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昔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今“轻轻一
| 昔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今“轻轻一拨号，频频传佳音”。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是哪一基本方针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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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和平方式解放 B．“一国两制” C．“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D．八项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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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考点名称：（海峡两岸）日益密切的交往海峡两岸日益交往密切：二 : 翻译一段话纵说疏疏落落，仍看脉脉憧憧。哪得心如荷叶，水珠不管以后
翻译一段话
纵说疏疏落落，仍看脉脉憧憧。哪得心如荷叶，珠不管以后怎么样，毕竟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彼此约俗，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
Vertical said sparsely, still looked affectionately flickering. Which heart like lotus leaf, water drop no matter later how, we have gathered after all, does not need to take the trouble each other to be approximately vulgar, does not need to say a word so long as the pledge we have had ......
三 : 昔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今“轻轻一
| 昔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如今“轻轻一拨号，频频传佳音”。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是哪一基本方针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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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和平方式解放 B．“一国两制” C．“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D．八项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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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考点名称：（海峡两岸）日益密切的交往海峡两岸日益交往密切：四 : 【经典赏析】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五 :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题记
1931年春，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听说挚友胡适将乘船由上海赴北平，就邀请他顺道来青岛演讲。不料轮船抵达青岛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适给杨振声发电报，仅“宛在水中央”五字。杨振声则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前者化用《诗经》，后者直引古乐府，一时传为美谈，后来还被人记为逸事，发表在《大公报》上。
那些名士风流，就这般跃然纸上，令人怀想。
如今声名不彰的杨振声，当年却名头极大，不仅仅是诗人、大教育家，还是大名士。
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群星璀璨，俨然是当时的“文化根据地”。这短暂的光辉，与国立青岛大学息息相关。梁实秋、沈从文、洪深、老舍、冯沅君、闻一多、游国恩、宋春舫……这些载入文化史的人物与教育家黄敬思、数学家黄际遇、化学家汤腾汉、生物学家曾省之等人一起，组成了当时国内大学中难得一见的“豪华学者群”。
那时，青岛是他们的世外桃源，也正因为他们，青岛产生了独有的“客居文化”。小说、诗歌、戏剧、译著、论著……客居者们的众多代表作在这里诞生，当然，还少不了海洋学和气象学的种种辉煌。
这一切，又与杨振声分不开——他是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用自己的魅力为国立青岛大学广纳贤才，他以新月派诗人、作家的身份投身教育界，摇身一变成为继承蔡元培衣钵的教育家。
杨振声的一生，以五四为界。此前，是青春激昂，此后，是春风化雨。
他的青年时光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十分激进，并以新潮社干将、五四风头人物的身份留名于史。那时，他是北大国文系学生，与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家伦等是同学，1918年夏天，受《新青年》杂志的感召，壮怀激烈的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开始筹备大名鼎鼎的《新潮》杂志，并任编辑部书记，当年年底，又与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组织“新潮社”——这一串日后大放异彩的名字，彼时都是激扬少年。
《新潮》的英文刊名为“The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介绍西方思潮和文学，也刊登学生自己的论文、小说和诗歌，不乏革命意气之作，第一期就抢尽眼球，尽管是学生刊物，却能连印三版，销售三万多册，而且这三万多册并不代表读者仅三万多人，据说，青年学子们互相传阅，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校长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字，学校还每月给予资助，额度还不小——大洋400元。
那时的北大，着实兼容并包。
杨振声既是《新潮》的编辑部书记，也是重要作者，他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以及一些新诗均发表于此。
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是发起人之一，曾组织千人大会，也曾在《新潮》办公室中，与同学通宵“苦战”，写下三千多条标语，火烧赵家楼事件中，他亦是参与者，结果成了当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后经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而与战友们不同的是，他还曾二次入狱，5月25日，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人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的《五七周刊》，却遭当局拒绝，并被扣押，在监狱中呆了一个月才被释放。
但与很多五四闯将一样，后来的杨振声，也在肯定五四重大意义的同时进行反思——以现代史观而论，反思的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结合当时外交举措的实质，反思五四运动中隐约可见的暴力成分和操之过急，二是结合1949年前后的政治形势，从无产阶级史观的角度去检讨五四，杨振声选择的是后一种。比如1949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杨振声发表《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他还发表了《“五四”与新文学》，认为“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以当下眼光来看杨振声的这些说法，依稀可以嗅到左倾的味道，颇令人感慨，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应景之作，1950年，杨振声又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此文从观点上来说更烈，可谓全面反思“五四”在文化层面上的一些弊端，但抛开左倾思维的影响，部分观点颇有理有据，比如他认为“五四”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便一语中的，事实上，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曾在晚年重拾中国传统文化，检讨当年极端崇拜西方文化的盲目性，比如胡适，又如在遗言中感慨中国文化之精深的殷海光。正如杨振声所说，“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
杨振声的反思，其实从五四运动后就逐渐开始了。那年年底，他通过考试获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一起赴美。在美国，他攻读的是教育，也是他此后半生的研究方向，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后又赴哈佛读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4年回国的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众多国内一流大学留下足迹，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则专门邀请北大同窗杨振声、冯友兰相助，打造班底，任命杨振声为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如今看来，这些都是积累，让他缓缓靠近一生教育成就的顶点——1929年，教育部成立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筹备委员会，以蔡元培、杨振声、何思源、赵太侔、傅斯年等9人为筹备委员，1930年6月，正式任命杨振声为校长，这一年，他40岁。
独当一面的杨振声，魄力与魅力并举。据载，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一年经费仅40余万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同级院校的1/3甚至1/4，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杨振声却偏偏办到了。他曾有名言，“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根据这一原则，他在行政编制上极尽缩减，省下来的钱均投入购书与设备，他说“我们惟有节省经常费来补充设备费，我们经常费能多省一文，即设备上能增加一点，也便是学校的基础上多放一基石”，图书馆和实验室均是其眼中的重中之重，竭力打造。
作为校长，他亦以身作则，力行节流，比如校长公务配车，他选旧车不选新车，公家的东西他从不私用，哪怕是信封和信纸，但每周的校务会，他都会带着自家香烟、咖啡和茶叶赴会给大家享用。
而办学一事，更重要的是人才。杨振声是蔡元培的弟子，自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准则，他又是五四干将，在教育界和文坛均有名气，且一向以为人坦荡豪爽诚挚豁达著称，故知交满天下，大打个人魅力这张牌，竟延揽大量人才，把一间新学校变为了文化重镇。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是大教育家黄敬思，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是大数学家黄际遇，化学系主任是汤腾汉，生物系主任是曾省……
闻一多和梁实秋二人的到来很有意思，堪称逸事。当时，杨振声专程前往上海游说二人，梁实秋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载：“今甫（杨振声字）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
青岛风物，确实迷人，梁实秋晚年思念大陆，最念念不忘的地方便是青岛，那些国立青岛大学的同僚们，也都把青岛视为一生中极难忘怀的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因为杨振声的个人魅力和青岛的宜人环境，使得教师待遇虽比某些大学略低，大家也甘愿俯就。
为了节省办学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教师，自掏腰包租下青岛黄县路7号，与教务长赵太侔（后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校医邓初等几家合住。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应为黄县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如今的黄县路，其实依旧是悠然清静的。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虽也有车经过，却终究比普通马路上的车少了许多。这条路地势起伏，呈微微的漏斗状，德国人修路总是留有余地，所以百年前的老路也挺宽阔。院子两旁都是独立的院子，院内有各色树木，少不了的是阔大的梧桐、嫩绿的冬青、清幽的紫藤，还有人种了竹子，不多的几棵，稍稍高出院墙，倚在院落一角。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条黄县路，乃至以小鱼山为轴心的十数条德式老街，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教育强国之梦。
而杨振声所居住的黄县路7号，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德式民居，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如今加了窗子，成为了住宅的一部分。我年少时常在那一带流连，老舍故居也在左近，门牌是黄县路12号。
那时，这里时常高朋满座，国立青岛大学的学者们喜欢来这里谈诗，有人回忆说，杨振声“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好玩的是，杨振声虽秉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但招聘人才，总要讲究你情我愿，少不得共同语言，所以，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和外文这两系几乎成了新月派的天下。
——杨振声自己，就是新月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而梁实秋、闻一多、孙大雨和方令孺等人，也都属新月一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立青大还有“酒中八仙”一说，阵容颇为显赫，校长杨振声亲自带头，还有教务长赵太侔、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会计主任刘本钊、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秘书长陈季超和任教于文学院的女诗人方令孺。杨振声还拟了一副名联，叫做“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之所以有这“酒中八仙”，一是因为文人好酒，二是因为青岛虽然景致迷人，商业也繁华，但终究开埠未久，不若老城市有人文气息，文化人长居于此，难免觉得单调，杨振声邀请大家外出聚会，也算用心良苦。
梁实秋晚年文字，对这段时光提及甚多，仅手头可查文字，便有《饮酒》、《酒中八仙》、《胡适先生二三事》、《忆闻一多》、《忆杨今甫》和《方令孺其人》等多篇。据他回忆，他们聚会的馆子，一个叫顺兴楼，一个叫厚德福，有时甚至远赴济南、南京等地，“每星期六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在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他还在《酒中八仙》里回忆杨振声，“今甫身裁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一派名士风范，跃然纸上。说到名士气，还有一桩逸事，据载，当时，学校的通知布告多是固定格式和死板套语，杨振声却独出心裁，经常把布告填成诗词发布出来。据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回忆：“在文艺方面，‘青大’称得起当代文苑的一角。校长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他为人民主，风度翩翩。在布告里时常看到他用俊秀的草书亲笔写的布告。用的是四六句，很有风趣，至今还记得他幽默地批评男同学：‘破坏风纪，月旦女生’。”
好玩的是，他们酒中八仙的彪悍酒风吓怕了著名“妻管严”胡适。胡适和杨振声本是挚友，除了前文提到的著名电报之外，二人在北大任教时便过从甚密，到了1931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胡适就举荐了仍在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结果此事未成，最后是胡适自己接任。1937年初，二人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抗战胜利后，又一起承担北大的复校工作，可谓半生知己。而在青岛期间，杨振声也多次邀请胡适前来，有一回胡适真来了，一看这群老友划拳斗酒，赶紧出动私家武器——戴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让大家围观，要求不参战。更好玩的在后头，回到北京后，胡适还写信给梁实秋，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这不是明摆着挖老友的墙角嘛。
如今，在原国立青岛大学所在的鱼山路与其旧居所在的黄县路之间，修起了一座矮矮的立交，以减轻因道路过窄带来的交通压力，桥两边的老博物馆和冯沅君、童第周等人的故居，似乎都因此矮了一截。这看起来有些煞风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座立交已经在尽量迁就两侧的建筑了。
而在七十多年前，每日经过这里的杨振声想必是悠然的——因为没有遮挡的缘故，不远处的海浪声总会不时传入耳内，黄县路的石板路也会与他的手杖发出清脆的触碰声。
也许就是在这海浪声中，杨振声起了开拓海洋生物学、海洋学和气象学的念头。在他看来，“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因此首创海洋科学学科，此后，从国立青岛大学到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科学始终是国内第一，1949年后，山东大学搬至济南，但却在其原有基础上创办了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就此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还有一创举，就是于1932年将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此举得到教育部称许，蔡元培亦对此赞不绝口。合并的用意，是让文科生必修理科的某些课程，理科生也必修一些文科课程，杨振声认为“大家常把文学院与理学院看为截然不同，大概把科学放在理学院，非科学放在文学院，是错误的……文、理两学院不但不能此疆彼界，而严格地说起来，更是相得益彰。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是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文学院中的人，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理学院中的人，做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
这等见识，直到今天仍不落伍——这些年来，谈及中国教育，文理的绝对分科一直遭受诟病，学生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断然割裂文理，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文科生缺了逻辑思维，理科生则往往墨守成规和人文气质。而多年前的杨振声，早已预见这一点。
他也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认为培养学生即是为了服务社会，所以必须联系实际，比如当时的农学院，就针对山东本土农作物进行研究，如莱阳梨的病虫害防治、山东棉花的改良等。
彼时的大教育家们，思路其实都差不多，蔡元培、张伯苓等尽皆如此。
可惜的是，杨振声在青岛的时光太短，1932年5月，他便因故离开青岛。据载，那时的他极为矛盾，他的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前往南京游行示威，引起当局不满，杨振声一方面顶住当局压力，坚持教育独立，保护学生安全，另一方面却也希望学生克制，专注于学业。作为当年的五四干将，他的隐忍令很多人意外，但实际上，这是许多经历过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他们清晰看到激进固然会影响时局，但若要强国，学生最重要的还是读书，用一代人的心理强壮去改变这个国家。
但杨振声的选择，无疑两头不讨好，当局怪他包庇学生，学生怪他支持太少。他的离去，多少有些无奈，梁实秋也曾称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
离开青岛后，他与家人回到北平定居。此后的他，除了参与一些公职外，开始将视野转向儿童教育，以图救国。他曾亲手编写《抗日救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子杨起曾回忆，“为了使所选编的教材真正适应少年儿童，父亲陆续带着编成的教材，每星期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试教。同时，他也经常把小学生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给他们吃点心，讲故事，以增进对孩子们的了解”。直到抗战爆发，杨振声前往西南联大任教时，仍在潜心编写《中学国文课本》。
胡适也曾回忆，1933年冬天，他与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武大方面安排他们与小学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为孩子们讲故事。尽管诸位都是文坛大家，教育界的大腕，可据胡适说，讲起故事来都不算成功，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只有“杨金甫（杨振声字今甫，也作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掌文化一脉，杨振声参与筹备并前往任教。1937年8月，他以教育部代表身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和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对杨振声都多有提及，一是建校出了大力，二是治学教学的严谨。当时，杨振声除主编《大一国文》外，还开设汉魏六朝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文学概论等课程。
著名现代文学学者，后来曾长期执掌中大中文系的吴宏聪当时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本就景仰杨振声，待得上课后，更是敬佩，他曾回忆杨振声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课，说“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而他极为景仰的另一位老师沈从文，也是这样对待学生习作。
大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也曾写过《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不过他谈的并非西南联大时代，而是1929年的燕京大学时代，那时杨振声主讲现代文学，“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据载，当时的众多年轻作家都曾得杨振声提携、帮助，其中还包括了沈从文。
可惜的是，一生旷达的杨振声，却晚景凄凉。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要求杨振声离开北平，还准备了南下的机票，但杨振声拒绝了，选择迎接新中国。可他先是在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学阀”，到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他又被分配至东北人民大学，此举形同发配，也有人曾记载，说德高望重的杨振声离开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的一些领导“出力不小”，只是时过境迁，真相已经不得而知。杨振声人本豁达，毅然前往，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患上胃病，抗战后回北大任教时又做了切除手术，本需长期疗养，当时东北是抗美援朝的前线，生活艰苦又无人照料，尤其是硬高粱米对他的胃影响极大，两年之后就患上肠梗阻。加上医院处置不当，致病情恶化，1956年病逝。其子杨起先生曾回忆，父亲病重时曾想喝点酸奶，他跑遍北京城都找不到，听来让人凄怆。
杨振声之所以处境惨淡，后人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与胡适有交情，二是与鲁迅没交情。
前文已经提及杨振声与胡适交情莫逆，这两位从五四时代就已是朋友，数十年间见面、书信往来无数，在文坛上大有交集，在教育界也并肩作战。当时大肆批判胡适，杨振声难免受牵连，而且他一向仁厚，尽管身边许多人为了自保，把彼岸的胡适骂得狗血淋头，他却只写一点不痛不痒的应景文字，交差了事。而远在美国的胡适，曾把批判他的数十万字看了个遍，对众多老友的批评嗤之以鼻，看透了这些“老友”的嘴脸，可唯独未批驳杨振声，可谓尽在不言中。
而与鲁迅没交情，是指他曾被鲁迅“点名”。1924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玉君》，据说是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胡适、陈西滢等人对此小说推崇备至，陈源将其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实际列了十一部）中，并赠誉“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偏偏胡适和陈西滢这两位老兄都是鲁迅的死对头，杨振声与他们过从甚密，尽管他本人向来没有拉帮结派的念头，却已让鲁迅看不顺眼，将他归入“语丝派”（也称“现代评论派”），现在看到对《玉君》的评价，觉得自己前不久发表的《阿Q正传》未受重视，立马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写道“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一派讽刺之意。
到了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之际，因为杨振声延揽的文学院教授多是新月派人物，新月派又是鲁迅的论敌，所以鲁迅仍对杨振声全无好感，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写道：“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后来，鲁迅编撰《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入了杨振声当年在《新潮》上发表的处女作《渔家》，将其列为“新潮派”的代表作，给予了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的评价，却依然对《玉君》无视。不过其他文坛众人都对《玉君》评价极高，梁实秋就曾写道：“《玉君》清丽脱俗，惜（杨振声）从此搁笔，不再有所著作。”
1949年后，鲁迅登上神坛，曾被其批评者后来均遭批判，杨振声自然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据杨起先生回忆，“1985年，一家出版社准备再版父亲的文集，萧乾先生建议由沈从文先生写序，但是在那篇所谓的序里沈先生生怕父亲‘牵连’到他。萧乾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只好自己写了一篇‘代序’。”
这也怪不得沈从文，因为1949年历次政治运动均极残酷，人人都被吓怕了，彼时影响未消，有顾虑实属正常。
作为大教育家，杨振声的家庭教育也值得称道。前文提到的杨起先生是他的次子，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而长子杨文衡是著名农学家，尤其是在核桃栽培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上极具造诣，真可谓满门书香。
那些名士风采，总在人们的神往中若隐若现。其实，记忆之所以封存，只是因为它足够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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