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红色特工刘秀峰

发布时间：2017-09-25 所属栏目：刘秀峰

一 : 红色特工刘秀峰

记不得是2012冬天年还是2013年春天，我五妹的朋友告知我们一个新资料。那资料上说，我们的父亲刘秀峰，在祁县打日本期间，曾经参与秘密工作。我们很高兴，因为那说明我们父亲的作战领域，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宽得多。可是仅此而已。最近一年以来，党和国家更重视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因而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展示工作更为强调。这种形势下，关于我们父亲在秘密战线上奋斗的材料更多了。我看了后，进一步理解了什么叫全民抗战。在八年的全民抗战中，我们的先辈是怎样奋不顾身战斗的。我希望我的弟弟妹妹也能尽快看到这些材料，更希望联系到刘满河老伯的后代，所以在此发博文。希望博友们多方给予帮助。

一、红色特工队伍

1940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中央确定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中共地下情报网分三大块，分别是社会部系统、城工部系统和敌工部系统。敌工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以及获取军事情报。

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在武军寺（山西辽县）宣布成立情报处，处长由左权兼任，副处长是项本立。该处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派遣科，科长林一（女，滕代远夫人）。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无线电侦听科，对外叫“天文台”，科长钱江（刘云鹤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四科为爆破科，科长由项本立兼任。

中共派遣到太行山的特工人员都不是一般人，比如:

左权，1905年生，湖南醴陵县人。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留苏4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新12军和新15军的军长，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抗战爆发后，他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太行山，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是党内难得的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和优秀指挥员。

滕代远，苗族，湖南麻阳人。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7月，他与彭德怀、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党代表，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4年9月赴苏联学习，1937年春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0年5月，任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同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1942年5月任八路军参谋长。

林一，前总情报处一科（派遣科）科长。当时是中央社会部的秘书长。她原籍河北武邑县，1917年生于黑龙江依兰县。1935年加入中共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学业期满回到延安，经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培训，任机要科科长，之后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1940年10月20日，为加强太行山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她到晋东南开展情报工作。

前总情报处先后驻山西辽县武军寺、上南会村、麻田村。
冀鲁豫军区情报处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的情报处。

二、我们的父亲是红色特工人员

　1941年，山西祁县的环境极为恶劣。日军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一再缩小。祁县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离开祁县，转移到榆社境内。抗日阵营内一些动摇分子或逃跑或叛变。前任县长以及独立营营长、公安局局长、交通局局长等先后投敌。这些投敌分子熟悉祁县抗日阵营的情况，因而他们的叛变使祁县的抗战形势更加险恶。就在这种情况下，太行三专署专员武光汤奉前总命令，宣布刘秀峰潜伏祁县。

刘秀峰，我们的父亲，山西榆社人。当时是祁县抗日政府县长兼祁县独立营营长，中共祁县县委副书记。1941年春夏，他还不到29周岁。书生出身，坚定勇敢，足智多谋，政策性强，善于联系群众。“晋西事变”时，他是榆社县牺盟分会秘书，他临危不惧，表现突出，太行三地委、太行第三军分区、太行三专署有关领导同志，特别是武光汤，都很熟悉他、信任他。

三、左权将军的牺牲

1942年5月21日，驻扎在山西辽县（后来的左权县）麻田镇附近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遭到日本鬼子的突然袭击。为了让这些极为重要而又不直接拿枪的机关工作人员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几天几夜连续作战，亲自指挥警卫部队掩护突围。1942年5月25日，经过又一天的激战，极度疲劳的左权将军，在麻田镇北艾铺村附近不幸中弹牺牲。左权将军牺牲时年仅37岁！

四、罪恶的益子挺进队

夺去左权将军年轻生命的，正是罪恶的益子挺进队。益子挺进队的编成是第36师团（雪兵团）歩兵第223联队的第九中队。这个中队所以被叫做“益子队”，是因为其中队长名叫益子重雄。益子队有包括益子重雄中队长在内的4名指挥官和102名士兵，另有雨宫宪兵曹长率领的18名中国人（特务和翻译），全队总人数为124人。配备了重机枪、重掷弹筒、和小型无线通信器材等精良武器。

益子挺进队的这次行动，除了夺去左权将军的生命外，还给八路军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日军决定给益子队和益子重雄以重奖，并决定给益子挺进队庆功。

五、我爸刘秀峰奉命做了三件事

　左权将军的牺牲，使全中国抗日军民含泪低吟。在延安的毛主席、朱老总和在太行山上的彭德怀，更是义愤填膺。彭老总要求动员太行山上的各方力量积极相互配合，尽快为左权将军报仇。
　　1942年腊月，潜伏在平顺的太南办事处特工李庚鑫、弟敏学通过在潞安特务机关做饭的内线得知，春节前后，益子挺进队有一个小队30多人要去祁县城聚会。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主任李新农迅速将此情报通报给管辖祁县的太行第三军分区情报处主任王毓淮。王毓淮得此情报非常高兴，迅速向“前总”情报处一科科长林一（滕代远夫人）汇报，并请求林一提供祁县城的内线，以摸清益子挺进队聚会的具体时间、地点。林一一听，马不停蹄赶往祁县，亲自与祁县地下特工刘秀峰接头。
　　林一把太行第三、第四军分区情报处得知的情报与刘秀峰交了底，嘱咐他发动潜伏在祁县的特工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摸清益子挺进队的哪个小队在祁县城聚会，聚会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设法将执行任务的前总特务团成员安全带进祁县城；三是为前总特务团成员准备特殊武器（他们进城不带武器，武器由祁县地下党准备，以匕首为主）。之后，林一把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的31名暗杀队员的照片交给刘秀峰，嘱咐他“见机行事”。

接受任务后，刘秀峰迅速通过潜伏在祁县维持会的关系侦知，益子挺进队在祁县聚会的时间是大年三十，又通过潜伏在祁县商会的关系打听到，益子挺进队聚餐的地点是大德兴饭庄。紧接着，潜伏祁县的红色特工利用各自的关系，为潜入祁县执行暗杀任务的前总特务团成员办好了“良民证”。腊月二十八和二十九，具体执行这次任务的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和他的“锄特队”的队员30余人，分期分批混入祁县城。

六、神勇超群刘满河
　　机会终于来了。
　　1942年大年三十晚上，刘满河他们三三两两进入大德兴饭庄。他们有的化装成饭庄的跑堂，前前后后忙活着；有的化装成朋友异地重逢；有的化装商人洽谈生意，分别布置在益子挺进队的周围。晚十时，刘满河以甩杯为号，“锄特队”的队员们齐刷刷个个掏出匕首，同时动手。而此时，益子挺进队的队员们一个个酒足饭饱，喝得酩酊大醉，毫无戒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竟敢来到日军的老窝和他们算账，清醒过来的日军开始反抗了，桌子、椅子、盘子……凡能拿到手的东西都成了他们反抗的武器，但是……
　　我军战士个个都是挑选出来的武林高手，机智勇敢，身手不凡。不到一袋烟的功夫，益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日本特务全部丧命。
　　八路军在祁县的这次行动，让益子挺进队其他队员极度恐慌。为避免八路军继续追杀益子挺进队的其他队员，日军第1军司令岩松义雄经请示华北司令冈村宁次后，下令解散了益子挺进队，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益子挺进队”这个罪恶的番号了。
　　尽管，益子重雄没有死，他甚至还念念不忘他的留在中国的孤魂野鬼。军国主义的信仰者么,正常！

我们应当敬佩和学习的是刘满河的儿子刘福安。他记录了他父亲的口述，用蜡板刻出，留下史料。

二 : 红色特工

入党誓词与信仰的力量

中共党员入党誓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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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红军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抗日战争时期）

2013-2-16

中共党员入党誓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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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中共党员入党誓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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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修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2013-2-16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红色特工

主讲：常辉马列教学部

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 这是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8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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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中国红色特工，即中共特工，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神秘的群体。在与国民党谍报机关的长期较量中，他们在保卫党中央、铲除投敌内奸、策反蒋军起义、揭露敌人阴谋等方面，以超人智慧、顽强意志和精妙计谋，挫败了对手的一次次进攻，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中共红色特工的萌芽阶段
(建党之初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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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建党之初，北洋政府竭力镇压和迫害各地党组织。中共采取了一些保密防范措施，主要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内部行文中使用一套特别代号和暗语。

一、中共红色特工的起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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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7年，内部文件使用过的部分代号： “大学生”——中共党员 “中学生”——共青团员 “总校年鉴”——党的决议 “民校”——国民党 “得病”——被捕 “入院”——入狱

一、中共红色特工的起源阶段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后，中共党员发展迅速。 ? 1921年 50多人 ? 1923年6月 420人 ? 1925年1月 900人 ? 1927年4月 5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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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16

一、中共红色特工的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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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开始展开对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开始加紧迫害中共党员。

一、中共红色特工的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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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

三 : 朱枫[红色女特工]：朱枫[红色女特工]-人物概述，朱枫[红色女特工]-生平

朱枫，建国初期潜伏中国台湾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街头被枪杀，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时年46岁。2011年7月12日，朱枫的骨灰从台湾送回到家乡宁波镇海。

朱枫_朱枫[红色女特工] -人物概述

朱枫（1905—1950），女，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后改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省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幼体弱；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与同窗好友陈修良一起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抛弃舒适生活，投入救亡活动。在此期间，与朱晓光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初参加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撤往湘西，继迁浙江。在金华会同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使台湾医院迅速开业，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1939年秋，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
朱枫[红色女特工]：朱枫[红色女特工]-人物概述，朱枫[红色女特工]-生平简介_朱枫

朱枫[红色女特工]：朱枫[红色女特工]-人物概述，朱枫[红色女特工]-生平简介_朱枫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1940—1942年，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和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朱枫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之朱晓光，出色完成任务。
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1944年初离重庆转武汉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两年间行程万余里，途经十余省市，遇交通阻塞，继以步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残酷刑审考验，守口如瓶，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出狱。
朱枫于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通过合理运营，千方百计增值牟利，并以刻苦生活节约的工薪与积蓄，无私捐助革命和同志；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也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出其右。可是，有关领导却对此犹橡了好一会。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于朱枫意料，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后人对此评价道：多么伟大的战士情怀！又多么深厚的夫妻挚情。
11月27日，朱枫乘班轮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把周围军警特工的警觉也融化了。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她只单线会2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她与已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接上头，并前后7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在家小名桂凤）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在上海亲人，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
正当朱枫浸沉在功成即将凯旋的喜悦之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已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都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
2月2日，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也落入敌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仅经一周拷问，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飞了。而敌特在吴石寓所，却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揭示。
朱枫在舟山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两周后也终落入魔掌。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在沈家门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延医未果，就立即押回台湾，在某总医院把金物取出。敌特原以为朱枫这样的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不堪一击，还特地制定“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策略实施征服，但一切手腕皆未如愿……
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时年46岁。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文革”期间，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待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妈妈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
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1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朱枫[红色女特工]：朱枫[红色女特工]-人物概述，朱枫[红色女特工]-生平简介_朱枫

朱枫烈士手迹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会议由罗青长主持，他转达了邓颖超对朱先烈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达亲切慰问，海峡万里且为忠魂舞，与会人士纷纷表达对女杰朱谌之的深切缅怀和敬意。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1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1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1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1个角落捡到了老祖母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祖母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2011年7月14日，“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及“朱枫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隆重举行。

朱枫_朱枫[红色女特工] -生平简单介绍

朱枫，字弥明，原名桂凤，改名谌之，生于1905年，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无名英雄。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1927年远嫁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返乡，翌年丈夫病逝。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期间，与朱晓光结婚。当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1938年初，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朱枫[红色女特工]：朱枫[红色女特工]-人物概述，朱枫[红色女特工]-生平简介_朱枫

朱枫的外孙女在机场迎接外婆的骨灰坛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妈妈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1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枫_朱枫[红色女特工] -牺牲经过

朱枫到达台湾顺利完成任务后，甚至都作了离台返回的准备，在她写给上海同乡好友的一封信中，她说将在月内返家，“望顺告小女及晓妹，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封信中，朱枫留下的签名是正气十足、从未使用过的“威凤”二字。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枫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而又渴盼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被捕和变节，被出卖的朱枫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已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将军安排，已经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过抓捕。“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你可以想象她被捕前每天望眼欲穿和夜夜梦回的煎熬。”
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
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最后宣判，除了吴石、朱枫外，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这就是当年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朱枫_朱枫[红色女特工] -骨灰归来

2003年春节来自一张老照片的重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枫同案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引起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切，也让朱枫后人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署名秦风（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
一年之后，《老照片》收到朱枫女儿朱晓枫的回应：“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称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就在此时，同样深受那张照片触动的我与同住南京的朱晓枫、徐锡成夫妇结识，他们想在有生之年寻找和迎回先人遗骸的心愿也引起我的同情与共鸣。
2003年新春，我陪同朱晓枫夫妇专程从南京去上海，拜会了徐宗懋先生。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妈妈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
朱晓枫告诉他：有消息说，当年为妈妈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又名陈莲芳），查找王朴一家人的下落成为唯一的线索。
徐宗懋回台后，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十六个“王朴”，只有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比较符合申请人的陈述。然而，当喜出望外的徐宗懋找到对方时，几句对话就让他明白这不是他要找的人……
2003年5月间，他约台湾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同来南京，为朱晓枫寻母遗骸拍摄新闻专题，回台后公开播放。他都还在台湾《中国时报》、香港《凤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昌诚夫妇的确切消息。茫然中有几分沮丧的徐宗懋，突然想到了曾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朋友林正修，此人熟识户政管理，曾参与举办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他的追求。
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徐宗懋就接到林正修电话：王昌诚已经过世，王妻、朱谌之（原名朱枫）的继女陈莲芳还活着，他找到了！
2005年3月找到朱枫继女“阿菊”
1949年11月25日，朱枫身负重任自香港赴台，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朱枫嫁到陈家时她才7岁，朱枫亲手将她带大，母女间的感情融洽。
1946年秋，阿菊和同在国民党警务部门的丈夫王昌诚随机关由上海迁台。朱枫抵台后，就住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找到“阿菊”就能揭开“遗骸下落”的谜底吗？徐宗懋不无担心。他请林正修陪他一起去拜访陈莲芳。在1个健康疗养院，他们见到了85岁的陈莲芳，她坐在健身椅上，面色红润。
“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徐宗懋开门见山。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脸色变得凝重。徐宗懋随即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先生收的尸？”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又落空了。
当天中午，朱晓枫和我就先后接到徐宗懋打来的电话。朱晓枫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当然高兴，阿菊的“排斥反应”她能够理解。她对徐宗懋说：“我那时还小，与阿菊相处时间不长，北京的陈兰芳是她亲姐姐，今年88岁了，很想她，很希望能见她一面。”
我在电话中也对徐宗懋说：虽然朱枫遗骸的下落未查明，找到活着的人也很重要，甚至更有意义。
当天下午3时，徐宗懋又带着一批资料赶回疗养院。他拿出朱晓枫提供的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
“你怎么有这个……”老人凝视照片，久久不能言语。徐宗懋说，她的2个哥哥已经过世，可是姐姐都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她一面。
她露出笑容，但对于双方重新联系却仍拿不定主意，“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当他是外人了，用惆怅的口吻谈起往事：“唉，那些名字都是我在保密局的化名……”
听到此言，徐宗懋一下子被激醒，自己怎么忽略了如此重要的情节！林正修也告诉过他，通过户政档案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因为他们根本是躲着不让人找到。尽管两岸探亲通商快20年了，王昌诚夫妇不仅没有回大陆，还刻意躲避亲人寻访，避开他们经验法则中任何可能的危险。
不久，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懋了解到大概的真相：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三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2010年惊蛰77号“无主骨灰罐”
去年冬天，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湛文”。他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1步说明。
我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朱晓枫，并向徐宗懋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1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
2010年3月4日（“惊蛰”前一天）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们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至最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外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
说来也巧，当天早晨8点18分，一场6．4级大地震发生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强烈的震感波及海峡对岸的华东诸省。
当天下午，徐宗懋向我通报了这个激动的消息。随后，他又发来电子邮件，附上一组照片和朱教授等人的联系方式，也许是受到乐观情绪的推动，他信中还说：“今年6月10日，刚好是朱女士赴刑场60周年，我建议朱晓枫女士在这之前来台湾……”
2010年12月9日北京首都机场
我向朱晓枫夫妇转告上述情况，老人家的欣喜自不待言。年事已高的朱晓枫委托大女婿李扬做全权代表。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进展，但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接踵而至。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特殊个案”出具公文沟通情况、向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特事特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6月中旬，雷先生回信说：“经核查，该骨灰罐已打开内盖为朱谌之确定没错，目前安置待领。”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6月10日的“忌日”（朱枫牺牲60周年）过去了，11月22日的“生辰”（朱枫诞生105周年）也过去了，迟迟不见有关烈士遗骸的最后消息，以至我们这些知情者都为之担心。直到11月底，李扬才告诉我，一切手续全部办妥，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将由专人护送于12月9日飞抵北京。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降落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上，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罐同机到达。2011年7月12日下午3时宁波栎社机场
从北京起飞、由国家安全部门所包的专机在在场众人的目光中缓缓落地。5分钟后，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党旗覆盖着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迎接他们的，是早早在此等候的朱枫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家属。浙江省镇海中学校园内有一清净幽雅的小园——憩园，园内有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1994年，镇海中学田径场扩建，在周围百余户民宅即将拆迁时，学校领导了解到其中有朱枫烈士的故居，于是千方百计保存了这幢小楼，进行全面整修，建立朱枫烈士纪念楼，现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楼占地210平方米，白墙黑瓦，朱楼雕梁，洞门楼窗回廊，别致玲珑小巧，两层的小别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
楼内陈列朱枫烈士从1925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以及1948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50年6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遗物。
纪念楼内还收藏有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

四 : 红色特工

丁默邨红色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