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论中国基辛格读后感

论中国基辛格读后感（一）

《论中国（On China）》英文版于2011年出版，中文版2012年10月出版。全书617页。作者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是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乃至世界着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他以根据40多年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50多次对中国的访问，以客观、理性、严谨的态度，撰写了《论中国》。

总体上说，尽管在汉唐元明清都有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但总体上是局部的，有限的，还没有那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在经济上、文化上如此深度、广泛、全面地融入这个世界。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将来将达到第一位。中华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要知道世界在如何看我们。但是，我们毕竟刚刚开始融入这个世界。《论中国》提供了国外政治家，特别是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思维的认识，为我们认识自己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更有益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 ，可明得失”。同时为我们在处理与各国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对在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如何面对，那些保留发扬，那些扬弃引发深深思考。

基辛格博士首先从晚清时期的中国谈起。揭示了几千年长期中国农业社会相对稳定、富足的社会之后，在外部世界已经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的情况下，仍旧坚持保守封闭、愚昧无知、妄自尊大、封建专制的社会状况。他力图通过清朝到当今时代社会在政治、社会、文化的沿革来认识、了解、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是仅仅陈述了朝鲜战争、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而是通过中美关系这一主线，这一系列现象，着重分析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和外交习惯。

读了本书以后几点思考：一是中美关系核心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核心是国家战略利益。上世纪70年代，中国比今天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极左。但是由于当年前苏联构成对中、美两国的威胁，促进了中美走到一起。而今天，中国深度改革开放，前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所以中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而出现了经济利益、战略空间的争夺，则形成了今天的对抗。而人权问题、价值观问题等仅仅是借口。

二是一个国家要令别国信服，要引领世界，不仅有硬实力，更要有软实力。硬实力也就是经济实力、军力等，(www.61k.com)也要有软实力，例如一个国家的正义、诚信、包容。

三是在历史性转变的形势下，中国文化中值得传承的是什么？应该是勤劳、善良、坚忍不拔、含蓄缜密。而在中国文化中的糟粕是什么？应该是官本位，封闭、保守、小农意识。

四是从中国清朝封建社会到当今社会转变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清朝的封闭、自大，而全然不顾外部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趋势。不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主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就会被用坚船利炮被动地撬开国门，落后就要挨打。

论中国基辛格读后感（二）

最近在看基辛格的《论中国》，里面提到中国人考虑问题是围棋思维，任何一个棋子的落地，都会从整体考虑。其中，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均是此种思维下指导的行动。中国对朝鲜的支持，源自其对朝鲜在整体周边布局中的思考和认知；对越南抗美的支持，中苏交恶后，越南与苏联结盟，中国政府又一次的从围棋思维感觉到战略布局的危险，于是有了又一次的军事行动。此种解读有意思，也颇有启发性。

而且，单就这两次战争来看，是中共建国后，先后挑战美国和苏联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的过程。抗美援朝是与美国直接打，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在越南与苏联结盟情况下打的，其实质也是针对苏联。用华国锋的话讲，均是“摸了老虎的屁股”。结果第一次，老虎被打蒙了；第二次，老虎直接就没敢动。不管这两次战争如何评价，但中共不惮自身实力弱的情况，敢于亮剑，为新中国打出了周边环境的战略气势，这一点应该肯定。

二 : 基辛格《论中国》

2011-10-22 23:15:49

【序】1962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的政治军事将领们。在西部万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刺骨严寒中对峙。争执发生在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印度坚持英国殖民者划下的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只承认大清前朝的国界。印度军队站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位置上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这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称要抛弃的旧中国历史中寻得一条妙策。毛对他的将领说，中国和印度以前打过一个半战役：一个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们派兵帮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乱。那以后，两国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经济交流的繁荣期，所以中印不是永远的敌人；另外半个是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铁木真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所以，毛说，这次要“敲”他们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要克制，教训教训印度人就可以。毛的部下—这些宣称要砸烂封建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人怀疑历史与现实的战略意图有何相悖。军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给予印军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在胜利后却退回了以前的实际控制区，甚至连缴获印军的重武器也全部归还。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住了几千年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乱世枭雄们占有了她，建都统治着她，却从不否认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 —尽管可能过分简单地—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第一章 传奇的中国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二百年前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中国的强盛时期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群岛的必要。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 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现在的铁道部拆除刚刚出事的高速列车）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一个英国人在1850年评论道：一个有智慧的欧洲人习惯于思考各国不同的优劣，并利用自己的长处战胜别人的短处。他可以依据这样的比较，从有限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国度的状态并制定与其打交道的合适方针。但中国不是这样。令人可怜的是他们与外界隔绝往来的自我封闭导致失去与外界联盟的机会和比较并约束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只以自己的习惯衡量别人。（译者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时的英国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战国时期的纵横排阖和三国时期的联盟抗强策略，后来被毛周邓们运用得炉火纯青）中国当然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比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至晚于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他本人就是一个两百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的“外来者”）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中夸大自信地写道: 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 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外国的战争， 西方列强正在中国领土上扩张着他们的利益。中国皇帝对待这样的灾难就像以前对待不化蛮夷一样，以为他们闹闹就反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其实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中，中国不是这样充满妄想的。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逐渐从黄河流域拓展开来，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欧洲，印度和阿拉伯。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至少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加美国的总和。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不可比的。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有时也采用外来的思想和发明。但经常是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拥有最有价值的物产和知识。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不被中国的精英们认为是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是“进贡”。== 国际关系：不偏不倚还是平等？==欧洲进入近代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政体—一群相互独立的王储和公爵们各自为政，罗马教堂宣称其权威在国家之上，新教徒也要组建自己的自治社会。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群力量相当的小国共存。这时，保持力量平衡的外交原则就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生存必须的。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另外，也没有一个教会有足够的权威把自己的信仰化为普世的宗教。主权和平等的概念由此而生，并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基点。与此相反，中国走进近代时，她已有了近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官僚体系，由全国通考选拔官员掌控着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另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接触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与其规模相当的另种文化。皇帝坐在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宝塔尖上似乎是自然规律，即天意。对中国皇帝来说，天意不包含与邻为敌，而是感化蛮夷。当时的中国也像现今的美国一样，在世界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中国只想控制住门阶下的几个蛮夷。她要争取的是像朝鲜那样的进贡国，承认中国独尊的地位，作为回筹，中国会给这些国家优惠的贸易权利。而对于更远的异邦，比如欧洲，中国所知甚少，但持一种有自我优越感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中国皇帝认为跑大老远去感化那些地处偏僻命运不济的国家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感外理论是不向外邦输出思想与而是让他们来讨要。中国相信邻国在与中国文明接触中获得了莫大好处，只要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那些不承认的都是蛮夷。对中国皇帝的拜服和遵循朝廷礼仪就是这种“国际关系”的核心。中华帝国强盛的时候，这一文化圈就得到扩大：“天下”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人口多数的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组成。在中国的官方历史记录中，外国人到中国来不是谈论国事，而是来“觐见” 的（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皇帝从不与他国领导人开神马“领袖峰会”，他只有听众，他只“召安”远邦，而后者是来“进贡”的。当朝廷有必要派使团到外邦时，他们不是外交人员而是中国的“钦使”。这种等级外交方式反映在朝廷组织机构上就是由礼部处理与朝鲜、泰国和越南等进贡国的关系，表示外交只是中国管理天下大河蟹事务的一部分。只有在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侵略的压力下，即在1861年输掉两场对外战争后，中国才不得不建立一个类似外交部的机构，独立于朝廷之外去处理外交事务。当时的想法是这是一个临时机构，在渡过危机以后随即撤销。这一新的部门被有意地安置在一个不起眼的旧造币厂房里，传递着一个信息，用恭亲王的话说，就是表示它不够与朝廷其他部门平起平坐的资格，以示中国与外国的等级区别。欧洲风格的国际政治外交思想在中国经验里是没有的。西方列强的侵入被当作是一种类似于过去中国割据时期的阵痛。好像受自然规律的指定，这样的割据终究会在一个新朝代出现时天下一统，中国又会恢复为天下的中心。（“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话语误国人不浅啊，译者注）（在中国过去的经验中）中国作为中央的作用就是对周边的外邦给予不偏不倚的对待，她依据邻邦接受中国文化和服从礼数的虔诚度而回施亲和政策，这从来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照照镜子，译者注）。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看来当中国的敌人是有大大好处滴，呵呵，但是当中国的人民呢？译者）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译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马噶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第三章：从强盛走向衰落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战。朝鲜。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这一段历史其实有近代史资料和影视详尽讲述过。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团（马噶尔尼使团）来叩门还是比较礼貌的。当时清廷缺乏对世界棋盘上“势”的认识，出于傲慢无知，愣逼着人家“叩头”。后来，英国佬不干了，把炮舰开到咱家门口了。当一只狼进来后，清廷昏庸的官员采用引群狼入室而后驯之的策略。因全无招架之力，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而且伤痕累累。各列强中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传教和拿鸦片换银子。“以夷制夷”的策略总体是失败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鸿章）阻止了把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割让给日本，但让俄国占了便宜。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报了一箭之仇。看着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清廷也只有卖呆的份。再后来，清廷垮台，军阀混战。大家都知道。（略过）第四章 毛的继续革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毛的伟业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GCD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大意，译者)：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大意）：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注：我手头资料有限。很多基辛格引用的原话找不到中文原文。只好自己冒充伟人了，汗！不过现在影视圈也有很多演伟人的人，多数只会呵呵地笑。偶也不算罪过。请大家见谅了。）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为达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见得完全是本意，译者注）。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激动ing。。。）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年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观念不相匹配。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当GCD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毛主席确实在任何有美国和苏联力量出现的地方都支持或支援一种反对力量，如北朝鲜，北越，中东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东盟国家的游击队等。这些虽然让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但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为国家赢得了相对安全。可惜毛腾出手只搞继续革命，没有利用这一环境发展经济。译者注）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总结了这一冷漠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事业。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令大军止进并撤兵。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毛能够从中国长期国务传统中汲取教训，就是如何从一个弱势地位取得长期战略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能够把“蛮夷”编织在国门以外的关系网里并且谨慎地通过外交技巧保持着政治至高无上的虚构故事。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超乎其客观实力的角色。作为强烈捍卫她的传统国家定义的结果，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一群新近独立的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中国确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觑的大国地位，同时在国内进行着重新定义自己的运动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战核大国。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他经常从阅读中国经典古籍和他公开蔑视的旧传统中汲取灵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议时，他不是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传统的中国经典：孔子、关于朝代兴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著作、关于反叛英雄传奇的《水浒》和官宦家族罗曼情事的小说《红楼梦》，这部书毛说看了五遍。作为孔夫子式学者官员的现代化身，尽管他对这类人嗤之以鼻，他写诗和哲学随笔，他对自己狂飞乱舞的书法更是感到骄傲。他的这些文学艺术细胞不是他政治劳作的逃难者，而是他伟人整体的一部分。当毛离开三十二年后于1959年重返他的故乡时，他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毛，而且在他周围紧密同僚的思维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毛给当时被打倒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四大元帅引用了《三国演义》中—一本当时的禁书但他们肯定毛熟读过—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议与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打开关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扫中国古代传统遗产的时候，毛也用传统中国的智力角逐比喻来构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战争为“跨过楚河汉界”，这里蕴藏了反映在中国象棋中的古代经典战例。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赌博游戏--麻将--当作战略思维训练营，他说：“如果你喜欢玩麻将，你就会知道概率计算和确定性的原理”。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们用围棋的概念化解了战略包围的威胁。正是在这些传统方面超级大国有很大的难度去理解毛的战略动机。透过西方战略分析家的镜片，在冷战的头三十年中北京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任务，如果由他们纸上谈兵的话。让中国对抗军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大国而且战事发生在山高皇帝远的次等战略要地—北朝鲜、台湾周边的岛屿、喜马拉雅山麓人烟稀少的地方和乌苏里江的冰天雪地里—这些中国出兵的举动让外国观察家--和每个对手—都大跌眼镜。毛坚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联合包围中国，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把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围棋”子包围中国，从而打乱他们的计算。这正是使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促因，尽管当时国力虚弱。同样道理，毛死后，中国与越南—一个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战，也是挑衅河内与莫斯科刚刚签署的攻守同盟，尽管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周边力量构造的长远规划远胜于一时局部力量平衡的计算。这种结合心理战和长远计算的策略也同时是毛威慑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尽管毛被中国历史所深深吸引，还没有一个从前的中国统治者能像毛那样把传统与权威、残酷无情和环视全球应用得这样得心应手：面对挑战时冷酷无情；而在条件不允许他占一时之上风时又能熟练地运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终优势。他的宏伟而勇敢的外交计划，无论战术上如何传统，正是在中国社会经受大动荡的年代实行的。毛承诺整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所有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无畏的、最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前者没有任何财产，而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现在还控制着联合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状态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穷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被否定了，这也会改变的。穷国会变成富国，权利被否定会变成享有权利—事情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不过，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作为结果，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会见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报道内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支持他国的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他国。当然，无论哪里有解放斗争，中国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同样，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林彪，当时毛的最显著接班人，争辩道：世界的农村（指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指发达国家），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一条解读为中国的战略蓝图—它意图支援—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参加--世界范围的，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蔓延化。林彪的小册子是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可是，当代学者则认为林的文献只是表明了中国在军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命运动的限度。因为，事实上，林彪宣称：“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没有其它的途径。”这一自我约束反映了中国对实际力量平衡的冷静思考。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着共产主义力量倾斜的话毛会做出如何的决定。但是，不管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考虑还是哲学动机，意识形态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战争的形式改变世界，就像传统的皇帝认为他们自己的作用一样。一组能够进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学者极其精确地描述过毛的矛盾双重性：献身于世界革命，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革命，然而又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毛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当时正考虑对美国开放，之前两国二十多年来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他对会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正在进入一场革命来遏止战争，还是进入战争最后引发革命呢？如果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后者，为了防止对中国的攻击，它就是当务之急。最后，经过一番犹豫，毛选择了与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在当时极有可能是苏联进攻中国）比鼓励世界革命更重要。

三 : !!!! 基辛格论中国“例外主义” 陆克文：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

陆克文：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崛起

译者：chenxiaoxin

作者：陆克文 出版时间：2012年7月11日

今早我搭乘飞机从中国返澳。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华（我们举家前往北京履行我的第二个外交任期）至今，这样的行程已经重复了近百次。尽管我可能对这个国度越来越熟悉，但每次过去总能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事实上，中国变化的速度超越了我们理解它的分析框架。那就像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发轫，并且将这一进程压缩成30年，而不是300年。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伟大转型的体现。因此，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从美国至中国），它也将成为伟大全球转型的象征。这一国际关系潜在驱动力的深刻结构转型就在我们眼前铺开，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集体对此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第一次为中国深深着迷，还要回溯到我的孩提时代。我成长于昆士兰郊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我的妈妈总是不让家里的书架留有“余地”，目的是让我们在了解畜牧学知识以外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仍记得，有一天她带回了一本类似男孩年度考古指南的书，里面涵盖了古代文明世界的伟大建筑奇观。

在被强迫着领略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采后，藏在书后面部分的中国终于一展真容。尽管该书只是用了寥寥数页去考掘古代中国的建筑奇观，但这个传统和审美与我所熟悉的任何西方事物截然不同的国度，从一开始就把我俘虏。（这种兴趣）一旦开启，便再也不能逃离，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就像无数人在你之前所描绘的那样，不断尝试着去了解这个“中央王国”的现象，追溯到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那个时代。

原先被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古雅地称为远东地区的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衰落以后已经成为“近北”。理解亚洲及其内在驱动力，对我们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带着异国风情的智力奢侈品——它早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必要性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从英国和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中继承的一部分学术传统遗产体现在伦敦亚非学院。战后，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广泛地设置与亚洲相关的学科（包括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和美学）时，它有意地采用了亚非学院的教学传统。核心原则很简单：如果你要理解中国的现代语言、政治和经济，那你也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和文明的轨迹。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解读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现代图景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高雅文化的必要元素。我有幸通过这种教育传统研习中文，这种传统得益于在我之前数代以来的学术和教学积淀。因为在今天，当我每次邂逅现代中国时，我也遇见了一个被自身独特历史经验深刻塑造的中国，一个为了探寻自己未来在陌生世界中的航向而仍在自己的传统经验中求索的中国。

当前，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书目之一当推亨利·基辛格出版于2011年的力作——《论中国》。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基辛格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一本带我们领略正在展开的中国未来绚烂图景的积极指南，而不应被看成一本有趣的外交回忆录。基辛格对中国“例外主义”（是的，没错，是中国“例外主义”而非美国“例外主义”）的分析是极为出色的。他将此称为“中国的独特性”。原文如下：

“因此，中国理解世界秩序的进路与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那套体系截然不同。西方现代的国际关系观念肇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体系瓦解为一撮实力非常接近的国家，天主教分裂为很多派别。权力均衡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无奈之举。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向别国强加自己的意志。没有宗教有足够的权威来维持欧陆持续的统一。主权的观念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平等成为国际法和国家间外交的根基。

中国则恰恰相反，它从未忙于在平等基础上与别国进行接触。原因很简单——它从未遭遇在文化上或者规模上与其相匹敌的国家。中华帝国在其地理圈内必须鹤立鸡群——被视为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天命的表达。对于中国的皇帝们而言，天命的执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和邻国保持一种敌对关系；这种关系最好不要。像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但它从不赞同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的普世主义信条。它将自己的权力边界局限于控制边境的蛮夷···中国不输出价值观，而是让别人自动找上门。”

与基辛格作品不谋而合的论述也可以在当下中国高校数量可观的关于未来中国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学术研究中发现。最近我在北京拜访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阎学通先生。其最新的作品被优雅地冠以《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之名。他力图从现实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维度识别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古典起源。特别是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工作，试图在一个愈发复杂的世界秩序中探寻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可能的哲学基础。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有趣，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其中有几个根本原因。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个节点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还是从国内生产总值角度）——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鉴于一个在过去三十年中年均经济增幅超过8%的经济体的复合特效，我相信这一预言有可能实现得更早。

对于未来高水平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中国人充分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让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依赖居民消费，更低程度地依赖存款，更好地壮大服务业部门，在经济政策中加入可持续发展的条款（这不是一种时髦的选择，而是为了让国民经济得以延续的举措）。总之归结为一点：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这么一个节点——从乔治三世以来首次有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倘若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将会如何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施展自己的权力呢？它甘愿接受战后国际秩序确立的文化、规则和架构吗？还是说中国会试图改变它？我相信这不仅是亚洲，更是全世界在21世纪上半叶的单一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可能会不安地说，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精英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内部争论将会继续展开。因此中国学界和国家的政策机构以及研究部门密切合作，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正当的、非威胁性的形式去诠释其未来的区域性、全球性角色；更根本地明确这种角色当为何。目前还没有被中央肯定的宏观设计。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

这关系到我们中的其他人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而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国际关系具有相互性。具体到中国的情形中，假定它的影响力遍及东北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更不用说欧美这个“旧世界”——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另外，当关于中国的国际争论仍然未有明确答案的时候，当中国的影响力依旧备受质疑的时候，当最终战略设置离板上钉钉尚有时日的时候，世界其它国家塑造未来中国全球性角色的能力积极地代表了一扇有限的机会之窗。设想我们还有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余下的时间（习总书记十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去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我相信这（想法）是现实的。

如果国际关系确实是相互的，我们也必须问：我们究竟在与中国一方的什么人打交道？中国，虽说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但这并不代表其是一种单一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舞台由许多相互矛盾的力量构成。首先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已经倡导、实施、并且看到1979年做出的对内进行市场体制改革对外与国际接轨的决定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中国政治的大辩论中，这种成果有目共睹。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不仅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发生在居住着成千上万人的省会城市和乡村。但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绝不会被允许“为所欲为”。尽管他们取得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国内关于收入不均加剧和城乡差距扩大的争论在增加。此外，在环境层面，中国工业规模激增不仅成为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自身的难题。

最近，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之间就后者是否有权制作和发布北京每日污染水平报告发生巨大争议。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这是对国家主权的冒犯。我敢说，北京的好市民是乐于知道哪一天他们该把学路的小孩留在室内的。因此，伴随着中国迅速迈向经济自由化推力的持续，其副作用和定位现在正在接受着比以前更公开的仔细研究和讨论。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论争中，另一支巨大的矛盾力量也由此产生，他们对经济自由化产生的社会冲击更为不满，而政策结论也显得更为保守。这一群体声称：改革的道路已经走得够远了。他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形式上仍留存其中）的东西早已销声匿迹。这个保守的群体中有人说道：让经济改革进程继续推进会威胁到经济体系中国有部门的利益。他们说，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中国（政府）能够撬动国民经济杆杠仍旧是非常关键的，所谓的“撬动”，不仅是通过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西方国家也有）实现，也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国有公司和金融机构直接响应政府指导，扩张或者收缩经济活动来实现。

这一群体对于民主改革的呼声（这种呼声发端于业已产生的朝气蓬勃的经济自由）尤为防范，因为他们认为此种呼声意义非凡，是党继续保持其垄断权力的中长期威胁。

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要的最后一种力量则是军队。作为一个在35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人，我依然觉得这个国家的军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军队之一。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和世界上大部分分析家的结论。

像很多国家的军队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价值观、传统和它固有的民族主义特点而言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然而，在中国的体系下，军队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分开运作。通常来说，解放军和政府在区域和世界问题上的政策视角仅在共产党的最高梯队层面（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合二为一。这常常带来不透明的问题，这种问题会诱发（中国）对其邻国或与其拥有相同战略环境的国家制定“最坏打算”的计划。自然地，解放军会辩驳说，美国和其盟友针对中国的应急计划使得它（指中国）除了做最坏打算之外，很少有回旋的余地。

正因为此，为了求得自身永久生存的战略性互不信任和军事反制措施仍旧持续。然而，这个数量级风险管理的问题是：它承受着变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风险。为明天最糟糕的情况做计划常常催生今天的政治（短视）行为。

这场中国内部的争论（在自由国际主义者、政治保守派和军队之间）如何解决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核心问题仍是——一旦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它的外交足迹和战略力量会随之拓展，中国会谋求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确立的规则、习惯吗？如果会，那我们该做何应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影响我们的明天：如果欧洲的经济危机越滚越大，中国一跃成为新兴的全球性债权国，那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前进会如何？伴随着中国的军事影响力日趋显著，未来的亚洲安全秩序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考虑到北京具备投反对票的实力，我们对联合国安理会主导下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当作何展望？

我早先的时候注意到，世界上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不仅仅是一只手的鼓掌声。我们中其他人的态度和行动不论好歹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个争论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准备不足，尤其是考虑到每个国家因为专注自身经济前景而各自为政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和欧盟在政治上的日益偏狭，大西洋两端的政策精英（奥巴马政府的某些部门除外）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本世纪最重要的话题——中国崛起。然而，在亚洲并不是这种情况，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在这里，关于中国的政策争论更为复杂、微妙和尖锐。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一种因为“缺席”而催生全球和区域新秩序的现实危险——缺乏西方富有建设性的外交参与，这种新秩序可能会变成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严重抵触。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西方积极将一种中央组织原则奉为未来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国际秩序？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集体智慧的努力、外交上的密切协作、持久的政治意念，更重要的是，持续、开放和直率地与中国政治精英接触。因此，许下如此诺言的核心要素会是什么呢？

首先，国际社会必须接受：在国际谈判桌上，中国绝对有发出更大声音正当性。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更因为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一个强国。国际体系不应被视为西方世界专有的利益表达机制。欧洲的殖民统治历史已经让殖民者的道德权威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心目中大打折扣。欧洲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未来国际体系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这些普世价值体现在联合国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里，而不是呈现为特定国家集团的狭隘利益——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张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依靠自身的文明传统做出贡献。

其次，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向中国的政治精英表明：当前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已经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保障了国际和平并促进了世界繁荣，这一秩序必须被一以贯之。这将需要加强与中国在应对世界安全、宏观经济、宏观金融、贸易、投资、社会、环境和人道主义挑战方面的合作。

所有成员国所寻求的任何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行径均应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做法。这一原则必须在我们（包括中国）之间严格实施。这也意味着，不仅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时，中国要通过自己的政策行动强化现有的秩序，（而是）无论何时，中国都要用自身的力量去守护这一秩序的完整性。这种方式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主张的中国要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不谋而合。

第三，未来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中国超越了约定的规范，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要准备的不仅仅是坚决说不，还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可以理解的是，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对这种可能性避免做出正面的答复。

第四，严酷考验中国崛起（角色）的是亚太地区。这里需要以共同国际价值为支撑的新型区域组织来主导确保共同安全和维护共同财产的原则和实践。过去，亚洲没有释放这一功能的强制性或会员国组织。但随着去年11月东亚峰会的扩容（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现在，所有这一区域的主要强国围坐一桌，得以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开放授权，这在亚洲历史上尚属首次。互信机制和安全机制、更大的军事透明度，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对这一区域的人们而言是最大的灾祸）以及开放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使命成为可能。

构建一个可靠的新亚太——一个多边的、区域性的、基于规则的更广阔的区域体系首次成为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鉴于中国国际角色的扩张，新亚太最终可能转变为更广泛的和平，而华盛顿当局的全球性主导地位将会继续式微。重要的是，当前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试图用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切实可行的多边主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起存在于一个特殊的体系，在这里，所有具备正当性的利益相关者对支撑这一秩序负有共同的责任。

这对有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过时了，但总的来说，我仍乐观地认为，这一伟大的全球和区域转型不会简化成政治/军事上的冲突或者战争，而会以和平的方式铺开。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身处亚洲的我们而言，欧洲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不愉快的先例。

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1945年攻克柏林，（如果同意这其中存在一些争议的话）乃至1991年苏联的垮台，欧洲一直是一个饱受血雨腥风洗礼的大陆，因为任何新兴强国或者新意识形态（宗教的抑或世俗的）的兴起总是会导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战争常常是一个工业规模级别的。然而，如果忽略这些悲剧，战后欧洲的政治工程（虽然当前欧盟正承受着金融危机）的相对成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基础，因为这表明使远古的争斗让位于谋求未来合作这一更本质的需求是可以实现的。

我的看法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我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游览过。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以某种形式研究中国。像所有的文明一样，它反映了一种历史经验、历史观念和历史成就的累积，但中国的历史确实可以为我们这种乐观提供合理的依据。我研究了几十年的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并未侵犯过其它国家。尽管明朝时期它的导航能力和舰队规模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更为先进，中国也不曾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之间这一百年，已经被其例行公事般，看似合理地描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百年屈辱——这种做法使得中国的现代政治意识严重萎缩。事实上，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上半叶在国际舞台上是孤立的，只有在过去的三十年它才开始有组织地再次参与世界事务。今天，中国用一种全球的眼光，希望其古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卓越贡献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这些都是身处西方的我们能够与之合作的历史借镜。

然而，中国是否会启动民主化进程以及它是否会适时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并将其应用于国内的人权实践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所有熟悉这个国家发展进程的人同样深谙赞同和反对其实现可能性的声音。

同时，我们（包括中国在内）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对付一个非民主中国一跃成为国际秩序框架下的超级大国。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有足够的常识和共同利益、乃至共同的目的让我们和平地克服艰难险阻。那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必须基于理性参与，并且不以任何形式的妥协为基础。成功从来不是必然能够实现的。它需要冷战结束以来业已出现的最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深思熟虑的外交手段。而后，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国民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然而，将我们的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确实也是够愚蠢的。

如果我们西方国家能够继续与中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力量精诚合作——让国家的领导层认为他们国民的长远利益存在于当前自由主义的、基于法律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这种秩序自二战结束以来就相当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那我们就能成功，并且巧妙地为我们自己构筑一个真正的太平洋世纪。

陆克文是澳大利亚前总理（2007-2010）以及外交部长（2010-2012）

Kevin Rudd: The west isn’t ready for the rise of China

Distracted by economic crisis, social unrest and slipping influence, the west is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China’s imminent global dominance. Australia’s ex-prime minister says we must act to build new bridges.

By Kevin Rudd [1] Published 11 July 2012

Distracted by economic crisis, social unrest and slipping influence, the west is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China’s imminent global dominance. Australia’s ex-prime minister says we must act to build new bridges.

Paramilitary policemen patrol Tianamen Square. Photograph: Feng Li/Getty Images

This morning I flew back to Australia from China. It is a journey I have made now nearly a hundred times since I first travelled to the country back in 1984, when we moved to Peking as a family on our second diplomatic posting. While the country may have become familiar for me, each time I go I find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In fact, the pace of change outstrips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comprehending it. It is like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revolution combusting simultaneously and compressed into not 300 years, but 30.

China has become the embodiment of the great 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the embodiment of the great glob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centr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gravity moves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 from Europe to Asia, from the US to China. Yet this deep structural shift in the underlying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ructural shift that is happening before our eyes, is one for which the collective west is woefully unprepared.

I first became fascinated with China as a child. I grew up on a farm in rural Queensland where my mother always ensured that the family bookshelf was as well stocked as it could be, to open our eyes to a wider world beyond the demands of animal husbandry. I remember one day she brought home what could only be described as the Boy’s Own Annual guide to archaeological “derring-do”, including the great architectural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Tucked at the back, after the mandatory excursion across the classical forms of ancient Egypt, Greece and Rome, was China. It took only a couple of pages to “do” China in those days. But what caught the eye even of a child was a tradition and an aesthetic so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familiar to us in the west that it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from the start. And once that happens, you can never quite escape it, as you find yourself subconsciously drawn in ever deeper, trying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called “the Middle Kingdom”, just as thousands of others have been drawn befo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days of Matteo Ricci, Marco Polo and beyond.

Here in the Antipodes, what was quaintly described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as the “Far East” has, since the fall of Singapore, been regarded as the “Near North”. Comprehending Asia, and the driving forces within it, has never been for us an exotic intellectual luxury. It has long been a matter of national necessity. None-theless, one of the great inheritances of the tradition of scholarship we have imbibed from British and, to some extent, American Sinology over the past century was embodied in th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After the war, whe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began teaching the disciplines of Asia comprehensively (its languages, its histories, its philosophy, its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the ANU adopted the teaching traditions of Soas by conscious design. The core principle was simple: if you are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language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ay, China, the deep historiographies of such ancient, continuing civilisations had to be understood as well. These were not optional “add-ons”. Rather they were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understanding the modern phenomena called China, Japan, Korea and India, as well as the various high culture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been taught Chinese in this tradition, the beneficiary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hip and pedagogy before me. Because, each time I encounter modern China today, I also encounter a China profoundly shaped by its uniqu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a country still searching deeply in its own classical traditions to understand how it might navigate its future in an unfamiliar world.

One of the best books on this subject in recent times is Henry Kissinger’s tour de force On China, published in 2011. I believe this might be regarded in time as Kissinger’s greatest work, not as an interesting diplomatic reflection, but as an active guide to the various Chinese “futures” that might unfold. Kissinger’s analysis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yes, that’s right, Chinese, no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s superb. He calls it “the singularity of China”. Take the following: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world order was thu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system that took hold in the west. The modern wester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erged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when the medieval structure of Europe dissolved into a group of states of approximately equal strength,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split into various denominations. Balance-of-power diplomacy was less a choice than an inevitability. No state was strong enough to impose its will; no religion retained sufficient authority to sustain universality.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the legal equality of states became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China, by contrast, was never engaged in sustained contact with another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never encountered societies of comparable culture or magnitude.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tower over its geographical sphere was taken virtually as a law of nature, an expression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For Chinese Emperors the mandate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peoples; preferably it did not.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thought of itself as playing a special role. But it never espoused the American notion of universalism to spread its values around the world. It confined itself to controlling the barbarians immediately at its doorstep . . . China did not export its ideas but let others come to seek them.

The resonances of Kissinger’s work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considerable analytical research under wa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n the country’s future role in the world. Recently in Beijing, I visited Yan Xueto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is one of China’s oldest. His most recent book, elegantly titled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classical origins of both the realist and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Chinese academics are hard at work trying to identify the possibl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order.

Although this may sound terribly interesting, is it all that important? The answer is yes, and for several fundamental reasons. It is now a commonplace that China will emerge 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either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or GDP measures) at some point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I believe it is likely to come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because of the compounding effects of an economy that has grown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more than 8 per cent for the past 30 years.

With regard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high levels of growth for the future, the Chines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need to change their development model to one based on higher level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lower levels of savings, a greater role for the services sector,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overall economic policy (this last not through fashionable choice, but rather because of the dictates of national economic survival). But the overall point is this: very soon we will find ourselves at a point in history whe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George III, a non-western, non-democratic state will b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f this is the case, how will China exercise its power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Will it accept the culture, norms and structure of the postwar order? Or will China seek to change it? I believe this is the single core question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not just for Asia, but for the world. Importantly, some might say disturbingly, the matter remains unresolved amo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elite themselves. The internal debate continues to unfold. Hence the Chinese academy,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cy agencie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is searching the past for legitimate, non-threatening forms to explain their future regional and global role and to define, more fundamentally, what that role should be. At present, there is no centrally agreed grand design. In other words, on this great question of our age, the jury is still out.

It matters what the rest of us do and say about China’s rise. It is not a question for China alon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takes two to tango. In China’s case, given its impact across north-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 not to mention the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responds to China’s rise also affects Chinese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The content of this engagement, positive or negative, constructive or confrontational, principled or driven by pure pragmatism, is therefore important. It would be even more important if the west’s engagement with a rising China were considered, consistent and driven by a clear set of organising principles, rather than reflecting a series of one-off reactions to random events.

More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s ability to shape the contours of China’s future global role constructively represents a limited window of opportunity, while China’s international debate is still fluid, while Chinese influence continues to be contested, and well before final strategic settings become entrenched. I believe it is realistic to assume that we have, at best, the remainder of the present decade for this purpose – in other words, the better part of the ten-year presidency of Xi Jinping, who will assume office this autumn.

If it does take two to tango, we also need to ask: who are we really dealing with on the Chinese side? China, though a one-party state, does not represent a monolithic political culture. Chinese politics is made up of many competing forces. First there are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 who have pioneered, implemented and seen the great harvest that has come from China’s decision in 1979 to bring about market reforms in its domestic economy and to liberalise its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The benefits are there for all to see in the great Chinese political debate. Living standards have risen rapidly, and not just in the great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but also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provincial centres and the countryside. Nonetheless, the country’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 do not have it all their own way. Their formidable achievements notwithstanding, there is a growing internal debate about the sharpening of income inequality, as well as widening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disparities. Furthermore,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f China’s industrial explosion are not only a problem for the world, they are a problem for China, too.

The big debate in Beijing recently was betwee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US embassy over the latter’s right to produce and publish the daily pollution levels for the city of Beij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argued that it was an affron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I dare say the good burghers of Beijing are quite happy to know which days they should keep their toddlers indoors. So, even as the thrust of China’s great drive towards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persists, reactions and reservations are now deliberated on and discussed more publicly than ever before.

It follows from this that another big competing force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debate today is one more critical of the social impact of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and one that is more conservative in its policy conclusions. This group argues that the reform process has already gone far enough. It contends that any pretence of “socialism”, in what formally remains a “communist” system, has long disappeared. Elements of this conservative group argue that to take the economic reform process much further would endanger the interests of the still significant state-owned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ey say that,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t remains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state to be able to pull the leve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not just through the classical form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as we have in the west, but by actively directing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xpand or contract thei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ctivity in direct response to government direction.

This group is particularly wary of the calls for democratic reforms arising from the burgeoning economic freedoms that already have been created, because it recognises these as significant medium- to long-term threats to the continued political monopol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One last group that will be central to the question of China’s future place in the world is the military. Even as someone who began studying China 35 years ago, I still find the country’s armed forces one of the most opaque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That is also the conclusion of most China scholars and analysts around the world.

Like most militari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s a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 in terms of values, traditions and its intrinsic nationalism. However, under the Chinese system, the military in many respects operates as a structure separat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ually the PLA’s policy perspectives o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are brought together with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only at the most senior echelons of the party itself – through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 The problem with opacity is that it often induces “worst-case scenario” planning on the part of China’s neighbours, and those who share the country’s broader strategic environment. Naturally, the PLA would argue that US and allied contingency planning in relation to China leaves it with little option other than to engage in worst-case scenario planning itself.

And so the self-perpetuating cycle of strategic mistrust and military countermeasures continues. The problem with risk management of this order of magnitude, however, is that it runs an even greater risk of becom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Planning for the worst tomorrow often shapes the political behaviour of today.

How this internal Chinese debate is resolved (betwee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 political conservatives and the military) is critical for all of us. Because the core question remains – once China become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nd as its diplomatic footprint and its strategic power expand accordingly, will China seek to change the rules, customs and culture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f so, how?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ill affect all our futures: the futur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urope, given the rolling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China’s emerging status as the global creditor nation; the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 Asia, where China’s military influence is already significant; as well as future prospects for glob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Libya or Syria, for instanc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given Beijing’s ability to wield the power of veto.

I noted earlier that the debate about China’s future in the world is not just 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 The attitude and the actions of the rest of us can also have a profound effect, for good or ill. Regrettably, however, it is a debate for which most of the collective west is ill-prepared, particularly given individual countries’ domestic preoccupations with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futures and, as a result, the increasing political insularity of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elit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section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re largely disengaged from this, most critical conversation of the century – the rise of China. However, that is not the case in Asia, where, because of proximity, the policy debate on China is more sophisticated, nuanced and acute. There is, nonetheless, a real danger that a new global and regional order begins to emerge by default, in the absence of significant diplomatic engagement from the west, and one that may turn out to be deeply inimical to western values and interests.

So, what then is to be done? Is it possible for the west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rest) to embrace a central organising principle as we engage China ove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 believe it is. But it will require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effort,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sustained political will and, most critically, continued, open and candid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political elite. So, what might the core elements of such an engagement look like?

Firs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accept that it is entirely legitimate for China to have a louder voice at the global negotiating table. Not only is China a great civilisation, it has become, once again, a great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hould not be seen to be exclusively the expression of western interests.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olonisation has done much to diminish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colonisers in the eyes of those in the previously colonised world. Europeans in particular are often blind to this reality. It is critical that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be based on universal values, as expressed in the various normative cod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rather than the narrow interest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states. And within this framework, Chinese, Indian, Latin American and African voices should be able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cluding making contributions from their own civilisatorial traditions.

Second, we should argue clearly with the Chinese political elite that the current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order, which has preserved the global peace and enhanced prosperity for two-thirds of a century, must be sustained. This will entail enhanc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the world’s security, macroecono-mic, macrofinancial, trade, investment,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humanitarian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agreed norms of the present global rules-based order.

Any recourse by any member state to uni-lateralist, nationalist or mercantilist behaviour should be deemed unacceptable. This principle must be applied rigorously to all of us, including China. It also means that China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enhance the existing order through its own policy actions, even when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re not at stake, but whenever the integrity of the order is worth defending in its own right. Such an approach is very much in keeping with the advocacy by Robert Zoellick,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of the principl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global stakeholder.

Third, if, for whatever reason in the future, China steps beyond these agreed norms,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prepared not only to say no resolutely, but also to act accordingly. Understandab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hedge to some extent against this possibility.

Fourth, the crucible for China’s rising role in the world is of cours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is where the new regional institutions underpinned by shared international values will be needed to craf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mmon property for the future. In the past, Asia has had no such institutions with either the mandate or the membership to discharge this function. Bu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last November to include the US (and Russia), we now have all the major powers of this region around a single table at summit level with an open mandate o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s. And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sia’s history. Confidence-building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greater military transparency, common responses to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the greatest scourge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as well as common regional commitments to open econom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now possible.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it within our grasp to fashion a credible, new Pax Pacifica – a multilateral, reg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chored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given China’s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role, the new Pax Pacifica may ultimately be translatable into a wider peace, should Washington’s relative global power continue to decline. Importantly, at present, no one in Asia is seeking to replace Pax Americana with a Pax Sinica. Workable multilateral, rules-based orders are in a different category altogether, in which all legitimate stakeholder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upholding the order.

It may seem unfashionable to some, but on balance I remain optimistic that we can see this great global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unfold without degenerating into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military conflict or war. Yet, regrettably, for those of us in Asia, European history offers a series of unhappy precedents.

From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the 16th century through to the fall of Berlin in 1945 and, if one agrees with some argument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Europe was a continent awash with blood as the rise of any new great power or new ideology (religious or secular) invariably resulted in protracted warfare, often on an industrial scale. Nonetheless, despite these tragedies,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the postwar European political projec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otwithstanding) offers grounds for hope of how ancient conflicts can be subsumed to the more fundamental need for future co-operation.

Mine is not a starry-eyed optimism. I have lived in China, travelled in China and studied China in one capacity or another for most of my life. Like all civilisations, it reflects an accumul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and achievements. But China’s history does provide us with a reasonable basis for optimism. The China that I have studied over the decades is one that has not been in the business of invading other countries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Nor has China sought to establish coloni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though its navigational skills and naval capabilit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ere considerably more advanced than those of countries in the west.

China’s moder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has been badly seared by what the Chinese routinely and legitimately describe as a century of foreign humiliation,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hina in effect remained internationally isolated for the first half of its communist history, and onl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it begun to engage systematically the world once again. China today seeks respect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for the contributions of its ancient civilisation and modern economy. These are all historical truths that we in the west can work with.

It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however, whether China will democratise and whether it will in time respect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domestic human rights practice. All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are equally familiar with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likelihood of this coming to pass.

In the meantime, the challenge we all face (China included) is managing the rise of a non-democratic China as a great pow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 believe there is sufficient common sense, common interest and, therefore, common purpose for these difficult decades ahead to be negotiated peacefully. It will require great statesmanship – statesmanship that must be based on rational engagement and not predicated on any form of appeasement. Success can never be guaranteed. It will require the highest level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thoughtful diplomacy that the world has see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n, should China through its own national means choose to become a democracy, all the better. However, to predicate our diplomacy in the immediate period ahead on such an assumption would be foolish indeed.

If we in the west can continue to work with liberalising elements within the Chinese system – to cause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to conclude that their people’s long-term interests lie within the current liberal, rules-based order, one that has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asonably well since the carnag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then we can succeed and, indeed, craft a truly Pacific century for us all.

Kevin Rudd was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from 2007-2010 and foreign minister from 2010-2012

四 : 基辛格论中国

40年前，美国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由此开始了中美战略合作。［www.61k.com）40年后的今天，近90高龄的基辛格出版新著《基辛格〈论中国〉》。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书中涉及的一些秘辛或许是读起来最兴味盎然的部分。然而从专业角度看，这些已解密的历史并无太多新意。更值得探讨的，恐怕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对外行为的连接，以及基辛格对中美共同演进的战略设计。 中国：特殊的还是一般的？

《基辛格〈论中国〉》的开篇是从1962年毛泽东召集中国高级军政官员讨论中印战争开始的。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了唐朝及蒙元时期中印打过“一次半仗”的历史经验。基辛格由此认为中国存在一种根植于古老独特文明的独特“战略文化”。中国当代的战略选择，是否真的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历史经验？如果中国当代战略至少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我们对这种影响是否有清楚的认识与表述？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对中国文化的内在一致性与连贯性有夸大之嫌，将传统文化因素与当代战略的连接有时也显得勉强。毕竟，与西方世界近200年的互动以及晚近6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上留下烙印。但在中国政府提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时代，在中外学者热衷于探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模式的特殊性的时代，也难以完全否认当代中国思维中传统因素。中国对主权不受干涉的高度重视，中国对在国家间关系中使用强制力的勉强态度，中国政府经常说的“不称霸”、“和谐世界”、“韬光养晦”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表述，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研究、解释并传播中国战略中的民族文化风格，实际上应该是中国的责任。《基辛格〈论中国〉》提醒我们，在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当口，中国学界需要自己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而不是被别人解释。 “共同演进”是否可能？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基辛格主张的中美“共同演进”是个颇有吸引力的远景：中美两强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并在需要合作的事项上合作。然而这一前景的困难之处在于中美两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复杂性。1971年的中国，对外战略几乎集中在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今天的中国有着多元而活跃的思想争论和利

基辛格 论中国 基辛格论中国

益博弈。（www.61k.com］这让中国对外战略更趋复杂。尤其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感、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感”在两国民间特别是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决策环境里，中美两国决策者真的能够设计并执行一套“共同演进”的方案吗？

所谓“共同演进”并非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一前景恐怕很难是两国领导人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两国反复博弈最终形成的方案。如果两国发展都没有特别重大的变故，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仍将维持“谁也吃不了谁”的局面。而战略武器和宏观经济“确保相互摧毁”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中美关系维持和平合作局面的最大维系力量。中美两国决策者要做的，恐怕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和执行“共同演进”方案，而是维持两国关系的平衡以及两国各自国内的平衡，不让两国社会的不安情绪推翻政府层面的战略稳定，也不让两国政策层面的对抗“擦枪走火”。否则，过去30年形成的方案就有被抛弃的危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所谓“世界权势重心东移”似成定论。美国越来越多的战略精英开始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2007年起，美国国内曾一度流行的观点“伴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意识形态必将走向自由化”已经遭到强烈质疑。在中美权势发生中国相对上升、美国相对衰落这个总背景下，如何尽量避免被美国决策精英定义为价值观上“恶”的化身，或者一旦这种意识形态对立发生，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许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思考的问题。

书讯三则

“让人惊心动魄的金融史，无一不是在利益的输送下而引发的战争。”本书从全球货币大博弈的高度为读者讲述全新的利益角逐，找到整个趋势的真相，同时为中国的决策者、企业经营者、投资者、普通老百姓，就政策走向、货币保值、投资增值等方面，给出重要、具体、有针对性的建议。

主宰人类生活三百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兴起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挑战？人类的未来会往何处发展？

本书作者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学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而且近20年来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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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房地产界的领军人物，又是一名户外极限运动健将。［www.61k.com)一个年销售额千亿元以上的著名房企的董事长，一个两次登上珠峰的传奇企业家，在他60岁的时候，抛开一切，来到哈佛，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站在一起，重新开始。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又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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