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因为王小波，所以李银河

因为王小波，所以李银河

文/赤道蚂蚁

在决定用“因为王小波，所以李银河”这几个字作为今天这篇博文题目之前，我特意用了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再次浏览了珍藏于书柜底层的这本《爱你就像爱生命》。确切说来，这部书里真正打动我的并不单单是那些楠楠耳语的柔软情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藏匿在文字背后的孤独和沉静总会使我情不自禁地为这对离散的爱人生出疼痛来。10多年前，王小波这个任性的小王子离开了他所挚爱着的美丽星球，同时也结束了他与李银河的浪漫爱情之旅，原本鲜活着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便是身后这份愈发辽远的孤独。

在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这么多文字里，我一直都倔强地认为，他对李银河的爱情是在孤独中开始的，那些游离于某一方水域的文字就像是沉入湖底的明月，或是山野怒放的春花，这些符号仿佛是穿梭于王小波耳畔的清风，跨越莽莽苍苍的大洪水，然后才一点一点着陆靠岸。起初，他就像是一只在树叶上挣扎的蚂蚁，当他惊喜地发现了另外一只同类的时候，他们便相互致意、微笑，伸展出各自的触须彼此安慰，后来便快乐地就地栖息。

我一直都在怀疑着爱情的完美性，当两个正在热情交际的人突然就像镜子中的影子，原本说好一直都会相伴的未来就这样被分割成了谎言，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名叫王小波的男人和另一个名叫李银河的女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故事注解了世界与我们自己的距离，或许很近，又或许很远。

王小波离开的时候，李银河一直都在聆听着“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是一对习惯了倾诉与聆听的爱人，其中一个人一直都在说着，说给对面的这个人听。他们之间的平淡经历有时就像邻家夫妻那样，在日常琐事的卵石砂砾中，也曾被细心的那个人过滤成了清澈的潺盢流水，这种浪漫而又美好的意象就像水面上泛起的微光，渐渐地飘动着，又渐渐地远去。这些爱的情书就是王小波和李银河的至真至美的故事，一个安静地诉说，一个安静地聆听。我想，王小波这些私密情话未曾公布之前，在这个世界上定然有一个很怕自己老去的女人每天都在温习着爱的练习，李银河将这些隽永的字装帧成最美的爱，她一直都在用当初的印象孵育着自己幸福的内丹，以此来熨帖着一颗孤独的心，尽管他的王子已经永远停留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王小波以“爱你就像爱生命”为跋，开启了对李银河诉说爱情的长篇，并以情书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和这个女人之间艰难而又美好的爱情放大成理想中的模样，再现了两个人看似艰难却美好的爱情。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在他爱的感动中继续仰望这份真情，继续能从这样一份力透纸背的挚爱深情里洞见了王小波铁骨柔肠的一面，并以此来缅怀这段永不泯灭的伟大爱情。

《爱你就像爱生命》实质上就是一部唯美的画卷，王小波用一贯纯美的文字写就了游离于文字之外的品味与境界，并且将一种灵觉始终穿插进语言的脉络，用最纯净的心态讲述着自己的心语，因为这些话语中的风生水起，更因为这份情感背后的水流花开，王小波一直都在教育着经历爱情的人们如何说出至美的情话，怎样将最真的情谊说给爱人听。

王小波“愁容骑士”的称谓是某种情愫的着力表述，与之相对应的那句“你好哇，李银河！”一直都是我们最容易铭记的字符，这些被引号圈起来的词组足以证明我们所认识的王小波该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一个男人。王小波用心爱着李银河，爱得深切，并且爱得纯粹，就是这样两张混进人群中很难再轻易找出来的普通面孔，就是这样小心翼翼经营爱情的两颗心，竟然会让我们无数次学着他们的样子说出“我爱你吗？我爱你就像爱生命！”

一个有创意的男人必将会让爱着自己的那个人更加幸福，王小波曾经别出心裁地将一封信写进五线谱里，他说他一直都相信自己和李银河的爱情就是一支永远都唱不完的歌。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约定都可以按期执行，在王小波大限到来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准备都宛如胜春的繁花，遗憾的是，这个任性的小王子在“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之后便没有再表述什么。

每每翻开这本《爱你就像爱生命》的扉页，我时常会想起这样一个画面：两个坦诚得就像小孩子的一男一女，围坐在那个放着神秘果酱罐的桌子两旁，然后你一勺我一勺地互相舔着幸福的蜜糖，小波和银河的窃窃私语在一首小夜曲背后跳跃而来，一个浪漫的骑士凝望着行吟着的诗人，星星点起温暖的烛火，他提问：“爱是什么”？她回答：“因为你，所以我”。

【原创文字，拒绝复制】

二 : 王小波与李银河

后人写艺之作

对于王小波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一次李银河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持人问到“您作为一名性学专家，王小波离开你这么多年，您对您现在的生活怎么看？”。李银河老师停顿一会说：“还活着呗！”。自然而又富有真切的话语让我对这对夫妻产生了想要去了解的兴趣。王小波的作品与事业的成功让我们崇敬，但读了他的生平简历后我更为他的传奇人生所折服。王小波，1952年出生于北京，并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工科大学生。其后，王小波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再学电脑，于统计系当助教，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0年，他与李银河结婚。
1995年，王小波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被当局查禁，甚至不准在国营的新华书店摆卖，可是却受广大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赞赏。事实上，《黄金时代》在个体户书摊上已经售出六万多册，并且出版了台湾版和香港版，对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亦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留学生偶一露面总会造成排队阅读的局面。」至于他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荣膺199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王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取得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1997年4月10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猝死的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依斯兼卡夫卡英，亦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王小波生平年表

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59一1965年北京二龙路小学学生。1965一1968年北京二龙路中学学生。
1969一1970年云南农场职工。
1971一1972年山东牟平插队知青，后做民办教师。
1972一1973年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
1974一1978年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
1978一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1982一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
1984一198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
生，获硕士学位。
1988一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991一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1992一1997年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著作年表
1989年9月《唐人秘传故事》
1992年1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与李银河合著。
1992年3月《王二风流史》
1992年8月《黄金年代》1994年7月《黄金时代》，1995年7月《未来世界》
1996年11月《思维的乐趣》1997年5月《白银时代》，
1997年5月《青铜时代》，
1997年5月《我的精神家园》，
1997年10月《沉默的大多数》，
1998年2月《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

王小波和李银河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合影（摄于上世纪80年代）

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迪斯尼乐园留影

1980年，刚刚结婚的王小波与李银河在宿舍楼下

在美国农场

在海边

2006年4月11日李银河看望王小波

李银河

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译)作有：《同性恋亚文化》、《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

　　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

出生年：1952年2月4日

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邮编：100732

学历：

1974-77：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

1982-88：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士(86)，博士(88)

工作经历：

1977-78：光明日报社，编辑

1978-79：国务院研究室，研究人员

1979-8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研

1988-90：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博士后

1990-92：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

1992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出版物：

1978：五四运动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合著)

1987：现代社会学入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译著)

1987：社会研究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 (译著)

1991：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合著)

1993：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合著)

1993：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性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译著)

1995：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中国女性的性与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主编)

1997：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Dongbang Media Co.,LTD.（韩文版）

1998：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9：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主编)

1999：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性·婚姻——东方与西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译文集)

2000：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合著）

2000：享受人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合著）

2001：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西方性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

2002：李银河文集第一辑，含四册：《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性爱与婚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3：女性的感情与性，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3：性文化研究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李银河文集第二辑，含四册：《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性的问题·福柯与性》《女性权力的崛起》《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女性主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4：两性关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4：穷人与富人——中国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著）

2004：女性主义论坛，会议论文集（主编）

2005：思想者说——王小波李银河双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合著）

2005：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两性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5：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当代世界出版社

三 :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李银河）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李银河）

日本人爱把人生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调谢了。[www.61k.com］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溘然凋谢了。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再如他有一次说：“我发现有的人是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作是无价之宝，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去年（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我去英国，在机场临分别时，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众场合接吻，但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时，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相信，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李银河）

与王小波相遇，是一种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１９９５年秋天，我在江苏徐州的一家书店里随手翻开一本畅销书——必须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跟风跟得很紧的人，历来，我对畅销书就本能地保持着警惕。但，扉页照片上的这个身高一米九二的人，却如大山一样，横亘于我的视野且突兀得让我喘不过气来。仿佛一个酋长，从远方打马而来，在我还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在我身边翻身下马，然而，我正想与他好好地聊一聊，他却纵身一跃：得，驾！王二告辞了……还没缓过神来，只见一骑绝尘而去。

小波的书对于我，是夜宵或复合维生素

像大多数文人一样，我有一个乱翻书的习惯，不管是来京前还是来京后，在我的床头，都有这本书，被我点心一般地放着，如果更确切一点说，那是一道夜宵，或者说是一瓶复合维生素——时不时拿起来找篇文章，药丸一般，口服一次。如你所猜，这本书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

此后，我买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所有王小波的著作：《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我的精神家园》、《地久天长》、《王小波文存》。

看小波的书，不必正襟危坐，躺着读，最好。而且，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让你想到博尔赫斯，小波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在文字的帝国，打造他的黄金时代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１日，因心脏病突发，王小波走了。像一本书，命运之手，刚把他翻到第４５页，就匆匆合上，一如哈欠连天的上帝，疲倦地合上眼皮。

如果说，海子的卧轨，成就了海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小波的死成就了小波？甚至，还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今天小波还活着，他的影响会这么大？可以肯定的是，王小波会波澜壮阔但不会如此地波涛汹涌。然而，我们也不能据此说，王小波今天如此大的名气得益于他的英年早逝——其实，他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热闹，只不过再一次反证我们的时代，还缺少真正的大师。

正如王小波的岳母李克林的直言：“现在一些纪念小波的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他生前经历坎坷，刚刚在发展，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远未达到顶峰。过分的溢美之辞，他地下闻之也不会愉快的。”

王小波其实是一个凡人。

但这个凡人的语言方式却又有强大的感染力，可谓独创了“小波体”，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实属罕见。我不否认王小波文字的魅力，但，如果仅仅靠文字的魅力，小波也仅仅是一条“小小的波”。小波胜就胜在他的境界、人格。

小波的朋友张晓回忆说：“数年前，我们企图帮助一位蒙冤入狱的好友，小波说他认识一个公安人员。为此他和我在一个小区中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找着了，那人并不太热情，小波又豪侠地请饭，那人似乎不是真‘公安’，或者是‘公安’也根本帮不了我们。我们怏然而归时，全天大雨，开始掉点时我们还紧着骑，后来越下越大，淋急了赶忙在鼓楼地铁的廊檐下避雨。想着狱中的朋友，我俩无言地站着看着天风豪雨。直到雨将过，小波才自言自语地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

某位鼓吹胡万林的作家，给小波来了封信，最后一句是“握你的手”。小波公开撰文抨击他的特异功能作品不老实，是欺骗民众。“不和他握手”，小波对一个好友笑道。

“我远看不像个好人，近看还是个好人。”这是小波的幽默和自信。

“再不说话，人家把屎都抹在你脸上了。”这是小波的焦灼。

于是，１９９２年９月，小波４０岁的时候，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在这倒计时一般的五年时光里，小波以沉重的肉身，和诸神对话，他张着一双翅膀，带着我们飞啊飞，那是一种加速度的飞，浮云可以遮住望眼，但遮不住思想的灵光片羽。他在文字的帝国，打造他的黄金时代，他不属于人间，也不属于天堂，他只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他不是荷戟独彷徨的战士，他是一个头戴红顶篷、着一袭黑披风、啸傲江湖的浪漫骑士。

他更像一个农夫，把真理从虚无里牵出来

小波著作也没有等身，但是，他的那一种无所不在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却烛照了万千心灵。小波是以一个自由写作者的身份，蜗居于北洼附近的某一栋民居里，他给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那些气象万千的文章，而是他特立独行的思想。

生前给友人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小波这样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有人曾把王小波与鲁迅相比，我认为，这两个人其实是不可比的。如果硬要比的话，只能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而特立独行的王小波却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幽默中死去”。

尽管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天才，但，我还是愿意再一次地说，王小波是一个凡人。因此，他真实而又有趣、陡峭而又平实，他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废话，他从肩上取下高大的英雄观、虚饰的道德理念，但，小波的心里，始终揣着欢乐与悲悯。

他更像一个农夫，把真理从虚无里牵出来——就像从羊圈里牵出一头羊一样自然。

“银河”里闪耀着爱情的“小波”

早在２００１年４月的一个下午，我就在东四环附近的一幢高层公寓里，采访了王小波的妻子、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按响门铃之后，最先与我见面的，竟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狗，毛发雪白，跑动笨拙。

李银河说，他们是１９７７年初认识的，１９８０年结的婚。“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李银河说，王小波是一个不能喝酒的人，一喝酒，那一双浓眉小眼就红得像火焰。其实，小波又何尝不是一团火焰呢，他短暂的一生，一直在燃烧。

他是天才，天上也需要他啊。世俗的眼里，李银河的痛苦没人能够理解。但，作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小波的人，她又最有权利说幸福二字。因为他们相处的２０年，除了美好还是美好。上帝派往人间的天才本来就少得可怜，而她却有幸遇上了一个。且那么的浪漫，那么的忠诚，那么的优秀。

所以，也正是鉴于此，李银河才有了这样的感喟：“我觉得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１９７７年认识他到１９９７年与他永别，这二十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

四 : 王小波十年祭全文阅读 作者：李银河 编著

王小波十年祭全文阅读 作者：李银河 编著 《王小波十年祭》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王小波十年祭全文阅读页面。
李银河编著：王小波十年祭 作者：李银河 编著


序
转眼之间，小波离世已经十年了。他的文字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仍旧如日中天。我想其中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写的东西是纯文学，而纯文学生命的计量单位不是月，不是年，甚至不是十年，而是百年。如果一个文学家写的是生活、爱情，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多大岁数的人，都会喜欢读的，因为人们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活了多大岁数，他只要活着，只要向往爱情和美，就总是能够从纯文学中找到共鸣，用作家带给我们的精神来填补自己的心灵。
二是他传播的许多思想仍然是目前的中国所需要的。这十年也许是中国人物质生活上变化最快的十年，但却肯定不是我们精神生活上变化最快的十年。当然，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一亿多的网民，这是小波在世时完全没有过的新鲜事物。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却是老样子。所以小波的许多话题不但没有过时，有的甚至还很前卫。记得当年有一位专门研究先锋艺术的意大利电影人采访过小波，同批被采访的人中有崔健、金星等人，可见他是把王小波当做先锋艺术家来看的。时至今日，王小波的思想、他的艺术还是前卫的。什么时候，他的思想成为人们的共识，不再显得前卫，中国就进步了。
这本书是在十年前的一本纪念集的基础上重新选编的，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原有的，也增加了一些当时没有赶上收入的文章，以及人们新写的文章。希望人们从这本书中了解王小波其人其书，希望他的生命和作品永远活在爱他的人们心中。
李银河
2007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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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一?顽童时代???????????????????????
成长岁月/艾晓明……………………………………003
——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
母亲的忆念/宋华……………………………………033
我的女婿王小波/李克林……………………………040
吾弟小波/王小芹……………………………………043
——王小芹致李银河信
艺术的内丹/王小平…………………………………046
——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10周年
忆小波/王小平………………………………………056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059
童年时的小波哥哥/王晨光…………………………065
我的舅舅/姚勇………………………………………068
二?诗人之爱???????????????????????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075
——悼王小波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079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李银河………………082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李银河………………………085
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李银河…………………087
三?工作肖像???????????????????????
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锋……………………091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096
以理性的态度/田松…………………………………105
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王伟群……………118
——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
有关《东宫·西宫》/丁东…………………………122
——访导演张元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谢泳、丁东…127
四?阅读王小波???????????????????????
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
李银河整理……………………………………………137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142
——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154
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58
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64
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68
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171
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174
——关于性价值观的超越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178
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李公明………………………184
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186
——读现代传奇《红拂夜奔》
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192
寻找智慧/艾晓明……………………………………196
穷尽想象/艾晓明……………………………………200
——谈王小波的《万寿寺》
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203
——谈王小波的《万寿寺》
思维的乐趣/艾晓明…………………………………210
欲解王小波/朔维……………………………………214
引人注目的王小波/杨泥……………………………219
打屁股与爱情/和菜头………………………………222
五?记忆之河????????????????????????
忆王小波/许倬云……………………………………229
悼念王小波/李慎之…………………………………232
难得明白/王蒙………………………………………235


目录(2)
悼念王小波/崔卫平…………………………………244
王小波的遗产/静矣…………………………………246
我所认识的王小波/赵洁平…………………………250
寄往仙界/刘心武……………………………………255
自由的灵魂/周国平…………………………………259
我与王小波/林白……………………………………262
批判王小波/段小东…………………………………264
你很寂寞，所以你走了/邢小群……………………267
怀念/张卫民…………………………………………272
因遗忘而被铭记/和菜头……………………………280
地久天长/刘晓阳……………………………………283
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艾晓明………………………298


成长岁月/艾晓明(1)
——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
艾晓明
时间：1997年5月14日、15日、16日上午9点至11点
地点：国家教委宿舍宋华女士家中
访谈人：宋华，王小波的母亲，国家教委离休干部。王小平，王小波的哥哥，1949年生于济南，在北京长大。美国图兰大学哲学博士，现居美国。王小波出事后赶回北京。
一、家里的孩子
艾晓明（以下简称艾）：我原来看小波的作品，觉得家长挺不容易的，允许孩子写到这个程度。一般的家长看了会说，哟！怎么能这样写啊！
王小平（以下简称王）?：哪有家长啊，他都那么大年龄了，谁管他呢。
艾（问宋华女士）：您看了他的书吗？《黄金时代》。
宋华（以下简称宋）：我看了。
艾：好多人看了其中的性描写觉得不能写到那个程度，写到那个程度太野了。那您也没管他啊？
宋：我不管，也管不了。
艾：您觉得可以接受，无所谓是吗？
宋：我无所谓。他有些散文我看了。我觉得你仔细看看，里面有很深刻的内容。以前我没大看，银河走了以后，他经常回来，顺手带来一些东西，我就看了。过去他还写了些什么，我不是全都了解。
艾：说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宋：初中。
王：什么时候？云南兵团回来的时候。
艾：你最早看到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宋：他俩住一个屋。他跟小平住一个屋。小平每月从煤矿回来。
王：写作，他是从山东回来的时候开始写的。好像一开始写了一个人如何变驴的。
宋：还有《绿毛水怪》。
王：还有《刘三姐》，现在找不到了。
艾：《刘三姐》找到了。银河说，《绿毛水怪》在一个朋友那儿。你当时看了感觉怎么样？
王：佛头着粪，翻案文章。
宋：他能把一本书看成个卷儿，就像个海带卷儿一样。
王：咱们家的人都不爱惜书，国外的教授们看完了书，那书还是雪白雪白的。
艾：他说你们家的家训是不学文科，他后来还是转到这上面来了。
宋：他从小爱看书，爱讲故事。他看一本书以后，能给他们小孩讲故事，从头到尾讲下来。
艾：看小波的书，觉得你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给他念《青铜骑士》。你看过他给《青铜时代》写的序吗？说小时候，我哥哥给我念《青铜骑士》。
王：我确实给他念过《青铜骑士》，那都是真事。普希金的《青铜骑士》，那时候我能背相当多的段落，2/3都能背下来。我当时给他背了一段。
艾：他说比较起来，还有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有东北二人转的调子。
王：那也是我跟他讲过的。讲过的话有一些我忘了，不过看到他写的东西，我能回忆起来。我好像跟他讲过，就是不同的译者，高下，云泥一样。诗是很难翻译的。
艾：那你那时候喜欢文学是受了什么影响？看书是家里的书还是别人的书，借的书？
王：有家里的书，也有借的书。小波和我一样，只要见了书就没命了。小波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你要踢他一脚。
艾：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书。
王：怎么没有好看的书，我父亲的书架，他的书房里，大概得有两千本书。他藏书比较多。
宋：卖了七麻袋。
艾：是吗？什么时候卖的？“文革”的时候？
宋：“文革”，“文化大革命”啊。
王：“文革”以前，当然都是现代文学的东西。你看现在市面上，介绍的东西，英法的居多，美国现代文学的东西，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知道得多。他们到美国去跟人交流，中国人看过的东西，美国人也没看过。或者是很早很早的。在“文化革命”以前，西方的古典的作品，介绍得很多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看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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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2)
宋：他爸爸，虽然是搞逻辑的，实际上也很喜欢文学。他爸爸的文笔挺好的。一个早晨起来，六七千字的文章就写出来了。
艾：写论文吧。
王：小波像我爸爸。我爸爸从小也有相当的文学天才。过去他读私塾，四书五经，旧学功底很好。小波还有一个地方也像他，就是会写东西，不会做活。
艾：我今天听沈原说，你爸爸给他们上哲学课，学生说这个老师上课特开心。
宋：他爸爸讲课，学生都很喜欢。
王：那时候我爸爸已经有病了，他有脑血栓。其实他早年就是以写文章见长的。
宋?：念了9年私塾，上小学就是把英文、数学都补上去。后来就上师范。
王：后来当八路军，也是当的笔杆子。
宋：也做过政治工作，但主要是搞教育，他能讲。看问题也透。而且有点超前。所以到哪儿，下级、同事都对他特别好，但是对领导，他就不会了。看见别人有缺点，他也敢讲。
艾：你父亲挨整是哪一年？1952年是吧？
王：1952年。那时快“三反”“五反”了。妈妈你把李新写的那个东西给她看看。
艾?：哦，《***》1992年5月总第6期。李新的《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
王：我爸爸太天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很多青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很快就意识到，不能当理想主义者。可是我爸爸始终认为，应该有共产主义理想，应该很高尚、很纯洁。所以他在地方工作可以，因为那时上下级、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简单。他1950年调到中央###工作，后来他就倒霉了。
宋：你可以看李新写的那段。
艾：在这里，李新写的：“王方名把他受冤屈的经过和我讲得很详细。1952年‘三反’时，王方名给高教部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引起了许多领导对他的极度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高教部领导如获至宝，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按党章规定，开除党员要经过支部，但‘三反’期间谁还顾到什么党章呢？由党组书记钱俊瑞签名呈报，经‘三反’运动副主任刘景范批示，再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准，这个铁案就铸成了。”
王：后来1979年以后恢复党籍。因为当时是经安子文批的，所以一直扯皮，扯到了钱俊瑞他们那儿。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挨整，就理解了。后来恢复了党籍。
艾：李新写了，说：“安子文看了钱俊瑞的报告后，二话不说，就在报告上写下了他的意见，说他从前的批示有错误，应予撤销。”他承认，过去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你父亲平反你们帮忙了没有？帮他写材料、递材料？
王：我们帮什么忙？这都是高干层才能处理的事。特别是他的老朋友李新帮的忙。
艾：李新当时的职务高吗？
王：他原来是人大校长吴玉章的秘书。
宋：人大的教务长，后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
艾：你父亲挨整后就不在###了？
王：他开始在人大附中教书，后来调到人大哲学系。
艾：后来老人家看到他的文章了，是怎么看到的？
王：老人家？什么老人家？
艾：毛泽东啊。国内就这么说的。
王：他呢，一直对苏联人很不忿，觉得苏联人跑到中国来颐指气使的，他当然想从苏联人那儿找点毛病。
宋：他爸爸开逻辑课，对当时使用的苏联逻辑学教材，提出问题。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人大的《教学与研究》上。毛主席发现了，在1957年4月11日接见了他，谈了形式逻辑理论等问题，还留他吃了中饭。
艾：你看过刘心武的文章吧，说你爸爸“文革”时被批斗了一回，小波看见了，笑了一下，你爸爸老不饶他。
王：批斗，我不知道。他可能是受批斗过，但是，他，绝对保密，不让我们知道。


成长岁月/艾晓明(3)
宋：那天，人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所有的教研室主任以上的人集中起来，集中了几十个人，都给他戴上个高帽，排个队，在学校里走一圈。后来，也关过牛棚，关了几个月。
王：我倒是看见过爸爸一次。在一个教室里面。没有批斗他，他就是和一大伙人一块儿站在那儿。然后，别人都唱一个什么革命歌曲，他的嘴一张一合的，看那样子特别傻。我爸爸，他一定觉得特别无聊，也特别不自在。但没办法。
艾：那时你是个中学生，一零一中学是不是也搞得挺厉害的？
宋：小平在家没怎么参加，他在家搞无线电。
王：我爸爸是什么啊，阶级异己分子，我还想参加“文化革命”，红卫兵？
宋?：他爸爸1935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为这个，被开除学籍，还遭国民党追捕。后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当队长。1939年调到抗大任教员，副教导员、总支书记等。他从延安转战到山东，我是1941年到胶东抗大学习，这么认识他的。那时环境很艰苦，他带病工作，被评为模范党员干部。1942年他得了肺病，大吐血，他非常坚强，死里逃生。他长期带病工作，怎么会是阶级异己分子？
艾：他那时给高教部提意见，都提了些什么意见？
宋：51年、52年，教育改革，大的院系调整，对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他被派去当支部书记。一些知识分子，对教育改革提些意见。这个老头，他也是个知识分子，觉得人家提的意见还是对的，回到###来汇报的时候，他就替这些人反映情况。但是那时候有些人，思想还是很狭隘，觉得你这个人，替知识分子说话。他也不服，争，拍桌子打板凳地争。争了半天，不能解决，就给毛主席写信，给周总理写信。这些信，都被转回原单位。人家抓到这个信，当然觉得你这个人反党。他自己觉得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党的教育，这个老头，就是那么个个性。小波出生前两个月，他爸爸挨整，对全家是个沉重打击。他在胎里，受到刺激，这对他的发育肯定有影响。
王：他这么早去世，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3个男孩，我跟晨光比较像。他跟我们不太像。他就是在胎里受了刺激，造成体质上差异。过去，我们3个人一起出去玩，他特别容易累。一会儿就累了。你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吗？
艾：看过，里面有个革命家，睡钉子床什么的。
王：他有意识改变自己，吃很多小牛肉，干体力活，锯木头什么的。有一次有一个人的马车惊了，有一个贵妇人坐在上面，他过去一把揪住了马脖子把马车救出来了。我们当时看到这儿，“文革”时期，这些书也都在地下流传，我也就想我应该改变我的体质，当然由于吃不到那么好的牛肉，就吃了很多馒头。
艾：听你说来，好像你还有一点理想主义气质，好像小波没有。有吗？
王：小波怎么没有，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讲一点不太革命的话，小波都很气愤地指责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事。他到云南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傻×青年。其实，我妈妈是想保护他，带到干校去多好啊，他就不用受那个苦了。他跟着我妈妈，生活各方面都会好一些。
宋：就是，在干校起码吃饭不成问题。
艾：他后来有一篇文章，说，萧林她们，要去缅共，也邀了他。他说他想了一个晚上，抽了一条烟，还是决定不去。说人家也没有请我去。看了吗？
王：当时就是那样，很多青年都是傻×青年。
宋：他们不在一个县，萧林在瑞丽，小波在陇川。
艾：他们有的人看了《黄金时代》，就想问：王小波，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啊？有的人就愣说，他真是有个女朋友，在那儿当医生。
宋：那都虚构的，他那时才多大呐，16啊。
王：他那时想去云南，觉得那儿有少数民族，西双版纳，特别浪漫，有美丽的风光，看过一本书叫《美丽的西双版纳》。另一方面，他觉得，从小在###干部大院里长大，觉得经常在一块，特别俗。所以，他决定摆脱这个世俗的圈子，满脑子的幻想，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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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4)
艾：你那时已经去煤矿了，你劝过他吗？
王：好像也劝过。
宋：谁他也不听。家里人都劝他跟我上干校。
王：他觉得跟着妈妈，过舒适的生活，好像这个志向太小了，得到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
艾：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吧，看银河文章里写的。
王：他真正开始写恐怕还是回城以后。小波看书很早，很小就开始看。但“文化革命”还是玩，那时候对小孩来说很开心。对小波那么大的孩子，是个很好玩的世界。我那时候呢，开始还很开心，后来就不开心了。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个小红楼前面，突然一下，广播响起来了，广播新闻，以后取消大学考试升学，由工农兵推荐。我一听，完了，心灰的感觉。你看咱们家这政治条件，哪能推荐得上去。小波他们当时还小，他们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们自己组织了小红卫兵，写大字报。玩。
宋：一些孩子，一块住，一块吃饭。
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过人大的武斗，他就是没看过，至少他也听其他的孩子说过。
艾：《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写过，自己家住的房子被改造成了一个铁蒺藜，用的武器，从竹矛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王：确实武器在不断地演进，一开始是用矛，然后，无论清华北大，都是把书来做护具。因为书也不是很重。他们把西藏放牛的投石器都引进了。人大的红卫兵还从外校请了一个投石专家。
艾：在小说里，就是个小孩，小说的主人公。
王：我记得一清二楚，那个人拿来给我看，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包一个石头，然后两根绳子，一根绳子长，一根绳子短。一根握在手里，然后把这个东西甩出去，可以甩出去很远。
艾：两个楼对着打，人都在楼顶上打，还是对着窗户打？
王：对着人打，窗户都堵成枪眼，像堡垒的枪眼。我就听他们讲，有一次，有一个人不慎把手露在窗户外头，一块大石头扔过去，4个手指头马上碎了。
艾：人大的学生也很野啊。
宋：哎，那时候，你在哪儿呢？
艾：我在武汉，不过也来过北京。见毛主席啊。
宋：小波，大炼钢铁他也写一写，其实大炼钢铁时候他还小。
艾：小平你说小时候你跟着小波，他去看蚂蚁，看蚂蚁喝水？
王：马蜂。有一天中午，###的人，大家中午都睡觉，下午上班。天很热，妈妈也让我们都睡觉。我就看见他起来了，一摇一晃的，我就跟着他。他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呢，看见有一个水龙头，地上有一大摊水，他就去滋那个水龙头。地上有马蜂，马蜂在喝水，他滋那个马蜂。
艾：他发现你跟着他没有？
王：好像没有。
艾：他受你的影响，后来在好多作品里提到你。
王：其实，我那时在煤矿，如果可能走上文学道路，我一定走，但是当时，允许写的那些东西，都特别恶心。没法写。
艾：你最早看到小波的东西是他下乡回来，还有在工厂里写的，是吧？
宋：他没上工厂以前，还在家呆了一段时间。
艾：他以前写的东西，我也看过。有一次他说他以前的字写得好，给我看他写的字。我看字还可以，没好意思细看他写的什么。好像是写一个女孩子约会，后来，男孩变成女孩，女孩变成男的。我认识他已经很晚了，是在他很成熟，创作上很成熟的时候认识他的。
王：当时我看他的东西，我说，你写的东西，等你死了100年才能问世。根本不能发表。当时他写的东西，都放在我们那个小屋里，都特别安全。
二、“一把把威尼斯金币”
王：你知道我们当时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吗？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首诗，我给小波介绍。后来我们俩都能背。
红色的和白色的被抛出去，揉成一团，


成长岁月/艾晓明(5)
一把把威尼斯金币向绿色的投来，
而给那飞掠过的窗户的黑色手掌
分发着一张张亮闪闪的黄色纸牌。
这是描写城市的。
艾：这诗挺可以的。
王：很好啊。早期他是印象派。
艾：他那时候是未来派诗人。
王：比方，他说，灯光，给一些向前奔跑的人们戴上脚镯。他是描写城市的，这个城市杂沓的车，灯光从那边穿过来，就是给人们戴上脚镯。像那个分发着燃烧的黄色的纸牌，这就是晚上汽车扫窗户的那种感觉。
艾：这很有诗意。
王：还有——
人群——这只毛色斑斓的灵活的狸猫——
浮动着，蜷曲着，被一扇扇大门吸引
我记不得了。他有很多句子都很棒。他说诗：这不是诗，这是凝结成一团的痉挛。很有力度啊。这是对诗最高的评价了。
艾：我印象中记得的是他的一些政治诗，什么列宁啊，开会啊。楼梯式，标语口号。
王：他有很多诗，我们那时一边看一边想，琢磨这是什么意思。那是“文化革命”以前的事。我十多岁，上初中，初一初二的时候，小波就更小，小学的时候。
艾：是自发的喜欢，也没有人推荐，你们自己挑这个看的？
王：谁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就自己在书架上搬过来看，觉得很有意思，就琢磨这东西。一开始看那个分发着黄色的纸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就明白了，他是描写城市的喧嚣，各种杂乱的东西，特别是光影。
艾：不过十几岁的小孩喜欢这些东西，也还是很奇怪。
王：是很奇怪。
艾：对语言的东西有一种感应。
王：不是，是对形象的东西的一种爱好。这个在我们家可以说是个传统。小波很小的时候，他蹲在那儿傻呆呆地看，他在看什么？他绝不是在发愣，他在看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东西。这个东西别人可能觉得没意思。
艾?：看他写的《万寿寺》，写千年以前的长安，有什么树，有什么花香，都很美。
王：他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印象派色彩。完全是从光影、印象的交织，从这个想象发展出来。
艾：有的人一生也不会这样想象，你教也教不出来。
王：这是天赋。我好像记得，那就更早了，那时小波，还没有加入我的集团，我的group，我记得我在几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有，现在小孩都没有，那种感受。现在我的两个孩子，我能知道哪个有，我那个小的有，大的没有，大的是一个平常的孩子，特别活泼；那个小的，有时就在呆呆地，就在想什么事情，我知道她一定在想着一些念头，跟我小时候想的，鬼头鬼脑的，有点相似。比如说吧，那时候6岁时，刮大风吧，就在楼上，看楼下，风刮起那个尘土，把那个纸卷到空中。然后，就觉得，特别有魅力。可以看半天，想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住在人大铁狮子胡同一号，好像是木楼，是段祺瑞的执政府，那是像教堂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我带着小波，最小的晨光不去，还有姐姐，我们几个人去玩。好像也是一种历险，我们有一次还走到水牢里去。下面还有水，走来走去，好像都有提供幻想的余地。就是说，很多东西别人看来丝毫不出奇，可是比如说有些人看来，我们看来，可能就觉得很美。至于美在什么地方，用文字来描述，也很困难。这就是说，也许文字并不是传达美的一种妥善的渠道。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只好用它了。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艾：那还有画画、音乐呢。
王：也可以。所以你看小波那些东西，他也是传达一种意象，一种意境。我就感到，他和我一样，一定和我感受一样。世界上的因素太美，太复杂了。能区分出一万种、两万种，可以躺在那儿随便想象各种意境。我就知道这是一种艺术家的心灵。如果有这样的心灵的话，你可以当画家，也可以当音乐家，可以成为诗人。就是说，小波成为一个作家，他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心灵，他一定是有的。


成长岁月/艾晓明(6)
艾：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有？
王：后来我们就有一些交流。
艾：你跟他交流有没有觉得他小，或者他对你有没有刺激，反过来。
王：也有啊，比如说他选择的一些东西。他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更喜欢带有圣徒色彩的东西，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东西，我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被吸引了。还有特别fresh那种新鲜的东西，自然的东西。我觉得我本能贴近这些东西，而小波呢，好像这些方面跟我不太一样。他喜欢什么东西啊，他喜欢就是那种佛头着粪，调笑的东西。像马克·吐温，一见了，乐得了不得。我开始看马克·吐温，有点受他影响。我们跑到那个书市去挑书，我挑的书呢，有点sentimental。
艾：那是哪年的书市啊？
王：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呢。我大概12岁，他十来岁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那时旧书摊上也有好多书，我们凑一点钱就去买。然后转来转去，我买的书就是有点sentimental的，有些想象，有些自然的描写，一些风土人情。我在那里面，能看出好多味道来。可是小波呢，喜欢看马克·吐温。他专拣马克·吐温的书看。我看马克·吐温，开始还不太看得进去。觉得离我的那种理想，那种宗教意识，美的理想，好像差得很远。可是后来呢，我也喜欢，可以说我是受他的影响。我现在在小波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里，处处看到马克·吐温的影子。很多影子能看出来，你看关于蛇颈龙的描写，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子。
艾：你是指马雅可夫斯基那种很特别的想象是吧？
王：不是想象，就是那种新颖。有些东西在你面前，特别难忘。多数人，注意某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呢，可能也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由于人人都注意到，这就不稀奇了。现在有些人，比如小波，他注意到的东西，是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他把这个注意了，他记住了，他过了多少年以后，把它加工了，写出来，别人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吧？所以艺术家无非是换了另一种角度看问题。你说一般人写“文革”，怎么写的，从一个大的脉络来写，是吧？可是这个大的脉络呢，恰恰是小波不喜欢的。他不喜欢那种东西，他从心里面憎恶那些东西，那种教条的说教。这都是我过去对他的了解。早期他本能地远离一切政治的东西。他的东西，可以理解成一种纯艺术的作品，纯粹的一种美，或者一种喜剧感。
所以后来，他可能有变化，特别是写到《黑铁时代》，我觉得那个好像介入到意识形态，太多了。和那种纯粹的艺术境界，距离远了。
艾：你觉不觉得，在《未来世界》那些作品中，那种施虐狂-受虐狂的组合很多？
王：我怀疑，他是不是对同性恋，施虐狂-受虐狂这些东西研究得太多了，他的脑子就移情了，移到那边去了。再一个呢，我怀疑他的身体内部有一些病理性的变化，是不是影响他的思维。肯定那时候，他的心脏，会影响他的整个状态。我是怀疑，他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影响他的作品。
艾：身体状态，肯定影响心境。
王：影响心境，也影响作品的风格。
艾：或者，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或者说是危机感。
王：对未来，不看好。
艾：你妈妈对你们的兴趣方面有没有影响？
王：在文学方面，我想我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才能，多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妈妈她们这边，都是很现实的，不会有那么多的空想，不会幻想什么东西。
艾：你妈妈这边家族比较可以在中国这种生活环境里生存下来。因为不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坚强的素质，那么，碰到什么事情，自杀啊，疯狂啊，很容易发生，就很难维持一种平和的生活了。看你妈妈，经过那么多事，心态还是挺平和的。好像女性，不是知识分子很细腻的那种，她们的生命力比较坚韧，不那么容易被毁灭。我看小波的文章里有时写到你姥姥，不信亩产万斤粮，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这么一股平衡的力量，也可以帮男性分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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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7)
王：因为她们都过过特别贫苦的生活，其实，越是吃过苦的人，越是生活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的人，她们的生命力越强。你看那个自杀的人，一般家庭环境都还可以，至少是衣食无忧，这样的才自杀。吃不饱饭的人，穿不上衣的人，一般都不会自杀。
艾：我看《***》里写你父亲的文章，说他后来很伤心，说你都不赞成他的看法，是吗？那么你的看法对他来说很重要了。
王：我父亲那时候，78年以后，在我看来，他脑子已经坏了，很迟钝了，他脑血栓。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病了。特别是我妈妈，还对他有很多幻想。觉得他好像还能做多少事情，还能写书。他搞的是形式逻辑，我在社科院学的数理逻辑，我觉得别开生面。
艾：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呀？
王：一个是现代的东西，一个是古代的东西。数理逻辑，实际上在中国，一开始教的不能算数理逻辑，就是符号逻辑。
艾：就是你在沈有鼎先生这儿学的，是符号逻辑？
王：符号逻辑，后来也学过数理逻辑。但是比起传统的逻辑，已经高明太多，简直就是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搞逻辑的人有不少不懂数理逻辑。而且，他们视数理逻辑为畏途。
艾：小波的作品也有逻辑推理，随笔里也有。看《革命时期的爱情》里面，如果是这样，就怎么样，如果是那样，又会怎么样。他那样推理，可以推出一个很荒谬的结论。杂文里面也有逻辑推理，很多，是一种论述方式。
王：还有一些怪论，那都是从符号逻辑那儿来的。因为那时我学那个，我也拿书回来，跟他聊两句。他很感兴趣，也看，李银河也看。所以小波具备一些逻辑的知识，对他写小说很有帮助。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常常思路不清，太缺乏逻辑训练。而西方人，比方说美国人，哪怕是引车贩浆之流，他们的头脑都比较有理性。至于受教育的人，就更有理性，他们想问题的方式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艾：那天在会上，你听了好多发言，觉得怎么样？
王：第一条，我很佩服，觉得口才都特别好。整个来说，中国大陆出去的学生，全都比台湾人会说话。尤其是北京人，就更能说话。
艾：他们讲了对小波作品的看法，或者印象，你感觉怎么样。
王：我听他们讲，一边也琢磨琢磨，好像觉得有些东西，和我距离太大。因为小波，你想，他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喜欢佛头着粪，好像给李先生头上，打一个暴栗。
艾：他写东西，我想，在这个行当上，他已经走得很远。我觉得一个人要做一个东西，他想做到尽善尽美的时候，他就已经离众人很远了。你很执迷的时候，周围的很多东西，你都忘记了。然后，周围的人要想进入啊，也要很长的时间。他不是马上就能体会到这个东西好，值得你这样千辛万苦。不是的。什么样的人能体会到你的千辛万苦，就是跟你做过同样事情的人。一个作家举例，比方演奏一个古典的交响乐，你把中间的东西都删了，叫大众听，听不出来的。但是行家听得出来，哪个音符少了，哪儿高了半个音，他一下子能听出来。而且，他能从那里面，从那个东西的完美和举世无双之处，得到最高的享受。
王：不是，你说错了。真正的音乐天才是不需要培养的，他哪怕只有3岁，你有个音符弹得不对，他就觉得了，心里就不舒服。他本来是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艾：那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王：所以说能欣赏音乐的人，从年龄上讲可以是最小的人。而文学作品呢，就要求年龄大一点。
艾：像小波这种，他做的，在技术上很专业，就是说有很多奥秘在里头，你不是一下子都能琢磨出来的。你看他的书，一般的读者，都可以看，也可以喜欢，但和一个行家来看，是不一样的。行家看了，他就会觉得，啊，这个迷宫砌得精彩，因为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砌成的。行家知道，难在哪儿。一般人来说，他可以进去玩，也觉得很好玩。


成长岁月/艾晓明(8)
王：可是你要说，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这么听，我就要说，他根本听不懂。因为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他常常忘记了一切技术层面的东西。他完全陶醉在音乐里面。
艾：你可以说，有一种读者是这样的，他不需要知道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要评价一种东西，你必须知道，这个东西难在哪儿。你才可以知道，这个人克服了多少困难。他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才能。
王：不是。你就说诗吧，过去的诗人，人们说分两种，一种是天外的才能，像李白，这个流派，他一般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像这种东西，你就很难说，他有什么技巧。因为他做一首诗的时候并不苦。他是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艾：小波的作品肯定不是这样的。
王：还有一种，像杜甫，他是写出来的，千锤百炼。
艾?：小波的作品是改出来的。你看《万寿寺》，他的想象，那个结构，它就变成很复杂、很精致的一种东西，不是很粗糙的、你会写字就能写出来的。好像做一个实验，你一定要达到某种结果，要做很多遍，去比较它们的效果，找一个最好的发展下去。
王：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因为把一个东西专业化了，繁琐化了，究竟是个优点还是缺点？比如说吧，我看小波后期的作品，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的结构能力是在对段落的把握上，更大的结构，不是他所擅长的。不过，他现在的结构，他正得其所哉。现在还有些作品，更是支离破碎，那是一种新流派。是不是？
艾：说小波，我觉得，他并不介意要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但是呢，大致来讲，故事还是有一个头尾。比如说，唐传奇吧，反正最后，这对情人结合了，或者后来死了。还有的他改了，比如“寻找无双”，他就把结尾改了。他是在古代小说里游戏，游戏里也有理性。原来的结尾是无双找着了，两个人白头到老；他写到这儿，把结局改了。找不着了，根本就找不着无双。
王?：我老早就觉得，在西方小说的一开始，是单线小说，后来，出现双线，三线、四线。写一段这个，然后跳过去写那个，然后再跳过去写那个，轮番地写。这种东西究竟有没有必要？
艾：那你看是针对哪个作品而言了，要是抽象地讲，这种原则，那就很难说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得看你用它做出了什么东西。
王：如果单纯是为了卖弄技巧，那就没意义。单纯为了把情节分细而分细，那就没意义。比如说有的小说，像金庸的小说，他也是写点这个，写点那个。这么多的线索，在某个时刻，会突然交结到一起。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结构。有的人就会搞这个大结构，实际上你把它做成计算机的流程图，这个交结，那个交结，它也是很复杂的。这个方块和那个方块有联系，打一个箭头，或者，这个箭头要打回去，这都是把一个问题简单化的方法。小说也是这样，要作流程图，人物关系，在哪儿交结，它也是很复杂的。
艾：看中国现代的小说，它不需要很复杂，为什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得很严。它要求你，明确地用一种小说证明一种意图。这就把小说变成一种很工具性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艺术就是一种工具，而且是越来越简单的工具。比如说变成大铁锹，或者干脆变成枪杆子。像这种工具，连笔都不是了。
王：“文革”的时候，都是煽情的东西。
艾：从70年代末，以前那些东西解体以后，开始有了文学，但那时的文学，也就是稍微说点实话，说人话。但是说人话，不见得就是音乐，就是小说，没有到艺术的程度。因为整个中国人的趣味，它都被破坏了，被败坏了。就像一个人吃馊饭，他绝对没有品位了。所以你那时候稍微端上点东西，是人吃的，他就觉得，这是文学。比如那时有些小说，很容易卖座，以后看来，其实在艺术上很简单。一定要到文学发展，正常地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培养出好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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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9)
我觉得小波的作品是属于一种比较纯艺术的东西，属于能够培养人的文学趣味，一种品位的东西。
像你说的这种流程图，我是说，以前的东西，它是不需要写得很复杂的。这种要证明某种写作意图，这种倾向，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如果你想把你的东西写得很复杂，那你也还是从一步一步地走起，像下棋一样，好像砌房子，一步一步砌起。所以，像小波，他想把小说做到这个程度，他注定要写个十七八遍。这样他才可以了解，这个小说，它有多少种可能性，然后他再选择一个可能性，把它发展下去。然后到了其他的路口，把某些可能性拼贴上去，然后再走到一个路口，再拼贴新的可能性。
王：你知道金庸他怎么写小说，他在报上连载，他根本不可能改。他没有修改的余地，他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艾：金庸那个东西跟小波的作品不一样，他是带有很大的消遣性的。
王：我是说他的结构，他的结构也相当得复杂。他也没有修改，小说在他头脑里就那么复杂。
艾：金庸那个东西，他也有所本，武侠小说，它也有一套路数，而金庸是玩得很好。比如武侠小说，它都要有武林流派，比武，寻找秘笈，谁写武侠小说都得写这个。还有比如流派的承传，师门之间的格斗，最后一个英雄好汉的成长。武侠小说是要围绕这几个基本的母题来做的。但金庸，他一方面是对这个很熟，另外他有历史知识、地理知识，这样，他比以前所有写武侠小说的人都有想象力。我看金庸是借小波的书。记得小波说：金庸的文学素质是一流的。
王：金庸的结构能力很强。
艾：你说他的结构能力很强，可是他的结构有时好像就是随意地发展出来的。
王：有的很难啊，你发展出来以后，最后怎么能有力地结束。
艾：反正金庸也是很神的，你看了他的书非得一口气把它看下去。而且绝对看得不累。
王：金庸在海外评价其高无比，人们都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泰斗，谁也压不倒他，谁的才气也大不过他。
艾：你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看的金庸，67年？70年？
王：大概接近于70年代，1970年左右。有人从海外带进来。
艾?：72年，允许华侨来去自由，从香港过去，在那以前，海关是关着的。
王：那可能，当时是有一个人，他家有海外关系，带进来的。
艾：是个什么样的版本？书皮封面都有，是吧？
王：版本？书皮，好像有。不过也很破，不知有几百人看过了。当时，我记得跟他们讲金庸的故事，都很不容易，前因后果的，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发展。这是一个大结构能力。我是说小波，他的长处在小空间能力。
艾：他的作品可以细读，每一段。每一句。因为他写了很多遍。
王：他炼过句，自己琢磨过，自己吟咏过。好像，有点音韵。其实，现代汉语有格律的，不过是没有人强调这个东西。绝对是有格律。有的句子，念了出来别扭无比。有的呢，稍微改动一两个字，就成为很顺当的一个句子。有的句子，念起来呢，就漂亮了。小波的有些段落，他有时就像那种情况——你看金庸，金庸写一个侠客，侠客出来，他打了一个劈空掌，一道力压过去；然后，他手伸出来了，人还没有接近对方的时候，已经三道内力，在空中一波一波地砸过去，打到敌人身上。我觉得现代汉语的写法也应该达到那样，一波一波的内力。
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好像都是相通的。文学，它和音乐相通，和美术相通，和舞蹈相通。
艾：小波还知道一些很俗的故事，俗语，什么笑话等。比如那篇《引证弗洛伊德》，里面把弗洛伊德比作止痰丸。说有首古诗：昨夜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
王：这是咏雪的诗，这是其中的一首，我们家有一本古代笑话集。还有呢，天地一笼统，井口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小波记得好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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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10)
艾：他会用这种特别俗的东西讲特别雅的事。有时候用雅的事讲俗的东西。倒来倒去，倒得很好笑。
三、饥饿、冒傻气、书外“文革”
王：困难时期，那时候妈妈浮肿，姥姥也浮肿，脸肿。
说养小球藻，蛋白质达百分之三十几，其营养价值比大米白面还高。培养，有容器就行。放上水，肥料，然后呢，提供藻种，让它长。那时我爸爸挺信这个。
宋：他不是信，还不是看孩子饿得没办法。
王：没有肥料，就是童子尿。所以我们小时候，我跟小波商量好了，绝对不吃王晨光的尿。我们俩一口也没吃。
艾：不过那东西怎么吃啊？
宋：还不是煮煮就那么吃。
艾：就跟喝汤一样啊？
宋：那不是说有营养吗？
王?：实在没办法了，那时候，好多高招呢。米饭，双蒸，三蒸。
宋：你没看见小波在《光明日报》发表的，1997年1月3日，《写给新的一年》？
艾：我还没看。
宋：他就是讽刺，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那时候搞那个超声波。
王：说超声波发热器可以热水。它的构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把一些铁管，头上拍扁了，然后锯一个豁子，掐上一个刮胡子刀片。他们就说，高压蒸汽喷出来，通过超声波，就能把水加热。那时超声波是一个名词，不懂科学研究不要紧，反正是一个难懂的名词，有一定的魔力，就像今天说什么结构主义一样。把这个捅到水里，蒸汽一开，果不其然，水就热了。可是洗澡的人，稍一不留神，踩在这个刮胡子刀片上，就把脚刮破了。那时的人就一直相信是超声波把水加热了。
艾：实际上呢？
王：终于有一天，有人发现，这个超声波的头都坏掉了。就把它拆了，后来都忘掉了。没有插头，水蒸汽一开，水也热了。最后才明白，根本就不是超声波把水弄热的，是水蒸汽！这事我最清楚，这实际是个大笑话。后来就把所有的超声波插头都拆掉了。
艾：那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何必倒腾来倒腾去，又是管子，又是刀片。
王：那时候人就那么愚蠢。那时候有多少人，多少单位，上面布置下来，发文件，下面看，照着做。干了多少蠢事，最后总算悟出一个道理，不用把水烧热了灌到浴池里，只要放上凉水，把高压蒸汽往里一冲，就行了。
艾：小波的杂文比小说发得多，小说好多都没发出来。杂文也有些没发出来，但发出的居多。不少读者是从杂文认识小波的。
王：其实就是说了些大实话，指出了一些非常荒谬的事情。这里说的超声波就是明显荒谬的事情，而奇怪，却没有人写过这些东西。
宋：奇怪，过年都写祝词，他写个这个，你看。他这跟人家都不一样。记者打电话约稿，他说，没东西写。人家说，哎呀，随便写点。还有写打工的事情。
王：你看他都讽刺什么事情，第一是土法炼钢，第二是这个超声波。这是中国几大荒谬的事情，全社会都在进行着。极端荒谬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还是在做。
宋：大炼钢，他才多大啊，五六岁。
王：知道啊。他没看见过，但是我是看见过的。看见过小土群。人大附中那个地方，堆了一大堆废铁。
第一个大炼钢，第二个超声波，第三个打鸡血，第四个就是每天早上喝几杯凉开水。后来还出现什么，红茶菌。
艾：我还记得，我们家也抱回来一个大公鸡。那时候，我每天在学校疯疯癫癫，也不知父母在干什么。反正古古怪怪的事情不少。
王：什么东西都一窝蜂轰起来，然后，在一个月以后，就过去了。街上都卖红茶菌汽水。后来就再没有一个人养红茶菌了。
宋：甩手疗法，都甩手。
王：小波不是说了吗？直到有人编出来一套，说甩手疗法有恶毒的寓意，就是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大帽子一扣，吓得谁也不敢再甩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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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11)
艾：您还把这些报纸都剪下来了。
宋：他有时候回来，在楼下拿了报纸，顺便带回来，我就看了。
王：小波还写了，工农兵学哲学，全民学哲学，说哲学是聪明学。结果都聪明了？
宋：没脑子了。全国一个脑袋。
王：自从解放以来，大冒傻气的事，一连冒了好几十年。要是把冒傻气的事都记下来，可能有好几千项之多。小波这儿列了有七八项。
宋?：他能记得。实际上58年，他才多大。当时的大标语?：为了一零七零。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我们都在那儿，白天黑夜地炼。
王：那时墙上画了一个大画，宣传画。一个农民在地里劳动，无比之高，旁边有两句歪诗：抓起云彩擦把汗，凑近太阳吸旱烟。
宋：还有除四害，小波都参加过。早上起来，到房顶上，嗷嗷嗷嗷，轰麻雀。
王：所以说，冒了多少傻气。
艾：可是，那时中国人，也不全是文盲啊。这个傻事一让做就都去做啊。
宋：毛主席一号召，谁敢不做？
王：后来没有毛主席号召啊，那甩手，毛主席号召你甩了吗？喝凉水，毛主席号召了吗？就爱瞎起哄。没有人号召，也这么干。
艾：会上不是有人发言说吗，说看小波的杂文，觉得他一直有一种对科学的热爱，一直呼吁按科学办事，也说他自己热爱科学。一般文学作品的作者不写这个。
王：这应该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传统吧，喜欢数学、喜欢电、喜欢物理学，我就特别喜欢。爸爸喜欢吗？
宋：爸爸是搞文科的。就你喜欢，你忘了吗，没有钱，捡破铜烂铁卖点钱。
王：买点东西，装矿石收音机。
艾：小波写了好多这个，怎么做。
王：那都是我。那时候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
艾：他写怎么到旧货店去买东西，什么旧照相机，讨价还价。回来做成个什么东西。还有养兔子，也写了，《寻找无双》里面，王仙客养了很多兔子，在屋顶上繁殖。
宋：三年困难时期，姥姥在浴室里给弄了个架子，养了好多兔子。
艾：养兔子吃是吗？
宋：那不是经济困难吗，没肉吃。孩子一个个都饿得很瘦。
王：我还记得宰兔子的事，那时候小波也在。我们想宰它，又不忍心下手，我们把它放在脸盆里，它又跑出来。结果找个大砖头把它压进去。特别残酷。后来还杀鸡，咱们养的鸡，也不敢杀。后来把鸡放在板上，砍了鸡头。砍了鸡头以后，那鸡还跑。
宋：我不知道。
艾：那时他爸爸忙工作。
宋：他早上起来写文章，吃了早饭进城，为几个孩子奔波。买点什么，增加点营养。有什么可买的，买点橘子水。实际哪有几个橘子，就有点糖，有点黄颜色。也不容易。我不在家，他也够辛苦。
艾：那时你姥姥最累了，操持一家。
宋：她还有病，肩周炎，疼得一点不能动。
艾：小波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在一起，有点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
王：是这样，有一种侃大山的气氛。
艾：是你们3个男孩扎堆，还是和两个姐姐凑在一块？
王：后来就是全家坐在一起，在那儿神聊。
宋：去颐和园，一大帮，又下棋，又聊。他爸爸，挺民主作风的。
王：我记得我们一大帮子，还有小芹、正其，我们到那个小河沟里，用手绢捉鱼。小波有没有讲在颐和园，看一个人写的诗，我们也记住了。
我跟小波，在那儿翻意见本，后来就看见，那首诗，我们一直拿它说着玩，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上面写着：天昏地暗四英豪，在此饮茶兴致高，壶干杯少热水缺，服务员同志灵撑握。灵活掌握他写撑握。我们拿这个说了好几年。
艾：小波特别能找到生活里面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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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岁月/艾晓明(12)
王：还有一次，我跟小波，还有爸爸，我们去看一个演出，一个电影，我们那时候最喜欢背诗，然后，就比赛，谁背得好。我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们那时候背的是袁水拍的诗，是讽刺右派的，我现在只记得几句，什么?：说是助党整风……后面还有很大一串，有些话突然听了一句，好像很反动的。后来爸爸敲我们凳子。
艾：这诗也背啊，押韵就背啊。
王：不是，就觉得有意思。
艾：那是什么上看来的，《袁水拍诗选》啊？
王：从报纸上看来的。
宋：你爸爸，能背很多首唐诗。
王：我也背得很多。他能背四书五经，我可不能背。你要说背诗，我背得不比他少。因为这个我感兴趣。四书五经我不感兴趣。他从小念私塾9年，能背好多书。
艾：小波的记性很好，他能记住好多书。他特别能记得一些很野的，很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能记住好多跟屎有关系的笑话、歇后语，什么吃棉花，拉线屎。
王?：那是从小，我们的共同癖好。我做过两首诗，关于屎。小波都知道。
宋：他们尽恶作剧。小波说些话，我说你的嘴，太不干净了。
艾：不过他也没有带脏字。
宋：兄弟姊妹多了，一小群，他们常一起恶作剧。
王：其实，细想起来，这种精神是从什么里面变出来的，我就突然想起这个来了。小波这种精神，在会上也有人说，他是从古典文学，从那里面探索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得最清楚，我们那时看的什么东西。他那时思想的形成，和前人不—样，都是从外国的东西里面来的。他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像中国古典诗词、古文什么的，至少是在他比较大的时候，到了20岁吧。我说你写东西，要看一点古典的，可是他好像没有看过什么古典的。
艾：他看过古典的，比如说像唐传奇，你说他把唐传奇写到那个程度，应该是他看了很多，很喜欢，然后把它挑出来，挑了几个好故事来改写。
王：我跟一个朋友聊，说，没有童子功。后来小波到了美国，也念了好多，四书五经也念了。
艾：老师说他的古文不好，让他念。他跟许倬云念书。
王：不过他现在写这种文字，不依靠古文也可以。
艾：他写得很俗，很白。完全是俗白。
王：我今天跟萧林聊，我说，你们当时，偏要去云南，到底为什么？她讲了为什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她告诉我，也是从外国文学里面来的。那么疯，那么浪漫。她说，那时候，有一个女孩，比她们大一点，我还有点印象，老跟她们在一块，她跟她们讲了很多故事，也给她们一些书看。她属于比较单纯的，可是小波，跟我们，是属于比较杂的。已经是当时的非主流派了。她是看《牛虻》这一类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主题比较单纯的吧。
艾：献身于理想、信仰，而且为某种信仰很自苦的。
王：她们可以去干校，但是没有去。“文化革命”把一些人的丑恶面目都暴露出来了。什么互相攻击，互相捏造，各种丑事层出不穷。
艾：你说什么屁股展览，某一派有两个人，某年某月定于几点钟，脱了裤子给别人看打肿了的屁股。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真有其事。
王：她们看了《牛虻》这些书，觉得不能和庸俗的东西妥协。
艾：那你说小波跟她们也有一样的地方？
王：也有。不过没那么疯。小波到了云南，现实使他失望。她们看《牛虻》，当时看《牛虻》的革命青年可不少。
艾：主流青年。我也看。
王：我们那时看马雅可夫斯基、马克·吐温的书。奥维德的《变形记》，都是家里的书，受家里的书的影响。
艾：那时候《牛虻》是国家、共青团推荐给青年看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宋：这两本书在咱们家，看得不多。


成长岁月/艾晓明(13)
王：爸爸会存那些书吗？他没那个书。
艾：你爸爸管不管你们，比如说引导你们看什么书？
王：他不管，从来不引导我们。不过，有一次我看黑格尔的书，他说：你看这个干吗？你看得懂吗？
宋：小波不看这个。
王：小波不爱看，抽象的东西他不爱看。
宋：爸爸也忙，又是教研室，又要写东西。那时写了好多东西，不是用他的名，用教研室的名义。
艾：你看昨天会上说，《黄金时代》是小波在美国留学写完的，这个环境和中国不一样。你认为呢？
王：现在北京污染得很厉害，人在这个环境中，不能够正常地呼吸，这是个大问题。污染，引起人情绪浮躁。你想，如果你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没有污染，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屋里装着空调。你那时候坐下来写作，是不是会文思泉涌？
艾：喧嚣是不好，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说，我们就无法写作了！
王：如果说美国的环境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如果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坐在书斋里；不过我看过小波和李银河他们住过的那个宿舍，绝对不是那样的。他们住一个很小的房子，远远不如他们在中国环境好。
艾：我是说，他写《黄金时代》，是在国外，比如说他看书，他就可以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书，不一定看国内那一套。比如国内有一套规范，到海外，他就不在那个规范里了。
王：这是真的。他在海外，起码可以看到其他方面的书，可以看很多。他们在匹兹堡大学，有很多书可以看，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书。
艾：小波还有篇文章你看过没有，《理想国和哲人王》，说的是你们的一个同学。
王：那也是我听说的。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情况下，人，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而且，赋予自己的行为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个人，把自己设想为一个青年毛泽东，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幻想。他现在，正在积累，正在走一个大思想家的道路。所以，有时候，不免模仿青年毛泽东。我这是听一个朋友讲的，那时候毛主席有一个夹着雨伞，从湘潭出来的形象，这个人有时候就夹着雨伞，模仿那个样子。觉得形式上的模仿，可以导致实质上的模仿。他有这个想法。
艾：这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王：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指挥室里，墙上一个大地图，他拿那个红蓝铅笔在这儿、那儿敲敲。人家问他，在考虑什么呢？他说：我在考虑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艾：那个时代，现在想起来很滑稽。年轻人充满了献身的热情。
王：是呀，几十年来，你说哪有几个人不滑稽。大家全都滑稽。冒着傻气，一连冒了几十年。你也冒我也冒，人人都冒。明白人，没几个。
艾：还挨整。
王：真正明白人，他慢慢的，信心，都被冲击而动摇了。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么一种思潮，你现在看来，觉得很可笑，那时候，它填满了你周围的一切空间。一开始你觉得这样一种思潮，非常愚蠢，我比他们高明得多，我很超脱。但是慢慢慢慢的，这种思潮，老是存在，它持续地存在下去以后，慢慢你的信心就动摇了。我不比它高明啊。
艾：因为你作为少数，而且那时候的思想资源也很有限。
王：我是这样想。在“文化革命”一开始，我说这些东西很愚蠢。不过我也想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年龄尚小，学识上不足，社会地位低，我怎么能说，我想的东西比这么多的人想的都高明？在我周围有那么多高明的人，干部，知识分子，毛泽东更不用说。中央大员，身上都套着光环。我怎么能说，我想的比他们都高明？其实你掉过头来一想，当初就是比他们高明，他们就是愚蠢的。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可是当时谁有这个自信心？当时人们，他们那个愚蠢的程度，只有今天才能意识到。所以推而广之呢，你可以知道，中国人，有几十年，时时刻刻干着蠢事。我希望以后不要干蠢事了。


成长岁月/艾晓明(14)
艾：小波书里写到贺先生跳楼……
王：那是我们院里的一个高级干部。我爸爸挨整的时候，他还出来说过话。他这个人好像还是很有点风骨的。他的女儿和我太太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在法国。他就是实在受不了啦，就跳楼了。
艾：“文革”时跳楼的人很多。我当时看小波的书，就觉得他写的那个细节，一般人都很少注意。他写,到了晚上，这家人的儿子，在这儿守夜，守那些脑浆子。用粉笔把地上的脑浆子圈起来，点上蜡烛。
王：那是他编的。不过我也看到过脑浆子出来的事，印象特别深，我可能给小波讲过。那个是根本与跳楼无关的。也许是小波跟我讲的吧，我忘了。就是说，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冰棍，一边骑车一边吃。突然旁边一个公共汽车，他的脑袋，撞到车轮底下。这时候司机非常害怕，其实这个孩子，他在车轮后面，他其实没事。但是这个司机呢，他怕孩子已经压死了，所以他就往后面倒了一下车。结果旁边很多人看见，这下把孩子脑袋压扁了，脑浆出来了。
艾：本来没死！
王：当时，有个小孩子走过去看，丝毫没有恐惧感。一般人看了很恶心，有恐惧感，他没有。他蹲下去，看得特别有兴趣，拿着树棍，去挑，挑那些脑浆。
艾：那旁边就没有别的人吗？
王：后来，别的人就说：你这孩子在干什么！这么恶心。可是当时就有这样的小孩。
艾：那是“文革”的时候？
王：“文革”的时候。
艾?：《黄金时代》书里面还有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
王：那是他编的。
艾：还有大列手炮、下棋、打棋谱什么的，看起来很有趣。
王：不过我们和象棋是有点缘的。我们那时候确实弄了好多棋谱，在家里下，虽然从来也没下好过，可能小波下得还好一点。
艾：就是照着棋谱下。
王：照着棋谱下。而且还有些小棋友。总之和一般下棋不一样。一般下棋就那么瞎下。所以那些棋手的名字，都记得很熟。当时有六大名手，何顺安、杨官龄。
艾：故事里讲怎么把何顺安整一顿，笑死人。
还有修收音机，越修越不响。
你妈妈说，你们家烧了七麻袋书？
王：是啊，我爸爸把书给卖了。当废纸卖了。不会烧的，谁舍得啊，我妈也不舍得啊。
艾：那时都兴卖书是吧，是上面要求卖的？
王：不是上面，人家到你家一查四旧，你受得了吗？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你都摆在书柜里？藏起来也不行啊。所以当时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卖掉。不仅卖这个，还有很多东西都在销毁的过程中。比如说，当时，人大，林园楼旁边有个小树林路，种了些小青柏树。里面有一口井，外面是小树林。半夜老有人往那里跑。后来有个孩子晚上爬进去，那井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银币啊，袁大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拿它怎么办啊。
刚才说了书可以卖，文稿不能卖，只能烧，我爸就烧了些文稿。我半夜起来，看见他在烧。
艾：他一个人烧？
王：他一个人。一个人在那儿烧。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艾：你后来到煤矿了，那时多数人下乡了。
王：当时煤矿的政审还不是特别严，所以我还可以去。起码闹个吃得饱啊，当时煤矿的工资高。但是去了，老工人也跟我们说，就别想走。要走，只有两条道，一条，是铐着走，给抓到监狱里去。一条，是抬着走，砸死了，抬出去。别的，门儿也没有。后来，考大学，才走。一零一中学，没有考不上的。
艾：你跟小波这点也不一样。一零一中学的，可能多少有点精英意识。小波是普通中学的，特别是被老师看做调皮捣蛋的，可能一直是调皮捣蛋，作对的。你看过小波那篇《沉默的大多数》吗？
王：我可能不记得名字了，也许看过。


成长岁月/艾晓明(15)
艾：就那种，我从来就不是好人。从来就是被教育、受教育。但他的意思是沉默的大多数里面，想的事情也是很有道理的。作为思想经历，他这个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好多写作的，都经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再看见现实，这么一个蜕变过程，很痛苦的。小波好像没有，也有一点，比方做傻事，但不是傻得特别疯。可以做到，抽了一晚上烟，还是决定不去打仗。他在杂文中写：人家也没有请我去。
王：他绝不是，绝不是想，人家没有请他去。
艾：后来那样写。
王：后来那样写。《黄金时代》，别人都说，啊，真实地描写了那个时代，其实那个很多都是浪漫主义的。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吧，写出来，耐看就好了。
艾：我也觉得是。他换了一种情调来讲那个时代的故事，他这样讲，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性有多么高扬，而是说，那个时代的人性有多么压抑。他那样写，把当时占上风的东西消解掉了。他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胜利。其实是今天的想象对往日的胜利。
王：其实当时的很多痛苦，他还没有真正写进去。如果他把他们当时真的住的什么房子、吃的什么东西都写进去，那个环境，都写进去，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可怕。
艾：有的他也写了，比如怎么去砸蚂蚁窝。他跟我说，他们在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特别大。还有他们打农药，疯狂地追蚂蟥，摁着那个农药喷头，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到了秋天，看见地里弯弯曲曲的一溜，什么也不长，就是药打得太多了。他说的，有的我记不清了。做了好多劳而无功的事情。主要是他那个写法，不是为苦难作证的意思。有点那种歪打正着的味道。
王：有时候，你看挺聪明的人写东西，有些场景，别人没想过的，有些问题，别人没想透的，他想透了，把话说出来，马上你就觉得，对一个事情，能理解得深一点。
艾：谈了这么多，谢谢你，谢谢宋妈妈。
（艾晓明根据录音整理，小标题系整理时所加。未经两位访谈人审阅，如有遗漏、笔误等，由整理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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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忆念/宋华(1)
难忘的1997年4月11日。
就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忽然听到敲门声。
来的人是本居民区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他们进门就问：“王小波住这里吗？他是做什么的？他还有别的住处吗？”
我都作了如实回答。他们又问我有几个儿女，都在哪里上班？
我说，我身边只有王小波，其他都在外地。他们又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有心脑血管病。
我当即意识到深夜民警来访，必有事由；我急忙恳切地问：王小波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们说：“没有什么事，我们查查。”
他们走了，我立即给小波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又拨呼机，直到12点也没有回音。
我的心在翻腾，一夜无眠。我坚信小波是个老实规矩人，不会出任何不法的事。首先想到的是，小波是否出了车祸？要不就是遇到坏人遭到了不幸？可能是民警看我年岁大，又有病，不肯告诉我。
12日天刚亮，我就给我弟弟弟妹和小波的姐夫打电话，请他们去派出所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弟妹问后，回来说：“值班民警说，上一班没有交待，查记录也没有记载。不会发生人命大事。”我的心稍放宽些，但疑惑仍未解除。
13日上午公安局一个同志来电话，请我14日上午去他那儿，并问了与我同去的人的名字和电话。紧接着，他就给准备陪我同去的小波的姐夫打电话，在电话中，告诉了小波不幸的消息。小波的姐夫和舅父、舅妈当天下午就去了出事地方，把情况弄清楚后，回来告诉了我。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小波，每次出门都告诉我，这次出门为何不告诉妈一声！！从民警来后，我为你焦虑、满心悬念。知道你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后，妈的心破碎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合天理，“老天爷”为什么不叫我替你去！你才刚刚45岁，正是英年，要做的事业刚刚开头，你甚至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就连妈妈也对你了解不深，理解不透。
我脑中的影像还是你孩童时期的情景，因为你16岁就离开家去云南、山东插队。以后回来当工人，上大学，出国留学，结婚后独立成家单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谈心的时间就更少！就是你童年时，因为我工作忙，也没有好好照顾你，现在留给我的是太多的遗憾！
小波！小波！你为什么叫小波？是由于1952年5月13日你出生的前两个月，你父亲就遭到特大不幸。他1935年就在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追捕，以后到延安，又从延安跟抗日军政大学转战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在残酷的敌后战争中，死里逃生，曾立功受过奖，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干部。谁想得到，在解放后，却因与某领导对工作的意见不同，发生了争执，又由于一封家信（劝其父土改时主动献出土地），竟被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党籍。这真是晴天霹雳！这场波浪，非同小可，带来的灾难，几乎毁灭了我们的家庭。我之所以给你起名叫小波，当时的想法有三：一、记载这一历史事件；二、寄托着我们的信心与希望，相信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事实以真面目；三、鼓励自己在革命的长河中，要顶住任何风浪。要善于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可怜的小波，你就是在这场波浪中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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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忆念/宋华(2)
小波，小波生存得真不容易。你从小就体弱，可能在胎里受到严重刺激，先天就发育不良。出生后，在痛苦、沉闷、艰难的条件下，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育和营养。回想那时，家里的人都愁眉苦脸，加上我工作又忙，经常加班，无法照顾孩子。姥姥承担着一家###口人的吃穿，还要带外孙，真够难为她老人家了。小波小时常生病，发烧、呕吐。记得两岁那年夏天，头上额前起了许多樱桃似的热毒肿疮，痛痒得两只小手直抓，真是可怜。三四岁时肋骨外翻，医生说是严重的软骨症，吃了许多钙片。后来虽然个子长得很高，但不结实。七八岁时正是重要成长发育阶段，赶上三年经济困难，家里粮少人口多，常处在半饥饿状态。小波曾跟10岁的哥哥去爬树，偷枣充饥，回来还要受到父亲训斥。爱吃姥姥做的白薯藤和白薯叶渣，成了姐姐的佳话。上高小时，爬树给同学的蚕摘桑叶，摔下来，脚腕骨折，左腋架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去上学。小波的童年，正像有人所说的，像荒野上的一棵小草，不断与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抗争，顽强地经受磨炼，求得生存。
别人都说小波聪明，我却看到他许多傻气。但在他傻气的背面，也显出他的毅力和性格。
小波从小爱看书，且记忆力很好。这可能是他父亲的遗传，也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父亲是教育工作者，逻辑学家，家里有各种藏书，姐姐哥哥都爱读书，功课也都是班上前几名。这种环境影响潜移默化，他也不甘心落后。小学二三年级时，小波就看了《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世界名著童话故事等。他不光爱看书，还爱讲故事。他常在各种场合，有声有色地给小朋友讲故事，能把看过的书从头到尾一句不漏地背诵下来。他从小就是喜欢的事认真，不喜欢的不专心，不像其他小学生那样在乎分数。有一次拿回成绩册，让家长签字，上面有个零分，我很生气。问他：怎么会得零分？他说老师讲的课他不爱听，看别的书。老师叫他站起来，回答老师讲了些什么？答不出来，得了零分。只看他的成绩册，分数平平，但数学竞赛他得过第一名。
小波的确读了许多书，而且看书的速度很快。有时我给他一篇文章，转眼的工夫他就看完了。我不信他真的读完，问他内容，都能答出来。我说，怎么会这样快？他说是爸爸曾教他“一目十行”。小波的知识面很广，他父亲在世时是我们家的活辞典，后来小波成了我的活辞典。不论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军事政治、官场民间，我不明白的问他，他都能给我满意的回答。小波成了我的精神知识仓库。可惜！太可惜！再也听不到他侃侃有词、滔滔不绝的回答了。
小波从小憨厚、善良，不爱出头露面，从不表现自己。做了好事，不对别人说，做错的事，也不推卸责任。他不计较得失，从不和别人争东西，能忍让。别人还以为他傻，其实他并不傻，如果惹火了，他也会向你开火！
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小朋友一起赶邻居的鸡玩，把鸡给撞死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没事似的回家去了，他怕回家受惩罚，一个7岁的孩子，从海淀区人民大学走到西单###宿舍，找姐姐。从晚上7点钟饿着肚子走到10点，走了3个小时。那种又饿又累的样子，真叫人哭笑不得。而家里的人一夜找不到他，都焦急万分。本来，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回家，但他不会撒谎，不会推卸责任，就自找了苦吃。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操场一块木板上，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上边还画有一个牛头、一个马头，用半文言文讽刺“文化革命”中的派性斗争。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许多人围着看。我也挤过去看了，都猜不到是什么人写的。直到去年吃饭时，和小波聊起###“文革”及那张大字报，才知道那张奇妙的大字报，原来出自他的手。幸亏没有署名，否则被造反派知道了，可能就成了反革命。事到如今，看来他那时小小年纪，还真有点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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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忆念/宋华(3)
他初中毕业了，要上山下乡。本来可以跟我去安徽###干校，而他坚决要去云南陇川插队。我觉得一个16岁的孩子，第一次离家去那么远的边疆，困难太多了。我多次劝他跟我去，他就是不听。只好由他去了。他到云南一年就得了急性肝炎。那里缺医少药，全靠同去的小朋友赵红旗等照顾护理。伙食不好，营养跟不上。我从安徽给他寄两斤白糖，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收到后已成了蚂蚁窝。为了挽救小波的生命，我请求组织上让他回北京养病。他刚回京时，家里只有他多病的父亲，仍很困难。但最难的是报不上户口。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在北京没有户口是“黑人”，思想压力很大。他自己都觉得是一种屈辱，整天关在小屋里，不愿和人接触。除和他同命运的人一起谈谈心，再就是去朋友家给小朋友讲故事。因他很幽默，讲的故事很生动，孩子们都爱听。缠着他讲了一个又一个，连饭都不吃，直到###大门快关时才回家。可能这就是他当时的唯一乐趣吧！
一个求知上进的青年，没有户口，没有职业，能这样长期混下去吗？他情绪不好，苦恼，忧闷。我怕他愁出病来，只好设法让他到山东牟平我的家乡去插队。幸亏乡亲们的照顾，不久他便在民办中学当教师。1975年才回北京，在街道工厂当工人。就这样，一直到恢复高考，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习。
1988年他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后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3年他自动放弃大学教师的铁饭碗，当个自由撰稿人——写小说。当时我就觉得他太傻，为他担心。我曾问他：“你作出这一选择，今后靠那靠不住的微薄稿费，能生活吗？没有公费医疗，生病怎么办？”我又说：“我最担心写小说担风险，历史上多少文人作家，因文字狱，受苦丧命！”而他的回答是：“一个人怕这、怕那，就什么事也不要做了，还算个人吗！”又说：“你不用担心，我有原则。”
他为他这一生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一心扑在写作上。生活不规律，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忘记吃饭。有时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就出了门。我看他那个样子，都为他难为情。去年我病了，他要请保姆，我说我过几天就好了，不让他请。他急了说：“别人有上班下班，我哪有下班的时间照顾你。”我当时还有点生气。其实，他很孝顺。如我有点病，他很焦急，姐姐常说，小波最孝顺。去年他本来要和李银河同去英国，后来，他却忍着年轻夫妻长期分离的苦衷，送走了爱妻银河。我问他为什么不同去？他说“去那儿没意思”。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因为哥哥、姐姐、弟弟都走了，他不忍丢下老母亲再走。他很辛苦，晚上写作，白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应酬。他太累了，这必然影响他的健康。
小波确有写作的基础，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不仅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对理工科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都用心钻研过。他有许多方面的实践经历和体会，如家庭不幸对他的影响、“文化革命”中的一切……他到过祖国的南方云南、到过北方农村。在美国读书时，打过工，访问过美国农民，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他与在美国犯禁卖马列书籍的小贩交谈过，他和银河开车几乎逛遍了美国，也到欧洲许多国家旅游过。他学过社会学，很注意深入基层，观察社会，看到了一些很深的层面。这一切都是他写作的源泉，也是他的作品与一般不同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没有错，他做了他愿意做的事情。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作品，而且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赞赏和爱戴。
可惜小波早逝，主要是他自己和家人对他的健康注意不够。他的病是长期积成的。我早就看到，他的嘴唇发紫，无力，有时咳嗽。我总认为，他吸烟、喝浓茶，不爱吃水果、少吃青菜，这些影响到血液，缺氧，从来没想到他会有心脏病。经遗体病理解剖检查，才知道他“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心内膜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其中冠状动脉前降支轻度狭窄，管腔相当于正常的60％）”，结论是：“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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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忆念/宋华(4)
据医生说，小波可能患过心肌炎。他自己从未说过，连我这做母亲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患过心肌炎。小波生病总是硬撑着，不告诉别人，不去看病，不吃药。有几次病了，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也不去。还说要靠自身抵抗力战胜病。其实他自己早有感觉，去年冬他曾对外甥姚勇说，真难受，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认为是屋子里暖气太热，没有意识到是心脏病。如早去医院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生命是可延长的。可惜一切都晚了。
小波有才华、有思想，他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讲实际、讲良心、不讲假话。他是个耿直的人。他的作品就体现了他的风格。可惜英年早逝，如果生命能再延长20年，该多好。他会留下更多、更成熟、更具风格的作品。
最后我向小波的同龄人、作家、读者朋友说几句话：我非常感谢你们对小波的厚爱！希望你们接受小波的教训，不管多忙，任务多么重，也要爱护身体。生活要规律，劳逸结合。不要吸烟，有病早看医生。
199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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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婿王小波/李克林(1)
要我谈王小波，实在谈不出什么。老实说，我真正对小波的认识是在他去世之后。从报刊上发表的许多纪念文章里，在一些年轻人和亲友们的议论里，我惊奇地发现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哀悼他，而我当了二十来年的岳母，竟很少了解他，尤其是他的才智、思想和精神境界。
我已年过八旬，在人民日报社长期搞农村宣传，我不大懂文学，对小波的一些作品，有些看不懂，有些看不惯。他的小说，我说有点“黄”，人家说“不黄”，“正好”；有的我说有点“怪”，人家说“不怪，主要是你没看懂”。但有一点，很突出，就是不论长篇短篇，看着有时忍不住要笑，一股顽皮劲跃然纸上。我想，这小子小时候一定特别淘气。
这期间我翻阅他的一些旧作，慢慢发现小波不仅语言文字充满情趣，他的思想、思路也别具特色。想象力很丰富，有些看去好像胡扯，实际并非漫无边际。上下古今，悠悠天地，他头脑里的世界特别广阔。有人说是“黑色幽默”，是“反讽”。我好像开始懂一点，有些还是不大懂，可能是我太老了吧。
小波、银河刚谈恋爱时，我觉得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去挺怪，心里有点嘀咕，虽然我并不喜欢“小白脸”，可总怕这人靠不住。我老头子却说：“是你女儿找对象，还是你找？她爱就行，你管得着？”几次侧面问银河，她总说?：“这人有个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这就是他们的结合点。这种爱对我这个一片纯真不大懂人世的女儿来说，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抵御了一切世俗偏见。当时小波家还未平反，全家挤住在教委大院角落的几间平房里，小波住的小屋其脏乱程度完全像个“猪窝”，两个孩子就在这小窝里相会，其乐融融。有个朋友称赞，李银河真够勇敢的！
小波的爸爸王方名，是个少见的好老头。他是一个比我们这些“三八式”还老的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一个逻辑学专家。解放初期毛主席还接见过他。1952年土改复查时，他曾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四川某地一些过“左”问题，但信并未上达就被打成立场反动的“反革命”，折磨数十年，至80年代初才平反。小波出生之日，正是他爸被打入“另册”之时，故名小波。可以说，小波到这个世界上就饱尝忧患和困苦，这对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1982年银河去美国，84年小波也去了。他没有奖学金，银河一人的奖学金两人用。开始打了一段工，以后她就不让小波打工了。小波在美4年，基本没打工，这情况开始我不知道，他家人也不大相信。一位老同志留美回来的孩子谈，他在匹兹堡期间，常去银河家玩，银河一下班回来就忙家务、做饭，小波在家里只是读书、写作，啥也不干。他几次说，李银河真“伟大”！不久前我问银河，她说，“是这样，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她还说，《黄金时代》就是那时构思写作的。
回娘家来，银河经常是一进门，把包往床上一丢，就打电话：“小波，冰箱里有什么什么你想着吃。”电话遥控安排他吃饭。我说，你以后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要不你回去他就饿死了。这并非玩笑，而是生活真实。我常说，这小子真懒！其实这是冤枉了他。去年银河赴英国，他的生活更繁乱，头脑高度运转，总是废寝忘食，不知饥饱，不分昼夜，不断地写，脑体矛盾，终至爆发。
小波的猝死使我十分痛心又深感内疚。女婿是半子，女儿不在，我竟没给他以必要的照料。他嘴唇发青，有明显病相，也没督促他去医院检查。只在春节聚会了一次。我家保姆难过地说，别看小波五大三粗的，完全像个小孩，你不让抽烟，他就装在袖筒里到凉台悄悄抽，他太腼腆了！
我一直觉得，女儿在小波身上牺牲太多了，否则她自己的事业可能成就会大些。在美她不愿他打工，回京她又支持他退职，她负担家务和一切，让他集中精力写作。现在我才进一步了解，这不是牺牲，这是爱，一种特殊的爱。小波，好孩子，我对你了解太晚而你走得太早了！八十多岁的人没死，而四十多岁的人却先走了，一个正是创造盛年的人走了，一个老朽留下了，老天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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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婿王小波/李克林(2)
我还有几句题外话，现在一些纪念小波的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但也有个别评价有些过高了。小波性格腼腆，不爱张扬，不求虚名，但重真情。而且他生前历经坎坷，刚刚在发展，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远未达到顶峰。过分的溢美之辞，他地下闻之也不会愉快的。
1997年6月15日


吾弟小波/王小芹(1)
——王小芹致李银河信
王小芹
银河：
惊悉小波英年早逝，我实在是痛悔交加。我悔不该滞留国外多时，致使小波一人负担照顾我母亲的重担，不能与你同赴英国，结果竟年纪轻轻，孤单单一人去了。如果他病发时，身边有人，及时送医院抢救，也许不致如此。每念及此，我就痛感对不住小波，对此我会抱恨终生。
我一向以为小波是我们姐弟5人中最孝顺的一个。冬天他曾多次发E—mail给我，告诉我妈妈生病，他心中十分焦虑，询问珍琪我妈妈的病应如何治疗；又讲家中需要保姆照料。我妈因他告诉我们她的病情而怨小波大惊小怪。在小波的关心照料下，我妈病情缓解。谁想到他自己竟疏忽了自己的严重病况。小波事业心极强，年过40之后，他渐感岁月匆匆，想干的事、想写的书太多，不愿将有限的年命浪费在日常琐事上。而妈妈年纪过大，难以理解小波。我能体会小波的心情，同情他的处境，也决定等我的事一旦有了眉目就回去替他，谁想他竟不能等到那一天。
小波也是我们5人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个。因我父遭不白之冤，我妈怀他时就常哭泣，致使他生下来就身体不好，小时心脏一直就有杂音，且患软骨症，吃钙片直到上小学。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每顿饭前我姥姥都端上“渣”（即自种的白薯蔓拌上豆面蒸，农村用来喂猪）充空腹后吃饭，以使我们减轻饥饿感觉。小波恰是长身体、大饭量的时候，每次都是吃渣最多的。“文革”中他为朋友养蚕采桑叶从树上掉下来，我用自行车驮他去积水潭医院，途经西四十字路口，警察不让带人，他只好一点点支撑过十字路口，到医院才知摔断了小腿。到上山下乡风潮哄起，他竟自愿报名到最远的西双版纳兵团。我那时正在顺义高丽营村学农，请假回去劝他别去，他意已决，竟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之悲壮句。待去不久，即写信叙那里苦不堪言。后又得急性肝炎住院，至于被人开会批斗，当时他并不曾与家人说。我妈费尽心机，将他调到安徽干校，后干校解散，他回京做无业人员，口袋户口无法解决。万般无奈，又去山东老家插队，吃尽苦难。我与他年龄相差大，所处环境各异，与他相处时间不多。每想起他的不幸处境，都感困苦难言。经我妈多方活动，我亦代书上诉多次，小波才得以安排在街道小厂，待到十年###过后，高考恢复，这才柳暗花明。你能慧眼识珠，与小波结为伴侣，且感情甚佳，我实在很为他高兴。以后因你留学，你们两次分离，每次小波都相思苦苦，可见他对你的感情至深至厚。
小波实为一怪才，自小木讷，不喜多言，直到“文革”才改变。小学时被老师提问时，常一言不发，老师生气，在记分册上给他画零分，但数学竞赛时他竟能一举夺魁。“文革”开始，他以拙稚之笔写大字报兼牛头马面漫画，使###保卫组惊为老谋深算的反革命分子。所为，追查多日，竟不得结果而不了了之。后成立小红卫兵，更是极尽淘气和恶作剧之能事。非常人所能想能为。待后来将生活中的苦难和经历历练成文字，自有非同一般的独到之处。说实在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处女作《绿毛水怪》，透过奇异和怪诞，使人咀嚼生活的苦涩。那时我就想，若有一日这些文章能发表，定是骇世惊人之作。多年之后，果然他的多篇作品问世。虽说传统之人不能理解，以为“黄”；非传统之人想看“黄”之内容，又云“什么也没看着”。唯慧者能体会其中异趣妙处。所幸能欣赏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姚勇就十分崇拜他二舅。他同学更有排队等着看他《黄金时代》一书之说。小波思想深邃，凡事均有独到见解。他与姚勇多次谈心，开其心智，姚勇深感获益匪浅，他对二舅感情至深，专门写了一首歌以悼二舅。
小波又是我们5人中最善的一个，我们都曾得到他（当然也有你）的帮助。我知小波与你感情非同一般夫妻可比，你们确是相爱相知相识。只怕此生再难遇此刻骨铭心之爱。你的悲痛心情我能想见。但人死不能复生，愿你忍痛节哀，渡过难关。这也是小波的心愿。因小勇深爱他二舅，你尽可将他看做你的孩子，你若有任何需要帮忙之处，请直接打电话给他。


吾弟小波/王小芹(2)
我写此信，只为寄托哀思，回信对你而言定是十分痛苦之事，所以请不必复信，自己多加保重，令小波在天之灵感到欣慰。
小?芹
199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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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1)
——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10周年
王小平
岁月如流，转眼已是10年。今日之日，有了许多喜爱小波作品的人，他可谓知音满天下了。在岁月之流中，他激起了一朵不可忽视的浪花，人生如此，复有何恨。
细想起来，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他的东西不太驯顺，不易得到身居要津人物的提倡，又包含一些率性而为、啸遨自娱的成分，所以也不大好懂，难以成为大众茶余酒后点评狎玩的余兴节目。我猜，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就像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入世界的另一层面。
在解释小波何以会有他独特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时，我想说的，就是他在生活中一直在走着一条特别的道路，一直在探索着精神上可能的存在方式，寻找着自己的适当位置，用他的话说，就是精神家园。从小时起，一有功夫，他就在呆呆地想着什么，默默地编织结聚自己的趣味核心。这样的心理素质，带有极大的先天成分，虽是后天造成，却是先天注定。事实上，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扭曲理性、压抑天性、单调贫乏的泛政治化时代，在那个8亿人看8个戏的艺术沙漠里，能产生小波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小波的精神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家族传承，这种家族传承似乎更多地表现在遗传素质的传递上。我们知道，在某些家族里，一些遗传素质会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表现出来。这种遗传可能来自父系，也可能来自母系。
小波的母系在山东，但这一族人多是些甘于寂寞、勤劳本分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天赋。他的父系来自四川。这个家族不太平凡，在可以追溯的几代人中，都出现过禀赋过人、不甘寂寞的人物。他的祖父出身寒微，当年是渠县的一个放牛娃。有一天和他父亲在田中吵架，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邻村，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学堂。就像许多戏文中说的一样，在窗外偷听老师讲课。随后也像戏文中一样，经过一番巧妙遇合，被老师发现他天赋异禀。几天后，他父亲在学堂找到了他。老师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不读书太可惜了。于是我们这位曾祖父倾其微薄财力，开始供他上学。没想到过了几年，他竟说读书太容易了，没有意思，又挑起竹篮奔走市墟，开始了他的淘金梦。几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军阀混战，火药成了奇缺之物。但山里的一种果实的外壳，恰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于是他游说山民，把果壳收集起来，烧成灰，由他出银收买。这种果壳原是废弃之物，于是山民大喜过望，担灰之人，往来络绎于途。这笔买卖似乎做得很成功。据说他每天银元入息，要用箩筐来装，夜夜秉烛，点钱点到三更。于是，这个贫穷的放牛娃，在命运遇合下，竟一变为当地首富。嗣后，他涉足江湖，成了帮会人物，门招天下客，颇有一些草莽英雄的豪情。
这段故事，有点传奇小说的味道，但好景不长。后来他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据说他跳了城墙，当时没死，在床上痛苦辗转，又捱了两个星期，终于鹤驾西归。
他老人家有8个儿子。我们父亲排行第三。他和八叔后来都忝为大学教授，按说智力不低，但为族人传颂的却是七叔。据说此人聪明绝顶，双手打得算盘，自学成医，活人无数。一点灵思，竟然能知未来之事。他在27岁那年，料定家族将有大厄，遂有弃世之想，竟绝食而死。这对于一个正当韶华之年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后来他的预感果然应验，王家家产抄没，人丁凋零，八兄弟不剩几个。无怪族人传说，王氏男子多聪颖者，惟天不假年，寿算有亏。这个说法到此为止，但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是祖坟风水的原因，还是另一种魔力钳制？假如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对这种传说我一定一笑置之。但在两年之间，我仅有的两个弟弟正值英年，相继过世，这使我对命运的传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


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2)
下面说说我们的父亲。他是一个没有城府、不修边幅的率性之人，似乎有些艺术天赋，少时诗文篆刻，均有造诣。正像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读书人一样，有一种性格躁动、不安于室的倾向。当时正当天下危乱之秋，他觉得男儿立身于世，应该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岂能营营役役，老死下。于是他闹###，遭通缉，终于在四川呆不下去，徒步到延安投靠了共产党。他属于那种爱恨分明，不肯妥协的人物，想来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后来终于受到祖父的诛连，中箭下马，淡出官场，党籍也没了。这成了他的终身之恨。
他有一种川人的刚烈之性，越是身处逆境，越是自强不息，从此闭户读书，卧薪尝胆，想在学术上出人头地。终于以他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底子，在当时的逻辑界占了一席之地，实现了他“没念过大学，但要教大学”的梦想。
他平日多半板着脸孔，偶尔也爆发出一种愤激情绪。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浪漫情趣，也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他的得意诗作，多是“不作诗豪作酒豪，试问青天有谁高”之属。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格单纯、情绪热烈粗放、爱作豪语之人，尽管一生受尽打击，仍然顾盼自雄，慷慨激荡，很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但却与细腻的灵觉沾不上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他的一份笔记，记载着他早年的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才彻底扭转了我的印象。它使我意识到，即使有岁月的磨蚀，噩运的摧残，在结满伤疤的心底，仍有炽热的熔岩在流动。
这故事说来话长。大意是有一年他因不满包办婚姻，愤而出走。在前往重庆的水路上，有几个女学生上了船。因旅途寂寞，且大家都是开明学生，意气相投，遂相谈甚欢。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成女士，思想敏捷，开朗健谈，给他深刻印象。在路上，成女士给他出了一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
我父亲素来自负才学，但这回驰骋灵思，搜索枯肠，一猜再猜，屡试不中。为遮羞脸，佯作上岸买花生，但回船时仍无头绪。这时船家插言道：你们读书人的事情我本不懂，但这位小姐说的，似是我船上用的一件东西。我父亲忙问：是何物？船家道：好像就是我手中的竹篙。我父亲心中一动：这船篙与谜面实在契合无比。眼看船家篙起篙落，提起时，水珠点点滴滴，像泪水一样坠入河中。这个谜语词句清丽，内蕴一股哀怨之气，荡气回肠。不禁对那位女学生的兰心蕙质大为佩服，自此情根已种。到成都后，他们时时往返，遂同坠爱河。这段情缘，就始于那个哀伤的竹篙之谜。当时谁能料到，这哀怨的谜语竟一语成谶。
当时日寇进犯，二人都是热血青年，遂相约联袂北上，到延安参加抗战。但临期又有变故。成女士家有寡母，彼此相依为命，而母亲病重，难以成行。于是二人洒泪而别，从此天各一方，惟有书雁往返，互道思念之情。随后是年复一年，说不尽的相思磨折。
为了不负前方抗敌的情侣，成女士在四川加入救亡活动，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肺病一日重于一日。吾父心中惨痛，曷可言表。最后等到的是诀别的书信。成女士香消玉殒。这一段爱情，以生死离别的惨痛收尾。当时我父亲身在军营，披坚执锐，夜夜垂泪，遥望南天，惟怨天生男女。这一段情愫，刻骨铭心，却无处倾诉，实在是痛断肝肠。再想起当年那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作为成女士写照，无一句不验，真是一语成谶，难道冥冥中果有定数？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我父亲的一生，坎坷跌宕，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踏进世界，却收获了无数悲伤。是命运之手的捉弄，还是遗传天性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有。不管怎么说，以他不受羁勒的个性，不能和光同尘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是断难讨好，断难“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遭遇灾劫是早晚的事，美国人讲话：Just matter of time.幸而晚年时，旧案得到平反，使他的一颗迟暮之心得到不少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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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3)
小波的出生正赶上我父亲中箭落马、遭受贬黜的时候。一场风波，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当时他尚在母腹中，无法不直接承受这种悲哀的影响。他生下来就病弱，而且严重缺钙，（他后来把钙片当炒豆吃，这与他最终长成一个一米八四的大个不无关系），骨骼都长得与人不同，而且看起来有点傻头傻脑，我母亲常溺爱地叫他傻波子。小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就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这使他带有一种呆呆痴痴的神情，很不像他那个年龄应有的样子，站在其他活泼的祖国花朵之间，似乎是一个异类，因此受到了一些误解。
有一次，我和姐姐到幼儿园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弟弟是不是有毛病呀，你看他在篱笆根底下一蹲老半天，不言不语，呆呆地往外看。我一看，果然如此，连忙大叫一声，“小波”，没有反应。过了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我问他在想什么，他显然没有能力把他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终究什么也说不明白。
当时正赶上“大鸣大放”的时候，右派们就要遭难了，但却是我们快乐的大好辰光。那时的大字报贴在席棚上，而席棚无处不在。我们就在席棚下穿来穿去地捉迷藏，经常玩到深夜。那时的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俗称铁一号，曾是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里面有一个西洋风格的钟楼，在我们眼里，就和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一样，很能激起各种怪诞的想象。有时，我们顺着木头阶梯一步步爬上去，看着它内部怪异的轮廓，一直爬到最高的穹顶下，感到一阵阵神秘异样的气氛。这气氛好像从大钟上、从奇形怪状的窗口、从每一件古老的饰物上散发出来，令我们胸口收紧，呼吸艰难，很想做一些疯狂怪诞的事情发泄一下，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后来他上了学，但似乎从来没成过一个好学生，总是怀着不服管教的叛逆之心。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但两眼平视，一声不吭，弄得老师无奈他何。“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加以不关心课业，有时功课也不做，所以成绩单根本看不得，因此挨了不少揍。他那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玩，玩得忘情而投入。剩下的就是看书，不管什么纸片捡起来就看，连农作物栽培手册都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落了个傻名，功课也不好，但兄弟姐妹都知道他绝不傻。他看书奇快，和我比快时回回占先。据他说，他一小时能看一百多页，而我充其量能看六七十页光景。一阵一阵的，他似乎能理解相当深奥的道理——全看他当时的状态。当然这本事绝不往功课上用，可抽不冷子也露这么一下两下的。
数学课他没得过什么好分数。有一回不知什么神经搭错了，居然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当老师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时，我妈说什么也不信，她说：你保准弄错了，那不是我的儿子。当我听说这事时，倒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从来就相信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人，有神鬼莫测之机，早晚会爆个冷门，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小波自小和我投契，一块捣乱，一块挨揍。说来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鸟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平日里偷鸡摸狗，无恶不作，给我爸妈气得不善。
当时正当“三年困难”时候，经常饿得两眼发直。我们就成立了夜袭队，专在后半夜行动。我们家住在单元楼二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通楼道。这扇门正好在我们俩睡房里，平常是锁着的，但我精通配钥匙之技，这点事还难不住我。
我们深夜开门溜出来，直奔枣树林而去。
当时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平时有人看管，只有后半夜才有下手之机。我还记得我爬到树上，头上是惨白的水银灯光，小波在路边鬼鬼祟祟地给我望风。当时吃的东西万金难买，为争一口吃的能打出脑浆子来，所以偷枣是重罪，抓住后要扭送保卫科治罪。据说一个枣要罚五毛钱，考虑到我们偷枣的数量，罚款将是天文数字，所以望风者万不可少。


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4)
我不分青红大把划拉枣子，口袋装满了就用皮带把腰扎紧，顺胸脯子往汗衫里灌。等到肚子鼓得像孕妇模样，赶紧给小波打个手势，爬下树来，往黑影里开溜，蹑手蹑脚摸回家去。灯也不敢开，就在黑影里“咔吃咔吃”吃起来。有时候没有枣可偷，就掩袭人家的自留地。不管是胡萝卜、白萝卜，一扯一大把，找个水管冲一冲，回家又是一顿美餐。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但没饿死，还长出了个好身板。我有一米七八高，小波竟有一米八四，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夜袭行动。
那时的人民大学已搬到北京西郊，除了房子外，还有不少草木丛生的荒野之地。也许在大人看来不值一哂，对我们来说却是游玩的圣地。我们在树丛和小山包之间穿行，把自己想象为啸聚山林的好汉。有时和别的孩子打架，打得尘土飞扬，灰头土脸，衣服也扯破了，心中却涨满中古骑士决斗时的豪壮之情。当时营养不良，发育欠佳，我们还是尽量用哑铃单杠之类打熬气力，盼望着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天长出大块肌肉，就可以傲视群雄，独步江湖。
受到尚武精神的驱使，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们醉心于《水浒传》，因为里面有众多令人心仪的豪侠人物。我们把这本书看了又看，直到倒背如流的程度，甚至不由自主地仿效书中的语言，一张口便是：兀这撮鸟，蓐恼杀人，惹得洒家性起时，一索子将你这鸟厮薣八在这里。
我们甚至醉心于制造兵器。我们造过一支手枪。用硬木做成把手，有些孔洞难以加工，就用烧红的火筷子烫。枪管和枪机用铁管做，连接的地方用焊锡。子弹里灌进炮仗里的黑火药。如何发火是一个难题，我们最后参照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中提到的方法，采用小灯泡里的钨丝，用电池来发火。枪造成了，而且是模是样。我们到小树林里去试射，不敢用手拿着它开枪，就把它枪口朝下绑在树上，用绳索拉动扳机。扳机扳动后，一秒钟后才发出枪响。虽然慢了点，在实用上有点问题，但它确是一支有些威力的火器，子弹打进土里有一寸来深，我们也深为自豪。但好景不长，在第二次试射时，手枪爆炸，成了一堆废物，还差点伤了人。
造枪不成，于是小波从旧货摊上找了两把旧锉，将一把在炉子里退了火，用另一把没退火的奋力锉之，想造出一支赖以称雄江湖的宝剑。但因为旧锉太秃，或者退火不彻底，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只是把剑坯两边磨下去一层。看来宝剑出炉只能是下个世纪的事情。
小波平时将这些顽铁像宝贝一样藏好，就藏在他的褥子下面。但有一天被人发现他天天在这堆钢铁上睡觉，与安徒生“豌豆公主”的童话两相对照，他遂得了个“钢铁公主”的美名。豌豆公主的敏感和娇嫩固令人惊叹，他的铜皮铁骨也实在令人拜服。可谓各擅胜场。
那时，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在革命的层次之外。倒是花树泥土的气味，自然中的光影转换，景物中隐藏的异种气氛，像谜一样令我们着魔。有许多优美的意韵出现在眼前，一瞬间真实无比，待你着意捕捉时，它就像烟一样飘散，于是从头来起。这个世界原来有如此丰富的藏品，待我们一一品来，不用心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有时，我们坐在阳台上，静静地看着暮色降临。看阳光以无法觉察的细小步伐从这个世界上退去，到处是移动的光斑。想象着远远近近的树林中安详的暮色，农舍中温暖的黄昏，以及随之而来的黑暗中包含的种种神秘，心里同时品味着许多东西。那种复杂的感觉难以言表，心里默默地酝酿着一种令人心醉的动人的哀愁。我们在见证着一个缓慢的吞噬过程，整个世界在黑暗中湮灭无踪，只剩下眼前的有限部分。那些被黑暗吞噬的人又经历了些什么？也许并没有被湮没的痛苦，只是沉没在温暖的暮色中，体验着一种快意的迟钝和慵懒。这种梦幻会持续很久，直到家人呼唤吃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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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5)
诙谐是小波的另一天性。他喜欢笑谑，经常能敏捷地抓住可笑的东西。饭桌上是他驰骋谈锋的地方，时常妙语如珠，以马克·吐温式的幽默，惹得众人喷饭。他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当时叫《顽童历险记》大为倾倒。他把这本书翻了又翻，直到它成为一堆碎片（当时纸质不佳）。在我看来，他就是那个顽童。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他也会划着小木船，溜上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岛，顶着暴雨在草丛里穿行，爬到木排上，顺着大河漂流而下，学会抽烟，吐唾沫，把饭菜在罐子里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吃……几年之后，他坚决选择到云南上山下乡，没人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只有我能猜出，他是在借此实现那个顽童的梦想。可惜天不作美，他在云南没能享受几天快意生活，就尝到现实生活的滋味。每日吃着粗粝的饭食，口中淡出鸟来，干活累得要死。偷鸡摸狗时不幸遭擒，在农场斗争会上绳索缠身，惨遭批判。最后染上重病，铩羽而归……如果让他来安排这个世界，他会让一切酸文假醋的东西都去见鬼，把文质彬彬的绅士淑女气得发疯。然而，他又不仅仅是那个顽童，在诗意的沉思与放浪形骸的狂野之间往来跳跃，亦庄亦谐，才是他最喜欢的风格。而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当时的北京郊区，有不少白杨夹道的大路。有一条在双榆树一带，离人民大学不远。在一个春日早晨，我和小波在这条笔直的大道上驾车东行。驾的当然是自行车。其中有一辆年纪和我们仿佛，是飞鸽厂第一批产品，做得粗笨结实，尽管经霜历劫，在我们野蛮的骑行中被撞得有皮没毛，但架子大体完好，仍堪骑行，被我们叫作脚蹬坦克。它的一个脚蹬子朝里弯了一块，每转一圈，就撞在底梁上，发出铿锵之声。
当时我们在有节奏的锵锵声中骑车东进，眼前大道如弦，两边的旷野向远方伸延，真是大块烟景，不禁心旌荡漾。我想起古人的诗句，就大声念起来：“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小波在旁边纵情大笑。比起诗中的境界，我们眼前的景致差不了什么，只是身穿补丁衣服，骑着破车，与五陵贵公子有一定差距，但这点可以用想象来补足。我们想象自己鲜衣怒马，玉面绮貌，在长安大道上行进。随着马背的颠簸，玉珂轻叩，发出有节奏的清音，若合符节。而脚蹬子有规律的撞击，把我们的想象与现实弥合得天衣无缝。
秋天的时候，我们又在这条路上走过。两旁高大的白杨夹道，空中落叶飘坠，脚下是厚厚的一层。脚下的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我们也愿意永远这样走下去，好像可以一直走到天国。那是一个令人沉溺的境界。我们在不息的穿越空间中陷入梦境，一切都没入薄暮之中，空气也变得黏稠而滞重……当从梦境中醒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传之秘，那就是天国和人间、王子与贫儿、古代和现代的间距其实其薄如纸，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在两重世界间自由穿行。这种意思，好像成为小波的一个思维习惯。在他的历史小说里，他把现实和历史自由铰接，用二者之间的反差和气氛变换制造出一种特殊韵味，传达出他内心的感觉。
光阴荏苒，在日常琐事的卵石沙砾中，是清澈的潺盢流水，而美好的意象，像水面上的闪光，渐渐远去。那时的小波，因为年纪尚幼，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但却在积累着美的印象，孵育着自己的趣味，或者说，一颗趣味的内丹。
在我看来，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颗自己的内丹。他们行住坐卧，都如蚌含珠，默默孵育着这颗内丹，像练气士一样呼吸沉降，萃取天地间的精气，使这颗内丹在感觉的滋养中成长。当内丹大成时，它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与外界发生感应，此时艺术家趣味大成，进入一种高超的境界，谈笑咳唾，皆成珠玉。这种内丹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纯美境界的把握，一种至高的品味。品味是游离于文字之外的，它与学问的关系不大。有的人学富五车，品位只是初等。有的人目不识丁，却具有一种灵觉，能与高品位的东西发生共鸣。无论如何，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品位差别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人们喜欢小波的作品，实际上是喜欢他的品位。他的东西，虽然有时语涉男女之事，但品位高绝，绝非皮肉滥淫之蠢物（曹雪芹语）眼中的涩情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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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内丹①/王小平(6)
事实上，男女之事，是一件上天赋予人类的恩物，挟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而强烈的感受。如果用纯净的心态去看它，它就是纯洁的，因为它像风生云起，水流花开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小波作品的价值，从一个方面来说，在于他显示了一种独特的高尚品位，一股尘世中的清纯之气。这些东西浅者识其浅，深者识其深，惟有缘者得之。而有缘人再传有缘人，这一团精神能量也许就此传递下去，不致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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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小波/王小平
记得在小波的《似水流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其中，他把人生的印象说成是一段小溪，人在水底，看粼粼波光、片片黄叶从头顶掠过，这是一个鲜活的比喻。使我注意的是，他对人生的印象是那样清凉冷冽，不带烟火气。
这种清凉冷冽的境界和氛围，是一种梦幻的极致。但我记得，我曾在其中存在过，呼吸过，那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那时我有过一个心灵的伴侣，我的弟弟。我们可以一起在幻想世界里陷溺，用一种非直接的、近于揣测的方式交流划过我们心中的种种感受，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或者羞于直接表达这些感受。
现在想来，或许我们都属一种怪人。特别是小波，更是怪得厉害，有时拿起一本书就钻进去了，非得猛踢一脚才能唤回魂来。
我早就知道，我们是有艺术天赋的，因为我们对美的东西极为敏感，一棵树，一条小巷，一个小院，风声、光影，随时随地唤起一种情绪，唤起我们对一种境界的憧憬，但这一切又是何其不合时宜呀。
记得我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严肃的思考，后来把这个思考的结果和小波交流过。当时我想，人追求的东西，除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悦外，只剩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即beauty，另一个是力，即power。美代表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绪，像大海一样抚慰着心灵，力代表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来的君王、政治家、科学家、巨贾、战士、武林豪客终生追求的对象。
两个东西都是那么丰富和深邃，值得终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在两者之间，我当如何取舍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如果必须两者择一，我选择力，因为这更符合我的性格。当时小波没有明确地答复，但我后来知道，他选择的是美。
他选择的美，不是一种纯然严肃的美，更多的是趣味或amusement，他最怕的就是无聊，这正是智商高的人的特点。此外，他也没有放弃对力，或更明确地说，对纯理性的追求。也许对他来说，单纯浸浴在美中，有点过于简单和女性化，据我所知，他在数学和哲学上都有相当涉猎。
也许因为选择了对力的追求，我对生活的印象，已不再是一段清冽的小溪。我经常想起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曲中的主题，在我看来，就是一条汉子，背着行囊，在长夜里不断地走着。步履的节奏不断重复，夜色中景物变换，行行重行行，路好像永无尽头。我在深夜驾车穿越美国时，心里就重复着这段韧性的旋律。
在生活中，我看到纷繁的扰动，无尽的追求。而小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遗世独立，沉浸在幻想世界里，正因为如此，他才葆有更多的赤子之心。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1)
弟弟小波去世两个半月了。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为他写点什么了。
这两个半月，我的心碎了，精神几乎到崩溃的边缘。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剥了一层皮。
两个半月前，一天深夜，接到秀东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告诉我：“小波去世了……”我听在耳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拿着话筒一遍遍地问：“什么？什么？”最后终于晓得了，但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小波从来没讲过，他有什么不舒服，从来没讲过，他有心脏病。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那一晚上，不能成眠。
清晨，独自跑到房后的树林中，向着天空，向着东方，向着广袤的苍穹，我像疯子一样大喊：“小波！小波！小波……”就像小波真的在天上，在God身边，能够听到一样。
我喊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但我对他的思念和心中的悲痛也只有一点点得到抒泄。小波就盘旋在我脑中，我心里，只要脑子一空下来，想的就是他。我不敢开车，怕开车脑子走神想他，会出车祸；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怕想他想得受不了。
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世人知道，他生活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腻；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但我这写惯病历和医学报告的拙笔能写出他来吗？我只能尽我之心，尽我之力，写出我心中的小波。
1996年12月初，我离京赴美国，从烟台到北京住了半个月。这是几年来与小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住在楼下，每天上楼来和我聊天。我们聊家人、聊社会、聊电影、电视甚至文学。话题天南海北，杂七杂八，可就是从没说到过他自己的身体，他有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病。他对我的依恋、关切，那份亲情、那份善意，总在几句话中，在那微微斜视的目光中透露出来。虽然，我们口中聊的往往是些不相干的事。
我的赴美，对他的感情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折磨，姐姐、哥哥、弟弟都在美国，我走后，大陆就只剩他一人与妈妈相守了。提到此事，他就叹气。一天，我轻描淡写地说：“我怎么也没觉得到美国有什么的，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十几个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底特律，我觉得就跟到烟台一样。”
可是，这毕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毕竟是不一样的。如今小波走了，我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去送他一程。我只能每天思念他，独自流泪，我这个他相依相恋的姐姐太对不住他了。
小弟弟晨光去北京送别，带回小波的遗体解剖报告和遗著《时代三部曲》。我看了报告心痛不已，不知该怎么想，就像祥林嫂一样，每天反复地想着小波的死因。我几十遍、几百遍地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据遗体解剖报告说，小波是由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导致心力衰竭死亡。可我知道，这种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是逐渐发展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12月份看到他，只有懒懒的样子（现在想，那已是早期心衰），那时到他去世，只有4个月，病情不该发展得这么快。报告中还提到，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者有1/4的病人容易发生血栓。我想，当天晚上，很可能产生了血栓，心肌梗塞，加重了心衰，而血栓以后自溶了。可他忍受了多少痛苦，只有上帝知道了。据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晨光看到白灰墙上留下了他牙咬过的痕迹，死后牙缝里还留有白灰。为什么？为什么他独自挣扎而听到他惨叫的人却没能帮忙送他去医院？哪怕听见了的人去报警也好。
他选择死亡吗？不，他爱生活，爱亲人，爱文学事业。电脑中还有他未完成的《黑铁时代》。想想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也就能理解了。他从不愿麻烦别人，有事宁肯自己忍着。他对什么都很洒脱，他就那样走了，可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遗憾！那么多心痛！那么多惋惜！那么多泪水！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2)
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以他的智慧、他的广博。他读过很多医书，从小他看书就杂，什么都看。细读《白银时代》，我认为，他一定有心脏病的感觉。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我的舅舅”有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裤带一紧就胸闷憋气，游泳时水到胸部就胸闷，心脏在快速衰老。书中有忧郁但无悲伤，更无对死的恐惧，但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和对世俗的嘲讽。他说：“……所谓创造力，其实是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做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白银时代》，第108页）。他从小藐视行尸走肉的活法，小时候他常跟我们谈笑大院里的干部有的十分庸碌，他斥之为“烫面饺子干部”，他更多注重的是精神。我们早说过他是吃精神的人，是靠精神活命的人。那么他是宁肯有用而短的活，而不肯无用的延年益寿了。从书中看，他早有症状，但他为什么不肯向任何人讲他的病，特别是不向他的至亲们讲。我想他不忍告诉他74岁的老母亲，他是个公认的大孝子，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妈妈病了，他急得要命，到处发E-mail；妈妈好了，他却去了。他是我们姐弟中最多爱心最少私心的一个。他不忍告诉他的妻子，他们之间感情至好，人所公认。他不忍告诉姐姐、哥哥、弟弟，怕给别人增加烦恼，却自己一个人忍着。这最后一忍就成永诀了。他的善良，只有亲人心知，只能让亲人们现在深深地痛心痛悔。据说他曾在电话里跟北京的朋友说，他快死了。可大家只把这话当成他的又一次幽默，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因为他从心智到身体看上去都那么高大健壮，所以听到他的死讯，就像晴天霹雳。回想他平时懒懒的样子，恐怕也是疾病所致。如今当他去了，才感受到失去了一个多么善良的亲人，逝去了一个多么博爱的心灵。
小波是生于忧患，这不是套用老话。1952年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爸爸被诬陷，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天降大祸于我们家，爸爸因精神折磨和疾病死去活来，妈妈天天以泪洗面。全家处在惊恐、悲惨、愤恨、屈辱当中。他在这样的气氛中降生，父母给他起名“小波”，希望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谁知在那样的年代，这阴影笼罩我们二十余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对小波的影响更是深入血液。妈妈常说：没把他生成怪胎已经不错了。
我们姐弟5个，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很多精力管我们。我们从小由姥姥带大。姥姥最疼惜小波了，她老说小波福相。其实小波是儿时严重缺钙，长成一个大头。也就是没有太多管束，小波自由地、自我教育地成长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姐带着我们，在人民大学的校园中乱跑。我们打枣、捅马蜂窝，干一些孩子们自得其乐的事情。后来我和姐姐到城里上了中学，弟弟们在西郊人大，小波的“蔫淘”更是出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的鸡，七八岁的年龄，自己一个人走了40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他的能吃苦，那时就显出来了。他小学时转学到了城里，和妈妈、姐姐、晨光、我同住在教委大院，星期天大家都到人大，和爸爸、小平、姥姥团聚。星期六从城里到人大，他常常是走回去，省下路费，跑书摊。那时，大家常说，小波真能走路。“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是个初一的学生。爸爸妈妈受冲击，无人顾及我们。他在教委大院和一帮小朋友干尽了各种恶作剧。他们玩各种男孩子们的把戏，爬树、上房玩火。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弟弟在红星楼顶走边沿呢，比谁都不怕死。当时吓了我一大跳，那是个5层的高楼。
他从小嗜书，读书极快极多，记忆力极好。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天知道。从小他的记忆力就让家人们惊异。有一次，好像是他小学一二年级时，姐姐弟弟们一起闲聊，他大段大段地背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他还说，那是读着玩的，其实并不太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全家的顾问。家中有什么日常问题，常去问小波。那时，他也才是小学二年级。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3)
我读书比起他来要慢多了，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时，姐姐拿回家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明天就要还给借书人。我和小波就争着读，最后谁也争不过谁，索性并着头一起看那本书。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他的脑电波影响了我，我也能很快地读书，脑子突然非常灵了。当时我就想，他的脑子与众不同。他能一天就读完厚厚一本大书，还能记住全部内容，真让我羡慕不已。
但是他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从小他对文学就有执著的爱，他用文学、用大量的文学书籍，完成了自我教育。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的广播里播送。“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他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我当时在山西插队，每次回京，首先要读的就是小波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是那么生动、幽默，引人入胜，让人忍俊不禁。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文章写在一些纸头上，写完了，也满不在乎地乱扔。可他的文章很快就成为全家人最爱读的东西，也在一些朋友中间流传。
后来，我到了山东烟台，他当时由云南回京。在北京呆不住，他也到了山东，在青虎山插队，吃了二遍苦。这些生活也成了他文章的素材，可惜当时的文章没有存留下来。1971年他到了我自己的家，看了我的藏书后，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可要好好保存着你的这些书。那些书当时都是禁书，是一些文学名著。那时他在青虎山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每次跑到烟台首先是看书，再填他的肚子。我和秀东常常感叹，他是个书痴。
恢复高考后，我们都上了大学。小波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他获得硕士学位，又受了洋插队的罪。其中的艰辛，他不愿意多说。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人欢迎的。可听了我的建议，他不屑地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回国后，他几易工作。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仍是文学，是写小说、编故事。他执著地走上了文学之路，投身于这个熬人心血的事业。一个负责任、真诚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付出的是全部心血。小波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小说几十易其稿，以他的心智，还写得如此艰苦，这样磨炼才使作品达到他满意的程度。我相信《岭南文化时报》为悼念小波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所说：“王小波的去世对中国文学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这位非同凡响的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在《时代三部曲》中显示出来的才华和深度，使我们听到了某种类似天籁的声音。”真希望小波能激起大浪，希望他的作品能对中国文坛的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波从山东回了北京，我在山东上学，后来留在那里工作。我在烟台的时候，有时无意中打开电视，忽然见到我千里之外的弟弟，于是大呼小叫，兴高采烈地欣赏他一番。然后想，他出名了，报章、杂志上常见他的名字，现在的他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回北京后，一交谈一接触，我感到他还是我几十年前的弟弟。他依然善良、纯朴、聪明、幽默，还是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有时还有点羞怯。他说，其实他很不喜欢上电视台，很不喜欢那些场合。但因为朋友请，却不过情面，就去了。他连发表的文章也并不拿给我看，从不收集自己发表的作品，随便一扔就是了。他的文章，都是妈妈收集了，给我看的。我仍像以前一样爱看他的东西，只要回北京就找他的文章看。
我离开北京来美国，临行前，全家到东单的广式餐厅吃了顿饭。那个餐厅可以由客人自己到冷藏柜中选菜，是包装在盒子里的半成品，然后拿到里面加工。大家都去选，秀东和外甥姚勇都爱吃海鲜，小波不喜海味，拿了一盒粉丝肉丸子之类的东西，我说：拿这个吧？那东西太让人看不上眼了，大家都说不好。小波立刻把那盒东西放了回去，像个做错了事的大孩子。那眼神，让我至今难忘。现在想起来，总觉对不起他。连跟他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没让他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是最不讲究，最不值钱的。这就是小波，忍己奉人。他对自己那么不在乎，对自己的生活不在乎，对自己的身体不在乎，甚至对自己已经发表了的作品也不甚在乎。他只在自己的思想中遨游，在世人争名逐利的时候，他还是那样超凡脱俗。这就是我的弟弟，小波。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4)
安息吧，小波！
1997年6月26日写于美国，密歇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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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小波哥哥/王晨光(1)
小波是我二哥。小时候，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我们都要从上学所住的城里西单到城外爸爸所在的人民大学去合家团聚。妈妈给我们每人3毛车钱，我们却从城里走到城外，省下的“私房银子”，小波去买旧书，我却攒起来，偶尔去买些豆面酥糖或大米花来吃。
十一二岁的他带着###岁的我要走两个多小时，我常常走得累，也就慢了。记得从那时起小波开始给我讲起故事。森林里，有小兔、小鹿、松鼠和小羊，总是被老狼、豺狗们欺负和吃掉。狐狸自然是军师，小动物们开始组织起来防御。发展的技术从挖洞、造竹矛渐进到勾连纵横的工事，以及飞机、小炮、坦克车。对立面也有相应发展，一个个战役打不完。当老狼的联合舰队把松鼠的潜艇困在港湾里时，小波却说：下边没了。
早就忘了疲劳的我望着他发干的嘴唇，缠着他编下去。他又继续讲。那些故事里有童话的温馨色彩和战士的辉煌，我是世上唯一享受这些的男孩。人民大学到了，我却希望再走下去。
星期一我们要坐车回城里。一次在车上他不小心把买的票掉到车外，问我能否证明他买了票。我气得说：你这么不小心，我不管！我躲得远远的，直到售票员相信他了，我才走回来。
夏天的星期天下午，我们从人民大学回城。路上我们在城外的紫竹院先游会儿泳，回来时就累了，只好坐车。有一次，到了家门口，他却发现，游泳裤忘在了紫竹院。怕妈妈打，他要走回去找，我却一直走进家门。四五个小时后，天早黑透了，家里人都很着急，要去找他，他拿着游泳裤回来了。大哥望着我说：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回去找？那时，我心里泛起一点羞愧，但又庆幸免去了责罚与奔波。尽管如此，星期六下午的故事仍在继续。
小波木，小波傻，妈妈管他叫呆子。妈妈小病，躺在床上，我贴在床前说：“妈妈你病了么？想吃什么，我叫小波给你买去。”小波躲在人后，家里人传为笑谈。
小波是个好哥哥，童年中有过他，一辈子做事都会凭点良心。
15岁时我进了烟厂，分旧的防寒工作服（该工作服又称大氅），我总在别人抢先挑选完后，拿到最破的。别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傻”。排长（就是带班的班长，那时一切仿军队编制，带班长管三四十人，称为排长）见了，找我谈话，让我注意十五六岁的其他同事有什么不良言论，及时汇报。他说：好好表现，马上就要重建共青团了。我跳起来说：我不干这种没出息的事。一车间一百多个同龄人里，只有我和一个小偷没能加入基干民兵。好孤独。
后来，我在东肯塔基大学念化学，二百多美元的助教金。整月地吃方便面。戴维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子。熟了后，常对我讲美国社会不合理，几十里以外有个贫民屋，人们无家可归。一天晚上，他来我屋，说他不肯在东肯塔基大学念了，想去百余里外的另一个城市投奔他姐姐，路上车坏了，问我有没有钱可借，他见到姐姐后一定还。我狠心拿出20美元，说：你比我富，这是我的地址，你有钱后一定还给我。戴维一去不返，从此音讯渺然。那地方东西便宜，20美元的鱼、肉、蛋、菜够吃个把月。
转到新泽西后逐渐站住了脚，其间中国同学帮过我，我又去帮新来的中国同学。帮着一位老兄买车，修车，搭着命上高速路去试车，后来却听见他对别人说我不爱帮助人。不是有意扒墙脚，听到后还真有点伤心。却又坦然，修车时已经对他说过：受累不怕，怕的是帮人未必有好报。不过，初次相识，冒险也要一试。够傻的。后来帮人的事还是做过一些，有时傻，有时不傻。
深夜醒来，泪透枕边，童年时对不起小波的两件亏心事又在眼前。小波早就忘了，我也从未再提起，埋在心底30年。这些年，不得已时，亏心事也做过，但傻不傻的，能帮人处且帮人。不是为了给把守天堂大门的上帝看，也没有施舍于人的快感。为了什么，小波、小波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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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小波哥哥/王晨光(2)
后记：小波病因未查明时夜夜失眠，睡不着觉时写了这篇东西，纪念小波哥哥。
1997年4月20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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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姚勇(1)
在《白银时代》中《未来世界》的上篇《我的舅舅》里，我的舅舅王小波这样写道：“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
现在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本《白银时代》。翻开崭新的青色封皮，可以闻到一股清新的油墨香味。那么如果我来写，我就应该这样写：“我的舅舅是个作家，在他生前发表过很多作品，大家也都非常喜欢看。可是这些作品零零散散就是出不了一本像样的书。即使出了，也被迫卖得很少。然而在他刚刚要出他正式的小说全集时，他却死了……”
追随我舅舅的方式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到的。他死了，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就都走了，只有他的精神继续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舅舅就没有死。除去自己的感觉之外，一个人的死活难道不是由别人来判断的么？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一定会认为他在那个世界是活着的。这样一来，那我的舅舅就会在两个世界同时活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活着，我这篇文章便失去了意义。活着的人是不需要纪念的。但是，我总感到我有话要说。要对我的舅妈李银河说，要对我的姥姥宋华说，还有想对所有爱我舅舅和为我舅舅所爱的人说，我热爱我的舅舅，我想念他。
推开门，一股熟悉的香烟味扑鼻而来。里屋墙角的书桌上，凌乱叠放的磁盘、CD-ROM和VCD中间摆放着一台计算机。机壳已被烟雾熏得泛黄。机器边上两只音箱的位置同我上次来时一点也没有改变。桌前那把折叠椅斜斜地对着门。我的舅舅王小波就是这么站起身走出门去。不再回来。他身后的计算机里留下了他为之奋斗尚未完成的全部——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远离了所有他所爱和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们，他走了。
推开那些凌乱的磁盘，我拉开椅子坐下。准备用他机器上的网络联系还在英国的李银河，我的舅妈。还没有听到Windows95的启动，眼前屏幕里的图样已然模糊成一片。我才知道原来丧失一位所爱的亲人的感觉是这样。多少次我俩坐在这台计算机前，打开机器，一边看着Windows95的启动，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他电子小说的构想和编程细节。我每隔几周来到姥姥家，就会去看他的计算机。有时他颇有心得，兴趣盎然地展示他在Win95下编程的进展。敲完键盘，他会歪过头来冲边上的我嘿嘿一乐。有时碰到问题，便和我一道痛骂微软公司的险恶——在他们发明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编程犹如噩梦。
当时我的编程水平还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无法想出好的手段完善他的电子小说系统。可是自己用BORLANDC++硬做出一个小说多媒体系统，对我们这样的计算机爱好者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我们约定好，他电子小说的音乐部分由我全盘负责。随后他用递归算法画了其中几幅插图。那是他第一部电子版小说《万寿寺》中的插图。书中开头写道：“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随后屏幕上是一幅由递归算法画出的混沌图形，被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按数学规律渲染。我看了顿感大为倾服，而他却摇摇头说：不太像样，准备请人画几幅。我说这几张要得，感觉奇Cool。他又侧头看了看屏幕，嘿嘿地笑着点了点头，于是决定要它。
我一度苦于没有计算机摆弄，曾在舅舅面前忿忿然地抱怨，说起父亲居然认为想学计算机并不一定要买计算机，拒绝了我升级计算机的要求。舅舅笑了，说这可以理解。当初他小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过个人电脑，我父亲这一辈的人自然不能理解当今计算机发展的迅猛。就连他现在手上的PC-286也被挡在Windows之外，深感落伍。他还说，像我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这个时髦不可不赶，不然落了伍，可就太糟糕了。于是他当即决定去买一台奔腾，把他那一套给我。这样我只用花几百块就可以升到PC-486的水平。按他的说法是使我进入Windows时代。我乐得不行，简直可以说是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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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姚勇(2)
我还记得那天我俩从他住的楼上走下来，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是他用了好几年的全部家当，那台PC机。他帮我打了一辆面的，然后一块儿把东西抬上车。在关上车门时，我冲他招手，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看到他微笑着站立在马路边上缓缓向后退去的身影，心中闪过一阵阵温暖之意。
看着桌上已撕开抽了一半的那条烟，只掰掉一小块的云南陀茶，我感到心的颤动。原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然而一想到将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便涌将上来，充塞了所有的感官。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感觉。一种似乎是对于永远的模糊理解。
强行转换过思路，我想到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我给他传过去的那份文件。那是关于如何利用电子邮件实现更多网络服务的说明。那一次通过电话线传送计算机文件是我们俩最后一次联系。也是这世界与他的倒数第二次联系。在这之后他回复了一个朋友的呼叫，然后离开了。
当时我正受长期扁桃体化脓的困扰，已经打了一个月点滴。因与父亲闹僵，母亲又远在国外，躺在床上无人照料。学业受困，时日艰难。他劝了劝我，也想劝劝我爸，被我阻拦住了。他让我好好照顾自己，买点排骨，放上酱油料酒炖炖吃。言谈中他对我落课太多着实忧虑担心，劝我赶紧养好身体去上课。千万不要考试不及格，影响了毕业，“怎么样也得拿到毕业证呀”。
挂断电话前他说到近几日在姥姥家睡觉胸中憋闷。晚上睡觉几次憋醒，形如哮喘，想是空气干燥所致，准备换个环境，去远郊过几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那时我的生活正在低谷，艰难中突然听到他这些劝慰叮嘱，亲近之意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他当时的话，更感觉到他对我的拳拳之意。如今我已拼命考过了这个期末，在另一世界的他应该对我满意了吧。我希望。
在四月那个清冽的早晨，听到我二舅的死讯，我突然从床上坐起，耳边嗡嗡的只是在响着一星期前最后联系时，他挂电话前的话。我还劝他在他的屋子里洒一些水。谁知道几天以后在他郊区的房子里，他又独自在凌晨憋醒，然后却又永远地独自睡去。他会感到孤独吗，还是遗憾？《黑铁时代》，我的舅妈，我的姥姥，还有那部电子小说……
当痛苦充满胸臆时，我感到已说不出什么。就像他在《黄金时代》中说的，“我要找出一些闪光的句子，像月光一样皎洁。”我在计算机打着这篇文字，像我二舅一样。但是无法找到任何闪光的句子。
我感兴趣的是一些比较激烈的音乐。犹如他的书，属于非主流之类。但是它们的根源，都来源于一种最真实的激情。当我找到了它们的创作源泉时，我体会到了我舅舅小说里最深邃的忧郁。在《黄金时代》中那些闪光的句子下面，隐藏的是无比的悲哀与压抑。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感受到他灵魂的自由。作品的灵感只能是来自于作者本身对于痛苦的体验。
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时，我的舅舅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他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在下一辈中重演。虽然时代不同了，可是人痛苦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多次吃完晚饭，我俩在全是阴影的屋中。我倚着墙躺着，他半坐半卧在床边的椅子上，表情忧郁地缓缓说着自己对艺术的看法。悠悠的，沙哑低沉的嗓音回绕在灰暗的屋中。他告诉我，所谓艺术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一群处于社会中比较高地位的人做出的使处于同样环境的人感到舒服的东西。在我眼前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艺术家身体里，流淌的全是晶莹闪光的敏感和真实。我听着他慢悠悠地讲着，感到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在开始变得有价值。
就像在一个浩瀚的湖边，偶尔遇到波浪送上来的零星珍贝，拾到后欣喜不已却又不及细探。而如今我舅舅的生命之湖已早早悄然耗尽，不及孕育更多生命之精华便已化为湛蓝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留给我们的只是以短短生命孕育的几部小说、若干杂文和一部电影剧本。站在枯干的湖底，我们茫然若失，却感觉不到我舅舅在天上俯瞰我们的眼神。他的下一代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关于艺术、文化、知识及人的思考和乐趣。从他那由痛苦中孕育的灵感中，得到使心灵永远快乐自由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没建立起自己真正的精神园地时，那个高大的骑士却早早地走了，再也不回头。　　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可是我想你，我的舅舅！


我的舅舅/姚勇(3)
1997年7月4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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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1)
——悼王小波
李银河
日本人爱把人生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溘然凋谢了。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我只能这样想，才能压制我对他的哀思。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认识他之初，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堂·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我是在1977年初与他相识的。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那时他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我当时一读之下，就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吧。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象那种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再如他有一次说：“我发现有的女人是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做是无价之宝，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去年10月10日我去英国，在机场临分别时，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众场合接吻，但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时，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小波虽然不写诗，只写小说随笔，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行吟诗人。其实他喜欢韵律，有学过诗的人说，他的小说你仔细看，好多地方有韵。我记忆中小波的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在《三十而立》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我认为写得很不错。这诗原来还有很多行，被他画掉了，只保留了发表的这一句。小波虽然以写小说和随笔为主，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身上充满诗意，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恋爱时他告诉我，16岁时他在云南，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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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2)
从我的鉴赏力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并成为1997年坎城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剧本奖的第一人，这些可以算作对他的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他的《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后，很多人都极喜欢。有人甚至说：王小波是当今中国小说第一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辞。虽然也许其中有我特别偏爱的成分。
小波的文学眼光极高，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我听他夸过的人有马克·吐温和萧伯纳。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他喜欢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杜拉斯、图尼埃尔、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和伯尔。他特别不喜欢托尔斯泰，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尤其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欢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所以他最不喜欢现实主义，不论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古典的现实主义。他有很多文论都精辟之至，平常聊天时说出来，我一听老要接一句：不行，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真记下来过，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路老有一种特别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他家庭受过冤枉的遭遇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不少人可能看过他写的《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写到“文革”武斗双方有一方的人咬下了另一方人的耳朵，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把那耳朵咽下去，而是吐了出来。小波由此所得的结论极为深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即使是在那么疯狂的年代也是难以违背的，比如说不能吃人。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上得到这个结论的。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觉得，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写上司汤达的墓志铭（这也是小波喜欢的）：生活过，写作过，爱过。也许再加上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3)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1)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已近十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已经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缺，有的年轻人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近几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2)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20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10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大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笨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萨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体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损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路其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共同游览过的雁荡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作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中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20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节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小波，你怎么能忍心就这么去了呢？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李银河
最近，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毛水怪》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这是一部小说的手稿。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作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
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
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小说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我如今已记忆模糊，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对这本书的反应之后，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这就是我把《绿水毛怪》视为我们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它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非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他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李银河
四月是小波去世的日子。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个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句诗出自《荒原》，过去读过，只是觉得奇怪：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为什么不是七月？为什么不是十二月？听上去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但是诗人肯定感觉到了什么。
小波去世之后，这个诗句骤然炸响在我耳边，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和诡秘。震惊之余，我仔细琢磨这句诗的含义，心中模模糊糊有了一些感觉。我想，诗人对四月的感觉可能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新的生命拼命破土发芽，以它们盲目的、生猛的生命力破坏掉所有生命力不够强劲的物种，不顾一切地生长和绽放，使人们在赞叹它们的力量的同时，对逝去的一切感到黯然神伤。所以诗人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这些日子，北京的杨树、柳树都发芽了，最早是迎春花开了，然后是桃花，然后是樱花。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姹紫嫣红的残忍气息。在一周之前，我走在路上，看着绿的树和红的花，想道：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的生命还剩下七天的时候，他知道吗？他感觉到了吗？今天，我又走在路上，想着九年前的今天，小波给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可是就在次日凌晨，他的生命飘然而去。这对于正当壮年的他是多么残忍。这对于我又是多么残忍。如果我是艾略特，我怎能不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小波就这样在这残忍的四月残忍地离我而去。现在的他，已经在一个脱离了肉体而只有精神的地方了。他远离了世俗的一切。他远离了世间所有的美好，也远离了世间所有的丑陋。他远离了爱情、亲情和我对他的思念，重新成为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俯视着我们，他俯视他曾深爱的一切。
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些闪光的文字。就像小波在年轻时有一次所写的：“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我想，那是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写出了一些真正能够不朽的文字的时刻的欣喜体验。小波用他的文字继续保留着他的生命。其实，他并不是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正在欣喜地欢歌着、生长着的，在这残忍的四月。
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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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李银河
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圣殿骑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关于圣杯的秘密盟誓，那么，这些人所感觉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们引为同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想到了下面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谜底：我首先猜测，这些人喜欢王小波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自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度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而王小波钟情于它，倾毕生精力用他美好的文字讴歌自由。因此，那些喜爱特立独行的自由价值的人当然会将他引为同道。
其次，这些人或许是喜欢王小波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反感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他的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气息。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更高级以致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
再次，我猜这些人喜欢王小波对智慧的热爱。他在许多场合抨击愚昧，赞美智慧。他对人类发展至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智慧有一种真正的爱好。凡是能挑战人类智力的事业他都跃跃欲试。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他对反智的倾向有一种刻骨的憎恨，这一点也许引起了同样爱智慧的人们的共鸣。
还有，这些人也许喜欢王小波所创造的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
最后，我猜有比前面几项比例要大得多的一批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2005年3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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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锋(1)
真正能思想的人并不那么多，能从思想中得到快乐者更是寥寥，王小波就是其中一个。想找王小波。一路上，引见的朋友一再铺垫。夫妇俩十分朴实平易，一点儿不像喝了多年洋墨水的，典型的中式布衣学者。
门一开，没想到王小波个儿挺高。一件泛黄的棉衬衣皱巴巴吊在腰间，裤脚卷至小腿，像一个刚从地里收工回家的农民。他家里的陈设跟衣着一样简单，一间房里，除了贴墙的两面书柜，就是并排而立的两部电脑。“我们俩几乎整天整天坐在电脑前。”王小波说这话时声音嚅嚅的，有些不好意思。
对王小波的采访在电脑旁进行。他两眼漫不经心地盯着屏幕，双手机械地敲打键盘。人整个儿地斜倚在背椅上，双脚滑得老远，像一个正玩着游戏机的孩子。
谈话十分艰难。面前的他一点不像文章里表现的那样机智俏皮、滔滔不绝。稀稀松松的话语只是浅浅地在思维表层滑过，那声音囫囵而破碎，好像来自一台走音的录音机，而不是大脑。
但我不想放弃。我想知道那些激情而又机巧的思想是如何隐藏在这不显山水的包装里的。
王锋：和您谈话真是很困难。您是拙于言辞，还是懒得开口？是不是觉得说话是件很痛苦的事？
王小波：说得对。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尤其大会小会，从不说话。你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我们是在怎样的话语环境里成长的。对任何话语的反感成了我们的病态习惯。但是不说话也不是不会说。会上不说，回到宿舍就妙语连珠，以至有人说我的话具有“不可复述性”，连打小报告都难。
这么说，不说话并不表明你停止了思想。你是不是更喜欢独自沉溺于思想的快乐？
当然。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失去了这种快乐。记得那时我在农村插队，生活很苦，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也就没有了思想的乐趣。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所依托。我当时年轻，害怕这么活下去，衰老下去。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后来进了大学，才走出那段噩梦一样的日子。那时我多么快乐呵，读了很多书，科学对我来说无比新奇。它逻辑完备、无懈可击，真是这个平凡的世界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同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真是快乐。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总想到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位哲学教授，可谈起一生的学术经历，他却说像演了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言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结果虽然他热爱科学并且很努力，一生中却没得到思想的乐趣，体会到的全是思想的恐慌。
人一思想，往往就对某些既定的东西产生更复杂的判断。比如说善与恶。你在诱供。这好像不是个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低格调的思想。这说法听上去不错，却让我不解。因为高尚思想和低下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持他思想的延续性。
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绝无仅有。我希望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让我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我一生最善良的时候，是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那也是我最愚蠢的时候。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反而染上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
如果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可能喜欢琢磨了，现在谁要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解放他们是不是我力所能及；最后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挖坑，是否于事有补，京郊就有好多坑待挖呢。这么想来想去，也就不会去了。无论如何，我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真是有幸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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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锋(2)
不要怪我拿腔拿调，不容易呵。我们民族有很多才智之士，没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心中黯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不过道德也是个模糊性很大，充满变数的东西。你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及目前存在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很让人泄气，请详尽谈谈。
说起这我想起一件事。去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会。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龙飞凤舞地书写了一串英文：“OK，Let’s pee！”总的来说，这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只觉得它念起来虽语音亢奋但不大对头。回来一查，果不出所料，是“尿尿”的意思。这样，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提这事，不是要讨论小便问题，而是想指出，在提倡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明白是在干什么，再决定是否需要积极和振奋。道德也是这样，得先看清它的价值取向，再决定值得提倡与否。否则很可能南辕北辙，造成大祸害。“道德保守主义”和这种盲目提倡和进取本质上是一回事。具体的这里不好说，扯起皮来没完没了。道德是个球，谁都可以踹上一脚。说出这种倾向，只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被公众道德吓倒，重新思考一下它的前提。
不谈这些抽象的东西了，还是聊聊你的小说吧。这两年你被人关注，就是几篇响当当的小说，人们不知道编故事的王小波和那个做学问的王小波是不是一个人，似乎有点突如其来。
也不是吧。我从小就好小说——对不起，说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演艺明星介绍自己的艺术天分——但真的，我打小就看小说成癖。小学四五年级，我就能看懂马克·吐温的黑色幽默了。写小说比我做学问的时间开始早，只是不怎么发表，自娱自乐。做学问是为了明辨是非，写小说则是为了自在、有趣。我喜欢写小说时的隐蔽和自由，非常Personal。自己和自己对话，不碍别人的事。
截至目前，你自己感觉最好的是哪一篇？
还是《黄金时代》吧。这小说用了我很多时间和才华，写得很精致，倾注了我对小说的许多想法。“性”是一个人隐藏最多的东西，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这点《黄金时代》写得有些境界。——对不起，我是不是像在夸别人的小说，这么没节制！不要见怪，我并不常这样。
你写小说确实是很个人的行为。听说你还不是作协会员？
不是，也没想过要去填表。都说有个文学圈，我也不知道在哪。不久前去开一个文学流派的什么会，听了两天没听懂，就回来了。
看来你很封闭，但也很完整。似乎从没见你介入文坛的一些争论里。
意思不大。现在社会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很少发生了，可有些人还想说话，于是就心虚地大着嗓门在那儿干嚷。别人不喜欢他的作品，他就利用阵地组织讨论，说别人智商低下，甚至道德有问题。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无懈可击，但我也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论战某一方，自己也不清白。我像本世纪初的一个爪哇土著人，这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战争，但是更注重清洁。所以，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却不敢向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习惯性的动作是，逃到安全距离以外。
除了小说，接下去你还想干什么呢？
还是写小说。别的事我干不地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你也听出来了，就是说，小说我是能把它做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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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1)
做广播读书节目“孤岛访谈”，采访的第三位嘉宾便是王小波，时间大概是在1995年的秋天。此前，我对王小波所知不多。我的采访预案，除去那个广播读书节目的一些技术性规定外，主要来自我阅读《黄金时代》后留下的印象：一个少见的、高智商的作家。
按照朋友给我的电话，我和王小波联系上。我提出采访、录音诸多事宜，他一口答应。如约前往，我和他都有些拘谨。我深知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聪明人，所以言谈不很放松。王小波话更少。我问一句，他几句话便已说清。这迫使我不停地在现场加入新的提问。在读书节目的一些规定性问题完成后，我迫不得已请他谈小说。这时，王小波的话开始阳光灿烂。更放松的交谈是在这“灿烂”之后。如果不是为电台作广播读书节目，我相信，真正的采访应该从那时开始——而那些交流已没有录音，没有笔记。
我相信王小波知道，所谓“孤岛”设置，仅仅是一个“包装”。这个包装试图让被访的人没有武装，实话实说。
我开始提问——
欢迎光临“孤岛”。和一位学者兼小说家在“孤岛”上交谈，想来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先请你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自我吹嘘”一下，好么？
很简单，一点不是“吹嘘”。我过去是一名教师，现在在写小说。
无论是做研究，还是写小说，我想，概括地说，你是一个“立言者”。在今天，我想大凡立言者都会有一些苦闷或说寂寞。请你到“孤岛”做客，希望你能过得轻松愉快。直奔主题，你想带一本什么样的书去“孤岛”？
我理解你的“孤岛”，是要熬时间。所以，我想带一本能熬人的书——比方说带一本习题集，比方说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一本《几何学大辞典》？这些都是最能熬人的书了。要不就带本棋谱吧。我想也可以。
几年前，你出版过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想更多的人是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你的——你的个人经历很丰富。所以，无论是带习题集还是棋谱，到了“孤岛”——这样一个我们假定的目的地后，不知是否会让你回想起从前在云南插队时的情形？
肯定可以了。因为当时就跟我在假定中现在到达的这个“孤岛”的情况差不多。没电视，没电影，没什么文化消遣。所以，无论多么难看的小说在那种情况下都不难看。当然，最耐看的恐怕还是习题集。因为有很多难题可做，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比如基米诺维奇编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它是一本微积分的习题集，里面有好多特别困难的数学题，做起来很耗时间，《几何学大辞典》是一本很旧的书，它里面有很多初等数学题，可能在初等数学的题中是最难的了，有各种各样怪极了的几何题，要做的话很耗时间——实在闲着没事儿，我觉得做题也是一种消遣。有一段时间，我就靠做题打发时光。
什么时候？
做《几何学大辞典》是从云南回京在家病休的时候，我做了好多平面几何的题；做基米诺维奇习题是……说来不好意思，是我太太比我先出国两年，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来做一些微积分的题。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吧。
这种消遣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那很可能。我想这是一种最终的方式了。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试过打扑克，或者是找一个什么人下下棋之类的。可是时间过来过去，就会发现前面这些消遣方式都越来越不管用了。最后就剩下“做题”了。
讲讲你的故事。
当年我刚下乡的时候，很喜欢下棋。其实，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有一段时间，棋下得还相当不错。在乡下我每天晚上和人家下十几盘棋。那时，我的棋在业余的人里面算好的，后来越下越差，越下越差，最后连刚刚会走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在那种地方，要靠下棋或打扑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在《黄金时代》中，你曾说同意罗素的一个意见，即“一本大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灾难”。你还说，即或是一本“小书”，也同样。这种关于书籍的“灾难说”，是否表明你对书籍的一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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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2)
我觉得一本书，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很艰难，但是更难受的，在咱们这里，恐怕是出版的过程。国外的作者，比如说法国的小说家杜拉斯，她就说过，一部小说在出版之前你要不停地修改，把所有不好的地方都改得使自己最终满意，而做的最后一件事儿恐怕就是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在这之后，这本书和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想这是一种写书人内心的经历。可是在咱们这里，往往是这本写完了以后，改够了以后，交给出版社以后还是出不来。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着急了。这成了写书人不得不“附加”的一个经历。
《黄金时代》是不是就遇到一些波折？
还挺多。前前后后拖了有两年多。不过要跟别的人碰到的情况相比还算是好的呢！
有传说说《黄金时代》完全是由你太太替你策划向出版社推销的，是么？
这肯定不准确。没有这件事。
描述一下你个人对书的感情？
有的书从我手上“过”后，完整得像新书一样；可有的书从我手上“过”了以后，就几乎要分解了。因为我看书，一旦被我看中以后，就要反反复复看，甚至几十遍地看，最后把一本书看垮了。可有的书只是草草一看，整个儿就没看进去。书从我手中“过”后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我越喜欢的书可能被我摧残得越厉害。
举一本被你摧残得非常厉害的书？可不可以？
可能就是当年我到云南去时带的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书简直活生生地就被看没了。不过恐怕主要是因为在那儿没书看……《变形记》其实是古罗马诗人的一个诗篇，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被译成散文了。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从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古希腊的神话，挺浪漫的。它是我挺怀念的青年时代的一种回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本书。
带什么音乐去“孤岛”享用？
就是带几首歌去听一下是吧？那我就带卡彭特的歌、玛丽·凯琳的歌吧。不过我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也没准带张披头士去。我喜欢披头士，主要是因为一听到披头士的音乐有时候就会想起70年代。当时，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都在想改造社会，共塑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当年的左派，对那个时代挺了解的。一听到披头士的歌，有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还是多少有点感动的。
音乐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有时候写东西就打开收音机，在调频台听一听流行歌曲，不过，也就跟春风过驴耳差不多。反正听了感觉舒适一点儿，但放的什么歌儿根本记不住。
一点儿记不住？本月听什么了？
一点儿都记不住——反正是顺耳一听就是了。只有披头士，能留下一些印象。有时候，我一听到披头士，就静下心来听一听，由此就联想到70年代的情况。别的歌儿就没这么想过。
你在谈到披头士时，说到“个人奋斗”。你怎样理解“个人奋斗”？
我说的是70年代世界青年们所共有的一种精神，都想改变社会把社会改变得更美好，让大家的未来变得更美好。不光是中国人，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是这样。这个精神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可那个时代想起来还是让人感动的。有一次，在纽约，很晚了，没地儿呆，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找“左派”借宿，一下跑到一位美国70年代学生运动领袖的家里了——当时他已经完全“落伍”了，他很穷，跟很多人住在一块儿……但是，在他身上你恰恰可以感到一种跟我们国家老红卫兵相仿的气氛。世界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类的“气势”还是挺仰慕的，挺怀念的吧。
你个人在情感体验上有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当知青的时候了。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口号说，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反正碰到知青就有吃有住。也算是一种70年代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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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3)
你个人经历阅历都很丰富。你在云南插过队、当过街道工厂的工人、民办教师。上大学的时候你念的是工科。后来到美国读硕士，你念的又是文科。有人开玩笑，说你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儿——谈谈你对生活的见解？
我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做过。但我觉得生活真好像是一个转盘一样，转来转去又转到起点上去了。比如说，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写小说，喜欢编故事，这个志向是最初的一个志向。转来转去自己还是停在自己原来的志向上了。我学过工，也读过文科，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弄过，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发现：最初的志向其实就是你最终的去向。
人最终不会委屈自己。为了生存，有时我们可能会委屈自己做一些事，可做不长——一个人最后所做的事情，或许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看《黄金时代》，我觉得如果仅看文字，很冷。冷漠？冷淡？可你书中所写的不少情节，仍让人感动。比如《似水流年》，你写到一位跳楼自杀的教授的长子，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点着几十支蜡烛守着老爸血肉模糊的脑浆……
我觉得生活里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的感触都是一样的。你所说的感触可能是由于我的写作风格所致。我自身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你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会体会。你要是把它渲染了以后呢，倒是有一种“滥情”的嫌疑。至于很轻微的事件倒是可以举一反三地渲染一下，这是我的一种风格。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跟读者是完全可以沟通的。大家对“事件”的判断可能都是一样的，感触也一样。
在“孤岛”上，你是不是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
我也不会知道别人会在“孤岛”上怎么生活。不过我想，比如说读小说或者写小说，这是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种事的。硬做，读好小说糟蹋好小说，写小说也写不好。人在苦闷的时候，比较适合做一点智力的工作。比如说，要是可能的话，我不带CD盘。我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去，我到孤岛上去编一套程序，也许更能适合当时的心境。不过我对你们的“孤岛”还不太了解——按照你的设计，它是一座人间乐土？也未可知。我个人把它想象成了一个挺耗人的地方。
如果让你挑，“孤岛”和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选择哪一个？
我还是选择现在的城市。因为“孤岛”虽然照你所说“衣食无忧”，还有各种好处，可是去了就出不来了！好像丧失自由似的——我还是不喜欢到一个丧失了自由的地方去呀！
1995年，你的文章写少了，干吗呢？
写小说。写一种很长的、古怪兮兮的小说，历史题材的。可能有一种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没有机会发表过——就是古怪兮兮，比较个性化吧。其实，就我本心来说，还是愿意写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我想，小说作者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前一类的小说家像海明威，纯粹到想象中去营造的像卡尔维诺，还有尤瑟纳尔，都是这样的作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应该尝试做后一类作家。这样更有把握一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当学者、写杂文，直到辞去公职、做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写小说，这前前后后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还是不同。写杂文的时候，主要还是在讲理，要使读者能够同意你。可是写小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是一个个性化的工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主要把自己表达好了就成了。所以，这两种事情要是伙在一块儿做也是挺困难的。静下心来写点小说也更合我的意愿。
你对自己的小说怎么看？
有写的好的，有写的一般的——大概是这么着。写的好的小说和写的一般的小说区别主要是工夫。有的小说写的时间非常长，反复修改，以求得一种完美的感觉。像《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篇，篇名也叫《黄金时代》，就属于写的时间最长的小说。而有的写的时间就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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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4)
《黄金时代》写了多长时间？
写的时间很长了——很早的时候就有草稿，到写成都十多年了。当然也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写就该成一个神话了。只不过是时而不写、时而写。修改的时候，你可以从先前的旧稿里发现你自己已经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不再那样想问题了——这时候，你就要把它重新写过了。可能写到最后定稿的时候，突然就感到同意杜拉斯说的——一篇小说写成之后，你也不愿再改了，就想把它交给出版社，让它和读者见面。《黄金时代》我觉得是我写的比较认真的一篇。其实——可能是自吹吧，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是大家所共有的：现代小说家往往都会有一两篇中长篇的精品，这些精品不是他其他作品可以比较的。现代小说有一种写法就是非常简约，非常完美，大概把一生的心血都耗费在里面了——比如像杜拉斯的《情人》，或者是像杜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这两位作者都说过写这个作品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作品也确实是很完美。当然，我的《黄金时代》是不能跟这些大师的作品相比的。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体会到所谓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再比如像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像尤瑟纳尔的《一弹解千愁》，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一类的小说写得都不太长，可是却写得非常完美。完美与不完美，有时候我觉得与你是不是下决心把它写完美有很大关系。要把一部作品写完美，要耗费作者很多时间，占用作者很多精力。当然，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全面。但我想，一部现代小说的精品，往往是要把作者耗费尽的。所以作者们也不能做到篇篇如此。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这部小说我的意见是它写得非常非常好看，也合理，结构也非常好。《铁皮鼓》虽然比这本小册子有名得多，可它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可见作者是不是下定决心很重要。
你读了这么多的如你所言“现代小说经典”式的小说，谁对你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我恐怕主要还是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为摹本吧！他的一些小说跟历史没有关系，他喜欢自由发挥——他的一篇小说叫《我们的祖先》，就是自由发挥，可以算作是一种写法。其实也不叫“历史小说”。就叫“小说”好了。它常常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自由发挥，写出来相当好看，更容易进入一种文学的状态，不受现实的约束，和纪实文学也彻底划清了界限。
容易逃离现存的逻辑。
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达到一种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写这样的小说，你是怎么一种状态？
感觉挺好的！很自由。觉得自己好像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
你还说过你要写“未来小说”，有成品么？
有啊，最近《花城》登了一篇，叫《未来世界》。但它也不是科幻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又要受现有科学技术逻辑的限制——我的“未来小说”也不受这个约束，自由想象。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虚拟的时空中去写的。那是一种我比较喜欢的状态。
听你这样描述，它们好像和你的、可以说已被受众接受了的《黄金时代》有很大差异……你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好像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你的受众。
是啊是啊。我想可能还不至于赔了吧？我自己感觉是，一本书卖得很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也不是批评别人，我自己一本书能卖到一万多册、两万册，有一万多或者两万多读者来看，我自己就最满意了。再多了我不喜欢，再少了就赔本了。
《未来世界》发表后收到过什么反馈的意见么？
不好意思。我比较孤陋寡闻。不过我估计也没什么好评——可能好评会比较少。
你在这部小说上花的时间显然比当年花在《黄金时代》上的时间少。
这肯定是。我觉得一个作者可以是完全凭想象来工作，也可以解释自己。可是凭想象来工作的作者我想他一生总该有一次来解释自己。它和终身解释自己的作者的区别是他一生只做一次——而不像有些人，总是重复在做。当然，一个人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是最郑重最认真的了。我想，最好的小说可能还是应该出自解释自己的小说。解释自己的小说是最好看的了。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5)
你好像愿意一次就做得非常完美，然后就不做了，去做别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作家嘛，就是不断地做文字工作。可解释自己这件事好像是人生的一种义务。它和作家做的一般工作好像应该有一点区别……
没把自己解释清楚好像就有点儿不踏实。
可能是。当年龄再高，可能觉得还要解释自己。但解释完了之后就不想解释自己了。
再次感谢你。如果有机会，欢迎再到“孤岛”上来。
谢谢。
199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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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1)
1995年2月，我在王小波的寓所与他有过一次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采访。谈话的主题涉及个人经历、社会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根据录音，我把这些谈话包括口误甚至咳嗽逐一变成文字，把它作为我们某一时刻的生存状态的切片，希望几年以后，就同样的问题再做一个讨论，比较两个切片的差异，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社会演化的缩影。当时我与很多人有过类似的谈话，但由于我的懒惰，只有3个对话整理成文。现在，两年过去了，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些变化。但对小波，我已不可能再做一个切片了。
这是我和小波唯一一次谋面，但谈话还算融洽，也无甚顾忌。当然免不了有误解，也有诡辩，有抬杠。非正式采访，谈话便很意识流。昨天把小波今年编辑的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翻了一阵，发现我们当年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小波几乎都已有了清晰的表述。然而无论如何，这份原生形态的文字记录是我们的思想者王小波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以下是那次对话的几个部分。对话本是连续的，小标题是整理时加上去的。
从反面看一看
田松：首先对你这些年的经历做一个大致的总结吧，然后谈谈对自己现状和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近年来北京有几个杂志在谈这个问题，比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我看到你在《东方》上也在写一个社会伦理漫谈的栏目。
王小波：说是社会伦理，但我基本上都在谈知识分子的处境。
我自己的情况和知识青年差不多。中间失了学，后来又回来当知识分子，不过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学工的人可能觉得很痛苦，损失太大。对搞文的可能还有点好处。到底是什么好像也说不清楚。
我回顾底层生活的时候吧，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看过《年轮》的小说，只看了电视剧。觉得和梁晓声的想法不大一样。“文化革命”，插队，有一个机会，可以对社会呀，意识形态呀，从反面看一看。《年轮》使我觉得有些人反面一课还没有上完。
反面一课你具体指什么呢？
说出来可能比较严重。看到过社会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回来之后再当知识分子就大不一样。体验不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上了一个台湾有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课，下了课老找他聊，关于社会呀，政治呀，青年呀，他有个感触特别大，说你们和台湾同学比起来，知识肯定不行了，比较可贵的是你们对社会的了解比台湾人要强多了。有机会从反面看一看还是大不一样的。
你的反面就是指王二写的论文？
可能有点吧，那个是开玩笑。咱们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可意识形态就是宗教，有点神圣的，金科玉律的那种劲头。你要是当过知青就可能不信了。这种东西算什么呢？算一种统治的权力吧。当了知青以后，统治的权力就要破灭了，想信也不信了。倒有个机会重新学习怎么生活吧。
你指的是彻底不信了，对任何一种都不信了？
觉得意识形态挺虚伪的，不真实。
阿尔都塞就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关系定义为想象的关系。
是吗？个人感受我估计咱们俩还能一致。因为有机会学一学科学还是挺有好处的。就跟罗素说的似的，近代人不再相信统治的权力，开始相信理性的权力。
那你认为梁晓声他们那些知青还是相信统治的权力。
他不是相信，他是渴望一种统治的权力。你想一想。你要不信的话，对当前的那些话，所有的事件，都会有个特别的感觉。你要是一个特理性的人，你看当前的事就有黑色幽默的感觉；重述当年的事件，就有一种冷嘲的口吻。我觉得他们说我跟王朔相像，也可能有那么一点。王朔的幽默感里也包含着不信的反虔诚的味道。
我感觉你和王朔，都跳出来了，但是你们跳的方向不一样。可能你更客观一些，更超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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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2)
不信意识形态了，旧的价值也没有了，重新立足在什么地方呢？总有个立足吧。不然不就变成彻底粗俗、浑浑噩噩的人吗？我觉得王朔不是。王朔我见过，挺纯朴的一个人。
我认为王朔还是很真诚的。《王朔文集》四卷本我仔细研究过。
相信理性
王朔不是像有些人对他那种理解似的。我自己虽然不信意识形态，可能还是有立足之地的。从科学训练里呀，总能获得一些东西吧。另外相信理性。
说的具体点。理性是一个纲的东西。
是呀。你看《东方》上经常说三道四的，论到最后恐怕文科的老先生不欢迎。实际上还是宣扬理性至上的观点。
什么都不信，对知识分子来讲，可能没什么害处。信什么反而是个束缚。但是对老百姓，恐怕还是得让他们信点什么吧？
对呀。这是肯定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大知识分子自己都有哲学，还能弄个哲学给他信吗？我就是这样——以知识分子自居吧。不过我觉得对老百姓不能太强求。真糊弄不了人的，你强迫人家信也不可能。实际上，我觉得信什么是价值问题，它跟理论问题不一样，跟社会伦理就更不一样。其实很简单，不一定就非得说咱们大家都信一个教，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共存；都信了共产主义，这个社会才能安定。这是一种很荒唐的想法，这恐怕是中世纪的想法。
我觉得道德这东西是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剩下什么。比如农村一个儿子不孝，从前他自己是有禁忌的。他自己感到是一种罪恶，同时，全村人也会谴责他。但是现在，他内心的禁忌已经没有了，周围的人对他也不大理会了。再比如偷东西，当他伸出手的时候，他自己就认为这个事件是可耻的，他就会缩回去。这是他内心深处的道德禁令，现在这个禁令就没有了。比如北大的学生偷自行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如果他心里没有，你用一个法律来约束他，那是管不胜管的，这时的法律是没有根的。
可是你说用单一的道德去约束合理吗？
这种道德应该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
道德不是能灌输得进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宣扬的道德，恰恰是把我们生长出来的东西给砍掉了。把延续了几千年的儒教的道德用另一个道德给替换了，而这个道德是外加的，它没有办法走到人们的内心深处。
我觉得无所谓外加不外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从道义上垮了。它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不太成功，并不是灌输得不好。我觉得信仰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它跟社会问题是不能等价的。不能说社会问题当因，信仰当果。我们不能根据社会问题来制造一种信仰，然后让大家来信它。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动物也有本能的禁忌，某些行为动物自动地不会去做。人的道德也应该从类似这种本能的东西中长出来。
不过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比方说现在信奉的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有从远古传来的某种东西，它在古代和近代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古代是一种统治的权威，你不信不行。在近代，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理性解决不了的东西，它来解决。现在英美人信教，大体就是这个信法。恐怕最后还是免不了变成一种现代形式。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你要强行恢复，搞出宗法那一套，可能吗？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
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里要信奉同一种道德或同一种价值呢？
它并不是同一种，但是它们有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东西，对文明社会来说是都有的。比如说美国，信什么的都有，但是它整个的社会伦理并不是宗教给出的。
但是起码做人的准则？
做人的准则也不是哪一种宗教给出来的。社会伦理不一定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存在，它还有宗教里没有的一些东西，像什么“人人生来平等”。所以我觉得作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必拘泥于一种意识形态或哪一种宗教，就是一般人也不一定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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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3)
那你如何看现在有些人提出的价值重建呢？
价值重建？我觉得与其去搞它还不如去搞一种更简单的伦理的重建，按现在的标准，重建一种更合适一点的伦理原则。在现代社会，还以美国为例，它作为社会的基础首先是人人生来平等，还有商业社会要求的人人必须诚实。我觉得它比那种赶紧让大家都信一种教或赶紧读经以孝治天下都更合理一些。
我问我们还剩下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没有了。
其实原来它就没有。
现在最可怕的是某些地方政府。什么计划生育委员会，公路检查呀，已经赤裸裸地不顾廉耻地搜刮民财了，可当年它还是顾忌的。
这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年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都是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它本身不合理，现代社会谁也不会接受，可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现在还没有。一想到价值重建，就马上想到在古代它是从一种什么宗教，什么哲学恢复出来的，就想赶紧恢复那种宗教或哲学，它能合理吗？就说美国，它是新教国家，它有一部宪法和《独立宣言》。对比一下中国，是缺少一个新教呢，还是缺少宪法和《独立宣言》。现在高唱道德重建的，都说只缺了一种新教，没有人说缺一部宪法，或《独立宣言》似的东西。
但是只建一个法还是没有大用的。我认为还应深入到人们心中去。
对，仅有宪法是不行的，还应有《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里有一整套伦理的原则，如人生来平等。
实际上还是人心里缺这个。我相信它以前曾存在于人们心中。比如一个偏僻山沟中的老百姓，你让他往酒里掺水，他也许还能做得来，你要让他造假药，他就会有一种禁忌。现在人心中的禁忌没有了，这是最可怕的。心里的东西要重建就非常难了，恐怕一两代人也建不起来。一个法是容易的，立一个，一表决通过就行了。
我指的不是一种法呀，而是一种伦理的原则。
那还是要进入到内心中去。
伦理的原则也能进入心中。起码美国是这样。美国人《独立宣言》都是会背的，而且也进入到心中了。哪个黑人要是被警察揍了，他准会大叫，我人权被侵犯了。他知道他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征兵都去了。现在你在美国随便碰到一个56岁的人，全都当过兵，没当过的那就是有病。可是你看中国抗战的时候，抓个壮丁多难。现代国家要求的东西和古代国家很不一样。西方国家里，信什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可是他们除了信仰宗教，对国家也是很尊重的。一打仗，呼啦一下全去了。黑的，白的，没有几个人说装病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也能深入人心，为什么不能呢？
但总得有个途径吧？
途径啊，有各种各样的。教会是一种途径，祖宗祠堂也是一种途径。实际上《独立宣言》是一个文件，但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愿意相信它。罗素写中国问题的时候就指出，传统道德有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地方，而且是很糟糕的。他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乐天知命那一套，但是最坏的就是孝道。因为孝道是私德，但是社会缺少公德。每个人你到他家里头很干净，门外就全是灰。清末民初就是这样，现在还这样。重新提倡传统伦理道德仍然带不来一种公德。
对孝道本身我也是一直持攻击态度的。有些东西不是孝的问题，而是作为人的基本的东西。我们现在包括孝在内的传统道德都没有了。群体性动摇了，但是个体性的东西还没有生长起来。
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说理性至上的人，他们不见得在行为上就很糟糕吧？不见得就出门随地吐痰，然后随便偷阴沟盖。我觉得从理性基础上也可以做一个好人。
这种小坏事他是不会去干的。要干就干大的？对，要干就干大的。
智者与坏事
没有听说过真正的一个智者会干很坏的事。


以理性的态度/田松(4)
智者？那当然了，智者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不见得智者就是善，但是智者干大坏事的很少。从一个人彻底地相信理性的那一天起，就应该能成为一个好人了。
这可不好说，理性本身会成为一种力量。
为善为恶都可能吗？
对。
我觉得不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智者，你又关心伦理问题的话，好坏还是知道的。
这恐怕是太理想化了。
太理想化了？
对。再一个看你怎么定义智者。比如如果他做了大坏事，就不把他定义为智者。
不对吧？知识分子他有区别智慧的标志。比如说爱因斯坦是智者，他不是做好事情做的。而是有一个什么事表现了他的智力，才成为智者。不见得他干了多少好事。而且据说爱因斯坦私德还很成问题。
最近听说有的传记是这么写的。不过这很难说，爱因斯坦咱们也不认识。
据说对妻子儿女都不好。
这恐怕——
不过也没听说他对他们做很坏的事。
他可能没时间对他们好，也没时间对他们坏。
不是说高斯就很糟糕吗？太太要死了，仆人说老爷，太太要跟你说句话。他说让她等一会儿，我正忙着呢。不过大坏事干不了。
关于这个好坏的标准也很难说清楚，当年许多科学家给希特勒研究原子弹。
那也可能受了强迫了。
有些物理学家本身就是纳粹。他也是有信仰的。希特勒那么短就把德国的工业搞上去了，也是很多人出于信仰投入进去了。
我感觉一种信仰吧，很空。你拿它怎么发挥都可以。新教也很空，搞成希特勒那个样子也行。
我就不相信一种价值观真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不一定。
可能这个事情得反过来看。通常从一个人群中，我们能够从里面归纳出一些这个人群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把这个价值观硬放到另一个人群中去，恐怕也很难。
我对特别的价值观能起多少作用表示怀疑。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吧？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原来有的全被慢慢地打碎了。旧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比如在一个山村里面，王二要干这种事肯定千夫所指了。整个村子里都从内心深处有这样的观念。现在这种东西经过几次反传统，“文革”以后，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禁忌，就什么事都可以干了。比如有一个地区的教委主任，就可以公然勒索考生，他心里没有这种禁忌。我见过一个报道，说巴西的贪污官僚几乎都短命，因为他们的高血压、脑血栓的几率特别高。
吃太好了。
不是吃太好了。而是由于他们心里的自我谴责引起的，一种心理对生理的作用。但中国的贪污官僚就不会，心里没有。
不过我总觉得，制止他干坏事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他的信仰，还有一个是他信奉的一些伦理原则，就像美国的新教和《独立宣言》是两种东西一样。干了坏事，他又内心矛盾，再给自己拖出一个精神病来，不是双重的害处吗？所以你说真正发自内心的信仰能解决什么问题，我还真不信。
不。发自内心的就没有这个矛盾了，矛盾恰恰因为超我是外加的。
怎么说呢，我总有点怀疑。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也是实际存在吗？人家挺虔诚的，因为痛苦甚至短命，但是坏事还是干。
纯洁文坛
（我感觉需要换电池了，就拿出两节充电电池。于是有了一段关于充电电池的谈话。之后，我们便换了一个话题。）
我曾有一个想法就是纯洁文坛。组织一些副刊联手，点评。
纯洁文坛，不纯洁吗？现在。
现在文坛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写的都有。为钱的，为功利的，为职称的。
还有按照惯性写的。


以理性的态度/田松(5)
为钱写的有人写得特别恶心。好多家报纸都登过一个整版广告，写505的总裁，叫什么《寻找生命的太阳》，我一看，把这人写成老佛爷了。
你看过柯云路的书吗？
看过一些。
你觉得他是真信假信呀？
柯云路是真信，他是走火入魔了。
五迷三道的，我就看过一本，都快气疯了。
哪一本？
就那个什么《大气功师》。什么运起气来，半云半雾的从湖南长沙就朝北京飞过来了。挺危险的。你说要是哪个守大桥的解放军看见了，可疑飞行物，给他一梭子怎么办呐？净瞎掰。
按照他的说法，有功夫的人能看见，没功夫的人看不见。
假如守大桥的那个解放军用功看见了，你说他打不打？纯粹胡说八道。
他马上又有一个假设，有功夫的人都是相互理解的。
是么？这就叫写小说了？
即使他们不互相理解，他马上还有下一个假设：他是打不着的。
黑更半夜的满天乱飞不大好吧。还什么练起气功，大钢化玻璃一头就滚过去了。胡说八道！什么文曲星之类的，不是瞎掰吗？八卦这类的，越说越玄。你说纯洁文坛，是不是也包括这个在内？
对。不过我首先要纯洁的还是那些报告文学呀，通讯呀，还有一些小情调的小说。
煽情的？
对，畸趣。
不过我很少看小说。
你没有必要看，但是我必须看。看那些来稿我挺生气的。而且关键的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写得糟，还觉得自己挺美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吧。不管怎么说，现在为什么写作的都有。过去都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写的。
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主流文化总是存在的。
不过我觉得，咱们要写不好还是写作动机不纯吧？
有的人写作动机很纯，但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这都是中学教师把他们害了。
我也这么想。
写作风格
那么你写《黄金时代》什么动机？
《黄金时代》就是想写而已，没有动机。
我觉得和王朔感觉事情的方式不大一样，虽然有人感觉文风很像，实际不一样。王朔主要是嘲笑，嘲笑多吧。可能我冷嘲多点，反讽多点。跟嘲笑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他写得还好吧。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攻击他。
我一直认为王朔是一个很严肃的作家。
很严肃的。有些感觉不错。我就看过他一些很小的、很短的东西。长的可能就不那么认真了。有个小说写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怎么死了。死呀，有一种挺犀利的感觉，挺不错的。后来才使劲地耍贫嘴，恐怕也跟许多人指责他有关。
长的，《顽主》和下面那个《一点正经没有》还可以，再往下，《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感觉粗了，整体结构还可以。
《黄金时代》之后你又写了什么？
还有一些吧。写一本书容易，出一本书难。
你除了给《东方》写，还给哪写？
《读书》写了一些。
原来不怎么太写杂文，写杂文不务正业，后来越写越多。
有天我在《北京青年报》看到一篇文章，说《黄金时代》是自然主义。我觉得不像。
是，我也觉得不像。自然主义，15世纪的东西吧？左拉之类的。我的小说还是很现代的。起码看了不少现代的小说受了影响才写成这样的。
（在另一段对话里，我问他这种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他答是40岁以后。）
你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像什么杜拉斯呀，可能最早看过的现代小说是图迪埃尔的。
我不知道，哪国的？
法国的。近年来不怎么写了吧。当时看的时候还觉得印象挺深刻。现代小说跟过去很不一样，进了很大一步。写得相当紧凑，直截了当地就写到主题了。反正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还是很不一样。杜拉斯的小说你肯定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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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性的态度/田松(6)
我看过《情人》。
杜拉斯的小说跟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那区别就大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我一本也没读过。
那就跟托尔斯泰比一比。
托尔斯泰也没读过。
是吗？跟旧的经典小说比一比。
旧的经典小说我看得也非常少。
那可能直接看到现代了。
那个小号手叫什么来着？昆德拉。
昆德拉的东西很现代呀。
对，他的东西我很欣赏。
昆德拉是一种散文的风格。
有些笔法我觉得你和他有相像之处。他也经常做一些理性分析，一二三之类的。
一二三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理工科的人都有这种癖好。
……
（由于换电池，这一段录音缺了一段。王小波大概是问我对《黄金时代》怎么看。）
……感觉就是一个过来的人冷眼看过去的事，把过去的事编了一编，编得好玩一点。
不过还比较客观，可能还有点反讽的色彩，反讽比较多。
但我觉得这里边夸张的程度比较大的，是吧？
也不大，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夸张的程度一点都不大。你今年多大了？
30岁。
实际上我书里写的事基本不夸张，相当真实的。当时就是那样，现在看来好像胡编，真实不足。其实就是那样。我写的细节都是非常真的，大结构可能是假的，好多细节都是真的。年轻一点的人看了可能觉得是瞎编，像黑色幽默。
你当时身处其中肯定没有那么洒脱。
当然不洒脱了。有时连命都顾不了，还能洒脱吗？不过小孩子可能胆大，不在乎。比如插队什么的，都是挺真实的，可能跟有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插队的地方，基本上一去3个月，所有的革命道德都荡然无存了。就开始偷鸡摸狗，甚至开始说反动话了。天高皇帝远呗。
不像红卫兵兵团那样？
我们那儿也是兵团。后来谁也管不了，军队干部也管不了。
但是我看老鬼写的《血色黄昏》。
他挺虔诚的。
他写的兵团和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不是不一样吗。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农场呐，没改呐。
马波啊！每个人复述当年的事情都不一样。这跟人的气质有关系。《血色黄昏》从始至终还是很虔诚的。
我大概从17岁开始就不虔诚了，就已经很坏了。气质也不一样。我确实就是不虔诚的气质。我可以想象马波从小肯定都是好孩子，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之类的。我从小到大当的最大的一次官是管4个人的，还当了没几个月就给人撤职了。人和人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人一直当不了。
也不是坏人，就是不怎么端正。
（根据1995年对话原始记录整理）
1997年7月6日
北京 稻香园


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王伟群(1)
——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
王伟群
书的封面一片火红，有如天安门广场初升的旭日，在这片火红中，喷涌出四个黑色的大字：黄金时代。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在这个封面上多停留一秒钟，卖书的和读书的都搞不清这书是干什么的。
有人读后评价此书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干干净净的。
书中收录了作者的3部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
作者王小波1968年下乡，在云南边疆的一个国营农场，持一杆老套筒子站了一年的岗，3年后病退回山东老家，后回京进了一家街道工厂，与残疾人和街道的大妈大嫂们在一起共度“文革”后期的那几年，这成了《黄金时代》重要的生活基础。但他强调“那不是自传”。“我这人在生活中最保守、最老实了，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
在金秋的北京，就有了若干个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关于《黄金时代》一书的讨论。论者多为王小波同时代同经历的人，论题极为分散，本文在此记录一二。
记者：此书曾在台湾受到好评，我怀疑台湾人是否真的读懂了，也怀疑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能理解王小波在书中表现的那个年代。
王小波：我觉得台湾人看不懂，他们对作品的体验肯定比大陆人差，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他们只是从技术上说得比较多一些，比如写法比较成熟等等，我是学理工的，不懂文艺理论，所以他们的评论文章我也看不懂。还有人说是一种比较新形式的伤痕文学。
李大同（记者）：台湾人缺少那种对生命的特殊的体验。
卢跃刚（作家）：海峡两岸有着极为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我想台湾人对此书的理解应该不困难。
王小波：我希望读者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味儿，只是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来读。让老插们把它作为一件经历过的事一样。我是20年后写一个20年前的事，看的人也应该这样来理解，看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是什么样的。事件越长，对这件事的理解就越不一样了。写最后一稿比较接近那个时代的本来面目了。
李大同：其实最不好理解的事可能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自己写自己会遇到相当多的障碍。
王小波：十几年前，生活刚刚发生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是个角色，与书中的人物有联系，现在觉得与当年没有什么联系了，在写别人，可以比较冷静。
记者?：这些年不断地有人在写知青生活的小说，像《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知青部落》，大体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有青春无悔的赞歌，有温馨的回忆，也有对逝去岁月的痛苦的鞭挞，等等，你不属于这中间的任何一类。
王小波：我挺惭愧的，相比较于它们，我的小说的境界太低了。但是，我想在思路还混沌的时候，最好别动笔。
李大同：每一阶段的知青小说应该超越上一代，不断成熟起来，不应仅仅是青春无悔的阶段。
卢跃刚：对于知青运动来说，内省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很多知青，这是一件麻烦的事。
王小波：知青本身似乎就不够月份，但我不想评价那个年代，不妨看作自己中了一个大彩，说青春无悔也没错，没地儿悔了。经历了一个时代，回过头来想一想，脑子里尽是黑色幽默。比如那会儿吃忆苦饭，其实我们平常吃的都是忆苦饭，还偏要再去弄些粗糠、南瓜藤、芭蕉树切碎了烩在一块，那个难吃就甭提了，到半夜特难受，起来上厕所，发现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
李大同：我们草原上的忆苦饭还是吃羊肉，为了体现与新社会不同，只好不洗肠子，直接下锅，没想到那汤异香扑鼻，我们大叫着“再来一碗”。
记者?：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简直无需艺术加工。
李大同：那个时代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荒诞的，而在当时大家都极自然地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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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王伟群(2)
记者：这恰是历史的荒诞之处。
王小波：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维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了，而是历史。
艾晓明（学者）：乌托邦代表了人类对理想与完美的追求，在20世纪，反面乌托邦作家描写的是一切都按照完美的模式铸造出来却完美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因为它的完美，人不再成其为人，而成为《动物农庄》里的羊群。反面乌托邦影射了20世纪的一种特殊的机制，王小波照乌托邦本来的面目去写，照它本来的真幻不清、混沌混乱，照它的语言、语义、逻辑、心理的悖论来写。这里有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种全体荒谬，从前提到一切具体结论、细微末节的荒谬，但所有的荒谬背后都有一整套革命时期的逻辑推理。
记者：谈《黄金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性。有评论说，《黄金时代》的主题就是xing爱。
李银河（学者）：王小波笔下的性同以往文学中的性有很大不同，它既不同于劳伦斯把性写成美，也不同于《金瓶梅》把性写成丑，以警世劝善为目的。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
朱正琳（学者）：王小波写的是一种生存状态，他不仅仅是在写“文化大革命”，就像萨特或加缪不仅仅写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的小说长期接受了苏联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把文学小说理解为反映现实社会问题。《黄金时代》超出了它所表现的那个时代。写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不写性行不行？不行。马克思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只有一种关系是具有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这就是性关系。当我们的社会关系是那么不自然的时候，爱情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一定是自然的。因此，在《黄金时代》中，只有用性的描写，才能把他要表现的生存状态立体、全面地反映出来。对于性的描写，什么是涩情的什么不是涩情的？在我看来，必要的就不是涩情，多余的笔墨为了哗众取宠就是涩情的。
邢小群（编辑）：王小波超越了当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性文化的困境，让人耳目一新。在王小波看来，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一种存在。王小波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非常细致入微，但是阅读的效果却不像读《金瓶梅》的反感，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的生命体验的美感。以前的许多作品往往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让读者以意会代替直接的阅读，这都是出于对性的一种羞耻心。王小波认为性就是自然的存在，不需要遮盖，应该珍贵的是情。他在对以往的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的价值中立化了。
王小波：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地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我还是决定对这些章节不作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活过来，还要这样一步步地活下去。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种生活更值得珍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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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宫·西宫》/丁东(1)
——访导演张元
丁?东
丁东：你是怎么跟王小波相识的？
张元：我最早认识小波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说来很有意思，介绍我认识王小波的是一个加拿大学者。那是1992年底。当时我已经开始为《东宫·西宫》准备剧本，做了一些访问、调查，也写了一个梗概。《读书》杂志登了刘心武的一篇文章，谈我拍的《北京杂种》。这位加拿大朋友来找我，要看我的片子。知道我想拍这部片子，就送给我一本书，叫《他们的世界》，我才知道李银河、王小波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他们的书里看到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资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位加拿大朋友告诉我说，他认识他们夫妻俩，觉得应该让我们见见面。见面之后一聊天，我发现小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彼此感到很谈得来。我谈到想弄这个片子。他也了解了我的工作状况；那时候还没有决定小波参与到我们的剧本中来。我把这个剧的梗概给小波和李银河看了，李银河提出，你还不如让小波来写这个剧本，小波是个作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天小波给了我一本书，这就是《王二风流史》。我看完后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是在和一位大作家合作。我当时感到非常高兴，能与小波这样的人合作，真是从心里洋溢着一种幸福。我开始跟他合作时，完全不知道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伟大的潜质。
这个剧本进行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初是谈梗概，谈整个的感觉。在小波介入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些人物关系。电影里主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阿兰，同性恋者；一个是小史，公园的警察。小波参加后，使得剧本的深度、幽默感和整个内容都更加丰富，更加有层次。剧本创作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那天在告别会上碰到艾晓明，艾晓明讲小波曾跟她说过好几次，张元这个家伙要的剧本改了很多趟。艾晓明说这话时，我心里也很难受。的确是费了很大的劲。他最初写了一稿剧本，然后又写了一稿剧本，在这两稿中间，小波自己还专门为剧本写了一稿小说，他想寻找那种更加自如的感觉。他写的小说叫《似水柔情》。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把这个题材做得更丰富了。在写完小说之后，他又做剧本。然后由我把它改写成更加电影化的剧本。在这之后，小波又做了一个纯粹对白的话剧式的剧本。所以，前后工作量非常大，时间也比较漫长。在整个剧作期间，我和小波不断接触，不断谈话，经常在一起吃饭。在接触中，我对小波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小波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跟朋友的合作非常有义气。
小波生前对你的处境，对你选择的独立拍片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有什么看法？
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是主动地选择了作为独立导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小波是主动地放弃了在大学的工作，做独立撰稿人，小波的处境跟我相同。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和小波之间是无需再多说什么了。生存方式的选择包括对生活、对艺术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事。
你今年34岁，小波今年45岁，从社会经历角度看，几乎差着一代人，你与小波沟通时感觉怎么样？
在年龄方面，我没有感觉和他相差太多，小波不是一个倚老卖老的人，我感觉他的思想、他的谈话，非常具有青春感。他和我是特别相近的朋友。
在你与他共同创作电影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于同性恋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还是你们两个人在艺术、审美的追求上，没有什么差异吗？
当然，他给我很多的启发，更多的是在思想的深度上。例如他在剧本中加进了一些施虐和受虐的内容，这种东西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把这个内容作为影片的主题，增加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上、权力和性的关系上、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上，他使得整个的影片增加了很多的层次。与小波相处，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他采访了非常多的人，他从社会的个案当中，了解到了非常详尽的素材。我跟他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不断跟我谈起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例。我从中看出，他原来所做的大量的社会调查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做剧本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同性恋者给他来电话，进行咨询，或者说和他保持思想交流，保持朋友关系。这给影片在把握同性恋者的准确性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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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东宫·西宫》/丁东(2)
你选择了同性恋作为你影片的主要题材，一开始是什么初衷呢？
起因是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有一个艾滋病研究所，他们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是找不到采访对象。有人就想出了个极馊的主意，和各大公园联合起来搞。在公园里抓到了一些同性恋者，然后用审问的方式获得问卷。我当时对采用这种方式来猎取别人心中的秘密，深受震撼。我就从这儿产生了想做一部电影的念头。当初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当我发现这个题材时，更多地想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而本人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他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后随着不断的访问和调查，特别是小波加入以后，影片就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它已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题材，而且从影片中体现出了更多的诗意和力度。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向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深的心理空间，是一部探讨人的心理，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的影片。
你和小波最后的接触是什么时候？
去年我和他最后碰了两次面，那时《东宫·西宫》刚刚拍完，还没有做完后期。那段时间我要去法国，再从法国去美国，因为有4个月的学者访问。那时李银河也离开北京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来我家，就在外面的桌子旁坐着，正好有一个法国电影节主席的夫人也来我家。小波那天脸色非常不好，心情显得很郁闷。我发现他经常趴在桌子上，或是仰面看着天花板。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最近夜间打E-mail，经常时间是颠倒着的。那天我就觉得他的身体是不是什么有问题，很替他担心，劝他要注意，看来他的病还是有一些先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心脏病，看来他对自己的病也不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小波生前看到这部片子了吗？
他没有看到。
这部片子在国外得奖他知道吗？
他知道。
我听银河说，小波开始不是很愿意搞剧本，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剧本。
对，他跟我说过，他感到弄这个剧本很困难。我也感到很困难。因为我和小波都不是同性恋。作为异性恋者写同性恋的剧本，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去体会。所以，小波经常跟我说，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是有点儿扭曲。现在我经常回过头来看他写的那些阿兰的台词，可以感受到他的功力。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现实：你必须去承受你从没有体验过的处境和心态，而且要把自己的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对小波来说，做这个剧本确实是很难的。中国的编剧在国际上拿奖的很少。而这部电影在阿根廷电影节得到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摄影奖，由此可以看到8位评委对这部电影的很准确的评价。
据你了解，阿根廷电影节在国际电影节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电影节实际上是个大电影节，在70年代，它曾经是全世界四大电影节之一，像特吕弗、戈达尔等很多重要的导演，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影片，都经常去这个电影节。它去年重新开始办，所以办得非常大，第一名大奖是60万美金，吸引了很多国家的优秀影片去竞争，它有8位评委，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我们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可能获得大奖的。这部影片和西班牙的一部影片竞争，4位评委（两位美国和两位欧洲）为了使我们这部片子获大奖，延迟发奖一个多小时，阿根廷报纸把这些细节报道出来了。后来我们的电影获得了除大奖之外的所有重要奖项。
王小波去世后，有过3次公众的悼念和纪念活动，你都去了，但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言呢？
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愿意多听一听，多想一想。小波生前的朋友我差不多都不认识。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发现作家很少。最后一次我带朱文一起去。他从南京来，提出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看现场好像年轻的作家就朱文一个。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大都没读过小波的东西，这使我很吃惊。我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看到了很多小波生前的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有关《东宫·西宫》/丁东(3)
我与小波相处的日子里，一直都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中，不是拍片，就是工作。我与小波的谈话大都是我跑去找他，谈剧本、谈工作，然后在一起吃饭。我把他介绍给很多我周围的朋友，我发现他不是特别喜欢交际的人。我这个人也不太善言。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别的会议，只参加了悼念小波的这3次聚会。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应该参加，能够借此机会认识小波生前的朋友，我也感到很高兴。总之，我很幸运，小波生前写的唯一的电影剧本，他唯一一次介入电影创作，是与我一起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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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1)
谢?泳?丁?东
一、王小波现象
谢泳：今年4月11日，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在北京突然去世，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似乎不仅仅是对一位英年早逝的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作家、学者的惋惜，更是对他所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所预示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的珍视。这几年，中国文学界先后辞世的作家有几种类型：一种是高龄的老作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离世，如沙汀、艾芜、端木蕻良、艾青、冯牧、陈荒煤等；一种是英年早逝的作家，如路遥、邹志安、贾大山、温小钰等；还有一种是选择自杀方式的中青年文化人，如海子、戈麦、吴方、胡清河等。有三个作家比较特殊，一是杀了自己的妻子而后自杀的顾城，一是跳楼自尽的老作家徐迟，一是被歹徒杀害的戴厚英。由于作家们的经历和知名度不同，辞世所引起的震动也不一样。病逝的作家，不论老年还是中年，因为他们生前得到了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学界的认同，所以人们虽然惋惜，但心境还是能够较快地平和下来。而像顾城的选择，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结局方式是无法认同的，不少人已经写文章鲜明地表示了态度。吴方、胡河清之死，在知识界引起了波澜，但远不如此次王小波之死。唯有戴厚英之死引起的震动，与王小波相似。从《华人文化世界》、《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岭南文化时报》、《中华读书报》、《为您服务报》、《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发表的悼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知识界涌动的悲情。王小波的逝世是意外的，但大家在他逝世后所表达出的那种情感，我觉得却不意外。这或许正是中国知识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我想从这里说起，把王小波去世的文化意义和你探讨一下。
丁东：王小波是我的朋友。20多年前我曾和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山西沁县插队。他们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我和小波相识也四五年了。小波的突然辞世我当然很悲痛。但今天不是述说悲情，而是想从中思考一些更有社会、文化意义的问题。
我和小波最初的交往，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让他的作品和国内读者见面而周旋。1992年，我的妻子邢小群到北大进修，人到中年，住集体宿舍很不习惯，经常失眠，李银河当时在北大教书，于是把自己的房子借给她住，解除了她的困扰。这样，她也认识了王小波，并得知他们夫妇合写了一本研究同性恋的专著《他们的世界》，已经在香港出版繁体字本，但在内地出版简体字本很不顺利。我和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蒋泽新、尔雅书店的靳小文说起此事，他们都很感兴趣，促成了它的出版。由此开始和小波通信。后来到北京见了面，才知道他不只是一本书出版受阻。他送给我们一本小说集《王二风流史》，也是香港出版，其中第一篇《黄金时代》在台湾已经得了《联合报》文学大奖，但却无法与国内读者见面。我把书拿回家，一口气读完了，立马禁不住拍案叫绝。我在80年代也曾热心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几乎所有风云一时的小说新作都读过，但像《黄金时代》这样既有先锋性，又有可读性；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掩卷长思的杰作，还真不多见。现今文坛上有太多的滑稽，太多的插科打诨，缺少的是真正的幽默和讽刺。而王小波的小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缺少的。
小波也为无法让国内的读者有所了解而苦恼。作为朋友，我帮不上别的忙，但总觉得，把他的小说推荐给国内的文学刊物发一发，不该是难事。
我先给了山西省作协主办的《黄河》。主编周山湖是我的朋友。周山湖也有过知青的经历，他虽然是老五届大学生，却曾跑到杜家山上和蔡立坚一起插队。他看了《黄金时代》，一下子就掂出它的分量。他由衷地喜欢，实在想发表，但面对其中独具一格的性描写又发了愁。不久前，他们刊物刚刚遇到过麻烦。掂量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希望他能拿到后台更硬的刊物上去发表。我又把《王二风流史》给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赵雪芹、赵秋杨，他们很想出，但总编通不过。后来他们出了小波的一本随笔《思维的乐趣》，这是后话。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2)
当时，我还托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丁宁，向《十月》推荐。那里的回答也是一样，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我再托上海的朋友李劫向《收获》推荐，他当时答应得很痛快，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反正再无下文。
当时，妻子在北大中文系投师于谢冕教授，做访问学者。他们那里每一两周举行一次专题讨论。我向她建议，能不能将王小波在香港出的书送一本书给谢老师，请他安排一次专题讨论，让中国文学界认识一下王小波。王小波送了书，谢老师也说写得不错，但专题讨论却没有能够安排。是顾不上？是有什么困难？是与他的弟子们热衷的“后现代”差距过大？还是小波尚无名气，不够充当讨论对象的资格？十几年前，谢冕先生率先支持朦胧诗，表现了一种卓越的民间眼光；可惜在王小波的小说上，这种民间的眼光没有能够再次闪亮，他也错过了再一次充当伯乐的机会。
与此同时，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也在为发表小波的小说，在一个又一个编辑部之间徒劳无功地奔走游说。我知道，他们的热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动机，实在是觉得不该不让国内的读者来分享我们这份阅读的愉快，不该不让过于浮躁的当代文坛感觉一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了。眼见着许多二三流的选手被啦啦队摇旗呐喊、大声喝彩，而超一流的选手却被拒于赛场之外，我除了苦笑，还能有什么反应？大陆作家描写大陆故事的小说，却只能在台湾岛上流传，这是王小波的不幸，还是大陆文坛的不幸？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出风头和善于交际的人，他很内向，从来没有介入文坛上这一群那一伙的，在中国文学界，他可以说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小波的去世带给知识界的冲击，你说并不意外，这一点我有同感。4月26日最后为小波送行，我也去了，从那些悲痛的送行者中，我感到了一种东西。我一时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但在每一个为小波送行者的眼神里，我能感到不仅仅是对像小波这样独具创造力的作家的惋惜，更是对他自由理想的一种敬意。
小波的意义，小说家只是一个方面，自由思想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三年小波的随笔在国内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用一种极其机智、极其独特的方式在张扬着科学、理性、独立、自由、宽容的理念。在许多应该有人发出声音但却听不到声音的重要问题上，小波发出的是空谷足音。他参与电影的创作，更是十足的民间方式。他知道这部影片很难与国内的观众见面，但他还是为之倾注了心血和才华，并因此而填补了中国编剧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空白。知识界对一位放弃单位的自由撰稿人的关注所蕴含的评价尺度，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观念变化。
谢：任何一个社会，在主流之外都有非主流，在庙堂之外都有民间。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后人总是发现民间的东西比庙堂的东西价值更高，总是发现异端中包含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光芒。这其实是一条很简单的道理。但文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过去我们往往排斥民间，至今对民间仍然忽视。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从小波去世后知识界所产生的震动看，我以为现在的知识界实际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标准。对于大多数成员是在封闭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年，无论是赵一凡的死，周眉英的死；还是吴方、戴厚英、甘少诚等人的死，正是由于他们生前所选择的疏离主流的生存状态，才对知识界发生了影响。民间立场的确立，对有些人来说是不得已的，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主动的，王小波的选择中，人们更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主动和自觉性。当然，小波敢于辞职，与他的经济能力有一定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像小波这样留过洋，而且比小波更有经济实力的人，却没有小波这种追求自由心灵的强烈愿望，没有这种选择民间立场的自觉性，在这一点上，小波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3)
二、主流之外的作家
丁：那天为小波送别时，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在送行者中，有编辑、记者；有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有电影导演；有王小波的同学和朋友，却没有看到几个小说家。小波首先把自己看做一个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创作才华到死也没有被当代文学的主流所认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中，我除了看到刘心武发表了一篇诚恳的悼念文章，其他大腕们似乎无动于衷。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冷漠，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明了小波的价值所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无论老作家还是青年作家，对于自觉疏离于主流之外的自由作家，往往不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尊重。这种毛病，绝不仅仅是文人相轻所能概括的。
王小波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河床里流出来的。他的《黄金时代》，是在留学期间开笔的。最先是在海外发表，在台湾得到了好评。他写的是知青生活，在所有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中，王小波是最有深度而又写得最好看的。不但和当时煽情的知青文学大不一样，而且和当时晦涩的先锋小说大不一样。古人说“文起八代之衰”，王小波则是“文起当代之衰”。起于一代作家江郎才尽之际。他在谈到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翻译家时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家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他自己正好不幸地处在这种秩序中。他是以学者身份写小说的。王蒙曾呼吁过作家要学者化，许多人都认同。但当一位文理双修、中英文都好、治学和创作都堪称一流的真正学者型作家出现时，人们又视而不见了。
谢：对王小波小说的评价，实际反映出国内主流文学评论界对民间的漠视。1994年，华夏出版社一位有眼光的编辑赵洁平女士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在国内出版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但主流文学评论界对他很少关注。国内真正对王小波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人，多数取的还是民间立场，比如艾晓明、李公明和你。艾晓明研究和评论王小波的作品，有的是面对海外的版本，有的是面对手稿。面对手稿的评论家，才是真正独立的评论家。因为这样的评论文字，既不能换取红包，也不能换取职称，甚至可能根本见不了天日。
丁：我对此深有感触。我最初读《王二风流史》还在山西，当时我和山西的文学评论家陈坪讨论过一次，并整理成一篇对话体的评论，但这篇评论转了多处刊物，不但没有登出来，而且连原稿也不知何处去了。到王小波去世，据我所知，国内发表出来的评论王小波小说的文章也只有很少几篇。我就不理解，有些评论家硬要从那些晦涩的小说中阐释出莫名其妙的美义来，而对这种又好读、又深刻、又有创意的小说却避而不谈，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当代的热门作家，大多数对王小波的出现也是很漠视的。这几年许多作家与港台海外的联系很多，王小波在台湾这么受欢迎，他们不会不知道。真正发现王小波价值的不是文学界，而是搞电影、搞哲学、搞社会学、搞文化的学者们、导演们。对于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姿态，我只能作出这样的猜想：面对王小波横空出世，他们要不然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懵了。
三、王小波与王朔
谢：我还想把王小波与前两年大红大紫的王朔作一点比较。
从语言的表层看，王小波的小说和王朔的小说都有幽默、讽刺等特点，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虽然他们都是自由撰稿人，但王朔成为自由撰稿人，好像不是主动放弃单位的。而王小波却是很自觉的。从美国回来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用世俗的眼光看也很体面，但他主动放弃了。这种选择也许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选择中所体现的叛逆性格和理想精神却是值得珍视的。王朔和王小波同样讽刺知识分子，但所取的态度很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知识界认同王小波，而对王朔却持批评态度的原因。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挖苦、调侃比王朔要厉害得多，但王小波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哀其恐惧，怒其昏庸。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应当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就必须具备一种叛逆的性格。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绝不留情。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常抱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问题，他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小说、随笔中，对专制的批判是很无情的。而王朔则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躲避崇高。实际不只是躲避崇高，而是不想面对惨烈的人生。通俗点儿说，王朔是个“乖孩子”，而王小波是个“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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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4)
丁：我还没有认真比较过他们二位。从直觉上讲，我觉得王朔倒不是“乖孩子”，也是“坏孩子”。但他的“坏”缺少一种明确的建设性。而王小波要建设什么是很清楚的。他对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好东西是很明确的。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他要粉碎的只是专制、愚昧、虚伪等等腐朽的价值取向，同时，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他与王朔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四、王小波的意义
谢：小波的影响恐怕是长久的。这几年我们说陈寅恪也好，吴宓也好，顾准也好，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每个人的思想都曾经历过不同的变化，但就其整个知识背景而言，他们毕竟与我们不是一代人。而像王小波这样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我们却很近。他辞世的时候还不足45岁。他的去世，提醒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不但承担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写好自己的历史，不要给后人留下空白。
前几天看到清华大学秦晖的一篇文章，是说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我觉得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上次我和你一块去他家为《黄河》组那篇《寻找无双》的稿子。看他的举止，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散漫单纯，而内心特别丰富的人。再回头读他写的东西，发现当代作家中真正拥有他那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真不多。
丁：小波是1988年回来的，当时情况还不错，他也想让国内文学界承认自己，他也是普通人嘛。《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
谢：这一两年，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死，让我产生这么多的联想。你说王小波是中国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自由撰稿人，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小波在的时候，我们读他的随笔，他的小说，对他的未来抱以很大的希望，总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的好东西来。他的突然早逝，让我为之一震。他的角色，没人能够替代。知识界对小波的惋惜和怀念，也是一种警觉，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做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有时很奇怪，一个人的偶然去世，也许会唤醒人们早已麻木了的神经。王东成说得好，上帝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不公平，我们缺什么就要拿走什么。在小波45岁生日那天，参加花城出版社为小波举行的《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不知不觉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美好的心灵在始终伴随着我们。小波说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觉得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他的理想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1997年5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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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1)
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体上看，内容粗鲁，但一开始看马上就进入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跳跃、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种可能是作者进入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跳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做过这种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小说能在时间上跳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出来了。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中国的小说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小说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小说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小说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小说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强调现实主义，认为小说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子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身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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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2)
马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性。爱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性是不可能的。写性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涩情的界限，我的观点是：必要的性就不是涩情，不必要的性就是涩情。（陈晓明插话：在西方，淫秽和涩情是两个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感觉本身。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感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感觉走在观念前面。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体会得到。（陈晓明插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感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与自己体验相通的感觉；另一种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觉。蒋原伦：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体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看王小波的小说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当时感到很震惊。王小波的小说表面上和文坛隔膜，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作为总体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体，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他看重个人的体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感。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进入90年代的直道。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点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由理论来命名。近来我正在思考，把这种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
不少作家担心，回到个人体验的叙事会丧失深度。在苏童的小说里，自我永远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个人的存在，没有勇气面对个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时，没有回避个人的存在。当他的小说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推到了最纯粹的状态时，小说就超越了革命。张贤亮的小说是从历史到个人，寻找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王小波的小说却是从个人到历史，革命成为背景。
王小波对个人存在的追问是赤裸裸的。人们总是为性添加了很多的附加值，而王的小说使它回到了纯粹状态。福柯说过，性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的阴阳两界》中，小孙是文化的代表，她深入到王二的地下室去，为他治病。当她治好了他的阳痿，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之后，同时也把他拉回到文化里去了。这里，反讽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性和历史、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
王小波的写作风格是自我对话式的，他在追问自己的存在，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在追问自己。
我认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很精彩，叙事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叙事动机一步一步推动着情节。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一开始就有欲望，从表面上看，女的要求男的扮演一个历史的角色；实际上她渴望超越革命，超越历史。小说写到高潮时。xing爱主题突然出现，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朱伟：大家谈到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新体验，新状态等等。在中国，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新的文###流。1989年后，一直感觉到文学的转型即将来临，王小波的小说就提供了文学转型期到来的信息。这一信息就是，文学能不能以个人经验直接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中找到个人的位置；过去的意识形态作家总要对社会作概括，能不能转向对生活的描述，而不是简单概括；能不能从小写大，而不是从大写小。过去的东西只注重大，忽略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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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3)
白烨：看了那么多小说中所写的性，没有一篇像王小波笔下的性这么不矫揉造作的。
邢小群：最近看了几本小说（《朗园》等），作者大多还是把性作为人格的见证来写的。
朱伟：王安忆笔下的性是作家化了的性。
白烨：《废都》的性也是矫揉造作的，贾平凹写性是失败的。
朱正琳：贾写的性是中国士大夫式的，一股邪气，态度不端正。
白烨：王小波的小说一出来，就把别的写性的小说全给“毙”了。
林建初：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在签字出这本书时还没有这种认识。我认为这本书的可取之处有三点：第一，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表现了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人的生机。二战后，在被原子弹炸成一片瓦砾的日本，人们曾在瓦砾上放上了鲜花，那鲜花显得生机盎然，王小波的小说也写出了人们的这种活泼的生机。第二，几千年来，由于性观念的禁锢，中国人的性意识极不健康。两个极端，要么把它写得很好，要么把它写得很坏，还没见有人像王小波这样纯粹中性地来写性。因此，这本书对培养中国人健康的性意识是有好处的。第三，这本书反映出年轻一代对完美个性的追求，它从性的角度揭示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它至少是无害的，而且对净化大众的性心理是有好处的。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1)
——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
崔卫平
阅读王小波小说的那份体验是奇特的和难于言表的。这并不是说要将他的作品神秘化，而是指其中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便当众指出或者干脆就是孩子气的。一个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衣冠楚楚的成年人似乎不应从这种东西中得到乐趣，但如果我们想想，即便是我们这些终日行色匆匆的凡夫俗子，于节假日的某些空闲时光，尤其是与儿时朝夕相伴的亲朋好友聚会闲聊时，也难免会拥有那份与生俱来的淘气和放肆，并从中得到一份互不追究的宽容和喜悦。那么，王小波设计的场面和人物，便意味着每天是这样的节日，它们希望读者不必过于当真，希望他们始终预备一份自由放松和宽待的心情。否则，读到这样的东西，有时便不知所措了。譬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豆腐厂革委会主任老鲁已经“四五十岁”，且为女性，“胖乎乎的”，多少也该有点这类人通常具备的骄矜和福相，但她毅然将所有这一切都置之脑后，因为怀疑王二在男厕所里画了不利于她的淫画，她便“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她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
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我不好意思说，读到这里，我们天性中久藏不露的冥顽不化的那一面终于按捺不住，径直同这种东西握手言欢，使我们的脸上浮现出那种几乎是不知羞耻的微笑。
犯罪嫌疑人王二此时已经跑得无踪无影。他在一座最好该“穿条裤子”的塔里工作，绝少下地面。老鲁上不去，呆在下面干着急。她唯一的指望是王二在疏通连接塔和各车间的管道时，自己从上面摔下来。但王二久经考验，平衡能力好得很，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于是老鲁拿根长的鸡毛掸子捅他的腿，王二只好退回到原来的房顶上去。可当对面车间拼命敲管子，问豆浆怎么还不来时，老鲁又不得不收回长竿，放王二过去。
这简直是动画片中猫和老鼠之间一场无休无止的追逐游戏。某种孩子气的东西在其中暴露无遗。我想不揣冒昧地顺便指出作为个人的王小波的一种心理现象：这位身高一米八几的先生更像是一个大男孩，他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一个顽童对待世界的全部态度，并且喜欢把事情说成自己希望看到的那样，以个人的想象弥补现实世界的不足。互相追逐、爬高爬低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逃离、逃脱始终是中心议题之一，有关这方面的想象时时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王小波的小说看做是供成年人阅读的童话、卡通故事或传奇。
然而理解王小波的小说，却需要在这一点上稍作停留。这种突出的儿童情结是进入王小波小说世界的一个入口，同时需要把它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去认识。我们若以官方/民间、有权/无权，上层/下层这样的区分来理解社会结构，那么显然，儿童处于无权无势的社会下层，属于民间团体，应归入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范围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来自权威的多方面的压力，饱受种种限制包括话语权和思想自由的限制，儿童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处境往往是惩罚性的，常常被吓得不敢向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多看一眼，对方的威严和法力似乎是无边的。然而这样的场面同时也透露出某种喜剧性。第一，那个把自己打扮成威严十足的人他自己也是从儿童过来的，他不可能同面前这个他认为是不知羞耻的东西完全划清界限，谁知道他们现在还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第二，他的这种权威只是暂时的，那个年幼的“嗤嗤”生长的生命总有一天会长成比他本人要强壮的人，从而将他这个旧有的权威打翻在地，将其废黜和罢免，这肯定是指日可待的将来。第三，这个权威不只是暂时的，而且还是完全表面的。训斥者本人心里或许就十分清楚，他自己说的话有多少被这个孩子当成了耳边风，他只是因为无能和无奈才摆出那副暴跳如雷的样子。他如何是这种小东西的对手？就像压制生活的人从来不是生活的对手一样。凭着年幼的生命与生俱来的信念、无畏和盲目，儿童显示出不甘屈服、难以屈服、永远不可能令其全部屈服的特点。在这方面，他们与同处于这个沉默的阶层中的其他成员有所区别，这表现在他们一系列的恶作剧、不知悔改、故意捣乱、信口开河、颠倒黑白、“蔫坏”上面。他们是这个广泛的阶层中最活跃、最不安于现状、最生气勃勃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提及的是，因为年龄偏低的缘故，尤其是王小波所属的50年代的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未被意识形态浸淫的底层劳动人民保持接触，学会用他们朴素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他们很容易和这些人们产生交流和共鸣，看到另外一种更具有民间色彩的生活，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活力、快乐及粗俗放肆，包括这些人说话的口气、所使用的俚语、俗语甚至不文明用语。因此，概括地说，在孩童身上体现了色彩丰富的人民性和民间性，焕发出更多生气勃勃的奇想和革新精神。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民间/官方、权威/反权威）之间复杂微妙的辩证法，很可能成为某种喜剧性或狂欢精神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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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2)
我还想列出王小波不止一次提到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单，他（它）们表明这位没有上过一天大学文学系的理科学生，如何凭自己出色的嗅觉和对生活的洞察，绕过为更多的人们熟悉的19世纪欧洲小说，把眼光投向更为遥远广阔的历史深处，和另外一些伟大的、深具变革精神的作品相遇：奥维德的《变形记》，薄迦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封丹的寓言诗、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马克·吐温富于喜剧性的几乎全部作品，包括一本并不太流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人在亚瑟王朝》。这些作家作品都产生于对他们本民族来说是伟大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旧世界走向衰亡和新世界即将诞生的情景，作家们来自民间的新生力量一边，从新鲜活泼的民间生活、传统、语言中汲取营养，结果是在他们有时看似荒诞离奇的叙述背后，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来自人民大众生活的再生力量和欢乐景象。王小波以最热烈的口吻赞赏的是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正是这位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人物，曾经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沉湎于浩瀚的民间传统资料当中，整理、编纂出长短两百篇《意大利童话》（中文译本80万字），其成就可与德国的格林兄弟相媲美。当然王小波阅读的范围比这份名单还要广阔得多（其中还有对中国读者、作者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但这一部分却是他独特的，他人莫属的。所有这些处于变革时期取自民间、穿上民间服装语言的作品与王小波的气质及看待事物的立场眼光不谋而合，使得他独辟蹊径地找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相关形式。
最近我又回到俄国学者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世界如何体现了中世纪狂欢节等民间诙谐文化的天才论述。这里我不禁深为震惊：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分析描述竟然如此适合于王小波，他所指出的那个民间狂欢节的立场竟是解开王小波小说之谜的一把钥匙！譬如在狂欢节上所呈现出来的来自上方和来自下方的东西（权威/民众、精神/肉体、头脑/肚子）之间秩序的颠倒；有关“贬低化”（“亦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层次”）；有关“为肉体恢复名誉”（夸张而怪诞的人体，它的“凹处、凸处、分支处和冒出处”）；有关殴打、辱骂、诅咒、排泄、“粪的形象”；有关发落到物质和肉体的底层之后归于埋葬的新生、弃旧图新、“正反同体”（毁灭、否定中包含着积极、再生）等等，几乎也可说概括了王小波小说中的全部精彩段落。最为重要的是，巴赫金同时指出了所有那些表面上看来“乱七八糟”的东西巨大的思想意义：颠倒的行为，诅咒和废黜一个旧世界及其中的旧权威和旧的真理的代表者，正是为了促使和预备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把原有的、人们愚昧地奉为圭臬的东西发配至下水道，令其速朽，正是为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开辟道路。在那些看似不雅的甚至“有伤风化”的、乱糟糟的场面之中，狂欢、诅咒、再生是同一个词语，是并行不悖和互相生发的。“死而再生”、“死而复生”便是这样的含义。由此我们也才可以解开难免积压心头的那个疑团：为什么出身于严谨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现代科学和学术的训练、在其为数可观的随笔中极力主张理性、求知和文明精神的王小波，何以写出这种文词鄙俗、有人称之“格调不高”的小说？显然，光是具备某种才华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的是更高程度的自觉意识，对于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深刻自觉。巴赫金对拉伯雷这样的评价也完全可以用在王小波身上：
“他是最民主的一个。但对我们说来，最主要的是，他同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也是由于这种民间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那样独特的‘非文学性’……拉伯雷的形象固有一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根深蒂固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权威观念，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同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成规和定论，都是相敌对的。”（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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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3)
我无意把王小波说成“中国的拉伯雷”，这其间的区别在后边我将谈到，但如果说我们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读到了拉伯雷的伟大身影，那么只能说历史有时候“何其相似”，来自民间的精神和力量“何其相似”。在小说中，所有那些民间的立场，冲破成规的革新精神，贬低化和弃旧图新的努力，最终完成的，是王小波小说呈现的独特的文体。也就是说，某种眼光贯穿到作品的一切方面，渗透于场景、人物、动作、结构、语言、细节、穿插、隐喻等从局部到整体的全部形态，从而形成完全是统一的、一致的效果。这是作为小说家王小波的过人之处和取得成功的依据。可以说他富有天才地抵达和完成了一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狂欢性文体，提供了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
“狂欢”作为节日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日常时间中逃逸出去的一部分，是对于现存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是消弭一切界限，打破来自观念的和来自身份、地位、阶级关系的各种等级制度。它的方法和力量产生于无所不在的、覆盖一切的笑声，“以万事万物取笑（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巴赫金语）。王小波自己有个非常朴素的表达是：“从反面看一看”。于是他看到和记录下来的是如同在哈哈镜中看到的那样夸张、变形、怪异的东西。我个人认为，王小波独特的文体，在《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黄金时代》中已经完全建立和成熟，其中同名为《黄金时代》的那个中篇如横空出世，在它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全部这种文体的巨大可能性，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则是信息量最大、处理得最为完备、完整的一部。现在让我们就这种狂欢体小说所包含的某些具体元素及其统一化效果稍作观察。
殴打。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革委会主任老鲁和豆腐厂青工王二之间的追跑打闹，即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两人之间有点虚张声势，真正结结实实的拳头是落在了王二的好友毡巴身上。那是发生在澡堂子里，王二“精赤条条”，“第一拳打在他右眼眶上，把那只眼睛打黑了。马上我就看出一只眼黑一只眼白不好看，出于好意又往左眼上打了一拳，把毡巴打得相当好看”。作为狂欢性质的打架斗殴其嬉闹的特点在于：馈赠老拳者和接受它的人之间没有严格的是非界限，对于任何遭受损失的后果都不予追究。王二打了毡巴（其中一半是出于美学的动机），毡巴仍是他最好的朋友；并且他因为犯下了这桩货真价实的“罪行”被关进学习班，在那里认识了前来帮教他的团支书×海鹰姑娘，从而发生了那桩先进青年和落后分子之间不可思议的“革命时期的爱情”。这样不计后果的殴打具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内，因为短兵相接，甚至具有了一种直接交流和亲切的色彩。
辱骂。要说王小波小说中的人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在我们儿时所使用的意义上），那是千真万确的。像商量好了似的，这些年龄、身份、职位不一的男男女女，虽话语不多，但必出言“凶狠”，针针见血。即使是恋爱中的妇女也不甘示弱。李先生的情人线条（后为他的妻子）一口一个“打丫的！”小转铃路遇十几年前的情人，现为大学教师的王二时，就欢呼起来：“是他妈的你！是他妈的你！”（《三十而立》）好像她们就不会好好说话似的。但是谁都不难察觉，在这种极具民间色彩的笑骂背后，别有一种柔情蜜意在。难道要每一位女性表达感情时都要通过福楼拜或好莱坞的明星之口不成？尤其是在这个从日常世界中逃离出去的“快乐的时间”里。巴赫金指出在辱骂和诸如“你死了吧”这样的诅咒背后，有着和殴打一样的死而复生、正反并举的效果：“辱骂变成赞美”。从另一方面说，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不存在那种十恶不赦、不可宽恕的坏蛋，好人与恶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而也没有那种一定要置人死地的咒骂。一切从嬉戏出发，到嬉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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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4)
恶作剧。恶作剧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出乎意料，使人落空、颠倒事实、混淆黑白，搞得“乌烟瘴气”。老鲁终于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据王二说他是“早有防备”，被老鲁抓在手里的只是他用白纸画的一个假领子，王二本人则“如断尾的壁虎一样逃走了”。另有一次的的确确被老鲁拦腰抱住，他便“直愣愣地倒了下去”，老鲁只好组织人马送他上医院。上三轮车时，“我硬得像刚从冷库里抬出来一样。刚出了厂门，我就好了，欢蹦乱跳。”王二的这种行迹令老鲁大为不满：“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生物室主任兼农三乙班班主任王二第一节德育课是这样开场的：“同学们，男同学和女同学们，也就是男女同学们。我站在这里，看着大家的眼睛，就像看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我不敢看……”在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能全文背诵的那部著名影片中，捷尔仁斯基同志的眼睛直逼叛徒的眼睛，这位老师声称自己在学生面前吓得像个“叛徒”。这个玩笑绕来绕去，像一张纸片对折了好几次。然而让人失去判断，不辨真伪，正是恶作剧所要达到的效果。
怪诞。有评论者努力挖掘王小波的小说中时代、历史和人性的因素，但这远远不能得出结论，王小波的小说是“真实的”或“现实主义的”，它们充其量是一种怪诞现实主义，是怪诞环境中的怪诞人物及其怪诞行为。在疯狂怪诞的背景（或布景）之上，人们的言谈行为乃至外表若是正常的，那就不可理解了。在王小波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生活往往被削减成某个方面，不及其余；这个人本身甚至被缩减至身体的某个部位，被剥光了衣服作一种肆意的描写。
狂欢节道具。狂欢节是在特殊的光线之下亮起来的舞台，这里，不仅舞台上的人物不分尊卑贵贱，而且在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区分，每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其中。在一片陶醉甚至混沌的气氛中，若说有什么制约的、理性的因素，那便是狂欢节道具。其实此时道具的技术含量越高，越合乎科学，便愈增添其狂欢性质。在这方面，理科出身的小说家王小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情和耐心，有关打造、发明等技术活动的描写显然使他兴趣倍增。豆腐厂青工王二小时候热衷发明各种东西，小至“火药枪”、“电石灯”，大至“蒸汽机”、“大炮”、“汽油发动机”，所使用的材料仅仅是“废铜烂铁”，把家里弄得像个“垃圾场”。12岁那年，他做了一台电源，可以发出各种电压的直流电、交流电，把大批的蜻蜓电死。67年武斗时，他是一名中学生，但却作为工程技术员加入了大学生之间的武斗，发明了一台百发百中的投石机，装在自家楼房里（这座楼的居民都撤到楼下“中立区”去了）。这东西“从前头看，像法国造的断头机，从后面看像台龙门刨床，有滑轨，有滑块，最前面还装了架气象站偷来的风速仪”。他对这东西“爱得要了命”，以最大的热忱投身于发现目标、推算距离，风速、拉力、弹道等，不亦乐乎。一度，这楼上还被“铺设了铁轨”，这架投石机和它的主人“就能及时赶到任何危机地点”，而且别人也打不着。于是，一幢好端端的建筑被改造成了一颗“铁蒺藜”，“一座20世纪的住宅楼改成了15世纪的城堡”。王小波笔下的人物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不“入流”，但对于科学的尊敬、赞叹及至少身怀一技之长是他们的共同之点。
“粪的形象”。此类排泄物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还有那些林立的厕所，多是众人合用的公共厕所，以及与排泄间接有关的如痔疮、整个海淀区公共厕所的电话（见《未来世界》），远看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积肥胜地。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获得了一种集体的、集合的形象，远远超出了在日常生活中其狭隘的生理含义。从细节上来看，正是这无穷延续的“粪的形象”，使得王小波和拉伯雷之间的联系有了具体直接的说明。拉伯雷的世界也是一个“粪山粪海”的世界。运用巴赫金在这方面的天才论述，“粪的形象”意味着：第一，辱骂和诅咒用语。第二，快活放肆的物质形象。在这种放肆背后，蕴含着取消一切界线的要求，发出对于禁令、禁忌的挑衅，并提醒着那种叫做“众生平等”（“归于一”）的东西。第三，再生的纽带。粪是要被埋葬的，埋葬于大地深处，而万物正是从这个容纳一切的腹腔中生长和繁茂起来，随着新生命的孕育和生长，粪的含义于是发生了转变。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5)
“正反同体”。巴赫金的这个术语用来表明对立的东西之间互相包含渗透、相反的含义通过互相转化而取得一致。它涉及狂欢节的核心。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在王小波极富主观性的，急速的叙述语流中多少把这个核心直接吐了出来，在原本就已经十分迷乱的背景之上又重重涂上一笔，起到类似画龙点睛的效果。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反复提及中正彩和负彩的问题，爱和恨互相化解的问题，“快乐和痛苦本来就分不清”的问题。王二声称他很爱他的爸爸，理由是“除了他从小到大一直供养我之外，还有他“从小到大每天都打我”。他爱他爸爸的方式是“老盼着他掉到土坑里去，然后由我把他救出来”。他之所以爱上×海鹰，是因为他打了毡巴之后不得不每日对着她“磨屁股”，反省自己，在那间小办公室里一方面与她东拉西扯，一方面恨她恨得要死。终于出于无奈，发现只能“用爱来化解仇恨”。他所打的那个毡巴在他眼里始终很可爱，毡巴那副对王二既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在王二看来“简直是个快乐的源泉”，×海鹰却是个“痛苦的源泉”。可×海鹰仍不免让王二“魂梦系之”，如同他爱毡巴爱得要死一样。王二的这种喜剧辩证法就是腾出八张嘴来也说不清楚。
从若干作品中挑选出这样一些片断面对这样一种危险：只看到作品的局部，看不见它们的整体。实际上完全可以说，对王小波的小说而言，所有这些闪光的局部正是它的整体。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色姆曾经用两个比喻将文本的结构分作两大类：“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极权政府”的文本只顾有效地执行极权（总目标）的职能，将它的“公民”（局部和细节）看做是国家的机能部分，它们的意义要视其对政府总目标的贡献而定。“民主政府”的文本则充分发挥所有局部、个别细节的作用，尊重其“公民”各自的“性格”，并不一味地强调服从。那些细小的部分（兰色姆称之为“各部的肌质”）有时候和那个大的“逻辑构架”有机配合，有时候则呈游离状，自身独立，在这个大构架的屋檐下过自己的日子，像它悠然自在的内部装饰一样。王小波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他的民主精神贯穿一致地体现在他作品的结构之中。那种叫做总的情节或故事的东西并不处于突出位置，作品的前后部分之间只有一些微弱的，甚至是表面的联系，其逻辑层面只能承担很少一部分内容；当然也无所谓伴随情节的发展而展示的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革命时期的爱情》就其情节的推动来说只有两件事：青工王二打了毡巴，然后被关进学习班交待“罪行”（其实只是一回事），然而却从中穿针引线惹出一串串丁零咣当的璀璨细节。它们像被邀请前来参加一次盛宴的尊贵的客人，个个本身即已容光焕发，气度不凡，或兴奋不已。这也是狂欢节的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临时被召集在一起，在一个特定而短暂的时空里，它们一律平等，尽情玩耍，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不知何时生，也不知何时死。而导致这些盛大节日诞生的，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王二”。王二绝不可看做王小波本人，但无疑是他赴汤蹈火的“替身”，他的“代言人”。这个家伙从这个故事串到那个故事，虽身份年龄略有差异，但断不了是那个“小神经”的角色，他是每一场狂欢节乐池上的首席小提琴，由他在狂欢的音乐响起之前“给乐器调音”（尤瑟纳尔语），另外还包括提台词、填补空隙，在各场地之间（回忆和现在之间）穿来插去，救急场或火上加油、惹是生非或息事宁人、蒙骗一方或当仲裁人。他既是孙悟空又是猪八戒，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既是鲁滨逊又是星期五，既是福斯塔夫又是哈姆雷特，既是庞大固埃又是巴汝奇——首席小提琴同时又是舞台监督和他一切方面的执行人兼狂欢节导游。如此嘈杂混乱而又浑然一体的东西当然最终交付给了小说语言，关于这方面的特色，从前面所引的那片断中业已见出，其中充满了诙谐、反讽、矛盾用语、奇异的比喻、悖论等等，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像事先上好色的毛线，它们张灯结彩、酝酿好了充足的情绪，作出要飞离地面的姿态，然后被一条一条精心编织进去，同时又时时“红杏出墙”、节外生枝。我尤其想指出的还有两点：其中儿童叙述和民间叙述的口吻。前者表现为语调急促、句子短小、逻辑跳跃、语法上的零部件时有失踪，稚而拙，拙而朴；后者除了体现为一系列形而下的俚、俗语、歇后语之外，还存在于诸如“这个故事是说”，“这件事说明”、“这件事的真实含义是”这种最古老的民间叙事语式之中。


狂欢·诅咒·再生/崔卫平(6)
我无意把王小波说成“中国的拉伯雷”，其主观的原因在于我若向一个人表达敬意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节制。当然，客观上也有一些理由。第一，拉伯雷提供的作品对他的时代而言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巨幅画卷，他涉及了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讨论了当时全部那些重大问题——教育、婚姻、修道院、经济、科学、司法等；相对来说，王小波的世界则狭窄、逼仄得多，《黄金时代》记载的是以王二为主和他身边一两个、两三个人的“行传”（后来的作品如《青铜时代》着重描写的也是寥寥几人）。第二，拉伯雷的世界中其狂欢活动是全民性的、普天同庆的、民间集市和广场般的，所发出的讽刺性笑声是集体性的、雷鸣般的、暴风骤雨式的；王小波的主人公及其行为则是更加个人化的、更加孤独的，所引出的笑声也是更加秘密、掩卷式的、孩子气和“窃喜”的。同时在这种个人化笑声的背后或底部存在一股不能抹去的苦涩。它们部分出自我们处于其中的特定环境，部分出自王小波对自己才华多少有些自恋——他舍不得节制自己的“过人之处”，舍不得对人对己稍稍留有余地，非要闹到那种凄惨的笑容出现为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的艺术上的进一步发展。比较起《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突破性不大，《青铜时代》中的古代气氛（其华美）和那些残忍畸形的东西并不协调。然而归根结底，王小波的确是一位才华过人、独具慧眼和有独特建树的中国当代小说家，《革命时期的爱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英年早逝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事业的巨大损失。写这篇文章，令我一再沉思普鲁斯特所说的：“艺术家的良知，一部作品精神性的唯一标准，是才能。”“才能是独创性的标准，独创性又是真诚的标准，欣悦快感（对写作的人而言）也许是真正才能的标准”。
如何消受王小波为这个时代所提供的这份独特而真诚的礼物呢？我愿意给人们推荐拉伯雷为自己的《巨人传》第二部所写的“作者前言”的结束语：“如果我在整个故事里说过一句瞎话，我情愿把灵魂、肉身、五脏、六腑，全部交给十万篮子小魔鬼。同样，假使你们不完全相信我在这本传记里所述说的，就叫圣安东尼的火烧你们，羊痫风折磨你们，雷劈你们……”
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不，这些几何学概念绝对不是开始我的故事的最好方式。
如今人们讲虚构的故事时总是声明它千真万确；不过我的故事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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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1)
新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黄金时代》的作者王小波坦言他的小说“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见《黄金时代》后记）。这番含混的意思到了该书编辑的手里，变得清晰了：“这些小说的主人翁都叫王二（当然不是同一个人物），主题都与xing爱有关……全书穿插了不少性描写，作者认为，生活就是这样，无须掩饰……（见《黄金时代》内容简介）——这一含混（坦率的含蓄）——清晰（含蓄的坦率），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在现如今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书摊上很容易看到——当1994年北京的秋天来临的时候，从书摊上随手翻开一本从书名就开始脏得令人不安（恕不举例）的小说（大都为长篇小说），你会发现，从窄窄的第一页起，苟男苟女们就已经上床了。从这个角度说，《黄金时代》没能免俗。虽然小说《黄金时代》的封面没有采用“为了风度，无视感冒及其他”之类的“挂历风格”，可它的“导读”，却真正顺应了“潮流”。
翻开《黄金时代》，“金”有没有单说，通常理念之中的“黄”的确俯拾即是。在这部共收有三部五篇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集中，无须跨页跳行，东寻西找，有关主人公王二的性经历、性心理、性行为、性观念、性手段之类的描写，已是乱石铺街，令人目不暇接。隐蔽在王二身后的王小波，显然是一个状“性”高手。北京知青王二与云南建设兵团某队医生陈清扬的一段恋情、某豆腐厂青工王二与团支书×海鹰的几许姻缘、某医院工程师王二与妇科医生小孙的相恋、同居、结婚等等，被他信手拈来，平常道出，竟也是云雨翻飞动魄惊心……对不住王小波的是，如此这般的描绘和概括，显然会给他带来效益之外的麻烦。可是，本文正在继续之中……更为关键的判断就要出现了——
不错，王小波仅用一部30万字的《黄金时代》就昭示出了他涉足文坛的实力——这种实力当然是由于他写了性。然而，更为要紧的是，他不同寻常地写了性。粗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大致有着这样两种情形：一为浪漫写实，一为自然写实。浪漫写实者如英国的大卫·劳伦斯，自然写实者如国产的贾平凹。这两种对于性的文字呈献状态孰优孰劣姑且不论，就《黄金时代》而言，至少它使我们看到了有关性描写的另一种呈献方式。说王小波涉足文坛的实力即指此，说王小波写性的不同寻常，亦即指此。
劳伦斯书写性事的浪漫高招是一个个近似童话的诗意的畅想，有着太多的英伦雾水，当诗去读，在感人至深的同时难免误人不浅——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之中，我们无法阻止我们的兄弟姐妹不将其当作《新婚须知》一类的小册子去读；而贾平凹呈献情欲的良谋较之查太莱夫妇的缔造者来说，则要逊色许多——贾平凹殚精竭虑所企图攀登上的，仅只是古已有之有案可稽的“脱到不留一点余地”那样一级台阶。港地称这类专事官能描绘的作家称为“咸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除去够“咸”够“湿”而外，另又奉献了一道够“脏”。你不能说贾平凹所谓不是写实，你也不能不说他鸿篇巨制记录下来的刚好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国人所拥有的既“脏兮兮”又“软兮兮”的性状态，可是，就呈献者自身的性态度而言，就显然令人失望——健康不说，恐怕连自然也一点儿没有。而王小波则全然不是这样的——无论有意无意，王小波用他“性”象纷纭的《黄金时代》，试图在拥有浪漫的同时超越浪漫，在搞定咸湿之后超越咸湿——他将诸多性命题中原本就有的元素一一捡了回来，力求让性成为那枚达·芬奇笔下的生动自然的素描鸡蛋。
劳伦斯于性的浪漫写实，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而贾平凹于性的扭捏作态，则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如此背景的映衬之下，王小波既超越了“离经叛道”，也抛弃了文化传统，王小波的聪明才智，也恰恰在这样双重的躲闪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因为，就算是“离经叛道”，也并不保险，那类积重难返式的离叛就更是如此：它容易带来走火式的夸大，入魔式的煽情，而这些与性的事实其实是并无瓜葛的。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2)
王小波写性，第一是稳得住劲儿——他不放纵，不以为所谓真实地写性，就一定是交代器官的位置及其名称如同为人体百科词典写词条儿；第二是拿得准调儿——他不遮掩，不在紧要关头掉链子，不在焦点时刻语焉不详，也不动辄上下五千年地抒情，把琴棋书画诗酒花一古脑地往敏感带上招呼；第三是收得住气——他不奢望，不把性升华成事关国计民生，不把性蔓延为危及民族生存，也不宣示性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切的幸福和温馨……王小波笔下的性，是寻常性，是无师自通、不学有术、既不可阙如又自然自限的性。映衬王小波笔下人物性行为的背景（多为“文革”十年###时期）的不健康，又刚好展示出了人类性行为超越意识形态的一层，并且，它有可能越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越是生机盎然。王小波笔下的人和人的性，在不免或多或少地呈献着五颜六色的环境的、种族的、时代的颜色的同时，更为重要地呈献出了一种自然健康的肤色。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谈性的口吻，甚为稀松平常。这种在描述性、记录性、谈论性时趋向于零度的口吻，显露出作者有意将性还原为平常，还原为衣食住行、酒足饭饱。这样的性，其实不过是一种常识。它当然是一种被民族文化、民族传统过于青睐、过于宠爱的常识，也正是因为这两种“过于”，许久以来，性在我们的生活中，由常识变成了观念和言谈（当然不是举止）中的禁忌。因而，王小波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谈论原本也是稀松平常的性这一事实本身，在还原常识的同时也是在捍卫常识。当咸湿小说对于性的夸张、糟践、污染和浪漫几近将性全线逐出健康概念的时候，王小波以颇为个人化的方式将性拉回了常识的中心。
在《黄金时代》中，除了性，显然还有更多的、也更值得玩味的东西。从数学的角度说，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表达出来的“性本寻常”的理念，亦可由此窥其一斑——性充其量只是我们生活蛋糕上非常诱人的甜蜜一角。那些把性张扬成整整一大块儿蛋糕的人，如果不是存心想把读者噎死，就是如同个头矮小的建筑设计师最愿意设计摩天大楼以求心理补偿一样：要么是阳痿患者，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家，或者兼而有之。《黄金时代》中更为值得玩味的那一部分是值得另外撰文推敲的。尤其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字里行间所呈献出来的那种对于文化和生命的反思之慨、那种对于似水流年的伤逝之情，那种对于荒谬的人类生存现状的反讽之笔，都为现今所谓文坛大家们笔下少有——这大概与王小波同时又是一名学者有关。将王小波的学术论文与他的小说对比着去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有趣之事：不少可以放在论文中的话，王放在了小说中，反之亦然。这种自身的知识结构即可构成优势互补的情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尚不多见。尤其是性这桩无论怎样误解、曲解、渲染、污染都可能拥有读者市场的事情，对于它的呈献者的要求其实是宁高勿低的。考察一下目前敢于涉足性区域欲施展才华一展身手的中国作家的学历档案，就会发现，有关性事描写上的扭捏作态还算是好的，其他者流，除去把自己也脱得光光溜溜以外，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小波的出现值得鼓掌。
有关《黄金时代》文字“导读”顺应“潮流”，文首已经说过。可是，在一个细心而又认真的读者的价值判断中，《黄金时代》不会因此就等同或等值于了地摊文学。正如你不能说张大婶趁着天刚擦黑儿就跑到西直门地铁站门口兜售的茶叶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样。其实所有敢于将性事作为小说主题的作家都充满了风险意识和可资赞叹的奉献精神——而奉献搞不好就会成了出卖。作为读者，捧到手里的究竟是“奉献”还是“出卖”很难分清，可货色的味道他们自有品尝的经验——就算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次大胆的出卖吧！可我认为，他出卖的正是真诚和现今已不多见的对于生命的美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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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辈人曾十分热衷的词，“黄金时代”的词义正在淡化，如同我们的大好年华一样逐渐飘然远逝。那个黄金时代，正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它从“伤痕文学”开始，已经被讲过多遍，以至于快成为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过，假如我们同意故事学大师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论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个老故事，那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则是1994年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黄金时代》分为三辑，包括总题为《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这三个中篇，另外书中还收有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短篇《我的阴阳两界》。这个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叙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没正经，在年轻时，时而是“流氓”，时而是画淫画的嫌疑犯；岁数大一点，又是个阳痿、“小神经”，按某种文化社会学的意见，属于次文化或边缘文化一类。总之，在人群中是异类。而王二们，还要算是异类中的异类。比方说，同是受到迫害，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还是《资本论》的信徒，王二们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一点不错是搞了男女关系，犯了打人错误或者婚前同居、婚后搞婚外恋。在这一点上，他们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当回事的一群，或者说是混沌的一群。这群人，在xing爱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区域里，他们放浪形骸，挑衅成规和传统。xing爱，并且不合社会成规之xing爱，正是王小波这个集子中反复分析的题材论域。《黄金时代》开篇便挑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xing茭。这种直言不讳是王小波叙事的基调，基本的风格。岂止是直言不讳，他还要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把人们历来耻于言说的性、性意识、性的感觉、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现形态、性的惶惑、困境与奇妙情趣说个透彻，令其摆脱混沌而被洞悉、澄明。无论是否赞赏作者的手段，它产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惊异。
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这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离了人群到深山里野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节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与人物供认不讳的荒谬关系，以自供状的叙述，言说了xing爱惊人的力量和美丽。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莋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xing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偷情者的对话，也充满戏谑风格：“我把小和尚拔出来，把米青.液射到地里。她在一边看着，面带惊恐之状。我告诉她：这样地会更肥。她说：我知道。后来又说：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对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联系着人的内在资质，他们的性格、行为方式。《黄金时代》中反复出现两类人，李先生一类，王二们一类，前者是穷困潦倒但执迷不悟的成年人，后者是无法无天、捣蛋闯祸的顽劣少年。不过这两类又可以说是一类，一群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无论他们是书呆子还是小神经。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投凉冰冰，就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问一个“对头吗”？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另一个李先生（耽读西夏文，以致丢了饭碗）的破内裤、内裤里露出的屁股（“像个风干的苹果”）一样，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内心恶习与抽狗屁烟、喝狗尿茶、听狗屎收音机的物质享受极不般配又自然浑成，使得中国李先生们在日瓦戈医生等同类中决不会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们性成熟过程中重要的青春体验。王小波在描写叙述者——小说家王二的精神成长时，一些优美独特的语言意象依然与xing爱相依存、并由此引向人对自我的追问。他写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松动，落叶遍地，王二仿佛顶着落叶的黄金雨。他念诗给女友听：“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还有，他这样描写恋人的夜：“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黄金时代》开始于搞破鞋的交代回忆，中间由《三十而立》过渡——这个过渡包含杂耍性的现实生活片断，又包含关于精神与肉体各种欲望故事的插曲——最后终结于对似水流年、生命的终极价值的体认。xing爱、历史、生命与艺术在此融为一体，敞开了王小波所用强光投射出的一个价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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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2)
二、自由叙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国内引起专业批评家关注与喝彩的小说集，这一反响实则姗姗来迟。在此之前，集中的《黄金时代》单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说《未来世界》也先后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16届中篇小说大奖。此外，王小波还曾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长篇传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以及《我的舅舅》等计算在内，那么他实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说新人，最起码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传故事》已经透露了王小波与众不同的创作路径，这就是对老故事的重说、重新讲述。所谓“秘传故事”，作者何以得之？显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虚的标题下乘虚而入，尝试移花接木、故事新编。他将现代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或将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
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满足过仅仅是说故事，对说的兴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其形式自由的热爱，而他的热爱自由更见之于通过这种自由发挥的叙事游戏，表达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达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俯瞰。这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见出。我说俯瞰，是因为王小波在这些作品中发展出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事。如他改写唐传奇的《红拂夜奔》，其中数学家王二的故事与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对话，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有各自对爱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们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写实与幻想寓言两种体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限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创造、爱情这些生命的永恒价值与极权、昏庸、世俗之间长久的对峙。
自由叙事，一个关键是对时间的处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一张多重时间的网络覆盖于xing爱之上。有现在时间（我现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过去时间（我和妻子留学、旅行欧洲时），有过去进行时（我对×海鹰交代问题，接受帮教），有过去完成时（我交代1967年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时间跨度繁复阔大，空间遥远的事物发生奇特的组合。例如，达利画的塔楼与大炼钢铁的标语，小孩爬高楼摔断胳膊，胳膊里流出的筋膜与“湿被套”的感觉，还有高炉残骸里的屎与避孕套，这些不相干的图景，由“塔”这中心意象生发出来。穿过弯曲的时间隧道，超现实的画风、稚拙的性体验与乌托邦实际景象相遇，光怪陆离。
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xing茭；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弓虽.女干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弓虽.女干。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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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亀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亀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亀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xing爱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屁股）里，放射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荫毛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鸡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乳防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肉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屁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阴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淫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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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乳防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处处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想寻找作品内在含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身。阅读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含义。作者用一种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感到一种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感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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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性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高格的美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性几乎无法回避一种两难抉择：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种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性感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美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交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种无止境的窥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子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写进了交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子感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精彩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阴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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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嫌，但是笔者决定不加改动。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又何须掩饰？虽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活过来，还要这样一步步活下去。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作者写性，是在写生活、写生命，无须回避。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媚俗，不在于它是否写到性，而在于它所写到的性在全书结构中是否必要。滥用之笔方可称为“过分”。再者，媚俗者写性必然会写得浮浪虚假，关键则在于他们把性制作为某种消费品，而没有把性理解为生活本身，或者说，他们从根本上就缺乏对生活的理解。好作家笔下的性总是会引发对生活的观照与思考，每每令人正襟危坐。当然，有批评家早就指出过，对于那些见到圣母像都要起淫欲的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读过《黄金时代》，香港版，出版商竟易其名为《王二风流史》，且收入“风月系列”。据我所知，这使得王小波颇为恼火，所以这回在大陆出版，他坚持把书名改回来，宁可冒不畅销的风险。我曾戏言，《红楼梦》原先也曾名为《风月宝鉴》，港台的出版商抑或大有深意？难得的是台湾人毕竟能认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书中第一辑曾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之中的中篇小说奖就证明了这一点。易名为《王二风流史》也并非完全不切题，书中主角叫王二，的确有好几档子男女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难称风流，倒得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神韵。因此，《王二风流史》一名过于外在，未解其中之味。但要港台商人解得此味未免要求太高，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黄金时代”。
全书由3个中篇辑成，但由于人物与情节不乏连贯性，一气读来倒也仿佛读了一个长篇。从王二的半世人生中截取了3个时段作为视点，于是有了《黄金时代》（20岁），《三十而立》（30岁），《似水流年》（40岁）3篇，而其生途际遇却在其中交错蔓延。20岁的青春活力无所收束（缺乏凝聚点？），金灿灿地抛洒在穷乡僻壤（插队在云南）。xing爱是自然的节奏，挨斗挨批是社会的旋律，二者协奏成曲，怪诞中被嘲弄的是某些观念，被显现的则是不可遏制的生命。30岁时生活居然又重入“正轨”回城入学且做了大学教师。无奈已然“偏离的原子”（取伊壁鸠鲁之意——本文笔者）梦魂难归，时时刻刻只感到“而立”的别扭与可笑。实际上这别扭也因环境而起，原以为一场震荡已改变了一切，回过来却发现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方式。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的“洞喻”，出洞见过另一番景象的人怕是很难再老老实实地呆在洞里。40岁人谓年届不惑，偏偏却蓦然回首，一咏三叹地追忆似水流年。几个难忘的人，几件难忘的事，反反复复在那儿敲击。其荒唐，其惨烈，是够人想一辈子。然而那种轻淡幽默的叙说却直让人啼笑皆非。掩卷长思，又只觉它胜过声泪俱下好几筹。
我这样来概括全书的内容难免失之过简过粗，而且势必有欠准确。小说你得去读，不能听人介绍。观王小波之走笔，很快就能发现他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有人说他走了黑色幽默的路子，似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想补充强调一点：这不是说他模仿或借用了黑色幽默的叙事方法，王小波的独特叙事是和他的独特感受血肉相连的。独特的感受包含了独特的领会，文学家的才能正在于使之直接得到独特的表达。杜甫写寒露，却道“露从今夜白”；加缪写下雨，竟说“终于把大海都淋湿了”。即便是一景一物，一落笔也惊人，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语言与感觉浑然一体，易一字便不再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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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2)
王小波就具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说来惭愧，我与王小波是同代人，经历也大致相仿。每常暗自思量：我们这一代人几十年无功无果但却有声有色的经历不该被我们带进坟墓，写下来，记录下来，或可为时代见证一二。然而却苦于下笔无神，一说就是套话。套话也者，人云亦云而已。自己的经历套在别人（或众人）的理解之中，表达出来自然有隔靴搔痒之感。也有人不顾隔靴之苦，连篇累牍地写，读来却让人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无他，许多作品都只是某一众人认可的观念之图解，不是独特感受之直接的独特表达。文学作品就是奇，恰恰是其独特的个性最能打动人心，使人从深处领略到某种普遍性。缺乏文学才能如我者，既不满意作泛泛之谈，便只好让自己那一点感受窖在心中馊掉。间或发出一声喊，也直如鲁迅先生所云：“天地之大呀，我说不出；父母之恩爱呀，我说不出……”说不出有说不出的苦。王小波却说出来了，真真切切地说出来了，既不落套又不离谱，既没有（如某些人）煞有介事地作反思状，也没有（如另外一些人）故作姿态地作潇洒状。他也在严肃地思考，他也在机智地调侃，但这一切都毫无卖弄之嫌地融入了他独特的叙事之中，朴实无华，轻淡幽默。单从这一点讲，他的作品《黄金时代》已经是我们时代难得的一部文学作品了。如果多有几位这样的作家，各自从不同角度叙说，一代人的陈年旧事也许就能在较为充分的显现中重获生命，成为鲜活的记忆。据我了解，王小波本人是一个不善经营但却十分勤奋的作家，已完成和待完成的作品还有许多部，我们有理由寄予厚望，期待它们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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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1)
读《黄金时代》，首先吸引我的是其中的逻辑。王二插队那地方的队长说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若想证明他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1、队长家没有一只母狗；2、或者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王二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不巧这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王二知道是谁打瞎的，但他不能出卖朋友。然后，又有传闻，说王二与另一个队的医生、丈夫坐牢的陈清扬搞破鞋，要证明他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王二是天阉之人，没有xing茭能力。不幸这两点又难以证明。
这大致就是《黄金时代》的辩伪逻辑：如果说你8，你证明你是7，是6，或者是9，是10都没有用，你必须证明你是0，或者根本不是个数字才行，余者可以类推。比如说你“反动”，说你是“坏人”，大致也都得如此证明，也就是说，你必须证明你根本不会动，你根本不是人才行。当然，这些证明都很难。不过，王二也有自己的办法：一天他借了朋友的气枪上山，看见了队长家的母狗，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这条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了——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对于搞破鞋的指控，大致也是如此办理，因此才有了一个咸湿的故事。但是，在那个时代里，许多人并不是都能有王二这种办法的，于是自戕者有之，发疯者有之；真的反动、真的不反动，真的不再是人者也有之。
王二后来出息了，还写了篇哲学论文，他举出下面两个推论：1、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也会死。2、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万岁！这两种说法王二都接受。他认为在他所在的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存在本身，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只是具体应用时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存在，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出必死的结论；事关生存，那就高喊皇帝万岁万万岁。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同时说“皇帝必死”和喊“皇帝万岁”，可以无比热情地同时唱“从无救世主”和“出了大救星”。
我们很少读到真正有哲理意味的小说，我这里所说的“哲理”不是明确的道理，而恰恰是暧昧的、刺激人思考和分析的，如卡夫卡的小说所提供的。我想，8年前出的忆沩的《遗弃》是一本，不过它很快就湮没无闻了；最近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也是，但也罕见书评。王小波这本书也应当算，哪怕就凭作品直接描述及其中隐含的逻辑，其中还有许多看似荒谬的故事，例如王二总被老鲁追逐、武斗守楼等等，当然，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王二这个中心人物。
王二想按他真实的本性去生活，但是，他又生活在一个有相当多禁忌和面具的时代，王二是少有的一个在那样一个掩饰的时代里不加掩饰的人。所以他老是磕磕碰碰，王二对强者不以为然，有时也有损招，但一般并不正面对抗，对女性、弱者、受害者相当心软，甚至有点怜悯，但这种怜悯一般总是隐藏得很好，只是偶尔一露，例如在贺先生横死、刘老先生馋死的时候。王二碰到障碍并不想斗争或者率众反抗，他的办法是不争辩、不正面对抗，不妨有一些妥协，他不执著，对什么事都有点无可无不可，但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让别人无可奈何，他自己也无奈，但绝不是一种沉重的无奈，而是轻轻松松的无奈。他的许多行为几近“下流”，但他并无恶意，并不想伤害谁，他甚至可以说是经常做好事的，虽然这好事满足了对方的心愿，却被社会视为“坏事”，他做这种好事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热情，当然也不是损己利人、舍身饲虎。他有几分义气，也有一点痞气——而这种痞气也许是为了对付同样带有一点痞气的时代，这种痞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一本正经的时期之后，时代突然放松了一下，虽然放松了一下又马上收紧了，但一旦尝过这种滋味，本性如此的人就再也不愿意放弃了。
王二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物？是一个“反英雄”？一个“局外人”？还是一个“多余人”？是一个现代“游侠”还是一个都市“流浪汉”？是更像堂·吉诃德还是更像唐璜？甚至王二到底是几个还是一个？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无论如何，王二这样一种形象、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受方式、这样一个记录时代的方式都是极其独特的。王二是一个不想与时代对抗但还是有点不合时宜的人物，然而又恰恰要由他来看这个时代——由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来看这个时代，也许是再适宜不过的。王二这一形象的意义尚难判断，但却足可以使作品传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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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2)
对《黄金时代》我只是初读，又是仓促交稿，只能谈些印象。我感觉作者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极具功力，包括在古文与外语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作者对小说形式可能性的探索达到了竭尽其所能的程度，具有相当的创意，其叙述的角度和方式不断地转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形式的探索也有可能失去一些读者，包括一些作者并非不介意的读者。作者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和想象力则使人印象至深。语言、想象力和幽默感，这已经可以成就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了，而我还感到了作者的一种深厚、开明的智慧和学养。所以，这样一个作者的猝然离去，不能不让人感到极其痛惜。在一个大量制造印刷品的时代里，好作品很容易被淹没，于是我希望有好的批评，好的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抗这种淹没，预先指出那在时潮退后会仍然屹立的东西，而不必以作者的死为代价。


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1)
——关于性价值观的超越
邢小群
文学艺术与人的生命体验、生存方式的某种同构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规避文化对人的制约。近些年大陆文学中所展示的当代人在现实的性文化格局中的困惑，作家在同样格局中的困惑，让人感到一种人生的永远无解。而《黄金时代》令人耳目一新的，不仅是它以幽默、机智的话语讲述了一个不必当真的故事，更体现在它以性意识的自觉对文化困惑的摆脱及对传统性价值观的超越。
一对知识青年的一段xing爱经历，被放在大陆“文革”那个非常荒谬的时空中结构成故事。背景的荒诞往往可以反衬人的某种真纯。如果我们不去从政治的或是社会的角度而仅从人性的角度去阅读它，便完全可以不去理睬那个富有寓言意味的背景，或者把小说自始至终戏谑的那个人文背景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更封闭、更荒诞的文化心理空间。当21岁的知青王二意识到自己发育成熟的时候，产生了性渴望，希望体验一下男女间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性能力。同样被发落到云南农村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却“脸不黑而且白，乳防不下垂而且高耸”，便被周遭污辱为“破鞋”。她曾洁身自好地粉碎过各种人的不轨觊觎，只因王二是唯一能看透个体真实在集体无意识封固中的无助，是唯一试图以“不无辜”给那个“纯洁”的世界带去些人性的本真，所以出于理解与心灵的沟通，她以友谊的方式与王二建立了性关系。在以后的xing茭流、性体验中，他们产生了爱情。“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这段感情经历主人公是以犯罪的身份通过检讨的方式描述出来的。但作家却写出了王二与陈清扬在别人道貌岸然又百般窥探的捉弄下，那种从容、坦然并不耻于言说的姿态，且冷静得潇洒，洋溢着性体验的灵感。“我写的全是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有无比的魅力。”小说的叙述层面似乎指向王二对羞辱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嘲弄，然而却让你看到人所应有的那种自然、合理的生命形态。或许是文化制约到了极致，那么战胜它、超越它就来得更为彻底。在这里，以往小说中那种人在性秩序中的困惑已荡然无存，人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事情是以它本身的自洽性呈现意义。作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食色都极度匮乏下，极力用《资本论》这类精神武器来武装自己，以证明自己从精神到肉体具有较高的素质。其实，这是一种人为的文化矫饰，他让人感到的是人的理想式自我塑造。而王二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人的纯粹的一面。在作家王小波看来，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就如同那些反人性的荒谬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存在着一样。他的小说以一种文化与人性对峙的格局，表明着对性文化困惑的精神超越：人越想证明什么，越不能证明什么，人的道德自律在于要正视自己的纯粹、自然和真诚。
小说对俩人性关系的描写，细致到双方微妙的心理感觉。但是从阅读效应看，绝没有阅读《金瓶梅》时那种心理的反感，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体验的美感。性在文学作品中从来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让读者以意会代替直接的阅读。这都是出自于对性的羞耻心。
羞和耻是体现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文化因素。最初，当人质朴地将性与人的其他需要处于同等位置时，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财产式婚姻以双方互相占有的方式出现时，两性关系便成为排他性的私情。事实上，人类的两性关系以婚姻形式出现以后，一般都是以男性个体对女性个体的独占为特征。生理的独占要求相应的伦理秩序和心理导向，就需要把性负面化、隐秘化、私有化，于是形成了羞耻心文化。文明史同时就是羞耻心文化史。排他性越强羞耻心就越强。否定人性感区的暴露，否定从性行为中获得感官和心理的快乐，否定正常异性之间的交流，否定富有性感的服饰，这都是而后形成的伦理和心理定势。对它的约束性愈强，对它的负面价值的确定就愈强。在男权统治的生活世界中，羞耻心多赋予了女性。在男性创造的女性中，女性的羞耻心越强越好。羞耻心导致“抑制效应”。那么，即使在夫妻之间由于这种心理作用，性生活也不会是舒展、平等、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压抑是避免不了的。以往的文学多回避写性，自然是这种羞耻心文化使然。当然，也有人躲躲闪闪地写它；也有人放肆地写它，而当放肆与猥亵并存时，还是羞耻心文化的变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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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黄金时代》/邢小群(2)
中国文学超越羞耻心文化也只能出现在20世纪的今天。《黄金时代》就是一次超越。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将他笔下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漫的诗化来表现。《黄金时代》则在对以往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中立化，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当然不意味与作家角色的复合，但观念是一致的。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恶时，叙述起来就十分随意而平淡。我们阅读时的心理体验也随之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净化了。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之中体味到感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王二写交代材料，如何细致具体都过不了关，或者说都难以填平看材料人欲壑之心。但陈清扬只写了一次，检查便结束了。因为她写了自己的真情，写了因爱和喜欢产生的最真实的心理。所以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这“罪孽”便是人性中最动人的一面，恰恰是它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无地自容，自惭形秽。在小说主人公看来，人们认为最为羞耻、最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最不值得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别人以为是私情，“我”却以为那是人所共有的寻常事，所以“我”叙述它就像公众事物一样；而恰恰小说不得不流露出的感情，才是每个具体人的私性，才是最为个性化的东西。作家若有羞涩也当在这里，因为他总在揣测读者是否理解它。这是小说全篇的一个亮点。它让我们看到对羞耻心文化的超越是在什么样的人生境界上实现的。
超越了羞耻心，也就超越了“性沟”。把男女放在同等意义的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去体验把握，由不平等意识造成的性沟就不存在了。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揭示了，两个人的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心理要求，但是两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个性的。他们精神上是平等的。无论是为了友谊还是为了需要，传统的所属性的性道德在这里已无能为力了。
困惑、羞耻心、性沟都是在价值取舍中产生的。20世纪的文化思潮为我们提供了多元价值参照及终极价值消解的认识观。如果不去进行唯一价值的选择，就会迈上超越困惑、羞耻心、性沟的一个新的精神层次。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显示的超越，恰恰是价值的超越。从它价值中立化的叙述格调看，性的美与丑都是文化的价值观使然，而对人来说最为合理的常态为什么不让它自自然然存在着呢？
总之，观念的不同，带给了小说一种全新的叙述和阅读时的全新感受。这当是文学中性表现值得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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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与恋爱这两个母题常常分不开，甚至，像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互不讨好又合法地同居在一起。于是当批评革命文学的公式化现象时，产生了“革命加恋爱”这个贬义的批评术语，而在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又出现了“志同道合”或“人性论”两种表现模式。虽然时代有别，但在有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即在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恋爱中，恋爱本身，均不涉及性。所以无论志同还是志不同，爱本身是带情欲色彩的，它或可称之为意志之爱或意念之爱，总之，爱的核心以思想、观念为主。这可以举王蒙小说中一首情诗为例，这诗的题名就叫：《给我一点意见吧》。当然，这也不是说，写实派作家王蒙在这方面胡编乱造，相反，我倒趋向于相信，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就是这样恋爱、这样看待恋爱的。这也合于伟大领袖的教导：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家都在有缘有故、思想缘故上做文章，这样，革命文学中的爱可能成为思想斗争、###的扩大、延展、继续，并且基本上不涉及性欲。这种无性之爱与恨泛滥于革命文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新时期文学中，张贤亮的作品以其对性的大胆描写首先在这一题材疆域打开缺口，引人注目，正是他把这个一直不为人正视的东西，人的本能，人身体所强烈感到的饥渴——食物与性，引入了作品。张贤亮把革命加恋爱中的恋爱行为变成了有性的行为，这恋情才算多少走出了意志、意念的圣殿，带上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色彩。
但是王小波仍不属于这个经过革新了的叙事传统。出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年代恢复高考后就学于商品学系，后又到美国留学，拿到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经历显得杂乱无章，略为显得杂而不乱的则是，当他年近不惑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始终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它被叫做革命、在我们已往的意识及其文学中——把似乎已成为逝水流年的革命时代，作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母题。只不过，作为定义，王小波宁愿向一个西方传统认同，这正如他的自述所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维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在西方文学中，乌托邦曾经是《理想国》，是《太阳城》，这些代表了人类的理想与完美之追求的作品要算正面乌托邦，但是在20世纪，反面乌托邦作家描写的是一切都按完美的模式铸造出来却完美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因为它的完美，人不再成其为人，而成为《动物农庄》里的羊群。反面乌托邦影射了20世纪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20世纪以前的人没有感受过它，也就没法想象出这么一种文学意象来。而不管反面和正面，乌托邦本意是空想，就是说它是与现实对立的，不现实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居然经历了作为历史的乌托邦，所有世界上通用的语汇难免都分错了位，正像指驴为马、指东向西、一切都乱了分寸。那是怎样一种情景？你又如何去分辨这个革命时代有多少可取之处，多少不可取之处，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五五开？不，王小波根本就不上这条分清主流与支流的习惯轨道，他就照乌托邦本来的面目去写，照它本来的真幻不清、混沌混乱、照它的语言、语义、逻辑、心理的悖论面目来写。这里有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种全体荒谬，从前提到一切具体结论、细微末节的荒谬，但不是西方现代派作品中的无理性荒谬，而是有理性的，所有的荒谬背后都有一整本革命时期的逻辑推理。
这样，王小波就在《黄金时代》之后，写下《革命时期的爱情》，探讨xing爱这个问题。小说主人公还是叫王二（王小波小说中许多叙事者共有这个符号性质的名字），这回的王二除了长相凶恶丑陋、个子小、毛发重之外，像其他王二，也像西方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样，是个非英雄的小人物。时值70年代，王二，是北京某豆腐厂的小工人，被疑为厂厕所淫画的作者，这样，由于这个怀疑（恰巧他是个绘画爱好者）他就陷进了一个自己没法儿选择又没法儿逃脱的迷宫了（迷宫是王小波小说主人公的基本命运和处境）。在他面前，受到怀疑而被朋友掏兜、发现被掏兜而出手打人、因打人要被治罪送去劳教、因害怕劳教而老实接受团支书×海鹰的帮教、接受帮教后屁股生了痔疮、交代自己1967年参与派仗与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这些个圈圈套套一环套一环把王二绕了个结实；情节就在这一边结套一边解套的同时、回环往复、曲曲折折地进行。王小波以他擅长的自由联想、即兴发挥，描述了一个革命时代，它简直就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一样不真实，而不真实却正是这个时代、这类乌托邦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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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2)
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时代理所当然地是一个无性时代，因为性是一切动物的本能，革命时期的人崇尚理想，崇尚一切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素质，不能接受人有其动物性的观念，并且敌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不幸的是，生命、本能、激情、冲动以及性的成熟，不顾这个时代的革命与否，它生长起来，带着其先天的自发性，在强大的革命时代的社会力量下，隐秘地结出各种怪诞的果实。王小波透视xing爱在革命时期的处境时，便是表现了当时的人们之间情爱关系的怪诞性。老鲁徒劳地追捕王二，王二莫名其妙地成了嫌疑犯，绞尽脑汁地逃避老鲁，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过是无聊乏味的政治运动年代，更年期妇女病态的畸形发泄。换句话说，那种病态的政治热情，类似群众性的性兴奋，集体发作的窥春癖，在无性的严肃表情方面，实在有一种与性的曲折联系。性本身受到压抑，而在窥测他人隐私、干涉他人自由、剥夺每一种独立意志的行动中，压抑了心性本能获得快感的满足。
作品中有几组不同的时空组合，彼此形成对比，在中国北京，欧美大陆城市，在我与毡巴的同xing爱（多少带有施虐性质），我与革命一代的情人，与现在妻子或对立、或和谐的xing爱组合中，作者开拓出一个广大的描写领域，而我与×海鹰的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出了精神与肉体的敌对关系。她是正面人物，我是被帮教的后进青年，流氓，这种角色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性的对立状态：×海鹰等着我去弓虽.女干她以表现出自己经历严刑拷打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但我与×海鹰两个人与这种角色的指派定义实际上不相符，她并不是受虐者，我也不是施虐狂，这样，两个人的性关系只能有性而无爱，灵肉分离，肉体上成功而精神上失败的状态。这一情境对既往那种无性的革命文学传播的性意识是一个有力的揭示，即两性间的肉体行为只属于敌我双方、施虐与受虐范围。既然在一系列小说、电影、英雄传说中，只有严刑拷打才涉及肉体与肉体的接触，只有日本鬼子、汉奸才弓虽.女干妇女，那么，xing茭便只有一种可能，它联系逼供与受刑，施虐与忍从，鬼子与革命者。无论哪一种形式，它唯独不可能是男女之间的自然交融，意识形态角色的化入把性的自然状态变成了政治行为的模仿。我与×海鹰是革命时期那种虚构的有害的性意识的牺牲品，而虚构的被政治毒化的性意识，这恰恰是乌托邦现实的一个特征。
我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显示的是一种向自然归趋，但仍无法融洽的男女之爱，是一个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有爱而身体无法融洽的另一种灵肉分裂状态，这包含了生理的成长经验。这种生理的性体验与人物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对小孩来说，是英雄感的幻灭）相融，延伸出情爱关系的不同意义，它是游戏性的安慰，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不合适的安慰。这一处境实际上是乌托邦政治中人的处境的象征。政治中的人只是些玩偶，所有的战争、光荣、失败全都是玩偶之间发生的事。它们是那样不真实，犹如我与姓颜色的大学生的无性之爱。
我对×海鹰不断交代我过去的“恶行”，这时，叙述常常变成一种童年及其少年心境的回忆，这种回忆本身，又成为观照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性质的特定叙事视角。在这里，包含了王小波处理历史现实内容的独特方式，他不是模仿，不是再现，而是重构。革命，对于一个向往神奇、向往创造发明的少年人来说，是一场狂欢节、一个巨大无比的军事游戏，他热情无比地制造弹弓，投石机，参与把自家所在宿舍楼改造成一座铁蒺藜的军事行动，这样，“伤痕文学”中出现的悲剧情调，《枫》一类作品中描写过的攻楼、应战、战斗在这一视角里全都丧失了庄严，暴露出来的是荒谬滑稽，连同死亡也是滑稽的：一丈长的矛枪刺穿了一个人，这景象便是人在地上旋转，“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呢’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罢，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由于这种在场又游离于现场的少年视角，革命本身也被还原了其游戏性质。它是政治家的虚构，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是游戏般的虚构。它让一些文质彬彬的文科学生穿上自制盔甲如同“王八人立起来”，像中世纪的骑士一般为了国王而进行械斗。在这些滑稽反讽的意象和比喻中，再度强调了乌托邦的含义，没有悲剧发生，有的只是游戏动作?；一切进攻或退守、战斗或牺牲，一点意义都没有。无意义就是这个革命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的悲剧不在它所包含的故事和角色，而是在它自身。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3)
王小波的作品是耐读的，他作品的表层叙述常常是佯谬的，思想之机锋隐含在未说出的大量潜台词中，它诉之于读者对幽默感的领受、回味。我觉得，作家突出的才华是在他训练有素的思辨力和想象力。前者见之于他作品中大量奇思异想的议论，对某个荒谬情境的反复分析，直至其荒谬性穷形尽相，无所逃遁。例如他所写到的“磨屁股”、“革命时期对性欲的影响”，关于漂亮所导出的“很复杂的伦理问题”，“忆苦报告中地主老财的屎橛子”，其中罗列出的逻辑推理及事实演绎过程，常常把革命时期里常见的生活场景，概念表述的荒谬性推向极致。与此同时，他随时引入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各种文体，名人名言，作为论理、引喻，或以质疑、反诘造成对比。这些引入，带来多种尺度陪衬或反衬一种情景。另一方面，王小波也显示了感觉的敏锐和表达感觉的独特风格。在×海鹰眼里，我的家伙丑极了，“从正面看像只没睁开的眼睛，从侧面像只刚出生的耗子”。“我躺在姓颜色的大学生身上时，觉得她像一堆新鲜的花瓣，冷飕飕的，有一种酸涩的香味。她的乳防很漂亮，身体很强壮，在地上躺久了，会把地上的柴草丝沾起来。”这些地方，比喻很新奇，好像一种女子的裸体的雕塑，精致而富有质感地表现了不同人物对性的感觉。在对城市、对景物的描写中，也常常充满了味觉、触觉、嗅觉交互贯通的印象画，令人拍掌叫绝的有一段是对豆腐厂厕所之臭的形容：“四季有四季的臭法，春天是一种新生的、朝气蓬勃、辛辣的臭味，势不可挡。夏天又骚又臭，非常的杀眼睛，鼻子的感觉退到第二位。秋天臭味萧杀，有如坚冰，顺风臭出十里。冬天臭味粘稠，有如糨糊。”作者由此生发想象，继而联想到人的命运，人在臭味之流中如五线谱上的音符，如湿被套，乃至于将出入臭气想象为一种生活态度、寻得快乐的方式。在这些地方，思辨与想象的能力使作品中缤纷多彩的文字画转化为象征和隐喻。
在我们已有的革命与恋爱的叙事作品中，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它以其对社会心理及性体验的勇敢揭示，以与西方现代作家相通的坦率、幽默、机智和想象的才情，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水平，在此之前，我们还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在分析的彻底、描写的大胆和讽刺的强烈性方面如此令人震惊。


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李公明
读完《白银时代》，有这些零散、飘忽的随想：
1、王小波说，他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
现在大家都说王小波的小说好看，同时又在那里面看出很多思想。问题是，“好看”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另外，不知道“思想”——如果有的话——是否也是一种“夹杂”？
读完《白银时代》，我觉得它比较起来不如《黄金时代》“好看”，但它似乎更耐看，因为他的一以贯之的非正常逻辑的预设、幽默的戏谑和在卑微中透发的自傲等等在这里都更为逸出了经验记忆的轨道，从而在一片更为单纯的深层经验中描述感受和展开想象。它使我们更为耐心地勾寻记忆和想象未来。
以往的师生恋的题材很少有很耐看的，因为它们都急于歌颂爱情或剖析爱情，作者的心绪都有点浮泛。王小波以“老师”的一句话“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来作为谜语，爱情的故事与关于未来世界的谜语交织在一起，变为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他不忙于被爱情感动，而是冷静地感受爱情中的种种细节。
“好看”的真正底蕴在于耐看，我宁愿停留在王小波表面的那些新奇而惊人准确的感受和描述之中，这种停留不是在“想”什么东西，而是在“看”、看得舍不得离开。
2、“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谜语，对于读者，何谓“白银时代”也是一个谜语。作者对于它的出处有个交代：“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我相信这是作者真实地深爱着的未来时代，人应该生活在这种时代。
然而，“现在是2020年”了，“我们生活在白银时代，我在写作公司的小说室里做事情。但这个现实中的白银时代并不美妙，人是写作机器，无非是枪毙别人的稿子和被别人枪毙自己的稿子”。理想的未来时代、真正的白银时代永远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王小波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他以理想的未来抵制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现实。
3、在这篇小说中，最令我喜欢的结构和意象是“生活”与“小说”之间在理念上和故事上都交织叠错在一起。作者在这里透发出智性的光芒：生活和小说一样，都无所谓真实或虚假，真正有意义的区分只有一种——你真正想过的生活、真正想写的小说与别人要求你过的生活、要求你写的小说绝对不同。
4、书中的许多想象和描写惊人的美丽，而且自然和不着斧痕。“我”趴在课桌上的样子像蛇颈龙，这真令我叫绝。在可以嗅出臭鸡蛋味的雨夜，看出“这种雨确实美丽，落在路上，就如一塘风信子花”。把夫妻生活戏称为越扎越浅的皮下注射，等等。我相信这些想象和描写既是心智的自然流露，也是刻苦写作的产物。它们惊人但不过分，美丽但不媚俗，因而显得真实和耐看。


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1)
——读现代传奇《红拂夜奔》
艾晓明
“李靖、红拂、虬髯公世称风尘三侠”，王小波的《怀疑三部曲》第三部《红拂夜奔》，从这句话开始，好像念了一句神奇的咒语，一扇奇情、魔幻的大门徐徐开启。可是，且慢，这句话引起的对神话传奇的期待立即被自相矛盾的判断打破：“大隋朝的人说，洛阳城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但唐朝的人又说，长安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宋朝的人说，汴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所以很难揣清到底哪里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城市。”王小波以他一贯的机智反讽风格开始这段新的叙事旅程，在这次阅读中，我们将随他进入充满奇情异想的传奇世界，又不断返回叙事者或云虚拟作者——数学家王二的现实生活、生存及xing爱的内心戏剧。我们在幻想和现实的两重空间出出进进不断感受到，真与幻的界限渐渐模糊，最后我们不禁疑惑，究竟是传奇人物阐释了我们生存处境的荒谬，还是我们把荒谬注入了他们的世界？
王小波不管这些，他一点都不在乎人们怎么确定了历史与现实、想象与再现的界限，他仿佛是本能地趋向于打破这些、颠覆这些、混淆这些，从打破后重新拼接、再也分不出彼此、互相映证自由诠释中，产生了他称之为“历史狂想主义”的现代传奇。这一传奇旨在把我们生活中显而易见的荒谬性变成喜剧，在喜剧化的想象和反讽画面里，我们听见了笑，是昆德拉所说的那种笑——对天使、对一切被视为圣物、要求崇拜的乌托邦乐园的笑；是自拉伯雷、塞万提斯以来，那些戴上叙事的假面，在小说的狂笑叙事中纵情恣意调侃戏谑之笑，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在唐人传奇中，王小波把风尘三侠的故事离析出来，他只取了时间、地点、人物及三人关系这几个要素，搭起了一个仿传奇的架子，而在重说故事的过程中，把这一切转换为现实世界的变形、延展、象征。李靖是个大天才，在隋朝的洛阳城里证出了费尔马大定理，可是因为他是个天才就找不到事做，只好装流氓敲诈小贩收保护费，以此谋生。李靖把他的创造发明寄到朝廷里去，结果挨了顿板子，等他挨完了打，幡然醒悟，决心当个真流氓，这样一上街就遇到了红拂，由此开始了那场千古流芳的爱情。
令人惊奇和引人入胜的是，王小波把某种显然是出于胡诌、虚构的唐人生活情景描写得那样具体、言之成理，充满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和奇闻轶事：李靖住在泥水洛阳，人们都架着拐在街上行走，不是老百姓的人坐在8匹马拉的轿车里呼啸而过时，老百姓就得撑开伞接泥巴。这样要上一趟街还得带上换洗衣服、牛尿脬（里面装洗脸水），以及另一把备用伞（以便两把伞对起来在里面换衣服）。当然如果你有钱也可以叫taxi，大隋的taxi是一些黑人，他张开口袋驮你，不过也可能碰到冒充黑人的taxi，他会把你按到臭水沟里抄去你的钱袋……王小波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那些流氓“头发用榆皮水梳得贼亮，嘴里嚼着蜜泡过的老牛皮（当时已经有了阿拉伯树胶做的口香糖，但是太贵，一般人买不起）”。还有“红拂穿的皮衣裙是真正的摩洛哥皮，不像别的妓女，穿着土硝硝的假摩洛哥皮，不但格格作响，而且发出臭气”。
李卫公擅长发明（这发明当然也不外是王小波的设计），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手摇的鼓风机，（王小波让这些机器具有古代的朴拙外表，又与一些数学原理、公式联系起来。）可是李卫公的发明要么变成了皇帝治人的工具，要么落到蠢货手里造成火灾。等到他证出了费尔马，他就成了被朝廷监控的人，落入了卡夫卡式的处境：走到哪里，屁股后面都有听差押着。就这样，一旦他走出了听差的视线，听差们就被杀掉一批，再按几何级数增补上。终至于有一天听差们与洛阳城的老百姓发生误会，混战一场，李靖却还不知他就是罪魁祸首，人们都在讨论拿他的肉泥做茅坑里的砖头还是做包子馅。这么着，李靖就和红拂逃出了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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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2)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王小波这不叫写小说，这整个就是胡搅蛮缠，以捣乱为叙述策略。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新时期小说各路豪杰、各种写实、以现实为指涉的小说模式里，王小波实属一路异数。鲁迅对我国唐代传奇小说有这样的评价：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鲁迅所说的“文采与意想”，实在是中国小说在其童年时代自由放任的性格体现。至近现代以来，小说背负意识形态使命，天真尽失，积重难返。小说形式的活力直至新时期文学才逐渐释放出来。王小波在移植唐传奇的同时，把传奇那种尽幻设语，作意好奇，换句话说，把小说作为假定性情境的这一精髓尽兴发挥，在发挥的同时寄托讽喻。在这一点上，他的追求与米兰·昆德拉设想过的小说素质之一不谋而合，昆德拉说的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小说论文的新艺术，它并不自称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启示，而是停留于假设、游戏或讽刺。
在《红拂夜奔》中，李靖、红拂、虬髯公以其各自特异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成为现代人的不同象征。他们全都陷进一个大怪圈里，这个大怪圈是现代读者十分熟悉、感同身受的某种心理、某个群落、某类生存困扰。李靖年轻时要证明自己聪明，惹出了杀身之祸，到了他在长安的后半生就是穷其心智证明自己傻。他的智慧变成了装神弄鬼，到了装得不小心，和皇帝鬼扯说漏了嘴，他就第二次完蛋了。他不再用长棒面包充当阳巨作为皇上尽忠精神抖擞状，他设计的长安城也就荒腔走板，一团糟了。
虬髯公在小说中是个不得志的变态分子，后来到扶桑国当了独裁者，他那曾经自我压抑的性欲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变成了与正常人嗜好相反的准虐待狂。假如说红拂和李靖代表了一个有灵有欲、有智有趣的xing爱世界，虬髯公则按照他的权力意志，制造了一个只存在权力与服从的“鱼德”世界。作品描述到，虬髯公久而久之也变成了一只鱼的模样，“等到他老死的时候，只有一寸厚，嘴脸都长在背上，但是有半个排球场那么大。”他的独裁和施暴都在滑稽又古怪的变形状态下进行，仿佛流动不定的黏痰，令人不是恐惧而是恶心。
像王小波的其他几部作品一样，作为情人和朋友的女性凝聚了生命世界的动人魅力。她们比男性更少承受社会责任，在追求爱情时比男性更热烈、更无畏。她们也都是现存的、井然有序地礼仪社会的淘气包、精灵鬼怪的恶作剧者。在李靖死后，红拂申请自杀，作品中作了数种假设，这可能是出于恐惧，又或者是出于厌倦；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红拂的欲求和意志仍然包含了巨大的激情，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表达了对无智、无爱、无趣人生的坚决拒斥。但是从自杀指标的审批到一系列典章制度礼仪的履行，手续无比繁琐复杂，作者以他对死刑知识的丰富想象展示了作为承受死亡的个人和作为看客的整个社会各自的心理反应。死亡的痛苦和恐惧是潜在的，得到充分描写的是死的仪式化程序、死的可观赏性，死对于执行死刑者的娱乐性。而死亡的性质在这一系列庆典仪式中不可避免地变成滑稽。仪式令死的过程旷日持久、漫无终点，几乎是无限地延宕下去，它是消除了生死对立的某种垂死状态，生非生、死非死，生不知始于何时，死不知终于何时。这样，作者也就最大限度地渲染在某种绝对权力之下，生的荒谬处境。红拂和李靖都曾拥有过他们的乌托邦，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乌托邦出了问题，想要再度逃亡时都失败了。
到现在为止，上面介绍的还只是传奇在小说中的再生，而小说中王二的叙述，既展示了这一再生的操作过程，又是一个类比、一种人物、情境的引申及对照。就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类比是对话和共鸣，当卫公和红拂野合时，我和同居一套房子的离婚女人小孙搞到了一起。当卫公位极人臣，我也当上了数学“人瑞”。“我们享受非法性生活，可以想象卫公和红拂享受性生活的姿势的要点”，这种描写，解构了传奇的浪漫色彩，令之变得陌生，因而复活了人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就小说的结构原则而言，它从现实和幻想两个极端不断触发作者想象的机关，使他在空前广阔的叙事空间里借题发挥。关于聪明人装傻、上上下下互相糊弄、关于连坐、折腾人、打小报告、坑蒙拐骗、作为群众的算计及其当领导的人愚弄人的理由……总之，关于中国人心理、思维方式及做人态度的含糊、怪诞，这种种不可告人、不可理喻的心理缺陷，在李靖与红拂、王二与小孙的遭遇中，时时得到双重的影射。而将这一双重人物、双重情境的类比综合起来，我们获得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个人生活的立体图像，想象与真实、内心与外表、他的社会角色与自我、他对于自由的强烈欲望与这个欲望仅不能发于内心又止于内心，这一切，以极其矛盾、分裂、全然不可能又浑然一体的形式共存。莫泊桑说：漂亮朋友就是我。王小波说：我们就是奸细、盗墓贼、菜人。我们还可以说：我们就是李靖、红拂、虬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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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3)
《红拂夜奔》在王小波的《怀疑三部曲》中是厌倦之作，它把有趣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美的境界重述了生命、死亡和自由，这话题属于人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属于艺术的永恒主题。在王小波的创作道路上，这也是一部风格化的成年作品。他的叙事艺术特别见之于比喻的运用，这种比喻的巧思和意象的密集令作品肌质紧密富于弹性，经得起重读、细读而且要求这种阅读方式。他的比喻方式是一种远距离的意象衔接，常常不是就事物的表象，而是就其抽象性质来建立类比关系，如说当年洛阳城里领政府津贴的线人“比前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要多。”又如莋爱的时候：“我的那个东西直挺挺，仿佛在行纳粹礼”。比喻有时是对某个外形特征的夸张，比喻体与喻象及其不相称的比例构成奇特的相似：“红拂头发三丈长，洗完了头她就像一个大蚕茧，这时她得把自己一点一点地从头发里摘出来。”又如：“无数条人走的路，就像一束没有绞紧的毛线，到了崎岖的地方束紧成一团，到了空旷的地方就散开成一片。”王小波得自由联想常常就是借助着比喻铺陈生发，它是描绘人物的手段——虬髯公变扁了以后，他就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假如有门的话，他就可以从门缝底下滑进来；没有门的话，他可以从墙头上飘过去，就像风吹动的一幅床单飘过墙头一样。”它也是情节过渡的动力：今与昔、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此种情境与彼种情境，彼此都是对方的喻象或喻体。由于佯谬的语气、双关语、设问与明显不合情理的回答，在这些特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明喻成为隐喻和反讽。
在严肃文学和实验性作品面临重重出版困难的今天，王小波是个不走运的小说家，至今国内尚未有一家出版社明确落实出版他的长篇三部曲。然而，小说手稿在多家出版社的编辑个人、在若干高校文艺批评的专业读者那里，赢得了强烈的好评。有论者预言，将来未必没有人像研究乔伊斯、卡夫卡的作品那样重视这部作品。就此而言，王小波是幸运的，因为，只有真正的好小说才会遭遇这一殊荣。
199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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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1)
作者：这篇书评是我在3年前写的，那时我刚调到暨南大学不久，没有住房，情绪忒低落。读到友人晓明推荐的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手稿，竟然对自己的生存困境也有了一种幽默，当即写下这篇文字。可是由于某些禁忌，此书不得出版，我写的这篇书评也不被刊物采用。3年后的今天，我刚刚分到了住房，却突然得知王小波不幸仙逝，我震惊得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这正是他写作的高峰期呀！就像我有了住房一样，他也该在中国大陆看到自己的小说集出版呀！又闻花城出版社以出版家的良心与魄力出版了未删节的《红拂夜奔》，王小波地下有灵当是一个慰藉。我从手稿中找出这篇书评的底稿，不加修改把它交给编辑，谨以此纪念王小波先生。
1997年5月6日于暨南园
我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总以为花那么多时间，还难得读到一本好书，也就没了兴趣。说这话，显然很有些得罪那些已经著名的和即将著名的当代小说家，也显出自己的愚昧。可这就是我的现实生存状态，我是个“工资很低，没有住房”的教师，我得为喂饱我的女儿而奔忙。我愚昧，没有工夫读小说。挚友艾晓明博士向我推荐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并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把电脑打印稿寄来广州，说是可以从中获得一种阅读的乐趣和想象的解放。受朋友热情的感染，我就拿起稿子来读。谁知一读就被勾住了，昨晚一气读完它，今早跳下床就来写这篇书评。
《红拂夜奔》，看这题目，知道历史的读者会以为它写的就是隋末杨素家妓红拂敬慕大军事家李靖，私奔相从的风流逸事。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没有多大意思，现在地摊上多得是够刺激、够性感的读物，何必要费脑筋去读那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死人的爱情呢？早就化灰没味了。这本书的有趣就在这里，它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历史，又以历史文化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的结构。历史的重建和复归在于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品质、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共同的生存困境。正如王小波的序中所说：“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人类自身的进化是在不断循环、重演的历史中进行的，唯有如此，那些世代相传的古典名著才能震撼现代读者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那些借鉴历史原型的现代作品才能激发我们真正的兴趣，使像我这样读当代小说不多的人开卷有益。王小波写的就是这样一部把历史和现实进行双向建构的小说，是一部读时会心会趣，读后要大声喝彩“太棒了！”“太霸道了！”的书。
王小波采用荒诞、象征、影射、黑色幽默、反讽、类比、还原等手法来写他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写着这个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也在煞费苦心地把各种隐喻、暗示、影射加进去。”书中把历史和现实穿插交织在一起，古代主人公是李靖，现代主人公是大学教师王二。他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有惊人的相似，从而成为古今两兄弟。
李靖是个发明家，他的各项发明不仅不被采用，反而因此受到迫害。他做不好知识分子就改行当流氓，得到妇女的青睐和满城人的敬畏。他的学术著作不能出版就画春宫画，立竿见影卖大钱，备受书商和读者的欢迎。他考数学博士总是考不取，不是他的数学不够精通，而是同时要考和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周易》。他答不出这儒家经典，就在考卷上写“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谁也不敢给这个政治性答案打零分，他得了满分。但考官觉得他在取巧，就给他该得满分的数学卷子打零分。这说明考官也贼精。洛阳城容不下能人、聪明人，李靖四处受追打。洛阳城市民不满官差，大隋军队便连夜开进洛阳城镇压骚乱，各个兵种都出动了，装甲步兵、轻步兵、铁甲骑兵、工程兵、炮兵等，不一而足。当晚洛阳城的男人死掉1/6。李靖被看做是骚乱的头领，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离他喜欢的洛阳城，红拂随他一起夜奔。
书中还写了侠客虬髯公，这是个畸形变态的人物。他在杨素家打草鞋，教红拂剑术，红拂视他为亲兄长。殊不知他却是政府派来的密探，专打红拂的小报告，并使很多无辜进了万人坑。政府鼓励民妇为娼，雇佣李二娘做李靖的姘头，每月发给她25两银子的政府津贴，任务是和李靖莋爱，记下他在床上说的不法言论。李靖老来装疯卖傻，死后红拂申请自杀指标，为盖满上下官府数不清的公章差点没跑断腿。凡此种种，读着既奇异，又能引起人的种种类比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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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2)
王二是个大学教师，他一心求证法国数学家费尔马在17世纪提出的费尔马定理，夜以继日地努力。他对自己的研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知究竟有多大意义。他生活在一个讲连坐的环境，系里的一个女教师超生第二胎，全系扣发奖金，他这个单身汉也被罚了款。他和周围的人都遭到异化，互相监视，人人自危，他好不容易甩掉了钉梢的，新的盯梢者又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他的“工资很低，没有住房”，领导安排他和孙女士合住一套公寓，共用一个卫生间，免不了进进出出你躲我闪的尴尬。环境造成的气氛刺激他不断研究孙女士的身体，下意识地对她喊出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脱”，他们终于未婚同居了。事后他把这事与政府收买李二娘刺探李靖的事联系在一起，不禁毛骨悚然，不明白领导为啥让男女混住。他喜欢睡觉，一遇上开会就打瞌睡。他的心思与红拂莋爱时睡觉一样：“等我睡着了随便你干什么。”
千年活一回，李靖和王二的蒙太奇组合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竟和古人一样活得无奈，活得尴尬，活得痛苦，活得绝望，活得变态，令人感到震惊、愕然。这是跟东方文化传统有关，还是跟人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大循环有关？小说没有提供答案。作者只是把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困境暴露出来，别的就留给那些热爱智慧，喜欢有趣的读者去思考。
这部小说的白话语言的表达力极其漂亮，文笔恣肆，色彩飞扬，毫无禁忌，充满奇思异想，显示了作者的大智慧、大才气和大勇气。它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真实得叫人感到难受，坦白得让人觉得丑恶，想象又给人带来幽默感，使你产生一种冲破禁忌的渴望，也想跟着作者来游戏一番，大说大笑一吐为快。这表明王小波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张力和内在自由，虽然活得无奈，但思想活跃，使得笔下的文字妙趣横生，妙语连珠。它让一贯拘谨严肃的中国读者也有了肌肉松弛、幽默玩笑、解除思想捆绑的宣泄时候。也许这种幽默的人生态度、毫无禁忌的心灵自由是摆脱生存困境的一条出路，它增强了人们对现存困境的韧的承受力，使人“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人生虽无奈，但还有心的自由，也算来人世潇洒走了一回。
这是一部立足未来、面向世界的东方现代派小说，王小波在总序中说：“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于未来。”他还在正文中说：“我讲这个故事虽然和中国大陆、大唐朝等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只能在这里发生。……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
《红拂夜奔》的风格、技巧和内容，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是罕见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它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奇书，可以想见后人对《红拂夜奔》会像研究乔伊斯和卡夫卡的作品那样认真。能在后人之前读到这样一部未来的名著，是当代读者的一种荣誉，我感到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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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智慧/艾晓明(1)
“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我们，读者诸君，由此开始一次奇异的旅程。这句话是一根彩线，沿着这条线索，我们进入一座昨天与今天交融、古传奇与现代乌托邦合为一体的迷宫。
王仙客到长安的宣阳坊里找无双，他从唐传奇作家薛调的《无双传》中走出来，他要找的无双是个假小子、女霸王、淘气包，十分性感。宣阳坊，是作者这部现代传奇发生的地点。王仙客在这里查找表妹无双的下落，第一次找进来时，坊里诸老板以及老坊吏王安，全都表示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什么无双。至于他说的坊里那座空院子，众人一致说，那根本不是无双的家，而是个废尼庵。
王仙客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有知识分子那种不依不饶、遇事好较真的臭脾气。他再往深里打听，大伙儿又都改了口，废尼庵变成了空道观，里面还曾住过一个叫鱼玄机的女道士。鱼玄机每天晚上开party，闹得这个地方不得安生，后来据说打死了使女去自首，伏了国法。
情节的发展是不断增加的可疑信息。鱼玄机究竟为什么打死使女，是误杀、他杀、情杀？或者鱼玄机是个同性恋？王仙客每往前一步都遇到歧异的路口。他要找的是自己的小情人无双，人们对他讲了又讲的是鱼玄机。渐渐地，王仙客的行为脱离了他原定的轨道，他自身的角色分裂，他仿佛变成了人们所怀疑的鱼玄机的某个老相好。在望远镜里，他多次看到鱼玄机被绞死的事。鱼玄机临死前在万众瞩目的庄严气氛下说出的遗言是：“操你妈！”王仙客千方百计要打听这是为什么。梦与现实的界限已经混沌不清，在充满了涩情与暴力的死囚情遇中，王仙客似梦似醒地扮演着对鱼玄机施虐施淫的牢头的角色，他终于迷失在这个梦中，以至于他自己是谁，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把王仙客的寻访引上又一条路口的是侍女彩萍的出现。她唤醒了王仙客对无双的记忆。故事说无双曾派侍女充当莋爱的试验品，侍女则将计就计，每次都哭爹叫妈对无双掩饰真情。王仙客带着彩萍冒充的无双再次回到宣阳坊，住进了那座含义不清的空院子。他混沌不清的记忆中渐次涌现出舅舅一家人的形象。彩萍则时而把自己染绿了，时而又涂一身荧光蓝，打扮得如麦当娜，故意激怒坊里众老板。受不了假无双的调戏辱骂，众老板各自想起真无双的下落。可是这事与兵变、镇反、车裂等血淋淋的事连在一起，大家全都吞吞吐吐，或胡编乱诌。直至王仙客设下酒宴，在宴席上拔刀逼问，才逼出实话。原来无双被迫进宫了。
唐人传奇中，“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王小波仅从其中拣取了这一条线索。原来的结局：“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在他的肆意虚构中荡然无存。“尘世嚣嚣，我们不管干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一切仍然没有定论。
《寻找无双》以游戏笔墨改写传奇，纯属十分个人化的胡言狂想。但读者可以感觉到，作品里叙事复杂，寄寓丰富，它探讨了一个属于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境界的问题，即探讨人对事实的了解和寻求。可是，故事中的宣阳坊，是抹煞、嘲笑一切求知的努力，维护一切谎言和假象的地方。总之两个字，是一个以“瞒”和“骗”为基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地方。
这便是宣阳坊的隐喻意义。失踪的无双是一个事实，涉及到已知与未知，寻找无双的过程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这认知能力，是我们说的智慧。可是智慧如何能生长呢？所有的知情人都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换句话说，这便是一个人人装傻的社会。王小波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逼人装傻、不傻不足以生存的荒诞情境里，通过故事、反讽、比喻，作者剥脱出人们由装傻的心态发展出的反智的能力。他笔下的老坊吏王安、罗老板、孙老板、侯老板，无不是一些社会心理的范型。王安无时不在盯住一切可疑的人物，一心把他们送进衙门去打板子或多收街坊的卫生捐；孙老板拥有一种很生动的思想方法，凡是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都没有发生；罗老板是个内心猥亵、阳痿的假正经；而且，所有这些人，他们受到压抑的生命本能都转化成了观淫癖、施虐—受虐欲望。只不过施与受的态度要依对象而定。这样，我们便看到，探索未知与掩饰真相的冲突同时又以不同的性心理表现出来，作者的讽刺和联想能力也在这些地方爆发出来。宣阳坊乃至整座长安城是充满性禁忌的堡垒，王仙客像个外星人一样不明就里地闯入，他全然不知道他的儿马、他的阳巨都不合这儿的规矩尺度。人们对异端的排斥首先见之于把对方看做是性异常，继而是人人自危，产生恐怖的性联想。于是街上出现了许多“鸽子号”，这是妇人们为防止王仙客弓虽.暴而晒出的“铁裤裆”。另一方面，当国色天香的鱼玄机伏法时，万人空巷，争相欣赏死刑场面，从中享受到无穷乐趣。通过王仙客的寻找无双走进迷宫的行踪，作者剖析、研究了构成迷宫的那些心理素材本身：鱼玄机的死囚遭遇及刑场表现、无双被拍卖，她的自卖自吆喝，无双与官媒的关系，这些都是一面面镜子，作者在其中寄寓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感受，思想改造，认罪伏法，拍卖抄家物质……作为对性禁忌的反讽，王小波引进了与性器官相联系的下流话、咒语和亵渎言词来表现人物，粗言秽语与国色天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鱼玄机形象的怪诞风格，彩萍、无双这些女性无不以一种邪行、捣乱、撒野耍泼，毫不避讳性禁忌的言行，对守礼、伪善的正统力量主动挑逗，造成颠覆。


寻找智慧/艾晓明(2)
智慧在哪里？不仅人人说假话，而且人们根本就不愿拥有感受真实的能力。他们有意装傻，自觉地勾销了真与假、愚蠢与智的界限。这样，寻找无双的故事从传奇中离析出来，成为现代人精神遭遇的魔幻投影。它揭露了在现代社会的某个特殊阶段，道德败坏、人心沦丧的状况。如果不存在真诚和善良，那么任何悲剧都无人作证，任何悲剧的主人公都可能成为无双，成为那个众口一词不承认其存在的无双。这就叫睁眼说瞎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法儿找到无双。我们掩卷之后，不禁对作者要把他的故事附着在一张唐人传奇的皮上会心一笑。笑过之后，也只有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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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想象/艾晓明(1)
——谈王小波的《万寿寺》
艾晓明
《万寿寺》里有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这个人，就像当今法国所谓“新寓言派”小说莫迪阿诺《暗店街》中失忆的、自己找自己的主人公），他是小说的叙事者，他被车撞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出院后回到万寿寺上班，变成自己以前写的小说手稿的读者，手稿上写的是红线和薛嵩的故事。
现在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至少是两个层面的故事，一个是万寿寺里上班的失忆小说家的现实，里面是他的小说手稿。既然他是糊涂的，我们没办法要求他把故事讲得有头有尾，条理清楚。我们因此丧失警惕，一不留神，掉进了巴比伦的迷宫，中了王二的奸计。他恣意地嘲弄我们的理性，戏耍我们的道德正义感。比方说，他写处死一个人，先把他绷在四根竹子上，旁观者可以在他绷得特平的背上打牌；再过一会儿，他的肠子、肚子总之一大堆下水被竹子绷出来，把他拉长成一个床框。他还在和旁人说话呢。还有一个人头被砍下来，仍等着朋友的亲吻。假如小说也要像电影一样划等级的话，《万寿寺》恐怕不知多少处要被划上A，一切有识之士读到此处，怎能遗忘圣言，“非礼勿视”。有多少不雅的部位，该王二肆无忌惮，大做文章。
我相信小说家历来有不同的信仰：一派信仰小说的禁忌，这些禁忌的多寡和微妙，他们深会于心，运用自如，在最灰暗的年代赢得小说家的崇高声誉；还有一派信仰小说的无禁忌。如果有的话，小说唯一的禁忌是重复。不知是卡尔维诺还是略萨说过，有一部书，它还从来没有被人写过，那就是我要写的小说。王小波就是属于这后一派的，他是憋着一股恶意要冒犯禁忌。你在他那些涉及不雅部位的恣意想象中处处可以感到这种对于传统和禁忌的恶作剧。
在突破了那些禁忌之后得到了什么呢？我想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异世界，是一个充满幻想色彩、从一个奇情异想的国度与现实对接的世界，是我们从未登陆的趣味世界。王小波设想，红线和薛嵩是一对情人，他们将生活在大唐时代的湘西和长安、有刺客要来暗杀他或她，还有一个小妓女和一个老妓女。好了，他就用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和一个故事模子开始铺排，发展出各种可能性，这是他对自己的挑战，他将在故事的情节、人物、结构、语言等各个方面挑战自己的想象力，建造一个大迷宫，一个诱引我们的语言迷宫。如果我们是巴比伦的国王，如果我们是那种不可救药的趣味主义者，这正是我们会为之发狂的东西。
作为一个趣味主义者，我为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着迷，比方薛嵩，这个家伙既傻乎乎，又绝顶聪明；既满脑子建功立业，又多情好色，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可爱又可恨。红线也是一样，刁蛮、野性，时而一往情深，时而诡异莫测。他们作为人物的魅力在于，随着身份和位置的变化，他们的性格根本是不确定的，生生死死都在情节不同的组合聚散中呈现不同的可能性。王小波想象了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你没法固定自己的感情态度，这是阅读的一种乐趣，一种因意料不到的变化带来的乐趣。
王小波把薛嵩进山、薛嵩抢婚、刺客来犯、高塔救人、长安奇情等故事场景写了一篇又一篇，那些在某些经典作品中仅仅是故事结局的东西（如在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这个作品中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方法。他建构，而后他拆解，拆开来再换一种方式重新建构；他不厌其烦地追索和设想，还有哪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穷尽呢？通过这种写作或者说阅读的演示，通过这种竭尽繁复的叙述方式本身，他如此张扬地书写了小说的权利，小说的特权。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何其荒诞，它是作为历史研究所学者—失忆小说家的遭遇，唯有在想象的领域，他有不可思议、无法被剥夺的自由，他有权利把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境，转化为黑色幽默和反讽的论域。在这里，他享有人的真实内心，享有叛逆权威的激情，享有千古诗意。


穷尽想象/艾晓明(2)
王小波也以他对陈腔滥调的痛恨重寻语言之美，我尤其喜欢第八章关于千年之前的长安的梦想，那是关于精致的建筑、关于雪和冷冽的香气、关于黑和白的色彩的比喻构筑的语言的空中花园，这些游移的梦境又和美好的性、爱情的哲思融合，浮动于荒诞的写实片断里。美，令人伤怀，因为这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当故事结束之际，我们不得不告别；有如小说中的小说家一样，回到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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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1)
在北京八宝山向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先生告别的悼念仪式上，遇到导演张元，听他说，5月份，由王小波和他编剧由他导演的影片《东宫·西宫》，要在香港出影碟了。这个片子曾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是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编剧奖。我们在国内暂时还看不到片子，但我从银河那儿看到编剧王小波的手稿，小说形式的手稿，题为《似水柔情》。
故事是这样，在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小警察来上班，他收到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在窥测他的表情，在他们看来，小警察很动情，很肉麻。而小警察这时就跑到外面去（写书的人——阿兰在更遥远的地方，编剧说他在香港），在他的回忆中，那个晚上重现了一遍。
那个晚上开始是这样的，这个公园是个同性恋聚集的场所，容貌出众、整洁干净的小警察小史不知道他是公园里的大众情人。而他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做伴。作伴就是消遣对方的意思。这一天，他碰巧逮住的是阿兰。这件事是一个偶然，但事情发展下去，这个晚上却很不寻常了。
我们都知道，警察在社会上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和规范，而在中国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是被当做社会丑恶现象的。我记得70年代末，我在一个煤矿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在机关的墙上看到大标语：打倒流氓鸡奸犯！当时同事们议论纷纷，为单位里又破了一个案子激动不已。但如实相告，如果学生问我什么是鸡奸，我是不知道的。我问一个已婚的同事，她也就是暧昧地一笑，并不告诉我。当时的偏见和无知混在一起，这是题外话了。我只能说，就在80年代，人们对许多问题也还是抱视而不见的态度的，既不去了解，也不去研究，诸如同性恋问题就是如此。这也正如小说的作者王小波在他和妻子李银河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的报告中所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在王小波的故事中，小警察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的角色，“被逮住的同性恋就如一些笼子里的猴子。”阿兰向小史交代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同性恋法，他就从童年讲起。这些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是这个剧本可能的不同凡响之处，编剧的想象力和他对同性恋者的了解将呈现在这里。因为我们还知道，在中国之外，写同性恋的作品不乏其例。有根据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蜘蛛女之吻》，有以李碧华的作品为本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有白先勇的小说《孽子》。这些作品，《蜘蛛女之吻》较多地设计了同性恋者本身的想象层面，是一部以独特想象来抗衡简单的社会偏见，营造出别致的艺术氛围的作品，而后两部则较多与社会历史相涉。以《霸王别姬》为例，它在国内有争议之处是因为涉及了同性恋，但引起观众共鸣之处则是它对###时代个人悲剧的展示，并不是同性恋本身。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个人都可能卷入悲剧，不需要什么理由。同性恋也就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受迫害之任何理由的代码而已。而影片《霸王别姬》也就在它题材涉及的特殊层面受到质疑。例如，香港学者也斯在谈到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时，就认为，《霸王别姬》“似乎尝试‘透过主角性别问题，看到中国人的悲剧’，仿如詹明信所说的，通过个人情感，竖立一则国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色。但这个电影的问题也正是出在个人情欲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寓言性联系上。”“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恋处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这代表了导演对性别问题比较狭隘的看法。”另一位台湾学者廖炳惠认为，《霸王别姬》在文类上是矛盾的，它在内容上虽然是采取戏剧的方式，来展现微妙的性别关系，但在叙述方式上却是用史诗的叙述模式来对整体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做一种宏观式的展现。这样做的问题会出在，“其中史诗模式笼罩了艺术家的微渺存在及其性别认同，性别认同此一主题仅是政治变化之下的小个案，而且被贬至边缘的地位。”这样，它没有脱出刻板方式呈现同性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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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2)
王小波的《似水柔情》在很多篇幅中让阿兰这个同性恋男子作了叙述主体，以十分直接的方式切入同性恋的内心世界。没有绕远路，也没有言在此意在彼。他探讨的就是同性恋者对自己的辨识和他们因其特殊的性别取向而与周围人的关系。阿兰讲述自己寂寞的童年，对母亲的软塌塌的乳防的感觉，上中学时对“弓虽.女干”等字眼的恐慌，羡慕女同学“公共汽车”……他的初次同性恋经历。
有意思的是小警察的反应，如果他是个异性恋者，他对阿兰的叙述应该感到索然无味，但在故事中，作者给我们的推理是，与其说他憎恶阿兰曾经获得的快感，不如说他憎恶这种快感与己无关。这就是说，他身上早就有同性恋的种子，或者他早就是个同性恋而不自知。这样他和他的案犯——消闲对象不平等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化了。他的伦理感情和价值观念是厌恶轻视同性恋的，他和阿兰之间是好人和贱人、训人的人和被训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在他收到阿兰的书，重新回顾那一夜的经历时，那一夜的对抗总是带有各种认同的意味，就是说，实际上，像所有真正的爱情一样，带有把自己认出来，认出自己潜在真相的意味。
我也说不出王小波是如何达到了这种效果，我想一个基本点是在作者看来，同性恋并不构成犯罪，如果我们把阿兰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男性都换成女性，这个故事并无任何奇异。但与异性恋不同的是同性恋并不被社会认可，这样同性恋者的心态就与异性恋不同了。当他寻找恋爱对象以及爱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被扭曲的。如果他认同大多数人，他就必须与自己作对，纠正自己。但一种自然本能终归不是像错误那样可以纠正。既如此，那么一个同性恋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是他自己承认自己贱。自轻自贱才能解决认同问题。这样他的爱情就变成了在小警察看来一个又一个犯贱的故事，但在阿兰那里，这种贱就是爱情的本质，因为它虽然是受虐一样并且是一个人喜欢、爱上了受虐，但它是具有我们常人所不知的心甘情愿的一面。
在阿兰的故事里，有一个层面是他经历的关于他自己和那个圈子里的事，比方一个农村的小学教师对他的爱情。这是一种绝望的爱情，也是一种绝望的奉献。这种绝望是贫穷。阿兰因其自身的年轻、漂亮，决定要像爱一位帝王、一位百万富翁一样爱穷小子，并且因此感到自身的富有，感到自己像一个神一样，可以在人间制造种种的意外。
还有，对于在常人看来的性变态者，公园里的一个易装癖，小史兴高采烈地拆开他的衣装带子，告诉他：你丫长痱子了。但在阿兰眼里这种羞辱带有残忍的一面。残忍在于，对待杀人犯也比这体面，因为你可以惩罚但不能羞辱一个犯人。这种感想对小警察却是个意外，他没想到贱人也想得到尊重，就有哭笑不得之感。类似的意外发现和哭笑不得的体会在这个晚上不止这一例。
在阿兰的故事里，还有一个层面是他的书里的故事，就是很久以后小史一边读一边回味的那本献给爱人的书。这样的结构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几乎是个品牌标志。他喜欢这种繁复的说故事方式，在他的人物中，一个想象的世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想象世界对人物的现实处境是一个说明，也是一个补充，是人物对自己的注解，象征他的欲望、匮乏和解脱。阿兰书中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说来说去总是一个女子的被侮辱和摧残。这个女子是如此柔顺、温婉和美丽，这样接受侮辱和摧残就变成了柔顺和美本身。在王小波的笔下，他就是这样来理解一个同性恋男子的爱欲的，这种爱欲给常人的感觉是热爱受虐，但在故事主人公那里则是唯一可能的爱与被爱的方式，所以这个场面不免凄美；但王小波又不是认同任何一方的，他与两个自知和不自知的人物都保持了距离，这个距离就是讽刺。他既写出人物（白衣女人和刽子手）双方那种意识形态上的互相拒斥，又写出这种关系本身的不同于异性恋之处——它只有在接受被虐的角色身份的情况下才是可能发生的，从这个荒谬之处产生了受虐心理对虐人心理的反讽。你看下面这个既凄美又讽刺的场面：


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3)
阿兰坐在派出所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白衣女人，被五花大绑，押上了牛车，载到霏霏细雨里去。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之中，她就爱上了车上的刽子手。刽子手庄严、凝重，毫无表情，（像个傻东西），所以阿兰爱上他，本不无奸邪之意。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一袭白衣之下，一切奸邪、银荡，都被遗忘了，只剩下纯洁、楚楚可怜等等。在一袭白衣之下，她在体会她自己，并且在脖子上预感到刀锋的锐利。
她和刽子手从车上下来，在草地上走，这好似一场漫步，但这是一生里最后一次漫步。而刽子手把手握在了她被皮条紧绑住的手腕上，并且如影随形，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她就这样被紧握着，一直到山坡上一个土坑面前才释放。这个坑很浅，而她也不喜欢一个很深的坑。这时候她投身到刽子手的怀里，并且在这一瞬间把她自己交了出去。但是阿兰没有把这个感觉写进他的书。一本书不能把一切都容纳进去。
作为异性恋者，我们大多数读者或许在这里要想一想，何至于因为有一部分人的性别取向不同，就一定要领受一种贱民的身份，就只有在认贱的情况下才能享受爱情。换一种角度，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之下，总是存在着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各种亚文化形态，就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而言，不同与差异也是普遍的。这种不同，有多寡之分，但如何能以多寡定贵贱？就算你派定少数人是贱民，这并不能消灭这种分别，反而倒有可能在一种无可避免的共处关系中，被对方的合作态度所羞辱。
在这个晚上将近结束的时候，阿兰仔细化妆，以他邪恶的美丽诱惑了小史。小史放走了阿兰，他明白，他可以回味这一夜，也可以不回味。他可以招阿兰回来，也可以不这样。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他明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终于发现自己内心也有一种犯忌的冲动，并且自己和阿兰是一样的贱。
这个故事还有背面的故事，就是阿兰和他的太太，太太在得知阿兰进去了时，只说了一个字：该！但此后，她仍和他居住在一起。小说对此种婚姻状况也有一个妙比：阿兰是个男人，这一点并不重要，在骨子里，也是和她一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事，才是真正的同性恋。我想，这是指他和她都同样地温婉顺从，都同样地对各人的本能莫可奈何吧。故而后来当小史和阿兰两家人两对夫妇在火车站分别时，也是一个滑稽的场面：两个妻子走到一起，两个丈夫走在一起，其状有如两对同性恋。
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小警察被单位里的同事认为是最贱的人了。要把他调走，但麻烦在于，“让你管男队，你老婆不答应，可也不能让你去管女队啊。”作者说：“从这些话里，我们知道了同性恋者为什么不堪信任：既不能把他们当男人来用，又不能把他们当女人来用。”
这个故事开始给人的感觉是滑稽，结尾却是对这个滑稽效果的疑问。不仅不滑稽了，而且多少让人不安，有点伤感，为这些人物。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呢？还是那种同性恋贱的观念有问题呢？正如王小波所赋予阿兰的想法——一本书不能把一切都容纳进去一样，那么留在书外的还有什么呢？卡尔维诺在他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部小说中，对作家留在书外的思索给出种种描述，他说：“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收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书本，不是来自作者，不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字，而是来自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来自客观世界中尚未表达出来且尚无合适的词语表达的那部分。”“一切书籍的下文都在彼岸……”《似水柔情》的题目、阿兰这个名字，看上去似乎都有对易装癖、反常性恋的婉转影射，然而属于书外的东西似乎不仅于此。同性恋是一种具体的境遇，但人在生存和确定自己的立场时难免是要经历种种被视为异类的境遇的。在这种情况下，书中对一种境遇的描述未见得仅止于同性恋本身了。在遥远的地方，阿兰回忆过去，作者写到：“他当然记得这些人，还有绝望。这就如经过一个站满了人的长廊，站在你面前的人一声不吭地闪开了，一切议论都来自身后。这就如赤身睡在底下爬满了臭虫的被单上。这是来自身后的绝望。”在小说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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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4)
小警察把阿兰的书锁进了抽屉，走了出去，走到公园门口站住了。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不想回家，但是不回家也没处可去。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个小说的主题是绝望。我倒是倾向于一个不绝望的理解，犹如王小波的所有其他小说一样，在无出路的、以忍耐俗世为终结的小说中，隐含着一个永恒的母题，是以反讽的形式，对爱情这种东西，这种生命中堪称美好体验的东西的守护。犹如《黄金时代》的结尾，陈清扬说：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在《似水柔情》中，隐含的，在彼岸的东西或许也是这个。小说全是在一个回味的方式中展开的，它是对同性恋这个“恋”字的一个界定，这个界定也体现在小说中的一句话中：爱情最美好之处，是它可以永远回味。
199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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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十年祭全文阅读 作者：李银河 编著 《王小波十年祭》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王小波十年祭全文阅读页面。 本文标题：李银河王小波-因为王小波，所以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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