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百年清华

1911年的中国，羸弱，孤独。那一年的2月，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里，“清华学堂”的牌匾被悄悄挂起。 当47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少年走进学堂，他们肯定想不到，自己将作为历史的开创者，被载入史册。

100年不算遥远，但足够震撼。

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大学几经沉浮，数易其辙；兴办于国耻赔款，如今以财富傲人。回顾和梳理清华大学与财富有关的人和事，我们发现，这艘中国高教航母，在培养科学家与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在构筑着自己的财富王国。

“学堂”清华

览中国名校，大多数跨越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1895年，王文韶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清华学堂创办于1911年，从“年龄”上讲，属于上述学校的“小弟”，但这位“小弟”刚一出世，便引来“大哥们”的羡慕和嫉妒。之所以被人艳羡，是因为这位小弟的“不差钱”。

1901年9月7日，因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朝政府与英、美、俄、德、日、法、意、西、奥、荷、比共11个外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庚子年），故此款被称作“庚子赔款”。

美国是《辛丑条约》的签约方之一，1901年，各国代表在天津商议“庚子赔款”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令驻华公使康格及《辛丑条约》全权代表罗克希尔于会议中提出两点主张：为免中国财政不胜负荷，全部赔款不得超过15000万美元；美国应分得全部赔款的1/6即2500万美元。

“庚子赔款”的谈判结果是：中国赔款总数为30000.3万美元（合银45000万两），美国分到2444万美元（合银3200万两），占全部赔款的7.4%。

后来，美国政府自认为赔款“原属过多”，主动打算退回一部分庚款。但美国人又不愿意支付现银，他们想出一个一举两得之策：用应退赔款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

有分析认为，之所以说美国此举是一举两得：一是可“弘扬”西方文化；二是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大增，美国要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单靠武力是不行的。

当然，此论断无从考证。但不管怎样，美国退还“庚款”，导致了清华的诞生，也开创了中国人去西方留学的先河。

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与金榜正，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生物学家秉志、胡适、张彭春、赵元任等。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将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是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从此拉开了清华历史的序幕。

诞生在中华民族深重的内外忧患中的清华学堂，也注定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发展。后来，清华大学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到今天。

“国立清华”

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尽管校中“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但清华称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大学。“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等新思潮的推动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纷争，历数“清华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陈述改办大学的必要与可能。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终于问世。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清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这一年的年底，南京沦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这是日子最苦的8年。国难当头，南京政府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没有精力眷顾教育。西南联大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三所大学把各自的家底敛在一起，把各项预算降到最低，以其能用有限的资金，熬过战事。

2011年3月17日， 广东珠海。在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了已86岁高龄、至今仍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清华学子张子云老先生。

1937年，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张子云见证了西南联大艰苦卓绝的南迁之旅。“我们转移到云南时，条件非常艰苦，闻一多和华罗庚，两个人拖儿带女地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只有一间，两家人在房子中间拉个被单，就算各自有了自己的家了。”提起那时岁月，张老先生唏嘘不已，他回忆说，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骑马来学校上课，几十里的山路，他从未迟到过，“清晨，每当操场的课钟响起，你总是会看到他（老师）的身影，他靠在树干上叫同学们起床，身边拴着他的白马。”

这位骑马上课的教授，就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

据张子云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学生的伙食很差，大家都吃不饱，很多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然后拿去油印的。我们的演算纸和练习册，都是正面反面写满字的。老师们没有工资，只有不定期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据史料，那个时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开的《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那个时期，很多联大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6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82位中科院院士、13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还有不少联大学生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民族解放而战，甚至献出生命。

张子云老先生目前是澳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教书不要工资，属于义务劳动，“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课堂就是我的生命。”

造富清华

回到当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清华园已不仅限于培养官员、学者和工程师，更成为诸多创业家的摇篮。

“我能在两分钟内辨别对面的男生来自清华还是北大。”4月10日，一位北京高校的女生向记者炫耀她的“慧眼识人”，“如果这个男生能言善辩，谈话内容又是关于时政或者人生理想，那他一定是‘北大男’；如果他总是缄默不语，甚至和女生一说话就会脸红，那他一定是‘清华男’。”

这只是个玩笑。但认真分析清华学生的言行特点，却会发现：清华人的创业行为，多半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低调、务实，更容易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导者。

3月6日，记者见到了清科集团创始人、总裁倪正东。1998年，倪正东就读清华大学硕士期间，参与组建清华大学创业投资协会，并模仿麻省理工在清华举行了第一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1998年前后，清华大学掀起一股创投（VC）热潮，也正是那个时期，很多清华学子选择自主创业，并涌现了一大批创业精英。”倪正东认为， 1998年的“创业大赛”更像一个分水岭，“以前，很多人认为清华是培养科学家、学者、高新技术人才的地方，从1998年开始，人们发现，原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能闯市场、做生意。”

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分颇高，这不无道理。因为，清华不仅是一所大学，它还是注册商标，还是企业的名称。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企业耳熟能详。

实际上，早在2003年10月，清华大学就已在清华企业集团的基础上改制而成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清华控股。清华大学由校办产业的经营者变成投资者，其名下资产将全部无偿划拨给清华控股。

登录该公司网站，你会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产业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保、生命科技、科技服务与知识产业等广泛领域。

目前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拥有清华同方（600100.SH）、清华紫光（000938.SZ）、诚志股份（000990.SZ）等数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和清华阳光、科技园建设、博奥生物、清华创投等28家控、参股企业。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08年，清华控股总资产达353.24亿元，经营总收入达260.38亿元。

近年来，清华控股及所投资企业积极推动与清华大学之间的科研互动，2003年至2008年6年间，清华控股及所投资企业与清华大学签订横向科研合同总计已达93026.58万元。

可以说，时隔百年，清华的财力，再次成为中国高校们艳羡和追赶的目标。

清华的“最大财富”

在百年历史中，清华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赵元任、陈岱孙、闻一多、曹禺、梁实秋、钱钟书、杨绛、季羡林、吴晗、费孝通等文学巨匠、史学大家、经济学者，开创并发扬了清华的人文传统；竺可桢、高士其、叶企孙、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梁思成、钱伟长、周光召、华罗庚、吴有训以及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科学大师为清华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有14位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600多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0名校友当选美国国家院士；400多名毕业生就任国内院校校长、党委书记。

半个世纪来， 清华校友中，共有32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5人担任部省正职领导。

清华该打多少分？

“一流”与“二流”的争论，后人看来必感无聊，一所大学的分量，不在评分，而在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

清华离世界一流名校有多远?

十年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轰轰烈烈，清华一马当先，宣布十年左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今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表示，争取在2011年建校100周年之际，使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转眼间，清华百年校庆将至，它能得到“世界一流”这个头衔为校庆应景吗？它和世界顶级名校还有着哪些差距？它为成为“世界一流”做了哪些努力？国际上又是如何评价清华？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并无定论。但是，从各方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性，比如：人才（包括教师和学生）、科研成果、学术成就、创新能力，乃是世界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评价指标。

3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清华校友吴邦国在视察清华大学时说：“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成为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汇聚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直言“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则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1年新年献词中的话来说，则是“大学之道，育人为本，学术为魂，大师为先 ，责任为重”。

国际上权威的大学排名机构，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等，将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细化为：同行评价、雇主评价、学术成就、国际融合、业界影响力等等。

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打算拿这些尺子来衡量清华，呈现一个国际视野下的清华。

“一流大学”悬念

2010—2011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前100名上榜的中国大学共有5所：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位列第21和第41位；北大、中科大位列第37和第49位；清华大学则名列第58位。

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和《QS世界大学排名》的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均排在第54位，也都排在香港大学和北大之后。

这样的排名，对于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清华来说，不算好消息。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最权威的大学排名，也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所高校的全部面貌，排名顺序也仅供参考，但是通过详细比较各项得分，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香港的大学排名比清华靠前？要知道与清华这样的大佬相比，他们简直只能算是小弟。再比如，为什么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了高分，甚至远超过哈佛大学？在人们印象中，哈佛有著名的哈佛基金，是最有钱的大学之一。难道清华才是不露富的“财主”？还有，有“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很强，但是我们看到，“论文引用率”等相关学术指标，清华大学得分很低。

在以学术表现为重点的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中，清华甚至排到了100名开外。在该排名的细分项“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颁给有卓越贡献的年轻数学家的奖项）的教师折合数”、“各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两项，清华都只得到0分。

如果细心，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自今日始，也并不是通过大学排名才突然显现。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2006年那一场“北大清华是否二流”的争论。

当时，在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的背景下，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提出“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的言论，并进而表示北大清华应该“甘当二流”。这些言论引起激烈争论。有人开始高调赞誉香港高校，批评北大清华。他们认为，香港的一流大学拥有更自由的学术气氛、更优秀的教授阵容、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现代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更优厚的奖学金；而北大清华则被行政所主导，缺乏自由学术空间，教授水平良莠不齐，急功近利……

这样的观点尽管不一定正确，但的确代表了一部分观察者的看法。在西方调查者眼中，北大、清华与中国香港和日本等亚洲地区和国家一流高校的真正差距，表现在学术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上。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国际融合”一项，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分别得了91.4和97.4的高分，而清华只得了43.0分。

西方调查者认为清华在国际化方面仍需努力。国际化并不是留学生数字就可以代表的。“在过去的20至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去年在中国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时指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快则20年，慢则50年。

在“论文引用率”一项，清华的得分也远远低于香港的大学。相对于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分别为96.1和98.2的高分，清华只得了52.7分。

可想而知，被援引的论文，往往是那些高质量、原创性论文，清华在这项指标上的落后，部分反映了其在学术水平上的欠缺。

什么是真正的强项？

通过《QS世界大学排名》的排名，分项对比，我们会发现，清华得分高的，一是最能反映一所高校国际声誉的“同行评价”；二是毕业生雇主的评价。

“品牌，是清华的黄金资产。它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如此认为。

此外，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分颇高。

如果说哈佛有钱，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著名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是美国顶级机构投资人，规模超过200亿美元。但在“产业收入”一项，哈佛只得了34.5分，而清华得了97.8分。

“中国办学的宗旨和要求不断地改变。过去，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的任务和目标是培养人才。这些年来，办学多了一个宗旨，也就是把科技成果转化，直接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孙继铭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应当说，在“产业收入”一项得高分不仅是清华本身的表现，也体现了清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前行。

“作为无可争议的全国顶尖科技大学，清华大学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转型，清华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到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上。”

从清华大学近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出，诸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清华一号”微小卫星、城市客车多能源一体化混合动力系统、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等，无一不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经济、国防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息息相关。

外媒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特殊时期，评价清华，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不能不提清华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走向世界的清华

清华大学建立之初就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如今，扎根中国、有着百年历史的清华仍在“恶补”国际化。

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达到30％的本科生具有海外教育经历。

清华海外留学生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尤其是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已由2004年的205人增至2009年的895人，增加了3.3倍。截至2010年，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超过1000人，占全校研究生的比例可超过7%。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和所占比例居全国高校首位。

“2010年，清华MBA有超过45%的外籍学生。这在中国MBA学院中，比例最高。”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

不仅扩大外籍生源和师资队伍，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尝试还包括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海外知名跨国企业的合作。

2009年，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联合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清华—剑桥—MIT三校低碳联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提供先进的能源技术和政策决策参考；清华大学先后与丰田汽车公司、联合技术公司、英国石油等30多家海外企业成立联合研究中心，积极有效地整合双方的科技、智力和财力资源，产生出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合作项目和科研成果。

“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成功，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果。”顾秉林校长如是认为。清华大学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那么，再等多少年，清华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答案或许是2020年，因为到那时，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可以想见，到那时，清华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

也许，我们不必非要等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因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比成为“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多少人才，推出了多少科研成果，为国为民做了什么。

“清华系”A股总市值超1.4万亿

每20元股市资金里，就有1元掌握在清华人手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维晨

14105亿元。

截至今年4月1日，“清华系”所占中国沪深股市总市值的份额已达到5.02%。

《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万得资讯，通过对沪深股市共计2000余只股票进行信息分析，编制出了“‘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据该排名显示，一群与清华大学有历史渊源的高管群体，已控制了中国众多上市公司。

据统计，在沪深股市中共约接近10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毕业于清华大学或在清华有求学、授教经历。他们分别担任着不同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以及银行行长。而“清华系”背后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大约为14105.46亿元。

在上述企业高管人员中，12人担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46人担任董事长，13人担任总裁，26人担任总经理，1人担任行长。这98位“超级知识分子”掌控了90家领域不同的上市公司。

在“‘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20强”中，马蔚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担任行长的招商银行（600036.SH）市值最为庞大。截至2011年4月1日，招商银行的市值为2531亿元。马蔚华也是股市“清华系”中唯一一位行长。

其次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常小兵担任董事长的中国联通（600050.SH），其市值为1206亿元；排名第三的是黄迪南担任总裁的上海电气（601727.SH），最近统计的市值为775亿元。黄迪南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他们三家企业分别属于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清华系”所涉及的领域还包括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航空运输业、电机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房地产开发、煤炭业、医药制造、汽车制造、化工、影视等行业，几乎囊括了全部的社会经济领域。

在位居前20强的公司高管中，他们大多拥有清华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工科硕士学位。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也有的是优秀企业家。尽管有不同的从业经历，但是他们都曾是接受过清华大学的高等教育，或任职清华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近百人的“清华系” 和总市值“14105亿元”以及总市值占比“5.02%”，这三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一群体的分量却已不言而喻。

或许在中国的股市中，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出有类似经历和身份的高管群体。而在清华大学百年诞辰之际，这一群体即被符号化。而“清华系”的名称，此前便被观察家代指资本市场上以“同方”为主的寥寥几家公司。

但如今看来，真正的“清华系”已经远远超出原本几家企业，一个高校联盟的范畴。这些与中国最高学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市场要人以及其背后庞大的公司机构所组成的整体能量，才是“清华系”真正的意义所在。

专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

跻身世界一流，需要“去行政化”

《中国经周刊》记者 张璐晶I北京报道

清华学堂因清文宗咸丰御笔“清华园”而得名，如今这块匾额被置于了工字厅之上，昔日的皇家园林成为了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4月10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在此处雅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去行政化”重在办学自主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根据这一要求，清华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做些什么？

邓卫：对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总体战略是“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2011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即将进入第三个九年，清华要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占据世界领先位置，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须进一步努力：

第一是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培养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要成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据了世界第二，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而这又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三，加大改革的力度，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清华会否将“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邓卫：“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总体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机构和岗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组织，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就要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岗位。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即按教育规律、按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按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处理事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要害所在。

具体到措施，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宣传，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即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政府到百姓，从媒体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管理部门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让大学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对内，要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学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要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现代大学制度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色而定，没有一个模式能拿来克隆，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大学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大学的经验来建立。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科学决策，依法治校。

两岸清华都是中华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提起清华百年，就不由得让人想到清华的近邻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各自使命和竞争点有何不同？

邓卫：清华、北大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所应有的表现，不应该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必须有一批名校、有若干卓越的学校，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清华、北大在中国承担着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

清华和北大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还曾合并为一校，共同创造了一段战时教育的辉煌。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三学院，几乎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由此形成的学术渊源和文化传统是两校共同的骄傲，这也是和国外的“双子星座”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定位大陆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的关系？

邓卫：两校同根同源，梅贻琦校长曾经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训，“行胜于言”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风。我去台湾访问的时候，看到新竹清华还在校内专门做了一个二校门的缩微版，就是希望把清华的传统在宝岛台湾继续生根发展。

不过，两校的学科结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更不一样。不同的办学方法只要能服务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应该肯定的。两岸清华虽然地处两地，但是都以自己办学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清华大学邀请全球领域的一流学者对清华的某些学科进行了专业的国际评估，通过这次评估是否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无具体的改进措施？

邓卫：评估专家都是随机听课和随机与师生交流，不用事先打招呼，完全客观真实并附有书面中肯的评估意见。通过十几个学科的评估，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感觉到了，但不那么深刻，或者有些隐藏住了，没有发现，又或是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是通过评估鉴定后调整了改进的力度。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还会坚持国际评估这个办法，通过同行的评议，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至于具体的改进措施，我本人作为建筑学院的教授有两点比较深的体会。一个是我们的青年教师的发展前景与待遇相关，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大学里不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将会非常严重。国外专家对此问题看得很犀利，我们目前青年教师的薪资水平、住房条件、科研经费等都不是那么理想，大学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是外国专家感叹处于城镇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清华建筑学院提供了参与很多重大工程的机会，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但是反过来，因为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我们更不能放弃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作为大学还是应该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不能有偏废。

大学要领先，就要在理论上有建树。就像是我们以前建筑系的鼻祖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的最大功绩不是建造了多少座房子、设计了多少项目，而是他第一次系统和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过系统梳理给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

中国急需一流大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地带的树荫静谧处，有三栋精致的白色别墅，这就是被誉为“清华大师别墅”的地方。有三位科学家受邀入住这里，他们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和国际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首位华人获奖者姚期智。

2002年，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大学继杨振宁之后，邀请回来的第二位世界级大师。这距他上个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4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林家翘教授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专访。林家翘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家需要，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

清华求学：学校小、名师多

林家翘1916年7月7日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

1933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的清华只是一个方圆几百米的小学堂，但是，这里却汇集了一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和数学家周培源等人。

后来者，将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誉为“黄金十年”。

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从1929年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到1938年，清华物理系共培养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这其中有21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1人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林家翘当年就读的清华大学与现在比起来要小得多：“当年我在清华做学生时，那时候清华比现在规模小得多了，老清华这个区，就是在二校门里面的，大礼堂前面的草地，就是清华的主要草地了，从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出当时清华有多大了。那时候，清华收学生非常严格，我们的物理系一个年级只有十个人吧，算是学校比较大的系了。”

“那时候清华好几位教授的课都很好，而且物理系还在不断进新人，刚刚从国外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非常有精力，带来的科学很前沿。比如我就记得叶企孙，三年级给我们教统计力学，他上课，第一堂课就讲得很深入，关联上的问题都想得很清楚。然后再讲一些细节。现在像这种高瞻远瞩的讲法很少的。”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老师中，对林家翘影响最深最广的，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应用数学鼻祖的周培源先生。当时的周培源放弃了长年研究的广义相对论，专心于将数学应用到航空上，为中国制造出自己的飞机。“1937年日本人打中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国很吃亏，就是因为飞机根本没有，所有的物理学家说爱国，就应该学航空。”?

1937年，林家翘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同年，“七七事件”爆发，他便跟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搬到长沙，半年后又迁到了昆明。

西南联大：好在一个“联”字

1938年2月，林家翘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林家翘对西南联大一言以蔽之：好在一个“联”字。“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在那儿去了，名教授都聚在一起了”。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后来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

林家翘认为这不是偶然。“在西南联大，（学生）积累基础知识，没有这个基本知识，不可能得诺贝尔奖。就跟种一棵树一样，它慢慢生长，哪一段出了问题，它都不成功了”。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共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船运中断，后经多方争取，包括周培源先生的帮助，直到1940年，林家翘等人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林家翘1941年获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赴美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

在加州理工大学，林家翘遇到了他的博士生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这位大师级学者把年轻的他带到了应用数学研究的前沿。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大学），我记得当初是我的老师周培源读博士学位的地方。”林家翘说，“冯?卡门，他是对中国很有兴趣的，他很愿意帮助中国发展。”

师从冯·卡门，林家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他给了我一般性的指导；第二，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

这个论文题目，就是在美国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海森堡（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著名论文《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湍流》。

“海森堡成名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岁，他代表了新的物理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当时我去做他的一个论文题目，绝对是前沿。”

林家翘在博士论文中巧妙地运用了适当的数学变换，澄清并严谨化了海森堡的计算，给出了被学界认可的湍流现象的解释。“海森堡的题目，他没做出来，我做出来了。”

1945年，林家翘博士毕业时，撰写了三篇关于海森堡问题的博士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因为证明了一位科学大师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时只有29岁的林家翘从此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重回清华：我的工作就是提高研究水平

在人才济济的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实验室，林家翘这位华人成绩非常突出。对海森堡争议问题的证明，更让他有了与两位科学大师接触的机会，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数学奇才、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另一位就是海森堡本人。当然，与海森堡见面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了。

林家翘获得学位的时候，冯·卡门请了冯·诺依曼，他们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把冯·诺依曼介绍给他。“有人就问我，跟大师接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说要紧的还是issues（问题）——你考虑的问题，是不是他有兴趣的问题。他对于那个问题根本就有兴趣，你去讨论，他当然愿意跟你谈了。”

博士毕业后，林家翘先去了布朗大学，一年半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1953年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6年评为学院教授。在麻省理工这所大师云集的一流学府，全校一百多位教授中能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的不超过十人。

1962年起，林家翘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数学学会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协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2002年，林家翘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为了推进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林家翘在清华主持建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以恩师周培源的名字命名，显现了林家翘对已逝恩师的怀念。

当初邀请林家翘回到清华大学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林家翘对触动他选择回国的那句话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当初就跟我谈，清华想要请我们这些人回来，帮助清华走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

现在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有四个正式研究人员。人数为何如此少？林家翘觉得“少”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水平高，人不可能多，我们用中心这个词，就是表示小的意思”。

清华将军谢希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南京报道

“4月24日，我将到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庆典。清华校友中的院士和将军都将被邀请参加。我属于将军之列。”

4月7日，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已经迈过八十门槛的谢希仁教授，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许多。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是一位文职将军。

母校清华百年华诞在即，两鬓飞雪的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仿佛回到那青春年少的时光。

难忘的“大师云集”胜景

清华园让谢希仁最难忘的是恩师们。“有许多老师都是大师级的，其中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院士（或学部委员）。”

“一年级我选了孟昭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普通物理。二年级的应用力学有四个大班，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教两个班，张维（著名力学家）教两个班，我选了张维的班。二年级以后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教授给我们上课。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钟士模教授给我们上过三门课：交流电路、电机原理和瞬变分析。哈佛大学的博士常迵教授也教过我们三门课：应用电子学、无线电原理和电波学。”

谢希仁特别提到钟士模教授的授课水平非常高，凡听过钟老师课的学生，都感到终身受益。谢希仁说，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都是以钟老师为榜样来进行教学工作的。

当年，学生们可以任意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谢希仁说，他旁听过周培源教授的理论力学，闵嗣鹤教授（数学家）的高等微积分，还有彭桓武教授（理论物理学家）的物理数学。这些大师们的讲课让年轻的谢希仁获益匪浅，在学习方法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抚今追昔，谢希仁很有感慨，“现在的清华大学与当年相比，漂亮的大楼更多了，实验设备更先进了，科研经费之多就更不用提了。但当年大师云集的胜景已不复存在。现在清华在校的年轻本科生，已很难享受到我们当年的课堂教育了。”

“可怕”的成绩公布

清华园严格的考试制度让当年的他倍感压力。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期末没有补考一说。任何一门课如果不及格，就必须重修。如果一门主课不及格，那很可能要留级；如果两次主课不及格，就很可能要退学。

成绩公布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考试后，大家会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看成绩公布栏。每到期末结束后，都会按学号顺序公布成绩。如果不及格，分数就是红笔写的。“大家自然内心祈祷，千万别红啊。”与此同时，班级里最高分是多少，最低分是多少，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如何，这个榜单看得很清楚了，大家都会暗暗鼓励自己下次要更努力，争取排名再往前靠一点。

每次考试后，不及格的人数还真不少。而清华园的教授们有个癖好，不以本班学生考得好为荣。如果某门课程的最高成绩只有70分，那才表示教这门课程的教授非常严格。例如，当年的钱伟长教授就以出题奇难而让学生“闻风丧胆”。

清华电机系二年级的平时小测非常多，基本每周一次，每次50分钟，只有一道或两道考题。这些题目出得都非常有水平。如果你一看题目，觉得很有把握马上就匆匆下笔演算，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做不出来，越做越繁，压根就来不及做完。但如果你开始不急于去做，而是先认真思考20分钟，想清楚再做，或许10分钟就能把整个题目做出来。这当然要求学生必须真正掌握了教授所讲授的基本概念。

让谢希仁一辈子无法忘记的是第一次电工原理课程的折戟，仅考了20分。开始以为刚上了几天，应该不会很难，就考欧姆定律和克希荷夫定律，在高中时就学过了。但小测结果出来后傻眼了，才20分，“这是平生考得最差的一次”。

这次考试让他深刻领悟到清华老师的教导，掌握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因此他下苦工夫改进学习方法。以至于后来，他自己当老师考学生时，也是以此为原则。谢希仁回想到自己的成长时经常会说：“这次小测的失败，是自己学习方法得到改进的一个转折点。我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

“1952年毕业之前的一个师生座谈会上，常迵教授当时的临别赠言让我铭记了一辈子。‘你们要经常注意学科发展。现在有一种半导体，将来有可能会取代真空管。’常迵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上正拿着一本非常著名的美国学术期刊BSTJ。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一辈子把真空管吃透了就行了，没想到，科学发展如此之快，真空管居然要被替代。”

1952年毕业后，谢希仁选择了到军队去工作。因为在抗战时期，全家被迫向后方多次逃难，好几次差点毁于日本人的轰炸之中。他盼国强兵强。

打造中国卫星通信网

中国第一台通信卫星地面站，是由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尽管直径达到10米，是座庞然大物，但它的功能却让人称奇——通过这个地面站，到美国的国际长途通话可以空前清楚。

当时，美国人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商机。美国休斯公司在中国卖出了许多的卫星通信设备，大赚一笔。但中国的通信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于是，中国人下定决心自己做卫星通信网控中心。

网控中心是软硬件结合的系统，不仅要有设备，关键是软件设计。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谢希仁的肩上。1977年，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从重庆搬到南京，上级交给谢希仁一个任务，让他组建军事通信网教研室。

选择什么研究方向呢？从清华出来的谢希仁对本学科的最新前沿发展一直保有足够的敏锐，他发现了一个新事物，那就是计算机网络，即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互联网(Internet)。

当年，这是个新鲜事物。美国人在1969年才试验了一个非常小的计算机网络，仅仅只有4个节点。上个世纪70年代才陆续出了一些书，还有一些专业杂志的报道。

国内缺少好的教材，他就自己动手编教材，即《计算机网络》。这本教材现在已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专业教材，先后多次再版，总印数早已超过百万册，这在专业教材的出版中是比较罕见的。

但谢希仁团队的任务不仅仅是写几篇论文，而是要研发出真正的工业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将与美国最先进的卫星通信产品直接对阵。

谢希仁面临抉择，是仿照美国做，还是独立自主做一套中国版？二者各有利弊，难以取舍。因为，当年中国市场全被美国产品占领。如果仿照美国做，产品出来后，就可以与现有的设备顺利对接，非常便利，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仿照美方做，需要缴纳高额的专利费；其次，如果美方更新升级，我们必须要紧随其后。长久来看，还是受制于人。

权衡再三，谢希仁团队决定还是独立自主，做一套中国版。大约花了5年时间，他们终于成功研发了中国版的通信卫星网控软件。这项成果赢得了1996年电子工业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7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但产品的市场推广并不顺利，国内很多原有的卫星通信用户并不愿用，一是信不过国产的；二是现有设备全是从美国购买的，如果改用国产软件不兼容，现有设备就得报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设备要更新换代，美国人高昂的价格加上通信安全的失控，使得很多用户都逐渐转向了国产设备。现在，该设备已经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大部分都已经更新为国产化，特别是在军队系统中，早已全面普及。

作为计算机界的著名专家，谢希仁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不乏商界巨子，但他却固守军营一辈子。从1995年起，他多次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但均与“院士”名头擦肩而过。

对此，他认为，只要在工作，能为国家作点贡献，他就心满意足了。

王蒙徽：

“首批清华生”回忆录

《中国经济周刊》崔晓林 邹锡兰|北京报道

“文革”10年，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教育公平被破坏殆尽。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中国人重新拥有了通过相对公平的制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初冬。

那一年，王蒙徽17岁，参加高考就考上了清华。

王蒙徽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又留校任职，在清华一呆就是15年。其间曾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并取得清华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是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的王蒙徽，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自己与母校清华的故事时，语气仍然充满深情。

“有的同学比我大10岁”

“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自己能考上清华，当时觉得，只要有书读就已经很好了。”提起清华大学，王蒙徽娓娓道来，“我在清华读了书，也教了书，在清华呆了15年，如今，离开清华也有18年之久了。但清华大学在我眼里，永远是最亲切的地方。”王蒙徽认为，清华大学教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对他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加上我们这些南方孩子对北方气候的不适应，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很快被快节奏的学习生活所替代。由于刚刚恢复高考，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需要迅速恢复和提升，加上11年没有高考，老师和同学都憋着一股劲，在紧张而新奇的教育氛围下，谁都不甘落后，学习的劲头非常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恢复高考“元年”，王蒙徽的大学同学们呈现出难得一见的“多样性”，首先，同学们的年龄差别很大，王蒙徽的同学中，就有比他大十几岁的“大哥”。其次，同学们的个人经历也千差万别，有的人上大学前是工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军人，有的是插队青年。当时出现过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个班级里，甲曾经是乙的中学老师，而如今，甲是乙睡在上铺的同学。

“我们班同学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师，年龄层次比较集中的是1950至1956年之间出生的。”

王蒙徽告诉记者，基于这些差别，又因为耽误了多年，大家读书的劲头都很足，都在抢时间学习。”

一场“设计”出来的“大辩论”

据王蒙徽回忆，“文革”刚结束时，清华大学有许多老师是三代同堂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年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刚入清华的时候，很多老师因为‘文革’时期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染上血吸虫病，身体状况都很不好。”

“但是，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些老师，是天底下最好、最负责任的老师。”王蒙徽语气激动地告诉记者，那时候，蹲牛棚的“臭老九”们终于见了天日，这些老师的工作热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那时候的老师，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能一晚上就把耽误的10年时间找回来。而且，他们对学生的那种爱，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想起来，仍让人鼻子发酸。”

新的思潮也在清华园里萌芽和生发。西方的建筑设计理念，也在那一时期变得大胆起来，在老师的启发带动下，一些同学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设计中，注入西方建筑元素。一位同学，由于设计了一座西洋风格的火车站，而在系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中国传统建筑大多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独特性格。而作为中国的建筑师，应不应该抛弃传统，学习西洋？设计如此古怪、如此西化的火车站，是不是在向资本主义谄媚？一时间，清华建筑系的老师和学生纷纷发表见解，一场大辩论就此展开。”

王蒙徽坦言，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不足为奇。大家针对的，其实不是应该设计中式还是西式火车站，而是因这种设计而显示的新思潮。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建筑百花齐放，各种建筑风格比比皆是，令人耳目一新。回头看看当年的大辩论，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感受到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市委书记的“清华作风”

低调做人、自强不息、宽厚包容——如今，已身为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的王蒙徽，其身上的清华痕迹依然明显。他对云浮的了解很有深度，对云浮的未来更是成竹在胸。

“云浮市是广东省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市，在这里工作以后，我对云浮的理解和认识也不断深入。汪洋书记对云浮有一个评价，他认为云浮‘主业突出，生活富足，生态优良，民风淳朴，潜力巨大，前景看好’。这个评价，其实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王蒙徽认为。

云浮虽然在改革开放的第一轮中并没有走在前头，但是我们看到云浮现在形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石材加工销售基地。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形成3000多家石材企业。这些企业中民营企业达到95%以上。

“我在珠三角工作了不少年，我非常清楚，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云浮是走不通的。 我觉得云浮的发展优势就在于后发优势，事实上，云浮从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国家发展战略也已转变。从过去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这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因为规则变了，我们有了赶超的机会。”

王蒙徽坦言，作为市委书记，有压力，更有一份责任，“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一方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我们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

李稻葵：

人生的最好选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王红茹

作为学者，他用清晰说模糊，把真实信息普及给百姓；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的委员，他用学识谏国策，把问题与解决直言给政府；作为经济学家，他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正解给世界。

有人说，他是“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而他自己却说，回祖国、回清华才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是祖国、是清华这个舞台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交流，让他有机会与国家决策层畅通地沟通，为国家、为企业的决策提出一些意见。

他就是李稻葵，清华毕业生，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清华“试验品”

1980年，16岁的李稻葵考入清华园，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

当年，刚刚复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摸索，李稻葵自称“试验品”。

大学五年，在李稻葵看来那是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专业课，晚上再去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好像机遇就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也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这个留学计划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申请到哈佛留学。

不承想，因为这一项目进行得较晚，李稻葵错过了入学申请截止期。但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刚好来北京讲学，他建议李稻葵先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正式入学读书。

于是，1985年9月，刚满21岁的李稻葵走进了哈佛，成为那里年纪最小的访问学者。第二年他正式入学，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并于1992年成为哲学(经济学)博士。

三次选择

李稻葵曾戏称，到目前为止，在人生道路上他做过三次“非理性”的选择。他所谓的“非理性”选择是特指“执著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原则”的选择。

第一次是他将要从哈佛毕业时，同时收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和密歇根大学经济系聘请他为助理教授的邀请，当时金融系比经济系的工资整整高出一倍，但他依然选择了他所喜欢的经济学研究工作。

第二次是选择了离开美国，当时美国南加州大学邀请他加盟，并许以终身教职，但他那时已明白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永远都是边缘学科，他已看好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已成为主流，于是，他选择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教就是五年。这五年他学术收获颇丰，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第三次就是他阔别二十年后重回母校清华，尽管他自己很清楚，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清华与香港科大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他觉得能回来便是一种福气。

随着中国内地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清华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而课题的研究者更有可能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或者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清华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位置。

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正像李稻葵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可以情绪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的风范。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稻葵的名字还并不被普通百姓所熟悉，但在经济领域，尚显年轻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2010年，李稻葵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此前，他已跻身于“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行列，在2008年1月他就在《新财富》杂志上撰文预期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如今他正在探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的格局，提醒人们关注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稻葵低调而含蓄，不同意别人称他“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没有西方人的灵感和直觉，只会泛泛而谈，要不就只会搞数学搞技巧，从小教育就不行，没有独立的社会思辨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甘心落后，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的这些论断就会成为永恒。”

谈及目前在国内媒体经常会有关于经济学“派别”问题的争论，李稻葵直言：“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经济学家被市场化炒作了，甚至这个群体被标签化了，简单地被分为左中右，常常讨论某某人是替谁讲话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会起到一种帮倒忙的作用。”

经济学界清华人

陈岱孙

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

清华履历：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1927年回母校经济系执教。

观点摘录：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并不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清华履历：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观点摘录：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

钱颖一

国际著名的转轨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清华履历：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观点摘录：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干涉，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清华履历：1988年获清华博士学位。

观点摘录：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就难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

胡祖六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

清华履历：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观点摘录：人民币汇率合理浮动，主动出击开放金融业，符合中国长远利益。

潘海东：

清华走出的“全球青年领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为人谦逊、和蔼、幽默、诙谐，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这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印象。

他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人才论坛分会主席；开创适合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互联网WIKI（多人协作写作工具）。

他就是互动百科CEO潘海东。

2月25日，清华大学主楼大厅，潘海东受邀做客清华大学“创业创新领导力”课堂。光阴荏苒，这是他自1998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十多年后重返母校。

“回顾在学校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回忆与清华的情缘，宛如风筝细线，愈行愈远，让人难以挣脱。”潘海东说。

清华第一课

潘海东初入清华是在1995年的盛夏。

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蝉声阵阵，潘海东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开始了他的清华求学生涯。

研究生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新奇。

很快他们迎来了清华传统“一二九”合唱节的准备工作。全班30多位同学为了演出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为了一个和声就反复唱了30多遍。有一次在西阶排练了两个多小时，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大家又累又饿，可指挥老师丝毫没有放他们回去吃饭的意思，大家颇有意见。

指挥老师有点生气，给他们上了严厉的一课：“我们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们以后出去就是清华的毕业生，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大家深受震动，主动要求排练，直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在指挥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在最后的全校合唱比赛中，他们爆了冷门，一举夺得一等奖。

“要做就做最好，这是我的最大体会。” 潘海东说这是他初入清华学到的第一课。

潘海东所在的机械制造研究所项目组承担了北京人民机器总厂（下称“北人”）的“863项目”。一时间，北人厂里多了他们这一批略显稚嫩的清华人。白天他们深入车间，与技术人员和工人沟通方案，晚上他们在机房编码调试，经常工作到凌晨才到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住下。

“项目组成员亲密无间，日夜奋战，谁有问题其他同学就踊跃帮助，项目推动很快，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实际生产。当时我们作为项目组成员，很有成就感，也让我认识到团队协作的力量无穷尽。”潘海东说。

留学游子吟

研究生毕业后，潘海东赴美留学。

根据清华校内论坛“水木清华”上面师哥师姐提供的攻略，他们带着炒锅、高压锅、菜刀等物什向美利坚进发，让美国海关官员以为他们是去美国工作的厨师。

在美留学期间，潘海东随时关注清华的动态，准备好了要以清华学子的身份为母校作些贡献。

那时，恰逢张治中将军的小女儿张素久女士正在筹备成立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一天傍晚，张素久刚从西海岸飞到波士顿，潘海东就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商谈如何动员全美各地的清华学子献计献策。

“我们谈到在北美地区创办一个杂志，就叫《北美清华》。很快我就收到她寄来的杂志，我的名字作为波士顿地区的联络人赫然印在杂志上。”潘海东言语间流露着自豪。

潘海东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时任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率团访问波士顿，让潘海东倍感荣幸的是，他作为波士顿地区清华学子代表，以波士顿地区的学生组织哈佛中国评论共同主席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宴请了清华大学访问团，并举办与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的见面会。

“大中校长当时讲了热情洋溢的话，希望校友们自强不息，为清华百年校庆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地华人报纸也大幅报道清华代表团访问波士顿的事情，进一步凝聚起了海外的清华学子，加强了清华在海外的影响力。”

之后，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汪劲松率团访问波士顿，潘海东举办招待会并召集清华校友一道欢迎清华代表团，同时还请来了著名的中国通、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来作开场演讲。

“当天晚上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和接待能力，傅高义教授灵机一动，拉过一把椅子就站上去，用中文演讲。我就在一旁扶着椅子，担心他掉下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教育的理解。”

异国他乡师生相见，两人分外高兴。汪劲松副校长勉励潘海东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争取早日回国开创新事业。也就是此次汪劲松副校长美国哈佛之行，坚定了潘海东早日回国开创新事业的决心。

“我的清华心”

果不其然，在波士顿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潘海东没像其他人一样留在美国工作锻炼长经验。毕业第三天，他就回了国。

“读博期间我已经跟许多企业和高管打过交道，通过工作学来的经验，我已经学到了。”潘海东说。

他和同为清华校友的创业伙伴带领创业团队，要把互动百科打造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知识媒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潘海东在2009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并在2009年国庆60周年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典礼。在阅兵式现场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潘海东说当时他想起了《我的中国心》那首激情澎湃的歌，“其实，那又何尝不是‘我的清华心’呢？”

2010年仲夏，潘海东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邀请，到北戴河进行为期一周的暑期休假。在这里他见到了施一公等杰出清华校友，大家畅谈清华情怀，相互勉励。在欢迎晚宴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学长得知潘海东是清华校友，亲切地和他合影留念。而他也当面聆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学长的教诲，勉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自强不息，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冬天，潘海东作为唯一华人入选“纽约杰出创业者计划”，并前往纽约出席相关活动。

今年3月9日，达沃斯论坛公布了2011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名单，来自中国的11名青年才俊获此殊荣，波士顿大学博士、互动百科CEO潘海东赫然在列。

“作为中国11位获此殊荣的代表之一，我深知，没有清华的教育，就没有我的成长。未来路还很长，除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时刻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更有‘全球青年领袖’的使命感驱使我不断前行。”潘海东动情地说。

胡瑞连：

清华是座加油站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邹锡兰|广东中山报道

在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大多是企事业单位的高管；他们具有相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其中很多人是身家不菲的民企老总——他们，就是清华大学总裁班的学员。

胡瑞连，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7月，胡瑞连进入清华大学总裁班学习，从此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总裁班里的“老外”

2005年底， 胡瑞连开始实施酝酿了很久的计划：学习。于是，这位经常给员工上培训课的CEO，走进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的总裁班，自己也变成了听课的学生。

“总裁班上课，属于定期面授，具体来说，就是每两个月，去上一个星期的课，总共加起来正好上了6周的课。”在胡瑞连看来，尽管总课时才30多天，可是收获却非常大。“我们班有60多人，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在共同提高的同时，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能够交上一堆老总级的朋友，这本身也是一种收获。”

胡瑞连告诉记者，学习期间，清华大学还组织学员们去了香港股票交易所参观学习，并去一些学员自己的企业去实地模拟教学，“我也带学员们来了我们完美公司参观，我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管理企业的心得体会，大家也为公司会诊把脉，这种别开生面的‘上课’方式，无论对企业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难得的提高机会。”

结束总裁班的学习，胡瑞连又成为了清华大学“资本战略市场运作班”的学员。“之前，由于我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内地，圈子外企业界的朋友不多，圈子也比较窄，上了这两个班以后，视野开阔了，身边的朋友也多了起来。你想，一年时间里，有6次聚会，而且每次聚会一聚就是一个星期，大家从刚开始的不认识，最终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和哥们儿。”

“我是进入清华总裁班上学的第一个马来西亚人。”说起自己的“第一人”角色，胡瑞连得意地笑起来，他告诉记者，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回马来西亚，那里的不少朋友，对我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就给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介绍中国的市场和机会。”

做中马交流的使者

“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了解，所以经常鼓励亚太地区尤其马来西亚的企业家投资家来中国看看，但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尽管机会无限，但风险也无处不在。”

提起中国在马来西亚商人眼中的印象，胡瑞连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特别著名的上市公司，曾高调进军中国市场，但由于对中国市场的误读，最终铩羽而归。这件事在马来西亚影响很大，很多人认为，大财团在中国都“栽了”，何况一般的小公司。所以，有一段时间，马来西亚的企业家都不怎么敢来中国发展。

在来华创业的马来西亚人中，胡瑞连可以算是最成功的人士之一。作为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的总裁，他的成功，从正面的角度，树立了马来西亚人来华创业的信心。毕竟，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无处不在的机会太诱人。而胡瑞连，也甘于作为宣传员和服务员，为那些有意来华创业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提供帮助。

“我对我的一些朋友说，要想在中国获得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国家。而我，通过在清华大学总裁班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如果你们也想来华创业，那么，先进入总裁班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胡瑞连告诉记者，2006年，他在清华总裁联谊会的名下，牵头创立了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并任会长。“我成立亚太工商联合会的主要想法是给会员们提供与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的平台，我希望能够带动海外的华人企业家到中国来，寻找自己的投资机会。”

从2005年至今，从胡瑞连开始，已经有70多位马来西亚籍华人企业家进入清华总裁班学习，清华大学总裁的“马来西亚系”已渐成一道惹眼的风景。

水木年华：

清华民谣在路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成名10年之后，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

在校庆期间，他们很忙，“参与清华大学学生自拍电影《清青年华》的拍摄……日程很满。”

《清青年华》在清华大学拍摄，水木年华（卢庚戌、缪杰）回到母校本色出演。剧中的两名女主角也是清华学生。水木年华略显遗憾地说：“现在清华女生太时尚了。”

4月8日，清华大学两处老建筑在拍摄电影。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制作，由水木年华、张朝阳等清华知名校友共同参演的电影《青春》正在拍摄中。

他们与水木清华注定脱不了干系，人们看到他们的符号——水木年华，总会想起清华大学。有段时间，水木年华对这种关联并不很热衷回应，就如同已经结婚生子的赵薇还被很嫩的主持人称为“小燕子”一样，这不是件让人觉得畅快的事。

现在不同，水木年华对清华津津乐道，如所有的清华人一样，对母校的爱热烈而近乎疯狂。

去年3月18日，水木年华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办了“水木年华十年启程北京工体演唱会启动仪式”。卢庚戌说：“发布仪式选在清华，即是对水木年华组合成立渊源的纪念，也是作为母校百年华诞的献礼。”

水木十年，清华百年，一个侧面展现了清华与音乐的故事。

那时水木年华

10年前的2001年9月，一首《一生有你》红遍大江南北，其清新的曲风，流畅的旋律，略带忧伤的演绎，让水木年华一夜成名。

《一生有你》上市三个月，销量近十万让人们记住了两位清华毕业生卢庚戌、李健。2002年9月，李健出走，卢庚戌与清华毕业生缪杰组成了新水木年华组合。

与一些提笔忘字和擅写连本人都看不明白自己签名的歌手一样，由于出身名校，水木年华被誉为中国大陆“最具人文气质”的演唱组合。

水木年华，从成立伊始，就烙下了深深的清华印记。乐队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名字取于“水木清华”的原意。

“水木清华”本是清华园内一处胜景，4月8日，地处工字厅后门外的水木清华环拢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

卢庚戌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是1989年。作为辽宁省营口市理科状元，卢庚戌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

入学后，“系里老师总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就是清华只有一个系，那就是建筑系。”这段时间，卢庚戌也曾年轻，留长发、叼烟卷、背着画夹在校园。“其实也没画什么画，就想显示自己是建筑系的。”

大学总是类似的。加入文学社、迷恋海子的诗，在清华园晴朗的雪天里诵读诗篇，然后烧掉……

入学那年，学校举办了每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我记得一个住我隔壁的男孩唱了一首崔健的《假行僧》，歌曲让我很激动，有一个念头不住轰击着我的大脑：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唱歌。”于是他开始疯狂练吉他，别人熬夜画图，他熬夜弹琴唱歌。夜里12点多了，别人就喊：“别唱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大学几年里，课余时间中，他整天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和一群喜欢校园民谣的朋友打成一片，奏琴唱歌，自诩为“水房歌手”。清华大学的礼堂前有一片生气勃勃的草坪，他们经常在草坪上通宵歌唱，连续唱到嗓音沙哑，天空发白。歌声飞舞时，总有三三两两的女生围坐过来，不由自主地和他们一同静静地唱歌。

大三下学期，卢庚戌组织建立了清华大学“梦中草原”合唱团，并获得了1993年北京市高校歌曲比赛一等奖。

水木年华另一位成员，缪杰，199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由于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上大学时他就成天和卢庚戌、李健、姚勇等人“混”在一起，讨论创作校园音乐。1995年，他获得了清华大学校园歌曲比赛第一名。

曲折音乐路

1994年，卢庚戌从清华大学毕业，被纺织工业部的一家设计院聘为建筑设计师。但是想做歌手的念头，反反复复在他大脑中徘徊。

作为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他面前是一道通向成功的坦途，只因为无法割舍对音乐的痴迷，开始了充满变数的歌手生涯。父母的反对，唱片公司的拒绝，生活的窘迫，恋爱的失败，几经打击而他始终痴迷不悔。

“我憧憬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在他的自传型随笔《水木年华——清华?音乐?我》中，他这样写道，“我有俩朋友在烟台组了个乐队，我去做贝司手。我们仨每天都在一起练功、排歌。我们住的地方很简陋，三个人每月的生活费一共只有200元——那时我还带着工作时攒的那点积蓄呢。我们去菜市场买白菜土豆，偶尔也去海边捡点海物儿自己煮。”

1997年冬天，卢庚戌和朋友在上海、烟台、江苏各地辗转，最后他们决定到北京看看有没有机会。

北京的夜，寒冷凄清。常言道三十而立，但此时的卢庚戌几乎身无分文。他一路唱歌一路流浪，冷暖尝尽。

几经曲折和磨难，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和曙光。2000年，卢庚戌签约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年，他与校友李健成立“水木年华”演唱组，同年9月发行专辑《一生有你》，获得了当年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

2002年，李健由于理念不同，离开乐队。同年，缪杰加入，组成了新的水木年华组合。

缪杰199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IBM公司担任高级系统服务专家、项目经理。直到2002年的一天，卢庚戌一个电话把他叫到家里，他才正式加入“水木年华”。缪杰后来说，当时他刚在IBM混出点模样来，老板对他也很器重，且有其他公司也在挖角，总的来说正值个人发展高峰期，当时他的月收入有5位数，但为了音乐，他放弃了这一切。

大音希声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清华大学走出了很多校园音乐人，其中包括为我们所熟知的传唱了多年的《同桌的你》的作者高晓松、麦田音乐的创始人宋柯、王菲演唱的《传奇》的作者李健、校园爱情歌手水木年华……

无论是读“凝固的音乐”建筑专业的卢庚戌、作为文艺特长生被免试保送清华的李健，还是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高晓松、曾风靡清华校园的创作歌手宋柯，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清华大学的某种精神气质潜移默化。

卢庚戌说，直到今天他也没弄懂，为什么清华这座以“严谨求实”而闻名的理工科大学会产生这么多的校园歌手……不可否认的是，清华独特的校园气质给了这些校园歌手们很大的影响。

的确，清华素来有写歌的风气和传统。卢庚戌回忆说，在1989年进校时，清华那会儿写歌的风气特别浓，清华有这个传统，每届都有，像现在在美国的78级的胡杨，85级的金德哲，88级的高晓松，都出过专辑。“一入学就看他们唱歌，当时我开始学。学完之后，我就开始在各个高校演出。”

毕业于清华大学1979级无线电系的何华，曾在《清华园的“露天古典音乐堂”》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是在80年代初期就读清华的，你大概会记得这样的情景：每天的晚餐以后，从夕阳下落到星光闪烁，从天色渐暗至夜幕降临，坐落在清华东宿舍区西南的音乐室外面，马路边上总聚集着一些人，他们或站或倚在树旁，或坐或骑在自行车上，也有情侣拉着手或相互偎依。”

“每天的傍晚，清华音乐室二楼边上的窗口都会有古典音乐定时播出，大师们旷世不朽的乐章都会回荡、萦绕、飘浮在清华校园的这个角落，震撼、激励、滋润着清华学子的蓬勃心房。”

百年清华

十四校长

唐国安

字介臣，广东香山县唐家鸡山人。

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1912年5月以前称监督）。

在唐国安在任清华学校期间，殚精竭虑，为学校的发展制定规划。每年都将该校高等学科的毕业生资送美国留学，共资送高等科毕业生留美两届共59人。

周诒春

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

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

民国二年三月初，唐国安病逝，周诒春继任校长至民国七年。

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4年多，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最先提出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成完全大学的计划。

张煜全

字昶云，广东南海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

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

张煜全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对筹办大学，曾作了一些工作，1920年1月他呈文外交部“陈报筹设大学”，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12月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他派巡警干涉，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罢课抗议，1920年1月底，张煜全被迫辞职。

金邦正

字仲藩，金庆慈次子，出生黄山黟金邦正县渔亭玛川村。

1909年秋，考取公费留美学生，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和李海大学，专攻森林学。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曾与留美学生胡适、任鸿隽、杨杏佛、过探先等发起组织“科学社”，并出版《科学》月刊。

1920年出任清华学校校长。1922年率华北农民赴法国、比利时学习玻璃制造技术，继而创办秦皇岛耀华平板玻璃厂，任副总工程师。之后，又任北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

曹云祥

字庆五。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1921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8年去职。

任内，清华的学术规模有了巨大之突破。如在民国十四年春成立国学研究所，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为导师。同时，也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设研究所。曹云祥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之一，他在该校任职期间颇有作为。

温应星

广东新宁人（今广东台山），1905年6月15日入校，为我国首批入学西点军校的2人之一。当时为了西点是否能接纳中国学生，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法案批准。温应星于1909年以全级103人中的第82名毕业，但他的 实用军事工程 科目成绩名列全级第二。

1928年4月温应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学校因受新思潮影响，学潮风波不断上演，前两任校长因此无法久待，被迫离职，直到温应星继任后，学校的人事才稳定下来。

罗家伦

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代表作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等。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吴南轩

江苏仪征人，心理学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国立复旦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次年受聘为麻省国际学院教授。1966年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儿童心理卫生》等。

1919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党部、考试院等处任职。

1931年4月—1931年6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

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蒋南翔

江苏宜兴人，杰出的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担任清华大学共青团书记，后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52—1966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56—1966年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高景德

陕西省佳县神泉堡村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电机系。

1983年5月—1988年10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张孝文

浙江宁波人，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

1983—1984年在美国Lehigh大学及U. C. Berkeley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化工系主任、副校长。

1988—1994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王大中

河北昌黎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家。

1994－2003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发明专利金奖、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王大中院士还荣获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巴黎中央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顾秉林

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次教育部（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委“七五期间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等多项奖励 。

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二 : 百年清华

百年清华的基因：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学梦想与君子之道：清华基因

君子以自强不息

◎ 苗炜

“我外公和外婆是1937年8月17日那一天坐船离开上海，去欧洲留学的，那时淞沪会战已经开始，船是从上海租界出发的，留学生在船上都能看到上海的炮火，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www.61k.com]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他们一定要学成回来建设祖国。”高晓松谈起他的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时说。张维1937年考取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先在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德国，1941年与留学德国的陆士嘉女士结为伉俪。“我母亲就是194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德国，我外公外婆在‘二战’结束后辗转返回中国，1947年来到清华。住到了胜因院，隔壁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后边就是金岳霖。”

胜因院，位于清华校内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建成，取名胜因院，大概是因为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曾租用昆明圣因寺为校舍，改“圣”为“胜”，也有纪念抗战胜利的寓意。

从建校开始，清华就与战事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始教学和考试，各地选拔之英才要经过甄别才能留洋或留校继续学习，淘汰率接近10%。1911年8月的招生考试，共4场，第一场考3门功课，第二到第四场共考10门功课，除中文和历史外，考试均用英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开学仪式暂缓，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

当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而后，美国公使致函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无法派兵守护清华园，学校中的美国教员或者进城居住，或者返回美国。清政府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去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11月8日晚，校方宣布：“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1912年5月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有300多人。此时，这所学校的英文名称已悄然变化，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中的“帝国”两字不见了。

清华在清廷统治下只有一个学期，但追溯这所学校的兴办，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个老旧帝国的影子。“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在这所学校建立之初，她就承担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制造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为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曹禺的《雷雨》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如曹禺一样，肯定有许多青年在山坡上躺下看蓝天白云，在体育馆草地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在紧张的学业之余，这所大学以体育强调学生健全体格和男子气概的培养，以辩论演讲培养学生的修辞和民主精神，让学生领略自由开放的态度，以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性，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对社会及不幸同胞的关怀。曹禺在这里演戏，爱上了古典音乐也爱上了一个姑娘，学习英语德语，看莎士比亚和契诃夫。

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同学们办起了《救亡日报》，而在1933年他即将毕业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曹禺在古北口慰问29军将士。那时的毕业班可以享受一次公费旅行，钱稻孙带队前往日本，曹禺在东京、

百年清华 百年清华

百年清华的基因：君子以自强不息

奈良等城市游览看戏，一面会惊叹于日本文化之美，一面也会念及故土上两国正在交战。(www.61k.com]

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责任还是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尤为清楚：“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

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我很小就听到外公、外婆讲梁思成、林徽因的事迹，讲金岳霖，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不会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所改变，他们知道目前所经历的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他们努力让国家认识真理，我理解他们的幻灭与坚持。”高晓松说。这位歌手将在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为母校送上赞歌。

清华的种子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 鲁伊

时间，大约是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清脆的铜铃声和嘚嘚的蹄声中，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逦而行。

那些迎面而来，驮着干鲜果品进城贩卖的乡农，或许会对两人那当时在北京西郊仍不多见的衣着投以惊异的眼光。但要不了几年，海淀的贫妇乞儿就会对如此打扮的人司空见惯，并且机灵地凑向前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别处所听不见的恭维之辞——“先生，您将来做校长。”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距北京城20里外成府村东北的一处本已废弃多年的园子。本地土著管这儿叫“小五爷园”，因这400多亩地，原是道光皇帝赏给第五个儿子奕琮的赐园。可惜，他的儿子载漪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最终的结果，载漪被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而园子，也被内务府收回，不过十年光景，因无人打理，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那块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倘或花木有灵，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命运的流转轮回，让这座因庚子而废的园子，又会因庚子而兴。仅仅是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生活在满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的老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一位高等美国人旅行到北平，觉得北京饭店的抽水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满意而归。那儿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南方大学生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简直是——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这般带着点

百年清华 百年清华

百年清华的基因：君子以自强不息

酸意的调侃。[www.61k.com)而早在这之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清华之立

促成这一改变的源起，是一笔为数“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美元的款子。

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翻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事实上，早在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s）和订约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便已清楚，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

第一个发现其中猫腻的中国人，是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1905年1月，当与海?约翰交涉庚款赔付细节问题时，海?约翰无心之中透露了庚款超索的真相。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于以何种方式给付赔款的细枝末节，转为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更想出了一个既可获得美方之欢迎，也可为中国造就无穷人才的方案。在当年4月10日致外务部的信中，梁诚写道：“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之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矣。”

然而，梁诚的方案却并未能得到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在袁看来，这笔钱应当“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尽管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联合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将超收庚款退还中国的议案，而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在答谢公文中表示“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但直到这年底，袁世凯派特使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时，仍试图交涉以庚款为抵押借款开办银行。一如既往，美方显然对这个方案毫无兴趣。唐绍仪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坚持派遣留学原议，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

两种主张背后的两种力量，长达数年的角力之后，以光绪、慈禧的去世画上一个句点。1908年11月，溥仪登基，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解职。以庚款用于教育的阻碍不复存在。1909年，宣统元年，外务部和学部于7月10日会奏，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周自齐为学务处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两个半月后，外务部上奏折“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

“查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以之建筑讲堂、操场、办事室、图书馆、教习寓庐、学生斋舍，庶几藏修游息各得其宜。” 两天之后，奏折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

通往海淀的垂柳官道上，两名骑驴人中，较为年长的那一个，便于这前后初次光顾清华园。

他叫颜惠庆，1909年时在外务部新闻处工作，原本的职责，是主编英文版的《北京日报》。然而，担任游美学务处督办的周自齐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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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典礼的各项事宜，而唐国安也即将赴欧美考察，均无法分心兼顾游美肄业馆的繁杂事务，曾经当过驻美使馆二等参赞并参与庚款交涉的颜惠庆因此成为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www.61k.com）据《民国人物列传?颜惠庆篇》记载，从1909年秋天到1911年春天，只要身在北京，颜惠庆每周均需赴郊外预定校址筹备处办事两次。“雇小驴骑以代步，出城后取捷径前往，可节省时间二小时。”

不过，颜惠庆为这个园子带来的最大贡献，却是骑在另一头驴背上的那个年轻人。 颜惠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不过12岁，是一个茶商的独生子，刚刚被送到颜惠庆执教其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他很聪明，又极其勤奋好学，终日伏案阅读英国名著，故此英文造诣甚深，哪怕写一封普通的信函，也都用字精当，文笔典雅。正因如此，尚未毕业时，他就已经被聘任为书院的英文教员，更协助颜惠庆一同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1907年，他自费留美，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随即于1910年9月归国。作此清华园一游之时，他刚刚参加完清廷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与詹天佑、严复一样，成为一名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洋翰林”。

这时的颜惠庆，在外务部渐次升迁，时间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10年12月21日，清华园房舍已就，“游美肄业馆”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468名在京待命的考取学生第一次聚至清华园中，举行开学仪式。频繁往返于海淀和内城之间对仍需在外务部履职的颜惠庆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他便也效法两年前的周自齐，想到了荐人以代的主意。

几乎是第一时间进入颜惠庆视野的，便是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还有谁能比一个在美国大学里获得过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人更适合参与管理一所全面模仿美国学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呢？

这个人，姓周，名诒春，字寄梅。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会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寄师”、“寄公”或“老校长”。然而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名字又会为绝大多数的人所遗忘。以之为关键词搜索，跳出的网页，“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赫然在目，实在是一种双重的讽刺。 历史如青铜器，后人只看见它锈迹斑斑的古雅模样，对之大发思古之幽情，却忘记了，想象常常代替了真相。而在以风流轶事主导的历史叙事里，一个人说过什么，往往比一个人做过什么更加重要。

完全是出于机缘巧合，在梳理清华的百年历史时，我们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个频频出现但如今却很少被人提及的名字。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翻检搜索当年的文档记录，却发现，正是这个长久以来消失在公众视线中、被有意无意遗忘了的人，奠定了令这所因国耻而生的学校深刻影响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清华之格”。于是，我们决定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并以之为线索，展开我们探访清华的旅程。

清华之道

一张拍摄于1914年的照片，几乎是周诒春留下的唯一公开影像。照片里戴着圆边眼镜的西装青年，有着饱满圆润的额头，深邃专注的眼睛，略为抿起的嘴唇，坚毅但看上去似乎又有一点故作老成。

说是故作，因为他实在太年轻——即便是在那个中西碰撞使得留洋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正式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周诒春还不满29岁，成为校长时，仍未到而立之年。作为对照，唐国安任清华校长时已54岁，与周诒春同时期任副校长的赵国材比周大4岁，20年后，梅贻琦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时，也已42岁。曾经担任过周诒春秘书的清华毕业生徐辅治提到过，当时有外宾到清华参观，见到校长如此年轻，均大为惊异。

这位年轻校长的就任，源于一场意外的悲剧。

1913年8月22日，时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心脏病发，遽然辞世。在前一天递交给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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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视事以来，时虑郧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www.61k.com）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

虽然在当时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建立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的清华，拥有20世纪初中国其他学校完全无法媲美的优越条件，但事实上，建校之初的3年中，清华一直步履蹒跚地走在生存或灭亡的悬崖小径上。

1911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烽烟四起，风声鹤唳，北京高校从法政学堂开始，纷纷放假，清华也被波及。美国教师全部出国避乱，学生大都离校回家，不知学校重开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与清华渊源颇深的颜惠庆和周诒春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颜任外交部次长，周诒春一度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清华大学得以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然而这之后，由于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挪用美国退回的庚款接济兵饷，清华一度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罗掘俱穷”绝非夸大之词。此外，由于清华直接隶属于外交部，不像其他学堂一样归学部（教育部）管辖，如此特殊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易受教育界人士攻击的靶子。更重要的是，尽管学校已开3年，但没有人真正清楚，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要在这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如此艰难时势，令身在漩涡之中的唐国安心力交瘁。一息尚存之际，他荐周诒春以自代： “（周）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报告尚未得到批复，唐国安便已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予清华学校图书馆，他希望，周诒春能把它们保管得很好，正如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清华学堂。 此时此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的周诒春，却正身在美国。

这一行的目的，是率领110名此前耽搁甚久方始成行的清华庚款留美学生前往美国入学报到。据徐辅治、孙锡三等人的回忆和清华校史记录，自这一年起，每年暑假，周诒春均亲自将清华留美学生护送至美国，帮助他们安排好在美国的学习地点和程序后才离开，前后凡此7次，直至他从清华校长的职位上引退。

1914年从清华毕业、当年8月15日作为清华第五批“放洋学生”的陈鹤琴，几十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周校长先教学生们在国外吃饭时的礼仪，不仅讲课，还亲自做示范。学生们在青年会住了一个月，周校长的‘吃饭课’也讲了一个月。这些留学生戏称自己为‘吃饭学生’，称周校长为‘吃饭先生’。”

这位“吃饭先生”教的吃饭课，包括坐席、坐的姿势、喝汤、吃面包、用刀叉、席间交谈的注意事项。当时看来琐碎，但当陈鹤琴后来在美国受邀到一位市长家中吃饭，将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出来并受到市长夫妇“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的赞赏时，他方才领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

护送学生赴美、安顿他们在美国的行止、帮助他们消除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疏离感，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的校长来说，虽不必非要如此，但似乎也尚属分内之事。然而，不顾旅途劳顿，平均每年在邮船的风浪颠簸中度过两个月的时间，周诒春的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遴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成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的“假洋鬼子”。

船上的漫长时光，周诒春用来与学生逐一恳谈，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学业选择。以陈鹤琴为例，赴美之前，他原打算到俄亥俄州的教会学校奥柏林大学攻读教育学，然后再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但在船上，他却逐渐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读教育？教育不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吗？读了教育，还不是坐冷板凳，看别人的面孔讨生活吗？”他开始想要学一门实在的手艺，自食其力，不求于人。学医，成了他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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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再三之后，陈鹤琴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诒春。(www.61k.com］周诒春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替陈鹤琴接洽转到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而，心愿得偿没过几天，陈鹤琴便开始后悔起来。

“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下定决心之后，陈鹤琴忐忑地找到周诒春。周诒春并没有因他的反复而发怒，反而微笑着道：“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

这一插曲的尾声，是陈鹤琴先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教育系，再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深造，1919年8月获得教育学硕士后归国。此后的岁月里，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与陶行知一道开辟了一系列乡村幼稚教育基地，出版了大量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专著，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如果说对于陈鹤琴的个人选择，周诒春表现得通情达理并照顾周全的话，对于另一个学生——1911至1916年就读于清华、1917年留美的吴宓——所应该走的道路，他却显得有些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赴美之前，吴宓初时打算学路矿等实学，转而又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新闻出版。而吴宓的继父为其谋划的人生道路，却是“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正当吴宓为此纠结不已时，周诒春却根据此前对他的了解，力主吴宓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看起来十分没前途的文学。要到数十年之后，俨然已成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的吴宓，才在日记中对这位自己早年多有腹诽的师长当初的识人洞见由衷地发出感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

刊登在1917年《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上的一份训辞，最能全面体现周诒春对这些清华留美学生的期待。

周诒春提醒即将于这年夏天赴美的毕业生，在美留学期间，应注意四件事。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凡学问“后来居上”，世界是进化的。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他列举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等例子，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希望同学接踵而起，日新又新。三是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四则要服务社会，宣扬国光，时刻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勉。而切实的做法，除了到唐人街去启迪华人智识，以消除外国人对我之诬蔑，在与西人交谈时，也要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辞态度，更需在毕业论文中“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使不明中国情势的外人渐除隔膜，“顿起尊敬之心也”（转引自台湾学者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当整个社会都将清华目为一个跳板式的留美预备营时，在周诒春的心中，却有一个更远大更宏伟的规划。

“寄师的原意，不是徒尔要造就一班美国化的学生，而是要把清华慢慢地办理成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大学。”刘师舜，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翻译家，在追念周诒春的回忆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

要体会周诒春做出这一决定所需要的大智慧和大勇气，我们应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教育嬗变有着更深刻的了解。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美国为何乐于将超索的巨额庚款退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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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指定这笔经费必须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且暗示需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在劳伦斯?克雷明所著的《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中，给出了一种答案。[www.61k.com)克雷明指出，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帝国”概念经历了重大调整，“上帝给美国安排的命运”逐渐改变为通过“仁爱”帝国主义来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新地区不再并入美帝国，成为大城区的一部分；正相反，大城区与它的依存者将保持比较传统的联系：在大城区的保护之下，这些新地区将是原材料的供应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大城区教育的对象。调整后的帝国观是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大批美国旅游者、技术人员和占领军到达世界各地，通过实例、设计甚至武力向所在国传授和传播美国文化、文明??不论其教学是否具有系统性，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预示了仿效所能带来的益处。”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当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于1906年3月6日与罗斯福总统见面、建议将庚款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来美深造时，罗斯福不待他说完，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而从另一方面，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起，中国掀起的留日高潮，也是促使罗斯福速下决心、推动庚款退回的另一层原因。数据显示，从1896年到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的1911年，16年中，中国留日学生多达4.5059万人，尤以1905年到1907年为最高峰，每年都在6700人以上。这固然是出于中日地理上的近便、清政府的鼓励、甲午战败的刺激，但很少为人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在运用种种手段、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外务大臣的信中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这种鼓励与吸引，主要体现于为留日学生提供种种生活上的便利，以及在日本创办一系列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学堂或科系，尤其是法政、警务和军事科。这不仅使得留日成为经济上十分划算的选择，更保证了这些留日学生归国后的仕途。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写道：“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治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与之相对应，从1909到1925年，尽管有庚款资助，1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合计才不过1031人。如此鲜明对比，令得当时舆论，纷纷以清华为抨击对象，认为它崇洋媚外，斥巨资培养美式精英，而于国家社会贡献有限。就连身为庚款留学生的胡适，也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宣称留学实是“吾国之大耻”、“废时伤财事倍功半”。他在文章中算了一笔细账：在国内上学，最贵的是上海的各大学校，但平均每年只要250墨元（注：晚清民国时在中国流通的墨西哥银圆，也称鹰洋），而以官费留学，每年花费不下2000墨元，“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

然而，时时刻刻提醒学生“获受国耻之赐，既受特别权利，当负特别义务”的周诒春，就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或者，向来强调实干，反复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的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

《民国史料丛刊》中，收录了出版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清华一览》。里面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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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列出了历年清华“放洋”学生的联系方式。[www.61k.com）一一点数，九成以上，均于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1916年7月27日，周诒春上书外交部：“窃以清华学校系于前清宣统三年就游美肄业馆改设，开办至今，先后已历八年。留学毕业回国学生，日见其众，年来志切来学者，更见络绎不绝??故拟以原定学程上，分年扩充增加，俾于数年之后，得完全成一大学本科之程度，以应时势之需要。”

在这份报告中，周诒春特地指出：“清华经费，至民国二十九年庚子赔款摊还清结后，亦将无以为继。届时更恐维持之不暇，势难更求增进之要图。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藉可撙节经费。至赔款退清之时，则大学之规模设备，均可早定基础。至时本校回国学生可达数千，如经常费无着，即可望其中富者出财，智者尽力，为母校分任维持之义务，则退还赔款虽已终结，而学校仍可图继续存在。”

清华之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的这段话，履见诸报章。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很容易理解为，大楼与大师，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双方。然而，回归到最初的语境之下，便会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这段名言之前，梅贻琦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

而事实上，清华成立20周年之际的梅贻琦之所以会觉得设备和大楼之事不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诒春任职期间，“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通过一系列的校园建筑改造活动，已经奠定了清华大学未来几十年中的物理格局。

《清华周刊》1922年双四节特刊上，对11年前清华初建时的样貌如是描述：“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室、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逝世前将自己的藏书赠与清华，却因地方偏窄不足用而长时间被封存。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却已经变成了“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开始主持修建、当时已经大体完工投入使用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

据孙锡三回忆，这四大建筑样式均各有所本，“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建筑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

仍以图书馆为例，这栋造价17.5万元的两层大楼，“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但使其成为令当时北京城内学者师生艳羡不已的关键，却是大楼之内丰富的藏书。1920年7月，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戴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而管理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受过现代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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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专业训练的人。（www.61k.com）时任图书馆副主任的袁同礼，更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无论软件硬件设施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标准的建筑，为周诒春召来了漫天诽谤。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中，这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人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他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之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人们面对面紧密连接的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它所包含的“以培养守秩序和勤勉习惯、树立责任观念为目的的教育”也逐渐落伍。在他看来，新的学校必须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学校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学生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现代化大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需要一个物理载体。可是这个载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古老的书斋和私塾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验室和机器车间就是答案吗？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先行一步的美国，其教育理念和体制模式，也在不停地向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借鉴吸收。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式大学，尽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已经并非是纯粹美国式的了。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挂着美国标签的面对现代社会适者生存的产物。而作为美式大学符号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其宗旨，正是周诒春为清华定下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三育并进，造就一完全之人格。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周诒春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之时，北京城里，已然物议纷纷。“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即可，不应‘妄拟欧美’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更不需要兴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写道。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工程、添购器具，使得清华自1915年起，连续4年预算均超出百万元以上，这也引来了受美国人控制的校董事会的反弹。

种种矛盾，在1917年秋，周诒春护送清华留学生赴美并调查学务之时爆发。这一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要他回国解释。

90多年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的微缩胶片上，借着昏黄的光线看到了那洋洋数千言的罪状：

“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应该是徐辅治和刘师舜共同的回忆吧，从1911到1936年，周诒春在北京跨工、商、学三界，任职众多，位于扁担厂25号的一所四合院却是他唯一的财产。而在南京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由于“凡来南京之客人无处可居者，悉留之住并膳食”，开支浩大而均出自私囊，这一处北京的房子，最终也被抵押出售。

??

然而，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曾获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的周诒春，却对这些从证据角度讲不堪一击的恶意攻击不予置辩。

1917年12月25日，甫一归国，他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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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www.61k.com］

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他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教导学生“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许多人因之泪下。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

清华之人

后世论之，周诒春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外交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亲日派上台，一为周诒春提供奥援的颜惠庆遭到排挤，而掌控巨款的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亦为人所艳羡。种种原因层层加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从晚清到民国那个经济变革、政治跌宕、文化撞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所有以上因素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上，在清华这个如此特殊的小世界中，纵没有这些外部原因，身处两种力量拉扯较量之中的掌舵人，是否又能安然无恙？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十年中，校名三更，校长十易。”周诒春离去之后，清华校长更替仿如家常便饭，最短者任职仅3个月，更曾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苏云峰对这些匆匆过客的清华校长们的履历背景曾一一加以详查，得出的结论是——“每位都有良好的学历和能力，但不一定有办学的兴趣和热忱，多数以清华为跳板，活跃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与学生相处不良，被学生赶走，或在清华的时间太过短暂，乏善可陈。”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人事最为紊乱之时，据当时校刊记载，学生曾派代表，到周诒春家中请“老校长”返校任职。校刊还发出呼吁：“请教育部即任命周诒春为校长，如教部仍不顾同学公意任命他人长校时，一概坚决拒绝。”

周诒春并未归来。这件事，加之此前他曾婉拒曹云祥发出的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顾问的邀请，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周诒春对清华存有心结的证据。但是，只看他在抗战期间，对贵阳清华中学的大力促成，不仅以清华为之命名，更将校训、校歌、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一一移植，而且在生活上亦对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和其他来黔清华校友照拂毕至，便知道，这种揣度应是低估了周诒春的境界。

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忙。

从清华引退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大约是周诒春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成果的时光。据徐辅治的回忆，周诒春那时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而且，只要身在其位，周诒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华威先生式的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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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www.61k.com）周诒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可以做事，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筚路蓝缕的开创期间，周诒春极力帮忙，几乎每日都利用自己的专车，陪同何廉四处奔走，搜集整理材料。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s）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诒春：

“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今日的周诒春，实在是一名勤奋工作而未能获得适当报酬的劳动者。在北平或是在上海，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一名热心公务而效率极高的人物。他说不上富有，甚至算不得小康，但是为了劝诱一名百万富翁拿出一笔钱来赞助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会毫不吝惜地掏他自己的腰包。”

这些有意义的事业中，包括周诒春一如既往的爱盖大楼。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不至于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政府以巨资培养学生，毕业后恝然置之，任其自寻出路，以致学非所用，无裨实际”。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为保管及运用这一款项，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周诒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位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据孙锡三回忆，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周诒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是以，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直至今日，这栋仍在使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宫殿式建筑，依然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这一幕，在1938年贵阳清华中学兴建新校舍时再度重现。根据王思元等人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在贵阳担任省府委员兼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周诒春，“每到星期日，便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或与师生谈话。每次总是下午很晚才回城里，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可以说，周诒春在贵州七年多，绝大部分的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诒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其秘书徐辅治在床旁另搭一帆布床。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诒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在贵阳时，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诒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当时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因此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诒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

当我们将周诒春离开清华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厘清，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于1918年的离开，便不再是悲剧式的退场，而是某种带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新的开始。

生于华夏沉沦、中原板荡、民生艰难、内忧外侮之际，一个享万兆国民血汗之供养的“受教育的人”，一个拥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具有完全人格的现代中国人，何能一直苟且偷安于环境优裕的“世外桃源”之中？他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回应美国教育家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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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茨振聋发聩的提问：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早在191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周诒春就以《受教育者的责任》为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www.61k.com）这与他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如出一辙：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政治法律，整顿金融。而在告别清华的日子里，这些正是他之所为。正如温源宁所洞见的，“他（周诒春）并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一个职务，而看成为实现他心中理想的一种手段”。抗日名将、清华毕业生、同样亦是周诒春门下高弟的孙立人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所陈述的，也是这一道理。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一改20年前在《非留学篇》中的尖锐质疑。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

“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如果你详察这份名单中列出的人物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庚款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作为其中与清华关系最深切的周诒春，更是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

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诒春在上海病逝。只有在他足不出户的晚年，家人才终于有机会与他相处，而在那之前，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朋友和事业。当我们辗转托人找到周诒春之子、已经96岁的周华康先生，想要向他打听一些其父的生平琐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从梁实秋到孙立人，均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周校长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

周诒春，字寄梅——如果可以，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当你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时，需得知道，这个国家，亏欠这些种子般的人物良多。

清华学派和“四大导师”

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赴中国讲学后，曾写下他对清华的印象：“到了清华园，一个英国客就感到仿佛在美国一样??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就像一位美国中小城镇里的镇长。”考古学家李济之子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记录了由父亲转述的这段话。而这“仿佛在美国一样”的氛围，其实已让部分清华师生有不满足。1925年，《清华周刊》第315期刊登了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清华学生施滉的文章，他对当时尚未完全改制的学校的进言，就体现了这种情绪：“同学渐渐的觉悟自己是中国国民，已经稍稍注意国情，虽然仍把留美当做入清华的目的，可是已经知道留美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学校方面已经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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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焱

清华改制以设立国学研究院为发端。(www.61k.com）1924年秋，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开始筹备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1929年结束。曹请来胡适主持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学制蓝图，但当他提请胡适为导师的时候，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春迁入清华园，加上其后从欧洲回国的赵元任、陈寅恪，清华为国学研究院所请都是会通古今中西的一时之选，校内外称“四大导师”。

国学和科学同被重视，倡导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成风气的“清华学派”谱系由此生发。虽然1928年后时势遽变，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逝，赵元任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一人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训练了4届72名学生后不再开课，但它成功的治学风格和人文气质仍在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的清华得到了承继。冯友兰、潘光旦、叶企孙、陈岱孙、费孝通??第二代、第三代清华教授集“清华学派”之成，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过程中都成为独开风气的学者兼思想者。

通方知类

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无二：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王国维进入清华园，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被看待为20世纪学术史的一件大事。立命于现代教育机构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视作遗民学术圈的代表人物为首席导师，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力荐，在当时不可谓不轰动。从民国时期取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追忆文字来看，外形如遗老的王国维，思想学问上实是旧学的破坏者。民国学术界早就关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过马衡，设法请他做了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王国维的同乡学者、后来任过台湾“故宫”院长的蒋复璁认为：“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在王国维身后，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顾颉刚当年悼王国维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转述：“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超人）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迁入清华前，王国维在北京住地安门织染局十号。1924年初，蒋复璁去家中拜望，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叔本华文章，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红楼梦评论》。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可?波罗游记》并加以考证。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为梅兰芳执笔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许姬传，回忆古文物学家徐森玉曾同他谈论王国维，说他著述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访，王国维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和架上摆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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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四处摊开，聊天也左右不离这个话题，并将辩难得出的结论都记在笔记里。(www.61k.com］过段时间再去，见他已经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校样，书桌和书架上全部换成了下一本书的资料，和人谈话的题目也全变了。

王国维于学问上的成就，大贡献都在35岁后。他是浙江海宁人，父亲擅书画但无功名，是当铺里的一个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国维在乡里有少而敏达的名声，18岁中秀才，后来却屡试不第，22岁后离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时务报馆谋到书记员的差事，后来转入讲授新学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跟日本老师学了日文和英文，开始接触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康德和叔本华学说，遇到当时还是维新名士的罗振玉，获他识拔、资助，从此在生计和治学上一生未能和罗氏分开。

在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上，当时大半是王国维的翻译和撰述。1913年，他29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英文，学习数学、物理和西方哲学，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从31岁到36岁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研调诗词戏曲，《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

在为《国学丛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携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从日本开始，36岁后的他进入了中西文化会通时期，专治经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调查和考释，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相互证明。这是他以古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之始。在学界中人看来，他最伟大的成绩要算《殷周制度论》，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发明，梁启超赞为“绝学”——“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

在清华两年，王国维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国教授中应是数一数二的高薪——据清华校史资料，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确定教授的薪金标准为300~400元，最高500元。讲师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迁入清华后，王国维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说是他不愿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这是王东明对父亲书房的回忆。在她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

语言学家姜亮夫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先生“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但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校园里每周六有师生同乐会，王国维虽然像平时一样寡言笑，但偶尔也会即兴表演节目，比如梁启超背诵《桃花扇》的时候，他就背一篇《两京赋》。两人记忆力都很惊人。

他也并不总是极乏趣味。清华每周六晚还有一个学术演讲会，王国维先生曾给学生讲“新莽量衡”，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的度量衡制度，而且带来了他根据考证复制的量衡模具，当时是大学部学生的徐铸成觉得，“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听了也觉津津有味，久久不忘”。他很少训斥学生，但也不虚言。他和学生在一起，很少表态。他有两句口头禅：学生讲得对，他就说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果不对，他就摇头，或者加上一句“怕不可靠”。有学生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提议办刊物，他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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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于1877年，小梁启超4岁，但因为有那根发辫，人都觉得他老古。(www.61k.com)有一流传很广且意味深长的细节，说有次太太为他梳辫子，问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对王国维最后自沉昆明湖是“殉清”还是“殉文化”等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不再赘述。1927年9月21日，在他蹈湖后3个多月，梁启超在他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长篇悼词，评其学问道德：“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一个小书记员的时候，梁启超已是《时务报》主笔，两人地位悬殊。而他们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后，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自己甘居其后，对其广而深的学问极为钦敬。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到鲁迅、郭沫若，民国学界对他学问道德的赞佩，一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四大导师”

气度识见

梁启超1920年底以《国学小史》为题，开始在清华园里系统地讲学。这50多篇讲稿，他后来从中挑选了6万字结集成《墨子学案》出版。有这样的前缘，当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被延请的四大导师里面他第一个欣然允聘。

1925年9月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了题为《学问独立于清华第二期事业》的文章，第一次透彻地谈及清华设大学部和国学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为时势便利计，希望清华最少有以下三种学问的独立：第一是自然科学——尤注重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是工学；第三是史学与考古学。清华后来的发展，基本循了这条轨迹。

他入清华园时52岁，在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上已过了他的全盛时代，但生活仍自律刻苦，无论冬夏每天5点起床，工作10小时。他在清华的斋门前挂有一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如果偶然有人来访，谈话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给人感觉他十分严苛。其实和国学院其他3位导师比，梁启超对学生倒是最不吝赞誉奖掖，而对自己常有内省。他为潘光旦批改作业，写下这么一段话：“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王力作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他在批语里给出了“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这样盛赞的词句。姜亮夫当年从北师大研究科转考清华国学院，知道消息时已经过了考试时间，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说明情况，希望得到补考机会，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得到清华教务处的面试通知。梁启超不但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四川学生来信妥为处理，还亲自见他，为他出题考试。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多，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们找些生计，比如让学生给他发起创办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编写目录，做“提调”（头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据和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周传儒回忆，先生每天晚饭后一定写字，他的大字每个能卖大洋8元，每月可得两三千元。先生写字的时候，他常在身边持纸，先生写好后，由他报题什么上款，先生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叫他写的，所以帮人向先生求字并不难办。

在清华园，梁启超的演讲极富个性。他口才很好，学生回忆，先生召见时往往自己滔滔不绝，而不让学生讲话。演讲时他却习惯先写好讲稿，然后以浓墨亲笔抄写在宽大的宣纸稿纸上。在演讲时，他随时引用作品，大部分能背诵出来，偶有卡壳，他就用手指敲打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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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清华的基因：君子以自强不息

头，等上一会儿，大部分又记起来。（www.61k.com]在周末的师生同乐会上，他还即兴表演过大段背诵《桃花扇》，能一字不差。

入国学研究院后，他很想把自己的学术精力集中在治史方面。1925年9月，他开讲“治史方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秋冬开始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入研究院授课仅半年多，梁启超就发肾病住进协和医院手术，被错割一肾，此后两年一直是抱病讲学和著述。1926年春，他准备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已经拟定的提纲分3部29篇，包括朝代、种族、地理、政制、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服饰、考工、通商、文学、音乐等180多个章目。这个有百科全书气派的写作计划，被郑振铎感叹为“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究竟是梁启超还是吴宓向校方力荐陈寅恪为研究院第四大导师？至今好像也没有确切的定论。陈哲三教授在台湾撰文说是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问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什么大作，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梁说：陈寅恪虽然没有专著，但他写的寥寥数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还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外国的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而据吴宓日记中所写，是他向校方推荐了好友陈寅恪替补。他们1919年在美国哈佛相识，留学时期就是密友，吴对陈的学问始终折服，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真正到清华履聘已是1926年8月，国学研究院开课近一年后。学校聘他时，他还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经，并为购书短缺款项伤脑筋。为让陈寅恪能早些到校，吴宓请求校长曹云祥给予资金资助他购书，最后曹同意先预支几千元薪金，兑成美元后汇至柏林，陈寅恪这才得以处理完欧洲的事情，于1925年12月起程回国，半年多后到了清华报到。学校安排他住在赵元任隔壁。在欧洲时就交好的赵元任夫妇进城替他买了家具，尚未结婚的陈寅恪则把住宅让出一半给赵元任家用，生活也由赵夫人一并打理。他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有学生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后来赵元任敦促他恋爱结婚，原因就是不能再让太太一人照顾两个家。

在研究院，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他的课要求学生知识面广，特别是讲有梵文翻译的《金刚经》时，他引印度文、巴利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有些学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就尽量多记笔记。而在他做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有一段时间仍每周进城两次，向人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些文字都成为他治史的工具。对佛学在中国的地位，他的见解超乎众人：“自宋以来，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 陈寅恪喜欢做对子，时常以此和人玩笑。有次学生们到他家中拜访，高兴之余，他说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大笑。这副对子巧妙地嵌入了国学院两大导师的经历：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入清华前曾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也算是大清皇帝的老师。

王国维死后，遗书中命将他的书籍交给陈寅恪和吴宓二人整理。陈、吴也向他遗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场面，在清华国学院成了学术传承的象征。1928年夏，清华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同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陈寅恪从15岁起长期在日本和欧美留学，治学方向又冷僻，受聘时确实不为国内学界所了解。1927年后王、梁先后去世，赵离校，四大导师中剩他独撑研究院，终成为清华学派中为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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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会通

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里，赵元任最年轻，当时33岁，比晚到校的陈寅恪还要小一点。(www.61k.com）他是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的学生，所以后来一直以清华为母校。1924年他回国任教前在法国考察学习一年，同在法国的蔡元培曾极力邀请他去北大，但他还是坚持要应清华之聘。

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予人的印象是奇才博学，诙谐有趣。语言学家陈原在《赵元任年谱》序中尊他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祖，也是一个人文学者——“我在这里使用‘人文学者’这个语词，更接近当代美国学术界给Humanities（人文学科）所定义的学者：既非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又非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确实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学者，既尊重人的价值、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又富于人情味和人道精神的学问家。”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他翻译的。《国语留声片课本》是1921年他亲自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录。广为传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他谱曲。国语罗马字拼音也是他和“数人会”学者首创，为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他曾跟朋友们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多半是他在卫生间里翻译出来的，告诉女儿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以致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暗自揣测：“我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有时间作曲——也许是在他剃胡子的时候？”

赵元任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之家，9岁后随父母迁回老家常州。在南京读完江南高等学堂的3年预科后，1910年，他到北京参加了清华游美学务处的庚款留学考试。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考试的科目：“上午考国文，题目选自《孟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下午考英文作文，三小时。然后等五天，如果以上两门合格再准继续参加考试。27日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历史、德文或法文。28日考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与三角??”他得了第二名，比同批考取的胡适和竺可桢等人都要靠前许多。他所受到的新学教育，和之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毕业生相比并无逊色。他到美国后的求学经历，也是清华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完美成果——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最后却于语言学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兴趣却宽广，从1912年5月29日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数学外选修了多门物理学课程以及哲学、语言学的课，如《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课堂讨论》、《语音学》等。到大学四年级时，赵元任被教授告知他同时具备申请数学或哲学研究生奖学金的水平，结果从数学系毕业的赵元任改做了哲学研究生。读研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和胡适一起用英文撰写了系列文章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此时他对音乐的研习也达到了很高程度，课余一直选修《和声课》和《对位课》，学习作曲。

之后几年，赵元任先后求学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物理和数学的研究，以致在1919年完成学业后，康奈尔大学提供给他这个哲学博士的教职竟是物理学讲师，而他也乐于接受。一年后，清华学校（1920年还没有改制为大学）邀请他回国，教授的学科又一变为数学。赵元任在清华教代数和英文，常到胡适家里长谈的却是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就跟他们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一样，因为文字改革在“五四运动”前后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话题，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有一部分已在学术之外。

赵元任会通中西文理的博学，在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期间有了一次表现。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和北京各地讲学，赵元任被“借”去做翻译近一年。因罗素讲学将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内容相当广泛，蔡元培、蒋百里等人都觉得别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唯有元任先生最适合。为罗素做翻译十分忙碌，但就在这期间，他还同时完成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书，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元任先生进行这次翻译，不是一般的文学译作，他是在进行一种试验，语言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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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文字改革的试验，文学革命的试验，也是不同思维的文学作品移译的试验。［www.61k.com)”多年后陈原对这本译书如此评价。

1920到1921年，这是赵元任被国学研究院聘请为导师之前的另一段清华生活，很短暂。1925年后，他们一家人在清华又住4年。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个性都活跃，最不爱整天说规矩话，衣着或行动也都受人瞩目，清华园里有关他们的回忆多半都是快乐而好玩的。赵元任总穿西装，有时也以长袍搭西装裤。杨步伟是教授夫人中少有的留过学的人，爱穿洋装丝袜，每天开车进城买菜。两个女儿六七岁，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记得她们“漂亮又活泼，是全院最出色的孩子”。他们家里请客，就像现在的自助餐，让客人拿了餐具从桌上自取，叫做“立取食”，吃一次饭，被请的人回来要议论好半天。

赵元任朋友多，写信占用不少时间。于是他干脆将信的内容做成文字幽默的笔记，用英文写，每隔一段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印了寄给国内外好友。他称小册子为“绿信”，因为封面是绿色的。这些已经不仅是私信了，除了报告近况，还会谈到自己的思想过程，考虑了什么学术上的问题。1921到1925年，他基本每隔两年编寄一册，颇有规律，3册之后中断了数十年，直到70年代才又续上，第六册还未写出就去世了。1921年3月19日发出的第一封“绿信”共20页约6000字，印寄164册；1923年4月15日发出的第二封绿信，40页，1.5万多字，印发240册，他在里面谈到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拼音以及音乐的谱写方法，很像是一本学术交流杂志，笔下却轻松诙谐。

1921年8月赵元任再度赴美，回哈佛大学做讲师，这次开的两门课是哲学和中国语言，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语言学和语音学。1925年回国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后，他正式将中国语言学和语音学作为自己的主攻学术方向。

国学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除了4个导师，还有研究院主任吴宓和讲师李济。学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普通演讲为必修，研究院的学生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专题研究则是“就一己之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赵元任第一年开出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则包括《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题。

姜亮夫回忆他讲声韵学和其他老师的考古声韵学有很大不同，主要是描写语言学，即用国际音标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声韵学中来。后来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1926年考入国学研究院，专题研究题目为《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是梁启超和赵元任。据他的回忆，当时全班32人，只有他一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1982年王力重新影印出版论文《中国古文法》，在序中提到两位导师的不同方法：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论文多加赞语，而赵元任先生正好相反，“他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赵元任这样批评王力的原因，是因他在论文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了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的原话是：“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在清华国学院4年，除教授学生外，赵元任重要的学术活动一是讨论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另一项就是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他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1925年9月26日，刚从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刘半农在赵元任家发起成立了聚谈音韵学的“数人会”，在京成员有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和林语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说王国维本来也想加入，但还没正式进来就出事了。

“数人会”的意思，是取隋陆法言《切韵序》中的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这6个人大致每月聚两次，3个月后，他们“以北京音系为国音”的建议被教育部国语统一会同意采用了；一年后，“数人会”即讨论拿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本。刘半农还是他作现代音乐的伙伴，两人词曲唱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艺术歌曲。1934年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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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赵元任作了一首传诵一时的挽词：“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www.61k.com］”

1927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确定由赵元任主持汉语方言实地调查工作，第一次调查对象为吴语，范围包括江苏的东南部跟浙江的东北大半部。据《赵元任年谱》：这年10月到12月，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日夜兼行，搭火车、汽车，坐小火轮，几乎有站的地方都停下来调查，有时一天跑4个地方。他们旅行两个多月，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200多人。为了准确记录音调，在当时还没有录音设备的情况下，赵元任就随身带一个“滑动音调管”，用来与发音人声调相配。1928年，他以调查材料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出版。由于他们是用国际音标记录实际语音，印刷厂没有音标字模，他就和助手杨时逢用手画成表格，再做影印。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而关于赵元任令人惊异的语言天才，有好多故事。比如被胡适写到文章里的，说他跟随罗素旅行讲学时，一路上学会好几种方言，走到哪个地方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逼真程度令听众都错以为他是同乡。1928年做粤语方言调查，他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讲。一次在清华园的周末同乐会上，他给师生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再从上海折回北京，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方言介绍名胜和特产，一口气说了近1个小时，听者捧腹。他还有倒说英语的本事，先用录音机把一句话录下来，之后反转放出来，他便模仿这种倒话，录好后用录音机倒放，听起来又是正常的话了。本来他只是在试验一种语音分析，结果被人传成了神奇的本事。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史学、语言、考古及人类学三组分别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为主任，全都来自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年3月，赵元任一家就搬离了清华园。此时国学院已基本停办了，他辞去清华教职，但仍在清华兼课。

2011.4.15

三 : 清华百年名人榜

2011-05-03 11:18:17|分类： 历史 |标签： |字号大中小订阅

本文转载自酒鬼鼠《清华百年名人榜》



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参加组织和领导中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

周光召，著名科学家，１９４６年至５１年在清华大学先修班、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长、湖南大学名誉校长、中南大学名誉校长。被誉为“中国科技领军人”。





中国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

唐敖庆(1915-2008），江苏宜兴人，理论化学家、教育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他在组建理论化学队伍和研究机构中做出了业绩。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吉林大学教授、名誉校长，中国量子化学之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于2008年7月15日11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1909.04--1968.12.5) ，男，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1950年获博士学位，198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院士。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科学奖、法国国立学院布德埃奖章、伽利略·伽利莱奖章、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埃·马诺瑞那爱瑞奇科学和平奖等。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2年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研究院。两年后，他获得硕士学位并考上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57年与李政道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则于70年代发展成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此外并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卓越的重大贡献。





中国现代数学家“华罗庚”

1985年6月12日，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华罗庚在日本讲学考察时，因心脏病发作在东京逝世，享年75岁。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赵九章”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著名的科学家、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9年起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钱学森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致力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他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钱学森一生所获荣誉无数。其中包括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及2006年“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等。其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

彭桓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四十年代起研究固体物理，后转向量子场论的研究。开展了应用量子力学到金属、场、核、分子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六十年代初期参与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是当时理论研究的主要主持人之一，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





力学家“钱伟长”

钱伟长（1912.10.09—2010.07.30），江苏无锡人，1931年至1937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





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核物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其间，受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于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4年他被委任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46年又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钱三强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其妻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以研究原子核科学为主的近代物理所(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任副所长(吴有训任所长)，1951年起任所长，是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研究员。





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30年，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师助理的王淦昌在导师叶企孙、吴有训的鼓励下，考取了官费留学德国的研究生，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在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王淦昌决意回国。1934年春，王淦昌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大量图书资料，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历史学家“吴晗”

吴晗，字辰伯。浙江省义乌人。1928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因《海瑞罢官》的剧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后10年被平反，恢复党籍、名誉权。





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

夏鼐，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温州市区，曾就读于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附小及该校初中部。1927年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1935年改去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留学期间就开始了考古生涯，远至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并因此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

1941年，学成归国的夏鼐至四川南溪县李庄，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45年，在甘肃进行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宁定阳洼湾等遗址，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语言学家“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是整个家族后继的唯一男孩，6岁时就离开父母，投奔济南的叔父求学。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在清华，他结识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等名师，还旁听了很多外系的课程。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季羡林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个文学青年，被同学们戏称作清华“四剑客”。1935年，季羡林赴德留学。1946年回国，又承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引荐，进了北大。此后，季羡林执教北大六十余年。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于1981年以古稀之身作《清华颂》时，如此回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寒窗为他百年学问所奠定的基础。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

张岱年（1909－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曹禺”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





清华园中的钱钟书

1910年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诗书世家。1998年12月19日，“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钱钟书自幼受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十三岁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学习，接受西式教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外，名震校园。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0年毕业后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音乐家“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祖籍江苏常州，字宣重，别名妧妊。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大师，同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科技普及工作的先行者和不倦的摄影家。先入康乃尔大学读数理，又入该校哲学院。后赴哈佛大学学习语言学，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和中文系教授。回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音韵学。期间担任罗素来华演讲的翻译，能流利准确地翻成多种方言。17年，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语言组主任，曾深入中国南北城乡调查研究方言，取得丰盛成果。民国27年，赴美历任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教授。一生通晓23种语言，为驰名国际的结构派语言学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奠基者。著有《现代英语的研究》、《钟祥方言记》、《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中、英著作。





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

周培源（1902.8-1993.11).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宜兴市芳桥镇后村。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36～1937年在美国参加A·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进行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29年年仅27岁的周培源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理事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毕业从事广义相对引力论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学。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宇宙浩渺中华星天文学家“张钰哲”

张钰哲（1902年2月16日-1986年7月21日，Zhang Yuzhe或Yu-Che Chang）， 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中华”小行星的发现者。 张钰哲生于福建闽侯，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1928年发现1125号小行星，命名为“中华”；他长期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工作，和他所领导的行星研究室发现了许多星历表上没有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三颗新彗星。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张”编号为第2051号。1986年7月21日，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张钰哲逝世，享年84岁。





建筑大师“梁思成”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梁启超之子。1915—1923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





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奠基人“茅以升”

1896年1月9日，茅以升诞生。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中科院院士、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之一，江苏镇江人。20世纪30年代，他在钱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结束了中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由外国人建造的历史。他长期致力于桥梁科学研究、教育和工程建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桥梁工程技术人才。1989年茅以升在北京逝世。





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叶企孙”

叶企孙，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驰名中外的建筑学家“杨廷宝”

杨廷宝，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学家。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创作工作，为中国建筑设计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建筑教育上培养了大批建筑设计优秀人才，为中国建筑设计事业奠定了基础。曾多次参加、主持国际交往活动，对推动建筑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建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化工专家“侯德榜”

侯德榜，中国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十门功课1000分的成绩被保送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苏尔维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第三，他为发展小化肥工业所做的贡献。



爱国教育家、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视频: 胡锦涛视察清华大学（新闻联播2011 0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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