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红军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红三方面军
随着瑞金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来瑞旅游、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各地旅客、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络绎不绝。因为职业的关系,笔者常常会被一些朋友、媒体记者问及:红军历史上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什么就单单没有红三方面军?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的简单了,还真不能自圆其说。追本逐末,笔者经多方查阅史料,综合分析,终于明白个中具体缘由。
所谓方面军,通常是指由两个以上军团(也称集团军)组成,并担负某个战略区域的全部作战任务的野战军主力部队。苏区时期,随着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为便于指挥,中共中央军委于1930年4月15日首次提出:“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目前应该准备成立的这种机关有三:一是湘鄂赣交界的三、四、五军,一是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一是闽粤桂的十一、十二、七等军。”这里所说的湘赣鄂交界的三、四、五军,是指朱毛军及彭德怀所领导的部队;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是指贺龙所领导的队伍;闽粤桂的十一、十二、七等军则是指由邓小平、古大存等所领导的部队。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又决定把主力红军组成4个军区:四、三军为第一军区,总指挥是朱德;三、六军为第二军区,总指挥是贺龙;五、八军为第三军区,总指挥是彭德怀;十、十二军为第四军区。显然,这里所说的第一军区是指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二军区是指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第三军区是指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第四军区则是指方志敏等所领导的赣东北、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一命令,红一、红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而红十、十二军则因为各种原因未成立第四军团(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党史专题了)。
随着“立三左倾中央”的当权,1930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再次规定:“红军依照向武汉长江发展的目标,分四(个)方面军,第一军团下属第三、四、十军,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第二军团下属第五、八军,总指挥彭德怀;第三军团下属第二、六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第四军团下属第一、九团。这四个军团应当迅速成立。”首次明确作出了成立方面军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早在1930年6月就发布,但实际上各方面军正式成立时间先后竟长达6年: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8月在浏阳永和成立;第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红二方面军则迟至1936年7月初,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后,才由红二军团(贺龙部)、红六军团(任弼时、肖克部)及由红九军团改编过来的红三十二军合编正式成立。
显然,按中央的决定,彭德怀所领导的部队是准备成立红三方面军的。但彭德怀对准备成立红三方面军,一开始就持保留意见。1930年6月下旬,红五军会同红五军第五纵队在鄂东南的刘仁八镇召开前委会议。据《彭德怀自述》记述:“会上,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当时的中央会议精神……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8月1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扩编为三军团,彭德怀同志说:“我开始是不同意的。”他认为现在部队还不够强大,“何必要虚张声势,搞一些花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因为大家赞成,他就少数服从多数,遵照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红三军团。但是,对于准备成立比军团更高一级的红三方面军,他并不同意。
1930年8月,为执行“立三左倾中央”攻打长沙,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的,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失败后,红一军团也从南昌赶至浏阳永和与红三军团会师,准备再攻长沙。根据中央的决定,为便于统一红军指挥,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提议三军团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会议一致同意。当然,对促成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彭德怀的大力支持。这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一战略区内成立红三方面军已无必要。事实上,当初中央决定由红五、八军再发展为方面军,规定其活动地域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一设想,红三军团也没有执行。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红三军团再未回到湘鄂赣,一直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编制内同红一军团及其它军团并肩作战。
1933年秋,中革军委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合编计划未能实现。此后,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未再提及成立红三方面军。其它独立较大的湘鄂赣、闽粤赣、湘赣、闽浙赣、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不具备成立方面军的条件,更不可能成立红三方面军。因此,红军时期,除成立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外,始终未组成红三方面军。
二 : 中共历史上变节大人物的最后结局(三):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迷雾般
他叫何畏还是何世富、何敬贤?他投江自杀还是被共产党或国民党处决?他籍贯是广西龙州还是海南岛?他叛逃后近二十年做了什么?他真的曾经向毛泽东连开10余枪吗?我们力图解开这位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的生前身后之谜。
何畏,1900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乐会县玉堂村(今琼海市博鳌镇玉堂村)。童年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领导人,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国境回国。
回国后,就读厦门大学,在校期间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忏创办了同人杂志,之后又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发表小说、戏剧。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成了风云人物。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与共产党有了密切接触。1927年5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同年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何畏奉命潜到越南,参加了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并和越南革命党人一起与法国军队作战。
1929年3月,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败北,蒋介石派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即通过有关人士向共产党人传信,以图实现国共合作。中央派出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仁等前往广西,何畏随行其中,他被安排在广西警备大队。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爆发,组建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左右江根据地,何畏在红七军先后担任连长、营长职务。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履立战功,成为有名的“拚命三郎”和“小诸葛”。何畏是参加过广州、百色两次著名起义的位数不多的我军将领。
1932年10月,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入川后击败川军,力量迅速发展,遂成立了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何畏是红九军军长。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入川,为实现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研究决定:由红三十军李先念与红九军何畏率领先遣部队西进懋功为中央红军打通安全通道(在现有文件中没提及何畏,但在追剿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致蒋的电文中指出是九军何畏与中央红军会师)。
何畏作为张国涛培养起来的心腹爱将,对张国涛怀有深厚的知遇之恩。在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作战中,因徐向前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意见相左,张国焘就曾经让何畏接替过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权。何畏受张国焘器重可见一斑。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政策,确立了北上的方针。在张国焘分裂路线的驱使下,何畏过激行为频出。随即发生了何畏、余云天用枪逼朱德总司令“让贤”张国焘的事件。在这种严重局面下,中央作出了最大让步:6月29日任命张国涛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整编中,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接任。两大主力会师后,军委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立的工农红军大学,何畏担任了红军大学政委。
这种背景下,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的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分歧。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4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意见。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李先念、傅钟、何畏为候补委员(这些人事安排在后来的中央组织中没被落实)。
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张闻天试图说服其接受张国焘的主张,用张闻天总书记的权威迫使毛泽东、周恩来挥师南下。何畏竟然拍着桌子对张闻天吼道:“你像什么总书记?我看你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议并没有弥合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巨大分歧,由于张国焘的一意孤行两种路线斗争向着分裂方向越走越远。危机时刻,于9月10日凌晨,中央毅然作出北上决定,并把命令送到红军大学。何畏接到命令,立即跑去向陈昌浩汇报。天亮,徐向前、陈昌浩得知“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的消息大吃一惊。此时,何畏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的命令寻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在随后紧急召开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领导干部会议上,何畏和红军大学校长李特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反对,并表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并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最后陈昌浩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从而避免了红军内部的相互残杀。
何畏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是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半段,批判张国焘路线成了主要议题。会上毛泽东两次把张国焘与何畏、周纯全放在一起评价。虽然讲的是他们在承认错误方面的进步,但由此看出何畏在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中的骨干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何畏在会上表态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随着批张运动明显扩大化倾向的出现,对红四方面军将士思想情绪产生了严重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人人自危的现象。此时坊间开始传言,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统一战线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加之西路军失败带来的从政治到感情上的双重打击,4月4日便出现了“许世友拖枪逃跑案”。案件告破后,又有传言说一部分人会被执行枪决。何畏对此言辞激烈,情绪冲动,为防止不恻,被关禁闭。禁闭结束,更是口无遮拦,公开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面对这种情形,中央撤消了何畏抗大政委的职务。
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悄悄离开延安,也脱离了革命队伍。此后,何畏的名字在红色历史中消失了。
如他的作战风格和乖张个性一样,何畏不仅做事风格特立独行事方式也充满诡秘,这也许是他走上叛变道路的一条重要根源。
他性格暴躁,以随意开枪打人而闻名。开国中将周希汉曾因与他发生争执被他连开5枪差点击中,开国少将汪宜贵的警卫员因笑话他的穿着而被他一枪打死。关于他“毛儿盖兵谏”,向毛泽东连开十余枪的传言未必属实,然而把这样的故事安在他头上,也符合他的个性特点。
他行为诡秘,这也是他的人生谜团形成的原因之一。他一生阅历极其复杂,曾经定居过国内国外,身处过党内党外,尤其是他脱离革命队伍之后的行踪,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他的原名和籍贯都极少有人知道。这也许是他最终走向隐姓埋名的重要伏笔。
何畏出逃后所作所为有诸多说法,有的说他被国民党关押两年后放出、有的说他投奔中统挂职专员、有的说他在国民党内郁郁不得志投入农业科技研究并在南京某大学当了讲师,直到1946年何畏出现在广州。
另湖北某县的文史资料中有中统特务回忆:何畏在张国焘变节后投奔了张,挂名在中统,但很少从事中统活动,因经济困难和张国焘合作养鸡。”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戴笠冷落。抗战时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这些传言和他的行踪脉络也印证了何福圣回忆录中“公开投敌”的说法。
关于何畏的消息再次出现是来自他家乡。1946年曾国彩接到丈夫何畏来自广州的信件,说其在广东救济院安老所(地址是广州市珠光路),已娶罗明新为妻,生有一男一女。直到何畏1956年与“与罗新明发生婚姻纠纷”回到家阔别30多年的故乡,与发妻曾国彩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回到家乡后的何畏,吃苦耐劳,为人和善,虽然能说会道,在多数时候却表现得沉默寡言。除了做力所能及的劳动,还帮人治病,人们还记得他在村里教唱《东方红》、《国际歌》等歌曲。但他似一个失忆的人,只字不提从前的经历,甚至他的妻儿对他三十多年的经历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60年那场饥荒到来,他虽然指导农民到野外采集“革命菜”充饥,最终却在食用了水煮的蟾蜍后中毒而死。
从何畏妻子罗新明1956年顺利移居香港,改革开放后又费尽周折前来寻夫,以及一对女子一直保留何姓并与何家后人保持密切关系来看,当时何畏“与罗新明婚姻纠纷毅然回家”的说辞是否真实值得推敲。何畏离开广州回乡,是出于“容易隐瞒身份、免受政治运动冲击的目的”更容易被人接受。
一位哲人说:播种一种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在社会变革的洪流里,这位这位作战勇猛、战功奇伟、性格暴戾恣睢的红军将领,最终迷失了方向,被推向了人生的泥潭。他像一枚被狂风卷起了树叶,在空中独舞,最终奇迹般地回归到了树下,隐匿于世界逼仄的一角,独自咀嚼被折断的人生。1960年那场饥荒,使他的生命终于在凄风苦雨里命运归于平静,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连自己的妻儿也无法破解的谜团。
三 : 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组编历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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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_红四方面军 -组编历史
1931年11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治委员。1932年6月,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至1934年,先后粉碎国民党两次大规模的围攻,并与川东游击队会合,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5个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
附图: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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