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民国大佬杜月笙的上海滩轶事
陈存仁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所以他发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菜间中。
光艺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之后,送登《申报》、《新闻报》,因为杜氏轻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报上,但登出之后,他也不以为忤。
不料几年之后,上海有一种所谓“滑稽戏”,最著名的有裴扬华、程笑亭演出的《小山东到上海》一剧,裴扬华演的是小山东,程笑亭演的是浦东“陶巡长”,出场时巡长穿着警察制服,与报上登的那张杜氏军装照片,大同小异。巡长在台上一开口完全是浦东国语,讲的话句句都像杜氏口吻,听者无不大笑。这出戏头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轰动整个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随从人员向杜氏晋言:“《小山东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们实在看不顺眼,想去捣乱一下。”杜氏睁大了眼睛说:“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哪能可以?后天晚上我家请客,就叫裴扬华、程笑亭到我屋里演《小山东到上海》,而且侬要好好叫告诉伊啦,决不难为伊拉,要是有一点点难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随从人员领命而去。
一经接洽,程笑亭面如土色,说:“我陶巡长明朝起可以勿做,堂会希望作罢。”接洽的人见他怕事,反而说了许多好话,担保决不会难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场了,一出台一开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颤,声音低哑,杜先生见到程笑亭这般尴尬情形,立即吩咐从人到后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胆怯,于是他就首先领导鼓掌,大家也就跟着一阵如雷的掌声。程笑亭精神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语如珠,依着平时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后倒,杜氏更是笑个不止,最后,重赏而散。
杜氏对剧艺界中人,常加照顾。有一天晚餐时,叫王无能堂会,王无能是上海所谓“独脚戏”的前辈,嗜好极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时和他搭档的钱无量问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这般好呢?”王无能说:“吃饱了来的,毕生别的东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罗纱帐子已经吃掉十八顶了!”钱无量又问:“此话怎讲?”王无能答:“吸鸦片时,烟斗之下要衬一小方‘珠罗纱’,吃烟的人叫做‘斗脚纱’,本来这种珠罗纱是做蚊帐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来,已剪掉了十八顶蚊帐。”此语一出,听者恍然大悟,继以狂笑,杜氏亦为之大悦。
王无能在堂会上又说:“近年身体大坏,恐不久于人世,将来我的后事,只好靠杜先生了。”听者以为这是笑话,杜氏却用食指点了下自己的口,接着又用食指对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闲话一句”,王无能会意,格外卖力,滑稽笑料,层出不穷。
过了六个月,王无能果然一命呜呼。身后萧条,一身之外,别无长物。钱无量一早九点钟赶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别墅,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到杜宅。杜一见钱无量愁容满面,就说:“阿是王无能……”钱无量点头称是,杜氏即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庄票,面额很大,钱无量道谢而去。走到门口,对门房说:“杜先生真是闲话一句,连两句都没有,我等候了六小时,但解决这件事,不过六秒钟。”
杜氏不仅对剧艺界中人如此,对鳏寡孤独,都有一种特别的处置。早年对浦东一些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账房领月贴七元(相等于那时两担米价)。后来被照顾的人,更不限于寡妇,不少隐贫也有不同数字的补助,“折子”究竟发出多少,谁也不知道。凡是领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为“还折”,还折时另赠葬殓费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里挤满了凭折领钱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呶呶不休,要亲见杜氏叩一个响头,那时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裤,在客厅一角摇扇观望,一班被救济的人都不认识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绍,只对那人说:“杜先生不喜叩头跪拜一套的。”说罢,施施然离去。一家人暗暗发笑。
还有许多清寒的前辈和文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调剂,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银数,经年累月,从不脱期。
民国十八年间,杜氏声名鹊起,威名远震,无数人辗转设法要想立雪程门,范围遍及军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别重视文职人员,凡投帖者,一律称作“学生”,学生对杜氏,一律称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约略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何以有这样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门生呢?以我的观察有几点:
一种人因为受不了当时上海恶劣环境的压迫,所以要投拜杜氏为师作护身符,这种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数。一种因当时上海绑票之风极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绑,多的时候,每月竟连十数人,于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这种人家私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一经拜师之后,绑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种是工商界中人,为了想扩展业务,避免纠葛,纷纷投拜杜氏门下,而门生与门生之间,产生浓厚情谊,对事业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类人数字极高。一种是当时上海的商业团体,凡是理事或理事长,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门生,叫做“理字头人物”。
一类是剧艺界中的佼佼者,为了怕人捣蛋,有损伶誉,于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别是京剧界中人,往往不远千里来投杜氏之门,如杜氏接受了这人,都认为是毕生之光。
杜氏门生之中,数字较少而地位较高的,就是军政界人士。所谓军,不限于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所谓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门。
一类是工人阶级,多数是工会中的领袖,所以逢到工潮发生,劳资双方都要请杜氏解决,除非杜氏不答允,答应到,“闲话一句”,什么都解决了。
杜氏对收门生,考虑最多的,一种是武夫,一种是二世祖(即败家子。——编注),他怕这般人搅风搅雨的行动会妨碍到他的声誉,所以杜氏门下以这班人为最少。这些情况,在当时上海几乎蔚为风气。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师,曾经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织云结婚,结婚之前签过一个极苛刻的婚约,证明男方如果抛弃女方赔偿多少损失,而数字之大是周孝伯绝对不胜负担的。不幸结婚三月,双方便闹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约,周孝伯囊无余资,哪里拿得出来,纠葛闹到杜宅,张织云振振有词,杜氏只说:“周孝伯是呒没铜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呒没结果的,还是我来罢。”当时即掏出两张庄票,面额不大,张织云只好勉强接受把婚约撕了。杜氏同时关照书记,把尚孝伯的门生帖取出,当堂撕了,周孝伯废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当时上海邮务工人会有十个人投拜杜氏,这十个人的门生帖子是我写的,写的地方是在大中华旅店。这十人之中,有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却分道扬镳,张克昌投汪政权,朱学范坚留大陆,陆京士追随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对朱、张两人的离去,百般劝阻无效,认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陆京士认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
高桥有了渡轮之后,交通方便,市况热闹。杜氏就决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并且附设一所高桥小学以及高桥图书馆。
杜祠所占之地,不过两亩,但是落成之日,四乡男女老幼都要来参拜。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决计不问乡人送礼与否,大宴三日,估计四乡来贺来吃饭的人,在二十万以上,于是就将杜祠四围空地填平,初填二十亩,后来因为上海有人发起,邀请全国名伶,到杜祠演剧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龚云甫、李吉瑞、杨小楼、谭小培、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动要求参加演出。消息传出,全上海的人轰动了起来,识与不识的人都纷纷送礼,希望能获得一张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间,又填地二十亩,搭盖棚厂,并设戏台,演剧三天。看到这三天戏的人,都认为是毕生幸事。
这么一来,原有渡轮六艘就不敷应用,临时借用小型轮船十艘往来载客,又向全上海友好借小型汽车一百二十辆接送来宾。该日除由当地军警维持秩序外,还有闸北保卫团出动团员二千人参加保卫,所以,情况虽热闹到极点,而秩序井然。
杜氏亲自款待嘉宾,到贺者除南京各首长外,上海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以及各国领事暨绅商都到齐。
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占地数亩的餐厅,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时,开筵百余席,名为“流水席”。而最热闹的,是在半夜散戏之后,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好多人为了要看三天的名剧,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般盛况可以说是上海向所未见的。
九十年前,浦东有一个泥水工人叫杨斯盛,晚年积资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识字,因此联想到浦东有不少儿童未曾入学,于是拨地十余亩,捐资十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兴建了一所“浦东中学”,附设小学两所,一所在浦东,一所在南市马家厂,成为当时浦东第一个捐资兴学的名人。杜氏对他极为敬仰。
浦东中学校务,被黄炎培(任之)等霸持。黄氏也是浦东人,喜欢搅政治,因此浦东中学经费,每年不敷甚巨。杨斯盛逝世之后,每年不敷的经费,均由杜氏负责弥补,因此被推为董事长。黄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数照给,乡人尝向杜氏诉说:“黄炎培任用私人,挥霍无度,毫无建树。”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陈群(人鹤)劝杜氏自建一大规模中学,杜氏鉴于自己年幼失学,为之心动,就在上海西区法华镇辟地三十亩,兴建校舍十数座,开办正始中学,就由陈群当校长,学生大多数是免费的,少数虽收学费,数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学共有学额六千名,但陈群并无办学经验。开学之后,不但学生不多,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杜氏大感失望,陈群束手无策。而杜氏又不愿就商于黄炎培。一天,我和杜氏闲聊,他问我:“正始多属免费,何以学生不多?”我说:“办学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间学校,缺不了一个主干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学主干是王培荪,南洋模范主干是沈同一,民立中学是苏颖杰和陆澹,他们都是具有办学的才干。陈群不是教育界的,当然不懂得处理。”杜氏听了,频频颔首。接着我又告诉他:“民立中学,一山不能容二虎,陆澹颇想离去,大可以罗致过来。”杜氏连忙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去约他来见我。”
我幼时也曾在民立中学念过书,陆澹教我国文,对我印象颇好,一经我邀约,他考虑了三天之后,和我一同去见杜氏。
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陆先生是办学校的专家,何不请他来帮你的忙?”陈群一口答应,并且说:“陆澹办民立中学是有名的,希望陆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学总务主任。”陆氏当即应允,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各科教师,要全部由他延揽;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连杜先生介绍的清贫子弟,也要经过考试。杜氏表示同意。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就我所知,报业为《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银行为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局为大东书局,纱厂为恒大纱厂,交通机构为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为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只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他担任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来说,这个宅子,杀气太重,住进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恶象隐伏,于是让杜氏在花园中另建一亭,用来镇压风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后,家中反而越闹越厉害,杜氏竟然束手无策,所以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战开始,杜氏离沪,始终未进入这座新屋住过一宵。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本文来源:网易历史作者:陈存仁)
二 : 黑老大杜月笙:是如何“漂白”进入金融圈的?
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www.61k.com)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漂白出身:中汇银行财源广进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借钱这种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棠是英国银行的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两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
杜月笙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向来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来说,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们,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
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招”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长。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
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堆花为当时上海银行同业中的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同业银行都要在银行开幕当天向新银行存进一笔款,表示道贺,称为“堆花”),所以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漂白背景:通商银行政商暗结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
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不敢露面。
后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
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银行挤兑,银根抽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8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露出一些真钞,而究其实,除了露出的真钞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废纸。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挤兑者心态渐趋平稳。
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大把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召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赶这个热闹来添乱子。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最终平息下去,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上面说到的通商银行大厦贱卖的事,就是在这次挤兑风潮中出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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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面子:大达轮船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账。
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
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蒋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实力也颇雄厚。
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感到威胁。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让上海航政局长从中作梗,致其通航苏北的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
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青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请高抬贵手,至于其他公司,杜月笙并不干涉。
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险,当然是顾客蜂拥云集。后来,在惨烈的价格战之后,三北公司竞争不过大达轮船公司,只好转而和大达合营,划分势力范围。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漂白地位:面粉行业头把交椅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王禹卿多年来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经验丰富,声望卓著,是荣氏企业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价将王禹卿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第二步,打入面粉业的行业协会。
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有两派势力,一派是上海面粉业公会,一派是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个得力助手叫杨管北,此人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曾开设面粉厂,故此与三省面粉业公会颇有渊源。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荣宗敬等便以其在维护同业利益上无所作为,受到各方抨击,而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漂白身份:上海商业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
况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号)不仅从商资历之深非杜月笙这种十六铺毕业的水果行门徒所及,而且蒋介石当年北伐之后东进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笔银子的,故政坛的水深水浅,他都趟过。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此人还有个外号“多子王”,可以和四川军阀杨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几乎“多不胜数”。一个可能真实的笑话是说,他在抗战结束后从重庆返沪,进了自家院子,见一小孩在游玩,乃兴味盎然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小毛头真可爱,是谁家的孩子啊?”结果保姆匆忙跑出来拉着小孩子说:“宝宝,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对“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有意出任鱼市场总经理,但不少渔民和鱼行经纪人对王晓籁并不支持,可见他在社会下层没有势力,不能服众,即使虞洽卿在上层支持他,也无济于事,乃向虞洽卿请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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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他或许已经知道,让自己塌台的后台就是杜月笙。这时的杜月笙并未一鼓作气换掉王晓籁,倒是转过头来去拉拢他。杜很畅快地答应让王晓籁留任,只要王听话就行。一得一失之间,王晓籁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
此后,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再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也无不奏效。眼见得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而且跟杜是如胶似漆,关系比跟自己还火热,在商场奋斗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凉意,去意渐生。于是,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漂白权力:上海“黄色工会”调处有道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
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自是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是让他感激涕零。
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满口答应连声说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最大的一帮势力。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
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场,跟他过不去。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这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
操控术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所以,有冲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没有冲突的地方,为了能够打入其势力,他也会制造出冲突来,再装模作样很“公道”地解决。他的解决办法,总不外乎软硬两手,黑白两道,明暗两面。软的不行来硬的,黑的不行来白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中,杜月笙织就了笼罩上海滩,甚至遍布全中国的权势网络,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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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黑帮老大的人情味,杜月笙名言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帝”之称。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老上海滩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他出身低微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着传奇人生。
小编在这儿为大家整理了黑帮大佬杜月笙曾经说过的充满人情味的经典话语,供大家认识黑老大的日常生活。
1、记得给她家里打电话,而不是她催着你打。人家老人家将养了几十年的女儿嫁给你,那是你多么大的福分。
2、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
3、抽固定的时间陪她。你工作都是为了生活,那么,她应该是你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4、女人是用来疼的,如果你没有把握让一个女人幸福,反倒一直给他难过痛苦,请记住这不是在爱她。
5、想她的时候,告诉她。爱她的话,要说出来她听后也一样的爱你。
6、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7、想她的时候,告诉她。爱她的话,要说出来她听后也一样的爱你
8、胆小的男孩一般能成大事。打仗前思后想的,才是帅才。流泪的男人一定有爱心。举棋不定是一种美德。
9、她有人追求,说明她很有魅力,不要因此发无名火,吃无名醋。更不能误会,而是要更加去好好爱
10、偶尔给对方惊喜。爱情不一定常常在激-情的最顶端,但是你可以学会制造浪漫。不要让爱情变得空洞无味
11、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你的太太要生孩子时,一定要在她身边。
12、不要认为每个女子都爱钱如命。你赚钱很辛苦,但这个世界上能养活自己的女人比比皆是。
13、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
14、一起去看电影。不一定所有情节你们都记得,但是她会很久很久以后还记得你曾陪她看过电影。
15、不要认为情人节送花是无聊的行为。又不是每天都要你送,找那么无聊的借口干嘛?
16、你工作再忙,也要记得打个电话给你心爱的人,不会花掉你太多时间金钱因为她在等待,少给她失望
17、吃东西时,不要傻傻的问:你吃不吃?更不要在对方说不想吃之后就立即吃个精光。那是自私的表现。
18、不要认为每个女子都爱钱如命。你赚钱很辛苦,但这个世界上能养活自己的女人比比皆是。
19、杜月笙有句挂在嘴上的话:小心得天下,大意失荆州
20、偶尔给对方惊喜。爱情不一定常常在激-情的最顶端,但是你可以学会制造浪漫。不要让爱情变得空洞无味。
21、伤什么都别伤心爱人的心。伤了,你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22、不要真的以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还不如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
23、有了矛盾,立刻解决。否则怨恨会像无底洞,吞噬了你们的感情,难以重合。
24、牵她的手漫步。两个人走路,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是要两个人感觉幸福。因为十指相握是幸福。
25、不吸烟饮酒的人,都很自私。一般不可托终生。
26、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27、有了矛盾,立刻解决。否则怨恨会像无底洞,吞噬了你们的感情,难以重合
28、爱情生活或者婚姻生活是两个人的,所以不必太自我,多为对方着想和付出。(帮会名字大全)
29、重情之人,难有爱情之幸福。当你说?爱字,你就处于被动。爱情的真谛是“欲擒故纵”,鲜花大都插在牛粪上。“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女常伴愚夫眠。”
30、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动如火掠,不动如山。”
31、如果你爱一个人,请你温柔的呵护她;如果不爱,直说。女人都很傻的,从她爱上你的那一刻,便身心俱付。
32、对你吹拍人,最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百分之七十的凶杀案发生于熟人之间。“生虎犹可近,熟人不可亲。”
33、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34、帮你爱的人买礼物。你赚钱为了什么?而且,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乱花你的钱的。
35、背叛你的女孩,再侮辱你,一生命保恶有恶报。早年的“班花校花”,有几个会有晚年的幸福?“猛虎别在当道卧,困龙也有上天时。”
36、打什么都别打女人。打了,你就什么理由都没有了。
37、女人是用来疼的,如果你没有把握让一个女人幸福,反倒一直给他难过痛苦,请记住这不是在爱她
38、爱情生活或者婚姻生活是两个人的,所以不必太自我,多为对方着想和付出
39、不要用女朋友的数量来显示你的魅力。你完全可以用事业和顾家好男人来展示你的优秀。
40、记得给她家里打电话,而不是她催着你打。人家老人家将养了几十年的女儿嫁给你,那是你多么大的福分。
41、记得她的生日,否则有可能下一个生日她跟别人过去了。
42、不要认为情人节送花是无聊的行为。又不是每天都要你送,找那么无聊的借口干嘛?
43、一起去看电影。不一定所有情节你们都记得,但是她会很久很久以后还记得你曾陪她看过电影。
44、陪她外出散心,顺便加深感情。女人喜欢放松时男人说的心里话
45、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当你的太太要生孩子时,一定要在她身边。(心累的句子)
46、抽固定的时间陪她。你工作都是为了生活,那么,她应该是你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47、记得她的生日,否则有可能下一个生日她跟别人过去了。
48、牵她的手漫步。两个人走路,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是要两个人感觉幸福。因为十指相握是幸福。
49、学会帮女人做家务。一个回家就只是躺在沙发上等待老婆开饭的男人,会让婚姻生活淡的比白开水还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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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大佬杜月笙-民国大佬杜月笙的上海滩轶事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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