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深南北归
花开两旁路
惊知在深南
匆之北方去
忧恐不夏天
二 : 南渡北归 飘零一家
马廷英
章乃器
孙彩萍是辛亥年生人，这是她一百岁时摄于崇文门东大街前的公园
亮轩
章立凡（图/梁辰）
“听昆戏，当然还得听传统的。”
“白先生弄的青春版《牡丹亭》，漂亮是漂亮。可是，角们肚子里只有那一本。这就是差别。”
台北瑞安街的寓所里，马国光捧着茶杯慢悠悠品着戏，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有着说书人一般的抑扬顿挫。听到这么一口纯正的乡音，到访的陆客不免有意外的惊喜。
这是马国光看家本领——他曾是中广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台北著名的“四小名嘴”之一，笔名亮轩。
然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就不那么给面子。“一听就知道不是大陆的。虽然，他在台湾可能是最标准的。”
4月底的台北燥热得厉害。马国光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他已决定放弃绿卡。
“说爱国是笑话。我真是没有办法到美国去。在美国，我哪儿去听京戏、听昆曲呢？台北是京、昆听得最舒服也最丰富的地方。大陆所有的好角、好戏都到这儿来。北京的长安戏院没有几出好戏，（你）碰不上，碰上的时候，你也买不着票，大伙儿都去凑热闹了。”
前一夜，台北国家剧院上演了天津京剧团访台演出的开场戏——《四郎探母》。
这一出骨子老戏，是台湾六十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京剧剧目。
探母
1988年，寒酸破旧的首都机场里，马国光见到了户口本上“已亡”的母亲，和从未谋面的弟弟。
虽说是骨肉重聚，却几乎等于初识。40年前在台北青田街分离时，马国光只是一个5岁的娃娃，母亲则是正值盛年的时髦女郎。
他有些手足无措地跟着完全陌生的母亲和弟弟章立凡坐上出租车，一路无言。母亲拉住他胳膊，在出租车，在楼道，轻声叮嘱道：“等一下子，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重聚数日后，陌生感一点一点消失。马国光发现母亲随时会哭出来。
“她有许多种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四五十年没哭出来的，四五十年后……还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弟弟章立凡是母亲回到大陆后生养的。这兄弟俩都是好读书、涉猎颇广的杂家。很快，他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这让两人都觉得幸运。两岸分隔40年后，他们听了太多骨肉“相见不如怀念”的故事。
有一次，两人在家里喝完粥，他说他没吃过涮羊肉，我说那我们去东来顺。我那时候藏着一瓶好酒，土陶瓶装的50年代茅台。我就说咱们就把这个喝了，就打开了。
在家里喝了一点，就一块去东来顺。我们坐无轨电车去的，一路上很多人都在闻，说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香，由此证明那确实是好酒，拿到现在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在东来顺把那瓶酒喝掉了。回来的路上，他（马国光）说大陆的羊肉真是不一样，“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膻的羊肉”。以后他就爱上了这一口。
现在他每次回来，我们还要在家里吃（涮羊肉），因为老太太出不去了。
羊肉好吃，但是，马国光也清清楚楚地看到，桌上有蚂蚁在爬。80年代来大陆，让他如同闯进了《格列佛游记》里的奇异国度：买肉买豆腐要凭票，饭店里碗筷要自己洗，出租车不载人……
哥哥看大陆是云里雾里，弟弟看台湾也是雾里云里。谈民国的事，没有什么问题，说传统文化也没什么，只是说到各自的社会时，彼此感觉到一种怪异的生疏感。
当然，各自都有很多抱怨。他对台湾的制度有很多批评。相对来讲，我倒没那么多批评。他觉得大陆有很多东西不合理，觉得大陆怎么都这样。那时我感觉不到，因为我就这么一直过来的。而且，我觉得我是一天活得比一天放松。以前我们是那种高压状态，到80年代已经觉得很自由了。虽然我也有批评，可是，那时真觉得这个社会每一天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
之后，马国光每年都会飞到北京看望母亲和弟弟一家。每见一次，他都感觉到母亲衰去的速度。他从来没有勇气向她问起上一代发生过的事，那些别离、恩怨与爱憎，除了偶尔从父辈旧交那里听到一点片段。
“答案有这么重要么？”他反问记者。
一位“新女性”
北京市中心一栋老公寓里，102岁的孙彩萍安详地坐在轮椅上。
她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偶尔开一句口，一口软糯的上海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滴滴（弟弟），张兆和最近怎么没上家里啊？”
“人早不在啦。现在啊，谁都没能活得过您啊。”章立凡拉高了嗓门，凑近母亲的耳旁。老人家点点头。
七八十年前的孙彩萍是一位漂亮洋气的上海小姐。一张摄于1930年代的照片记录下了她曾经的韶华：戴着一顶软呢帽，细眉秀眼，薄施脂粉，紧抿嘴唇，神情严肃而专注，让人不由得想起1930年代蔡楚生执导的无声电影《新女性》。阮玲玉在其中扮演了一位追求独立、幸福和自由的新时代知识女性韦明。
生于1911年的孙彩萍是上海南汇一个绸布庄商人的女儿。1920年代，她就读于中国公学，校长是胡适，张允和是她同学。当时，身为教师的沈从文把一封又一封灼热的情书塞进女学生的手里。她另有一位闺中密友杨惠敏，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作为童子军代表，一个人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一时家喻户晓。
中国公学毕业后，孙彩萍曾在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工作。那时她和章先生还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但彼此颇有好感，为十多年后的婚姻埋下伏笔。工作一段时间后，她积攒了一笔钱，赴日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读社会教育专业。
在东京期间，经他人介绍，孙彩萍结识了留学于仙台东北帝国大学的马廷英博士。在池袋寓所，身材高大的马先生按事先约好的时间按响了门铃。
孙小姐打开门一看，心里叹道：“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马国光说，像多数知识女性一样，母亲对有学问的男子颇为钟情。当时，刚届不惑之年的马廷英已是日本有名气的华人地质学者。
1937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大批留日学生回国，船票一时非常紧张。当时有一条规定，男士及有家眷者有权优先购票。为了赶回上海，孙小姐和马先生商量了一个权宜之计：马先生以家眷的名义帮孙小姐买一张票。
两人一起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战事紧张，船最终停泊在天津港。上岸后，孙小姐辞别马先生，奔赴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培养部队政工人员和对日宣传技术人员。南京失陷后，训练班辗转迁至江陵。出任该班班主任的，最初是“复兴社”头子之一的康泽。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改由陈诚接办。
两国开战，国民政府对刚回来的留日学生并不怎么信任，特训内容之一是对他们进行甄别。在和同学结伴奔赴训练班的途中，孙彩萍被一路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缘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日本间谍！”
在训练班上，孙彩萍表现突出。她擅长各种运动，枪法尤其准，以前三名的成绩毕业，被授予一把刻有蒋公训词的佩剑——“不成功则成仁”。而后，她被安排到蒋介石自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做教官，享受少校待遇。
不久，武汉沦陷，“中央训练团”草草解散。孙彩萍和同学逃出武汉，在炮火中一路往大后方跑。一部分同学去了延安。孙彩萍一路逃到“陪都”，寻找马廷英——当时，他任教的中央大学随迁到了重庆沙坪坝。
这是命运的第一个拐点。兵荒马乱中，他们重逢了，决定结为连理。战时的婚礼极为简单，仪式在卢作孚任校长的北碚兼善中学大礼堂里举行。
结婚前夕，准新郎意外失踪，据说因为做研究太入神了。婚后，他常年在千里之外做地质勘探，也不写家信，留下年轻的马太太孤零零一个生活在半山腰上，独自生下第一个孩子，洗尿布，喂奶，靠吃南瓜度日。
先生难得回趟家，夫妇俩又吵又打，惊动四邻。马太太曾下山找医院验伤，着手控告“家暴”。这让身为大学教授的丈夫觉得斯文扫地。
待到怀上第二个孩子时，夫妻之间已水火不容。马太太决心打掉孩子。那时到医院做人流需丈夫签字同意，邻居杨家骆教授一家得知此事，偷出马廷英寄回家的同意书，一把火烧掉，救下了还在母腹中的孩子。
等到马国光出生，孙彩萍已决意分手。经过一番谈判，她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留给丈夫，自己带着女儿出走。
摆脱了不幸福婚姻的“娜拉”，又重回新女性的职业道路。她先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传奇女性刘王立明在渝创办的民众教育馆当教员，后返沪，在清末状元张謇及其兄创办的南通学院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的中央大学师生们开始回迁南京。5岁的马国光跟着父亲同事李教授一家坐上了回南京的江船。
在靠近下关的南京渡口，消失多年的孙彩萍忽然现身。她带着两个私家侦探，瞅准时机，从李家人手中夺过儿子，抱进一辆黑色小汽车。她把儿子带到上海，藏在家乡南汇的一个尼姑庵里。
1948年是“新女性”孙彩萍一生的又一拐点。
这一年，她带着一双被她分开寄养的儿女，坐着一辆货机飞到台湾。她是带着破镜重圆的愿望来找前夫的。此时，马廷英已奉国民政府之命，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
复合无望后，两人正式办理离婚。孙彩萍含泪留下儿女，离开台湾。从此，骨肉一别四十载。
在马国光记忆里，父亲一生一世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马廷英和齐邦媛之父齐世英是故交。马国光说，父亲理想中的妻子是齐夫人那样的传统东方女性，能终其一生为丈夫和家庭忍辱负重、无怨无悔。显然，孙彩萍不是。
她应章乃器之邀去了香港，任职于章先生创办的港九地产公司。数年前她离家出走，曾在重庆与章乃器相遇，此后一直有联系。在章乃器的热烈追求下，两人在香港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这一年，孙彩萍作为职业女性的全国代表，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行宪国大”。为此，章立凡曾专门查阅过相关资料，在一千多名“国大”代表名单里找到了母亲。
同年12月26日，应毛泽东邀请，章乃器抛下蒸蒸日上的地产公司，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孙彩萍收到章乃器从东北解放区寄来的一封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她回去了。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一年后，在北京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章立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留日学生训练班、中央训练团和“行宪国大”的三段经历，成为孙彩萍不断被审查的“历史问题”。她不得不与章乃器分居，1958年正式分手。整个50年代，她都处于失业状态，靠着过往的积蓄和章乃器的接济抚养幼子。
章立凡的童年，是在往返汪芝麻胡同和灯草胡同之间度过，一头是母亲，另一头是父亲。有时，父母也会在他面前指摘对方的不是，他听听也就过去了，“父母晚年又复合，是我请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
在命运的一次次击打中，当年那位容貌、才情出众的孙小姐已经变得“很顺命，没有反抗”。章立凡眼中的母亲，单纯、没什么政治野心，“有性格的弱点，容易情绪化，有时会很偏激，实际上又很软弱，做很多决定时不够理性。”
“作为女性，她不算成功。”对母亲的一生，章立凡如此总结。
南渡之一：学者马廷英
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是一所日式风格的旧居所。
每个礼拜，马国光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到那里当义工，带着慕名而来的访客参观父亲马廷英的故居。这是他从5岁起的家，直至被父亲赶出家门。琼瑶处女作《窗外》改拍电影时，曾在这里取景。《巨河流》的作者齐邦媛初到台北，也曾在此借住过一段时间。
1948年，马廷英在这里，决绝地拒绝了前妻孙彩萍复合的心愿。
对只知李四光的多数大陆人来说，马廷英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却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
1930年代，马廷英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华人学者。因拒绝归化，军政府对他的博士学位授予一直多加阻挠。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对方立刻把学位颁给他。如此，日本方面也立马批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
回国后，在丁文江“三顾茅庐”之下，他出任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士兼中央大学教授。
1945年，他奉命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在法币和金圆券全面崩溃的1940年代中后期，他和台大光复后第一任代理校长罗宗洛、陆志鸿，以及后来加入的苏步青、魏建功，仅用一年时间就恢复重建了台湾大学。随后创办台大地质系，出任第一任系主任。
光复初期，岛内民族情绪激昂，大部分台大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所有日本师生。马廷英和罗校长认为，学术水准来之不易，不可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两人顶住压力留下了优秀的日本教授，“以谁再闹事就处分谁”的强硬态度，维持住了台大的教研水准，使其没有沦为一所二三流学府。
台大重建过程中，“接收大员”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与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周旋上。每当罗校长和陈长官因事起摩擦，马廷英就充当调和的第三方，代表校方和陈仪沟通，好像每次都能搞定。
罗宗洛曾在日记里称赞马廷英：“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后因不满于国民政府对台大的支持不力，愤而辞职回到大陆，在“文革”中受尽折磨。马廷英则从1945年赴台后，再也没回过大陆，余生都献给了台大。
1947年2月28日，以陈仪为长官的台北政府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引发岛上本地人的抗争。蒋介石从大陆调来援军镇压民众，估计有一千至一万五千名台湾人被捕后遭屠杀，这就是台湾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陈仪后被撤职。1949年1月，他策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投降共产党，被汤告发。陈仪遂被押解至台湾基隆，1950年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于这位台湾本省人眼中的刽子手，马国光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评价是：“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拿过不该拿的钱。”
1947年，齐邦媛到台大做助教，曾借住马家。马国光叫她齐姐姐。那时，一个叫罗裕昌的青年正对她展开攻势，常来拜访。每当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待着，身为长辈的马廷英都会大吼一声，“把门开着！”罗后成为齐家夫婿，齐邦媛也常拿这段往事和马家姐弟打趣。
1964年，著名华人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受聘“中研院”，返台帮助制定经济政策，规划了税制和退休制度。后一项制度波及岛内包括马廷英、苏雪林在内的一批知名老教授。他们被强制退休，政府仅以一次性发放几十万台币退休金作补偿。
当时马廷英已再婚，膝下新添3名幼子，经济上愈发雪上加霜，连儿女的学费都支付不起。他早已把青田街的私宅捐给台大。那一代的学人极重面子，他不好意思向已成年的儿女开口，更不愿为自己的权益向政府争取。
1979年，马廷英被查出癌症，一直住不进台大附属医院里条件稍好的病房。一名记者以他为例报道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凄凉晚景。新闻见报后，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纷纷到医院探访。在大人物关照下，他立刻被安排进头等病房，一时成为“红人”。
3个月后，马廷英在台大附属医院逝世，终年80岁。弥留之际，他口中还念叨着地质学名词。
按马国光的理解，父亲是穷死的。“武人哪里懂得敬重读书人！不过，和大陆一比，就强太多了。”
北归：父子残局
“可能是大陆最文雅的男子”——这是马国光形容他对弟弟的第一印象。
一提起这个，章立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当我是红卫兵。”
事出有因。1988年，马国光到大陆寻访母亲，经停香港时，画家刘国松告诉他：你要小心啊，你那个大陆弟弟肯定是个红卫兵。
作为一位活跃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历史学者和作家，现实生活中的章立凡和他的微博、著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面目：微博上，是和毛左死掐的“五毛公敌”；回忆录里，是悲悯温情的记录者；面对面，则是一个散淡、轻易不流露情感的冷静男子。
“我从来就不激烈。”他说。早熟的个性，源自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和个人的遭际。
1957年，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章伯钧一同被钦定为“右派”时，章立凡才7岁。组织上逼他们母子表态。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随后，他上台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那是曾受过他父亲恩惠的人。为避免政治压力，同年9月他进小学读书时，改用母亲的姓，直到“文革”结束。
自1958年被撤销粮食部长一职到“文革”爆发，章乃器一直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闲居。从19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到创建近代史上著名的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性格倔强的章乃器一直是一位“只认真理、无畏权贵”的学者。
从孩提时代开始，父亲就是章立凡的偶像。学校里，他听老师校长讲一套，父亲在家里又和他讲另一套。
“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就是独立思考。所有问题他都要让你反着想一想。在那个年代，这太不容易了，许多家长已经不敢和孩子说真话了。”
1963年，章立凡考进清华附中。一次，美术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我的家”。他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老师将其作为示范在班上展示，画中的人物、陈设、藏书立刻引起同学们的议论。后来，有同学还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来取笑他，“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
“文革”初，清华附中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端之地。出身高知家庭的学生和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成了两个彼此竞争、对抗的阵营。1966年，章立凡在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对校领导，因他的特殊身份，一时引起轰动。
对于清华附中的年少岁月，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回忆，其中有一段未正式发表的文字，他写道：“我不断忏悔以往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1969年，19岁的章立凡因“反革命”罪入狱。
在监狱里劳改时，他织过袜子，当过钳工，做过图书室管理员，余下时间都用看书来打发。在失去自由的近十年里，他前后读完了五六百本书，其中有不少马恩列斯毛著作，母亲来探监也会给他带一些英文书。因为书得来不易，他看得很仔细，“很多内容过目不忘”。
40年后，每每和“毛左们”网上辩论，他随时能从“红色著作”里引经据典，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如何说，列宁如何说，马克思又如何说等等，这正得益于这段岁月的修炼。
1976年，他从北京第一监狱被转押出。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政局动荡不安，监狱里风传要枪毙一批“反革命”。他的忽然消失，让狱友们一度以为他已被枪决。
等转押到延庆监狱，章立凡才明白过来——这算“人才引进”，当时延庆监狱需要一个编内刊的囚犯，就把他这个有文化的小年轻给调过来。
回忆监狱10年，章立凡一副置身事外的淡然，仿佛在讲一段与己无关的过往：监狱里的管理还算正规，“不像现在，没有什么躲猫猫、喝凉水死”；狱友为老弱病残，其中有一队全是疯子……“人经历多一点也是好事，各种各样的日子都会过。”
这和他儿时的“小愚姐”、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形成对比——两人同为民主党派人士和“大右派”之后，同在浩劫中被打为“现行反革命”，黄金岁月入狱10年。章诒和以她在四川监狱的经历为样本，写出一系列凄烈的女囚小说（《刘氏女》、《杨氏女》等）。
“这大概就是文学家与史家的区别吧。在我们搞历史的人看来，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在过去都发生过。”章立凡淡淡地说。
他的几部回忆录的手稿，因为政治原因，在大陆还出版不了，“放着，我不急。”
章乃器的长女1949年后留在台湾。其女到大陆探亲时，曾和舅舅章立凡提及母亲说过的一段秘史： 章乃器1948年曾秘密到过台湾，“是老蒋请他去的，但是，两人谈崩了。”
一段有公开记载的历史是这么说的：1948年金圆券崩溃时，陈诚建议蒋介石启用章乃器，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的，但他不为我所用啊。”
“我大姐对她女儿讲的这一段，究竟跟我父亲说的那一段是不是同一件事，我现在还证实不了。不过，到最后阶段，中间力量就变成站队了。你必须在国共之间选择，要么选择南渡，要么选择北归。”
对父亲，章立凡也有批评。“其实，他不懂中国政治，只是一个专业型人才。”
南渡之二：亚细亚孤儿
1960年，台北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一名15岁的眷村少年连捅7刀，杀死了女朋友。以此为蓝本，杨德昌拍出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一年马国光18岁，和这起案件相关的几位“外省二代”都是他的伙伴。自儿时起，他常跑到青田街附近的眷村看电影。
那时，马国光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功课差，不做作业，逃学，留级，离家出走，常挨父亲、姑姑和姑父打骂。他在街头闲逛，认识了不少人，有流落台湾的老兵，朝战中到台的“反共义士”，偷卖走私货的南洋侨生……
那时，整个台湾都打着激昂的“战斗”鸡血。中小学里布置像《我的理想》一类的作文题目，大家就写“反攻大陆”。“写明年就回南京吃月饼，我们终于又怎么样。也不一定得高分，因为人人都写，属于瞎扯。”
直到有一天，一位江浙口音的陈老师在升旗仪式结束后上台讲话，叮嘱大家以后作文千万不可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因为——“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这位陈姓老师后来做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次长。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刊登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3天后，第一发行人雷震被捕，后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
马国光在周记里写了对雷震的同情。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小孩子不要谈政治。“我很气那个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谈政治？长大了才知道，是老师替我担待了。”
艺专毕业后，他在中广断断续续打零工。因为觉得自己对社会有很多意见，就写了一摞文章寄到台湾各大报纸。后来，《中国时报》刊发了他的评论，主编辗转找到他，邀他写专栏。
马国光一写就是30年，从蒋介石时代一直写到蒋经国执政、李登辉上台。
在台湾“动员戡乱”的年代，写时评很难不惹上麻烦。有一次，他在报纸上一再呼吁政府放开30年代左翼作家的书。警备总部遂向余纪忠主持的《中国时报》提出正式抗议，并提出约作者“来吃一顿饭”。
“我说，我不来，你们那个地方都有卫兵站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地方不是那个样子。你们如果要跟我谈，我们可以约在外面。”
马国光是一个坚定的“统派”，属“亲蓝”阵营。
1990年代，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因为口才好，语言有感染力，他被国民党党部拉去做“文胆”，也曾做过大选助选人。“两三个人分工，在家里（替李登辉）拟演讲的稿子，旁边有文工会的小姐先生坐着等。没意思，等出来，也就只用上你写的几段话。”
有一年，他到高雄助选。当时，民进党候选人余陈月瑛和国民党候选人黄八野争夺高雄市长之职，两人势均力敌，战况惨烈。
赶到地方党部的下午，马国光看到一张让他很不舒服的宣传照片，拍的是余的公公的坟，坟上长满野草，大意是说余家后人如何怠慢先人。
晚上，他们来到决定选举成败的大票仓凤山。马国光先上台讲，讲完了下来，轮到其他助选讲。待主角黄八野上台，“他开始讲他被人中伤，多么倒霉。他为了要票，就下跪了，老婆、女儿、助选在台上一起都跪下了。”
“你是要跪下来为民服务么？哀求老百姓为民服务吗？这不是扯淡吗？不入流！”他一言不发，立刻叫了计程车到火车站，当晚回了台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涉足政治活动。
一谈到台湾的政治传媒生态，马国光很容易动气。他抨击民进党不争气，说台湾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对党。当记者问为什么“人人都骂马英九”，他的怒气又蹿了上来——“马英九是个君子。骂他，你不吃亏；肯定他，你倒会惹麻烦。”
“不过，现在看来，台湾还是走对了路子。”稍稍平静后，他又肯定道。“什么时候两岸能统一呢？就等到大陆人不再羡慕台湾人，时候就到了。”
马国光坦言自己喜欢美女。年轻时在中广打零工，他追到了台里有名的美人、西洋音乐节目女主播陶晓清，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民歌之母”。
母与子：台湾的主人翁
19岁时，声音清澈、典雅的陶晓清就成为中广《热门音乐》的主持人。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极度崇洋，年轻人戴着蛤蟆镜，弹着吉他，哼唱西洋和日本歌曲。那时，陶晓清在节目里介绍披头士、滚石乐队等欧美流行音乐，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1970年代起，台湾在国际舞台开始节节败退，先是被赶出联合国，接着美国和中国建交，过去的“邦交国”一个个都断交了。岛内，一种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萌发、酝酿。
1975年6月，在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陶晓清的心一下子被歌手杨弦唱的余光中诗作《乡愁四韵》击中。在“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冲动之下，她在自己节目中播出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意外的是，来信如雪片一般飞来，要求她多播一些中国的民谣。
受到鼓舞，陶晓清开始搜集音乐圈朋友的作品，在节目中推介了一批本土的原创作品和歌手。台湾各地音乐人纷纷把作品寄给她。那时，一个歌手只要作品在陶晓清的节目中里播出，离大红大紫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1976年新春，在中广的支持下，陶晓清组织了台湾民谣的第一次演唱会，取得空前成功。这一年被视为“台湾民歌元年”，陶晓清也渐渐脱离单纯的广播人身份，成为“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最重要推手。
她联合媒体界与音乐界，与诗人余光中和滚石唱片创始人段氏兄弟一起，共同策划举办了多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这是台湾的音乐原创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杨弦、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吴楚楚等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台湾流行音乐早期的生力军。瑞安街的马家寓所，也成为闻名台北的“民歌客厅”。
从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新民歌运动的许多大事都在这里起头。吴楚楚、胡德夫、苏来，还有之后的李宗盛、蔡琴等等，常坐在榻榻米上，无拘无束地聊音乐，开座谈会，组织和策划音乐演出，接受采访。 陶晓清是音乐沙龙的女主人，活动的策划组织者，也是爱护、关照他们的“母亲”。
1980年，一脸青涩的李宗盛首次被朋友带到马家客厅，自卑地躲在一角听大家唱歌，是陶晓清发现了他的才华，把他带进自己组织的很多音乐活动中。蔡琴性子急，容易得罪人，陶晓清就帮她和别的音乐人搭起沟通的桥梁。“孩子们”肚子饿了，她就到厨房里给他们做蛋炒饭、牛肉烩饭。
在陶晓清引领的现代民歌运动影响下，台湾两家本土唱片公司先后创办“金韵奖”与“民谣风”，商业力量开始接管现代民歌，齐豫、潘越云、黄韵玲、庾澄庆等音乐人走上前台，台湾流行音乐从此迈上正轨。
90年代后期，陶晓清渐渐从话筒前淡出，但她依然是台湾民歌的支柱，从创办“民风乐府”到“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她一直在出力。2000年，她获得台湾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如今，马家第三代马世芳接过了母亲的旗帜。
1971年生的马世芳有“台湾头号文艺青年”之称。他是台湾知名DJ、乐评人和散文作者。在叔叔章立凡眼里，“无论是按台湾的标准，还是大陆的，都是一个优质好男孩”。
从小在父亲的书堆和母亲的卡带、唱片堆里长大，他早早就与音乐和文字结缘。就读台大中文系期间，他主编《台大人文报》，同时在母亲开辟的中广“青春网”介绍经典摇滚乐。毕业前夕，他联合几个同学合编了《1975-1993 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校园印刷品，后被视作台湾音乐史的经典文献。
2000年，他创办“五四三音乐站”。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
一说起儿子马世芳，马国光是满心的骄傲。有着旧文人气的父亲，听的是京剧、昆曲；一身休闲装的儿子，迷的是鲍勃·迪伦和摇滚，致力于台湾本土流行音乐的整理与推介。
在马家，父子之间有一个甚少触碰的话题——政治。作为台湾“六年级生”人，马世芳对台湾意识、两岸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父辈的认知。
撰文回忆台湾流行音乐史时，他常会谈起罗大佑的两首歌——《亚细亚的孤儿》和《未来的主人翁》。他说自己这些年曲曲折折，忙忙碌碌，只因心里记着《未来的主人翁》的歌词。
歌词的结尾是——“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三 : 缅怀——《南渡北归》有感
当我看到《南渡北归》的结局，说，这个时代结束了。我的眼睛忽的酸了，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些大师不再了。而现世的我望着无法企及的过去，只剩下缅怀。
这个世界的浮躁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就像是真理似病菌般在人群中蔓延。浮躁的人们奔走在这个灯红酒绿的社会，为着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胃和品味。 即使原本宁静或追求宁静的不平凡的心也因为潮流的挤压而不得不跳入喧闹的舞池与众生共舞，摇头晃脑间忘却自己的初心，忘却最本真的内心。
原本我就是个浮躁的人。曾经不是，现在是，将来，我不知道。之所以我能安静地坐着，打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停电。你看，多么可悲的人类，只有当外物改变时才记得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敢情，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被外界环境控制的世界里，而当外界强大的电流消失时，我们就像是短暂清晰的正常人，重新回归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爱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只是一旦卷入了那种让人沉迷的漩涡，便再难以脱身。
我没有控诉，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小学写的配图日记，缅怀我初中写的叙事日记，缅怀我高中写的感情日记，缅怀那些充实而朴素的日记本。现在，看着手边一本一本华丽而苍白的空本子，我忽然感觉好笑，有些东西再华丽，终究不过是皮囊，内在的空洞与虚无只会让这块皮囊干瘪苍老地更快，更无情。
我没有厌世，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跟朋友争吵后戏剧性的和好，缅怀我们一起上课作诗下课游戏的快乐，缅怀我们安静的夜晚聊心事聊未来的憧憬，缅怀一切因为拥有真正的朋友而幸福的场景。那些没有丝毫虚伪与表演的存在，让人能够看到感情的真挚与牢靠的关系。这些都还在，却只是在心里反复重播，似乎现实告诉自己，你已经没有上演的资格。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真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我只是想缅怀那个时代，那个属于大师们的时代，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只是为了衬托我对过去的总是充满怀念，何况是那么伟大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邪恶与善良已经存在，但是不管是邪恶还是善良，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却是那样的疯狂。有意识的人只要认定自己要追求的目标，要达到的水平，便心无旁骛地去追求去奋斗，静下心来搞研究，闭关学习整理记录，现今谁还会这样？为了真正的学问而去学习，为了真正的发现而去调研，为了真正的进步而去努力？当人们欢呼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却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也在被慢慢地吞噬着静心与宁静。就像一个小孩被四处的声音所吸引而不断跳动要去追寻，而忘记安静地聆听其中的美妙。(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每当我看到书中对战争、对动荡的描述时，我跳动的心一直告诉自己那个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的时代却不再出现那些已经被残害的伟大的人类，那这个时代的美好只是为了衬托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吗？我们始终不会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死。我开始觉得这个时代的可悲，它只是须有华丽的皮囊。
我像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热爱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精神，那个可以为了内心的真实和正义放弃一切虚无的事物，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甚至生命的时代，那个可以为了内心对知识的追求而在最危险的时刻只记得贴身保护书籍与古物的时代。我那样向往那个时代，却又那样哀悼那个时代。在困苦中、战乱中、逃难中、炮火中，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坚持，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意志，病榻上、失明时、炮火轰击时，都没有放弃。可是当他们以为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死亡的牢笼，即将死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被扭曲的灵魂。看着他们被迫害的场景，我没有悲愤，我只有无尽的悲哀。为他们更为那个时代。一群那么可爱而敬爱的人，单纯和爱国的心除了渊博的学识和宽广的胸怀，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的私心，最终被这样折磨着死去，连带着后辈和希望。林徽因的那句，死是为了谁，是他们每个死去的遗言吗？他们当初留下又是为了谁?!那个时代，最终疯狂了。也最终随着最后一位大师的死去而死去。
我不想去揣摩那些为了活命而做出恶心事的人的心情，他们都是悲哀的。就像我们一样悲哀。当一个儿童幸福地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并不断努力学习时，然后有一天所有人都告诉他，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时候，儿童会不会只有悲哀，或者，反抗。
一个人永远都揣摩不了其他人的想法，连我现在的书写都不能描述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只能每每叹一口气，然后，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四 : 《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
网友王缺木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我不知道該怎麼定位這一本書：小說？傳記？说是小说但是基本内容都有根据，说是传记但是有些内容有偏颇。
1、同意庄表伟答案中引用的那篇书评，个人也认为作者在行文下笔之间有一些主观和偏颇，用语多有“小说家言”的感觉。 如《离别》中第334页，“旋风般的刀光闪过”之语。
2、装帧设计真的太差了！把腰封设计成封面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3、这本书适合于对那一段历史不了解的人阅读，（对大部分人而已还是值得一读的）但不宜完全当作史实看待。
每一章背后的注释比较有价值。
4、据说台版和大陆版有不同。
5、文中亦有知识性的错误，不知是否的校正疏忽。（如第三册《离别》中关于雷海宗逝世的年龄不对）
网友蒙面大侠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关于这部书有人说了一句话我很赞同：「只要看引号里面的内容就行了」
网友Note-Young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这本书共分三册，分别是《南渡》，《北归》和《离别》。我也是最近开始看的，已经看到第三册《离别》，个人感觉这本书对于了解抗战初期到建国后的历史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主线是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副线则是一大批那个年代在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一生，读来犹如一部小型的近代史，但是会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新的认识。
这部作品从考据的角度出发，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引经据典从多方面论证，使人信服。引用的资料囊括海峡俩岸的文献，不偏信一家之言。
建议你不妨一读，是部不错的史学大餐。
网友蒙面大侠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泛而不深，门槛较低，不过分苛责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拓宽一下知识面（里面那些文人的八卦，恩怨，性格劣根性还是值得一读的）
网友张圈圈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我把自己看了这本书的读后感贴上来吧，个人觉得看一本书，能不自觉地流露出情感并且共鸣甚至升华自我，那这本书就是值得读的。
读《南渡北归》全册有感
读《南渡北归》这本书的机缘是一位好友的力荐，十分感激。这本书，哦，不，应该是这套书，总共有三大本，分别是南渡、北归、大结局，算是历史社科类，主讲民国蒋介石统治时期，抗日战争，内战以及建国后文革时期的那些文人们。不得不称赞作者用墨轻重有得放矢，有人浓墨重彩，一生就是个传奇，有人只是蜻蜓点水，便淹没于历史大潮中，令人印象深刻，拍案叫绝。除此，作者史料丰富，几乎每一篇末都有几乎和文章等长甚至是超过文章主体的注释，作者严谨的考证令我佩服。最后就是书里有作者的灵魂，虽然历史这种东西，本应是越客观越价值连城，但是我以为，逝去的时代已然是不可找回，即使打着追寻真相的大旗也多是会掺杂着自己的想象，就算是亲身经历，也不知是否只是盲人摸象，所以哪有什么真相呢？倒是宁愿作者爱恨分明，我读者明察秋毫。不废话，直入主题，这本书基本让我对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划和目标。
何为大师？（ps：现在这个时代真是太可怕，连大师这样的词有时候觉得说出来都像是骂人了）
首先胡适，不能算作大师，暴名得于五四，不过是顺应潮流介绍出了两位先生。非常爱面子，即使国外已经有爱人可是却不能敢爱，分手后娶了父母之命的邻村姑娘，却还和自己的妻子的伴娘暧昧，被老婆发现后一个飞刀差点刺中面部而告终，唉。除了个人感情问题不够立场鲜明果断外，因为爱面子明明是自己的不是，初次见面与钱穆，本是面基佳话，却被问倒，后来各种与钱穆观点相异，而和钱穆人情浅薄，不过可能也和钱穆本人性格有关。最后其主要著作就是那个什么中国什么史上卷，还是拿自己英文博士论文译的，后来感觉学术上没什么成就，不过是有钱建报社请人来写。还有一件事令我很反感，胡适认为旧的都是糟粕，所以提出推倒孔家庙这类口号，全权否定传统文化，实在令我难以理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过是去外面留了几年洋，就说出这样的话，到头来不是还是胆子小娶了旧社会的老婆。 所以这人在我心里不算大师。
吴毖这样的书生意气，虽然有时候会觉的很可爱：被人讥讽后记日记自我鼓励；对待自己的学生钱钟书的狂傲有容忍等。可是不顾大局，意气用事，在大是大非面前，比如一代大师王国维阖然长逝，为其立碑捐款，他却因学生不懂礼数而分文未出，实在令人为其拘于小节而叹息。所以从度量和处事上他成不了一代大师，不过想想他的成就当然也不足以名垂青史。 倒是勤记日记的好习惯，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史料，也是贡献卓越。
虽对傅斯年先生的某些作法并不赞同，如对胡适的崇拜再如其学术著作少，但念他料理史语所及身兼数职，为其他学者除后顾之忧，也情有可原。出生鲁西南的他脾性不能称为圣人，但却是我所敬佩：忠国忠君对朋友热忱真挚。有人说他读书读多了，不然以他的才能可抗衡毛，愚之见他是以真性情作为文人的领袖，至于某人利用马列主义及共产党来实现自己的狼子野心，正如孟真先生说的此人对坊间小说也熟读，善于利用民众心理弱点，最后如他所愿建立那个名为新时代号称自由大同，实际却是道路以目，以打碎了几千年赖以生存的道德信仰为代价的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你我。好像跑偏了，继续回来。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真君子也。万事坦荡荡所以不躁，卓而不群所以无敌，有所担当所以信之，视名利如浮云所以独立，这样的人才是当之无愧于大师者。当我真的了解梅贻琦先生后，我竟无法用我的拙笔勾画他的神韵，真的怕污了他的英名。总之，他是目前我自成年后，三观建成后，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认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的人，希望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人。
至于王国维、陈寅恪等这些固然也是大师，只是晚辈没达到水准，还不能正确认识。
点评何为大师后，就是检验这些大师，抗日战争到了，被欺凌的中华民族，越是乱的时期越是检验人的品质，烈火焚烧若等闲。
可是我不得感慨，弱国无外交，这么简单的道理，那群书生们，虽热忱之心可贵，可是战斗檄文纵然再多也比不过一支枪来的实在。鄙人拙见，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时，书生们不要瞎出注意，做好自己的本能工作，别做汉奸就行！学生好好学习，别瞎游行，尽添乱，真学不下去就去参军，为国捐躯，当然军队也不是都高尚的，做好心理准备，大方向不错就行。(二战后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中国那群书生的表现，无论是傅斯年之流的慷慨激昂还是闻一多之鼠辈的见缝插针，我都不赞同。尤其是闻一多吴晗的沆瀣一气，真的怀疑他们真是中国人吗？这种时候还斗？！ )有时候也是感慨70年前闹的不像话而且没有智慧，如今殃及我们，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笼中鸟。
继续回到抗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是文天祥的《衣带赞》。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古人的字是尊称，互相之前不会直呼其名，可文天祥，连其字亦是为国祈祷，令人唏嘘。曾与友人论其拒高官厚禄，求为国徇死之事，叹其忠；友道：“他忠的是君不是民。”鄙想如以他之才能和仁义，接受忽必烈所诺的丞相之位，继续为民谋福，而不是绝命于47岁，以衣带赞为终，情形又当如何？可是真看到周作人的做法，难免心情复杂，他的情形，北平失陷，留守为日伪工作，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从理智上来说我觉的是对的，老师本来就是授业解惑，与其做无谓的牺牲倒不如保存力量；但是从情感上又觉得傅斯年的处置有些过激，可是着实读得畅快。
相当矛盾，虽然还没有做好抉择，但是决不会像冯友兰之辈骑墙卖笑。
最后就是建国后，只想提一件事。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种景致现今可能再见否？三峡大坝的功过是非，时间愈久，其离真相就越接近。倒是三门峡大坝的真相已经浮出，孰是孰非我们已经了然心中，“圣人出黄河清”今日是否是遭人摒弃，还有那个把繁体圣念做怪的人的轶事，想来居然是先知。是的，有些事是需要反思，人们不会一直原谅，不会一直甘愿承受你错误所带他们的痛苦。余愿吾辈中人铭记前车之鉴，莫再随波逐流。黄万里老前辈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名字和梁思成先生保卫北平四合院胡同的远见一样的分量，他的名字将存青史，并永远熠熠生辉。
罗七八糟，写的很多，其实一句话，心存远志，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网友Ting Tomato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特初级的读物，基本对中国民国时期的所有大家都有介绍，让人能够对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有个简单的了解，但是如果想深入了解每位大家还是建议读他们的专著吧！
网友赵正平对[南渡北归]《南渡北归》这部书怎么样？给出的答复：
序章《烽火照京都》比较能拴住读者，往后看却渐失惊艳的感觉。对那个时代的学者算有一个全面的反映，叹服于大师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修学，这在今天几乎无法想象，也对那个时代学者生活的穷困潦倒以及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贪腐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总体来说是一部比较不错的近现代文化史，不过作者写书带入太多的个人感情，比较不赞赏这种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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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深南北归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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