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阿里和亚马逊的云战争：云计算正在成为新一代商业基础设施
十年前，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初创公司，布局企业IT架构的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购买服务器，部署一套IT系统，为公司的业务和战略提供信息支撑。IT对于企业来说，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一项必要的支出。
如今，硅谷或北京的初创公司除非是“疯了”才会购买IT基础设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租用“公有云”的云计算服务来获取IT能力。
所谓“公有云”，是指第三方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计算能力、数据库存储、应用程序和其他IT资源，用户无需自建IT基础设施，按需向第三方购买IT服务即可。
游戏规则是被亚马逊改变的。
2006年底，全球最大电商亚马逊在解决了管理超大型数据中心和复杂软件系统的问题之后，开始酝酿将这些能力和经验输出。AWS(Amazon Web Services)应运而生。
AWS的逻辑很简单，推出公有云服务，让创业公司绕过一次性数百万美元的IT硬件投入，转而通过多次小额支付从亚马逊获取IT能力。这个模式大获成功，硅谷超过80%的初创公司都成了AWS的忠实用户。
AWS还点燃了全球公有云市场。市场调研机构Synergy Research Group发布的201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AWS独占全球云市场的31%。微软、IBM和Google共占22%的市场份额，第5到第24位的云服务提供商共占27%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6年，外界才真切体会到亚马逊的这笔生意有多挣钱。2015年4月，AWS的业绩在公司成立后八年后第一次出现在财报里。AWS一季度营收为15.7亿美元，占亚马逊总营收的7%，却为亚马逊贡献了49%的利润。
到了2015年四季度，AWS营收增长了70%，达到24亿美元。亚马逊官方预测，AWS有朝一日将在营收上超过核心业务电子商务，成为新的支柱。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亚马逊的中国学生阿里云也成长飞快。阿里云复制了AWS的商业模式，占中国超过31%公有云市场份额，2015年爆发式增长，年增长率超过三位数。2016年，阿里云开始酝酿走出中国，与AWS直接交锋，为此在全球新建了8个数据中心。
AWS和阿里云战斗重点已经转移。继创业公司之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关键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和政府终于开始试水云计算业务，而且开始尝试将核心业务应用到云上，这意味公有云服务开始进入主流市场，不再是小公司的专属。
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报告称，全球公共云服务市场规模今年有望达到2040亿美元，每年的增长率接近20%。另一家研究公司Market Research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将超过2700亿美元。
这引发了公有云平台新一轮战争。除AWS和阿里云之外，中外公有云巨头倾巢而动，传统IT巨头也迅速转变策略，向云计算市场转型。但这个市场绝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鉴于云市场史无前例的开放性和合作性，未来的赢家将遍布产业链每个环节。
云计算正在成为新一代商业基础设施
阿里云崛起
2010年，李彦宏认为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马化腾认为云计算将变成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但实现还要上百年，马云认为“如果我们不做云计算，将来会死掉”
阿里云2009年成立，此后多年一直在为自己能在阿里巴巴内部应用而奋斗，谁也不会想到，今天的阿里云占据了中国云计算市场31%的份额。
2007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势头正盛，淘宝、支付宝井喷式增长，IT后台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可是传统的软、硬件供应商反应缓慢，也很难拿出像样的解决方案。
阿里巴巴首先从软件出发寻找解决办法，这个软件改革方案被扣上了一顶时髦的帽子——“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云服务”。
彼时阿里软件总裁王涛信誓旦旦要成为中国最出色的软件公司，但却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摇摆不定：先奉行平台战略，又放弃平台战略走应用软件商打包服务B2B，然后又推出“商业云”概念。
战略上的摇摆导致业绩惨淡。阿里巴巴事后总结，这是“盲目追风”的结果。王涛离去，时任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架构师王坚成为了阿里IT重构的主要操盘手。这次接棒令阿里巴巴得以完成从旧IT时代(软件部署模式)向新IT时代(云计算部署模式)的转型。
王坚在2009年9月主导成立了阿里云。时任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卫哲对外表态，阿里云将提供比亚马逊云计算更多的服务，“阿里巴巴希望用云计算的两大核心、海量存储和海量计算，为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
不过，和亚马逊一样，阿里云平台并非一开始就对外输出，而是先通过内部考验。
2009年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王坚和他的阿里云团队为自研的飞天系统写下第一行代码时，马云正在要求阿里云现任总裁胡晓明离开支付宝去创业，成立阿里小贷(阿里金融的前身)。马云要求，“只能做1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贷款生意，用的是数据，而且必须跟阿里云在一起。”
“七年前的云计算，谁信啊!”胡晓明向《财经》记者回忆，但“就像马被按在水槽上喝水，你喝也要喝，不喝也得喝”。
阿里云和当时的阿里小贷磨合的过程十分痛苦，问题频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胡晓明直接在PPT上打出“跪求工程师”的大字。“如果阿里云再不解决问题，阿里小贷就要死了。”
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陈鹏宇当时任阿里小贷产品经理，他告诉《财经》记者，阿里小贷和传统金融不同，所有业务由大数据计算结果自驱动，这十分考验阿里云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早年不稳定的系统曾为阿里金融带来几次大的业务事故，“好几次濒于破产”。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小的企业，也许我只能给你贷个5万块钱，结果算出来给你贷了500万，你可能就跑路了。最后所有用户叠加出来了几个亿的风险敞口。”陈鹏宇反思，阿里云在阿里金融身上，几乎把该犯的错都犯了一遍。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淘宝、天猫、阿里巴巴B2B平台不愿意采用阿里云的原因所在。
陈鹏宇认为，阿里云在内部庞大的生产实践中走过的弯路是其他云服务公司不可能拥有的宝藏：“没有实践，你根本不知道坑在哪里。”阿里小贷是阿里云的第一个内部客户。
2011年7月，马云认为时机成熟，阿里云开始对外售卖云服务，用户主要是为节约成本的初创企业。
此时，AWS已经渐成气候，但公有云服务平台前期需要大量投入，颇难盈利，业内对这个生意的前景并不好看。
回味2010年IT领袖峰会上，BAT三巨头对云的态度颇有意味。李彦宏认为云计算只是新瓶装旧酒，没有新意;马化腾虽然认识到云计算将变成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但认为实现还要上百年;只有马云表示，“如果我们不做云计算，将来会死掉。”
当时，阿里云学习亚马逊从底层IT服务向上整合。但阿里云懂得借力，不仅推出当时在国内替代亚马逊的存储等产品，而且兼容亚马逊API接口，方便用户迁移。
阿里云当时所瞄准的客户主要包括淘宝、阿里B2B等内部电商卖家、移动应用开发者和中小企业、网页游戏开发商为代表的需要相关增值服务的客户。
2012年的“双11”，阿里实现日交易额191亿元，被视为神话般的成就， 2016年“双11”，这个数字是1207亿元。但在当时，阿里云处理了淘宝和天猫20%的订单。弹性部署计算需求，帮助商家应对瞬间涌入的超过日常数倍的消费者，实现了零漏单事故。
2012年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创业潮的兴起，阿里云的客户延展到了移动APP开发者。阿里云改变了新一代创业者的IT需求，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购买服务器和带宽。
2014年，胡晓明接替王坚掌舵阿里云。王坚为阿里云确立了方向，胡晓明擅长商业化，确立了阿里云用户往上走、市场全球化的战略。
阿里云从2015年二季度开始连续增长，2016财年年度增幅更是达到138%，摩根士丹利近期的报告称，阿里云的单独估值已达390亿美元。该行预估，未来五年内，阿里云的营收将突破185亿美元，成为阿里巴巴的下一个增长极。
这个故事，和AWS何其相似。
今天来看，阿里巴巴对云计算的敏感有其逻辑。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均是电商基因，在那个电商平台迅速膨胀的阶段，解决内部平台稳定的需求，令马云不得不做云计算;其次，亚马逊在云服务上的初步成功，也为阿里云提供了借鉴路径。
2012年，腾讯终于开始切入云服务。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告诉《财经》记者，最早是为了帮助第三方应用应对流量用户激增后的基础设施压力，随后，腾讯云把服务延伸到已有投资或合作的公司比如搜狗、京东、58和滴滴等。
腾讯抓住了一部分互联网公司，但先机已经丧失。汤道生对《财经》记者说，“阿里云确实抓住了风口，有先发优势。”
BAT中的百度最具技术基因，也早在2009年就开始小规模布局云计算。李彦宏在当年首次提出“框计算”的概念，提倡用户只要在“搜索框”中输入需求，系统即会反馈相应服务。随后百度为“框计算”投入大量资金。
这个项目最终因为过于超前而宣告失败。百度后来也布局了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云服务，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进入。
2014年，李彦宏终于开始认同云服务的价值。在与金山集团兼金山云CEO张宏江的一次谈话中，李彦宏不再否定云计算，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大需求，但他仍担心，云计算赚不了钱。
2016年7月，李彦宏再次反思，“百度一直在旁观云计算市场，但当时觉得云计算是个苦活累活，不值得进入。”
百度今年推出云计算战略，表示将发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三位一体”功能。但此时百度已经错过太多，想追上先发者道阻且长。
回到2013年，中国大大小小的公有云服务商已经开始形成行业规模，但阿里云采用激进的市场策略迅速占据市场。
从2014年开始，阿里云每年降价十余次，年降幅高达30%。每轮降价都促使其他云公司不得不被迫跟进。今年10月，阿里云宣布再次下调价格，核心云产品的最高降幅达50%，包括云服务器ECS、云数据库RDS、云存储OSS及云安全产品等。
阿里云表示，此次降价空间来自于规模效应和今年飞天操作系统的大规模技术升级。购买时间越长折扣越高，两年7折，三年5折。这是阿里云在一年之内第17次下调价格。其他公有云平台，包括腾讯云、亚马逊AWS、微软Azure等也纷纷跟进。
青云CEO黄允松向《财经》记者表示，技术红利的释放是云服务商降价的底气所在——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产品降价是必然趋势。而且，整个社会IT使用成本的趋势是降低的。但巨头的连番降价还会带来另一个市场效应：下调价格刺激付费用户数量的增长，由此推动营收保持增长。
不过，黄允松也指出，一些巨头的降价存在占领市场的目的。
其实，这也是亚马逊、谷歌和微软迅速扩张的有力武器之一。自2006年发布以来，亚马逊AWS已降价52次。该公司CFO布莱恩·奥萨夫斯基曾称，“降价是核心策略。”
价格战的直接结果是几十家云服务商减为几家。美国独立云服务公司RackSpace拒绝跟进降价，继而在一片收购和私有化传闻中，几个月内股价跌去一半，不得不在次年5月宣布退出纯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市场，主推绑定服务的托管云。
抓住中国这一轮创业热潮令阿里云暂时领先，但这只是上半场，下半场已开始，腾讯等国内对手奋起直追，国际玩家开始入场。
下半场
互联网系、传统IT系、电信运营商系、外资云系，云计算市场四股势力都动起来了，它们不断上演合纵连横的大戏，市场格局和竞争态势也随之变化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015年。这一年，全球企业非云IT的投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国际数据公司(IDC)对全球每季度云IT基础设施跟踪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企业在本地IT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下降了1.6%，首次下降;在云相关的IT基础设施上的花费约为326亿美元，比2014年多出24%。2016年上半年，云设施增长15%达到371亿美元。
与之对应的是，EMC、惠普、IBM的传统IT营收下滑5%-15%，全球1000亿美元的IT市场，公有云已经占据了15%，这个数字还在迅速上升。
2014年下半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为亚马逊AWS的客户，让全球传统IT巨头大为震动。这意味着云计算不再是为小公司服务的边缘市场，它已经成为大公司大机构的选择。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何宝宏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中国也已经到了临界点。金融、政府等关键行业客户、大中型企业已经开始试水云服务，而且它们是将生产型应用在云上试验，而并非边缘应用。
不过，与创业公司相比，它们的体量更大，业务更加复杂，因此它们对新兴技术保持着谨慎投入的态度。
胡晓明深知其中利害。他对《财经》记者表示，阿里云客户构成中，80%是中小企业，剩下的20%大客户才是贡献利润的主力。这也意味着，具备大客户服务能力，阿里云才能获得更好成长。
AWS之所以能以8%的营收贡献率为亚马逊贡献超过40%的利润率，原因也正在于此。
云计算市场四股势力都动起来了：互联网系、传统IT系、电信运营商系、外资云系。
互联网公司离用户最近，最早看到公有云在中国的机会，和阿里云类似，百度、新浪、网易、京东、360、乐视、美团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云计算业务多从自身业务需求开始，但多数在后来选择了个人云业务为突破口，个人云业务和互联网公司的“2C”的基因更加符合，需求更加明确，业务模式也更加简单。但这也令它们失去了企业公有云先机，因为个人云业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在免费模式当道的中国，很难盈利。一些公司虽然也在企业级业务发力，但规模较小尚难形成影响力。
面向企业的云服务，阿里云最强劲的对手是腾讯云。腾讯云起步比阿里云晚三年，但势头凶猛。腾讯2016年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腾讯支付相关服务及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348%，总营收为人民币49.64亿元。腾讯云服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两倍。
与阿里云独立于母公司体系不同，腾讯云早期从其熟悉的社交和游戏行业入手，结合腾讯消费级业务优势形成不同的垂直云体系，如游戏云、视频云、媒体融合云、金融云、政务云等。腾讯一份内部市场调研结果显示，腾讯目前游戏、视频直播与O2O等领域云市场份额领先于竞争对手，并已将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云服务对外提供。
以视频云为例，这朵云输出了腾讯在视频领域多年的技术和业务能力。腾讯在即时通信软件前端技术、音视频质量的研究，形成了视频云的基础。2016年视频直播市场爆发，腾讯也因此在这个细分领域占据先发优势。
汤道生指出，视频云的解决方案还可以延伸到更多的市场。未来千万亿物联网设备捕捉外界影像同样需要专业的视频云解决方案。这为腾讯云的下一步布局打下基础。如今，腾讯正在积极向旅游、公共安全、城市规划、生命科学和金融等重点行业拓展。
金山云在2014年9月开始从个人云盘市场撤出，全面转向企业级用户。抓住一批网络游戏企业用户，实现市场反转，占有一席之地，张宏江反思，“要是早一年转，应该会更好。”
一开始就定位企业公有云业务的互联网云平台创业公司七牛云、UCloud也开始谋求转变。
这两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原始用户均来自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和开发者。第一桶金来自游戏、教育、O2O、泛娱乐(视频、点播)、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业务也集中在存储、数据库、CDN等公有云基础领域。
从去年开始，针对大型公司的需求特点，两家公司先后进入私有云市场。UCloud联合创始人、CEO季昕华对《财经》记者说，公有云考验的是海量服务器运营能力和可扩展性，但私有云更加强调兼容性、界面友好性及安全性。
所谓私有云，是云服务提供商为客户建设专属云服务设施，从而保证客户数据的安全性和使用的稳定性。
季昕华判断，和互联网公司泾渭分明的垂直分类不同，传统行业“没有那么清晰的行业属性”。这不适合批量化提供公有云业务，更适合定制化的私有云或“私有云+公有云的混合云”模式。为此，今年，季昕华单独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专门运营私有云，服务大型公司。
他计划下一步打通公有云和私有云业务，用混合云的模式打通云。为了支撑这个战略，UCloud加大融资步伐，寻找合适并购对象支撑战略补齐短板。
七牛云总裁吕桂华向《财经》记者称，七牛云的第一个私有云客户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看上的是七牛云的公有云存储优势。从2013年11月到2015年4月，UCloud获得三轮融资，融资总金额接近10亿元人民币。七牛云四轮融资总额也将近2亿美元。
资本帮助中小云平台公司撑过了上半场。公有云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高科技行业的房地产生意，前期投入巨大，成长周期漫长。要继续玩下去，他们还要布局更加高端、适合大型企业的技术和服务，中小云平台公司还要过人才关、技术关和运营关，这一切都需要钱。
胡晓明评价，中小云平台选手能不能跑到最后的关键因素是能否跟得上领跑的第一军团，跟不上就会被淘汰。
在这个战场上，另外两支势力的联合颇有意味。代表传统IT设备厂商的华为，及代表电信运营商的中国电信。
和传统IT巨头类似，华为擅长为企业部署私有云，而运营商天然拥有丰富的带宽资源、客户基础和运维经验。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曾在2015年表示，在云计算领域，和电信运营商合作是最理想的选择，尤其在海外市场。此前数年，华为和全球主流电信运营商在云服务领域都有类似的合作磨合。
作为一个业务遍及全球的科技公司，相比在云市场的阶段性成功，华为更在意战略上的成功——成为 “走出去”中资企业的首选云计算服务商，形成全球“云网融合”运营服务支点。
今年，华为又联合中国电信补位国内公有云市场，并加大了华为云生态链的布局力度。二者组成长短互补的模式——华为提供产品和技术，运营商提供网络、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资源及运营服务经验。徐直军认为，华为只有与运营商合作，才能在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中具备优势。
国际数据公司报告显示，电信和联通分别占据2015年中国公有云13.1%和7.6%市场份额，仅次于阿里云，远高于微软、亚马逊、IBM等外资云巨头。但运营商并不擅长独自运作云，和科技巨头的结盟，对它们是更好的选择。
中国移动一位资深人士分析，全球范围内的情况类似，运营商没有技术潜力，很难独力成长为云巨头，合力有利于运营商在此领域的优势不被稀释。
11月21日，阿里云宣布欧洲、中东、日本和澳大利亚数据中心将于月内相继开服，阿里云海外的数据中心增加至8个。胡晓明称，国际化大势所趋，阿里云需要“内外兼修”。
华为、阿里云和腾讯是目前少数中国云服务商海外拓展的玩家。海外市场庞大，彼此更像战友，而非你死我活的博弈。胡晓明认为华为有独特优势。“阿里云要向华为学习，端到端布局，以及组织管理上学习，各取所长。”
国际数据公司的2015年中国公有云报告披露了一个情况：在全球瓜分了超过60%市场份额的AWS、微软、IBM对中国市场暂时无能为力，市场份额均在个位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的监管政策和中国企业不同于欧美企业的云部署习惯。
中国政府的监管原则是：所有中国的数据必须留在中国，所有技术服务，都要由中国公司提供。这意味着，外资云要想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寻求本土合作伙伴来承接，无法自行提供服务。而且，外资云服务商还在服务资源上受到诸多限制，并需要在经营模式上做出妥协，因此即使找到有资源的合作伙伴，也不一定能顺利扩展业务。
IBM大中华区的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IBM在全球开放150多个应用给企业用户，但落地中国的应用只有10个;与之类似，AWS全球数百个应用，能在中国落地的也仅有数十个。
外资云的做法是知难而进。
今年8月开始，亚马逊AWS北京区域的服务将由光环新网运营和提供，亚马逊通过向光环新网授权技术，由后者运营服务，绕开了牌照限制。
亚马逊AWS全球市场营销副总裁艾里尔·柯尔曼告诉《财经》记者，为了完善服务能力，亚马逊着力补强生态平台，合作伙伴数量已超过700个，2013年仅17个。
亚马逊总部向中国团队逐步放权——战略的制定、合作伙伴的选择权交给中国团队。同时，亚马逊加快新产品在中国的落地脚步，新产品最快同步在中国上市，最慢也只需六个月。
在阿里云和AWS的压力之下，微软和IBM也加快脚步。前任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贺乐赋(Ralph Haupter)此前表示，下一个目标瞄准制造、零售、汽车、媒体等行业，并下调部分面向中国客户的云计算产品价格，幅度为25%-30%。IBM则基于云平台Bluemix，希望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服务，实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
IBM大中华区云计算业务总经理胡世忠告诉《财经》记者，IBM区别其他公司最大的特点在于，依托人工智能平台沃森，IBM可以“满足企业目前想不到的解决方案”。IBM另一个优势是强大的业务咨询服务能力和服务运营体系。而这恰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制造公司所需的“高级服务”。
但包括外资云高层的多位行业人士分析，政策限制依然存在，短期不会改变，外资云在中国将一直带着镣铐跳舞。对本土公司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在美欧市场所向披靡的亚马逊AWS进入中国市场却一波三折
生态竞争
云平台主导者通过提供云服务获取大型企业和政府用户，传统IT公司借助云平台释放能力挽回颓势，开发者则能与大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做他们想做的创新
何宝宏告诉《财经》记者，云的竞争已经从单品竞争走向了生态竞争。公有云服务提供商靠一个或几个单品去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要靠整个生态系统大家一起上。
生态之战其实已经打响。包括阿里云、腾讯、华为等体量庞大的公有云巨头公司开放生态，拉进可能多的具备不同优势的新老IT厂商入局，优势互补共同做大市场。
甲骨文(Oracle)在这场生态大战中的故事很有代表性。甲骨文既是老牌软件巨头转型云服务的积极分子，又是中国市场上的外资云身份。
甲骨文的优势在于传统数据库软件，2015年全球市占率高达43.9%。也是重要收入来源，但增长已经放缓，有些区域开始下降。甲骨文从2012年开始转型云市场，在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和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技术优势强大。
中国是甲骨文的关键市场，但作为外资云，甲骨文无法独立落地新业务。为解决这一问题，甲骨文和腾讯于2015年11月底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今年9月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细则。
按照协议，甲骨文将为腾讯云在中国推广横跨SaaS、PaaS和IaaS的产品和技术支撑。腾讯输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计算领域的优势。
这相当于为腾讯云插上了翅膀。甲骨文不仅有横跨IT和云的技术产品，在金融等主流领域的市占率也相当高，是一个现成金矿。对甲骨文来说，未来的云尤其是SaaS，是通过社交网络、社交媒体来释放能力的。腾讯是不二人选。
主导这次合作的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对《财经》记者说，和甲骨文的联姻有利于腾讯切入包括金融在内的多个重要行业。金融云是腾讯云重点布局的领域之一，而且目前在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客户量增长飞速。
他说，对于互联网公有云平台来说，金融行业是潜在大客户，但很难切入。银行内部多个系统之间的对接和特殊需求十分复杂，新的云服务商根本不可能在一夕之间替代。甲骨文在服务中国用户时，把腾讯的能力带进去;而腾讯在发展一些潜力用户，如金融业客户，也将甲骨文的专业能力和产品代入。“这是一个双向选择。”汤道生强调。
在这场联姻中，甲骨文和腾讯优势互补，地位对等。
与甲骨文的合作为腾讯云插上了翅膀
甲骨文的在华合作伙伴不止腾讯。今年9月，甲骨文宣布加入华为云生态，将授权开放平台，为华为云服务器提升处理关键业务时工作负载高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华为是华为云生态的主导者，甲骨文只是众多生态盟友中的一员。
目前来看，全球IT领域的重量级公司如神州数码、SAP、埃森哲、世纪互联、亚信、Avaya、戴尔、金蝶及三大电信运营商，都选择了同时加入多个云生态，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
由大型云平台巨头主导的生态暂时满足了三方需求：平台主导者通过生态提供全面的云服务，获取大型企业和政府用户;传统IT公司延续能力，挽回颓势;更多开发者则能与大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和大公司一样的能力，去做他们想做的创新。
联通副总经理邵广禄11月初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一家公司都只是云生态中的一棵树。参与方各有定位和侧重点，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为了做大生态，平台主导者需要放低姿态来吸引各类合作伙伴和开发者加入。华为轮值CEO郭平表示，在云平台蛋糕中，华为只拿1%，其他都是盟友的。逻辑很简单——只有共同将生态做大做强，平台主导者才有利可图。
但多个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分析人士均认为，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无法长期深度捆绑服务和应用，虽然生态可以快速扩张，但很难做深做精。
预测下比分
到2020年，6家公司将占据全球80%的公有云市场，这6家公司分别为：亚马逊、阿里巴巴、微软、谷歌、Salesforce和IBM
2016年7月，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在一个演讲中展望了云带来的商业变革。他点出，大数据和云平台对传统制造业是一场淘汰赛。云是智能制造的基础，以数据为核心，连接企划、采购、研发、制造、营销、物流、客户、用户等全环节。
方洪波认为，连接以上环节，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建模是制造业变革的第一层;第二层，要在此基础之上倒推，变革业务模式，提高效率;第三层以用户为中心，来推动整个商业模式的变革。
从信息系统的变革，到业务模式的变革，再到商业模式的变革，其中的逻辑在于IT基础设施从此前的辅助工具，升级成为转型的助推器。
这是云计算改造传统商业的理想状态，但超出了绝大部分公司对云服务的认知和需求。某大型国企CTO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公司90%的IT预算是维护和支撑，改造商业流程和商业变革，是企业的顶层战略，而非IT部门的日常需求驱动。
为了避免重蹈旧IT时代被强势供应商(如IOE)胁迫的覆辙，多数企业认为云服务规模和范围必须得到控制。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每个企业目前使用4.6个云服务商。这还不包括企业承载核心数据和系统的私有云。
这两点因素交叉作用，决定了绝大多数公司即使使用了云服务，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打通全环节;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来改造整个流程，变革商业模式。
何宝宏评价，中国大型政企机构刚开始接受云，大量需求来自私有云，少量外延至公有云，离理想状态还很远。
国内某航空公司的云布局很有代表性。这家航空公司正在寻找一个公有云平台，承载一部分高访问量的机票出售，并支持促销网站。在IT系统复杂的航空公司，这属于边缘业务。核心数据和IT系统都部署在甲骨文的IT系统上。公司甚至还未开始部署私有云，目前仅停留在IT系统虚拟化层面。
即使是边缘业务，主导这个项目的该公司人士称，云上的数据库和内部数据库的同步、安全也是首要考虑因素。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公有云仅是尝试。
艾里尔·柯尔曼向《财经》记者称，“亚马逊一直在游说大型企业使用公有云服务。”但短期内，积习难以扭转。
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徐明强告诉《财经》记者，大公司更多考虑云平台的安全性能，以及可扩展性，是否能够与其业务的长期发展路线相匹配。他们基于以往的IT经验，会对云平台性能、交付方式、部署模式，以及提供服务的标准化提出具体需求。公有云平台上的创业公司不会有如此复杂的需求。
云服务公司心里都很清楚，要想占领制高点，就要为满足未来需求提前做好技术和平台准备。
“所有的云服务公司，AWS也好，阿里云也好，微软也好，谷歌也好，最担心的就是跟不上下一波技术浪潮。”胡晓明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下一个风口在哪，战战兢兢。”
和全球四大巨头类似，阿里云正在快速启动基于公有云的人工智能战略。如果按照传统云计算市场的划分(IaaS、PaaS和SaaS)，当下云平台公司拥挤在IaaS层，人工智能属于PaaS层，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的模块。有了它们，云平台才有可能脱离流通数据、分析数据的基础作用，利用数据的强大力量实现企业商业变革。
美国的一家猎头公司主管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近日接到了阿里云大量的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报酬非常优厚，但对应的要求也很高，这样的人才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从云服务商的角度来看，IaaS的同质化，令其必须向PaaS扩张。当用户获取计算、存储和网络等基础能力后，他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等更高级的能力。同时，PaaS服务也会为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带来更高的毛利。季昕华表示，与IaaS相比，PaaS的毛利可以提升一倍。
此前提供行业SaaS解决方案的厂商也会向PaaS拓展，谷歌和Saleforce是典型厂商，国内如北森、金蝶、用友。因为SaaS的标准化虽然可以降低成本、保证运维水准，但是PaaS可以通过定制化满足企业用户的复杂需求。
新的云巨头很有可能从率先完成IaaS、PaaS和SaaS三个层面覆盖的云平台公司中诞生。
衔接理想云服务和当下现实需求的一条捷径是，迎合企业对安全性、成本和改造周期的需求，提供一个打通私有云和公有云的缓冲带。衔接的要义是既提供高于公有云的可靠性、可用性、安全性，又和公有云平台打通。
几乎所有公有云平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多数人选择了为企业提供一套单独的私有云解决方案，按需定制，和公有云平台按需有限连接。
阿里云的方案更加激进。2016年4月，阿里云发布了针对大中型企业、政府的专有云Apsara Stack平台，这个平台基于阿里云的公有云平台，针对企业市场进行了二次优化，满足了政企市场的安全合规和可靠性要求。海关总署、浙江政务服务网、网商银行、贵州交警等是它的第一批客户。
阿里云希望通过这个专有云平台，既满足更大客户的需求，又能和自己的公有云平台打通底层数据。胡晓明称，专有云是公共云的一种特殊部署模式，而不是两个体系。
谨慎的企业用户对这样的新业务形式仍有担心。一家大型能源企业技术架构师告诉《财经》记者，处理高并发的公有云架构并不一定适用于私有云，他很担心企业自身IT架构会导致复杂的适配问题，以及这个模式是否真能满足大企业的需求?
胡晓明预测，在中国，这个缓冲带很有可能需要5年-10年。
2015年底，国际数据公司曾预测，到2020年，6家厂商将垄断全球大约80%的公有云市场份额。该公司首席分析师Frank Gens认为，这6个公司分别为亚马逊、阿里云、微软、Google、Salesforce和IBM。
但胡晓明的判断更加乐观，“这个市场足够大，容得下七八家巨头。”
二 : 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今日签署
6月29日（今日），亚投行“基本大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将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www.61k.com]持续升温的“亚投行现象”从3月以来受到多方关注。这一中方提出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去年年初开始筹划，从无到有，被认为影响着世界金融格局。据悉，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股本及投票权等核心要素已产生共识。
将研究备选项目力争“一炮打响”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上周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将于29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出席签署仪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向其间的亚投行特别财长会发表书面致辞。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5日撰文表示，《亚投行协定》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他透露，目前，各方已就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达成重要共识。
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
作为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筹建始于2014年。至今年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接下来，各方将尽快研究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备选项目，为亚投行成立后尽早投入运营做好项目准备，力争“一炮打响”。此外，中方作为东道国，将继续高质量地做好亚投行总部落户北京的后续工作，为亚投行的正式成立及高效运营提供可靠和有力保障。
亚投行治理结构类似股份公司
楼继伟表示，亚投行未来的治理结构将按照现代治理模式，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架构符合现代治理模式。
他以一所股份公司举例，一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高管构成。以此类推，对于主权国家构成的亚投行来说，理事会相当于股东大会。这符合现代治理决策团和监督团，也即所有权和执行权分开的要求。
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根据《亚投行协定》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董事会为非常驻并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将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
楼继伟说：“亚投行对腐败、欺诈等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并将执行严格的诚信与反腐败政策及规定。”
与此同时，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环境及社会框架、采购政策、项目管理、债务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业务政策。
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
截至记者发稿时，亚投行最终的股权结构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不过中国为第一大股东已可确认。
据新华网消息，关于股权分配，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此前曾对媒体表示：“亚洲域内国家基本是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在本地区的比重来进行分配。域外创始成员国也是以GDP作为重要参考指标来考虑出资多少，认缴多少资本金。”这就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已成定局。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霍基和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24日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澳大利亚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之一，将在5年内为亚投行注资9.3亿澳元（约合7.18亿美元）。亚投行的法定资本将是1000亿美元。亚洲域内和域外国家出资比例分别为75%和25%。
媒体梳理得出，域内前五大出资国为：中国、印度、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亚；域外前五大出资国为：德国、法国、巴西、英国和意大利。
将举行全球招聘包括管理层
目前亚投行最大的悬念之一是关键职位的人选。目前担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的金立群就任亚投行首任行长的呼声最高。
据悉，金立群历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等职，也曾经是首位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出任亚行高管的中国人。
据新华社消息，除行长职位以外，副行长的职位目前竞争则比较激烈。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班邦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印尼希望在亚投行中扮演重要角色。韩国《首尔经济》此前报道认为，韩国应该争取亚投行副行长职位。此外，英国、法国、南非、巴西等国也对副行长席位抱有期待。
根据楼继伟日前的表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中方将与各成员国一道，通过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机制指导多边临时秘书处加紧制定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员工选聘程序和标准，确保亚投行按照公开、透明的多边程序，他强调，将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聘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各级员工。
亚投行筹建时间表
■2014年年初
中方开始牵头与亚洲域内、域外国家进行了广泛沟通。经过多轮多边磋商，各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就备忘录达成了共识
■2014年10月24日
包括中、印、泰、蒙等在内的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京签署筹建备忘录
■2015年3月12日
英国向中方提交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这被认为对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有催化作用
■2015年3月17日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宣布愿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3月18日
卢森堡向中方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
■2015年3月20日
瑞士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31日
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
■2015年5月22日
中国财政部宣布各方就《亚投行协定》文本达成一致
■2015年6月29日
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
■2015年年底前
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三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过程，亚洲基础设施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亚投行初期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五大方向，即能源、交通、农村发展、城市发展和物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筹建过程
(www.61k.com]签约仪式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二十一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标志着这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
印度是唯一1个在人民大会堂参与签字的大型经济体。其他参与国还包括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曼、科威特、卡塔尔以及除印度尼西亚之外的东盟所有成员国。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
。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2015年试运营的一期实缴资本金为初始认缴目标的10%，即5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25亿美元
。
代表会议
第一次谈判代表会议
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二十二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会议。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
。
会议着重讨论了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和工作计划、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的组建方案、工作程序等事项，并为正式启动亚投行章程谈判做准备。
二十二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了接纳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程序和规则。
2015年1月15日至16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
会议对临时多边秘书处首席律师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向会议报告了秘书处建设及亚投行筹建进展情况。
会议决定有意愿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的国家需在2015年3月31日前正式提出申请，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就可以参与亚投行筹建进程。
各方计划在数轮磋商后，于2015年年中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在完成各国审批程序后，亚投行有望在2015年底之前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行。
2015年3月30日至31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艾博拉特·杜萨耶夫共同主持，二十九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金立群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展情况。会前，多边临时秘书处举行了研讨会，就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问题向各方做了专题汇报。
2015年4月27日至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
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5五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因故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欢迎德国、意大利、法国、伊朗、阿联酋、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西班牙、韩国、奥地利、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澳大利亚、埃及、挪威、俄罗斯、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和波兰二十七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新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取得显着进展。金立群秘书长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展情况。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计划于2015年年中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2015年5月20日至22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与新加坡财政部副常秘余秉义共同主持，5七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自2014年10月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以来，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代表会议。此次通过三天的谈判，各方就《亚投行章程》文本达成一致，并商定将于今年六月底在北京举行《亚投行章程》签署仪式。金立群秘书长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展情况，会议还就亚投行有关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采购等政策文件进行了讨论。
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将在今年六月底章程签署后履行国内批准程序，待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生效后，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七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文莱、中国、埃及、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
国、冰岛、印度、印尼、伊朗、意大利、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作为中方授权代表签署《协定》并在仪式上致辞。
楼继伟强调，各国签署《协定》后，还需经本国立法机构批准。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下1步，各方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积极推进包括完成各自国内立法批准程序在内的各项筹建工作，确保亚投行如期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
2015年8月24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第六次谈判代表会议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与会的5四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阿曼、斯里兰卡和瑞士因故缺席）按照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通过共识选举中方提名人选、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先生为亚投行候任行长。候任行长将在亚投行首次理事会上被任命为行长。
成员发展
亚投行是1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
。为确保各方在6月底前完成章程谈判并签署，各方商定将2015年3月31日作为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有意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须在2015年3月31日前提出申请，经现有成员同意后可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并参与亚投行章程谈判和筹建进程。不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的国家以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共有5七个，其中域内国家3七个、域外国家二十个。虽然亚投行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各方在今后的章程谈判和磋商中，将就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规则等作出安排。
成员发展时间轴
2014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21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2014年11月25日，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签署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第二十二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4年12月31日，马尔代夫正式成为亚投行第二十三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1月4日，新西兰正式成为亚投行第二十四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2015年1月13日，塔吉克斯坦成为亚投行第二十六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2月7日，约旦成为亚投行第二十七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
也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2015年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宣布将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18日，卢森堡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0日，瑞士、阿联酋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出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但具体安排包括加入的身份及出资等问题仍有待商讨。港媒称香港已申请加入亚投行身份及出资待商讨。
2015年3月26日，土耳其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7日，韩国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7日，卢森堡正式成为亚投行第二十八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3月27日，奥地利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7日，西班牙副首相萨恩斯·德桑塔玛利亚在部长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西班牙已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申请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8日，英国和瑞士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三十个。
2015年3月28日，荷兰、巴西、格鲁吉亚和丹麦正式宣布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29日，澳大利亚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30日，埃及、芬兰、俄罗斯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埃及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非洲国家。
2015年3月30日，马英九召开国安会议，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会议决定将由财政部拟定台湾的参与意向书，经行政院核定后，由陆委会请大陆国台办提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
2015年3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特区政府已提交加入亚投行的意向书，副局长刘怡翔正在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相关会议以了解亚投行筹备情况，相信当筹备工作完成后，便可确定香港是否以某种形式参与亚投行。
2015年3月31日，挪威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该国希望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3月31日，台湾执行同时向亚投行筹备处与大陆国台办递交意向书。
2015年3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瑞典、冰岛、葡萄牙、阿塞拜疆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代行财长的身份正式签署了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
2015年4月1日，德国正式成为亚投行第3一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4月1日，波兰财政部副部长拉齐维尔（Artur Radziwill）表示，波兰愿意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2015年4月2日，意大利、法国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三个。
2015年4月3日，伊朗、阿联酋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五个。
2015年4月9日，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七个。
2015年4月10日，土耳其正式成为亚投行第3八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4月11日，西班牙、韩国、奥地利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一个。
2015年4月12日，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六个。
2015年4月13日，台湾未能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
2015年4月13日，澳大利亚正式成为亚投行第4七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2015年4月14日，埃及、挪威、俄罗斯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0个。
2015年4月15日，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七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主要成员
成员概况
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已占四席：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G20国家中已占14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南非。
西方七国集团已占四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亚投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
按大洲分，亚洲34国，欧洲18国，大洋洲2国，南美洲1国，非洲2国，总计57国。5七个国家已全部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截至2015年4月15日）右图为亚投行成员地图（截至2015年4月15日）
成员列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业务政策
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确保专业运营、高效运作、透明廉洁。亚投行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环境及社会框架、采购政策、项目管理、债务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制定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业务政策。同时，亚投行将避免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曾走过的弯路，寻求更好的标准和做法，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主要内容
宗旨
（一）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成员资格
亚投行成员资格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
股本
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分为100万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为10万美元。初始法定股本分为实缴股本和待缴股本。实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200亿美元，待缴股本的票面总价值为800亿美元。
域内外成员出资比例为75:25。经理事会超级多数同意后，亚投行可增加法定股本及下调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但域内成员出资比例不得低于70%。域内外成员认缴股本在75:25范围内以GDP（按照60%市场汇率法和40%购买力平价法加权平均计算）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初始认缴股本中实缴股本分5次缴清，每次缴纳20%。
总认缴股本为981.514亿美元，原因是个别国家未能足额认缴按照其GDP占比分配的法定股本。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实缴59.561亿美元。
投票权
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每个成员的股份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亚投行股份数，基本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12%，由全体成员（包括创始成员和今后加入的普通成员）平均分配，每个创始成员同时拥有600票创始成员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比重约为15%。
按现有各创始成员的认缴股本计算，中国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
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方和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和投票权比例均可能被相应稀释。
业务运营
亚投行按照稳健原则开展经营。亚投行的业务分为普通业务和特别业务。其中，普通业务是指由亚投行普通资本（包括法定股本、授权募集的资金、贷款或担保收回的资金等）提供融资的业务；特别业务是指为服务于自身宗旨，以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2种业务可以同时为同1个项目或规划的不同部分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财务报表中应分别列出。
银行可以向任何成员或其机构、单位或行政部门，或在成员的领土上经营的任何实体或企业，以及参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或区域性机构或实体提供融资。在符合银行宗旨与职能及银行成员利益的情况下，经理事会超级多数投票同意，也可向非成员提供援助。亚投行开展业务的方式包括直接提供贷款、开展联合融资或参与贷款、进行股权投资、提供担保、提供特别基金的支持以及技术援助等。
治理结构
亚投行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亚投行的一切权力。理事会可将其部分或全部权力授予董事会，但以下权力除外：吸收新成员、增减银行法定股本、中止成员资格、裁决董事会对本协定的相关解释或适用提出的申诉、选举银行董事并决定其薪酬或支出、任免行长并决定其薪酬、批准银行总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定银行储备资金及净收益分配、修订本协定、决定终止银行业务并分配银行资产、行使本协定明确规定属于理事会的其他权力。
董事会负责亚投行的总体运营，为非常驻，除非理事会另有规定。其权力包括理事会的准备工作、制定银行政策、就银行业务做出决定、监督银行管理与运营并建立监督机制、批准银行战略、年度计划和预算、视情成立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每个财年的账目等。董事会共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
亚投行设立行长1名，从域内成员产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同时设立副行长若干名。
决策机制
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简单多数指投票权的半数以上；特别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超级多数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
除本协定另有着明确规定外，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资比例等重大事项均需要以超级多数批准，吸收新成员则采用特别多数原则批准。
除本协定另有着明确规定外，董事会讨论的所有问题，均应由所投投票权的简单多数决定。其中，董事会制定主要业务和财务政策、向行长下放政策及项目决定权需不低于总投票权的四分之三多数批准。
总部选址
亚投行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可在其他地方设立机构或办公室。
特豁待遇
银行在各成员境内享有相关豁免权、特权及免税权。
其中，银行的全体理事、副理事、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及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其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享有法律程序豁免，同时在入境限制、外国人登记要求、国民服役、外汇管制方面也享有豁免和特权。
银行及其根据协定拥有的资产、财产、收益、业务和交易，应免除一切税收和关税，并应免除银行缴纳、代扣代缴或征收任何税收或关税的义务。对银行给付董事、副董事、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员和普通职员，包括为银行履行职能或提供服务的专家和咨询顾问的薪资、报酬和费用不予征税。除非成员在递交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时，声明该成员及其行政部门对银行向该成员公民或国民支付的薪资和报酬保留征税的权力。
生效条件及临时性安排
至少有10个签署方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同意书，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本协定即告生效。
第5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通过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并非协定的一部分或附件，而是亚投行的一份基本文件。其主要作用是记录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各方达成的与协定相关、但又不宜放入协定的共同理解，用于今后解释协定时备查。报告正本为英文。
报告规定，在协定生效前（2015年底），各意向创始成员继续以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为筹建亚投行的磋商机制；自协定生效之日起至协定规定各成员批准截止之日（2016年12月31日），将通过临时性安排为尚未成为成员的签署方继续参与银行治理提供机会，允许其作为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会议，并组成名义选区参与董事会会议，但不拥有投票权；同时重大决定将通过所有签署方充分磋商，并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2016年12月31日之后，上述临时性安排终止。
协定文本
文本分别以英文、中文和法文写成，同等作准。银行的工作语言为英语，银行在做出所有决定和依照协定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时，应以协定的英文文本为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各方反应
美国态度
美国认为全球金融秩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主演”已经足够。中国另起炉灶搞亚投行，是对传统秩序的挑战—美国认为西方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冷落亚投行才对
。
2014年6月30日，美国阻挠韩国加入亚投行。美国通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向韩国政府通报称“美国对韩国加入AIIB一事深感忧虑”，并明确谈到“韩国加入AIIB，会导致韩美长久积累下来的友邦互信受到影响”。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向其盟友施压不让其加入亚投行
，比如，向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韩国施压
。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非常想加入的，但是他们希望新银行能够在区域内定制1个高标准，比如，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等方面要有建树
。澳大利亚就非常担心拒绝参加亚投行可能错失在区域的影响力
。
2015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2015年3月30日，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也表示，美方期待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同亚投行合作。
2015年4月1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表示，美国“非常支持”对亚洲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投资，美方对亚投行的成立并不反对。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佩尼·普里兹克表示，美国欢迎亚投行，但希望看到更多的运作规则，亚投行不应改变国际标准。
2015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原则上并不反对亚投行，但称该行提供融资的项目会有滥用资金的风险，除非建立起类似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用的指导规章。但如果亚投行能很好地运行，他将“完全支持”。
欧洲态度
欧洲人认为传统的金融秩序存在缺陷，他们需要更具活力的新秩序，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由于欧洲和中国没有地缘政治龃龉和现实利益冲突，亚投行对欧洲充满吸引力。至于新秩序是美国主导还是中国倡导，欧洲人自信他们不可或缺
。
2015年3月12号，英国财政部宣布，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
英国正式宣布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筹建中的亚投行，带动了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和亚太国家立场的转变或松动
。随后，德、法、意三国也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截至2015年4月15日已有十八个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
日本态度
美日对华，既有地缘政治心结，又存经贸制衡情结，加之中日间的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美日排斥亚投行，是系统化制华战略的体现
。
2015年3月17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就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作出了最新表态，日本将对此持“慎重态度”，暂时不考虑加入。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既碍于老大美国的面子，又谨慎地盘算着自己的利害得失。不仅如此，日本深刻明白，亚投行对亚开行具有巨大的威胁。
2015年3月20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一改此前决绝态度，他表示，如果日本政府提出的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同时债务偿还的环境得以完善的话，可以考虑加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4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日本此时此刻“不可能”加入亚投行。
2015年4月15日，日本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因为这将对日本包括土木在内的基础设施行业带来正面影响，而这些行业也对日本加入亚投行抱有期待。日本一些学者也呼吁日本政府及早加入亚投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道推动亚洲经济发展。
2015年4月2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中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组织运营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表示疑虑，并告诫称“从不良高利贷处借钱的企业最终将失去未来”。
2015年4月28日，安倍在访美时表示，亚洲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需要予以金融支持，日中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日本认为亚投行实现公平治理是必要的，“日美都应与中国就此继续对话，日方有意这么做”。
日本多次表示，在6月底亚投行成立之前，它将“谨慎判断”加入亚投行是否明智。
2015年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了今后5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抗衡亚投行。
国际组织
2014年5月2日，亚洲开发银行（ADB）行长中尾武彦公开表示，“亚洲开发银行自身贷款能力有限，如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起来，我们非常愿意与其展开合作。”对亚投行的成立持欢迎姿态。
2015年3月21日，首届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吉隆坡闭幕。会议共同主席、马来西亚第二财政部长胡斯尼表示，东盟正在全力协助设立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与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一起为该地区发展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2014年7月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访问北京，对中国大陆倡议筹建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示欢迎，称基建领域对新投资有“巨大需求”。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支持亚投行是“理所当然的事”，凡是对中国有益的事，对周边也都有益。拉加德抱怨美国未能通过IMF改革方案。据美媒报道，拉加德9日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谈话。她说，亚投行反映“全球经济新局”。
2015年4月7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对世行而言，亚投行是其合作实现全球减贫目标的“潜在强大合作伙伴”。
他准备与中国合作，以确保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符合环境、劳工和采购等方面的高标准。
2015年5月2日，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亚开行愿意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进行合作，包括在融资方面的合作。如果双方就融资相关事宜进行合作，亚开行将会积极研究相关合作。
台湾态度
2015年3月30日下午，马英九在“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案，会中决定将由“财政部”拟定参与意向书，经“行政院”核定，由陆委会请国台办提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
2015年3月31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表示，考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创始会员须于3月底前完成报名，台湾方面已提出意向书，由陆委会请国台办转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申请加入亚投行，希望成为创始会员。
2015年4月1日，台当局“行政院长”毛治国率领行政团队至“立法院”，就台湾参与中国大陆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关事宜，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与各党团代表。王金平总结表示，“立法院”各党团的立场不反对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
针对国务院台办13日证实台湾未能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会员。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毛治国当日赴立法机构拜会，与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朝野党团干部进行密门会议。王金平在会后受访表示，台湾当初希望成为创始会员，但看起来无法落实。台湾会继续争取成为亚投行一般会员。
2015年4月16日，台“财政部长”张盛和表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将在6月底完成相关章程，届时政府会评估，只要台湾没被矮化，就会申请加入。
2015年5月21日，马英九参加台湾政治大学活动时表示，台湾要跟大陆发展和平关系。大陆推动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必须不计毁誉的争取，才能为台湾找到一条出路。
总的来说，台湾方面，对于加入亚投行议题，国民党和蓝营采取较为积极态度，认为台湾应参与其中；民进党和蔡英文则相对暧昧，其基本表态：一是把“一带一路”、亚投行定位为国际性事务，“能够替台湾争取最大参与空间的同时，也能保住我们的“国家立场”，二是看美国、日本的态度再定，三是抹黑马英九当局“简直脱缰野马”、“黑箱”。
其他国家态度
加拿大：
正在研究加入亚投行的倡议，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朝鲜：
2015年3月27日，朝鲜宣布将不会加入亚投行。
根据未被证实的消息，朝鲜于2015年2月提出申请加入亚投行，但因无法提供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详细信息被拒绝。
2015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不了解情况。
乌克兰：
乌克兰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2015年3月25日表示，亚投行既面向亚洲又对欧洲开放，乌方对此表示欢迎，会在将来考虑加入。
比利时：
亚洲开发银行比利时事务官员吉诺·阿尔泽塔向记者透露，比利时仍在评估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目前看不会在2015年3月31日前给出最终结论。
哥伦比亚：
希望亚投行能重订名称。
亚投行正式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截至目前，已有十七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股份总和占比50.1%。根据亚投行协定规定，至少有十个签署方批准，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总额不少于总认缴股本的50%，即达到协定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定位
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
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1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创立意义
第一，它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进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二，有利于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复苏
。
第三，有利于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并改善就业
。
第四，通过提供平台将本地区高储蓄率国家的存款直接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本地区内资本的有效配置，并最终促进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
亚投行的利好消息让人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稳健步子，这一切是世界对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认可
。中国社会必将从局面的不断向好转变中收获信心，也积累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发挥中国作用的经验
。
亚投行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经济发展，更加体现了1种大局思维，让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受制，也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1个档次，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推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化接轨，这是1个新的起点
。
亚投行的产生，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亚洲的经济增长
。亚投行不仅仅是1个“修桥”和“造路”的机构，更能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亚投行会帮助亚洲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
中国提倡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方面能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1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是补充当前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这也体现出中国尝试在外交战略中发挥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更值得期待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方便人民币“出海”。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首任行长
曾担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成为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的第一任行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国际影响
截至2015年4月15日，中国倡议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朋友圈”已达5七个国家。
虽名为“亚投行”，其创始成员却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这一倡议获得了全球认可，掀起了一股“亚投行热”。
纵观亚投行诞生过程，中美外交“暗战”、“交锋”、“对决”等说法，频现于各大媒体。而各方受内政外交因素影响，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各异。
亚投行倡议的成功实现，成为标志性事件，最终结果也显示出各方对于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_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正式成立
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韩洁、熊争艳）历经800余天筹备，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当天，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北京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亚投行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成立。根据协定，至少有十个签署协定的成员国已交存批准书，且其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低于认缴股本总额的50%，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
截至12月25日，包括缅甸、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中国、蒙古国、奥地利、英国、新西兰、卢森堡、韩国、格鲁吉亚、荷兰、德国、挪威、巴基斯坦、约旦等在内的十七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已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50．1%。
“亚投行正式宣告成立，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亚投行作为1个多边开发银行的法人地位正式确立。”楼继伟说。
楼继伟透露，根据筹建工作计划，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于2016年1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将选举亚投行行长和各选区董事，审议通过银行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为亚投行正式投入运营奠定基础。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亚投行正式成立后，将启动吸收新成员工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均可申请加入亚投行，但新成员将以普通成员身份加入。“亚投行始终坚持以开放性欢迎所有有意愿并接受《亚投行协定》的国家加入银行。”
此外，亚投行初期投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与电力、交通和电信、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供水与污水处理、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等，首批贷款计划在2016年年中左右批准。[110]
四 : 青衫老祖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语：Asian Infr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语：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英文缩写：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