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www.61k.com］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 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二 : 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摘录

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摘录：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

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

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

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

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

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

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短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超过白人。

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十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像，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笑声）。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后都被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继承了汉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汉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共同堕落。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一律都要讲汉话，而且要改成汉姓氏，然后更采用了汉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更采用了其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心胸开阔，尊卑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微弱，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土之后，对汉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土，九十年之后，也怎样地离开中土。对汉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新的政权，有一种腐蚀作用。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却在实行廷杖，使人叹息。

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笑声）。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

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一百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中叶。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呢，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西方有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每年都有战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一样，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而且写了一部《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初稿，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地方太大，中国和世界比较，中国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在这么小的版图里，如果每年都有战争，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没有记载的战争，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非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忌猜，使得我们心胸，反而十分狭窄。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我不知道，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战争影响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接着来的是大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大蝗灾，这样的旱灾、水灾、蝗灾，赤地千里。在历史上，“人相食”三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

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太久的折磨，人们认为，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它会腐烂掉。我认为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笑声）。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过几天呢，他自己也盖了一个（笑声）。再过几天呢，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烧掉。这种不成熟的情绪，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笑声），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笑声）。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譬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笑声）。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笑声）。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小自榻榻米、木屐（笑声），大至政府组织、政治制度等，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而未造成阻力，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中国“官僚”这个字，不能用Bureaucrats来翻译。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蒙古人、汉人，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对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请到北京来，当成大爷，极尽恭敬之能事。对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子，她们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笑声），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叫我舅舅啦，叫我公公啦，等你长大以后，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公公呢。满洲人的皇女公主，绝对不嫁给汉人。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笑声）。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更趋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是不是发现，美国的人际关系，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有出京戏《审头刺汤》，有一个法官，另有一个陪审官，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被谋杀了。在审判中，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如果是假的话，这个案子发作起来，会牵连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给他，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笑声）。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表示不愿嫁给他了，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笑声）。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是非不明地反反复复，一会人头是真，一会人头是假，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谁都搞不清楚（笑声）。

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如像你造原子炉，这原子炉很危险，是不能碰的东西，可是他会认为，我们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么关系（笑声）。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复（笑声）。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地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笑声），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登出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的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

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能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你要是讲美国人好，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不把鼻子拉高（笑声）。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我觉得崇洋很好嘛，有什么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彻底地崇洋，我如果有权利，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崇洋不行，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洋？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而我还住在台湾，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列下来，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学，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

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仅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

革不成功，头就革掉；革成功了，你又和他一样。

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橛！酱缸的侵蚀力很强，你们在美国留学，学会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它就会被淹灭。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那个时候规定，凡是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可以超过“师承”。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如果讲得太多，超过老师，那就无效，而且有罪。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就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他们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象能力；由于没有想象能力，因之也没有鉴赏能力。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台湾，在美受过教育的朋友，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一次，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回来时，天色已晚，车遇红灯，他就停车。他父亲说：“开过去算了，现在四周没车没人，何必等绿灯？”这反映了两种观念的不同。

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

奴性养成之后，他自己都无法挣脱。有些华人入了美国籍，竟然不去投票，他没想到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一位住在爱荷华的华人朋友，他的孩子被邻居的狗咬了，主人又凶巴巴的，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咬伤就算了。后来，被孩子的老师知道，就说不可以“算了”，不能让别人认为亚裔的人可以随便欺侮，一定要提出控诉。结果，判决对方赔钱道歉。这件事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

中国人说空话、大话、假话、谎话、毒话，脱口而出，从来不打草稿。我常想，美国有心理医生，中国可能不会有心理医生。因为见心理医生一定要说实话，中国人见了谁都不会说实话，明明是屁股痛，他要说耳朵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偏偏对医生说是他不要女人。心理医生如何诊治？

有个笑话，中国从前有位军阀在开会时，有人送了一篮香蕉。他不知道先剥皮，于是带着皮吃了，结果其余的人也立刻把香蕉连皮吃了。

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朋友”，才有人情味。对陌生人不但没有人情味，有时候简直冷酷残忍，而且一旦发动攻击，毒话就如雨后春笋。爱荷华一位华裔女作家，接到一封华文的恐吓信，译成英文后，她的美国助理小姐看见，霎时吓得尖叫。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认为事态严重，就向ＦＢＩ报案。后来拿给我看，发现他们尖叫的一句是：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result.Wish you having no burial place for your body when you die.我立刻就保证这封信不过是旧式厕所文学，没有特别意义，因为中文原文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说毒话说惯了，不过是肌肉的自然反应而已。

好比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习惯单独作战。中国人这点比西方要好。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友情？因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而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例如：中途车子坏了，美国人就会自动帮忙，中国人若非是朋友，恐怕没人理你。我在爱荷华的朋友，大雪天车子打滑，栽进水沟，两位黑人停车下来，消耗了三四个小时才把车子拖到路上，他很感激，请他们留下名字，准备回报，两位帮忙的黑人觉得很奇怪，说：如果你遇到别人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朋友受到很大感动。人情味是要发生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人情味是不分等级，不分亲疏。

问：外国人平常好像不爱国，但有需要时都出来了。

柏：恰恰相反，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每一件事都要爱国，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常想，不要再爱国了！或者，用剩下来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先把自己的质量提高就够了。自爱就是爱国。

问：我们该如何克服我们的弱点？

柏：我觉得我们先从说话开始。多说“谢谢”，多说“对不起”，多说“我能不能帮忙”。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城，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再看看意大利城，看看日本城，他们的小区清洁整齐，中国人真是无地自容。为什么不先从清洁着手！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

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杏眼圆瞪，号曰：“色狼，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巴地挤到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色狼”，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一语不发。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

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

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辄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

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 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绝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三 : 柏杨是否也丑陋？

1个89岁的老人过世了，本不想说什么。但是，这两天看到不少悼念柏杨的文章，名义上是悼念柏杨，实际上借着这个机会，大肆羞辱中国人，所以决定写一点我对柏杨的看法。
“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最著名的一句口号式的短语。按照逻辑来说，这个结论是1个全称判断，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问：柏杨是否也丑陋？结论有几个选择。一，如果他是中国人，那么他也丑陋；二，如果他不是中国人，那么，他可能依然丑陋。因为柏杨说，他是受了《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的启发，而写了《丑陋的中国人》。因此，如果柏杨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日本人，那么他也是丑陋的。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全世界没有1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自我“丑陋”一番，在这样1个全世界纷纷比丑的“觉悟”中，你丑我丑大家丑，还有什么意义？比到最后，“我最丑”，得了冠军，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那些高呼“丑陋的中国人”的人，大概不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就要说到柏杨是否丑陋的第3种可能。如果他不是人而是神，那么，丑陋的都是别人，而不会是他自己。于是，我似乎明白，跟着已经故去的柏杨大声高喊“中国人依然丑陋”的，大约都是想成为神的家伙。自以为自己光鲜无比，绝顶聪明，绝对正确，玉树临风，也许还正在羽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就有资格面对自己的同胞，到处指责别人丑陋。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一位高层领导为了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发现柏杨的书是1个可以借助的工具。目的是在经过文革之后，利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对于文革的思想禁锢起到突破作用。于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高层领导的授意下，顿时洛阳纸贵。应该说，在那个文革刚结束不久的年代里，柏杨的书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刺激作用。但是，柏杨这本书的作用，大概也就仅此而已。前几年再版之际，没有多少反响。
柏杨与鲁迅相比，有1个明显不足。鲁迅批评中国人，也同样批评自己。鲁迅曾经表示过自己的担忧，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太灰暗、不健康，年轻人过[www.61k.com）多接受他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柏杨则没有这种自我评价，指着别人说丑陋，好像他自己即可例外。柏杨去世之前，马英九曾经去看望他，原因很简单，这2个人当初都对蒋家，尤其是蒋经国忠心耿耿。
柏杨的书中指出一些中国人的“劣根性”，成为很多人为“丑陋”欢呼的理由。其实，很多的所谓“劣根性”，只是人类的普遍本性而已，并不在某个民族身上特别突出。比方说“窝里斗”，其实就是自私，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现象，凭什么说中国人最厉害？再比方说“酱缸”文化，这是1个没有定义的文学修辞，顶多表现一些咒骂的恶毒程度而已。
中国的现代化经过几个过程，到五四运动时，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现代化真正需要的，是1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面对这个问题，有人便痛批、臭骂中国人身上不宜现代化的某些性格，但是，痛骂能够解决问题吗？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干什么？看看梁漱溟，同一批志同道合者，到农村去搞“乡村教育”，用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去改变每1个中国人，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比较柏杨和梁漱溟，前者是受了点委屈，便咒骂所有同胞；后者是充满责任感，去真心地帮助别人。在当今的中国，我们需要哪1个？
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别人有错误，不去主动帮助他改正也就算了，难道一定要痛骂别人丑陋？骂别人丑陋的人，自己就没有缺点？如果别人也指着你对骂丑陋，结果会怎样？吵架？打架？所以，那些今天依然痛骂自己同胞“丑陋”的人，首先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丑陋。
作为1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看到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是第1步，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面对我们的同胞确实存在的问题，光靠痛骂“丑陋”，不会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被骂的人自暴自弃，把被骂的人推上绝路。难道这就是这些“丑陋派”希望看到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当头棒喝固然需要，但那只是偶尔的必要，更多之际，还是需要善意的提醒，温暖的鼓励。即便有些人是真正的丑陋，真正地该骂，也不应该把丑陋这顶帽子，扣在所有中国人的头上。套用柏杨发明的理论，那些到处指责全体同胞“丑陋”，那些不断用“丑陋”的咒骂羞辱全体同胞的人，才是真正的“窝里斗”，真正的丑陋。没觉得自己也被柏杨骂了？柏杨自己是否也算“窝里斗”的一员？

我相信每1个批评中国人的中国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越来越好，在这个基础上，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在最近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媒体把中国人的火炬传递类比为希特勒柏林奥运会时纳粹的火炬传递，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恶意的，当然不会被人接受。同理，我们现在面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存在的种种问题，出发点也应该是善意的。而在那些高呼“中国人依然丑陋”的评论者那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善意，只看到他们自己不负责任地发泄。所以，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将不再需要柏杨门下的“丑陋派”。

最后必须声明一下，本文所提到的柏杨，是1个被某些人标签化的柏杨，而不是真正的柏杨。柏杨一生做过很多事情，只可惜，“丑陋的中国人”被他人硬生生地凝固成为柏杨无法摆脱的不干胶。其实他自己并不想这样。愿柏杨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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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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