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余亮：“中国学派”有必要吗？听听实力派青年学者们怎么说
余亮：“中国学派”有必要吗？听听实力派青年学者们怎么说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印象记 ?
余亮
o 文化研究者，资深情怀党
发表时间：2015-04-19 0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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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中国学派青年学者青年中国学派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莫干山会议大道之行我的国家引擎新常态经济理论一带一路的文教战略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www.61k.com)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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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www.61k.com]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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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www.61k.com)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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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www.61k.com]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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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自会有人传播。［www.61k.com]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和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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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www.61k.com）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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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www.61k.com）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与会的学人也不代表中国青年实力学者的全部。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本文由余亮为观察者网独家供稿）
二 : 青年中国说余佳文演讲稿全文
别拿90后说事，90后没什么了不起的
——90后霸道总裁余佳文在《青年中国说》的青春励志演讲稿
大家好，我是一个90后的ceo。很多人说90后很散漫很自由，工作不负责任，我觉得其实这跟年龄没有很大的关系。我来自于一个很不富裕的家庭，我爸妈是在市场上卖猪肉的，然后我从小特别讨厌猪肉味、市场那个臭味。我爸说，佳文，如果你不好好努力的话，你这辈子就跟我一样，在市场上卖猪肉。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比别人花出十倍二十倍的努力，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十四岁就出来做生意了，那年我高一。当身边很多小伙伴们都还沉浸在单纯的一个校园生活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高中生的交友网站。高二那年我赚得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一百万人民币。高三那年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每天沉浸于这种小钱的话，我一辈子不会有很大的长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考上大学，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当我来到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老师根本教不了我什么，然后我就在学校对面租了个小房子，开始我的二次创业。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人，所以没有人会喜欢我，这让我很孤独。但有时候孤独让我成长得特别快，因为我知道只有靠我自己，我才能很努力、很努力地跑下去。
实际上我们公司管理上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野孩子，每天光着脚丫，在公司到处乱跑，然后开会也是跟员工坐地上。我跟我员工说你要野、要够野性，因为我们都是野孩子，我们必须生存。我跟他们说，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吵，吵不了就打，住院了我出钱。在我们这家公司，员工的所有医疗费用是免费的，他们父母的医疗费用也是免费的。我把公司人力资源部砍掉，我让员工薪水自己开。我懒得跟你讲你薪水多少。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特别野，也毫无章法，但是我们业绩跑得特别特别快。外面同样一家公司获取一个互联网用户的成本是八块钱，我三毛钱就拿到了。所以我认为一家企业的文化其实是老板的性格，国内没有一家企业的老板敢像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我这种魄力。很多人说90后不能吃苦，甚至有些人说，余佳文，你今天成功了，你是因为你运气好。对，我确实小小年纪，我就实现财务自由，我爸妈不用再做生意了。大家说是你们家风水好、祖宅好、运气好，其实没有这回事的，我也经历过很多痛苦的事情。
去年八月份我公司破产了，投资人打了个电话跟我说，余佳文，我要撤资，我不投你了。就这么一下子，一百多个员工的工资我都发不起;物业管理费、一个月十几万的租金，我完全交不起。要交六个月的续租期，所以我被物业追债，公司东西全被没收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发现我医生诊断我得了淋巴癌。那时候我特别怕死，我很怕，我说我丢了这么多烂事我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好我怎么能死?所以我把我基本所有的事列成一件一件的小事，每件去做。我第一件事是我需要二十万，我觉得只有二十万或许我能翻身。然后我把手机通讯录所有的电话打了一遍，没有一个人愿意借我二十万，甚至身边所有所谓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愿意借我。最后是一个跟我关系最糟糕的朋友，拿了二十万借我。拿着这二十万，我找了一个特别特别破旧的场地，连桌子都是我拿木板盖上去、盖个桌布就上班了。我跟我全公司一百多个员工讲，一、我发不起工资，可能未来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我都发不起工资，但是如果你们愿意陪我熬，我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更好的生活条件。我的员工答应我了，都陪着我，陪我每天吃炒面、配白粥，我们就这样干。我们特别特别疯狂，那时候我一方面需要筹集资金，一方面需要跟投资人谈判，一方面要处理债务，一方面公司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电脑、网线什么，全得我一个小朋友搞。然后我还得去医院看病，你知道吗?很幸运的是，真的，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公司业绩翻了足足两倍，让我的投资人目瞪口呆了，觉得这家公司也太可怕了吧。然后当我那时候拿到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发现是误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平静。我心里只有一句话：余佳文，你真牛!
今天我看到了在场很多年轻人，但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人一点都不年轻。什么叫年轻呢?我依稀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然后老师问一个问题，说哪个小朋友懂啊?我们都会举手，说，老师，我懂我懂。但是今天在座很多人其实不敢的，为什么?你怕答错，怕答错被人冷落、被别人否认。我觉得就是一些枷锁让你变得一点都不年轻，真正年轻就是把你的枷锁去掉。勇者无畏，没有枷锁，你就更有冲劲、更有勇气，去干更多更多更多的事情。别拿90后说事，90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看到整个社会，都在吹捧90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向我们60后、70后、80后的前辈们致敬呢?是他们开创了这个时代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环境。所以我从来不称呼自己为90后，我说我是个年轻人，年轻的头脑、年轻的思想一直会流行，但90后一定会过去。谢谢大家!
三 : 文艺青年？罗永浩连余佳文都不如
做机三年多，罗永浩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猜是后悔当初没有注册“文艺青年”这个商标，而是错误地选择了“锤子”。
为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先声明几点：
1. 本文不针对锤子手机用户
2. 笔者不否认锤子用户中有相当数量是真真儿的文艺青年，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伪非。
关注科技行业这么多年，见过的营销手法不少，端端正正的如联想、惠普，贻笑大方的如神舟、小辣椒，但是从问世以来就让笔者感觉别别扭扭的，唯有锤子。因为没有花钱买过锤子手机，所以一直没有去细想原因。
近段时间锤子的声量越来越大，尤其是打出文艺青年这块招牌之后，笔者发现罗永浩做事的逻辑越来越奇怪，所以把一些想法归纳了起来，不吐不快。
罗永浩本人与文艺这个词有关系吗?
作为85前，笔者一直认为第一批喜欢罗永浩的人是我读大学时热衷于考研和出国的那些同学，让他出名的并非英语教学水平，而是妙语连珠的“老罗语录”。有位老友经常在吃饭时提起老罗语录，所以我也觉得挺逗乐。这有点像我大学时的一些老师，两节45分钟的课，前半段讲书本内容，后半段就开始讲闲话。
但老罗语录和文艺有关系吗?我觉得只是能体现这个人的辩才和挑战主流的思想，给大学生们的感觉就像当初韩寒出道时给中学生们的冲击差不多吧。但韩寒是文艺的，老罗语录中充斥的戾气却又让人感觉与文艺俩字大相径庭。
后来罗永浩要做手机，他知道自己的名气只局限于少数人群，需要在大众中制造更大声量。怎么才能做到?他选择了闹事，与星巴克闹，与鱼头泡饼闹，与西门子冰箱闹，效果也还不错，在积累了大众关注度之后就顺水推舟公开了自己要做手机的计划。为了让大众联想到他砸西门子冰箱的事情，还特意给手机取名叫“锤子”。
笔者虽然不是文艺青年，但认为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文艺青年应该是做着文艺事儿的人，可是恕我孤陋寡闻，翻遍罗永浩所做的那些事情，没有找到半点文艺泡泡。
胸前挂块文艺青年的牌子，就文艺了吗?
回忆一下古今中外那些与文艺青年有关的电影、小说、品牌、商品，没有任何一个是直接把文艺青年这几个字挂在自家门牌、书名，或者商标上的。因为文艺青年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哪有自己说自己是文艺青年的。中国人的性格核心是含蓄，自己对自己使用褒义词会被人为脸皮厚，就像乾隆皇帝，勉强凑够十全武功，就自称十全老人。
还是接前面的话茬，文艺青年应该是做着文艺事儿的人，而不是在胸前挂个写着文艺青年的牌子，自己说自己文艺。文艺青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因为很有可能你觉得自己挺文艺，但是别人不这么认为。有人说文艺青年就是看很多很多的书，有人说是看很多很多的电影，也有人说是看很多很多的话剧、听很多的独立音乐、去过很多的地方旅行，甚至有人对文艺青年妆容也有要求……不管你同不同意各种各样的定义，但至少不会认为罗永浩这种成天把“文艺青年”四个字挂嘴边的人很文艺。
正好，手机圈里走文艺青年路线的并非只有锤子，魅族就是另一个例子，特别是在推出魅蓝这个“青年良品”之后。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两家发布会的暖场环节，看看谁在做着文艺的事。
自从打出“青年良品”口号之后，魅族的发布会正式开始前都会请来年轻人中颇受欢迎的歌手，GALA、牛奶咖啡、邓紫棋，一阵有年轻气息又不媚俗的音乐，把全场气氛调配得跟发布会主题很吻合。我个人觉得这种气氛就挺有文艺范儿的。
锤子的发布会，开场总是漫长的拖堂，然后在苹果发布会风格的Keynote背景下出现一位身材颇为丰满的中年男性，说话还爱时不时停顿一下。不管你是什么感受，在Keynote上出现文艺青年这几个字之前，我是不可能会把这场发布会和文艺俩字联系在一起的。
说到这里，想到一个类似的案例——极客公园，虽然名字里有极客俩字，但是干过的事儿从来跟极客不沾边。好在相比之下这位还是比老罗更含蓄一些。
情怀背壳很高明吗?
在打出文艺青年牌之前，罗永浩主打的是“情怀”这个口号，笔者刚听到时也是一头雾水。这个词是需要定语修饰的才行啊，到底是谁对谁的情怀，或者是对哪个事物、哪个时间、哪个年代的情怀?老罗完全没解释啊。
我的理解，从小了说可能是罗粉们对罗永浩这位中年男子的情怀，从大了说则是包揽了古往今来一切情怀。但这都说不通，如果是对罗永浩本人的情怀，我估计他没这么自恋;如果说是古往今来一切情怀，那更让人无从感动了，目标太大。
直到推出“情怀后壳”，才知道他说的是对经典作品的致敬，比如经典电影、剧集、小说、怀旧游戏，等等。把这些作品里面的经典图像印到手机壳上，就是罗永浩定义的情怀。
不过这会出现个矛盾。普通人可以下载或者购买电影和书籍来看，但做企业的却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印到自己的产品上，因为涉及到两个字——侵权。有人说锤子并没有直接复制那些作品呀，人家可以把经典作品里的场景抽象化呀。那我又想到了多年前《FIFA》这个足球游戏处理未授权球员名字时耍的小聪明——把Beckham的名字估计错拼成Backham，据说这种很Low的规避方法在老外那里很流行。也有人说这回老罗可是拿到《天空之城》授权的哦。但我想说的是，老罗的手机后壳有那么多情怀，他能拿到几个授权?之前的马里奥形象不就是被任天堂拒绝了吗?
说到向经典致敬，我又想举个魅族的例子了。MX5发布前给媒体记者的邀请函，是一个上面写着“Born to Kill”的钢盔，同时还在微博上还打出了“Make love，Not War”的越战时期反战口号。虽然很少有媒体小编能第一时间搞明白这是在借库布里克的电影《全金属外壳》引出MX使用金属作为外壳的产品卖点，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向经典致敬同时还与自身特色相结合的方式更加高明。一场发布会，发布一大堆外壳，向一大堆经典致敬，这情怀是不是太廉价了呢?把情怀拿来当商品卖钱，会不会有点太不尊重情怀了呢?
伶牙俐齿就可以不诚信吗?
罗永浩的口才是看家本领，在课堂上、博客上、微博上随随便便就能来一段堪称妙语连珠的语录，青年创业者王自如就曾被他在视频直播上全程压制，留下严重心理阴影。同时，他的另一大特点，是经常被“打脸”，也就是言行不一。这些事儿被手机圈当做笑料，他多年的“好基友”方舟子还专门做过总结，下面摘录几条：
罗永浩2013年说魅族销量40万台，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企业，结果他的锤子手机只卖了20万台(自称);
罗永浩曾经说水粉色是臭土鳖喜欢的颜色，结果他后来出的坚果手机全是水粉色系;
罗永浩曾经说：“如果手机低于2500我就是你孙子”，结果得到了公孙浩的外号;
罗永浩曾说x99元的定价方式太猥琐，结果坚果手机就是899元;
罗永浩曾说2.5英寸是手机屏幕的极限，结果自己做了5英寸的T1和5.5英寸的坚果;
罗永浩曾说手机虚拟按键太丑，看了就想吐，结果坚果手机用的就是虚拟按键;
虽然罗永浩在最近一场发布会上公开向之前经常攻击的雷军道歉，但他需要道歉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就不只是雷军一个人。被打脸，说明你做了不诚信的事情，但罗永浩却并没有以认真的态度应对，而是依靠自己的伶牙俐齿来文过饰非。
说到这里，又有个类似的例子，曾经号称要拿出一亿元分给员工的90后创业者余佳文，在被打脸之后仍然在电视节目上为自己狡辩。最终还是在舆论压力下发布了道歉公告。没错，开公司就是要挣钱，但是为了挣钱就可以言行不一吗?至少在全世界的道德规范里，诚信二字都是生意人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吧。
从这一点上来说，罗永浩这位企业家连90后余佳文都不如。
四 : 青年中国说余佳文经典台词
提起余佳文可能很多网友不知道是谁，但是看过青年中国说的，一定会知道他。余佳文典型的90后，却已经是一位公司的ceo。那么余佳文在青年中国说有那些励志的经典语录台词呢?
1.很多人说90后很散漫很自由，工作不负责任，我觉得其实这跟年龄没有很大的关系。
2.从小到大我都比别人花出十倍二十倍的努力，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3.高二那年我赚得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一百万人民币。
4.但有时候孤独让我成长得特别快，因为我知道只有靠我自己，我才能很努力、很努力地跑下去。
5.你要野、要够野性，因为我们都是野孩子，我们必须生存。所以在我们公司，我跟我员工说，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吵，超不了就打，住院了我出钱。
6.一家企业的文化其实是老板的性格，国内没有一家企业的老板敢像我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我这种魄力。
7.我心里只有一句话：余佳文，你真牛!
8.什么叫年轻呢?我依稀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老师问一个问题，说哪个小朋友懂啊?我们都会举手说，老师我懂我懂。但是今天在座很多人其实不敢的，为什么?你怕答错，怕答错被人冷落、被别人否认。我觉得就是一些枷锁让你变得一点都不年轻，真正的年轻就是把你的枷锁去掉。
9.勇者无畏，没有枷锁，你就更有冲劲、更有勇气，去干更多更多更多的失去。
10.我从来不称呼自己为90后，我说我是个年轻人、年轻的头脑、年轻的思想一直会流行，但90后一定会过去。
以上就是超级课程表的创始人余佳文的经典台词语录，他是一个90后的ceo，成功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他背后的经历，他面对困难的态度是需要我们这一代的90后去学习的。这位余佳文也是那个放话要让员工自己发薪水，并且年底拿出1亿元分给员工的另类总裁。
五 : 余亮：“中国学派”有必要吗？听听实力派青年学者们怎么说
余亮：“中国学派”有必要吗？听听实力派青年学者们怎么说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印象记 ?
余亮
o 文化研究者，资深情怀党
发表时间：2015-04-19 0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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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中国学派青年学者青年中国学派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莫干山会议大道之行我的国家引擎新常态经济理论一带一路的文教战略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
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
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
那，自会有人传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和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与会的学人也不代表中国青年实力学者的全部。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本文由余亮为观察者网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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