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神州租车董事长陆正耀：联想还会继续投钱
神州租车董事长 陆正耀(新浪科技配图)
申请上市拟融资3亿美元、纽交所转板至纳斯达克、更改融资用途、降低融资额至1亿美元、撤回上市申请、财务总监“被休假”……
从今年1月初到5月底，国内最大租车企业神州租车的美国上市之旅高开低走，画出一道向下急坠的抛物线。在高达95.4%的负债率重压下上市失败，给正在大肆跑马圈地的神州租车前路蒙上了厚重的阴云。
5月29日，神州租车董事长陆正耀接受理财周报记者专访，他仍坚持“财务总监沙涌正在休假”的官方口径，但对沙涌休假后是否将离职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你问得太多了”。
风暴眼中的陆正耀比照片上显得胖些，蓝白格衬衣，姜黄色休闲裤，棕色休闲皮鞋，穿着很随性。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接了三次电话，抽掉5根烟，工作并没有随着上市失败而变得清闲。
陆正耀说，撤回上市不会拖缓神州扩张的步伐，只有这样，成本才能降下来，毛利率才能上去。“今年将增加2万台车，租车服务网点也将增加700—800个。”他说。
陆正耀的信心，来源于大股东联想控股的支持。“联想还会给我们投钱，而且联想提升了我们在银行的信用评级。”他说。
靠上联想
“银行不是评估我们而是评估联想控股，我们的信用就大大的提高”
陆正耀的办公室刚搬到北京望京中环南路的佳境大厦不久，大而空旷，没有过多的修饰。
“一鼓作气，一次做成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我们的员工也觉得很沮丧，不过我觉得订单情况不好，出价达不到预期，没必刻意牺牲身价，否则就背离了上市的目的。”陆正耀很坦然。
陆正耀不像一些上市失败的老总那样如世界末日降临，因为他背后有联想。
2005年3月，陆正耀创办UAA(联合汽车俱乐部)，2006年3月份，联想投资以800万美元“股权加债券”入股。
为了找靠谱的盈利模式，陆正耀把租车业务放到UAA的业务里，2007年12月12日，神州租车在全国11个城市同步宣布开业，开始正式推向市场。
2009年第四季度，资本市场开始回暖。2010年年初，华兴资本的杜永波帮神州租车启动融资，几家国际大PE机构都给出了方案，陆正耀随时可以签约，但他开始思考，是选择找风投做股权融资，还是找大机构来获得更多别的方面的支持。
当联想控股找上来时，他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做了决定。“这个行业没有大的产业基金进来，是壮大不起来的。”他说。
“其实，从联想第一次投钱给我们，我们彼此就变得非常熟悉。”陆正耀说，“我与联想控股的常务副总裁朱立南成为朋友，两人常相约打网球，有些投资项目就是在球场上促成的。”朱立南现在已经代表联想控股在神州租车履行董事一职。
而神州租车的扩张正是始于联想控股向神州租车注资之后，在此之前，神州租车还是一个车辆不到1000台的小公司，而2010年获得注资后，先是斥资6亿元完成6000台车辆的一次性采购，之后利用其规模化优势迅速抢占市场。
有了联想的助力，神州租车的车队数量从2009年年底的692台拓展到2011年年底的25845台;收入由2009年的5400万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1.43亿元人民币;客户数量从2009年底的36439人增加到2010年底的118158人，再到2011年年底的450034人。
“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全国66个城市、55个机场，而且这55个机场里全是24小时店。”陆正耀打着手势说。
值得一提的是，联想的进入，在关键时刻缓解了汽车限购令给神州租车带来的冲击。2010年12月底，北京宣布汽车限购令，从2011年1月1日起限量购买汽车，并用摇号的方式获取车牌，每年总额24万辆。就在这个政策出台前三个月，9月15日，联想控股以“股权+债权”的形式，向神州租车注资合计12亿元。而在限购令生效之前，神州租车已经屯下近万张车牌。
联想控股的入驻给陆正耀和他的神州租车带来的，还有资金和信用，拿陆正耀的话说，就是解决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汽车厂商和银行还不肯提供给租车公司融资租赁服务，因为动用的资金量很大，而租车公司太小，贷款很难捆绑在企业诚信上，汽车厂商承担的风险太大。但汽车金融如果不支持汽车租赁市场，租车公司又很难做大，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我们与联想的合作有效破解这一局面，引入联想控股做为战略投资者，并能够提供信用担保，这样银行就不是评估我们而是评估联想控股，我们的信用就大大的提高，从而获得大量的资金。”陆正耀说。
陆正耀透露，2011年买车就将花去了30亿元。
“我不是职业经理人”
上市成功之后，陆正耀也许会卸下担子，再去创业，或者直接退休。
无疑，联想是一座大靠山。
但对陆正耀而言，获得靠山的代价是他由大股东变成了小股东。目前，在神州租车的股权结构里，联想控股占股65%，陆正耀占股30%。
陆正耀仍然是神州租车的创始人、董事长、CEO，但是，还能不能称他为掌舵人?他还能决定神州的方向吗?
“首先我不是职业经理人，其实，我可以坦率地跟你讲，我在神州租车是不拿工资的。”陆正耀回应时身子前倾、声音加大，“我个人有30%的股权在里面，如果按原来的期望值，我们上市每股有15—20美金估值，你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笔钱。”
按照神州租车最后确定的10.5美元-12.5美元/股的价格，神州租车的市值约在7.7亿-9.2亿美元之间，陆正耀的个人财富约为2.5亿美元。
“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你是想独占一块小蛋糕，还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把蛋糕做大，一起分享大蛋糕?我相信你如果是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陆正耀似乎是想取得记者的认同。
“联想在整个公司的管理层面没有派任何人，只是在董事会层面有股东代表做董事，而且两年里我们合作非常顺畅，对整个市场的看法，对发展策略的看法也是高度一致的。”
神州租车目前的三人董事会中，联想控股代表占有两席，分别由朱立南、刘二海担任董事，陆正耀担任董事长。从董事数量来看，联想控股占有绝对优势，如果有一天股东不和，陆正耀将随时可能面对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局面。
不过，陆正耀并不担心自己会有一天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联想对我们团队有高度的信任感，况且你们排挤了我，你们能做好吗?我想他们看好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看好这个团队和核心人物。”陆正耀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
陆正耀说，“一个企业并不是一定要扣上一个帽子，一定要是谁的”。只不过，神州租车如果不是他陆正耀的，外界就会担心，上市成功之后，陆正耀也许会卸下担子，再去创业，或者直接退休。
但陆正耀对这样的担心不以为然。“谁会没事老瞎折腾啊，”他爽朗地笑道，“一件事做好就够了，千万不要来回创业，把一个项目做到极致。汽车租赁这个行业，足够我做三辈子的了。”
重整旗鼓
神州租车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朗，仅仅一个季度盈利为正，很难藉此判断以后的盈利能力。
获得联想控股投资之后，递交上市材料之前，神州租车开展了密集的广告投放和打折降价活动，北京的地铁、机场、写字楼，都接到了神州租车的大额广告订单。
招股书显示，2010年全年，神州租车市场营销和分销费用为2552万元人民币，而在2011年前9个月，神州租车市场营销和市场分销费用就已经达到7783万元人民币。
“与其说神州租车是在进行有计划的上市，不如说它是在进行有预谋的上市”，一位租车行业的代表分析说。
这次失败之后，何时再来，陆正耀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神州租车继续占领市场、扩大规模的做法并没有发生改变。
为了迅速扩大消费者认知，神州租车不惜动用重金聘请陈冠希和张丰毅为品牌代言，甚至为此饱受争议，不少人士质疑神州租车企业价值观是否合适。
陆正耀一面澄清说两位代言人只是旗下休闲和商务两款产品的代言人，而不是企业形象的代言人，一方面也为公司营销部门的策划暗自得意：“陈冠希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很高，无论大家是否认同其形象，但至少大家都认识他，这也是一种宣传策略，提高了神州租车的认知度。”
另外，神州租车在业内率先取消停运损失费和贬值损失费，以及2012年以来连续不断的首租首日免租金活动，也在不断刺激消费者神经，扩大自己的规模效益。
2011年以来，虽然广告狂轰滥炸产生了巨额的管理费用，但对陆正耀来说，神州租车已经成为消费者心中的第一品牌，这笔费用没有白花。神州租车的数量从2009年末的692台猛增到2011年末的25845台时，其出租率并没有下降太多，从65.3%降至56.7%。
而规模经济产生的平均成本下降也十分明显，三年来，神州租车员工人均维系车辆已经从2009年的2.7辆/人，2010年的6.0辆/人增加到2011年的6.9辆/人，而且规模经济的所带来的盈利能力也由负转正，2011年1季度到2012年1季度，神州租车的净利润率分别分别是-2.9%，-7.2%，-8.6%，5.4%和1%。
正是凭借这个核心曲线，陆正耀坚称神州租车已经到达收支平衡点，自此以后，边际收益超过可变成本，神州租车将走向盈利的轨道。
只不过，神州租车的官方说法并未获得所有人的认同。有在美上市的公司财务总监告诉理财周报记者，此次神州租车NASDAQ上市撤回，确实是因为投资人报价太低，但报价太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人认为神州租车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朗，仅仅一个季度盈利为正，很难藉此判断以后的盈利能力。
记者手记
租车业进入“拼爹”时代
神州租车上市失败，意味着租车企业短期内不要想伸手朝资本市场要钱了。银行方面，华夏已经说了因为负债率太高不会再给神州贷款，其它银行其它租车公司的情况相信也差不多。
但烧钱一刻也不能停止。神州平均每辆车每年收入4万元，6年计提完毕总收入24万，购车费用12万，利息5万，6年毛利只有7万，扣掉运营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净利润很可能是负数。
神州自己的说法是3年后将车卖到二手市场变现，目前无法对这一点做出评价，有待时间检验。
正常经营不能赚钱，上市和贷款又无望，扩张却不能停止，所以陆正耀只能说“联想还会给我们投钱”。
目前神州租车还欠联想9亿借款，同时还有23亿银行贷款由联想担保，而神州租车自己通过汽车资产抵押获得的贷款只有3亿多。此外，联想给神州租车的贷款利率比银行贷款低1%。
联想对亲儿子如此疼爱，让其他人看得眼红，于是一嗨照方抓药，把15%股份卖给国际租车巨头Enterprise，这很像联想当年800万美元入股UAA，等双方磨合完毕控股权的转手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因为只亏不赚而被戏称为“慈善家”的电商们比着烧的是风投的钱，正在重走电商老路的租车企业，则在上战场前就把自己先卖了。今后的租车业竞争，就是一个“拼爹时代”。
(田小蕾 任家河)
二 : 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
曹德旺简历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 3% 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montblanc pens。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和时间赛跑：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真实成本不止3%？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 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 。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 做不到！”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超低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史上最苛刻”：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该省一分省一分”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ghd iron，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montblanc meisterstuck，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 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 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 远低于“行规”的10%。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 饿死成英雄 。”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 亏钱 ，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planchas ghd，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 能省则省 ”。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较真的慈善家：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 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 他的答复是： 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 我们又问： 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 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 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 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相关的主题文章： 并不表明网易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三 : 京东回应暂停与天天快递合作 公开信反击苏宁副董事长收起玻璃心
品牌推广就用这几招，七月活动立减500-1000元
7月24日下午，京东发言人在微博发表《京东物流发言人致苏宁孙副董事长:请收起您的玻璃心!》一文，再次解释了与暂停与天天的合作原因。“每天客服和商家都能收到大量投诉，反馈天天快递时效和服务质量问题。从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6年快递满意度排行榜来看：天天在十大快递公司中排名倒数第二，在京东平台所有合作的第三方快递企业中排名最低。这件事的选择权其实并不在京东，而是在消费者心中。”京东物流发言人表示。
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