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

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革，历史总是在不停地发展。每一年经济的发展提高都会给人们带来让人奋发的念头，现代人的理财观念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早已经随着时代地变革而变革，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财意识，以使得自己的闲置资金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运用空间，以获取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利润。

与以前的金融市场相比，银行的大堂经理现在更愿意推荐银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而在2004年以前，百姓的闲置资金一般只有储蓄,国债，股市三个流向。

而现在，银行的各种理财产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由于保证本金和到期收益，再加上有银行信誉担保，所以理财产品一推出就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如今，理财产品不仅增加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改善了社会财富结构。

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银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个人理财而咨询。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现在所有理财产品的风险性。

我们也不可否认的说，随着时代变迁，银行也在发生新的变化，银行推出新的产品迎合不同储户的需求，为大多数人制定适合他们的方案，让不同阶层的人能够自主的选择。如我们在杭州所见到的，浙江的中国农业银行就推出了适合浙江本地储户资金使用习惯的理财产品。

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银行理财经理只是银行在推荐介绍业务时的业务人员，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所期冀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现一对一理财业务，以使得我们的闲置资金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用途，以此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裕。(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当然在这次社会实践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南北方银行的不同差异，南方银行比北方银行而言，具有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理念。金融服务业是最贴近百姓生活职业，我们也希望不同的区域能够互相了解，互相比较不同的地方，最终完善出最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发展所最需要的产品。

二 : 转帖：时代在进步，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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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智能革命。［www.61k.com］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关键是人才之争，人的智力与智能之争。而思维是智能的源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人，也造就着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人的思维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认为：“思维被认为是进化的最高成就，而且确实被认为是表明人类存在的本质的东西。”（朱长超。《思维》，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8页。）有了思维，人类才得以认识自然，才能把握靠人的感觉所不能把握的事物的本质。一切科学的发现，都是靠思维作出的。人类有了思维，才得以学会利用自然，创造出一个新的丰富的物质世界----人工自然界。恩格斯曾把思维着的精神誉之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正是这美丽的花朵结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果实；而现代科学技术又催入出新的美丽的花朵。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生产曾长斯落后于物质的生产，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常常掩盖了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逐渐担负起对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人们才不断加深了对思维和思维方式重要性的认识。恩格斯曾对这种重要性作出哲学概括。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但是，那时理论思维、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主要地只是涉及能否正确地作出科学理论的概括，而今天思维方式还影响到科学理论迅速地转化为技术，并通过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思维方式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发展时期。

那么人类是怎样思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思维着的呢？人类思维方式的历史进程是怎样展开的？它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人类思维方式在现代有什么新的发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它和创造性思维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思维方式与科学技术革命

（一）思维方式及其制约因素

1．思维方式的内涵

什么是思维方式？近年来国内关于思维方式的讨论十分活跃，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思路”说，“方法”说，“模式”说，“体系说和“结构”说。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探讨思维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们至少概括出了思维方式的两个共同特点。

第一、思维方式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定型化了的、带有普遍性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它不是变动不居的；

第二、思维方式起着榜样的作用，范例的作用，是在一定知识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一种从事思维活动的规范。

但是，上述的一些观点未能把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思维模式、思维结构区分开来。尽管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思维模式、思维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思维方式不等同于思维方法，不等同于思维模式，也不等同于思维结构。思维方法是比较具体的东西，思维方式则是比较一般的东西。思维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告诉人们如何具体的进行分析、进行思考，提供了人们获得理性认识的具体途径和手段。思维方式并不具体规定人们如何去从事思维活动，并不给人们提供思维活动的固定的程序和标准的模式，也不提示具体的思维结构。它标志着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们理性认识的方向和趋势，从总体上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活动，给出人们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总思路，具有普遍指导性和范例性。它对科学认识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比之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思维方法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思维方式是表征人们思维活动不同特点、不同类型的一个哲学范畴，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着人们思维活动方法、过程和结果的范式。它是那个历史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世界观、基本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综合。

如果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加以分析，那么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社会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并且指出精神生产或意识生产是随着“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的产生而产生的。他的意思是说，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的产物，只有当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离，最初的脑力劳动产生之后，精神生产才相对独立出来。独立的过程就是思维方式的发生过程。犹如“物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比物质生产方法这个概念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一样，精神生产方式即思维方式要比思维方法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思维方式则决定着思维活动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思维的成败。

2.思维方式的制约因素

思维活动是由思维客体、思维主体、思维工具三个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及其变化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活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思维客体，即思维对象。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必然要和客观对象发生联系。思维方式是思维方式反映思维客体的方式。人的思维活动的过程，不仅是从思维客体获取信息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信息加工、信息控制的过程，是一个形成知识、观念等精神产品的信息输出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也就是人的大脑加工、控制信息的方式。思维客体对于人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制约的作用。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予以考虑。第一，这个客体即自然界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部地赤裸裸地呈现在思维主体的面前，它好似浮在海水中的冰山，有的部分显露着，有的部分深藏着，联系着的部分时隐时现，不时为主体展现新的思维领域，开拓思维的新视野，其展现的广度和深度给思维方式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第二、作为思维对象的自然界并不是纯粹的客体，它早又受到思维主体的“污染”，是被思维主体干预过的、改造过的思维客体。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自然界、思想和人的活动是考察人的思维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人的活动引起自然的变化。变化了的自然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改造自然、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的过程中，才使主体的思维获得能动性。

思维主体，即思维着的个体或群体。思维活动的进行，思维方式的实现，必定要依赖于能思维的现实的主体。这是思维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思维的能动性取决于思维主体本身的状况。思维主体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客观世界，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反映客观世界，能动的思维着。思维主体自身的条件如思维的大脑、知识结构、观念形态、智力水平，乃至情感、意志，习惯等等都影响着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思维的客观效果。大脑是思维的物质基础，思维又促使大脑保持良好的功能和充沛的活力；知识结构是主体思维活动的智力基础，决定着思维活动的水平；世界观、价值观在思维的深层起着方向上的指导作用与调节作用。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谈到马赫时说，我看他的弱点正在于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没有辩论出自由构造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理论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可见，爱因斯坦和马赫的分歧，是观念的分歧，是现代思维和经验思维的分歧，是思维方式的分歧。

思维工具，是连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桥梁，是主体反映客体的中介，给人伞兵 思维活动提供具体的线路。思维客体是思维的信息来源，思维主体是思维的转换系统，思维工具则是加工信息的手段和方法。它包括各种具体的思维方法和物化的手段。爱因斯坦认为，新方法的产生往往导致一门新的科学的诞生。可见，思维方法在采取一定思维方式编织人类认识自然之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孕育着新的思维方式
1、实践方式的变革决定思维方式的变革

人类的思维方式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决定于人类的实践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根源于实践方式的变革，而这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着。人类实践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都建立在当时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实践的纽带和灵魂。现代实践方式正在由过去的经验型向知识型、科学型和信息化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给现代化实践方式以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生产为主的历史阶段。据统计，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超过了“蓝领工人”。现在美国由电脑完成的劳动量相当于4000亿人年，即相当于现有人口可能完成的劳动量的2000倍。为适应现代实践方式变化的需要，必须使思维方式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变革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越先进，科学技术成效就越大。中国曾经以当时先进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使自己处于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地位。但是这种思维的传统的局限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需要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同时又孕育着新的现代化的思维方式。

2、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怎样引起思维方式的变革呢？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得思维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系列新对象、新领域的出现，形成了全新的思维对象。一方面人类思维活动正在从宏观领域向两个方向扩展，进入宇观、胀观与微观、渺观领域。传统的不同研究对象相互贯穿形成的横断领域及相互交叉形成的交叉领域，成了人类思维的新客体。这些对象本身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综合性、整体性。另一方面，人类作用于这些领域的实践活动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势，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地协调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整体性发展，协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实践活动的成败。新的思维客体，要求人类具有新的思维活动方式。

第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思维主体的结构。这一方面表现在精神生产活动过去主要由科学家、思想家个人承担，现在却由科学家、思想家群体----即科学共同体共同承担。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是由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玻兰尼最先提出来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把这个概念引入科学哲学后，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科学共同体由具有相同的信念、相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遵循共同的科学范式的科学家组成。他们由共同的目标和活动所产生的内聚力联合成一个功能整体，在世界范围内协调研究的方向和活动。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不是依赖个人而是依赖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当代的精神生产活动虽然仍需要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单独地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但他必须同科学界学术界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采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表明思维主体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已经大大加强。在“知识爆炸”、信息量猛增的今天，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没有群体意识，如果失去了社会联系，他将一事无成。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新产生的人-机系统，具有从事某些思维活动和精神生产的能力，是思维主体在现代的重大变化。思维主体由以科学家个体为主发展到以科学共同体为主，是适应思维客体的整体性复杂性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整体性、复杂性是在当代才深刻认识到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思维主体的理论知识结构、思维心理结构，使得他们具有新反映能力和思维能力，从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第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思维工具的变革。这不但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如系统方法、精确的数学模型方法、宏观的统计方法、研究模糊对象的模糊数学方法等，使思维方法日益完善；还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思维主体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思维主体正是利用各种新的观测手段、实验仪器等物化的思维工具，为研究复杂性、整体性思维客体提供了可能性。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上述三方面的变化，奠定了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这些新变化相互作用，形成了当代思维方式的新特征。

（三）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是辩证整体性思维方式的新发展

现代思维方式不仅为当前人类实践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所决定，而且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成果。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恩格斯也认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它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人们只能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条件下去认识、去思维，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的思维和思维方式才达到什么水平。人类思维方式和人类本身一样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从远古时代混沌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到古代朴素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再到近代机械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于19世纪下半叶发展到高级的阶段，产生了辩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19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时代。科学的任务就像德国科学家李比希说的，是“努力整理新发现的事实和寻找将这些事实串联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参阅林德宏《科学思想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第311页。）天体演化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从不同的领域，展示了自然界在内联系，提示了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提供的事实，我们就能够“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它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弄得千疮百孔，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的理论思维方式推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使之成为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科学的是重要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辩证唯物的思维方式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机整体。列宁指出：“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它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07页。）“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辩证唯物的思维方式，承认事物之间的相对区别，但不知道有什么绝对分明的、固定不变的界限。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正是这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即相互作用，构成了物质的运动，决定了自然界的发展。

辩证思维方式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强调概念的联系，范畴的流动，注重概念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是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的主要区别。

本世纪40年代自一般系统论产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认为是彻底改变世界科学图景，使当代科学思维方式发生革命转变并非始自今日，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倡导辩证思维时就已经开始了。现代系统思维方式不过是对辩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使之深化和具体化。它加快并加深了思维方式革命性转变的过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提出他的“机体系统论”时，就敏锐地觉察到，它意味着在生物学领域将发生一场“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就是系统概念。表面上看来平淡无奇的概念，“充满了隐秘、内涵、酵素和爆炸的潜力”。系统科学虽属一门横断性具体科学，没有哲学那样高的普遍性和世界观的意义，但却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中共同性的东西，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美国系统哲学创始人之一拉兹洛认为，系统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透视眼光”，以至今天发生了一场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向严谨精细而又是整体论的理论”。

那么，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是怎样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呢？

系统论的创始人曾明确地指出，系统概念的发展中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系统论的理论渊源之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揭示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恩格斯指出，世界表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自然科学的本质就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认为，恩格斯说的“过程的集合体”，就是系统的哲学概念。系统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明确其内涵。目前系统的定义已有几十种之多，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整体，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从而在系统内部和外部形成一定的结构和秩序。这个共同点的基本思想，早已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普遍联系的原则之中。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的联系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整体与环境的联系就是事物的外部联系。系统内部的结构，就是系统的要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系统就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关系。由此可见，现代系统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则的继承，系统是普遍联系的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辩证整体性思维方式是科学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现代系统思维方式的发展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它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具体形式----“系统”这一形式；

第二，它丰富了系统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整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容，这种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第三，引进了数学方法，建立起数学模型，使辩证整体性思维方式由定性分析的阶段发展到定量分析的阶段；

第四，揭示出物质要素、整体、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般结局：在一定条件下，新系统产生，旧系统解体。

总之，系统思维方式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要求人们不把思维对象看作是孤立于环境之外的，不具有内部要至素和结构的质点，而是把对象看作是由要素按一定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看作更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去把握客观对象，思考和解决问题，要求人们具有整体观点、动态观点、择优观点，以达到优化思维的目的。

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现代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主要的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定性化与定量化的统一，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一）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如前所述，人类的远古时期和古代社会就已经用混沌的整体性和朴素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中国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强调整体的和谐与协调。殷周时期的“阴阳八卦”说，把自然界看作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咱整体性的思想在中医理论中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辩证施治的优良传统。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曾给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古希腊的哲学家也重视事物的整体性。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体”。亚里士多德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题，成为古代朴素整体观最有价值的遗产，至今仍然是现代系统论的一条基本原则。

近代，人们由于注重整体转到了注重对部分的认识，形成了“机械分割”的思想，以为将事物加以分解，对事物的具体细节搞清楚了，事物的全局也就明白了。于是出现了像力的分解、元素离解、生物的解剖、社会事件的分析等强调“分”的思想。生物学上的机械分割论认为，生物卵像一部机器，由各种遗传部件构成，只要了解了各个部件，整个卵和它产生的生命就一目了然了。贝塔朗菲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事物看成部分的简单迭加，将有机体先分解成不同的器官和要素，然后用这些器官和要素简单迭加说明生物的属性。

黑格尔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过深刻的阐述，强调部分之间的多方面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他认为，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6页。）他还指出，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而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论述过整体将创造出部分所不具有的新的力量这一思想，对简单的解剖式的分解方法作了分析，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撇开事物的总体联系去把握事物，就“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贝塔朗菲曾以联立微分方程组表述系统，并对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作了以下论述：“一个要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你不能从各个孤立的部分概括出整体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第63页。）

从思维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仅从整体或者部分去认识世界都有其局限性，现代思维方式必须从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去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这种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部分在整体中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可作为独立物而存在，又在整体中以相互独立的成分而相互结合。如机器中的零部件，电子设备中的电子组件，它既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本身也可以改变形态成为其它整体的部分。但是无论人工自然的整体中的部分，还是天然自然的整体中的部分，其独立性都是相对的，都要受到整体的制约。

第二，部分在整体中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才能与其它部分相结合，在整体中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某种条件下，它又可以改变形态离开整体而成为独立物。不同的原子，就是以这种方式相结合而成为化学分子的。

第三，部分在整体中只是名义上的部分，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能离开整体而转化成独立物。人体器官就是这种名义的部分，它不能脱离人这个整体而存在，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它才获得自己的地位。

不论何种结合方式，系统都是由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部分是构成整体的基础，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部分又是在整体制约下的部分，离开了整体就不再是该整体的部分。部分的变化总是以整体的联系为前提，整体的变化，又在变化着的部分的联系中实现。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就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它是现代思维方式不同于以往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之一。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虽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但这种关系的性质不外乎有两种：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加和性是指整体的某些性质和量度等于部分的总和。它反映了整体与部分之间量的守恒性和连续性。在数学中它成为四则运算的基础。在化学反应中，它表现为质量守恒，原子数守恒。非加和性是指整体的性质和功能不是各部分性质和功能的简单迭加，整体具有部分不具有的新的性质、新的功能和新的规律。它反映了整体质的变化和量的非连续性、不守恒性。这在化学反应中表现为反应前后物质的不同。在热核反应过程中既有核子数的相等，又有静止质量的“亏损”。加和性与非加和性都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的物质系统中，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当系统内部联系密切时，非加和性占主导地位。当系统内部联系松散、趋于瓦解时，加和性就处于主导地位了。

部分与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综合效应是否都是“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呢？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数学中，无穷集合的整体并不一定大于部分之和；在微观物理的领域中，氦原子分裂变成两个氘原子，每个氘原子的体积都比氦原子大；在生物学领域，一枚海胆卵一分为二，每个半卵都发育成一个海胆幼虫。亚里士多德曾经以“整体不是其部分的总和”这个命题更加确切地表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系统整体的功能，既可以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以等于部分之和，还可以小于部分之和，这种综合效应决定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即协调作用，它们的相干性或协同性，决定系统的正效应，如激光系统。要素之间的线性作用决定系统的零效应。而系统的整体综合效应得以稳定，又取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情况。这种交换保持在一定程度上，系统才表现出一定的质和功能。如果这种交换部分或全部被破坏，则系统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丧失它的整体性，耗散结构系统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定性化与定量化的统一

人类思维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先问是什么？然后再问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进程。人们总是先从认识事物的性质开始，再进到认识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要考察事物的量，就必须运用数学方法，即运用数学的概念、方法、技巧对思维客体进行量的分析、描述、计算和推导，从而找到能以数学形式表达的事物量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专引自季子林等《自然科学方法论概论》，第209页。）数学是人们进行辩证思维的辅助工具的表现形式。只有对现象进行精确的宣描述，才可能得到明确清晰的概念，得出用其它方法难以得到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运用数学方法，只有当一门科学达到成熟程度时，数学方法才能有机地进入到科学之中。正如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所说的，如果不能用数学来表示，那么你的认识是不够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可能只是初步的认识，在你的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

数（shú）起源于数（shǔ），量（liàng）起源于量（liáng）。在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学会了记数，但是将它作为一处科学的方法来运用那是很以后的事。在古代社会，人们不太注重应用数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定量的分析。这一方面是上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的数学工具还不完善。人们通过对天象的观察及在弓箭、车辆的使用中，得到了杠杆、匀速运动、转动的知识，但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上，并没有上升为科学形态。直到伽利略提出加速度要领以及牛顿提出第二运动定律时，才初步形成力学体系。这个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能从整体上、直观上把握客体对象，但是忽视了向定量方面、形式化方面发展。我国发明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但由于没有形式化的表述，现在各国都知道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勾股定理。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测资料，但却没有产生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我国关于哈雷彗星的观察记录极多，但计算出这颗彗星的质量、运行速度、轨道和周期的却是西方科学家牛顿和哈雷。我国古代思维方式的优点，曾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时间领先于世界；它的缺点，却阻碍了公理系统、形式化系统的产生，使得我国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上，以致在近代落伍。

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分析相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区别于古代自然科学的显著特点。近代自然科学家注重运用数学概念对客体进行数量分析，提出一定的数学关系式和数学模式来揭示事物的性质，描述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伽利略、牛顿就是在观察实验基础上应用数学方法做出自己的发现的。伽利略非常重视数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的帮助，我们不能了解大自然，“人们就会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徘徊”。（转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55页。）牛顿的数学才能，使他得以捷足先登，早于虎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明确地说明了该书的数学特征。他说，由于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因此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用数学来探讨有关哲学问题”。（H·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0～11页。）爱因斯坦对牛顿体系的公理化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在牛顿以前很久，已经有一些有胆识的思想家认为，从简单的物理假说出发，通过纯逻辑的演绎，应当有可能对感官所能知觉的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是牛顿才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用公式清楚表述的基础，从这基础出发，他能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01页。）

但是定量分析在近代科学中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经典力学中数学方法应用普遍，化学和物理学中数学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用数学方法将法拉第的“力线”和“场”的思想加以推演和论证，巧妙地用一组偏微分方程式加以表达，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理论上的一次大综合。可是在生物学、地质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还几乎与数学方法无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对当时数学方法应用的状况作了以下概括：“在刚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9页。）

然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已经大为改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它的数学化。宏观的定性分析与微观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数学科学本身有了很大发展，新的数学理论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新的数学工具。逻辑科学形式化的重大发展，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与逻辑形式化的同时数学形式化也几乎同步进行。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为思维的公理化，形式化作了准备。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普及，使得以前由于计算繁重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这就是迅速扩大了数学方法应用的范围，在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爱因斯坦引进黎曼几何学的空间概念和张量分析的计算方法，建立起了相对论。他认为：“在物理学，通向更深入的基本知识的道路是同最精密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7页。）他的科学成就与科学方法曾得到德国物理学家玻姆高度称赞：“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F·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第54页。）现代遗传学从孟德尔将统计方法用于豌豆性状研究开始，根本上说是概率统计性的。量子力学则是统计性理论应用的顶峰。化学在量子力学渗透之后，迫切需要高深的数学，因而由经验科学成为理论科学了。地质学领域也出现了数量地质学。一些高度抽象的数学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数学、拓朴学等，已在通讯工程控制工程方面获得广泛应用。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计量经济学，计量管理学、计量人口学、军事运筹学等综合性学科。科学数学化的形式，已由过去的数量化、图形化、函数化发展到形式化、模型化。

在科学思维中，既要进行定性分析，又要进行定量分析，这是因为任何思维客体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分别对它们进行质或量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研究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客观世界进行质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分类 的基础，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不同学科。对客观世界进行纯粹的量的研究，便产生了数学科学。但在现实世界中，离开量的质和离开质的量都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通常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深化，只有通过对量的规定性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更精确地认识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列宁指出：“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列宁选集》第2卷，第295页。）自然界的统一性，乃是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他的这个观点可以通过柏拉图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观点的全理成分在于：万事万物的统一可以用数学形式加以描述。他的“数的和谐”的思想，对人们用数学方法探索世界的统一性，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数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其重要作用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为科学研究提供精确的形式化的语言。第二，为科学研究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的方法。第三，为科学研究提供逻辑推理的工具。所以，戴森认为，数学不仅是可以用来计算现象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创造新理论的那些概念的原则的主要源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第61页。）

数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如此巨大，以致它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科学认识的主要工具，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辅助性手段。但是它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必须警惕陷入“过于简化的陷井和过于复杂的泥潭”。（美国数学家贝尔曼语）滥用数学方法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爱因斯坦在重视数学方法的同时又指出：“虽然运用数学方法能够证明一切，然而重要的是物理内容，而不是数学。”“的确存在着令人惊讶的情况，有人虽能把握问题的数学方面，却对事物的实质并不真正理解。”“数学虽然是唯一完美的方式，但它毕竟还是被人们牵着鼻子到处走。”（F·赫尔内克。《爱因斯担传》，第38页。）人们不能过分陶醉于科学数学化的辉煌成就，而应象狄拉克说的：“在物理学的每个被了解得很少的领域中，如果人们不想沉缅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推测的话，就必须固守实验基础。”（《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4期，第45页。）

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科学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在定性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离开了定量的定性认识是粗糙的、简单的；离开了定性的定量，离开了自然物质基础的数学分析，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这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另一显着特征。

（三）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

从模糊到精确也是人类思维反映客观世界的一般进程。当产生了数与形的概念获得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初步知识时，人类就开始学习精确思维了。当用精确的概念和严格证明的定理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用精确控制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测量方法反映客观世界，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的近代科学时，精确性便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特点。19世纪是精确思维和精确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度定量化、数学化的，包括天文、力学、物理等在内的“精密科学”群。20世纪以来，精确数学以更快速度发展并以更大规模应用于自然科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的诞生，更显示精确思维与精确方法的巨大作用。于是人们便形成一种观点和一种思维方式：一切都应当精确化，也能够精确化。只有今天尚未实现精确化的问题，没有需要不需要、可能不可能精确化的问题。西方分析哲学家更是提倡一切概念精确化，科学理论用数理逻辑加以推演。似乎精确就是好的，越精确越好；模糊总是不好的，模糊方法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测量的精确性是有限度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绝对精确。有些方面，精确过度反而模糊，变得不科学了，适当模糊反而精确。电子计算机在计算方面是很精确的，但在识别模糊现象时却远不如人的识别能力。其它如自动控制、机器检索、人工智能、领导决策等方面都提出了模糊性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复杂系统、大系统，如航天系统、人脑系统和社会系统等，模糊性是其显着特点之一。而复杂性和精确性处于“不兼容关系”。当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长时，人们对该系统特性的精确描述的能力将相应地降低。如果片面追求精确性，层层精确，步步精确，反而会变得不精确，降低对系统控制的能力。复杂性和模糊性几乎相伴而生，适当采取模糊描述和模糊控制，能够提高对复杂系统的控制能力。实际上科学思维中常常采用近似解和平均值来描述客观对象，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中求得精确。在宏观复杂系统中是如此，在微观系统中也是如此。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表明微观领域同样是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适应力学等学科需要发展起来的传统数学在这些方面都无能为力。在这些领域既充分暴露了精确方法的局限性，又充分证实了模糊方法的适应性。曾被传统数学和近代科学扬弃的模糊性，又成了数学研究的对象。自此，模糊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很快扩展到其它领域。

所谓模糊性，既是指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也是指对事物描述的不精确性。这种不精确性或是由于认识条件的局限和认识过程发展的不充分，或是由于客观现象本身固有性态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是随机性。它与随机性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是事件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本身的性态和类属是确定的，所以它是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则是事物自身性态和类属的不确定性，它是一处内在的不确定性。

精确性表明事物性上的非此即彼性，不同事物之间界限分明；而模糊性反映的是事物属性上的亦此亦彼性。这首先表现为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过渡性。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中间出现一系列过渡状态，既像这个，又像那个。如在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之间有脊索动物文昌鱼，在鸟类与两栖类之间有始祖鸟。其次表现为事物自身同一的相对性，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性。事物自身与自身的同一，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包含着差异的同一。这种差异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是近似地自身同一。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和变化，使得一物与它物的界限变得模糊。

可见，模糊性是对事物质的不确定性的反映，模糊方法是用定量的方法描述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模糊性并不否定精确性，它否定的只是对精确性的绝对化。模糊性是普遍的、绝对的，精确性是相对的。许多精确、严密的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近似反映。正如我国科学家卢嘉锡说的，我们说科学是精密的、确定的，这只是对研究对象不确定的某种程度的简化或抽象的一种描述。模糊性和精确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二者相互渗透。精确之中有模糊，模糊之中也有精确。精确和模糊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转化。模糊数学就是研究怎样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达到精确的认识。

1965年美国系统科学家查德提出“模糊集合”的概念，并且提出了用隶属度的方法描述事物的性态和类属问题，奠定了模糊数学和模糊学的基础。在他的著作中已经使用了模糊思维的概念，作出过零散却又不乏深刻的论述。查德理论一经传开，不仅对系统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思维科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自此，有的学者把模糊论和决定化、随机论看作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模糊思维方式是运用模糊论观点，用模糊的方式对模糊信息进行加工来揭露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对模糊事物的理性认识。它与精确思维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思维的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又一基本特征。

（四）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这是一个为科学界和哲学界十分关注而又长期争论的问题，有必要作较多的探讨。

1.机械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产生于近代科学发展的前期。它是由于牛顿力学定律的广泛应用而在17～18世纪科学家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根据牛顿力学方程，只要知道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和边界条件，就可以单值地确定任何物体在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从哲学上加以概括，认为人们一时找到一个宇宙方程，而且知道宇宙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那么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规律就都包含在这个公式之中。“对于它来说，没有什幺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它的眼前。”（陈克艰。《上帝怎样掷骰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宏观领域的简单事物时无疑是正确的，十分有效的。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个时代特征。

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在反对宗教神学的宿命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它是单一的、单向的因果决定论。有某种原因，必定单向地导致某种结果，而且只有这一种结果，结果对原因没有反作用；

第二，它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由一个方程式决定好了的。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一劳永逸地被这个宇宙方程揭示出来，不会有任何的偏离，整个宇宙是一架如同钟表一样的机器。

因此，机械决定论便从宗教宿命论的对立面走向“宇宙宿命论”，在人类深入认识自然界的时候，不能不遇到严重的挫折。它在处理分子运动时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热现象是大规模分子无规则运的群体效应。个别分子的运动是完全随机的，受到无限多个偶然因素的限制，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向会发生分子碰撞，因而无法找到确定的微分方式程，对个别分子的运动作精确的描述。

19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家W·吉布斯把统计概念和统计方法引进经典力学。通过对大量分子个别行为的统计，有可能得到刻画宏观总体特征的概念与规律，作概率解释，可以判定分子系统特征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概率描述的思维方式是对机械决定论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论争的实质

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的诞生，又给经典统计论观点以冲击，产生了一种新的概率观点和统计理论。1926年，N·玻尔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其基本思想是观测仪器对微观客体的干扰作用不能忽略又不可控制，正是由于它才发生测不准关系，必须使波与粒子的概念互补，使测得的两个实验结果互补，才能提供微观现象的完整信息。这就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非决定论”思想。作为矩阵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恩在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发表之后，就立即感受到“它要求非决定论的解释”。（玻恩。《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6页。）狄拉克认为玻尔的思想急剧改变了物理学家的世界观。奥本海默则认为这是人类思维“进入新的进化阶段的开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26页。）我国的一些著作者也认为它“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中最新的思维方式。”（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页。）然而，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发起了一场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关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论争。玻尔从量子力学的理论中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有什幺企图对福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的问题，而只能通过对立图景的结合使用来估计发生个体辐射过程的几率”，“这些概念带来了因果性描述的进一步放弃”。（N·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他认为在微观粒子中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经过长期的争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理论本身从怀疑发展到不再怀疑。但是他在哲学上却批驳了玻尔及其拥护者关于电子有“自由意志”以及能量和动量守恒定律不再成立的错误观点，坚持对客观世界描述的决定论思想。他在1950年6月12日致M·索洛文的信中正确地指出：“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问题在于：对自然界的理论描述，究竟应不应该是决定论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09页。）

围绕量子力学的这一场哲学争论持续达四十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1955年）和玻尔（1962年）相继去世，也没有终止，仍然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延续着。量子力学作为微观客体的宏观量度理论所取得的成功，分子生物学、模糊数学的创立和发展及对混沌等复杂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非决定论思想的发展，形成了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严重对立，以致有人提出：“在量子领域，概率观点成了整理和解释观测事实的唯一可能的观点，成了与因果观点不兼容的第一性的基本范畴”，“它打破了因果观点作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地位”，甚至提出“科学规律本质上应是因果性的，抑或可以是概率性的？允不允许最终与因果性原理不兼容的科学规律？”（陈克艰。《上帝怎样掷骰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必要分清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界限，区分是自然科学中的非决定论观点还是哲学中的非决定论观点。现代基础科学依据其内部的结构可以分成严格决定性的理论与概率统计性的理论。它们的判别不仅表现在所描述的物质过程的性质不同，而且表现在描述方式、方法的不同。经典科学描述的对象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对象，它以严格确定的方程精确地表态事物间的关系，而以概率论的思想和方法为基础的统计性理论，却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人们只能掌握大数现象的变化趋势，无法断定个别特定现象的变化方向与途径。事物本身就具有或然性、随机性。物理学家约尔丹就镭原子的蜕变现象作了如下概括：在镭原子的巨大集合中，蜕变的平均过程却是或然地预先决定好了的，但这里的自然规律是一种统计规律，这种规律对单个情形没有任何规定。现代物理学的这种奇特的论点，即认为我们不能用任何办法说出单个原子何时发生蜕变，根本就不应该归咎于我们知识的不完备，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决定具有客观的不完备性。这是科学家对自然现象作出的自然科学的结论。哥本哈根学派对微观粒子所作的非决定论的描述，也是自然科学本身的科学结论。他们提出的、并为众多科学家所接受的非决定论观点，就是自然科学的统计性观点。这表明自然规律的格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精确的函数关系已不再是科学的最终的标准和唯一完美的标志。因此不能笼统地把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思想说成是对哲学上的一般决定论的否定。必须看到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成就，在突破传统的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他们从中作出的哲学结论给科学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既包括量子理论本身的争论，也包括哲学方面的争论。哥本哈学派对微观世界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启发性的探索，作出了正确的统计解释。玻尔的互补原理也不失为量子理论的一条重要原理，揭示了微观世界的辩证法。然而他们在正确地指出观测仪器对微观客的影响的同时，却错误地认为微观客体的性质依赖于主体对它的观测，坚持主客体的不可分离（客体主体之间不能有截然区分），以致把测不准关系对微观客体测量的限制看成是对人们认识微观客体更深层次属性的限制，导致不可知论，从而在探索微观世界的人们面前罩起了一层“哥本哈根之雾”。自然科学是一回事，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又是一回事。池他们以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恰当地否定经典力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和单一因果性概念时，却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联系，否认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否认任何决定论，得出了电子有“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在微观领域已下适用”的结论。这就是把量子力学理论本身的论争转变为非决定论和决定论的哲学论争了。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爱因斯坦、普朗克、狄拉克、郎之万等著名物理学家的反对。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本身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诠释的深刻追究也推动了量子理论的发展。他在和玻尔的论争中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页。）表明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他忽视观察仪器的作用，以为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认识微观世界，说明他仍受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的影响。他不能容忍“最终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反映出机械决定论的消极影响。然而他相信“上帝不掷骰子，认为统计学方法不是终极的方法，它还仪在事物的表面，统计理论是一种过渡性理论，相信物质世界有其完美的规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则表明他坚持了客观世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3.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基本思想

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判了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是“在绝对不兼容的对立中思维”，“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咱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他们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全面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肯定了客观世界必然性联系、规律性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指出否认自然规律是一种浅薄的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反对了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科学目的论、宿命论）；

第二，揭示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说：“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数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恩格斯认为思维的任务，就是“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他指出，那时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却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页。）“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页。）他批评了那种把一切偶然现象（如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都看作是必然性的观点，不但没有使偶然性得到说明，反而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2页。）

第三，揭示了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批判了单一的机械因果观。恩格斯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把它放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时，“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列宁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观点，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年代里，自然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人们向更深、更广的领域里进行探索时，发现偶然性、随机性问题突出了，复杂性问题突出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没有遇到的情况。从微观粒子的随机性到基因漂变，再到混沌现象的研究，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19世纪中叶的热力学首先讨论了混沌问题----称之为“平衡热混沌”。布朗运动，丁铎尔现象，宇宙熵极大的热平衡态，都涉及混沌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彭加勒在研究三体问题时再次遇到了混沌问题。20世纪60年代，混沌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成为研究的热点。美国气象学家N·洛伦兹关于大气湍流的研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等非平衡相变理论，把混沌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前人们总认为偶然性、随机性是事物外部的次要因素引起的，被看作是外在的随机性。现在，偶然性、随机性是事物内在的原因造成的，被称为“内在随机性。”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放弃必然性、规律性、只承认偶然性，随机性呢？是不是象秦斯说的：“决定论显然要全部撤退”呢？抑或是像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说的，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学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人类的出现，不过是“在蒙特卡诺赌窟里中签得彩的号码”呢？要知道，恩格斯正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关于偶然性的材料把必然性概念“压碎了和破坏了”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阐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恩格斯指出：“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是不是随机性、统计性就否定了必然性、否定了决定论呢？其实，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规律表述为统计平均值。马克思说：“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列宁指出：“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消。”（《列宁选集》第2卷，第595页。）因此统计性并不排除规律性。统计性并非和因果性不兼容。量子力学揭示的随机现象并没有使因果性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它否定的是单一的机械的因果观，而不是辩证的因果观。列宁指出：“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列宁选集》第2卷，第156页。）同时又指出：“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157页。）列宁在分析那种想用函数关系来摆脱“规律性”、“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时，还深刻地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幺程度，这些记述能否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列宁选集》第2卷，第160页。）自然科学家所否定的决定论，实际上是机械决定论。我们在否定拉普拉斯决定论时，不是要否定他坚持的因果性，而是否定它的机械性、僵死性；我们承认统计性，不是要否定因果性、必然性，而是承认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因果性。在批判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时，千万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

4.现代自然科学证实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概率论的产生虽说与对赌博的研究有关，但绝不能归结为赌博，概率论的思想和方法代表了19世纪末以来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它既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大量随机现象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即非决定论方面，又表明随机现象的发生总是趋向一个确定的平均值，趋向一个概率，这又是必然的、确定的，即决定论。

可见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是辩证的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绝对对立的。这种统一性不论在经典力学还是在统计力学，或是在混沌现象的研究中都是适用的。确定性与随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总是相互联系着的，只存在隐显、大小之分，不存在有无之别。牛顿力学描述的运动规律是简单的，决定论的，可以用精确的方程得出确定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也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有某种偏离，外在的干扰和涨落同样存在，不过不明显，不发生多大影响。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质点，就是一种抽象化的理想化的描述。从原理上看是决定性的，但实际上却决定不了。因为世界上的物质质点太多了，不可能知道所有质点在某时刻的速度与位置。（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统计力学力求从大量偶然事件中把握事物 的统计规律性。在这里个体服从牛顿定律，群体服从大数定律。确定性和随机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关系。量子领域和混沌现象，其非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却是内在的。没有外界的随机因素，也表现出随机的行为，得出不确定的结果。混沌的表现好象是非决定论的，但它却不是真正的非决定论，而是决定论的。（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混沌理论研究在更高的程度上把确定性与随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统一起来。热力学研究系统如何从有序到混沌；耗散结构、协同学以及其它非平衡相变理论研究系统如何从混沌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再从有序到新的混沌的辩证过程。一个开放系统从外界吸收负熵流，可以从无序转化为有序。一个有序系统经过倍周期分岔或阵发混沌又进入新的混沌。正如普利高津说的：“有序与无序总是同时出现的”。（普利高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2期。）“动力学方程的决定论特点和随机涨落难解难分地连接在一起。这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合（就理解为“统一”----作者）组成了该系统的历史。”（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第216页。）

爱因斯坦把量子力学的统计性规律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理论，认为统计性的理论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还停留在事物 的表面。（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他在给予玻恩的信中说：“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我则想念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美的规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这一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对此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可能来自于下一个层次，渺观层次，即比微观尺度还要小10-19。超弦理论的尺度是10-34厘米。这个理论的时空是10维，比一般时空多6维。量子力学表现出来的非决定性很可能就是超弦10维空间中的混沌。有6维你看不见但又在起作用，你就会诊断物体的运动是非决定性的。（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和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这个深刻的思想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也同样反映出来。生男生女曾被人们认为是完全随机的，无法确定的，宏观上遵从统计规律，大体上保持男女比例子的平衡。分子生物学在深层次的分子水平上为人们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它是由生殖细胞的染色体所决定。X和Y染色体结合生男，X和X染色体结合生女，反映出完全确定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性问题上，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误解，引起这么多纷争呢？爱因斯坦回答得好，这是由于“因果原理的基本公式多少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目前应用因果原理的粗糙办法还是十分肤浅的”，他形象地比喻人们就象“一个用韵脚来评判一首诗的好坏却又不懂得格律的小孩子一样”，（《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02页。）人们对宏观领域因果关系的“格律”知之不多，对微观领域因果关系的“格律”知之更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钱学森的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统一的因果观，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系统决定论（赵红州。《系统决定论规律》，载《光明日报》1986年7月。）与选择论，（王振武。《再论选择论的方法论意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年第5期；朱葆伟、李继宗《从现代科学的发展看决定论与选择论》，载《光明日报》1987年3月16日。）也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

总之，机械决定论只承认必然性，确定性，否认偶然性、随机性，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不能反映复杂的客观世界，它已经成为过时了的思维方式。非决定论只承认偶然性、随机性，否认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从另一个方面割裂了二者的关系。用“非决定论”来表述统计规律，既不能准确地表达人们所理解的正确涵义，又不能和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相区别，容易引起误解。而以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相统一为特征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辩证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才是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人类的思维经历了由朴素整体性思维-机械整体性思维-系统整体性思维，由定性思维-定量思维-定性思维，由朴素模糊性思维-近代精确性思维-现代科学模糊性思维，由机械决定论思维-非决定论思维-辩证决定论思维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而达到了现代高度发展的阶段。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模糊与精确的统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

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现代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括起来，主要的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定性化与定量化的统一，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一）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如前所述，人类的远古时期和古代社会就已经用混沌的整体性和朴素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中国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强调整体的和谐与协调。殷周时期的“阴阳八卦”说，把自然界看作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咱整体性的思想在中医理论中有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辩证施治的优良传统。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曾给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同。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并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

古希腊的哲学家也重视事物的整体性。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体”。亚里士多德得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命题，成为古代朴素整体观最有价值的遗产，至今仍然是现代系统论的一条基本原则。

近代，人们由于注重整体转到了注重对部分的认识，形成了“机械分割”的思想，以为将事物加以分解，对事物的具体细节搞清楚了，事物的全局也就明白了。于是出现了像力的分解、元素离解、生物的解剖、社会事件的分析等强调“分”的思想。生物学上的机械分割论认为，生物卵像一部机器，由各种遗传部件构成，只要了解了各个部件，整个卵和它产生的生命就一目了然了。贝塔朗菲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事物看成部分的简单迭加，将有机体先分解成不同的器官和要素，然后用这些器官和要素简单迭加说明生物的属性。

黑格尔对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过深刻的阐述，强调部分之间的多方面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他认为，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6页。）他还指出，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而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论述过整体将创造出部分所不具有的新的力量这一思想，对简单的解剖式的分解方法作了分析，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撇开事物的总体联系去把握事物，就“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贝塔朗菲曾以联立微分方程组表述系统，并对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作了以下论述：“一个要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你不能从各个孤立的部分概括出整体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第63页。）

从思维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仅从整体或者部分去认识世界都有其局限性，现代思维方式必须从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去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这种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部分在整体中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它既可作为独立物而存在，又在整体中以相互独立的成分而相互结合。如机器中的零部件，电子设备中的电子组件，它既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本身也可以改变形态成为其它整体的部分。但是无论人工自然的整体中的部分，还是天然自然的整体中的部分，其独立性都是相对的，都要受到整体的制约。

第二，部分在整体中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才能与其它部分相结合，在整体中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某种条件下，它又可以改变形态离开整体而成为独立物。不同的原子，就是以这种方式相结合而成为化学分子的。

第三，部分在整体中只是名义上的部分，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能离开整体而转化成独立物。人体器官就是这种名义的部分，它不能脱离人这个整体而存在，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它才获得自己的地位。

不论何种结合方式，系统都是由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部分是构成整体的基础，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部分又是在整体制约下的部分，离开了整体就不再是该整体的部分。部分的变化总是以整体的联系为前提，整体的变化，又在变化着的部分的联系中实现。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就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它是现代思维方式不同于以往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之一。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虽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但这种关系的性质不外乎有两种：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加和性是指整体的某些性质和量度等于部分的总和。它反映了整体与部分之间量的守恒性和连续性。在数学中它成为四则运算的基础。在化学反应中，它表现为质量守恒，原子数守恒。非加和性是指整体的性质和功能不是各部分性质和功能的简单迭加，整体具有部分不具有的新的性质、新的功能和新的规律。它反映了整体质的变化和量的非连续性、不守恒性。这在化学反应中表现为反应前后物质的不同。在热核反应过程中既有核子数的相等，又有静止质量的“亏损”。加和性与非加和性都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的物质系统中，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当系统内部联系密切时，非加和性占主导地位。当系统内部联系松散、趋于瓦解时，加和性就处于主导地位了。

部分与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综合效应是否都是“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呢？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数学中，无穷集合的整体并不一定大于部分之和；在微观物理的领域中，氦原子分裂变成两个氘原子，每个氘原子的体积都比氦原子大；在生物学领域，一枚海胆卵一分为二，每个半卵都发育成一个海胆幼虫。亚里士多德曾经以“整体不是其部分的总和”这个命题更加确切地表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系统整体的功能，既可以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以等于部分之和，还可以小于部分之和，这种综合效应决定于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即协调作用，它们的相干性或协同性，决定系统的正效应，如激光系统。要素之间的线性作用决定系统的零效应。而系统的整体综合效应得以稳定，又取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情况。这种交换保持在一定程度上，系统才表现出一定的质和功能。如果这种交换部分或全部被破坏，则系统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丧失它的整体性，耗散结构系统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定性化与定量化的统一

人类思维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先问是什么？然后再问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进程。人们总是先从认识事物的性质开始，再进到认识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而要考察事物的量，就必须运用数学方法，即运用数学的概念、方法、技巧对思维客体进行量的分析、描述、计算和推导，从而找到能以数学形式表达的事物量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专引自季子林等《自然科学方法论概论》，第209页。）数学是人们进行辩证思维的辅助工具的表现形式。只有对现象进行精确的宣描述，才可能得到明确清晰的概念，得出用其它方法难以得到的认识。然而，这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运用数学方法，只有当一门科学达到成熟程度时，数学方法才能有机地进入到科学之中。正如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所说的，如果不能用数学来表示，那么你的认识是不够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可能只是初步的认识，在你的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

数（shú）起源于数（shǔ），量（liàng）起源于量（liáng）。在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学会了记数，但是将它作为一处科学的方法来运用那是很以后的事。在古代社会，人们不太注重应用数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定量的分析。这一方面是上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的数学工具还不完善。人们通过对天象的观察及在弓箭、车辆的使用中，得到了杠杆、匀速运动、转动的知识，但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上，并没有上升为科学形态。直到伽利略提出加速度要领以及牛顿提出第二运动定律时，才初步形成力学体系。这个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能从整体上、直观上把握客体对象，但是忽视了向定量方面、形式化方面发展。我国发明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但由于没有形式化的表述，现在各国都知道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勾股定理。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测资料，但却没有产生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我国关于哈雷彗星的观察记录极多，但计算出这颗彗星的质量、运行速度、轨道和周期的却是西方科学家牛顿和哈雷。我国古代思维方式的优点，曾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时间领先于世界；它的缺点，却阻碍了公理系统、形式化系统的产生，使得我国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上，以致在近代落伍。

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分析相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区别于古代自然科学的显著特点。近代自然科学家注重运用数学概念对客体进行数量分析，提出一定的数学关系式和数学模式来揭示事物的性质，描述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伽利略、牛顿就是在观察实验基础上应用数学方法做出自己的发现的。伽利略非常重视数学语言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的帮助，我们不能了解大自然，“人们就会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徘徊”。（转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55页。）牛顿的数学才能，使他得以捷足先登，早于虎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明确地说明了该书的数学特征。他说，由于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因此我在本书中也致力于用数学来探讨有关哲学问题”。（H·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第10～11页。）爱因斯坦对牛顿体系的公理化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在牛顿以前很久，已经有一些有胆识的思想家认为，从简单的物理假说出发，通过纯逻辑的演绎，应当有可能对感官所能知觉的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是牛顿才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用公式清楚表述的基础，从这基础出发，他能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401页。）

但是定量分析在近代科学中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经典力学中数学方法应用普遍，化学和物理学中数学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用数学方法将法拉第的“力线”和“场”的思想加以推演和论证，巧妙地用一组偏微分方程式加以表达，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理论上的一次大综合。可是在生物学、地质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还几乎与数学方法无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对当时数学方法应用的状况作了以下概括：“在刚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9页。）

然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已经大为改观。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它的数学化。宏观的定性分析与微观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数学科学本身有了很大发展，新的数学理论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新的数学工具。逻辑科学形式化的重大发展，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果。与逻辑形式化的同时数学形式化也几乎同步进行。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为思维的公理化，形式化作了准备。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普及，使得以前由于计算繁重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这就是迅速扩大了数学方法应用的范围，在科学的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爱因斯坦引进黎曼几何学的空间概念和张量分析的计算方法，建立起了相对论。他认为：“在物理学，通向更深入的基本知识的道路是同最精密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7页。）他的科学成就与科学方法曾得到德国物理学家玻姆高度称赞：“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F·赫尔内克。《爱因斯坦传》，第54页。）现代遗传学从孟德尔将统计方法用于豌豆性状研究开始，根本上说是概率统计性的。量子力学则是统计性理论应用的顶峰。化学在量子力学渗透之后，迫切需要高深的数学，因而由经验科学成为理论科学了。地质学领域也出现了数量地质学。一些高度抽象的数学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数学、拓朴学等，已在通讯工程控制工程方面获得广泛应用。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计量经济学，计量管理学、计量人口学、军事运筹学等综合性学科。科学数学化的形式，已由过去的数量化、图形化、函数化发展到形式化、模型化。

在科学思维中，既要进行定性分析，又要进行定量分析，这是因为任何思维客体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分别对它们进行质或量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研究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客观世界进行质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分类 的基础，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不同学科。对客观世界进行纯粹的量的研究，便产生了数学科学。但在现实世界中，离开量的质和离开质的量都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通常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定量研究是定性研究的深化，只有通过对量的规定性的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更精确地认识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列宁指出：“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列宁选集》第2卷，第295页。）自然界的统一性，乃是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他的这个观点可以通过柏拉图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观点的全理成分在于：万事万物的统一可以用数学形式加以描述。他的“数的和谐”的思想，对人们用数学方法探索世界的统一性，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数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其重要作用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为科学研究提供精确的形式化的语言。第二，为科学研究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的方法。第三，为科学研究提供逻辑推理的工具。所以，戴森认为，数学不仅是可以用来计算现象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创造新理论的那些概念的原则的主要源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第61页。）

数学方法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如此巨大，以致它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科学认识的主要工具，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辅助性手段。但是它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必须警惕陷入“过于简化的陷井和过于复杂的泥潭”。（美国数学家贝尔曼语）滥用数学方法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爱因斯坦在重视数学方法的同时又指出：“虽然运用数学方法能够证明一切，然而重要的是物理内容，而不是数学。”“的确存在着令人惊讶的情况，有人虽能把握问题的数学方面，却对事物的实质并不真正理解。”“数学虽然是唯一完美的方式，但它毕竟还是被人们牵着鼻子到处走。”（F·赫尔内克。《爱因斯担传》，第38页。）人们不能过分陶醉于科学数学化的辉煌成就，而应象狄拉克说的：“在物理学的每个被了解得很少的领域中，如果人们不想沉缅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推测的话，就必须固守实验基础。”（《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4期，第45页。）

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科学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在定性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离开了定量的定性认识是粗糙的、简单的；离开了定性的定量，离开了自然物质基础的数学分析，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这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另一显着特征。

（三）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

从模糊到精确也是人类思维反映客观世界的一般进程。当产生了数与形的概念获得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初步知识时，人类就开始学习精确思维了。当用精确的概念和严格证明的定理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用精确控制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测量方法反映客观世界，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的近代科学时，精确性便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一大特点。19世纪是精确思维和精确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度定量化、数学化的，包括天文、力学、物理等在内的“精密科学”群。20世纪以来，精确数学以更快速度发展并以更大规模应用于自然科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的诞生，更显示精确思维与精确方法的巨大作用。于是人们便形成一种观点和一种思维方式：一切都应当精确化，也能够精确化。只有今天尚未实现精确化的问题，没有需要不需要、可能不可能精确化的问题。西方分析哲学家更是提倡一切概念精确化，科学理论用数理逻辑加以推演。似乎精确就是好的，越精确越好；模糊总是不好的，模糊方法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测量的精确性是有限度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绝对精确。有些方面，精确过度反而模糊，变得不科学了，适当模糊反而精确。电子计算机在计算方面是很精确的，但在识别模糊现象时却远不如人的识别能力。其它如自动控制、机器检索、人工智能、领导决策等方面都提出了模糊性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复杂系统、大系统，如航天系统、人脑系统和社会系统等，模糊性是其显着特点之一。而复杂性和精确性处于“不兼容关系”。当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长时，人们对该系统特性的精确描述的能力将相应地降低。如果片面追求精确性，层层精确，步步精确，反而会变得不精确，降低对系统控制的能力。复杂性和模糊性几乎相伴而生，适当采取模糊描述和模糊控制，能够提高对复杂系统的控制能力。实际上科学思维中常常采用近似解和平均值来描述客观对象，在一定程度的模糊中求得精确。在宏观复杂系统中是如此，在微观系统中也是如此。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表明微观领域同样是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适应力学等学科需要发展起来的传统数学在这些方面都无能为力。在这些领域既充分暴露了精确方法的局限性，又充分证实了模糊方法的适应性。曾被传统数学和近代科学扬弃的模糊性，又成了数学研究的对象。自此，模糊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很快扩展到其它领域。

所谓模糊性，既是指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事物性态的不确定性，也是指对事物描述的不精确性。这种不精确性或是由于认识条件的局限和认识过程发展的不充分，或是由于客观现象本身固有性态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不是随机性。它与随机性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不确定性。随机性是事件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事件本身的性态和类属是确定的，所以它是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则是事物自身性态和类属的不确定性，它是一处内在的不确定性。

精确性表明事物性上的非此即彼性，不同事物之间界限分明；而模糊性反映的是事物属性上的亦此亦彼性。这首先表现为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过渡性。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中间出现一系列过渡状态，既像这个，又像那个。如在脊椎动物和非脊椎动物之间有脊索动物文昌鱼，在鸟类与两栖类之间有始祖鸟。其次表现为事物自身同一的相对性，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性。事物自身与自身的同一，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包含着差异的同一。这种差异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是近似地自身同一。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和变化，使得一物与它物的界限变得模糊。

可见，模糊性是对事物质的不确定性的反映，模糊方法是用定量的方法描述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模糊性并不否定精确性，它否定的只是对精确性的绝对化。模糊性是普遍的、绝对的，精确性是相对的。许多精确、严密的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近似反映。正如我国科学家卢嘉锡说的，我们说科学是精密的、确定的，这只是对研究对象不确定的某种程度的简化或抽象的一种描述。模糊性和精确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二者相互渗透。精确之中有模糊，模糊之中也有精确。精确和模糊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转化。模糊数学就是研究怎样用模糊数学的方法，达到精确的认识。

1965年美国系统科学家查德提出“模糊集合”的概念，并且提出了用隶属度的方法描述事物的性态和类属问题，奠定了模糊数学和模糊学的基础。在他的著作中已经使用了模糊思维的概念，作出过零散却又不乏深刻的论述。查德理论一经传开，不仅对系统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思维科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自此，有的学者把模糊论和决定化、随机论看作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模糊思维方式是运用模糊论观点，用模糊的方式对模糊信息进行加工来揭露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对模糊事物的理性认识。它与精确思维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思维的精确性和模糊性的统一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现代思维方式的又一基本特征。

（四）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这是一个为科学界和哲学界十分关注而又长期争论的问题，有必要作较多的探讨。

1.机械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产生于近代科学发展的前期。它是由于牛顿力学定律的广泛应用而在17～18世纪科学家中广泛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根据牛顿力学方程，只要知道物体运动的初始状态和边界条件，就可以单值地确定任何物体在任何时刻的运动状态。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从哲学上加以概括，认为人们一时找到一个宇宙方程，而且知道宇宙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那么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规律就都包含在这个公式之中。“对于它来说，没有什幺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它的眼前。”（陈克艰。《上帝怎样掷骰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宏观领域的简单事物时无疑是正确的，十分有效的。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个时代特征。

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在反对宗教神学的宿命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它是单一的、单向的因果决定论。有某种原因，必定单向地导致某种结果，而且只有这一种结果，结果对原因没有反作用；

第二，它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由一个方程式决定好了的。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规律一劳永逸地被这个宇宙方程揭示出来，不会有任何的偏离，整个宇宙是一架如同钟表一样的机器。

因此，机械决定论便从宗教宿命论的对立面走向“宇宙宿命论”，在人类深入认识自然界的时候，不能不遇到严重的挫折。它在处理分子运动时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热现象是大规模分子无规则运的群体效应。个别分子的运动是完全随机的，受到无限多个偶然因素的限制，无法预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向会发生分子碰撞，因而无法找到确定的微分方式程，对个别分子的运动作精确的描述。

19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家W·吉布斯把统计概念和统计方法引进经典力学。通过对大量分子个别行为的统计，有可能得到刻画宏观总体特征的概念与规律，作概率解释，可以判定分子系统特征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概率描述的思维方式是对机械决定论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论争的实质

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的诞生，又给经典统计论观点以冲击，产生了一种新的概率观点和统计理论。1926年，N·玻尔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其基本思想是观测仪器对微观客体的干扰作用不能忽略又不可控制，正是由于它才发生测不准关系，必须使波与粒子的概念互补，使测得的两个实验结果互补，才能提供微观现象的完整信息。这就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非决定论”思想。作为矩阵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恩在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发表之后，就立即感受到“它要求非决定论的解释”。（玻恩。《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6页。）狄拉克认为玻尔的思想急剧改变了物理学家的世界观。奥本海默则认为这是人类思维“进入新的进化阶段的开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26页。）我国的一些著作者也认为它“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中最新的思维方式。”（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页。）然而，哥本哈根学派的诠释发起了一场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为代表的物理学家关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论争。玻尔从量子力学的理论中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有什幺企图对福射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的问题，而只能通过对立图景的结合使用来估计发生个体辐射过程的几率”，“这些概念带来了因果性描述的进一步放弃”。（N·玻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页。）他认为在微观粒子中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经过长期的争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理论本身从怀疑发展到不再怀疑。但是他在哲学上却批驳了玻尔及其拥护者关于电子有“自由意志”以及能量和动量守恒定律不再成立的错误观点，坚持对客观世界描述的决定论思想。他在1950年6月12日致M·索洛文的信中正确地指出：“没有精确的决定论。这一点大家完全同意。问题在于：对自然界的理论描述，究竟应不应该是决定论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09页。）

围绕量子力学的这一场哲学争论持续达四十年之久，直至爱因斯坦（1955年）和玻尔（1962年）相继去世，也没有终止，仍然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延续着。量子力学作为微观客体的宏观量度理论所取得的成功，分子生物学、模糊数学的创立和发展及对混沌等复杂现象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非决定论思想的发展，形成了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严重对立，以致有人提出：“在量子领域，概率观点成了整理和解释观测事实的唯一可能的观点，成了与因果观点不兼容的第一性的基本范畴”，“它打破了因果观点作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地位”，甚至提出“科学规律本质上应是因果性的，抑或可以是概率性的？允不允许最终与因果性原理不兼容的科学规律？”（陈克艰。《上帝怎样掷骰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有必要分清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界限，区分是自然科学中的非决定论观点还是哲学中的非决定论观点。现代基础科学依据其内部的结构可以分成严格决定性的理论与概率统计性的理论。它们的判别不仅表现在所描述的物质过程的性质不同，而且表现在描述方式、方法的不同。经典科学描述的对象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对象，它以严格确定的方程精确地表态事物间的关系，而以概率论的思想和方法为基础的统计性理论，却代表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人们只能掌握大数现象的变化趋势，无法断定个别特定现象的变化方向与途径。事物本身就具有或然性、随机性。物理学家约尔丹就镭原子的蜕变现象作了如下概括：在镭原子的巨大集合中，蜕变的平均过程却是或然地预先决定好了的，但这里的自然规律是一种统计规律，这种规律对单个情形没有任何规定。现代物理学的这种奇特的论点，即认为我们不能用任何办法说出单个原子何时发生蜕变，根本就不应该归咎于我们知识的不完备，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决定具有客观的不完备性。这是科学家对自然现象作出的自然科学的结论。哥本哈根学派对微观粒子所作的非决定论的描述，也是自然科学本身的科学结论。他们提出的、并为众多科学家所接受的非决定论观点，就是自然科学的统计性观点。这表明自然规律的格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精确的函数关系已不再是科学的最终的标准和唯一完美的标志。因此不能笼统地把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思想说成是对哲学上的一般决定论的否定。必须看到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成就，在突破传统的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他们从中作出的哲学结论给科学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玻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既包括量子理论本身的争论，也包括哲学方面的争论。哥本哈学派对微观世界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启发性的探索，作出了正确的统计解释。玻尔的互补原理也不失为量子理论的一条重要原理，揭示了微观世界的辩证法。然而他们在正确地指出观测仪器对微观客的影响的同时，却错误地认为微观客体的性质依赖于主体对它的观测，坚持主客体的不可分离（客体主体之间不能有截然区分），以致把测不准关系对微观客体测量的限制看成是对人们认识微观客体更深层次属性的限制，导致不可知论，从而在探索微观世界的人们面前罩起了一层“哥本哈根之雾”。自然科学是一回事，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又是一回事。池他们以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恰当地否定经典力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和单一因果性概念时，却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联系，否认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否认任何决定论，得出了电子有“自由意志”、“因果关系在微观领域已下适用”的结论。这就是把量子力学理论本身的论争转变为非决定论和决定论的哲学论争了。他们的观点受到了爱因斯坦、普朗克、狄拉克、郎之万等著名物理学家的反对。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本身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诠释的深刻追究也推动了量子理论的发展。他在和玻尔的论争中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页。）表明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他忽视观察仪器的作用，以为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认识微观世界，说明他仍受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论的影响。他不能容忍“最终放弃严格的因果性”，反映出机械决定论的消极影响。然而他相信“上帝不掷骰子，认为统计学方法不是终极的方法，它还仪在事物的表面，统计理论是一种过渡性理论，相信物质世界有其完美的规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则表明他坚持了客观世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3.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基本思想

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判了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是“在绝对不兼容的对立中思维”，“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咱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他们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全面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基本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肯定了客观世界必然性联系、规律性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指出否认自然规律是一种浅薄的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反对了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科学目的论、宿命论）；

第二，揭示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说：“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数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恩格斯认为思维的任务，就是“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他指出，那时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却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页。）“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页。）他批评了那种把一切偶然现象（如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都看作是必然性的观点，不但没有使偶然性得到说明，反而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2页。）

第三，揭示了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批判了单一的机械因果观。恩格斯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把它放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时，“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列宁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观点，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年代里，自然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人们向更深、更广的领域里进行探索时，发现偶然性、随机性问题突出了，复杂性问题突出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没有遇到的情况。从微观粒子的随机性到基因漂变，再到混沌现象的研究，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19世纪中叶的热力学首先讨论了混沌问题----称之为“平衡热混沌”。布朗运动，丁铎尔现象，宇宙熵极大的热平衡态，都涉及混沌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彭加勒在研究三体问题时再次遇到了混沌问题。20世纪60年代，混沌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成为研究的热点。美国气象学家N·洛伦兹关于大气湍流的研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等非平衡相变理论，把混沌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前人们总认为偶然性、随机性是事物外部的次要因素引起的，被看作是外在的随机性。现在，偶然性、随机性是事物内在的原因造成的，被称为“内在随机性。”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放弃必然性、规律性、只承认偶然性，随机性呢？是不是象秦斯说的：“决定论显然要全部撤退”呢？抑或是像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说的，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学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人类的出现，不过是“在蒙特卡诺赌窟里中签得彩的号码”呢？要知道，恩格斯正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关于偶然性的材料把必然性概念“压碎了和破坏了”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阐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恩格斯指出：“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问题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是不是随机性、统计性就否定了必然性、否定了决定论呢？其实，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规律表述为统计平均值。马克思说：“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列宁指出：“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消。”（《列宁选集》第2卷，第595页。）因此统计性并不排除规律性。统计性并非和因果性不兼容。量子力学揭示的随机现象并没有使因果性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它否定的是单一的机械的因果观，而不是辩证的因果观。列宁指出：“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列宁选集》第2卷，第156页。）同时又指出：“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157页。）列宁在分析那种想用函数关系来摆脱“规律性”、“必然性”的错误观点时，还深刻地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幺程度，这些记述能否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列宁选集》第2卷，第160页。）自然科学家所否定的决定论，实际上是机械决定论。我们在否定拉普拉斯决定论时，不是要否定他坚持的因果性，而是否定它的机械性、僵死性；我们承认统计性，不是要否定因果性、必然性，而是承认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因果性。在批判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时，千万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

4.现代自然科学证实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

概率论的产生虽说与对赌博的研究有关，但绝不能归结为赌博，概率论的思想和方法代表了19世纪末以来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它既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大量随机现象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即非决定论方面，又表明随机现象的发生总是趋向一个确定的平均值，趋向一个概率，这又是必然的、确定的，即决定论。

可见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是辩证的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绝对对立的。这种统一性不论在经典力学还是在统计力学，或是在混沌现象的研究中都是适用的。确定性与随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总是相互联系着的，只存在隐显、大小之分，不存在有无之别。牛顿力学描述的运动规律是简单的，决定论的，可以用精确的方程得出确定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也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有某种偏离，外在的干扰和涨落同样存在，不过不明显，不发生多大影响。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质点，就是一种抽象化的理想化的描述。从原理上看是决定性的，但实际上却决定不了。因为世界上的物质质点太多了，不可能知道所有质点在某时刻的速度与位置。（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统计力学力求从大量偶然事件中把握事物 的统计规律性。在这里个体服从牛顿定律，群体服从大数定律。确定性和随机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关系。量子领域和混沌现象，其非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却是内在的。没有外界的随机因素，也表现出随机的行为，得出不确定的结果。混沌的表现好象是非决定论的，但它却不是真正的非决定论，而是决定论的。（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混沌理论研究在更高的程度上把确定性与随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统一起来。热力学研究系统如何从有序到混沌；耗散结构、协同学以及其它非平衡相变理论研究系统如何从混沌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再从有序到新的混沌的辩证过程。一个开放系统从外界吸收负熵流，可以从无序转化为有序。一个有序系统经过倍周期分岔或阵发混沌又进入新的混沌。正如普利高津说的：“有序与无序总是同时出现的”。（普利高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年，第2期。）“动力学方程的决定论特点和随机涨落难解难分地连接在一起。这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合（就理解为“统一”----作者）组成了该系统的历史。”（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第216页。）

爱因斯坦把量子力学的统计性规律看成是一种过渡性的理论，认为统计性的理论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还停留在事物 的表面。（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他在给予玻恩的信中说：“你相信掷骰子的上帝，我则想念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具有完美的规律。”（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人民出版社，第251页。）这一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对此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可能来自于下一个层次，渺观层次，即比微观尺度还要小10-19。超弦理论的尺度是10-34厘米。这个理论的时空是10维，比一般时空多6维。量子力学表现出来的非决定性很可能就是超弦10维空间中的混沌。有6维你看不见但又在起作用，你就会诊断物体的运动是非决定性的。（钱学森。《自然辩证法要和科学技术同步发展》，载《理论月刊》1988年第1期。）这个深刻的思想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也同样反映出来。生男生女曾被人们认为是完全随机的，无法确定的，宏观上遵从统计规律，大体上保持男女比例子的平衡。分子生物学在深层次的分子水平上为人们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它是由生殖细胞的染色体所决定。X和Y染色体结合生男，X和X染色体结合生女，反映出完全确定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性问题上，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误解，引起这么多纷争呢？爱因斯坦回答得好，这是由于“因果原理的基本公式多少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目前应用因果原理的粗糙办法还是十分肤浅的”，他形象地比喻人们就象“一个用韵脚来评判一首诗的好坏却又不懂得格律的小孩子一样”，（《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02页。）人们对宏观领域因果关系的“格律”知之不多，对微观领域因果关系的“格律”知之更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钱学森的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统一的因果观，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系统决定论（赵红州。《系统决定论规律》，载《光明日报》1986年7月。）与选择论，（王振武。《再论选择论的方法论意义》，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年第5期；朱葆伟、李继宗《从现代科学的发展看决定论与选择论》，载《光明日报》1987年3月16日。）也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

总之，机械决定论只承认必然性，确定性，否认偶然性、随机性，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不能反映复杂的客观世界，它已经成为过时了的思维方式。非决定论只承认偶然性、随机性，否认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从另一个方面割裂了二者的关系。用“非决定论”来表述统计规律，既不能准确地表达人们所理解的正确涵义，又不能和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相区别，容易引起误解。而以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相统一为特征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辩证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才是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人类的思维经历了由朴素整体性思维-机械整体性思维-系统整体性思维，由定性思维-定量思维-定性思维，由朴素模糊性思维-近代精确性思维-现代科学模糊性思维，由机械决定论思维-非决定论思维-辩证决定论思维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而达到了现代高度发展的阶段。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模糊与精确的统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

三 : 时代在进步

时代的巨乳

用她庞杂的乳汁

哺育了新一代人

他们

必将走进历史

也会成为历史(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而退出历史舞台的

老人或智者

谁能强迫他们

带着镣铐跳舞

谁能促成他们

在英雄的路上

高歌猛进

谁又能阻止他们

在文明与自主的路上

向下陨落？

每个时代

都有他的荣光

也有他的毒瘤

只是这毒瘤

不要危害了人类

不要毁灭了美好

也不要丢失了自己的

人格和尊严

写于2008。8。31

四 : 步行在时光

步行在时光

今夜微风吹冷

路旁的辛夷花开 花香弥漫

我在深夜探望

探望这幽深陌生的深巷

这条深巷是否也有她的身影(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是否也有她经过的花香？

那花开的思念

深夜的辗转

千百次岁月里的想念

都静悄悄的散去

如果二十年后我们再相遇

那初始的深沉动情

初始的难舍别离

是否会一并涌在心头？

那时光带着我们留下的画面

是否会沉在再也看不到的遗憾里？

今夜 辛夷花开的烂漫

我守着星河的光明

在光明中寻找

寻找她落下的花香

五 : SEO无时无刻在进步

　　从搜索行业来说SEO行业也是依附着互联网这个基调而存活下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为网站打下了基础。互联网的多样化让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到达制定的地方，人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搜索行为也能找到各种信息源，在SNS的进化下、在自媒体的出现后更多的新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快。

　　从营销的角度上来说SEO是奠定访问量的基础，网站的营销方式首先从流量入手，在有了流量的情况下将其转化率提高最后达到营销的目的。在SEO的发展下让网站达到了一个质的提升，不论是内容还是页面设计，因为好的网站必须是必备了这些条件后才会有不错的排名。营销的最终目的在于沉淀用户，将这些用户维护好也是一个过程。

　　从宣传的角度来说SEO是打造品牌的必须手法，在互联网中最不缺的就是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对你的品牌有力、什么样的宣传才能达到树立品牌的基础条件...SEO的宣传技巧可以说是十分有效的，在积累信息的过程中就能将品牌价值和知名度慢慢树立起来，在配合一些广告的宣传和其他手法让你的宣传效果达到预期。

　　以上以三个角度分别不同的分析了SEO的好处，每个行业每个网站的如今现状都却不了SEO，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只了解SEO的浅知识的人也逐渐退出了这个行业，SEO的改变也另更多的人开始研究如何才做一个合格的、成功的、对用户有意义的SEOer。

　　SEO进步的这些过程

　　2013年搜索引擎的完善让SEO越来越“不好做”，SEO在无形中已经“被进化”。在知心搜索、原创、图文、口碑、分享这些逐渐露出水面后将SEO优化的方向做了大的改变。从互联网垃圾做了质的提升，星火计划将原创再度推向高潮，让站长们不在为了排名做那些制造互联网垃圾的事情，转向做实实在在的内容，能真正的沉淀用户才有实际的作用。

　　1.原创

　　原创是SEO一直推崇的事情但一直无法做到百分百，如今原创已经十分成熟，各大站长也已经转变思维开始放长线钓大鱼，为了自己网站能走的更远都采取原创的方式让网站有好的排名，好的用户，好的转化率。这也是2013年搜索引擎对SEO行业转变最大的一项工程。

　　2.知心搜索

　　知心搜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许多网站，搜索引擎根据用户的搜索习惯以及商家的信誉度进行了整合。当你搜索某个词后搜索引擎呈现的效果就会优先显示一些好的商家。现在这个功能并不成熟，没有普及每个行业。

　　3.图文

　　图文的标志相信各位都看到过，就是对内容的一个概括，如果这篇内容有图也有文章便会加一个图文的标志。这是百度改版后对详情页面做的细节处理。很多人说是不是占有图文标志排名就会好，怎么才能让百度给予你这个标志呢，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不必纠结，图文并茂是文章的最佳方式，目前这样的细节处理并没有对排名有巨大的影响。

　　4.口碑

　　百度口碑和360的红番茄是一个意思，是让用户对网站进行评价，一个口碑的认可度。然而很多站长便陷入了对百度口碑的疯狂刷屏点赞的怪圈，SEO行业中很多人都是这样，当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后大家都会蜂拥而上生怕竞争对手用了这个功能使得排名变好而自己落后，不得不说有时候这种方式也是错误的。

　　5.分享

　　分享是很早就出现的功能，如今做分享的网站也后无限多，根据分享而引来的流量也被证实确实还是有的。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做分享了。分享主要体现在搜索某个关键词后网站后面会有具体的分享数字，从数字就可以看出网站的火爆程度，这一切都要归功与站长和部分用户。

　　SEO无时无刻不在进步，有人说这个行业之后将不复存在，有人说这个行业的前景不好稳定性太低，但那又如何，好的未来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营造的，SEO的进步也说明了互联网的环境越来越好，它的进步让更多的用户收益，这点不就足够了么，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跟上搜索引擎的步伐成为一个合格的对用户对网站有意义的运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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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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