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12月征文]难忘的离别

　　每个人一生都少不了的这种被剪辑的历程，可以说是生活中的断层。每每都是爱得越深，离开就越痛，因此它所储存的记忆也是最深刻最最香醇的。

　　故事的开端总是平淡的，就这样我们静悄悄的来了。走进校园，也就是我们未来两个月生活的地方，不管酸甜苦辣我都知道我们会默默得承受。这一刻，已经隐隐预示着两个月会是我们人生中浓重的一笔。

　　这个夜，第一次见到了裘老师和朱老师，这是两位年轻的老师。漫漫得等待明天，第一次和孩子们的见面。陌生的床，驱赶着睡眠，莫名的惊慌彷徨略显着无助。

　　第一个早晨，很早。陌生的校园里寻找相应的门，这就是我的16班了，心底已经无限次得打着草稿，酝酿着千言万语。走进教室，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小脸以及略带兴奋味道的欢呼声，真的，没有千言万语，我几乎得落荒而逃。这是个失败的开始。接下来的任务也就是与孩子们相处的关键了，记名单。上早操，带着名单吃力得打着招呼，接下来的日子里，郭老师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不过你们会是那个给我创造记忆的人。就这样，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在这里交织。

　　给你们上得第一堂课，没有借用多媒体的一节课，你们就欺负我这个实习老师吧，课堂吵得像一锅粥。也是因为这次，我决定了，不能对你们太放任，拉开点距离感。也就这样，直到离别的那天才告知我的QQ以及手机号。这段时间也是我思想矛盾最重的一个星期，整天板着脸凶你们，不过每次都会反问自己有没有做得太过分。中规中矩得一个过渡时期。

　　爱是付出，孩子们给予的爱是最最单纯的。我以为就会这样平淡得走过这两个月，运动会来了。对于我们彩排的时间不够充分，开幕式的失败是对孩子们不小的打击。Miss朱太年轻了，我也一点不懂，这个失败只在于老师。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16、16，一枝独秀：非比寻常，16最强。”强者并不是指得胜利者，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王者，强者是要经受得住打击。主席台上的我，看着一群斗败的你们，我，其实很想鼓励你们几句。有经历才会成长，有失败才会长大，每个人的一生不会一路的平坦，有些事你们必须经历。这三天像是经历了所有，被“裁判”这个框架封锁在跑道旁，看不到你们，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付出的努力。完美得收场，是在郭俊甫和齐欣润的1500米，长跑展现的已经不止是体能了还有毅力。在终点扶住你们抱住你们的瞬间不止是兴奋，环绕着浓浓的自豪感，这是我们16班。运动会的课间陪着你们度过，虽然感觉你们讲得小品一点都不好笑，不过教室里传溢着喜悦。应佳洁的哭泣让我不知所措，不过你有个好闺蜜，伤心的时候有人陪着哭，我相信你们会是一辈子的好闺蜜。这三天里，我是个平时不爱打篮球的人却带队出场投篮，教你们投篮姿势，不过被你们打击得五体投地。这三天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唱了一首歌（唱完落慌而逃），那是大学里我最大的命门。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又恢复到平淡得学习生活。不过今晚不同，今晚的家长会，帮朱老师进去顶住场子，偌大的教室一堆的家长盯着我这个晚辈，也是那时候发现家长对你们的热切期盼。我答应过张家乐帮你和父亲讲好听的话，不过，我没做到。因为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至少我觉得），交谈中知道他是个明事理的人，不是追求成绩的家长，不要让父亲失望吧。

　　日子一天一天的，最后的公开课来了，可能你们已经知道这是离别的尾声了，上课的你们特别棒。你们上课紧张吗？没心没肺地说不紧张，可是我紧张啊。这个星期我收到了你们代表离别的礼物，一本偷偷摸摸写的本子，里面装得是满满的对老师的祝福以及不舍，一群傻孩子，我还有一周时间才走呢，更何况我又如何会舍得你们。

　　就像来时就已经注定的我们一定会走，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善始善终，我决定这一天会陪你们到最后时刻。我承认我没有做到，下午的第一节课已经开始控制不住扭曲的情绪。我愿意在办公室里等待放学得铃声，欢乐得离开，和孩子们拥抱，没有拍照留念，没有痛哭流涕。这是个完美得结局，理性的结局也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其实，这些都不是我真实想要的，我想要的是好好得抱着你们认认真真得哭一次，因为舍不得，因为爱你们。四十六个小朋友我能抱得过来吗，这时这刻，这里划上了句号。和裘老师拥抱告别，同一天我们离开了爱我们的学生，也离开了爱着我们的老师。就像上次说过得一样，我不要拆开这份礼物因为我希望它能将我的记忆保存得永远永远，我也不要你们的送别，因为我希望呆在你们的记忆里还没有告别。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确实改变不了这世界太多，甚至改变不了自己的明天。但是我们改变了自己，让自己成长了。相信我，离别的时候就大声哭出来。

    高三:郭森鹏

二 : 战斗在萨尔温江畔的难忘岁月

照片是红军和战友合影

前左起侯红军、杜士元、胡大明

战斗在萨尔温江畔的难忘岁月（第二稿2009年12月17日）

侯红军 口述 高学民 整理编辑

（侯红军，北京第25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原云南瑞丽农场卡拉分场北京知青，1968年参加缅甸人民军，任卫生员，救死扶伤，作战英勇，1972年回北京，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简称侯。

高学民，北京铁路第二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原云南瑞丽农场勐卯分场北京知青，1977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简称高。）

侯：当兵这件事，从头到尾，直到现在来说，都不后悔。

高 ：我们到瑞丽后，听说去缅共当兵这件事了，一般人胆子都小，又没人带着去。你当时去了，就是一生中非常光荣的经历。

侯 ：但是这种经历有很大的风险。当时中国承认你，家里人算军属；如果说将来形势逆转了的话，你就是投敌叛国啊! 终究与国家整编制的部队派出去不一样。

高 ：当时是有这种[www.61k.com)顾虑，年轻人谁不愿意有1个好的政治前途。

侯 ：临出境之际，被告知来去自由，现在回去还行。出境，穿上军装了，当了兵了，就不能随便回来了。回来就得有手续，要经过司令部军务处批准，办好手续才能回来，不然就算逃兵了，景立人是最早回来的，他皮肤过敏。当时一过了界河，他身上就起癞子。回到中国这边，养上几天，就全好了。他当兵一年就回来了。

我们当兵四年回来，是战士，按复员军人算。刘其超会画画，在司令部宣传处工作，是干部，按转业军人算。

高 ：你是那年回来的 ?

侯 ：我是1972年回来。我加入中共时，区委到中联部李处长那里调查，了解我在缅共那段时间的情况，过了1个星期，中办给区委回的函件。

侯：我是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年高中毕业生。我从小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去当兵。文革中因家长受审查，想在北京当兵当不成，我叔父的战友是云南文山军分区的军长和参谋长。1968年5月，叔父让我先去文山农场，11月从那里去部队。我于那年5月到了云南省文山专区麻栗坡农场。到了11月时，军分区的军长和参谋长告诉我，因部队支左发生偏差，我在文山当兵的事黄了，并被告知如果愿意去缅共东北军区当兵，先回昆明，到省农林厅，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先去瑞丽卡拉分场，从那儿可去缅共东北军区，那儿有咱们的部队，和缅共在一起战斗，支援他们的斗争。我到昆明后，碰到北京来的景立人、博琪、张肇京、李平珠等人。在昆明期间，由我组织起来，每天学习“毛选”，然后就由我带队一起去了滇西瑞丽。我是带队下瑞丽的，到卡拉分场的，附近有1个寨子，叫帝海，从那里过了瑞丽江就是缅甸的勐固兵站，那时我在兵站，要去缅甸，都要和我联系。到瑞丽后，县里召开了欢迎会，会后请我们吃饭，作陪的就有缅共人民军的指导员老苏，二十三、四岁，原来也是卡拉农场的。瑞丽农场场长也是军人，他告诉我，文山军分区参谋长给他打电话了，并说你想当缅共可以，没有问题，支援世界革命么！他对老苏说，人就交给你了。老苏问我，你们还有几个人去啊，这几个人的家里都有问题吗？我告诉他，一共有五个人要去，家里都没大问题。老苏说：这样吧，明天早上4点钟，你们在江边等我。

第二天早上，不到4点钟，我们就到了江边，和老苏接了头，因为时值旱季，水浅，他带淌河过去，说这儿就是缅甸，但是你们还得回到县里，到卡拉兵站接受审查，参加缅共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于是就带着我们回瑞丽卡拉兵站，回程是爬大山，爬了整整一天。上中学那会儿我参加了北京射击队，一直坚持长跑，有锻炼所以没有感觉累，另外几个人可就累惨了。走到山的最高处，有个汉族寨子叫黑勐垅，正好赶上集市。正好逛逛集市，休息休息。我们用带来的电池，跟老乡换东西吃，有人趁人不注意，偷人家炼乳、块糖吃。那地方没来过知青，人家觉得新鲜，也没防备心理。

第二天经过勐固到蛮海，有1个保山军分区的接待站，在那里填了三张表。政审通过后就有人接我们过去，一共十几人，有北京来的景立人、博琪和我，还有一些当地的年轻人，共十几个人。过界河之前，衣裤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换新，还发了武器、背包。换下来的衣物托张肇京带回农场，他临时决定不去那边了。人各有志，各奔前方。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祖国和故土，甩掉了“出身不好”的包袱，踏上了异国他乡的道路，用当时的话来说，满怀豪情走上了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战场。

一路上，第一天先到蛮岗，这是东北军区医院所在地，又到勐雄，这是1个景色优美的坝子，在半山腰上抬眼望满眼翠绿，摄入眼帘的是一片片、一丛丛绿树。下山时，走过一座风雨桥，桥上有棚子，可遮风雨。坝子边上是一条河，这里的水特别好，洗完手滑滑的，是软水。再往前走就到了勐雅，这是1个傣族寨子，到了这里，我们分住在不同的家里，傣家人热情好客，待人温和，不管男女说话声音轻声细语的，动作也不粗鲁、不野蛮，聊天室也会说几句汉话。现在看到杨丽萍演出的《孔雀舞》，那温文尔雅的舞姿确实是反映了傣家人的为人处世的实际情况。

第二天的路程，到芒帕后在老百姓家里吃饭，每人交一元缅币，傣家人一般不要，他们不要你也要给，他不要是他的事。

过了芒帕，到达勐洪，这里是“前方的后方”，驻扎着三营一连，我和景立人就分配在这个连，博淇分配在一营三连，还要继续往前走。

三营一连连长是景颇族，名字叫金友德，是我军民族三支队的，为人很好，对我特别关照 。

这样，我们就到了前线，成为一名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听说在国内这边农场里，强调不能随便出去，如果私自出国，按叛国论处。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有的人被揭发想出去当缅共受到了审查及不公正待遇。

勐洪是个景颇族寨子。景颇族分为大山、小山两支，说话略有不同，勐洪是大山一支的，与傣族相比，文化水平较高，他们的孩子一般都在县城里上学。景颇族信奉天主教，为人彪悍，说话的语调比较硬，与傣族比较它更像统治者。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有好吃的，也互相送。有时我们还帮他们干点活儿，也不招惹是非。行军时，我们也不带干粮，走到哪里就到寨子里现买现做，大米、蔬菜、腊肉、鸡鸭等，按照市价，付给他们钱。

我们分到了班里，吃饭我还能适应。我们部队里也杀猪也买腊肉。部队要行军打仗，吃的要有营养，好一些。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60元缅币。不打仗时，你可以去买，打起仗来，就没有地方买米买肉了。一般情况我们都是以班为单位活动，很少以连为单位活动，一般不大打仗，我们就是游击队，搞袭击。如果整个部队集合了，这个营在这儿，那个营在那儿，布置好了，就是要打大仗了，就准备消灭他1个连或是1个营。缅甸政府军的77师、78师、79师轮流到东北军区来“扫荡”。有一次，得到情报，他们又来了，我们就围住他们的1个连，打死的打死，俘虏的俘虏，把俘虏押解到后方，我们就鸟兽散了，又恢复按班活动了。对其他部队袭击时，不是正面冲突，而采取游击战术，让敌人很难受。我们到部队时，正刚好赶上在这儿休整，住了挺长时间，起码有两3个星期，我们每天跟着出操、学习毛主席语录，敬祝万寿无疆啊什么的，和当时国内一样。当时我就想，要是正在万寿无疆之际，让敌人白活（收拾）了，那咱不全完了。跟头儿一说，说是啊，那也得这么做。实际上，我们的部队还真吃过这亏。有一次，有个部队早上起来早汇报时，刚站好，敌人的枪就打过来了，死了不少人。后来就不做早请示晚汇报了，要作就在屋里面作。那会也存在“形式主义”，挺“左”的，和国内的情况一样，介绍国内外形势，进行形势教育。当时东南亚的共产党有1个“铁拳计划”，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有共产党、人民军，只有缅共当时成了气候。军需补给都是咱们这边给的。对我们进行这种教育，给我们1种自豪感：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年龄，能参军，能打仗，能赶上支援世界革命，太自豪太光荣了。当时就有1种青春无悔的感觉。

高 ：在那儿打仗的事儿还能回忆起来吗？

侯 ： 能。我参加的比较大的一场战斗是1970年在常青山地区。那次战斗打得比较残酷。原来我是在连队里当卫生员，后来调军区医院当司务长。常青山地区是在萨尔温江畔，那个地区是由原国民党李弥部队的后代驻守着，叫自卫队。我们到了以后，和自卫队达成协议，在军事上互不侵犯。那次战斗，准备先打滚弄大桥，是属贵概县所辖。我们从集合到到达目的地，整个东北军区统一行动。我们营没有到江那边去。当时是以连为单位行动。我们连守卫一道山梁，身后还有高峰，两边左一道山梁，右一道山梁，呈拱卫之势。敌人从山下往上攻，他们还可以绕到我们的后面往上攻。而我们没有后援，战斗的条件还是挺艰苦的。我们在阵地上挖好战壕，修好掩体，做好战斗前的准备。战斗打响后，持续了几天。敌人有飞机，从飞机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掩护山下的敌人向上进攻。常青山地处热带雨林，树木繁茂。敌人在远处时，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靠近时，就看不到了。知道他们靠近了，飞机扫下来的子弹，撞在石头上，就会爆炸，还是挺吓人的！我和连里的领导守在前面。按规定卫生员是不打仗的，但我每次都打，我拿着冲锋枪，把手枪给别人。也不是英雄主义，为什么？咱北京老大哥生死关头不能靠后。打了一会儿，敌人上来了，传下话来，让我们往后撤。因为我们在底下打得时间比较长了，敌人已经清楚我们所处的位置，情况危险。我们先是倒着匍匐往后面退，敌人在远处紧追不舍，连发子弹，子弹碰到石头，在我们身体周围“噼里啪啦”爆炸、飞溅。在连长的掩护下，指导员和我连滚带跑，我们跑得快，很快就跑到上面安全地带，都没受伤，每次打仗我俩都冲在前面。我们刚上来，只听见机枪手胡大明“哎哟”一声，原来是他一抬头，让敌人打了一枪。赶紧包扎好伤口，送往医院。我们又往山上撤退，到了山顶，这里有工事掩护，我们就不怕了。我往左右2个山梁望去，都有敌人上来，都有可能袭击我们。这个地方真危险啊！我给连长出了个主意，一部分人在这儿留守，其余的人继续往山上撤，上面的工事可以挖得深些，架上木板，用土埋好。我带人撤到上面，赶紧挖工事，以防敌人迫击炮的攻击。打了一天，晚上都歇了，互相都未偷袭对方营地。

第二天，天一亮，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我们就掩护昨天在下面的人往上撤退。我和卫生员A1个组，一转身，他不见了。原来是他下去找背包去了。

我到下面找到他，对他说：经过开阔地带，一定要趴着过去！

A匍匐前进，上去了。

这时，班长冲我喊：“侯医生，我掩护你！”他举起枪，向敌人猛扫 ! 我趁势跑了上去。底下的敌人也不敢追了。因为他一追就暴露在开阔地带上了！

原来班长上去以后，没有看见我，赶紧回来找我。这关键时刻，战友的情谊就显出来了！我平时和他关系特别融洽。我给老百姓看病，收点药费，上交到营里，营里不要，让我自己支配。我自己也不花钱，战友外出，我就给点钱，5块、10块的。那天牺牲还不知道呢，留着钱有什么用啊！

就这样在班长掩护下，我又回到山上！

我们全部撤到上面以后，在阵地上挖了一圈战壕，有一人多深，上面盖上木板，掩好土。

晚上10点多钟，通讯员上来了，对我说：“侯大夫，营长让你去他那儿一趟。”

“什么事啊？”

“叫你去，你就去。有任务。”

营长和我在一起住过，关系不错。

到营部后，见到营长，他笑嘻嘻地冲我说：“派你1个美差，下山取点药品，明天一早就走！”

我说：“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这是命令！”

我是卫生员，到后方补充药品也是我的任务，但在这会儿，营长是以此为借口，把我支开。营长知道，打起仗来，我身先士卒，老是冲在前面。

高 ：你们的关系太好了，怕打得太狠，出意外。

侯 ： 营长叫金永德，原来的连长，是景颇族。后来转业到陇川，当陇川市政协主席。

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营长就把我叫醒了：“该走了，该走了！”

营长帮我把马鞍放在马背上，收拾停当，营长对我说：

“快走，快走！”

高 ： 战争打起来，你肯定是往前冲的！

侯 ：出发后，刚转过2个山洼，就听见那边“啪啪啪啪”响起来了，枪声、炮声混在一起。往前走了多半天，还能听到枪声。飞机飞出了战区，都还在往下扔炸弹,“嗖”的一声从头顶上飞过，身边的石头上蹦起了弹片。

上坡时，我牵着马，下坡路陡时，我也牵着马。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晚上到了1个寨子住下来，寨子里的老百姓我都认识，我是卫生员，经常给他们看病，给穷人看病抓药都不收钱，做生意的人家收点药费。住宿也住在有点钱的人家。

晚上，到了这边的药品库，取了药品。第三天一早出发往回走，回程也是两天。

过了广弄和蛮岗的军区医院时，就有伤员被抬下来了，我走上前去，一看，有我们连的, 二、30个，还有一些伤势轻的，没有送过来。他们告诉我原来我在阵地上呆的那个地方，可安放伤员的开阔地，一枚炸弹飞下来，炸出1个大坑，我要是在那儿，肯定完了。

战友们告诉我，我走了以后敌人就发动了攻势，炮弹、枪弹、飞机铺天盖地的一起压了过来。我们的枪膛打得发烫，枪口都咧开了，子弹出了枪膛，没有压力，就掉在枪的前面。这个山头就我们一连守卫。打到快天黑时，二连、三连来换岗。一看，太惨烈了，只有十几人没受伤。

“营长救了我一命! ” 我心里想。

第四天在回连队的路上，碰到了营长，他对我说：

“你真命大呀！”

回到连里，阵地被炸得一片狼藉，再看到战友们破衣拉挲的，叫1个脏。这是我们连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次。我们这次打的是阻击。

还有一次，到广弄袭击敌人。敌人正准备开饭，我们悄悄地接近了敌人，瞄准好了就打，敌人倒了一片，有被击中的，也有顺势自己倒下装死的。

打完了，我们扭头就跑了，这就是袭击。要的就是心理战术，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心神不定。

第二天早上，敌人就来袭击我们，报复来了。副指导员就是那次牺牲的，他姓李，是个印尼华侨，挺白净的，大胡子，才20来岁，他家里很有钱，在昆明有别墅，我复员路过昆明时都还在他家住过。现在想起来，他那么年轻，心里还不是滋味。我们关系很好，那天他牺牲后我守了他一天一夜。

从那会儿开始，我就感觉到人活着，就要把名利看淡，平平淡淡才是真。退休了，不干工作了，每月还能拿到2000块钱，这样的好事到哪儿去找！钱多钱少，都可以过的去，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后记

侯红军1972年回到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医院工作，后来又到马来西亚行医6年，前几年又到美国去了一年多，并与两年前退休，现住在北京市宣武区一所普通的居民楼里，每天自己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前两年把孙子带大了，现在赋闲在家。你要是在大街上碰到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咱们都一样，是1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已经把他早年间的故事淡忘了。

笔者注：红军的回忆文章，同样极为珍贵。滚龙战役发生在1971年11月，红军所在3037营1连担当艰苦卓绝，历经数战。此处所说打得最艰苦的就是滚龙战役结束2旅撤出，敌军尾追进剿，3037营在乍马山一线阻击。1连打剩十几个。

但红军所言当兵过程有几处不准确。比如过了界河我们先抵达特务排驻地再往山上到茨竹寨3035驻地过夜，次日赶往勐古，途中经过黑勐龙街市。到了勐古兵站后再被曼海外事参谋刘召去问询（详情可见博文《1969年2月11日——1个人的日子》等）

三 : 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

那是15年前的清明节前夕――1993年3月31日，我的爱妻吕玉兰，不幸因病逝世。当年4月9日，河北省委举行了向玉兰遗体告别仪式。至今，我还记得永别之际，那些熟悉玉兰的送行者说：“在党的培养下，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劳模和最年轻的女省委书记。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榜样，也是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杰出代表。”“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今天这么多人自发地向玉兰告别，说明玉兰永远活在人民心里”；“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得长短，而在于奉献的大小，玉兰精神不死”……我深深感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玉兰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她的生命的烛光，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如今，又是玉兰花开时，每逢清明倍思亲。我与玉兰结婚20年的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相识

1955年，高小毕业的吕玉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地区临清县东留善同村(1964年划归为河北省邢台地区临西县)，参加农业生产。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她先后当选和荣获合作社社长、副乡长、省劳模、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等领导职务与光荣称号。

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这是人生中的重要事情，特别是对农村姑娘来说，更是选择幸福、决定命运的终身大事。在临西县农村，许多女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开始有人给说婆家，十七八岁便结婚。玉兰又比一般的农村姑娘具有“优势”：模样俊、身板好、文化高。用农村的话来说，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 “百里挑一”的“好主儿”。于是，她很快成了媒人的目标，小伙子的偶像，提亲的、说媒的、 “毛遂自荐”的，简直踏破了门槛。

然而，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是怎么想的呢?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这样坦诚表露自己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的思想：

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时候。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贫下中农多做些工作，把青春献给革命。比过早地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要大得多。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就这样，玉兰在十几年里终日忙于工作。一直到1974年，成了30多岁的大姑娘，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多次催促考虑婚姻大事，玉兰闭合多年的爱情之花，才终于开放。

这年春天。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来到临西采访玉兰。她白天采访，和玉兰同吃一锅饭；晚上谈心。和玉兰同睡一张床。不几天，她俩便亲如姐妹，无话不谈。当张彬得知玉兰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

“玉兰。总理几次催你找对象。你还找不到?真要当一辈子的晚婚典型啊?”张彬笑着说。

“俺虽然年龄大了，也不能慌慌张张，乱抓一个啊!还是沉住气好，我就找个如意的。”玉兰道。

“你要什么条件?”张彬试探着问。

“啥条件也不讲，只要人好。面可以宽一点，工、农、商、学、兵，只要合适就行。”玉兰答。

“我跟新闻单位比较熟，给你介绍个记者行不行?”张彬问。

玉兰沉思一下：“倒也可以考虑。俺文化低，记者文化高，又见多识广，两人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张彬听了，满怀信心地说：“就这么定了!我回去跟老米说说。”

老米，就是当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社长米荣运。他和爱人陈秀珍。曾多次采访过玉兰，可说是玉兰的老熟人。对她的婚事也一直很关心。当他们从张彬口中得知，玉兰同意找个记者做终身伴侣时，也热情地当起了“红娘”。

当时，与我同在北京新华社国内部政治外事组当记者、后来担任国内部主任的高级记者李尚志，这段时间正在石家庄河北省军区蹲点，经常同米荣运等人，接触。他们在一起谈起了为玉兰在新闻界找对象的事，李尚志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大家都觉得我的条件可以考虑。就决定给我和玉兰牵线搭桥。

写到这儿，我该作个自我介绍了。我原名江勤泉。1946年3月12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森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江汉生。共产党员，先后当过农民、工人、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车间主任；母亲荆来娣，家庭妇女，曾是人家的童养媳。在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由于孩子多，家境一直比较困难。我是老大，从小就承担许多家务和农活：洗衣、做饭、喂猪……成立合作社后，我家由于劳力少，就为社里喂了一头水61阅读状的裂痕，硬把玻璃“撞酥了”。

她当天回到家，向我叙述了头部被撞的经过，谈到当时的感受：“俺被撞得一时晕了过去，满脑子是一片空白。”

我问她：“现在有什么感觉？”

她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事儿，撞一下子算个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第二天，还是拉着玉兰，到医院做了头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了心。她从医院出来，也没休息，就又上班了。后来，河北省人民医院老中医张文灿对我说：“玉兰头部这次被撞，是她不久就得脑血管病的转折点，实际上是脑震荡了，受了伤，有了淤血。要是休养一段，就好了。”

1990年4月5日，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采访回到石家庄，发现玉兰跟以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言语减少。我以为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问了她几次，她都说没有事儿。那天，我和河北省司法厅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准备陪《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唐山采访河北省劳改第一总队。夜里，我躺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床上，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心事重重。像演电影一样，我又仔仔细细地反复回忆了几天来玉兰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同过去相比有些反常。我忽然想到：“玉兰是不是病了？说话少、精神差，是不是一种病态呀？”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给石家庄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吕玉霞，告诉她姐姐可能生了病，请她尽快到家里照看一下玉兰，我上午马上赶回去。当天中午，我们就送玉兰住进了医院。

几位熟悉玉兰情况的医生，也觉得她精神上有些反常，怀疑她长了脑瘤，或患了脑炎。经过反复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这些怀疑都被一项项地排除了，但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当时，听说邢台矿务局医院新安装了一台比较先进的核磁共振仪。于是，我又陪玉兰来到邢台进行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证实玉兰没有长脑瘤，也不是脑炎。据李院长分析，玉兰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硬化，造成脑血管痉挛。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

“玉兰是累死的！”当我提笔写这段内容时，许多熟悉玉兰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说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

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担子太重，她担得又太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人们都说，常年艰辛加上精神负担，早就给她留下病根。记得玉兰跟我说过，1971年8月，庐山会议不久，她左脑就得了偏头痛，多年后脑血栓也恰在她的左脑！

玉兰曾这样跟我详细回顾自己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村里工作时过度疲劳的情况：

“从1955年到1966年，除了两次生病，俺没睡过一个午觉。每天，除了来人和外出开会，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劳动，每年平均都在300个工日以上。俺一般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加班开会，午休处理一般难事，吃饭时间10次中8次有人找，早上没起床就有人叫门，睡不成，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睡觉平均才五六个小时。那时候，俺们那里穷，又连续遭灾，临清县（临西县原属山东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多年没有撤过。人常说，人穷事儿多。村干部经常忙于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灾粮，救灾款，抢救病人等，整天忙得团团转。1960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整整搞了9天9夜。要说不睡一会儿是假的，就是每天开着会打两个盹儿。1966年，有一阶段特别忙，俺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就是睁不开眼睛，还全身浮肿，被送进了医院，整整睡了3天3夜，连着检查了3天身体，俺没别的病，被有名的大夫诊断为疲劳症，嘱咐俺今后一定要劳逸结合。”

1992年第六期《健康之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崇伦和吕玉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怎么停步了》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两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生病的原因：“当我们追寻他们患病的原因时，常常被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感动却饱含着我们的隐忧：长期超负荷运转，马不停蹄地工作，不注意休息，甚至已经没有了休息的概念和习惯，这样不顾自身的健康，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呀。他们曾经大步地走在时间的前面，但自然规律又使他们落到了时间的后面。”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保健问题也往往难于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截然分开。当社会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同时，个人的健康却被忽略了。”这篇文章最后呼吁：“在日理万机的各国首脑们都有雷打不动的休假制度的现代社会里，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在健康方面提供的保护。”

但是，我在同玉兰长达20年的夫妻生活中深深感到，她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是个歇不住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她能动，就要出门，就要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她在农村养成的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

就拿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期间来说吧。玉兰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到了节假日，她就在家里办公。每到这时，到家里来找她说话、办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问她：“你这么工作，也没有个休息的时候，不觉得累啊！”

玉兰说：“农业厅厅大人多，享受厅级待遇的就有十几号人，处级干部有80多人，干部职工全部加在一块儿有700多人。俺负责人事工作和机关党委工作，同志们都想给俺说说，每人每年谈一次话，就是七八百人次。俺经常下乡，每次一回到办公室，就整天开着门，抓紧跟同志们谈心，每年也才谈200来人次，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把节假日充分利用上，可以多谈不少人呢！”

玉兰从上河北农大开始，发现患子宫肌瘤，以后每到来例假，经血特别多，身体很虚弱，仿佛大病了一场。医生劝她，来例假时卧床休息几天，病症会明显减轻。可是，她总是惦记着工作，很少休息。省农业厅办公室的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有好多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玉兰来了例假，还坚持工作。这时，她身下就是垫着很厚的卫生纸，也不管用，甚至连藤椅上的褥子都被血浸透了。他们劝她：“吕厅长，你流那么多血，脸都黄了，回去休息吧！”可玉兰总是说：“别的厅长都下去了，处长们找厅领导找不到，办事不方便。俺只要在办公室里坐着，就管点用。光这么坐坐，累不着！”

大概最能体现玉兰拼命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在1990年4月初她患脑血管痉挛，到年底得脑血栓病的大半年时间里。这可以从她的工作日程表得到印证。

6月，住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一个多月的她，病情刚有一些好转，就坚持要求出院，下旬赴秦皇岛，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农机监理学术研究会、全省地市农机科长会、全省农机监理宣教工作会等一系列会议；

7月，全国农机工作会在昆明召开，同志们劝玉兰这次会议路途遥远，就不要去了，可她觉得这次会议对反映河北农机工作经验和困难很有利，仍然坐飞机去了；

8月，她听说承德地区公安部门同农机监理部门，在对上公路的拖拉机管理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又拖着病体，驱车千里前往解决；然后，又下唐山过秦皇岛，边走边检查工作；

9月，农业厅组织对厅系统老干部工作联查，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她，又坚持要去，她同有关同志一道乘着面包车，先后来到位于天津市郊区的芦台、汉沽农场，坐落在渤海之滨的南大港、中捷农场，以及地处邢台的大曹庄农场，行程2000余公里，途中由于受凉经风，她感冒发烧，咳嗽不止，回到石家庄就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是肺炎，已延误多日，只得连续输液一个多月；

11月15日，她刚出院，又前往保定，在省农机化学校举行的该年度全省第一期农机监理所、站长培训班致开幕词；接着，她到保定地区和廊坊市所属数县搞调查研究；19日晚，她赶回省农机化学校，参加次日上午举行的培训班结业式；20日下午，她赶到望都县，总结大粟庄实行“耕地、浇水等20项统一”的经验；22日，她赶回农机化学校，参加第二期监理所、站长培训班开幕式；24日晚，她赶回省农业厅办公；26日，她赶到邯郸现场办公；28日，她从邯郸经石家庄直赴保定，又到省农机化学校参加培训班结业式；

12日上旬和中旬，玉兰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召开全省农机管理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18日上午，10年来河北省农机战线最大规模的集会、正式宣布恢复省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张润身副省长等到会，副厅长兼农机局长的玉兰在会上作了长达1. 5万余字的工作报告，两个钟头下来累得满头大汗，但她接着又坚持召集小型座谈会，中午还到代表们住的房间征求意见；会议闭幕的次日，她到河北日报社，联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宜；22日，她又去正定县研究农机节油问题……

当时，玉兰的身体状况又明显地出现了病态。我们一再劝她休息几天，到医院去看看病，可她总也不同意，仍然忙个不停。有一天，我见她精神十分疲乏，便站在家门口，伸手把她拦住，不让她去上班。不料，她大发雷霆：“俺要上班，还有好多急事要办！快让俺走！”

然而，疲劳过度的玉兰，终于在这年的12月27日，再次被送进了省人民医院。

这天，医生为玉兰做了例行的血压、脉搏等检查。

第二天，我发现玉兰身体状况比昨天明显要差，说话口齿很不清楚，而且偏头疼又厉害起来。接照医生的要求，上午我陪同她做了脑电图检查，证明她脑血管确有问题。这时，她一个劲地喊：“头疼啊！头疼啊！”我赶忙去找医生，医生说还得再检查检查，是脑血栓是脑溢的征兆还没有弄清楚，只有确诊后才能用药。

下午，医生又给她做了抽脊髓的检查。我问医生，玉兰要不要用药，他们说：“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吧！”晚饭，我和她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晚上，她一个劲儿地在床上翻身、呻吟，我睡在旁边的一张钢丝床上，为她的病情再次加重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这是玉兰病史上最为严重的时刻之一：29日晨5点半，我忽然听不到她那熟悉的呻吟声，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又走过去看看她，发现她有些异常地毫无声息地躺着。我忽然害怕起来，轻声地呼唤：“玉兰！玉兰！”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摸摸她的手，她的手软绵绵的，一点也抬不起来。我的脑袋顿时“嗡”的一下，像疯了一样跑了出去，跌跌撞撞地跑下了4楼，又爬上5楼，叫开了玉霞家的门，请她赶快找主管医生进行抢救。不到8点钟，正在喂奶的冯大夫放下孩子赶到了病房，检查了玉兰的病情，并很快找来了药，给她输上液。大夫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玉兰得了脑血栓。”

我望着昏迷不醒的玉兰，内疚、悔恨、痛苦，一齐涌上心来：“玉兰，我没保护好你……”轻易不掉泪的我，流下了成串的泪珠。

1991年春，在省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尽力抢救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渐有所好转。我在日记上以兴奋的笔调记道：当天下午“玉兰苏醒了，晚上就能坐起来了”；第二天晚上，“女儿江河、江华来看妈妈，玉兰笑着拉着她们的手，抚摸着她们，显得特别兴奋”……

玉兰患重病以后，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医院和家中看望，几乎天天要来好几拨儿。光是给我们写条子留字的，就有厚厚的一本。

3月25日，玉兰出了院。3天后，我陪同她一道坐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空军总医院。4月18日，又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她的病情又进一步好转。4月底，我陪她游了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

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向玉兰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通报了她住院的情况，他们都很快赶到医院看望。邓大姐的秘书赵炜代表大姐，特地赶到医院，给她捎来柚子等南方水果。后来，她又特地打来电话，对玉兰说：“你的情况我告诉邓大姐了，大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你好好养病，多注意休息，也希望江山好好照顾玉兰，把玉兰的病治好。”

1991年6月12日，玉兰从西苑医院出院，于第二天从北京回到石家庄。

就在玉兰得病期间，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分社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新华社领导对我的信任。然而，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才4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应当多作贡献的时候。可在新华社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在时间上要求是十分紧张的。玉兰病成这样，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这样在时间上就不容许了。我想，如果我还继续担任现在的普通记者，在照顾她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写点稿子，可能比较现实一些。我不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撇下她不管。于是，我放弃了担任领导职务和晋升高级记者职称的机会。

玉兰精神好一些了，就愿意出去转转，这大概也是与她性格外向、好接触人有关。医生也说，经常让她活动活动对治病有好处。于是我找了几次出门采访的机会，带着她一道出差，先后采访过保定的专业市场、清河的“混合经济”等专题。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她，多次到我们的住地和医院探望，并派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和护士照顾她。这样，我白天采访，晚上把她照顾入睡后，再写稿子。像长达两万多字、共计4篇的《保定地区专业市场建设经验》的调查报告，就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走廊上起草的。后来，这组调查被评为新华社1992年度“十佳调查报告”，我也得到了总社有关部门的表扬。

如今回想起来，我同玉兰婚姻生活最甜蜜的阶段是两头，前头是新婚蜜月，后头是玉兰逝世前患病期间。从她1990年底突然发脑血栓，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整天整夜陪着她，我们也才第一次拥有了每日每时厮守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在这3年时间里，她有一半时间是住院，从石家庄、保定到北京，先后住了十几次医院。不论在家里还是住院，都是由我来护理。在这难忘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从帮助她穿衣、吃饭、吃药，到大小便、洗澡、换洗衣服，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有时，她不愿进行治疗，我就给她做示范；中药味苦，我就先喝给她看；某种西药是第一次吃，我就先吃给她看；中医要给她贴上一种用蜈蚣等制成的“一枝梅”药膏，据说很疼，我就请医生先给我贴，半小时后，我觉得她能忍受，才给她贴。一位医生告诉我，长期坚持脚部按摩，有利于健身健脑，我就天天给她用热水洗脚，然后为她按摩。在家里，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什么。我做了很多小本儿，有中国人名本和地名本，教她认字、恢复记忆，后来她能认好几百个字。我还教她唱歌，唱她最喜爱、最熟悉的《东方红》、《歌唱农业厅》等。每当我们一道唱起这些歌时，她笑得是那么开心。

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玉兰静静地躺在那里输着液，我默默地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想象她当年顶着炎炎烈日，任凭又密又壮的黑发被汗水结成了疙瘩，也顾不得洗一下，如今它已变得又稀又软，特别是中间掺着许多白发，已是头发花白、两鬓如霜。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面庞，想象着她当年迎着狂风暴雨，任凭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红红的脸颊上，流淌着雨水和泥水，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抗洪救灾，如今这张脸庞已经憔悴，眼角耷拉，一副病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掌，想象着她当年带领“四兰五芹”打擂台，同小伙子们比赛谁深翻的土地多，手上打满了血泡，仍然紧紧握着锨把，挥舞如飞，如今它却变得皮肉松弛，软弱无力。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双脚，想象着她当年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一道，在荒沙滩上植树造林，脚上满是冻疮，照样在沙土地上大步流星地奔走，如今它却变得神经麻痹，血脉不畅。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玉兰啊玉兰，你带领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图景，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如今，你病了，但还是人民的功臣，好人应当有好报，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我对玉兰百依百顺，精心照顾，她也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我。吃药别人喂不了，我喂她就吃。扎针灸，她不让扎，我握住她的手，她就让扎了。做高压氧仓时，七八个人坐在一个像运送宇航员似的与外界隔绝的密闭舱里。她坐在舱内，显然有些害怕，我就跟她一块做，戴面罩，增气压，放氧气，然后再减气压。由于气压变化，弄得耳膜很疼，每次我都陪着她。

形影不离的生活，使我对玉兰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真可以说是知妻莫如夫！她由于患病，话说不清楚，别人听不懂她的意思，只有我能知道：她指指碗里的剩饭，我知道她要说，“吃了吧，不要浪费”；她指指窗户，我知道她要说，“天凉了，把窗户关上”；看到两个女儿回来了，她指指水果，我知道她要说，“孩子学习辛苦，让她们多吃点水果。”

相别

“拼搏的吕玉兰！”“不死的吕玉兰！”当玉兰病了以后，许多报刊纷纷报道她同病魔作斗争的事迹。得脑血栓后的第二天，她就要我扶她起床，回家后，由于我们住在一楼，出门比较方便，她每天都要我陪她出去散步，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到门口看看。记得那次从北京回来以后，一连几天，她都不肯休息，一会儿到院子里为果树剪枝，一会儿到一些老干部家去串门，高兴地对人们说：“好了！好了！”

玉兰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她每年都要住院三四次，进行输液治疗，累计时间长达七八个月，手背上扎满了针眼。我看到医生用针在她手背的皮下来回地拨动着，寻找着合适的血管，有时要扎两三次才能成功。有时扎针灸，医生拿着两寸多长的银针往里扎，她疼得直龇牙。每当这时，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鼓励她，真想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她吃中药，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中医多采用蝎子、毒蛇等入药，药味很苦，很难吃，她每次吃，都要皱着眉头，喝完以后，我再用糖水让她漱漱口。

病中的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廉洁奉公。当时，她所在的单位决定为她雇一个照顾她的人，每月出70元护理费。当有关同志来征求意见时，她连声说：“不要！不要！”送到家里的钱，又让人家拿了回去。当我国南方遭受特大水灾时，我同她商量，我们两人是否分别请各自的单位向灾区代为捐款时，她高兴地说：“好！好！”

为了早日治好玉兰的病，她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热情地伸出了关怀的手。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提供秘方，有的找来医生。有的老朋友还把玉兰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调养治疗。

多少药物、多少办法，总也治不好玉兰的病。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在不断地添着新毛病，如心肌梗塞、癫痫等。中国治疗脑血管病最权威的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生说，玉兰的大脑萎缩得像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听了多么痛心！

是的，毕竟玉兰是个十分脆弱的病人了。1993年3月23日，她因脑血栓等病复发，再次被送进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连续9天9夜的抢救，也都无效。我打电话连夜从保定、邯郸请来医生，也没能挽救得了她的生命。整整9天9夜啊，一个个抢救方案、一次次抢救措施，一批批探望人群……3月31日凌晨，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党的好女儿、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

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省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由省委组织部审阅批准的《吕玉兰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她的一生：“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玉兰家乡人民自发地在东留善固村为她召开了追悼会，多少老大爷老大娘失声痛哭。人们要为老书记立碑、建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几百万棵树的护林带，仅水果每户就有数千元收入的好日子，是玉兰怎样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以前拥护她的现在更爱戴她，以前反对过她的现在心服口服――玉兰从没谋过私利呀！

“吕玉兰在中国农村女劳模中，是最出众的！”一些了解玉兰的老领导、老干部，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候补委员李雪峰、天津人大原主任阎达开等这样评价玉兰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在党的培养下，吕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最有名的农业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无论是事迹的生动，还是政治地位之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超过她的。她的事迹整整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

在玉兰去世一周年之际，玉兰塑像落成、玉兰生平事迹展览开幕、玉兰绘画暨收藏字画展览揭幕、玉兰小学和玉兰故居开放仪式等五项活动，在她的家乡临西县东留善固村同时举行。在展览大厅里，汉白玉的玉兰全身塑像，一方白头巾，一身土布衣裳，一把铁锨紧握在手中，双目远眺，风沙翻卷着鬓发，仿佛这位当年的农业合作社社长，正在千亩荒滩上植树造林，奋力拼搏。

在生平事迹展览中，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玉兰精神品质。确实，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凝炼和意志的体现。回顾玉兰一生的历程，她已经形成了既闪耀着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品德，又具有她个人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这就是“吕玉兰精神”：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

1996年春，在由文化部、全总等12个单位组织的第二届“中国雷锋”评选活动中，玉兰同孔繁森、蒋筑英、安珂、邓稼先、赵春娥、林巧稚、张志新等共10人，一起入选“中国雷锋”，第一届“中国雷锋”有焦裕禄、王进喜等。此称号为终身荣誉，其事迹将作永久展示。他们的精神将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精神一样，永照人间。

2008年3月31日――又一个玉兰花开、香飘万里的日子，展示玉兰事迹与风采的《吕玉兰纪念馆》，在她的故乡东留善固村举行了开馆仪式。毛泽东嫡孙、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博士专门发来贺电；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周恩来亲属周秉钧夫妇、周秉华夫妇，以及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有关领导与亲朋好友，从邻近农村赶来的乡亲们共数千人，参加了开馆盛会。

“吕玉兰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著名的女劳模之一。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新宇在贺电中说，“多年来，她积极带领家乡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临西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东留善固村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玉兰同志担任河北省领导工作期间，不仅兢兢业业，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而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到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又作出了突出贡献，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1993年，她因积劳成疾，中年去世。这些年来，我们都十分怀念她。吕平兰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吕玉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张全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漾溢的讲话。他回顾了自己当年曾在这一带工作时的情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山东聊城地委工作，当时临西是聊城地区临清县的一部分，我曾多次来过这里，特别是我参加过临西的三秋和抗旱，同群众经常生活在一起，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吕玉兰同志带领全村群众改变面貌的动人事迹，传遍全国，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也使我深受感动。”他说，2003年，自己又来到东留善固考察，欣喜地看到吕玉兰同志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临西县也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势喜人。

张全景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一个农村对去世多年的支部书记建立纪念馆的壮举。他说：“这在全国并不多见，几十年来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干部心里有群众，群众心里才有干部。东留善固为吕玉兰建立纪念馆，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干部，群众会永远铭记住她，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当年曾与玉兰在一起工作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在玉兰逝世后，特意写了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的悼念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工作上、生活上互相支持和密切配合的情景，“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还心头热乎乎的。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习近平同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玉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玉兰爱妻，永在我心。

原文地址： 本文标题：难忘的岁月-[12月征文]难忘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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