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你樊建川，一直关注你！

这句话是我在微博上写给樊建川先生的评语，被他贴在微博的抬头。我是樊建川先生的粉丝，我佩服他辞去副市长的职务，开房地产公司，赚了钱之后倾其自己的所有，建起抗战博物馆群，然后全部捐给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干了一件本该政府该干的事。所以我敬重他，送了一本《小泥儿》给他略表心意，没想到他竟然回赠了我一本他的书《一个人的抗战》，让我激动不已，贴出来让大家分享我的快乐，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樊建川，有物捐物，没物参观。我希望有一天自由了，去给建川博物馆做义工！樊建川先生寄给我的书
樊建川先生给我书中的签名留言
樊建川：一个人和30座博物馆

第1342期·2010.11.30-12.6

文 唐骋华 图 受访者提供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习惯了。”樊建川轻描淡写地说，语气略带疲惫。他很忙，确实忙，有15座博物馆、千万件文物需要打理，另有15座博物馆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记者半开玩笑地算计，哪怕每件文物只值一千块，合起来，樊建川的身价都将超过百亿元，有望冲击富豪榜。“那能有多大意思？”他淡淡地反问。

　　樊建川

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建川博物馆馆长、汶川地震博物馆馆长。

　　收纳中国百年民族记忆

　　樊建川颇有些另类，收藏界最看重的元青花、清三代，均在他法眼之外。“建川博物馆聚落”可分为四个大系：抗战、民俗、红色年代和地震，上限至1900年，跨度百余年，收纳这个时段的一切记忆。
　　别人热炒古董，樊建川的目光却被现代中国牢牢勾住，而且野心越来越大。“将来要想看这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的博物馆聚落来！”
　　容纳百年国史，需要多大地方？樊建川在成都大邑县安仁古镇拿下500亩，足有50个足球场。难怪他拈出“聚落”一词来称呼济济一堂的博物馆们。有趣的是，聚落的旁边恰好是刘氏庄园，庄园原主人，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身份和名字：大地主刘文彩。
　　从2003年筹建，到今天初具规模，仅1970年代物品一项，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拥有数和品种就居全国之冠。开拍《唐山大地震》前，冯小刚专程来借道具，一进库房就乐坏了：“比电影道具厂还要丰富得多！”其中“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还原了一个赤脚医生卫生站内的医疗室，从手术台到一寸长的药品应有尽有，冯小刚恨不得悉数搬回。最终，他运走了整整两个集装两年前崔永元也来过。他深夜抵达安仁，直奔抗战博物馆，看到凌晨3点。事后，小崔直夸樊建川“是条汉子”。樊建川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2日，一个多月后是汶川大地震。惊魂稍定后他决定开辟一个新大系：地震博物馆。“1933年发生过地震，没建博物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没建。不长记性，地震时人们依然会惊慌失措。”他先建起了地震博物馆主馆，随后一年，耗资数千万，收集5万件文物，又建成了地震美术馆和地震日记馆，师魂馆和地震科普知识馆则仍在建。这两年的5·12纪念日，地震博物馆都要接待十万参观者，开到晚上十点。

　　一己之力挽留历史的背影樊建川也遭遇过门可罗雀的尴尬。那是刚刚起步的阶段，他和他的聚落尚不为公众所知，最夸张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负责经营的主管跟我说，要不他自己掏钱买张票吧。我说不必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一天，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历史。”
　　当时，樊建川已经砸进去了3.5亿元，而他持股50%并任老总的成都某房产公司，年利润为5000万。有人管他叫“樊傻儿”，更多人问他，到底为了什么？
　　1957年樊建川生于四川宜宾，当过知青、扛过枪，34岁成为家乡的常务副市长，被视作官场新星。可两年后他辞职了，理由是“不善于做官”。他去成都创立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赚取了第一桶金。
　　与此同时，樊建川开始了收藏。和身边那些紧盯字画古玩的大老板不同，他最爱搜罗没人要的“破烂”。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汶川地震，但凡和近现代中国有关的都要。一度，他公司每天都能收到装满一个集装箱的“破烂”。离老板圈却越来越远，老板们嫌他“品位”低，尽捣鼓些不值钱的玩意。
　　“我们这一百年吃的苦太多了，教训也太多了，需要有人梳理啊！”樊建川很坚持。2003年，他出资5000万从安仁购得14座刘氏家族老公馆，在此基础上打造博物馆聚落，并邀请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来设计。
　　惨淡经营多年后，从去年起，聚落已盈亏平衡，“能养活三百多人，商业模式做出来了。”樊建川曾最怕自己在博物馆赢利前死去，“儿子还没学会谋生，老子怎能放心阖眼？”这种焦虑折磨了他很久，直到两年前签了份律师公证，把建川博物馆聚落全部交给国家管理。他收获了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安全感。“从那刻起就不怕死了，因为我死了博物馆也有人管，它们有生命、有意义了，会像杜甫草堂那样活一千年。”

　　不应该忘记的他们生活周刊：最近很忙吧，“建川博物馆聚落”目前的状况怎么样，请简单介绍一下。
　　樊建川：我们规划是30个馆，分成四大系列，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地震系列和民俗系列。现在已经开放了15个，还有15个在建。所以我一直都很忙，睡得很少，不过也习惯了（笑）。
　　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有些馆的主题挺出人意料，如抗战系列中有一座“不屈战俘馆”。战俘在我们的文化概念里一直是个贬义词，你却专门做了纪念馆，为什么？
　　樊建川：我父亲也是一名战俘！小学时我和小伙伴吵架，他当着很多同学的面说：“樊建川的爸爸是个俘虏兵。”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跟过阎锡山，21岁那年被解放军俘虏，成了人民军队的一分子，成长为炮兵连长，立过功，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检阅，又到朝鲜打了三年仗。可“俘虏兵”这个包袱，还是让他沉重了一辈子。
　　因为这段经历，我对战俘的命运特别关注和同情，我军的俘虏尚且如此，何况被日军俘虏呢？所以我提出了“抗俘”这个词。我们应该认识到，“抗俘”不是汉奸，他们是中国军人，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却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误解。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生活周刊：你还在筹建“汉奸馆”，这个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你怎么看自己的举动？
　　樊建川：我一直想弄明白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如果说杀人、抢劫还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背叛就难以理解了，尤其是背叛自己的民族，这是不能饶恕的罪名！可偏偏就有人当了，抗战中有近百万人的汉奸队伍啊！这究竟为什么？我想让后人记住并思考这个教训。
　　生活周刊：嗯。说点感动的事儿吧，据说前些年有个援华美国老兵来探访，看了你的博物馆非常激动？
　　樊建川：对，他快90岁了，坐着轮椅回中国，还带回了当时的飞行服、奖章、证书等等，但一直没看到专门介绍美军抗日的场馆，最后打听了我们这里有个飞虎奇兵馆，介绍了抗战期间美军援华的整体情况。一进来他就嚎啕大哭，可他没有眼泪，因为泪腺统统萎缩了，他在那儿干嚎！后来他坐在轮椅里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代表美国兵感谢我。我马上给他还礼，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把手放下。

　　我就是要做敲钟人　生活周刊：如果不是你悉心搜集、展览，这些记忆很可能依然被埋没着，有人批评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你对此作何感想？
　　樊建川：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确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以为痛苦的事只要忘掉就好了。这种“乐天”的思想往好的方面讲，遗忘是人类疗伤的一种方式，能让我们积极地面对痛苦，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不好的方面就是没吸取教训，结果在同样的地方摔跟头，而且一次接一次地摔。
　　生活周刊：所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下一个月，你就把地震博物馆做起来了，是想让人们尽快吸取经验教训？
　　樊建川：对头。我不想做乌鸦嘴，可地震肯定会重演的，这是自然规律。你看，今年就有玉树。所以居安一定要思危。我当时就想，我们有责任把汶川地震作为一次历史事件记录下来，见证它的破坏力，见证我们是如何直面这场灾难的，见证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境界。
　　还有很一点很重要，就是理性地反思。你看，不论唐山、邢台还是汶川、玉树，都涌现了大量英雄，我们正在给汶川地震中牺牲的教师们建造“师魂馆”。但实际上很多人本来没必要成为英雄——都是因为房子不结实，剧烈垮塌才造成的啊！这才是根源，我就是做房地产的，很清楚。地震时我和同伴在公司的房子里，但并没有急着跑出去，后来别人睡露天帐篷，我们舒舒坦坦地睡家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房屋质量绝对没问题。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留下来，这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生活周刊：所以你说自己要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对，我做抗战、文革、地震，就是想给人们敲响警钟。苦难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财富，这些东西你一定得面对。

　　博物馆留存，我就值了生活周刊：和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一样，你也是民间博物馆，依靠个人的力量，这几年来有不少艰辛，听说亏损了很久？
　　樊建川：我们和国有博物馆的待遇不能比，它们不仅享受财政全额拨款，还免税。我们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年要交260万元，房产税80多万元，压力的确很大。前年我亏损一千万，我有七八个亿，一千万算什么，亏吧！后来慢慢好一些，去年收支平衡了，不然今年大概就得关门大吉啦！
　　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们不能牺牲，我们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靠财政运转，我们靠市场也能运转。民营企业已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博物馆领域民营还只是个零头，令人惭愧啊。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博物馆至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生活周刊：说到市场运作，假设你把这些年建博物馆的那几个亿都投入房地产，不是赚得更多？
　　樊建川：2003年我的资金好像排在（福布斯中国）三百多位，现在应该跌到六百多位了吧（笑）。房产最好的是2003到2008年，如果多投些钱，增值一千万肯定没问题。可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耍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人就是吃饭穿衣服而已，现在我比别人吃得好、穿得好，都坐了几辆奔驰了，很满足。可说到底这些财富是我一个人在享受，但如果拿去建了博物馆，这一千万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至少体现了我的价值吧。
　　生活周刊：您做过知青、当过兵、做过官，还做过商人，现在成了民间博物馆的代表人物，有人说你是“馆奴”。面对如此复杂的人生履历以及他人的议论，你怎么看待自己？
　　樊建川：我今年52岁了，踏入社会30多年了，人生有过三次重大选择，一是从重庆三医大的教师到宜宾市政策研究所当干事，高收入变成低收入；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到外企打工。这15年我还是在磨练、摸索，后15年我搞收藏，才是在做事业，所以这第三次重大选择是两年前，我把博物馆聚落连同500亩地、房屋、藏品全给了国家。是按法律走的，统统无偿，不算文物，光算当时拍的土地、建筑，就值两个多亿。我现在铺面卖了、房地产卖了，连在成都的办公楼也卖了，我的钱都变成了博物馆。这下我反倒心安了，我今天死国家今天接馆，明天死明天就变成国家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会永远留存，我也值了。

　　评弹：建川人之正气
近两年我接触、采访的四川人也不算少了。从普通的居民，到魏明伦这样的“腕儿”，以及慕容雪村、麦家这些曾在成都居住过的文化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质朴，直率，幽默，话语和文字间充溢着无孔不入的烟火气，总能搔到你心头的痒处，让庸常且不乏痛苦的人生，舒展起来。樊建川亦如此。与他聊天，有典型的“摆龙门阵”的畅快。不过，成都是出了名的休闲之城，川人也给外界格局不够阔达的感觉。有一次和麦家聊天，他就提到四川文化中似缺少“正大之气”，遂有“川人出川”的谚语，要川人出去感受些“正气”。
　　恰巧，樊建川插过队、当过兵，还在西安上过学，加之自己的一部家族史和现代中国纠缠得难舍难分锥痛人心，一股浩然之气便从他丹田发出，回荡萦绕。于是，他有勇气把数亿身价尽皆投入“博物馆聚落”，凭一己之力，做着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可他并不因此高傲、自负。樊建川像个老农，埋头耕耘，不是那一亩三分地，而是整整50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