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青年蒋介石全文阅读 作者：崔晓忠

青年蒋介石全文阅读 作者：崔晓忠 《青年蒋介石》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青年蒋介石全文阅读页面。
一代枭雄的成长路：青年蒋介石 作者：崔晓忠


《青年蒋介石》简介
对蒋介石，世人的评价泾渭分明，不论褒贬，没人能否认，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本书讲述了一个您所不知道的青年蒋介石。他参加辛亥革命，在光复浙江中立下大功；他追随孙中山多年，而且深得其信任；他主政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的军政人才；他带领黄埔军校学生平息了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叛乱，南征邓本殷，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他游刃于国共之间，既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又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自己地位却迅速窜升；他任北伐军总司令，半年之余便打下了半壁江山；四一二他向革命者举起屠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统治者。
这一切都是两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事实。
《青年蒋介石》，崔晓忠著，华文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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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蒋介石》目录(1)
第一章〓乡里少年初长成
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溪口镇·雪窦寺·丰镐房
2先祖、父亲和兄弟姐妹
3严师慈母王采玉
二、少年不识愁滋味
1瑞元无赖
2初懂人事
三、蒋毛联姻
1顽童新郎
2糟糠之妻
3命丧日机轰炸之下
四、寻找自身出路
1四处投师
2结识恩师陈其美
3入学保定军校
第二章〓辛亥时期的革命者
一、再次东渡日本
1入日本军校
2日本军营的生活
3加入同盟会
二、参加辛亥革命
1光复杭州
2刺杀陶成章
3亡命日本
4进攻制造局
三、结缘孙中山
1与孙中山初次会面
2回国反袁
3策动肇和舰起义
4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5为陈其美收尸
第三章〓沉浮上海滩
一、娶侧室姚冶诚
1娘姨姚冶诚
2从不僭越
3离婚别居
二、混迹上海滩
1与张静江结义
2开交易所与“恒泰号”
3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三、娶妻陈洁如
1清纯少女
2出国考察
3引起震撼的回忆录
第四章〓游离广州城
一、初试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入学保定军校(2)
回国后，蒋介石凭着对军事的热情和矢志不移的精神，发奋备考。因为当时希望通过这条通道出国的人大有人在，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据说当时浙江省仅招生60名，而且其中的46名都是由官府依照门第高低和官阶等级的保送和递升的，也就是说真正在民间招生人数仅为14人，而当时报考生达1000多人。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蒋介石凭借自己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榜上有名。这样，蒋介石顺利迈出了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是，由于交通条件恶劣，从溪口到保定没有便利通道，蒋介石到学校上学，要跋涉整整一个多月。这次长途跋涉，使蒋介石视野开扩，见识增长，他第一次北上中原，领略茫茫乾坤，心潮澎湃，立志有所作为。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主修炮科。当时，保定军校开有步、骑、炮、工、辎五科，蒋独对炮科青睐百倍，自是有其道理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威胁，主要在于坚船利炮上，尤其是当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话，恐怕给中国人惊惧最多的还是炮火。所以，这也成为炮兵独具吸引力的地方。
蒋介石在保定学校是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蒋介石干了一件在当时同辈们之中是颇为有胆识的事。
一次一名态度傲慢的日本军医教官，在讲课时把一块泥土比做中国，然而又说这块泥土中有四亿个微生虫，正如中国的四亿人口。这种辱侮国格、人格的厥词，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但大部分学生只是敢怒不敢言。
就在此时，蒋介石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讲台，迅速把那块土块分为八块，对着那位骄横无耻的教官辩解道：“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五千万寄生虫依附在这八分之一的泥土中呢？”蒋介石此言一出，大快人心，赢得大家的一致喝彩。再看日本教官，被弄得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于是他恼羞成怒，以势压人，污蔑蒋是革命党，要学校严加惩罚。
当时该校校长赵理泰还算开明，有点民族大义，知道此事错在日本教官，不在蒋介石，但为了照顾外人脸面，还是碍于形式，将蒋介石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事后，蒋介石在学校里名声大振，有志青年纷纷慕名主动接近他，希望与之结为朋友。包括校长本人也因此事对蒋介石印象深刻，后来蒋介石以非日语班学员得以参加赴日选拔考试，与校长的垂青也不无关系。
这年冬，清政府军部决定从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日文班的学生中，选拔一批人赴日留学，蒋介石不是日文班的学员，为争取出国学习的机会，他鼓足勇气，写了一份申请报告，说自己不久前去过日本，懂得日语，请求准许参加选拔考试。
申请递出去之后，蒋介石心里忐忑不安。他恐怕自己条件不充分，而被搁置一旁。那样，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将与他失之交臂。自己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他乡异地，为的就是创造这么一个深造的机会。而如果此次申请失败，岂不前功尽弃，越是这样想，蒋介石越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神。
直到考试前一天的深夜，他才得到准考的通知。拿到通知后，蒋激动不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蒋顺利过关。考试合格后，他便同张群等共40名学生，以享受清政府公费的待遇赴日留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再次东渡日本
<b>　　入日本军校</b>
1908年春，蒋介石由清政府官费资助，再次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军报国的未竞之途。一路上，海风拂面，海鸥翔集，海浪四溅。蒋介石心胸再度宽阔起来，又一次体验到海的辽阔和伟大。观海、登山是最能够陶冶情操、熏染意志的事情，不观海，不知海之漫无边际；不登山，不知山之高巍雄壮。观海方知人心狭隘，犹如鸡肠小肚，登山###人力有限，在自然万物的面前，人会突然觉得自己竟然是那样的渺小，好比“大海之一滴”，“高山之一粒”，还有什么值得高傲的呢！
想到此，蒋介石不由得由热情高涨旋即又陷入了沉静，像他在家乡学堂那样，两只手臂交叉放着，眼睛向前看着，但是什么都没有闯进他的视野。此时，他又感到自己的将来是虚无飘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日本留学大方向没错，所欠的就是机遇了，希望日本的空气和土地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到了日本，蒋介石顺利地进入了东京振武学校，被编入炮兵班。
振武学校原本是日本为培养“忠君爱国，顺服长官”的中下级官佐而设立的，后来经中日协商，被指定为接待中国留学生的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获士官候补生的资格，然后到日本军队实习一年，合格后才可成为正式的士官生。只有士官生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军官。所以说，进入振武学堂，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军队官员，他只是正式军官教育的预备学校。
因此，振武学校的校规搞得是相当严格和苛刻的，大概日本的所有学校都是这样，非常重视意志的磨炼和纪律约束。入学要受七条誓约的管束，其中规定要专攻学术，以顺上为要道，耐劳忍苦，起居有节，不准议论课程的轻重等等。
振武课程分为普通学和军事学两大部分，前者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科，后者有徒手教练、枪械教练、部队教练、测量和战术等。学制三年，蒋介石得以进入此校，可谓如愿以偿，学习自然相当努力，并且安守本分，遵守校纪，倒是显得生活过于平静冷淡。
日本人的戒备心是相当强烈的，包括对中国留学生授课也采取了防范措施。蒋介石在学习期间，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军事知识，得到一些简单的基本训练，至于那些先进的军事技术，只能望洋兴叹，无缘受教。不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因此而躲开蒋介石，事实上，它对蒋介石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蒋介石被中国的留学生的革命热情所感染，读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书刊。一有机会，便同志同道合的几个同学聚集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吐天下之事。
但是，蒋介石整体上还是恪守日本军校的誓约，不敢轻易越轨，首先是因为此时毕竟是身在他乡，左右缺少照应。再者蒋介石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不太熟悉，对“越轨叛逆行为，政府是严加制裁，还是放任自流，抑或是妥协退让，得过且过，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情形不明，不宜轻举妄动。”另外，此时学生们所组织的暴动也大都是组织不力，希望不大的义气之举，胜算渺茫，所以权衡比较，还是韬光养晦，不出风头为上策。在反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中，在日本的留学生发动了将近成千上万群众抗议。但蒋闻知此事后，并没有随之加入，而是保留了激情，不露声色。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具有革命热情和愿望的，但同时也是比较理智的，有点投机倾向。


日本军营的生活(1)
蒋介石的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帮助他顺利地渡过了几年的预备学校生涯。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当时蒋介石23岁，据入伍资料显示，身高公分，体重是公斤。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连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可以说，蒋介石刚入伍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只能忍气吞气，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在适当时候会毫不留恋地离开这里的。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是日本寒冷多雪的地方，冬天有的地方雪深丈余，环境极其恶劣。蒋介石生在中国南方，长在江南水乡，对温和湿润的气候已经习惯，所以蒋介石对高田这种寒冷多雪的生存条件是极度不适应的。
日本军中的生活，只能用清苦二字来形容。蒋介石刚到连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其中，最重要的军事任务是洗刷拖炮的马匹，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
蒋介石每每洗了脸后，官长就带他到马厩去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部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的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等到马擦完了之后，再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到了傍晚，再要同样地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吃晚饭，蒋介石就这样咬着牙齿坚持着。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伙食在质和量方面，也都让蒋介石大吃一惊。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蒋介石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仅凭这点杂食肯定是吃不饱的，再加上任务繁重，所以肚子里常常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充饥。但是饼干也是有限量的，不能任意购买的，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质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时蒋介石的家里和学堂里，虽然贫困，也不致于吃这些垃圾食物。可是这会所有的粗粮杂面都成了美味佳肴，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美食之后，蒋介石总是一副得到很好满足的模样。大概过了两周的时间，蒋介石试着不吃这些糟粕饼干，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他竟感不到饥饿了。他已经适应了。
地位的高低悬殊，低三下四，忍辱负重，生活的清贫不堪，环境的极其恶劣，水土不服，这就是蒋介石在高田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或许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不算是相当的糟糕，尤其是把这些情况与中国的饥饿和政治腐朽加以对比的时候。蒋介石当时好像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的低劣和清苦，对起居饮食也并不在意，相反，他持有年轻人固有的热情和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积极在调整自己，磨炼自己，为自己打气加油。
大雪纷扬，天气寒冷，蒋介石也像不少日本人那样，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蒋介石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身体开始强健起来。他自己说到：“好的身体，天生我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蒋介石在耻辱中磨炼自身意志，以苦作乐，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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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营的生活(2)
到后来蒋介石回忆这段经历时也不否认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学业。“到如今仍觉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完全得力于此”，后来蒋介石在《与隆山军事报训词》中说到：“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一个月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这种限制食量的办法，从前我们云南讲武堂也曾试行过，据调查的结果，在食量没有限制之前，学生患病的很多，等到实行食量限制三个月后，患病的人数反而没有了。”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可全信，当然也不可不信，它毕竟反映出蒋介石在高田生活的几分真实和蒋介石“修身养性”的艰苦历程。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都是独具魅力的，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给蒋介石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极其严格，兵营内的纪律以及日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充满了紧张感。譬如，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是否有尘土，并带着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果手套上沾上尘埃，即使内务整洁也必须重新作过。然后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合乎规定——限定其容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他们一般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做到的。
这些琐事，一般人看起来以为无关宏旨，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就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人一定对其有看法，甚至以为这人不爱国。常常冷水洗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所以这种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
与此相类似，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普通人家一般每天都吃冷饭。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两热一冷，穷人家，就早晨烧一次，两冷一热，这些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训练。事实上，日本军营是既在训练中实行军队硬式训练，又注重精神上的塑造和磨炼，做到身体与意志的一体化。
还有日军的“治军如治家”和大力提倡废物利用，都让蒋介石敏感的目光给捕捉到了，并且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蒋介石对此久久不能忘怀。他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最后蒋介石总结为几条：
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想军队精强，必有几个要素不能缺少。第一，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肯定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第二，是政治训练和强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理解，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信仰，他到了战场上，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第三，士兵在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毅力，有助于整个军队素质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内部互助功能。发生在军队里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凭着自身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退役之后，这些士兵在军部里养成的刚毅的作风和出众的技能，在社会上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他们会感染各自生活的小范围内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定和行动高效。换句话说，军队精神在社会组织中的普及化是显著的，并且直接推动日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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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营的生活(3)
从上述意义上说，蒋介石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和民族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形态，往往汇集了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的特性。日本军队的生活内容就反映出日本民族的严纪律、高效率、苦意志、增团体的特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日本军队的点点滴滴都是抱着惊诧和羡慕的心态去学习的。
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蒋介石尤怀有羡慕与赞赏之情，不仅在日本军营时如此，在他回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大胆地推测一下，当蒋介石崛起之后，代表着一派势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日本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时，也会因为这一阶段的羡慕和崇拜而形成一种畏惧、恐怕的心理，表现出信心不足，即这种心理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就是这样一边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用之于“军事训练”，一边关心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和趋向，时刻留意来自海洋彼岸的消息。


加入同盟会(1)
1905年8月，为联合各派反清势力，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成立仅一年，报名参加者达一万多人，其中以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人士居多。同盟会的影响力在当时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忧国忧民，激情万丈的革命青年来说，加入同盟会更是人人向往的。
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求学期间，就经常听顾清廉老师讲起孙中山投身革命，蒙难伦敦的英雄事迹，对孙中山仰慕已久，对其领导的反清活动，更是赞同不已。第一次东渡之后，蒋介石认识了陈其美，而陈其美当时也是个革命倾向日趋激烈的进步分子，并且已经参加了同盟会。蒋介石在和陈其美的联系中得知这一消息，也萌生了加入同盟会的想法。
等到二渡日本后，他热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革命活动，并经常阅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书中“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等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他。在寄给国内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他写了这样的诗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气在封侯。”
1908年夏，蒋介石回国度暑假之际，经陈其美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从此，蒋介石不再是一个游离不定，方向未明，空有报国之志，而无实现之道的一介书生，而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组织的一名“干将”了。正是因为加入了同盟会，蒋介石才和正式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才同孙中山站在了一起。
同是同盟会成员，蒋介石在日本结识了苏曼殊、张恭、章樟、龚宝铨、庄之盘等人，与他们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由于振武学校“推行严格的规律化生活”，平时不能随便外出，就利用星期天开展活动。同时，为了行动方便，他们还特地在外面租了一间只有星期天才能使用的房子。一到星期天，他们就聚集在这里开会研究革命工作。
蒋介石加入同盟会之后的一段时期，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淡无奇，扮演着革命随从的角色，以后在中国的地位日渐重要，那是后话。
加入同盟会，可以说是蒋介石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关键。因此，蒋介石对于陈其美的引见是相当感激的，除了与陈结为盟兄弟之外，蒋介石对陈其美表示了绝对服从，唯陈之马首是瞻，陈的事就是蒋的事，杀人放火，全听陈其美之一言。
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革命方向飘忽不明的时代，蒋介石思想上是迷茫的，即使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似乎有了组织的后台，也没有太大变化，因为那只是对于盟外人的优势。
此外，就中国同盟会本身而言，它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蒋对革命前途仍然茫然无措的一个原因。无奈茫然之中，凭着对陈其美的熟悉和信任，蒋介石便死心塌地地跟随其后，陈其美就是方向就是旗帜。他努力完成陈其美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陈其美对蒋介石也格外照顾和提携，非常信任，任何重大的秘密行动对他从不隐瞒，所以，在陈、蒋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尽力的合作局面。
1911年夏，蒋介石回到上海度假，陈其美刚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工作很是忙碌。又值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蓬勃发展。陈其美等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准备策应。当时因叛徒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告密，秘密革命机关被破坏，同盟会员张恭被捕，陈其美设法营救张恭，计划暗杀刘师培，并指示蒋介石参加此项活动。
蒋介石接此任务顿感重任在身，心想必须竭尽全力，方能不辱使命。于是便着手准备，精心设计，酝酿计划。岂料，孙中山对此次暗杀活动不予支持，认为有损光明，使该次暗杀预谋只得暂付搁浅，蒋介石也颇为自己的完美设计的极早破产感到遗憾。但经过此次预谋，蒋介石对暗杀程序略为通晓，为后来刺杀陶成章做了一次“战前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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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同盟会(2)
蒋介石在等待下一个立功的机会，但是由于假期已满，留在上海确实无事可做，蒋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继续士兵生涯。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已把眼光主要投在国内的时势变幻之上，一旦国内有需要，尤其是陈其美有“召令”，蒋随时就会辍学而归。
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和此起彼伏的倒清运动，让蒋介石认识到清政府以及其他反动力量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全国各地的革命活动肯定会大有前途。强烈的反差在蒋介石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他渴望回国投身到这场前景光明的运动之中，及早实现心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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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辛亥革命(1)
<b>　　光复杭州</b>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并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者眼看全国上下一片讨逆之声，非常恐慌，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无奈之下，清政府罢免了庆亲王奕为首的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袁世凯能镇压革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蛰居乡里“养病”的袁世凯走马上任之后，便利用手中军队玩弄权术，同革命力量周旋，也同清政府讨价还价，以期夺取国家权力。武昌革命党人向全国发出“极望各处响应”的急电，以期唤起各地起义牵制清军。对武昌起义这一极具轰动力的政治事件，上海的反应极为强烈，很多人挤在报馆前关注着湖北革命的发展动态。陈其美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上海发起革命的责任毫无例外地落在他的肩上，他把自己主持下的民声报馆和马霍路德福里住宅捐出来作为联络机关，并不失时机地策动青帮、商团以及部分驻军，准备武装起义。同时他还向在日本学习军事并和他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员发出电报，催促他们早日回国参加革命。
正在日本高田联队实习的蒋介石，接到陈其美紧急电报后，立即准备回国。但由于正处在实习阶段，蒋须向师团长长冈行史请假。
当蒋找到师团长时，日本师团长不置可否，既不说允许，也不表示完全禁止。蒋介石遂向联队长说明情况，希望队长能高抬贵手。该联队队长按其权限给假48小时，并说：“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实际上这只是口头警告而已，日本宪兵是不可能横渡东海，到中国捉拿逃兵的。对此，蒋是心知肚明的，不用担惊受怕。但蒋介石也清楚此次之行是有去无回，所以他收拾好一切应带回的东西，准备铤而走险。
获假后，蒋介石立即乘火车至东京，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得回国路费，换上日本和服，并将军装和军刀由邮局寄回部队，然后登船回国。一同回国的还有张群、陈星枢，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0日。
次日轮船抵达上海，蒋介石下船后直趋陈其美住处，此时陈其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的起义。陈见蒋介石一路风尘仆仆赶杀过来，就先让其休息一下，随后再布置任务。但蒋哪里顾得上什么安马劳顿，迫切要求陈其美马上下达任务，陈于是便允许蒋参与杭州光复活动。
在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前，杭州起义的各项工作已在顾乃斌、童保煊等人的详细安排下准备就绪。10月12日，陈其美亲自赴杭，约集革命党人，督促其尽快起义。此后，又派黄乳、陈泉卿、姚勇忱等，不断来往于沪杭之间。等到蒋到来之前，杭州革命只在弹药物资方面和清军中做动员联络方面略有欠缺了。
此时也正逢招集的敢死队抵达上海，先锋敢死队是10月21日陈其美派姚勇忱来杭州联络时，根据顾乃斌的提议成立的。敢死队由王金发和应梦卿从嵊县和奉化招募的一些会党成员和贫苦渔民一百余名组成，作为杭州光复起义先锋队。这一百余名先锋敢死队到达上海后，被陆续输送到杭州，分散暂居于奉化会馆、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仁和火腿栈等处。敢死队中大都是奉化、嵊县人，与蒋介石同乡，所以蒋介石亦即加入了先锋敢死队。
蒋介石到达杭州后，也与大家一起，住在奉化会馆。由于蒋介石是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又懂得军事，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负责起草计划、文件等工作。
11月3日，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爆发，随即上海光复。消息传到杭州，杭州的革命志士们十分踊跃，当即决定于11月4日夜发动起义，分别从杭州郊外的笕桥和南星桥出发进城，分别以浙江巡抚衙门和旗营为主要攻击目标。先锋敢死队分成两队，一队由王金发率领，配合攻击旗营，另一队由张伯岐率领，配合攻击巡抚衙门。蒋介石参加了攻击巡抚衙门的战斗，并与张伯岐、董梦蛟、孙贯生等各率一组，分头前进。战斗打响后，先锋敢死队员个个争先恐后，奋勇杀敌，浙江抚署卫队见状未作抵抗，便投降了。11月5日，杭州即告光复。


参加辛亥革命(2)
蒋介石完成使命，遂即与他人返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陈对蒋的表现较为满意，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的上海却不平静。以陈为首的同盟会一方，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一方，还有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商团一方，三方各有打算，都准备乘机夺权。最后陈其美技高一筹，先声夺人。11月6日，上海绅商、革命党人和会党代表经过协商，决定成立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黄郛任参谋部长。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积极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推动东南地区的起义光复，先后帮助浙江、江苏光复。
上海光复后，市面秩序良好，人心稳定，社会各界支持革命，纷纷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参军和募饷热潮。陈其美乘势组建沪军，蒋介石因为参加“先锋敢死队”，赢得杭州光复胜利，取得陈其美的信任和青睐，而被任命为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其顶头上司旅长为张宗昌。
蒋介石从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而为团长，可谓平步青云，连升几级。蒋一方面感到侥幸有余，一方面感到底气不足，不知如何统兵部署。
蒋介石到任后，老老实实秉承陈其美的旨意，协助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还参与了一些机要事宜。
在工作中，蒋介石兢兢业业，不敢敷衍。蒋时常教导士兵相关革命观念，第一是推倒清朝、恢复中华；第二为平民解除痛苦。至于权位二字未敢放在心上。那些新募的士兵，本是粗汉无赖和贱民，经过蒋的训练后，已变成了一支不可抵御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陈其美以及其身边的所属要员、朋友都对蒋介石刮目相看，蒋的口碑甚好。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继续延续和密切同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合作，或者说蒋对陈的支持和陈对蒋的提携是相依而生，非常默契的。外人是看不出的，只有陈蒋二人心中有数，彼此信任，相互理解。陈其美往往把最秘密、最功利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完成，蒋当然责无旁贷，并竭其所能，力求完美，甚至不惜押上了个人的所有赌注。因为蒋心里清楚，陈其美的每进一步，都意味着蒋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同样，陈的计划破产、行动失败，也标志着蒋介石个人的抱负实现受阻，两人祸福与共，安危相依，休戚与共。
不过，蒋介石的提升必须以陈的成功和胜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在蒋的发迹之前必须首先要有陈其美的成功和胜利，只要有陈其美在，蒋介石永远都无法僭越，必须跟着陈其美彼驱亦驱。但是，因为蒋知道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是相当可靠的，因此他跟随效命，自觉无怨无悔。
除了陈其美、蒋介石之外，还有一个名为黄郛的，同是浙江人，并且也在日本学过军事，义气相投。在光复上海和杭州的过程中，三人又增进了解，更觉知己难觅，相逢恨晚，于是三人便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以后黄郛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刺杀陶成章(1)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举国欢庆，共庆佳日。距中华民国成立仅十三天，闻名国中的光复领袖陶成章，竟在上海住院养病时遇刺身亡，消息传出后，震动上海，惊醒全国。主谋是谁？事由何故？一连串的疑问反现在人们头脑中来。一言以蔽之，陶成章之死就是民国建立之初，内部权力分配矛盾积压已久，亟待了结的集中体现，是陶成章与陈其美个人积怨的最终了结。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幼年时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触一些新学，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曾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国内外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内部成分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充斥其间，组织相当涣散。陶成章的宗派情绪和小生产的门户观念就是典型的一例。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请求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孙中山因南洋经济恐慌而未予支持。于是，他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开始不负责任地诽谤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并受章太炎蛊惑，要将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给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但是，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立场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
到了辛亥革命时，各革命党派同举义旗，浴血奋战，旨在推翻清王朝，宗派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陶成章也意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1911年7月，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时就把陶成章与章太炎进行了比较，他说：“陶君为人予信其亦无他。不过东京党人（指同盟会）以其与太炎接近，遂疑及耳，惟予则不信其有异志，以才论，陶胜于章也。”
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由来已久。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损失惨重，陶成章急于想知道同盟会的下步计划，陶成章便要当时任光复会南洋支部执行员的李燮和去打听同盟会今后的动向。李燮和于是找了一家粤菜馆宴请陈其美，言谈之中，流露出欲继续在上海发展之意。 李燮和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陶成章，两人商议，陶成章继续去南洋筹款，李燮和到上海筹建上海支部，扩展光复会的力量，以便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李燮和到上海后，在吴淞、阐北一带进行活动，他听说同盟会中部总会已经成立。李燮和深知，光复会如不迎头赶上，它在上海的影响就会消失。
于是，李燮和在光复会的会议上，提出一个主张，设法争取吴淞炮台总台长姜国梁归附光复，这样光复会就可在在军事上抑制同盟会。因为吴淞口是上海的咽喉，占了吴淞口，有利于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然而这个计划，却被王竹卿偷偷地透给了陈其美。
陈其美听了王竹卿的报告，心里一惊。他很快觉察到李燮和的这步棋，意在箝制同盟会，抢占战略要地，陈其美决心在策反姜国梁的问题上与李燮和试比高低。
陈其美通过王竹卿了解到李燮和要策反握有一定兵权的姜国梁是有把握的，因为姜国梁倾向革命，与光复会早有联系。不过，王竹卿又提到一个重要情况，即姜国梁在观望，未做最后表态，还有争取之可能。于是陈其美只身独闯军营，姜国梁终于为其胆识和志向说服，决心投向革命。
就这样，陈其美用心照不宣的方式，把姜国梁争取到同盟会一边，李燮和这步棋子输给了陈其美。
紧接着，陶成章回国，带回巨款。陈其美得知这一消息，欲从中分取一部分，同盟会在上海工作很有成就，惟独缺乏经费。上海组织起义，更需要一笔经费，陶成章带来的巨款无疑可解燃眉之急。
陶成章此时也深感光复会在上海虽有些力量，但如果不与同盟会联合，光复会也难成气候，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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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陶成章(2)
陶成章与陈其美议定同时发起起义，同盟会和光复会各自负责一部分区域，分进合击，光复上海。最后谈到经费问题，陶成章解释道：“光复会从不认为华侨捐款是专给光复会的。
既然要合作，经费当然要合作的。”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汇丰银行的汇票，数额五万元。
陈其美正要接这张汇票时，陶成章忽然脸色一沉，把手缩了回来，用手指指着汇票说：“不过还要提醒一句，这钱来之不易，是专供革命用的，可不能用来嫖妓。”原来陈其美与当地名妓筱翠云双宿双飞的事，陶成章也有所耳闻。
陶成章这句话不说则已，一说出来，会场顿时哗然。
陈其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成章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用革命的钱嫖妓了？你说出来！”陶成章不甘示弱，说道：“王小二此处无银三百两，君子不疑，疑者非君子！”
陈其美气得七窍生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幸亏坐在陈其美身边的人眼疾手快，一下把陈其美的手按下，避免了一场流血。会议虽说有了结果，却不欢而散。尤其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个人之间更添一层私仇，从此埋下隐患。
上海光复时，陶成章的功劳并不在陈其美之下，1911年11月24日《民立报》曾是这样记载的，陶成章“组织敢死团五百人……首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对转谋浙江都督一事甚为殷切。其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为都督候选人。浙江士绅又纷纷致电催促，共举陶成章主事浙江。陶成章无意浙江都督一职，当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均可，唯陈其美不可。上海光复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游弋，并选择吴淞、闵行一带，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
就在这时，陶成章与孙中山又爆发了争执。他指责孙中山将南洋筹来的款子用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孙中山非常气愤，陈其美对陶成章也非常愤恨，想除之而后快。
陈其美的心事，蒋介石自然是摸得一清二楚。他对陈其美素怀感恩之心，此时更觉得替盟兄
除掉心腹大患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这正中陈其美下怀。
陶成章很快就听说陈其美要准备刺杀他了，他有些不信，陈其美敢如此胆大妄为？光复会会员王文庆在南京也听到了消息，急忙写信给陶成章，让他小心为妙。陶成章听了，不能不小心为妙了。连日来，他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好几处地方，由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最后又悄悄地住进了广慈医院。
在暗杀陶成章一事上，蒋介石买通了光复会的王竹卿。王竹卿与同盟会早已暗中往来，
他常拿光复会的机密做交易以捞取外快。蒋介石以此为要挟，王竹卿只得乖乖就范。
1912年1月16日凌晨2时。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里的医生和病人均已进入梦乡，连警卫也关上了门，沉沉睡去。忽然有两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来到医院大门口，推门推不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撬门，大门很快被撬开。虽然他们十分小心，但还是弄出了一点声响。
睡梦中的警卫反射似的惊醒，问了句：“谁呀？这么晚了。”来人中的一个轻轻答了声：“来看望陶先生的。”
警卫感到有些奇怪，但睡意正浓，室外又非常寒冷，懒得爬出热被窝，咕噜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就重续他的好梦。
进来的两人对路径很熟悉，迅速上楼，直接来到陶成章住的病房。房门虚掩着，轻轻推开门，闪身而入，踮起脚走到床边。其中一人轻轻叫道：“陶先生……”另一人早已拔枪在手，对着陶成章的头部扣动扳机，两名刺客很快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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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陶成章(3)
后经医生检视，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脑部而出，陶成章当即身亡。
陶成章被暗杀，举国震惊，上海各界更是议论纷纷。消息传到南京，孙中山极为震惊，连忙拍电报给陈其美，要他用一切办法，侦查此案，缉拿凶手。孙中山是个心胸开阔的人，虽然他与陶成章有政见分歧，陶成章还怀疑过孙中山有私，并公开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不计前嫌，说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是有大功的人。黄兴也发电给陈其美，要他严缉凶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
陈其美接到孙黄二人电报后，大张旗鼓，调动所有的警探，四出侦查，贼喊捉贼，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光复会自然不会放过这件事，他们从王竹卿突然失踪查起，到处调查王竹卿的下落，终于在嘉兴查到了王竹卿。但王没有被逮捕，而是在嘉兴被人杀害了。有人说是警方击毙的，也有人说被光复会当作叛徒镇压了，没有人能说清这件事，此案便成为悬案。
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奉陈其美的命令，前往日本去了。
陶案断了线，查不下去。但总有些蛛丝马迹，早有人怀疑到陈其美头上，但没有实据，只好挂起来。后来，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使“陶案”搁置起来，再往后，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为中国第一人，陶案真相再也没有揭开的可能了。


亡命日本(1)
刺陶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潜逃日本，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东渡日本。蒋此次东渡，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学德语，准备前往德国留学。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当然不会安下心来学德语，他仍然对国内局势依然密切关注。他不甘寂寞，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行动。到了下半年，他便与一些人合作在日本办起了《军声》杂志。
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随后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取而代之。
4月初，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准备要么从事社会建设，振兴实业，要么放下武器，进行议会政治活动。
在孙中山努力实现其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黄兴要求“解甲归田”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赞同下，于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及几个小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并为了能够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席位，不惜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以便合法地将大批政客和前朝遗老们拉拢到国民党内，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军声》杂志的刊行正是与这种国内思潮遥相呼应的。蒋介石在很短时间内，在《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这些文章表达了蒋介石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军事思想。
首先，蒋介石像其他革命领导人一样认为国内问题已经解决，对外问题，从今以后要开始了。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凡是讲信修睦、缔结条约，都应该籍此为城。他还主张在国内唤起尚武精神，研究军事技术，注意征兵方法，增强国防计划，改进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军权、政权集中于中央，就国内需要而言，意义一般，但是，放在国际上来看时，意义就非常之大。中国如果真想建设强大的共和国家，在十年之内就不能只效仿美国、法国的表面皮毛的东西，以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应当采取绝对的“开明专制”。
蒋介石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把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如果与袁世凯的统治联系起来，只能成为袁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辩护理论，因为袁当时正沿着独裁专制的路子一步步地走着。因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可行性并不太大。
其次，蒋介石开始接触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一些基本信条引申到国家关系中来。他断言：优胜劣汰，天演公例，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两个平等国家的关系可能建立于公理，而“两个不平等国家，论权力不论公理”，俾斯麦所倡的铁血主义，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尊奉的良师。因此要不惜代价，加强国防开支，蒋介石指出，“每年所支军资，不过为国家之生命财产、名誉等之保险费而已，又何患国民负担之重，国家损失之巨呢！”蒋介石的军政经营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事实上，日本国家当时就是“以军为要”，并且强盛一时，蒋介石由此得论不无道理。后来蒋在权力争夺和独裁统治时奉行的行为原则，可能就源于此处。
再次，宣扬对俄严防，对日本能退则退。蒋介石认为中国应相机行事，随时认清主要敌人。
辛亥革命后，俄、日、英进一步侵犯中国边境，对中国造成多方威胁。但他认为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主要是商业，而非领土为主，可暂缓处理。日本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步步进逼、招招逼人。而日本的军力显然要比俄国强大，因此中国要单独作战，只能首选俄国。
但为时不久，他又主张对俄政策应转向谨慎的外交，因为日本的行动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认为首要问题必须探明日本是否真有吞并南满的野心。另外，在中国征蒙之前，应该做三件事：一是要乘近东多事之机会，与暴俄利害相反之英、德、意、澳诸国，竭力联络；二是与先进共和国美、法相互缔交；三是在“无形之中”将南满让给日本，使中、日之间干涉不起，牵制无由，垂涎既断，争竟自息，而利益均沾之祸，亦可消灭于冥冥之间。再并力北向，锐意攻敌。


亡命日本(2)
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全局战略思想，包括选择主要攻击对象，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外交谋略，远交近攻，打拉结合，孤立目标，为出奇制胜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当然，这样的“三部曲”同样反映着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就塑造成形的“惧日症”，这与他后来对日政策的软弱和妥协多少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主办《军声》杂志过程中，蒋介石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并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将其完整化、系统化。
但蒋介石毕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他亦不敢抛头露面，他将在日本的生活境遇向陈作了如实汇报，希望陈能早点让他回国。
1912年冬，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但仍害怕刺杀陶成章的罪行被人揭发，也不敢在上海政界中露面，如销声匿迹一般。直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刺陶之事渐为淡化之际，蒋介石才又开始在陈其美的庇护下活跃起来。


进攻制造局(1)
袁世凯窃得辛亥革命果实之后，倒行逆施，加紧复辟帝制的步伐，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极大的失望，全国各地讨袁之声此起彼伏。原本想功成身退，解甲归田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宋教仁被暗杀及善后大借款签订之后，从梦想中觉醒，他们意识到袁世凯并没有继承自己的革命意志，相反，一心实行专断独裁，恢复帝制，遂决定立即兴兵讨袁，号召南方各省迅速起兵，进行二次革命。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告独立，紧接着黄兴在南京也起兵，随后安徽、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响应。
此时，孙中山正命令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全国，举兵讨袁。7月16日，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8日发表上海独立宣言，通电全国。
蒋介石被陈其美派到袁世凯军第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第九十三团原本是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但此时该团团长陈其蔚已被袁世凯收买，他避而不见蒋介石。
蒋介石无奈，只说服了一个营的士兵参加讨袁。蒋介石随后率领这一营兵力，配合钮永建部，夹攻上海的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制造局驻扎着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郑汝成精明能干，治军有方。而陈其美的讨袁军训练和装备极差，指挥系统紊乱不堪。郑汝成指挥的北洋军依仗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舰队也用强大炮火支援郑汝成。
结果，讨袁军伤亡惨重，被迫纷纷后撤。经过一星期殊死搏斗，讨袁军越战越弱，士兵伤亡散走大半，溃不成军，连蒋介石的营长张绍良也阵亡了。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
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不得不潜入地下。郑汝成被袁世凯委以上海镇守使的重任，统率两师重兵，屯扎在淞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汝成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地区，搜杀潜伏活动的革命骨干。袁世凯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两千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
上海顿时风声鹤唳，蒋介石又无法立足，在革命党人掩护下，悄悄返乡。
蒋介石本想去家里躲避一番，但怕溪口熟人太多，露出什么风声，反倒不好，于是转身到了离家十余华里的萧王庙孙家舅母家里。他们对蒋家一向很好，因此蒋介石感到去孙家避难较为安全。蒋介石到孙家后，蒋妙月对他的境况非常同情，一口答应让他留下来。
不久，通缉蒋介石的公文从省里传下来，命奉化县知事搜捕蒋介石，捉到后立即押送省城法办。县知事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案件责成警察所干事丁志国从速办理，丁志国接案后，感到关系重大，非常棘手。因为蒋介石在奉化县一带有不少结盟拜把的兄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实在不好对付，为慎重起见，丁志国找来好友何禄山商量。这何禄山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郑重其事地劝道：“丁兄，有道是‘人面长，钿财短’。大家都是同乡人，何必结个冤家！”丁志国沉思片刻，点点头说：“言之有理。不看僧面看佛面！”
丁志国对缉蒋一事一直磨磨蹭蹭，阳奉阴违，但为了交差，每天带几名警察装模作样地下乡搜查。有一天，他们来到萧王庙，丁志国早已闻知蒋介石有可能藏在这里，进村时故意虚张声势，一路吆喝。可事不凑巧，待蒋介石听到警察进村的消息，警察已到了屋门口，匆忙间，蒋介石冲进了舅母住的楼上。
警察们蜂拥而进，在楼下看过一遍，见没有人，就要上楼搜查。这时，蒋妙月急了，慌忙堵住楼梯又哭又闹，说道：“上面楼板破旧，你们都要上去，踏塌了楼板要伤人的！”蒋妙月一边说，一边把视线投向了丁志国。丁志国是个明白人，知道话中有话，便赶紧凑上前去说：“你要是怕楼板踏穿，就让弟兄们在楼下，我一个人上去。”说完，命警察们在楼下监视，独自爬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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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制造局(2)
楼上空空荡荡，摆设简陋，根本无处可藏人，丁志国一进门便看见了蒋介石。蒋低声说：“我反对军阀政府没有罪！你要邀功请赏，现在就把我抓去好了！”丁志国沉默了好一阵，不停地踱着步，突然猛地转身下了楼，一面走，一面大声嚷嚷：“上面没有人，弟兄们，我们别处去看看。”说完领着警察扬长而去，蒋介石和蒋妙月悬了半天的心方才放下来。可是丁志国放过了蒋介石，深恐事情暴露，殃及全家老小，不久，辞职到奉化莼湖镇摆起了香烟摊。 蒋介石此次脱险后，也深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后来，他探听到陈其美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遭通缉纷纷逃到了日本，便也想去日本躲避，但苦于囊中羞涩，不名一文，无法起身，便找到何禄山，要他帮忙想办法，何禄山把此事告诉了蒋妙月。蒋妙月对蒋介石这位内侄兼外甥寄予厚望，再次解囊相助，下狠心卖掉二十亩良田，让何禄山把所得之款转交蒋介石，资助他去日本。1913年12月间，蒋介石得以第四次东渡日本，彻底摆脱了袁世凯的追杀。 此次蒋介石之所以能脱险，应归功于两个人，一是丁志国，二是蒋妙月，蒋介石后来对此二人的恩德一直铭记在心。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打到上海后，从何禄山口中得知丁志国家境困窘，就派人送去一张委任状，命丁志国到温州去当了个税务官的肥差，对他的方方面面颇有照顾。
蒋介石对其舅母蒋妙月的大恩大德更是感激不尽，礼遇有加。萧王庙脱险之后，蒋介石待蒋妙月胜过亲舅母。蒋介石发迹后，每次回乡省亲必到萧王庙探望蒋妙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逃往台湾时，表示要带蒋妙月前往，但蒋妙月此时已届耄耋之年，不愿随他离乡，故仍留在家乡。
20世纪60年代后，蒋妙月由于种种原因仍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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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孙中山
<b>　　与孙中山初次会面 </b>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马上与陈其美汇合。而此时，孙中山也流亡至日本，并且积极筹划成立中华革命党，为的是继续团结一部分革命力量重整旗鼓，再次形成一支以他为核心的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1913年9月，中华革命党成立，而陈其美则成为孙中山为数不多的心腹之一。11月间，陈其美应孙中山电召赴日本商讨继续反袁等革命大计，在与孙中山接触过程中，陈其美一再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主张，绝对服从领导，“为言往事及未来计划，中山先生大感动，力赞其行为”。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而当时的国内现状是要求有一个团结、稳定、凝聚有力的革命团体来领导国内的反袁运动，是极度需要人才，而人才又极度短缺的时机，陈其美力表诚心，使得孙中山非常感动，故对其格外信任。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员，这无疑也为蒋介石接近孙中山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陈其美多次向蒋提到，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引见给孙中山，蒋介石心中自是十分欢喜。
陈其美经常与孙中山讨论国内局势和革命谋略，之余也时常说起革命中的小插曲，询问一些琐事闲情，每当这时候，陈其美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蒋介石。譬如，孙中山询问起国内革命党党员队伍问题时，陈其美就着重提起中华革命党刚成立时，国内的反应状况。这时候，陈其美就说蒋介石如何在风雨飘摇之中在上海加入革命党。另外，陈其美也得知孙中山正处用人之际，就把蒋介石在日本军校学习深造的事一提再提，使孙中山觉得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来讲，蒋介石也是个人才，应该加以重用。时间稍长一些，孙中山对蒋介石有了一些间接了解。况且孙也的确是感到人才缺乏，当他得知蒋介石此刻就在日本，并盼望见到总理一面时，孙中山欣然答应了。
这天，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同陈其美一道前往孙中山住宅。陈其美走在前面，蒋介石紧跟其后，一同进到总理住房，孙中山只见蒋介石着士官学校制服，意气风发，心中已有几分好感，然后就说到：“这就是蒋介石吗？见到你是我的荣幸”。然后三人落座，纵论天下之事，蒋介石是早有准备，言谈之间颇有见地。孙中山极为欣赏，谈论良久，夜深而不忍别离。临走之际，孙中山说蒋介石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这正是革命所最需要的。蒋介石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
蒋介石被召见后，情绪激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说蒋介石在亲见孙中山之前，一直以陈其美为向导，紧跟陈其美，言听计从的话，那么自从见了孙中山，蒋介石的心里有了一个更为高大的形象，也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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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反袁(1)
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再次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次任务是向孙中山证明能力的一次绝好机会，所以他精心策划，多方准备，希望一举成功，赢得信任。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即联络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军事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进攻上海。他担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在上海小沙渡设立司令部，负责潭子湾、小沙渡、梵王渡一带的进攻任务。第二路担任进攻上海真如一线。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通讯设施及钳制长江上的海军。但是未等此一计划开始行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悉。5月31日夜半，闸北巡警破获小沙渡机关，搜去枪械、子弹、旗帜、文件等，多名革命党人被捕，四人殉难。
此次军事行动败露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立即向各省发布通缉令，追缉肇事主谋者，蒋介石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通缉对象。袁世凯宣称：“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
蒋介石见消息败露，连忙躲到中华革命党人张静江的家中。不料，革命党人中又出了叛徒。
这位叛徒就是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城的著名革命党人王金发。
原来，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也以“国事犯”、“内乱罪”被通缉，东躲西藏，难以存身。其母心疼，秘密托人到北京陆军部求情，并劝王金发进京投诚。王金发果然心动，亲赴北京见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请客送礼，花了两万多元，统率办事处向王金发提出了投诚免缉的条件，要求他限期拿捕蒋介石等人以自赎。王金发因此匆匆返沪，统率办事处以观察其动静。王金发指挥密探，夜间到张静江家来捉蒋介石，碰巧蒋介石此时到别的朋友家去小坐，回来时发现张宅周围戒备森严，隐藏着许多陌生人，将张宅围得水泄不通。蒋介石见此情景，凭着职业的敏感立即脱身而逃，离开上海，逃回家乡奉化。 但是，袁世凯通缉蒋介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至奉化，空气相当紧张。蒋介石过家门而不敢入，只好跑到嵊县外婆家葛竹村，暂避锋芒。葛竹村四面环山，地势偏远，向为官兵少到之地，正好藏身躲命，这里还有一位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堂舅王贤甲。蒋介石一至葛竹村，王贤甲即将他藏在家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他带到四明山石窗岩东躲西藏。
石窗岩位处四明山中心，地势险要，风景秀丽。蒋介石在王贤甲的安排之下，以石窟为居室，避风躲雨，艰难地躲过了这次通缉。而其间，王贤甲上山下山，送衣送饭，任劳任怨，令蒋介石十分感激。蒋介石发迹以后，亲笔书赠“乡国重望”四个大字，王贤甲的家人也得以飞黄腾达。蒋介石把王的儿子王震南一再提拔，先后委以军政部军法司长、第三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重任，甚至包庇王家的不法行为。
那是有一年除夕，王贤甲到家住唐田的亲戚唐老小家里吃年夜饭，恰逢唐家藏着一名绑票，此人是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的侄子。唐老小和王贤甲边吃边谈，一言一句全被绑票听去。后来绑票被赎出，即向其叔虞洽卿告状，声称此次绑架匪首是唐老小、王贤甲。虞洽卿知道王贤甲是蒋介石的堂舅，关系非同一般，不好惹，便邀约黄郛、杜月笙二人一道找到蒋介石，要他对王贤甲严惩不贷。虞洽卿是蒋介石的“财神爷”，黄郛是蒋介石的亲信智囊，杜月笙则是上海滩有名的青帮头目，三人均有钱有势，得罪不得，令蒋介石左右为难，绞尽脑汁，最后蒋终于想出一条金蝉脱壳之计，即“命长子抵父”。王贤甲的长子王良骥，当时失意在家，悲观厌世，自愿代父入狱。不多久，蒋介石又瞒天过海，将一重犯冒名顶替，把王良骥一放了事。
虽说此次革命活动失败，但蒋介石的尽心尽职却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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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反袁(2)
7月初，蒋介石又受陈其美的差遣，到东北探视情况。
他和丁景梁等先后到达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他们深入城镇、农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地方的形势更不乐观，无论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还是革命武装力量都是微弱无力的，与南方诸省、市等地方相比，前景更加堪忧。甚至在这些地方活动期间，如果没有日本关东军的掩护和接待，他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阶段是与日本人有联系的，但在同日本军人的交往过程中，蒋还是尽量表现出应有的姿态。在长春铁道饭店出席日本军人招待会时，蒋介石向日军联队长转达了孙中山的话：“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给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考虑各种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因素，于8月2日写信给孙中山，陈述欧战形势和走向以及设想的讨袁计划，他认为欧战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革命党必须注意外交问题。在国内革命问题上，蒋介石主张以江浙为根据地，蒋介石的意见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
1914年9月，中华革命党发布公告，宣布重整革命阵营，尤其强调“以军事为先决问题”。
同时，制定了《革命方略》，创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以江浙为发难根据地，蒋介石的思想得到体现。
8月底，蒋介石从东北回到日本。9月3日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上海，开始具体落实实施革命党之谋略。但在他到达上海两星期后，就发生了中华革命学党员范鸿仙在法租界被当局逮捕事件，党在法租界的机关被查封，党的运动的计划也被搜出，不久范被杀害，连带被捕杀者达200多人。两个月后，杭州的革命机关也遭破坏，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再次受阻。
经过此次挫败，蒋介石对于江浙军事和革命前景，有些心灰意冷，于是转居故乡深居简出，整日潜心阅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作品，修身养性之余，静观时局变化，以待时机。
蒋介石曾受过较严格的传统文化熏陶，所以，当蒋介石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挫折，顿感前程迷茫，人生苦难之际，他迫切需要一种应付哲学在入世治世，解除自忧方面给他以点拨和指引。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服膺于曾国藩、王阳明等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蒋介石自己曾经说过：“王明阳‘知行合一’的哲学，我从十八岁从顾清廉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是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我百读不倦，心日向神施，不知其乐之所止。”
从30年代至5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表一些阐述其哲学理念的文章如《行的道理》、《礼义廉耻的精义》、《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等，架构起力行哲学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力行哲学成了国民党的官方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可以看做是王阳###学的继承和翻版。这一阶段，蒋介石对王阳明理念的研究深入，可以说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力行理论的体系化和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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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肇和舰起义(1)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利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企图，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2月，陈其美从东京前往上海，主持长江方面的军事，阻止袁世凯卖国复辟阴谋的实现，但并无大起色。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召陈其美、蒋介石、许崇智等举行会议，商讨兴师###的计划。蒋不得不结束了那段“清静无为”、“悠然闲静”的日子。
蒋介石在电召之下于10月到上海，参与制订刺杀郑汝成的计划。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得意助手，在他坐镇上海期间，陈、蒋虽多次“犯事”，但都被他成功瓦解和击败，成为陈、蒋一大心病。要想减少革命阻力和增加取胜几率，必先除掉郑汝成。蒋在向陈其美出谋划策时说：“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皆为军事上所必争。如果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而郑汝成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是以从事杀郑汝成为第一要务，第二事在袭击海军，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
11月10日是日本大正天皇加冕之日，郑汝成亲往恭贺。在白渡桥北墩，被事先由陈其美派的潜伏在那的人，用炸弹和手枪当场击毙。
郑汝成被诛，上海敌人处于群龙无首而陷入混乱，这正是起兵的绝好时机。陈其美、蒋介石等马上策划上海起义。蒋介石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筹备进攻计划，制定攻击部略，在蒋精心酝酿谋划之下，最后出台《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舰，然后夺取江南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
肇和等三舰停泊在黄埔江口，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动员，已将肇和舰上的士兵拉拢过来，其它两舰尚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恰在此时，海军当局可能觉察动向，为防止事端，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等见事不妙，再按部行事的话，会贻误战机，“兵贵神速”，遂决定提前起义。
12月5日，由杨虎等乘汽艇巧取肇和舰，并向制造局等开炮。但其它两舰反被当局收买，阵前倒戈，向肇和舰发动攻击。陆地上，几路纵队进展也一再受阻。蒋介石参加了攻击警察局的行动，在闻得肇和舰的炮声响起后，冲入警察局，受到警方密集火力的狙击，只能退了下来。制造局处也因各部联络不周，行动不齐，兵败撤退。
当夜，陈其美和蒋介石躲在起义总部机关，正在商议应对措施，法租界当局的十余名巡捕找到了起义总部机关，破门而入。当时，陈果夫等人在楼下，立即遭到逮捕。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在楼上，尚未察觉敌情，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陈果夫急中生智，故意大声抗辩：“你们为什么乱抓人？我们犯了什么罪？我要去告你们！”其他人心领意会，也随之大喊大叫。故意喧嚣，吵闹声传至楼上，陈其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先后跳窗外逃。待巡捕制服陈果夫等人再上楼，已是人去楼空。陈其美、蒋介石起初想先逃入与机关总部毗邻的陈其美住宅，又怕目标太明显，万一侦探跟踪搜捕，仍将难逃魔爪。于是，他们迅即转移至新民里私宅躲藏，总算脱离了险境。
此次脱险，真是死里逃生。经过这一惊心动魄的波折，蒋介石竟大病一场。消息传至奉化，可急坏了蒋母王采玉，蒋母特地赶到上海探望。母子相见，凄欷万状。
肇和之役虽然失败，但在全国反袁斗争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孙中山给了客观的评价，“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在此影响下，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反袁，宣告独立。不久，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也先后独立。蒋介石当然备受鼓舞，决定再接再厉，发动起义，以做响应。随后，由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出面，租得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寓所作为总机关部，策划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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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肇和舰起义(2)
经过陈其美、蒋介石几个月的努力，各方面联络都已就绪，决定于1916年4月12日午夜发难，约定以号炮为信号，届时陆海军同时响应。不料12日晚上突降大雨，无法点燃号炮，延至次日凌晨三时燃放时，因事先未经联络说明延期，陆海军无法响应。后13、14日晚上又连续两次发动，均因仓促起事，事先联络不密，各方面缺乏密切配合，而使起义失败。
由于连续三次起义未成，许多同志都十分沮丧。这时杨虎自告奋勇要攻打江阴，说他与上海的下层社会和“附近各军驻地，均有联络”，而江阴要塞距上海最近，又居长江之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经过再三讨论，陈其美方才同意，并派蒋介石与杨虎一同前往。蒋介石和杨虎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首先联络了要塞的守军军官王连德等十余人，动员他们反正，王连德等人均表赞同。4月16日，蒋介石和杨虎一起率领革命党人李正秋等人奔赴江阴要塞。他们一到，王连德等即发动士兵起义，江阴要塞不战而克，守军旅长范根生闻风而逃，参谋长萧先礼举枪投诚，蒋介石和杨虎商定任命李正秋为要塞司令。与此同时，江阴城宣告独立。
江阴要塞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十分震惊，即令江苏督军冯国璋和盘踞徐州的张勋，调集大军镇压。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萧先礼开始动摇，并接受了冯军的指令，在炮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趁杨虎临时离席，只有蒋介石一人在场的时候，突然改变态度，叛变投敌，扣留了蒋介石。幸亏有两个士兵为他作向导，引导他逃出了炮台，遇上杨虎，与杨虎一道“绕道山后，抵江边搭船返沪”。江阴城区的革命军也遭到冯国璋部重兵和海军的夹击下，“死伤数十人而败退”，江阴独立仅仅五天后即告失败。


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1)
江阴要塞起义失败以后不久，陈其美被刺杀。
上海的革命党人失去了一位主脑人物，上海的革命活动一时处于停顿状态。孙中山鉴于上海的革命活动一时难以发动，同时在山东讨袁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袁世凯之死，早已趋于解体”状态，乃任命蒋介石为东北军参谋处长，协助参谋长兼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整顿军队。
早在1915年11月中间，居正、许崇智即往青岛建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受孙中山命令主持整个华北地区的讨袁运动。护国战争爆发以后，山东革命党人刘廷汉、朱霁青、薄子明等人在各地组织了一些部队、民团和青年学生，开展活动，控制了高密、昌乐、益都等好几个县，5月4日攻占胶东重镇潍县，以后又不断发展，攻占胶东十余个县城，并三次进围济南省城，声震华北。
但是，随看护国讨袁运动的不断胜利，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固有的矛盾也日渐暴露，待至袁世凯死后，也渐趋于解体状态了。为了加强中华革命党对东北军的控制和领导，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派在上海闲居的蒋介石去山东东北军，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参与对东北军的整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是胶东各县的民团和尤民、夏绍虞等策动南下的辽东“红胡子”（即土匪）。其中由辽东来的“红胡子”号称“五大团”的即有千余人。此外，还有警察、退伍士兵、反正的旧军和自愿参加反袁运动的热血青年。
在这些人中，青年学生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参加护国讨袁运动的，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思想觉悟都比较高，虽然军事技术较差，但纪律严明，自觉性高，至于其他成分就很难说了。
那些东北的“红胡子”，虽然归顺了革命，可恶习不改，“五大团”则自由行动，到处抢劫，军纪荡然，百姓怨声载道。至于警察、退伍士兵和反正的旧军自不待说，旧中国向来兵、匪一家。即便是民团，也不单纯，里面即混有不少日本特务。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即把东北视为其势力范围，在山东派遣了不少特务间谍，其中有些就钻进了中华革命军，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经常将东北军的编制、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等向日本的间谍大田报告，等等。”反正的旧军，也潜逃成风，反正过来的北洋第五师，不几天即有600多名官兵私带武器逃跑。
即使是中华革命党内，也不乏投机分子，第一支队的组织者和支队长吴大洲和薄子明即是。开始时，他们以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名义，参加护国讨袁运动。随后，他们眼看护国军的势力日益壮大，就又抛弃了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的组织，与护国军取得联系，在1月28日改换了护国军的旗帜，吴大洲自称“山东护国军总司令”，薄子明为“山东护国军副总司令”。难怪当时有人把这支部队说成是一支“乌合之众”。而且“这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于袁世凯之死，早已趋于解体了”。
蒋介石是7月31日在许崇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军总司令部的。蒋介石一到东北军总部即发现东北军存在许多问题，着手对东北军进行整顿。
首先是总司令部机构不健全。总司令部没有侦察员，参谋处没有侦察科，而侦察科则是部队的眼睛，不侦察敌情就不能知彼知己，他即建议总司令部“添侦探员数名”，参谋处设“谍报一科”。整个东北军也没有军医，他又建议总司令部设军医科，各师、团队亦应设军医，战时救死扶伤，平时整顿卫生。
其次是规章制度不健全，部队显得十分混乱。总司令部各处没有编制表，也没有各师、团的花名册，整个部队有多少确切人数都不知道。总司令部也没有总值日员，各处、师、团也没有值日员，人员进出随随便便。军械科、经理局没有自己的会计制度，各师、团的现有武器也没有报表，等等。他到达后，即建议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建议总司令部应设总值日员一名，“由参谋与副官各处长轮流担任”，各师、处也要设值日员，以与总司令部联系汇报。各处应建立编制表，各师、团应向总司令部递交所属部队的花名册。军械科、经理局应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军械科的各种军械武器、经理局的收支款项，都应造具表册，以备查核。各师、团现有武器军械，亦应造表上报，各部队的起居和训练时间要统一。总司令部的出入人员应有出入证，“总司令部各物持出时，拟发持出证为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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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中华革命军东北军(2)
再有部队军纪很差。7月31日，蒋介石到达东北军的当天就接到报告，第一师某部发生“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等事”。随后他又发现官兵们经常身着军装进入民居店铺座谈，一些军官经常体罚士兵，任意罚跪，各处站岗的哨兵口号不明，士兵扛枪时扛枪的姿势也不统一，等等。对此，他发出了一系列条令，加以改正。他要求第一师旅长赵中玉对所部在南流附近的抢掠事件进行认真查处，规定嗣后兵卒不得身着军服在各铺户座谈，及行路时不得向商民恫吓、敲诈等。
各站岗的哨兵口号要一律明确，官兵扛枪的方式要一律枪身向右，以归统一。兵士有过，不准罚跪，以保军人体面，等等。此外，鉴于部队士兵高矮悬殊，老少不齐，他还建议裁汰老弱，以后征兵时，对于应征者的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整顿措施，对于建设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的这些整顿措施，只是停留在向部队发布一些条令的水平上，并没有认真加以落实，实际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他对部属的态度也很粗暴，喜欢和人争吵，到部队不几天，即与好几个同事闹过了。各中下级军官纷纷反映，说他刚愎自用，太不和气，作威作福，目中无人。
后来又发生擅自撤查团长王贯仁一事，更使得蒋失去人心。王贯仁为朱案青师的一名团长，行伍出身，原系旧军，护国讨袁运动兴起后，加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可他虽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但军阀作风未改，平素对部队的训练很不认真，纪律松弛，蒋介石对此已十分恼火。又在8月16日，王贯仁用弓虽.暴手段抢了贾姓少女为妾。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擅用许崇智的名义革除王贯仁职务。王贯仁事件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许多旧军人和“红胡子”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此后不久，蒋介石就离开了东北军。总计他在东北军中，前后不过半个多月，但蒋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还是有些成效的。


为陈其美收尸(1)
离开东北军后，蒋继续为讨袁四处奔走，尽管没有一次获取想像中的成功和圆满，但是每次举事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以及所赢得的孙中山的欣赏和赞成都使得蒋介石激动不已，正因为如此，蒋才更加拼命地从事革命活动。
江阴要塞起义失败了，但这次行动，蒋介石又有了额外的收获，与杨虎结为金兰，又拉拢一勇猛“枭雄”，蒋介石很注意用这套封建“义气”与对他有利的人建立特殊关系。如共仗安危五春秋的陈其美，甘苦共尝的黄郛，同窗相知的张群，生存共赴的戴季陶，汗马功臣的张静江，明争暗斗的李宗仁，恩怨交错的冯玉祥，亦兄亦仇的张学良，貌合神离的阎锡山，还有分霸朝野的杜月笙，以及这一时期结交的杨虎等，人员众多，其间思想纠纷错综复杂，而令蒋始料不及的是盟兄陈其美过早被人暗杀，提前结束了两人的友谊之路。
陈其美作为一位革命志士，其活动深为袁世凯嫉恨，袁早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其时恰逢曾任沪军都督府骑兵团团长的张宗昌来投，袁便以此为诱饵，让张宗昌暗杀陈其美，张宗昌一口应允下来。
张宗昌到上海后，得知陈其美正为组织新的起义所需的经费发愁，便找了一个曾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的小老乡程子安，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这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陈其美得知此事，立刻动心了，他迅速与程子安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他就去虹口一家日本洋行，那经理是他的好友，听说这事，也热心为其撮合，向国内总公司拍发电报，述说情由。总经理跟陈其美也熟识，当即复电同意向鸿丰煤矿公司贷款一百万元，并委托陈其美担任总公司代理人，代表日方跟鸿丰煤矿公司签约。
1916年5月18日下午，陈其美与程子安约定在萨坡赛路十四号陈的寓所签约，吴忠信、邵元冲、余建光、曹叔实等人也在。陈其美将程子安一行迎入饭厅商谈事宜，双方交换了意向书。
趁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刻，程子安迅速掏出手枪，对着陈其美连开几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陈其美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在其右颊略上一寸之处，第三颗子弹击中右颊近眉端之处。
吴忠信、邵元冲听到枪声，立即拔枪冲出客厅，程子安等正往外逃，双方对射起来。凶手王介凡跑在最后，当即被打死，程子安、朱光明很快逃走，而许国霖跳上门前的一辆黄包车，让车夫快跑时，却被车夫当场掀翻在地，被捕获。
余建光等人冲进那间房子，把陈其美从地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两颊微动，已不能说话。不一会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39岁。
从电话中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急忙从新民里11号寓所赶来，这时陈其美的遗体已被抬出门外，陈的亲友不见踪影，孤零零的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无人理会，看了甚是可怜。蒋介石见状，好像被电触一般，瞬间全身麻木，知觉顿失，稍会儿，本能地清醒过来，他此时很想悲哀一阵，但是理智还是阻拦住了他，他迅速雇车将陈的遗体载到法租界自己藏身之地。
不一会，孙中山也闻讯赶来，泪流不止。见陈其美仍未瞑目，孙中山说：“英士，你安息吧！一切责任，由我负责。”并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
蒋、陈五年春秋，形影不离，志同道合，共举大事，今日陈遭不幸，蒋如同失去擎天之柱，怎能不悲痛欲绝。
最后，蒋介石亲手将陈其美安葬，并为其撰写祭文，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亡义兄之灵前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尊，如公者乎。两年以来，至今七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共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言辞悲切，如泣如诉，令人潸然。


为陈其美收尸(2)
在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斗争做了个小结。最后不无感慨地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第二年5月，蒋介石又把陈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浙江吴兴太湖之滨，这里是陈其美故乡。蒋介石帮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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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侧室姚冶诚
<b>　　娘姨姚冶诚</b>
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活动，认识了一位娘姨，并与之同居，即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姚家祖籍安徽，兵乱中逃难迁移江苏，历有数代，族谱称谓是吴兴郡南熏堂。姚冶诚生于1887年，其父姚阿宝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女儿，从小视若掌上明珠。姚冶诚小名阿巧，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但不幸的是，刚初谙世事，父母便双双故去，为叔叔姚小宝收养。
姚冶诚到及笄之年时，姚小宝膝下并无所出，遂将侄女认作女儿，并托人撮合，将在漕湖畔上方港村以种租田为业的沈家次子沈天生招入姚家，与阿巧成婚，沈天生也随即易姓叫姚天生。姚天生与姚冶诚婚后夫妇感情尚好，双双去上海谋生。姚天生在西藏路八仙桥一带跟随叔父奇祥、云祥从事殡葬、脚力等体力劳动。这时的姚天生生活较为宽绰，常到浙江路宁波路口“朝阳楼”吃茶，吸食鸦片烟。他渐渐地染上这些恶习后，既花尽了血汗钱，又耗身损志。喝醉了酒，稍不如意就对姚冶诚拳打脚踢，毫无怜惜之情，由此夫妻感情日益恶化。 随着烟瘾越大越大，姚天生入不敷出，终至穷困潦倒。姚冶诚无依无靠，只得到上海五马路群玉坊的一家堂子做娘姨，又称小大姐。那爿堂子只有一个“先生”（对高级妓女的称呼，种妓女能诗会词，善弹唱应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两个娘姨服侍她，姚冶诚负责管理“先生”的衣物首饰，为“先生”梳头，并做招待客人等轻巧活，称细作娘姨。这时，她花名怡琴，姚冶诚是结识蒋介石后由蒋所改的名。“冶”取自姚氏出生地吴县冶长泾河，“诚”，则取自诚恳真挚的意思。虽然姚冶诚称不上是绝代佳人，但是皮肤白皙，面目娟美，体态丰腴，修长适度。加上她待人随和，心灵手巧，不少居沪名士争相与之相识。
关于蒋介石与姚冶诚的结合，192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曾有过如下报道：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在
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妾室。
蒋介石与姚冶诚做了露水夫妻之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13号蒋介石的秘密住。但此事很快为姚小宝知悉，他为自己招赘续嗣考虑，坚决不同意姚冶诚与蒋介石的结合。为了避免事端，姚冶诚四处避着姚小宝。当时，姚小宝的堂房哥哥姚云显在上海做裁缝，生意兴旺，乡下家属也陆续到了上海，他的大女儿姚月英嫁给了做房地产生意的富商殷能章。有一次，姚月英在某戏院包厢里看戏时，恰巧碰到姚冶诚。经过姚月英等人的从中调解、劝说，姚小宝承诺了这门亲事，并由蒋介石出面补办了喜酒，姚氏遂正式成为蒋介石的侧室。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也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事实。姚小宝自姚冶诚嫁给蒋介石后，为了后继有人，又把姚云显哥哥的儿子姚春芳立作嗣子，常住在堂侄女姚月英的家里，天天早晨要去“长乐”茶馆吃茶，生活费用由姚冶诚补贴。
姚冶诚嫁与蒋介石后，姚天生复姓仍叫沈天生，作为补偿，蒋付给沈一笔巨款叫他重讨一个老婆。沈再婚后不久，夫妻即反目，新妇离沪去杭，沈沉湎于鸦片之毒不得解，很快死去。姚冶诚与蒋介石婚后感情甚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奔波于各地，筹措反袁事宜，踪迹不定，姚氏不仅安心随蒋，而且把平时省下的积蓄资助他。因此，姚冶诚虽然出身低微，又没文化，但蒋介石对她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那时，蒋介石在上海与戴季陶、张静江过从甚密。蒋介石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佣一个厨子（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翠娥，工资常常发不出来。蒋介石友人中，张静江为最富。张是湖州（今浙江吴兴）南浔镇四大豪门之一，浙江财界著名人士。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其个人的生活费用，均靠张静江资助。据说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静江陆续支用的钱，竟达10余万。后来蒋介石暗使姚冶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开口，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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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僭越
蒋介石与姚冶诚结合的第二年，将姚氏送回奉化溪口家中，与蒋介石的发妻毛氏一同住在丰镐房。由于毛福梅的宽容大度，加上姚氏乖巧，对婆婆王采玉十分孝顺，对毛福梅也极尊重，从不“僭越”，因而一家人相处融洽。
因为姚氏不识字，蒋介石聘请刚从湖州育婴师范毕业的陈志坚为家庭教师，教姚氏学文化。那时蒋介石尚未发迹，住的仍是两间一弄祖遗老屋，姚氏随蒋母王采玉住在后半间，陈志坚
与毛氏同房。毛氏与陈志坚原有同学旧谊，自然极表欢迎。
姚冶诚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后来蒋介石在上海收养了戴季陶过继来的儿子蒋纬国。1919年蒋纬国4岁时，被送回奉化溪口，交由姚冶诚抚养。
相较而言，蒋介石更喜欢乖巧伶俐的蒋纬国，对此毛氏颇为不满，加之丰镐房添丁加口后已显拥挤，蒋介石便将姚氏和纬国迁居奉化城内，后又相继迁往宁波、上海等地，陈志坚也一并随往，同时兼作姚氏母子的家庭教师。
就在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姚冶诚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蒋介石性格暴戾，说一不二；姚氏出身风尘，难免好玩好赌，语出失利，于是两人吵骂时有发生。蒋介石暴跳如雷，几次欲甩掉姚氏。由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从中劝解，尤其是考虑到纬国要有人抚养，蒋介石考虑再三，终未马上与姚冶诚分道扬镳。
在姚冶诚携蒋纬国搬至上海，住在张静江的别墅时，蒋介石的新欢陈洁如也在上海。蒋纬国有时去陈洁如处，称她为“庶母”、陈家姆妈”。
自从蒋介石新娶三夫人陈洁如后，尤其是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离沪赴穗，与陈氏长住广州，姚氏带纬国留居上海，蒋介石便对姚氏彻底疏远、淡忘了。姚冶诚有时为了见蒋介石一面，不得不略施小计。她知道蒋介石钟爱纬国，于是就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并用纬国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一同给蒋寄去。信中说：“我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想念，如果我能插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探望您老人家了。”
蒋介石接到信后，读了又读，颇受感动，拍电报要蒋纬国立刻到广州来。这样，姚冶诚就带着纬国不召自至，堂而皇之地住进蒋公馆。姚氏的到来，令原来的女主人陈洁如十分难堪。最后蒋从中周旋，说服陈洁如先回上海，留姚氏暂留广州照顾蒋纬国，才把这个难题解决。但是，姚氏虽可暂代主妇之位，在社交场合则无法随蒋抛头露面。没过多久，蒋介石就把陈洁如从上海接回。姚氏无可奈何，又惮于兵荒马乱，被迫回了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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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别居
1927年，蒋介石为了和宋美龄结婚，先行宣告与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仳离。从家庭关系上说，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不能让姚氏带走，故托养给吴忠信（又名礼卿，安徽籍人，蒋介石留日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拜吴忠信及其夫人王唯仁为“干爹”、“干娘”。这样，姚冶诚就离开上海，移居苏州，事实上仍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由蒋介石负担生活费用。姚氏初到苏州时，先暂居凤凰街吴忠信宅第里，后来她在南园的蔡贞坊选中了一块地皮，建造新居。1929年，新居落成，迁入，当地人称之为蒋公馆。
蔡贞坊是十全街南端的一条小巷，因弄口有块牌坊而得名。蒋公馆在蔡贞坊门牌是第七名，占地十余亩，有前后两个大门。前大门正对木杏桥，一泓碧水潺潺萦绕，河对面是宽广的农田。后大门在公馆的西侧，除斜对面有一爿小型的益华布厂外，居民寥寥无几，姚氏一家一般都从这个门进出。大门旁还有扇小门，有苏州警察局派来的两名门警值岗。蒋公馆的主建筑为三层楼三开间的青砖洋房，二楼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是会客室，姚氏和蒋纬国及其亲属均住在二楼；底楼的东房间为书房兼重要宾客的休息室，西房间为西餐厅和食品间；三楼较低矮，放置物品。主楼的北面有座天桥通另一栋楼房。楼上为女佣的住房，楼下为炊事房和就餐室。楼房东侧建有自来水塔一座，水塔东面建有3间平房，是姚氏念经的佛堂。主楼周围环有3个大小不等的荷花池塘，数个假山亭子。还有一个花园，遍植果树及花卉。
蒋公馆的人员不多，除姚氏、纬国母子俩外，还有姚冶诚的侄子姚金和为蒋纬国伴读，以及家庭教师陈志坚。
姚冶诚在苏州居住期间，与蒋介石经常有书信往来，也见面有接触，但不同居。有时蒋介石路过苏州，姚氏即携纬国去车站与蒋面晤小聚。1937年蒋经国携妻挈子由俄返国回奉化家乡时，姚氏特地带纬国赶往溪口丰镐房团聚。姚氏本一字不识，但经陈志坚指点教授，进步很快，佛经和书信一般都看得懂，但字写得歪歪斜斜。姚冶诚给蒋介石的信，一般都叫蒋纬国写。
抗战爆发后，姚冶诚携蒋纬国随蒋介石去重庆，住在南温泉。蒋介石不时以探望纬国为名，与姚氏母子聚首。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姚冶诚又搬回苏州南园居住。此时，蒋纬国在国民党部队服役，姚金和在上海工作，姚氏的生活就由次侄姚觉和负责照料。
姚冶诚与蒋介石结合不及10年，即遭遗弃，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惟一给她安慰的养子蒋纬国。她一向视纬国为己出，悉心抚育，而蒋纬国与养母感情深厚，事母极孝。
1947年8月26日，为姚冶诚60寿辰，那时她和蒋纬国住在上海。祝寿之日热闹异常，蒋纬国夫妇以及丰镐房账房唐瑞福夫妇等均赶来参加。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姚冶诚在蒋纬国安排下一并前往，同行的尚有姚冶诚的侄子姚和侄媳王桂宝。姚冶诚到台湾后，先住在桃园大秦纺织厂附近，与她的亲家石凤翔为邻。石静宜难产惨死后，姚氏即迁往台中。蒋纬国再娶后，住在清泉岗基地，与姚氏住处相距不远，便于就近照顾。姚冶诚于1966年病逝。
出于维护蒋介石和宋美龄形象的考虑，姚冶诚的丧礼由蒋纬国主持秘密举行，对外也严格封锁了消息。直到1990年，蒋介石、蒋经国都已过世，蒋纬国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其养母姚冶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公开纪念蒋介石的侧室、蒋纬国的养母姚冶诚，这在国民党执政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颇受各方注意。台湾舆论指出，此举可见宋美龄明于时势，体恤人情，而不得不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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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迹上海滩(1)
<b>　　与张静江结义</b>
旧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蒋介石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每次从家乡奉化东渡日本留学，初从上海出发，又经上海而回归家园，假期还常常在上海逗留休假；另外，他在上海追随陈其美，从事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同###会势力——青帮大亨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可以在酒楼妓馆进出自如，依红偎翠，好不逍〖JP3〗遥。可以说是上海既是蒋的“寄栖地”，又是他革命过程中的避难所。
蒋介石在上海漂泊沉浮的经历中，与一个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个为他提供了不少的机会，并且在生活中也给以蒋很大的帮助，甚至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此人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静江。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生于1877年9月19日。先世以经营丝绸和盐业起家，到他祖父时，拥有价值白银40万两的资产，是南浔巨富之一，上海著名的美丽林园——张园即是张家的业。
张静江从小养尊处优，每天除攻读诗书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骑马，常常在南浔镇的小街狭巷中纵马疾驰。19岁时，噩运降临到他的头上，骨痛症害得他腿脚行走不便，眼病又使的视力大受影响。此后，这两种痼疾折磨了他整整一辈子。但他个性顽强，并不因体弱病残而消沉。他转而研究书法与绘画，并在鉴别古董方面下苦功夫，这为他日后经营这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家中丰厚的资产，使他免受科举之途的辛劳。20岁时，他的父亲张定甫以10万银两为他捐江苏候补道的头衔。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国公使，张静江就凭这个头衔随赴巴黎，在馆任商务随员。
1906年春，张静江乘法国轮船赴某地时，得知孙中山恰巧就在同一条船上，便立即前去拜。他非常诚恳地对孙中山说愿意资助革命，并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面对这位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即许下如此重大诺言的年轻人，孙中山大为惊奇，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以后，孙中山活动多有经费困难，向张求助，张都慨然付给。
张静江于1906年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了同盟会，第二年6月，在不用“当天发誓”的要求被批准后，在香港办理入会仪式。张静江为革命活动接连支出巨款，使通运公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以致停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静江正好回国。他支持陈其美、周淡游等人在苏浙各地发动起义，并于此时，结识了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他在上海的寓所，也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邀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静江却坚辞不就。他准备约集兄弟数人，加股通运公司，专心从事贸易。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他与褚民谊等以商人身分捐献10万两充作军饷。这对刚刚建立的、财政非常拮据的南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资助。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北洋军占据的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亲赴前线激励士气，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接着他又和蒋介石一起赶到南京支援当地的革命党人。此役失败后，袁世凯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静江利用自己在当地名门世家的声望和种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掩护革命党人，有的资助其生活，有的馈赠旅费，并帮助不少人顺利逃亡到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力邀张静江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欣然受命。但因为他远在巴黎，须打理通运公司，加之宿疾难愈，无法赴日本就任，所以由次长廖仲恺代理其事，并凭借张静江的信誉向各地华侨借款。
张静江与陈其美是同乡，又同为革命效力，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两人志同道合，结为把兄，关系甚为密切。而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又是如此的亲密无间，所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参加辛亥革命不久，就经过陈其美的引介，认识并逐渐和张静江熟悉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过往甚密，彼此相互赏识与尊敬。在1913年，当蒋介石问得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执意加入进来时，就是张静江做的监督人。


混迹上海滩(2)
陈其美被刺杀之后，蒋介石虽曾奉命去山东、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但他的心情仍未从四顾茫茫中摆脱出来。政治上的靠山倒下了，犹如天塌下来一般，经济上也开始拮据穷困起来，事事百无聊赖，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蒋介石需要另谋生路，寻找新的目标。在众多能接触到人中苦苦寻觅类似陈其美那样可靠的兄弟、朋友和老师。最后，他终于认定了陈其美的盟兄、是浙江老乡的张静江。此时的张静江已是家财万贯、名声在外，是上海有名的商业巨头。 1916年9月，当蒋介石投奔张静江时，张静江这个酷爱古董的政治商人，像审视一件古董般打量着蒋介石，既是安慰，又是欣赏地说：“其美老弟去了，真是可惜，这是咱们弟兄们最大损失。我满指望他将来功成名就，朋友们也可以捞点光彩，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旦夕祸福呀！人死不能复生，你受他照顾这么久，也不要过分伤感，你我都是其美的知己，你今后如有什么难处，尽管直言，兄当尽力照应。”接着又说：“志清啊，我看你年轻有为，志存高远，如坚持下去，今后必成大器，前途无量啊！”
经张静江这一番话语的安慰与鼓励，蒋介石此前所有的担心和顾虑就不复存在了，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他觉得了张静江此人是值得信赖的，不全是因为这番扣人心弦、润人心田的甜言蜜语，关键是他自己的直觉，即张静江对自己还是比较赏识的，自己在张静江面前是有价值的。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张静江虽说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但他迫切希望有一个牢固的政治后台，他深知，政治是经济的保证。因为他的事业开端正说明了这一点。本来陈其美在政治上的逐步上升使得他希望无限，可万万没想到，在即将收获的季节，陈其美却遭遇不幸，一命呜呼。
说实在话，张静江对陈其美的死确实感到意外并痛感惋惜，因为那标志着多年的希望顿时破灭。恰当的时候，陈其美的位置张静江应该亲自来选择、替代的。同样地，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无所适从，也需要有人帮其指点迷津和重新定向，他需要有与陈相等有力的靠山，可以保证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有所依靠。这样，无论是张静江、蒋介石都彼此认可了对方的价值，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距离接近的必要。
1916年9月，蒋介石与张静江两人互换兰谱，结为金兰。同时结盟的还有许崇智，一个军实力派人物。
如果说，蒋介石结识陈其美并与之结拜，使蒋介石走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并且本人首次得以见到孙中山的话，那么，蒋介石与张静江的相识与结拜，则成为蒋介石在沿着这条路发生一度偏转后，继续前进的鞭策力。尽管张静江本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也一度使得蒋介石在革命过程中转移注意力。但正是在张静江的举荐和资助下，蒋介石才在孙中山领导的阵营中地位一步步高升，最后集国民党党政军权于一身。所以，以后在各种活动中，蒋介石对张静江是十分倚重的。


开交易所与“恒泰号”(1)
蒋介石与张静江结拜之后，虽然得到了他的资助，可是上海的生活五彩缤纷，要维持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仅凭这点资助是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而事实上，蒋介石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
为了让自己生活得自在、潇洒一些，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之下，蒋介石断断续续地参与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早在1917年即已开始酝酿，因种种阻挠，到1920年2月1日才正式立，7月1日才开业，资本总额500万元。
当时孙中山为领导护法运动而南下广州。而蒋介、张静江、戴季陶等仍留在上海，没有追随孙中山南下，他们与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并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团体，进行策划。可他们没有资本，乃将“上海闻人”虞洽卿等人拉了进来，又通过虞洽卿，拉拢了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共任发起人。
但事实上，蒋介石很少或简直没有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筹备、筹办和开业等活动。他在1918年3月离开上海赴任粤军作战科主任，到1919年底，在上海的时间总计没超过三个月。1920年一年，他不是服侍老母，就是自己生病，还“游山玩水”，而且也毋须他亲自参加，因为他没有投资，不是股东。当初他所以参加发起，是由于他穷极潦倒，想搞个交易所，以做经纪人，从事交易所买卖，获取佣金。交易所真正的筹办开业，那又是资本家股东的事了，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与他真正有关系的则是经纪人“恒泰号”。
“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的牌号之一。因为当时交易所的生意买卖，一般都是由经纪人具体经营的，经纪人必须有自己的牌号，也必须向交易所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而且交易所的经纪人不只是一、两个，一般都有数十个到一百多个。“恒泰号”则是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17人共同组织的一个经纪人牌号，共向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纳35000元保证金。这35000元即分成35股，1000元一股，由他们17人共同出资入股，他们也就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了。
在恒泰号的35股资本中，张静江有5股，他的侄儿张秉三4股，哥哥张弁群1股，张望征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等等。张静江一家最多，有13股，占1/3以上。所以，张秉三就当了恒泰号的经理。
在解放以后的1952年春，报界老人陆丹林在张秉三家里见到了恒泰号的《立合同契约》。该合同主要规定记载了恒泰号牌号的名称，经营范围，各股东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各股东的化名及其股份数额，等等。恒泰号的业务范围主要为“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订立合同的各股东均用化名，张静江的化名为张静记，蒋介石的化名为蒋伟记，戴季陶的化名为小恒记，等等。各股东都在各自的化名下盖了章，唯有蒋介石没有盖章，只是在他的化名下签了“中正”二字，而且是张静江代签的。蒋介石这4股的4000元股金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张静江替他代交的。后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对他“代认恒泰股份”表示了感谢。合同的订立时间为“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即1920年12月15日。
蒋介石虽然没有在恒泰号合同立约上签字，但他是直接参与了恒泰号的成立活动的，当然也是恒泰号经纪人之一了。只不过这一阶段，蒋介石始终都是在广州和上海之间晃来晃去，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太专注似的，当然他就很难参与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了。
事实上，张静江、戴季陶他们并不希望蒋介石留在上海从事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蒋介石的排挤，他们只是认为蒋介石懂得军事，他的主要活动“乃在直接担当此方面之任务”。而且特别在这时，孙中山已与苏维埃俄国取得联系，他更应该去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这不仅对蒋介石个人，而且对大家都更为有利。而蒋介石在恒泰号经纪人的买卖生意，则由陈果夫代理，使陈果夫成为恒泰号的真正的经纪人。


开交易所与“恒泰号”(2)
交易所开张之初，由于所有成员的热情高涨和竭力经营，在当地社会上颇得信用，生意兴隆，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整个股票行情不断上升，人们纷纷看好。不到半年，获利颇丰，数额直逼50万元。蒋介石作为重要股东，自然是分红不少，手头的宽裕，鼓励了蒋介石往日恶习的复生，生活重新放纵起来，他的第二个名正言顺的妻子陈洁如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张静江的努力争取，帮他牵线搭桥而结为秦晋的。同时，他这爱妾姚冶诚则被蒋介石另外安置了。
当然蒋介石也并没有忘记做些善事积德，他也拿出一些钱资助粤军回粤###桂系，并且为溪口武岭小学承担了开办经费，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了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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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黄金荣为老头子(1)
蒋介石参与的买卖好景不长，上海交易所就面临生存危机。由于不少投机家竞相开设交易所，趋之若鹜，到1921年夏秋之交，上海等地就有140余家，很快出现了交易所的过剩状态，发生了大批倒闭的现象。
蒋介石参加的“恒泰号”等因为竞争激烈，压力增重，保证金短缺，只能依靠空头支票来维持日常生意的进行和运作。股票的赢利状况不容上海市民乐观，人们纷纷兑换现金，这就给“恒泰号”出了难题，会计拿不出现金来兑换，于是信誉降低，门庭冷清。久而久之，到1922年春，终因财力不支，彻底垮台。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证券持有人纷纷找当事人逼债，蒋介石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因为在上海，青帮势力庞大、羽翼广丰，所以，债主们纷纷出资雇佣青帮门徒代行收帐，催促还款。并且这些催款人手段残暴、动辄棍棒刀枪伺候，无法无天，上海商界人士都慑于此。他只得拜托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为其疏通打点，了结债事。
虞洽卿是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由于是老资格，并且经济实力在上海也是屈指可数，所以名声在外，颇受尊敬。他是浙江人，与蒋介石、张静江等都有着一重老乡关系。蒋介石与虞洽卿的相识是通过张静江这个中介的。因为张静江在上海滩同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他与虞洽卿相识的机会自然非常现成，两人在生财致富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接近一致，而且合作过几次，相当愉快。在张静江与蒋介石结盟之后，原本只互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虞、蒋二人便因为张静江有过几次接触，随着以后的逐渐熟悉，两人的关系也进展到一定程度。不过，在虞、蒋二人的来往之中，多是虞帮助蒋，尤其是帮助蒋介石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
黄金荣，同样也是浙江余姚人，12岁到上海，24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说是“刑”，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高照，先升为探目，最后成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暗地里经营走私、绑票等勾当，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黄金荣凭借手中权力和庞大的帮会势力，成为家产巨万的大富翁，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至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万计，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在上海有所作为的各界人士，无一例外，都与黄金荣有割不断地联系。
虞洽卿是商界巨头，当然与黄金荣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蒋介石在上海混了一段日子，也深谙上海世情，体会到黄金荣的青帮势力在上海滩的能耐与影响，自己必须与之搭上关系。当他得知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关系之后，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后经虞洽卿的极力推荐，黄金荣同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举行拜师仪式。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拜师应有蜡烛、香、压帖贽敬。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还有几千元的。但是虞洽卿只要求黄金荣收录蒋介石为门生，不熟悉投拜规矩，只送了一张大红帖子。而黄金荣是有意结交虞洽卿才答应收蒋介石的，所以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并鼓励他去广州。
蒋介石成为上海青帮的一分子之后，行情办事都有了另外一重保险。1921年12月，蒋介石拖欠众多债务，在黄金荣与虞洽卿的周旋之下，没有造成太多的威胁，但蒋终究是欠股赊情，最后重陷潦倒。在张静江、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共同资助下，蒋介石离开上海，直赴广东，在上海的债务也因人去帐烂而无可奈何。当然，黄金荣之所以对蒋介石如此关照，是因为黄对蒋的政治前途非常看好。后来蒋真的也没让黄失望。
1927年，北伐军从广州打到上海，蒋介石成为名震一时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北军某路司令王柏龄去拜会黄金荣，黄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所收的门徒蒋志清时，不禁暗自得意。倒是唐、王两人提醒，蒋介石现是北伐军总司令，若到处宣扬他曾经拜过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会触怒于他，倒不如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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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黄金荣为老头子(2)
于是，黄金荣按唐、王二人之计，将当年蒋拜师的门生帖子亲自送还，希望蒋介石和他以朋友相待。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吃饭。黄金荣对蒋介石的热情招待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黄金荣也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帮会势力为他反革命效劳。
黄金荣自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这件事就缄口不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蒋介石一面勾结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一面策动封建帮会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因为充当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各种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等一类头衔，成为上海“三大亨”，得到蒋介石的格外青睐。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为生死之交，黄金荣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
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4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蒋介石与###会关系之密切。约1937年黄金荣到奉化访蒋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洋洋地对别人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的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紧。”
在蒋家王朝将要崩溃的前夕，何去何从，黄金荣日夜思索、苦不能眠。他已经老了，不想走了，也走不动了。他没有去香港、也没有去台湾，而是帮助人民解放军顺利接收上海，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黄同他的门生彻底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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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陈洁如(1)
<b>　　清纯少女</b>
陈洁如是蒋介石继毛福梅、姚冶诚之后的第三个妻子。从1921年与蒋介石结合，到1927被蒋介石抛弃，陈洁如与蒋介石夫妻一场，共同生活了7个年头。
陈洁如原名陈风，1906年出生在浙江镇海，自小随父亲到了上海，住在西藏路33号。经同虞洽卿的介绍，结识了上海滩的大财阀张静江，生活上多受其扶持、资助。陈洁如于1918年12岁时被母亲吴氏送进位于海宁路由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子学校学习文化。正是在这一期间，陈洁如与后来成为张静江续弦的朱逸民结为密友。
1919年朱逸民正式成为张府的女主人后，陈洁如经常应邀前往相聚。在那里，陈洁如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当时，陈洁如虽年仅13岁，但由于身体高挑、丰满，已给人以成熟之感。蒋介石对陈洁如可谓是一见钟情，从此穷追不舍，几近疯狂，但屡遭拒绝。陈洁如父母明确表态：阿凤年龄尚幼，又正在读书期间，加上蒋介石已有妻妾，不足以托付终身，对蒋介石很不客气。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1年秋，陈洁如的父亲陈鹤峰因心脏病突发不及施救而亡，家中顿失支撑，生活陷入困顿。一直未曾死心的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托张静江夫妇亲自出面做月老，玉成其事。陈洁如在其母亲的安排下，答应了蒋介石的求婚。结婚仪式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举行。证婚人张静江，主婚人戴季陶，经办律师是江一平。订婚时，蒋介石为陈风改名为陈洁如，寓纯洁脱俗之意。时年，蒋介石34岁，陈洁如15岁。
蒋介石与陈洁如新婚不久，即应孙中山电召，举家南下广州。从这时起直到1927年北伐胜利前夕，无论是蒋介石在粤军高级将领任上，还是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直至最后领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陈洁如始终相伴在侧，独享夫人风光。由于陈洁如受过中等教育，中、英文俱佳，各种社交场合，无不应付自如，蒋介石也深以为傲。夫妻两人的感情此时也比较深，蒋介石几次大的政治风波和磨砺，陈洁如都曾与之携手同履，生死与共。
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大元帅府，蒋介石与陈洁如涉险同登永丰舰，侍卫在再度成为流亡者的孙中山身边。以后蒋介石领导东征、西征，以及率军北伐，陈洁如都曾随往，形影不离。“蒋校长夫人”、“蒋总指挥夫人”、“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之名，一时无人不晓。也就是在这一期间，陈洁如结识了一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夫人，如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据李仁宗说，他与蒋介石换贴结拜时，“蒋在金兰帖上签名后，附带一条尾巴：‘妻陈洁如’字样”。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那张流传甚广的广州黄沙车站北伐送行照片，陈洁如即出现其中，她旁边是何香凝。当然也就是在此期间，陈洁如认识了后来取代了她的夫人位置的宋美龄。
1922年陈洁如在上海陈洁如与蒋介石结识时，年纪尚幼，她对蒋介石与其说是爱慕，不如说是崇拜。蒋介石当时对陈洁如倒是真心相爱，一往情深。1925年陈洁如去广州，4月18日清早，蒋介石亲自到码头迎接，没有接到，非常懊恼。次日早晨又去接，终于接到了自己的爱妻，内心十分高兴，丝毫没有责怪陈洁如头一天的失约。1925年11月27日，姚冶诚带蒋纬国去广东，陈洁如正好在汕头，蒋介石陪姚氏母子路过该地时，生怕两妾相遇，引起陈洁如不快，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冶诚将经汕，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陈洁如为人敦厚，与蒋介石结合后，对于蒋介石原来的两个儿子，均加以善待，尤其是对于遭遇不幸的毛福梅母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多方面予以帮助。陈洁如在上海、广州或南昌时，总是尽可能地省下费用，接济远在乡下的毛福梅。蒋经国1922年离开奉化进上海万竹小学和浦东中学就读期间，一直在陈洁如身边，由她照顾，称她为“上海姆妈”。


娶妻陈洁如(2)
1925年蒋经国欲赴苏联留学，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经陈洁如一再说情，方予放行。蒋经国到苏联后，生活拮据，陈洁如曾将私蓄2000元委托陈果夫汇给蒋经国，鼓励他坚持学习。对于称她为“庶母”的蒋纬国，陈洁如同样视若己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广州期间，陈洁如也都是倾其爱心，关怀备至，从而受到蒋经国、蒋纬国两兄弟的敬重，也深化了与蒋介石的夫妻感情。由于陈洁如与蒋介石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在广州期间，经何香凝的介绍，领养了一个女婴，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取名“陪陪”，既与英语“婴儿（baby）”同音，又希望她能带来一个弟弟作陪伴。“陪陪”后来由蒋介石取名瑶光。


出国考察
1927年，是蒋介石政治生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一年，几经沉浮，蒋介石终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掌握了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蒋介石可谓用尽心机，不择手段，其中包括为了得到江浙财阀和亲美势力的支持，而与宋美龄进行的政治婚姻。“中”、“美”合作，牺牲者则是3个不幸的女人：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正是在他与陈洁如结婚后不久的1922年，由此可见，蒋介石从来没有把陈洁如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陈氏充其量只是他感情生活中的一个较为亮丽的泡沫，而泡沫迟早是要破碎的。
1926年底到1927年初，围绕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与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此过程中，为了拖垮“汉口政府”，蒋介石听从了孔祥熙、宋蔼龄的劝告，开始筹划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以换取宋氏家族的财力支持。在九江，蒋首次向陈洁如披露了他的这桩“政治婚姻”的计划。蒋要求陈从他的长远前途考虑，做出自我牺牲，赴美留学，退让5年给宋美龄——俟中国统一大业完成，蒋介石执掌国柄，即恢复与陈洁如的夫妻关系。
陈洁如深为震惊，愤而离开蒋介石返回上海家中。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以退为进。为了尽快地东山再起，蒋介石加紧“蒋宋联姻”的步伐。下野前夕，蒋介石亲赴上海陈宅，做陈洁如及其母吴氏的工作，劝说陈氏出国，并发出重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国外，永不许回来。”陈洁如看到蒋介石此事蓄谋已久，势无更改，只得“相信”并“服从”蒋介石的“安排”，同意赴美留学。
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安排陈洁如出洋“考察”，临行前给了陈洁如10万元旅行费，叮嘱陈：“要好好学习，回国后可以更好地尽到总司令夫人的职责。”陈洁如在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以及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荔英、张倩英的陪同下，乘坐美国大来公司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起程赴美。在浩渺的太平洋航程中，陈洁如听到了无线电播放的上海各报所载《蒋中正家事启示》。直到此时，陈洁如才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她痛不欲生，几次欲跳海自杀，幸为护送人员劝阻未遂。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如愿以偿，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不久蒋介石复出，重新掌权。
蒋介石在“启事”中说他与陈洁如“没有正式结婚”，显然是谎话，说他已与陈“脱离关系”，也不符合事实。陈洁如赴美前，蒋从未提过离婚的事。直到与宋美龄结婚几个月后，即1928年春天，才派出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条件，经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洁如看木已成舟，才被迫同意与蒋分手，正式离婚。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1)
陈洁如出国时，年方20出头。由于遭此感情悲剧，矢志终身不再嫁人。留美5年多，以全精力深造，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1933年，陈洁如返回上海。养女瑶光，在蒋陈离异后改从母姓，与陈洁如生活在一起。在上海期间，陈洁如闭门谢客，悄然隐居。她曾给蒋介石去过几封信，蒋未回复，只是派人送来几万元钱。但蒋经国则一直与“庶母”陈洁如有联系。1937年，蒋经国由苏联返国后，曾与夫人蒋方良一起去上海看望过她。以后蒋经国在江西以及上海等地任上，也时常去陈洁如寓所探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隐居在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如履薄冰，更是深居简出。然而，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陈洁如外出购物时，被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发现。陈璧君在广州时即与陈洁如相熟，她也知晓蒋介石与陈洁如“悲欢离合”的种种内幕，因此力邀陈洁如“抛头露面”，“报被蒋介石遗弃之仇”，参与“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洁如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却个人是非恩怨，婉言相拒。她为了摆脱陈璧君的纠缠，只身秘密潜离上海，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安排，奔赴重庆。
陈洁如抵渝后，被秘密安置在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蒋介石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公馆与陈氏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未逃出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沸沸扬扬。传说蒋介石被宋美龄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接见外宾。内情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详知。1942年11月，宋美龄离开战时的中国，去美国疗养和访问，有人推测其中也有负气出走的因素。而这样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
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介石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介石演出的这桩风流故事不胫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谓“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说蒋介石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
但是，宋美龄毕竟非寻常女子，她在美国滞留半年有余，于1943年6月回到重庆，继续与蒋介石并肩出入种种重要场合，展现她的非凡的风采和魅力，陈洁如自是难以望其项背，只得隐退于吴公馆蛰居。
抗战胜利，陈洁如返回上海。1946年，养女陈瑶光与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陆久之结婚。陈洁如送给陆久之的见面礼是一块金怀表。这块表表壳上刻着“敬赠蒋介石总司令”，下款具名：“鲍罗廷赠”，为陈洁如多年珍藏之物。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陈洁如在与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女婿陆久之的帮助下，决意留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陈洁如的明智选择，受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尊重和欢迎，她被推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有200元的生活补助费。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紧张，陈洁如感到压力甚大，于是提出了移居香港的请求。
1961年12月7日，陈洁如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北上北京。12月26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设宴招待陈洁如，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及廖承志夫妇等作陪。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与当时的“蒋校长夫人”陈洁如相识，一直颇为敬重，以“师母”尊称。陈洁如1949年后在上海的生活，也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妥善安排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明确表态：陈洁如若愿意，可以去香港居住，并对她讲：“你来去自由，如在香港住不习惯，时可以回来。”
经周恩来亲自批准，陈洁如于1962年只身一人移居香港，住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改名陈璐，闭门隐居。平日的消遣仅是搓几圈麻将牌，对于往事则绝口不提。因此，她在香港所结识的一些女友，直到她死，几乎无人知晓她是曾在北伐时期出尽风头的“蒋总司令夫人”。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2)
陈洁如到香港后，蒋介石、蒋经国赠了一笔10万美金的巨款，为陈洁如在九龙太子道买了一层大楼，但陈洁如并未去住，而是用来出租，收取租金，自己仍住在百德新街按月付房租的房子里。蒋氏父子通过戴季陶之子戴安国，每月接济她500美元。同时始终派人跟踪，可以说是“保护”，也可以说是监视。
1962年，蒋介石经由戴安国转给陈洁如一封亲笔信。信中称道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这也许是眷恋之情的一点流露吧！然而与他给陈洁如一生造成的痛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陈洁如在香港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又年老多病，心灵上和生活上的艰难是不难想见的。
1971年2月11日一女友去看望她时，再三叫门不应，喊人来一起破门而入，发现她横卧地下，已经溘然长逝，终年65岁。周恩来得悉陈洁如在香港病逝的消息后，亲自批准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赴港奔丧，料理后事。
陈洁如临终前，最后一次致信蒋介石，道出了心中长期的积郁之情“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与蒋介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7年，不仅是蒋介石个人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大起大落”的非凡年代，同时也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陈洁如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蒋介石，然而，却遭致被遗弃的命运。更为不堪的是，蒋陈离异后，为了维护“权威人士”蒋介石的形象，陈洁如蒙受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不实之词的诬蔑和侮辱。
移居香港后，孤身一人，不仅要应付生活艰辛的磨难，还要承受外部的压力和折磨。陈洁如当年在蒋介石身边，受蒋的影响和鼓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留下了那一段沧桑岁月的详实记录。在朋友们的鼓励下，陈洁如决定以此为素材，撰写一部回忆录，客观地记述她为“蒋夫人”的真实情况，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初，历时十数载寒暑，先是中文自传手稿成型，后是英文回忆录定稿，陈洁如完成了这部“心酸史”。
后来公开发表的陈洁如的回忆录，系用英文写成，是李荫生、李时敏两兄弟与陈洁如共同完成的。陈洁如提供口述、日记和中文的自传手稿，李荫生主要执笔，李时敏负责编制人名与地名的注释表。撰写的时间，是在1961年陈洁如移居香港以后。李氏兄弟是蒋介石的老朋友，20年代初蒋介石、陈洁如曾到香港游玩，就是由李氏兄弟招待的。他们世居香港，父亲李博是爱国华侨，曾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受孙中山、蒋介石的敬重。李荫生从医，曾经在上海经商，晚年移居纽约。李时敏曾在香港一家银行任职，据说曾教过蒋介石和陈洁如英文。
1991年12月，台湾《传记文学》月刊在收到一位“神秘”的“提供者”写的陈洁如回忆录的英文原稿和署名“金忠立”的中文译稿部分稿件之后，于1992年1月份开始分期连载，标题是《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副题是《改变民国历史的陈洁如回忆录》，并于连载完毕后，出版了陈洁如回忆录的全译本，约21万字。与此同时，台湾的《新新闻》周刊亦不甘落后，1992年二三月间以《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的醒目标题，分4次登完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摘要，并抢先出节译本，11万字。
陈洁如回忆录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对于它的历史价值，各界贬褒不一，反应各异。一种认为，陈的回忆录是“改变民国历史的书”，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真史、信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陈洁如回忆录揭露了大量蒋介石的私德秘闻，当年让国民党大为恐慌，不得不以高价收购，但回忆录对民国初年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描述失实，破绽百出，甚至歪曲史实，难逃编造历史之责。回忆录还美化自己，攻击别人，自揽功劳等等，其可靠性和历史价值实在值得商榷。两种见解几乎针锋相对，孰是孰非当然有待于史学家们去进一步研究。


引起震撼的回忆录(3)
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同陈洁如本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几近尘封。然而，历史毕竟不会被永远掩埋！在陈洁如身后二十多年，回忆录的公开，对她的在天之灵应是一大告慰吧！
据报载，2002年4月7日，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和陈瑶光的儿子陈忠人、陈瑶光的女儿三人带着陈洁如的骨灰归葬上海福寿园。
侨梓亭，是特地为陈洁如骨灰盒安排的暂厝之地。陈忠人率先跨过高高的中式门槛，站定。后面，福寿园的葛千松副总经理将陈瑶光的轮椅抬进门厅，她的女儿在身后立定，桌子上摆满鲜花。陈忠人将手中沉重的金黄色的包裹，安放在中央。他退及一旁。
78岁的陈瑶光，下轿车后第一次从轮椅上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走到母亲陈洁如的灵前，深深地三鞠躬。她的眼眶里似有泪光。陈瑶光礼毕，陈忠人招呼了一声妹妹，两人“扑通”跪倒。水泥地上，无任何拜垫类的东西，兄妹两人磕了三个头。
步出侨梓亭，去观看已经选定的下葬地。现在的地点，是在一座没有坡度的小石桥右侧。土已松，穴已成。流水蜿蜒，绿树婆娑。前有幽雅亭台，后拥玲珑山石。葛千松介绍，陈洁如是浙江镇海人，她母亲是苏州人，江南风光小桥流水是最恰当的所在。陈洁如的碑文由陈忠人撰写，4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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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陈炯明(1)
蒋介石陪同孙中山从广东回到上海，在孙寓协助工作一周后，到宁波游览普陀山、天福庵南天门等处名胜。闲暇之时，游山玩水，观光旅行是蒋介石的一大爱好，奇怪的是他的四处观光，周游景致，往往都发生在###最激烈的时刻，可能蒋介石的游玩有更多的含义：除了放松节奏、舒畅心情之外，就是韬光养晦，隔岸观火，以静制动。这样做，蒋介石往往能发现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或许就是蒋介石的这点特别之处，决定了他与别人的结局不同。
永丰舰赴难之后，其实蒋介石也是心有余悸，久久不能从兵荒马乱的动荡中安静下来。很长时间内，蒋介石因为心情燥乱，理智混沌，不能对此次事件做出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在宁波逍遥一些时日后，心境恢复，开始回忆那激流勇进，身先士卒，不畏艰苦的千里一跃，遂提笔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又游览太湖，兴趣大作，再题《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之跋。完后交予孙中山，孙中山为此记撰序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带荦荦大省，其洋乃未遽实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诃，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对蒋在此劫难的功劳给以再度褒扬。
其实这本完整的《蒙难记》对蒋介石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孙中山的序言上，蒋介石作此文的动机包括有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表现做出肯定和永久性纪念，文在功在，功在人在。而对孙中山来说，其意义在于又发现了一个信得过、提得起的心腹将领。
永丰舰赴难后，孙中山完全信任了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满足蒋介石的政治需求。永丰舰事件后，孙中山虽脱险离粤，但是广东局势仍然是陈炯明占有主动，操持着军政大权，叛军尚未消除，###需要继续进行。但陈炯明背离孙中山实属叛逆行径，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粤军大为分化。
拥护孙中山的北伐军，由许崇智率领，继续东进，于10月12日攻克福州，孙中山即于17日将北伐军改组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任司令部参谋长，随军出征。东路军计划取道闽南，直捣陈的老巢。由滇、桂、粤联合与西路讨贼军先行东下讨贼，12月份东路军平定福建，指向广州。西路军控制梧州，也向广州进军。
在此次北伐出师前，蒋介石壮志满怀，决心痛击贼军，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他在日记上力表立志杀敌之决心，谓“此次讨逆杀贼，复仇雪耻之责，吾当以一身任之。招疑招忌，任劳任怨，以求达到目的而已。”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说做本是两码儿事，当蒋在东路讨贼军上一段时日后，对军队内部的勾心斗角，派系争斗，开始厌恶起来，并且越来越难以忍受，去意又起。
孙中山获悉后一阵惊愕，急忙回电，嘱托蒋介石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完成任务，方可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果有阻力可随时与他联系。另外，廖仲恺也即刻助蒋解决，然而这种空头许诺并不能给蒋介石减轻多少心理障碍，蒋遂登船往沪。
廖仲恺得知蒋介石又要远离职位，赶忙携孙中山长信追至马尾船上，阻止蒋回沪，并责问蒋介石，“孙中山将讨贼重任托付于你，你怎能如此志气不长，毫无进取之心呢！天下之事，十有###不尽如人意，只有坚忍耐烦，劳怨不避，才能有所成就。只因为10日无有进步而半途而废，志向坠落，则任何事都不会有所成绩。”接着说：“只有将陈炯明消灭之后，事业才算是有所成效，人生才是一个段落，如果不这样做，百事无成也。”态度诚恳之致，但无济于事，蒋介石只能向廖仲恺深表歉意，转身登船而去。
到上海之后，见到孙中山，他也知道事情做得有点不太合体，就主动承认错误，为表歉意保证说：“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孙中山也顺水推舟，不加厉词，只是语重心长地奉劝几句，要“坚忍耐烦，劳怨不避”等诸如此类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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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陈炯明(2)
1923年1月16日，陈炯明在东西两路讨贼军的联合攻击下，被迫放弃广州，逃往惠州。孙中山回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正式成立大本营，随即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蒋因治眼病不能前往广州，乃辞未就任。时值沈鸿英叛乱，孙致电于蒋：“已发表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蒋奉孙急电，返抵广州。
此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始终伴随孙中山左右，参佐军务，要么与孙中山同室谋划，要么陪同孙中山赶赴前线，慰问将士，抑或是替代孙中山，与众将领共谋起兵大计，无论是在军事前线和战略后方，都能够看到蒋介石的身影。
在辅佐孙中山统领全军过程中，蒋介石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好点子”。譬如：5月20日，讨贼军对陈炯明根据地——惠州发动攻击，但陈部出奇地迂回作战，将讨贼军包围起来，形势极为不妙，蒋介石献计，请孙中山亲督前线督战，以挽战局。并随同孙出发，形影不离，因此在攻克惠州之前的6月16日，孙特任蒋介石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蒋新官上任三把火，蒋分别致函许崇智、刘震寰等各路将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应该首先向哪里进攻，怎样组织进攻等，但很快蒋发现自己的智慧大多被冷置下来，他才重新清醒起来。感到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实力派人物，没有掌握可以自成体系的私家军队，虽跻身讨贼军领导阶层，但是底气不足，头重脚轻，根基不牢。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一支绝对服从自己的忠诚武装，老是寄人篱下，终究是难入主流、难秉实权。这原本是蒋介石在往返徜徉生活中悟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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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黄埔军校(1)
<b>　　出访苏联</b>
孙中山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总能够在众人恍惚彷徨之际，拓宽思路，转移目光，发现新生力量，这可能也是孙中山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的原因之一。孙中山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闻得此讯，欢欣鼓舞。1918年夏他在上海拍电报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讨桂战争期间，孙中山于1921年12月23日，由李大钊介绍在桂林会见了列宁的特派员马林。两人会谈数天后，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建议：一要建立一个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同意，苏联代表还表示愿意提供军械，但陈炯明以无港口接收从中作梗，未果。
孙中山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佩，常对各军将领说：“中国革命须以俄为师”。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在军事上及心理上都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在苦闷中，孙中山反思过去，希望能为自己的革命事业找到理想的出路。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决定改组国民党。
1922年8月，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共同商讨“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1923年，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与此同时，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进行多次谈判，于1923年2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越飞表示，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最挚热的同情和援助。〖JP3〗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7月，孙中山在广州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多次商谈后，决定派出代表到苏联访问考察，“取经”学习，蒋介石闻得此消息便主动写信要求担此重任。
此前蒋介石很少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事宜表示关注，有的也只是从孙中山那里经常听到要“以俄为师”，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也正是因为对其不太了解，蒋此时对苏俄及其革命还抱有憧憬和向往的心态，而且在国内漂泊不定，流离徘徊的经历使蒋心情浮躁，不能安于任何事，孙中山也正为此事头痛，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孙是会特别考虑的。
孙中山得知蒋介石有此意图之后，考虑到他曾经学过一些俄文，另外，在国内蒋的处境也的确非常的尴尬，遂于8月5日写信令蒋介石到上海与马林及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谈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的问题。
为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蒋于8月5日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文中说到了苏俄是中国唯一，中国革命之成败，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利害，实有存亡与共的关系，非他可比，称苏俄之负责人为素所仰慕之同志。这些话语多为表面客套。
由孙中山选定的考察团成员包括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其中蒋、王是国民党员，沈定一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代表团时已是共产党员，但身份没有公开，张太雷是共产党员，通晓俄语，对代表团访问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入苏境，9月2日到达莫斯科。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考察期间，蒋介石除了列宁没见到外，分别与齐契林、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加里宁、托洛茨基等苏共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和商谈。在苏俄，蒋介石活动频繁，参观军队、学校、工厂、农村等，此外，博览会、博物馆、苏俄的先进武器装置，蒋都有幸一饱眼福。通过频繁的、多方面的考察，蒋介石眼界开阔了，尤其是对苏俄的党治建设比较赞赏。
最有代表性的活动是11月25日，蒋介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致词说：


筹建黄埔军校(2)
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以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施工作还多有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共产干部多到中国去观察。
11月28日，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由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决议中的有关内容，成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基础，对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起了促进作用。
蒋介石等一行人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按常理，蒋回国之后，应该立刻拜见孙中山，详细汇报在苏俄的考察情况。但蒋介石回国后的反应却让人费解，不似出访前的那么热情。他仅仅向孙中山逞送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便径自回老家奉化去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蒋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呢？若是能将那份报告书得为一览，可能会找到更好地解释，但这份报告至今也未公开，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考据和推测了。蒋介石在1924年3月29日写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明白地流露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思想。他在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直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者”，“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煞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国，但骂他人为美奴、日奴，而不如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此外，蒋介石与蒋纬国在一本《沉思于慈湖之畔》的小册子中，也直言不讳地说：“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本不能相容的。’”
蒋介石对俄国革命，在出访之前，是极不熟悉，所有的印象也只是由于道听途说产生的一点懵懵懂懂的好感，摆脱不了表面的“以俄为师”的流行思想的约束。他对苏俄的看法，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了真实的苏俄社会而有所改变。
蒋在访苏过程中，对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富农等敌对势力的镇压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此外，在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中方代表与苏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当时孙中山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军事力量，并由该处进攻北洋军阀，控制直隶和北京。这一建议可谓击中苏俄要害，他们一直企图染指蒙古地区，岂能让孙中山在此处发展军事力量，故当蒋介石提出希望在苏俄的援助下，实施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军事计划时，苏方迟迟不予答复，使得蒋介石很恼火，认识到苏俄丑陋的一面。
苏俄否定了以蒋为首的代表团的根本性要求，再加上苏俄建议国民党应立即坚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孙中山与国民党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等。这使得蒋介石对苏俄的用意产生了怀疑，蒋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诸多情绪对立，立场矛盾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对此次出访考察的低调处理和消极反应。所以回国后仅呈上一《游俄报告书》，随即返乡，祭奠母墓去了。


筹建黄埔军校(3)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一再催促之下，加之黄埔军校正在紧张筹备之中，蒋于4月16日返回广州，晋谒孙中山。双方交谈时，蒋再度陈述了他对苏联的顾虑和不安，孙中山责之“未免顾虑过甚”。孙中山这时已积极谋求与苏俄、中共的合作，为重振国民党而彻底更换“新的血液”，孙中山必须再冒一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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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在军界都是漂泊不定，没有一个可安身立命、扎稳脚跟的根据地。然而这种状况在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黄埔军校校长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子，但却成为蒋介石生平的重大转折点。以此为基点和跳板，蒋开始跃向权力的巅峰。
黄埔军校的创办酝酿已久。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接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访问时，谈到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
1922年4月，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马林同孙中山在广州会晤。会晤中，孙中山对有关苏联红军的介绍格外注意。
1922年8月，越飞拜见孙中山，商讨了建立军队的问题。
1923年2月，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和越飞继续会谈，商议了设立军事学校的问题。
同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会通过了“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
10月25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廖仲恺起草提出“国民义勇军”方案，义勇军的招募，则以“志愿入国民义勇军为党服务”为条件，这一构想为军官学校的设立创立了基础。
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国民党军官学校，推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事宜。
军校成立，近在咫尺。蒋介石虽远在国外，不过对国内局势还是比较关注的。回国这后，在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督促之下，抵达广州。
此时此刻，广州城正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众人皆满腹激情，积极准备，唯独蒋介石郁郁寡欢，心事重重。因为蒋多少已经知道在此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是不会有什么特别机遇和提升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对民族、民权、民生等概念又作了新的解释。并扩大了革命阵营，允许多种成分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大会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付诸实施。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决定将筹备中的学校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等七人为委员。28日确定以原黄埔水师学堂和陆军学校的旧址为新校址。
创校之初，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
首先是招生问题。各省军阀因害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极力阻止军校招生，甚至限制青年出境。
其次是经费问题。军校的经费，虽经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决议，每月由广东财政厅等机关支领，但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把持地方财政，经常陷学校于山穷水尽，常常是第二天的伙食，在前一天晚上还没有着落。
再次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当时能够生产兵器的工厂，大多在滇军控制之下，所生产出来的武器，都落入他们手掌之中，军校新生入校后，很有可能连枪械都分配不到。因此，军械的供给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问题多之又多，蒋为此焦虑不已，一筹莫展。整日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别是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成员中，又没有蒋的位置，直到2月3日，蒋介石才被委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蒋自然很不满意，而孙中山又指示他不要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让他觉得不受重用，人微言轻，对孙中山常有抱怨。况且关于黄埔军校校长人选之事他也早有耳闻，说法不一，使得蒋介石更是忐忑不安，灰心丧气。
蒋介石对于自己有可能是校长人选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从孙中山的日常提示中，已获此信息。但是，由于蒋资历浅薄，势力不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诬蔑。蒋介石对此也是知道的，他于3月2日复信孙中山，解释他不辞离粤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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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2)
对蒋的辞呈，孙中山作了语重心长的批复：“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月23日，孙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命邓演达到溪口劝驾。29日，孙又电催蒋复职，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同倾向失望而去。”廖仲恺、胡汉民亦函电相劝。
蒋介石的这次辞职，直接原因是大本营禁烟督办杨西岩拒不拨付军校的开办费。经济困难的确使创办之初的黄埔陷入艰难困顿之中，堪称鸿途荆棘，几乎使校事无法进行。然而，此种境况并不止于蒋之辞职时，他复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亦复如此。3月17日，杨西岩被免职查办。蒋却全无即时复职之意，他私下表示本人的“行止不应以一杨西岩免去而定”。
显然，蒋介石辞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蒋不甘于作一名单纯的军人，他的兴趣在政治。这正如他在致孙中山信中所坦白地说：以他个人的志向，“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尽管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函电交驰，他并不当一回事。这时候，他迟迟不肯赴粤复命，纠缠的是杨庶堪任省长问题，杨的任命大本营未予立即发表。并非蒋独厚杨庶堪，事实上，杨只做三个月省长，最后便为蒋所参而辞。蒋的真实用意不过以此测试一下自己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广东政局罢了。
除此之外，孙中山回粤已一年有余，而广东政局依然混乱不堪，蒋遂由满腔的郁郁不得志生出强烈的不满来。
关于广东政局，蒋认为孙中山回粤已越15个月，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有一实在方案。政府中人皆抱头痛救头，脚疼救脚，得过且过之想法，不往根本处想，大处落墨，都唯恐粤局不乱，政府不倒，自杀不速，以了各自心事。财政支绌万分，全系办理无方而致，财政机关非为军队把持，即为财团垄断，天下事未有无方针无条理而能治理者，亦未有不公开不整理而能理对者也。军事方面，他认为自己原本有一全盘计划，皆因各种阻碍和各军霸私，不能如计实施，以致有今日军事紊乱不可收拾之现象。
蒋对中苏合作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国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俄国与英、法、美、日相较，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罢了。他看到改组国民党中，鲍罗廷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孙中山对鲍的信任，认为他赴苏的见闻报告，对孙等毫无省察之价值，抱怨自己因此而信用全失，人格扫地。
国民党要新生，就必须吸收新血液，改组旧组织。在这方面，孙中山任用共产党人颇多。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在改组国民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有25人是中###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7人的代表资格还系孙中山所指定。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有3人是中###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7人是中###员。2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部长，3人任秘书。
可是，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亲信，既未被指定为代表，亦未被选举为代表，冷落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之外，会后仅担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一名委员而已。对此，蒋特别不满意。他表示：“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度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这个旧系统，当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妄称孙中山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滔谀之徒耳。”至于顶事中用的，除了已死的陈其美，就是他蒋介石，此外，“恐无其他之人矣”。
蒋介石擅长玩以退为进的把戏。辞职以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力争加重复出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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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军校校长并非蒋介石(3)
2月29日，孙中山电蒋回粤复职。3月2日，蒋给孙中山复了一封长达三千余言的信，屡陈自己的委曲与对党的主张。在这封信里，他除了说些知遇之恩，并世稀有之类的奉承话，还打出了两张牌。一是与陈其美的亲密关系，一是侍卫孙中山于永丰舰。蒋是陈其美的盟弟，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深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标榜他与陈其美“万古交情，虽手足之亲，未足间其盟契，骨肉之挚，不能逾其恩义，肝胆相照，可质天日，故能与仗安危耳。”陈其美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
蒋毫不掩饰党内高层对他不够信任，称“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必能维持现状，恢复侵地，从无不能成军之时，更不知有无首罹险不知下落之奇闻。”最后，蒋干脆和盘托出，要求孙中山如信任陈其美那样的信任他，当然，作为回报，他表示亦如追随陈其美那样的追随孙中山。
蒋在标榜自己对孙中山赤忱耿耿，蹈白刃而愿牺牲。无难不从，无患不共的同时，总记得伺机踹他人一脚，他一再提到上年石龙失守，并对许崇智颇有微词。这时，许崇智、胡汉民亦不在广东。蒋提出此二人应回粤，以许督粤，以胡长省，他不欲许崇智“总揽全权”，企图以胡分许之势。
鉴于孙中山来电相催，蒋不便硬抗，表示“决于日内起程，趋前领教”。话虽如此，他仍
在观察动静，等待火候。
3月14日，蒋致廖仲恺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蒋把廖仲恺重重地数落了一番，并抱怨孙中山“对人对事之要点，若有未悉合乎中道者”，称对孙“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宵小所污辱”。蒋还抱怨廖过信俄人，声称如不相信我所言，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此时，胡汉民亦借蒋之力为自己的出处打算。3月19日，他给蒋透露消息说：邓演达报告了蒋的条件，粤方已不惜免去杨西岩，并抬他胡汉民前往，显然就是“尊重”蒋的意思。21日，廖仲恺正式通知蒋：“西岩免职查办，电请展兄归任秘书长，皆兄所期望，而先生所赞同，且既实行以示更始之意。”
3月25日，蒋致书胡汉民、汪精卫，与其商议行止问题。在信中，他大讲了一番自己的秉性，称欲使之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如为吾友者，能以童子视弟，而以慈爱至诚待之，则我才能久安于事，否则，他就合则留，不合则去。蒋给胡、汪说这些话，无非是想经过他们把意思转达到孙、廖那里去。26日，胡汉民根据各方来电情形，劝蒋见好就收。蒋一拖再拖，全部事务推在廖的身上，廖有些忍耐不住了。
形势明显对蒋有利，这样，蒋才决定不再暧昧。3月27日，蒋致函王柏龄等，指示军校的筹办工作须遵从他所定章程。“多尽职务，少出主意”。28日，电廖仲恺，称“必来粤”，并对校务提出意见。
4月3日，戴季陶从蒋之意先行赴粤打探消息。戴在谒见孙中山后，电胡汉民说蒋于15日前到粤。14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广州。21日，谒见孙中山。至此，蒋辞职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综观这次辞职风波，蒋实行的是欲进先退，策略上是讨好孙中山，压迫廖仲恺，争取胡汉民。他向孙中山打出的两张牌的确很起作用。因此，孙中山又是批示，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劝驾。杨西岩迅即被免职查办，胡汉民被任为大本营秘书长，都体现了孙中山顺蒋之意。蒋离职期间，还被任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长，大有军校校长非蒋莫属之势。廖仲恺见孙感叹欷，神情沮丧，也不得不电蒋，表示“已往之政事党事，弟任其咎。盼兄即归图更始。”还表示“先生近多感触，亲信者不宜离去”。这样，蒋在赴粤之前，精神上已大获全胜，如愿以偿。


出任黄埔军校校长(1)
蒋介石复职以后，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之后，蒋又兼任长洲要塞司令，连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再任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可见，蒋之军事地位蒸蒸日上，异军突起。
蒋介石最终得以被任为黄埔军校校长，是有很多主客观原因的。
首先，从国民党内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来剖析。孙中山从领导革命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手中没有一支军队，才被南北军阀所愚弄。因此，他迫切要求建立一支由国民党亲自掌握的军队。
1917年11月，孙中山南下护法期间，利用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同桂系军阀陆荣廷之间的矛盾，以朱庆澜从省警卫军拨出的20个营为基本力量，成立了援闽粤军。从此，孙中山有了一支属于国民党掌握的军事力量。他兴奋地说：“粤军又为吾党今日惟一之主力。”由于这支军队同陈炯明有着历史的渊源，于是，孙中山便委任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对陈炯明曾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其能为革命效力。他在《致蒋介石函》中说：“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国民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但事与愿违，陈炯明随着军权的增长，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终于最后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
陈炯明叛变后，援闽粤军开始分化，孙中山这时只得依靠援闽粤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
许崇智，并委任他为本路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2月下旬，孙中山正是依靠许崇智所率领的这支援闽粤军，并借重于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军事力量将陈炯明逐出广州，第三次入粤，重新建立了广东革命政权。
但是，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很不巩固。一方面，陈炯明仍盘踞东江一带，虎视眈眈；另一方面，杨希闵、刘震寰骄横跋扈，反客为主，有尾大不掉之势。而许崇智所率领的授闽粤军由于收编了一些原属陈炯明的部署，成份复杂，已不十分可靠，加之许崇智沉溺酒色，无所作为。因此，这支粤军已经很难完成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就在苏联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军官，以便建立一支忠诚于国民党的、更有战斗力的新军来代替粤军。那么究竟派谁来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呢？在众多候选人中间，孙中山最终选定了蒋介石。
孙中山看到，蒋介石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事革命活动时，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很忠诚的。蒋介石在《致胡汉民、汪精卫书》中说：“至孙先生之待人，其道义深笃，实使人没齿不能忘。”“此弟之对本党与孙先生皆不能不自勉。”1924年3月2日，蒋介石在《复上总理书》中说：“中正驽骀下乘，过蒙垂顾，知遇之隆，并世稀有如先生之于中正者。”当然这里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多少也流露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感激之情。
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觉察到陈炯明怀有异图时，就及时向胡汉民、廖仲恺和孙中山反映。1921年1月4日，他在《复胡汉民、廖仲恺书》中说，他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对孙中山督师更不放心。今日陈炯明对总理如当做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果然，陈炯明不久便公开叛乱，谋害领袖。
正在这危难之际，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登上永丰舰，同其一起应付危局。蒋介石此举决非是沽名钓誉，投机革命。试想，当时孙中山已身处逆境，胜负未卜，前途吉凶难以预料。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机可投呢？相反地，蒋介石这时能来到孙中山身边，是一件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事情。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处境的关心，而且也表明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孙中山对此是予以赞许的。他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蒙难记》题写的序言中说：“陈逆之变，蒋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至于以后蒋介石及其左右，以此作为炫耀的政治资本，则应该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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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黄埔军校校长(2)
孙中山之所以对蒋介石寄予厚望，还因为蒋介石是一位长于谋略的军事人才。蒋介石南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多半任军事幕僚，参佐军务，很少亲自指挥战斗。蒋在参赞戎机时，常能出谋划策，深得孙中山倚重。孙中山在《致蒋中正函》中倍加赞扬：“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可）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1922年春，正当孙中山在韶关督师锐意北伐时，陈炯明叛意日益显露，蒋介石在孙中山召开的大本营紧急会议上力主先潜师回粤，控制局势，以后再图北伐。5月初，陈炯明果然逆命作乱，使粤局势处于危急之中。蒋介石于6月1日，在《致许崇智书》中献策说：“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如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孙中山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从韶关回师广州，可惜为时已晚，未能制止陈逆叛乱。
老实说，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人品并不怎么欣赏，甚至有时候还极度厌恶。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和了解，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已多少开始适应了。尤其是在朱执信、邓铿相继亡故之后，孙越发觉得蒋之重要了。蒋从个人职业素质来讲，是军中“佼佼者”，具备了孙
有心提拔他所该具有的内在资格，所差的是威望和人缘，这一点可以补救的。
关于黄埔校长人选问题，孙中山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许崇智，许是粤军总司令，是军界的头号人物，于情于理，孙中山都应当把他作为首要人选，但据刘峙后来回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使各方不满。”
除了许崇智外，孙中山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实力派谭延。谭延也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护法、讨贼运动中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谭是一介勇夫，领兵打仗，攻城掠地还行，如果让他管理军校，从事授书讲课之事，等于是将他圈囿起来，谭对军校兴趣不浓，所以也拱手相让。
剩下的便是程潜、蒋介石、李济深三人的权衡比较了。蒋的优势在于，从个人关系而言，蒋介石与孙中山有永丰舰中的患难与共，安危相仗，关系自然更近一层。从军事才能讲，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受过专项训练，并且在实际作战中，多次出谋划策，练兵布阵，脱颖而出，逐渐赢得孙中山的赏识。再说蒋介石自身也有较高的军人素质，这与在日本的刻苦训练和精神磨炼不无关系。而这正是孙中山认为军校领导必备的素质和条件。
蒋离职返乡期间，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后，积极开展筹划工作，招生入校，制计划，编教材，布置校舍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进行，有板有眼，一派新的精神风貌，不致于使军校的建立胎死腹中，良好的工作势态和出色的管理，也是蒋介石个人愿意重返黄埔的一个前提。
与廖仲恺相比，蒋介石确实显得有些临危退缩，胸襟狭窄了。不如廖虚怀若谷，敦心仁厚。事实上，蒋介石本人在争取黄埔校长一职上，也是运用了很多手段的。
3月间，蒋介石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了几封长信，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表白他行为不端的苦衷，要求赋予特殊权力。他在3月2日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君觉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就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且扩张，且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显然是对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信任表示不满，当然包括有为自己的党内地位抱不平的意思。
在蒋介石3月25日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中，自贬道：“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兴奋，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因此显得狂傲一些。近来益觉人生乏味，自思何以欲为人。乃觉本性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信中还提到他以前任职时，“始终抱定一原则，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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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黄埔军校校长(3)
蒋介石是要以这番肺腑之言，来证明自己对朋友的真诚，从而赢得朋友们的信任。事实上，蒋介石在离职期间，并非归隐田居，不问政事了，他有机会还总是以领导者身份对军校的筹备工作指手画脚，献计献策，在致王柏龄、邓演达等人的信中，提到军官学校如果须开办，则应遵从他以前制定的规则，照常进行，不必有所变更，如有不宜之处，可与开学后随时修正，如是云云。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俨然是将自己视为军校校长，身在家乡，遥控指挥。同时也预示着蒋迟早会返粤的，只是他觉得这时归赴广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能拖则拖，在等待中选择最佳时机。
黄埔学校的筹备工作，在国共两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进展很快，已有千余革命青年前来报考，广州方面急需蒋介石归位主政。戴季陶等人也在蒋介石处左劝右说，经常提醒蒋介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此次绝好时机，一定要牢牢把握，日后定会凭此飞黄腾达。
3月26日，廖仲恺致电蒋介石，直截了当地提出，蒋如果再不来，一切将由廖自决。蒋看到事情已发展到关键时刻，是需要自己明确表态的时候了，急忙回电：“必来粤”，廖仲恺为了进一步消除蒋的其它疑虑，在4月3日再次复电：军校款项，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管，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这又让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
4月14日，蒋介石与许崇智一道，由上海回到广东，谒见孙中山，请孙中山面授事宜。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极为重视，亲自兼任该校总理，在总理之下，另设校长负执行之责。5月3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
9日任廖仲恺为驻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的最高领导，直隶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政治部，主任先后担任〖JP3〗者是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等，何应钦任军事总教官。
在黄埔军校的开办过程中，苏联积极支持，先后派了几十名优秀青年军官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帮助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苏联政府除支付顾问团的费用外，拨出200万元现金，无偿地赠送给军校，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首次运送给军校，解决了黄埔军械缺乏的问题。
1924年5月5日，在蒋介石的全面负责下，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始入校编队。其中的工作之巨自是令蒋介石忙得团团转，经过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6月16日，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日子，这一天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典礼仪式极为隆重，除全校师生外，还邀请广东各高级将领，高等文官以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等500余人观礼。孙中山以大元帅兼军校总理的身份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致词勉励全体师生：“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希望大家“都能相互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等，明确地宣布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并对全校师生提出更高的期望。孙中山致词完毕后，即将军校校印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手捧校印，情绪激昂，他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目光，这些目光汇聚为一点，将他灼热烫伤。台上是殷殷期望，台下是欢欣鼓舞，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自己，他只听到主席台下的一声声欢呼，简直要将他抬上天空。但他也猛地意识到他所处的位置虽然崇高，但如果从此跌落下去，也必将摔个粉碎，要想保持这样一个位置，他必须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必须为黄埔事业呕心沥血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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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黄埔(1)
<b>　　独特的教育思想</b>
从1918年在粤军担任作战科主任到1922年10月，原粤军第二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孙中山提升蒋介石为参谋长，再到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进一步提升蒋为行营参谋长，参佐军务。蒋介石在革命军中始终是一幕僚，没有实质军事指挥权。但是在这一期间，蒋介石经过对革命实践的亲历体验，越发意识到，掌握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此时，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无疑将是自己扬眉吐气，实现抱负的难得机会，蒋会格外珍惜，全身心投入的。
蒋介石从家乡返回到广州之后，马上入主黄埔，在方方面面同时展开工作，兢兢业业，励精图治。首先和学校的教官以及入伍新生进行过多次谈话交流，问寒问暖，融洽关系。
其次，蒋介石开始对军校军官和新生进行训话，加强思想教育，增强黄埔师生之理想信念和纪律观念等。4月26日，蒋对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教官的军官进行训练考核。并嘱咐“这个军官学校，是我们本党办的学校，诸君皆愿意为党尽力，原来这个学校就是本党要培植干部人才，预备将来做本党健全的干部，扩张本党势力”，对军官学校卫兵分队训话，讲述卫兵责任：“对内是维持军纪风纪，对外是担任警戒，要求士兵自行整顿，做到仪容要庄严，服装要整齐清洁。”
对第一期入伍生几次三番进行训话，要求学生参加军队生活训练，绝对服从命令，要求学生不论在校内校外，都应遵守纪律和秩序；要求学生注意卫生，放物品要整齐，还要互相劝勉，养成自识力，要求学生不单独行动，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使个人的心都归一，就是思想、精神、志趣要统一起来，要晓得军队组织的要素，包括三种，第一是统御，第二是经理，第三就是卫生。从中可以感觉到蒋介石套用日本军校那一套的痕迹。
此后又分别对军官学校下级干部进行第二、三、四训话，同样进行了纪律、职务责任、团结
等相关问题的教育，再三叮嘱强调。
蒋介石对教员和学生的训话非常频繁，时时不忘对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训导和教诲，正是在多次的师长、学生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双方的感情逐渐深厚，距离逐渐接近，从这些教员和学生们的身上，蒋介石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所在、希望所在，强烈地感到对这些人的倾心投入既是对他们的关怀和照料，同时也是对自己事业的资本积累。
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介石先后发表讲话46次，每次都充满澎湃之情，慷慨之势，令人备受鼓舞。蒋介石还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不高高在上，总要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声音。
蒋介石当时还兼职粤军参谋长，但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在黄埔军校上，他常驻校中，朝夕与师生相处，不仅一切大计亲自擘划，就是一般规章条例，亦多亲手厘订。他的案头常置筹备录，凡有所举必随时记录。事无巨细，全凭他一人斟酌决定。
纵观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教学活动可将其总结为两个内容：
一是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蒋介石认为教育目的在于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他说：“本党要办这个学校，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来挽救这些衰败、削、凋残、横流的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于此，本校同志的责任亦在此。”蒋介石认为作一个军人，应具备下列条件：勇猛威严、外危若安、临险如夷、坚忍不拔、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在谈到最后一点时，蒋介石说到：“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救国，像这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本领完全靠革命党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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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黄埔(2)
二是关于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蒋介石有两句经典名言，即“生活的目的是增进我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将来继续之生命。”他说：“各位如果能够照此做法，就不会做错人了。”蒋介石认为，黄埔教育是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精神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根据教育内容，教育编制可分成三部：政治部负责政治教育；训练部主抓精神教育；教授部是任军事上的智育及训育军事教育。
蒋介石在对学生进行教育过程中主要突出以下几点：
一是思想教育。蒋介石既不引进苏联的一套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汲取欧美等国的治军思想，而是挖掘中国古代历史中治军的成功典型的营养成分，以《曾国藩和胡林翼治兵语录》为重要教材。蒋介石从小就受到正统封建思想的熏陶，在成长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也是兴趣盎然。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中核心就是他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要求服从于他一人的意志和命令，所以，蒋介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极力宣扬。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本人的威望达到一定高度时，效法前人，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宰。除了曾之外，蒋介石还经常引用一些封建戒律来教育学生，如墨子的“摩顽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另外，蒋介石强调军队的等级观念。在解释军纪时说：“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做纪纲。”
二是日常生活。蒋介石把卫生建设放到很重要的位置，在与学生的多次训话中，都对卫生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要求大家重视卫生，甚至把卫生列为军队组织的三要素之一。蒋介石的卫生意识之强烈，主要是在日本军校学习期间培养出来的，除了卫生的讲究最早移植于日本，还要求学生团结一致，勇猛威严，不怕艰难和不怕牺牲等精神。这些思想都是蒋介石受日本军事教育的启发而形成的。
三是教育与拉拢双管齐下。蒋介石在实际与学生交流过程中，非常注重收拢人心。为此，他不失时机地树立自己的威信，包括端正自己的生活作风。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监督学生是否准时起床，晚上学生是否按时就寝，表现得颇为勤恳敬业。他习惯找个人谈话，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他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不少学生，与很多学生都建立了特殊的个人关系。有时候，学生们缺钱花，只要找他帮助，不管多少，他都会马上开支票，凡此种种，举不胜举。结果在学生中，他的威信慢慢地树立起来，形象也逐渐高大起来。蒋介石就这样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以一种“黄埔精神”为信仰，逐渐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以自己为核心的嫡系军事派别——黄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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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治军思想(1)
自蒋介石入主黄埔，他就开始了爬上权力顶峰最重要的势力积累阶段。而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蒋为自己努力培养出一支战斗力强、纪律性强的面目一新的“蒋家军”。这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蒋在历经生死战场，日久天长积累的军事常识和对传统历史人物治军思想的钻研反思，最终形成的一套治军思想。蒋之治军思想，是传统的治军思想、苏俄红军治军原则与军事斗争实践的结合。
一是改革军队的军事编制。蒋介石行伍出身，深知合理科学的军队编制体制是有效治军的前提，1924年11月29日蒋在军校演说中指出：军队中如果乱七八糟没有一个编制，步兵有几多，工兵有几多，都不晓得，没有一个统计，那么，一打起仗来，就不能分配，亦就不能指挥，这样是没有不失败的。又说：军队有组织，一个动员令下来，就万众一心。十天后，即12月8日，蒋对军校官长学生训话时更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希望军队好，有三件不费本钱而又是顶要紧的，第一是编制，……第二是精神……，第三就是纪律。”
为使革命军能按合理科学的编制进行组编，蒋介石令“革命军事研究会”对革命军的编制问题作专题研究。次年1月17日，蒋介石手定《革命军编制草案》，并将此草案令参谋处列号分送各团，转发所属各营连遵照办理。7月1日，蒋介石在向军事委员会上《军政意见书》中，详细规划了革命军的编制，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的需要。
之前孙中山也提出一个编制方案。一个师计兵34992人，官1162人。蒋认为这种“编制规模太大”，应有所调整。在军队编制体制方面，当时蒋介石从治军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主张。
第一，主张军需独立，以保障军队供给。1924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军校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军队打仗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军需独立。军需不能独立，练兵就无论如何练不好，现在中国军队不好，大半是军需不能独立的缘故。……到了军需独立之后，带兵官就只管带兵的事，那么，专心致志来练兵，军队一定训练得好的。”
次年12月15日，蒋在上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意见书》中更尖锐地提出：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需关系全军命脉，旧时军队积弊从生之地，设备偶尔未能周密，就导致贻误戎机，军需负责人倘有侵吞，更足败坏军纪。因此蒋介石拟请规定一最近时期，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的责任，各部不得于驻地自行筹款、被服、粮秣等事项，亦应由军需局实行支配发给，不得各自为政。
第二，主张和平时期撤废军长职衔，以防“军权割据”。他说：“平时军制，应以师为单位，而军与军长，不是平时设置之制，仅于战时临时增设，以便指挥作战。其理由是国民革命军作战之任务已告一段落，如果军长之职不废，积久或有尾大不掉之弊，即使事实不至于此，而形式亦难免会有军权割据之嫌”，如果北伐实行，则那时自可再行增设军长，此时裁撤，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不过，当时蒋提出这一主张，包括蒋本人亦呈请辞去军长之职，目的还在于抑制他人成为“军权割据”者，以减少日后独揽军权的障碍。
二是“勤以训练”，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蒋介石认为，军队打仗要做到孙中山所说的“隐藏瞄准”四个字，就得训练。“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打仗的时候往往手忙脚乱，耳聋眼花，平时所学的射击方法尽都忘了，甚至子弹倒头装，枪口向后放，种种说不出的现象，在打仗的时候全会发现出来的，”因此，“要维持军队精神到冒危犯难，赴汤蹈火的一个地步，就少不了一番严重的训练。”蒋特别强调：“练兵以勤为主，耳提面命，始终不息，”“练一兵得一兵之用”。
为使处于战争环境下的革命军切实做到“勤以训练”，蒋介石于1924年8月6日以“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的身分上书军事委员会，提出军事训练计划：训练分为各军军队训练和各军事学校之训练。各军校训练，实为着手训练计划之第一步，各校校长或各校派一高级官长为训练委员与校党代表一起，以便军事与政治二方训练互相联络，并可一致进行。蒋并主张军事训练委员会之职权，“与各国之训练总监部相同。”在实施军事训练过程中，蒋介石首先强调按照操典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他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你若是不依典范令做，官长就要依着那些原则来责罚你，官长如不依着典范令来教导学生，就要被学生兵士看不起。”


全新的治军思想(2)
1924年12月30日，蒋第一次检阅教导第一团时现场讲评，指出训练“有许多细部的地方不照原则做，这不能怪士兵，要怪官长口令喝得不得法，不照操典上按部就班地去做，所以今天有许多口令不明了弄得参差不齐。”蒋还按实战需要指出操练中的问题，他说：“跃进有许多走便步，不知道弯着身子，隐蔽身体。立射是要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者目标不见，或是有胸墙利用，才可以，此外能卧射当卧射。今天卧射太少，很不对的，要同士兵们说不这样做就被敌人打死了。”讲评最后强调：“以后随时有检阅，随时有考试，士兵们升上等兵或下士、中士、上士，都在这里面断定，尤其要注意射击瞄准。”
蒋除重视基本训练外，更重视军队的野外实战模拟对抗训练和军校毕业学生的试验演习。例如，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统领第一师在湖羊山一带进行野外对抗训练。训练结束时，蒋介石根据实战需要出发，作了讲评。讲证中分别指出训练各阶段上的问题，要求“将来实地作战的时候，总希望大家对于前后左右的纵横联络，更要确实，报告与通报要多，散兵前进，切不可密集，尤其是战略要立在自动的地位，不要受制于敌才好。”对于军校毕业生的试验演习，蒋亦从严要求。
三是“厚以教养”，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重要内容。“教养”，亦即对军人的“精神教育”。蒋对军人“厚以教养”的原因，主要是受清末湘军首领曾国藩治军方式的启迪。蒋对《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深有研究，他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平太平军，其重要原因在于有一支兵全为他所控制的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军队。
蒋在他所辑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的序言中写道：“夫满清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降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积极效仿那一套封建统治术，将“治心”作为“治兵之本”，以曾国藩为楷模，身体力行。
“教养”措施有编纂、制定和颁布《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新兵精神教育问答》、《本校日课问答》等一系列书籍，作为精神教育教科书。他在亲自编写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言中明确指出：所辑增补的曾胡语录，“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为治兵之本”。
1925年9月9日，蒋对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明确强调：“军人最要紧的是精神，现在你们将要出去教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如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本校日课问答，革命军刑事条例，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等书，都时时要看”，“不能离手”。
在战争频繁、新兵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基层官佐对新兵精神教育时有放松，对此，蒋及时发出通令，要求切实纠正。
此外，蒋介石还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在这方面，蒋介石比曾国藩高出一筹。在革命军中，除最早颁布的《国民革命歌》广为传唱外，蒋还亲自编写了《立志歌》、《放枪歌》、《军士爱民歌》等歌曲，以激士气。他还令政治部制作各种感化图，使军人受直观形象教育。在行军作战过程中，蒋还亲自编写“军人精神教育标语”，进行散发张贴，以激励斗志。
“教养”的内容是广泛的，其主要的有二：第一、“亲爱精诚”。这既是黄埔军校的校训，又是蒋介石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整个黄埔训练时期，蒋在军校、军队中的演讲、在精神教育的书籍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如，1924年9月18日，蒋在军校演说中说：“本校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四个字，就是说：凡是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的来团结我们精神的意思。”
1925年12月5日，蒋为“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告成作序，序文中详尽阐述“亲爱精诚”四个字，序曰：“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爱与相亲。传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夫同志之共死生、同患难，其关系之密切，有甚于父子兄弟之亲也，而团体之存亡成败，乃有重于其家庭间骨肉手足之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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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治军思想(3)
第二、“杀身成仁”。这是蒋介石在军人中一贯灌输的军人人生观。1924年5月8日，蒋介石就任军校校长后第一次在军校演讲中强调：“有一句要紧话，请各位听着：就是我们军人的职分，是只有一个生死的‘死’字，我们军人的目的，亦只有一个死字，除了死字之外，反面说，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做军人，而且是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古人说：‘与其背义而生，则生不如死。’这一句话，是为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尚应如此，何况我们军人呢？”
此后，蒋介石在许多演讲中，一再要求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如，1924年5月24日蒋在军校演说中说：军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或是被敌人拿去做俘虏，受侮辱的时候，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与其投降敌人，让敌人来侮辱我革命军人高尚洁白的身体，毋宁我先来自杀。……与其为我个人来污辱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义，那不如我杀身成仁，以保我革命军人的人格。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头可断，骨可折，而主义是不可为人来侮辱的。”
四是“严以军纪”，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蒋介石在就任军校校长后与全校师生第一次见面时所作演讲中就指出：“这个学校是军官学校，而且是本党办的，我们本党同志，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我们本校是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凡是纪律是非严肃不能维持的。”此后，蒋无论对军校师生演说，还是对军队官兵的训话，屡屡强调“严以军纪”的主张。
蒋介石指出：“军纪的根源是三民主义，军纪即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军纪为什么要“从严”？蒋介石说：“在军队里，不是用军纪来维持，这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若军队“军纪废弛，士气颓丧，不变为旧式腐败军队不止，则革命军精神扫地殆尽，其将何以对我之上下同志，而实行我总理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呢？”
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为使军纪切实从严实施，除一再发表有关“严以军纪”的演讲外，还手订、颁发了一系列军律，发布各种饬令、训令、通令等，并督促切实执行。粗略统计一下，蒋在1924年至1925年两年间先后手订、颁发的有关军纪方面的法令、条例、训令近20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军连坐法》。蒋第一次公开提出在军队实施“连坐法”主张，在1924年12月25日对教导团士兵的演讲。他说：“军队里面是要讲阶级的，阶级的意思就是和上楼的扶梯一样，一层一层数上去的，要这样才有上下之分，才有系统，如果没有上下之分，谁应听谁的命令呢？所以阶级是军队里面最当遵守的……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以后打仗的时候，有了这条连坐的军法，只要看见团长、营长不走，就大家都不敢走，打死就打死，何况官长是有学问的，大家跟着官长去打，是一定不会打败仗的。”
次年1月6日，正式制定《革命军连坐法》。这个连坐法一行，就使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根，一节一节，互相瞻顾，连坐牵拉，谁也不能脱身。连坐法在革命军实施后，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淡水之役，有连长自行退却，立刑于军前，此后无敢退者。棉湖之战，教导第一团全团几覆，士兵无一人后却，虽是官兵之耐战，而连坐法之实行，也是有制约作用的。
综观这一时期蒋介石“严以军纪”的有关内容，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服从官长命令”，官长与士兵同样绳之于军纪。“服从官长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蒋介石要求下属与士兵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战场上，“前进后退，须听命令，切不可违反上官意向，要知退后者不死于敌弹，必死于军法。”蒋介石要求官长对部下一定要“严厉”，“部下做错了事，决不能让他挨过，不但是要当面责备，并且要照纪律严办。”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官长为士兵表率，须有勇敢精诚之气，方能鼓励士兵，否则反为士兵窃笑背骂。”如上官犯军纪一定要受军纪裁判，所以官长士兵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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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治军思想(4)
蒋介石“严以军纪”不但有言，更有行。如，1925年5月20日，蒋介石对于在东征中违犯军纪的官兵一律从严执法，将在战场上潜逃的排长郭渠川，副排长董国柱，班长杲长胜，士兵黄玉琳、张荣兴等一起处决。
第二，强调军人必须“爱护百姓”，不许军人侵犯百姓利益。蒋在军校开学后的一周，给军校师生作题为《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的演讲。他说：“军人第一要爱护百姓，第二要爱惜物资。”“古人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就是爱百姓，爱物就是爱物资。要知这二件事，是军队的命脉，如果不能仁民爱物，就是以致我们军队的死命。以后你们对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亲爱小心，不可稍有轻侮的举动。对于物资，无论一草一木，都要珍惜，不可稍有暴弃的行为。”
蒋认为，军饷来源于百姓，吃百姓军饷的就应保护百姓利益，满足百姓要求。蒋说：“人民因为要挽救他们的生命和权利，才来给我们的饷；我们要争回人民的生命和权利，才有这种资格去吃他们的饷，不然，他们又何苦把血汗来养我们呢？如此看来，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人民呢？……现在军阀的军队，不但不是去保护人民，报效国家，而且反要到人民家里去奸淫掳掠，抢劫残杀，像他们这种样子的行为，真是违背天理，全无心肝了，还可以算是人类吗？”
蒋还认为，实现革命军的“救国救民”宗旨，军人必须“爱护百姓”。蒋说：“我党革命之目的，在救国救民，其成败亦在于得民心与否为断。?**锩πВ唤鲈诮峋鄹锩褐诙删⑶夷苌⒕诙砬曛洌垢捶涤谟醒盗分锩褐凇！腋锩吮疽越夥湃嗣裢纯辔爸荆獬嗣裰剐湮趟幌В鋈巳ㄎ桓巫慵啤Ｈ艨姑叹幔院θ嗣瘢钟敕锤锩泻尾钜臁！被谡庵秩鲜叮诨破已盗肥逼冢辉傺狭罟俦安灰裢练耸降木右谎澜俨莆铮怕胰嗣瘢蹦砂ざ觯灰矫窦淙ト《鞒裕勺约禾舻＃灰舴颍比缬猩湃嗣瘢シ妇驼撸献孕３ぃ轮潦勘巳硕伎梢陨彼！?
在军队行军作战中，蒋一再严厉申令“保护百姓”。如1925年6月革命军回广州，8日，蒋发出《申明军纪令》，令曰：“本军回到省城，第一要保护人民，维持治安，竭尽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救民救本党的责任，不任长官士兵，如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照军法从事，并治其直属长官约束不严、违犯纪律之罪。特此申明，望饬各将士凛遵毋违！切切！此令。”
由于蒋介石严厉贯彻“保护百姓”的“严以军纪”的主张，革命军在二次东征作战中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25年11月10日，蒋介石对第一师第二、三团战后训话中满意地指出：“这次作战，第一师各团无论官长士兵，通通能够坚耐劳苦，有时因为行军迅速，后方粮食不能接济，被服不能如期补充，各位弟兄都能忍受下去，宁可自己受尽饥寒的痛苦，而不骚扰百姓一草一木，因此军队无论到什么地方，一般人民都热烈的来欢迎。我们军队能做到这一点，比较等什么胜利都好得多，本军长对于第一师各团的官长弟兄们，是非常满足，而且表示十分的敬爱。”
五是“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这是蒋介石治军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蒋治军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的根本点。所谓“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即以三民主义及其观念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
这一治军思想的产生，首先在于国共合作后形成的政治氛围所制约，也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治军若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那蒋就难于在军校校长、党军司令官职位上呆下去。蒋的这一治军思想是顺应国共合作后所形成的政治大势的必然举措。
其次，蒋介石之所以主张指导军队以三民主义及其政治观念，在于蒋认真吸取了中外治军的经验教训。第一，蒋介石目睹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部队以及西南旧军阀因无主义作为指导而带来的严重后果。1924年6月，蒋在一个演说中说道：“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如此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就变成今日这个亡国的现象。”对于当时的西南军队，蒋认为，这种军队“名为革命军，实则内容腐败，甚于旧式”，军人“心目中几曾有革命意义？一切权利，咸为个人，军队为个人而设，事功为个人而图。”


全新的治军思想(5)
第二，苏俄红军的政治治军的成功经验，是蒋在革命军中以主义为指导的主要原因。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党务。这次考察，蒋对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是推崇备至的，认为：“他们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因此，作为自称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自然会效法苏俄红军的
政治治军方式，对革命军以政治观念和某种团队精神教育在先。
蒋介石在军校和军队中的训话里，在书告中，屡屡强调军队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1924年6月24日在军校演讲中说：“真正的革命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7月30日在军校训话中的“革命”调子更高，他说：“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次年7月7日，蒋在向军事委员会写的“六大计划”书中提出：“施以严格的政治的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成为有主义之军队，为人民痛甘而奋斗，为人民利益而努力。”蒋介石为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生都高唱三民主义。然不管哪个时期，蒋的那一套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为贯彻这一治军思想，蒋介石效法苏俄红军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设置政治部和建立党代表制度。蒋介石指出：政治部的任务是负责“主义上的训育和智育”；党代表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长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曾表示坚决实施党代表制度，他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
正因为如此，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呈请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代表。各级政治部与党代表的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上可以看出，黄埔训练时期的蒋介石，其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军活动是勤奋的，这为他个人政治、军事上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治军思想，在不久的北伐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实施，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政变后，蒋介石逐渐抛弃先进、科学的治军原则，掺入了法西斯式的治军思想，把国民党军队培植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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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杂的政治思想(1)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蒋介石的政治思想表现比较中立。主要是因为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既不可能公开反对，又不可能真正实行。围绕着三大政策，国民党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党内许多人都在赞成或反对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蒋介石也梦想着以一个激进追随者的面目获得最大的政治利润。
黄埔初期，苏俄的物质援助和派来的专家、顾问，为黄埔军校增添了活力；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从内部振作、改造了国民党，初次显示出国共合作的巨大作用。而那时，蒋介石的地位，在党内远不如胡汉民、汪精卫，在军内比不上谭延、许崇智和程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与右派分子有所不同的姿态，去处理各种政治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联俄方面。蒋介石在军校创办后相当一段时期，是能够以较友好的态度同苏俄顾问相处的。他多次请鲍罗廷到军校演讲，公开宣扬孙中山对他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逝世后，蒋公开宣称“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精神不死！”在军校，他对苏俄顾问的建议，“几乎无条件地采纳”，“不加反对地赞同”。特别是对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更是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
两次东征中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都同加伦等顾问商议过。加伦等指出他的命令有错、指挥失误，他也能加以纠正。蒋介石还针对右派分子所谓国民党受鲍罗廷“指挥”的论调驳斥说：“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末革命成功的路径，恰似南辕北辙。”又说：“……革命先进国的苏俄，诚心诚意来帮助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亦不是什么耻辱。”这些表明蒋介石当时对联俄政策的公开姿态是很高的。
第二，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对中共选送到军校工作、学习的大批党、团员，总的来说能够予以合作，有的还委以重任，提到重要的岗位上；对共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和工作成绩，也往往给予好评。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军校工作最出色的一个部门。蒋介石对政治部总的说是支持的，能够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第一次东征到达东莞时，蒋对当地群众说：“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之事”。当众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与群众有关的各种问题。
蒋介石很重视党代表制度，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此外，蒋介石还允许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工作。第一届五名执监委中有三名是中###员。蒋说：“当选的各位都是确实能办事的，结果算是很好，本校长也非常欣慰。”第二届八人为委员，除蒋本人外全部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不仅任用了共产党人，而且还同某些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他把蒋先云、李之龙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看做“最得意的学生”和“我的好学生”。他对共产党人的诚恳作风和工作成绩也给予过好评。第一次东征时，共产党员李劳工、卢德铭等在海丰开办农军训练所，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精壮的农民自卫军。蒋介石颇为赞赏，提升了李劳工等人的职务。
在平定杨刘叛乱中，政治部增设了武装宣传队和特别宣传队，为取得战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蒋认为政治部的功劳确乎不可磨灭。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对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政治宣传工作，给予赞扬，说东征的胜利，同党代表、政治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在对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大力支援东征、南征曾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某些方面给予过一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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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杂的政治思想(2)
蒋介石允许由共产党彭湃主持的农讲所的第一期学生“来黄埔受军事教育三个星期”，以后各届也由军校负责训练。1924年冬，广宁农民被民团地主围攻残杀，“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十二名，各给驳壳枪一支，星夜驰往救援”。两次东征中，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枪械武装农会、农军，这都得到蒋的应允。
第二次东征时，他还同意周恩来从抄得的逆产十万元中，拿出两万元作为开展工农运动的活动经费。在第二次东征中，1925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平山群众大会上说：“陈（炯明）杨（坤如）残民以逞，惨无人道。革命军为人民除害，得力于人民相助。”10月27日，蒋在五华县华阳地区轻敌冒进，被敌军打败。当夜，五华农民为他作向导，帮助他脱离险境，安全转移。他当时颇为感慨，说：“凡至忧患之时，见有与情喁响，聊堪自慰。廿七之夕，如无土人前导，其有幸耶？”蒋介石口中的“土人”正是共产党员古大存领导下的革命农民。东征军占领汕头后，蒋介石于11月7日在汕头市群众大会上说：“这次克复潮梅，完全是潮梅民众的力量”。
第四，蒋介石对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作过一些压制。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制造事端，攻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
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连夜严电阻止”从汕头回到广州后，“即召集他们部下连长以上长〖JP3〗官开会，在会场中乱骂孙文主义学会一顿……此时，一般孙文主义学会的人，便一声不敢说。”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垂头丧气”叹息“老蒋不帮助我们，我们没办法了”。〖JP〗
蒋介石还斥张继、谢持、戴季陶等为“反革命”，说他们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并不是真心实意实行三大政策的，他为了军校的训练和取得苏俄的军援，给苏俄顾问以礼待；但他内心对苏俄是有戒心和不信任的。他既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害怕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过份壮大得，因而采取了提防和限制的措施。他对军校师生支援工农运动是有顾忌的，对“孙文主义学会上实际上还是偏袒的。蒋介石这一时期同共产党的合作是有限度和不真诚的。
其实，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的、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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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1)
黄埔军校先后经历了广州、南京、成都及台湾凤山等几个发展阶段。
广州时期。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学校设校长办公厅、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需、军医及总教官室，学生管理为总队制。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因学校设在位于广州西南的黄埔岛原海军学校，故称“黄埔军校”。以后，不论是什么时期，不论该校易名如何，在国民党军界总是把以后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称为黄埔某期学生，也就是说在大陆时期，从1924年5月第一期起到1950年3月最后一期学生在西昌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消灭，总共有23期学生。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4年6月——1926年l月为军校初创阶段。
这一阶段，军校开办了三期，还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军校第一期仅有步科四个队470人，后来从军政部陆军讲武团等单位找来一批学生，编为六个队。共产党选派许多党员和青年团员到校学习。校内成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军校原定修业期一年，后因革命战争急需人才，缩短为半年修业期，日夜加紧训练。从1924年8月1日第二期学生450人开学开始，军校由单一步科增为步兵、工兵、炮兵、宪兵、辎重五科。同年10月、12月，先后创建了教导第一、第二团，直属校本部为校军。教导团的组织训练采用苏联红军的方式，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营、连、排长及党代表，分别由本校教官与第一期毕业生担任，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以军校学生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成为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的核心力量。
初创阶段仅一年半时间，共开办了三期。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下，军校办成了初具规模的军事干部学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输送了近三千名毕业生，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建设和两次东征。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潮梅局势的好转，为解决东征部队的休整、补充和训练，适应革命战争的发展需要更多军事干部的新形势，1925年12月18日在潮州城李家祠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委任何应钦主持校务，学员来源主要有两处：一是驻扎潮梅的东征军下层军官；一是潮梅和海陆丰各县前来报考的青年。分校的组织机构、教学内容、学员毕业待遇以及校名之变更等各个方面，都与黄埔校本部保持一致。学生与入伍生共有700多人，各编为三个队。分校第一期学生于1926年6月1日毕业，同年12月第二期学生380人毕业后，潮州分校即行结束。
第二阶段：1926年2月——1927年4月为军校健全与发展的鼎盛阶段。
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培养革命急需的军政人才，议决改组黄埔军校，把各军自办的军校归并入黄埔军校。3月1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校长仍为蒋介石，党代表为汪精卫。学校除原来的政治、教授、训练三大部外，其他部门改部为处，另外增了副校长李济深，以及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译处、兵器研究处和高级班共五部六处一班。除前已增设的潮州分校外，1926年春至1927年2月，又增设了南宁、长沙、武汉三所分校。
在这一阶段，学科方面从军校第四期开始，新增政治、交通、航空、无线电和骑兵五科。学生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五种，总人数仅校本部就激增到两万多人，成为组织严密的庞大的军事教育机关。除各省的革命青年外，前来投考军校的还有爱国华侨和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进步分子。因此，改组后的黄埔军校，被人们誉称为“东方的红军”、“国民革命的中心”。
南京时期。1928年3月6日，原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部分迁到南京，重新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由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等组成，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其中出任教育长的将领中，何应钦任过一年余，自蒋桂战争起到1937年初，一直由张治中出任，后由陈继承接替。1933年起，学校恢复校长制，由蒋介石自兼校长，实际事务由教育长兼任。军校招生从第7期至2期。学校自第8期起，增设高等教育班、军官补习班、军官训练班，并受航空委员会、海军部、军政部的委托，代训空军、海军、军需、军医、工兵、测材等学生，其中空军学生后单独成立空军营。在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为实现军事教育正规化，成立了一批军校，但却不如陆军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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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2)
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大后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不例外，迁往成都。校本部在位于北较场的原成都分校办公，学生分住西较场、南较场、皇城遗址、西草堂、青羊宫等地，一度取消总队制，按驻地分为四个督练区。恢复原高等教育班，增设官教育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特务长训练班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时，又代训青年远征军教导团两期。学校领导机构扩大，增加校务委员唐生智、程潜、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张治中等人，到1943年万耀煌出任教育长。1946年初，学校最后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4月，学校由本校一期生关麟征出任教育长，第二年底蒋介石免兼校长，关升任校长，由黄埔毕业生任母校校长，仅历20年，可见黄埔系升迁之快。1949年3月，关麟征升任陆军总司令，同为黄埔一期生的张耀明继任校长，不过他只是个“送终校长”，任期不到1年，陆军军官学校即从大陆上消失。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时，陆军军官学校的最后一期学生——第23期的3000多名学生随胡宗南去西昌一带固守，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至此，军校覆灭。
黄埔军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还有不少分校。在国民革命时期，两次东征胜利后，在潮州设立第一所分校，招收过两期学生，共有728人。北伐前夕，又在广西南宁设立分校，该校一直到1935年停办；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后，又在两地开办了只招收一期学生的分校。
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设立分校，以解决蒋介石大规模扩军后缺少军事干部的问题。先后成立洛阳第一分校、武汉第二分校、成都第三分校、广州第四分校、昆明第五分校、南宁第六分校、西安第七分校、湖北第八分校、新疆第九分校。除军校外，蒋介石为培训中高级军事将领，还主办过不少训练团。
黄埔军校学生来源有下列各个方面：在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东，公开进行招收，但由于黄埔军校以不怕牺牲，矢志革命为号召，不少人视为畏途。所以，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动员投考的。广东以外的各省则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方式招收来的。学生籍贯，几遍及全国。但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安徽、河南、陕西等省次之。其中除广东外，共产党领导农###动最蓬勃的湖南，学生人数占很大比重，如第四期湖南学生达八百多人。蒋介石还派出陈果夫等回上海、浙江招生，故浙籍学生也不少。
此外，驻广东各军附设的军事教育机构，包括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和粤军、第五军军事学校等，后来都纷纷停办，学生拨归黄埔军校。由于黄埔军校招生具有上述特点，学生中多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如第四期学生中，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外，越南、朝鲜、马来亚的革命青年，也有远道到黄埔军校参加学习的。
黄埔军校吸取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
具体说来，在军事教育上，它与当时保定军校所教的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经过苏顾问编订）等，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如保定。学习时间仅六七个月至一年，属速成性质。但政治课程则设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等。政治科学足全部政治课，军事各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特别是这些政治课程，主要都是由优秀的共产党员讲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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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3)
由于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以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军事训练不多，但两次东征却战绩辉煌。
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5日开始第一期新生入伍，并于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仪式。开学之日，孙中山亲临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自此，即进入具体的教育训练阶段，其中，各期学生及教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期，1924年5月5日开始入学编队，总计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合共470名，合组学生总队，以邓演达为总队长（八月后由严重接任），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至9月，四川省城送来学生20名，军政部讲武堂拨来学生158名，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至同年11月8日，第一期宣布毕业，其中第六队则在第一次东征途中才宣布毕业。毕业生共645名。在校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除部分留下工作，部分派往海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政治工作和教练工作外，全部派去黄埔教导团任基层干部，参加东征。
第二期，分批于1924年8月、10月、11月入学，学生450名。先后编为五个队：分步兵一、二队及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步兵第一队队长陈复，第二队队长郜子举；工兵队队长最初是王俊，后以李卓元接充；炮兵队队长是蔡中笏；辎重队队长姓梁。以严重为总队长，于1925年2月，随黄埔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以实战为学习。6月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于同年9月6日宣布毕业。毕业学生合共449名。在学时间约一年，毕业后主要派往第一军工作。
第三期，1924年冬末开始入伍，学生1200多名，编为入伍生第一、二、三营。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及格，始编为正式学生。以张治中为总队长。6月平定刘、杨叛乱后，第三周入伍生经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改编为三个大队，内分九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在学期间，参加消灭滇、桂军叛乱及解决郑润琦等右派军队各役。至1926年1月宣布毕业，在学期间一年。另在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潮、梅收编部分陈炯明粤军下级干部，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平定滇、桂军时，俘获部分滇军下级干部，在广州设立训练班，均于同年六月毕业，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待遇。故合共第三期毕业生1233名。毕业后分派各军工作，不少在第一军担任军职。 第四期，新生于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七批入伍，设入伍生第一、二、三团。后陆续转入正式学生，改编为步兵军官团及步兵军官预备团两个团。另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复改编为步兵军官团一、二两团，另炮兵、政治两个大队及工兵、经理两队。在学期间，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警卫任务。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由入伍生第二团负责驻守惠州。1926年北代开始前，选派一批学生分赴湘、鄂、豫、皖、苏、浙、闽等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协助北伐军作战，1926年9月宣布毕业。另潮州分校第一期学生同时宣告毕业，统称黄埔四期学生，故毕业生合共2654名。
黄埔军校从1926年3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李济深为副校长。以后第五期学生2600多名，第六期学生4800多名，第七期学生3200多名。而且随着大革命失败，学校名称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第六期以后，分别在南京、广州招生训练，已非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了。
黄埔系是国民党内以黄埔军人为主体的一个派系。蒋介石是黄埔系的领袖，黄埔系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蒋介石靠黄埔系起家、辉煌，黄埔系成员靠蒋介石晋升、发达。
黄埔系可分为两部分，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在蒋介石掌权之前和初期主要依靠黄埔教官，训练学生，当作后盾。之后，蒋越来越重视和扶植黄埔学生。黄埔系有所谓“八大金刚”，而其中代表人物有三个，这就是黄埔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者胡宗南。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4)
黄埔系在国民党军政界可谓将星闪烁，冠盖云集。从军衔上看，一级上将何应钦和陈诚，二级上将刘峙、顾祝同和蒋鼎文，中将加陆军上将张治中、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黄埔教官中，所任的要职有侍从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徐州“剿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和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当局“副总统”、“行政院院长”。黄埔学生中，担任兵团司令以上将领的有百余人。现将部分人员名单展示如下：
“国防部长”：1期生黄杰、陈大庆，4期生高魁元；
“参谋总长”：1期生桂永清、王叔铭，5期生彭孟缉；
“空军司令”：王叔铭；副司令有6期生徐康良、徐焕升，3期生毛邦初；
“海军司令”：桂永清
“陆军司令”：4期生罗列；
“宪兵司令”：7期生罗友伦；
“装甲兵司令”：2期生沈发藻；
“陆军副总司令”：1期生罗奇；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6期生戴笠；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4期生毛人凤；
“国家安全局局长”：2期生郑介民；
“警察总署署长”：6期生唐纵；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期生关麟征；
“国防大学校长”：6期生侯腾；
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校长：6期生胡伟克；
中央警官学校校长：2期生李士珍；
南京卫戍司令：1期生张耀明；
“台北卫戍司令”：1期生黄珍吾；
东北“剿共”副总指挥：1期生郑洞国、范汉杰；
徐州“剿共”副总指挥：1期生杜聿明；
川鄂绥署主任：1期生宋希濂；
第2绥靖区司令：1期生王耀武；副司令：1期生李仙洲；
第10绥靖区司令：1期生李玉堂；
第15绥靖区司令：1期生康泽；
第1战区司令：1期生胡宗南；
第1兵团司令：1期生黄杰；
第2兵团司令：1期生邱清泉；
第5兵团司令：4期生胡长青；
第6兵团司令：1期生李延年；
第9兵团司令：6期生廖耀湘；
第12兵团司令：1期生黄维；
第13兵团司令：4期生李弥；
第16兵团司令：1期生孙元良；
第17兵团司令：1期生侯镜如；
第21兵团司令：3期生刘安祺；
第22兵团司令：1期生李良荣；
第1军团司令：4期生胡琏；
第2军团司令：3期生石觉；
“台湾防卫总部参谋长”：6期生董嘉瑞；
“澎湖防卫司令”：4期生阙汉骞；
“金门防卫司令”：4期生刘玉章；
“大陈防卫司令”：6期生刘廉一；
“交通部长”：1期生袁守谦；
“文通部长“：1期生贺衷寒；
“内政部政务次长”：1期生邓文仪；
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期生曾扩情；
江西省主席：2期生方天；
“###救国团”主任：4期生胡轨。
由此表，可看出黄埔系势力之庞大，不仅控制着军界，而且渗透到党政部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势力最大的派系，左右着中国的政局。
更有一些有志青年来到军校后，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和主张，在国共两党分裂时，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中###队内的黄埔军校前6期师生，有3人先后出任新中国的国防部长、有3人先后出任总参谋长、有5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有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
任过国防部长的是：林彪（黄埔军校4期生）、徐向前（黄埔军校1期生）、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5)
任过总参谋长的是：徐向前、聂荣臻（代）、罗瑞卿（6期生）。
五位元帅是：林彪、陈毅（曾任中共黄埔军校政治分校党委书记，政治教官）、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三位大将是：陈赓、罗瑞卿、许光达（5期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优秀代表，如：
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副总理的4期生郭化若；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5期生陶铸；曾任副总参谋长的5期生张宗逊；曾任解放军院校部部长的6期生郭天民；曾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6期生陈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部长的6期生程子华；曾任过防空军司令的1期生周士第；曾任过第二野战军副政委的1期生张际春；曾任过第一野战军参谋长的1期生阎揆要；曾任过公安军政委的1期生陈其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曾任过防空军政委的4期生唐天际；曾任过军事科学院长的5期生宋时轮；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4期生曾希圣等。
无论是最终的去向如何，在黄埔建校初期，这些黄埔之子都是黄埔学校现代教育的受益者，黄埔初期事业和所获荣誉都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
关于“黄埔精神”，蒋介石在军校成立35周年时曾说：“我们一贯的黄埔精神，就是牺牲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和负责的精神。”他是这样解释的：“所谓牺牲的精神，则是根于内者，乃为良知与血性；发于外者，则为忠勇和气节。创造时势，而不为时势所支配，恢复其乐死的性质，鼓荡其蓬勃的朝气，并利用逆风的力显，推动前进，永远成为‘以一当十，一以当百’的革命先锋，成为‘坚持至最后者胜’的榜样。
“所谓团结的精神，就是由校训‘亲爱精诚’所发扬出来的黄埔精神，这种黄埔精神，固久已贯注于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亦久已贯注于陆海空三军全体将士之中，今天大家依共同凭藉的，不但是一个主义，而且是一个历史，一个生命，安危相仗，荣辱五体，既同天下之仇，亦同天下之忧。大家必须齐勇若一，携手并进，以协力互助为主，以公而忘私为本，亦就是要以破除私心、偏心、欺心、疑心，而以同仇敌忾、同舟共济为一致之目标。以革命的道义，自反自责；以革命的信心，相勉相成；这就是我们革命者同生死、共患难、共同奋斗的团结精神。
“所谓负责的精神，是知革命军人之责任，首在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行己有耻，就是对自己负责；不欺其志，则是对主义、历史负责；而毋忝所生，乃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今天主义尚未大行，而先烈之血未干，这就是我们发挥其强烈的责任感，誓死贯彻其报国尽责的革命军人的天职的时候！”
蒋介石强调的“黄埔精神”，实质内容就是要盲从校长，矢志###；基本要求就是不成功即成仁，“为党国献身”；就是要部下在家尽孝，在外尽忠，忠孝不能两全，那就移孝作忠；就是要部下按仁义礼智信忠孝勇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行事，为南京政权和蒋介石卖命。
黄埔系虽然是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的一个比较稳固的军事派系，但其内部仍然是矛盾重重，内部分有军官系统和政训系统，“何应钦派”和“陈诚派”，保定系和黄埔系，它们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蒋介石与何应钦、刘峙与顾祝同、陈诚与胡宗南之间就有着或大或小的矛盾。事实上，蒋介石最终控制住了这样一个团体，并且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能不说是蒋介石这一核心人物的能力之大，谋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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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1)
<b>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b>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曾给这所学校规定了明确任务。他在讲话中指出，黄埔军校的建立，就是要学习列宁的成功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牺牲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从而建立起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
环绕着这个政治任务，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各个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首先，共产党员承认孙中山先生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他们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思想接近，行动较为一致。他们通过对学生的讲话，课堂中的讲课，日常的接触，大力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国及世界政治形势的讲授，去说明中国当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周佛海等也到校讲政治课或作所谓“精神讲话”。也争取在黄埔学校里听到拥护自己主张的声音，争取在黄埔学校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作为黄埔军校内部的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前后组建正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革命态度的两种势力发展和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当1924年8月广州商团叛乱事件发生的时候，为了战胜商团军，廖仲恺和蒋介石根据孙中山的意旨，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取得联系，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
加入者有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学校、大元帅府卫士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铁甲车队以及永丰、午夙、飞鹰、福安4舰。他们是以团体为单位参加的，即每个团体派代表2人参加。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拥护中国国民党”，“解散商团”，“打倒买办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等。
孙中山北上后，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青年军人代表会有必要加以改组。1925年1月25日，青年军人代表会推举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4人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
蒋先云（1902—1927），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军事干部之一。
1924年4月，蒋先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10月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初任连长，后任校长办公厅秘书。
1925年1月，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同意，蒋先云和贺衷寒等四人发起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廖仲恺、邹鲁等致词，蒋先云当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会只设有一名常务委员，为该会最高职务）。同日，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由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总章。2月8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总章，选举正式执行委员会，“从此全国的革命军人乃有所依归”。
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单位后来发展至：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卫士队、滇军干校教导团、飞机掩护队、粤军宪兵营、黄埔的广北、永丰、江国等兵舰，黄埔军校入伍生队。5月1日，联合会决定扩大本会活动，拟设立东北组织部、西北组织部、西南组织部、中原组织部、长江组织部。联合会会员达2万余人，成为革命军人中的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之初，为了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规定凡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青年军人的团体，它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参加这个组织的右派分子，就有意识地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此后，它在名义上虽然仍受军校校长和党代表的领导，但实际上就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团体，它同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2)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恐惧，因此，孙文主义学会应运而生。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初，亦名中山主义学会。它的成立是受戴季陶主义影响，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组建的。关于蒋介石发起这种组织的动因，名义上是要造成“中山主义运动”，实际上是要用它牵制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扩张。
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也与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膨胀有很大关系的。黄埔军校开学时，谢持由上海来到广州，极力拉拢王柏龄及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人，造谣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危言耸听，激起王柏龄等人对共产党员的仇视。后来，他们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基地，就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是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是新右派的群众性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头目是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人，其成员还有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酆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呆、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人，教职员中有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人。
孙文主义学会1924年底就开始酝酿了，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1925年2月东征途中部分党代表和军官中交换过意见，4月在梅县召开筹备会议，接着在潮州正式成立。
该会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主要头目，第一期有潘佑强、贺衷寒、肖赞育、邓文仪；第二期有杨引之等人。11月16日，黄埔军校在潮州设立分校，孙文主义学会也在潮州设立分会，并有筹设孙文主义学校及创办孙文主义青年团的拟议，遭到中共的反对，导致了严重纠纷。
1926年春，戴季陶出任中大校长，旋即成立中山大学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头目为郑国材、与侠、李悦义、李翼中、陈绍贤等人，创办《新生》半月刊。其时中共在该校也建立GY组织，1926年初有团员200余人，GY外围组织为新学生社，两派时有冲突。12月29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举行成立大会游行，发表宣言。
嗣后，在上海、南京、武汉、芜湖、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势力不断壮大，政治立场上水火不容，言论上也互相攻击并且双方各不相让，每一方都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挤压对方的阵营、扩充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高高在上，洞悉一切，因此他能够在左右之间游刃有余。时而压制左派，时而批评右派，在允许两者存在的同时，尽可能地将双方活动限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孙文主义学会时，蒋介石开始恐慌起来，便力图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别有用心地要求两派“和解”。
12月8日，他在潮州行营召集第一军各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调和党争问题。
在会上，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第一团党代表贺衷寒宣称：“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期合作。与其将来斗争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青年军人联合会也不容他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其代表也纷纷发表言辞，以示抗议。双方意见分歧，最后蒋介石提出两项办法：“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其不准，本校党员如有愿加入于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申明并请准”，要求双方必须采纳。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夺取军权，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便玩弄两面手法，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


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3)
随后，蒋介石颁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命令“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者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命令之下，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布自动解散。21日，广州孙文主义学会也“自行宣布解散”。
但两会会员之间的斗争却并无息止。5月7日，“五·七”国耻纪念会在广州广东大学操场与东校场分别举行，代表了两派的思想和势力，由于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国民革命周刊社代表潘佑强、杨引之闯进广东大学会场闹事，引起殴斗，潘、杨被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和工人纠察队痛打后扭送公安局，此事件成为两会继续公开分裂和斗争的起点。潘、杨重伤住院，蒋介石特前往探视，表示特别的关怀。
但是，事实上，孙文主义学会是名亡而实存的，并且蒋介石一如既往地予以暗中支持。东征凯旋，蒋介石在第二师师司令部宴请全体军官后，命令王柏龄解散学会，于是找到负责同志贺衷寒，同他说明现在环境，不能不暂时隐让，而将招牌收起来。将招牌收进去了，活动停止了，然而一个团体，既然产生，不是一时可以将他消灭的。正是在获取蒋介石的特别关照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两个组织宣布解散之后，蒋介石估计到共产党学生决不会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解散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他认为非有一个在自己直接控制下的统一组织，不足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简称黄埔同学会）。
4月24日，蒋介石令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群、蒋先云等8人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组织筹委会，拟订黄埔同学会简章。简章规定：“本会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络感情，互相砥砺，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遵守总遗嘱，努力国民革命为宗旨”。“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均为本会会员”，“校长为本会会长，另设名誉会长数人，各级职员各办事员均由会长指定之”。“本会采集中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之指挥”。蒋之意图，可窥一斑。
6月27日，黄埔同学会召开恳亲大会（即成立大会），同学会举出曾扩情、贾伯涛、杨其钢、刘仇西、蒋先云等为同学会代表。
29日，蒋介石以会长的身份召集各筹备委员及各代表开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今后应当“以同学会为中心”，同学会成立后“我们对于同学，有组织，有统计，有调查，有训练，那就不会是非不分，赏罚不明，我们将来所有升降、调免，……皆有系统”。蒋介石在会上指定曾扩情为秘书，杨引之为组织科长，余洒度为宣传科长，李默庵为总务科长，胡静安为监察干事。
当时，蒋介石的理论：“凡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中心，有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
因此，他提出：“现在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强令“军校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者退出共产党，……自本日起凡本校的学生，要自己个人对自家各连的连长声明，限期三天由各连长汇呈校长办公厅报告校长”。要军校学生退出国民党是权宜之计，让他们退出共产党是其真实意图。
根据蒋介石的这种理论，黄埔同学会心领神会，随即规定，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责登记考核之责。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


利用黄埔军校内部矛盾(4)
这表明黄埔同学会是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企图排斥共产党员的派别组织，它不仅对所有黄埔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黄埔同学会在实质上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规模急剧扩大，可谓无孔不入。
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也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还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也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
蒋介石北伐后，留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经常受到共产党员同学尤其是未毕业的第四期的共产党员同学的种种责难。他们时常揭发官长虐待学生和贪污不法事情，以及任第六十团团长的
第一期同学李杲，驻在中山县有压迫农民和工人的情事等等，责备同学会坐视不理。
曾扩情当时认为这是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的策动，特以书面密报蒋介石，派第三期同学陈超带往江西面交。蒋介石接到报告后，颇为震怒，即向其侍从秘书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北伐尚未成功，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即如此蛮不讲理，我还能干总司令吗？离了我的领导，看你们共产党的同学还会有什么出息”？经蒋先云婉言劝解，并表示愿意亲自回到广州进行调处，蒋才息怒。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后，蒋介石特电请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并令黄埔同学会随同迁去。
1927年1月，蒋介石赴武汉，并要曾扩情随同前往，以便联系在武汉方面的黄埔同学。曾扩情到武汉的第二天晚上，在汉口市游艺场召集了200多个黄埔同学听蒋介石的训话，蒋训话的大意是，要全体黄埔同学服从领导，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为国民党效忠，才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临离武汉之前，特派曾扩情前往沙市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三师党代表（师长曾述孔，四川人），以拉拢该师，免被共产党渗入。到了2月中旬，蒋介石觉察到该师有被唐生智军解决的征兆，特电告曾扩情速回南昌一行，另有任务。曾离沙市不两天，即闻该师已被唐的师长何键派兵包围缴械了。
与曾扩情到十三师的同时，蒋介石获悉朱德在四川万县的杨森军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特派黄埔同学会组织科长杨引之前往进行破坏。到宁汉分裂时，杨从万县回南京复命，路经武汉，被工人纠察队查获枪决了。蒋介石闻后，感到甚为可惜。
1927年3月初，在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同学也有酝酿反蒋的事情。蒋介石特派曾扩情前往武汉，施用反间计，分化瓦解。
对此，邓演达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蒋颇以为虑，特派曾扩情和余洒度，于3月17日晚到武昌见邓演达，代表蒋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打消邓对他的不满，并尽可能拉拢邓。
曾、余两人首先表达自己的意愿，请邓与蒋同心协力地领导全体同学，共成大事。否则领导人各不相谋，黄埔同学就难免分化成为各种各样的私人团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有负孙总理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根本说不上担当革命的大业。然后，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他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以权力相诱惑。邓演达表示：“对校长并无别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们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达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
曾扩情离武汉于3月底到达上海，把在武汉活动的情形报告与蒋，蒋听完汇报后，一言不发


军校中，蒋与周恩来的合分(1)
黄埔军校内部派别斗争是因为政治立场和革命态度的差异和对立造成的，军校内部无论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血花剧社”同“白花剧社”团体之间的矛盾，还是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同周恩来、廖仲恺、邓演达等个人之间的矛盾，事实上都是围绕主义、“信仰”等问题展开的。
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因戴与蒋政见不合，另谋高就去了，由邵元冲取而代之，邵也感到蒋不易相处，拂袖而去。政治部主任之职，急需有人填补。
为了办好黄埔军校，孙中山希望共产党派遣得力的军事人才到军校工作。周恩来就是顺应这种需要而来创黄埔军校的。
1923年，在中共旅欧支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工作。周恩来精明能干，人缘甚好，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不错。在廖仲恺的特别赏识和积极推荐下，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9月初，周恩来到达广州，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他回广州不久（l924年11月），就被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任职后，恪尽职责，与廖仲恺立场和态度始终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军校的政治工作。
譬如在商团事件中，由于廖仲恺主张快刀斩乱麻，平定商团，因而受右派包围，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周恩来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廖仲恺。商团事件后，周又以伍豪笔名发表文章，称孙中山“重廖远胡，胡更不快意。”廖仲恺对周恩来也很器重，称他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在周刚到黄埔军校后，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心有默契，容易达成共识。
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廖仲恺被刺等事件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观点比较一致，彼此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广州商团事件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当广州商团偷运枪械进入广州时，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军舰将运载枪械的船只押回黄埔，停泊于校门外。
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扣留商团枪械的呼声。1924年8月19日，蒋介石对全校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保管，我们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的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将所扣枪械大部还给商团，但蒋周都不赞成妥协的策略。
在蒋介石负责保管商因枪械期间，奉孙中山命令将部分枪支分发给支持革命政府的部队，但蒋介石拒绝把枪支发给同情商团的滇军将领范石生。蒋对军校学员的演说中，反映出商团问题背后有英国人撑腰，说明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在事变期间，孙中山反复与蒋讨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商团事件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定。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纪念双十节”###，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讨商团的演讲，大会决定将双十节取名警告节。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商团袭击，当场死20余人。接着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力劝孙中山与商团决一死战。事态恶化后，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心剿灭商团，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参加了战斗，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帮助下，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所以说，在平定商团事件过程中，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在对待依附于孙中山旗帜下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问题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也是比较一致的。
滇桂军由于1923年帮助孙中山打下广州，乘机扩充实力、霸占财源、争夺地盘，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群龙无首，杨希闵、刘震寰要推挂名的副帅唐继尧继任大元帅。但在梅县东征前线的蒋介石坚决反对，他发表谈话，指出杨希闵已通敌。共产党人一直主张消灭杨、刘军阀部队，1925年6月，滇、桂军勾结北洋军阀形迹暴露，举行叛乱，革命政府下令###。蒋介石、周恩来率东征军回师广州，成为平定叛乱的主力，他们都在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校中，蒋与周恩来的合分(2)
刘、杨叛乱平定，蒋介石继杨希闵任广州卫戍司令，黄埔军成为仅次于许崇智粤军的广东境内实力最雄厚的部队。
从1925年6月中旬起。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强硬手段实行财政统一，蒋介石派黄埔军进入广州城，准备对付粤军中的不良部队，此举得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廖仲恺被刺杀时，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身份在广州实行戒严。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人连续几夜率黄埔学生军搜捕廖案疑犯以及广东不良军阀林树巍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周恩来则担任廖案检察委员会委员。
廖案的发生涉及与胡汉民、许崇智有关的人员，胡、许离开广州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也是合作的。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当东征军攻打惠州城时，由于敌人凭借惠州天险死守，几天连攻不下。此时，周恩来和蒋介石亲临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门外督战。最后城墙被火炮打开了一丈多长之缺口，黄埔军即开始爬城，在爬城战斗中。共产党员刘尧震等英勇牺牲，敌军终于战败，惠州天险被攻破。
接着东征军继续前进，当军队进至紫金时，东征军指挥部被敌军包围。共产党员陈赓奋不顾身，把蒋介石从危险中抢救出来。
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很重视周恩来的政治工作。于12月上旬，致信周恩来，责成整顿各部党务，蒋介石在信中说，“恩来吾兄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蒋介石要求“在此作战期间，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周恩来接信后的第二天，就在第一师各团党部开展整顿工作。
以上说明，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是能够合作并肩奋战的。
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虽然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进行过紧密的合作，但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
在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人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大大超过了蒋介石的亲信们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由黄埔学生军扩建而成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占了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共产党的组织。第一军及其他各军成立了政治部。
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壮大引起蒋介石的畏惧和疾恨，他与周恩来的矛盾和斗争因此而加剧起来。周恩来曾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虽然他在###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而蒋介石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更加动摇了，企图加以限制。”
蒋介石对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发展共产党员的活动加以提防和限制，黄埔军校内的学生队队长都是他的亲信。有一次周恩来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蒋介石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俾其互相牵制。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蒋介石就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鲁易为党代表，蒋就不干。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蒋就用鲁易为党代表。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周恩来把所有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也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后来蒋同周恩来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周恩来因为是蒋之下属，也只得服从。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前夕，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走，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当时周恩来还兼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驻汕头。同时，周恩来担任党代表的第一师也驻扎在潮汕一带，可惜当时周恩来的意见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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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中，蒋与周恩来的合分(3)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了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中山舰事件引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不满，甚至当时各军军长，如谭延阁、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但苏联顾问团被蒋包围，中共中央远在上海，无法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和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从东江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给蒋介石以当面羞辱。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的有25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被蒋介石赏识和器重的学生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的大量退出，第一军的元气大伤，战斗力一落千丈。为此，蒋介石后来还顿生悔意。
黄埔军校的经历，对于周恩来、蒋介石都是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以后，随着蒋介石###越来越坚决，蒋周二人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分合(1)
事实上，在黄埔军校，蒋不仅与共产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蒋还存在着不少强硬的对立面，邓演达就是其中的一个。
筹备黄埔军校是邓演达、蒋介石合作的开始。起初，邓还兼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2月中旬，邓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西江讲武堂，并请蒋对讲武堂学员演讲，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尊敬。
黄埔军校筹备成立开始，就遇到许多困难，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蒋介石遂以环境艰难为由，提出辞呈，并不待孙中山表态，即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回粤。3月初，邓到奉化，蒋向邓诉说了苦衷，表示坚决不返粤，邓演达对此表示了一定的理解。
邓演达的奉化之行给蒋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打下了蒋对之信任的基础。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后，因为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未到职，就长期由邓演达代理（9月3日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邓同时还兼任学生队总队长，平日戎装马靴，注重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态度诚挚，深得学生信任，这一切自然使蒋对他另眼看待。
10月间，邓因军校内矛盾丛集，一些人“垂涎做官”，而自己不愿充当别人争权夺利的对手，决定“拔脚去矣”，赴德国留学去了。邓演达1924年底去国，1925年底归国。其间，孙中山去世，西山会议派出现，杨、刘叛乱，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元气大伤，人才缺乏。
蒋介石因兼职大多，军校无可以信赖的合适人选负实际责任，故而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邓归国不久，即由蒋于1926年1月8日呈请军委会，任命为军校教育长。在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
蒋介石是被当作国民党中派军事领袖而被选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时他与当时左派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邓演达则是作为左派当选的，但他并没有介入到蒋、汪之间的矛盾中去。对于黄埔军校内外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邓演达倒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人的。1926年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广州散布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准备倒蒋的谣言，企图煽动蒋介石带头###。蒋当时怀疑邓也参与了这一“倒蒋阴谋”。直到3月7日，邓向蒋报告说，广州有人散发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时，蒋对邓才“心转释然”。
邓的左派立场遭到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嫉恨，在中山舰事件中，邓演达被牵扯进去。在20日的军事戒严中，蒋甚至派兵到军校去逮捕邓演达。而邓是襟怀坦白的，当20日上午得知蒋下令戒严后，立即亲自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劝他先了解实情，查明真相，首先要停止军事行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做人质，留在蒋处。蒋自觉理亏，才放了邓演达。
4月2日，邓演达和张治中去见蒋介石，邓直言“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蒋狡辩说：“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蒋并对邓、张二人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都过去了……大家好好地做吧！”邓对蒋的指责，显然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意思。
蒋此后对邓怎样呢？在邓指责蒋之后不久，蒋调邓任中央军政学校潮州分校教育长，但是邓演达在潮州仅工作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开始怀疑邓演达有什么不轨行为，随即调其回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属的总政治部主任。将邓演达置于自己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和控制。邓演达或许是不知蒋之用意何在，一如既往地支持、服从、效命于蒋介石。与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更是尽心尽职，不遗余力。


蒋介石与邓演达的分合(2)
直至蒋介石准备清党###前夕，蒋介石已经不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放在眼里，但他对邓演达仍极力拉拢。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而邓演达却明确地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
4月2日，蒋在上海召开###“清党”会议。蒋介石及与会者将邓演达列为两类分子，即###分子及附和###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0日，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布告称总政治部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谷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
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人，邓演达名列其中。
当上海“清党”会议召开之时，武汉也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与吴玉章、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力主派兵东下，控制沪宁地区，相机解除蒋介石的武装，但遭到否决。15日，武汉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建议邀请唐生智列席，意在促成武力讨蒋。
1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蠹贼。”
这一时期中，邓演达通过1927年1月与蒋介石的三次晤谈（即3日的南昌会议、中旬蒋到武汉、26日庐山会议）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故而改变了对蒋的一贯忠诚，进而决心武力###蒋背叛革命的行为。而蒋虽然深知邓的左倾激进，但仍欣赏邓的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因此直到四一二政变前，还抱着一线希望，冀图邓能与他继续合作。但由于两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邓、蒋最终的分手乃是必然的。
1927年4月以后，邓演达主要致力于北伐，这时武汉政府日益右转，他力图挽回而无，终于7月上旬辞职出走。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反蒋斗争。
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时间，1930年5月归国，并于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底利益”的蒋介石政权。
邓演达和第三党为反蒋做了大量工作，发展组织，开展宣传，联络军人，尤其是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团结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并利用1931年春的宁粤对立，鼓励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惊恐。蒋派王柏龄到上海，协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当局，悬赏缉拿邓演达。
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蒋介石立即要求将邓引渡出租界，并押送南京。在关押和押送过程中，邓演达两次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一是他要为一道被捕的同志承担责任，二是他始终认为蒋介石“决不至于杀我，但三五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蒋介石的确先后派人前往诱降，均遭拒绝。九一八事变后，蒋曾亲自找他谈话，问他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邓回答：“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这是邓、蒋二人最后一次见面，结局是不欢而散。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于11月29日下令杀害了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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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商团叛乱(1)
<b>　　扣押商团军火</b>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政府着手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大政策。1924年7月，广州工人组成了工团军，领导和组织广州工人进行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广州革命政府。广州也成立农###动讲习所，培养农###动骨干，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
广东革命政府的这些活动，首先遭到了商团的严重挑战，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蓬勃发展的革命活动而大受损失。
广州商团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是商人的武装自卫组织，其宗旨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后来逐渐与帝国主义关系密切。广州商会会长、商团团长陈廉伯就是美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少数商团则由地主豪绅挂名领头，如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这些人以及其所在的商业集体与帝国主义和地方势力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东革命政府与广东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起源于1922年孙中山率讨贼军清除沈鸿英叛逆军过程中发生的“关余”事件。事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关余”事件的失败，妄图煽动广州商团与陈炯明叛军势力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为此，他们加紧勾结，大肆购置军火。
1924年8月初，孙中山获悉广州商团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协同陈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商购得大批军械——长枪九千余支，由一丹麦货轮秘密运往广州，立即指示廖仲恺、蒋介石进行查处。
1924年8月9日夜晚，蒋介石在接到孙中山饬其侦缉广州商团偷运枪械的命令后，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盘查。
翌日清晨，在白鹅潭附近，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鬼鬼祟祟地驶来。蒋介石立即下令江固舰截获哈佛号，扣下船上所运枪支。
陈廉伯闻讯大怒，于8月12日指示全市商店总罢市，要挟蒋介石立即释放哈佛号，并发还军械。14日，陈廉伯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围攻孙中山大元帅府，蓄意扩大事态。
后经查明，哈佛号只是被租来的商船，因此从船上扣押的物品，陈武器之外，其余货品，如洋钉、香料等非违禁品，革命政府按国际法于18日发还，并将哈佛号释放。
但陈廉伯并不就此善罢甘休，跟着又策划了商人罢市。8月18日，银行业罢市。19日，孙中
山派代表携亲笔信到商团总部，揭发陈廉伯企图利用商团“颠覆政府”的阴谋，劝告商团不
要附和叛逆，听信谣言，以免铸成大错。但商团成员中毒太深，不听劝告，一意孤行。20日，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以达杀鸡儆猴的目的。
陈廉伯立即向英帝国主义寻求庇护。28日，英国派出九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孙中山于是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事态暂时得以缓和。
在此时，江浙战争正在进行，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即将爆发。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结成了反直三角大同盟。孙中山迫于广州处境的困难，准备乘此机会将大本营由广州移往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汪精卫处理。9月16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即于18日发表宣言，宣布第二次北伐。10月9日，孙中山考虑到黄埔军校和蒋介石的安全，特于韶关前线密电蒋介石：“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送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要蒋弃黄埔于不顾。
可是，蒋介石虽身处逆境，对形势的估计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过早北伐，广州是革命根据地，筚路蓝缕，辛辛苦苦才得以建立，不应轻易放弃，建议孙中山回师广州，坚决镇压叛乱。因此复函说：“埔校危在旦夕，中正（蒋介石）必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


平定商团叛乱(2)
10月7日，苏联援助的一船军械运抵广州，其中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孙中山从韶关电告蒋介石，命由蒋介石全权处理。蒋介石如获至宝，迅即发放给黄埔师生，及时解决了黄埔学生军的枪械困难，全体师生无不欢呼雀跃。
此时，商团方面趁孙中山督师北上、广州军力单薄之时，再度兴风作浪。10月9日，商团煽动了全省第二次大规模的总罢市，广州一带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仍然坚持妥协立场，与商团交涉，答应翌日以二十万元作为交换条件，发还商团枪械四千支。


蒋介石临危受命(1)
10月10日，刚好是“双十节”，军校举行庆祝典礼，由总教官何应钦担任指挥，在小雨中举行了阅兵式。下午，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代表共五千人在市区游行，欢庆节日。3时左右，当游行队伍经过省河河岸的西壕时，碰巧商团人员正在起卸被发还的枪械，商团团丁看到军校学生列队前来，怀疑是抢夺武器。这些团丁对军校学生扣留他们的枪械，本来就心怀仇恨，正愁平日无处报仇，这次天赐良机，于是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军校学生当场死亡20多人，群众死伤无数。商团团丁还将死者胸腹剖开，挖出心脏肚肠示众，极尽酷虐之能事。
11日，他们筑起炮台，封锁市区，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对政府公然诬蔑攻击，并号召全市商人罢市，在市区出动商团武装部队，大有与广州政府一争雌雄之势。
蒋介石连连向韶关大本营告急，在密电中提出“严办商团”的主张。此时，孙中山对商团态度虽有改变，但仍处于矛盾中。所以蒋介石再三电请孙中山回师平乱：“中正料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
至13日，广州已危在旦夕，孙中山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终于下定决心回师平叛，即令吴铁城率警卫军自韶关急速回省，汀军三千人也开拨回来。14日，孙中山下达手令，委蒋介石以平定商团之全权：“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博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蒋介石任此要职，将军校日常事务托付给切列潘诺夫之后，密令军校第二、三队学生四百余人，全副武装奔赴广州市，佯作夜间演习，转知市民毋须惊慌。
傍晚7时。正是日暮时分，黄埔学生离开黄埔岛，在广州东堤军校办事处码头登陆。时正值大雨如注，永汉路积水二三寸。这两支学生队军容严肃，气宇轩昂，虽行军于滂沱大雨之中，却步伐齐整，行阵不乱。永汉路两旁商店里的人都在门内观看，莫不啧啧称羡。
学生队在省政府休息待命，直到深夜开始“演习”时，忽闻长官口头宣布命令：围剿商团叛
乱！
是时，商团派出大批部队，政府军则先声夺人，将其切断，然后采取一一围歼战术。当晚，黄埔学生军奉命包围了市区西关，并与商团发生了一些小战斗。15日凌晨4时，蒋介石令政府军各处同时发起反攻。顿时大街小巷枪声大作，被分割包围的商团部队立即一败涂地，多数投降。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陈廉伯见大势已去，即逃往沙面租界，由英国人护送潜往香港。
战斗过程中，陈赓在学生军中编在由十四人组成的机枪队里。他们在追击商团军时，抓到了一个小头目，并缴获了他一把漂亮的军刀。
是时，蒋介石到来慰军，陈赓见校长驾到，赶紧一个立正，双手把那把漂亮的军刀奉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到这把精巧的军刀，很是欣喜，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忽听侧面一声狂叫，那个商团小头目挣脱了学生兵的束缚，一个箭步冲到蒋介石的马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陈赓手中的刀鞘里抽出军刀，向蒋介石砍去。
就在这千匀一发之时，陈赓一把抓住那个小头目握刀的手腕，一个扫荡腿将他放倒在地，小头目束手就擒。
这时，蒋介石的战马也受了惊，腾空而起，一下子将蒋介石掀翻在地。蒋介石一身冷汗，爬了起来，掸了掸白手套和黑大氅，惊魂稍定，望了望搭救自己性命的陈赓，眼中
满是感激。
当时黄埔学生中广为流传着关于“黄埔三杰”的佳话：“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在蒋介石心目中，蒋先云是奇才，贺衷寒是辩才，而陈赓必定是个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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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临危受命(2)
10月16日，商团副团长陈恭受到黄埔军校，正式向蒋介石乞和。广州政府允其所请，并下令通缉陈廉伯等9人，事变于是平息。
平定商团叛乱是“黄埔军校初试啼声的革命军所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黄埔师生在平定商团叛乱过程中，得到了真枪实弹的磨炼，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理论性知识与校外实际初步联系起来。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样一个经历同样是一种考验和磨炼，不仅仅是对自己实际个人能力的再度验证和提高，同时也是他在黄埔师生心目中形象和威信的再确立。


第一次东征(1)
<b>　　淡水之役</b>
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之后，形势有所好转，但整个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革命根基并不巩固。当时，广州大元帅府所管辖的地区只占整个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即从西江至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的一段，范围不大，势力有限。
陈炯明叛变之后，虽然讨贼军几度征讨，也给叛军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把他们消灭干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你攻我收，胜负未定。陈炯明甚至把自己人马盘踞在东江一带，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并且不间断地向革命军队发起骚扰和干涉，对广东革命政府形成严重威胁。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11月，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动身前往北京。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聚集叛军召开会议，再图乘机蠢动。同时盘据桂东的沈鸿英部亦向李宗仁、黄绍提出重新分配地盘的要求。云南唐继尧也积极图谋进犯两广，其军队已在行进之中。李宗仁、黄绍即电广州大元帅府请求派兵援助，以便合力歼灭叛军，2月1日，大元帅府发布总动员令###陈炯明，并作第一次东征的军事部署。
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分兵三路东征陈炯明：以黄埔军校教导团、学生军和粤军第二师张民达、第七旅许济部等为右路，攻淡水；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攻惠州；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攻沙源。
左、中两路的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暗中勾结，按兵不动。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总兵力约1万余人。蒋介石统领的军校教导团和学生队共3000多人，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
军校部队出征，雄姿英发，威武振天，一路高唱口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同时，政治部针对江东人民痛恨陈军的横暴，提出“不拉夫，不筹饷”的口号，扩大宣传，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蒋介石带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是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而成的革命军。蒋介石、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意愿，于1924年9月3日命令总教官何应钦着手教导团的筹备，9月19日，开始考试教导团学兵，孙中山曾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应尽快组建一支装备精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蒋介石答复道：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教导团的成员都是各地推荐过来的精干分子，年轻力壮，精通文理，志向高远。
10月3日，教导团第一营首先成立，沈应时任营长，接着，二、三营成立，陈继承任二营营长，王俊任三营营长。10月12日，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朱荣为参谋长，胡公冕为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三营党代表。11月20日，教导团正式成立，以王柏龄兼任团长，何应钦所领导的教导团定名为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的党代表为张静愚，团副为罗为雄，一营营长为顾祝同，党代表为胡公冕，二营营长为林鼎祺，党代表为季方、三营营长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由罗为雄兼任，党代表为唐震。
教导团自排至团采取“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26名至30名战斗兵，还设有直属团部的特种部队：特务营、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
教导团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党代表制。教导团从连队到团部都设有党代表，各级党代表由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选拔教官和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
教导团的下级官长均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级官长则多由军校军事教官及第一期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无论是从黄埔教导团的组织结构设置，还是从其成员的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军事技能等方面看，都是一支在当时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型武装队伍，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
2月1日，革命军各部按预定计划出发，第一次东征开始。部队首先肃清广（州）九（龙）路一线敌人。2月1日，粤军张民达师和许济旅从广州燕塘出发，沿广九路向石龙前进，第三天抵石滩。黄埔军校教导团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从黄埔岛出发，水陆并进，向虎门、东莞集中，于3日到达太平圩。蒋介石闻得此讯后，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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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东征(2)
敌军袁瑕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莞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地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莞后，再夫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莞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彭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告别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莞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领附近候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输。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祠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莞。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莞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
一、败退之敌，分向三不圩及常平圩窜逃。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寮步向平圩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告别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泄圩向察步前进。到达寮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告别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联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莞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帝该处由电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东莞商务分会召开欢迎大会，蒋介石、周恩来、茅廷桢等应邀出席，并作了热情高涨的讲话，之后，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
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联络。四、教导第二团位一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在车站月台。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妥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以黄埔校军为主要力量的东征军，英勇善战，势不可挡。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左翼部队遂向淡水疾进。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冈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二旅由约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三路军齐进，合围淡水城。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一、敌情如贵部所知（前已通知）。我粤军第二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告别前十是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联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一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占领浙沪宁(3)
随着北伐军实力的扩充，北伐军的威望也逐渐树立和强大起来。北伐军在中国南部的胜利，震撼了整个中国，鼓舞了所有渴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仁人志士的革命激情，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基本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局面，同时也沉重地摧毁了北洋军阀妄想苟延残喘的梦想。所有长期从事民主义革命事业的人都透过这次北伐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
而蒋介石是此次北伐运动的领导者，虽然他并没有被视为可以取代孙中山或三民主义精神的新形象，但蒋介石一时之间也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蒋再不是以前名不经传，四处漂泊，徘徊徜徉的流浪汉，也不再是家乡父老眼中的“无赖”，任人鄙视。此时此刻，他成为名骚天下的英雄人物，被赋予了很多头衔，“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或者是“一个不负众望的革命家”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管事实上蒋介石是否可以胜任，至少此次北伐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民国史上是前无史例的。而作为此次运动的最高指挥者蒋介石，毫无疑问是应该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的。
蒋介石北伐期间，不失时机对自己军事力量进行培植和发展，为此，他大费苦心，呕心沥血，到北伐时已拥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绝对服从的嫡系军队。这又为他下次晋升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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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沪宁(1)
东路军获得浙江战场的胜利后，蒋介石开始部署进军苏、皖，夺取沪、宁。
2月23日，东路军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经蒋介石的同意，制定了进攻沪、宁，占领苏、皖的作战计划：决定前敌总指挥部所属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取上海；东路军直属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进取常州、丹阳，回攻无锡、苏州，与第一、二、三各纵队协同围歼浙沪之敌，而后与江右军会攻南京。而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苏鲁联军，打算和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成为蒋介石攻克沪宁的最大障碍。
3月初，当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纵队，分别推进到浙江北部的湖州、长兴、安吉、泗安，及皖东边境的广德时，南下鲁军王栋8000人、徐沅泉1万人，均由津浦路前进。但沪松、苏州、常州以西至宜兴、溧阳、秣陵、镇江一带鲁军，均未固定。此外，驻溧水、溧阳之孙联军郑俊彦、白宝山、梁鸿恩各部起而反扑。3月10日，贺耀祖军也从景德镇到达繁昌、新林铺之线，准备进攻芜湖，后又奉命向高淳、博望、丹阳前进，截击当涂之敌。3月1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贵军集中完毕，应由宜兴、溧阳之线向常州、镇江之敌攻击；同时以白崇禧部攻苏州，截断沪宁路。”20日，按蒋的吩咐，各纵队遂分别占领沪宁线上的黄村、奔61阅读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青年蒋介石全文阅读页面。

二 : 内圣外王(来自：汤一介《在非有非无之间》，蒋庆《公羊学引论》

汤一介:内圣外王之道

我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儒学能否现代化》以及几篇讨论中国传统内在超越问题之论文中都谈到应给儒家学说以定位，因为儒家学说不可能解决今日社会的所有问题，可是我们应找到在对它作了现代诠释的条件下，它对今日社会在哪个或哪些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照我看，儒家学说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因此，我并不认为儒家学说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如果那样要求反而会使儒家学说中对今日最有意义的部分被埋设了。

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我对儒家学说的正面价值作了充分肯定的问时，也提到儒家学说存在若干问题，即“空想的理想主义”、“实践的道德观念”、“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和“直观的理性主义”等，并对之作了一些批评。但我后来在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内圣外王之道”可能是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最大问题。198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儒家的境界观》刊于是年《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中，后又收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此后我在其他论文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我阅读一些近现代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时，他们大都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思想之精华所在，例如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沦语考释》中文《庄子天下篇释义》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据《大学》首章而对“内圣外王之道”也有一种解释。熊先生根据《大学》以“修身”为本，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内圣”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功夫，接着他说：“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正、城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国家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小人不知其身之大而无外也，则私其七尺以为身，而内外交修之功，皆所废而弗讲，圣学亡，人道熄矣。”梁启超和熊十力都认为“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可以而且应该由“内圣”而“外王”，而有一完满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论。特别是熊十力据《大学》论格、致、正、诚、齐、治、平“壹皆是以修身为本”，而得出“内圣”必可“外王”的理论。冯友兰写了一本书叫《新原道》，这本书又名《中国哲学之精神》，在此书《绪论》中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最后的《结论》中又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在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其《新世训》一书最后一章叫《应帝王》，其最后一句说：“欲为完全的领袖者，必都需以圣王为其理想的标准。”就是说，“圣人”最宜于做“帝王”。看来，梁启超、熊十力、冯友兰都试图揭示中国哲学之价值所在，而且我认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国传统哲学之精神。但是“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对今日杜会仍有意义，这就是另一问题了。

无疑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释（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均讲“内圣外王之道”，都以此作为他们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从现存史料上看，“内圣外王之道”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现录其文于后：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指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敌内圣外王之道，阉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仓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照《庄子?天下篇》的看法，“内圣外王之道”本应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共同追求的，但因百家纷争，道术不行，天下大乱，而使之阁而不明，郁而不发，这是很不幸的事。由此可见，《天下篇》的作者认为，古代之治道术者皆以“内圣外王之道”为鹊的。我看，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大概也不是始于战国中晚期之《天下篇》。从儒家说，孔子的思想中已包含“圣王”的观念，例如他把尧舜视为“圣王”，他们所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云云。孔子的弟子曾把孔子比作尧舜，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在《墨子?公孟篇》中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日：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列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这就是说，像孔子那样具有圣人品德的人，岂不是应该当帝王了吗？在《荀子?解蔽》中为“圣王”下了一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因此，荀子的弟子尝歌颂他们的老师“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圣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鸣呼，贤哉！宜为帝王”。可见“内圣外王”之观念在先秦巳相当流行了。从中国历史上看，所幸的是无论孔子和苟子都没有成为“帝王”，否则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大思想家孔子和荀子了。

在我那篇《论儒家的境界观》中只讨论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之得失，而没有涉及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这里我将对道家和禅宗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作点介绍。“内圣外王之道”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并《庄子》之内篇在《应帝王》一篇，郭象之解题谓：“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就是说，能任自然无为者可以作帝王。此篇最后有个故事颇能说明庄子的思想：“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郭象注：“为者败之。”盖庄子以顺自然无为者应为帝王，倏与忽不知，而使中央之帝死。故可知，按庄子之思想，本来“内圣”(即庄子所谓之至人、神人等）是应为“外王”的，如帝王能任自然无为，其所行即“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早于庄子之老子所主张的圣人“无为而无不为”，更能体现道家“内圣外王”之思想。我们知道，老子不仅有一小国寡民之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且他提出只有“圣人”才可以实现他所提倡的理想社会，《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就是老子为帝王设计的一套治理国家的方略，他企图用一种否定方法达到肯定的目的，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内圣外王之道”了。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同样提倡：“内圣外王之道”，王弼的《论语释疑》注“大哉，尧之为君”一条谓“圣人有则天之德，所以称唯尧则之者，唯尧于时全则天之道也。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此尧帝俨然一道家圣王了。郭象《庄子序》明确地说他注《庄子》的目的，是要“明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七篇，如果说前三篇的重点在说明“上知造物者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那么后四篇的主旨则是围绕着“内圣外王之道”展开。从后四篇的篇目注可以看出，在魏晋玄学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如何能做到不废“名教”而“任自然”。这就要在“名教”与“自然”之间找到两者可以沟通的桥粱。照郭象看只要能作到“不离世问而无累于世”，“德充于内而应物于外”，故“无心而顺有者应为帝王”。“无心”则“德合自然”，“顺有”则可不废名教，理想的行“内圣外王之道”的社会，并不要在超现实世界中实现；最高人格之“圣王”并不需要离世间，而应是“游内以弘外”者。这就是郭象所发挥的“内圣外王之道”了。而郭象这一思想实对宋明理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兹不赘述。

中国化的佛教实际上也讲“内圣外王之道”，契嵩本《坛经》有一颂谓：“……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不喧……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照禅宗看，你只修养自己的心性，现实世界就是你的“天堂”。所以宗呆大慧禅师说：“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佛教的道理就是人世间一般人生活的道理，一般人世间生活的道理也就是佛教的道理。这里可以注意的是，禅宗不再排斥“忠君”“孝父”了。大慧禅师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又说：“学不至，不是学；学至而用不得，不是学；学而不能化物，不是学；到彻头处，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定国安邦之术，无不在其中。”慧寂回答灵裕问也说：“仁义道中，与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这就是说，禅宗修到底，不仅不排斥“仁义”、“忠孝”等等，而且认为修道正是为了“治国”。那么是否说禅宗要人们去刻意追求“忠君”、“孝父”呢？那也不是的。照禅宗看，如果刻意追求什么，就必然为所追求者束缚而不得解脱，但是如果刻意否定什么，也将为所否定所束缚而不得解脱。因此，一切应顺应自然。就这方面看，禅宗是颇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的。如果一切顺应自然，那么，“父慈子孝”、“君义臣忠”本来也是人之天性的流露，故既不必去刻意追求，也不必去刻意否定，所以大慧禅师说：“父子天性一而己，若子丧而父不烦恼，不思量；如父丧而子不烦恼，不思量，还得也无？若硬止遏，哭时又不敢哭，思量时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灭天性，扬声止响，波油止火耳！”人不要刻意去做什么，想要哭的时候，又不敢哭；想要笑的时候，又敢笑，这都是有所执着，不仅违背“天理”，也是违反“人性”。因此，禅宗认为，人生活在世俗之中，不应违背世俗的道理，可又不要为世俗的道理所牵累，既可不离世间，而又可超越世间，既可是“佛祖”，又可是“帝王，”此或为禅宗所追求之“内圣外王之道”也。

关于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与“内圣外王之道”的关系，我想只简单地谈这些了。我在那篇《论儒家的境界观》中主要是批评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因为相比较而言，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相当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一直到今天它对中国杜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我提出应为儒学在今日的价值找个适当的定位。我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无疑对今日社会具有恃殊的价值；而“内圣外王之道”则不能不说包含着某种严重的弊病。为此我引用了两段话以证明我的观点：一是《论语》中所记载孔子对他的一生的描述；另一段是《大学》首篇中之一段。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我认为这两段话有其不同的意义，前者为一种道德哲学或人生境界学说；后者为一套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社会政治理想。个人的人生境界只是关于个人的道德和学问的提高，而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则必须有一套合理的客观有效的制度。前者是如何成圣戍贤、“超凡入圣”的问题，后者是企图把“圣人”造就成“圣王”，而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但是，照我看，靠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升，求得一个个人的“孔颜乐处”或者可能；但是光靠着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高，把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都寄托在“修身”上，是不可能使社会政治成为合理的客观有效的理想社会政治的。

孔子说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一段可以说是总结他个人一生为学修身的过程，或者这是儒家的“超凡入圣”的人生途径。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是孔子追求成圣成贤的准备阶段，从“五十而知天命”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成圣的深化过程。“知天命”可以说是对于“天命”（宇宙人生之必然）有一种了解，这或者属于知识的问题，或者说是一追求“真”的人生境界吧！“六十而耳顺”，照朱熹解释说：“声通于心，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我们可以把“知之之至”解释为超于“知天命”的，它是一种“不思而得”的境界。这种“不思而得”的境界大概就是一种直观的审美的境界，超于经验的直觉意象，因此它是属于“美”的境界。我们知道孔子在音乐上有很高的修养，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真是“不思而得”的极高审美境界了。孔子对他所达到的这种境界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听“韶”乐竟能达到这样美妙的境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注说：“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自自然然、自由自在，没有一点勉强而都完全合乎“天道”之要求。我看，这无疑是“至善”的境界了。孔子一生中所追求的就是真、善、美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这正如他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了。到了“乐之者”的境界就是完全实现了“超凡入圣”的“天人合一”境界了。我们说儒家追求的人生境界或者“圣人”观还可以从孔子另外的颧导到证明，《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苟子解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为禽犊。”（《解蔽》，杨惊注：禽犊，馈献之物）《论语集注》：“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为人之学”只是为了摆摆样子，做给别人看；而“为己之学”才是真正为提高自我的道德学问而达到理想人生的境界之路。“为己之学”全靠自己，它不受外界之影响，如颜回然。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境界有高低，它全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它是主观上的。孔子曾说：“君子之道，我不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夫子自道也。”孔子这里所谓的“仁”、“智”、“勇”都是可以由自己努力去追求的，所以它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且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圣人的境界。冯友兰在他的《新原人》中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种对人生境界的分法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他对“境界”的解说颇为可取，冯先生说：“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人的意义，亦有所不同。人对宇宙人生的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人所有的某种境界。”“世界是同此世界，人生是同此人生，但其对于个人的意义，则可有不同。”这就是说，所谓“境界”就是人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觉悟和了解，这当然是从人的主观上说的，它只关乎个人的道德学问的修养。中国哲学的大师们从他们主观上说往往都是在追求着一种极高的境界，孔孟是这样，老庄也是这样（例如老子的“同于道”，庄子的“天地与我为一”等等）；王弼、郭象是这样，程朱陆王也是这样。宋儒张载的《西铭》之所以受到历代学者重视和普遍赞誉，我认为它的价值主要是他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儿句：“民，吾问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世；没，吾宁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他主观上的追求；“存，吾顺世；没，吾宁也”则表现了他个人的高尚人格。至于他的《西铭）中的那些“治世”理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就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论断。

个人的道德学问和社会的理想、政治的事务虽说不是完全无关系，但它们毕竟是两个问题。如果把“内圣外王之道”了解为，一个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在适当的客观条件下更可以实现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努力去实现其理想，这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从现代社会看也没有必要都去“学而优则仕，”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可以不问世事而一心“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不必都趋向中心，也可以走向边缘，而作“边缘人”。因此，“内圣”(道德学问）可以与“外王”（事功）结合，但也可以不结含，也就是说，“内圣”不必“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它不应也不可能作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

如果我们从传统的一般意上上来了解“内圣外王之道”在理论上的弊病，那就更为明显了。《大学》把修、齐、治、平归结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那就十分有害了。因为“身”之修是由个人的努力可提高其道德学问的境界，而国之治、天下之太平，那就不仅仅是靠个人的道德学问了。盖因国家、天下之事不是由什么个人的“修身”可解决的。如果企图靠个人的道德修养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无疑必、将走上泛道德主义的歧途。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至少要由三个方面共同运作才可以维持，即经济、政治和道德（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现暂不论）。在一个社会中，这三个方面虽然有联系，但它们绝不是一回事，没有从属关系，故不能混同，要求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包揽一切，那么不仅仅经济、政治等社会功能要受到破坏，而且道德自身也将不能起它应起的作用。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追求目标，因此就造成了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前者使道德屈从于政治，后者使道德美化了政治，从而不仅使道德沦丧，而且使政治败坏。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道统”（学统）成为“治统”（政统）的附庸，使圣学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使道德失去了作为社会良心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家所塑造的那样的“圣王”，所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而自居为“圣王”的“王圣”，或者为其臣下所吹捧起来的假“圣王”。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在中国古往今来的社会中，有不少占有最高统治地位的“帝王”，他们自以为是“圣王”，别人也吹捧他为“圣王”，而使中国社会几乎沦于崩溃的边缘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孔子或荀子没有成为“帝王”，这样才使中国历史上有他们这样伟大的“哲王”。照我看，帝王不宜也不可能当圣人，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圣王”。当了帝王，那么我们就没有“哲王，”从而也就没有哲学了。所以，道德教化与政治法律虽有某种联系，但它们毕竟是维系社会的两套，不能用一套代替另外一套。因此，“王圣”（以有王位而自居为圣人，或别人推尊之为圣人）是不可取的，“圣王”也是做不到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也就不是什么完满的理论，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而且它更加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要求。

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普遍和谐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问题”可以说是它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是它的政治教化论。中国传统哲学的这套理论，无疑曾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作为一不间断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必将对今后人类的文化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如果要使它对人类文化继续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未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并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长处，使中国文化更加完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存在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颗，而且应视这为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希望有一种哲学体系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宇宙人生的问题都解决。如果哪一哲学体系自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宇宙人生的问题，那么我想，这种哲学很可能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它很可能是一种极为荒唐无意义的咒语。以上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我也只是认为它是一条思考的路子，它绝不是唯一的路子，也不一定是较好的路子。不过如果我们能从多条路子来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总是一件有益的事。

（原载《在非有非无之间》，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9月版）

蒋庆：内圣外王释义

要搞清楚儒家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的性质,首先就要搞清楚内圣外王一词的本来含义。内圣外王的本来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1.庄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

我们知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庄子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家的学问。在庄子看来,儒家的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的方面叫做圣,外的方面叫做王。庄子认为古之人道术未裂,能完备地拥有这两个方面的道("古之人其备乎")。具体说来,内圣之道在古之人身上表现为"配神明,醇天地,明于本数",外王之道在古人身上表现为"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系于末度"。庄子还进一步认为,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并非空泛不着实际,而是统一在儒家的经典中,具体化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故庄子谓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从《天下篇》的文意来看,庄子是用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六经的精神。《诗》、《书》的精神是"配神明,醇天地",即是内圣,因为"《诗》《书》故而不切"(荀子),不能用于现实的政治实践,只能用于人性的修养(董子《春秋繁露?玉杯》言"《诗》《书》序其志",《尚书大传》言"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尧典可以观美"即是言内圣之道)；《礼》《乐》的精神是"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即是外王(因《礼》《乐》可在现实上实施,故可泽及百姓)；《易》的精神是"明于本数",本数谓天道阴阳,即是内圣；《春秋》的精神是"系于末度",末度谓人道法度,即是外王。庄子用内圣外王来概括六经,即表明了儒家存在着内圣外王之学:《诗》《书》《易》是内圣之学,《礼》《乐》《春秋》是外王之学。可见,在庄子眼中,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体现在不同的儒家经典中,形成了不同的儒家学问(庄子虽宗道家,然其平章先秦学术最为公允,故退之言其学出于子夏、东坡言其学有助于孔子、朱子言其深解孔子只是不肯学孔子、康南海言其学直得孔子真传。庄子言内圣外王,决是儒学本意,定有渊源所自。钱基博氏以庄解庄,谓内圣为《逍遥游》之适己性,外王为《齐物论》之与物化,是别出心裁而不知《天下篇》乃庄生述学之作而非明道之章也)。

2.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

庄子从"道术之全"来说明内圣外王,荀子则从"学止至足"来说明内圣外王。在荀子看来,人之学应定出一个范围,如果不定出个范围,学无所止,没世穷年也不能对事物有所认识。那么,止在什么地方呢?止于至足。至足包括哪些方面呢?至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圣,二是王。那么,什么又是圣,什么又是王呢?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9所以,荀子认为圣和王就是学者学习应遵循的范围,学者应学圣者尽伦,王者尽制,才不会枉费光阴而学有所成。荀子这里所说的圣和王,梁启超认为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和外王,并认为伦谓人伦,即人生哲学；制谓制度,即政治哲学。10另外,杨倞注认为圣是指圣人之道,王是指王者之道即王道,学者应学此二道而不学异术才叫"至足"。从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来看,同庄子并无不同,只是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更具体化了。庄子只从内与外来解释圣王,似嫌抽象,荀子则从伦与制来解释圣王,就具体多了(伦是修身尽性故为内,制是政治法度故为外)。

3.内圣外王的本来含义

从以上庄子和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解释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内圣外王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内圣和外王都是名词,圣是主观内在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王是指客观外在的教化德泽与礼法制度。王在此处应读平声,而不应读去声,王是指王者之义,而非指治理之义。内圣,是指在内尽圣人之道；外王,是指在外尽王者之道。圣人与王者都是古代内外两个方面最高的人格类型,所以圣与王也就成了人们学习效法的标准。具体说来,庄子所说的"先王",荀子所说的"后王",都是指外王之"王",而此外王之"王"实际上是指孔子,因为孔子作《春秋》经世(庄子)改制(荀子)都是尽制,所以孔子足可当此外在之"王"。可见,外王之"王"字是一名词,而非动词。第二层含义:内圣外王是一平列组合的名词,只表明道术由圣与王两个方面组成,学问有内与外两个师法标准,二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即内圣外王是指内圣和外王,而不是指内圣而外王,或内圣通外王。庄子讲道术之全,荀子讲学止至足,是讲最高的道和最高的学是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如此道与学才完备无缺,而不是讲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本体),外王是内圣的结果(发用)。所以,内圣外王是一种结构上的平列关系,而不是因果上的体用关系。正因为二者不是因果关系,才会出现一曲之士,只知内而不知外,只知圣而不知王；才会有所蔽而只知尊《诗》《书》而不知隆《礼》《乐》,即只知尽伦而不知尽制。第三层含义:内圣外王与经学有关,是六经精神的集中概括。内圣之道体现在内圣之学中,外王之道体现在外王之学中。内圣之学是《诗》《书》《易》之学,外王之学是《礼》《乐》《春秋》之学。

选自蒋庆《公羊学引论》 本文标题：中外学者论蒋介石-青年蒋介石全文阅读 作者：崔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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