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杜维明：杜维明-人物简介，杜维明-学术研究
杜维明祖藉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
杜维明_杜维明 -人物简单介绍
杜维明，祖藉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5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www.61k.com]杜维明_杜维明 -学术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1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杜维明_杜维明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1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
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
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1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
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1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1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杜维明_杜维明 -学术评价
杜维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以《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包容的人文主义”。因此，杜维明极力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决非1种出自个人喜欢的非理性意愿，而是其学术理性在深思熟虑之后自觉创造的结果。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儒学传统应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杜维明_杜维明 -儒学理论的主要方面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和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因此，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来形容杜维明的努力，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
五四以来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顿然成为糟粕，弃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蕴含在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杜维明著作的中心论题之一；
另一方面，“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这是杜维明为新儒学的出路所设计的方向。因此，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的1种回应。
在杜维明的思想核心之中，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是他所关注的主题。对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是这样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1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儒门淡泊，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1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杜维明的儒学三期说引入了国际视野，将儒学搁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
从理论上看，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哲学的重建，除此以外，杜维明提出还要从3个层次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第一是超越的层次，主要是指基督教传统。儒家对于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他们对超越的理解和身心性命之学应有创造性的回应。第二是社会政治的层次，这一层次有多方面的挑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第3个层次是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如佛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关于人性阴暗面的理论。他以为存在主义等思想和这种深度心理学也有某种联系。他深知儒家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因此期望在人性论上能回应深度心理学的挑战。
杜维明_杜维明 -活动年表
1940年庚辰，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乡。
1945年随家迁上海。入小学。
1949年随家迁台湾。入台北女师附小。
1951年台北女师附小毕业。秋，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念初中。初次接触王阳明诗文。
1954年赴菲律宾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夏，初中毕业。秋，继续在建国中学念高中。在周文杰老师指导下始读《四书》。
1955年暑假期间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初识徐复观先生。
1956年5月，《四书》课毕。8月，在台北市郊淡水竹林初见唐君毅先生，时已读唐的《心物与人生》等著作。
1957年夏，建国中学高中毕业。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台中东海大学外文系。
1958年转入中文系随徐复观先生攻读儒学。
1959年从鲁实先先生学习“文字学”、“历代文选”。
1960年从孙克宽先生学习“杜诗”。从梁容若先生学习“中国文学”，并由梁指导完成学位论文。
1961年夏，东海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0月，服兵役。
1962年8月，在嘉义退伍。9月，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
1963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1964年从帕森斯(TalcottParsons)选修“宗教社会学”。从艾律克森(ErikH．Erikson)选修“深度心理学”。
1965年为准备博士口试研读“欧洲及美国现代思想史”、“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史”。
1966年修完研究院课程并通过博士口试。6月，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向槟“明代思想会议”上初晤冈田武彦，会见唐君毅先生。7月，访荷兰莱顿大学。游历奥地利维也纳。在丹麦哥本哈根凭吊克尔凯郭尔墓。返台湾任东海大学人文学讲师，讲授“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撰写博士论文。
1967年游历香港、日本京都、韩国汉城等地。在香港从牟宗三、徐复观先生凡六周。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会见唐君毅。在汉城拜访韩国大儒李相殷，参观奎童阁藏书。秋，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兼职讲师。
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联合博士学位。升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9月，参加奥地利维也纳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
1969年夏，参加美国夏威夷第五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暑期班听唐君毅先生讲授宋明儒学五周。在夏威夷东西中心会见日本哲人西谷启治。
1970年夏，旅居意大利、葡萄牙。在意大利柯木湖会见唐君毅先生。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见唐。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劳思光共同主持“现代中国思想研讨会”和“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讨会”，酝酿“保卫钓鱼岛”运动。秋，西谷启治在天普(Temple)大学讲学，居费城；两度前往参加研讨会，并邀西谷到普林斯顿小住。经西谷介绍结识日本禅师佐佐木承周。12月，参加印度马德拉斯世界哲学会议。
1971年转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参加科罗拉多州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亚洲思想研讨会”。4月，参加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卫钓鱼岛”示威。在香港新亚书院会见唐君毅。冬，赴澳洲开会。
1972年6月，参加夏威夷“比较研究王阳明暨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讨论会。6月下旬，访游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冬，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读明儒薛瑄《读书录》及刘宗周著作。
1973年升任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游历希腊德尔菲。8月，赴艾思本人文研究中心开会。9月，赴瑞士苏黎世参加世界象征学会举办的思想研讨会。
1974年到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主持亚洲学会筹备会。
1975年到香港、台北、日本东京等地。
1977年升任柏克莱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8年随美国海洋学代表团首次回中国大陆，为期1个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学术报告。
1980年参加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
1981年转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哈佛儒学研讨会主持人。春，获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赠熊十力《尊闻录》原版书一册。3月，到芝加哥参加宗教哲学演讲会。参加韩国“退溪学会会议”和台北“汉学会议”。
1982年到夏威夷东西中心出席“国际朱子学会议”并宣读论文。受新加坡政府聘任，帮助完善学校儒家伦理课程，共事者有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应瑞士苏黎世大学哲学部邀请，前往参加“国际禅学讨论会”，并参加“苏黎世交谈”(ZurichDiscourse)演讲会。
1983年1月，赴德国法兰克福巴洪堡(BadHomburg)参加“轴心时代的起源及分化”(TheOriginsoftheAxialAgeandItsDiversity)国际会议。2月，赴以色列参加由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中心及东亚研究系举办的“儒家——1个传统的动力”国际会议，以纪念陆彬(V．Rubin)教授，年底，在“康桥新语”聚会中阐释“儒家三期发展说”。
1984年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迄于1987年。受聘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海外董事，迄于1992年。
1985年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同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到湖北黄冈出席武汉大学等单位主办的“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报告论文。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演讲。
1986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迄于1989年。
1987年参加山东曲阜“国际儒学研讨会”。
1988年当选为美国文理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院士。受聘为台湾大学哲学与历史系访问教授。在香港法住文化学院出席首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并报告论文。
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十届“钱穆讲座”、香港大学第一届“金庸讲座”讲授儒家哲学。
1990年借调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文化中国”及“文明对话”研究项目。在美国柏克莱联合神学院毕业典礼发表演说。
1991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迄于1992年。受聘为法国巴黎高深学院(L’EcolePractiquedesHauteEtudes)访问教授，讲授儒家哲学。
1993年主持美国艾思本人文中心(AspenInstitute)“全球社群中的华人”研讨会、美国罗德岛大学“威廉?奥利弗?马丁(WilliamOliverMartin)讲座”、美国史沃斯摩(Swarthmore)学院毕业典礼特邀嘉宾讲座、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杰出人才讲座”。
1994年参加山东邹县“孟子学术会议”。出席北京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被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推选为副理事长。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
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5大学府主持“国家讲座”。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一届“吴德耀文化讲座”和台湾东海大学第一届“吴德耀人文讲座”讲学。在夏威夷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作特邀主题发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并演讲。在马来亚大学回儒对话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应联合国邀请参加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出席成都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在武汉大学“海峡两岸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演讲。受聘为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并演讲《文化中国与儒学创新》。任“世界华裔馆(新加坡)”董事。
199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赖世和讲座”、伯克莱加州大学“弗斯特(Foerster)讲座”、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杜沃(Dural)讲座”讲学。受聘为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人文论丛》学术顾问，并在武汉大学演讲《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1997年任马来亚大学文明对话中心海外咨询委员。受聘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格林(Green)访问教授”。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欧金纳?伯克(EugeneBurke)讲座”讲学。到日本京都出席“阳明学术研讨会”。到印度讲学。
1998年任美国哲学学会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迄于2000年。在夏威夷大学“陈荣捷讲座”讲学。在第20届世界哲学大学全会作特邀嘉宾发言。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出席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并发表《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的讲话，同时出席北京大学“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并作报告。主持“儒学的人论”学术研讨会并作总结报告。到越南胡志明大学讲学。出席韩国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大会并发言。到山东济南出席“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讲话。
1999年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到北京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被选为第二届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两度到武汉大学，1月，演讲《儒学与自由主义》；10月，主持由武汉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合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致词、演讲。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讲学。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届“方亨利(HenryY．H．Fong)中国研究讲座”讲学。应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2000年获“托马斯·伯利(ThomasBerry)生态与宗教奖”。获美国礼海大学(Lehigh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邀，参加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的杰出人士小组”(GroupofEminentPersonsfortheDialogueamongCivilizations)。在马来亚大学“国际宗教研究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纪念讲座”讲学。在联合国“千禧年世界和平会议”作特邀发言。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寻求东亚研究新方向国际会议”和韩国园光大学“未来社会与宗教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美国肯塔基大学“托马斯?克拉克(ThomasClark)讲座”讲学。在台湾“国策研究所”“新世纪文化体系之变迁与挑战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国际会议”作特邀主题发言。在上海“21世纪创造教育论坛”作特邀主题发言。在中山大学“现代性与传统学术研讨会”上作会议评论。
2001年 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研究会奖。
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文论丛》(中国武汉大学)、《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明报月刊》(中国香港)、《亚洲文化》(新加坡)、《人文杂志》(马来西亚)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杜维明_杜维明 -主要著作
《今日儒家伦理》、《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的人格》、《新加坡的挑战》等。
杜维明_杜维明 -孔子文化奖
在山东曲阜2009年9月27日下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上，首届“孔子文化奖”揭晓，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分别作为个人和机构获此殊荣。 “孔子文化奖”由中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设立，主要表彰奖励在儒学研究和普及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儒学研究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这个奖是中国文化部的最高奖项之一，每年评选一次。 杜维明是第三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倡导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文明对话。
杜维明_杜维明 -专著
《传统的中国》(合编，英文)，美国新泽西学徒堂1970年版
《三年的畜艾》，台北志成出版社1970年版
《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英文)，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版，题为《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
《人文心灵的震荡》，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6年版
《行动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英文)，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英文)，美国柏克莱亚洲人文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题为《人性与自我修养》；美国波士顿Cheng&Tsui出版社1988年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中译版，题为《人性与自我修养》
《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英文)，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84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版，题为《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
《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英文)，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版，题为《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中译版，题为《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三重和弦：儒家伦理、工业东亚及韦伯》(主编，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91年版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儒家世界的透视：当代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讨论》(主编，英文)，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1992年版
《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9年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版
《常青树：今天做中国人的意义》(主编，英文)，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转化中的中国》(主编，英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主编，英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新加坡1988年儒学群英会纪实》(主编)，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
《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儒学与人权》(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年机缘待儒学》(周勤)，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
《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寻求文化的尊严：余秋雨和杜维明谈中国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杜维明文集》(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儒家精神性》(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十字路口出版社即将出版
《儒家的人论》(合编，英文)，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杜维明_杜维明 -单篇论文
1965年
《漫谈儒家的品题人物》，载《征信周刊》1965年2月6日；收入《三年的畜艾》
1966年
《儒家的新考验》，载《人生》31卷8期，1966年12月；收入《三年的畜艾》、《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67年
《有关“儒学研究”的几重障碍》，载《明报月刊》1969年10月号；收入《三年的畜艾》、《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68年
《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18卷，1968年1—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寻求自我的实现：王阳明思想形成时期研究(1472—1509)》(英文)，1968年向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委员会提交的学位论文
《从“自我建立”到“国际学坛”》，载《大学杂志》1968年8月；收入《三年的畜艾》
《对儒学的1种整体研究》(英文)，载《第14届国际哲学会议文集》(维也纳)，1968年9月
《在美国教育子女所引发的感触》，载《联合》(纽约)1968年12月
1969年
《消弭学术界的趋时风气——介绍熊十力先生的(戒诸生>》，载《大学杂志》1969年2月；收入《三年的畜艾》
1970年
《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英文)，载《哲学：理论与实践——马德拉斯世界哲学国际会议文集》，1970年12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体验边缘的问题》，载《大学杂志》1970年12月；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家心性之学——论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途径问题》，载《联合》(纽约)1970年；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71年
《宋明儒学的“人”的概念》(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1年1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心与人性》(牟宗三《心体与性体》评介，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第30期，1971年5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印度行感言》，载《华侨日报》1971年；收入《人文心灵的震荡》
1972年
《作为人性化过程的礼》(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22卷第2期，1972年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73年
《日本天理大学藏<王阳明讲学答问并尺牍卷>初探》，载《大陆杂志》1973年第2期
《王阳明答周道通书五封》，同上；《主体性与存有论实在——王阳明思维模式阐述》(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23卷第1—2期，1973年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论孔子人格之精神发展》，载《思与言》1973年第3期
1974年
《时间与时间性初探》(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4年第2期
《重建儒学传统》(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第33期，1974年5月；又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王阳明四句教探究》(英文)，载《东方佛者》1974年10月号；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1975年
《颜元：从内在体验到实践的具体性》(英文)，载狄百瑞编《新儒学的展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1976年
《内在体验：宋明儒学思想中的创造性基础》(英文)，载穆尔克编《艺术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古为今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1976年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欧阳德》(英文)，收入古德莱彻等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中与庸：试论<中庸>》(英文)，收入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所编单行本文集第3号，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熊十力对真实存在的探究》(英文)，收入傅乐诗编《变迁的局限》，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1979年版；又收入汤学智编《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见傅乐诗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姜义华编《港台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岳华等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均题作《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
《儒家思想：近代的象征与实质》(英文)，载《亚洲思想与社会》1976年第1期；收入R．Wilson编《中国社会的价值变迁》，纽约Praeger出版社1979年版；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作为哲学的转化思考》(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6年1—4月；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儒家的成人观》(英文)，载《代达鲁斯》1976年第2期；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关于我的研究方法的个人反思》(英文)，载《明代研究》1976年第3期
《写在(人文心灵的震荡)出版前》，载《中国时报》1976年4月22日
1977年
《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英文)，收入奥森伯格等编《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纽约基础图书1977年版
《哲学家的风骨——为纪念方东美先生而作》，载《联合报》1977年7月31日；收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载《中国时报》1977年8月24日
1978年
《儒学批判精神》(英文)，在韩国哲学会中国哲学组的演讲，1978年
《论孟子的道德自我发展概念》(英文)，载《一元论者))1978年1月号；收入《仁与修身》(纽约大学版)
《康德的问题意识与超验问题》(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78年第2期
《李混的心灵观》(英文)，载韩国《退溪学报》1978年第19号
《<退溪心性论>书后》(英文)，载韩国《退溪学报》1978年第20号
1979年
《文本与历史：经常变动的视角——S．厄灵顿论文读后感》(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1979年2月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的价值》(英文)，载《人文》1979年5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民族自觉与民主理想》，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台北)1979年5月11日；收入周阳山编《五四论集》，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作为群体行为的终极自我转化：论自我修养模式》(英文)，载《中国哲学学报》1979年6月
《“黄老思想”：马王堆汉墓的黄老帛书读后》(英文)，载《亚洲研究学报》1979年11月
《<西游记>：一部寓言式的修身求法历程》(英文)，载《宗教史》1979年11月
《略论维特博格尔的社会科学观》(英文)，载《有政治关怀的亚洲学者通讯》1979年10—12月
1980年
《建立知识论坛》，收入吴建国编《来自伯城》，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
《再论建立知识论坛》，同上
《海外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同上
《1种关于痛苦的宗教哲学观》(英文)，载科斯特理兹等编《痛苦与社会》，柏林达莱姆研讨会，1980年
《美籍学者杜维明教授谈儒学研究的途径》(李毓英)，载《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6期
《宋明儒学本体论初探》(英文)，载《中国哲学杂志》1980年第7期；收入W．Schluchter编《马克斯·韦伯论儒家与道家》(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3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81年
《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载《中国哲学》第5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收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收入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
《王阳明讲学答问并尺牍》，载《中国哲学》第5辑，三联书店1981年版
《仁：<论语>中1个充满活力的隐喻》(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81年1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从意到言》，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月号
《试谈中国哲学中的3个基调》，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东亚思想观念中的“道德共范”》(英文)，载《东西方哲学》1981年第3期，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家的抗议精神——访杜维明谈政治化的儒家》(章韦)，载《八十年代》第三卷第四期，1981年
《无题诗》(又见佛光)，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1年8月20日
1982年
《转世精神——杜维明教授笔谈录》(陈弱水、周阳山)，载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意义》，载《争鸣》1982年第2期
《退溪对朱熹理学的刨造性诠释》，载《韩国杂志》1982年第2期
《刘因儒家隐逸主义解》(英文)，载狄百瑞等编《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1983年
《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重印<尊闻录>》，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玄圃论学集》(北京三联，1990年版)
《清初思想中关于“学”的观点》(英文)，载《唐君毅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文化两极与两栖文化——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适应与认同诸问题初探》，载周阳山编《知识分子与中国》，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3年版
《掘井及泉》，1983年6月11日(出处不详)
1984年
《为往圣继绝学》，载曹永洋等编《徐复观教授纪念文集》，时报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徐复观先生的胸怀——为纪念一位体现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同上；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孟子思想中的人的概念：中国美学探讨》(英文)，载穆尔克等编《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儒家传统：儒家做人观》(英文)，载韦林编《世界的宗教传统》，爱丁堡T&T克拉克出版社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宋明儒学与人际关系》(英文)，载德·沃斯等编《东亚宗教与家庭》，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84年版；收入《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英文)，收入卢纳编《论自然》(诺特达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J．B．CallicottandR．Ames编《亚洲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M．E．TuckerandJ．Berthrong编《儒学与生态学：天、地和人的相互联系》(剑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1998年刊)
《魏晋玄学中的体验思想——试论王弼“圣人体无”观念的哲学意义》，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体用论的动态体系及心学非主观主义》，载《求索》1984年第2期
《访杜维明教授谈儒家的现阶段发展》(吕武吉)，载《联合早报》1984年2月27日—3月12日；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载《天下》杂志1984年10月号；收入《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
《杜维明谈：工业东亚的发展模式，新加坡如何推展儒家运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同上
《儒家自我修养中的痛与苦》(英文)，载《东西方杂志》1984年10月；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的人学》，载《明报月刊》1984年11月号，收入《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现阶段儒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载《中国论坛》第19卷第6—7期，1984年12月25日；收入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85年
《古典儒学中的道、学、政》(英文)，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5年刊；又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收入《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英文)，收入孟旦等编《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李退溪关于人性的见解：韩国新儒家的“四七之争”初探》(英文)，载狄百瑞等编《韩国新儒家的兴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自我与他者——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关系》(英文)，收入德·沃斯等编《文化与自我》(伦敦塔菲斯托克出版社1985年版)、《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
《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载殷允芃编《太平洋世纪的主人》，天下丛书1985年版
《传统中国文化的未来》，同上
《二十一世纪工商企业的责任》，同上
《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宋儒教育观念的背景》(英文)，载《史学评论》(台北)第9期，1985年1月
《工业东亚：文化的角色》(英文)，载《美国人文、社会与科学院院讯》1985年4月号
《以开放的心灵接受传统的挑战》，载《青年论坛》1985年第6期
《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薛涌)，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薛涌)，载《知识分子》(纽约)1985年秋季号；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薛涌)，载《九十年代》1985年11月；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论“体知”——儒家人学的认知意义》(提纲)，台湾清华大学讨论会，1985年12月16—18日
1986年
《儒家人文主义的“五伦”初探》(英文)，载斯乐特编《儒家家庭的心理文化动力》，汉城韩国国际文化社1986年版
《迈向儒家人文主义第三期》(英文)，收入艾伯尔编《儒家：传统的动力》(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6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玄学、自我认知与诗的视野》(英文)，载欧文等编《抒情表达的生命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载《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明报月刊》1986年1—3月号；收入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创造的转化——批判继承儒家传统的难题》(薛涌)，载《中报月刊》1986年第5、6、7、8、9月号；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创见性的回应》，载《书林》1986年第8期
《认识传统——对儒教中国的回顾和反思》，载《亚洲文化》1986年第8期；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纵横谈——杜维明教授采访记》(薛涌)，载《社会科学》(沪)1986年第8期
《杜维明教授澄清他对儒学的观点》(江安)，载《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10期
《华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涌现》，载《九十年代》1986年10月号
《传统与西化的4大问题》，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6年12月31日
198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现状》(英文)，载F．韦林编《今天的世界宗教》，爱丁堡T&T克拉克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提纲)，收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检讨》(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新加坡的亚洲文化》，载《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五周年纪念特刊》，1987年
《论儒家的体知——德性之知的涵义》，收入刘述先编《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年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论中国文化关于痛苦的观点》(英文)，载ActaNeurochirurgica特刊，第38期，维也纳施普林格出版社1987年版
《儒家的圣人：自知的典范》(英文)，收入郝莱编《圣人与德性》(柏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儒学人文主义第三期的背景理解》，载艾伯编《儒学：1个动态的传统》，纽约麦克米兰1987年版
《后记：从宗教的角度思考“悟”》(英文)，载《顿悟与渐悟》，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古代中国的儒学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英文)，收入埃森斯塔特编《轴心文明的起源与多样性》(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又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
《杜维明教授谈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座谈会述评》(张春波)，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又载《中国论坛》第309期，1988年8月10日
《偶像破坏、整体视野与沉着的谨慎：有关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探求之我见》(英文)，载《代达鲁斯》1987年春季号；《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之途》(英文)，载《信仰》1987年5月号
《超越而内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载《亚洲文化》1987年第9期；收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儒学研究》(英文)，载《人文学》1987年9—10月
《杜维明教授谈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朱伟)，载《文汇报》1987年11月17日
1988年
《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1988年在新加坡的演讲。
《孔子与儒家》(英文)，载《大英百科全书》1988年第15版第16卷，又载W．H．SloteandG．A．Devos编《儒家与家庭》，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东西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收入《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
《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创新》，同上
《宋明儒学的本体论：1个初步的探讨》，载汤一介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儒家人文主义中的自然》(英文)，载德卢卡编《自然观论文集》，檀香山自然观会议委员会1988年版
《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载《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儒家哲学与现代化》，同上
《孔子：人的反思》，载《国际孔学会议论文集》(台湾)1988年
《再谈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读张春波<座谈会述评>后的两点感想》，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又载《中国论坛》总第309期，1988年8月10日
《工业东亚兴起的儒学观》(英文)，载《美国人文、社会与科学院院讯》1988年第1期；收入克里格编《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美恩兹．V．哈萨与科勒出版社1988年版
《我所爱的台湾》，载《中国时报》1988年1月17日
《宗教学：从神学到人文学》，载《当代》第23期，1988年3月1日
《人格发展的全副历程：艾律克森的心理反思》，载《当代》第24期，1988年4月1日
《期待中国式民主》，载《远见杂志》1998年第6期
《苦参、传心与弘法：禅宗在北美发皇的内因》，载《当代》第26期，1988年6月1日
《论陆象山的实学》，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7期
《知识分子是中国的希望》，载《远见杂志》1988年7月15日
《我看台湾社会的冲突点》，载《远见杂志》1988年9月15日
1989年
《历史视野中的儒学》，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9年刊
《宋儒的教育观念》(英文)，载狄百瑞编《宋明儒家的教育》，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对“传统”进行反思》，载周阳山主编《从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
《启蒙心态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北美3个东亚研究中心为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个历史里程碑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的论文，1989年
《五四的困境在过分的政治化，今天的突破要面对4个课题》，载李怡编《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
《河殇：中国文化何处去?》，载《龙年的悲怆》，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
《龙年的悲怆》，同上
《孟子：士(知识分子)的自觉》(提纲)，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齐鲁书社1989年版
《化解启蒙心态》，载《二十一世纪)1989年创刊号
《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谈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载《深圳特区报》1989年2月19日
《(河殇)到底想说什么?》，《中国论坛》1989年第2期
《身体与体知》，载《当代》第35期，1989年3月1日
《五四的困境与今天的突破》，载《九十年代》1989年3月号
《儒家传统价值观念与民主》，载《读书》1989年第4期
《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载《九十年代》1989年第5期
《继承五四发展儒学》，载《读书》1989年第6期
《体现宇宙：略论儒家的自我实现》(英文)，载《世界与我》1989年8月号
《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义》，载《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0月1日
《平凡生活中体验人生》，载《新闻镜周刊》1989年10月23—29日
《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载《法言》1989年12月号；收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1990年
《中国历史中的儒家传统》(英文)，载罗普编《中国的历史遗产》，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历史学家与儒家思想家》(英文)，载A．Tucher编《思想的世界》，纽约双日出版社1990年版
《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载《中国时报1990年2月1日
《“文化中国”初探》，载《九十年代》1990年第6期
《中国文化研究的“受惠者”》，载《九十年代》1990年10月号
1991年
《关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启蒙心态与中国知识界的两难困境》(英文)，载K．李柏梭尔编《现代中国透视》，阿克蒙：M.E．夏尔出版社1991年版
《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英文)，载K．米克尔斯基编《欧洲与市民社会》，斯图加特：克莱特—科特出版社1991年版
《工业东亚的寻根：以儒学复兴为例》(英文)，载M．马蒂编《基要主义透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当代精神性面临的挑战》(英文)，载S．费理森编《本土知识与古典智慧》，檀香山：东西中心1991年
《剖析儒学传统的问题性：答冷德熙评<人性与自我修养>》，载《读书》1991年第2期
《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英文)，载《代达鲁斯》1991年春季号；收入《文化与传播》(第三辑)，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又载《常青树：今天做中国人的意义》
《儒学第三期发展潜力》，载《当代》第64期，1991年8月1日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儒家对文化认同与社会责任的看法》，发表于“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1991年8月12日
《“文化中国”与华裔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载《世界日报》1991年9月22日
《兼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载《世界周刊》1991年12月8日
1992年
《儒学与西方文化》，载霍■晦编《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论文集》(一)，香港：法住出版社1992年版
《关于“文化中国”的涵义》，载《从五四到河殇》，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2年版
《孟子：士的自觉》，载李明辉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2年刊，又载《国际儒学研究》(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儒家论“体”》(英文)，载D．乐德编《医学思想和实践中的身体》，波士顿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1992年版
《核心价值和互信的全球社群之可能》(英文)，载M．特兰尼安等编《重构世界和平》，新泽西：汉姆普顿出版社1992年版
《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载《东海大学徐复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海大学编印，1992年
《中国知识界的欣欣向荣》(英文)，载《代达鲁斯》1992年春季号
1993年
《儒家》(英文)，载A．萨玛编《我们的宗教》，圣弗兰西斯科：哈柏尔一罗出版社1993年版
《引言：文化的角度》(英文)，载《代达鲁斯》1993年春季号
《徐复观先生的道德与文章》，载《当代》第86期，1993年6月1日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载《中国文化》总第8期，1993年6月
《文明竞赛?杜维明评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林馨琴)，载《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3年7月23日
《走出现代化的死胡同》，载《天下》杂志1993年8月1日
《台湾大学、复旦大学关于“人性本善”辩论的评语》，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1993年8月29日
《儒学的灵根再植》，载《争鸣》1993年第8期《台湾的文化资源》，载《世界周刊》1993年9月26日
《宏愿、体知和儒家论说——回应冯耀明批评“儒学三期论”》，载《当代》第91期，1993年11月1日
1994年
《体现宇宙：略论儒家的自我实现》(英文)，载安乐哲等编《亚洲理论与实践中作为人格的自我》，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超越启蒙心态》(英文)，载M．图尔克编《世界观与生态学》，玛丽克若尔：奥尔比斯图书1994年；又载《社会进步的伦理与精神性向度：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报告》1995年3月6—12日，又载M．E．TuckerandJ．Berthrong编《儒学与生态学：天、地和人的相互联系》，剑桥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1998年刊
《儒学论说的生命力——兼答冯耀明先生》，载《当代》第93期，1994年第1月1日
《我们的十字架和包袱——兼答冯耀明先生》，载《当代》第94期，1994年2月1日
《从孟子深造自得说看其执中思想》，邹县“国际孟子学术讨论会”论文，1994年5月16—17日
《孟子：有机知识分子的源头活水》，南港“孟子思想会议”论文，1994年5月《培育“文化中国”》，载《文化中国》(加拿大)1994年6月号
《如何回应钱穆先生的“彻悟”》，载《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作为体现爱的仁：探讨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孝道》，载《宗教研究学报》1994年秋季号；又载《孝道与未来社会国际会议论文集》，汉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5年刊；又载L．S．Rouner编《人性是否存在?》，美国NotreDameUniversity1997年版；又载M．Zlomislic&D．Goicoechea编《与杜维明论仁、圣爱与道》，美国BinghamtonUniversityIGCS1999年版
《流向全球社群的儒家传统——儒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载《世界周刊》1994年11月6日
《儒家伦理与全球社群》，载《中国文化报》1994年11月13日；
收入《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儒家论说的历史意义》(英文)，载《中国季刊》第140号，1994年12月
《陈荣捷先生追悼会》，载《当代》1994年第12月
1995年
《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儒家向度》(英文)，载Tzong—shianYuandJ．S．Lee编《儒家与经济发展》，台北中华经济研究所1995年刊
《儒家的幸福之道》(英文)，载L．Rouner编《追求幸福》，NotreDameUniversity出版社1995年版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收入《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作为生活现实的全球社群：开发社会发展的精神资源》(英文)，载《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纽约联合国1995年版
《儒家精神资源与21世纪；杜维明访谈录》(于春松)，载《开放时代》1995年第1期
《以现代化儒学回应全球危机》，载《亚洲周刊》1995年1月8日
《关于“文化中国”》，载《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2辑
《如是我闻一时俱在檀香山：达赖、凯纳海里与穆刹法的宗教对话》，载《当代》1995年2月
《重建理性沟通和开放心性——儒学和基督教的一场对话》，载
《文化中国》(加拿大)1995年3月号
《杜维明教授谈东西方价值观》，载《联合早报》1995年4月9日
《关于“文化中国”若干问题的对话》，载《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4辑
《唐君毅的人文反思》，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载《当代》1995年第111期，1995年7月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实践》，载《当代》第112期，1995年8月1日
《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
《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载《读书》1995年第10期
《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载《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12月；又载美国《倾向》1996年第7—8期合刊，收入《十年机缘待儒学》
《联合国五十年：发展高峰、媒体霸权和台湾意识》，载《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1日
1996年
《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儒家向度》(英文)，载克莱勒编《传统思想在当今日本的影响》，慕尼黑伊迪斯姆出版社1996年版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收入《首届吴德耀文化讲座》，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从儒家观点看人权》，同上
《阐释中华民族觉醒的文化信息》，载《明报月刊》1996年
《儒家之风引领新亚洲》，载《天下》杂志1996年1月1日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载《明报月刊》1996年1月1日
《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取向——访知名学者杜维明教授》(居敬波)，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收入朱汉明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见》，载《东方》1996年第1期
《立志作“第一等”人：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黎绮华、陈尚琨)，载《法灯》1996年2月1日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载《天府新论》1996年第2期
《自我认同的谱系：兼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载《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3月号
《让魅力化成善种》，载《联合报》1996年3月8日
《反思“文革”先要超脱集体健忘》，载《明报月刊》1996年第6期
《如何分析“文化中国”知识界的内耗问题》，载《明报月刊》1996年7月号
《人文反思与知识分子——新儒家的自我定位问题》，载《明报月刊)1996年8月号
《回儒对话寻文化革新》，载《亚洲周刊》1996年8月18日
《莫说儒门淡泊——杜维明教授谈知识分子新定义》(林志光)，载《明报》1996年8月19日
《儒家教育理念——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暨岳麓书院创建1020周年纪念会”主题发言，1996年8月25—28日，载《国际儒联简报》1996年第3期
《儒家人文关怀与大学教育理念》，同上会闭幕式发言；收入朱汉民编《中国书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朱汉明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大陆知识分子的儒学研究》，载《交流》(台北)第29期，1996年9月《减少内耗加强协力——“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载《文化中国》(加拿大)1996年9月号
《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英文)，载《美国人文、社会与科学院院讯》1996年11月号
《当代台湾的文化认同与承认政治》(英文)，载《中国季刊》第148号，1996年12月；收入D．Shambaugh编《当代台湾》，牛津：克莱顿出版社1998年版；又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湾)1999年6月号
《超脱集体健忘》，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载《民主中国》1996年总第34期
1997年
《儒家传统的启蒙精神》，载《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7年版
《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看儒学发展的困境》，同上
《走向全球伦理：回儒对话的精神意涵》(英文)，载O．Bakar编
《伊斯兰与儒学：文明对话》，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哲学概论》(英文)，载E．道伊奇等编《世界哲学手册》，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7年版
《危机和创造：儒家对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回应》(英文)，载S．L．Chase编《理解之门：关于同类之爱的全球精神的话语》，美国伊利诺斯Quincy：Franciscan出版社1997年版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载李维武编《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儒家发展的宏观透视·序》，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
《寻根的共识》，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刊《总会三年》，1997年
《“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谈文化》(丁果)，载《世界周刊》1997年1月5日
《以公心辩国族主义》，载《明报月刊》1997年3月号
《走向新世纪的对话——关于东西方文化资源和现代化的讨论》，载《文化中国》1997年第3期
《从多元的现代性看儒学创新》，载《明报》(北美版)1997年4月17日
《重视参与的传统：儒家公众知识分子》(英文)，载《哈佛亚太评论》1997年夏季号
《儒学创新的契机》，载《读书》1997年第9期
《儒家“体知”传统的现代诠释》，1997年11月；收入《十年机缘待儒学》
1998年
《<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序》，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收入《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2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此篇有不少错讹，应以《人文论丛》1999年卷为准)
《儒家视野中的全球社群的核心价值》(英文，转译德文)，载R．Moritz和李明辉编《论儒家》，德国1998年版
《梳理可用于理解变动世界的概念资源》(英文)，载《新千禧年的国际研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美国Westport：Praeger出版社1998年版
《儒家人文主义的“三纲”和“五伦”》(英文)，载W．H．SloteandG．A．Devos编《儒家与家庭》，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哲学的修身观念》(英文)，载E．Craig编《卢特理治哲学百科全书》，纽约卢特理治出版社1998年版
《中庸》(英文)，同上
《汉学、中国学和儒学》，载《汉学世界》1998年创刊号，收入《十年机缘待儒学》
《现代化的忧思——访杜维明》(谭庭浩)，载《南方周末》1998年1月9日
《从亚洲危机谈工业东亚模式》，1998年2月；收入《十年机缘待儒学》
《李慎之、杜维明对谈录》，载《国际儒联简报》1998年第3—4期
《杜维明先生访谈录》(蒋庆)，载《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4期
《感受北大，寄望北大——著名汉学家杜维明先生访谈录》(卢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中国人”的3个境界》，载《文摘报》1998年4月9日
《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周勤)，载《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年5月
《儒家文化的新价值：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访谈》(陈丽智)，载《新东方》1998年第5期
《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会议上的发言，1998年5月；中国教育热线
《传统儒学如何定位现代——访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杜维明》(陈丽智)，载《台声》杂志1998年7月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哈佛大学教授、儒学家杜维明访谈录》(肖英、徐彤)，载《中国青年报》1998年7月25日
《儒家人文精神与现代启蒙心态——燕园访杜维明》(蒋广学)，载《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8期
《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载《联合早报》1998年9月27日、11月10日言论版，收入《十年机缘待儒学》
《东西方的交融：儒学的人权观》(英文)，载《哈佛国际评论》1998年夏季号
《杜维明谈“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孔明安)，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1999年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收入《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收入《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在“儒学的人论”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收入《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从“体知”看人的尊严》(提纲)，同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教育》，收入乐黛云主编《跨文化对话》(第2期)，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文化资源和现代化模式》，收入《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1999年刊
《修身：体现人性的教育》(英文)，载《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集》第3卷“教育哲学卷”，美国BowlingGreenStateUniversity哲学文献中心1999年版；收入R．T．Ames编《美学的转向》，芝加哥OpenCourtPress2000年版
《意义的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状况》(英文)，收入P．Berger编《世界的非凡俗化》，美国WillianB．Erdmans出版社1999年版
《制造转化中的自我的根源：论董其昌的美学反思》(英文)，《与杜维明论仁、圣爱与道》，美国BinghamtonUniversityIGCS1999年版
《人文学科与公众知识分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
《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
《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杜维明访谈》(英文，AnjaSteinbauer)，载《当今哲学》(英国)1999年春季号
《回应与创新——就“哈佛儒学研讨会”访问杜维明先生》(李明华)，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4期
《从人文学看宗教研究》，载《宗教哲学》(台湾)1999年4月号
《家庭、国家与世界：新儒学对全球伦理的探索》，载《社会语义学》1998年8月号；中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收入朱汉明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人文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事业》，1999年6月8日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东亚现代性的儒家含义》，“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研讨会论文，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9年7月刊印
《21世纪中国文化教育的展望》，“21世纪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研讨会”论文(美国，华盛顿)，1999年9月3—5日
《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收入朱汉明等编《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孔子；仁的信念的化身》(英文)，载《世界与我》1999年11月号
《郭店楚墓竹简如何改写中国思想史·楚简中的新知》，载《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7日，又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
《杜维明谈东亚文明的6个特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
2000年
《郭店楚简的人文精神》，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与西方的复杂联系》(英文)，收入M.Tobias等编《心灵的议会：新千禧年的哲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在湖南大学演讲》，载《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4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兼论二十一世纪新儒家的使命》，载《南洋商报》2000年1月1日
《传承与创新》，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1期，2000年3月
《多元现代化：儒家东亚的启示》，在哈佛大学“回儒对话会议”上的演讲，2000年5月21—23日
《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涵义》，载《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知识分子的通权达变——初会丸山真男的断想》，载《当代》2000年9月号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载《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载《台湾宗教研究》第1卷第1期，2000年10月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谈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专访)，凤凰卫视中文台，2000年12月
《儒教东亚兴起的涵义》(英文)，载《代达鲁斯》2000年冬季号
二 : 杜聿明简介
人物简介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爸爸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爷爷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二十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杜聿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在校期间，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极认真的学仿。杜聿明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当年年底一期学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
1925年春，在军校的号令下，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打响了。攻打淡水城时，杜聿明和同期的陈赓等同学报名参加了教导团组织的敢死队进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头的也是杜、陈两人，紧接着他俩又打开城门，迎来大队人马歼灭残敌，终获全胜。[1]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越狱逃到武汉，去见邓演达。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随后杜聿明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1933年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1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抗日战争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将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939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
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4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1942年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3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5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1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而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负责殿后的200师为第三路。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要求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3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1945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1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1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
1945年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3个要点。
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阳。
1946年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2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1946年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同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
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1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2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将其主力攻击。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逐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掩护阵地。6日，杜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
战俘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象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1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1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1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杜聿明女婿
杜聿明女婿是杨振宁。杨振宁，男，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三河镇，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杨振宁的第一任夫人叫杜致礼，杜致礼是杜聿明的女儿，两人于1950年在普里斯顿结婚，杜致礼于2003年去世。
人物评价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如果说张自忠是中国传统武将的代表，胡琏是中国儒将的代表，邱清泉是中国少壮派猛将的代表，那么杜将军则可算是中国少有的西方化将领的代表。在抗战中，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中为（www.61k.com］数不多的“闪电战”的坚持者。与大多数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积极防御，稳打稳扎的战术不同， 杜聿明的作战特点就是进攻。以优势的火力压制敌手，以最快的攻击速度打挎敌人，其经典战役就是昆仑关大捷。当然，杜聿明的成功与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分不开，他所掌握的部队是国民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也是他有条件去完成他的军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败却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面对解放军“运动战专家”粟裕将军的口袋战术，杜聿明坚持进攻战术，以至最终被分割包围，遭俘虏。他一生流血流汗，移孝作忠。（人民网评）
杜聿明治军作战，是一把好手，且为国家建立新军（装甲兵、伞兵），培育许多青年干部，对同学、同事、同乡、亲友、部属，十分友善。热心爱护，从无骄傲之气，他后来官拜东北九省长官，对前师长关雨东（关麟征，字雨东）公，仍然是肃然致敬，可称为四维八德的实行家，当之无愧。（人民网评）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杜聿明手中有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部队，因此 杜聿明的胜利，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胜利，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人民网评）
杜聿明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悼词）
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克致悼词）
三 : 杜玉明：杜玉明-人物简介，杜玉明-电视作品
杜玉明，男，1958年生于河南，影视演员、导演。曾在2010年指导电视剧《雪豹》，多扮演反面角色。在影片《大上海1937》、《神通》、《西行平妖》中的担任动作指导。在《过江龙》、《时光峡谷》中担任副导演。在电视剧《雪豹》中饰演清风寨大当家朱子明，给人第一感觉依然是反面角色，但是打起鬼很勇猛，为人仗义。与计春华长相相似，被称为荧屏上的“冷面双侠”。主要作品：《新白发魔女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新英雄虎胆》、《少年张三丰》、《书剑情侠柳三变》、《天涯明月刀》等。
杜玉明_杜玉明 -人物简单介绍
［www.61k.com)杜玉明_杜玉明 -电视作品
剧名扮演角色剧名扮演角色剧名扮演角色剧名扮演角色《天龙八部》（2013版）段延庆《生死桥》黄盛轩《冬至》柯镇华《永不回头》大炮仗《天堂隔壁》法师《新英雄虎胆》秃鹰《少年张三丰》逍遥王《黑洞》陆西明《倚天屠龙记》（苏有朋版）鹿杖客《29天半》大头《刑警的故事》白大庆《水浒传》差拨《三宝医馆》通天老祖《七日》钱世宏《金镖记》苏里图《神通》土童《刺马》蓝如龙《江湖奇兵》施直《龙蛇争霸》过江龙《大上海1937》杜月笙《倚天屠龙记》（邓超版）胡青牛《金博虎》彭英《书剑情侠柳三变》惠能《大兵小将》侍卫武《雪豹》朱子明《决战华岩寺》了空大师《暗哨》释逊《誓不罢休》林大宝《新虎口脱险》郎鹏《别阻挡我的幸福》老贵《黑狐》洪宝顺《雳剑》罗团长《10大奇冤》阎王债主《嘉定寻宝记》四哥《大唐女将樊梨花》鸠罗臣《卜案》道人萧尹《天涯明月刀》烟波天客《新白发魔女传》金千岩《风影》常山虎《游击兵工厂》高九爷《聊斋3之公孙九娘.凌阳子《天天有喜》王老大《狼牙英雄》井上大雄杜玉明_杜玉明 -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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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峡谷》(1988)副导演杜玉明_杜玉明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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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春华、杜玉明，荧屏上的“冷面双侠”。他们身手不凡，在多部影视剧中与大牌演员同台过招。独具特色的外形和“心狠手辣”的表演，也让两位功夫高手成为了深入人心的“金牌反派”。计春华、杜玉明在不少观众眼中难以区分，不仅模样相似，生活中两位也是交情匪浅的好友。
因为长得太像，计春华、杜玉明常常在生活中闹出笑话。在不少观众眼中，这种独特的外形似乎是刻意为之，但事实并非如此。节目中，计春华、杜玉明首次敞开心扉，分享了个性形象不为人知的蜕变历程。原来，两人都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而改变了容貌。从自卑到自信，从武术运动员到专业演员，计春华坦言自己“因祸得福”。除了形象与众不同，计春华、杜玉明还有1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功了得。他们1个是专业武术运动员，1个是练功多年的京剧武生。
方中信尊称杜玉明为老师
杜玉明入行时，是1个儒雅的白脸小生。然而一次意外生病，致使容貌发生改变，却因祸得福得到很多坏人的角色。一路走来，他已经演绎了不下数十位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恶人。这使得杜玉明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宝级“坏蛋”，也成了演坏人中的戏骨级演员。在电影中，杜玉明狠辣的作风以及冷面的形象都让角色显得更为阴狠。和几位主演的对手戏，更是让人刻骨铭心。江边殴打立威廉、给伊能静上刑、以及与方中信过招，杜玉明都表演得活灵活现，将1个配角刻画的极其到位。
杜玉明的戏无数次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演技实力毋庸置疑。而之前被爆出演坏人极为成功的方中信，也是从这位老戏骨身上取来的经。虽然方中信在电影里饰演杜玉明的上司。然而在戏外，方中信称杜玉明为老师。杜玉明则耐心地辅导方中信，帮助他成为1个标准的‘坏蛋’。方中信表示：自己角色的成功，离不开杜老师的帮助，他的戏实在太出彩了！
四 : 杜聿明简介
杜聿明（1904-1981），陆军中将，字光亭，陕西米脂人。1924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1教导团第1营第3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因善理财，升副排长。1925年春，随第1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在陈赓宣传队担任检察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1926年7月，加入张治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任中校连长。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2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五 : 杜聿明简介
杜聿明(1904.11.28-1981.5.7)，字光亭，陕西米脂人，国民党陆军中将，爱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统帅。 杜聿明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险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生母叫高兰庭，出身贫寒家庭。杜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名聿德。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常偷偷到野外去打野鸡，并偶有猎获。十二岁时，在李鼎铭(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过)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李是杜的表哥。杜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 不久，祖父母相继去世，当家的伯父杜良辅也病故了。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了。杜虽是少年当家，由于聪颖过人，居然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他的父亲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是杜聿明的堂哥。杜在读书期间，爱好体育，并且很快学会了步枪射击瞄准要领。他立下这样的志向：要么学好英语，能够出洋去看一看世界强国，学一学他们富国强兵的方法；要么投笔从戎，自己能够训练出一支保家卫国的精兵。毕业考试，他的英语成绩不佳，遂决心做一个爱国军人。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曹也是米脂县人，父亲是该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她原先在家中学习诗文绘画，婚后才到榆林女子师范读书，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清党”被清了出来。 正当杜聿明从榆林中学毕业后急于寻求出路的时候，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与此同时，他也在报刊上看到了吴佩孚办洛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因为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向蒋介石的推荐，杜等全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于右任赠给他一幅对联：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杜编在第三队第三区队第九分队，队长为金佛庄，同学有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人。 开学不久，学校开始办理入党登记。杜聿明同时收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两份登记表。他接受了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成为正式的国民党党员。 杜聿明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他精心安排士兵每月六元的伙食费，带著炊事兵上街买菜，然后又跟著下厨房做饭，全连伙食办得很好，深受连长和土兵的称赞，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他当副排长后，却对士兵要求苛刻，以致不得人心，处境困难。 1925年春，杜聿明随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时任该团宣传队长的陈赓，见杜在连里呆不下去，便把他调到宣传队当队员，担任检查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他发现任何一个官长或士兵，只要打破老百姓的一只碗或损坏一棵庄稼，都要有关人员照价赔偿，不稍假借，有时自己掏钱赔偿。攻淡水城时，蒋介石挑选敢死队员，作为爬城先锋，他自告奋勇报了名，但未被入选。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杜聿明长了一身疥疮，请假回广州医治。疥疮治愈后，杜与其他三人回黄埔军校谒见党代表廖仲恺，廖不禁大喜，说：“你们来得正好，胡景翼(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要办军官学校，连连打电报请广州派人协助，现在派你们到河南去，帮助胡筹备建校。”临行前，廖将一封信交给杜，要杜经过北京时，将信面呈孙中山先生。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子孙中山的病情。接著，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仅一个月之久，胡因病去世，新任军长岳维峻(原第二师师长)对苏联顾问和黄埔学生都不相容，杜等在河南没有容身之地，被迫返回陕北。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日已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未几，补充营在榆次被晋军缴械解散，杜被押至太原监狱卜太原警备司令孪生达是老同盟会员，对黄埔学生抱有好感，将杜释放，还摆一桌酒饯行。之后，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获悉这一消息，决心南下归队。他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老虎桥监狱。一天深夜，他约同牢囚犯数人，越狱逃出，乘船到达武汉。 杜聿明逃到武汉，就去见邓演达(时任国民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邓向他了解北方一些情况后，问：“你现在准备到那里去?”他说：“我准备到南昌找校长。”邓只叫他到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 当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对此事件有何看法。他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张还劝他，在南昌方面战局未定以前，不必去找蒋介石，可以留武汉工作。因此，杜聿明打消了去南昌的念头，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将枪决洪君器。洪是张治中的内弟，在学生兵团任职。洪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杜既不举手，也不呼喊。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有一天，他听到正在闲谈的一个守卫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杜冒死逃了出来，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 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治中，此时张任总司令部训练处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又带杜去见蒋介石。蒋很高兴，给了杜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张遂委任杜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出国考察，杜聿明跟著也失了业。他只好靠南京黄埔同学会每月十二元津贴维持生活。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他认为团长这个职务很关键，搞得好就能爬上去，搞不好就会一蹶不振，因此格外奋发努力。师长徐庭瑶要求邯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旷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王要第二十五师接替第一一二师的长城阵地，在第一线担任防守，关不同意接防长城阵地，坚持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双方相持不下。杜乃向关建议说，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可是关不同意。结果，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形成第二道防线。而第一一二师主力却撤守古北口以西高地，仅留一个团守备长城第一线。 第二天，日军西义第一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迅速突破左翼第一一二师阵地，进占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起攻击。关鳞征指挥所部张耀明第七十五旅反攻，在争夺高地时负伤。这时，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继续同日寇浴血奋战。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 这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夏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州，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团扩编为第二百师，以杜聿明为师长。杜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优良装备只是条件之一，最重要的还须有能够使用这些装备的官兵，否则，优良的装备就是一堆废铁。因此，他集中全副精力大举练兵，决心在短期内将第二百师练成一支能够驰骋疆场与日军打硬仗的劲旅。 杜聿明主张练兵首先练官，练官首先练自己。他自从任装甲兵团团长开始，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当师长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为了掌握技术。他穿上工作服，刻苦学习驾驶和修理，常常钻到车底下修底盘；他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如：战车和步乒联合战斗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之间的配合；战车射击和伪装；战车与炮兵协同等问题。杜善于学习，做到不耻下问，深入探索，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系统地掌握了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杜聿明说：“我们不但要加强作战指挥和战斗训练，还必须注意到加强精神训练，丰富官兵文娱生活。”他特委了一批政治干部，经常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要求连队成立小型俱乐部，创办黑板报，教唱军歌，经常组织球类、田径比赛。这些措施，深受官兵的欢迎。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军长徐庭瑶)。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这时，杜聿明把练兵的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训练上来。杜认为，战场上决战的胜负，阵地攻防的得失，完全依靠步兵来完成，机械特种兵，只在火力协同，用火力的优势来压倒敌人，要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全部歼灭敌人于战场上，是要由步兵师来完成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体格，并注重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训练。他每到各团、营、连看士兵训练时，都一一做示范，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比赛，提出谁打得满分，当场发奖金；发现教育上有发明创造的，当场讲评表扬，并传令各师派军官来观摩。后来重庆军事委员会派员来校阅，第五军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此时，杜聿明年仅三十四岁。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 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是中村正雄)进占了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连声称“是”，毫无难色。 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夺去了。此后，双方反覆争夺，官兵伤亡甚重。 杜聿明在此期间，集中全副精力掌握战机。虽然敌人的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在杜的身边爆炸，但他极为镇定。从容指挥战斗。他随时传令嘉奖并用物质鼓励作战英勇的部队，以鼓舞士气。他每天随身携带一部电话机，一架望远镜，冒著敌军炮火的轰击和敌机的轮番轰炸，不计个人安危，来到便于瞭望的前沿阵地，观测敌情战况，因而对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兵力火力，能够作出合于实际的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经过缜密的研究比较，并同各师长研究后，他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 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鼓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郑洞国的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 “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获得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著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著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在考察完毕的那个晚上?杜聿明依据为期一百天审慎考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然后，通宵达旦地在长达三十万言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上，执笔写下这样的结论： “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治战略整个策划的。日军侵略越南并与泰国建立友好条约表明，它即将向英国的远东殖民地进军，这样既可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起一箭双雕的效果。” 有鉴于此，杜聿明提出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后来编成的《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由杜拟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间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 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 “那末，胜利属于你们!”身著戎装，胸前佩著数枚勋章的波普汉中将站起来，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一个军礼。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杜根据所获敌人文件，了解到当面敌情及作战意图后，认为当面之敌，最多不超过两个师团，决心集中兵力，利用同古有利地形，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缅军收复仰光。杜的方案，得到了罗卓英(第一路司令长官)、美国史迪威(参谋长)的同意。 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覆争夺，激战至30日。 这时，远征军东路第六军，西路英缅军，均正与日军展开激战，不能如期按原协定进入前线，而日军从仰光派出的后续部队将很快加入攻击，对第二百师实行强行包抄。第二百师已连续战斗十二天，补给中断，粮弹两缺，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杜聿明遂决心令第二百师突围撤退，以图集结兵力，俟机再与敌决战。 就在杜聿明下令第二百师突围的时候?吏迪威坚决反对，坚持以不足兵力向敌攻击，并派参谋窦尔登监督杜实施。杜以“保全战力，这是任何一个指挥官的常识和义务”为由拒绝，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开始实施有计划的主动撤退。经过缜密部署，杜令郑庭笈指挥第二百师城内部队向敌佯攻，主力迅速撤退，于30日退出同古；安全渡过色当河。第二百师师氏戴安澜事后深有感触地说：“下令冲锋，原本是步兵打仗的口头禅：紧要关头人敢于下命令撤退，才是指挥官的真功夫啊!” 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同古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 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此间，史、罗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并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而蒋介石又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第五军各部回国经过之处，都是些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给养困难，而又蚊蚋成群、蚂蟥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本人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同敌激战中负重伤，不治去世。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杜聿明就任新职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蒋介石和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矛盾非常尖锐，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蒋处心积虑要翦除龙云。杜深知如果不搞好与“云南王”龙云和同盟军美军两方面的关系，不仅自己在昆明蹲不下去，更重要的是不能完成“捍卫西南战略要点”的重任，有负厚望，弄得不好甚至会身败名裂。他冥思苦想，寻求妥善对策，几乎废寝忘食，最后，他横下一条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定对龙采取表面应付、内加警惕的方针。此后，杜和龙云周旋，恪守部下对长官的应有态度，执礼甚恭。如有关行营和地方政府的事项，在处理前杜都向龙云请示，经龙同意后再执行，决不专擅。数年间，杜渐渐取得了龙云的信任，表面上看来二人感情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对于龙云左右重要负责人员，杜则广为接纳，经常和他们打牌喝酒，参加一些娱乐集会，互相称兄道弟，以示彼此无所猜疑。杜对美军也小心照顾，美军有所要求，能办到的马上就办，尽量满足，不能办的，则婉言解释，免除误会。美军在公余之暇，经常举行各种娱乐和晚会，杜也去应付，凡接到美军邀请，大都准时到场，一道翩翩起舞。杜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非议，甚至有人向重庆控告。然而，蒋介石却对他抚慰再三，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送给他，令其安心履行原任务。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高兴地连声称好，接著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正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昕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当时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 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 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以上各项命令及措施下达后，已至午夜。各将领纷纷报告时间来不及，杜提醒说：“一切详细部署具体办法，就是你们在沙盘上演习过的，你们参照去执行，不会来不及的。”各部队长至此才恍然大悟?便分头执行去了。 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龙云拂晓听到东门枪声时，即从住宅后门奔上五华山，随即发出“勘乱”的电报。这时，龙云还不知道其保家部队早已完蛋。由于龙的通讯机构皆被监视或破坏，“勘乱文电”俱未发出。云南省的保安部队有近十万人，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中央军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负隅顽抗。杜几次派人上山与龙见面商谈，拟定了几条宽大方案，开放了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便于龙云同地方上取得联系。龙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自己是服从命令的。10月3日，宋子文飞昆明，上五华山与龙长谈，龙愿随宋于10月4日离昆明去重庆。起飞前，杜和龙的亲属都到机场送行，杜向龙道歉说：“对不起院长。”龙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就照蒋的指示著手改编龙云的军队，将龙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一个宪兵团。杜还下令，昆明市过去的所有文武官员的私有武器，要限期办理登记，不得私藏军火。 10月14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著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是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 杜聿明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4月16日，返回沈阳。 杜聿明回到沈阳后，得知在他卧病中，熊式辉、郑洞国曾指挥由美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调来的五个军，向解放区猖狂进攻，虽然进占了抚顺、鞍山、铁岭、法库等地，但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坚强阻击，损失重大，士气低落，形成僵局。因此，如何消灭共军主力，打开僵局，成为杜苦心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决心一方面就现有态势，让郑洞国继续向四平进犯，一方面搜集东北民主联军的情报，寻找主力，以求一逞。 杜认为：从地形上看，本溪为沈阳门户，如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山海关以南，就可扼要据守，抽出一个军到四平方面，以优势兵力向四平进攻。于是命第五军、新编第六军对本溪准备攻势。 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乎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5月19日侵入四千。 随即，杜聿明向蒋介石派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明了要——举进占长、永的决心和处置，并分析了双方态势，列举四点理由：(一)进攻四千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不继续前进，则前功尽弃；(二)国军整训，共军也整训，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必然坐大；(三)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中途变更会引起混乱，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电力可以利用，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军隔江对峙。 杜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到长春绝不停止。白一再问杜：“有无把握?”杜肯定说：“绝对有把握。”使得蒋、白均同意了杜收复长、永后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的计划。为此，杜在以扇形追击打破东北民主联军之离心退却，保持追击重点于长、永方面，作了部署。 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d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著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 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杜聿明身体康复，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 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途中，杜获悉济南于9月24日被解放军攻克，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被俘，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转向徐州、商丘等地。同年9月21日，东北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 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他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飞锦西，再乘汽车溜到葫芦岛，转飞北平。19日，蒋介石电召杜等人去北乎参加军事会议，研究收复锦州事宜。会前，杜聿明和卫立煌商定，不同意进攻锦州，认为此时强攻锦州，将会招致全军覆灭。蒋介石则坚持收复锦州的意见，当晚，蒋派参军罗泽闾去找杜，要杜接卫立煌之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他拒绝说：“我有病，不能去。”第二天早上，杜聿明谒见蒋介石时，反问道：“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说有六成。杜引用孙子兵法对蒋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又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又引孙子兵法对蒋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杜聿明的意见，即命令杜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以营口为后方，全力进攻锦州，并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 21日，杜聿明回到葫芦岛，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传达蒋介石必须攻克锦州的命令要旨后，见各将领面有难色，便询问：当面的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等等。为了给各将领打气，他强打精神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笨仗。你们过去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打硬碰死拼的仗，所以死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任务仍然是打塔山，但是我们不去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而不是同敌人死拼。”他还说：打活仗的战法是要稳扎稳打，即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以后再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只要抓住对方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同时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主力兵力要集中，就可达到一举击破。 10月23日，廖耀湘第十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蒋问杜：“你看怎么办好?”杜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问题尸当晚，杜奉蒋命来到沈阳卫立煌家，研究了如何巩固沈阳防务及撤退营口的方案。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海上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 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可是，当杜聿明于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国防部长)和顾祝同(参谋总长)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伯韬之围。 此时，刘峙和李树正(参谋长)被各方面的情况所眩惑，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作不出全面判断，束手无策。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的作战部署，总有主从之分，绝不会处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作如下判断。 (一)华东共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先消灭黄伯韬兵团，以有力一部打援；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