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全文阅读 作者：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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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视线回望过去：下一班火车几点开？(精彩章节) 作者：赵蘅


我没有见过祖父祖母
我的祖父祖母住在离我家南京很远的温州，过去两地不通火车，要先到上海搭乘轮船出东海。1938年父亲离家求学，二十四年后他从南京回故乡，就是这么走的。南京至温州的直达车直到1998年才开通，父亲激动地逢人便讲，早早拟好行程计划，打算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搭乘。
新的一年来了，父亲也如愿坐上了直通快车，却是被装进一只木匣子里去的。
我从没见过祖父祖母。1942年在逃难的途中，他们吃了不洁食物均死于霍乱病。报丧信寄到重庆我父亲的手里，先是祖父的，紧接着是祖母的。1999年我到瓯江送父亲的骨灰，那天淋着雨站在施水寮繁华的街头，祖父祖母住过的12号被拆卖成银桥大楼，一楼辟为储蓄所。原是二层老式木楼的样子，我只能凭想像了。陪我的堂妹赵淑青说，木楼有300平方米，你父亲出生在楼下，共七间房，他住在第三间。
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次在南京家里过年，年夜饭吃罢，母亲走开了。我们儿孙辈留下，非磨他再讲他儿时的趣事，那些听了无数遍却百听不厌的，从父亲带点结巴的嘴里再吐一遍就是好玩。一件是他误吞下一个铜钱，情急中祖母用手指愣从父亲的喉咙管里挖了出来。说到这儿，父亲用拇指和食指圈成圆形吓我们："这，这么大的呢！"另一场祸是在中学上天文课时，观星斗的晒台塌了，父亲摔进了池塘，别处没伤，却把睾丸戳了。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谁提有关生殖类的词儿会不好意思。大家都忍俊不禁，甚至默默后怕：差点就没有我们了……
父亲又比划一遍圆。
被缝衣针扎了屁股蛋是第三桩，我才了解温州人过年讲究做新衣的习俗，想当初穿开裆裤的父亲，被摆在花花绿绿锦绣堆里，女人们的叽叽喳喳声淹没了他的哭。
读过私塾的祖父名叫赵承孝，字八铭，通古文，会写端秀的正楷，开始是个茶叶店管账先生，并品尝茶叶。后来拥有了自己一个像林家铺子那样的小店，祖父便是“林老板”。识字不多的祖母林繁能背诵唐诗，我从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否凭媒妁之言，只了解她生下的三男三女，都多少知书达理，算是个商文融合的殷实人家。要说家里只有一件在日后看来有点风光的事，便是我二伯父存有一本被朱自清先生用红笔批阅过的作文①，让后来这家人中最有出息的父亲羡慕不已。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淘古董，买到了赵氏姓谱，追根溯源，竟可以连到宋朝皇帝，还有堂号“天水”。不管是真是假，我喜欢先祖在西北，虽然，我从未去麦积山石窟看过壁画。再次想像千年前，姓赵的部落迁徙秦岭以南的辽阔土地，一部分在永嘉一带落脚并繁衍下去。
要知道中国有火车、詹天佑修出第一条京汉铁路，还至少要到19世纪。
母亲十九岁时不会想到，她这辈子命中注定，要邂逅一个姓赵的温州青年诗人，并且无法选择地做了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
假如当初她不离开天津，那又会怎样……
朱自清曾于1923年——1924年应邀在温州十中任国文教员。十中后改名为温州中学。


我没有见过外婆的十五岁
小时候在母亲的旧相册里见过曾外祖父的相片，印象里他面目肃然。脸盘瘦窄，眼睛细长，留一把稀疏的山羊胡须，垂在偏襟的带盘扣的长衫上。长大后再想仔细看看，这相片已经被我的父亲在“文革”中烧掉了。
杨家祖上原籍安徽泗县，先祖历代在朝廷做官，曾外祖父杨士燮曾任淮安知府。举家北上后，几个曾叔成了北洋政府高官同僚和密友。外公杨毓璋，字霁川，排行为大。他曾留学日本，是个成功精明的银行家，喜欢雪茄、洋酒、玩飞镖和斗蟋蟀。但不吃豆子也不许家里人吃。母亲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外公发现有人偷吃了豆子，就把整个饭桌掀翻了。
外公不到六十岁去世的，死于伤寒病。家里有的是银子，外国大夫都请到了，仍救不了他的命。他留下两个夫人，一个姨太太。
1933年之前，外公家住在用一堵围墙圈起的巨大宅邸里，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8号。听母亲回忆，每天早上，仆人们都要把大门敞开一阵子，不知从哪儿来的规矩，天天如此。1911年的一天晚上，从大门外绕过照壁，领进一个娘家徐姓的女子，她就是我的外婆徐燕若。
我们谁都不可能见过外婆出嫁那天的样子，穿什么衣裳，脸上搽没搽粉，我猜准是好看得像这家带月亮门庭院里的花骨朵。她的父亲醉酒后稀里糊涂地写了一张字据，就把大女儿给了人家。这个十五岁的少女不敢想像，往后是怎样的日子。
三年后的阳历1月10日，我的舅舅杨宪益在内院的两层主楼里出生，虽然当时他是个婴儿，而她只有十八岁。舅舅算是今天杨氏家族尚健在的人里第一个见过婆婆容貌的人。
八十九年后，我开始写这本书，舅舅告诉我外婆不会有红盖头，也不会有仪式，她只是外公买来的妾，后来因为生儿子有功，才成了第二夫人。
舅舅便是这个家族里唯一的男性子嗣。


外婆在富人家度过青春期
我们第三代都习惯把外婆叫“婆婆”。几次进医院，年轻的护士总好问外婆，您老人家是怎样护肤的，保养得这样好？“好好洗脸！”她回答得很干脆。她本是贫寒人家的闺女，青春期是在富人家度过的。她很快吸纳贵族太太所必需的所有的生活方式，比如打麻将、吃西餐，还包括洗手习惯，用凡士林和喝酸奶。对她的孩子，她主张体育锻炼，多进行户外活动，在院子里支起了篮球架。1931年夏天，外婆只身（除了佣人）带他们去北京旅行，住在熊希龄①的香山别墅里。别墅名“梯云”，欧式立柱、依山腰而建，解放后它被中央政府征用，一度为毛主席的下榻之地。
外婆第一次出远门是乘海轮，身边的孩子只剩下姨妈杨敏如。姨妈晕船厉害，吃不下东西，外婆却能做到一个人在一等舱餐厅里，坦然自若地与洋人面对面用餐。也许外婆的血液里本来就有高贵的东西，她只是生错了人家。也许她的出嫁是一种回归。外婆一生主事，极有见识。七十多岁仍能手把手教保姆配菜，甚至亲自下厨房掌勺，而且完全是杨家人一向恪守的正宗淮扬菜。八十多岁时她给重孙们一人做了一件花棉背心，并且是站着缝的。只是她的个头永远不到一米五。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洗脸这个话题的当天，街上开始交通堵塞，天变热了。从白石桥骑车到阜外医院很困难，所以中午才赶到。大玻璃窗投射进刺眼的光，分不清婆婆的白发和依旧细白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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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谁是谁的膝下儿
母亲杨静如长到三岁和外婆拍了一张合影。她裹在厚厚的棉袍里，乖乖地拽着姆妈的手，像个小秤砣。母女俩相差二十三岁，这是个忌数，因为这正是外婆从一位还算有福的少妇，一下子跌入寡妇境地的岁数。母亲还太小，不能懂没有男人的日子，姆妈的心里有多苦。等她自己也进入青春期，一次看到姆妈半醉后有点失态。再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她看过姆妈发脾气掉眼泪，样子吓人。更多的暴露孤寂的现象没有了。
当母亲的哥姐都离开天津上学之后，剩下她一人跟着外婆过了一段寂寞又快活的日子。没有男人的羁绊也好，手头又宽裕，可以听戏看电影，还可以逛街照相扯料子做衣裳。母亲曾为中学毕业班服设计过衬裙，在淡绿色的长纱旗袍里，贴身穿一条前襟低胸、后襟露背，由一根细丝带绕过脖子的衬裙。婆婆嗔怪说：“新鲜！”但最终没有反对。她这辈子没有可能做女学生，可她喜欢小女儿能有一个与自己不同的幸福前程。
母亲的趣味和生活习惯深受外婆影响，甚至影响了她一生。
八十一年后，我让母亲细看这张照片里的自己，等了好久也没达到目的。"那我哪儿能记得是在哪家照相馆里拍的？"她说。
1948年我也是三岁。不过不是冬天，是夏天。在南京文昌桥中央大学平房宿舍的院子里，太阳光刺眼，我和母亲照相时都皱着眉头。你们看到她梳的头多像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里上官云珠的发式。照片里的背景开阔，只有几张芦席，依稀可见天上飘着云彩。院子里父亲动手搭了一圈木栏杆，准备种些花。我们一家随学校刚从四川迁到南京两年，父亲当助教，日子不宽裕，我和姐姐的好些衣裙都是母亲用从天津老家带出来的旗袍改的。搬到丁家桥后，一家人住进带活动屋顶的丙种房里，楼上睡觉，楼下吃饭。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上楼时木板发出的吱吱响。


母亲为什么要匆匆离开天津
母亲和哥姐一直靠外公的丰厚遗产，衣食无忧。外婆守寡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要为她争气。按她的观点，他们都要受高等教育，女儿同样要成材。高额的学费并不掌握在外婆手里，那怎么办呢？她就说：没关系，你们先去考吧，考取了再说。就这样，我姨妈杨敏如和我母亲都上了天津最好的学校。
母亲从美以美会中西女校毕业报考了燕京大学，考试没完却得了疱疹。更大的不幸是东北三省和天津的沦陷。1933年,为安全起见，家里以4万大洋卖掉了日租界花园街8号，搬到了法租界。1937年，这个家又迁入英租界的耀华里。
一天在马路上，《诗讯日报》主编张洛英神色慌张地拦住她透露说：“杨小姐,你快走吧，躲躲吧！你的诗上了黑名单，日本人要抓你了！”这首诗名叫《失去爸爸的的孩子》，写的本是她小姨的女儿小莉的孤独，被怀疑成抗战诗。不久张主编被捕，受刑不过叛变了。后来他死于一次海难。
母亲自然很紧张，一位优秀诗人邵冠祥被日本兵抓走了，生死未明。我的姨妈在北京读燕京大学，曾在一次回天津的路上遭遇过日本浪人的追逐，到今天提起还心惊胆战的。女人落到魔鬼手里还有什么好？连我小时候还听带我的王姨说过，天津的闺女媳妇为躲日本兵往自己脸上抹锅底灰的事。
母亲那天回家，急忙翻找自己收藏的新文学书籍，她怕日本人突然闯入搜查，尽管这是在租界地段。她有个喜好，每添本书就都扣上“晓黛”的图章，这是她的笔名，和那首诗的署名一致。这下惹祸了，她就用笔一一涂掉。其实当时家里多的是巴金的书，还有杂志《文丛》《文学季刊》《中流》。并没有高尔基的作品那样的苏俄的书，那才是掉脑袋的“证据”。
她决意要离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这时第一次坠入了爱情。母亲从十七岁开始和巴金先生通信，外婆带着狐疑问谁来信了？听说是巴金的，也就默许了。因为她自己也读了那本《家》，然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母亲的信倾诉了自己束缚于旧家庭、无法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苦闷，她没人商量，只能和她敬仰的作家商量。她写道：“忍耐，忍耐。叫我忍耐到哪一天呢？”她还在书店发现了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英译本，她向巴金表露了想翻译它的最初愿望。但是这个愿望，过了十七年她才得以实现。为了帮助安慰这个向往进步的未曾谋面的年轻女孩， 巴金介绍她认识了南开中学的一位英文教书先生，他正是巴金的三哥李尧林（笔名李林）。倾慕在母亲的心底渐渐滋生，他们约好到昆明见面，以为只要坐船从海河走出去，就会有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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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中与日军周旋
外婆的第二个孩子也要远行了。第一个走的是我的舅舅杨宪益，1934年他留学去了英国，一去便是六年。1938年7月，母亲和几位女生从海河码头出发，乘的是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出塘沽港，在东海上漂泊了七天。
我的父亲赵瑞蕻，这年已是山东大学二年级学生。暑假里他还在家乡，组织“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活动。10月19日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他跳上桌子发表讲话，这大概是父亲一生里最勇敢的一次壮举。很快三座北方高等学府紧急南迁的通告传来，他便和几个温州同学，在和我母亲动身的同一年的10月底，投奔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南岳山脚下，山风为伴，精深治学的情景。一批知名教授吴宓、陈寅恪、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柳无忌、钱锺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吴晗、李广田、王力、卞之琳等，以及英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相继到来。不断有从沦陷区逃难的学生带来沿途日寇暴行的消息，更激起二十几位著名教授和爱国学生们抗战救国的决心。八十天后，日寇逼进武汉，临时大学奉命西迁昆明。大家于1938年1月动身，分两路入滇。父亲走的路线又和母亲相同，一行八百人也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坐火车北上到昆明。徒步的三百人，跋涉三千五百多里上云贵高原，其中有父亲的外文系同班同学查良铮，即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穆旦（笔名）。5月4日他们先在边城蒙自恢复上课，月底，父亲和其他十二名同学组织了南湖诗社，并请朱自清先生为导师。父亲终于见到了久已崇拜的先生，他写的一首怀念炮火下的故乡《温州落霞潭》的诗，后来被朱自清推荐发表在他和沈从文创办的刊物上。
南湖诗社成员里有一位中文系学生周定一，后来成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现在他已九十二岁高龄，精神矍铄，谈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仍思路清晰。然而，诗人穆旦却因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运动高压和摧残，不到六十岁就撇下妻儿去了。这张老照片是由周老先生提供的，他在照片周围密密麻麻注明人名。穆旦的长子查英传现定居美国，在编他父亲全集的过程中，煞费苦心要搞清西南联大一代诗人的足迹。
1938年8月，疲惫的母亲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旅程，终于抵达了昆明。9月，文学院从蒙自搬来。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遇日军轰炸，母亲这时已从小西门内蒲草田街，搬到了青云街。她亲眼目击三架轰炸机，把大西门翠湖一带炸得稀里哗啦。从此每日里，城楼一挂起红灯笼，警报器猛然拉响，她就跑出城。和父亲结婚后则两人一起跑；怀着孩子，要挺着大肚子跑；姐姐生下来，他们便抱着牵着她，三人一起往大西门外的堤沟逃去。田野上栽满密密的尤加利树，拉家带口奔逃混乱的人群里可以看到，拄着文明棍夹着书、面目从容的西南联大教授的身影。
父亲生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敌机空袭的时候》，文中真实记录了1940年9月30日上午，他和我母亲跑警报的情景：“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志，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我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投弹了，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大约落在东城一带，那里一阵阵巨响，尘土高扬，火光冲天……”
父亲继续写道：“我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一进门，院子一片惨象，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我注意到父亲动笔的这天是199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五十周年，离他八十大寿还有三个月。
我的双亲是在一次文艺晚会上邂逅的，父亲到晚年还不断提起这天的最初印象。当时联大学生都穿学校发的黄色校服，日子久了褪色成灰不拉叽，天冷了再套上黑色棉衣。圆圆脸的杨小姐，那天身穿一件黑底碎花旗袍、外披开襟红毛衣的美丽，必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父亲。应该说父亲以他的追求方式，让我母亲在两年后，和他挑选了“八·一三”抗战纪念日从简完婚。我原以为她留在天津的李林的四十封珍贵信件，是外婆为安全起见给烧掉的。写书时，从姨妈那里才了解，是留在老家的人所为。
母亲做新娘时才二十一岁。从一个富家小姐变成一名流亡学生，在大西南湿冷阴潮、带纸糊窗的铁皮屋教室里听课，还那么快当了小母亲。不断迁居，房子越住越小，伙食也越吃越差。学业中断了。她曾带着初生婴儿去乡下教书，住在大仓库里，宠物小哈巴狗变成四川大耗子横行。
小女儿不能不暂时辍学的事实，让一向要脸面，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的外婆好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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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抗战胜利年
在日本兵闯入天津租界前,外婆和敏如姨妈随七叔公的中国银行一行，悄然离开了天津。一直是走水路，到上海再转重庆，等于经历了一次长途逃难。母亲早就写信催她姐姐快离开天津，信里这样写道：“你怎么还留在沦陷区？沛霖都去了延安！”罗沛霖是我后来的姨夫，他于1938年春就到了延安。那里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我的舅舅从牛津大学毕业，携他的英国未婚妻戴乃迭回国，本来也打算去那儿的，但地下党徐冰（解放后在运动里自杀）叫他们去后方工作，他预测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伦敦大轰炸前，我的舅舅和未来的舅母动身离开英国，飘洋过海穿越日本封锁线，也来到了重庆。
这是抗战中外婆一家人的第一次团圆，但是生活再达不到老家那样的高水准了。按姨妈的话讲：“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没有电灯和电话，没有钢琴和电影。”而这些，都是他们在天津时最为平常的条件。外婆一点没觉得灰心，她宁愿自己一家艰苦，也不愿沾婆家银行的光。后来她还慷慨拿出相当数额的遗产，支援包括我姨夫在内的地下党办企业。为建国后的需要积蓄人才，我姨父罗沛霖已从延安被派回到内地，在外婆的操办下，舅舅舅母和姨妈姨父两对新人在重庆举行了双婚宴。登载这条消息的旧报纸，近来被人发现，姨妈惊喜不已。这两对老人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大家族里最恪守爱情诺言也是最幸福的人。
1941年2月16日的双婚宴这天，离我姐姐赵苡的出生只差一个月了。父亲在又一次回忆文章里写道：“1941年11月，杨苡（母亲后来一直沿用的笔名）先带我们初生的孩子小苡（我姐姐赵苡）飞往重庆，去和已从天津迁居那里的母亲、姐姐住到一起。我便告别了永远怀念的昆明，冒险搭乘运货卡车，在滇贵川公路上翻山越岭，走了七八天，几经危急，才安抵重庆，开始我另一段的生活经历。”
父亲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谋职。四年后，我们这个小家又添了一个女婴，那就是我。母亲生我不足月，又是难产，半夜姨夫找滑竿伕抬我母亲去了沙磁医院。一出院我先被放在饭桌上让外婆端详。外婆上下看了看表态说：“唔，长得挺好，有股男气，可惜是个女孩，就叫多多吧！”当然是多余的多。
据我母亲讲，我是女孩，连我父亲也不大高兴。作为父亲，他还没成熟到有责任感的年龄，当时让他痴迷的只有学问。1938年他途经香港，买到的《红与黑》法文原版，几年后就派上了用场。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重返大学堂，他被柳无忌推荐去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在柏溪，他又获得用功必须的清净，并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名作。1944年第一个《红与黑》中文版问世。教授父亲法文的吴达元收到赠书，兴奋地在回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
母亲复学直到毕业。毕竟在我父亲的成就里，有我母亲的牺牲。
1945年8月，日本人无条件投降。重庆全城沸腾。
以上都是从长辈们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用我的理解向你们叙述出来。这座嘉陵江畔的山城，是我的出生地，它曾发生过校场口大隧道几千人被炸死闷死的惨剧。它雾气迷蒙，就像我对它的记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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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照相馆拍下的全家福
完全没有印象，我是怎样被拍摄到了这张照片里的。我穿着外婆亲手给我做的浅粉色的缎袄，傻里傻气的由母亲抱在怀里。和她一样坐姿的还有外婆、姨妈杨敏如与洋舅母戴乃迭。她们分别抱着我的姐姐赵苡，表妹罗晏和表妹杨荧。站在她们身后的三位相貌英俊的年轻男士分别是我的舅舅杨宪益、姨父罗沛霖和我父亲赵瑞蕻。靠在舅舅姨父胸前的两个男孩，一个是表哥杨烨，另一个是表哥罗昕。
这是抗战胜利后，杨氏家族全体成员到南京拍的一张全家福。之前大家都是分头乘着由拖船牵引的木帆船，从大西南沿江而下的。船板狭窄，缺少饮用水，一岁四个月的我和十个月的杨荧都生了病。还沉了一船舅舅舅母从英国带回的书籍，还有行李和照片。
到南京后，我们一家暂时住进原中央大学科学馆里，这间化学系试验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过。屋里有一个可以洗洗涮涮的水池，唯一的铁床是从仓库里借来的，全家人挤在一起。八月的南京正炎热难当，我还发着高烧打摆子。一个月后我们搬到文昌桥南楼后平房，我开始学走路，喜欢光脚下地，母亲给我洗完脚刚放到床上，我就会有意溜下来。母亲说有一次她气坏了，就动用了“家法”，用一根蓝色的绸带把我一绕，我便乖乖的了。
照相馆是舅舅挑选的，因为离婆婆住的厚载巷很近。馆名叫“杨开”，母亲解释说大概是姓杨的先生开的吧。店铺很小，母亲认为拍得并没有多好，但我以为已经很精彩，只是觉得经过八年抗战，外婆开始变老了。她的三个儿女的第三个孩子尚未出世，两年后有了表妹杨炽和我的小弟赵苏。又过了六年，姨妈生下了表弟罗晋，小名儿小牛。第三代到此为止。
拍“全家福”的两年后，南京解放了，随后各小家各奔东西。截止到1999年，照片里的四个成员去了天国。其中四个长大的女孩都离过婚，后来定居美国的表妹杨荧，将这张“全家福”扫描后分给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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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新村21号
我八岁那年又搬了一回家。南京大学迁至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我父亲的级别并不高，但很幸运，分到了一幢带里外院子的两层小洋楼的一层。这条铺满石子、十分背静的巷子里，房子都是单号，我们是21号，坐落在小巷尽头。我们搬来后，原先的女房主还回来看过一次，后来她出国去了。我现在想，房子她虽卖掉了，她大约还在乎，谁来使用她心爱的拱型门廊和大理石澡盆，虽然已破烂得根本没法用。
自然我和姐姐都转到了附近的汉口路小学，一天四趟得走有点硌脚的石子路去上学。附近有片池塘，听说有日本人留下的埋死人的坑，有人曾看见过尸骨。一想到当年这一带，夜半出没汽车马达声，踏着军靴的士兵野兽般吼叫，我就毛骨悚然。所以那片被芦苇杂草覆盖的地方，我们从不敢走近。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屈辱的阴影依然能感觉到。一天，我们小学生也和大人们一道参加了南京市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大游行，新街口、长江路、珠江路一带人山人海，口号声震天。
不久传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我们每晚都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来的病况。1953年3月5日他去世的那天早上，小学校降半旗，全体师生站在操场上一律戴黑纱。我母亲还给我们姐妹俩的头发上，一人别了一朵用白毛线缠的小花。第二年，我满九岁，升入高小（等于现在的小学四年级）。六一节在学校礼堂的入队仪式上，大同学为我系上了长至肚子的红领巾，当日贴出大红布告，我的名字被这样赫然公布，还是第一次。
舅舅率全家离开南京前，曾到陶谷新村看过。为安全起见，他把他家的小狗留下给我们看家。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它就走丢了，多半是被人宰了。不久父亲母亲接到高教部去东德教书的出国调令，结果是我父亲一人去了。我母亲带三个孩子留在陶谷新村21号，开始独自一人为整修五室外加盥洗室和厨房大显身手，她让一间涂成淡蓝，一间涂成粉色，一间是米黄，一间是雪白……向阳的客厅墙上，一面垂挂着齐白石的大白菜，一面是葛氏北斋的日本仕女画像。
父亲回国度假的夏天，又在后院栽了桃树、杏树，种上苞谷和蚕豆。院后墙本来就有一面长着几排竹子的土坡，调皮的小弟喜欢连续爬上去跑下来，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有一张他抱着竹子笑的照片，这竹子成了他万一摔跤的保护伞。而我自从有了一辆自行车，喜欢在坡下的路边练习骑车。19号的华家与我家一墙之隔，他们家的一株高大的桑树有半个树冠探到我家院里。长满紫色桑葚的时节，我们用竹竿够，常常因为嘴馋弄得满嘴都是紫色。南方潮湿，虫子也多，蜈蚣常会爬到澡盆里，我和同盆洗澡的小弟就数它有几条腿。我们白天逮蝴蝶蜻蜓，晚饭后一家人坐在拱门台阶上乘凉，摇着蒲扇打蚊子讲故事，爽风吹来竹林沙沙响，萤火虫在膝下飞来闪去。
隔着长长篱笆的邻居家是层层简陋的棚屋，杂居着干各种杂活、生活也简陋的平民。早上我常常看见他们往木栏杆外泼脏水，其中也有长得好看的姑娘媳妇，但我们从不对话。那几年，我们一家经常坐三轮车出门看戏，我母亲是个戏迷，自己爱听，还把孩子们都带上。一张梅兰芳的戏票价两万（相当现在的两元），她毫不吝惜。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洛神》《宇宙峰》《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歌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上的人们》，甚至是第一代的《荷花舞》和《采茶扑蝶》等，丰富了文化修养，开阔了眼界，这都应该感谢我的母亲。但是可以肯定，那样一长串三轮车，三天两头地鱼贯而出的声势，一定被住棚屋的邻居们瞧见过。母亲说我们幸亏在“文革”前就搬走了，要不然很难避免抄家之祸。
我们也常在节假日去南京大学礼堂看大学生的演出，当舞台上男声独唱起：“二呀嘛二郎山啊,高呀么高万丈……”的时候，我的心就立刻飞到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地上。
现在再到陶谷新村，路名没变，昔日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几次愣在21号的原址，仿佛眼前并不是什么盖得难看的招待所，我看到的还是那扇用银灰铁皮制成的大门。我一拍，它能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门也随即摇晃起来。门打开了，我直奔前院，那儿有扇二道门，它是用木栏杆钉成的。自打我迷上跳牛皮筋之后，这里便成了我的练习场。一环套一环长长的皮筋两头，拴在两头，我又十分投入地蹦达起来了：“牛皮筋啊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这下子，谁也甭想出入了。
21号楼上住的是沈家。夫妻俩都是教授，沈长越伯伯的岳母，常年戴一顶黑丝绒帽很像黄世仁的妈，我们背地里爱叫她“地主婆”。他们的独子沈陵和我小弟同岁，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腿上箍了个金属棍。文革后他去了美国，沈长越和赵惠如去世后，他把他们的骨灰也带了去。
那些年，赵沈两家合用前院的水池和龙头。我家淘米洗完菜到厨房里做，就近吃，而沈家的姨嫂做完得蹬着小脚端上楼去。她一口皖北口音，头发绞得很靠后，露出光光的脑门儿。这前院其实更像没有井的天井，潮湿、热闹、家长里短。前院是尘世，后院便是孩子们的天堂。
一天，我突然宣布要自己洗澡了，而且脱衣服时爸爸要走开。母亲和给我洗澡的马嫂都笑我：“是爸爸怕什么？”我说：“偏不！”
我在这两个院子里长到十五岁。


我九岁时写的信比现在棒
父亲去德国教书了，我开始学写信。没有和父亲这样长长的分离，也许我不会这么早就会写信，也写不出那样好的信。今天现代家庭里少见这样的情景了，晚上没有电视看，只写信，孩子们都趴在一张大饭桌上写信，都写给一个人。
我说我九岁写的信比现在棒自有道理：字迹工整，叙述条理，心地纯洁。即使是向父亲状告姐姐和弟弟，说他们一个不爱劳动一个太皮，也是诚心诚意的。
难怪二十年后，我在“五七”干校写一封信七页纸，而且是给七个亲人，毫不费力。
现在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也许我从那时起喜欢上美丽的方块字。每到六一儿童节，我最兴奋的事，不是这天家里一定会为我们姐弟几个“打牙祭”，而是用母亲发到我手里的五毛钱，去新华书店挑选新书。在我的小藏书柜里，我印象最深的有：《小山梨儿》《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亲亲爱爱一家人》《普希金童话诗》和《巴格达飞毯》。
1953年，任溶溶翻译出版了苏联女作家阿·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这本儿童诗集曾获得1950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她本人曾在1946年荣获“卫国战争中英勇劳动奖章”。1985年，我托儿童时代杂志社给翻译家转去这本小书，他题了词，满足了我三十二年前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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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家做客
1956年，高等###终于批准我母亲可以带上我和小弟出国讲学。这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上海小住，看朋友，也置办点行装。母亲又能见到被我们小辈叫做陈阿姨的萧珊（学名陈蕴珍笔名萧珊）了。母亲说她认识陈阿姨，还是通过巴金在信上介绍的。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位开朗的陈阿姨在中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并被校方开除过。后来她上了西南联大，和我母亲成了同学，也成了好友。
在上海的一周里，我们住国际饭店，常常出入巴金家。两家主妇一到一起就聊个没完，谈孩子，谈旧友，谈衣服。印象里，陈阿姨说话时闪烁一双饱满的亮亮的大眼睛，一会儿跟我母亲说普通话，一会儿转身说一口脆脆的上海方言。那时她好像已在上海作协做点事，她曾带我们到那里小坐，喝过茶。那时反右尚未开始，距离“文革”还有十年，在我年幼的心里，那是一段阳光和煦的快乐日子。刚刚认识的小伙伴们都爱在草坪上玩儿，几个女孩，有我姐姐、南南姐姐（靳以之女）、小林和我。那时社会上对大家穿衣的事也还没太多限制，也许是在南京路上，也许是在淮海路上，有陈阿姨在场做参谋，我添了一件双排扣的绿呢子短外衣、一件带拉链掐腰的洋红呢子短大衣、一件胸前有手织图案的短袖白衬衣。那条宝蓝色底、环形小方块图案的腰裙，一年后它变短了，我还是爱穿，一直穿到回国。
临走的一天，我们一家又到巴金家做客。在武康路113号，吃罢了饭，我穿过大客厅走出通向庭院的门去溜达。饭前，两家人在庭院草坪上照了相，准确地说，那张照片是在一出这扇门，下台阶的地方拍的。我父亲摄影，我母亲和陈阿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笑眯眯的巴金站在一旁。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门廊下长长的晾台，那儿摆了几把藤椅，圆桌上散放了一堆图画书让我们小孩随便翻，我挑了一本，面朝草坪便很快入迷地阅读起来。姐姐什么时候入坐在我的右侧，我的对面又来了陈阿姨坐下，我都没觉察。以至于父亲抓拍这张照片时，我的半张脸颊还埋在齐耳的短发里。事后看照片，陈阿姨白衣黑裙，背靠着藤椅，又像在凝神，一副安逸而满足的样子。这也是我对陈阿姨的最后记忆，后来再没机会见到她。她帮我挑选的那些好看衣裙，今天都荡然无存。
正是1956年的那一天，陈阿姨曾对母亲说：“想在草坪上为李先生安装一个可以看书休息的白色吊椅。”我母亲后来总记着这句话。
在1960年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前，曾读过萧珊翻译的俄国小说，普希金的，也有屠格涅夫的。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少女时代。
1972年，陈阿姨历经种种冲击之后，一次被铜头皮带打了，身体越来越坏。当年夏天，她在理想花园的幻灭中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六年后，巴金在《怀念萧珊 》一文中回忆道：“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直到逝世前三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我依稀记得，小棠(小棠，巴金的之子，李小棠的小名儿。)曾从插队的安徽乡下到南京我们家小住了几夜。这时小棠已不再像1956年时那样“有一双跟他妈妈一样明亮的大眼睛”，眼神变得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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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全校的一场恋爱
1960年的那天早上，我为什么要单独在楼道上走呢，是初来乍到迷路了？偏偏撞上了他。
迎面走来的男生白净清秀，上身穿件果绿色的毛巾短袖衫，下身是制服短裤。三样红色块醒目地跳入我眼帘——红领巾、团徽、少先队大队长的三道杠符号。
按我们南方人的话，这叫：“臭显摆！”
我朝东，他朝西，空空的楼道里只有我们两个，两个附中新生，擦肩而过本是平常的事。
可我心里为什么要一颤呢？
是因那对亮得让我吃惊的眼睛吗？
事隔四十三年去回想一个小极了的细节，还能有多少准确性？然而它刻在脑海深处，早变成了一种胎记。
一个人的胎记能除掉吗？
这个臭显摆的少年很快当上了校团委宣委，在拍摄优秀教师赵友萍上课的电视片里，他作为其中一个学生出镜。我们都分在高一一班，一次班活动到北海公园，天黑下来，我发现河岸上有两颗闪烁的星星直冲我来，影影绰绰的，来自同学堆儿里的他。
我又一颤。
一天，听几个同学议论，班上来个男生，是被人收养的烈士遗孤。是他吗？
偶尔同桌过一次，是到物理教室上课，他来晚没找到位子，一屁股坐到我身边。他好像并没正眼看我，漫不经心的。课间我帮老师擦黑板，再上课，王应芳老师表扬了我。
在我有资格翻开团日记的一天到来时，我看到了他写的那篇感想，短短数十字里，有五六处提到我的名字。他惭愧自己不如一个新团员，要向我学习。
之前他以团干部身份，当过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上交过两次高班男生偷偷递来的约会字条（也许人家是第一次）给他，他却总是这么肯定地说：“你对组织很信任，你做得很对！”
每天我们都在四楼上业务课，两个业务教室面对面。上课时，能听见铅笔在纸上发出“嚓嚓”的声响。一到课间，同学们走来串去，交谈取经的，起哄逗乐的，也有不舍离开画架的，我便是其中一个。渐渐的，我身边多了一份关怀。
直到暑假的一天，我在南京收到了他寄自济南的第一封信，熟悉的笔迹，信封上画了红蓝白三道杠，我一眼认出，那是我入学时穿的蓝布裙上的装饰边。刹那间，我的脸红了。
我们说好坐同一趟车返校，在济南站见。火车到济南站天已擦黑，他和妹妹小莉等在月台上。他上车来了。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她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他的眼睛正亮得好像燃烧的火……
不久我和他同被选为优秀团员，是本班里仅有的两名。光荣榜橱窗里张贴的不是照片，而是团支部指派的、由班上的业务尖子胡永凯画的素描肖像，我们俩一人一幅。
一天又近黄昏，西窗外的美术馆再次坠入晚霞，他和我约在四楼的西头见面。楼道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我俩站在窗下，我现在完全忘了，我手里拿的一张纸上写了什么。他带了德国蔡斯镜头的相机对着我，我很害羞，可是他拍了。要是依我，记录那段时光的一点影子，也不会留下。可惜长辫子已剪掉，我真有点像边区女干部了。
一个冬天的周末，那还是在剪辫子之前。我刚洗了澡，垂着湿淋淋的长发，就和他走到了故宫。故宫离附中不远，平时我校学生单凭学生证，可以免费参观。这一带是北京现在变化最小的地方，从学校出来往西走，过了沙滩，迎面便是角楼高高的西围墙。那晚，我们在大门西侧亭子里的条凳上坐下。这一刻我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我闭上眼就看不到他凑近的动作，只听见他轻轻地自语道：“原来你睡觉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接受了他的,也是我一生的初吻。
寒夜已过零点，他一直步行送我回到东养马营13号。
第二天我给姨妈写了一份检讨，为回来迟打搅了外婆休息的事，但我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三十六年后，一个大雪天，我找到那条长凳，并拍了照。


带红五星的画夹
做下面这件事时，我们之间尚没越过纯洁的同学关系。一天，下完晚自习他又约我去四楼。看来他是有准备的。他带来他的父亲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匕首，说现在加勒比海危机，美帝侵略古巴，我们作为团员该做点什么。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是只会点头、摇头，在我心里他的主张总是对的。这会儿，他率先做出榜样，先往自己的左手背上划一血口。我随即，也是长这么大第一回勇敢地拿起了匕首。正值隆冬，我的冻疮手本来肿得像馒头，这一刀拉下去，我还再磨两下，以示决心。当时并不觉得有多疼。他用准备好的毛笔先蘸他的血，再蘸我的血，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尊敬的卡斯特罗总统：
坚决支持你们的反帝反美斗争！
假如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同样流血牺牲！
中国共青团员傅靖生 赵蘅
于1962年12月中国北京
这封浸着我们共同鲜血的信，第二天由他寄往古巴驻华大使馆。而我的伤口在悄悄潜回宿舍后，当夜就开始发作剧痛。我垂着手臂，一夜未合眼。校医给我包扎时吃惊地说：“太危险了，差点割到动脉！”而且因为我有冻疮，已经感染了。团委书记得知消息后则表示：“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
四十多天后，我的原本细白的左手背上，多了一个月牙儿疤痕。他收缩倒好，只留下一条缝。从此，大家都风传我们是搞海誓山盟。那真是冤枉了！
据了解，其实那一阵子为古巴写血书的不只我们俩。不过人家是咬破指尖，表示一下而已。我妈听说后生气又担心。我姐姐说了一句：“小妹真笨！”
多年后，有位附中老师说，他在四楼看见过我们，吓一跳，远远的，像一对剪影。
附中搬家前，我一人去那里拍照片，又爬上四楼，企图找回昔日的痕迹。宽敞明亮，带拱型隔窗的楼道尚在，我得到的只有幻觉。
而在那些年里，我所做的“愚”事，远远不止这些。我渴望锻炼成一名“革命者”的念头，已经一发不可收了。
我外出画写生的军绿布画夹，要粘上一只布剪的红五星。
我的床单要用带“八一”军徽的，虽然我并不是军人子弟。傅就把他的养父所在军校发的床单给我铺上，以满足我的近乎狂热的心态。
我还亲自撰稿纪念巴黎公社起义92周年的特刊前言，模仿《人民日报》社论也用“修正主义老爷”一词，俨然一副新华社小发言人的口气。在班上我和其他激进的同学一起掀起一边倒的革命风，那些专心画画的同学被我们看作是落后生，我们分工找他们谈话，占了自己很多学习时间。即使在假期里，我仍在惦记我的被联系人，给他们写信，信还挺长。我在家里更像个小政委，催小弟入队，嫌姐姐爱打扮。我才十七岁，我以为我是谁？有一次，我又在伏案忙“革命”工作，听父亲母亲在一边小声议论：“这孩子真怪，不声不响地埋头做事。不知像谁？”那时以为是在夸奖我，今天体会他们更多的是忧虑。60年代运动迭起，他们的文艺界老朋友，一个个被整，然后消失。可敬、幽默的肖亦五伯伯被打成了右派。几位经常到陶谷新村客厅谈天说笑的作家：黄天戈、郑造、邹廷、蒋虹丁一起被捕，黄天戈和郑造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们21号的家，于是成了“胡风分子的防空洞”。母亲自己，就因为写了几篇讽刺教育问题的儿童小说，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了批判。
然而这一切，当时的我根本不能理会。
充满火热气氛的校园生活，正深深地吸引着我。它就像一个大熔炉，让我天天沉醉在革命幻想的梦中。何况，被包裹在红色外壳里的爱的种子，已经深埋进心里。我和他每天必换日记，一本带红色条，一本带绿色条。交换地点有时在楼道，有时在饭厅，下乡时在村头。在满纸革命词藻的背后，我们难以抑制彼此的思念。可那才是最真实的。
我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女主角之一丽达为榜样，她的干练、对苏维埃的忠诚，还有她对柯察金的热恋方式都让我着迷。毕业前一位男生曾向我表示，可不可以比同学友谊再进一步？也难怪，校方在大会上当众不点名批评早恋现象后，早已把傅调出了我班。谁都以为，我们的一场轰动全校的恋爱结束了。我听完他这番认真的表白，用一种似乎大义凛然的口气，一字一句地回答说：
“我们并没有断。但是假如革命事业需要的话，我们除了生命，同样可以献出爱情。”
那位男生顿时沉默了。


我病休，他抄了三个月笔记
附中四年，只有1963年的秋天我是在南京家里度过的。原因是这年夏天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而且起先误诊，还是我母亲有经验，才转到工人医院的传染病科。我只好休学了三个月。
已经十八岁的我，迷恋上了两件事：革命和爱情，而且冠以最纯洁的“革命爱情”。那时热衷学雷锋，从来回家来回都只坐座铺，还常常把位子让给人，宁可自己挤在车厢尾的锅炉旁。我的师兄孙景波曾干脆躺进座位下过夜。我大病初愈回学校 ，还是被母亲和姐姐强迫，才享用了一回卧铺。我和孙景波有次在南京乘三轮车，人不坐上去，偏要和工人一起推车上坡。
在我住院期间，我的自我要求更绝：每晚必须听完“###”（中央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共九篇）后的《国际歌》才睡觉。即使在男友从济南赶来看我期间，也一天没落。我给病房打扫卫生，给病人端饭打水送报纸，要不是穿了病人服，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小工友。
临别那天，我送他到医院大门。在冬青树旁，我突然哭了。他很纳闷，不懂我其实就是舍不得他走。我第一次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你将来会不会变心？
“我发誓，决不会！”他的回答再干脆不过。十九岁的男孩，可能自己都不懂什么叫变心。他只知道，为我生病落了课担心来着。
返校后，每堂课上他都抄双份笔记，整整抄了三个月。
国庆节很快到了，准时十点，我们一家人，新搬来的一家媳妇和她的小不点儿，都到我家客厅里一起收听天安门大游行的实况广播。
我开始画这张长幅速写。楼上的男孩沈陵兴冲冲刚进来，让我也把他画进去了。我父亲负责调音量大小，叉着腰用他习惯的姿态。这架收音机购于德国。回国六年过去了，中国经过了大跃进折腾，三年饿肚皮，迎来有可能的复苏，所以大家的兴奋洋溢在脸上。
新邻居两口子均从事人事工作，早就注意上我了。在他们的眼里，在陶谷新村21号院里，我的双亲和沈伯伯一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党的改造对象。小弟小不懂事，大姐是娇小姐，唯有我这个追求进步的少年，可以把立场站到他们那边去。而他们代表工农。
开头他们鼓励我入团，找我单独谈话，送我笔记本。我像是被培养的地下党，要我常汇报动态，而我的任务对象却是我最慈爱的父亲母亲！
幸亏我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后来回家越来越少了，要不然幼稚可笑的我，真有可能沦为他们的“小爬虫”。①
也幸亏我母亲有先见之明，她在“文革”前一年就坚决搬了家，哪怕放弃住了十二年的、自己亲手修整好的花园洋房。据她说，那家邻居已经得寸进尺，借口我家成员减少，占了原属于我家的地盘。
第二年红色浪潮席卷全国。果然，贴大字报首当其中的是这个已当上系书记的男人。我家的罪状之一：我父亲偷了学校的果树。之二：我母亲在家里开舞会，一派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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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结果
马上就要毕业了。团支部在附中后院的假山上开会，讨论报志愿的事。校方号召团员们带头报考工艺美院，说中国包装落后，赶不上“金玉其外”的小日本，曾组织全年级同学去参观过。
沉默了很久，仍旧没人发言。不知为什么，大家的劲头都不高，好像各有各的心事。我们这个班一向在全校著名，学《毛选》，演出歌剧《白毛女》，还有几个著名活跃人物。一股走向生活、走向基层、放弃考大学的思潮，成了风气。自从“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老工人来学校讲过话之后，张晓莹等同学热衷于去那儿锻炼，她天天去磨老师要求批准，那时她不会想到，她这一去，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当革命词藻喊多了之后，人还是要吃饭是最实际的。
往下的日子，我都埋头温课准备考工艺美院，直到丁校长突然来找我的一天。刚坐在教室里的我，转眼坐到校长的办公室里了。
他开门见山，很亲切地问道：“赵蘅啊，打算送你去上海学动画，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着实吃了一惊。不是动员大家考工美吗，怎么又变卦了呢？脑子里马上闪现出到我校放映科教片时，那部《花为谁开》让我发困的情景。但是绝对服从党的需要，才是天经地义的，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组织上怎么安排，我服从，没意见。”
校长眯着眼笑了。
当天我和傅在东楼梯口遇着，我正要上，他正要下。他急赤白脸地问我：“听说你要去上海了？”“当然啦！”我回答着，还带点骄傲兮兮的，说完就跑上楼去了。他留在了北京。在吴印咸院长的鼓励下，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是同学中唯一学这个专业的。
看样子，我们这对轰动全校的恋人真的要分开了！
后来我才了解校方之所以让我去上海学习，是有心帮助我了断这场耽误前程的恋爱。事隔三十年，已和我们两口子亲密无间的老校长，在一次聊天里提起往事，感叹地对我说：“现在看来死板点了！”
假如我当初拒绝这个分配呢？
那是不可能的，那就不是我了。人的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当年仅仅一分钟的服从，让自己付出了三十五年职业不随心的代价！
1938年，穿着麻纱旗袍，在被鲜花簇拥中、拍下中学毕业照的母亲，一定不会想到二十六年后，自己小女儿的中学毕业照会穿着带补丁的衣裳。
都是十九岁，怎么会有天壤之别？


斜土路邮筒和太平湖
动画班就要进入实习阶段了。一天，上海科影人事处来教室里调查，问同学里谁有对象，碰巧我不在场，不知是哪一位，供出了赵蘅的男友在北京的情报。 本来分配原则是哪里人到哪儿去，这下子我这个南方女生马上得到照顾，破例地和十九名北方同学一起分回了北京。
终于结束了天各一方的日子，我的心难以平静。在上海的半年里，我的唯一寄托是那只距离厂大门二十米的邮筒上。隔几天我就会往那个巴掌宽的投递口里投进一封信，信是写给正在北京读书的男友，听那发闷的信落在筒底的声响，我的心仿佛也跟着掉进去了。江南的日子阴冷而潮湿，我没有兴趣去南京路逛逛“霓虹灯下”的街景，连附近的徐家汇都很少去，我不去拜访曾经拜访过的母亲的任何朋友，包括联络那些小时候的玩伴。1956年，那个穿着陈蕴珍阿姨挑选的洋装的女孩早就不存在了,这时的我，肩头缀着补丁，外表更像个十足的“铁姑娘”①。课外的时间都花在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和学雷锋到食堂帮助洗洗涮涮上了。我和北京同来的几个学生，又将政治统帅之风带到这个新的集体里，常常开夜车学《毛选》的事，显然不合群，甚至让那些比我们正常得多的南方生讥为笑柄。但谁也不敢当面提出，有个男生画了张《猫头鹰值夜班》的漫画悄悄地贴在教室黑板上，第二天上课引起哄堂大笑。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活情趣，公映华君武任造型设计的动画片《黄金梦》后，广州来的男生崔志成的绰号“鸡蛋总管”便从此叫开了。
分到动画班的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里，唯有张健平和葛乐业继续热衷绘画创作。他们利用课余周末画油画的事，后来被校方发现了，采取突然袭击，到葛家发现了他们的临摹品——张美院老师留学苏联时带回来的习作。仅仅因为是选取了女模特的露肩胸像，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又在与老大哥绝交的形势里，当然会被看作是严重事件。虽然没有当面批判他们，也造成了精神压力。
1964年冬，已能嗅出运动风暴将至的火药味。从北京传来消息，四清工作队已进驻了中央美院附中。不久他们派人来上海调查，一时间关于半年前、我们毕业班被杨献珍接见的团活动，造成对我们几个当事人的神秘审问。在歌剧《江姐》风靡一时的同时，动画班为新年排练了大合唱《一代一代往下传》，领唱推选了王铁成和刘莹。刘莹肩后垂一对乌黑长辫，面容白皙，庄重地走上舞台的样子如修女般。刘莹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过于认真过于平淡中度过的。临终前，我去看她，浓发因化疗消失了，只剩下一对依然认真的大眼睛：“我也临过莫奈（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画。”她对我说。
回忆60年代在上海学习动画的半年里，心情压抑如同那些死不开晴的灰天一样。张健平说，那会儿一下课，大家都跑出去到院墙根儿下站一会儿，因为有白墙反射是唯一暖和的地方。
而对于我，唯有两地书，才是我灵魂里的阳光！可是在一次团的生活会上，有个团员突然当众质问我：“你和傅什么关系？”我顿时感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都要被剥夺了。
一同来上海的女生张晓豫却对我很理解，寒假回京还帮我递过信。她和我上下铺，天太冷时，我们常挤到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动身回北京的一天终于来临，途经南京，有一小时候车过江的时间，别的同学都进城转转去了，我的家明明就在这座城市，却毫无道理地不下车去看看爸妈，让他们等我到了北京才知我的变更情况。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你每一次离家走的晚上，妈妈都要流眼泪……”
不满二十岁的我，一心独立处事，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回北京的第一件迫不及待的事，便是去见电影学院的男友。张晓豫陪去的，他隔着栏杆老远就看到了我，意外的惊喜，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从此每天清晨，住在学院斜对面、北影演员剧团宿舍的动画班实习生们，都去附近的太平湖畔跑步，这里也是他晨练的地方。这个独自长跑、模样清秀的青年，很快被我们队伍里的人认出来了，有人在小声嘀咕，我装没听见，其实心里暗自为他自豪。谁能知晓，一到周末，这里也是我们俩亲密约会的“伊甸园”。
两年后的8月24日，老舍先生不堪凌辱，在这片幽静怡人的风景地投湖自尽。
又过一年，太平湖被填平。


串连去！
那一年北京还没造三环路，现在的四通桥位置，只有简陋的涂着红白两色的岗亭 。我们好像从没注意过交警，我们外出串连去，心思都用在“造反”上，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我们称自个儿是“官逼民反”。拿我来说，我本是“四清”和“文革”办公室的记录员，运动开始不久，一夜之间，突然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有人捏造我攻击伟大领袖畅游长江，食堂的一个当过妓院老鸨的大师傅，也乘势胡说我打饭没付饭票。就这样，我被罢免掉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并赶出了办公室。而我气不过人家骂我是“赵黑”，就立刻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击，声明从此我叫“赵红”。转眼间，我就把由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胡小石先生取的这个美丽的“蘅”字，给扔掉了。
我糊涂的是，并不了解发生这些绝不是什么个人遭遇，这是一场大有来头的疾风暴雨的序幕。从那两年的报纸杂志上，已经可以看出，早有一股存心要找茬儿的批判阴风正席卷中国。先是戏剧，而后电影。我在办公室工作时，就曾派我去电影资料馆借片组织批判，记得有《青春之歌》》《桃花扇》》《早春二月》，后来连《革命家庭》《英雄虎胆》《洪湖赤卫队》等片也统统被污蔑成大毒草。一个上午我都泡在阴凉的库房里选片，从阮玲玉演的无声片、到《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特别是像《武训传》《林则徐》《战火中的青春》等建国以来拍摄的电影，哪一部我没看过？一切都那么耳熟能详，在凉丝丝的片库里，我几乎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倒仿佛是为上电影史课到这里找资料的。抱回的一摞片盒立即在单位食堂组织放映，我都分不清自己是再次受毒害，还是又享受到我喜爱的银幕形象而得到满足。我本来从小就爱看电影，喜欢演林道静的谢芳，曾在演员剧团的排练厅里听过她练声。我也喜欢演侯公子的冯喆，他还出演过《羊城暗哨》，那时不会想到这么优秀这么帅，在现在也足以称作表演艺术家的他会遭遇不测，两年后死得那样悲惨。
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出笼不久，全国展开对 “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大批判，单位要求所有的职工都发言表态，火药味越来越浓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认认真真去读报，还记笔记，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文章社论，当作是党的声音来膜拜。在我心里，党是不会错的，共青团员责无旁贷地要紧跟嘛。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我和几个受到压制又观点相同的年轻人，乘国庆放假，刷出占了院子里几面墙的大字报。从此，我们“揭竿而起”了！
忘记这天我们去串连，是谁按下的快门，让我和我的“战友”们留下了唯一的“文革”中串连的视觉痕迹。可惜照片里只有三个人，那时战斗队里除了铁杆儿的四五个，同情并参加的也有了二十来个。登三轮车的，是和我一起学动画并分配到单位的师兄马翠祥，后来两派大联合后，他当了革委会委员。坐着的叫刘文涛，也是美术组的，“文革”后调到了北影厂。他们两个都来自东北，当时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七岁。车子是单位锅炉房的，后来的几年一直靠它运大字报和墨汁糨糊桶。它时不时会被对立派抄走，我们又想法弄回来 。
战斗队一开始就定名，取了“红旗”两字。 那会儿都时兴把头儿叫勤务员，我们有三个勤务员。我不是，也当不了， 勤务员得出身好，而我连重要的抄家都不能去。所以我从没见过单位图书管理员谈洁孙女士的那据说富得不得了的家产。那一次是两派的联合行动，为了避免红色造反总部的人挑眼，决定我留在本部守电话。
平时，我才像个真正的头儿。闯劲大，又是女孩，好看的女孩。必要时就要我出面，比如串联，还有大会发言。多年后，大院里还有人记得，当年跳上台一番豪言壮语的一个小姑娘。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在我讲话时，缀在我帽子上的红五星会一闪一闪 。那是男友用有机玻璃特意为我锉出来的，他用这材料还做过“日出韶山东方红”半导体收音机。这颗星后来被来北京串连的小弟讨走，他一回到家，低下头，得意地对母亲说：“妈，你瞧！”母亲问瞧什么呀？原来它在路上早被别人盗走了。
这天，我和我的战友们赶到北京地质学院，为了参加“东方红”派举行的追悼会。他们的两名革命小将在四川武斗中“英勇”牺牲了，会场上众人情绪激昂，散了好多传单。
自从①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进京。秋后，单位里分来了一批四川来的串连学生，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四岁，都塞进录音棚里打地铺住下。已进入寒天，南方孩子们依旧穿得单薄，我的工资只有37元5角，更多的帮助我没有，唯一的存折里面只有四十元，并且莫名其妙地被战友取走了。我不带犹豫地捐出了母亲寄来的新棉衣。
孩子们背井离乡，只为盼着等待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还有等待那一刻淌下的青春热泪。
这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内北外红旗大批判专栏前。这肯定不是我拍的照片，我不在场。他笑得这样开心，可大字报上被“炮轰”“油炸”的人们正处在水生火热当中。
我仔细辨认大字报上的字儿，什么“卖国投敌的大暴露”，什么“某某的夫人外交”等等。
男友扶的自行车肯定是借的，他当时还没领到工资。我和他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十年后用票券托舅舅的女婿才买到的，天津永久18，28型，我还清楚地记得。
大字报上还有漫画，使我想起自己所学过的美术专业，在那几年也都用在这上了。我画过刘少奇，给谭震林做过纸糊木偶。我的一位极有才气的师姐，画了“群丑图”②，据说这画全世界都有名。
北外学生后来揪斗了陈毅外长。假如他们还在，该向这位早逝的建国元帅请罪。我的男友这一年二十二岁，按学制本该在当年夏天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从此走上梦想的电影摄影师之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把他卷入了，很快他也笑不起来了 。
他再拿起摄影机也是十年以后的事。


红潮下的约会
1965年9月我结束了动画实习，电影局领导为我们开了毕业会，各家厂长们出席了。会上宣布分配方案，其中一家女厂长一散会就打听我，还念错了名字，我才知道了我的去处。很快我和另外四个男生被一辆130卡车载去了，谁能知道这一去便是我们的一辈子！
我和男友的约会地点从此转移至原白石桥路上。那时开往西郊的332路公交车终点站设在西直门城门楼下，出城门往西开，过了动物园很快拐入北向的路。跨过汉白玉石桥，便是当年慈禧太后去颐和园的必经之路。这条历史上有名的白颐路，也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大学生们进城游行请愿的必经之地。一解放在这里栽下的几排杨树已长成参天树行，大学一座挨一座，加上同时代建的绿屋顶的友谊宾馆，更添了这一带的名气。
如今城门楼没了，老树也砍了，走在繁华又现代的样板大街上，我的回忆仍难以磨灭。那两年一周一次的约会，多半是他来看我。墙外树丛，院里小径，我们相偎在暗处，享受少许的幸福时光。那时我们多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哪怕仅仅能容纳两个人的地盘啊！多年后有一次，我又这么来形容真正爱情不在乎有多大地儿时，他嘲笑我有病。
又一次见面，他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顶海军蓝毛料八角帽给我扣在头上，他说你穿军装一定好看。
我这个曾经的小留学生，现在真的要变成“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吗？
“文革”开始后，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社论、大字报、传单、小报，很快造成全国上下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抄家、揪斗变得随随便便，剪头发剪衣服剁皮鞋可以随时随地。一年前我姐姐嫁到了北京，这时她已不敢上街，怕她的时髦衣着被人毁了。我们一个总编去双榆树买包烟，售货员非要他报出身，他因为有华侨关系本来就心虚，回答得结结巴巴。另一个中层干部仅仅出门一趟，回来就变成灰溜溜的赤脚汉了。他拎着一双断头鞋，哭丧着脸告诉大家：那些小子骂我的皮鞋头太尖，像特务。不仅如此，你在马路上骑车，经常会突然被喝斥停下，盘问你带没带红宝书，或是自行车上挂没挂语录牌。
全国的学校停课了，单位不上班了，观点对立的两派形成了，一小撮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
最近才听秦志钰告诉我，在南京的“红八月”里，南师附中的红卫兵，有一天突然闯入她家，就在院子里，一把火烧毁了她父亲珍藏多年的三十几本世界美术全集。又听他的学生庄弘醒回忆说，秦爸爸曾被勒令去新街口画“文革”宣传画，画很大，老先生那年已是近七旬老人了，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鉴于他的身份，还只能画次要部分。
南京大学因发明考批教授在全国出了名，不久召开了批斗大会。一个一个教授权威被揪上台。父亲告诉我，一位平时老实巴交的老教授，坐在台下他的身边，吓得浑身发抖。他一点一点往外挪身子，企图逃脱马上临头的厄运。
然而，我们俩的约会照旧。显然谈情说爱不能不变成了分析局势，紧张、恐惧，又有点兴奋。毕竟长这么大头一次参加政治运动，还是史无前例的。为避人耳目，我们转到白石桥路西的庄稼地里密谈。那是一大片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菜田，我俩常常坐在田埂上眼瞧着远远的学院围墙，由日落的橙色，一点点坠入夜色。天就要亮了。分手的每一次都难舍难分，那是一种揪心的痛楚，何况还包含着说不清的茫然。
谁能相信，白天风风火火被称作小将的人，此刻成了两个无助的孩子。我知道他比我的处境还难。
后来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天他在学院的楼道上无意中发现，他老早递上的入党申请书，被扔在废纸堆里。并且有人对他透露说：“死了这条心吧，像你这样坏的出身，人家永远不会要你！”又一次，一个同派的女生被对立派的人纠缠，他好心去救，却被无端地揍了一顿。那个用皮鞋头踢他脑袋的男生，竟是我们附中的同学！事发后，美术系的原附中女生王秀琴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去，我慌忙赶去，一进学院宿舍门，看到他正躺在床上委屈地哭呢。我原以为王秀琴出身工人家庭，会给她带来平安，写这本书时才得知，她的父亲也在那场浩劫中自杀了。 1967年1月，男友随学院本派战斗团去上海串连，参加夺市委权的造反行动。他写来的信模仿毛的字体，他抄录叶帅的“舍得一身剐”讲话寄给我，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回京后在一次抓捕高层“走资派”行动前，他被本派头头叫去谈话，说考虑他的出身，让他参加是一次考验。他受宠若惊了。这位行动的组织者在当年首都大学生里赫赫有名，“文革”后他改行从商，当了大老板，却未能长寿。
一天我去学院，发现男友正在给我母亲写一张大字报。所谓的黑线关系，其实很空泛又张冠李戴。但我还是默认了。我在要妈还是要"革命"的节骨眼上，背叛了养育自己的母亲。
落款时他把名字改了，叫“泽红”。后来我也跟着改了，以后写信给他，自称叫“红梅”。
再不久，他又跑到山东去造他的养父的反了，想再次证明他对革命的绝对忠诚。没想到当他回京找我时，却遭到我单位对立派的围攻，说他此行是假造反真保皇。
这下他不干了，公开在办公楼中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我们的厂长。


48小时滚出北京！
小弟赵苏来北京串连，稀里糊涂地也贴了一张大字报支持他的二姐一派的观点，这下惹出大祸。漫天的大字报不算，当夜我和他还一起遭到了对立派的围斗，地点就在办公楼门前。我俩被迫坐在台阶上，他们的人围了一圈。和大字报上的内容一样，搬出了我们的出身：“其父是反动学术权威”，“姐夫是三名三高”等等。这样坏的家庭出身，不老老实实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改造，竟敢乱说乱动，兴风作浪，结论是勒令小弟“48小时滚出北京！”
十六岁的小弟被吓得面色苍白一言不发，而我还斗胆要和他们理论。批到半夜，小弟终于抗不住，凌晨被迫写下悔过书。第二天，我们被押送到我姐夫所在单位，在移交中，我和小弟关在一间小屋里，才有了几分钟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叫他赶快掏出语录，翻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页，要他和我一起默念数遍，给自己壮胆。
就这样，我们后来到柳巷和大姐匆匆见了一面，就去了北京站。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红潮笼罩下的北京火车站会是怎样的情景！大厅里依然熙熙攘攘，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戴红箍的人掺在人群里，其中一个，突然快步走到一位旅客面前，指着和他坐在一起候车的老太太怒目喝道：“她是谁？”“我母亲。”那男人怯声回答。“ 什么出身？”又一句逼问下，男人只好小声坦白：“是富农，我正送她回乡下老家。”
往下的结局不必说了，老太太被立刻带走，是死是活就看她的运气了。
小弟已面如土色。我反而觉得把他快送走，是件好事了。月台上汽笛响了，小弟无助的眼神渐渐离我远去，让我揪心。果然他回到南京就大病一场，听母亲说，他高烧中还呓语来着：“小妹要死了，小妹一定已经死了……”
小弟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厂里突然挂牌建立了机要档案室，引起我和“红旗”战友的怀疑，一场抢出窝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的造反行动在酝酿中。
1966年12月29日是一个很冷的冬夜，我们一伙人番强而进，潜入办公楼里。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我以革命烈士为榜样一点都不怕。和档案室值班者发生冲突是意料之中，在对方的呼救下，一个战友砸碎了门窗玻璃。所抢出的材料里果然有我小弟的检讨书，它已被复制（用复写纸）了七份。我看到了我的档案袋，我还懂点纪律没有打开，错过了亲见一次自己档案的机会。我小心地用我的红线头巾将它包裹起来，所有材料都转移到已被部里本派组织占领的政协礼堂里，我们猫在那里整理了很多天。“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全体家族成员一起到政协礼堂给外婆过生日，那天风寒，我站在轿车门下，为下车的外婆挡风，谁也不知道我此刻的复杂心情。
那是我在“造反有理”的口号蛊惑下，所干的最胆大妄为的一件事，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发十年后，一位当年的主要知情人患了晚期肝癌，我去看他，他的小儿子刚去为父亲逮了癞蛤蟆回来，据说这是管用的偏方。正是这天，他用极为虚弱的声音，对我吐露了当年匆忙建立档案室的真相：“小赵啊，你们太幼稚天真了！我们知道你们要抢，就有意让你们上当犯错误……”
我一时语塞。也许他是被我不计前嫌还去探望他，感动了。也许真的是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老王走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回想他其实是本单位一个很帅的美男子。


谁偷翻了他的枕下日记？
在我们撤离砸抢现场的这天凌晨，被惊动了的住在办公大楼里的人们，纷纷涌到楼道里，几乎堵塞了出处。我发现其中有他，他站在楼梯口，肤色黄黑，也看得出一脸的兴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数天后他被人举报扭送公安部，一去不复返。
是否他的态度激怒了对立派不得而知。直接事发原由是他同宿舍的人，翻出了他掖在枕下（也许是被褥下）的“反动”日记。不可思义的是郑还能写日记？他人木讷，说话写字都文理不通，根本不懂什么叫叙事。可他居然恶毒攻击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在字里行间，把革命群众上天安门、庆祝最新指示的行动污蔑成妖魔鬼怪……这些都是我从大字报上所公布的罪行里看到的。如此反动猖狂的人还得了，自然要严惩不怠。就这样，一辆卡车，将可怜的他五花大绑地载到了长安街上，去公安部交涉的当儿，人们拥了上来；
“你交待，你犯了什么罪？”车下有人问道，其余的跟着起哄。
他惊魂未定，憋了半天他说：“我，我，我二十八岁了，还没娶媳妇……”
一个时期这个段子成为单位里的笑料。过一阵又都淡忘了。
1970年，“一打三反”①运动高潮中， 大家都已在宝坻干校，北京法院革委会忽然通知我单位，要求派人去参加公审大会。一个姓刘的，也是郑的同行去了，回来只是说郑剃了光头，都不认识了。
其实不用他介绍，已签发并画了红勾的法院判决书，印在大张纸上就贴在牛蹄河村的当街。都说单位这下出名了，白纸黑字上分明写着某单位某某某，因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某年某月某日执行枪决。跟着一句令我永生不忘的文字：“当场狂吠反动口号，气焰十分嚣张。”
今年是他冤死第三十五年，有谁还记得这个不帅也不才的农民儿子、一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肄业生呢？他的苦命的爹大概也早赴黄泉，但正是他在拨乱反正形势的鼓励下，斗胆走进我们单位大门，替儿子领了几百元的抚恤金，也算为他郑家讨回一个公道。
宣读结论那天我在场，平反文件上说：讲过错话，但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本不该枪毙的。就这么简单！末了，他唯一留下一辆自行车，充公！其实它早被众人轮番骑，成了一堆废铁。
另外，实习期间他曾拍摄过一部什么羊的科教片，他自己还得意过。
80年代，几个直接参与迫害他的人相继入党，有的做了官。他们的手上其实不止一条人命。单位一位中层领导因不堪忍受逼供，当夜强迫老伴和自己一起投河自尽，那老妇死拗不干，他就先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他的一张预先写好的大字报被张贴了出来，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希望你们两派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是巧合，也许正因为此，他选择12月26日这天以命取义。
当初的头头中一个后来不到六十岁病逝，是否算是一种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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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当众把我的衣襟扯开？
“文革”里打派仗打得急红眼的情景，很像过去乡民宗族间的械斗。你能想像平日都是同事的男男女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反目为仇撕打一团吗？为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广播词儿，都可以立刻成为瞪眼动手的借口。那时的人真是疯了！
一天，两派两个头头在办公楼前撞上，脸对脸到了剑拔弩张的情状。"红旗"的头头姓杨，母亲是上海纺纱女工，他有光荣感。他有个毛病，一激动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他指指划划冲着对方并非要打人,我怕人家找茬儿打着他，就直拽他的胳膊。他没理会，继续用激烈言词辩论着，眼看一触即发，我赶紧拼命拉架，大喊着：“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但他们都正值二十五六岁，又人高马大的，哪里能听你的呢。我夹在两个如困兽般的男人当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只要一动拳头，我的小命都在劫难逃。
两派的人很快围了上来。你扯我，我扯你，谁都怕对方伤着自己，谁都不肯先罢手。就这样二十来人死揪蛮缠着，一直打出了厂门到了大街上,我被裹在其中，有心制止，却无力平息。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短袖白衬衣的前襟摁扣儿全被扯开了，露出了同样雪白的胸罩！我慌忙遮羞，但愿那一刻没人顾上我这惨样儿，我赶紧背着人整好了衣襟。
又一个突然，对立派的一位中年女士休克了，她跌进道旁的沟里，惹得她的战友们乱作一团。
一尺之遥正是332路农科院公车站。过去这么多年，我还会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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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行色匆匆去哪里？
1966年之后，我家的亲戚之间往来越来越少了。一次我去看外婆，见她正被勒令扫街。姨夫决定搬出东养马营，原本为了外婆免受扫街的罪，毕竟她已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可是在又一场名为“清查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外婆在新居还是没能躲过。她早就背驼，大扫帚在她手里显得十分吃力。她见我不多说什么，也没像平日那样留下我吃饭说话。多年来她一直和我的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文革”不久，家被抄了，唱片、相册、瓷器，天津老家仅存的纪念珍品被一掠而空。他们污蔑外婆，揪住她的婆家出身不放，却丝毫不懂，也不理会老人家对共产党赢得政权所做出的贡献。姨妈教书是教不了了，她下了干校。姨父被靠边审查，和所有的去过延安的老干部一样，何况他后来还去美国留过学。这还了得？
我仅见过舅母一次，是在白石桥路上。那天我正埋头走路，舅母骑着自行车由南向北行色匆匆，她的样子变得厉害，原先一头赭金色头发变白了。我心里一惊，却没敢打招呼，她已经骑远了。
舅母去世后，我从她的外国朋友戴安娜·拉瑞的纪念文章里才了解，北大有一位美籍教授鲍勃·温德是舅母的朋友，也许我看见她的那天，她正是去看他。她在晚年时还几次去看望这位老人，他已近百岁，情绪波动，大喊大叫，但这不妨碍舅母的爱心。
“文革”中，她自己和舅舅自身难保，还关心朋友们的健康和安危。她从年轻时就到中国来，和我舅舅一起系统而专注地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与世无争。1968年五一节前，在江青的一条“外文局有特务”的密令下，舅母被栽上“帝国主义特务”罪名投入大狱。她想逮捕我肯定是个错误，还天真地以为宪益不是外国人，一定没事。
但是她想错了。她和我舅舅在同一晚上分别被捕，这一关就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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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躲在哪里才安全？
“文革”开始时，我的表哥杨烨还在大学里读三年级。他本来的志向是进清华,而且学国防工业专业。他完全有条件,他的成绩一直优秀。但他那时不会懂，他在幼儿园时就被认为“好可爱!”的英国人妈妈，正是他梦想的障碍。
他进了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年轻人,他对运动也表现了同样的热忱和积极。他去过南方串连，也带给我母亲一些传单。但他始终得不到真正的信任。等待他的是发配到偏远的工厂，搞不了业务。他再回来,在他的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双亲眼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以为他捂起耳朵拒绝一切所谓封资修旋律,只听阿尔巴尼亚歌曲就保险了?他以为他去新华书店，只逗留在马恩列斯著作毛选专位前就安全了?
是思想出了问题,还是精神有了病?
所有的亲友都向他投来忧虑的目光，因为他突然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一次次往大使馆跑。后来他被送到伦敦，那里有他姨妈照顾，他的病可能会痊愈。但是大家又想错了。到英国后他很快与周围格格不入，要求去伦敦打工，每天骑很远的路，他扛过包，一天却只喝一杯酸奶，人瘦得厉害。悲惨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在一个圣诞节前，他的姨妈外出时，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把自己点着了......
也许他认为在火焰里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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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们个个在劫难逃
“文革”前，我们单位有四位厂长级干部，一个正的， 另一个前任正的，还有两个副的。在全国一片“打倒当权派”的口号下，他们各自遭遇不测。
两位正厂长都姓王。老的一位被抓进牛棚，天天扫厕所，一只耳朵被食堂小伙计打聋了。2001年给他送葬去了很多人，他活到了高寿。
新到任不久的王厂长，个儿高面皮白净，有点傲慢。单位乱起来后，他当不了厂长，干脆回他原先的部队去了。我们那派成气候之后，曾把他揪回批斗过一次，他还带着军籍，你想，在他眼里我们都是些草莽之徒，他能服吗？他就是不肯脱帽低头，我急了，上前一把拽下他的军帽，那上边还别着一枚五角星。这是我在少年时代最崇拜向往的东西，可见此刻我疯了！我们还抄过他家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抄家行动，也是唯一一次。
那时，大院西门里还设有游泳池，一天我正游着，忽然感到腿被人拽住了，我吓了一跳，水面上一个圆圆脸的小女孩正向我瞪眼，她见我发现了便使劲冲我喊道：“打倒赵蘅！解放我爸爸！”足见在她眼里我是个大坏蛋。
小女孩后来成为一名女摄影家，去年我们在美术馆还遇见过，彼此亲热，既往不咎。
副厂长里一位是女性，正是她把我召了来。她的丈夫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也是著名的《长征组歌》的词作者。他们夫妇在革命战争中辗转南北，丢失过几个孩子。“文革”中却拿她的这些伤痛事上纲上线。这位女厂长在干校时，借请假回城看病再没回去。现在回想她真挺勇敢。
陈副厂长在80年代就过世了。他一张柿饼脸，一口苏北腔，胆小怕事，据说曾有过变节行为，要不然能做很高的官，也不会总是副职。文革初期一天半夜里，他在对立派地盘被审讯时怕遭毒手，乘看守不备逃了出来。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要投奔我住的总部。他拼命敲门，我放他进来了。我只觉得这个老人可怜，却有了包庇窝藏走资派的罪名。第二天，我们把他转移到农业大学校园里藏起来，怪不得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小女儿对我投来好感的眼神。
那次窝藏厂长的行动,让我丢失了两本父亲送我的毛选老版本和两件白衬衣。本来我就缺衣少穿，亏了！


我穿补丁衣做新娘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我和男友恋爱了六个年头。他早就表示想结婚，可我总在拖延。有一次，他和我从白石桥路一直走到西直门，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反正是劝我答应他。他磨了一年，我终于答应和他结婚。
1968年9月30日中午，经过双榆树照相馆，鸭子小声问：要不要进去照张相？用不着！我坚决地回绝了。心想为什么结婚非得进照相馆呢，我就要改掉一切陈规旧习， 破这个“四旧”。那天，一帮大约十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拥着我和傅往饭铺走去，不算喜酒，怎么也得请哥们儿吃一顿吧，何况又是一派的“战友”。
鸭子又夸我的白底儿小花短袖衬衫好看，只因那上面有点红颜色，我从三件旧衬衣里挑选了它。还有一点红扎在我的头发辫刷上，我仍保留着附中女生的标准发型，不过脑门儿上多了一排留海儿。前一天我请单位的摄影师老周帮我剪的头，他和我是同一派，为一些陈年旧账正被审查着。我请他用推子刮了刮我脑后发际的绒毛，这让傅大为不快，咕噜我像秃尾巴鹌鹑。第三块红便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别在我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赝品军装的左襟前。
蓝布裤子也洗干净了，只是两条裤腿上带着两块补丁。
新郎的着装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他干脆借来衣服，衣服主人有个光荣的爸爸，当然就拥有了最受当时年轻人羡慕的军装了。
之前我买了一双袜子和一条线提被面。（在百货大楼买的，只有两种色，紫红和深绿，我挑了后者。）加上几包烟几包糖，交给会精打细算的同学去张罗。
一行人用十几元吃了一顿食堂级别的饭菜，反正年轻的食客们吃饱了挺满意。在和红旗战斗团联合举办的婚礼上，他们喊口号：“向一对红学习！”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更响亮了。
之前不知是谁提议新娘新郎互赠礼物，一人画一张对方的像。找来纸笔，我们相互盯着，他的眼睛比平时更亮，让我羞红的脸也更妩媚。没想到起哄架秧之下，许久没动笔的我反而发挥得很棒。只可惜画完当场被强行收藏，我只看过一眼，从此不知下落。
这场结婚一共花去四十余元，相当于我的一个多月工资 。
双榆树饭铺保存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后几经改头换面，曾有一段时间变成一家相当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后来成为请过前夫的第二位妻子吃饭，是她预先点了爱吃的烤鸭。她是个喜爱东方文化的洋女人，当他陪着她颇为拘束地步入餐厅时，刹那间我记起了我的带补丁的新娘装。
那家没留下我结婚照片的照相馆，最终在1997年和双榆树所有的店铺一样变成瓦砾。每晚,在双榆树的原位耸立起的数码大厦会灯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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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选择别人？
婚礼前，龙王头村的小栓头突然出现了，当夜只好给他另找间屋睡下。单位的这幢办公大楼里，对立派占了一层，“红旗”占领了二层。我在婚前就一直住在总部，这是二层东楼道丁字路口的一间办公室，有次接了一个自称为“联动”的电话，吓得我心惊肉跳好一阵。
婚前每天夜深人静，傅的电话会打来：“我想你了，怎么办？”他软绵绵地问。我只好应付：“听见了。”我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变淡了，这场运动使他本来的急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一张点了他和其他几个出身黑五类同学大名的通缉令，就张贴在学院大门口, 他们成了众矢之的“狗崽子”，就像二战中的犹太佬。他来我单位看我，常常会受到啐唾沫的侮辱。
幸亏有派性组织的保护，他也拼命地卖力，竭力地表现，有张他光膀子刻印传单的照片，足以表明他已瘦成了什么样儿。单位年长的好心人开始对我饶舌：婚姻是大事，别因男方的出身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我有了新的追求者。他发现后大为动怒，我的动摇等于给他受伤的心火上加油。我最终放弃了选择,恪守谁是自己第一个恋人就应该嫁给谁的信条，哪怕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了板上钉钉，防止发生变故，我和他在结婚前一年登了记，除却从未同居过。北下关派出所的人问：“谁结婚？”我说：“我们啊！”她狐疑地上下打量一番，八成因为我们的样儿太像十几岁的中学生了。
那位追求者也是同一派，不经我同意将我登记那天拍的照片拿走了。他在我结婚的当晚，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栓头去院里拍照，在矗立在大院西门中央的毛主席画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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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开进来了！
在新的最高指示下，一阵风似的，全国各个机关学校都进驻了军代表和工人宣传队。军代表到达大院的那天中午烈日当头，在大院西门广场上召开露天欢迎大会。我本来有在大跃进时落下的虚脱病根，久站后眼一黑便晕倒过去了。几个战友告假后慌忙把我往海淀医院抬，他们央求大夫收留我住院休养几天。可那时哪有一块清静之地啊，当晚我就被附近学院的高音喇叭吵得不能入睡。一个女学生在尖声喊着：小西天造谣台！你们听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派到我单位的是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的，这家厂生产过红旗牌轿车，还有北京吉普。据说队员都是经过认真选拔的根红苗壮的优秀工人，他们举着大旗唱着歌浩浩荡荡开进厂的那天，在办公大楼前厅里举行了宣誓仪式，因为楼梯中央挂着一幅宝像。此后，每天早上全厂职工必到前厅，和工宣队一起早请示，齐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条死规定一直坚持到我们离开北京下干校之前。
同时进驻电影学院的一个长相很帅的青年工人，后来因和一个女学生发生了恋爱，受到了开除处分。另一位在“文革”后成了我单位的一位职工的家属，偶尔见面总是笑呵呵地打招呼。
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了天派领袖蒯大富为首的学生们的武力抵抗，双方都流血了。数天后，中央文革命令全城机关学校都去参观，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园，所见到的却是充满血腥味的战场：满地是横七竖八的被拆毁当做长矛的铁栏杆，房角塌了，砖头、瓦片、木棍乱扔。这天，我随着长蛇般的队伍瞻仰了来自中南海的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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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宝宝是怎样送命的
婚后的我继续投入大联委的工作，两派刚联合，其实面和心不和。我负责大批判，成天忙着写稿子，常常搞得通宵达旦。开始我仗着年轻还能扛得住，渐渐有点身体不支，而且伴着阵阵恶心，我不知自己得了什么怪病。在大联委主任老魏的催促下，我这才去医院查了查。丈夫陪我去的，大夫二话没说就叫我去做青蛙尿检，十分钟后我的化验单上盖了一个妊娠"阳性"的红色印章。丈夫顿时恍然大悟："怪不得你老恶心，原来有个小鬼在捣乱啊！"我心想，这小鬼来得真不是时候，我们这么年轻，我二十三，他二十四，何况革命尚未成功，我怎么能去养孩子呢？所以心里并不高兴。
一个意外，让我对这个孩子做出了选择。那是在第二年的一月，一天夜半时分，我突然腹痛难忍到要从床上滚到地上的地步。丈夫慌忙去叫住在隔壁的本派头头杨，工宣队李队长也闻声起来了。只有他有权调车，他叫醒司机拉我去骑河楼的妇产医院挂急诊，他们都要陪我去，一边夹一个。初步诊断为宫外孕。
我稀里糊涂地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早晨疼痛减轻，下午完全不疼了。医生才自省误诊了，改判我为正常怀孕。当即问我："这孩子要不要？""问他，"我指指身边的丈夫。他立刻表态；"不要不要！"我马上附和着："不要。"
几分钟光景，我们这对小夫妻，就轻而易举地判了自己第一个宝宝的死刑！
她（我猜是女儿）的生命才四十天，我见到她时，她已被活活钳出，成了一条血块。我也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因为是头胎，产道未开，我汗淋淋的被担架推回病房时，几乎奄奄一息了。
照片里的是同病房的两位大姐，我出院那天她们特意走出来与我合影。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一人捏着一本红宝书在胸前。
其中那个怀葡萄胎的，日后吉凶未卜。
小产后不久，我们也搬出了办公大楼。起因是一天丈夫给我炖鸡汤，香味飘到楼道里。一个工宣队员反映说：“怎么在办公地方过日子？太不严肃！”


他为什么要剪碎我的花围巾
丈夫毕竟学的是电影摄影专业，一进学院他拍的静物作业，是《毛泽东选集》和扎着红绸子的军用水壶。拍人物肖像时，则是拍掏粪工人时传祥。他因受到刘少奇主席接见，《人民日报》刊登出两人合影，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人物。也因此“文革”一开始，成了一条罪名。随即北京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捍卫团。说到这儿，曾发生一件今天想来很后怕的事：一天夜里，我们派正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捍卫团到大院夺权来了，要我们去援助。大家稀里糊涂赶到主楼，只见楼里黑压压一片人，也分不清谁是战友谁是敌人。我想爬到楼梯上观察，刚能站住脚，灯忽然灭了，黑暗中立刻大乱，顿时我被一堆男同胞压翻倒地。等我被救到楼顶，醒过来，正迎着丈夫焦急的目光。
1969年初春，我小产痊愈，日渐恢复往日的红润。一天，丈夫拉我到大院里拍照。那时他只拥有一台南京紫金山牌相机，还是我父亲花去70元给他买的。拍前，他让我戴上点装饰品，他点名要那条我母亲送的黑围巾，它已压箱底多年了，是用粗线编织成的，长长的镂空格面上，点缀了一片片红的绿的图案。他一定是觉得我围上会更添光彩，马上一幅摄影佳作要产生了，他很兴奋。
已对好光圈速度，一切俱备，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似乎也顺从地站到了镜头面前。突然，我莫名其妙地变卦了，找种种托词，就是不肯戴上那条围巾来拍，仿佛它是一条咬人的毒蛇。丈夫太熟悉我了，立马反应我的潜台词是什么，无非是“臭美”“资产阶级”之类。他平常虽然激进，也没有我这样过分。他的暴脾气一下子被激发了。
几乎愤怒的他当众大喊大叫：“你他妈，不拍算了！”而一点不顾及好奇走过来的人，恰是对立派的成员。我本来就面皮薄，此刻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可他没完，冲回宿舍去拿了把剪子，从我手里扯过围巾：“反正你不用，要它有什么用？”几剪子下去，转眼间他就把一条其实我珍爱非常的围巾给毁了。直到“文革”结束，当人们又可以打扮起来的气候到来时，同事好友王绿霞主动帮我补好了这条又压回箱底多年、让女友们羡慕的围巾。
另一件我做过的蠢事，也是发生在运动初期。又一个好天，我们俩约了几个青年同行去八大处拍照。天热，丈夫脱掉了上衣，露出年轻健美的胸脯。他本来就是宽肩细腰，颇有点像希腊雕塑大卫的体形，这时回头灿烂一笑，郑曰洋立刻抓拍了一张。回家冲印出来，果然非常的帅。呆在一边看他用木夹子从显影液里把照片放进定影液里的我，这时却发了议论：“不行不行，这太不好了，光着身子，影响多不好。”这会儿他倒没发脾气，也许他自己也有顾虑。结果是我剪掉了照片上他的裸背，让他只剩下脖子和脑袋。这些年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因这个光膀美男渐渐老去而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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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配戴毛主席像章？
南京文联造反派通知我父亲，参加“批黑诗唱红诗”批斗大会时，我正好在南京，就陪他去了。我们是步行去的，地点在新街口人民剧场。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常到这里听京戏，眼下却变成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战场，高音喇叭里播出刺耳的战斗歌曲。
第一步：批斗大会主持头头发表很有煽动力的开场白。
第二步：原文联的领导们被押解亮相，排成一行站在舞台上示众。
第三步：喝令我父亲上台陪斗。
他从我们坐的最后一排座位上缓缓站了起来，捋捋他得意的带银丝的软发，他的中山装制服整齐，和以前出席会议接待外宾时一样。他笔直地向舞台走去，人们从通道两边向这位面目清秀的中年文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好像连肃杀的气氛都有些缓和了。
那头头大约生怕减弱战斗力，带头喊出了“打倒赵瑞蕻！”的口号。在众人口号声中父亲站到了舞台右侧，和文联领导们的位置形成45度角。
批判开始了。批判稿由一个女小将宣读，我只记住了她喊的最后一段：“你为什么要赞美罂粟花这幅画，称它是最美丽的花？在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之际，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恶毒攻击党，其用心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倒赵瑞蕻！坚决批倒一切毒草！打倒一切害人虫！批黑诗！唱红诗！......”
台下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摘下他的毛主席像章，他不配！”批判中一声不吭，并且始终不肯低头的父亲，这时反应异常强烈。他本能地捂住自己的胸前，他一向好戴徽章，从来都是校徽不离身，他把它们作为一种美而光荣的装饰。要他摘下主席像章，他觉得受了侮辱，有人跳上台要和他争抢，他更骄傲地昂首挺胸做大义凛然状。
也许最后，造反派觉得像我父亲这样一介文弱书生，太不值得他们下手了，像章风波才以父亲的胜利而平息。
我目击这一切，却没能勇敢地上前帮父亲一把，今天感到很羞愧。


我的丈夫怎么成了黑户？
丈夫尚未调上来的那会儿，从沙岭子学生连回北京小住过几天。一天晚上，突然闯入单位的几个人说要查户口。十平米小屋里就我和他，他还是我的合法丈夫。大活人明明就站在屋里，他们偏要当着我们的面掀开我们的床单，煞有介事地打手电往床底下照。
末了，命我丈夫快快离京，理由是他的户口不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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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全城如鸟兽散
林彪签署“一号令”，下达了“关于加强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红头文件一声令下，战备需要，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北京各机关学校一律要在国庆节前撤离京城，期限在1969年9月30日。
完全不知道这一去何时还能回来，反正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在少得可怜的几天内，七手八脚地将自己的行囊捆扎一气，丢下坛坛罐罐，（那时没有洗手液卫生巾卷纸）只带上铺盖脸盆毛巾衣服，然后运到火车站。
我们单位被安排在西直门火车站，这是开往西北方向的路线。后来才知原委，因为我们的军代表是65军的，张家口一带是他们驻扎地，全体职工此行的前往地叫沙城。
轮到我看行李的第二天就是9月30日。长长的铁轨两旁，堆满了同样长长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行李，我骑在铺盖卷上对着天空云彩发呆，等待装上西行的车皮。
从南京来信里我才得知，我的双亲也在同一时间撤离了南京。不过他们那儿不叫下干校，是冠以“大拉练”的名义。他们更像是二战中的大逃难，而且完全是徒步。一夜之间，这些曾经的老师们被匆匆赶出了自己的城市家园。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结婚一周年。


风口下怎么种麦
一趟火车三个钟头，把大家拉到了张家口市以西的古镇沙城。在列车上老魏让我写一篇广播稿给播音室，代表全体职工表示坚决走“五七”道路的决心。从沙城再往西行，有一个小站叫土木。离土木站十多里是一个依傍官厅水库的村庄，它有一个显示贫穷的名字——黑土洼。
1969年9月30日当晚，我们农影厂和摄影学会二百来号人在这里落了脚，开始干校生涯第一站的日子。
说它是第一站，并非出于初衷。军代表和革委会原本打算让大家扎根此地的，号了房，设了伙房，备柴备粮，各就各位。初秋时分，官厅水库水满鱼多，有时还能逮到野鸭。当地的莜麦面加上炖鱼白菜，还是蛮香的。 每当一开饭，一只只盛满热腾腾饭菜的脸盆从伙房端出，分散送到各班的驻地。路边村民们好奇地围观，尤其是那些眼馋赤脚的孩子们。
为解决烧火取暖问题，我们得常到对岸去扛黍秸秆儿。这活很累人，一人高的一大捆足有五六十斤重，我背上了根本站不起来。每到这时，陈勃总是在后面托我一把，让我感动。他是摄影学会的，堂堂一个秘书长，竟会因为议论三面红旗的颜色，挨了炊事员的一顿狠批。80年代，我与他在香山宾馆摄影家协会年会上重逢，才知他的资格有多老。
干校从村里征来的地是沙地，土少石头多,没人要的。我们干的活就是先扒出石头运走，再从远处运土回来。工隙中，大家猫在避风处，老魏常讲上几段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英雄事迹，给大家鼓劲。可是一到冬天，这里天寒地冻，正处在风口的黑土洼，经风一刮，埋进去没多久的小麦种子就全给吹跑了。曾闹过一个笑话，单位一个老会计一天正蹲在露天的茅厕里，又卷起一阵烈风，竟把张大便纸粘到他的脸颊上了。
种不了庄稼的地方如何养活百十来口人？
校部领导决定在岁末搬走。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
搬迁前，我申请去沙岭子探亲。虽然我已开始受到冲击，由于和丈夫通信多,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比如大字报就贴在村口：“这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云云，但军代表鉴于我曾经的积极，开了绿灯。
当时我是个排长，每晚要在村里巡逻查岗一遍，戴着皮帽穿着大头鞋还冷得打寒战。还要起早带队操练，一边喝着寒风，一边扯着实在不洪亮的嗓子喊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满有股子飒爽英姿的劲头。我一点没有意识到形势在突变，对越来越多的批判舆论，一时难以接受。一天晚上下了工，我约一个我信任的同事到看场院的窝棚里谈话，当他面委屈地痛哭了一场。
丈夫所在的宣化县学生连，容纳了北京各艺术院校的学生。班长以上的干部由正规军人担任，表现好的学生当副班长。丈夫去车站接我那天，零下二十几度，风雪交加，我们顶着像下刀子一样的风走在白茫茫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完全睁不开眼。而我的出现，让学生连的小伙子们眼馋得不行，我那张被冻红了的青春脸蛋，像给寂苦的光棍们注了一针兴奋剂。当晚大伙帮着多弄些稻草来给我垫床，傅跪在草垫上仔细码平，好像在迎接一个新娘。一天，大家去冰封的河面上玩，也来探亲的谢飞，为我们小俩口拍下了一张照片，最近重翻出，感慨万千。
四天后假满，我不得不返回黑土洼。我几乎是踩着点儿回来的，因为行李早先已集中装车，傅陪我直接到了土木火车站。大家都进车厢里了，我还站在车门边和车下的他四目对望着。谁都明白，这一别不知猴年马月再能团圆，脑子一片空白，以至于全然忘记了，他的怀里还抱着我的布书包。
等到列车启动了又很快提速，我们这才发觉包的事。他撵火车跑了几步，可人的腿又怎能赶上火车轮子？他只能眼巴巴看着车离站东去。我几乎不带犹豫地决定马上告假，借口有本语录在那包里，必须在下一站下车。我的勇敢赢得身边几个女职工的同情，我意外地获准了。下一站是个更小的站，我问车站售票员：“回土木站的下一班列车几点开？”“下午两点。”她回答道。也就是说，还要等四个小时，而且是当天唯一的一趟。
四个半小时后，我返回土木站。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还傻站在月台上，好像根本就没挪过原位。
天很快黑了下来。看来当天我们谁也不能离开此地了，只有一条路——再回黑土洼过夜。
岁末的塞北，你们难以想像有多寒冷！大部队撤走了，老乡本来就有早睡习惯,黑灯瞎火的，我们往村里小心探路，冰冷的村子活像一个无人区。
走进我所在班平时开伙的院子，门没了，墙被扒了半拉，灶火早熄灭了。炉子拆走了。就在这炉面上，我和马翠祥曾烤过洋剌子吃。旮旯里堆了些黍秸秆儿、草袋和碎砖头瓦块。我俩找个避风地儿垫些草袋坐下，他把他的军棉大衣脱下给我裹上，我们紧靠在一起，为暖和点。谁也不敢有其他亲密行为，尽管院外只有狗叫和狼嚎般的风声。他几乎整夜始终沉默着，人变得反常的谨慎。我倒偶尔轻轻哼点老歌给他听，一反我以往寡言的性格。
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冷的夜！
一直等到天亮，我们才敢离开这里，去找干校留守的人。他们有四五个人，昨夜是在伙房里过的。房东儿子当时还是小孩，三十三年后我又去黑土洼，他的双亲早已去世，四十开外的他，竟然还记得当年谁住过他家西屋，还有那个穿女军衣的女的长得挺好看。
我向留守负责人解释自己没赶上火车，他们也没深究，反正我那时还够不上反革命的格儿。现在我必须跟他们走了，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拖延这趟远行。我们再次步行到土木车站，丈夫给我买了一小包油炸开花蚕豆，他知道我和我的外公相反，向来最爱吃豆类零食。我最后一个拐进月台的木栏杆里，他被隔在外面。那只绣着毛氏笔体“为人民服务”的布书包，此时已牢牢挎在我肩上。长别就在眼前！碍着别人的面，我只能把眼泪吞到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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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落户
颠颠簸簸地到了十年九涝的牛蹄河村，才知这村名儿真是名副其实。风口村一下子换成了洼地村，又是别一样的贫穷。县城叫宝坻，位于河北省以东。自从1962年窦家庄来了个女知青侯隽，从此出了名。从宝坻改乘单位的卡车，一路坑洼不平，足有五十里地。一到夏天这里汪洋一片，负责回北京取工资的何，回村得高举着用雨衣包裹的钞票捆,活像董存瑞高举炸药包。
我们刚进村子，村里连电线杆都没架，家家户户全靠点煤油灯度日。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糊糊一片，只能上炕做娃。
只有我们“五七”战士能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到了干校第二站，大家照旧分性别分散住在各户腾出的空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单位里有几个正坐月子的女职工，不等孩子断奶非要她们下来，我眼看她们的衣服前襟天天被充盈的奶水淌湿。
每天出工先要在“当街”上排队集合再开步走。道旁站着围观的村民、光屁股的小孩和光膀子的村妇。他们好奇这些城里来的干部哪来这么些套袖、假领子（70年代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和补丁衣裤。而我们更不能理解这些小媳妇们，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颠两只大奶，这是什么风俗，让我们的男学员都不敢抬头。一天，一个小媳妇听说几个女学员都结了婚，就上前一把要扯开她们的衣襟，还念叨：“老娘儿们了，还怕啥？”吓得她们直躲闪。
只有我不会遭此袭击。我太像个未婚姑娘了，老乡们都爱唤我：“俊闺女”。


俺们不信这俊闺女是反革命
干校迁到牛蹄河村不久，对我的审查真的升级了。1970年，全国掀起名为“一打三反”的运动新高潮。动员不几天，大字报糊满牛蹄河村当街的院墙上。人们像中了邪似的，抢先揭发所谓触目惊心的却难辨真伪的罪行材料，用词极端且上纲上线，一时间成了一股歪风，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曾发生这样一件惨剧：在一次连队大会上，由于军代表的讲话含沙射影，点了有人偷听敌台的事，坐在我身后的一个男职工被吓坏了，他本来就有癫痫病，当场瘫倒在地口吐泡沫抽搐起来。
我的待遇可想而知了。斗大醒目的标语上倒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划了大红叉。
我这才知道舅舅舅母两年前就已入狱，专案组去监狱找过他。我成了化成美女的“蛇”，天天要我对着毛选交代罪行。当时我所在的小班有漫画家米谷，他很同情我，每次开完批判会后，他总是暗自叹气。他不能发表什么态度，他自己也在被管制当中。后来单位北上离开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这位面容亲切的老人，听说他早去世了。
一天我被叫去审问，说根据我的问题发展，也为了更好挽救我，从今天起成立我的专案组。随后，我搬到村边的一家小院里，一条炕上，我睡当中，两个女组员一边夹一个。政委找我谈话，说我抢档案室的问题够得上枪毙，但念我年轻，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正是他在半年前，曾在全厂大会上表扬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很深。他的根据来由再简单不过，只因前一晚，我误以为单位又会为一条最新指示出去游行，白跑到厂里一趟，却恰好碰见了这位政委。
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有天半夜我睡到半夜，突然天昏地转起来，还伴着恶心呕吐。我知道自己的虚脱症又犯了。第二天她们叫来校部医生,开始还认真给我诊断，后来我看见专案组和她在外屋嘀咕了一阵后，她的态度显然变了，匆匆对付几下改说我其实没什么病。
被隔离起来的我，是不能自己去伙房打饭的，得和专案组的人一起吃。我更不可能去帮厨，我想也许他们怕我给锅里下毒。
这时收到了师兄张奎斌从丈夫那边写来的一封信。信很短,意思是说我丈夫也受到了审查，他很委屈,常哭。他要我千万相信我的丈夫不会是反革命。随信还寄来傅给我买的军用磨压鞋,鞋里盛满了剥掉壳的核桃,可惜都染上了胶皮怪味。
年末，全连组织去参观大寨。据专案组头头说，本来我没有资格去的，但考虑到此行有利于我交代问题，经过研究才允许我也参加。我们是被两辆卡车拉到山西的，我站了一路，吐了一路，被寒风吹了一路。山西境内山道坡陡，大家真是辛苦万端。全国各地的人们，像朝圣般地涌进昔阳县城里。倒是亲眼看到了头上扎着“白羊肚”①的永贵大叔，他在新盖的大礼堂里接见大家并讲了话。我还吃了昔阳县的刀削面。但是一到晚上，仍不放松对我的“洗脑”。
只有牛蹄河村的房东大娘，和村里的大叔大哥们，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他们看人只看一条，谁干活真卖力，就是好人。一次一个小青年忍不住问我：“小大姐你说实话，你真是'5·16'吗？”我说我真的不是。他说：“我们看你就不像，那你就不要瞎交代。”又一天，大娘拉着我的手边端详边慈爱地问：“这闺女咋这样俊啊？”“俺们不信这样俊的闺女是反革命！”她语气肯定地说。
但事与愿违。文化部宝坻干校校部为了鼓动士气，还是决定召开一次、由各连队联合批斗的现场会，就在牛蹄河村。活靶子便是我！
运动以来，在北京我几次在众人面前亮相，代表“红旗战斗队”发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作为反面教材，站在数百人面前挨批斗。那天我正闹例假，痛经厉害，我强打精神起来梳妆打扮，对着镜子往长辫梢上缠了一根很长的红玻璃丝，这还是我托单位的老白去沙城捎来的呢。
其结果，我让参加大会的人因为看美女发呆，忘了来干什么。
批斗会开得很长，篇篇发言稿里，我真的成了一个企图配合国民党###的十恶不赦的女鬼。末了，主持人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摇摇头，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山西农民系在头上的白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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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好大胆
早就听说漫画家丁聪，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却是在牛蹄河村外的窑场工地上。
关于丁老的经历，我只能依靠书籍和电视来了解。在他的画集的自述里，他初试画笔，是从看京戏开始。身为多子女家庭的丁家长子，丁聪上中学时就开始画漫画投稿，中国第一块“漫画会”的招牌，便是挂在上海石库门他家房子的门口。1936年，经黄苗子介绍，丁聪进了上海良友杂志社，那年他才十九岁。和当时激进的文化人一样，他活跃于左翼文艺运动里，他在其中成长，结识各界名流，并显露名气才华。1939年，由宋庆龄操办的香港抗日画展上，丁聪的水墨画《逃亡》，作为中国同盟的宣传品广为散发。他曾为鲁迅和老舍的作品配插图，成了用形象诠释这些现代文学名著，一枝最有力的画笔。他也和许多中国进步文化人，包括我的舅舅、我的双亲一样，对新中国寄予了满腔热情。解放后，他做了很多促进文艺发展的工作。命运逆转是在50年代末期，他一向和画风一样的爽直性格，让他吃尽了苦头。
1958年，北上的列车，把丁聪、苗子、吴祖光、聂绀弩等人带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那时沈峻阿姨还刚刚分娩。而我那时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孩。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丁老的画集里，没有编入70年代初他在宝坻干校的画。按他的“不让画偷着画”的个性，它不该是一段空白。我有幸在“文革”中，目睹到丁老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不能不是一种缘分。当时我单位暂归属文化部，各单位一律以连队编排，住在牛蹄河村的，还有摄影学会连队。校部为了便于集中管理，计划要在牛蹄河村外盖校部和营房，所以学员们除了干农活之外，还要常到这里运土拉砖烧窑。平日分散住在各村的人，便有了见面的机会。我在村头校医室见过穿着西式背带裤的吴祖光。在窑场工地，邂逅了丁聪。那一阵，我不知中了什么邪，非要赤脚干活，说是为有意锻炼自己。一天跑下来，脚板发烧，也结不了像农民那样的老茧，结果还感染了。
许多年后，北京文化老人们恢复经常聚会，我偶尔参加。几次丁聪伯伯一见到我，就笑呵呵提起当年我打赤脚的事。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反抗精神。那天我正装土，听到不远处传来恶声恶气的训斥声，被训斥的正是丁聪。显然那家伙在挑刺儿，可丁聪一点不服软。他表情倔强，顶了句什么，然后把铁锹往地上一撂，不干了！我心里直肝儿颤，从没见过被管制的人敢于如此顶撞，我可没有他勇敢，按那个年月的话讲，牛鬼蛇神岂不翻天了？
第二年春节前，文化部其他连队转到团泊洼继续劳动改造，丁聪自然也跟着去了。而我单位的归属问题有了结果，我们重返农业部。全体北上，去了一个陌生的果园——砬子山。
至于那些营房，最终也没盖成。大家花了多少力气和血汗，又白搭了。
丁老一生遭遇过种种苦难，全凭乐观和倔强精神熬过来。曾在宝坻窑场上发生的一幕，只算是他的一段小插曲。


老乡发一次慈悲的后果
还是在黑土洼，我曾和我的老同学，也是革委会成员的马萃祥一起，挨门挨户请求过老乡：
“能让夫妻到一块儿睡一宿吗？”他操着浓重的盖平口音小心问道。
但是他们拒绝了。
即将搬迁东北的前一天，一向同样忌讳外人在自己炕上行男女房事的牛蹄河老乡们，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总算发了一回慈悲，让我们的双职工及来探亲的家属和他（她）的亲人团圆了一回，就一宿！
三四十天后，在砬子山女营房的门外，几个女同胞因妊娠反应呕吐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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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洗成一次澡的
经过了天津站转车，我们很快踏上了辽宁平原。兴城位于锦西以南，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果树研究所设在城东。这一带地貌水土适宜果树生长，在城外五十里的砬子山下建立了大片果园。
1971年1月的一天，砬子山果树工人迎来第二批北京来的下放干部，统称“五七”战士。
山前已盖好四排像军营的平房，前三排男学员住，最后一排女学员住，也最靠山脚下。出了门向后走可以上山，向左拐是坡，一直通到果园。要是去井台，得往右行，下坡，有台阶，再左拐，走这一趟真不近。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们只能用肩挑。你想想腊月天的东北，又是山地，会有多冷！
小时候在南方就听人形容过，东北冷得能把人手上的皮粘掉的。真到了这种地方，你站在井台上摇辘轳，首先要小心别被冻成冰块的台面滑倒。假如你敢光着手试摸一下那木把儿或井绳的话，千万别疼得吱哇乱叫。
可是我们作女人的总得要洗洗涮涮啊！
我们开始轮流值日挑水，两人一组，轮一圈，再循环。水挑回来，倒满水缸。赶上大伙都要洗澡那天，水直接倒进灶台大锅里，留下的人负责添柴烧火。一趟才两桶水，哪够一屋人用的，所以往往要挑上好几趟。遇上风雪天，扁担下垂着两只五六十斤重的水桶，晃晃悠悠的，这滋味够受的！
至于洗澡的地儿，每人只能在炕上自己的铺位上摆只脸盆搽着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我这个审查对象和大家的区别才与运动无关。
剩下的只有苗条还是臃肿。
夏天好过点，我们可以干脆在屋外洗澡，倒痛快得多。反正身后是静穆的山，没人看得见。
若是当初能拍下几张照片就好了，不会亚于安格尔的油画《浴女》或普拉斯托夫笔下的《浴》。


谁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妻子
到达砬子山干校当天，分配住房后，我看见女营房里有人指指点点，在小声议论一个我生疏的面孔：“那女的是农科院的，她爱人在监狱里。”“什么罪？”听的人问。“现行反革命呗，挺有才的，好像是个翻译。”
大概我自己本是“瓮中之鳖”，所以对她的一举一动格外敏感。毕竟不是她有罪，校部和军代表也没对她怎么样 。她总是头戴只白布帽，将两条又细又黄的长辫子掖在里头。她从来一声不吭，一年下去没有两句话 。她的性格慢条斯理的，默默担水、洗衣、叠铺盖，收拾属于自己的苹果筐，生活得平静而有条理。我几乎怀疑她心里还有痛苦吗？
现在还能记得她的铺的位置。有一天我画下了她，她仍一声不吭，偶尔抬眼皮朝纸面上望望，似乎有了一丝笑容，但还是淡淡的。后来有几天她突然不见了，传说是去探亲了，我知道其实她是去北京秦城监狱探监。十天回来后，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照旧埋头打毛衣。
我暗想她该不是去给丈夫量毛衣尺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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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批斗会之后
又下了一场大雪，又一次召开了对我的批斗会。由于派来的军代表一边倒，支持单位另一派，我和原“红旗”的人，处境越来越艰难。杨惠民因为不改老脾气，总是顶撞，对他的审讯升级了，他被押去兴城。我在写交代材料的屋里，经常可以听见声嘶力竭的喝斥声，夹着拍桌子声响从对面屋传来。一个本来和我很要好的小青年，因受压不过，最终选择了乱咬人，而且被他咬的不止一人。我被他咬得最惨，他瞎编我把“5·16”队旗缝在被子里，而且还是学江姐。这样荒谬的谎话那军代表居然还信，一次他又拍桌子瞪眼叫道：“你的问题只要写半张纸就够了，你必须竹筒子倒豆子，否则，你休想恢复团籍！”
他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要知道这是我最热爱最在乎的政治生命啊！我什么也不顾了，冲出屋就趴在墙上大哭起来。
今天这场批斗会，是由一个曾是一派的排长来主持。他为赢得军代表信任，说话的调门儿都抬高了。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同事小声嘀咕着：“你怎么不死，要我早去死了。”
刚到砬子山就听说，有个“5·16”分子畏罪自杀在玉米地里。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绝不会走这条路。但是几件事翻来覆去交待，还是一个样，我的“倔”把大家惹怒了。曾有一天我刚睡下，一个女职工把我写的检讨扔到我头上喝斥道：“怎么没有新东西，重写！”我坐起大声反驳着：“再写一百遍也一个样儿！”
批斗会最后，那排长总结说：“赵蘅，你现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和你的丈夫划清界线。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我又一次夺门而出，愤然离去。奇怪的是他们谁也没拦我，任我冲入这漫天大雪的夜幕中。我看不清路在哪儿，所有的路都被雪给埋上了。脚再一踩又立刻陷进雪坑里，一直没到膝盖上，拔都拔不出来。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雪花，反正都是冰凉的，却只有一个顽强的声音在支撑我：
“绝不！”


自由的天空在哪儿？
发现厕所才是最自由的地方，是在一次蹲坑时。我头顶天空，脚踩着用破木板条拼起来的台子，和每日每月一样。
这是个三面垒着草坯墙的露天公厕，设在离女营房五十米远的坡上。木板下是三四丈深的大坑，积粪已呈塔状。板上挖几个窟窿，下面就有几座粪塔。果树工视粪塔为宝，在冬季，我们常常要和他们一起起冻粪、运粪、撒粪。邻村的农民更是眼馋，曾发生过一场他们来女厕偷粪，被干校的人当场捉住、当作流氓分子扭送的风波。
这冻粪硬得能让镐头迸出火星。墙犄角乱扔着一堆玉米秸，是女果树工用来代替手纸的。冷，但很清新。混杂的气味闻久了，好像也有点香。天天没完没了灌进你耳朵的训斥声，在此时完全消失了，让你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你可以胡想乱想。也许这就是自由！


被狗追，你不该逃
那年冬天我收到一张包裹单，上写着：皮大衣一件。寄件人是傅。我很惊讶，虽然他下连队后发下了工资，可一个月只有四十几元，他哪来的钱买皮衣？从他随后的信中我才了解，他是托人在宣化县里买了张便宜小羊羔熟皮，在供销社里扯的海军蓝咔叽布，再找村里的裁缝做的，一共才花三十元。可他怎么说清我的尺寸的呢？他说他找了连队里和我差不多个头儿的女生，怪不得我取回试了，发现相当合身。
可他哪里知道，我为取这件大衣遭了多大的罪啊！砬子山没有邮局，包裹非要到兴城县取。我请下这个假不易，而且我必须在上午出工前回来。最早一班公共汽车5点开，车站在邻村，说是邻村，其实距离砬子山有不少里地。我几乎是半夜起身，摸黑上路的。光知道去那个村的方向，并不清楚具体位置。我只管一个劲儿往前赶路，身后屹立的砬子山像只黑色老鹰默默目送我远去，它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消失。
只觉得我已穿过一个完全陌生的村落。没有一丝灯火，房子、树丛，影影绰绰。突然，一声狗叫打破夜的寂静，吓了我一哆嗦。这一声带出了又一群狗叫声，而且越叫越猛。紧跟着，更令我头皮发麻的事发生了：发出狂吠者一起从黑暗中显现并向我扑来，我只看见从它们的眼睛里发出的光，起码有十几条。情急中我选择了快逃，这就犯了大忌！事后才懂被狗追，你不该逃，你越跑，它越要追。大冬天出了一身大汗，我真是活该！
记不得我跑了多久才把这些狗儿们甩掉，一个一个村子就在心惊肉跳中经过了。所以我至今完全叫不出它们的村名。往下便是搭车，一车的当地老乡，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路把我颠得够呛。包裹顺利取到手，经过了一场惊吓，我如获至宝似的捧回砬子山干校营房。
俗话说祸不单行，此话一点不假。我取回这件皮大衣的当夜，它就遭遇横祸。我身为受审对象，本来就没有挑选铺位的权力，大家一搬进来，我等别人挑剩下没人要的，我才能放上自己的铺盖，结果落到一截烟筒底下的位置。它被灶火焐了一个冬天，都没渗漏什么，偏偏就在我刚刚铺上这件来之不易的新大衣当被盖的第一夜，它准确地滴下了一片油烟：
“滴嗒，滴嗒……”
我被惊醒了。


露天看一场样板戏
你有在雪花飘飘下看露天电影的经历吗? 而且还是按军事化的班、排、连分坐着，每人自备一个马扎。放映前总要互相拉一阵子歌，以鼓士气。歌儿的内容当然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比如：《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其中有一首百唱不厌的，歌名我忘了，歌中唱道；“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过去二十多年了，诉苦对象转移到地富反坏右和“杀、关、管”及“臭老九”身上，具体到我们干校，便是这些受审查分子了。
能让我和广大群众一起看电影，已经很宽待我了。在砬子山下看了几回电影，场地现成又宽敞。是和果树工及其家属一起看的，兴奋的小孩跑到幕布后面比比划划做鬼脸。放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天，戏里戏外都在下雪，分不清哪是真的雪，哪是银幕里的雪。越看越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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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邻村看电影的代价
听说邻村这天晚上要放映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我想都没想就跟人去了。那村子离砬子山很远，我们爬了几个坡，看完再爬几个坡，半夜才回来。
第二天专案组把我找去，劈头就问：“昨晚干什么去了？”我想坏了，准是看电影的事给泄露了。他接着训话：“你不好好交代问题，竟然不打招呼私自外出，把自己混同一般群众。你的态度很严重！”
“有你这样的吗，写的交待，上面还画小人，小人有刘海儿，是画你自己吧？你瞧瞧，全砬子山有你样打扮的吗？”看来他老账新账要一起算了。
对不起了，我这刘海一直留到今天，今年我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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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谁给出卖了？
像她这样高挑个儿又白净的女人，在还没有模特儿职业的年代也少见。单位够得上美女级别的本不多，她算是一枝花。
1972年9月17日，我在砬子山干校为她认真画了这幅素描肖像，才让我这颗负罪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她很满意，因为画得很像，可她不像一般付出模特劳动之后的人那样，提出要我送给她。这倒使我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可以常常看到纸上美丽的她。
1972年，大多数职工都从干校调回北京，留下的人有了点自由，我可以将练画的事公开了。留下的都是些有问题的审查对象，她原是本单位一名普通工人，从一个依靠对象沦为这种境地，都是因为我！我对她做的事是我一生的污点！
现在耳边还能响起她昵称我的声音：“瞧你，傻大姐样儿！”她的被大双眼皮包着的眼睛瞅着我，满含爱怜。
她一向认为，小她十岁的我一身学生气，社会经验太少。我被审查后，她根本不相信我是反革命，于是再三忠告我一定别瞎交代，实事求是，要对自己负责。
也许由于她根红苗正，又是女性，从牛蹄河开始，偏偏让她进入我的专案组。有半年时间，两个和我睡在一条炕上的女组员，她是其中一个。我那次生病，她还陪我到村外散步。迁到砬子山后，我虽然住在集体营房，仍处在监控当中。歧视我的人与我少啰嗦，同情我的人害怕引火烧身。唯有她，常常乘没人的空当儿，会偷偷对我叮嘱两句。一但有人出现，她能立马变个脸色，或立刻打个什么岔儿，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她的应变能力，足以胜任解放前白区的地下党工作。
她的偏袒举动最终被人盯上了。那天她被突然叫去，临离开营房外屋当儿，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这眼光令我寒战！
几天后，我的专案组负责人跟我说：“现已经查明，马是打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她披着善良外衣，是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此人很复杂，她是利用你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上当了。现在就看你的立场站在哪边，要拿出行动来揭发她，这是对你的考验，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我真的惊愕万分，一夜之间，人妖颠倒了！明摆着，这番话是授意我反戈一击。信，还是不信？心里七上八下，直到最后期限。
一周后，我一连写了抄了三天。三天来专案组成员从早到晚陪着我，按捺不住即将大获全胜的兴奋。第四天，我的斗大的标题突然出现在食堂一面墙上，标题下，点名点姓的，是一份长篇累牍的大字报，揭发了她毒害拉拢小将的罪行。
我最终选择了出卖。
一向因面容姣好引人注目的女孩让全干校哗然。
一有压迫就有人反水，平生我可耻地干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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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园里偷着画
发现又一处自由地，是在一次看果时。 也许干校真是需要劳力，像我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被派去看果。一天又轮到我去，四周安静极了，除了山，就是果树，唯一的活人便是呆坐在土坡上的我。偶尔有几个小孩来玩，一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摆脱不掉对城里下来的人的好奇心。我忽然悟到自己真蠢，为什么不趁机画点画呢，反正没人看见。于是下次来，有心带出了纸和笔，装在画夹里再掖在棉大衣里。下乡前一切未知，所带下来的几管油画、几张油画纸，还有炭笔和速写纸，三年后总算可以派上用场了。
开头我只敢画些小速写，让当地小孩当模特，他们都乐意。后来胆子大了些，我就在营房外营房里画，只要愿意我画的，巴掌大的纸，淡淡的几笔都让我激动。一次，给一个女同事画完像，人家想要，我偏不给，人家拿去看，我愣是小气地从她手里夺，情绪反常的激动，结果好好的一张画被我扯碎了。
画梨树园那天，遇上老陈路过，他在一旁瞅瞅我的画面，不以为然的，用他的满口天津腔议论：“这样的画，一会儿功夫，还不画出十张八张？”他是我的同行前辈，运动一开始因历史问题就被揪出来了。在北京劳改时脖子上成天搭条脏毛巾，所以我料定他有“贼心”也无贼胆。我也只是偷着画两笔，被抓住可不得了。
果然好景不长，我画画的事还是被人举报了。我被叫到校部训问，我当然矢口否认，他无非批我不安心走“五七”道路，让他上纲好了。扣这顶帽子是当时整人的一根大棒，一次在干校大会上，头头又不点名地批评说：“我们发现有人在放羊时看外语书，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识这位挨批的人，“文革”前在北京我住的大院里见过，他是上海人，也姓赵，是60年代北大德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这些年，每当赵鑫珊的大部头著作又出现在书店里，我都会想起当年在砬子山下，他披着破羊皮、胡子拉茬的倒霉相。世纪之交，我在上海与他重逢，他已是一副名学者作家派头了。一提起砬子山果园，他的话便很多，他约我一起重返那里，他和我一样，更想将自己经历过的都写出来。
那位老陈回城后，已过退休年龄。他再没动过画笔，直到前几年病逝。


我学会了干各种活
一下乡，逼得我变得能干起来。我原本是个邋里邋遢又马大哈的女孩，现在和大家住在一条大炕上，你不能不变得干净利落些。我学会了摇辘轳，打井水，挑水，烧火。我还学会了插秧，拔麦子，打场，耪地。牛蹄河盖营房时，我学会了推车，上房砌砖。在砬子山，我还学会了刨粪，摘果，打药和上树捉虫。那时人人都自嘲自己是“三饱一倒”，就是说，一天到晚干活，只要吃饱三顿饭，睡一觉，一切拉倒。如此艰苦日子，我那时能吃三个高粱窝头，人照样红扑扑的。回城后，我的胃口越来越小，只剩下二两的饭量了。
1972年春节，又没让我回家探亲。同屋的一位女职工临走时，还往地上涂口唾沫说：“有人想回家，不交代问题，休想！”我的年夜饭是一碗大米饭，一盘油炸花生米。没吃肉，因为干校食堂里卖的只有猪囊虫肉，当地叫豆猪肉，食堂叫高温肉。


“捉奸”风波始末
现在回想那几天我大概早被人盯梢了。本来嘛，自己是受审对象，怎么能允许去和别人做私人交谈，何况又是秘密“约会”呢？发出邀请的恰是婚前的那个追求者，他和我一样也正被审查着，这本身就埋下了要倒霉的伏笔。
他偷偷塞给我的纸条上，约的时间是在当晚七点。七点前，女营房里少见的“空城计”，又没安排开会，县电影放映队也没下来。我傻里傻气的还觉得难得的清静，正好可以自由自由。时间还早，我脱鞋上炕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翻看从北京带下来的老相册。
有人敲门，我下炕去开，原来是两个同事，一位是为我剪过新娘头的老摄影，另一位是我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近来他的气焰和缓多了。他们问我怎么没出去转，也凑过来看我的老照片。这一切我都没怎么介意，我惦记他们走后我好去赴约。
他们磨蹭一会儿，终于走了。
我赶紧锁上门，往约定的房后坡上奔去。毕竟我们是老同学，运动以来又同命相怜。他比我胆小些，我比他倔强些，所以我的待遇总比他差。我好奇他要找我谈什么，我想从他那里了解运动动向，毕竟他的处境比我松得多。
不能否认，我心里依然留存一丝旧情。
我们就在果园坡地，猫在坑洼处谈话。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一个人身心受到管制的滋味。我们的说话声儿很小，周围明明漆黑一片，还要时不时观察有没有被人发现。他不能不又一次提到我丈夫的名字，和他的坏透了的出身。已经有传言，撤回北京的日子已指日可待，回家，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前途对一个才二十六岁的女孩来说，如同对清水干渴的鱼。我好像又一次被推到了“划清界线”的浪尖上。
刹那间，我对丈夫的爱情忠诚和原本的死拗性格让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小心！”他突然惊叫起来。
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远远的坡那边闪动出一点光亮，接着又一点光亮。这些不明不白的光越来越近，像一条游动的长蛇，越逼越近了。
显然是手电光，显然是奔我们这边来的！
“快跑！”他一边小声催我，一边已翻到了别的坑洼地儿，隐蔽起来。
我照样大方地走着下山，明知是迎着那些来历不明的灯火方向。只是回到营房，先在房后稍许停顿，让心沉一沉再进去。女同胞已回来几个，没人问我干什么去了，本来全国形势在好转，再恶声恶气有什么好处，谁还不给自己留点儿后路？
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去，审问开始了。听话听音儿，我从他们的提问里猜出，他们更想弄清这两个审查对象，究竟搞了什么攻守同盟。如果再加上乱搞男女关系，岂不更有爆炸力？这说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多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就得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
往下由团支部出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末了，全票通过警告处分，报上级批准。这一招，对于当时最在乎档案的我，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此后的一年半载里，我变得更加寡言，动不动默默流泪。我八成得了抑郁症。
鉴于事实不足，那处分最终未见批下来，“捉奸”不了了之。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和这位师兄一直背靠背受审，再没往来。我好奇他是怎样交代我们那次约会的，他一定也受了不少苦。后来听说他被调到外单位去了，比我还晚些时候才回到北京。
当然，后来对我们的传闻之离谱远去了。愤懑不平中，我曾有贴出大字报为自己洗刷污垢的冲动，哪个女人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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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批准六天热炕头
“捉奸”风波平息后，我终于获准搬出集体营房，和丈夫团圆了一回。不是我去，我是不能挪地的，是让他过来，由组织通知他所在的部队。分给我们的是一间有单炕的小屋，平日堆放农具杂物，和女营房近在咫尺。它的外墙上有用白漆刷的毛主席语录，倒像是我们这个临时小家的护身符。
我和丈夫有四个年头没在一起了。尽管65军学生连部批他的探亲假，只有一个星期，对于我们这对牛郎织女，已经很满足了。四年来，我寄出的信统统要被检查，母亲、丈夫寄来的东西，他们要先睹为快。一个生日前夕，母亲寄来一件开司米的洋红色毛衣，她在信中写道：“我想想你才二十六岁，还可以穿红的。”丈夫在一封来信里故意写了满篇的俄文，让专案组着实抓了瞎。找来干校里的俄文翻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全文。
这次探亲，他扛了一麻袋的食物来，里面装了剥了皮、开了膛的母鸡，还有剁好的牛肉。为接他，我前一天到兴城果树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了火车站。四个年头不见面，我都认生了，变得很拘束。他从出口处走出来，第一句话便是：“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从兴城到砬子山要翻几座山坡，一望无垠见不到人，半道上他要亲我，我已不习惯，直躲，怕人看见。
第二天，我照样要出工，他留在小屋里给我炖鸡。这天一行人去东果园打药，手扶拖拉机开过来，经过“小家”门口时，我远远看见他正站在门边看着我。已是四月天，我还头戴着皮帽，站在车箱边。只见傅回屋拿了相机，给我抓拍了一张。这架相机是他从工资里，一点点抠出来的。我每个月再给他寄15元，攒够了250元，买下了这台由张家口的援蒙工人带回的德国相机。
一星期里，我早出晚归，让丈夫从早到晚干等着。
到了晚上，我们才能真正团圆。
有日子的时间最显过得快。他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刚躺下想亲热最后一次，突然外面有脚步声走近，来的人对着窗子大声吆喝着：“傅到校部去一趟，指导员有事找你！”
丈夫只好乖乖从热被窝里钻出来，匆匆赶去。大约半小时后他回来说，领导要他珍惜这次组织的照顾关怀，要他回去好好参加运动，帮助赵蘅交代问题，不要以为探亲了就没事了，等等。
真是奏效，他带回的一股寒气，顿时让我们这对患难夫妻，连一番惜别的心气儿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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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宣布不会生孩子
我第一次小产后，因没有条件好好调养就下了乡，落下了妇科病根。带下去的几针胎盘组织液，请黑土洼村的赤脚医生早打完了。到了砬子山，每日的劳动强度使我的病越来越重。我忍不住向专案组哎哟，说自己天天腰疼无法睡觉翻身，总之要求他们讲人道，批准我去城里看病。
他们真批了。我第一次只身外出搭火车，我的目的地是锦西。锦西比兴城高一级，心想医疗条件会好些。下车后我去附近找小旅馆，在多人混睡的大炕上过夜。第二天，妇科一男大夫听我述完病情后，给我做了内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只花七毛。
“我怎么了，得的是什么病？”我疑惑地小心地探问。
“你先天生理有缺陷。服完我这方子，也许还能怀孕。”他淡淡地回答。
我没告诉他我的丈夫根本不在身边，更没对他说自己是个审查对象。要不然他说不定会对我宣判死刑了！
锦西一趟，什么也没去看，只匆匆见过矗立在车站广场上的苏军解放东北纪念塔。
不料，没过多久，干校里也去看病的人回来说，那大夫得病死了。


干校英语班
林彪事件之后，干校的管理明显松动了。取消了一向对我的通信来往的检查，还让我去听揭露林彪集团罪行始末的报告，以及令人膛目结舌的以消灭毛主席为目的的代号“B-52”行动的计划内幕。
几个胆大的学员开始拿出自己的专业书来读，头儿睁一眼闭一眼。后来不知是哪位高明人士提出办个业余英语班，理由是解放全人类也需要外语嘛，校部竟然准了。但英语班教材内容要严格把关。教员现成的，农科院里不乏早年从英美留学归来的研究员，报名踊跃，很快就开班了。
一天我好奇地走进已变作临时教室的营房，老师正领着学生们用英文大声念着：“Long live chairman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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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谈画像
她听说我要给她画像，高兴极了。她说小赵啊，你等等，然后跑到屋里对着镜子描起眉毛。我很惊讶她哪来的眉笔，怎敢带到干校里来。开始画了，她又说：小赵啊，你画年轻一点儿啊！
她那年的岁数大约和我现在差不多。我现在还时不时穿红戴绿，她从来是一身黑。我刚分到单位，就听人讲这老太婆还穿裙子，她的婆家在解放前地位显赫。穿黑裙子的老太婆就是谈。老谈的个子瘦小，在牛蹄河村打水草那天，我看见她拄着黍秸秆儿，吃力地在没腰的泥水中歪歪倒倒地往前挪步，那样子可怜极了。据说运动初期从她家抄来的东西，那些标志扫四旧的光荣成果，后来都堆在单位的仓库里，丢的丢，烂的烂，偷的偷，喂了耗子，没剩几样了。
但人家老谈至今活得还很硬朗。


李平探亲
李平是本单位职工李淑兰的长女，来干校探望母亲那年，她十六岁，正在北京上中学。现在她的孩子也十六七了。
文革初期，我和她的一家都住在单位办公大楼里。我第一次流产刚出院，她和她的妹妹小光天天搀我上厕所。
李平是个孝女，退休人员开会时常看见她陪她母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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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
至今叫不出这位男士和他的儿子的名字。他不和我一个单位，是农科院的人。 这样的衣着你怎能辨认出他是研究员，还是老农？反正有这么一天，在辽宁省兴城温泉干校的院子里，我看到这父子俩，一个推头，一个被推头，阳光照耀下非常生动，于是我情不自禁地画下来了。
说不准他当时的年龄。外相的苍老让我不敢说他是否活到小儿娶妻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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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莹
掐指算算，刘莹今年该三十多岁了。
尽管当时我已是挺着大肚子的样儿，仍痴迷不忘"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天我逮住了这个小模特——咕嘟嘟正喝奶的婴儿。
她不可能有觉察，她是那么小那么专心！她的双亲都是我的同事，他们的恋爱、结婚，连斗气我都了解。她的父亲就是文革初期，和我一起蹬三轮车去串连的人之一。他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美术系，下干校后，我曾用他带下乡的油画颜料画了一幅高粱地，还是他指点的呢。
1973年底，我也有了一个婴儿。
2001年，刘莹的双亲在退休后旅行全国，首选了重返砬子山果园的事，她肯定知道。


第一次探亲
这张照片摄于北京百万庄外文局宿舍，我舅舅家的饭厅里。1972年夏天，我终于被允许探亲，也第一次离开困在干校四个年头的地方。我先去南京，再回到北京，在姐姐家住一阵后，又到舅舅家住几天。
在天津转车时，我多么想从张家口过来的丈夫，此刻也能出现在车站上和我同行啊。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到他的身影，那时哪有电话可打，最后只好遗憾地在车站的黑板上留言。我到南京的第二天，他才到，问他看见留言没有，他却莫名其妙。那真是一段难忘又快乐的时光，出了梅难得的好天气，我们和双亲，还有小弟，亲密相处，大家一块儿谈天，拍照片，母亲拉着我去鼓楼街上扯布料，在当时一家算得上好的叫红霞的裁缝店里做衣服。我丈夫还在我们住的小屋里，像模像样地铺上毯子衬布，用极简陋的油画纸，给家里的每个成员画了一幅肖像。他在部队里画主席像练出的一手造型功夫，派上了用场。
这一年，我舅舅刚从监狱释放回来，表妹杨炽随后从东北调回了北京，舅母待归。一天，天很热，我和舅舅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穿着白色发旧的老头圆领衫，我望着他的一头像怒发冲冠似的枯干头发，这显然是长期牢狱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我很想画画他，问他行不行，他说随便，没问题。我掏出纸笔，颇为拘谨地勾了一张巴掌大的速写。他看后夸我画得好，"我还挺像谢富治呢！"他幽默地说。
丈夫给我拍照的那天下午光线并不好，压在我心里的阴云和这阴天一样。相片里的少女，她有了第一件母亲送的藕荷色的确凉衬衫，她真的很年轻，这就足够了。
舅母回来后，这饭厅的墙上添了一大幅黄永玉的荷花图。很快，她在英国的姐姐、嫂子，还有她们的子女，从英国来华访问，舅母和家人失散多年，终于团圆。但她的老母亲，在她在押期间已经去了天国。


全家福
经过长达六年的分离，母亲来北京看望外婆了，"文革"以来，一直分在七处的赵家老少也得以团聚。在动物园附近的一家照相馆里拍下了这张照片。两对女儿女婿，第三代刚有一个，他是我姐姐的儿子符雪。听母亲说，姐姐分娩那天，大夫让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另一次拍全家福，小弟对我那天很随意扎了一把马尾辫大惑不解。他在我耳边小声嘀咕道："你看街上有你这样打扮的吗，像个华侨。"
不到几年工夫，全中国的中青年女子，凡留长发的都梳起了马尾辫，包括后来的小保姆。


一根白薯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我第一次探亲后又返回干校，留在砬子山的没剩几个人了，所以我没见过单位大部分职工撤离干校返城的场面。不久，校部头儿看我实在身体不好，就批准我回北京治病。在电影学院一个女生的推荐下，我找到了宽街中医院一位很出名的老大夫。她的法子就是上药，直接对准患处，据说治愈率百分之百。当时老太太七十多了，操作时手都有点哆嗦，但我相信她，寄托我所有的希望。
我丈夫陪着我在北京治疗，我那时最担心自己当不了母亲，常常伤感，还哭过几回。可他总安慰我，生不了没什么，还有他呢。
也许我的心诚，治疗三个月后，我终于怀孕了。为预防发生先兆性流产，我去南京小住一阵。但一再拖延的病假毕竟有限，我不得不再返回干校。
不久剩下的少量干校人员迁到兴城果树所。开始我还到果园里干活，肚子渐渐大了，行动越来越吃力，我想换轻一点的工作。可指导员以群众有意见为名，还要我进果园劳动。这回我不干了，为了肚里的孩子，我第一次表示反抗。
毕竟不再是草菅人命的运动初期，指导员后来还是妥协了。我被安排在图书馆里抄卡片。到了孕期八个月，一天我和刘莹妈到校外的农贸集市上买生白薯，其实我只吃了一小根，当晚就发作了急性肠炎，一通上吐下泻。同屋的叫来头儿，我当着他的面吐了整整一脸盆，把他吓坏了，立刻派两人送我上兴城医院挂急诊。他们七手八脚就把我塞进一辆脏兮兮的手推车里，推着我穿过一条条马路。我捂着疼痛难忍、里边又是小孩又是细菌的大肚子，蜷在冰冷的铁板上挨颠儿。经过果园的围墙，偏偏遇上有人番强偷果，他们责任心大发，竟把车和我撂下，我被晾在当街上足有半个钟头。等到了医院，我几乎奄奄一息。送我的人去办手续了，我这次被晾在过道上，口渴，极度的口渴，可连叫人的力气都没有。远处有聊天的护士，我摆手示意请她过来给我口水喝。好容易盼她挪动了脚步，她却没好气地甩我一句冷言："这里可没热水啊，只有自来水！"
这一夜，我暂时栖身在观察室里，输液一整夜。第二天头儿拍了电报把我丈夫叫来了，他是怕我万一有什么闪失，担不起这责任。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他，毕竟是他让我们夫妻再次团圆。傅出现在门口时我已住进病房，可以想像我是怎样的惊喜万端。这间病房里有三个病人，其中一个农妇患了胰腺炎，疼得不得了，还惦记家里的四个娃儿、一群猪羊和数不完的活儿。丈夫日夜守着我，我怕他太累，叫他挨着我躺一会儿，他因为这是女病房就是不肯。可人家的家属，早已大摇大摆的，和老婆一个被窝里打呼噜了。
三天后我出院了，来得急也好得快。大病一场居然肚里的孩子没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谁为我涨潮捞黄鱼
丈夫陪我在果树所宿舍里又住了几天，他表示要好好给我调养调养。这里离海很近，一天他带我去，叫我在海边等着，他自己下海去捞鱼摸蟹。
正好是退潮时分，滩平水浅，他赤着脚站在海水里弯着腰摸啊摸啊。我知道这里正是渤海湾，海湾开阔，海鸥飞翔，礁石屹立。很久没有能像现在这样，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中，呼吸自由空气了。丈夫还在磨蹭什么，眼看他越来越往深处蹚去。我对着海面嚷嚷着：“算啦，别捞了，快回来吧！”他头都不回继续前行，越来越远。
这样过了不知有多久，我盯着丈夫去的方向，眼睛都被太阳刺痛了。海水一点点涨起来，又一点点漫过沙粒、贝壳、石子。我往后挪地儿，一次又一次挪地儿，也撵不上它涌过来的速度。我这才想到，糟了，准是涨潮了，可他还在海那边呢！一会儿工夫，自己刚呆过的地儿全淹没在潮水中了。已经看不清他人在哪儿，我心里直发毛，扯大嗓子喊叫起来：“喂，你在哪儿……”
正在心急火燎 ，突然一个小人儿冒出天水之间。他高高举起一支胳膊，并使劲挥舞着什么，海水已快淹没到他的肩膀，而他显然在和汹涌无情的大海抗争着。
只剩脑袋了！
他拼力向岸边游过来。我分明看到他的脸憋得发紫，但决不松手。现在我才看清他手里捏着什么了，那是一条黄鱼，一只真正的来自渤海湾的、活灵活现的黄鱼！
当晚我喝了他亲手做的黄鱼汤 ，鲜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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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迟到的分娩
经过批准，丈夫把大病初愈的我带回到了北京。25号平房小屋多年不住人了，推开门，一股呛人的霉臭味扑鼻。
我来不及安顿又得动身，预产期临近，母亲催我到南京分娩。丈夫护送我到北京站，一路上公共汽车拥挤不堪。那是个谁有劲儿谁就可以抢座的时代，他拼命用身子挡着我以免我被撞着挤着，还念念有词嚷道：“小心！这里有孕妇，这里有孕妇啊！”给人感觉好像我这里安了炸弹似的。他这一招挺管用，才让那些“幼儿失学”者不得不收敛些。
我穿一件肥大的旧军装，以遮挡隆起的大肚子。哪像现在的年轻人，即使是怀孕变了形，也有专用的孕妇服，照样时髦漂亮。但我那一脸的有红似白，让一路上的同行旅客赞叹，有经验的还对我打保票说：“你准保生女孩，听我的没错！”
终于可以和双亲呆一段不短的日子了。“文革”中我只回过三次家，第一和第二次间隔了五年整。第一次我还跑到南大和南师，向造反派组织了解他们的表现，本来双亲一向进步清白，没有所谓历史问题，我当然一无所获。回京后活该倒霉引来对立派的大字报，让我交代“南京之行”的阴谋。
自从1972年探亲以来，这是第三次回家。小时候听说抗战八年长得不得了，如今运动也搞了八年，天晓得还有多长？这时父亲已从溧阳农场回来。和全国高校一样，南京大学也尚未恢复招生，徒有教授之名，父亲就自己找事做自得其乐。
现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进入暮年的父亲。其实他不过五十八岁，已有人叫他“老头”，他不高兴。
他从来坐着睡午觉，而且能睡着。于是有了这幅带明暗调子的、我自己喜欢的速写。
母亲说她也是从林彪事件后被放松看管的。1972年，她从句容农场调回来了，长期浸泡在冰冷秧田里的手指关节，都变了形。她曾被造反派打过耳光，现在要分配她翻译联合国文件，时间、地点、某某会议等等，非常的枯燥。她翻译过英国名著《呼啸山庄》，但这次是全国性的政治任务，不容推辞。
画这张详细的素描时，母亲正趴在书桌上工作着。也许并不是，她只是在给落难的朋友写封信。她开始一个一个地寻找打听老朋友的下落，恢复和巴金的通信联系，还有孔罗荪、黄裳、辛笛等等，她十分惦念他们。但是，她再也听不到陈阿姨（萧珊）的笑声了。
预产期早过了。用碎花布拼接的小棉被，用旧毛线织的小毛衣，都预备好了。我的婴儿迟迟不见动静。
这倒让我获得了难得的读书机会，踏踏实实地读了几本名著：全本《红楼梦》和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
十三天后，我顺产生下一个男婴。父亲取名叫“冬”。因为姓傅，在征求舅舅意见时，他开玩笑地取了一堆名儿：什么“副统帅”，还有“副食品”和永远占便宜的“傅青”（与“父亲”谐音）等。直到儿子上小学前，才由我母亲按谐音，改定大名为“鸫”。“鸫”还是画眉鸟的一种。


零点开始出生的是男孩
1973年12月29日，我这一辈子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出世了。那天前半夜生的都是女孩，零点以后，从我开始，又都改成生男孩了。
他是个迟到的孩子，我足足等了他半个月。
十二月份的江南，刚下过一场大雪，湿冷湿冷的，可是屋里没有暖气。也许是这胎儿月份太足，也许是我产前有意多走路的缘故，二十八岁的初产妇竟顺产得出奇，夜半还没上产床，小脑袋就自己掉出来啦，吓得当班护士手忙脚乱地对我直叫：“别再使劲儿了！别再使劲儿了！”
这完全超出大夫的预料。所以我没福分，在忍受分娩的痛苦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双亲信了大夫的话，以为我第二天才会生，被打发回家了。凌晨我带着一身血污被抬回到病房，只有母亲的医生老友、蒋冠英阿姨喂了我一碗红糖鸡蛋。而我的丈夫此时还滞留在北京，他刚从宣化调回，不敢早请假。他没有亲眼见到儿子的初生模样，多半也是他这一生唯一的机会。第二天父亲先赶来，当他听说他的第二个外孙又是个男孩时，兴奋地对随后赶来的母亲大叫着：“A boy! A boy!”（儿子！儿子！）
我因为低烧，在医院住了十天。产科同屋的有位未婚先孕的姑娘，她差几天不到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单位就不给她开介绍信。既然不合法，就一定要她堕胎。厂里的女干部天天轮番来做她工作，后来怕她逃走，竟把她的鞋藏了起来。一到晚上，她的男友来看她，每次都是悄悄来悄悄走。我很同情这对恋人。
丈夫来南京看我们母子时，儿子已满一百天了。他滚圆的头，眼裂极大，只是胎里我带给他的营养不良和抑郁心情，造成他严重缺钙，夜夜听到他躁动不安的哭声。
幸好我像我母亲奶水足，让他后天又补养回来。一百天后带他去医院，他已被评为“超标准”儿童。六个月后，我们在北京开始三口人家的生活。丈夫天天上班，早去晚归，我则带孩子喂奶，洗洗涮涮点炉子做饭。我还没有分配工作，准确地说我还属于干校人员。只剩下几个“牛鬼蛇神”级别的人了，属我的年纪最小。
原先是两派的一些好心人，开始为我打抱不平：“她还年轻，再有罪，也该赎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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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作是这样诞生的
1977年秋，我的一首不长不短的悼亡诗作，被抄在单位办公楼前厅的黑板上。大家只知我这个很有闯劲的女孩能写大批判稿，殊不知她也能撰稿写诗。
我把诗稿寄给了在南京的双亲。他们的反应是：“发现你还是能写的，可以写下去。”这一句话，像拨开了我未来生活的迷雾，航灯被点燃了。在周总理逝世两周年之际，我又用民歌体写了一首诗《我为总理刻张像》，很快被父亲修改润色并推荐发表在《江苏文艺》上了。
我开始了下班后又一番天地的劳作：写稿、投稿、退稿，再写，再投，乐此不疲。同时，我画临摹，画水粉，画速写。只要好好完成单位的生产任务，再没人干涉我了。


我曾被幸运地扶植
在与北京火车站隔一条长安街的东总布胡同里，曾被作家赵树理称为“大酱缸”的46号，“1953年春被'作协'买过来改修为'作协宿舍'。”①1973年我在这46号院内的一排南屋里，第一次见到了严文井伯伯。这一天距离他给我题词的事，已过去了十五年。当年十三岁的小姑娘如今做了母亲，而作家经过批斗、抄家、下干校种种的磨难，也步入了老年。因而我永远不可能亲眼看到母亲所描述的“严文井很帅，穿了一件浅米色风衣”那样的壮年男子特有的神采。
再一次拜访，我带来了自己写的童话处女作，还是让母亲试着递给他，并客气地说：“她是篇习作，请老师提提意见。”这篇以一个勇敢活泼的小乌贼为主人公的童话故事，当时还只是薄薄的几页纸，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里播出，并在资深编辑，也是科普童话作家蔡字征女士的支持下，改编成了广播剧，定名为《小乌贼找亲戚》。它给我带来了第一次文学荣誉。
颁奖之前，我去找严文井伯伯，请他写点评语。那时他的家已搬到红庙北里，有了一套颇让我羡慕的、带客厅书房的大房子。他说，你坐着等等，我去屋里写。约摸十分种光景，他笑眯眯地走出来了，几行普及科学重要性的话，及作者为此做了一件好事的话，用大字帅帅地都写在纸上。他还幽默地对在一旁的康阿姨说：“怎么样，你先批准一下吧？”
热情洋溢的老蔡后来因病去世。她曾来我家看过我，是她预言，我的文学道路不会停留在科普作品上。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评价。
今年是她故去二十年纪念。


巴金鼓励我奋勇前进
1984年11月24日，我陪母亲来到上海，因为第二天就是巴金的八十寿辰。武康路113号的客厅内，两支一尺高的大红蜡烛已点亮在条案上。王笛伯伯、黄裳叔叔也来了，加上巴金一家，总共十来口人，围着门厅内的一张长饭桌吃长寿面。席间的说笑不时被铁门外的电铃声打断，都是来送花送蛋糕的。
眼前这一切和我在1976年的夏天，借出差之便代表母亲到这儿的情形，反差甚远。
那次见面是在“文革”结束前三个月，二十年后我再看到我叫“李伯伯”的巴金先生，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小林的两个姑妈围着我，问长问短，但是谁也不提陈阿姨。楼上还封着，巴金的书房自己却不能进去，全家人都挤在一层，我明显感到整幢房子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
而眼前是一片祥和。跟我以往的印象一样，寿星李伯伯仍是少言寡语。别人聊天，他爱靠在椅背上，两手搭在扶把上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补充或精辟的议论，当然是一口标准的四川腔。过了一会儿，他起身缓步走到沙发后面的书橱前，打开带玻璃的橱门 ，从一层书的夹缝里掏出一张小纸片，然后转过身对我母亲说：“这是你过去的诗，我最近翻出来了。”母亲见了，大为惊喜。
1979年李伯伯第一次出访法国，动身前夕，我和丈夫曾到他下榻的北京和平宾馆探望。他坐在廊下，正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话题大概是对中国文学新人涌现的看法。我坐在一边静静听着，透过闪闪发光的眼镜片，我看到的是他抑止不住的喜悦。采访结束后，我们请李伯伯到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拍照，事后，我丈夫以此为素材刻了一张黑白木刻肖像，通过小林转送给他，他写下了一个字：“像。”
这天饭后，大家都到客厅里看当天播出的《巴金》传记片。跟着电视画面经历了李伯伯漫长的生活道路，也沉浸在老人家生日夜晚的温馨中。我知道此时此刻李伯伯最怀念的是天堂里的陈阿姨。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告慰她：我们总算熬过来了！
27日，我和母亲来辞行。再三犹豫后，我还是把随身带来的一本深蓝布面的创作杂记本拿了出来。不用我解释，李伯伯立刻明白这是做什么用的本子。那几年我写作刚刚起步，也有好多话要倾吐，但已饱尝艰辛。两年前李伯伯因不慎跌跤大腿骨折住院期间，正是陈阿姨去世十周年之际，他在他的《病中集》里写下了《再忆萧珊》。我曾托住在上海的好友李婴宁带去问候，我写的信，她给他念了，她告诉我李伯伯听完后说：“搞文学创作开头是很难的。”不久小林给我寄来了新出版的《真话集》。
李伯伯在翻看着我的笔记，我又向他道出苦衷：我是业余写作，时间很少，挺难的。他却马上表示了相反意见：“搞创作并不在乎业余不业余。”然后不带犹豫地提笔在本子上写下了“奋勇前进！”四个挺拔有力的大字。我愣住了，因为我只有在董存瑞舍命冲向敌人碉堡的最后一刻，听见过这样类似的呐喊：“为了新中国，前进！”李伯伯给我题上如此严肃的、几乎是一句口号的字句，我明明是个晚辈，他却称我为同志，连年号、月日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在给我鼓劲打气啊！
1987年5月，我陪母亲又去看他，他又送我《无题集》《真话集》和《探索集》，一共三本。


萧军题词
1986年10月，在我随双亲赴绍兴出席鲁迅先生纪念大会上，我认识了萧军先生。他的夫人也是南京四女中的老校友，不过她上学那会儿还是汇文女中。萧军听说我初写儿童文学，为鼓励我，18日这天，在我的笔记本上也是帅帅地写下了一大段话。大会之后，我们一家和他的家人，一起到杭州参加鲁迅的铜像揭幕仪式。我们下榻的高级宾馆，窗外是湖水，据说毛主席来杭州，就住在这里。但是我们一行毕竟都是一介书生，面如桃花的服务小姐态度极坏，萧军带头率众离去。我第一次领教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怪不得他这一生会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从此我再没机会见到萧伯伯，直到他去世。他的夫人曾给我来过信，谈她认识萧军的经历，她尚未等到我的复信，也跟着去了。
我曾写下短短的纪念文字寄给萧耘。再见到她，已是新世纪元年，在现代文学馆。我来领奖，她还是蓝印花布系身。她是否知道，我在怀念她的父亲？


袁鹰复信
第一次见到袁鹰老师，是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姨妈家里。他来看刚抵京不久的我的双亲，他们认识多年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第一印象他比我父母年轻得多，所以我一直没称他为“先生”，而是叫“老师”。过了多年，有一次他和我舅舅聊天，说他回了一趟淮安老家，竟能把杨家的曾外祖父的老宅和他的出生地联系起来，我才发现我多么粗心，他们其实差不多是一代人。而且他还是散文家和诗人，早在抗日烽火的年代，就已投笔从戎了。
袁鹰老师平易近人到了典范境界。他那时是担任《人民日报》的文艺部主任，又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却没有丝毫的架子。那天见面，他告诉我，我写的小说要发表了。我一共向《人民日报》投过三篇小说，现在我还保留袁鹰关于这三篇幼稚拙文的回复。哪篇行，哪篇还要修改，充实提高。《生日请帖》顺利发表，《姥姥的书》则毛病太多。老师在信里耐心告诉我问题在哪里，还亲自动手删改。他鼓励我重写一遍，一定会提高。在他的鞭策下，我推翻重来，后来果然写出了比较感动人的东西。为鼓励我，他送了我一本泰国公主诗琳通的诗集。
1987年，在我的童话《小乌贼找亲戚》获奖前，评委会规定必须有两位资深权威写推荐信。我只好向严文井伯伯和袁鹰老师求助。大夏天，我跑到东城打搅两位先生，和严文井一样，他也是欣然同意并当场挥笔，为我写下言简意赅的评论文字。
这些年，我读到他许多散文，他博通古今，文字洗练有韵味，又饱含着当今社会上越来越缺少的热忱。在他去年为我的小书写的书评里，再次让我体会其弥足珍贵。他写与我父亲的交往，写温州梅雨潭的诗魂，充满烂漫情愫。
袁鹰多年一直住在金台西路报社人民日报老宿舍里，房子从没装修过。女儿有残，老伴体衰，朴素简陋却清静非常的小屋里，却产生了一篇篇美文，还有对年轻文学后人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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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谈儿童文学
陪着母亲到诗刊社去看邵燕祥的那天，母亲说他还不到五十岁。那天我还见到了路翎，从他那张布满沧桑的脸上，我找不到大家说的他曾是个美男子的痕迹。在邵燕祥那谦和的笑容和身为浙江萧山人却有操着的一口标准的北京口音里，我也无法与50年代遭遇过风雨摧残的年轻名诗人联系起来。虽然自己不过年少他十来岁，但因隔着母亲这辈，我始终以晚辈自居，直到也开始动笔写作。
我以为称他为“老师”更合适。我对他的敬佩不仅是他的作品惊人的多产，更是他深邃的思想。从1985年到1988年四年间，邵老师一共给我写过八封信，大都短短的，最长的不过数百字。那几年我每发表一篇东西，就寄给他请他指教。他的回信因而是对症下药的，这一点，他会像眼睛不能揉沙子，挑出我文章里的所有毛病。他对儿童文学的议论，也是有感而发。
在回复我写的《我又见到了李伯伯》一文里，他写道：“儿童文学也是个寂寞的事业，你能热情地从事，我是很觉难得的，”在回复我的一篇小说《姥姥的书》时，他又写道：“我近来总想，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小说和童话，期待着一个突破。”
这些信曾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可惜我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并没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和突破。最近媒体报道，中国的儿童读物仍非常匮乏，咱们没有自己的《哈里·波特》。我萌生了继续去做邵老师所期待的事的想法。


骆宾基没当成介绍人
80年代，为申请加入北京作协的事，在母亲的介绍下，我到前三门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拜访了骆宾基先生。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瘦弱的“小老头”，尤其当我听说他在“文革”中受过很多罪，在酷热的八月里，和萧军一起挨过斗。邓拓被折磨死了，我更觉得他的样子像一位典型的幸存者。我虽然没看过他写的《萧红传》，但我知道他是东北资格很老的知名作家。那一天，他看了我当时其实并不多又浮浅的习作，仍然欣然乐意当我的介绍人，用很大的字体写了介绍信，而且还说严文井应该也当介绍人。后来我并未如愿，理由是我的单位不属于市级单位不好吸收，为这，骆老还为我遗憾来着。
现在回想往事，我觉得自己当年幸亏没入会。严文井拒绝我，叫我不要操之过急是对的。从这件事看，骆宾基真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头”，而我之后很少去看他，直到听说他故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深怀歉意。


“搂草打兔子”的画
每年为单位的生产任务我都要出差去外地，从1975年到2000年，我到过很多地方。无论我在哪儿，即使在北京，单位还是家里，我都会随时随地画下所见所闻，久而久之，攒下了一大批。
我曾到过内地香港边界，我也曾三次跨长江下扬州，去农学院了解种水稻的技术。我到过杭州郊区看满山遍野的茶田。曾蹚着驻马店涝灾下没膝的水，去观察芝麻的生长规律。我还在上海血吸虫防疫站，收集“瘟神”又卷土重来的原因……
其间我见缝插针地画画。设想如果当时手懒，不会留下它们。


真像“范进中举”
美院附中毕业至今，我第一次在画界露脸却是在二十八年之后。那年春寒，画创作的热情却很高。我外出几次去收集画题，除了云岗，还到了古北口长城遗址。此行有丈夫陪同，约了摄影家刘力群，还有兰先玲老师。我们晚到了一会儿，第一次见面，她正裹在棉猴儿里依着车窗打盹。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过了五月，一幅呕心沥血画了三个月的油画《太阳很足的晌午》送展后，我就出差南下了。
也是那年长江发大水，我被困在苏州同里乡下。火车是不通了，我申请坐飞机未得批准，电话里的同事小崔倒甩来一句：“赵老师你好像得大奖了！”我听不懂，简直莫名其妙。
好容易回到北京，连画展请柬都没收到，我打听了开幕时间径直去看了。刚迈上历史博物馆的长长台阶，就被迎下来的师兄刘国华一把拽住了：
“赵蘅！正到处找你。”
“干吗？”我问。
“你还不知道啊？你获奖啦！”……
事后我写信告诉正在北欧旅行考察的景玉书先生，他非常高兴，并且鼓励说，看来你很有潜力，应当去美院进修。先生的一席话点燃了埋藏在我心底久矣的火种——回炉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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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宝宝流产记
假如我在中国20纪50年代当母亲，一定会是个英雄母亲。我太能怀孕了，以至于我的丈夫说他都不敢碰我了。起初他是心疼我，他看到我做人流这样的痛苦。后来他为什么也不愿碰我，是我过了很久才明白的。
1987年11月11日，我会永远记着这个日子的。这天早上我再次走进海淀医院二楼108诊室，填表时我下笔有点尴尬，在场的孕妇们都是年轻人，而我四十三岁了。但对那些冷冰冰的护士们来说，我们都一样，都是肚里揣上了，却不想要或不能要的主儿！
“早干吗的啊，人就是贱！”
刀子剪子盘子清脆地在她们的手中因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听这声儿，两腿会直打颤儿。一个护士从里屋端一只盛着血块的容器出来，径直走到水池边往里一泼，只听咕咚一声流入下水道的声音，我心里又一颤。一条小生命就这么报销了。轮到我，照样的遭遇漠然的脸和粗暴的手。我知道她愣拽出来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宝宝，我不会再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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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弥留箴言
从1991年岁末起，我们开始为再次患了肺炎的外婆轮流值班。这回她病得不轻，几乎所有的沾亲带故的老少女眷们都发动了。阜外医院心血管病房第六病室143号床位是个单间，备有洗手盆，谁来都会自觉先洗洗手，那时大家还不懂防什么非典，只是因为外婆爱干净。一天轮到我值班，看她精神好，我洗完手便坐在她床边。我并没张口说话，她突然主动向我叨叨起旧事来：“那些年兵荒马乱的，有闺女的都早早找个人家。听说这个杨先生留过学，又是银行行长，又是电报局长，又是电话局长……”
她望着吃惊的我，眼神已回到充满憧憬的十五岁。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从外婆嘴里听到关于我外公的事。听母亲说是外公教外婆读书识字的，母亲睡前爱读书看报的习惯竟然也是从外婆那儿学来的。
其实每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归宿。我不知道一生只有八年婚姻却守寡七十三年的外婆，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这辈子，是悲惨还是幸运？
作为外婆的第二个外孙女，我的婚姻命运的转折是在又一次值班的当天。那天下午一进病房，外婆马上指指天花板问：“飞了？”看她惦记的神情我马上会意地点点头。我明白她是在问她的外孙女婿，也是我当时的丈夫所乘的飞机起飞了没有。本来行前他要来医院辞行的，走到半路自行车轮胎突然扁了，他说这是天意，也就放弃去了。在他看来老天不让他见到病衰的外婆，这样可以让他留下对健康老人的记忆。丈夫此行去美国是当荣誉教授，让我再一次做了“留守女士”。也许外婆对我婚姻的前景不妙早有预见，也许甚至在60年代，我那次迟回东养马营的事发生后，她就感觉到了。外婆的确极具洞察力。她从来主张女人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忌讳离婚，最忌讳有外心，无论是发生在哪一方。她曾对我母亲说，不管怎样阿虹没有外心。阿虹是我父亲的小名。
###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已成气候。1991年，我的小弟携儿子旸旸去美国探亲，这是我们赵家成员在“文革”后第二批走出国门。第一个是我父亲，他于1984年重访了莱比锡。小弟临行前来京，外婆对他说：“好好和太太过日子，一个家不能有两个主妇（她指婆媳），今后你就听她的。”但是外婆的叮咛，最终未能挽回小弟的婚姻厄运。一年后，他把儿子留给了太太，自己归国了。
再一次值班，外婆正睡着，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我坐在邻床边悄悄画了一张速写，也是我给外婆画的唯一的像。尽管画得很像，我还是挨了一顿说，忘记是谁告的状了。
96岁的外婆逝世那天，恰是在又轮到我值班的一个黄昏里。还有我母亲、表妹罗晏在场。外婆在睡觉，我们正小声聊着天，我冲着窗。忽然我想回身看看外婆动静，却发现她本来平展的脸正迅速改样儿……
值班医生被叫来了。慌乱中我们仍理智地把我母亲推出病房，随后和表妹一起配合收尸员给外婆脱穿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婆的身体，心里直发颤，我姐姐伺候过婆婆洗澡，从来轮不到我。我没料到她的身形儿如此瘦小，似乎还停留在没有发育完全的十五岁。之后由我护送她到太平间，一排排抽屉里是又一个世界，装在里面的人们一点声响都没有。
大约大家都忙别的去了，让我有机会和盛在抽屉里的外婆单独呆了很久。我一点不觉得她跟平日的睡容有什么两样，她的天庭宽阔，真的没有一丝皱纹。我给她梳头，别好蓝丝棉袄的盘扣，我又记起了我十五岁时她也给我梳辫子的情景。
23日就在原地举行家族的小型告别式，外婆的头上多系了一条深蓝色的毛围巾。随即送去八宝山火化，我和母亲都没跟去，由我姐姐代表。婆婆没留下遗嘱，很多年前曾对姨妈说过不留骨灰。
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一只小小的榆木葫芦坠子随她而去了，那是丈夫临走时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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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张夫妻恩爱照
丈夫去美国飞走的那天上午我和他正要下楼，同事朋友老赵闻讯赶来送行。本来飞机是中午12点的，一大一小的两件行李都打点好，又有一个朋友送，时间还早。我忽然闪出一念头，请他为我们俩拍一张照片。我拉丈夫站到我身边，背朝着家里唯一像样的一面墙的大立柜，年轻时不懂得镜头感的我，此刻做出了小鸟依人状，冲印出来后才知道那天我是多么妩媚！而我身边的这位即将远走高飞的男人却是满脸的复杂神韵。
可惜当时的我太傻，已经当了“留守女士”，却丝毫没有警惕性。
这张得意照片我一直摆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凡来客都毫不怀疑这家女主人的幸福。
人有时需要点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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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夫妻生活
七个月后他下了飞机，跃过我的凝视去跟儿子和他的学生拥抱。当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空气都要凝固了。久别如新婚，我们例外。一连三天他都夜半爬起来拨一个奇怪电话，却总是没拨通。我装着睡着。第四天早上我该随进修班下乡写生去了，还有半点钟，他要了我。十年后才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夫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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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闭眼就是你喷泉样的眼泪
还是他飞往美国前的一天夜里，他说去拿胶水把我们俩粘上！被搂在怀里满面桃花的我顿时笑了。
数月后当一纸休书寄到我手里时，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这种“玩笑”早就开过几次了，那时我就对他讲，人人都羡慕我们是模范夫妻，要是去开离婚介绍信，没人相信也不会给开。
没事儿，那不就是一张纸吗？他总是这样解释着。还能和以前一样过吗？那当然。 我脑海里出现了解放前地下党假扮夫妻的种种故事，甚至在他都有了洋妻之后 ，我还想像他们那是假的，而我才是真的，真正的糟糠之妻！
真的，真的答应撕掉这张纸时，我还是哭了一场。真的发现他和洋妻并不是什么地下党做假夫妻，我哭了整整三天，把他吓坏了。后来他拍片去了，我们通了九封信。他写道：“一闭眼就是你喷泉样的眼泪。”
而我寄出前把骂得狠的话给删掉了。


我还是您的好儿媳
曾为陶庭弼婆婆送过终的我，又在离婚协议书上保证要为前公公送终，后来我真的做到了。老人家九十一岁寿终正寝，咽气时只有我一人在场。那天吃罢午饭，他叫我去歇，说他这里没事了。我刚躺一会儿，不放心又起来去看他。他完全做入睡状，唤他不应，手去凑近鼻孔，已没出气之觉。我慌忙去叫住在楼下的居委会主任，她却不敢来，让我找同一层的大夫邻居，果然我的判断准确。我打电话叫来傅家所有的亲戚，第一个当然是他的养子。他一进门就开始抽泣，直到火化前那一刻。
假使他有魂灵，也不会想到，这个默默站在他病榻前的女人，两个月前就不是他的贤儿媳了。他曾为我写过许多称颂我孝顺美德的打油诗，单位党组织背着我，来核实我在家里是否敬老的问题，他只说了一句：“她是带着笑给老太太抓屎抓尿的。”顿时化解了批准我入党的最后一个疑点。
对于我和他养子的婚姻危机，他好像也早已有数。他的洞察力不比我的外婆弱。陶奶奶走后，我成了他的一个精神寄托。
从此，这个傅姓多血统家族因老太爷过世，“树倒猢狲散”。
傅博仁是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见证人。从北京城南拣煤渣的穷孩子，到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曾作为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和日本鬼子在长城古北口打过仗。胜利后他负责收缴杭州的武器财产，投降的一方正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教官。
当初他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顺应潮流弃暗投明，选择了新中国政权。他在上海与地下党单线联系，随时有可能被杀头，策反的事连陶奶奶都瞒着的。在解放后漫长的以阶级划分三六九等的岁月里，他其实一直不得志。“文革”中养子跟他划清界线，他默默承受着。他之所以要收养这个男孩，一是看重他过人的才气，也是替他那苦命的母亲减轻多子女负担。男孩的生父是他留学日本的同学，两人同样的少将资历，而富家子弟的另一位选择了走。
老人家常爱在饭桌上，向我们晚辈唠叨自己打过蒋介石侄儿耳光的事，这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还有他打日本人时派给他一个美国顾问、一个苏联顾问和一个英国顾问。
毛主席去世当天，我看见他站在我家煤池边抽泣了几声，我没打搅他。
陈冲饰演小花成功后，他喜爱不已，把她的电影剧照贴在门上。后来她去了美国，他不以为然，又听说她入美籍了，他连连摇头，干脆撕下那画报，从此不再提她。
晚年的公公听力越来越差了，本来是工程兵出身，喜欢拆装东西，他发明了一种大话筒，用来看电视听广播。它是用包装纸壳折成的，加上把儿，从此他又可以享受到声音世界的快感了，他很知足。公公一生无后，是个遗憾，但他并不在乎，他认为不同姓氏照样可以成一家。
2004年2月，我随傅家父子俩前往顺义公墓，给去世十周年的傅爷爷、去世七周年的陶奶奶献花，他俩磕头，我鞠了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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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洋丈夫丢了
这些年一些好心的朋友怕我孤单，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一个老外一见到我的相片就爱上我了，马上要飞到中国见我。我同意认识一下再说，就做了些准备迎接他，可偏偏在他要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我的父亲去世了。他改道去了南京和我碰面。
第一次靠这样的方式和一个陌生男人谈婚论嫁，我说我比你年轻，他说你心不老。我说我有很长的婚姻史，感情要慢慢转移。他说我愿意等，等你两年。我们开始通信，用我一点英文，一点法文，和他懂的一点中文。通信来往缓慢，感情发展更缓慢。
半年后的一天他打来电话：
“对不起，我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是我的邻居，她离婚了。她很漂亮，你也漂亮，我也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我想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很明白的是，假如我更在乎洋房花园，还有绿卡，不会是这个“下场”。


陶妈妈到终了也不开口
这辈子我曾对三个人叫“妈”，两个婆家的婆婆，一个生母。现在两个婆婆都去了天国，我常惦念她们。
我为这三个妈妈都陪过床。
自从丈夫在唐山大地震当天接来我的公婆，在一家老小三代同堂的日子里，我就像个轴心，不停地转啊转啊，采购、做饭、洗衣，一天都不能停下来休息。有一天我发了烧，实在爬不起来了。到了吃饭时间，陶妈妈见我没动静就躬着腰缓步蹭到我床前。我闭着眼仍能感觉到她小心欠身的样子：
“还真病啦？能起来炒两个菜吗？”她试探地问。
坦白地说，有几回我累得实在不行，都冒出要像“娜拉”一样出走的念头。
按年龄，我的公婆和我的外婆是一代人。陶庭弼妈妈一来我家，就告诫我疼孩子要疼在心里，表露出来不利于教育。她毕竟没有经过分娩那样撕心裂肺的体验，总过于严肃，缺少温情。我的小儿受过委屈，但我从不去计较。陶妈妈习惯晚睡，老要一个人磨磨蹭蹭到夜深人静。事故就这么发生了。一天夜半，丈夫出差了，我被爷爷急促的砸门声弄醒：“赵蘅啊！快开门，奶奶不行了！”他喊道。我腾地爬起，冲到过道上，只见陶奶奶已不省人事，歪躺在厕所外的水泥地上。刚几个小时不见，她已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我抓屎抓尿整整侍候了八个月。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陪床，也是最苦的一次。已故的《中国日报》女记者孙国臻曾问过我：“你如何能做到这一切呢？”我回答的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养子爱我，这是他的母亲。因为她是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陶妈妈最后死于高热。其实早几天她就不肯吃东西了，喂她吃，她就紧闭嘴，或用牙顶出来。所以我始终感到她的神智并不糊涂。我知道她怕连累我们，早有不想活的念头，但又说不出来。1987年的一天凌晨三点她终于解脱了。
我用一周时间清理遗物，她的全部财产竟是一堆破布旧料和纸样。我称它们是“未完成的交响曲”。还有一尺高的待上鞋帮的旧鞋底，足足捆扎了一摞，其中几双小的显然是我儿子的。
抗日战争中，她组织国民党军官家属们为前线将士做棉衣，留下一台英国蜂蜜牌缝纫机。她一向严肃节俭，苟于言笑。大家都怕她又服她，背后尊称她为：“陶先生”。解放后她真心真意接受党的教育，真的“赤化”了。有天养子议论社会问题，她竟然骂他“反动”。
我知道陶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不能生养，她觉得对不起爷爷。曾自作主张替他找来一姑娘做小，却被爷爷赶跑了。傅爷爷从旧友那里先后过继了两个孩子，小的是女孩莉生，大一点的是男孩，也是我后来的丈夫。她曾努力求医，直到上四十岁才放弃。
她当过小学校长。另外拉扯两个养子养女长大也不容易，而这些，都是她的贡献。只是她身为女人，从未穿过漂亮衣裙，她却以为荣，这才是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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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病榻上写文章
比起陶婆婆，我母亲有福得多。她生有三个孩子，又有超凡才能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变成文学财富。总是记得她和父亲怎样照料我们几个姐弟的情景，一会儿这个生病，一会儿那个闯祸。1955年，母亲因误诊，造成胸口感染。她去汉口路的诊所打针，我陪在一旁，眼看那尖尖的针戳进她白白胸脯里，让她痛苦地抽搐一下，我感到真是太残忍了。长大些我远走高飞，从来没机会在母亲生病时为她做些什么，自从父亲过世，母亲病灾也多起来了，几次回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医院。
可我母亲和别人不同，她喜欢住医院，喜欢暖气，喜欢白衣天使。她觉得观察人最有意思，还爱发表议论。她每次住院都会结交许多新朋友，译作《呼啸山庄》几乎让大夫们人手一册。
她甚至把病房当成了会客厅和书房。
护士端药盘进来了,母亲正在写东西。
护士问：“怎么又用功啦?”母亲来不及收起稿纸,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随便写写。”
我知道她的这篇文章是写她和我父亲，过几天就是他们的六十年钻石婚纪念日了，她的篇名是：《命中无钻石》。
2000年8月13日早上，我和姐姐捧花进病房，母亲见状脱口而出：“我知道，今天是我的钻石婚！”说完就把自己的头埋进了被角里，惹得我心里好一阵酸楚。
和我母亲住在同一病区的关院长，是这家医院的前院长。他九十高龄患了严重的帕金森病，但这并不影响他喜欢兴致勃勃地和人交谈。一天他来看我母亲，我在一边给他画了一张像。送他出门到走廊，他的话匣子还在继续。我才了解他经历过留洋苦读和战争的种种艰难。他是中国医学界可敬的前辈，像他这样的满口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文，又一会儿西班牙语的专家，现在真是凤毛麟角。可是，一个年轻护士走过来，那种瞧他的眼神，八成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歪头跛足又爱“放洋屁”①的老头了。
罗根泽的长女罗倩从东北回来了。我们许多年没见，抗战时期两家人在重庆曾是左邻右舍，罗倩年长我好几岁，那时已念大学。在母亲的病房里，她讲起我们童年的件件往事津津乐道的，而我仍像是一头雾水。罗爸爸是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因忧郁症轻生于五十年代。母亲说假如他活到“文革”，就凭他的懦弱性格，早就被吓死了。
母亲一住院，家的中心立刻转移到医院。弟妹本来就在这家医院里工作，来招呼她很方便。我们姐妹全天都守在病房里，甚至觉得医院的饭更好吃。午饭后，母亲叫我们和她挤挤睡，我让姐姐睡，我画画。
夜猫子小弟老好犯困，轮到他陪床，他照样睡过去，而病人却炯炯有神。
陪母亲输液是听她讲老故事的最好时候。太阳快下山了，瓶里的药水快滴完了，可她的故事还没完。
第一次从医院回家，母亲在她温暖的睡房里继续休养。她被被褥上的花朵簇拥着，窗外寒流阵阵，一点没影响她和远方的朋友在电话里亲切交谈。
返京前，留下一张母亲住了一整月的病房陈设速写做个纪念。21世纪第一个大年三十，一家人也是在这里过的。同房病友被家人接回家去了,我们在两张床之间摆宴席，照样的敬酒祝词。我妈祝我新的一年剪掉一头"愁丝"，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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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妈妈走那天我做了一个梦
第三位被我叫着妈的是章倩萍妈妈，她是我前夫的生母。她的一生遭遇足够写一部长篇，再拍成电视连续剧,准保超过当年轰动的《渴望》。
章妈妈是典型的国共两党改朝换代中的牺牲品。都说人的出身不能选择，旧中国许多女人的婚姻同样不能自主。因为人长得美,被人看上了，强娶做了小，但她不甘心“嫁鸡随鸡”，特别是看了巴金的书更向往自由天地。她放弃了原可以跟丈夫走的机会，留在新中国,而他的丈夫去了台湾，人间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当初傅博仁领养走她的次子阿镇，虽然改名换姓了，仍答应一定会保持联系的。可是接二连三的运动，人人自身难保，何况，她的头上长期压了一顶外逃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要不是“文革”结束，我丈夫有了一个去浙江的出差机会，顺着童年的印象找到了自己的家，也许他们母子俩永世不得相见。养子背着自己寻母，章妈妈又突然出现，让老傅很没面子。一个孩子，两家老人都惦记，即使他都娶妻生子了，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心头肉。风波一时在我家迭起，章妈妈住了四个月，却常抹眼泪，怎么哄都难以消除爱子是人家的阴影。她伤心地对我说：“陶妈妈肚子没疼，可儿子是她的。我在这儿，是多余的。”那些年我一直和她通信，给她寄东西，到了90年代，联系渐渐越来越稀少。她再来北京的念头，多半也打消了。
好像悲剧远不止这些。章妈妈从二十八岁起守活寡,不再谈婚论嫁。这么善良貌美的女人，应该有人追求，哪怕是帮一帮呢。她的几个儿女，曾通过聊天，企图唤起母亲的一些真实回忆，最终发现是徒劳的。对他们来说，母亲的情感世界永远是一个谜。
章妈妈晚年患了帕金森病，弥留之际，因她的牵连也遭遇过苦难的孩子们都能守着身边,算是她最大安慰。我始终向她隐瞒了我和他爱子分手的事,她一向疼爱我，我不愿伤她老人家的心。2002年6月初，我被她呼唤飞去了四天，这么多年不见，她瘦成了一把骨头。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淌，她哪里能懂，这其中更复杂的原委。但不管怎样，我在她的病榻前，身为曾经的儿媳，尽了最后一份孝心。
一周后，章妈妈谢世于娘家故乡金华。临终前她的儿女编一骗局，哄她已被落实了政策，并且补发了民办教师的工资五千元。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往天上飞去,两只翠鸟衔着载她的云彩。


送父亲回瓯江
总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再写出六本书的父亲，犯了欲速不达的大忌。那几年里，他的来信总是要掐着手指算日子，甚至祈求老天爷让他多活几年。
可他只完成了其中一本文学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还没等到出版的一天。心脏病最忌累和激动，而这两样，父亲都占了。有人说他是活活写死的。1998年，南大出版社编《新世纪活页文选》，他一口气写了《读济慈的<夜莺颂>》和《读雪莱的<西风颂>》万余文字。年末，钱锺书走了，他写文章悼念钱锺书。年初，萧乾走了，他又写：《我们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
1999年大年夜凌晨，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小弟先是报父亲病危，而后一句话：“爸爸走了。”前后只隔了十分钟。我不能相信，几小时前还和他在电话里聊天，叮嘱我也好好写书的父亲，就这么迅速地被大面积的心肌梗塞病魔带走了！
父亲留下了诸多遗憾：他想重新翻译《红与黑》，他想把他在德国四年的工作，还有当年我们旅居国外的生活写成一本书，为此他向我借了我小时候的日记本。他希望将他翻译完却没能出版的弥尔顿的《欢乐颂》问世，甚至他想编出自选集，提纲草稿都列好了。那些他收集多年的藏书票，用剪刀剪的，用浆糊贴的，它们像一枚枚稀世艺术品，等待有识之士的慧眼去开掘。母亲虽然埋怨他烧掉了许多宝贵信件，但他还是很有心地保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往来书信：沈从文的、萧乾的、冯至的、严文井的等等。自从发明了复印机，父亲算是最热衷于使用它之人。
遗憾的是人的生命有限，著书立说的事永无止境。只能让更多的年轻后辈们去继续吧！
听小弟说父亲在临终前，把家里每个成员的名字都叨叨了一遍。他最后喊道：“旸旸！爷爷再看不到你了！”谁都知道父亲最疼爱他这个宝贝孙子，1991年赵旸去了美国，一走便是八年。
依我看，父亲的最大遗憾，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他和我母亲的故事告诉他的子女，从他的角度，一定另有意义。母亲说，父亲是个“幻想家”，是个“书痴”，更是“愿为他的学生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但是，他是个好丈夫吗？
从此我只能接着听母亲的一面之词了。假如打比方，我母亲说的有一篓子，而父亲的话，顶多只有两行。而且也还是“1939年的一次文艺晚会，”“那张圆圆脸，那件碎花旗袍和红毛线衣” 。
1999年7月18日下午三时，阳光灿烂，温州江心屿风平浪静。事先租好的船上，悬挂着蓝底黄字的横幅：“赵瑞蕻教授骨灰撒瓯江”。少许，载着数十位亲友、学校领导及记者的船，船上还有父亲的同班、也是他温州中学唯一的同班同学吴性慧和她的丈夫。这艘船驶入江心，从我开始，小弟随后，外孙傅鸫，孙子赵炀，我的堂哥、堂妹……将父亲的骨灰一把一把投入瓯江，眼见他和着鲜花，伴着水声，或顺流而下或没入江底。顷刻间，我的心一如撕裂成瓣也随父亲飘去了。
愿瓯江上"烂漫的梦魂会年年歌吟"！①
①父亲赵瑞蕻的诗《我的遗嘱》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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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母走时我们谁也没在场
1999年11月，入冬已十天了。还清楚地记得，这天清晨的阳光明丽得特别。我正欣赏着窗外大院的色彩，电话铃突然响了，姐姐的声音：“舅母在昨天夜里去世了……”一下子，1947年拍的那张全家福照片里,又少了一位。
三周前，舅母戴乃迭因肺部感染住进了阜外医院，大多时她都处于昏迷当中，无论谁去探望，花儿有多鲜艳，她都一点不知道。对她这次能否康复，亲友们不敢太奢望还能有奇迹，因为已持续十年了，舅母多次住院，又多次转危为安。大家忧虑又无奈。舅母不喜欢协和医院,因为护士态度粗暴。转到北医三院,再后来进了阜外医院,就再没有出来。不论舅母搬到哪里,舅舅都会常去看她,舅母最希望天天看到她最爱的舅舅,可她忘了他也八十多了。
我感到病魔正将她的生命光彩一点一点地吞噬，包括她的美丽。这位母亲大家族中唯一的高鼻子长辈，我们敬仰和爱戴的洋舅母，现在真的离开了带给她太多磨难的世界，也许真是一种解脱！
舅母很美，这是公认的，她的一双大大的眼睛似绿似蓝，都说她很像著名明星英格丽·褒曼。在一张一群英国女生合影的老相片里，她是一个高挑个儿短卷发，打着领结，白衫呢裙，超凡貌美的英格兰淑女。为了爱我舅舅，她放弃了“软垫”、“奶酪”和“做工考究的衣着”的安逸生活，不顾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仅有二十一岁就勇敢地做出了一生的选择。我曾细致地描述他们怎样飘洋过海，从加拿大绕道，冒着日本舰艇随时袭击的危险，到中国内地定居的惊险过程。战乱的旧中国，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舅母喜爱翻译，舅舅就放弃自己更有兴趣的研究和她一起工作。他们从解放前一直到晚年，共同译出了数量惊人的中国经典诗文，其中以《离骚》、《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尤为著称。
1954年中国成立外国专家局，舅母有了外国专家身份。她的工资高出一般人几倍，困难时期她就要求减薪。我正在北京上学，常在饭桌上看到她也和大家一样啃窝头。她对自己在“文革”中蒙受的冤狱之灾，宽容地说这是少数坏人干的，并不代表共产党。但是痛失爱子毁坏了她的健康。
1972年之后，我成了常到舅舅家串门的小亲戚。我的表哥表妹陆续调回，亲情和友爱又回到他们的家。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欢声笑语重新洋溢在北京百万庄的居所里，也许是我自己也经过了坎坷，长大了，成熟了，我对舅母的感受和体察变得细心。她喜欢戴一只红色的发箍，和她的白发很相配，她又特别爱穿中国的蓝白图案的蜡染褂子，不知为什么对她这样典型的西方女人会这样合适，好看得像一幅画。那些年她和舅舅常常被四处邀请出访旅行，每回归来总要带回一些小礼物分送给大家。长期的国门禁锢，很久没有机会享受美的事物了，一次，舅母拿出几条英国花绸头巾叫我们几个表姊妹挑，一条好看极了的红调子图案头巾让我爱不释手。在一次家族聚会中，老少辈分桌用餐，席间我去给长辈敬酒，走到舅母跟前，她的蓝眼珠忽然直盯着我，笑眯眯地说：“小采，你是我们最漂亮的姑娘！”顿时弄得已过三十岁的我当场涨红了脸。我早知道舅母喜欢我，我开始学着写些儿童文学，发表多了，舅母得知后非常高兴，一天她问我，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吗？还说：“小采，你应该写有争议的书。”这句至理名言今天回忆起仍旧如雷贯耳。
80年代慕名来拜访舅舅舅母的客人更多了，老的少的都有，好奇地欣赏他们的，也有巴望着自己的书通过舅母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们中有的甚至戏称自己为食客。舅母一律慷慨竭诚地满足了他们，因为她也喜欢中国现代和当代小说，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那一台又一台报废了的打字机，足以作证在舅母飞动的手指下，曾经敲出了多少文字！
十年之前舅母过得很安宁，她幽默诙谐，喜欢捧着酒杯。她说中文时仍然夹杂母音，但直率得常令在场的庸人汗颜。单看外表丝毫觉察不出她内心的隐痛，我们谁都不敢当她面提起杨烨，可我又怎能忘记我的表哥那张苍白清秀的面容啊！他的聪慧和忧郁，他的母亲凝视他时的那种怜爱，这些记忆在过了多少年之后，当有一天我真的走进埋葬他的伦敦郊外的陵园，才发现它们是难以泯没的。而在那场灾难之后，坐在我面前的却是平静含笑的舅母。她每天都要抽时间摆弄屋里屋外的花花草草，舅母偏爱竹子，我丈夫曾到戒台寺为她挖了一棵竹子。她给窗下仅有的小块地细心浇水，认真地把它当作真正的英格兰花园，太阳光洒在她身上，不由得使我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画。
十年中舅母的病时好时坏。但无论她神志清醒与否，一见有人来看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笑容还是那么的美。当她还能准确地重复我的小名儿时，眼睛里总是闪烁出我熟悉的那种非常慈爱的光芒。也有时她会张冠李戴，一回错把我当成她的孙辈，甚至颠倒了性别，又很认真，真令我好一阵酸楚。她住院时我每次去看她,有机会就画她两笔.她不反对,也不在意。我笔下的舅母眼看变老了,我竭力去回忆她年轻时的惊人美丽,但这样做只能让我更加难过。舅舅家搬到友谊宾馆后，舅母总是长时间地凝视窗外，断断续续地说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渐渐地她只说东一句西一句的英文。我猜她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六十年前的一天，一个黑头发细长眼睛的白马王子带她去了遥远的东方……眼看舅母一天天地衰竭下来，我们无能为力。现在我手里只留下几张速写，以未能给舅母画一幅油画肖像而抱憾终生。
我最后一次去看舅母时,她已被平放在抢救厅。浑身上下插着各种管子，紧闭着淡色睫毛,我轻轻靠近，她毫无反应。两天后她去世,我赶到舅舅家，舅舅对单位来的领导说不留骨灰，后事一切从简。火化那天，外文局的一些同事们自发去八宝山为我舅母送行,而我们亲戚谁也没在场。
2003年6月，在徐坚忠的支持下，舅母的未完成自传首次刊登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标题用了她自己的一句话：“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同年，也是舅母去世四周年之后,大家为她凑成了一本并不厚的书,书名是:《我有两个祖国》，我舅舅补写了长文《此情可待成追忆》。八十四岁的母亲做了实际上的主编，在徐坚忠推荐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特意选了舅母喜欢的中国蓝作封面底色。


救护车带走了阿舅
舅母走后,舅舅杨宪益主动向组织提出搬出友谊宾馆，他一个人在五路居外文局小区住了一年整。鉴于安全考虑,一年后他被小女儿杨炽接去同住,她和丈夫达悟买下了后海西畔胡同里的一家小院，重新翻盖,用他们的财力和智慧赋予了小金丝胡同6号全新的面貌。舅舅有了家人照顾，大家的心踏实了。
开始舅舅只得过一次不大的病，是我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了积水潭医院保健所的电话。我请他们出诊并给他挂水，那一天，我在他身边陪了一天。
又过了一年。我母亲来北京过冬， 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这三个外婆的孩子，现在还能经常见面一起回忆旧事，真是亲密而快乐。
我常陪母亲在表妹忙着上班的白天里，去看舅舅，一周起码一回，即使在闹SARS期间，我们一次也不落。有时候，我们还带朋友们去拜访他，大家都敬仰崇拜舅舅，我母亲十分得意开心。在这间天晴时会溢满阳光的中西合璧的大客厅里，老朋友们共同经历过的荒唐苦难，现在都成了妙趣横生的谈话源泉。
2002年岁末，舅舅又和姨夫的生日凑在一起过，家族三代聚会照例在姨妈家。餐前，表哥表弟从美国打来电话，和他们的双亲说完了，要再和舅舅说两句。舅舅只会听着，连说谢谢。那天，他穿了件新棉袍被大女儿搀来，我们以为他这样的暖和，从此不会再生病。
那天我不禁感叹，回想起杨氏家族老少四辈，数十口人一起共祝太婆长命百岁的日子。 要是舅舅跪在她的膝下磕头的开心场面能再现就好了！
外婆的照片正挂在客厅东墙上。此刻，她的浅浅的笑容正迎着她所有的后代们。我希望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或更多的晚辈们，都会永远被她这样慈爱地望着。
万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舅舅突发腹痛,而且越来越加剧。表妹出去买药却没有姨妈在电话里说的颠茄。她只好打120，很快来了一辆救护车把舅舅带走了。
这一天是2002年1月8日，他刚过完88岁阳历生日。
舅舅本来就像是我们全家族的魂，他这一病，积水潭医院成了老老少少的牵挂中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舅舅住医院，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天天度日如年。已经把第二代第三代的人都动员起来为他值班了，平日忙忙碌碌的中青年亲戚们的碰面都在医院里。其实我知道姨妈和我母亲才是最疼舅舅的人，但她们也都八十多岁，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母亲又偏偏摔了一次，我每次去陪床，她都要写张字条捎给她哥哥，舅舅看后从不留，那样字字句句的惦念牵挂，我舍不得扔，就都给攒下了。舅舅这次在医院里可遭了大罪，治好了胰腺炎后又添了脑血栓。他不喜欢医院康复按摩的那一套，急着出院，不等能下地走路就让女儿接回家了。
本书完稿前，舅舅再次住院，又再次签下“自动出院”四个字，就回家了。2004年9月，他去做了胆结石手术。同年五一节后，我陪着从美国回来的巫宁坤去看他，大病未痊愈的舅舅，依然坐在那张朝南斜放的蓝布沙发上，好脸色如故，让人觉得仿佛他一直这么坐着，从未离开过。巫宁坤也是西南联大《冬青社》的诗人之一，1952年留美归来一心报效祖国，却不料被打成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二十多年。巫伯伯感叹见不到我舅母了，又苦笑当年他比我舅舅舅母关在半步桥监狱的日子还短些。但我没想到，这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能聚到一起，却一时找不到更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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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孝女不易
一向洋派的母亲来京后，这年的平安夜，在我居所的客厅里耸立起一株缀满灯饰的圣诞树。我邀请几位邻居好友来玩，其实谁都不信上帝，只是陪陪老太太，让她开心。
母亲一来，小弟夫妇赵苏向利华也随后跟来。在我们家里，婆媳关系甚好，她们通起电话来，常常没完没了。
我知道母亲最惦记的，第一是她的哥哥，第二便是她的那些居住在北京的老朋友。
陪母亲探友
曹敦伯伯
陪母亲去拜访她在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也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曹敦教授。他们有多年不见了。一路北行，一路堵车。她每次出行，总喜欢坐在靠门边的位子上，这样下车方便些。她的顾虑还停留在无秩序混乱的六七十年代：没人让座，没人理会你是老太还是孕妇。但是热心的女售票员让老太太坐在前面，并安慰她说，到站会叫她。这样一来，我的视线前方就有了两个人：左边是专心开车的司机，右边是同样专心看街景的老太。
萧乾赠书
想不起为什么在《一本褪色的相册》的扉页上，萧乾伯伯会写上“鸫鸫好友惠存”几个大字。鸫鸫是我的儿子的小名，他应该叫萧乾爷爷的人，把这本近十八万字的回忆录送给了他。也许因为那年是1990年，他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赠书作为鼓励。我是间接的受益者，从此了解了这位大作家的身世由来。
之前，我曾有过一本他翻译的易卜生的五幕三十八场诗剧《培尔·金特》。1983年出版时，平装书价元。
好像萧乾从他七十岁开始一直在写回忆。回忆儿时他那个可怜的妈，回忆织地毯会吸入带膻味儿的毛屑；回忆当书局的练习生有幸结识大作家们，更回忆自己不带地图的旅人生活。
是他说的：“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
我也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知道萧乾这个名字，自然是从母亲那儿听到的。母亲一向和我说起她的朋友们，从不担心她的女儿是否能听懂那些曲折的来龙去脉，久而久之，我倒记熟了她的一堆老友和小友的名字。1995年4月8日，南京新华书店请母亲和文洁若，还有从安徽来的翻译过《复活》的力冈先生，一起为读者签名售书。所谓售书，其实是为书店作宣传，他们所得，只是一顿美味佳肴，我来陪母亲，因而那天也沾光了。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三个已不年轻的翻译家，坐在书店门前的长条桌旁，不停地签啊签啊，萧乾夫人文洁若衣着鲜艳精神抖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带来了刚出版的和萧乾合作完成的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分别前，她送了我一本她写的《我与萧乾》，于是又让我了解了他们夫妇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里的遭遇。我第一次见到的力冈先生，后来听说回安徽不久就病逝了，他曾在反右运动中遭受迫害，不能不算是他早早离开的原因。1992年5月他为《复活》重印写的译序《人性的复活》里写道：“《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想来这是他自己一生最强烈的心声吧。
1997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陪来京探亲的双亲去木樨地拜访萧乾。为见老朋友，他特意从医院请假出来。在临街的旧宅里，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大作家，他脸色发黄发干，像蒙上了一层生命已近边缘的灰尘。但他始终眼里含笑，看他和母亲那样有兴致，假如有时间，有精力，他俩可以一直聊到天明。在四位老人感慨往事亲切交谈的当儿，我东看西看，发现这两间屋的陈设实在简陋得与主人的名望不符。在墙边的同样简陋的小书柜里，我抽出了一本《萧乾散文选》便翻看起来。萧乾见状马上起身走过来问：“喜欢吗？那送你吧。”说着提笔用帅帅的大字，写下了与他虚弱的身体难以相衬的签名。
这本199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接着让我走入萧乾另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里。曾经几次给大公报的投稿，让他后来有机会成了该报的特约记者。更有幸作为二战中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不仅亲历了1940年9月8日开始的伦敦大轰炸，还目击了在纽伦堡对二十三名纳粹党魁的审判。他写的《南德的暮秋》，是一篇震撼人心的通讯，请看他写在第一页上的文字：“所有的牛都为炮火解决了，只有一头黄牛仍顽强地孤零零立在栏内，四腿挺着劲。同行的人说，那牛虽然站着，却已死了。我从来不打赌，那回却不甘心，就冒了踏地雷的危险，走近那铜像般的动物。果然它已经死了，两只钝面挂血丝的眼睛，仍垂视着卧在地上的同伴。我急忙用手帕堵起嘴来跑开了。”
1998年新年之际，我平生第一次给萧伯伯写信，告诉他我多么爱读他的书，我多么希望他健康长寿！
一年半后，这位九十岁高龄的老记者与世长辞。母亲几次向我透露，萧乾要和她好好谈谈“小树叶”。“小树叶”学名王树藏，是萧乾的第一位夫人，也是母亲在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她曾在散文《勇敢些！》里描述过她和王树藏、还有陈蕴珍，在沈从文鼓励下，一起在昆明的雨季和寒冷的冬天走夜路的情景。我看过萧乾在晚年写的忏悔文字，正是对“小树叶”的。“小树叶”死于“文革”中，据母亲讲，那是个很痛苦的结局。
我现在想，如果那天下午的会面，只有我母亲和萧乾两人，也许能完成他的心愿。但是他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真正的诗人
直到杜运燮伯伯去世，母亲才发现她来北京两年了，他们俩统共才见过两次面。而且一次是杜运燮躺在家里的病榻上，另一次是我们冒着大雨到宣武医院探望他的。回想80年代和90年代初，每逢母亲来北京，出行看朋友，都常常有杜运燮陪同前往。他有时是到母亲下榻的我姨妈家来接，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时，他们也会在地铁口见，然后步行到崇文门东大街一幢临街的旧楼。我偶尔也会加入，在贴着“上午恕不会客，请下午三点以后”的朝西的门前稍许等候，伴着：“来了”的轻柔声音，开门的总会是沈夫人张兆和。接着步入朴素洁净的客厅，迎接我们的一定是沈先生那安详的笑容。
我一向认为杜运燮比我的双亲年轻，像个大男孩。也许是他那不变的圆圆脸型和同样不变的天真诚恳的微笑。他们之间太熟了，我从来没有仰视的紧张之感。直到“杜伯伯病了”的消息传来，我还不太相信是真的。为穆旦的事，母亲曾慷慨相助，亲自陪从长沙来京采访的易彬去了一趟羊坊路3号院。那时杜运燮因主编穆旦全集，已累得身心交瘁，但他仍热情地向年轻来访者倾其所知。
下雨那天是4月22日，我问母亲还去不去？她坚决地回答：“去！”“但家里没有伞啊！”“那有什么关系！”她说。
我一向马大哈，家里不多的伞，都被我丢光了。我只好听命冒雨去叫车，母亲却笑我说：“这真是出门没带伞了。”（我的一本书引的题目）车开进楼前电梯口，我用手遮雨扶下台阶的母亲进车，一路上雨越下越大，到了宣武医院门市部，才买到两件一次性的超薄雨披，因为要去的病区在后院，还有一段路。当我们母女俩像天外来客似的，湿漉漉地出现在杜运燮伯伯眼前时，他露出那样的惊喜眼神，让我立刻感到，我们真来对了。这两位相识六十余年的同学好友，开始面对面畅聊，说不尽的旧事，看他们说话如此投入，真是一种享受。为编穆旦书信的事，他动员母亲也选出几封。他说：“为文学史，必要的，你说呢？”那一刻，我只觉得他虽然虚弱但头脑清楚，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其实他离天堂的门槛已迫近了。
母亲远征回来，就病倒了。有关伯伯的病情，只能通过李丽君阿姨了解。7月16日晚七点多，我们正看着新闻联播，母亲忽然心神不定地要拨电话给杜家，但没人接。她又往医院打，是伯伯的儿子接的，她听错了，叫他老杜，对方只说：“我妈回去拿衣服去了。”原来杜运燮起先也在看新闻，却突然感到心衰，护工去给家里打电话，李阿姨赶来，已抢救无效。母亲听罢，顿时备受刺激，不等母亲发话，我决定立即赶去医院代表母亲见一面，我知道这是她的心愿。可我的动作再快，也赶不上医院处理后事的速度啊，病床早空了，我转去找太平间，求看守人打开抽屉，我向已被封在杏黄色套里的诗人三鞠躬，默念道：“杜伯伯，我妈让我来看你了！”伯伯面容平静并无痛苦，多少给人安慰。
我对杜运燮当年在诗人群里举足轻重的位置的了解，是从姚丹著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里。从南湖诗社，到高原文艺社、群社和冬青社，还有《平明》副刊、《革命军诗刊》《文聚》，包括出墙报诗和街头诗，他始终活跃，是探索现代诗歌那一代人的主要成员之一。当1942年美军飞虎队出现在昆明机场后，他去当翻译。他还参加过远征军，经历过生与死。这位来自马来西亚华侨家庭的爱国青年，第一次不以诗人的方式参加了抗日斗争，却留下了他最好的诗歌。但这段本来很光荣的历史，并没有给他带来坦途，相反“文革”中他的发妻受到株连。
认识了姚丹，她才知道我父亲已去世，本来该给父亲的书成了我的藏书。恰好我正为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幅油画，需要当年西南联大校服的资料，她把杜应燮提供给她的照片转借给了我。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小小的发黄照片里穿着长衫的男生是我对杜应燮伯伯青年时代的唯一印象。为这件事，通电话时，他的身体还好，正准备参加现代文学馆的诗歌研讨年会呢。
1987年，杜运燮和袁可嘉、周与良合编了一本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也是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的第一本书。另一本他编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封面上是入编的二十位师生诗人的名字，如满天星斗。老师辈里有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学生辈里，有穆旦、杜运燮及现在统称为“九叶”派的部分诗人，还有罗寄一和我的父亲赵瑞蕻。
2003年7月19日傍晚，又掉雨点，母亲坐在花卉公司的面包车里，我骑车在前面带路。那车里，有我们母女精心挑选的花篮和花束，那把由透明栗色纸包裹着百合花，是替江瑞熙送的。第二天，我们再次去宣武医院，前来悼念的人们已涌在太平间周围。我陪母亲进去，遗像上的红衫诗人依然敦厚而谦和。她哀哭得厉害，走出去了，又要回去再看一眼，邵燕祥说，她这个年纪不该来的。
20日，我写下诗稿《落叶不在秋天》。重读亡人诗作，沉浸在落生于昆明、印度、新加坡的《雾》《雷》《山》《闪电》和《月》的诗境中不能自拔。
那一阵母亲在电话里对不止一个朋友说：“老杜是个真正的诗人！”
报房胡同99号
认识江瑞熙叔叔很多年后，才知道他就是当年活跃在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之一罗寄一。不过他既不是中文系的，也不是外文系的，他毕业于经济系。在昆明时，母亲和他并不熟，抗战胜利到南京后，他有了金陵女大毕业的夫人雷君嫦阿姨，又有共同的朋友穆旦，两家人来往多起来。
在1997年出版的译著《罗丹传》的译者里，除了我母亲和我父亲的两个研究生王玲珍、韩曦之外，还有江瑞熙和雷君嫦的心血，这也是他们夫妇最后的合作。罗寄一的诗风以哲理见长，曾在《革命军诗刊》上大量发表作品。其中诗三首被闻一多编入《闻一多全集·现代诗抄》里。解放后，江瑞熙进入新华社，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他的诗名广大读者越来越生疏，直到70年代，他才重新执笔，但数量不大。
大约从80年代起，每逢母亲来京探亲，有一个地方她是必去的，这就是报房胡同99号。母亲爱说“见一次，少一次”，每次来都这么说。这条胡同毗邻赫赫有名的人艺的首都剧场，背静的大院里住的全是历任的大使，最靠院顶里的4单元442室便是江瑞熙和雷君嫦的家。夫妇俩也有两女一儿，他们也叫我“小妹”。一块聚的往往还有杜应燮夫妇。90年代以来，即使母亲不在北京，我照旧常去那里坐坐，和他们一起吃饭，陪雷阿姨聊天，还邀请他们出席我参加的画展。在他们的金婚之际，我送了他们一幅梵高画《麦田》的仿真品。这条比邻首都剧院的胡同，让我越走越熟，直到雷阿姨去世。他在八宝山小告别室里哀哭，我掺扶着他，眼看着遗体被送走。
江瑞熙叔叔过了两年孤独的生活，依然不改愤世嫉俗的脾气，但学会了电脑，还有一个延安来的善良聪明的小保姆小雪照顾左右。我继续有时间顺路去看他，眼看他越来越瘦。谁也想不到一个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他被诊断出患了骨癌！要不是我母亲又来京了，六位当年西南联大的学子、现在都已八十高龄的老人，很难一起结伴爬四层楼去看望重病的江瑞熙。
江瑞熙箍着颈套，大家陪他坐着，说些宽慰的话。而我不免浮想联翩，那些留在春城的青春画卷，此刻正在这些皱纹后面一点点展开。
之后的一年，是江瑞熙与病魔抗争的痛苦记录。住院，出院，反反复复。2003年9月29日，江瑞熙终于解脱，去找天上的雷阿姨团聚了。
临终前，我陪从美国回来的穆旦长子查英传去和他话别。英传建议他用活动便器，我许诺给他送大靠垫，但我们谁都没兑现。这位善于写“痛苦”、“紧张”、“压迫”、“分裂”的诗人，为一生的挚友穆旦写下文章《诗情常在，余韵绵绵》，也成为我对他的“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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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母亲开会
2002年5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孔罗荪先生①的纪念大会。舒乙主持，我母亲被邀请出席并且发了言。“文革”结束后，她和父亲每次来北京，我都要陪着去看望这位文艺界老领导老朋友。起先几次宾主是面对面坐在沙发上说说笑笑，到后来变成我们站着，静静等着孔伯伯被一辆轮椅推出来。他不说话，只有两只噙着泪的大眼睛告诉你一切。
母亲不发言则已，一发就是长篇坦言，语惊四座。她痛斥“文革”灾难，她向大家描述的是孔罗荪的过去时：“我始终记得他穿了一件米色风衣，很帅……”这和会场中央悬挂的大幅肖像照片完全吻合。
在纪念会上我见到了四十年没见的南南姐姐。她是已故作家靳以的长女章洁思，这次陪母亲来京，靳家和孔家本是亲家，两家人都出席了会议。南南在发言中深情地怀念罗叔叔：
阳光是我
吹拂的风儿是我
我并没有离去。
她就坐在我身边，我画下了这一瞬间。
前文艺报主编陈丹晨发言时，我画下了大会的全景。我只见过今天的陈，可母亲直言不讳地说：“连陈丹晨都老了！”
孔罗荪，原中国作协常务书记、原现代文学馆馆长、原《文艺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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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休息我画画
自从母亲来京和我一起住，我就睡到沙发上了。老太太有了自己的睡房，每天的午觉，她都会被窗外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也成全了我的一张一张美丽的画。自从为母亲换了大洗手盆，母亲洗头就更便利了。她有本事，能长时间站立并低头欠身，小时工李敏给她洗，温柔的手指挠着头，她感到舒服极了。有时我也陪她到大院里的牵佰合美发店理理发，她也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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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母亲打电脑
几次劝母亲学电脑，她不肯。可有一天，我收到父亲的学生范东兴从巴黎发来的电子邮件，她觉得很神奇。这下她有兴趣写一封回信，我让她在电脑前坐下，告诉她怎样打键盘，怎样使用鼠标。她打的是英文，事后得意地告诉我，她写了一封漂亮的信，因为范就很漂亮。
两年来，我用这台电脑为母亲打印出她在北京写的多篇文章。她也因而体会它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常听她这样对我命令道：“文章我改好了，那你就把它变成纸吧！”


母亲接受采访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为巴金百年诞辰，赶制巴金和出版的专题片，编导几次表示想采访我母亲，都被她拒绝了。人家又通过她的小友李辉来劝，她才总算同意。在机器和人马到达前，我给母亲的浅蓝毛衣的领口上系上一条蓝黑灰的丝巾，事后播出效果果然不赖。更令我佩服不已的是，她的毫不怯场，毫不理会灯光镜头正对着自己、照样从容地侃侃而谈的风度。我在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和她比这本事，一个是她的哥哥杨宪益，另一个是她的姐姐杨敏如。
也许这就是外婆的优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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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歇的姨夫罗沛霖
一次去三里河南沙沟的姨妈家，听说山东电视台刚为姨夫罗沛霖拍了一部电视片。姨妈说来的编导很年轻，但他们认真，该说的都说了，尽力了。我好奇拍得怎样，姨妈叫姨父放给我看，片子不长，也不能算有多完美，我还是因为这些形象画面展现了姨父一生的经历，被感动了。
小时候和姨父并不亲近，记得十岁那年，南京汉口路小学排演歌舞剧《果园姐妹》，我出演柿子角色。散场后已天黑，我沿着石子路回家，走到陶谷新村21号门前，才知姨夫从北京来了。路灯下母亲催我叫人，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因为自己还没卸妆，脸蛋涂得通红。
在很多年里，我只知道姨父所从事的是与我的姨妈，还有我的双亲，我舅舅舅母完全不同的行业，那时对“电子”一词，陌生而神秘。
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姨妈家翻看蔡若虹的遗作《赤脚天堂》，姨夫走到我面前，主动对我说：“我到延安时，蔡若虹请我吃过馆子。”我很惊讶而幼稚地反问：“延安还有饭馆吗？”“有，陕西的羊肉泡馍很好吃。”姨父回答说。
我知道自从姨妈姨父看了我写的《拾回的欧洲画页》后，两位老人家更关心我鼓励我了。我写的大大小小的东西他们都看，而且看得认真，姨妈看完，还打电话发表感想，并直率提出不足之处。我学会了电脑，也能和姨父聊上几句。更因为自己长大也变老了，画画还写作，我比过去更爱观察生活，懂得体察人与人的不同。其实姨父的品格和待人接物一贯如此，可对我来说，好似重新发现认识了一位出类拔萃的长者①，他就在我们的大家族里，成为我的又一个楷模。
母亲好对人说这样一句话：“小妹最崇拜姨父了！”我并不否认，但准确地解释，应该是我最欣赏姨夫积极的人生态度。我眼看他一次次战胜病灾，诸事身体力行，那样尊重科学、追求真理、那样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是我很想效仿的。在他身上既有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又有儒雅的学者风度。就像他一生从事理工计算，却能谙熟歌剧《茶花女》和易卜生。2003年12月迎来了姨父九十大寿，也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五十万字的《罗沛霖文集》出版之际。他孜孜不倦、亲自校对，这本身就是奇迹。为母亲捧回沉甸甸大书的当天，我迫不及待地翻阅，把我以前了解的不完全不确切的、关于姨父的生平和贡献，总算有机会理清了。
现在我心目中的姨父，已充满传奇色彩。原来他在做小学生时，就牢记了“真知灼见”，从这四个字出发，他日后大有作为，是必然的了。我常想为什么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缺乏意志，关键一条是缺乏理想。而少年罗沛霖已将件件民族灾难铭刻在心。南京沦陷的心灵震动，让他做出了抛弃晋升工程师的机会，去投奔延安的决定。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便和抗日、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撤到大后方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办企业，还是被派遣赴美国攻读博士并获得金钥匙，以及力争归国效力等等，姨父都以满腔热情做好每一件事，而不遗余力。
在这里，我不能不重提1931年，这个夏天，我的外婆带两个女儿到北京梯云山庄来避暑了。刚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优等生罗沛霖，同时考上了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他恰好也上了香山。姨妈第一次见到这个同在天津居住，却从不认识的青年，他们的漫长情缘就从这一天开始了。文集里有一张她和姨妈重访梯云山庄的相片，再翻到《韵文》一节，第37首题为香山的七律诗，写于1991年4月：
少时初聚此青山
宛转播迁六十年
拍曲剧谈萦梦寐
泼茶夜语沁心田
别离几度经风雨
哀乐偏多共毂船
且庆金婚堂上健
儿孙相劝两投闲
注释这样写着：“敏、沛访香山梯云山馆 乃六十年前两人初聚处也 时沛年十八 敏十五 十年后结缡 1991乃金婚之岁。”
常有机会坐在南沙沟11楼2门2号客厅里，目睹午后的姨父默默地从厨房端出热腾腾的咖啡，缓步走近。姨妈笑眯眯地迎着老伴，叫着"沛霖又来了！"我除了羡慕两位老人的白头偕老的幸福之外，受到的更大教育便是他们彼此间的忠诚。这也是外婆的一向主张。
现在又快到姨父九十一大寿的生日了，两个月前他刚动完阑尾炎手术。我去看他，正在恢复体力的他依然坐在书房里忙碌，电脑旁堆积如山的设备、书本、资料和文件。我问他，您该有个秘书帮助啊，他说谁也帮不上，我得自己来。顿时我对这间小屋和它的主人肃然起敬。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全文阅读 作者：赵蘅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全文阅读页面。

二 : 本周日18时开始售票 C、D、G字头列车不再单独起售（图）

12月2日起，滕州东站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原来“D”字头列车11时、“G”字头列车14时开始放票，统一调整为18时，春运火车票7日开始发售。(www.61k.com）

12月2日起，互联网、电话发售2015年1月6日内车票；滕州东站人工窗口、自动售票机发售2015年1月4日内车票。12月1日预售期由现行20天延长至30天，12月2日至12月6日，预售期每天再比上一日延长6天，12月7日开始发售2月4日车票，其他售票方式按错后2天的原则同步延长。此外，C、D、G字头列车不再单独起售，放票时间统一调整为18时。

三 : 火车票代售点几点开始售票

很多人都知道在网上订票都是需要提前2个小时的，但是很少人会去关注火车票代售点几点开始售票，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一些最新消息。［www.61k.com）

一般的火车票代售点营业时间在早上08:00至晚上18：00;也有不少的火车票代售点是在早上08:00至晚上17:00;具体营业时间详情需要根据各个代售点的规定而定。

代售点可以提前预订18天以内的车票(含第18天的车票。部分车站窗口预售期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7点开始只能预订第18天以前的车票，第18天的车票是在每个不同的整点才会放票，不同的火车站，放票时间是不一样的。

温馨提示：在代售点购票是实行实名制购票，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且每张火车票需要收5元的手续费。身份证号码是不可以订票的，如果身份证丢失，可以补办一个临时身份证进行订票。

下面来介绍一些地区的放票时间，具体的时间都将是以参照12306的时刻表为准。

各地具体放票时间：

【8：00 起售车站】

安阳站、白城站、北京西站、成都东站、大庆站、大庆西站、东莞站、东莞东站、惠州站、金华南站、缙云站、九江站、兰州站、丽水站、临汾站、南充站、齐齐哈尔站、青田站、日照站、山海关站、汕头站、松原站、温州站、乌兰浩特站、乌鲁木齐站、武昌站、武义站、西安站、永康站、运城。

【9：00 起售车站】

阿克苏站、 宝鸡站、北京北站、茶陵站、长兴南站、成都站、大同站、德清西站、海宁站、济宁站、加格达奇站、嘉兴站、库尔勒站、奎屯站、昆明站、拉萨站、漠河站、那曲站、讷河站、宁波站、萍乡站、上虞站、绍兴站、沈阳北站、宜昌站、宜昌东站、宜春站、余姚站、湛江站、郑州站。

【9：30 起售车站】

深圳站。

【10：00 起售车站】

阿拉山口站、北京站、北屯市站、贵阳站、哈密站、哈密南站、和田站、霍尔果斯站、喀什站、柳园站、南昌站、南昌西站、青岛站、青岛北站、沈阳站、伊宁站。

61阅读提醒您本文地址：

四 : 国庆火车票今起全面开售！部分热门线路车票已所剩无几

　　9月5日消息，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的脚步愈发临近。 按照60天的预售期计算，旅客最早从8月3日开始，就可以购买国庆节假期首日的车票了。不过，由于受到9月10日铁路部门大规模调图的影响，一些车次的车票无法预订。

　　

 

　　从昨晚9时起，相关调整列车的车票陆续开始进入发售阶段，也就是说，今日起大部分车次将开始发售黄金周首日车票。目前仍有极个别车次尚无法购买，具体信息大家可随时关注12306铁路售票网站。

　　已经放票的车次方面，目前多地开往沈阳、西安等热门旅游城市和地区的车票已经十分紧张，部分车次甚至只剩下了无座票，想要在十一期间出游的朋友可要抓紧行动了。

五 : 网购火车票开始时间今起提前至6点 国庆票已开售

　　中新网北京8月10日电(记者 李金磊)好消息!自今日起，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APP每天的火车票开售时间由7点提前至6点。目前，国庆节的往返程火车票已经开售，部分热门线路的火车票已被抢光。此外，由于列车运行图将要调整，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暂停发售。

　　

 

　　关于调整网站售票时间的公告。来自12306网站

　　网购火车票开售时间提前1小时

　　9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调整网站售票时间的公告》。《公告》称，为了便于旅客通过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APP购买发车时间较早的列车车票，自2016年8月10日起，网站和手机APP每天开始售票的时间由7:00提前至6:00。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售票时间提前，以后购票时间将更加充裕。但是也有很多网友提出疑问：“为何不能24小时全天售票?”

　　就此问题，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致电12306客服热线进行了咨询。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由于系统需要维护，所以每天的售票时间限定为早上6点到23点，其余时间为系统的维护时间。

　　

 

　　部分热门线路火车票已售完。

　　国庆节往返程火车票已经开售

　　根据国家放假安排，今年国庆黄金周放假时间为10月1日至7日，共7天。目前，全国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订票渠道发售的火车票预售期为6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助售票机等其他售票方式的预售期为58天。

　　目前，国庆节往返程火车票均已可以购买。自昨天(9日)起，旅客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购买10月7日的火车票， 10月8日的火车票则于今天开售。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部分热门线路的火车票已经被一抢而光。如，10月1日北京到哈尔滨的13个发售车次中，已有8个车次的火车票全部售完，其余车次也只仅剩无座或硬座。

　　

 

　　部分列车火车票暂停发售。

　　受调图影响 部分列车车票暂停发售

　　中新网记者在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APP上发现，目前不少列车火车票处于“列车运行图调整，暂停发售”的状态。

　　综合多地铁路部门的消息，部分列车暂停售票，是受到郑徐高铁开通、列车运行图调整的影响。如，上海铁路局表示，因受郑徐高铁开通带来的列车运行图调整影响，7月13日起，暂停发售始发日期为9月10日及以后经由京广高速、京沪高速、宁杭高速、胶济线、宁蓉线合武段等线路上运行的446趟旅客列车车票。

　　12306客服提醒，目前列车运行图正在调整，等调整完就会恢复售票。目前还没有接到调整通知，建议旅客及时关注调整公告。(完)

本文标题：火车票几点开始售票-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全文阅读 作者：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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