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车联网的困境与真相

　　看到有关车联网的报道，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每年都在推倒重来。从08年国内开始提到车联网，到2010年后各大车厂陆续发布车载系统，每年都能看到轰轰烈烈的车联网论坛沙龙和发布会，以及各种牛逼哄哄的新概念。

　　

 

　　从3G到4G，从小屏到大屏，从语音识别到人工智能，从新能源到无人驾驶，几乎每种新技术都在给中国车联网注射强心剂。事实上，与其说是新技术促进了车联网的发展，不如说是所谓的车联网在“贴靠”新技术名词，为各家的产品博眼球加分。真正要开发一套完整的车载系统难度非常大，其复杂度远远超过手机，其难度在于资源整合，而不是单项技术突破。简单罗列其中的核心问题：

　　车载系统必须与汽车配套，而汽车电子的生产周期与生命周期和电子工业(特别是手机行业)差别太大。车载系统在电子零配件采购上，完全无法与手机对标采购量和更新速度。华为小米都是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销量，乐视新跑出来做手机，销量一下子也能达到400万，这种规模在汽车行业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车载系统对硬件要求与手机完全不同，启动时间，高低温的承受能力，抗震能力，信号接收的稳定性，等等。能想象车辆已经开出去半公里了，车载屏还停留在“启动中”，导航还在定位的情景吗?车载系统还需要和汽车本身适配，接入Can总线、电源等，必须是汽车整体的一部分。

　　车载系统对软件要求与手机差别也很大。最明显在交互方式上，手机族也许可以觉得自己可以随时瞥一眼屏幕，随手就能回复一条微信，但在驾驶过程中，屏幕在驾驶人右侧，顶多进行单手操作。半秒钟的分神就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因此顶多允许操作人一次触击。而我们在微信上回一个表情就需要三个步骤。从这个角度看，大屏未必能提供更安全的操作界面。

　　为什么说中国车联网遇到困境?在2010年之前，车联网作为新概念，被认为是中国汽车行业可以弯道超车，赶超欧美日韩的利器。但这么多年过去，只起到了一点点普及工作，在汽车广告中多了几帧车载屏画面。在用户购车环节中，传统的品牌，价格，动力，油耗等因素仍然是选择重点，车载系统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点缀。

　　困境为何产生?

　　外因，就是车载系统的真正对手——手机。如上所述，手机无论在价格和性能上都有其优势。而且与国外用户不同，中国市场是先有手机文化，再有汽车文化。年轻一代先接触到手机，再接触车机。用户带着对手机系统的用户体验和价格感知来看待车机系统;因此手机不仅打败了前装车载系统，更是后装导航仪的大杀手。在汽车销量持续走高的同时，后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稳步下降。

　　面对手机这个外部强敌，厂商们通常是三种策略。

　　第一种是保守派。

　　主要是合资品牌，典型如安吉星。他们强调车载系统与手机的差异性，将车载系统与手机进行切割，强调安全和可靠。这个思路似乎没有错，但是按这个思路推导，其核心功能是安全类如碰撞预警，定位跟踪等;信息娱乐被放弃或者弱化，甚至连导航都不是核心。这样就造成此类车载系统的使用度和覆盖率大大降低。使用度低，是因为毕竟安全类功能用户平时感知很少，在中国路况下如果误报太多反而引起车主反感;覆盖率低，是因为此类功能成本高，只能安装在豪华车高配车型，除非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否则很难普及。再有一点，此类技术核心都掌握在外资品牌本土研发中心，在中国落地需经过多重流程，就连安装后运营适配都需要协调，更不要说为中国市场进行定制化开发了。

　　第二种是抄袭派。

　　此类是当前的主流，主要是自主品牌的中级车和后装厂商。看着手机有什么新鲜的，马上想办法移植到车机上，然后做一些适配性开发。例如将4G模块搬到车机上，将语音小助手搬到车机上，将大屏搬到车机上。当然，如上所述，由于车内环境不同适配并不简单。客观地说，抄袭派对当前车载系统的信息娱乐化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只能做出比其他车载系统更“有趣”的系统，而无法真正打败手机。事实上，这些系统的供应商们往往也是手机和PAD系统的供应商，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再多开一条生产流水线，多开一个分支版本而已。这也决定了无论上层怎么想发力，根基总是孱弱。

　　第三种是投降派。

　　投降派的思路是，反正打不过手机，不如就让手机上车吧。典型的如百度CarLife，把手机屏幕映射到车机屏。这样车机只需要做一件事：做一块大屏。

　　这不仅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的想法，更是汽车工程师的想法。他们实在被车载系统复杂的人机交互需求搞烦了。采用映射方案，汽车工程师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而信息娱乐归手机APP们负责吧。但是，问题并不会自己走掉。举几个UI的例子，前面说过，车机屏在中控台(HUD的还不是主流)，屏幕其实在驾驶人右侧。如果这个APP设计有左侧的菜单栏或按钮就不容易看见。车机屏在白天会被阳光晒到，除了屏幕玻璃要能去反光，界面背景色也要有较大色差以方便区别;而到了夜间又要防止屏幕太刺眼。车机操作要尽可能少，因此拖拉滑滚要改为点击，并且要有明确的点击按键。这些差异就意味着，如果要做好一个适合车载系统的APP，界面几乎要重构!那么，又有多少APP会为了一个小众市场，去做这样的修改呢?

　　车联网困境的内因，则是建立不起来一个有效的生态。

　　传统车联网生态圈，包括车厂、零配件供应商，后装厂商，电信运营商，地图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近几年，互联网企业从服务供应商角色开始尝试主角身份，例如阿里和百度。

　　从技术上讲，车载系统要有效独立于手机系统，必须能提供手机无法提供的服务，例如安防，同时能降低成本能让用户接受，使得服务真正能够覆盖到市场。从这个角度看，车联网的核心还在于主机厂。这不仅仅指ADAS等高科技技术，而是说如果没有主机厂提供基础服务，其他各家的努力也都是事倍功半。例如喜马拉雅一直尝试扩大汽车用户市场，但是如果用车机解决不了流量问题，用手机的效果不够理想，因此尝试推车载硬件。然后就遇到所有车载硬件的共同问题，各种车型点烟口不尽相同，怎么接电?怎么安插?车险UBI也是最近的热门，为此出现很多OBD产品。可是OBD真能准确记录车辆驾驶行为和碰撞记录吗?如果仅考虑对车速和轨迹的判断，百度地图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要是能严格判定撞击的方向、角度和力度，恐怕还是需要TBox 来解决。一个设计不佳的OBD在颠簸路面上就可能自己松脱了。

　　模式和价值导向影响车联网行业发展

　　再说说模式，传统产业圈的模式，由车厂或一级供应商牵头，组织其他各家作为二级、三级供应商，形成一条产业链，每级向上层收费，车厂最终向用户收费。对于车厂来说，卖车是其核心，汽车销量是各级领导背负的业绩指标。车联网其实是卖车的噱头。

　　对于车厂来说，投入几千万进行底盘或者变速箱的研发，可能2~3年过去连个动静都看不到，而领导任期已过了一半。但是车联网却是一条捷径，只要加个APP，今天就可以和这个互联网大佬谈战略合作，明天和那个国际品牌谈共同开发，起码媒体曝光度足够了。但实际投入去整合产业链，主机厂们不仅是不懂，更重要的是缺乏真正的决心和视野。何为真正的决心呢，就是为车联网制定统一的标准，从硬件接口到数据格式做到开放性。然而车厂们是把车联网作为噱头互相攀比的，把自己的系统作为各自品牌的代言人，进一步造成下级供应商各自站队，不仅不能统一，反而加剧分裂。

　　由于是销量导向和营销导向，车厂车联网系统的主导部门往往是市场部，他们更关心每年A级车展的话题，而不是整合资源。同样是这个道理，越是基础薄弱的车厂，越是希望能在车载系统上玩些花样放大招，而有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不愁用户的车型反而趋于保守，不求掉队即可。这也是车联网叫好不叫座，貌似热闹普及率却不高的原因。

　　对后装厂商来说，他们倒是真想能提供统一市场的产品，但是核心接口和协议都在车厂手里，深圳厂商们通过破解手段提供的解决方案，要么只能对某款车型定制，要么只是提供简单服务，综合能力还是输给手机。后装貌似有量，但细分程度比前装更厉害。因为后装需要进行车辆改装，渠道成为关键因素;后装厂商的大部分利润也被4S店、美容店划走。系统成本越高，渠道加价也越高，用户接受度越低，资金周转周期越长，因此后装厂商更乐意提供简单的小成本方案，其产品的技术完整性也相对较低。

　　对运营商、地图供应商来说，汽车市场毕竟是整体市场中一个较小的份额，他们乐得参与，但绝不会化大力气去主导整合。

　　互联网企业则是懵懂的，开始以为开辟了一大片蓝海，然后发现所谓的蓝海被划分支离破裂的小片。例如阿里和上汽合作，上汽的确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可是里面又分了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和上汽自主品牌，这三家之间的关系，比淘宝，天猫，支付宝之间复杂的多。接着意识到所谓的小片，还不是池塘而是沼泽地，互联网人的开发模式和汽车行业完全对不上。以微信为例，不止一家车厂想要和微信合作，在车机屏上接入微信应用。但仔细一想，要实现操作安全且方便，并没有那么简单。最好的方式不是通过触屏，而是方向盘按钮。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盘按键信号的对接。从微信团队的角度看，整个汽车市场只是众多想与之合作的一家;但是从车厂角度，都想把微信上车作为自有品牌的独特亮点。微信团队其实不可能和一家家车厂分别谈合作，而就算是最大的上汽集团，其用户体量比起招行，万达来说要小得多，而开发难度要复杂得多。

　　因此中国车联网困境的最大内因，就在于处于核心地位的车企不愿意合作开放统一标准，从而使得真正的车联网企业有机会在此基础上开发成长。同时，车厂把车联网作为销售噱头而不是运营手段，Tier1供应商能拿多少费用就做多少事，生态链中的其他各家也乐得把车厂作为冲头，从其研发费和营销费用中分一杯羹。

　　真正的未来

　　那么，该如何解决中国车联网的困境，车联网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抛开技术细节，抛开目前产业链的关系，来看真正的用户需求。车联网的困境不是某一种新技术比如语音识别可以解决的。无人驾驶当然会彻底改变开车习惯，但这一天还遥遥无期，目前仅仅是概念。车联网的问题本身就是产业链自身恶习造成的，也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改变。

　　作为车主来说，一个理想的车载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导航系统，一个大屏幕，或者是一个救援电话。真正的车载系统是汽车大脑和客服中心，用户不需要成为汽车养护专家，系统能主动安排保养计划和维修方案;用户不需要是驾驶高手，系统能根据路况，还有车主的行程安排合适的路线;用户不需要是DIY高人或者黑客，系统能主动供应海量音乐、聊天节目、自驾游建议等等。这个理想的车载系统不仅功能强大，而且是合适的。合适的意思是，它不仅能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用户为之支付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如果用户一天开车10小时，他付10小时的费用;如果他只开了1小时，他就付1小时的费用。按需使用，就像用汽油一样。

　　车载系统和发动机、轮胎不一样。一辆新车只要完成销售，对车厂来说其使命已基本完结。一辆新车只要上了路，其价格就立马打了8折。但车载系统的价值在于被使用;只有被使用了，它才能更好地服务;被使用得越多，它的服务价值越大。因此车载系统的收费模式必须再向后延展，而不能指望车主在买车时就为将来未必用得着的功能买单。对目前销售导向的汽车行业来说，这种理想的车载系统是无法实现的，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商业逻辑。

　　答案呼之欲出。要打造符合用户需求的车载系统和车联网系统，关键在于汽车行业本身的改变。在销售、制造之外，出现一种新型的汽车运营商。由这个新角色来满足用户需求，改变商业逻辑，重新组合产业链。

　　已有的产业链中，谁最有可能成为靠谱的汽车运营商呢?

　　可能是滴滴+腾讯，滴滴已经将业务扩展到代驾、试驾和保养维护。滴滴可以从一套对司机的手机端APP开始，逐步延伸到车载系统;从对接车厂的试驾业务开始，逐步演化为车厂的大客户;可能是易到+乐视，易到坚持专车业务，并在单点上不断强化并逐步开始生产定制车型，再谋求横向推广;而乐视在其身后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也有可能是神州租车或者庞大等经销商巨头……。

　　更大的可能是以上都不是，这些统统都是先烈，而真正的汽车运营商还在酝酿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仍纠结销量业绩的主机厂肯定无法转换思维成为汽车运营商。而后装导航仪等厂家将被整合消化，就像被BAT吞下的小软件商们。电信运营商和地图供应商被管道化，他们的重点市场仍然在手机领域，但是会为汽车运营商开发许多特殊服务。

　　面向未来的车联网运营系统

　　为汽车运营商服务的车联网需要以下三个基本子系统：车辆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和服务管理系统。车辆管理系统包括车辆身份和配件库。车辆身份不仅仅是VIN码，而是整合了VIN码，行车电脑编号、车牌号码的唯一标识，车辆身份编号其实就是该车的车载系统编号，也是该车在整个运营系统中的唯一编号。每辆车都有两个账户：价值积分(Value)和余额积分(Amount)。价值积分代表该车的价值(残值)，余额积分代表该车的运营收益。价值随着车辆使用消耗而降低，随维护保养以及增配而升高。余额随车辆使用从使用人那里得到收益，因购买车辆养护服务和其他消耗性服务如加油停车保险等减值。

　　显然，汽车运营商的目标就是尽量保持车辆的价值积分，同时不断提高余额积分。

　　用户管理系统包括用户身份，同样对用户有两个账户：信用积分(Credit)和余额积分(Amount)。 用户信用包括了其驾驶经验，驾驶风格，违章历史等;余额积分代表了用户可购买洗车服务的能力。如果用户是自己租用车辆，其信用越佳，车辆使用费率越低。系统根据车辆使用时长(或里程)* 费率计算每次使用费用，并从用户余额转账到车辆余额，同时根据实际损耗情况调整车辆价值积分和用户信用积分。如果用户A租用车辆为用户B提供专车服务，则系统从用户B账户转出余额，分配给到用户A余额和车辆余额账户。同样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整车辆价值积分和用户A的信用积分。

　　无论用户A或B，都只需要为自己的行车服务付费，而无需考虑加油、停车、保养、维修、保险的付费。这些费用支出都统一由汽车运营商从车辆余额系统中支出，由汽车运营商来面对第三个系统：服务管理系统。

　　服务管理系统包括服务供应商管理系统和服务推荐系统。原来车联网生态链上的其他所有角色都属于服务供应商，包括：汽车制造商、汽车维修保养连锁店、零配件供应商、保险公司、加油站、停车场、音乐内容供应商、旅游公司。汽车运营商对服务供应商进行集团采购。然后通过服务推荐的数据分析，安排对每辆车的具体服务安排。假如汽车运营商想让某辆车具备更高价值，就从余额账户拨款为其增加一年的音乐服务;服务到期后这部分的附加价值自动归零。

　　由于汽车运营商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让车辆价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他们自然会选择最合理的技术方案。无论是4G网络，语音操控，还是ADAS，混合动力，将不再是为技术而技术。而用户的手机就是用户手机，是用户系统的一部分，它可以和车载系统配合，例如通过身份授权去打开车门。但手机绝对无法去替换车机，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模式问题。

　　在这里，车载系统代表了车辆价值和创造的财富;汽车运营商通过车载系统运营车辆，提供出现服务。车载系统其实不是硬件，硬件也不过是某个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车载系统是车与人、车与车、车和各种服务之间的连接关系和连接历史。

二 : 中国新重商主义的特征、困境与对策分析

摘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功转型走上了以出口导向、经济民族主义、财政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国家干预经济为特征的新重商主义模式快速发展的道路。本文分析了中国新重商主义的主要特征，研究了中国新重商主义在当前条件下所面临的新困境，进而提出了若干改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经济民族主义；国家干预
“重商主义”是由亚当·斯密提出，后来用以描述16～17世纪的欧洲资本原始积累下的贸易扩张和重金主义，主要表明扩大出口以增加财富。“新重商主义”是由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外贸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提出来的，现在也用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建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及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以体现新时期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特征，以此区别于“重商主义”。
一、中国新重商主义的主要特征
1.出口导向扩大贸易顺差
出口导向是指以出口产品创汇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有利于产品和劳务输出， 因而形成了较高的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 中国外汇储备总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达到2.399万亿美元；2012年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增长速度相当快，这得益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战略。这种带有新重商主义性质的出口导向战略所创造出的贸易顺差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高额外汇储备客观上表现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新重商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2.经济民族主义
张志梅曾指出：“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等的认同， 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 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 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实就是充当了经济民族主义下的“重商” 角色， 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或重心， 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同时，我们还强调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这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中国带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宣传，诸如“振兴经济，走向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梦，我的梦”等口号，还有《歌唱祖国》、《走进新时代》等具有励志性的歌曲，无不表现出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具有的特点，这些都来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表现了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容。
3.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出口
为了刺激出口，中国长期实行出口退税、出口减税和出口奖励措施，通过这一措施，对货物实行出口退税减税，对有关企业实行亏损补贴，扶持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设立相关出口信贷鼓励出口。1994年1月，中国一次性汇率贬值，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长期保持在8.27 左右的水平，2005年实施了新的汇率制度，此后缓慢升值，从一定程度上还是表现出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减轻了出口风险，利于企业进行发展生产规划，刺激了出口。2012年中国内地的出口退税额度达到1万亿元，从总的退税额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方便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利于企业生产产品，推动了出口。
4.国家干预经济
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指导和提供相应的市场引导信息，规范市场，稳定市场需求，推动结构优化，保证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美国处理经济危机的做法。但是，中国并不完全如国家干预主义所述，这里不考虑政治因素，仅就中国的国家干预经济加以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将其引入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之中。通过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维持市场健康发展。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2001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因而在这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背景、新形势下，国家干预主义的吸收和运用不可避免。我国宏观调控下的国家干预经济表现为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实行适度干预，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好地维持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中国新重商主义面临的新困境
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取得的贸易顺差也被西方国家打上了“多出口，获取贸易顺差，进而获得财富”的标签。但是，片面认为中国在原始的贸易积累下只是为了财富而采用顺差这一方式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并不发达，而要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保证自身的经济主权完整，保持贸易顺差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加大对外贸易，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增加了国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了话语权。但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社会形势下，中国新重商主义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
1.面临反倾销调查，贸易摩擦频发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3年至2012年9月，中国总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达到758起。近年来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截止2012年4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产品就有114件，件数之多，令人咂舌。2013年5月10日，哥伦比亚对中国电镀板反倾销立案调查，美国产业申请对中国预应力混凝土轧钢丝进行反倾销调查，加拿大产业申请对中国钢板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调查问题越来越多，涉及越来越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调查对象，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下必须重视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2.世界工厂背后的代价
中国是当今的“世界工厂”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但可怕的是，我国制造业大都处于低端制造环节，赚取的利润非常少。富士康是电子加工制造业的航母，其低端制造微薄盈利的模式付出的是高昂的劳动力代价，近年来频发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对其低端制造的高代价血的控诉。此类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业工厂在中国数不胜数，其高昂的代价不只是利润少而已，更为严重的是，这是以消耗高能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如珠江三角洲出现了雾霾天气、珠江污染等。各地以牺牲透支环境来发展经济，忽视经济规律做事，最终得不偿失。中国的大多数制造企业发展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突破工厂低端制造模式，分享的利润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换来的却是惨重的环境代价，其现状令人担忧。
3.外汇成本增加与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截至2013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44万亿美元。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会加速提高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更是威胁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用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得到的贸易顺差获得不断增多的外汇，结果又通过购买外国国债回流发达国家。我国外汇储备仍以美元为主，近年来美元汇率低迷，使主要持有美元的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很大的升值压力并进一步加大贸易摩擦。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
4.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
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方式取得生产上的优势，进而扩大产品促进出口，这主要还是通过吸收外资来完成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就避免不了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产生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了促进出口，吸引外资，我国设立了相当优越的政策环境来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在新重商主义模式下发展经济、推动民族复兴，客观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地区差异。东部经济相对发达，中西部相对来说经济较为落后，这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外流分不开。
三、中国新重商主义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大部分制造企业所处的地位仍然是加工行业，获得利润低，必须依靠国家扶持政策进行产业创新升级，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通过增加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增加利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发展绿色经济、文明经济。大胆实践走出去战略，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尽可能地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充分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努力调整好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平衡，通过多方面的发展模式逐渐摆脱持续贸易顺差的难题。合理适当地提高劳动力的待遇，维持社会稳定。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发现国外原料和加工市场，进而逐渐转移相关产业，应对反倾销制裁和贸易摩擦。
3.增强货币稳定。我国应该加大人民币与一些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的互换，相应地促进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贸易结算体系，缓解持有外汇成本的压力。重视出口信贷，建立起与我国香港地区类似的人民币流通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经济的自主权，维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加快和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联系和经济联系，维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4.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统筹地区发展。因地制宜，加大对中西部的扶持力度，积极吸引外资到中西部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民族产业发展，加大民族产品的推介与宣传，增强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加强中西部的基础性设施建设，逐步提高我国对外的开放水平，促进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5.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国有必要参与各种国际性组织，争取更多的世界经济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给自身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争取更多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需要中国，中[www.61k.com］国也需要世界。
参考文献：
[1]宗素娟.论新重商主义的表现及由其产生的“囚徒困境”[J].现代商贸工业，2010（09）.
[2]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J].理论探索，2003（04）.
[3]姜璐.论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系[J].经济与管理评论，2007（01）.
[4]陈志昂，王义中.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中国家新重商主义： 对东亚资本流动风险转换特征的解释[J].浙江学刊，2005（01）.
[5]王宏淼.中国的“新重商主文”及其改进思路：对外开放模式的一个审视[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04）.
[6]王晋斌.对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思考[J].国际贸易研究，2010（06）.
[7]王军.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成因、影响及纠正措施[J].海南金融，2007（01）.
*本文系20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的旅游经济效应评价及优化模型研究”（编号：13BJY142）的研究成果之一；2013海南省发改委项目“三亚市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优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 : 曾文寂文学评论：面对死亡困境，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

题记：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领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死亡来临之际，他就会在一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人对死的领悟，对死的自觉，对死的恐惧，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从而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获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面对死亡困境，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

——阅读史铁生

人生就是学校。在那里，与其是幸福，毋宁是不幸才是好的教师。因为，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 ——马丁·海德格尔

一、面临死亡绝境存在，坦诚接受向死而生

中国哲学博士周国平说，一切哲学的努力都是寻求自我与世界的某种统一，作为短暂生命体的自我永远在寻找与作为永恒存在的世界之间一种内在的联系。(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中国著名心魂作家史铁生认为，一切存在，只有当它被主体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世界上没有脱离开主体的客体，世界是主体参与其中的世界。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讲的“存在”，不是传统哲学中的客观世界。传统哲学认为“存在”是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实有之物，相信世界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意识的本来面目。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与世界万物是混沌一团、浑然一体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只有人的意识觉醒之后，才意识到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被人的意识所意识到的东西就是“存在”，所以没有人的意识的参与，世界毫无意义。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相信，人就是为死而生，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和领悟就是奔向死亡的先行。这种趋向死亡的先行使人恐慌，但是也使人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人的许多活动都可以由他人代替，唯独死亡不可代替。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领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死亡来临之际，他就会在一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人对死的领悟，对死的自觉，对死的恐惧，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从而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获得生命的价值。因此，海德格尔要求人通过死亡之门，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因此他的一句名言是：“向死而生”。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说：“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

人生来就是痛苦的，这是西方现代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你漫长的人生选择过程中，你有选择的自由。无论你是谁，身在何处，官居何职，你都无法超脱这样的人生轮回，生如尘埃，死如浮土。某些人想“规避存在”，这是他还活在此时为自己找到的一个收留方式，来到人世间匆匆几十年乃不足百年时间，如果对于悲剧和死亡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明不白的离开，那也太便宜了某种历史境遇中的存在。“规避”就是不主动参与，“存在”就是超越万物生灵的存活状态，古人称之为“仙居”，西方人叫“进天堂”，但无论哪种称呼，都是死亡之前的对于存活状态的调整，这种调整时自动化的呈现，不是个体主动的诉求。

许多时候，当你慢慢爱上黑夜，喜欢上孤独，沉浸在时间的长河里，就会明白“死亡”这个词眼阴冷背后所隐含着的可爱因子，诗人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所有对于这两个诗人死亡之谜的言说都是欠缺的，也许郭家营的那段铁轨和新西兰的寓所能够解释清楚，但它们不会说话。死亡是说不清的，并不一定都是阴沉的东西，死亡的对岸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虽虚无但终究是可以想象的，与现在连想象都懒得去做的人们相比，这些诗人就显示出“死亡”本身存在的意义。

当代中国作家中，史铁生是我最欣赏的作家，这是因为他是一位最善于和“死亡”打交道的作家，死亡曾经不知多少次的在他的轮椅旁边转来转去，或阴沉着脸，或嬉笑着眼，或裂开着嘴，但史铁生本人还是背转身平静地整理着自己的心情，写出一篇又一篇伤感而饱含哲思的文字，让天下人和他一起冷眼观看逝水流年中的生与死。因此，我时常想，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特征？这个维度上的“悲剧和死亡”应该有着怎样的自身独立的存在体系？只是，我觉得那个“规避存在”或者叫做“彼岸世界”的东西，已经和“生存本身”一样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人间。蚂蚁一般活着的人们，渺小的个体灵魂，随波逐流的可怜身躯，都一并在无望的虚空里奔波往来，走不出时代和个体共同营造的怪圈，我们每个人都是作茧自缚者，在自我悲剧的牢笼里卖力地制造了“死亡”所需要的材料，沉沦抑或挣扎都是命定的徒劳。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穷困了几辈子的劳动人民跟随着改革开放的节奏拼命捞钱致富，而唯独文学艺术界随着海子的卧轨自杀，死亡意识却被空前地张扬，“绝望使我的哲学”似乎已成为一种思想时尚。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有些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口袋里时刻揣着一粒氰化钾。这种绝望哲学从对生命的怀疑与困惑，发展到对生命的轻视、否定和抛弃，走入了死胡同。

一个人只有在被命运抛到黑暗、孤单、绝望的角落，才会陷入死亡绝境。想当初那个下放农村的北京知青史铁生就是在自己没有缘由地患上了一种莫名的脊髓病，脊柱开始疼痛变形，双腿变得绵软无力不能站立以后，由于不能忍受瘫痪致残的生命状况也于这个时期陷入了长久的困惑，突如其来的不幸使年纪轻轻的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从“痛苦”与“死亡”开始的。从陕北农村返回北京后，在他求医治病的十多年里，父母亲人推着他辗转于京城各大医院，耗尽家产遍访名医，病痛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深爱儿子的母亲却在为他操碎了心累垮了身体之后，终于依依不舍的含泪去世。于是史铁生绝望了，他渴望死，他祈求死，常常一个人摇着轮椅来到当时荒芜的地坛“公园”，傻呆呆地望着地上的树木和天上的飞鸟，一连几十天地思索着关于死的事情，也以同样耐心的方式苦苦思索自己为什么还在活着。

在没有灯光的人生十字路口，面对着死亡绝境的威胁，史铁生一边痛苦地思考，一边寻求着突围的出口，想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想为空无所依的灵魂找到一个支点。在出路找到以前，他听任于内心那“毁容的激情”，让自己在死神身边徘徊不已。处于黑暗与绝望之中的史铁生无处诉说自己满腔的悲愤，无可奈何之后只有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到纸上，他开始写作了，写日记，写散文，也写小说。史铁生在许多作品中记述了残疾人自卑与自弃的心灵体验，表现他们苦难的沉重以及希望的空茫。贫病交加痛苦忧伤，没有爱情没有平等，没有工作没有尊严，如此寄身于世，生出“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幸亏人可以死”这样的极端念头，便不足为怪了。在史铁生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最为细腻和柔软，它表现一对残疾夫妇的善良无助，读后令人为他们对对方、对世界的温情与关爱而落泪。

小说《原罪》的故事更令人不忍卒听。真不知道，那个一辈子被钉死在床上的可怜人，那寂寞、空洞而漫长的时间该如何度过，生命该怎样才能获得拯救？所以，史铁生常常忍不住要为这些残疾人的遭遇伤怀叹息，要借一些吟唱死亡的歌曲，为自己，也为这些卑贱如泥的生命祈祷安魂：如“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首黑人的灵歌在他的一个短篇中便反复吟唱了十几次，布散着浓郁的悲伤气息。这种对死神的呼唤在《夏天的玫瑰》中得以坐实。此文与《来到人间》可以视作姊妹篇。两个生下来注定残疾的孩子，一个由于父母的爱，来到人间，从此痛苦要跟她一辈子；另一个也是由于父母的爱，却在尚无生命意识时就被安排安静地离世，从此获得了永远的解脱。正是因为身在残疾人中的切肤之痛，史铁生由衷地感叹道：“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他还在他的精神自传《山顶上的传说》中频频自问：“可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直接而强烈地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怀疑和否定。

由于史铁生对人生中的绝境感触良多，渐渐的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比较认同，他在《自言自语》中这样说过：“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亡。这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样东西来折磨我们。”

史铁生说自己是在“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二十一岁，本来应该是青春勃发、爱情萌动、憧憬理想的年龄，可是他却永远地被囚禁在一张嵌有两个轮子且需由旁人推动才能前移的椅子上。因而，一方面，他瘫痪后这种身体上的病痛和苦楚让他根本不能接受自己残疾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因为残疾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爱情，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及摧残让他把自己逼入到了绝境，让他无路可逃。内在的冲动和外在的因素都逼迫着他，“一个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决定行为，必须同时有内在的冲动。内在心理对外在现实的调整作用会引发种种心理紧张和压力”，因此一个“死”字始终缠绕在他的脑海里。

经过长年大剂量的药物治疗之后，对史铁生的病似乎毫无效果，脊椎疼痛和双腿萎缩并无起色，反倒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各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渐渐腐蚀、毁坏了他的肾脏。到最后双腿瘫痪加上双肾衰竭，在一个不应该的年龄发生了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想象他所受到的精神与肉体的煎熬。生与死这样的问题从早到晚一直积累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在这个令人发疯的年代里，谁都可以做出狂妄的事情，比如悄悄地死亡，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残疾人本就脆弱的心，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折磨。否则他们何至于觉得几近窒息，甚至渴望结束生命呢？“还不如走到人间以外的地方去”，“还不如走出这非人非鬼的躯壳”（《山顶上的传说》），“恨不得立刻死了去”（《毒药》）。这种亟盼以死来解脱痛苦的心理，异常尖锐地把生存以外的生命意识突显了出来。“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美国哲学家艾温·辛格说，“我们要坦然地接受死亡，不赞美它，也不将它混同于某个圆满的终结，而是把它看做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对等物，没有了它，我们将不再生存。如果我们要想在我们的现实处境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意义，那么，这种对死亡坦然接受的态度就是必要的。”

摇着轮椅游走在地坛公园里，史铁生对生死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斗争，他看到了地坛的“荒芜”，但它却并不“衰败”。史铁生在这里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朽与强劲。他感受到了生命个体虽然渺小，但是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这大天地才会获得新生。史铁生此时此刻于是对死亡有了一些了悟。的确如此，“有生必有死，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人类实存中的最大制限——死亡”，“死亡不过是大自然表现其生命力量的一种方式，一种形式，所以正如人们应当快乐地接受生存一样，也应当快乐地接受死亡”。

史铁生曾经一次次地想死，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与地坛》）。

这种视死亡为“节日”的达观，深刻地反映出人类死亡情感的另一面。人类有着强烈的怕死的本能，同时，也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微妙的“死欲”。在不少文人笔下，死被当作生命的最高享受和人生的最大修饰与安慰，甚至被等同于母亲的怀抱。诗人朱湘命赴清流前有“伊怀里我拥白絮安眠”的向往。在荷马史诗中，也常有“投向死的怀抱求庇护”的说法。可以想象，一旦死亡的压力转化成一种动力，人生的绝境转化成一种诱惑，那么它不但不会成为重负，反而会带来生命的愉悦。所以智者面临死亡，不但不感到可畏可憎，反觉可庆可喜。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休漠临终泰然自若，而苏格拉底迎接死神时甚至欢喜若狂。史铁生的“节日”之说深得个中三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死亡的全面接受和认同。死是必然会到来的，死亡可以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不仅如此，史铁生进一步认识到，对于人世来说死亡是必须的，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生的魅力正在于人生的短暂，人若有如木石一般悠悠， 虽然可以无烦无恼，但是“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塌塌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可以说正是死亡映照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赋予人生以不可抗拒的魅力。所以，死是生命的前提，有生有死，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这种恍然大悟，使史铁生从此关于死亡的思考变得冷静而清晰了。这些充满智慧的理解，使史铁生的死亡观超越出世俗的生命感受，渐渐地从自然层面跃升到了哲理层面。这种突破在史铁生的整个精神历程中十分关键，它不断提升着史铁生的人生境界，赋予他以哲人的智慧、宽容和达观，使史铁生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求变得现实而可能。

史铁生是怎么从死亡绝境中转过这个弯子的呢？他用“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说明了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和了悟也肇端于“死”。他自己回忆说把史铁生从死神的悬索中解救出来的首先是著名的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是卓别林的一句妙语:“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史铁生在《对话四则》中说：“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女主人公想要自杀，结果让卓别林把她救了。女主人公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妙极了，令史铁生终生不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卓别林对死亡的精彩回答把史铁生领进幽默中去。“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笑、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又是那么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再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

对“活，还是不活”这个问题的千百遍思考后，他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儿，只有活下来同命运抗争，才能在抗争中获得尊严和幸福。当忧郁的丹麦王子在生和死之间难以决断之际，是复仇的火焰和亡父的幽灵给了他生的力量。对史铁生而言，开始写作其实就是他开始向悲剧的命运反抗、复仇了。他经过长久的思考省悟到，正是爱给了迷茫与困惑中的自己以活下去的巨大勇气和信心。爱包括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与地坛》中母亲以坚韧的意志，毫不张扬的爱默默支撑着他，母亲不仅要承担所有的苦难，还要惦念宽慰孩子的心，而残疾的儿子从未真正理解过母亲，只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也只有在母亲一去不复返后儿子才懂得了这种深刻的爱。

母爱给了史铁生真正思考爱的契机，使他不再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不幸，而是能够以换位思考的心来理解别人的处境，这颗心由先前的充满怨恨到后来的充满爱意，这颗心也由最初的只顾自己到后来的理解了他人。支撑残疾的生命活下去的还有友情，即史铁生所说的怜爱，这种感情在人与人之间是弥足珍贵的。《车神》中二十个母亲对自己的真情，《我二十一岁那年》中大夫、护士、朋友对自己的疼爱和照顾，《合欢树》中街坊邻居对自己关切的问候，所有的这些非血缘关系的爱，都是支撑残疾的生命活下去的坚强的理由。正因为有了这些爱，残疾才显得不那么悲观，人才活得不那么孤单。可以说，正是这种爱给了个体强大的支撑，使肉体的残疾不再蔓延到精神。“其实怜爱是高于性爱的。在荷尔蒙的激励下，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多是肉身间短暂的娱乐。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或博爱的起点啊。”“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本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史铁生已经是一个重度残疾人了，在展开长长的思考之后他交流的是一个残障人士所特有的心理体验。此后史铁生在他的小说和散文写作中，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体验，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命运和苦难。从那一刻开始，死亡及其思考就一直与史铁生相伴随。不是恐惧死亡，而是向死生存，以这种姿态活出自我的天地。今晚睡着了，明天能否再睁开眼睛？或许这样的问题就一直存留在史铁生的意识之中。这种生命意识时刻警醒着他那日渐清醒的思想，在思想的挣扎中，以词语和对话一段一段地记录下来，留给世人的就是那些带着体温的篇句。我们作为同类，看到这样鲜活的文字，灵魂深处怎不会刺痛一下呢？

史铁生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我拯救之路，活下来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在抗争中争得人的尊严，人的骄傲与不屈，争得心灵的自由与幸福。从渴望死到永生，这是史铁生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从自身厄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获得了直面人生的精神力量。史铁生寻找到了一种超越残疾的创造性方式即“写作”，“写作就是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写作的事》）终于，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平息下来，史铁生的目光也渐渐地穿过死亡的峡谷，进人了开阔而深邃的人类精神的高空。

这些年来，我拜读了史铁生的大部分作品，我在阅读史铁生的同时也阅读了自己，因为史铁生传达的不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经验，而是人类可能经历的那些共同的经验。我想跟喜爱史铁生的读者交流说，即使现在你没有经历，但你可能今后有一天会经历到，可能你的亲人或朋友过去或者现在都经历过。他在作品中叙说的是人类心中长存的恐惧和不安，比如生与死，比如疾病与残疾，比如苦难与命运，读到这些都会使我们的心灵感到震颤。

正像海德格尔说的，“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史铁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天天强劲增长，以他的天分加上不懈的努力，使他的文学创作日益精妙，到今天完全可以说，史铁生的艺术和思想高度，似我等这样的一般人恐怕是难以企及的，因为我们首先没有他那份天然的智慧及执着的醒悟。与一般人健全体格的终有一死的喧嚣与骚动不同，史铁生内在积淀着无比稳重的沉寂与宁静。史铁生在人生的旅途中，无时无刻不在沉思默想着死亡的生命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与他自己最为关切，同样也与人世间每个人的真实存在最为亲近。正是这样深沉细腻的思考提高了史铁生文字的重量，也锻就了史铁生灵魂的质量。记得施本格勒曾这样说过：“所有高级的思想都是起源于这种死亡所作的沉思冥想，每一种宗教。每一种科学。每一种哲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我认为，史铁生的文字空间弥漫着一种宁静的氛围，那不是神秘，而是他关于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它更是指向最高的宗教。

对于凡人所崇拜的神，史铁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对于史铁生来说，活下来之后最大的事情是如何面对残酷的命运和现实。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域，因为“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少”。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在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之后，史铁生开始试图诠释自己的命运，试图勘破命运的真相。

在《对话练习》中，史铁生通过一场虚虚实实的对话，阐明命运是一条任意组合的因果链，是一种偶然。命运等于偶然，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偶然是唯一的真实”，生命的根本特征就是偶然，每一部人生交响乐都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在《中篇1或短篇4》中，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的情缘在五岁时就已注定，但是人看不见它，人对它一无所知。《宿命》里一段辉煌的前程与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之间仅仅一秒之差，一步之遥。所谓姻缘、祸福、生死，操纵这一切的其实全都是偶然，在人生的独木桥上，你必然地遭逢偶然，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宿命，在劫难逃。

在史铁生最优美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这段话十分精彩，它把死写得那么从容美丽，达到了诗与哲学谐美的境界，而且它把生命的生死两端连接在一起，揭示出生命、人类和宇宙的真谛：生死相依，生死相继，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生不息。

二、瘫痪存在，陷入对死亡困境的思考探索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死亡”正是史铁生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死亡”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又想起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

史铁生在题为《答自己问》的访谈录中这样说道：“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可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有死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就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虑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是跨栏比赛，把不断解决矛盾当作是不尽的游戏。”

对命运之谜的破译，平息了史铁生的愤恨、挣扎和绝望，使史铁生表现出对死亡与命运存在的理解和宽容：“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不承认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在西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医生罗洛·梅看来，所谓存在感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和体验，存在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无意义感、无价值感。所以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和体验他自己的存在”。具有存在感的人有三个特点：1.自由存在的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越强，人的自由选择范围就越大，就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考察和预想，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有创造性和责任感；2.能进行价值和目标的选择，存在感强的人能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选择，为自己设定一个人生目标，进而获得一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3.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表达存在感的重要手段，语言能力的丧失容易导致心理的失衡。

史铁生面临瘫痪与死亡困境，振作精神去接受命运的挑战，接受命运赋予他的不幸、脆弱和失败，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山顶上的传说》中的那个残疾小伙子，经历了痛苦的磨炼之后，他的心走向了天堂，他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勇气”，在人生的悲剧舞台上担当起悲剧英雄的使命：“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如果注定有人倒运，那么还是让我来吧，没有谁能比我应付得更好了。”在对上帝与命运之神的信仰与求助崩塌以后，史铁生为苦难里的心魂找到了救援之路，这就是人自己的信心和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向前走。”就是这种信心和精神使史铁生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用写作支撑起沉沦无助的生命，用写作来反抗黑暗而面临毁灭的命运。

正如罗洛·梅说的，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表达存在感的重要手段。史铁生的反抗是什么？是写作。他说，“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想念地坛》）

史铁生的写作是什么？他睿智地说：“神不给人指路。神知道，不给人指路，他还是会去找。不停地去找，就是神指给你路。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也许写作从来就只是一种机会吧？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从真实的苦役中解脱出来，重返梦境。”在艰难的思索与写作中，史铁生修炼着自己的意志和品格，完成了生命困境的突围和自我苦难的救赎，获得了在更高层面上接受和体验绝望与虚无的力量。

史铁生瘫痪之后，对于语言交流直至文学写作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在他生病由陕北农村转回北京家中的时候，他心里曾有过严重的交流障碍，他沉默不语，甚至不愿回答母亲对他关切的询问。母亲也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语，因为他有太多过去的记忆与现实的处境形成对比，他太敏感了。母亲想转移他的思想，给他讲童年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去北海，看见杨花就跑着追着去踩，一脚踩扁一个……母亲忽然停住不说了，因为她已意识到“跑”和“踩”这些词语如今对儿子就像是命运的讽刺。儿子从瘫痪那天起，就开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话语。他和母亲暂时还没有学会这套语言，所以他和母亲之间也无从交流，只好沉默。但是，一个人内心的悲苦总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于是，他就对墙谈话。他在《墙下短记》中说：“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能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听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谈话需要有一个潜在的谈话对象，一个活生生的谈话对象，有问有答才能谈下去。这个对象也许是人的内心，也许是上帝。史铁生感到自己找到了言说的对象。这就是日渐超脱的心态，是艺术的心境。他说:“无论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是文学拯救了史铁生，但史铁生更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丰富了文学艺术。史铁生的话语来自生命的绝境、死亡的边缘，是生与死的拔河赛，是生的招手，死的耳语，是真正的“图穷对话录”，在平静的叙述中潜藏着惊心动魂的心理大战。

史铁生与地坛朝夕相处，就像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互相之间无话不谈，他能听到地坛对他的神秘的内心的暗示和灵魂的启迪，他对地坛敞开交流的广度和容量是极大的。他的耳朵能听到地坛的呼吸和心跳，他的心灵里注满了温情，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无比优美的文字：“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我与地坛》）

交流是一种陌生的碰撞，更是一种熟悉的触摸。更深入的交流则是在最熟悉的环境和人之间。但即便如此，还有些经验是无从交流，无法诉说的。史铁生说过：“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我想，真正的痛苦和喜悦是无声的，他们只有永远藏在心中，无人分享。

我想起兴起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它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将人充分物化缺乏清醒认识与批判的体现。个体人的意义失去了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而只是代表着一种程式化、功利化的现实生活状态。在这一时期，史铁生彻底与那些喧嚣的流派拉开距离，继续沉入心灵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与地坛》中，他将一个深切的生命预言昭示给了世人，即生命的意义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倾听着他与上苍的交流，没有掩饰，没有躲藏，有的只是对生命的珍视与爱惜。

为了探索生命与死亡的秘密，史铁生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引用苏格拉底之言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死亡是一个富含哲学情绪的话题。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对生死问题曾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比如庄子认为，死生乃是自然过程，就像四时更替一样不可抗拒。“斯宾诺莎曾经说过：‘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受苦’”。因此，“如果能够洞明生死，不为其所困扰，这种大彻大悟使人从人生困缚中解脱出来，庄子称为悬解’”。“道家就是以‘以理化情’来摆脱对生死情绪的纠缠。对事物的本质缺少理解是造成人们痛苦与哀伤的原因之一。相反，人们的哀伤苦恼可因其对引起哀伤苦恼的对象之本质的理解而消解。这种以理智的力量化解情感冲动的心理调适过程，道家叫做‘以理化情’。”（冯泸祥《中西生死哲学》）

对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惶茫之感在中国古诗词中也多有咏叹：古诗“人生譬朝露”；陶渊明“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李白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苏东坡“长恨此生非我有”；李商隐在《锦瑟》中因死亡意识的唤醒，而引发了对人生如梦，世事苍茫之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伤春惜时的意识是死亡意识的一种延伸，是感觉到死必然在前方而对生命产生的省悟。

与古典的哲思相比，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哲思对死亡却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西方诗人里尔克感悟到爱与死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死处于每一终极的爱的本质之中，只有这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限中去爱一个人。”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先行到死”、“向死而生”，辩证地提出了死亡体验与创造性生存之间的关系。所谓“先行到死”并非真正地死去，而是在人生中有过突然面临死亡的经验，有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即将结束”的绝望、恐惧体验，从而发现自身的现实存在，发现自身对生命的热爱与留恋，从而能创造性地、满怀激情地而非沉沦于世地生活下去。

弗洛伊德把提前自杀的行为斥责为“临阵脱逃，回避使命”，雅斯贝尔斯则指出：人人皆面临死亡。“不过，既然我们不知何时会死，也就这样活下去了，仿佛死亡根本不会到来一样。作为有生之物，我们本不相信死，尽管死对我们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事。”（弗兰茨·贝克勒，张念东/裘挹红译《向死而生》）

面对人世命运的无常，史铁生不赞成佛法消极的灭绝心识归于无寂的观念，那么他在神性追寻之路上，又是怎样来澄清死亡困境这一存在本相呢？关于这一点，史铁生在长期的学习与研究中获益匪浅，他从中西生死哲学智慧中受到很多启发，逐渐坦然接受了死亡这一人生制限，并且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命运抗争。

史铁生与大地的交流颇为自然流畅，他的哲学思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古人。以他的《我与地坛》为例，史铁生在文中始终以诘问与沟通的姿态说话。第一节写他残疾以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经过好多年的思考，终于明白，一个人出生以后，上帝已经给了他一个结果。所以死是容易的，它必然会降临，不必急于求成。自问自答，作者思考的过程一一展示给读者，是与读者的沟通，也是自我的说服。

文章的后几节是史铁生与经常到地坛的一些人的心灵的沟通，他们几乎没有打过招呼，但他们好像彼此都熟悉。特别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长跑运动员，由于命运的捉弄，总是和好运气擦肩而过: 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新闻橱窗里挂了前十名的照片；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了前六名的照片；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只挂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他最后参赛时三十八岁，跑了第一名并破了记录，一位教练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就是命运。

从始至终，贯穿着史铁生对于命运的诘问：“谁又能把这个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来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

自问自解，史铁生最后与命运达成了谅解。史铁生的体验是他对生命思考过后的平静，说不上大彻大悟，但却是极为理性的。史铁生说“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史铁生对生死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斗争，他在起伏跌宕的命运里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劲，感受到了生命个体的渺小，但是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广阔的天地才会获得新生。

我不断地阅读着他的文字，感悟着他的经验，沐浴着他的思想的光照。从不因为他是一个身体瘫痪，长年坐在轮椅上，长年需要透析来维持生命，长年和死神搏斗的病人，而在于，在中国众多的作家当中，史铁生是为数很少的始终直面生命终极意义追问生死的人。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史铁生不仅是一个小说家和散文家，而更像一个剖析人生灵魂的哲学家，他在地坛里所感悟到的宇宙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许多专业哲学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他涉及的终极追问，为我们打开了一道日常生活当中不曾涉及的领域，让我们除了追问地坛的来由历史之外，更听到了天国的声音。

邓晓芒教授给予史铁生的“心魂写作”以极高的评价：“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末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它鄙视一切伪装的粗痞话，以及一切矫饰的‘真心话’、‘童话’，一切自以为有深意的疯话和傻话。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末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

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能有这样的感染力呢？用灵魂震撼灵魂，以心灵感染心灵，请再读一遍《我与地坛》吧，就等于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享受了一次精神的盛宴！

三、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反抗死亡

面对瘫痪与死亡的困境，史铁生一直在反抗着，他说，“我们再度肯定了弗洛伊德所谓‘人乃一种受着导向死亡本能所统辖的生物’的理论，但是幸运的是，它亦被赋予一个相反的本能，不断的英勇对抗这最终的征服者。”史铁生意识到死是所有人命定要投奔的方向，但他却不因此而认为死是一个最终的悲剧，相反，他认为“死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和一个灿烂的开始”。

史铁生在《答自己问》中说：“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

他深入分析道：“身体的衰朽和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精神上的疾病，往往并不能遏制我们创造意义的能力。事实上，许多有意义的生命，恰恰是那些身心两方面都有病痛的人体验到的，充满意义的人生确实是经常克服这些障碍的结果，有些哲学家认为，死亡本身便是人生的另一种障碍，只有过上一种获得了本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才能无视死亡的狰狞面孔。”

他的小说《毒药》和《山顶上的传说》中的主人公面临绝境决定再活下去试试，其实就是对死亡的反抗。因此史铁生经历了从对生命产生怀疑和否定——“在面对苦难、罪疚和死亡时依然对生命持肯定的态度”——从精神上超越死亡、从行动上反抗死亡这样一个过程。

反抗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残酷和腐败，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许多像我这样的平庸作家急需解决的难题。

史铁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虽然他也鄙弃商业世俗社会的实利主义价值观，但他是以智者的清醒冷峻，同情地、宽厚地看待他所见的一切，他从来就没有仇视和逃避世俗社会，而是以这残缺的世俗社会为起点，在丑与美、真与假、恶与善、残缺与完美的对立中寻求超越。他的感情是内敛的，冷静深沉，理智从容的，所以他从不盲目地迷信上帝，任何宗教在他面前都得经过理性的检验，他也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代神立言的位置上，从来就不在平民大众面前炫耀什么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不是“为上帝而上帝”，而是“为自己而上帝”，或者说，是“为救己达人而上帝”。始终立足于人，以人本位代替神本位，史铁生重视的是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呼唤人的理性自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史铁生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同属于理想主义的一代，但史铁生显然有别于他们，是“另一种理想主义”。正是由于史铁生亲身体验了更多的苦难和不幸，所以他更加执着，更加勇敢地直面人生。他不像张承志和张炜那样绕过虚无，而是指出人生的确处处有绝境和困境的存在，并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与虚无对峙。史铁生并没有因人生中无可解释的宿命而心如止水，当他逼近生存困境的时候，仍然感到生命的勃动。无望地寻找虽然与辉煌的目的无法比拟，但却无可否认地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意义，一种神秘的力量，史铁生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从抗争中取得些欢乐，欢乐不是挺多吗？真的，除去从抗争中得些欢乐，活着还有别的事吗？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会唉声叹气，谁的痛苦就更多些：谁最卖力气，谁就最自由、最骄傲、最多快乐。”（《山顶上的传说》）为了给自己在绝境边缘寻找一条救赎之路，史铁生走向了对神性的企盼，在其寻找神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宗教精神，即能让苦难中的心魂得以复活的精神与信念，用以反抗苦难的人生与死亡的绝境。

史铁生通过长年的思考与研究，发现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以理性的思考为切入点，拒绝以一颗虔诚温顺的心全然接受。史铁生从人对“上帝”的敬畏中唤醒了人的尊严，从对命运的反抗中看出了人的伟大，他的“宗教精神”的产生即是源于他对生命及其意义的追问。宗教精神这种顽强的意志力量正是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而这领悟到的生命本原之价值是什么呢？是“人在知道自己生存的困境与局限之后，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依然不失信心和热情、敬畏和骄傲”。换句话说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去超越生存的困境和局限，在无穷无尽的超越中赢得人的尊严和骄傲，获得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再次，无穷无尽地超越人生困境从而获得精神愉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精神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妨说宗教精神其实就是审美精神，就是尼采说的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也正如史铁生自己所总结的：“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给杨晓敏的信》）

史铁生在面对死亡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精神与其它宗教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从心理、认识上破除生死的对立和分别，消灭生死的界限，而且是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与生死对抗。所以说史铁生在面对死亡困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宗教精神更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人性和神性的对话中更关注人性的方面，也体现了史铁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同的生死观隐藏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庄子的顺其自然主要是从内心、精神方面说的，其性质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平静愉快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是庄子的惟一要求。禅宗的生死观念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心灵在时间上的超越”（李振纲《知足与常乐——中国人的苦乐观》）而史铁生则是为了对抗死亡，与死亡抗争，从容地面对生存困境、生存本相，是一种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是“自救”，这也是他在神性追寻之路上体现的是一种宗教精神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强调神对自我的拯救，是“他救”。

我认为，史铁生的“宗教精神”和“文学艺术精神”有很大的相通之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怀，都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都是人间爱的精神的展示。而其“宗教精神”的实质主要弘扬的是一种“爱”，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也是通过“爱”来实现的。他极力营造一个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爱”来拯救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苦难的生灵。他相信爱总是与命运、与巨大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

史铁生认为，爱和残疾是陪伴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才是对人类残疾的唯一救助，并将爱情与拯救划上等号。他说：“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病隙碎笔》）残疾即意味着人之所以不能、难以自我超越的人性的局限与残缺。并构成人类存在的根本处境——苦难。而此种人性的残缺与生命的苦难，应由象征完美、平等和自由的爱情来弥补与救赎。因为爱情是灵魂间的彼此交流、呼唤与诉说，能实现灵与肉的和谐、人性的自由平等，从而消除人与人的孤独隔膜，“在人间建立一个自由平安之地。”

爱的信仰其实就是梦想，是希望，是对爱的追寻。史铁生把爱情的欲望放大为一种人的生命的梦想，一种燃烧到最后一刻才停歇的寻找。“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是你自己的处境，与别人无关，爱情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爱的本质是对爱的追寻。信仰既非一处终点，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如果人想以爱获得拯救，那么他必须在一种永恒的不确定状态中探寻和行进。只有在这种追寻的过程中可以和美、激情、真理相遇。“爱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无答之问和无果之行》）人类对爱的渴求、冲动和实现中可以体验到一种超越的境界。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爱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的拯救之途。这爱，不是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从而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

坎坷的命运和睿智的思维，赋予史铁生一种人类关怀的博大精神，也赋予他直面人生根本缺陷和终极虚无的勇气和智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多处看到他对这种人本困境的焦虑和疑惑，比如，“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里？我们再朝哪里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正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好运设计》）

在危机和焦灼中，史铁生长久思考后终于发现对付绝境的办法只有过程，过程是人类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在如何向死而生、反抗死亡困境的全部哲学思考中,史铁生的“过程哲学”是最深厚最动人的一章。他说，“事实上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在广大的尘世，人只是一种瞬息和有限的存在，偶然地诞生，又必然地死去，生命的无限循环，使“生”和“死”都变得无足轻重。《命若琴弦》是史铁生“过程哲学”的形象演绎。这是一个关于瞎子艺人的故事。老少两个瞎子弹琴说书为生。他们的生存信念是，当一个瞎子弹断了一定数量的琴弦，就可以在琴槽里找到一张让他重见光明的药方。而所谓的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如此代代相传，重复地支撑着瞎子们在人间流浪说唱。老瞎子用五十年弹断一千根琴弦，方知这是谎言，“那目的原来是空的”。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消失，但是他省悟到了这谎言的意义：“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命若琴弦》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寓含着关于目的的和过程的哲学构想。生存需要目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目的都不具备终极意义，都不是绝境的对手，都不足以与死亡相抗衡，死亡会把任何目的铲平，变为虚无。但是倘若没有目的，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便会漂泊无依，生命的过程便会变得不堪忍受。那么，人最大的恐惧将不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是生命本身。所以只好虚设目的。但是明知目的是空，还能自欺欺人继续追求下去么？比如倘若小瞎子知道那是谎言，还能奔那个目的而去么？这就是人类现实生存的悖论性处境。对此，史铁生的回答是：“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因为“如果我们不信目的是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

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与绝望后，史铁生从目的转向了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了对过程的关注，他甚至想，也许“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转向了过程便意味着找到了救助，走出了绝境。因为“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把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好运设计》）

是的，人生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虚设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引出这个美好的故事，为了为过程确立一个方向，让人在必死的生命途中远离孤独、 寂寞和无聊，使每一个无望的瞬间都充盈着饱满的生命和泰然自由的精神。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尽管被判定受终身绝望之苦，但是他终于跨过绝望而把生命灌注到顽石无尽的滚动之中，西西弗斯因此成为美丽而悲壮的生命过程的象征。

向死生存，意味着一种姿态，更意味着一种对生命的超然觉悟。史铁生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孤独、痛苦与死亡恐惧，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宿命。而人正是在与这些抗争的时刻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相对于外在万物的永恒，我们显得那么的渺小与卑微，但是对于内心的精神完善，我们却显得那么的伟大与悲壮。这些正是瘫痪作家史铁生的超脱之路，也是我们人类的超越之路。史铁生引用了俄国思想家弗兰克的这段话：“生命的意义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这条神性之路接通了史铁生因自我身体残缺而诉诸精神自我救赎的道路。史铁生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活在尘世上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为长久地安眠于大地所做的一场预演。一切都是空的，就像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带来，离开这个世界也什么也不带走。史铁生践行的生命伦理，不是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古老遗训，而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生命信念。以这样的视角看来，一切外在的皮肉痛苦都是暂时的居留，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一切表面现象的超然怀想。正如评论家季红真所说：“史铁生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他的精神，个体的存在，他以哲人的深沉，洞悉着人类的处境，他又以宗教家的博大爱心关怀着人类前途。他是中国作家中个体情结最少的一个，虽然他最不幸。”

其实史铁生在遭遇病痛瘫痪的最初日子里，他的精神与我们这些残障人士一样很压抑，很悲伤，曾一度崩溃，急切需要释放、升华，于是开始写作。雨果有句名言：“痛苦能够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乳娘，祸患则是人杰的乳汁。”“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瘫痪残障最终促使史铁生成了一位典型的心魂写作作家。在他那里，“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写作成了寻找，成了史铁生在逆境中为心魂寻找的一条出路，为活着找到精神上的理由。

可以这么说，写作挽救了史铁生。我不由想到：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病痛、灾难甚至死亡，我们拿什么去化解困境？我们这些资质平庸而又喜欢写作的人路在何方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写作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很好吧，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朋友们，请记住史铁生说过的话，阅读与写作可以改变人生。因为艺术的生存，或曰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存方式。文学是一个“自慰、自救、自我印证、自我实现的过程”。在阅读中与文学亲近时，我们会感受自我精神的存在，同时创造新的价值与产生新的体验，那点滴积累下的力量与精神营养，能消解生命的难题与精神的饥渴，让人们得到生命的滋养与精神的愉悦。热爱阅读、亲近文学正是处于困境中的人类的出路。

有人说史铁生对生命存在有一种大彻大悟的佛性超然，其实不然，史铁生更多地存在着一种对自我命运的强力反抗。在黑暗的深夜里独自行走，只为寻找那一缕缕生命的暖流与亮色。史铁生在精神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外在的肉身只是一副负重的躯壳。在此意义上，我更愿意用黑格尔的一段话来形容史铁生这样的壮举：“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才赢得它的真实性。”

史铁生活得很真实，他优雅而自在地活着。孤独、痛苦与恐惧，这些生命体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像史铁生那样，去感受、觉悟其中的精神重量，更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亲自去践行并达到新的生命飞跃。在中国当代文学比较缺乏哲学精神的时刻，史铁生对人、人生、人的精神世界的哲学思考及探索，可以说提升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品质，也加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及哲学深度。史铁生用他的一生践行、丰富着生命的真谛，一切的生命都包含着，或早或晚都不得不爬起来，而过了一阵又或早或晚都不得不重新躺下。但我看到，史铁生通身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哲学气质，绝不会因为他肉身的离去而暗淡失色，相反，他的精神亮光将会成为守望人类不断航行的永久性灯塔。

参考文献：

1、史铁生《我与地坛》《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史铁生《想念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记忆与印象》，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3、史铁生《对话四则》《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的事》，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5、（美）卡尔·迈宁格《生之挣扎》，胡海国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6、冯泸祥《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李振纲《知足与常乐-中国人的苦乐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英）S·马尔霍尔《海德格尔与<存在与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美）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张元珂《死亡与悲剧》，2009年10月

11、苏文健《史铁生：向死生存》，《泉州文学》2011年4期

12、（德）弗兰茨·贝克勒著，张念东/裘挹红译《向死而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3、刘翔平《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姚新中/焦国成《中西方人生哲学比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王卫湘《演绎生命和死亡的哲理》，《云梦学刊》2000年第2期

16、张松《罗洛·梅存在心理治疗的基本思想》，《心理学探新》1991年2期

17、（奥）卡夫卡著，阎嘉译《卡夫卡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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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日发布

四 : 文书写作的困惑与对策

　　经常听到一些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感叹：从小到大读了一二十年的书，看了无数篇文章，可谓“学富五车”，但当自己动笔写起文章来，要么脑子空空，没话可说;要么脑子满满的，却倒也倒不出来;要么写了上一句没了下一句，干巴巴的，没有真情实感。这种写不出文章的惆怅与苦闷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十分理解学生的心境：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算得上是“厚积”了，可为什么就 “薄发” 不起来呢?带着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认真思考后发现，解决文书写作的困惑不妨试用以下三条对策。

　　一、 引出来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学习积累的大量知识比作一包“炸药”， 要定向引爆它，使之迸发出巨大能量，摧毁敌人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火花，二是导火索，两者缺一不可。而引爆“厚积”知识这包“炸药”的“火花”就是外界的新“信息”;引爆知识“炸药”的“导火索”就是你感知外界新“信息”的能力。所以说，“厚积”转化为“薄发”必须有一个桥梁：只有将外界的新“信息”、感知新“信息”的能力和你“厚积”的知识联结起来，才能“薄发”，写出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文章来。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是以各种鲜活的信息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当我们敏锐地感知外界发生的新信息，从中捕捉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唤醒我们所积累的知识，研究和解决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把这一过程用文字形式体现出来，就形成各种各样的文书材料。

　　所以说，解决书没少读仍然写不出文章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运用身边有价值的信息，把自己积累的知识牵引出来。曾经有位干部想写一篇提醒部属饮酒别过量的文章。说实在话，这样的选题没有任何新意可言，但为不伤害他的自尊心，我建议他先找一则与酗酒有关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来。这位学员用了十天时间，在图书馆找到这样一则寓言故事：在一次国际白酒大赛上，经过激烈角逐，最后由中、美、法三国争夺金牌。为保证客观公正，评委会最后决定用三只老鼠做“品酒师”。法国酒商自恃不凡，率先让第一只老鼠喝下一杯酒，只见老鼠脸变得像块红布似的，观众齐声叫好。第二只老鼠喝下美国酒脸红了不算，两只小爪不停地发抖，显然酒力比法国酒胜上一筹。最后一只老鼠喝下一杯中国酒，只见它脸不红，腿不软，两只小爪稳稳地站着，一不留神，“跑”了!观众齐呼“假酒”!中国酒商羞愧难当!正当观众议论纷纷之时，只见那只老鼠脸红脖子粗、双腿直颤，肩上还扛着把“刀”，高声喝道：“猫在哪里?”……听了这位学员讲的故事，我马上告诉他，你这篇文章可以写了，题目就叫《老鼠缘何背刀找猫》。通过这则老鼠饮酒过量敢于与它的天敌猫“作对”的故事，引出了他平时储备的人饮酒过量危害性极大的知识，以及如何防止饮酒过量的措施。三天过后，这位学员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而且作为处女作在《政工学刊》发表出来。

　　这就告诉我们平时一要全面获取信息。关注身边发生的各种信息，调动人体的眼、耳、鼻、舌、身等各器官功能，全身心、全方位、全时空获取各方面的信息，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运用我们所积累的知识来分析、解决这一问题，并用文字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就形成我们所要写的文书。二要敏察对信息的感觉。并不是我们收集到的各种信息都能写成文章，先要看看自己对这些信息的感觉如何?如果强烈感受到某一信息很有分量，不仅时代感强，而且对全局很有价值，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面对这样的最佳信息，应立即动笔抓住灵感迸发的火花，迅速牵引过去的积累，使厚积的知识与有强烈感觉的信息构成一个统一体，写出得意之作。可惜一些人对身边发生的各种信息闭目塞听，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不愿主动接受任何信息，所学习积累的知识与工作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 “厚积”变得没有用武之地。三要小中见大，聚焦信息。我们要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看似细小的信息：如一件事、一句话、一首诗、一幅画、一个传说、一种现象、一篇报道、一段歌词、一则寓言等敏锐察觉，仔细聚焦，从中找出可以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的价值来，使之成为文书写作动用的最佳信息，使之成为要写的文章的主心骨，接下来就是运用所“厚积”的知识和材料进行“薄发”，认真提炼大小观点，使之系统化、条理化。

　　二、 做出来

　　什么是写作?从文书写作的角度来看，就是写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有的刚调进机关的“秀才”写起公务文书来，出现写了上句没了下句的情况?根本原因是他们脱离工作实际，对所写的工作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一边写，一边绞尽脑汁编，怎么可能自圆其说?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想了很多点子，但写作水平还是提高不了。而一些工作能力强，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调入机关后一开始不会写，但很快学会写，从开始写得一般化，到很快就能写出高质量的文书来。这是因为实际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对所写的工作很懂行，平时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后，能立即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剖：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什么?现在只不过是把自己怎么做的用文字形式反映出来。这种工作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文书写作离不开的“三步曲”。

　　因为做好工作是写好岗位文书的前提。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只有做好了具体工作，才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可写。没有第一流的工作，决不能写出第一流的文书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参加日常工作和训练等具体任务，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才会获得触及灵魂、触及思想深处的第一手鲜活材料。初写工作文书的同志，要切实把所担负的本职工作做好，以扎扎实实的行动，通过一流的工作业绩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同时也必须看到，写好岗位文书又是做好工作的反映。没有第一流的文书写作，也难以体现一流的工作。比方说，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不充分挖掘出来，就产生不了很好的宣传示范作用，难以推动工作向纵深展开。这就需要我们把岗位文书写作作为完成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来考虑：准备阶段，重视写好第一流的计划;实施阶段，注意总结推广第一流的经验;总结阶段，注重写出第一流的总结，并随时将工作实践成果转化为文书写作内容。充分发挥文书写作在完善计划、丰富经验、深化认识、推动工作的优化和全面落实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反映工作。

　　所以我们要干中写，写中干，在增强工作能力中提高文书写作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将干写结合，一是要注意选准结合点，找准着力点，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思路。很多时候工作文书写不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怎么干心里没数、思路不清，写起来怎么可能顺畅通达呢?二是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写出特色鲜明的文书。这要在充分吃透上情、领会首长机关的意图，摸清下情的基础上，坚持同中求异，把握个性，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奇，你奇我变”。按照这种工作方式，文章写起来也自然会特色鲜明，观点新颖。三是让文书写作扎根于具体工作之中，使做工作与写文章融为一体。要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积累写作材料，尤其是亲身干过的工作才有真切的感悟，一定要真切地记录下来。文书写作离不开悟性，而悟性是从实践思考中来。通过实际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举措来，促进工作水平的提高;通过文书写作又深化对实际工作的认识，实现工作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同步提高，从而得心应手地驾驭岗位文书的写作。

　　三、 画出来

　　按照“引出来”、“做出来”的方法训练，是提高文书写作水平，写出高质量文书的必由之路。但这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磨炼。对于初学者来说，模仿经典范文，照葫芦画瓢将所需工作文书“画出来”，是快速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方法。

　　人类的学习就是从模仿开始的。模仿是人类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向创新发展的基础。写文章也是这样，模仿是不可逾越的基本阶段。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言：“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由此可见，模仿借鉴优秀范文是古往今来一条快速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再者，工作文书写作与其他写作相比较，更适合模仿。它不像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有法”而“无法”，“有体”而“无体”，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模式特征：规定的格式、约定俗成的模式、语体的模式化，这些特点对于初学文书写作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模仿的。但要有效地“照葫芦画瓢”，“画”出所需要的文书，一定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精选优秀范文，大胆借鉴。鲁迅说过：“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初接触文书写作的同志，刚开始时，要学会模仿，应该通过各种途径精选范文，从优秀范文中了解各种文书的特点、基本模式，通过机械模仿，学会套用。在熟悉各种文书的结构和写作技巧后可进行局部创新，把功夫下在提炼和升华思想上来。

　　二是学以致用，勤于练习。在模仿、借鉴优秀范文时，不是将数字改一改，人名、地名换一换就万事大吉了。模仿的关键在思考，不仅要看人家亮点，还要思考人家为什么这样写，我从中学会了什么?著名画家齐白石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写文章离不开借鉴模仿，但不能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发现规律，掌握精髓，从中汲取营养，经消化后成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抄袭，“依葫芦画瓢”。通过模仿他人之范文，用心去“悟”，效仿范文的主题和观点提炼、总体思路、结构设计、材料运用和行文风格，结合本单位和自身实际，写出自己的文书，并通过勤写多练加以运用。清代文学家唐彪曾这样说：“读十篇不如做一篇。”提高文书写作水平，只有经常反复练习，才能逐渐摸索出文书写作的诀窍。

　　三是精心修改，总结提高。每完成一份文书写作任务，都要以范文为参照系精心修改。首先看看文章的主题与材料是不是十分吻合;结构安排得是否合理;各重点部分是否都很好地突出了主题。其次，看看文章的每个重点部分，材料安排得是否合理，各部分是不是写得具体生动。最后看段意是否表达得具体清晰，是否有条有理，各个句子衔接得如何，文笔是否流畅、语言是否精炼，有没有语法方面的错误、有没有错别字等等。还要将文稿拿出来，让身边人看看，挑挑毛病，吸取众人的智慧。尤其是每完成一次文稿，都要回过头来将初稿、修改稿、审定稿以及相关范文，认真进行对照检查，从自身和别人的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开阔自己的视野，不断深化对工作文书写作规律的认识，做到写一次提高一次，并能逐步推陈出新。

五 : 前端招聘与前端卖身的困境

最近开始物色新公司，群里来了个招人的，说2.5万招高手。在众人的怂恿下，发了简历。但结果是不如意的，经过他们一小时的评测，他们认为我的水平不过8k-10k，税前。我吐血了，还远低于我原来的呢，更何况那公司是北京的，我是在深圳，就算只在原来工资上乘以物价指数比也不这样算吧。事后静下心来想想，问题出在哪里。毕竟我也招人招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也体谅招人的难处。

从招聘的角度来看，小公司很少会求助招聘网站。天真的老板以为在官网放个5K以上的工资，就有大量简历涌来了。当然人事肯定不会这样认为，但人事部长与老板通常关系非常亲密，不是亲戚情人与通过拍马屁上来的，很少有正常的。人事部长基本上不会告诉老板真相的，因为这样等同于嘲笑老板。另，小公司也不会5块一份去买简历（招聘网站就是这么赚钱的），基本上员工自己找人，或人事部新丁去招。因此小公司同事间的关系很微妙的，这个是他的朋友，那个是他的亲戚，这个是他QQ群的，那个是他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如果能力强，是没有所谓的。这些人是怎么招进来的呢，QQ群是最大途径。如果那个人也是搞那门语言的，他若在某一QQ群混迹三四个月，这时他肯定会清楚群里那个是他需要的。因为QQ群都是水，特别是技术群，N多技术宅，N多骚闷鬼，聚在一起就天天水，发萌图X图，不蹲几个月是察看不出技术水平的。

而绝大多数的人事都是打一炮就跑的类型，想方设法骗进群，发一张有招聘讯息的图片就没影了。他那个QQ号估计也专门用于招人，里面上百个群，每天以十个的速度递增。这些招聘消息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没有登明工资，估计那些公司也不好意思说出价格。我就听说个，有这种公司专门招应届生，两三千，不会再高了，那些老板完全把干IT的等同于IT民工。更何况，前端在中国的地位一向这么微妙，那价线就更加……另一种是登有价格，而且是很高的那种，比如我遇到的那种，因为他们基本不会用这样的价线招你。先骗你来面试到时再压价，这种事我在群时常听到，特别是女的。就算你不来面试，也没关系，只要把简历骗到手就行了。一来可以向上级交差，说明他的确干活了，二来可以卖钱。

信息时代，任何讯息都可以卖钱，无论真的还是假的。我就有一次被小窗。XX：“你经常招人吧？” 我：“EN” XX：“你一定有许多简历吧” 我：“EN，可以这么说” XX：“可以卖几份简历给我吗” 我：“为什么” XX：“一份1QB” 我：“……” XX：“一份2QB” 当然我是不会这样干。我收到的简历大多数是信任我的人发给我的，我又不是银行或保险那些贱货！这个人收到简历也肯定不会给我QB，他的心态就是，把简历骗到手再说。

就算收到简历，那人也如约面试，但要评价一个人的能力也很难。因此我以前招人时要求要有博客与作品。即使你有博客与作品，他们也会判定出错，比如我的博客拥有2年历史每天订阅量上500浏览量近万，作品也NB无比。想必国内没有几人能写选择器吧，没有几人能写框架（不是2，3K左右的小库）。笔试与面试也不能正确考察人的水平，笔试题可能太难太偏，面试对死宅来说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我看过你作品博客，笔试能做对一半就算你通过了。反正有试用期。就看公司重不重视试用了。一个人菜点没问题，能在试用期迅速成长，能应付工作就行了。

再回过头看前端。现在搞前端的五花八门，有计算机专业的，更多的是非科班的，有原来是搞java，C#的，也有从玩CSS进化过来的。总之，在中小公司，只要前端缺人，看后端那个能力够弱的就拉过来帮忙就是。现在jQuery的流行，让前端的门槛更低了。一大堆连parentNode， defaultView， offsetParent都不知所物的人学jQuery两个星期就开始搞插件了。一链到底的代码与冗长不知节省CPU性能的CSS表达式满眼到是，全是这些write-only的玩艺儿，如果需求一改，全部死！前端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你会不会jQuery上。许多人用会不会OO来评价技术水平，javascript困在资源侷促的浏览器上，注定不能创建过多的对象，而javascript的“类”就是一个对象，因此jQuery基本没几个类。

没有了类，怎么组织代码呢？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面向对象”叫做“面向对象”，而不是“面向类”，明白这点的人，水平就不简单了。JS是“由对象创建对象，由对象定义对象”，而不是“由类创建对象，由类型定义对象”。因此JS是提供了足够设施来构建复杂的体统。这时就需要JSer有点设计模式的知识储备了。算法？就连百分之九十的后端也碰不到。javascript难在DOM的操作上。对DOM细节的把握才体现一个前端的水平。比如获取一个元素的父节点，IE可以parentElement，而大多数标准浏览器只能parentNode。各个浏览器还存在大量BUG，而不仅仅是差异性，这就算九千行的jQuery1.7也无法规避它们。正如打仗，为什么现在的武器如此强悍了，还天天要求军人做各种魔鬼级的极限训练，因为你总有肉博的时候。大多数jQueryer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加之，许多大公司都不用jQuery，他们或有自己的框架，或因访问量非常高，非常注重性能，只能用原生JS。强大的前端就是用来处理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初级JSer想了几天google了几天寻不到答案的难题，让万元级的前端几分种就找到解决方案或断定是不可解，比如像“当我点击这个按钮，浏览器窗口就像雾一样隐去”的SB需求。

如果了解过facebookFacebook三剑客——Quickling，PageCache，BigPipe，你就感慨技术的差距了。有了它们，facebook的前端都能写出高性能高吞吐量的javascript页面。facebook里面大多数页面是不会跳转，换言之，你以为跳转了页面，其实是没有，如果是新式浏览器，支持 history.replaceState，history.pushState，更能做到地址栏变了页面没跳转的效果。最大地利用缓存，历史前进后退管理，内容并行加载管理，内容基本由JS动态生成……这些不是会几个jQuery API能做到的。对细节的把控与在思想的高屋筑瓴，是每个框架设计者的重要素质。你没有写类库与框架，光是靠工龄与会写个拖动几个零散组件是完全无法获取这样的知识的，也到不了那个层次。

越大的公司，分工就越细，页面制作与javascript是分开的。那你认为前端是页面仔还是JSer，这个答案也决定了你的水平。现在node.js方兴未艾，国外大量既会JS也会C++的闲得蛋痛的高手为其写了上千个模块，你说前端真是只限于前端吗。百度有“大前端”的概念，google没有专门的前端。javascript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无需限定于浏览器，能熟炼掌一门语言的人，也不会忌惮其他语言。什么java比C#好，python比ruby的争吵都是菜鸟行为。如果你就会抠别人页面的特效代码，为会jQuery而沾沾自喜，你的水平怎么能上得去。

现在总有人问我，你会HTML5吗？我总是反问一句，你知道什么叫HTML5。HTML5现在被泛称为新版本浏览器的一些API，什么webworker， svg， 本地储存……但原来的HTML5小组是叫web form2.0，只想在form元素内添加多几个input元素，加个什么验证功能。许多功能是W3C其他工作组在搞的。以讹优讹啊。但会HTML5又怎么样，不就是几个API，新API在各个浏览器还是实现得很一致，就可能就是名称多个前缀，或谳用时多个参数少个参数，某种新对象的方法数不一致，远不如常用的旧式API在兼容上的蛋痛。如会不会HTML5估算人的前端水平是不行的，无论你的确是做手机要用到HTML5，还是自己的产品只用于内网，自己内嵌了最新版的chrome浏览器。

国内的前端圈子真是很小，真正用心的JSer都堆扎那几个QQ群上。连站在最巅峰的那几个JSer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招什么高手啊！你如果是前端，也真应该去了解他们。也只有真正的前端能面试前端了，什么java出身的CTO都是浮云。因此广大前端请静下心来，好好研究技术，掌握好一门技术就能活得好好了。那些要求会几门后端语言的公司不要去，去了是打杂，他们大概连前端干什么也搞不清。那些前端人员少于三个的公司不要去，去了会累死你，天天写业务代码能力成长不了。那些面试通过但在工资上出尔反尔的公司也不要去，他要的是SB，你会是SB吗？好了，本文到此结束，如果有好的前端职位，可以联系我。我的QQ与相关QQ群在首页置顶。

文章来源：Ruby‘s Louvre

本文标题：法治行政的困境与对策-车联网的困境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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