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承受苦难烛照灵魂——评史铁生的母亲

　　摘　要：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我们常能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力量。史铁生残疾后，母亲与他一样承受着苦难，承受着命运的折磨。但是，母亲并没有被击垮，而是把痛苦埋在心头，用坚强的心为儿子树立生存的信念，用温暖的爱滋润儿子干涸的生命，用无声的情烛照儿子迷惘的灵魂，让史铁生能用另一种方式“站”起来，直面生存中遇到的各种困境。

　　关键词：母亲　苦难　生命　灵魂

　　史铁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作家。他的作品解读了人生，思索了生命，拷问了灵魂，时刻闪耀着理性的光辉。阅读史铁生，能给躁动的心一份清凉，给迷途的灵魂一点光亮。史铁生善于以情入境，因事说理。事、情、境、理在他笔下浑然天成。读罢掩卷，热泪盈眶之余又能动心悟理，感情和智性都得到了升华。斯人已逝而作品长存。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母亲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者，也是孩子的榜样。在史铁生笔下，母亲的爱如涓涓细流，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母亲去世后，当史铁生回头看去，昨日之细流其实是一片汪洋的大海。母爱的坚忍、无私、博大、光明在他母亲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正是有了这样坚强的母亲，才有如此坚强的史铁生。

　　一、坚强的心承受苦难

　　上帝仿佛跟史铁生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1}。也许这只是一个考验，但对于年仅21岁的史铁生来说，这样的考验未免太残酷了一些。所以有段时间，他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他“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2}。这期间，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连生存的理由也找不到。肉体的痛苦令他备受摧残，精神的苦痛更让他接近崩溃。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境况。

　　作为母亲，痛苦未必会比儿子少。儿子健硕的身躯刚刚能为家庭遮风挡雨，却突然之间孱弱得好像一阵风都能吹倒，就好比农人刚刚产生一点收获的喜悦，却突然天降灾祸颗粒无收。灾难的降临如疾风骤雨，由喜到悲，心情还来不及过渡，便连反抗都显得徒劳，这不能不令人唏嘘。可这又能怎样？儿子已经脆弱得丧失了生的勇气，作为母亲如果再不坚强，不勇敢，不树立榜样的力量，怎能给儿子生的勇气。在母亲心中拯救残疾的儿子和他伤残的心灵，就成了她最为重要的使命。

　　很多年后，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面写道：“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3}让一个心存死意的儿子独个到外面去走走，有着莫大的风险，同时也需要无比的勇气。母亲早已觉悟，“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4}因此，“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5}母亲的做法是坚决的，可是担惊受怕也是在所难免的，她心里焦虑、恐惧，不知道儿子会做出什么事情，但又不得不放手。史铁生曾经写道：“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6}她知道儿子心里的这一关总要靠自己才能迈过去。文章中有个细节常令人感动不已，“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7}

　　“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8}，我们通常只是关注自己的痛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们从没有想过周围身边人的感受。其实身边的亲人，承受着更大的苦难。作为母亲，既要照顾瘫痪儿子的衣食住行，又要鼓励他坚强，树立生的信念，此外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儿，母亲自己还有严重的肝病，每日疼得死去活来。这一些，分成任何一块都是一个正常人难以忍受的，更何况是汇聚在一个人身上？上帝要考验的不仅仅是史铁生，还有他的母亲。

　　正是母亲勇敢地面对，坚强地克服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才使得史铁生学会了坚忍，并最终顿悟人生的真谛，为读者打开一扇扇心灵的窗户，让读者接受灵性的灌顶。沉重的苦难挡不住生命的萌芽，残疾的身躯同样挡不住灵魂的放歌。

　　二、温暖的爱滋润生命

　　既然要好好地活，就必须要考虑怎么生存，总得要有些事做，能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到劳动局为儿子找工作。史铁生一度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病停薪留职，回家养病。一个人在家，时间富裕得近乎奢侈。当双脚踏不了脚下的土地，史铁生能做的就只有仰望头顶的星空。我相信很多奇思妙想、人生感悟、生死玄理都是在那时开始萌生的。然而真正促使史铁生写作的，还是他的母亲。

　　在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中，作者写道：“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但又抱了新的希望。”{9}“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一样锲而不舍。”{10}

　　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希望，哪怕再怎么渺茫。母亲用她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儿子心头有一点热火，只要这点热火不熄灭，就会点亮生命之光。“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11}带着这样的期盼，母亲隐瞒了自己的病情，隐瞒了自己“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12}的事实，只为给自己的儿子提供最大的支持。这是何等的伟大。

　　史铁生的《好运设计》里这样写道：“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他她不管，至于其他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13}这可不就是作者自己母亲的写照吗？

　　史铁生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他有这样一位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母亲，默默为他付出，鼓起了他生存的勇气，保护着他内心希望的火种。她从不要求儿子能做到什么地步，只要一步一步走就对了。

　　而母亲自己呢？走得那么匆忙，临走前的最后一刻，正准备带儿子到北海看菊花，临走前的最后一句：“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14}

　　在《秋天的怀念》里，史铁生写道：“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15}也许这是母亲仅有的一点奢望。然而母亲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但是母亲的那种榜样的力量，那种在苦难面前不屈服的精神，还有那种润物无声的爱，滋润着史铁生的生命。他记住了“好好儿活”，明悟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16}，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的母亲实现了她心中的愿望，她成功了。

　　三、无声的情烛照灵魂

　　母亲走后，史铁生不仅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在写作上也出现了事业的春天，然而人生的有些缺憾是永

　　远也弥补不了的。

　　安静地坐在地坛，想到母亲曾经来找他的情景，

　　想到帮他换药，想到曾经顶着雨或冒着雪带他看电影，帮他借书。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他了。“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17}

　　有时也会想起那棵母亲曾经种下的合欢树，那棵刚出土的小苗，“现在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18}

　　母亲让史铁生懂得了如何面对艰难的命运，如何用坚忍的意志展现那种毫不张扬的爱。史铁生贯彻了母亲的精神并通过作品向读者传递生的感悟，用灵魂的震颤，撕裂黑暗，露出晨曦。

　　没有了肉体的羁绊，灵魂是那么通透活泼。天堂上的史铁生一定会牵着母亲的手，遥望着那棵见证生命奇迹的合欢树。

　　{1}{2}{3}{4}{5}{6}{7}{8}{11}{16}{17}　本文关于《我与地坛》文本内容的引用皆出自《史铁生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81页。

　　{2}{14}{15}　本文关于《秋天的怀念》文本内容的引用皆出自《史铁生作品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363—365页。

　　{9}{10}{12}　本文关于《合欢树》文本内容的引用皆出自《史铁生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188页，第188页，第188页。

　　{13}　本文关于《好运设计》文本内容的引用出自《史铁生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作　 者：胡菊，教育硕士，无锡高等师范学校，高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文教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二 : 为了让母亲骄傲——谈史铁生

在既复杂又简单的生活里，我们常因辛苦而沮丧，因无聊而空虚，脑海里常常会出现几个苦闷的问号。有了问号就有了思索，而思索与一个叫作“意义”的东西有关。寻找意义，是人类生活里一个执拗的生命活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所有的一切。想不明白也便稀里糊涂地继续赶路，但是像无法隐藏好奇心一样，逮着机会，这个念头还会调皮地冒出来。

比如，写作有什么意义？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里，借用朋友的愿望，表明了一个朴素的动机：“让母亲骄傲”。史铁生听到朋友的愿望，“心里一惊，良久无言”。文字之外的读者也感觉到默然。似乎喧嚣的心境也安静了。一个单纯的愿望，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

《我与地坛》里有一个在青春最好的年华里瘫痪在轮椅上的儿子，有一位在患病儿子面前陪着小心，默默关心、忧心的母亲。儿子似乎对母亲并不友好，似乎总是故意让母亲担心。而字里行间母亲对儿子毫不张扬的爱，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和忏悔，融化在时间的碎片里，带给人以长久的静默。

史铁生曾言“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母亲生前，史铁生只是一个沉默不语的瘫痪在轮椅上的患病儿子，不是会写文章的作家。史铁生21岁的时候因病瘫痪，后来一直经受疾病的困扰。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岁月里，他写出了很多饱含生命思考的作品，感动了无数人。“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史铁生言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还有个复杂的问题，就是作为儿子的他为什么经常“折磨”母亲的爱呢？

“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担心儿子又觉得不宜问，担着惊，受着怕，常常悄悄到园子里找儿子，远远看见儿子就放心地回去了，而有时候儿子却故意让她找不到，使她焦灼地东张西望。“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有研究者言，生病的儿子折磨母亲是有心理原因的。生命是母亲孕育的，那么这个生命个体的一切不幸都会与母亲有关。有时候想想，遭遇你坏脾气最多的人往往是母亲，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最大限度、无怨尤包容你的“坏”的人一般而言就是一位叫母亲的人。母亲离去后，史铁生对此有深切的体认。他确信，母亲的“苦”，还在于为儿子找到一条走向幸福之路而殚精竭虑。他疑惑，他所选择的写作之路未必是母亲盼望他找到的那条路。那么母亲所希望的路是怎样的路呢？史铁生的思索引向了关于生命的思考。

在地坛，史铁生看到过形形色色的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物，各有各的遗憾和不幸。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是注定要有差别的。“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一生与疾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生在坚持创作具有精神高度作品的史铁生，有他的思考。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史铁生用自己的苦难提升了大家对生命的认识，使我们没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

史铁生突然离去，文坛肃然。

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他是中国当代最关注心灵磨难并到达了一种深渊境遇的作家。他的写作，有力地捍卫了写作和生命的尊严，也建立起了一个作家当有的精神高度。

而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是因为他的作品而了解了有个作家叫史铁生。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一位可以让母亲骄傲的儿子。

2011年1月6日22:33:31

三 : 史铁生：祖母的星星

那个时代的故事，还有对祖母的想念。纯朴的文字，深深的感动。

世界给我的第1个记忆是：我躺在祖母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儿。祖母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祖母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1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祖母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祖母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祖母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祖母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祖母说过：“祖母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祖母。”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祖母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祖母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祖母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父亲、大伯、叔父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祖母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 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1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祖母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祖母怀里。那又是世界给

我的第1个可怕的印象。

1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祖母，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祖母出门儿了，去看姨祖母。”我不信，祖母去姨祖母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1个下午，母亲、父亲、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祖母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祖母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

是说：“再不听话，祖母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祖母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1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1个人，天上就又多了1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1个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的时候能吹响。祖母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祖母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象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祖母的……我慢慢去想祖母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1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祖母是小脚儿。祖母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祖母的影儿”。

一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祖母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1个大脚趾和1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1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祖母一喊你，你就回来，祖母追不上你。嗯？”

我1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祖母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祖母问得哭笑不得。母亲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祖母都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祖母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1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勾，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祖母的脚。

“你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祖母的脖子下，说。

“该孩子，胡说什么哪？”祖母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祖母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祖母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祖母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祖母的姓。

祖母也笑，里屋的母亲和父亲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祖母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一祖母干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1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祖母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祖母。”

“嗯？睡吧。”祖母把手伸给我。

祖母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祖母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祖母也梳着2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2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祖母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1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1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祖母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8个孩子，差不多1个比1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

一蹲，学猫叫。祖母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祖母就会那么几个谜语。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祖母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祖母都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1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1个人到城墙根去这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祖母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祖母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 饼干，一人两三块。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浪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祖母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象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祖母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祖母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人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祖母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祖母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2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祖母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祖母真要做，总拖着。祖母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祖母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

口人，受这份累干么？”

“我不是缺钱用……”祖母说。

祖母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祖母有祖母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祖母。母亲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父亲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祖母坐在火炉边给母亲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1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

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祖母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那您给我包1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祖母还是擀了1个饺子皮，包了1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象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象。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祖母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祖母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祖母常那么说。祖母最羡慕母亲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的时候，来了好几个母亲的同事，她们“唧唧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祖母身上直想睡觉。祖母也未必听得懂，可祖母特别爱听，坐在1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楞着耳朵，一声不响。母亲她们大声笑起来。祖母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母亲对祖母说。祖母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祖母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祖母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母亲让祖母躺会儿。祖母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祖母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父亲、母亲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祖母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1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祖母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父亲、母亲全逗乐了。祖母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祖母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祖母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祖母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父亲、母亲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1个递上饭票去：“要1个西红柿，1个……嗯……”她把“1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

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祖母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祖母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祖母看过不少老戏。祖母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祖母，也请院里的另1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1个座位。祖母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1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祖母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祖母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谁都比祖母懂戏。祖母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祖母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祖母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祖母说。2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祖母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祖母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祖母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母亲把我叫过来，轻声对祖母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母亲给了我一巴掌。母亲的表情挺严肃。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祖母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祖母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祖母的督促，靠爸

爸母亲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有这样1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嘘——，小点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祖母。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祖母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象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祖母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祖母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祖母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祖母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1个大楼里。祖母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祖母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1个女的，祖母让我管她叫表祖母……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祖母。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祖母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地主？祖母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6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祖母拿回来1个白色的卡片。父亲、母亲围在祖母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祖母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父亲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母亲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祖母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您可不能这么想，”母亲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祖母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祖母又对父亲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母亲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祖母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父亲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祖母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祖母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

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祖母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祖母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祖母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祖母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祖母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祖母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祖母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祖母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祖母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祖母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父亲把话接了过去：“祖母不是做补花吗？祖母老了，我们工作养活祖母。”……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母亲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祖母，一想起祖母，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祖母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1个小芸豆饼。祖母有的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我就是想要1个芸豆饼，于是哭、闹。祖母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祖母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东直门北小街附近。北小街再往北就出了城，很荒凉，破城墙、护城河边长满了荒草，地坛附近全是乱坟岗子，再走就是农村了。总有些赶大车的、拉排子车的从城外来，从北小街走过。马蹄子踩在地上“咕唧咕唧”的。在我的印象里，北小街永远是满地泥泞、满地马粪。马的鼻子里喷着白气，赶车的人穿得很破、很

脏，“哦——，哦——”地喊着。我心里挺怕。祖母拉着我的手站在路边，就又对我说：“看你听话不听话，那些赶大车的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就得去给人家赶大车。”

祖母总这么说。中午，修理雨伞旱伞的在街上吆喝，我又闹着不睡午觉，我愿意看那个人用猪血把一条条的高丽纸粘到伞上去。一会儿，磨剪子磨刀的又在外面吹喇叭，“呜哇——”，我又想看那个喇叭。祖母就又是那些话，要么是“不听话就得去磨刀”，要么是“那个修理雨伞的就是因为不听话，才那么没出息”

自从知道了祖母是地主（后来我又人了队），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就对自己说：祖母可不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么？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事，让我没法解释。也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事。门口来了1个买破烂的女人，敲着1个象瓶子盖似的小鼓儿，背着1个柳条筐，筐里还站着1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祖母拿了几件破衣服交给那个女的。“您要多少？”那女的问，翻来覆去地查看那几件破衣服。“这衣裳可还不算破，”祖母说。“还不破？”“您瞧这袖子，这肩膀儿！顶多值……”那女的笑笑，说了个价儿。“那可不卖。”祖母要收回那几件衣服。那女的抓着衣服不撒手：“那您说个价儿。”祖母又说了个价儿。“唉，您指着它发财哪？行啦，算我亏本儿！”那女的把衣服扔到筐里，然后慢慢地掏钱。祖母摸摸筐里那个小女孩的脸蛋儿，祖母就喜欢女孩子。“多大啦？”祖母问那女的。“两生儿。”“几个？”“仨，仨丫头！”“她爸做什么？”“没了。”那女的把钱递到祖母手里。祖母忽然不言声儿了，愣怔地看着那娘儿俩。她们穿的衣服一点不比筐里的衣服好。那女的背起筐来要走，祖母又把她叫住。祖母回屋里拿了两件我穿小了的衣服来，给那个女的：“这可不破，我们这孩子穿着小点儿了。”“您要多少？”“不是，”祖母说：“您要不嫌，就给您这小闺女儿穿吧。”“哟，那敢情……”女的把衣服在小女孩身上比比，笑着：“大妈您瞧，还真挺合适的……”我心里真高兴，又“呱哒呱哒”跑回屋去，把我的好几件衣服都抱来。祖母的眼圈直发红。那女的已经走了。为这事，祖母总对父亲母亲夸我，说：“这孩子大了心眼儿错不了。”

也许这又象母亲说的，是因为我们有吧？可是我总觉得，祖母的心肠绝不象个地主。周扒皮会那样吗？

不过，祖母还是象个地主。住在北小街的时候，逢年过节，祖母总把祖父的旧照片摆在桌上，照片前摆两盘点心。我没有见过祖父，母亲说她也没见过。照片上的那个男人穿一身缎子衣服，还戴个瓜皮帽，真象黄世仁，也象穆仁智。我想吃块点心，祖母不让，说那是给祖父的。

“这个人长得真难看。”我说。

“咳，不许瞎说！”祖母把我从照片前拉开我还是远远地望着那照片：“他怎么长得那样儿呀？”

“他是你祖父。”

“他是我父亲的父亲？”

“嗯。”

“他是您的什么呀？”

祖母又被逗笑了：“去问你妈，你父亲是你妈的什么。”

我跑去问，回来告诉祖母：“是爱人。”

祖母不言语，象是想着别的事……

祖母那会儿不是在思念“失去的天堂”吧？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懂得了“阶级敌人总是思念他们那已经失去的天堂”，就这么想。不过自从我上了小学以后，祖母已不再供祖父的照片了。

唉，祖母是地主，这个念头总折磨着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再把头扎在祖母脖子底下了。祖母以为我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那样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而且我心里也明白：我还是跟祖母好——这想法更折磨人。星星还是那些星星，在树叶间闪亮。祖母会死吗？想到这儿，我还是害怕……

经常有个老头儿到我们家里来。祖母让我管他叫表祖父。一身农村人的打扮，说是从河北老家来。我很少叫他“表祖父”，心里只管他叫“馋老头儿”。他一来就盘腿往床上一坐，喝茶、抽烟，满地上吐粘痰。祖母就得去给他买肉、打酒。有一次父亲小声对母亲说话，让我听见了：“要说地主，他才真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呢。”怪不得他这么讨厌呢，我想。

“馋老头儿”夹一块肉、喝一口酒，谁也不让，好像他就应该到这儿来吃，来喝。

祖母坐在他对面，陪他说话。

依我看，这“馋老头儿”说的全是反动话。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他说：“现在难得喝这么口好酒了。有钱你也不敢这么买着喝。”

“是你劳动挣来的钱，你就甭怕。”祖母说。

“那倒也是。您猜怎么着？村儿里对我还真不错，瞧我这岁数，让我喂牲口。活动活动，身子骨儿倒结实了。”

“你可得好好儿的。”

“那是。再者话说了，你不好好给人家干也得行啊？”他喝得满脸发红，“滋咋”地响。

“给人家干？”祖母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你这是给自个儿干。过去人家才是给你干哪！”

“说的是，说的是，”那“馋老头儿”连连点头，低头光是吃，不言语了。

“你的帽子摘了吗？”半天，祖母又问。

“摘了，头年就摘了。”

什么帽子？搞什么帽子？那时我还不懂。

“老嫂子，您猜怎么着？我还真是心服口服。可不是吗？一样爹妈生的，肉长的，凭什么你就光吃不干呢……”他好像再找不出什么词儿来表白了，又说：“我可不象史五爷那么混横儿不说理。”

“史五爷怎么着？”

“还戴着呢。老话儿说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就是得了人心。你史五爷逞能，有你的好儿？”

我越听越糊涂，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地主？也许他是装的？可又不象。不过我还是讨厌他，老是满地吐粘痰。还有，一来就吃肉、喝酒，电影里的地主就那样。祖母还老给他喝。唉，可不是吗？祖母也是地主呀……

有好几年，对这件事我心里总是惶惶的。我希望那是假的，但愿是那个晚上我听错了。我去想祖母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会觉得祖母真是有点像地主，一会又觉得一点也不像我几次想问母亲，又怕母亲真说是。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跟八子说了。八子听了一愣，一然后直笑：“你别瞎说了；祖母要是地主我死了去！”八子也管我祖母叫祖母。“真的，我亲耳听见的，”我说。“准保是你听错了。”“也许是，”我说，心里轻松了许多。八子又说：“解放前才有地主呢，现在哪儿有哇？”我的心又一阵子紧：“说的就是解放前。”“反正我敢说，祖母不是！”八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要是，我死去！”八子说得那么肯定，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明澈了许多。那是个夏天的中午，院子里静悄悄的。海棠已经有红的了，梨还是青的，树荫下好凉快。八子揉着一团儿面筋。我们常用面筋去粘树上落的蜻蜒。把面筋放在竹竿的顶端，把竹竿慢慢升高，接近正在“做梦”的蜻蜓，“扑噜噜”，蜻蜓使劲扇动翅膀，但已经被粘住，跑不了啦。……祖母不会是地主，祖母还总让我教她唱《社会主义好》呢。祖母不会是地主，母亲从单位里借来一张桌子，祖母总是把热锅什么的放在我们家自己的桌子上，说“可别把公家的桌子烫坏了”，她怎么会是地主呢……

六六年，我快十六岁了，早已经过了人团的年纪。可我却总入不上。父亲、母亲才跟我讲了祖母的事。

“你知道祖母的成份是什么吗？”

我心里“轰”地一阵紧张，不吭声。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

祖母的娘家并不是地主，是个做小买卖的——开1个卖棉花兼而弹棉花的小店，总共一间半门脸儿。祖母从小长得漂亮，父母指望能靠她发财，立志要把她嫁到富贵人家去。那时代，在1个小县城，要想作成富贵人家的贤妻良母，需要长得漂亮，需要把脚裹得特别小，需要会做各种针线活，需要会看公婆和男人的眼色……唯独不需要念书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祖母不能象她的弟弟、妹妹那样去上学，也注定了要有一双小脚儿，要学会恭谦、驯顺、忍气吞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祖母长得好，只是因为她的父母希望攀一门阔亲戚。

父母的愿望竟真实现了。十七岁，祖母嫁到了“老史家”。史家是全县的首富，全县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姓史。不过史家要的仅仅是1个漂亮而且贤惠的儿媳妇，祖母的父母照样开着那一间半门脸儿的小棉花店；祖母的父母唯有想到女儿是走了运，才觉得多年的希望没有全落空。

祖母可真是“走了运”，上有公公、婆婆，下有1大群小叔子、小姑子；公婆之上还活着一对老公公、老婆婆。祖母既是儿媳妇，又是孙子媳妇。侍候了这个侍候那个，给这个磕了头给那个鞠躬，听完了这个的申斥再去给那个赔不是，似乎“老史家”主要是缺1个老妈子，缺1个挨骂的，缺1个出气筒，才把祖母娶过来的。只有祖母的婆婆还算通些情理，因为她也是那么熬过来的，而且还没熬完。

“你看过《家》吗？”父亲问我。

我点点头。

“就是那样。那种大家庭都是那样儿。祖母的地位比使唤丫头也差不多。”

祖母病了，但是在那个大家庭，专为孙子媳妇做些可口的饭菜，等于是造反。祖母的父母给祖母送来些点心，但是得交到老公公那儿去。老地主还稀罕几块点心？但这是规矩。

我听祖母说起过这件事，祖母根本没见到那几块点心，祖母的婆婆说了一句：“人家娘家送来的，她又病着……”于是也遭了一顿训斥。

“你还记得《家》里瑞珏是怎么死的吗？”

我又点点头。

“祖母生第1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样。老公公、老婆婆不让找大夫，更甭说去医院，他们舍不得花那份钱……”

在伯父前头，我还应该有个姑母的。我记起来了，祖母常念叨她那个闺女，“模样儿可俊了，要不是你们‘老史家’，那孩子何至于死呀！”祖母喜欢女孩子，就是因为她没个闺女。一看见别人的闺女，她就眼热，就想起自己那个死了的女孩子。所以祖母对母亲特别好，把母亲当亲闺女看。

“不是因为别的，因为那是规矩。”父亲说，“就象你老太爷。出门儿几十里，一泡屎也要憋回来拉到自家的地里。因为那是规矩。那个社会，可笑和可恨的规矩多太了。”祖母生了3个儿子：伯父、爸爸、叔父。叔父还不到一岁，祖父就死了。祖父一死，祖母在那个大家庭里就更没有地位了，没有权也没有钱。想给自己做件衣服，还得打着3个儿子的旗号去跟公公要。算计来算计去，要是能从给3个儿子做衣服的钱里省出一点来，自己才能做件汗衫。大概唯因祖母生了3个儿子，都是史家之后，祖母才仍然能在“老史家”吃饭吧。祖母还不如让“老史家”给轰出去呢，我想，那样祖母现在也就不是地主了。

其实祖母给他们干的活也足够换来一天三顿饭了。无论什么时候，祖母总得侍候得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以及儿子们都吃了饭，她自己才能吃。老妈子也不过如此了，老妈子也是永远吃剩饭。祖母真想离开那个家。祖母的表妹就是不堪忍受那种日子，跑出去参加了共产党。可是祖母的表妹上过学，碰巧知道了有共产党，祖母知道什么呢？她想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再说她也不敢跑，连改嫁她都不愿意，她要守节，她受的就是那种教育。祖母从二十几岁守寡到今天。

她只盼着儿子们都长大。伯父稍大一点，祖母壮着胆子提出了分家的要求，但立刻遭到公公的痛骂。小姑子、小叔子也旁敲侧击：“嫂子，您要是想改嫁也行，家不能分！”对祖母来说，这话是最大的侮辱了。祖母只有自己偷偷地掉眼泪。再说，离开“老史家”，3个儿子怎么上学呢？上不起。也许是受了她那个表妹的影响，祖母执意要3个儿子都上学，而且都要上到大学。吝啬而且迂腐的老地主，连屎都要拉到自家地里，自然不忍心把钱送到学校去，祖母豁出去了，吵、闹、骂他们欺负孤儿寡母。祖母竟然变得那么勇敢！可不是，祖母还怕什么呢？她全部的心愿就是她的3个儿子。她不愿意3个儿子将来跟自己似的，更不愿意3个儿子将来跟“老史家”的人似的。她只知道上好，她的表妹好，她的表妹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上过学。她那时候不知道别的……

我的心一阵阵发疼。我想起祖母夜里睁着眼睛想事的样子；想起她的叹气声；想起了她的脚；想起她捧着父亲给她买的扫盲课本，在灯下一字一顿地念，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她干嘛算地主？”

“她吃了剥削饭。”

“她给‘老史家’干的活儿就不算啦？”我那时真小。

“那是历史，历史造成的。”父亲说。

唉，历史！“那现在呢？”

“早就不算地主了。祖母改造得好，早就摘了地主帽子。再说，祖母干嘛不爱新社会呢？她这一辈子，真正有了自由，真正过了舒心的日子，倒是在解放后。现在祖母和大伙都一样了……”

我松了1大口气，在心里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骂那个“老史家”。祖母知道父亲、母亲把她的事告诉了我，见了我还有些难为情，又说要给我包扁豆馅饺子，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

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包吧。”语气倒象是很勉强。

祖母转悠过来转悠过去，不说话，偷偷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一看她，她就又把目光躲开。我很想开句玩笑，打破这尴尬的气氛，又想不出逗乐的话。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把头扎在祖母的脖子底下。

“这么大了还……没臊！”祖母说。

我觉出她也松了一口气。祖母的观察力实在是末流的，她难道没有注意到，我有好几年没把头扎在她脖子下了吗？

祖母活了七十三岁，真正舒心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年，就是从摘了地主帽子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那些年，她整天都很忙，整天都很高兴。她要给全家人做饭，要做补花，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祖母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纸条贴在院门上时，她是多么不好意思，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

祖母买了一把长把笤帚，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早晨，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祖母去扫院门前的街道，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她愿意被人们看见。说她爱虚荣也行，说她是显摆也对，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可别再糟踏啦，啊？祖母刚扫完！”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

祖母坚持做补花。有的时候活儿催得紧，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急得她就象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跟着着急。有一次母亲说：“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赶情你们都有工作！”祖母喊。祖母从没有对母亲喊过，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祖母盼望能进补花厂，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她的岁数太大了，人家不会要。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人子妈进补花厂。“趁她还年轻，你就让她去得了。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祖母对八子爸说。八子爸笑笑：“是我不让她去吗？”“去不了，”八子妈赶紧说：“这几个‘劳神精’谁管？”祖母又说八子爸：“让你要这么多！”“是我生的吗？”八子爸抽着烟笑。“不要脸！”八子妈骂。

活儿不紧的时候，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做补花，是祖母最高兴的时候。她们互相称“老刘”、“老魏”、“老林”。祖母是“老方”。祖母非常喜欢这种称呼，在家里也“老刘”、“老魏”地念叨，是因为新奇，更透着自豪和满足。“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也不觉着累，”祖母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祖母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祖母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祖母的呢？

我知道，祖母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祖母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5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1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祖母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1个地主呢？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祖母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父亲、母亲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父亲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祖母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9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5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5类的同学去抄过1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5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父亲、母亲和祖母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母亲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祖母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www.61k.com）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1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Ｘ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母亲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母亲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母亲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2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祖母，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祖母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父亲商量，不如先让祖母到老家去”。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1个：祖母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祖母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祖母，再给她送些东西去。”母亲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1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祖母走了。屋

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祖母不在了。祖母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都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祖母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祖母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祖母说：“祖母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祖母。”祖母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1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1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祖母。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母亲来信说祖母回来了，祖母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活，公社给了证明，说祖母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祖母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祖母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父亲、母亲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祖母。或者说是，祖母跟着我。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祖母，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

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祖母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祖母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祖母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1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祖母。后来我才知道，祖母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1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祖母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祖母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祖母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祖母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祖母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祖母。”祖母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祖母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

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1个男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唉！“祖母，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祖母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母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祖母，想办法给祖母弄点好的吃。祖母1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祖母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祖母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祖母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最后这几年，祖母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祖母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祖母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祖母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2个小时，一班接一班。祖母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祖母，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祖母值一班。祖母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祖母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祖母正和上一班的1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2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祖母回来了。

“怎么啦？”祖母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祖母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祖母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我想起小时候给祖母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祖母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祖母七十三岁。那夜祖母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给祖母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1个大拇趾和1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都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祖母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1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祖母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辈子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祖母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祖母是学的最好的1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祖母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祖母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祖母的星星。据说有1种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1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祖母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四 : 铁路货车上的母亲

四十多年前，七十年代一个寒秋的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后，我们大家都坐在餐桌旁，边吃母亲烧的美餐，边说东道西，洗碗之后母亲就准备上班。因为我们三个小孩还小，父母轮流地上班挣钱。父亲是铁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在本市邮局包裹中心上夜班。

在单位红砖主楼旁有个铁路货车站。母亲与十来个女同事穿上灰色的工作服后就打开屋门，车站上的一辆货车已经在等着她们卸货。眼前一辆长长的货车，货车司机还在车头休息。夜幕笼罩着车站四周所有的楼层，只有轨道中间的路灯照射在母亲和同事们的身上和货车上面的尘埃。黑暗的深夜清晰地像白天一样。货车的木门被拉开以后，车厢里数不胜数的包裹都在等着女工们熟练的双手，把它们从黑暗闷气的车厢里卸下来，然后被送到收件人的怀抱里。母亲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货车里面的包裹放到传送带上。卸货之前，一位男同事把一块十分光滑的木板放在车厢门和传送带之间，我母亲就把包裹扔到木板上，让包裹滑到传送带上。那个电动传送带从车厢一直通到仓库大楼各个角落里。每次她们干了四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在仓库一间屋里休息聊天。屋里暗淡的光线被她们灰色的工服似乎都吞没了，只是她们不同颜色的头发犹如圣诞节被点亮的蜡烛，金黄色，浅红色，茶褐色的都给这个屋里带来活力。歇了一会儿，屋里墙上的大钟与外面新来的货车刺耳的刹车声提醒她们，时间到了，该继续上班。一个车厢里面的包裹卸好后，下一个车厢已经等着。母亲与同事经常要走到另外一个车厢。

有一天晚上，轨道上有听着两辆货车。第一辆货车已经没有包裹了，第二辆的车厢还是满满的。为了走到第二辆货车，她们必须翻越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七十年代，许多车厢的连接处还有小铁梯子，平台和扶手。七、八个女工走在前面，我母亲跟在后面。其他人都顺利地跨过货车，而母亲刚上了货车平台时，没想到这辆货车突然开动了。母亲慌张地不知所措。她一边有气无力地叫了两声“停一下，停一下”，一边紧紧地握住眼前的铁栏杆。但除了同事之外，前面货车的司机只能听见发动机的噪声，母亲的喊声消失在夜风中。她知道继续叫喊是没有用的，心里盼望货车早点停下来，不要开得太远。她的同事听到了呼唤，立刻转过身来，对她大声喊道：“安格拉，你快点跳下来，快点！”但是母亲胆子小，不敢跳下去。想来想去，犹豫中突然想起先前老板的警告：若你站在已出发的车上，无论如何不要跳下去，太危险了。木呆呆的同事们站在轨道中间没有办法，随着货车的方向只看到最后一个车厢越来越模糊的红色尾灯。与母亲关系最好的同事赶紧跑到仓库去向老板报告，她声音胆怯地说：“老板，安格拉不见了。她在货车上，可是车突然出发了，怎么办？”老板以为她在开玩笑便敷衍地回答：“你胡说什么，不可能。她怎么会在车上呢？”确定此消息的真实性之后，他用对讲机与货车司机联系，通知他把车开到市区东边的仓库处。从母亲的单位到这个仓库不远，但是货车必须经过城市的总火车站。母亲一直紧紧地握住铁扶手，连一根手指都不敢放松。所有的笑容被出乎意料的“行程”收敛了。当“她的”货车慢慢地经过汉诺威总火车站时，夜已经深了。左右站台等火车的客人都觉得很奇怪，那货车上怎么还站着一个女工。车站的灯光照着母亲尴尬的微笑。她真盼望快点到目的地赶紧下车。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终于安然无恙地回到出发的仓库。她有点害怕，知道老板肯定要骂她一顿。果然老板板着面孔责问道：“你干什么啦，因为你很多火车的时刻表出乱子。”母亲觉得受冤枉，便起劲地辩道：“当我在这儿开始上班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所有的货车出发前要拉个长笛，可我真的没听见。我怎么知道它要出发呢？”这个时候，母亲最好的同事也到了，她的瘦脸白得像一张纸，好像坐货车的是她而不是我母亲。她神色慌张地对老板央求道：“快点，拿白酒来。”老板把一小瓶白酒拿过来，结果，那位紧张的同事手颤抖地抢到那瓶酒以后，一口气就喝完了。

早晨四点钟，母亲终于下班了。她忙了一整夜，十分困倦，只想睡觉。但是她还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准备了学校的面包。当她把面包与一个深红色的苹果装在我们每个人的书包里时，脸上浮现一丝微笑，又想起今夜坐过货车的怪事情。

五 : 史铁生的梦游

　　有种众所周知的人，在城市中的不发达地区特别容易见到，那就是乞丐。他们是一些可怜的人，辛苦地在生命边缘徘徊，却被视为软弱无能。如果他们被看作懦弱，那么你也不能否定，他们并不是全部懦弱。至少，有史铁生这样的人。

　　史铁生生于1951年，是个正宗的北京人。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并没有受到“一条龙”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完善的教育，1969年去延安插队。这样子混了一段时间，厄运就慢慢逼近了。在1972年，谈因为双腿瘫痪返回北京治疗。一次被灾难撵上，苦难由此开始。

　　也许在他降生的那一刻，天已经注定要让他为人与命运的关系作出贡献。自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后，他就接二连三草拟了一封封语言犀利而善意的质问书，那一条条义愤填膺的疑问的审判，足以让健全的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的身体落泪――为什么我的腿会断？为什么我不能安稳地度过一生？为什么我的母亲为我献出生命？为什么我只能追寻记忆与印象？既然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发展，为什么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高中语文教科书上有一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是史铁生病后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整个史铁生的恢复过程――他写了史铁生在病后怎样发狂，拿什么发狂，怎样伤心，在什么场景下伤心。等到母亲含着哀愁、担忧的泪水离去，他有开始了对自己的生命的忏悔――母亲为我付出这么多，我不能报答，反而去伤害她，我怎么会这么做呢？这是我么？

　　这时候的史铁生在梦游。

　　他以为他的下半辈子都将在忏悔，殊不知他一生都在梦游。每一个值得利用的深刻，他的心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他吧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繁忙而有明了：一半用滴血的心灵，描绘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另一半则要对自己开展无情的批斗，静静地回忆：我曾经做错了什么？或者触犯了谁？我应该错么？我真的错了么？我需要斥责、忏悔么？

　　这样很混乱。

　　他就这样茫然爬行在生命的边缘，拟定了计划，却无从实施。确切地说，是他混淆的人生的两个阶段：创作与回忆。在创作的同时，他往往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少年，青年，还有母亲，父亲，虽然内容少，却被他发掘出其中的无量内涵；而正是回忆创造了他的灵感，促使他积累一点一滴，写出了对生命、命运、亲情的领悟，一波接着一波，冲击他的和读者的心灵，算得上是一代哲人。

　　如果说“史铁生”这个名字的内涵是：让历史像铁一样生存，而让人们在现实中勇敢努力地奋斗，那么从此种意义上讲，史铁生并没有奋力逃离厄运的魔爪，即使他对生命流泻下许多豁达、开放的思想。这也正应了一句话：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史铁生算得上是十全八美，屈指可数的两点缺点，也可以清楚得看出：腿的毛病和思想的毛病。他的体味生命的行为固不必指出，遗憾的是他在过程中对自己的残废有点叹息、犹豫。总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情景：蚂蚁用“腿”在陡峭不平的山路顽劣的搬家，太阳在一片光明的早晨攀缘而上。此种场面，不胜枚举。这里的史贴生又无一不透露着对对完美生命的渴望，向往。这是一种真实的心理沉重的精神体现，是一种半透明的暗示。这样的矛盾，就像你在一拼死活的战场上，突然间发现敌人是你的父亲。然后在心里激烈的辩论，讨论要不要动手，犹犹豫豫，优柔寡断。

　　当然，从整体上说，他还是个优秀的人。仅仅因为在苦难与野蛮的命运中顽强的站起，便证明他是个人物，并不是那些自甘堕落、一蹶不振的整天唱“吊梁戏”的小角色；更何况，他有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迷茫的梦中，这样以笔代剑，死了也以刀作杖，不推不倒，则更说明他不是平常人。

　　然而战争未分出胜负，一项项“不平等条约”就就在他与死神之间无奈地被签定下来。听说史铁生现在有了肌肉萎缩的现象，和伟大的史蒂芬霍金一样。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心寒。

　　一代代历史伟人的突然徒然消逝，常常让人感到遗憾。

　　如果史铁生这么快就走过生命，人们也将感到遗憾。

 

本文标题：史铁生的母亲-承受苦难烛照灵魂——评史铁生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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