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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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www.61k.com）出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叨白：有朝一tl,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讼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苫难有着切肤之痛。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n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s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阌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国号，也许是诠释一位开国皇帝政治理想最简捷的途径。在以往工朝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一元朝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可谓空前绝后了。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来自于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摩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大宋政权的旗号下先被封为吴国公，后又称吴王，在这期间他所用的年号都是大宋龙凤年号。“龙凤”，就是小明王韩林JL所用的年号。所以，明朝的“明”来自小明王的“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什么朱元璋抛弃了小明王，却要留下“明”字作为国号呢？那我们就首先说说，小明王的“明”字从何而来u

自唐朝以来，有那么一群又一群“吃菜事魔”的人，夜聚晓散，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几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希望摆脱现实的黑暗，他们祈求的是一个光明世界，在那里，人人相恤相助，人人都能过上好R子。“吃菜”就是吃素，那么这个“魔”趋谁呢？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被称为“魔”的光明之神，与佛祖一样，也是外来的神，但它不像佛那样消极退让，因此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因而，他们一再被打人地下，只能夜聚晓散。为了保护自己，教众们用各种各样土生的以及外来的口号、形式装扮自己，但永远也不能改变与现实对抗、与官府对抗的本质。

小明王韩林儿本为韩山童之子，而韩山童则是元末活动于河南、河北—带的白莲教首领。《元史.顺帝本纪》记载：栾城人韩山童的祖父，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遭到处罚后，被迁到广平府永年县去了。到了韩山童这一辈，他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民众都翕然信从。与此同时，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也散布传言，说韩山童本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为中国主。于是，

刘福通等聚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计划共同起兵造反。事情不慎泄露，地方官紧急搜捕，刘福通于是迅速起兵D韩山童被捕后，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

韩山童等人为了号召民众，还暗中雕刻了一个-只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刻了“石人一眼，天下四反”几个字，埋在河道里，结果被修河民夫挖出来，民众大为惊淀，更加相信“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之说^韩山童等约定起兵，以红巾为标志，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或者“红军”，这就是元末的红巾大起义。

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人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人了回鹘，并且在回鸺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从此，明教的活动转人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

后梁年间（公元907?923年），明教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公元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人《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來被蒙占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卜_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D

明主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乂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夭”，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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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大起>以白莲^±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IE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療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巳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D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倂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障在声讨张十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r。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障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

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工”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R”“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曰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琐帝之子，是帝喾（吣)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捧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人《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th、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Q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宇，“吴”o巾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a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1‘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定的政治0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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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元朝时期的四大汗国具体管到现在的哪些国家?

元朝时期的四大汗国具体管到现在的哪些国家?

元朝时期的四大汗国具体管到现在的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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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汗国分别是：

一二三六年，蒙古兵团在铁木真的孙儿拔都率领下，作第二次西征，历时七年，于一二四二年，因大汗窝阔台逝世而结束。共计征服东部欧洲，包括不里阿耳（伏尔加河中游萨马拉市）、斡罗思（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蒙古大汗把这块广大的土地分封给拔都。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建萨来城（今阿斯特拉罕市），

作为封国首都，称钦察汗国。

蒙古第二次西征结束后十年（一二五二），在铁木真另一位孙儿旭烈兀率领下，由帝国首都和林（蒙古哈尔和林）出发，作第三次西征。历时八年，于一二五九年，因大汗蒙哥逝世而结束。这次征服了波斯（伊朗）和黑衣大食（伊拉克），军队曾一度占领今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蒙古大汗把这块广大的土地分封给旭烈兀。他在里海南岸，建帖必力思城（伊朗西北大不里士市），作为封国首都，称伊尔汗国。

在两次西征中间，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的孙儿海都，因为不满意他的堂兄蒙哥继任第六任大汗，就在祖父原来的封地上，建也迷里城（新疆额敏），称窝阔台汗国，跟大汗对抗。蒙古帝国所属举世闻名的四大汗国，先后完成。

三 : 元朝和四大汗国的关系是君臣还是兄弟关系？请详细说明元朝和四大汗国

元朝和四大汗国的关系

是君臣还是关系？请详细说明元朝和四大汗国所实际控制的领土，历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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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权和四大汗国的关系非常复杂,提炼来说有以下几点:

1、名义上的正统和属国关系，但实质各自独立甚至相互仇视。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争权夺利由来已久，四个派系的人都互相不服而觊觎大汗位。按照蒙古旧制，守灶的幼子是有继承权的，但公议的继承人同样有其合法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也不是同种概念，守灶表示他可以拥有父亲拥有的家族财产和军队，但是不见得他就是整个蒙古政权的当然统治者（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应当这样）。所以窝阔台虽然是合法的公议的继承人，但拖雷仍旧是所有儿子中势力和实力最大的。因此就有窝阔台的继位，以耶律楚材等重臣劝说拖雷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争位的事情。至于传说窝阔台承诺他死后还政给拖雷后人，但是却食言，让其子继承了大汗位，拖雷则在这之前神秘的因为给窝阔台祈福而死去（传说是因窝阔台重病依习俗代窝阔台而死），因此直接造成了四大派系的分裂：术赤一贯支持幼弟拖雷，拔都也很支持之后的忽必烈兄弟，因此钦察（金帐）汗国和之后的统治者多少都站在拖雷后代这一边或者中立；不满自己家族不公待遇的旭烈兀远征波斯后奉忽必烈命建立伊儿汗国，这是坚定支持忽必烈元政权的势力，至少在独立的同时，伊儿汗国是坚定接受元政权正统地位的国家，直到被钦察汗国所灭亡；察合台汗国一开始受到窝阔台政权的节制，一直到都瓦，都是联合窝阔台汗国的海渡与元政权作对的，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一直与元政权保持长期的敌对关系，经常侵扰元的边境地区，但一再被元军击败，窝阔台汗国汗海渡最终败于元军身死后，国家也被察合台汗国都瓦侵吞。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汗国和元政权的地位，类似于松散的国家联邦，但彼此根本没有共同的利益，所谓“服从大汗宗主权”在四个汗国那里都是比较虚的东西。

2、四个汗国疆域：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主要辖区是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起高加索山的地区，对于俄罗斯各公国享有宗主权。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主要辖区在天山南北。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封地,领有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潮以东地区。伊儿汗国是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今伊朗、伊拉克、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中亚的土库曼斯坦都由伊尔汗直接统治；阿富汗斯坦西部的赫拉特王国是伊尔汗的属国；小亚的罗姆素丹国名义上是属国，实际上由伊尔汗派官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大汗国的疆域之广阔，再加上元政权的统治疆域，名义上的蒙古帝国已经远远大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的疆域，大致的面积约3100万平方公里左右（如果包括属国和实际控制的国家，这个面积还要大）。其中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甚至就已经比当时任何一个非蒙古政权的领土都要广大，这两个国家也是历史上经常与阿拉伯和欧洲国家为敌的，形成中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蒙古三大势力的世界格局主要因素就是这两个汗国。钦察汗国对东欧和北欧的压力，伊儿汗国对阿拉伯政权的压力，致使后来人将之称为“黄祸”。

3、四大汗国的君主表还在整理，而元的历代君主，可参见《元史》各本纪第一至第四十七，元政权亡后还有个逃亡的北元政权，那个时代的君主不在此列。

四 : 关于四大汗国（三）——伊尔汗国

伊尔汗国，也称伊利汗国，是四大汗国当中建立时间最靠后的一个，某种意义上也是距离蒙古人传统最远的一个（文化上的去蒙古化比较快）。不同于其他三大汗国的是，伊尔汗国不是由成吉思汗的儿子、而是由他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阿里不哥的同胞旭烈兀所建立，可能是由于同属托雷系的原因，伊尔汗国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以来属于走得比较近的，也是承认元朝的宗主权最痛快的。

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伊尔汗国的疆域，一般是画成东至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到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全部或部分包括了今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部分地区，安娜托利亚（土耳其）大部，包括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等，其中除直接统治外，阿富汗斯坦西部的赫拉特王国是伊尔汗的属国，安娜托利亚的罗姆素丹国名义上是属国，实际上由伊尔汗直接派遣流官进行治理。应该说这个疆域没有什么错误，但这是伊尔汗国曾经达到的最远边界，而且与古代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这条边界是经常变动的。

伊尔汗国的历史始于公元1253年，此前，蒙哥汗在拔都汗的支持下成为了蒙古帝国最后一位事实上的大汗，于是他命令自己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发起远征，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拓展托雷系势力，旭烈兀的目标是经过已被祖父征服的中亚，转向阿拉伯阿巴斯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三次蒙古西征。当年10月，旭烈兀部出发，途经阿力麻里、撒马尔罕、至波斯碣石城（伊朗西部）。1256年6月，旭烈兀度过阿姆河，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利用强大的攻城器械和怯的不花骑兵的突击摧毁了为害百年的刺客之国木剌夷，占领其都城阿剌模式堡（位于今里海南岸），杀死其君主鲁克那丁，族灭其家。

1257年3月，旭烈兀会同拜住的阿塞拜疆蒙古军，从伊朗出发指向巴格达（报答），此时阿拉伯帝国虽已分裂，但阿巴斯王朝仍有效控制着今伊拉克及周边地区，同时哈里发仍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年冬，旭烈兀围困巴格达，1258年初攻克之，哈里发漠思塔辛投降。按照对待抵抗城镇的惯例，蒙古军在城中大掠七天，谟思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关于这位哈里发的死，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堆满珠宝的屋子里被饿死，一说是被裹在毛毯里纵马踏死，按照当时蒙古人处死身份尊贵者“不流血”的惯例，似乎都说得通，但现在应该是后一种说法占优势。

占领巴格达后，旭烈兀继续向西，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但此后蒙古军主力迅速回师，其偏师在苏伊士附近被埃及的马木鲁克击败，从此止步，黄色旋风最终没有飘向非洲大陆，同时，终伊尔汗国一朝，地中海边的基督教势力都比较强大，倒是拜占庭与汗国关系不错。关于旭烈兀撤军的原因，基本上都被认为与当时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有关，作为唆鲁合贴尼所生的儿子，很难说在大哥去世之后他没有与哥哥弟弟争权的想法，但是一方面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实力有限，而且他那时已经面临着来自金帐汗国的军事威胁，最终旭烈兀停在了帖必力思隔岸观火，他的同胞哥哥忽必烈在四年征战中胜出后，也就承认了这位六弟（托雷共有11个儿子，不是同母）的独立，伊尔汗国建立。

相比于窝阔台汗国的短命、钦察汗国的分裂以及察合台汗国的混乱，应该说伊尔汗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旭烈兀汗1256年掌权，1265年逝世，传位于阿巴哈汗，关于这位汗的在位时间有16和17年两种说法。此后的几任汗之中，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第四位阿鲁混汗（1284——1291）了，也算是一代名臣，在阿塞拜疆战争中面对同胞有所表现。

早在旭烈兀在世的时候，就与他的堂兄、拔都汗的弟弟、金帐汗国的第四位可汗别儿哥汗产生了争端，争端的主要原因是阿塞拜疆地区的归属。按理说拜住原来驻扎在那里，但是西征中拜住的部队受到旭烈兀的统一指挥，因此他理所当然的认为这里是他的势力范围，可是别儿哥不这么想——独立了还要拿着大汗的命令来要地？蒙哥汗都没了，拔都汗也早就伺候咱爷爷去了，就你，门都没有，于是……这是四大汗国之间真正大规模战争的开端，这场山地战争一直持续百年，其中最惨烈的当属1263—1264年两位名王在库拉河边的会战，战况之惨烈，连向来心狠手辣的俄罗斯屠夫别儿哥汗也感慨“愿真主谴责这个用蒙古人的剑残杀蒙古人的旭烈兀吧”（一说到这，唉，好像你自己不是蒙古人似的。整个亚洲大陆那几百年的历史，基本就是蒙古人打来打去的历史……）。战争结果，伊尔汗国失败，但是金帐汗国也没能控制阿塞拜疆，于是伊尔汗国再也没有能力攻击埃及，拜占庭也找到了对抗金帐汗国影响力的伙伴，同时别儿哥失去了中亚，转而支持海都，漠北之战的规模越打越大……蒙古人的内讧，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历史。

就在外部纷争不断的情况下，1295年，伊尔汗国迎来了一位中兴之主——第七位汗合赞汗（1295-1304年），他在位时，对外顶住了仍处于上升期的金帐汗国的攻势，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即位前的1295年6月19曰，与那位辉煌的前辈金帐汗别儿哥一样，合赞汗率全国蒙古军人官吏改宗伊斯兰教，而后于11月3曰即汗位，取名穆罕默德，不再称自己为汗，改称苏丹。其实他本人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他登基以后，蒙古贵族和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宗教上层、贵族逐步合流，伊尔汗国成为了一个伊斯兰国家。

不过中兴注定只能是暂时的，在合赞汗死后，完者都、不赛因相继即位，却无法控制各地埃米尔越来越强的独立倾向（这种类似于后世奥斯曼帝国伯克制度的分封似乎比原始的蒙古分封制度更不稳定），1335年，伊尔汗国最后一任“完整的”君主不赛因汗去世，汗国旋即陷入一片混乱，在1335-1355年的二十年间，先后有八位苏丹，走马灯似的换，国家政权陷于瘫痪。这期间，外在的敌人却没有闲着，继承了金帐汗国顶峰月即别汗时代累积国力的扎尼别汗终于得以一偿祖先多年的夙愿，在伊尔汗国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出兵消灭了此时控制阿塞拜疆的绰班王朝（伊尔汗国的遗产之一）埃米尔阿什列甫，同时更进一步，攻占了伊尔汗国首都帖必力思城（今伊朗大布里士），伊尔汗国就此灭亡，同时，金帐汗国的领土也达到了最大。当然，扎尼别汗也没高兴多久，金帐汗国的分裂和衰落立刻就开始了，不过那是后话，在以后的系列中再来讲述。

回过头来说伊尔汗国的遗产，统一的汗国灭亡了，残余势力则在后不赛因汗时代分裂的基础上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王朝，主要有：1、贾拉尔王朝（1336-1411年），正式独立于公元1340年，未称汗，占据今伊拉克、阿塞拜疆（扎尼别汗的儿子、阿塞拜疆总督、弑父者、金帐汗别尔迪别汗在杀死父亲后不久就携带财宝撤回萨莱）、摩苏尔和迪亚巴克儿；2、克尔特王朝（1245-1389年），就是前面说过的赫拉特王国，称臣多年后于1342年独立称汗，占据赫拉特和呼罗珊部分地区；3、穆札法尔王朝（1313-1393年），正式独立于公元1353年，占据法尔斯、克尔曼和库尔德斯坦，向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称臣；4、赛尔别达尔国（1337-1381年），正式独立于公元1353年，占据呼罗珊北部。

以上这些小王朝，有的是原来就是藩属趁机独立，有的是地方实力派自立为王，甚至还有地方起义者建立的独立政权，相当混乱。但是无论如何结局是肯定的——公元1380年以后，这些建立在伊儿汗国废墟上的小王朝，无一例外，先后成为了毁灭王子、元驸马、瘸子帖木儿的战利品，未来的亚洲腹地，将是钦察汗国与他的对决。

最后还是列出世系表（每次这个时候我就要感叹一句，所有的蒙古人都擅长窝里斗，这个平均在位时间，唉）：

旭烈兀汗（1256—1265）——阿八哈汗（1265—1281/82）——苏丹.阿合马汗(1281/82—1284)——阿鲁浑汗（1284—1291）——海合都（凯哈塔）（1291—1295）——拜都汗（1295）——合赞汗（1295—1304）——完者都（1304—1316）——不赛因（1316—1335）——阿儿帖（1335—1336）——木撒汗（1336）——穆罕默德汗（1336—1338）——撒迪别（1339—1340）——只罕帖木儿（1339—1341）——速来蛮汗（1339—1344）——脱合帖木儿汗（1337—1352）——努失儿（1344—1355）

五 : 元朝与高丽关系：元公主权力大于高丽国王

在元朝建立之前，高丽就成为蒙古国的附属国，并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元朝(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宗藩关系的确立，意味着高丽对元朝(蒙古国)要履行朝贡义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朝与高丽的这种朝贡不仅包括高丽根据自己的能力进献物品，更包括元朝向高丽强行索取的军需物品。在元朝的高压政策之下，中朝朝贡关系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从关系，而朝贡的礼仪性则降于次要地位。蒙古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确立之初，高丽对蒙古国的朝贡是不情愿的。元世祖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丽的朝贡虽有不情愿的成分，但元朝统治政策的缓和以及高丽国王对现实处境的考虑，使双方对维持这种关系都比较积极。高丽恭愍王统治时期，借元朝走向衰落之机，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朝贡次数减少

一、高丽向元朝的朝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国就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年)，契丹首领金山、六哥等率领9万人反蒙自立，在蒙古大军的追击下，窜入高丽，并攻占了高丽国的江东城。十三年(1218年)，蒙古大军以追击契丹军的名义进入高丽，与高丽军联合攻打江东城。江东城的契丹守军投降，高丽遂与蒙古结盟，由于高丽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初步确立。

蒙古国在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以后，不断派遣使臣索要贡物，不仅数额巨大、品种繁多，而且使臣态度蛮横强硬，并时常以战争相威胁。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蒙古以歼灭契丹军为理由，向高丽索要贡物。“九月，皇太弟、国王及元帅合臣、副元帅札刺等各以书谴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贡，寻以方物进。十五年(1220年)九月，大头领官堪古苦、着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仍进方物。”十六年(1221年)1年间，高丽向蒙古国进贡1万领獭皮、3000匹细紬、2000匹细苎、1万斤绵子、i000丁龙团墨、200管笔、10万张纸等。十七年(1222年)十月，“诏谴着古欤等十二人至其国，察其纳款之实。”十八年(1223年)八月，“宣差山术等十二人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贡献。这一时期，高丽国王在蒙古国强大威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蒙古国进献方物，所进献的主要是高丽的物产，没有人员的贡奉。

由于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不幸阵亡，蒙古汗国出现了汗位之争，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赢得了胜利，并建立元朝。在蒙古汗国做质子的高丽世子倎及时投靠忽必烈，赢得了忽必烈的褒奖，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开端。忽必烈考虑到征南宋与日本的需要，也改变了以往对高丽的高压政策。高丽元宗为了王位的稳定并保持高丽的相对独立，请求与元朝联姻，元世祖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元朝皇帝或王室成员之女嫁与高丽国王便成为一种例制，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代理人，在高丽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元朝皇帝是高丽国王的岳父，高丽国王成为元朝的驸马。高丽国王与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日后再成为国王。这种极为亲近的姻亲关系，有利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对高丽王室来讲，也借助姻亲关系而提高了政权的安全性。高丽王实际是拥有双重身份的国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这种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丽国作为元帝国的附属国兼驸马国的地位。

由于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元与高丽交往的历史上，国王和王妃亲朝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亲朝，不仅带领大批人马，而且携带大宗贡品。元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赉银六百三十余斤，纻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国王及王妃亲朝所携带的贡品之外，他们所带领的大批人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蒙古国与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丽的次数是277次。其中，蒙古国时期33次，元朝建立以后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宁宗朝1次、惠宗朝84次。而高丽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灭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丽高宗时期39次，元宗时期56次，忠烈王时期207次，忠宣王时期21次，忠肃王时期63次，忠肃王(后)时期6次，忠惠王(后)时期9次，忠穆王时期16次，忠定王时期5次，恭愍王时期57次。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在蒙古国及元朝120余年的统治时间里，与高丽的双方往来是756次，应居元朝与藩属国往来次数之首。其中，高丽派使臣赴元的次数几乎接近元朝向高丽派遣使臣次数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为催促高丽入元朝贡，监督高丽内部事务等；而高丽使臣前往元朝则多为进献贡物、贡女等。

高丽向蒙古国及元朝进献的物品有：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除了支付品目繁多的贡物和亲朝的费用以外，高丽还要向元廷提供数目庞大的军需用品。其中包括向元朝派驻高丽的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等提供粮食、饲料、衣物、船只、马匹等。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二月，驻屯西京的蒙古军向高丽“请席岛仓米，乃给米一千石，杂谷五百石，盐一百石。”不仅提供军粮，高丽还要为驻屯军提供饲料、马匹等，如“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干，本国硕则七万二千。”

蒙古国东征日本，也向高丽索取兵马所需粮草、船只等。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高丽使臣认为：“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忽必烈并没有认同他的说法，认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高丽使臣说：“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忽必烈的回答是：“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不可行乎?”命高丽使臣“归可以此言谕尔主。”这段史料反映了作为宗主国的蒙古国(元朝)对藩属国高丽发号施令的强硬态度，只要提出要求，属国就必须接受，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大量的贡品和军需物品的输出，极大地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小国连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军粮未曾尽意收贮，除见在兵粮七万七百二十七汉石外，内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员月俸国用，多般赋税，悉皆收取，更于中外户敛，粗备四万汉石。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要求高丽向元朝的辽阳行省输送粮食。仅元贞元年(1295年)的三月、四月，就有“米一万石输之辽阳”、“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一的记载，足见高丽向辽阳输送贡米的数字之大。

元朝对高丽朝贡的需索苛刻而严厉，其对高丽的回赐也很丰厚。这与元朝与高丽统治集团因联姻形成的密切而又特殊的关系有关。

元帝用于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风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

元朝作为宗主国、高丽王的岳丈之家，薄来厚往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元朝不仅对前来朝贡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忠烈王在位34年间，往来元朝与高丽的都城14次，随行人员甚多，最高的一次竟达1200人。元朝给忠烈王最多的一次赏赐是3万两白银。双方交换的物资，有的是急需品或生活必需品，有的是艺术品或奢侈品，故其价值很难准确对比。大体上，在元与高丽关系的和平时期，元朝皇帝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前提是高丽王对元朝忠顺。不过，与元朝要求于高丽的贡赋相比，元朝的赏赐比起唐、宋等朝代对朝贡国的赏赐就称不得丰厚了。

综上所述，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制度具有这样的几方面特征：其一，蒙古国与元朝是通过武力及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奉表朝拜的；其二，元朝不仅要求高丽称臣，而且对高丽进行极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其三，高丽要根据元朝的指令准备贡物的品种及数量，此与传统意义上附属国携带本国方物的朝贡不同，因此在《元史》的元帝诸纪中虽然频频出现高丽遣使进献“岁贡”的记载，却没有岁贡的具体种类和数量的多寡。

二、元朝对中朝朝贡关系的管理

元朝对朝贡的组织与管理由礼部所属的侍仪司和会同馆负责。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元世祖正式颁布诏令，“敕：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彰、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皆隶侍仪司。”侍仪司“秩正四品。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侍仪司是礼部的下属机构，主要负责各种礼仪的筹办，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接待外国使节朝觐及献纳物品的具体事务由会同馆负责。

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牍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除了接待事务以外，会同馆还负责向往来贡使了解各自国家的自然状况、历史地理等，并编绘成图。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壬寅，礼部言：“会同馆番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会同馆虽然负责接待外国朝觐使者，但饮食方面的安排却另由通政院的廪给司负责。廪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内设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从事具体工作。

除了中央的管理机构以外，驿站是朝贡活动得以实现的保证。元代驿站的职能比元以前的各朝有很大的扩展，在以往传递军情、布宣号令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繁重的运输任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夷”贡物的转运工作。

元朝的驿站十分发达，无论是设置、管理还是功能、建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站赤中有驿令、提领等官。在关会之地，还设置脱脱禾孙，以司辩诘。站赤中的各级官吏皆归通政院及中书兵部统一管理。站户有逃亡的，要及时签补，并加以抚恤和赈济。由于站赤管理井然有序，“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的发达标志着元朝国内交通的发达，也标志着元朝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广泛。

为了保证站赤的正常运行，对随路官员及站赤人等的过往进行严格的规定：“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站赤官员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要根据是否带有文字牌面来决定是否给予马匹，没有牌面的，随便给予马匹，要治罪；有牌面，没给马匹的，也要治罪。虽然规定如此严格，但前来朝贡的使臣，却可以不受限制，“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将进贡物品与紧急军情并重，足见元朝对朝贡的重视。

为了转运贡物，加强对属国的控制，元朝还将驿站设置在各属国境内，对高丽也是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朝首次在高丽境内设置驿站，“以高丽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按照元朝的计划，在高丽境内应设置40个驿站，由于“民畜凋敝”，高丽恳请元朝减少驿站的数目，后得到准许将40个驿站合并为20个。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活动就是通过这些驿站实现的。可以说，朝贡促进了驿站的发展，驿站也加强了元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

关于元朝的朝贡礼仪，史载不详。记载明朝礼仪制度的《明集礼》中对元朝的礼仪做了简略的介绍。内容是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令高丽王“修世见之礼”。此后，藩属国在正旦、圣节、大朝会之日来朝，要行朝礼觐见。元朝还将皇帝的生日定为重大节日，让来朝藩王和使臣在这一天行朝觐礼，这是元世祖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首创，并为明清两代所沿用。

三、元代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维护宗主国强权的同时，也给藩属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高丽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与同时期的中国政权有密切的往来，大量代表中国儒学及理学思想的书籍进入高丽。主要有《四书》、《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 《柳文》、 《东坡诗》、 《诗学大成押韵》、 《君臣故事》、 《资治通鉴》、 《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等。由于对汉文化及儒学观念接受得比较彻底，高丽的儒学颇为昌明。

其次，元朝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建立，使带有儒学特色的高丽文化和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从蒙古民族的心理来讲，在统一中国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发展海外贸易和中外交往。蒙古统治者最初对高丽的征服，其目的不仅要高丽臣服，还要将高丽变成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地方政权，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元朝建立以后，对高丽以种种方式保持自己独立状态的努力做出许多让步，征东行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在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由于高丽王“不能服其众”，“遂复立征东行省”，任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高丽国王不接受元朝的这一决定，请求元朝看在高丽80余年“岁修职贡”、“世子入侍”的情面，还是要让高丽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臣服元朝，而不要建立元朝的行省。高丽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征服时期，无法真正抵御蒙古军队，但不懈坚持，维持了一种特殊的半独立发展状态。

其三，习俗与礼仪方面的影响。元朝与高丽交往之初，并没有要求高丽改变习俗，随着两。国交往日益频繁，以及各代高丽世子赴元为质，高丽国王又与元皇室联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情况有所改变。高丽王室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少则在元滞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私属人户。再加上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还曾经派驻过军队，使与蒙古贵族接触频繁的高丽统治者，关系密切，渐染蒙古之风。因此，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发式原与汉族相同，留全发。高丽忠烈王王眶作为质子入元不久，就改梳蒙古发式，而且在衣着上也改穿蒙古服装。至元九年(1272年)忠烈王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大臣们也纷纷改换发式，并陆续改穿蒙古式服装。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也反映出蒙古习俗的影响。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刺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喜欢穿蒙古戎装，还非常喜欢打猎。由于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他们的饮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蒙古风味的食品。

高丽王室与元皇室联姻，以及两国统治阶层的频繁接触，使高丽的某些礼仪也颇受蒙古影响。忠烈王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所生之子王璋，与晋王甘麻刺之女宝塔实怜公主的婚礼，就是按蒙古礼仪操办的。王璋连续3天分别以白马81匹献于帝、太后和其岳父晋王。同时，皇太后、晋王分别以数百只羊、数百坛酒设蒙古式大宴庆贺。献白马和以9或9的倍数为吉祥数都是蒙古礼仪。王璋之后的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娶元公主时，也都以这种方式献聘礼。不久，高丽国内的某些重大喜庆活动也献白马，给元皇室贵族赠送礼物时，其数量也往往用9或9的倍数，以示吉祥。

元王朝曾在高丽置征东行中书省，后由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年)，忠宣王王璋署征东行中书省事。高丽宰枢及行省左右司官员谒见忠宣王时，“用元朝礼”。这样，高丽朝廷便有两种礼仪。平时宰枢臣僚处理本国一般事务谒见国王时，用的是高丽礼仪，而宰臣、行省官员处理行省事务谒见国王兼行省丞相时，则用“元朝礼”。在高丽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一些蒙古词汇，如伊里干(意为聚落)、忽赤(意为佩弓箭者)等等。

高丽接受蒙古习俗影响最大的是高丽统治集团，虽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强迫高丽改变其本国习俗，但高丽统治者为保持统治地位，主动向元统治者请婚，主动接受蒙古的服饰，以表明自己对元朝的忠心，取得信任。高丽百姓改服蒙古式衣冠，则是高丽统治集团强迫进行的。元朝灭亡，明朝建立，高丽服饰又恢复了以往的式样。

本文标题：四大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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