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揭秘高考改革方案是出台历程：2010年方案被搁置
京华时报记者张灵京华时报制图谢瑶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对于高考所做的改革一直从未停止。［www.61k.com）从全国统一试卷到全国多份试卷，从单一选拔到多元录取……回溯37年间高考制度演变，一直在争议中变革和前行。昨天，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新世纪高考改革的各项思路已逐渐清晰，一项更为全方位、系统的高考改革正在渐次展开。
出台始末
2005年上书中央
回溯这轮高考改革的源头，可追溯到2005年。
那年夏天，前教育部长何东昌上书中央，痛陈应试教育之弊，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批示下，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个部委牵头组织启动了素质教育大调研。其中，由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谈松华牵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调研内容。
在这次历时一年的调研中，由谈松华领衔的项目组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召开了11场专题座谈，听取了100多位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干部和大、中、小学校长对高考改革的意见，并对比了欧美、东亚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高考改革实践，最终完成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提出：高考改革“应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分离高考承担的高中毕业水平考试功能；将社会化的水平考试纳入高考体系；建立中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社会服务记录，逐步实行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多元录取制度。”并将这一目标最终实现的时间定位在2020年。
2010年方案搁置
2010年，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成为高考改革的三大关键点，高考改革正式进入“窗口期”。
也在同一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成立，这是直接向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负责的咨询机构，委员会下设考试招生改革组。谈松华再次被任命为组长，其他组员还包括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刘海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多位关注高考改革的专家学者。
从2010年底开始，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团队，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等16个省市进行调研，召开了近百场座谈会，内容涵盖16个议题，包括考试科目、备考选考、异地高考、分省还是统一命题等，并形成了16个专题、共计80万字的专题报告。专家组在此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个高考改革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方案在教育部党组会议讨论后被搁置，原因在于“分歧太大”。
2013年箭在弦上
进入2013年，在教育部的牵头下，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制订工作再次开展，方案经过了数轮讨论，几易其稿，多方征求意见，在“文理分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纳入高考成绩”等重大改革措施上，各方争论很多，迟迟难以通过。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出台，高考改革被纳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多项具体化的高考改革措施明确被提出。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已箭在弦上。
2014年正式发布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见，将力争在今年7月底之前出台。但直到7月结束，仍无消息。
8月29日，一则新华社消息再次引起公众对高考改革方案的关注—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4份重要文件。
“这次会议释放的信号很明确：高考改革方案马上就要出台。”作为研究高考的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敏感地捕捉到这一信号。他认为，这次会议也将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这在中国当代高考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而在过去，考试改革方案基本由教育部牵头出台，采取单项推进，这次改革注定是一个全方位、系统的改革。
刘海峰的判断得到验证。5天后，《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历史流变
70年代重新恢复高考众人争过独木桥
我国的高考制度创立于1952年，“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1977年，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得到恢复。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阔别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当年共录取了27.297万人，高考录取率仅有4.8%。1978年，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仅为7%。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
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上大学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农村娃可以吃上所谓的“商品粮”。于是，成千上万的学子，浩浩荡荡地争过“独木桥”。但由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刚刚恢复发展，教育资源稀缺，高校录取能力十分有限。
此后的1979、1980两年，高考录取率依然低于10%。直到1981年，高考录取率才达到11%。
80年代外语纳入总分引入标准化考试
回溯高考改革30余年来，考试内容的改革一直在不断演变。恢复高考伊始，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试办法，文理分科。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只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在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外语在很多省市并未列入总分，而是作为录取重要参考。
1984年9月，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考科目。此后的几十年里，英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考试科目。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考试方法。针对高考传统的命题方法和考试方式的缺陷，我国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1985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1988年，这项改革试验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等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市、区），涉及100万考生。
经过由点到面的改革实践，1989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在全国推行。
90年代保送计划实施考试科目多元化
作为一项全国统一考试，在人们的印象中，高考改革似乎始终未能触及“大一统”的格局。而事实上，恢复高考后的30余年间，对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方式的改革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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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国开始保送生的试点，即由中学推荐，高等学校考核同意，免予参加高考，直接进入高校学习。20世纪90年代初，保送生计划人数曾一度扩大。但保送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了提高名牌大学的升学率，“推良不推优”的倾向，出现了申报作假、干部和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等现象。1999年教育部规定，全国所有保送生都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则出现在考试科目变化上。
继1988年上海、浙江先行试点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后，1989年7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全国试行高中会考制度，并在会考的基础上改革高考招生制度。
当时，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考试结果使用不当，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突出，一些学生偏科严重，高考客观上承担了对高中教育教学有偏颇导向的责任。
此后，湖南、云南、海南三省于1991年进行了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的改革；1995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行了会考后的高考“3+2”科目组设置方案，即语、数、英三科为必考科目，文史类加考政、史；理工类加考理、化，每科满分原始分150分。
在“3+2”高考科目改革8年后，1999年广东省率先探索“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科目，“X”是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择1-2科。此后，各省陆续实施的“3＋X”科目方案是“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少部分省市实施的是“3＋大综合（或）＋1”方案。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认为，“3+X”科目改革的实施，在客观上改变了以往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多样化的高考模式初露端倪。这一改革对考试内容改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各地自主命题自主招生开始推广
“3+X”的推行使得高考大一统的局面开始松动。
2000年，教育部决定实施分省命题，上海、北京率先单独组织高考命题工作。同年，北京、安徽等省区市试行春季高考改革，一年举行两次高考，试图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但改革带来的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实行春季高考后，由于参与招生的学校和专业都不理想，以致考生积极性不高。在2004年内蒙古率先取消春季高考后，安徽、北京也相继选择退出。
与此同时，参与自主命题的省份也在逐年扩大，截至今年已有16个省市区全部或部分实现了自主命题。
统一考试的格局被打破，统一招生方式也在试图破冰。在连续两年多所学校试点的基础上，2003年教育部在北大、清华等22所著名高校扩大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高校在自主考试与面试的基础上进行初选，入选考生参加全国统考，成绩达到学校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可以由学校决定录取，招生比例为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5%。2006年，全国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高校扩大到53所大学。这项改革使高校有了更多的招生自主权，扩大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操作空间，同时对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
至此，“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多元录取”的高考招生考试格局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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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考改革方案数度被搁置 原定7月份
中国高考改革进程大事件| 年份 | 关键词 | 事件解读 | |
| 1949年 | 单独招考 | l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为稳定全国政局，使高等教育平稳过渡，各高校仍沿袭民国时期多数时间的做法，实行单独招考。但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分别采取了联合招生的形式；上海市则率先成立“上海市国立大学、专科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采用统一招生考试的办法，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等16所高校于当年8月11日使用统一试卷同时进行考试。 | |
| 1950年 | 高校联合或统一招生 | 1950年5月，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实行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 | |
| 1952年 | 第一次全国统考 | 在分区联考和统考的基础上，1952年6月12日，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高教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采取统一领导与分省、市、自治区办理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为了便于组织统一招考工作，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52年8月15、16、17日3天，举行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 | |
| 1966年 | 废除高考制度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取消了高考，高校也停止招生。后来又搞推荐入学，上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结果上大学的学生文化课什么都不懂，有的小学数学都需要补课，高等教育没有办法保证质量，直接导致国家人才的断档。 | |
| 1977年 | 恢复高考 | 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家副总理，分管文教，立刻主持恢复高考。当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570万人，录取了27万，录取率4.7%。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也挽救了整个中国。高考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七门学科，文科课理科都考政治，文科和理科都是考五门课，总分500分。 | |
| 1985年 | 上海率先自主命题 | 我国目前的高考分省命题的探索始于1985年，在经济和教育都非常发达的上海市率先开始试行。这个改革也有效促进了上海市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 |
| 2002年 | 北京获自主命题权 | 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数、外3科的单独命题权。 | |
| 2004年 | 9省市加入自主命题 | 教育部在2004年大幅度扩大了分省自主命题的范围，当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9省市一起开始分省命题探索。 61阅读提醒您本文地址： | |
| 2006年至今 | 16省市自主命题 | 高考实行分省命题是教育部多年倡导的一项高考改革措施，至2012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其余15个省区市采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 |
| 由于多数省市只命制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科的高考试题（有的只命制数学、英语两科试题），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以及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仍然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试题。因此，所谓“分省自主命题”，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主”。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一个省是全科命题的。完全的自主命题，从根本上也是行不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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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黑龙江高中课改07年启动 高考方案2010年出台
从7日举行的黑龙江省高中骨干教师新课程培训专家报告会上获悉，我省高中课程改革即将启动，全省高中新课程即将实施，教材将于8日选定，普通高中新课程工作方案不日出台。目前，全省涉及16个学科的近万名高中骨干教师接受了关于新课程的培训。三 : 北京将于2010年启动高考改革
消息，2007年到2009年，北京将集中力量，以高职入学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为2010年顺利启动普通高考改革打好基础。这是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善璐在北京教育考试院就“十一五”期间中考、高考改革思路进行调研时透露的。
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表示，“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将为适应高中课程改革需要，积极进行考试内容改革。2007年到2009年期间，全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考改革要逐步推进，2010年实现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全面改革。
四 : 高考改革在迷雾中寻找方向的三十年(二)
上海是怎样取得高考自主权的高考反思
“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
把上海高考的命题权从教育部拿过来，实现自主招生，这是我当(上海)教育局顾问时的“得意”之举。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高考曾经戴过“王老五”的帽子，录取线排在全国第五名(福建是全国高考状元)，录取线似乎总排在全国后面，压力很大。其实，上海的情况跟人家的确有点不一样。入学率不一样，分数线就不一样。我们是中等水平的学生能进大学，人家是高材生才能进大学。全国比的时候，不比百分比，只比录取线，这不合理。人家500多分才能录取，我们300多分就录取了，现在100多分也可以上专科了。人家是分母大，分子小，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要比，得先“通分”，这是学过算术的人都知道的。
由于落了个“王老五”的外号，有人就不断刺激大家去追逐高分。我很早就提出来：全国那么大，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状况。10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本教材，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中国应该有多本教材，应该有很多种教育模式。我提出，要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允许地区与学校自己选择。不少国家的教育部都没有制订统一的大纲，但高考一样考，而且多数是学校自主招生，全国并没有什么录取线的统一要求，而我们是越搞越死。大纲如果一放宽，学生可以学习各种知识，面就宽了。各地教育也可办出地区特色，以适应不同的发展水平。我当时担任全国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就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但有人反对。有人说，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己见，认为正因为中国大，发展不平衡，不能搞划一主义。后来大家把意见折中了一下，提出“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订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上海首先搞教材、课程改革。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教材自己搞，高考还是全国命题，这个教材谁敢用？我就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权要过来。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改革就可以很主动了。
当时，我就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向教育部要高考权。分管副市长看了我几秒钟，大概在想，这家伙三天两头出鬼点子，然后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过这种事情，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答应，我就去要，我自己去要！”我连续找了他几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要要看，教育部如果肯的话，我们就试试。”
我很高兴，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以后，我就一直留心着找机会。不久，教育部部长和分管高考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分管副市长说：“这几天部长在上海，我们去看他好吗？”他说：“好啊，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来到他们下榻的延安饭店，向部长汇报上海教育的情况。后来，我抓住机会，把话题往中心引：“现在高考，全国只有一张卷子。高考命题，历来都是众口难调，每年都有人评头论足。教育部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就非常主动。”他们看了我两眼，说：“能行吗？”我说：“中国一个省比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大。一个省的教育局长还招不来几个大学生？”他想了想说：“不行，要搞乱的。”我说：“你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叫下面搞，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我慢慢跟他们磨。后来，部长说：“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接茬：“那好，我们上海自己搞。”我对一旁的副市长说：“市长，部长已经同意了。”副市长接着说：“教育部领导同意了，我们就试试吧。”
没想到，部长回北京就变卦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回来，局里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都请示好几回了，部长改变主意不同意了，“要不，你再去一次北京，最后再争取一下。”我心里嘀咕，真是好事多磨。
快到春节了，我也顾不上过年，与市教委办的一个领导一起去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去找相关人员打听。幸好我在部里呆过，朋友多，终于打听到实情。原来是管高考的司长在部长面前讲了很多负面的话。部长心里本来不是十分同意，一听他的话，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幸好，那个司长跟我也很熟，我就直接找他去了。一见面，我冲着他说：“××啊，你怎么反对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说愣了，“什么事？我怎么会反对你呢？”“就是你捣蛋。”我一肚子意见，半真半假地发出来。
开过玩笑之后，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唉，高考这事不好弄，你就不要弄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态度坚决，说：“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上午，我向部长汇报。你参加，但不许讲话。部长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这样可以吧？”他觉得部长不会答应，就卖个人情说：“好，我不讲。”第二天，我向部长汇报。汇报完了，部长抬头看着他，希望他表态，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是个关键时刻，空气仿佛有点凝固。他坐在那里，接受我们期待的目光，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就去搞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既不要被他坚硬的外表所迷惑，更要避开它锋利的螯。
以后，那个司长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说起这件事，我笑着说：“真谢谢你啊，守信用，没有讲话。”他也回敬我：“我上你的当了。”
我把高考权拿了回来，为课程、教材的自主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接下来就是要改革高考办法，同时改革课程、教材。遗憾的是那时我离休了，接任的同志没有改革高考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听取我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构想，仅仅是自己组织命题，而一切办法照旧。我的想法是，上海学生少，初中毕业后分流，40%进中专、职校，60%的人进普通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就可以上大学。不过，大学二年级时要再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大学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大学实行宽进严出，改变“一试定终身”与“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离休以后，自己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此，我至今还觉得十分遗憾。不过总算课程教材的改革工作在上海展开了，“多纲多本”的主张也在全国实行了，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另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现在全国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市越来越多，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建国后形成的一张试卷考遍天下苍生的局面已被全面冲破，千呼万唤的高考制度改革也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行。
“订单式”教学：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
杉达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与普通教室的内部装饰大同小异。而中侨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办公室，俨然是一个派头十足的老板办公室。杉达的董事长很少亲临学校开会，而中侨每周一董事长参加的会议却雷打不动。
作为一家由企业投资的民办高职院校，中侨是与杉达完全不同的一种私立大学的代表。它于1993年由两位教授创办，但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于2002年由一家大型企业致达集团接手管理。
这一年正值《民办促进教育法》的颁布。政策上的推动，加上集团一下投入3亿元巨资，学院很快就发展起来。但无论从学校性质上还是管理体制上来说，中侨学院走了一条与杉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侨学院的院长潘日芳，在来到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之前，曾是杉达学院的副院长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信息院院长，因此潘院长对于三种办学方式的异同，感触最为深刻。
根据市场需求设置学科
民办高校虽然发展速度惊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潘日芳就非常惋惜民办高职的地位：“第一类当然是清华、北大，第二类是一类学校，第三类是二类学校，第四类是专科学校，到第五类才是高职学校。高职学校里还分为公办和民办，而民办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实际上，高职类院校在国外的地位就不是这么低的。它只是另一种类型的学校。国外有些人上完大学，还会去读高职。我们培养的是实用型的人才，工作中需要什么技能，我们就教什么样的技能。”潘日芳说。
“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教学方法，是中侨学院通过一系列市场调研摸索出来的。潘日芳觉得，与其花钱请名校的教授来上课，还不如自己研发教材，教学生一些实用的技能。“那些教授，拿本科的教材来，在我们学生面前念一遍，学生哪里学得进？”相反，中侨宁愿从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里，找来一些有从教经验的管理人员，给学生上课。这种“订单式”的教学，不仅保证了就业，也给公司提供了所需的人才。潘日芳说：“市场上，这种需求是很多的。问题是，想要利用这个市场，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逐一与工作单位协商。”
在这点上，潘日芳反而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有优势。“我们和公立学校相比，也有我们的优势。他们在管理上会受到各种限制，而我们就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学科。”
校长董事需要磨合期
目前，包括致达集团旗下的企业在内，中侨学院已经与32家公司合作建设了实训基地，28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学生就业率达到了97.8%。这样的办学方法，中侨学院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对于这条路，潘日芳信心十足：“我们学院不会转本科学校，我们就准备坚持把高职办下去。”
“坚持把高职办下去”的潘日芳，在来到中侨之初，也曾经饱受困扰。“一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高职教育，需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也要带动教师转变思想，另外就是与董事会的磨合也有困难。”
不同于杉达，中侨学院是切切实实的董事长领导、校长负责制。校长由董事会任免，董事长和校领导每周都要举行例会商讨学校大小事宜。也就是说，中侨学院的董事长，比起杉达董事会大方向性的管理，要细致得多。这也正是中侨学院五年来的第四任院长潘日芳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变化，不过好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磨合期，潘日芳就与董事会达成了默契。
除了国家近几年的资助和学生学费外，中侨学院的资金几乎完全来源于致达集团。“中侨学院只有致达一个投资方，而且致达对于公益办学也是始终非常支持的。有很多学校都有三四个股东，那样磨合起来就很难了。”潘日芳说。
筚路蓝缕的私立大学
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
百年来，中国私立大学的沉浮都与国家政策休戚相关。在民国时期的鼓励政策下，清末就已出现的近代私立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风头盖过了公立大学。据1937年的统计，私立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数的51.6%。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武昌中华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一大批有名的学校，也都是在这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熟起来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学校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适应，于是1952年开始，私立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立。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私立学校才又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当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出现在上海金桥出口开发区时，几乎所有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聚焦在它身上。出于“少花国家的钱，多培养一些人才”的简单想法，交大、北大、清华的8位教授，拿出自己的工资，在借来的校舍里开始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当时就有美国报纸预测杉达将成为“中国的哈佛”。
纵观西方各大知名的私立大学，也大都创办于窘迫之中。哈佛诞生时只有9名学生、1位教师；而斯坦福则是从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发展成为如今硅谷信息产业摇篮的。相比之下，杉达第一年就招收了150名学生，师资更是汇集了三所国内顶级名校的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媒体的这一预测也并非盲目乐观。
如今15年过去了，杉达已经拥有了1万名在校生，目前也开始走出负债状态，甚至每年都有3000万元的稳定盈余。但将视野放开到中国200多所私立大学，且不说它们向哈佛迈进了多少，真正能达到杉达水平的究竟又有多少？
其实，情况并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私立大学之间，还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办本科(或专科)大学，二是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私立学校只占200多所，而其中真正走所谓“哈佛路线”的民办普通大学，更是少之又少。从上海来看，在总共15所民办学校中，只有杉达学院和建桥学院2所属于本科大学，其余都是高职院校。
在优质学校少的同时，方兴未艾的私立大学，不管是在名气还是财力上也都处于劣势。即使是民办本科大学，在学生择校和教师择业时，也都被排在了公立高校的后面，一如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潘日芳所言“民办高校总是排在最最底层”。
但除了受制于外界对民办学校的热情和认识以外，政策上的滞后也是制约私立大学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杉达学院院长袁济教授对此感触颇深。由于政策不全面，现在社会上泛滥着太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高校，导致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整体鱼龙混杂，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少数知识分子创办的私立大学，杉达一直坚持着公益办学的理念。但恰恰是这个坚持，给学院带来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袁济说：“现在坚持非营利的只有两所学校，杉达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杉达占据了天时地利，在巨额捐助下，现在已经能靠学费自给自足了。但同样在1992年创办的黑龙江东方学院却没有如此顺利。虽然在校生已达1万人，但由于缺乏捐资人，又受到地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目前学校仍处在负债阶段。
不过，毕竟私立大学才存在了15年的时间。无论是要摸索出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套办学方法，还是要培养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理性认识，抑或是要政府完善一部民办教育法，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近两年，国家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来逐渐填补公立和私立大学之间的鸿沟。而现在，各所学校也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特色，寻找打开市场的突破口。用袁济教授的话来说，未来中国私立高校走向哈佛之路是“事在人为”的事。而中侨学院的潘日芳则更为乐观：“只要再等5年，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到西方的水平也是必然的趋势。”
基于知识分子理想的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要说哪所私立学校最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话，上海杉达学院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候选。1992年春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下，浦东开发开放，有感于国家快速发展的前景，上海交大、北大和清华的8位教授，便带着他们对办学的独到理念，在金桥出口加工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容易被国家的一些非常远见的事情所感动。在当时的背景下面，为了支持浦东开发开放，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杉达学院院长、创办人之一袁济回忆说：“当时为什么想起来搞学校呢？因为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启发。当时他们退休以后经济上很困难，我们也觉得这么早就退休很可惜。而且我国人口这么多，如果受教育的很少，就是一个包袱，假如受教育的人多，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资源。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用或者少用国家的钱，来办一所民办大学。”
随着杉达的建立，以及国家一些资金和招生方面的优惠条件出台，全国各地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有275所民办普通高校。
应该帮助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
作为新生事物的杉达学院，在创办初期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但创业的艰辛，却只有当事人自己最为清楚：办学的所有经费，全靠几位教授的积蓄，校舍是租的，器材是捐的，三个学校各包一个专业，于是就有了学校的雏形。
袁济说：“当时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想法，就是重视外语，配合上海的发展。这个想法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量，比一般学校要高出一倍。”正是这么坚定的想法，打动了包括中科院院士杨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李储文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来组成学校的领导班子。最后也正是凭借这些人的影响力，引来了大批的捐资和第一届的150名学生。“1994年，有100万美元进来；1996年又有100万美元进来，1997年又进来大概500万美元。加上其他的一些社会捐助，杉达历史上总共接受了90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捐助。”袁济说。
我国目前像杉达学院这样真正由教育方面专家创办起来的学校很少，这并不是因为教育界自主办学的热情不够。事实上，一些现在由企业接管的学校，原先正是由教授创办的。但这些教授苦于有想法、没资金，最终无法坚持下去。从杉达的例子来看，学院目前为止所接受的捐资，大部分都来自香港的一些既有钱、又有教育热情的有识之士。对此袁济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基金，来帮助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一些非营利的机构，这样才能帮助他们真正贯彻自己的教育思想。”
学生要提高，教师也必须提高
私立学校一般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主要由投资企业的代表和校长组成。董事会是投资方、也向学校提取部分收益，因此自然会对校长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校长是雇用的，他完全受老板影响，它的董事会完全就是老板的董事会，懂教育的人不多。”袁济说。
和一般由企业投资的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杉达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社会捐资和自身的学费。而且无论是捐资人还是创建人都抱着公益办学的想法，不占有学校财产，因此杉达就省去了一个限制了许多民办学校发展的麻烦——董事会的干预。去年，杉达已经走出了负债，并且开始产生每年3000万元的盈余。这些资金，一大部分就将用在学校的下一步“发展策略”中。
“《民办促进法》虽然规定‘民办学校教师师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同等地位’，但现在学生解决了，教师这块还正待解决。一个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其中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这个滞后性事实上给民办学校带来了困难。”
作为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又没有公办学校的良好保障，想要与公立高校竞争生源和师资，对于像杉达这样的私立大学实属不易。“有些公立学校的工资甚至比我们低，但是老师宁愿去公立学校，也不来私立学校。”因此杉达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优秀教师，从英语教育出发，打造学校的品牌。
“一所学校学生要提高的话，教师也必须提高。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我们准备送50到70个教师出国进修。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就送去再修一个学位。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某一个专业办得更好，积聚一部分优秀教师，在英语特色的基础上，再等待机会，特别加强一些适合上海发展需要的专业。”
本文标题：2010年高考改革方案-揭秘高考改革方案是出台历程：2010年方案被搁置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