不求成功。只要是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叫“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请问，这是宿命论吗？

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 本文标题：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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