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转载：沉痛悼念黄建始教授纪念文章

中国最早开展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健康管理》杂志主编黄建始教授，因患多发性骨髓瘤于美国时间2011年8月16日02：40在洛杉矶凯撒医院病逝。黄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11年8月20日14:00～16:0(www.61k.com）0在美国洛杉矶Greenhill纪念公园举行。我与黄教授未曾谋面，但是最近开始成为他这本杂志的作者之一，在这个阵地宣传性健康知识，谨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悼念。

壮志虽半酬，百溪汇先河----纪念《健康管理》杂志主编黄建始
教授吴海云
先生西辞去，托体同山阿。壮志虽半酬，百溪汇先河。

四年前，我带着对中国健康管理事业的满腹困惑，去拜见黄建始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长谈。初次见面，他儒雅的风度、开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率直的性格，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很快成为了知心的朋友。

八个月前，黄教授给我转发了一个“选择与尊严”的电子邮件，我给他发去2年前写的一篇小文章--“最后的告别”，我们讨论葛洪所说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积极意义，讨论死亡、临终关怀、“生前预嘱”。当时我们还通了电话，我说自己虽然满怀牵挂，但两袖清风，不用立什么遗嘱，这篇小文，将收录在我新近出版的一本书里，可以算是我的“生前预嘱”吧。我还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立了遗嘱。他说，虽然赞赏葛洪的豪情，但对于生死，和我一样，他也持一种超脱的态度。

三个月前，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近2周觉得很疲劳，还有些咳嗽。我并未太在意，只是说看来我们都应该学会“做减法”了。5月28日，星期六的晚间，他邀请我去他家，给他检查一下。我问过他的病情经过，做了较详细的体检后，感到非常担忧。第二天，血液化验结果出来，我半年前玩笑性的问话，却是一语成谶！他患的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而且属于高度恶性的类型。我直接说出了我的印象性诊断。如我所料，他的反应非常平静，只是告诉我，这段时间，他格外想念他远在美国的妻子和儿女，这样一来，反而能更快和他们见面了。

整整一天，我陪着他，等待第二天的住院确诊，心情极为沉重。而他，虽然身体虚弱，频频咳嗽，却用沙哑无力的嗓子，和我谈健康管理学科的规范和发展，谈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谈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和临床医生的培养，谈健康管理杂志的近期打算和长远目标，谈正在翻译的学术专著和科普书籍，谈他的研究生们的安排计划。我的思绪却不时脱轨。我知道他患病1个月来紧张的日程：赴台湾，奔欧洲，登井冈山，做学术报告，去电视台录节目，为学生们指导课题设计、逐字逐句地修改和校正论文，为杂志修改稿件、撰写卷首语，深夜里在电子邮件上和同行们（包括我自己）交流和讨论，几乎没有一刻的歇息。作为医生，我完全清楚，那些充满在他的血液和骨髓里的恶性细胞，这段时间来，是如何噬咬着他的肌肤，摧残着他的躯体。我只是惊叹，他儒雅的外表下，隐伏的却是如何炽烈的追求！如何坚强的意志！

黄建始教授1953年10月5日出生于赣东北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中学毕业后，他曾做过农民、出纳、会计、赤脚医生和机修钳工。1978年，他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在校期间，他连续三年获“三好学生”称号，并被评选为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参与了全国第一份医学生杂志《中国医学生》的创办工作，也是《家庭医生》杂志的创始之一。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卫生部工作，并于1986年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深造。其后，他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和卫生部门从事科研、教学和卫生行政管理工作。2003年5月4日，“非典”肆虐期间，他应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邀请，毅然回国，参与“非典”防控，从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整合、循证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研究。

但他回国后关注的焦点，是我国人群健康知识的缺乏、健康危险因素的蔓延和慢性病的增加。他不遗余力地上下奔走，四方游说。他推动“健康管理师”在我国成为了国家认可的一门职业；他主持了《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制订；他和陈君石院士一起，主编了《健康管理师》培训教材；他参与了中华预防医学会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等学术团体的组建；他培养了几十名健康管理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撰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他编写了10多本健康科普书籍；他呕心沥血，创办了《健康管理》杂志。

黄建始教授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充满激情、极富感染力的演讲者。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进行了1000余场健康讲座和专题报告。即使是略显枯燥的学术会议，只要他站到演讲台上，会议室里便会热情高涨、掌声雷动。他在100多家电视台录制了数百场健康教育节目；他的博客广受欢迎；他的微博引来数以万计健康管理的热心关注者。

黄建始教授是我国健康管理理念的推广者，是我国健康管理事业的传播者。他是一位谨慎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国将绕开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健康弯路：即伴随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病的急剧增加和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他满怀激情、壮志凌云、精力充沛。他身体力行，是一位健康生活方式的坚定实践者。他不吸烟、不饮酒，坚持以素食为主；他每天都会尽力挤出时间爬山或散步。几年来，他减掉了十几斤体重，使他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然而，天道虽有常，蝴蝶却会意外之时扇翅膀。大自然的规律，虽可大体把握，意外的事件，却总是难以完全避免。黄建始教授不懈地实践他的健康管理理念，使他拥有了超越一般同龄人的精力和体魄。但他骨髓里亿万细胞中的某一个，却悄悄地、意外地发生了突变，不受控制地增生、繁殖、扩散。大自然以这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中断了黄建始教授个人的健康管理理念实践，使他的雄心壮志，竟未能全酬！但他和同仁们开创的健康管理先河，却已有滔滔之势。我国的健康管理事业，已是百溪争流。像黄建始教授所坚信的一样，我们也坚信，随着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知识的普及、理念的更新，中华民族，永远也不再会成为东亚病夫。黄建始教授未竟的事业，将会由千千万万的同仁和后来者，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向前推进。

尊敬的黄建始教授，您尽管安心地休息吧！

二 : 季卫东：悼念沈宗灵教授

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法理学科教师的预定计划，2012年2月25日要举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寿辰庆祝活动。我一直在期盼这个盛典的到来。希望到时候向恩师献上感谢和鲜花。希望借此机会与分散在各地的学友们欢聚畅谈。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还差九天的时候，却传来了沈老师已经仙逝的噩耗。实际上，2月16日那个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时还与老同学赵利国回想在燕园读书的往事。但万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沈老师悄然离开了现实世界，从此以后完全走进了历史记忆。虽然我们可以把“高寿善终”作为理由来安慰亲属和朋辈。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作为自然规律无法避免。然而当冷酷的事实一旦呈现出来，我还是感到太突然、太遗憾。离庆寿活动近在咫尺，转瞬间情景全非，更增添了无常的慨叹、后悔的念想。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哲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北大后，选课和阅读范围也比较偏重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领域。沈老师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给高年级讲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当时中国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学前沿动态的课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学研究生由张宏生教授和沈宗灵教授共同指导，两人隔年交替担任主要指导职责。我们那一年级是轮到张老师为主，沈老师为辅。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学，两位导师中张老师又去世较早，加上研究领域和志趣上的关系，所以我实际上跟沈老师的接触更多些。我在留学和在国外大学任教期间，回国时总会登门拜访沈老师及其他有关老师。每次到中关园的沈府，书桌上永远摊着撰写中的稿纸或者正在阅读中的专业书籍，老师永远端坐在书桌前。师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离开，只留下我们俩海阔天空地聊。他有时会询问日本的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的近况，有时会让我寻找一点参考资料，有时会约我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沈老师话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给我启迪很大。

我第一次与沈老师交谈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批判旧苏联权威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的本质的论文，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轰动和争议。讨论会刚一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前来跟我交谈，其中有78级的齐海滨，他对我的主张给予热烈的支持。我和海滨交谈很久，并从此成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系主任赵震江教授很欣赏我的这篇处女作，建议我好好修改一下，争取能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最终结果是被退稿了）。赵教授后来还在各种场合奖掖我，这样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铭肺腑。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写本递交给沈老师，请他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沈老师在阅读之后约我到他住处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内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一些弱点，并在最后建议我不要一开头就做大题目，可以抓住较具体的、较小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个建议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至今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往往建议他们聚集焦点、以小见大。后来我的专业兴趣转向法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师翻译的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影响。

1987年夏天，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的世界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地点选在日本神户。筹委会邀请沈老师、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孙国华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从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有幸被安排与沈老师在同一个分科会场宣读英语论文。由于中国学者首次参加IVR大会，所以各国学者很关注，好几位世界法哲学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场听报告。沈老师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中国法理学界与IVR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1990年IVR中国分会成立，沈老师名至实归当选为首届主席，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正是在这次神户大会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欧美法学者的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导致后来在研究生博士课程一毕业就立刻被神户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户大会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法理学的两位巨匠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从容的交流。我陪着沈老师和孙老师参加了在大阪城举行的篝火能乐晚会、游览了留学所在地京都的名胜古迹，介绍了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和学者与之餐叙。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IVR’87世界大会所反映的海外法学理论前沿动向的详细综述，请沈老师修改补充后不妨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沈老师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荐到《法制日报》了，坚持要编辑部以我个人的名义连载发表。由此亦可见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肃然起敬。

对于赵震江老师、我、海滨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动法社会学运动的努力，沈老师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实际上发挥了学术精神领袖的作用。或许是在国内的海滨大力促成的结果，他不仅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国主题研讨会提供了精彩的发言稿和论文，还直接参与某些组织性活动。1988年下半年，我通过热衷国际文化事业的日本资产家冈松庆久先生募集到一笔不菲的捐款，用于筹办北大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沈先生不仅慨然允诺担任首届所长，而且还在1990年代前期策划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也非常节俭和谨慎，花费不多，但每次活动都列出具体支出项目，通过我转交捐款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沈老师以实际行动树立的信赖关系促使冈松先生后来给北京大学进一步提供更大规模的捐助，并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各类学者给予了更加热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义”简版由张志铭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几乎同时，这篇长达7万余字论稿的全文由贺卫方主编破例在《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师以及龚祥瑞老师等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非常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持。龚老师还在他的新著中多处引用和推荐。

有关的基本主张酝酿颇久，其实大概在神户大会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学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访问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过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他很有兴趣。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到日本考察，在东京的晤谈中我也强调了法律程序的特别意义，似乎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深交的朋友们都劝我把这些看法整理成文发表。但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写作、社会活动以及就职后的讲义，一直没有动手。把博士论文提交出去了、经过两年授课讲义案也成形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齐海滨的怂恿和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程序论是在1992年5月20号，从此一发难收，整整个把月，真可谓废寝忘食，写得非常兴奋。当时我只随身带了一台日文语言处理机，只能用笔书写草稿。海滨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个北大留学生分别用计算机中文软件打字印刷。还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资助我们召开了专门针对这篇论文的小型研讨会，周其仁、甘阳、崔之元、胡平、吴国光等风云人物都参加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发表了精辟意见。不出意料，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较大波纹。

93年晚春，我和绍光、海滨一同回母校。到阔别的法律学系转了一圈后，我和海滨又联袂到中关园拜访沈老师。一见面沈老师就提到我刚发表的程序论，称赞这篇论文写得有见地，论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较沉寂的学界有了活气，可以理解为从社会大动荡转向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师也提醒我，程序的意义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还要重视实质性内容，重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他还说，尤其是在中国，价值问题往往比形式和程序问题更重要。我很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解释说正因为在中国与道德等相关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太受重视，才需要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这也许有一点矫枉过正，我会留意的。沈老师还很注意我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例如尼克拉斯·卢曼。我告诉他，1987年在IVR神户大会上，他来做过讲演，我们应该在会场见到过的。在分手之际，沈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时，得知沈老师已经从中关园搬到远离北大的上地小区里居住了。我请在清华法学院任教的师弟赵晓力副教授告诉我地址和具体的行走路线，准备在处理完预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罗豪才老师在接见我时也特意提醒：沈老师搬出中关园后有点与世隔绝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去探望他。我说已经了解到沈老师的新住址，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区，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他的府邸。师母开门，他就站在入口处迎接我，非常高兴。师母说，这里较僻静，生活设施也还可以，遗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见面畅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虽然沈老师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沟通还是不太好。我完全赞同，希望沈老师能住在与亲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师说，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太忙，不想打扰他们。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给我看，充满了慈爱和思念。由于师母有其他预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沈老师一个人到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海鲜酒楼接着谈，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实体会到了现在老师如果外出的话是如何不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听说沈老师已经搬进城里了，但住处的周围环境非常复杂，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师是想隐居，想进一步淡出这个红尘万丈的时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校友以及来宾一同在八宝山兰厅与沈老师告别。在花圈丛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写的挽联：“寿届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园，育桃李无数；学贯东西，南人居北掌法坛，阐真理永恒”。在贵宾室里，我看到了罗豪才老师、陈光中老师、石泰峰师兄、吴志攀师兄，还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在大家面前，师母和其他遗属很自律持重，主宾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还能保持冷静。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师安详的遗容时，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沈老师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来，也并非很顺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坚持研究――不能发表论文，就翻译；翻译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着；不能阅读西方专业书籍，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发表论述和译作，就用笔名。总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沈老师都没有放弃学术，也绝不随波逐流。在中国，在近几十年，这样纯粹的、严谨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沈老师走了，远避喧嚣，回归灵隐，似乎走得非常潇洒，没有带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师的离去其实却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在中国法学界，在北大法学院的大楼，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岂能不悲从中来。

三 : 沉痛悼念芮沐教授逝世

沉痛悼念芮沐教授逝世

关于芮沐先生逝世的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法学泰斗、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芮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3月20日凌晨四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享年103岁。
芮沐教授生于1908年7月14日，祖籍浙江吴兴。他193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35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回国工作。1939—1941年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教授，1941—1945年任西南联大法律系教授，后赴美国讲学。1947年归国参加革命工作，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系主任、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他是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学科的创始人、民法大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学人才。他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全国第一批法学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部条法司顾问、中国法学会顾问、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会副会长、欧中法律协会中国法常设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务，为我国的法学发展和法制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芮沐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3月24日10：30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谨此沉痛讣告。

北京大学芮沐教授治丧办公室
2011年3月20日

2011年3月21日至23日在法学院陈明楼106室设立悼念灵堂。
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同志于3月24日9:40在法学院陈明楼前乘车。
2011年3月24日14:00—16:00在法学院四合院会议室举行追思会。
欲致唁电、唁函或欲送花篮的单位或个人，请与芮沐教授治丧办公室联系：
电话：（010）62756966，62751694，62751691
传真：（010）62756542
EMAIL：daonianruimu@163.com

吴志攀：《苪先生对我的教诲》

芮沐新中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领路人

2010年6月20日 《新民晚报》

芮沐，190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出国留学，先后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硕士学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实，芮沐的本科为文学专业，因他二哥在租界被人无辜打死难以昭雪，于是到巴黎大学后改学法学专业，希望学好法律，用法律来捍卫像他二哥那样的中国人的权利。芮沐实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梦想，他对新中国法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以及民主法治事业的促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一，在新中国法学教育方面。他在国外刻苦学习，在大陆法系重镇法国和德国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又于1945年至1947年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建国前，他曾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建国后他任教于北大，执教生涯近70年，在北大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其众多学生已在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国家的重要人才。

　　其二，创设新中国法律数据库。都还在80年代初，芮沐就敏锐地认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法律数据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划出资金，购置设备，让时任科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带队建立了新中国第1个法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就是现在北大英华有限公司法律数据库的基础。这一创举对我国法学教育与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三，立法方面。1977年，芮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同时兼任多项政府和学术组织领导职务。

　　其四，在民法领域的研究以及创建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2个专业。1979年，北大法律系成立民法经济法教研室，芮沐担任主任。在芮沐带领下，北京大学于1980年获批设立经济法本科专业，同年北大设立经济法研究所，芮沐任主任。1984年，北大又获批成立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为2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芮沐可以被称为“新中国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父”。芮沐还与其他经济法学者发起创建了“中国经济法研究会”，芮沐出任第一届研究会副会长。芮沐主要学术成果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经济法概述》等。

　　其五，学术贡献巨大。芮沐在博览多国法学原著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法学应该是实践性学科；法治必须与民主相结合；实体法必须与程序法并重；实践中应该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2个概念；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应该是具有特殊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独立法律部门等。（本栏目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供稿）

芮沐教授访谈：百年法制见证人民法大师芮沐

当课题组联系到芮沐先生的家人以后，得知芮沐先生已届百岁高龄，听力较差，无法进行直接的语言交流，在无限遗憾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去探访一下芮沐先生。一方面，芮沐先生作为我国现在资历最老的法学家，如果在我们的访谈录中缺失，那将是1大不完整；另一方面，2008年7月是芮沐先生的百岁寿辰，这世上有多少人能不庸碌一生而又可经历1个世纪的沧桑呢，我们想为芮先生的百岁华诞献礼。

　　从北京大学的西门开始，我们一路感受着中国最高学府的那份宁静与美丽，来到了芮先生位于北大燕南园的家中。为我们开门的是芮先生的夫人周佩仪祖母，周祖母已经是90岁高龄，但是看上去只有70多岁的样子，而且动作利索、思维清晰，这不禁让我们感叹芮先生夫妇的健康、长寿。

　　一进门，我们便看到了扶着助行器的芮先生。周祖母向我们介绍，芮先生身体健康，就是耳朵听力不好了，正常说话他都听不清楚，采访可能有些困难。因为事先我们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于是便和周祖母攀谈起了芮先生。而在我们的整个采访过程中，芮先生则一直在沙发上安静地坐着，时而跷二郎腿，时而规律地动动手指，但脸上始终保持着慈祥的微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好！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想了解一些芮老师学习法律、研究法律、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生经历，我们知道，芮老师与法律结缘的一生，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近现代法制与法学发展的1个缩影。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佩仪(以下简称“周”)：是这样的。但我恐怕讲不全面，虽然我是复旦大学（上海迁重庆时）毕业生，但我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我不太了解法学方面的情况，而且，芮沐自己也不大谈起。

　　芮沐于1908年7月14日出生在上海的南翔镇，祖籍是浙江吴兴。他的爸爸是纸商，一直在上海做生意。芮沐的小学是在法租界里的浦东小学完成的，以后又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又转至圣芳济学校，因此，芮沐的英语和法语基础比较扎实。而他在上中学和大学时，学校里的神父又教授了他拉丁文，所以芮沐也有一定的拉丁文基础。

　　记：我首先想问您，芮老师为什么会选择去法国的巴黎大学读硕士？而且由原来的文学专业改成法学专业呢？

　　周：因为芮沐从小生活在法租界里，法语比较好，读本科时就去了法国教会学校——震旦大学，从震旦毕业后就选择了去法国留学。在芮沐读大学之际，他的二哥在街头见到有人打架，好心去劝，结果反被打伤致死。但在被外国人控制的租界里，根本没有中国人说理的地方，没地方可告，凶手无法找寻，二哥的死不了了之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芮沐，他就有了学习法律专业的想法，他期望学好法律，用法律来捍卫像他二哥那样的中国人的权利。有了留学巴黎大学的机会，他便选择了法律专业。

　　记：芮老师在巴黎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以后，为什么又去德国攻读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周：芮沐在法国读书期间，特别用功，他认为法国的法学体系比较明确、清楚，他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所以希望换个环境，接触些其他国家的法律，同时，他认为德国的法学更为深邃，于是就选择去德国读博士了。虽然以前他没有学过德文，但在法国学习期间，他时间抓得很紧，学会了德文，为他去德国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后，他在德国读博士也是非常用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德国学者的好评，得到最优的成绩。

　　1986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芮沐回母校，并授予他金博士的头衔，我陪芮沐一同前往。那天的活动有许多记者参加。开会时，我发现会议桌上放着一些印刷品，原来是芮沐当年在该校读书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德国经过二战的动乱，仍然保存着芮沐的论文，这是很不容易的，让我们深受感动。

　　记：芮老师从德国回来以后从事了哪些工作？

　　周：我知道的是，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我就是在芮沐于中央大学教书时与他结识的。当时我是复旦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到现在我们结婚都快70年了。

　　记：芮老师回国时正是国家时局动荡之时，那么当时芮老师有没有受到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

　　周：当时，重庆中央大学的政治环境比较混乱，加上芮沐性格耿直，无法适应，经人建议，1941年芮沐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经济状况不好，物价飞涨，时局动荡，而且迫害进步人士。他在课堂上、朋友间公开说出不满言论，朋友们都替他担心。所幸的是，他经1个美国朋友的劝说并接受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邀请，去那里做访问学者，我和孩子也跟他一起去了美国。

　　记：芮老师有多次出国或者留学进修的经历，为什么最终都选择了回国？

　　周：芮沐一直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好，即使我们国家处于战乱、时局动荡的状态他都想着回国，要搞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制建设。

　　解放后，苏联专家开始大量来华，为此，芮沐又开始自学俄语，经过努力，他的俄语水平达到可以阅读俄文原著的程度。由于芮沐通晓多国语言和法律，他曾多次陪同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他本人也多次受到邀请，出国进行法学学术交流。

　　记：在“反右”和“文革”的那段岁月中，芮老师从事了哪些学术活动？

　　周：在那段时间里，芮沐没有什么突出的学术成果。但从1972年，芮沐从江西鲤鱼洲干校回来以后，他就开始从事翻译外文资料的工作了。那时，他翻译的不全是法律类的，有世界名人传记和战争论述等，也有社科类的资料。

　　1976年开始，芮沐的工作与研究任务已经比较繁多。1977年，彭真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芮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1978年，经中央批准，芮沐、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志［www.61k.com)，在当时社科院的负责人宦乡同志的带领下，组成了1个社会工作者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次考察为芮沐以后在中国设立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埋下了伏笔。

　　记：改革开放以来，芮老师又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周：80年代，为适应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芮沐提出建立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两门新的法学学科，取得了上级领导的批准。于是，芮沐就在北京大学开始筹建这2个新专业，成为这2个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并同其他教员一起，为国家培养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方面的专业人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7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成立了民法经济法教研室（设民法、经济法教研组）,由芮沐担任主任。1980年1月10日，北大法律系的经济法学者们在芮沐的支持下，起草了《关于成立经济法专业的报告》。同年2月25日，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增设经济法专业，学制四年，1980年暑假开始招生”。北大法律系的经济法学者们起草了经济法专业的教学方案，并积极组建经济法学科的师资队伍，于1980年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芮沐是第一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1984年，教育部批准北大法律系成立经济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是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事实表明，我国第1个经济法专业、国际经济法专业和第1个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都是在芮沐的积极主张和大力支持下成立的。

　　在80年代初，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未进入以计算机为辅助手段的时代，国内法律界对法律数据库了解尚少。而芮沐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建立我国法律数据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于是，他从自己的科研资金中划出部分款项，购置了数台计算机，并由时任科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博士（芮沐的学生）带领部分研究生创建了我国第1个法律数据库。这个法律数据库不仅为北大师生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方便，而且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进行法律研究和实务工作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业界广受赞誉。这个数据库就是现在北大英华有限公司法律数据库的基础，是其重要的核心资产。

　　在同一时期，芮沐率先在北大开设了海商法课程，并开始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还与其他经济法学者一同发起成立全国第1个经济法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在1984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芮沐被选为副会长。

　　与此同时，芮沐的教学生涯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执教近70年。在北大他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在他所指导的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已经有许多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成为国家的重要人才。

　　在芮沐积极为我国法制建设与法学教育贡献力量之时，他也不忘发挥其语言上的特长，广泛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以此博采众长。1979年，芮沐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中美法学交流会议。同年，又赴日本参与考察专利制度。1983年，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法律交流会议。1986年，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法律概念比较会议等。

世纪老人芮沐的5个瞬间

日期：2008年8月8日 | 来源：《民主与法制》

走进北大，我到处打听燕南园在哪里，居然有不少同学摇头。难道他们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在我这个没有在北大念过书的人心目中，燕南园实在是一块知识的圣地，作为北大人是不应该不知道的。这里住过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王力、美学家朱光潜……都是举世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但大师们的身影，已经逐渐远去，而我今天还可以去采访一位与他们同时代的法学泰斗、已经98岁高龄的芮沐先生，实在是一件幸事。

芮沐先生是我国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创始人，也是民法大家。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九十年代还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又是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在我国乃至世界法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代杰出的法学教育家。

芮沐先生的夫人姓周，也已经88岁。她说，芮老前年有一次看书入了迷，忍着小便不愿释卷，直到忍不住之际才跑向卫生间，结果摔了一跤，此后就离不开拐杖了。但出现在我眼前的芮老，精神依然矍铄，笑眯眯地看着我，很硬朗的样子，说他七十、八十，也还是有人信的。

之前通电话之际，我曾提起要一些照片，芮夫人就把几本厚厚的影集抱出来，让我尽情挑。一张芮老年轻时的照片映入眼帘，我不由得惊叫起来：“这么帅啊！”芮夫人笑了：“是啊是啊，不过我们年轻之际还不叫帅，叫作英俊。”

法律救国的早年梦想

照片上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饱满的额头下略微瘦削的脸庞，眉宇间蕴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他还显得有点洋气，是吧？”我问。“是，是，可能跟他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年轻时又出国留学有关。”芮夫人说。

芮沐先生190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南翔镇，祖籍浙江吴兴。爸爸是纸商，兄妹八人，他的童年是在上海租界度过的。在法租界的浦东小学上小学，又到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念书，后来又转学到法国的圣房记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念赞美诗，芮沐也因此掌握了英语和法语。1927年中学毕业后，芮沐选择到震旦大学学法律。

促使芮沐立志学法律，有两件事。一是他的二哥小时踢足球之际，被菲律宾人拿着棍棒打残了，下颌被打掉。后来他在上海街头给人劝架，又被莫名其妙地打死，而他的死没有任何人负责，更不要说惩办凶手。当时上海租界极为混乱，黑道猖獗，天天都有无辜者惨遭杀害而无处申冤，这促使芮沐决心学好法律保护像二哥一样的中国人。

二是他对当时租界的“会审公廨”深恶痛绝。会审公廨是英美两国在租界内成立的1个法庭，审理除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侨民为被告人以外的一切案件，实质上是1个列强的联合法庭，最后的审判不是凭是非曲直，而是凭各国的实力。而中国人到了这样的法庭，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只有受屈辱受迫害的份儿。眼前的现实，使芮沐萌发了“法律救国”的思想，他要学好法律，帮苦难的中国人打赢官司。

震旦大学的法律课程设置完全按照法国的法律系统，四年学下来，芮沐熟悉了法国的法律体系，外语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31年，芮沐到法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又去了德国。那时的芮沐思想活跃，曾想在德国的马克思学院就读，后来希特勒上台，马克思学院被关闭，他只好去法兰克福读博士。

博士毕业后，1939年芮沐回到中国，先后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

当时的西南联大由学贯中西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第一代是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的五十多岁的老学者；第二代是以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四十上下的中年精英；第三代则是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为代表的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芮沐是属于费孝通、钱钟书这一代，都是刚刚留学归来的精英人物，个个满腹经纶，人人满腔抱负。而芮沐与费孝通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也是这时候开始的。

当时在法律系，芮沐因为课余还兼任律师，因此收入颇丰，令人羡慕。他年轻时喜欢运动，踢足球、游泳、骑马、击剑，样样精通，再加上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是女孩子心中的标准“骑士”。也就是在西南联大，他与芮夫人结为伉俪，从此不离不弃，长相厮守，直到今天。

出访东欧诸国

在西南联大，芮沐才华横溢，本该鸿鹄展翅，飞向学术高峰。但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统治日趋反动腐朽，并将屠刀挥向了当时正直敢言的知识分子。1945年“一二一”惨案在西南联大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血气方刚的芮沐义愤填膺，在课堂上公开抨击国民党的黑暗残暴，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当时许多人劝他在课堂上不要讲，他不予理会。一位在校的美籍教师与他交好，对他说，中国这么黑暗，你又身处险境，不如去美国，我帮你介绍。

带着对国事的深深失望，芮沐偕妻子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起了访问学者，他们的大女儿也在美国出生了。

1947年，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但北平都还在傅作义手中，只是已经被重重包围。在美国过着殷实生活的芮沐，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希望，热血沸腾的他决定立即回国，迎接解放。当时妻儿无法与他同行，他却等不及了，对妻子说，再晚了就迎接不了解放了！硬是撇下妻儿，1个人先回到了北平。

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芮沐一回来，就投入到学潮中。解放前夕，一位叫孟宪功的同学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芮沐决定作为律师替他辩护。当时芮夫人也已经回到他身边，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许多同事也劝他不要去。他却义无返顾，面对国民党特刑厅的威胁恐吓，正义凛然地为学生辩护，痛斥国民党特务。因为在知识界的地位，国民党特务一时也不敢把他怎样。直到解放军终于进城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诞生后，芮沐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教授。当时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高校法学教学体系，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因此芮沐多次去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讲学访问，也由此精通了俄语。我挑选的第二张照片，是1954年在布拉格他陪同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会见外国同行的情景。张志让当时奉命参与筹备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与外国法律学者们广泛交流，征求意见。当时虽然带着翻译，但碰到专业的法律术语，翻译总是“卡壳”，芮沐就成了张志让身边须臾不可少的人。他的翻译总是那么及时、准确、精湛，深得张志让的信任。后来张志让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提出要芮沐随行。他说，有了1个芮沐，走遍欧洲都不怕。

首提经济法之概念

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五六十年代几乎就是照搬照抄苏联，而到了“文革”的特殊时期，则被破坏殆尽。在“文革”中，芮沐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一度搬出燕南园，搬到1个狭小逼仄的地方。但芮沐在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丝毫没有放弃他的法学研究，屋子里到处堆的都是书，客人来之际简直没有办法下脚。

“文革”之后，芮沐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迎来了新生。1978年邓小平访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了代表团，在副院长宦乡的率领下，到美国考察访问，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我挑选的第三张照片，是1979年4月22日，代表团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时，与哥大校长WilliamMcGill等人在劳氏纪念图书馆（LowLibrary）前的合影，其中左五为费孝通，左六为芮沐，右三为钱钟书，右五为宦乡。费孝通与芮沐亲密地站在一起，两人交谊甚深，这次芮沐能够参加代表团，也是费孝通积极推荐的结果。

费孝通与芮沐的友谊，早在西南联大就开始了，后来的几十年中，两人只要在同1个城市，几乎每周都要走动。芮沐佩服费孝通的博学广闻，学术目光深邃，而费孝通则对芮沐的外语天赋惊叹不已。芮沐精通英、法、德、俄、日这几门外语，也会东欧的一些小语种，尤其是精通拉丁文，是北大拉丁文的numberone（第一）。拉丁文的基础是中学时在教会学校打下的，后来他一直勤学不辍，功底非凡。在北大，外语系的教授来找芮沐请教辞典上没有的单词，一度也很盛行。

这次访问，在美国引起轰动，费孝通和钱钟书经常被单独请去作各种演讲，更加蜚声中外。特别是钱钟书，在国内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因为这次访问而再度引起世界关注。而芮沐，因为他严谨的“法律”性格，因为他一贯谨慎低调的做人原则，没有那么吃香。但回国后，芮沐发现他的学术研究环境开始有了很大改变。这次访问，无疑对他后来提议建立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起了巨大作用。

回国后，芮沐第1个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芮沐一直在民法领域下功夫。总结几十年的经验，他认为，刚解放之际，废除了旧中国的民法全书，引进了苏联的法律系统，使得民法的起草没有基础，非常艰难。可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人，在邓小平同志当时极力号召“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法”是一条可行之路。虽然当时已经制定了“企业法”和“合同法”，还有“民法通则”，但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远远不适应的，应该搞出一部“经济法”。

当时芮沐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重视，也赢得了许多法律专家学者的响应。在北大，先后成立起了经济法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芮沐都担任第一任所长。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已经70高龄的他，亲自给本科生甚至前来学习的临时学员们上课，其草创之艰难，今天的学人们实在难以想象。

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芮沐老教授，骑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在校园中奔波。学生的宿舍，他一趟一趟地跑，完全没有70高龄的老专家的架子。甚至到90高龄，也能经常见到他在人行横道上顶着烈日避让着车辆前行，目的地还是学生宿舍。作为老师，他对待学生的一片赤诚，不知道令多少学人感动不已。

与老布什的交谈

我挑出来的第四张照片，是1983年在美国，芮沐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在交谈的场面。本想详细打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但芮老与芮夫人都语焉不详，也许有些话牵涉机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老布什是个中国通，1974年曾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身份偕夫人芭芭拉到中国，在中国长驻多年。在会谈中，他讲起自己两次见过毛主席，一次是1974年陪同基辛格国务卿去见的，一次是1975年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总统福特。老布什还说，他的儿子小布什，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1975年的夏天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像爸爸一样，骑自行车逛遍了整个北京城。

会谈最后之际，老布什说，他一生最喜欢吃的食品，就是北京烤鸭，一提起来就要流口水呢。当时宾主都哈哈大笑起来。

自创立国际经济法后，芮沐先生出国访问和教学的机会很多。创立国际经济法这门学科，也是为了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国际贸易日益增多，贸易争端也日趋激烈，极需这方面的法律人才。后来进行WTO谈判和现在在WTO工作的中国专家学者，许多都是芮沐当年的弟子。芮沐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国际经济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

1个世纪的年轮

芮沐先生今年已经98岁高龄，而按照中国古代的年纪算法，人一出生就一岁，过了年就两岁，那么芮沐先生也可以称作是“百岁老人”了。1个世纪，匆匆走过，芮沐先生留下的，是精彩而深刻的足印。从欧式教育的重视条文的学养，到立足国情深入实际的实践精神；从纯粹理论的法学研究，到联系政治贯通经济的实干研究；从西方的各种流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芮沐先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真理，同时也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直到2000年，也就是92岁高龄，他仍然在带博士研究生。我挑出的第五张照片是芮沐先生2000年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议的情景（见题图）。直到今天，他还每天都要阅读和思考，并没有放下著书立说的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面对仍然谈笑风生的芮沐先生，我想，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妻子在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上班，所以我委托她，把从芮夫人那里取来的照片还回去。妻子完成任务临告别之际，忽然被芮沐先生叫住了。妻子以为还有什么事，芮沐先生却问了这么一句：“他是记者，每天到处跑，你是怎么抓住他的？”

妻子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告诉我，我想，看来芮沐先生的脑子还是转得很快的呀，对周围的事物，也是观察得很敏锐的。由此我想到他长寿的秘诀，与这种乐观幽默的性情是分不开的。他一辈子做人都很低调，从不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你即使遍翻图书馆的资料，再上网苦苦搜寻，也很难找到他为自己写下的片言只语。而在采访中我也分明感觉到，一旦谈到当年“委屈”过自己的人和事，他就会来上一句“我忘了”。我想，保持这种心态的人，自然是应该长寿的。

本文标题：沉痛悼念叶旭东教授-转载：沉痛悼念黄建始教授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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